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1
关键词：应计项目 盈余 质量计量模型 效度评估
一、引言
传统收益确定模式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而盈余质量观(earningsquality)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盈余质量分析的最初倡导者o'Glove在《盈余质量》一书中将盈余持续性作为盈余质量的主要问题，随后对盈余质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反应系数、盈余的持续性、盈余结构的预测性、应计利润和及时性等方面。尽管研究的角度各异，对盈余质量的评价方式也不相同，但各种研究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美国会计学会(aaa)2002年将盈余质量定义为“随着时间流逝，由应计制所确认的收益数额与公司流入的现金数额的弥合程度”。即盈余质量是指会计收益转化为现金流入能力的高低程度。应计制下的会计盈余可以分解为应计利润(accruals)与经营现金流量两部分。应计项目是指不直接形成当期现金流入或流出，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应计入当期损益的收入或费用(或者是净资产的增减部分)，如折旧费、摊销费、应收款项增减等。经营现金流量是基于现金收付制而得出的，一般比较客观不容易纵。由于应计项目的确定依赖管理层的主观判断与估计，存在较大的弹性，对会计盈余质量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可以转化成对应计项目质量的评价。
二、总应计项目变化
会计盈余包括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项目两部分，盈余管理可通过控制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项目来实现。由于经营现金流量一般与企业销售政策相关，与会计选择或估计没有直接联系，经营现金流量的可控性不强；应计利润项目相对弹性较大，其增减变动直接影响到会计盈余的多少，因此，应计项目成为盈余管理的便捷工具。笔者用应计项目调整幅度度量盈余质量，应计项目调整幅度越大，会计盈余质量越差，反之亦然。这种计量方法主要有以下模型。
(一)希利模型(theHealymodel)Healy(1985)提出了希利模型，这一模型假定：企业各年非可控应计利润是稳定的；估计期企业各年的可控应计利润遵循随机游走。公式：
其中：nDat表示t年非可控应计利润；tat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利润，t表示事件期年份，t=1，2…，t；t为估计期的年数；
从长期看，估计期各年的可控应计利润代数和为0，由以上两个假设可知企业各年非可控应计利润是稳定的，因而事件期非可控应计利润等于估计期各年非可控应计利润之和。
(二)迪安吉洛模型(theDeangelomodel)这一模型假定：企业事件期前一年度的总体应计利润为事件期的非可控应计利润。
其中：nDat表示t年非可控应计利润；tat-1表示t―1年总体应计利润；at表示事件期t年份的总资产。
迪安吉洛模型实际上是估计期为一年(事件期的前一年度)希利模型的特例。Healy(1985)以总应计项目的变化来衡量盈余质量，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应计项目中不可操纵的部分；Deangelo(1986)以应计项目的变动来衡量盈余质量，但该方法无法控制经营状况的改变对不可操纵性应计项目的影响。后续的研究者Jones(1991)，Dechow(1995)和Sloan(1996)等都倾向于以可控应计项目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提出了对异常可控应计项目的直接估计模型。
三、异常(可控)应计项目的直接估计
会计盈余由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两部分组成，应计项目又分为可控应计项目与非可控应计项目。计量总应计项目变化的方法假设未纵的应计项目在各期不变，这是和现实情况不符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Jones(1991)提出了琼斯模型。
(一)琼斯模型(theJonesmodel)Jones(1991)认为，希利模型没有考虑企业规模扩大对非可控应计利润的影响。如果企业营业收入和固定资产保持稳定，则非可控应计利润也是稳定的。而实际上，随着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和固定资产规模的扩大，相应的应收应付项目及其折旧额等应计利润项目会自然增加，因此，非可控应计利润是企业营业收入和固定资产规模的函数，琼斯提出的模型为
其中：nDat表示t年的非可控应计利润；at-1表示t-1年的总体资产；ReVt表示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ppet表示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t表示事件近期年份。α1、α2、α3由以下模型在估计期回归得出：
其中：tat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利润；t表示估计期年份；ζt为残差(即以总资产衡量的t年可控应计利润，因为遵循随机游走的特点，所以看作残差)。
(二)修正的琼斯模型(themodifiedJonesmodel)戴求、斯罗恩和斯威尼(Dechow、S10an和Sweeney)(1995)认为，琼斯在计量可控应计利润时没有考虑盈余管理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因为信用销售收入增加额部分(即应收账款增加额)往往是盈余管理的结果，于是提出修正的琼斯模型为：
