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发展；创新
1实体经济的含义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与服务的生产，销售一体化的经济活动，它主要包含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其他产业部门，同时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等。是一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一些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微小型企业在资金方面供给严重不足，融资的成本高，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甚至有的去借高利贷，融资难，融资贵，使那些企业喘不来气，有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由于外需萎缩，再加上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生产经营中资金周转起来会更加困难，资金更加紧张。但各类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金，中小实体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很不稳定，在实际的资金运行过程中，总有许多中小实体企业资金周转方面上出现很大问题。一些中小企业因不能从银行贷款而转向民间融资，借高利贷度日，资金成本相当高，且风险也非常大。货币供应分配不均是当前经济中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
（二）产品市场需求受限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外向度已超过80%，有些地区经济的外向度更是超过了100%，我国大部分工业企业都在做外贸产品[5]。由于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作为外贸产品主要销售地的欧美国家市场需求不振，大量工业企业产品销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有的订单减少，有的价格降低，有的资金回收困难，还有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新兴市场虽然有所拓展，但总量不大，而且困难也不少，难以抵消传统市场下滑所带来的影响。国内市场拓展由于经营模式不同和需求类型不同，所以很难弥补国外市场需求不足。相对于虚拟经济，目前实体经济的市场制约更加明显、更加直接。目前，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市场信用体系不够健全，尤其是国内市场信用，特别明显，直接影响市场规模的扩展[9]。各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产品假冒伪劣屡见不鲜，知识产权侵犯时有发生等等问题，还比较严重。就当前局势，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科学的信誉评价体系和诚信体系，如果不能尽快有效地解决失信问题，将会导致国内市场混乱，开拓的综合成本就无法下降。实体经济企业普遍感到国内市场开拓难于国外市场，因而一些外贸产品生产企业宁愿缩产停产，也不愿拓展国内市场。
（三）创新投入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市场、资源、环境等多重压力之下，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创新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就显得尤其重要。但不少中小企业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能力，很难开展有效的创新活动。一方面，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比如研发经费的投入和新产品试制费用的投入等都需要大量的前提资金往里面投入。而在创新这些活动过程中又具有很大的风险，如研发失败、资金空投的现象经常发生，企业需要对这方面风险具备应对能力，这使得一些企业知难而退；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创新技术实力，需要引进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设备，这些方面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做保障。由于大量实体企业缺少资金支撑，创新活动难以有效开展。企业成本日渐上升。实体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综合成本构成内容众多，远多于虚拟经济。另外，目前劳动用工成本也在快速上升，不少生产企业感到招工难，用工成本高，人事管理难度大。
3发展实体经济的措施
（一）着力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水平
认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快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按照高端、高质、高新化的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抢占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要积极的引导与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开发力度[2]。促使实业生产活动提高一个新的台阶。加强科学管理规划，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形成相互配套协作的产业链，以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着力发展战略性产业，在投资政策和要素保障上给予更多支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进国外技术先进、生产环保、效益良好、带动力大的产业项目，以此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企业管理，推动企业完善现代企业规章制度，改进和提升经营业态，增强企业竞争的软实力。
（二）营造脚踏实地、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水平，转变服务理念，积极支持和保护实体经济发展。着力帮助生产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为实体经济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排忧解难，清除障碍。努力提高政府服务，大力改善服务水平，积极开展企业经营活动，提供政策服务、信息服务、智力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和问题。积极探索并出台对实体企业发展有帮助的各方面决策，引导企业以实业为主，努力提升企业的产品总体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使以实体经济活动的企业得到更多的保护。为实体经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和要素资源，要在才能、土地、资金等方面确保满意。要逐步增强市场运行的秩序，严查一些假冒伪劣和知识产权侵犯等违法的行为，这样才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平等、透明的市场环境。
（三）处理好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在虚拟经济健康的情况下，不仅能为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需求保障，同时也有利于实体经济分布结构的形成，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1]。要把握住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现代市场经济中，发展持续性的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必不可少，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有效地进行金融监管，这样才能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尽快制定并实施公正和公开的市场准则，切实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做到消除任何无形与有形的市场壁垒。完善和实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方案，激励民间资本向基础性和资源性行业进入，增强实体经济在上游行业的竞争力度；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产能过剩的下游行业，要对落后的产能进行兼并或淘汰，以此来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要增强其对上游行业的谈判能力，从而防止实体经济行业在分配利润上出现差距过大的情况。
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2
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
(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
(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
(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
(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
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2011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
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资本问题；融通性；研究范式；视域
中图分类号：F0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05-06
步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这四大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新的挑战，经济学界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应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其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本身都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许多理论成果对深化改革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特别是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资本的研究似乎松懈了。这显然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不相符合。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观念、概念、资本实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问题的研究也面临着全新的重大挑战。一个基于文献的判断是对《资本论》视域研究的、马克思称之为极其简单而无内容的最基本的资本问题的研究停滞不前，文献极少；而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的具体而极其繁杂的资本实践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文献极多。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带来了深思。本文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基于《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比较资本研究的融通性问题。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功能等，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概括为“为资本正名”。其中代表性研究包括梁坚、何炼成、杨承训、文宗瑜、武建奇、蒋学模等的研究[1-6]。另一个时期是在21世纪初，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对资本的研究更多地结合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特别是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特殊性，但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何炼成等[7]。但也有学者批判了“资本中性论”，认为不存在“公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总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而主要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的具体形式进行研究，其资本形式主要表述为：中国固定资本存量，特别是物质资本存量以及中国资本积累及其效率等。代表性学者有：张军等、李治国等、王孟欣、张勇、吕冰洋等[8-12]。这些研究一般使用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构建数学模型，通过实证结果检验其结论。