其中：ReCt表示t年的应收账款净t额与t一1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之差。α1、α2、α3由以下模型在估计期回归得出：
陆建桥(1999)对修正的琼斯模型进行了再修正，提出扩展琼斯模型。陆建桥认为，修正的琼斯模型仍存在缺陷，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其与琼斯模型一样都忽视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对非可控应计利润的影响，因为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摊销额是非可控应计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忽视了这一因素，对非可控应计利润估计就会出现较大偏差，因此提出的扩展琼斯模型如下：
其中：iat表示t年的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α1、α2、α3、α4用上述方法在估计期回归得出：
Kothari，Leone，和wasley(2005)对截面Johns模型进行了修正，在估计当期异常应计项目时加入了资产收益率的滞后变量：
其中：Roai，t-1是滞后的资产收益率。
四、K-S模型
Kang和Sivammakrishnan(1995)认为，Jones模型及修正后Jones模型虽然已利用营业收益及赊销收益控制经济情况的变动，但
仍未控制销售成本及其它费用对非可控应计项目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遗漏变量的问题，而且用来预测非可控应计项目的自变量与盈余管理不独立，即存在互为内生的联立问题，使得对回归系数及误差的估计值出现偏误。K-S模型在销售收入之外，考虑了销售成本及其它营运费用的影响，从而减少遗漏变量的问题，估计时利用了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variablesapproach)及广义矩法(gener-alizedmethodofmoments)，减少互为内生的联立问题及变量计量的误差。thomas和Zhang(2000)则更进一步证实K-S模型的绩效表现显著优于Jones模型及修正后Jones模型。K-S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aCCBaL=流动资产一现金及约当现金一流动负债一折旧及摊销一递延所得税+应付所得税；ta表示资产总额；ReV表示销售收入；aRt=应收帐款及票据一递延所得税；eXp=折旧外的所有费用=销货收入一营业净利一折旧；oCaL=流动资产一应收帐款及票据一现金一流动负债一递延所得税+应付所得税；Gppe表示机器、厂房及设备；Dep表示折旧及摊销。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2
零售商以增加销售额为目标无可厚非，但盈利能力和客户满意度对构建长期成功才至关重要。零售商可能会疏忽甚至犯的明显错误都有哪些呢？
零售的成功多靠销售额来衡量，但有个“例外”——销售额增长并不能一直产生您所期望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短期内。例如，如果盈利能力或客户满意度并未随着销售额增长而提高，那这种增长可称得上是积极的吗？
各零售商以增加销售额为目标无可厚非，但盈利能力和客户满意度对构建长期成功才至关重要，而这些方面即使在销售额增长时也可能被忽略，其原因在何处呢？有什么方法使销售变得有利可图？
以下是零售商们可能会疏忽或者甚至犯明显错误的五个方面：
1.脱离客户：存在于购物者预期和零售商交付能力之间。
2.单一的库存视点：缺乏真正的、实时库存可见性，令零售商就可盈利的客户订单难以执行最有利的决策。
3.盈利能力下滑：这常由昂贵的执行选择引起，这些选择一直在侵蚀产品的毛利空间。
4.传统遗留系统：不愿“咬紧牙关”更换传统系统往往可能会拖组织其余部分的后腿。
5.客户服务：客户服务可能会因不能可靠提供新的执行服务而受损。
脱离客户
曼哈顿公司最近的研究表明，客户需求与零售商的供应能力之间存在差距。与一年前相比，现在客户获得商品的速度甚至更重要。更多的客户正将网订店取（57%）或当日送达（48%）这类服务视为加快这一过程的一个方法，而且，此情况将随着执行成为提升客户忠诚度的主要战场。该研究证明了这一点：83%的购物者对可靠执行订单的零售商更加忠诚。客户知道自己要什么，亦明白他们可以从零售商那里得到什么。
单一的库存视点
当日送达这类服务需要很多方面人力的高效配合，然而如果没有单一并掌控全局的库存视点，那这些服务几乎都不可能执行。
如果收到广西的一位客户的订单，需要从广东的一个配送中心发货，那您可能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便可安排调配送货。但如果在广西相应的商品有库存——或者甚至过剩呢？那就彻底改变了执行选择的相对成本。企业应该考虑提供即时网订店取或门店发货服务。换言之，零售商需要考虑产品价格、利润及执行选择成本。
库存可见性有助于做出更好执行决策。拥有单独的库存储备库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则为实现客户订单的智能采购。目前只有20%的公司能始终准确了解其总库存，亦只有这些公司才可能提供可靠的网订店取提货和当日送达服务。
盈利能力下滑
如果缺乏对供应链的实时可见性，零售商往往不能满足客户需求，这时，即便销售额稳定甚至出现增长，其利润却很可能缩水。
举例来看，如果只有5%的订单需要提供网订店送服务则无需过于为此担心。但如果这个数字变成15%，或想要当日收货的客户比例由48%暴增至80%，那就需要改变了。零售业日新月异，多渠道购物在零售消费中的比重已达70%。提高盈利需要改正与库存可见性或库存共享有关的早期错误，并将相应成果应用于服务交付能力。