通常认为这类实证研究与第一类从《资本论》视角对于资本的研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很少有文献把二者结合起来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两类研究之间可以互相借鉴，特别是对于从《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可以借助于第二类研究的某些数据或结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成果。综合来看，完全照搬《资本论》的内容，将其看成不变的教条，直接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中根本行不通；而完全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有可能陷入“数学教条主义”[13]。可见，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须借鉴外国一切先进理论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因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以《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时，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具体资本的某些方法、手段。从《资本论》三卷研究内容的逻辑关系来看，第一卷着重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三卷中“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且有明确的规定性。一卷中“资本”概念最抽象；二卷中“资本”主要指产业资本，或更加强调为工业资本；三卷中“资本”主要指各种具体资本，即作为特殊要素的资本形式。可见，本研究可以借鉴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似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就是一个很高深的领域，只有专门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才去做，并且似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体的资本形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科学数据等相隔离，这显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且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而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保证其研究结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二、两种视域下比较研究的主要方向
（一）资本概念
“资本”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马克思正是围绕“资本”构建展开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频繁使用资本概念，但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赋予资本的内涵大致有狭、中、广三种，我们分别称之为狭义资本、中义资本、广义资本。
狭义资本，作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特殊剥削关系，是反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特有范畴。马克思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4]在这里，资本以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为决定性条件。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上述狭义的资本关系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其他一切关系，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最基本、最主要、最常见的是这种狭义资本。
中义资本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剥削关系，而且是对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共有的一般剥削关系的本质概括。这种中义的资本含义，马克思在多处使用过，如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
广义资本作为一般无酬劳动支配权或剩余劳动索取权，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迄今任何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共有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的最后，马克思先把剩余劳动称为无酬劳动，接着指出：资本“按其本质来说，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这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际上是无酬劳动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14]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而剩余劳动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下，其具体形态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在封建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地租，在奴隶社会则主要表现为对奴隶的直接强制劳动，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又表现为社会的积累、管理和保障费用。马克思写道：“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3]马克思把这种剩余劳动看作“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既然剩余劳动存在于迄今一切社会形态中，那么作为剩余劳动支配权的广义资本，就是一个内涵极为宽泛的概念。
从国内文献来看，目前从《资本论》视角研究资本问题的文献相对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因主要是当时市场化体制建立，改革进一步深化，需要对资本概念的深入研究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从目前来看，那一时期相对集中的文献对于资本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很多共识，特别是学者们在从广义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时，始终无法突破狭义资本概念的束缚，从而形成巨大的矛盾。学者们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与马克思的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始终未有定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争议就是关于“公有资本”概念的认识问题。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本问题，其资本概念与《资本论》视角的概念有巨大差异。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主要从要素论角度出发，其体现的是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而从《资本论》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则更多体现的是生产关系，这也正说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关于资本物质方面的研究总是具体而多样的，而关于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总是简单而抽象的。由于概念范畴的判别不同，也导致了研究具体内容的差异。因此从目前资本问题研究的现状来看，关键是学者们如何从两类资本概念范畴中找出研究的融通点，为两大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内容，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
（二）资本规模和结构
本文所指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一国宏观意义上资本总量的规模和结构。其与金融学、企业财务学上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概念不同。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资本是依靠剥削工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但物本身并不天生是资本，只有当它们成为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并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生产出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所以从本质上说，资本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总是体现在物品上，通过一定的物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些物品本身天然就是资本。因而历史上和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资本说成是同生产工具一起出现的、超越历史的范畴，否认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而将资本主义解释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4]
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也必须体现为一定物的形态。那么这种资本所体现的物质形态在量上如何衡量？国内学者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都不太关注这样的问题，至少笔者从《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四种刊物中未找到这一视角的文献。相反如果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角度研究资本量化问题的文献却非常多，特别是将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角度的文献占有很大比例，在上述四种学术期刊搜索的结果中约占到60%。本文所界定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宏观上资本表现物的量的规模和结构。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同时在实际中如何衡量这一定义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在经济学理论界少有研究。结合收集到的上述经济学期刊上的主要文献，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语境下的资本规模的量的衡量，由物质资本的存量来代替；而资本规模的结构问题，可以由物质资本存量的总量指标中按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两大类进行解构。这样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大视域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可以创新性地融通起来，下文尝试以此为例具体展开。
三、两种视域下资本规模和结构融通研究例证
笔者对两种视域下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尝试用量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问题进行深入认识，当然这种尝试难度大，也难免存在许多漏洞，不过做为一种尝试可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这一思路对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精确化”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或变为“数学教条”[13]。因此在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根本目标上，必须明确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本作用是什么。
资本的迅速积累是中国最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深入改革和非国有经济比例上升，稀缺资本无效配置的现象逐渐减少。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成就，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已经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被广泛认同。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体系、市场机制和制度变迁都明显存在转型的痕迹。那么，中国的资本存量在经济转型的路径上又表现出哪些内在结构的变化趋势呢？
显然上述这些重要思考是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来展开研究的，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张军（2004）、李治国（2003）、吕冰洋（2008）等。借助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建国以来资本积累的总体规模情况。如图1所示。
图1、图2能够清晰地刻画出中国从1952年至今物质资本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总体规模。尽管从图1、图2及相应文献也能看出具体研究中选用方法及指标方面仍存在差异，但这些细节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要点，因此不影响我们对中国建国至今资本总体规模变化趋势的认识。显然基于马克思《资本论》视域研究资本问题的既有文献并没有给出中国目前资本总体规模变化趋势的精确化分析结论，那么这种资本总规模量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问题的启示和意义是什么呢？马克思笔下，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考察资本概念最为抽象，最为概括；而随着《资本论》创作的进一步进行，马克思关于资本具体形态的变化也逐渐展开，资本的概念也逐渐具体化和可量化。马克思从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资本概念入手直到资本形态的变化分析研究，是以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大量资料和数据为前提和基础的，尽管我们在《资本论》中看不到大量的数学推导和模型，但绝对不代表《资本论》是概念的堆砌和纯逻辑的游戏。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如何从量化角度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来看，以这些量化研究结果为基础，需要进一步做哪些研究工作？这就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在当代中国，关于资本有无，或为资本正名已经成为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把“资本”与“公有”联系在一起，正式提出“公有资本”的新概念。这就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及其与“公有资本”的联系和区别，进而科学地把握公有资本的内在规定和要求。尽管公有资本概念本身仍存在许多矛盾，如资本一般，即使是包含在公有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一般，笔者认为它和包含在私有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一般是同一个东西，绝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它是一个与当代经济现实密切相连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概念，因此包含着一些我们并不喜欢，却又不能不接受的内容。唯其如此，它才是一个有用的科学范畴，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深入地研究。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背景全然不同，马克思不可能超越时代而预见到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资本问题，诸如私人资本和公有资本等概念范畴。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必须直面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上述中国物质资本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总体规模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研究才能体现这一思路呢？笔者尝试将中国物质存量总体规模进行结构划分，以体现这一资本总量中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的比重，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此处的公共资本存量与公有资本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价，但是其物质内容上有很大重叠，因此，笔者用公共资本存量近似地来表征公有资本的存量特征。
在众多的有关中国资本存量的文献中，主要是对中国物质资本存量总量进行估算，但如何对总量资本存量进行分解则是一个难题。传统上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粗糙，一般采用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或者预算内财政投资中的基本建设支出部分作为公共资本的代表，其余则作为私人资本。对资本存量总量进行分解的文献很少，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为例进行阐述，如图3、图4所示。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别，本文估算的中国资本存量结构与张勇（2010）的估算结果差异较大。显然，本文低估了中国的公共资本存量规模，但与张勇（2010）的估算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仍有其现实意义。为什么会低估呢？首先，作为中国的国情，国家预算外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会被转为公共部门资本存量，因此对应的投资必须包含这部分。其次，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究竟算私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在当前的研究中，国有企业投资被计算在私人投资领域。尽管就国有企业的职能而言，其仍然属于生产领域，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国有企业的投资更接近于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纯粹的私人投资行为。如果把快速增加的国有经济的投资计算在私人部门，从而得出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可以拉动私人部门投资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但是这样却低估了公共资本存量对实体经济的真正影响。
就中国资本存量变化的特点来说，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存量近年来快速上升，而图3反映出以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为主的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等准公共部门资本规模相当高，私人资本存量只是近期（2006年）才超过公共资本，反映出中国离市场化的程度还很远，发展模式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公共资本规模的持续扩张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中国投资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的资本规模始终居高不下，且在近年出现快速上涨势头，这说明国有企业仍然牢牢地把持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政府支出结构同样不合理，作为公共支出主要职能的社会保障支出只是在近期才接近资本性支出，但仍然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很大。
中国的投资和资本存量快速增加，资本的快速积累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连续15年可以实现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在合理地分解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规模比传统认为的要大得多，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比想象的大得多，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如何理解这一研究结果，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四、讨论与启示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极为不同，导致了在我国很长时期内基于这两种视域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形成巨大反差。本文所尝试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也不在于将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在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的实践出发，如何运用现有理论更好地揭示中国特殊背景下这一问题的规律性及发展趋势。显然，在当今中国，如果学术研究将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完全隔裂，是不能反映中国资本实践问题的真实情况的。那么在两种研究范式不发生质的变革的情形下，在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思路上进行创新融通，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概念的研究
资本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在《资本论》三卷中，资本概念的界定有明显不同。但是这些有差异的资本概念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资本概念由于《资本论》具体研究目的不同而进行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界定，但他们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制度高度吻合，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尽管马克思在第二卷中也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预言，“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15]然而马克思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准确预见到当今的情况，因此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下，资本概念的研究前提与马克思所处时代迥然不同，也必然有其特殊的矛盾。公有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在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下的一种必然，而这一概念反映了资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但这一概念本身也存在着特殊性和矛盾性，因此从两种视域下研究资本问题有助于完善公有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社会总资本（社会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联系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马克思在后续论述中采用了大量数据例子来说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然而这些数据并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如何在统计学意义上被量化是有意义的。本文所考察的物质资本存量总量与《资本论》中的社会总资本是不同概念，但两者密切相关。社会总资本衡量资本规模，进一步分析可考察其结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资本所有制结构的研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内容。资本与公有制存在本质上的矛盾，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能够让公有资本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本质，在公有资本概念仍需要不断重新认识的条件下，要真正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非常复杂。
（三）关于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
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是一个老问题，但在当前中国却遇到了许多新情况。从已经有的许多观点来看大致有：（1）认为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已不足50%，其主体地位已不复存在。（2）从企业注册“资本”比重看：我国的公有资本已大大少于外资资本，也大大少于私营企业的资本，因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3）从企业“资产”的比重看：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公有制企业（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资产已少于其他企业的资产，所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下降。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很不准确，结论也极不科学。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理论界的普遍共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然而这一共识在现实中如何去解读，特别是在本文所指的两种视域下如何去研究，必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课题。
正如本文第三部分的结论，中国物质资本存量快速增加，在对其合理地分解为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规模比传统认为的要大得多，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比想象的大得多，国有经济牢牢把持着国民经济命脉。这是否体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然而经济现实却并不理想，特别是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结果还存在许多问题。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投资领域存在着很大偏差，公共部门的过度投资阻碍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也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艰巨的挑战。这说明公有资本并未体现其真正价值。
笔者认为对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的问题，应改变传统的公有资本所占“比重”和“绝对数量”的观点，向所具有的“质量”和所体现的“投向”（领域）转变。如果说，进入21世纪前，实践“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一使命，就是使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转向某些社会民生产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则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不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是资源约束日益强劲、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此时，大量国有资本连同收益仍滞留在一般制造业，就践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使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在竞争性领域很难认定国家对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资本控制力就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也很难确认在某个行业提高国企占比就能“体现国家控制力”。原则上讲，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国有资本具有公共性，它的投向应当体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16]。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有其特殊性和历史性，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下以融通视角更好地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重大课题。我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指出：“纯粹的单一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不混合着其前一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后一发展阶段的萌芽的经济制度，客观上是根本不曾存在过的。”[17]王亚南告诫说：“要彻底了解一个社会的代表经济形态，除了注意其规模或数量外，同时还得以此三方面去确定其性质。其中之一方面，是要看该社会所由构成的诸基本经济条件，在体现着怎样的社会本质；另一方面，是要看社会和诸基本生产关系，形成了如何的社会阶层构成；最后第三方面，是要看该社会的一般经济活动，在被怎样的指导原则所左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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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4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
，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乳交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
（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
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
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
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
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在宪法上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也就承认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宏观调控的普遍需求和不可或缺。
[2]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同传统部门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不同的。例如，民商法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私人主体之间的私益冲突，而经济法则要解决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由此它们的调整方法、价值取向等会有所不同。
[3]在马歇尔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性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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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5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三）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20]。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二、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21]。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22-23]。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24]。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如图1所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三、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图1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现代企业；经济管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一、现代企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明确的管理职责
现代企业开展经营活动与管理活动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经济收益并不是衡量现代企业综合实力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今天，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既要重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重视社会效益，不然会对现代企业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在现代企业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并且各个部门中也配备有专业知识水平较高的优秀人才，然后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依然存在比较传统的经济管理管理理念，致使各部门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存在比较严重的交流与沟通问题。特别是企业遇到需要承担管理责任的问题时，各个部门将管理责任退给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企业缺乏明确的管理职责。还有部分企业对企业生产、经营环节中的管理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而忽略了经济管理工作，未能将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实施工作认真落到实处，如同一纸空文，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管理职责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了解，不仅不利于激发广大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从而致使现代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秩序出现混乱，不利于现代企业的长远发展。
2.管理组织相对落后
现代企业管理组织相对落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1）企业管理组织模式比较单一，虽然部分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并且采用集团化的运作方式，然而在构建经济管理组织时，由于受到传统管理思想、观念以及模式的影响，所以较多地存在较为落后的“直线职能制”组织形式；（2）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高层领导或主管由于管理的方面比较多，所以经济管理工作通常交给负责人或企业的部门经理负责，可见，企业高层领导或主管对经济管理工作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对相关工作的执行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3）现代企业各部门与各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交融性，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中存在的各类信息与数据和经济管理中存在的具有较大的差距性，致使主管领导依据经济管理文件做出的决策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4）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组织具有较差的适应性，无法在进行相对比较复杂的工作项目时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大大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效率。
二、解决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中问题的对策
1.更新现代企业经济管理观念
观念在现代企业各项经济管理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对现代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更新现代企业全体员工，特别是高层领导的思想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为企业上下创设出一种良好的内部管理环境，使企业全体员工能够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现代企业在更新管理观念时，需要关注经济管理方面的新观点，注意培养自身的战略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为现代企业制定经济管理目标和经济方针提供可靠的保证，实现使全体员工及领导管理层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和全局观念的目的。由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具有影响规模大、牵涉范围广等特点，因此现代企业需要将创新管理理念作为指导，并且还要具备评估和预测各种企业风险的能力，重视运用比较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使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使现代企业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2.创新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和策略
现代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创新经济管理制度和策略过程中，除了要使企业内部现有的组织模式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之外，还要能够满足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现代企业在制定经济管理制度时，需要坚持综合考虑、全面分析的重要原则，并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各项生产、管理以及经营活动的具体要求，并且能够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对经济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适时地调整，从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以及管理制度的实际操作能力。与此同时，为了使企业员工对经济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需要对奖罚制度中的实际执行情况给予高度的重视。对于工作中业绩比较好表现比较积极的部门或个人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对那些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工作人员或管理人员需要给予相应的处罚，以起到警示的目的。现代企业经过这样的奖励制度，不仅可以更好地实施和推行经济管理制度，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员工参与企业经济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能使企业员工能够有章可循，更好地履行现代企业中的各项规章制度，促进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3.加强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评审及优化
经济管理体系主要是指现代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时所采取的模式和方法，经济管理体系是由企业主管领导确定的，但是具体执行和监督则多是由具体部门的负责人来进行。因此，对现代经济管理体系进行评审和优化时，需要充分考虑到经济管理体系存在的诸多特点，最好采用分解评审的方法，然后将各个方面评审的结果进行综合，使经济管理体系得到整体优化。在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具有实施情况进行评审时，企业主管领导需要对人员的组织情况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且根据多次评审结果确定经济管理部门的实际工作效率，对于长期存在的问题必须进行有效地改革和完善，以达到优化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效果。同时，在经济管理系的评审中要引入先进的绩效考核办法，使现代企业中各个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能够对自己的评审项目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了解，能够准确地辨别出责任主体，使接下来的改革工作能够得到更好地进行。
参考文献：
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7
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密切关联，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质与量。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弊端丛生，无法逾越“增长的极限”，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为此，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尚需适度改变国民经济系统的构造，使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由于经济系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经济结构调整是一国需要不断解决的基本问题，具有长期性和永续性，而并非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因而无论是否发生金融危机，无论是否倡行“低碳”经济，经济结构都要适时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有效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其中，对于经济政策及其政策工具等经济手段，学界已有诸多探讨，而对于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其调整手段，则研究明显不足。事实上，经济结构调整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故法律手段亦不可或缺；对于各类主体所从事的经济行为，尤其需要经济法加以规范。
纵观经济现实，不难发现，在诸多行业和领域，要实现经济的有效发展，既需要在经济层面不断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在法律层面加强经济法的调整，从而形成“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法调整共存”、“政策性调整与法律性调整同在”的格局，由此便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双重调整”问题。上述的“双重调整”，与经济、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诸多复杂问题直接相关，是一个跨越宏观、中观与微观各个层面，涉及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法学方面的问题，贯穿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始终，直接决定一国的经济能否稳定增长和健康发展。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双重调整”问题的系统、综合探究尚亟待深入，尤其需要从经济法的视角展开思考和探讨。
笔者认为，经济结构调整有赖于经济法的有效调整，必须处理好政策性调整与法律性调整的关系，解决在“双重调整”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政策而轻法律”的问题；为此，需要加强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和立法结构的调整，解决“双重调整”方面的重要经济法问题，从而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
按照上述思路，本文试图说明：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是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领域的新的重要命题。国家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行为作为一种宏观调控行为，涉及调控主体和调控受体的诸多权责问题；只有引入和强调经济法的调整，才能确保经济结构调整行为的规范性，才能更好地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保障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
二、经济结构调整有赖于经济法的有效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法调整，分属于不同的类型和层面。从总体上说，经济结构的调整有赖于经济法的有效调整，并且，后者对于确保前者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透过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般说来，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地区结构等，这些多层次、多类别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涉及社会、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力图解决各类结构失衡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例如，我国在产业结构方面，提出了“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在消费结构方面，强调要提高国民的消费能力，不断扩大内需，并实施了“家电下乡”等诸多措施；在分配结构方面，基于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分配比例上的失衡问题，以及在个人分配领域的分配不公问题，也采取了调整财税政策等多种措施；在区域结构方面，为了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了一些促进区域发展的规定，等等。
上述调整经济结构的诸多措施，已大量体现为政策和法律措施的并用，直接对应于法律上的权义结构和权益结构。因此，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不能仅从经济角度理解，还需要从法律层面认识。要确保经济结构的调整能够遵循法定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以实现对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就离不开经济法的有效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之所以有赖于经济法的有效调整，是因为经济法调整对经济结构调整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或反作用，能够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从现实情况看，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突出的政策性，而经济法调整则具有突出的法律性。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涉及各类主体的权利、利益，需要解决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经济法的全面规制和有效调整。
经济法的有效“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法要对相关的经济关系作出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法制度也需要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作出改变，并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法律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也是各国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立法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还要强调经济法调整的“有效性”。由于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是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因而经济法的调整也必须符合“绩效原则”，即通过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确保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此外，经济法的有效调整，还具有突出的“规制性”，即具有把积极的鼓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的属性。这与经济结构调整所体现出的政策性是内在一致的。例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涉及调整手段的强制性与任意性、约束性与引导性，等等。全面把握经济法调整所具有的规制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问题。
三、“双重调整”显现的突出问题
虽然经济结构的调整有赖于经济法的调整，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结构与经济法的“双重调整”过程中，却存在着非常突出的“重政策而轻法律”的问题，即调整经济结构的各类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受到高度重视，而与之相应的立法和执法则较为滞后，导致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相对较低。如前所述，经济结构的调整本属经济问题，但因其涉及相关主体的产权变动和利益调整，因而必须依法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尤其应当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作出法律限定。但目前许多领域的立法却或尚付阙如，或级次较低，导致政策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
例如，在产业结构方面，目前的立法主要有国务院的法规、指导目录等，但如此重要的领域，立法层级确属较低。在投资结构方面，直接立法的最高级次仅为行政法规，有关实体和程序的规定相当欠缺；与此相关，对4万亿元巨额投资的诸多质疑，体现了人们对预算法、国债法以及投资法等领域立法不足或有法不依的担忧。在分配结构方面，国家尚缺少综合擘画，分配方面的政策和法律规范十分分散，目标不一，导致分配秩序混乱，分配不公问题突出。在消费结构方面，消费能力、消费水平、消费物价指数等，都与消费结构调整直接相关，同时，也与微观主体权利和宏观经济运行紧密相连，但整体的消费立法缺失，也直接影响到内需的不足。
此外，在区域结构方面，也存在类似的突出问题。例如，为了解决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我国基于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不同区域的差异，基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不同经济区的特殊性，结合经济地理和法律地理，出台了系列意见》和相关制度，*但对全国经济版图影响深远的区域结构调整，却受政策影响更大，法治化水平相对也更低。
综上所述，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应从经济层面、政策层面予以关注，也要从法律层面特别是经济法层面加以审视，重视经济法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要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就必须摆正政策与法律的位置，加强立法，提高立法级次和立法质量，同时，还应加强执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而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与经济法自身的结构调整直接相关。
四、“双重调整”与经济法的结构调整
要解决上述“双重调整”所显现的突出问题，需要对经济法的结构作出适度调整，尤其应当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和立法结构加以优化。其中，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侧重于经济法规范的内在构成，包括经济法的主体结构、权义结构、责任结构等；而经济法的立法结构，则侧重于经济法立法体系的内在构成，包括经济法性质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等。经济法的上述两类结构密切相关，其中，规范结构的调整要通过立法体现出来，并影响立法结构的变化；而立法结构的调整则会对主体结构、权义结构等诸多结构的调整产生影响。为此，应当关注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和立法结构所构成的“双重结构”，并对其进行适当调整。下面着重以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为例来加以说明。
在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中，从主体结构来看，经济结构调整涉及两方面的主体，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另一方面是处于某类经济结构中并需接受结构调整的主体，其类型较为复杂，主要是市场主体。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中，虽然具体的主体组合各不相同，但大略都可以分为上述两类，从而形成主体的“二元结构”。
上述的主体结构，对应于经济法复杂的权义结构，涉及纷繁的权力/权利配置问题。例如，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央政权调整经济结构的权力，是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权，直接影响整体的经济运行与经济系统的完善；而从某类经济结构中的经济主体来看，则涉及许多具体权利，如投资权、分配权、消费权等等（上述权利是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所作出的概括），并且，每种权利都与多种经济结构相关。其中，投资权涉及投资数额、投资区域、投资范围等，与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相关；分配权则是享受投资回报的权利，以及其他参与财富分享的权利，与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相关；消费权包括企业消费权与个人消费权、生产消费权与生活消费权等，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相关。可见，经济法上的结构调整或制度安排，关乎上述权利的配置或某种具体权义结构的形成，从而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直接影响。
事实上，在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各类特定的经济结构中，都蕴含或对应着特定的“规范结构”。通常，规范结构的调整会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必然涉及特定的规范结构。
例如，产业结构作为一类非常重要的经济结构，其调整涉及产业进退等制度安排，涉及相关主体的资格，以及市场主体的投资权或其他产权问题。从经济与法律的关联性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是产权结构的调整，必须解决好各类权利和权力的配置问题。事实上，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同行业的不同主体的进退，与产业调控权的行使直接相关。有时，产业调控权可能会与相关市场主体的产权发生冲突，为此，需要明确哪些主体享有投资权，以及国家行使产业调控权的限度和边界等，以有效解决权利和权力的配置问题，从而形成产业法领域特定的权义结构。
推而广之，在宪法以及经济法的体制法层面，都可能涉及市场主体的产权保护，以及不同级次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权力行使问题，等等。只有在经济法中解决好各类结构性问题，不断地完善其规范结构，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法调整，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
在调整和完善经济法规范结构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各类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例如，消费结构涉及消费能力、消费权的问题，而消费能力（包括生产消费的能力和生活消费的能力）如何，则与分配结构相关瑥；同时，在整个分配体系中，政府、企业、个人以及其他主体各自的占比，关系到各类主体的消费能力，并会影响消费结构；另外，一国究竟选择以政府消费为主，还是以企业消费或居民消费为主，会影响相关投资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见，如能有效调整分配结构，进而影响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就会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会影响地区结构，并对整体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上述各类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在经济法上行使宏观调控权与保障投资权、消费权、分配权等诸多权利的基础，必须依据上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联、冲突等来有效地配置各类权力与权利，从而实现各类结构的协调，达成经济法内在结构的完善。
经济法规范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有助于发挥经济法系统的功能，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为经济结构的优化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和保障。而上述规范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立法结构的优化，包括立法层次的提高、渊源体系的完善、数量比例关系的协调等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双重调整”中的重要经济法问题。
五、“双重调整”中的重要经济法问题
无论是经济结构与经济法的“双重调整”，还是经济法自身结构的“双重调整”，都要解决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法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体制问题、宏观调控权与市场主体诸多权利的配置问题、各类主体权益的保护问题、结构调整制度的实施问题、经济法各个部门法的协调问题，以及经济法的立法结构的优化问题，等等。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在“双重调整”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政策轻法律”的问题。
从体制问题来看，所有的经济结构调整，都与特定的体制相关。例如，产业结构涉及计划体制或具体的产业管理体制，投资结构涉及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分配结构涉及整体的分配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税收体制，等等。而上述体制的形成，都与现行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与经济法上的体制法直接相关。各类经济结构调整，都受制于一定的管理体制。而体制是否优化，则往往直接关系到经济结构的优化。因此，需要对某些管理体制作出调整和改革，重新调整相关经济法主体的权限。但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在体制调整方面关注不够，这是经济法调整方面仍需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上述体制问题直接相关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权问题。在整个政权体系中，哪个机关或机构享有哪类具体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权，享有哪些方面的调整权（如产业结构调整权、投资结构调整权），必须在法律上明确。
各类经济结构的调整权在国家层面往往具体体现为一定类型的宏观调控权，如产业调控权、投资调控权等。这些类型的调控权与财税调控权、金融调控权相比，似乎在层次上不那么“宏观”，但却比后两类宏观调控权更“综合”；它们在综合性上类似于计划调控权（因而可以把它们放入广义的计划调控权之内），但又比狭义的计划调控权稍微“微观”、“具体”一些。对于上述各类调控权，还需作更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分配结构调整权、区域结构调整权等，往往需要多种类型的宏观调控权的配合运用，才能实现相应的目标。
与上述的结构调整权密切相关的是市场主体等各类主体的诸多具体权利，如投资权、消费权、分配权等。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如何公平地保护各类主体的各类具体权利，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不应忽视的重要问题。
为了解决前述的体制问题，有效限定结构调整权，充分保护各类主体的具体权利和合法权益，还应注意综合运用各类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来实现各类经济结构的优化。例如，在消费结构的调整方面，要扩大居民消费，除了应采取政府补贴等措施外，还应依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保障食品和药品安全，同时要发展消费信贷，等等。上述各类措施，涉及财政法、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竞争法、金融法等多个经济法领域，只有协调运用上述各类经济法制度，才能更好地实现调整消费结构的目标。又如，在分配结构的调整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就必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这不仅关系到经济法主体的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还涉及整体上的收入分配问题，需要财政法、税法、证券法等多种经济法制度以及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社会法制度的综合调整。
上述各类经济法制度的协调，尤其应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法措施的协调上。例如，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和调整经济结构而出台的“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就规定了需要相互协调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财政补贴、出口退税、优惠贷款，等等。这些具体措施的协调，与前述的体制、结构调整权以及各类主体的具体权利等直接相关，是协调各类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
以上有关经济法重要问题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经济结构调整有赖于经济法的有效调整，为什么需要不断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事实上，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现实问题，如公众关注的财税法方面的预算调整不合法，以及财政收支透明度较差的问题等，都会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负面影响。而上述问题之所以会存在，则与长期以来的“政策先行，行政推进”的思路，与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对相关的法定程序关注不够等都有关联。因此，要解决长期存在的“重政策而轻法律”的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
六、结论
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既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法的调整，从而构成了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双重调整”；从两类调整的关系来看，经济结构调整有赖于经济法的有效调整，但在我国进行“双重调整”的过程中，“重政策而轻法律”的问题却非常突出，对于各类具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实践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不断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是一个长期的、重要的任务。要确保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就需要对经济法的结构进行适度调整。而无论是经济法的规范结构的调整，还是经济法的立法结构的调整，对于解决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重要经济法问题都非常重要。只有切实进行经济法结构上的“双重调整”，明确政策性调整与法律性调整的应有定位，才能增进经济法调整的有效性，更好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才能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确保结构调整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本文所讨论的“双重调整”其实体现在多个层面，在经济领域里普遍存在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法调整，是最基本的、贯穿始终的第一个层面的“双重调整”；在上述的“双重调整”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政策性调整与法律性调整轻重失调、法律性调整被弱化的问题，这构成了需要关注的第二个层面的“双重调整”；为了解决上述的“重政策而轻法律”的问题，需要完善经济法的结构，尤其需要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与立法结构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调整，这是第三个层面的法律上的“双重调整”。上述三个层面的“双重调整”密切关联，牵涉甚广，需要学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讨。
在经济系统和法律系统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法律结构的调整始终是一个基本的、持续的问题。无论是哪类结构的调整，都需要从系统的、全局的高度来关注内在结构的合理性；而要判断某类结构是否合理，则需要进行结构分析。结构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系统分析方法或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事实上，在“双重调整”的过程中，只有在系统中把握结构，在结构的基础上把握调整的方向和力度，整体上的调控才可能成功。
此外，结构分析之所以重要，还与经济法上的差异性原理直接相关。从现实情况看，主体的能力（如消费能力、分配能力、产业竞争能力、区域发展能力），主体的权义、规模等，都存在着差异，并会对经济结构的平衡与优化产生直接影响。而结构失衡正是结构调整或结构优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能够基于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失衡和劣化等问题展开有效的结构分析，则对于全面解决各类具体的结构问题无疑更有效率。
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8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分析优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其中不仅包括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包括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之下，人民币在货币流通和交易结算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汇率兑换、市场开放、货币流通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要想有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优化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一、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
（一）汇率形成机制缺乏弹性，完全自由兑换货币难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要建立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样才能够实现完全自由的货币兑换。但是在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却存在汇率形成机制缺乏弹性，完全自由兑换货币难的问题。从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来看，由于人们低估了人民币的失效汇率，使得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存在差异，导致人民币预期的单边升值，影响了汇率的稳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造成了人民币跨界贸易阶段的“跛脚”现象，最终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同时，我国当前的汇率形成机制缺乏弹性，不能有效实现充分的货币汇流，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造成外汇储备堆积的现象，从而加剧央行的持续压力，造成国内流动过程，导致通货膨胀，再加上外汇的限制，也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二）货币市场监管效率低下，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
当前，人民币的货币流通量逐渐增加，我国的资本项目兑换也逐渐开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性逐渐增强，与之相对应的货币冲击风险也明显增大。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进行货币市场的监控管理，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传导性的经济危机。而当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货币市场的监管效率低下，中央银行没有加大对货币市场的实时监管力度，从而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趋势造成影响。另外，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应当保证开放、发达的金融市场。但是实际的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殴际化的发展趋势。
（三）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区域经济贸易层次浅
我国经济总量发展迅速，人民币流通总量规模巨大，但是从人民币的国际流通量来看，其占人民币总量的比例只有10%，还需进一步提升发展。同时结合区域经济贸易情况来看，中国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普遍存在产品边缘化，贸易层次浅的情况，使得经济发展受到更多的外部冲击，最终就有可能导致人民币被市场驱逐的情况出现，限制区域贸易量。
（四）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
结合当前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内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发展时期，实际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同时，从我国各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工业产能过剩，农业发展不均，造成了诸多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工农产业发展失衡，造成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在这样的国内经济情况之下，要想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就存在较大困难，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二、优化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措施
（一）改革完善汇率制度，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
从我国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及人民币兑换情况来看，存在较多的问题，要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发展，就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完善当前的汇率度，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在实际的资本项目兑换过程中，要适当提高存款的利率，从而保证汇率体制改革的有效进行。要注意保证人民币总量的稳定性发展，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同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程度，实现地方政府跨年度预算平衡。除此之外，还要完善经济的监管协调机制，实施经济贷款责任制度，从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二）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提升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
在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力度，提升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首先，要实现金融产品的创新，发展多种金融产业，进而有效扩大金融市场。其次，应当建立完善的自由贸易区，增大人民币的境外流通，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再次，要深化金融行业的改革开放，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最后，政府应当加强对经济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保证金融发展的有序推进，减小金融风险。
（三）开展亚洲货币合作，巩固发展国内实体经济
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发展，就应当有效推进国际贸易的全面发展。所以，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开展亚洲货币合作，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国币交流与合作，促进周边区域贸易纵深化。与此同时，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巩固发展国内的实体经济，加大国内经济结构性的改革力度，从而保证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同步发展，进而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则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之下，就应当致力于推进国际贸易发展，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发展。但是在实际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阻碍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从而优化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发展，全面推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扩展金融市场，提高国内经济发展速度。
（作者单位为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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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9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2-0010-01
1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1村级财务设置中的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集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与其对应的农村集体经济财务设置也过于简单，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推行，集体经济的实力在不断增加，但农村财务管理制度设置改变却不是十分明显，除了科目设置不够完善、总账与明细账目混乱外，在部分村落甚至存在没有正式账薄的问题，诸多问题使得机体经济业务无法反映及控制集体资产流失情况。
1.2财会人员设置的问题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财务管理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在村级集体设置财务管理人员，负责本村的经济活动，同时对村级经济活动拥有一定的监督权，但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多数农村的会计人员业务能力与管理能力都无法满足发展需求，尤其是在相对较为落后的村落，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仍采用传统的单式记账法，严重制约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1.3货币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的核心，货币资金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形式的货币资金，由于集体经济的业务量相对较少，范围也较为狭窄，因此多以现金与存款的方式存在。同时由于财务人员的素质相对不高，常会出现监督不力的情况，导致管理中漏洞百出。
1.4财务收支预算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村级集体经济财务管理与核算的重要制度及原则，农村集体经济财务支出必须要量入为出，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集基层行政与经济管理于一身的双层职能组织，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建立收支预算决算制度，做到收入有源，支出有序，量入为出。但由于村级管理人员态度不够明确，对支出审批不够严格，而民主理财、收支预算决算制度及议事制度形同虚设，资产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1.5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缺失
现代经济运行必须要做到信息公开，而信息不对称就会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财会信息是否存在预期对应的披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到社会和谐建设。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属于非商品化信息，披露需要资金支持，影响披露的积极性，即使披露也多流于形式。
2导致农村集体经济财务问题的原因
2.1历史因素
这是历史发展多带来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在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财务管理体制仍然墨守成规，必然会影响到服务的质量，增加管理的问题，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
2.2我国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与政治文化水平仍然较为落后
不可否认近几年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村物质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城市的高效集中管理模式相比仍然较为落后，除了缺乏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外，人员的专业素质相对较差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2.3监督与审计的渠道不够畅通
与城市经济相比，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术语一种资源型分散型的经济，而且财务管理规模相对小且隐蔽，使得负责人对其不够重视，集体观念十分淡薄，缺乏监督，同时审计环节无力实施，使得农村的财务与监督形同虚设。
3解决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的有效对策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财务管理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对此，必须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加以控制，进而推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3.1建立并完善农村经济会计的反映与控制制度
要根据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建立相适应的账薄设置模式，实现科目健全、规范设置、做到不记错账、不漏记账，实现账实相符。
3.2建立并完善财务人员与上级总体控制的监督制度
建立并完善集体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配备良好的财务核算制度，尽管村级集体经济业务不经常发生，尤其是新的制度体制下，村级财务管理的内容日益简单，但由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同时兼具经济正直双重管理，因此有必要建立双层财务人员的监督与核算控制制度，加强监督管理，适应新农村新形势尤其农村改革的需要。
3.3加大货币资金管理与稽核的力度
货币资金是村级集体经济最为重要的一笔资产，现金与银行存款都可归类为货币资金，是支持村级活动最大的经济来源，但因为其流动性较强，因此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这就要求村级货币资金的管理与稽核力度，做到权责分明，账目清晰。
3.4建立并完善财务预算与决算制度
我国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不同，不是单纯的经营与盈利性的单位，但却是一个兼基层（村级）行政与经济管理双重管理的组织。因此，其收入较为匮乏，常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以，必须要建立村级财务建立预算和决算制度，兼顾多方利益，加大执行力度，同时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与检查。
结束语
总之，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对此相关部门及农村财务人员自身都要给予其足够的重视，采取有效对策加以改进，推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我国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
参考文献
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篇10
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实际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融合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围绕这分析中国国情，解决和研究中国的建设和革命两大问题进行开展的，因此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理论中心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不彻底性和空想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是以解决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主，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明显特征。例如：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演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任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现代社会的总体面貌和基本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封建经济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决定，因此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任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改进与完善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都是以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包含了理论原则和实践的批判性，同时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进出上进行了改进和发展。总而言之，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上来看，中国现代经历理论将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二)以实事求是为研究宗旨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思想，也就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的特点。实事求是可以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办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是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实事求是不仅是方法论，同时还是认知论，通过反复的研究和证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的宗旨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也有市场，二者同为经济的调控手段、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致性等观点，在刚被提出时其实是不被政府制定政策的部门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所认同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实践，在邓小平的1992年的男方讲话以及同年的十月的十四大报告观点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同时1990年《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主线》一文中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价值的规律性要求和计划与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等观点，在随后的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以上分析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先帝啊经济理论主体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痛死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实际问题。在进行上诉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三)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任务
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角度来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是通过对变革旧中国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垄断、官僚以及封建的生产关系，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几部提供广阔空间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促使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给经济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实现现代化的需求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目标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转变。在此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实现现代化又表现为丰富、完善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进一步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步现代社会进步的真实反映。
(四)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归宿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因此创新承载着理论的生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很多思想和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并且通过后期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历理论的结论和观点都是正确的。中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也不是列宁主义的出生地，但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被引进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的完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的跨越，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三次重要的历史进程。通过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
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特征的实现形式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无从谈起实事求是，因此可以说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与发展基础，而实事求是是衡量解放思想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同样也是构造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二)切实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中国既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也不会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胡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作用于意义更为突出。总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切实的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