若能以正确方式完成此操作，则盈利能力会朝着零售商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且利润也会增长。
遗留系统
每位零售商至少都有一个遗留系统。这些遗留系统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被轻易取代的企业关键系统，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只是残余部分。
这些系统不一定要分开，但肯定需要整合，这样它们才能在端到端的无缝客户订单管理和订单执行流程中扮演适当角色。若遗留系统为企业关键系统，但非企业其他部分的核心，这意味着什么呢？具有如此巨大价值的遗留系统除了要在最现代的订单管理系统中发挥作用，还要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如果供应链和订单生命周期管理系统采用平台方法，那所有这些系统就可集合在一起，互相交流并有助于做出良好决策。
客户服务
提供网订店取或当日送达服务主要是为了让客户更满意。在一个理想的成本世界，从配送中心往门店成批运任何商品往往更便宜，但客户不一定想要这样的方式。
如果是为了客户，那就请确保服务质量和可靠性足够好，这样客户才会真正想要使用该服务，并成为回头客。
如果客户使用网订店取服务，但因店员无法找到相应产品或门店尚未根据预期订单量配置人员而让客户在店内等了45分钟，那客户就再也不会使用这项服务了，所有的投资也会变得毫无价值。
顶级零售商的“规定动作”和“惯例途径”
认识到零售已发生变化后，下一步就规划长远路线图，这对确立成功策略至关重要。过去，为了应对下个旺季，专注于短期销售目标就好，反观今日，多渠道零售规模不断演变并长期存在，令零售商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顶级零售商已通过增加对所有库存的实时监测、引进智能订单采购和路径选择以及整合店铺库存执行能力为更多零售商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3
【关键词】盈余质量；经理人成本；公司治理；应计质量
一、引言
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职高消费、贪污公款、挪用并转移资产和携款潜逃等现象屡见不鲜，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问题表现突出，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引起了成本的增加。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盈余操纵现象频繁，信息失真严重，众多上市公司盈余均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资本市场中出现了上市公司盈利的“10％”和“6％”现象，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频繁性与普遍性。这些现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已经受到了严重损害。
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由于契约双方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人即信息的优势方往往实施与委托人目标函数不一致的行为，进而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为了缓解或解决问题，需要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建立一套机制，以使得人的行动符合委托人的利益目标。这种机制一般会通过契约（显性或隐性）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公司章程、经理人报酬契约等。
最优的契约安排应该是能够使得成本最小化，因此其构建的最优标准为人的努力程度。然而，由于人的努力程度无法被委托人观察，因此无法作为契约制定与执行的基础。作为契约签订和执行基础的必须是能被委托人和人观测到的共同信息。在有效资本市场前提下，会计是信息优势方向信息劣势方传递信号的一种手段，而且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手段之一。
二、文献回顾
在财务与会计研究中，成本的计量有两类方法：一是直接计量企业的效率损失或额外支出；二是通过影响成本的公司因素间接地计量（李明辉，2005）。在前一类中广泛采用的是ang等提出的营业费用率法和资产使用效率法。该方法认为特定企业的成本等于其营业费用与零成本企业营业费用的差额。这种方法所计量的成本包括管理者的额外消费及其他成本，因此称之为直接成本。而资产使用效率法则从产出角度度量成本，该方法认为资产周转效率代表着经理人对资产使用的效率，较低的资产周转率表明经理人可能将资产用于非生产性目的，意味着较高的成本。后一类方法中的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财务杠杆、增长性、股权集中度和管理层持股等。
Jensen（1986）认为，企业闲置现金流量与企业成长潜力对成本有一定的影响，在拥有较多闲置现金流量，并且成长潜力较小的企业中，经理人与股东利益冲突较为严重，成本较高。他还指出，负债可以通过降低经理人可随意支配的现金流量从而降低自由现金流量的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经理人持股水平也是重要因素。自利的经理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越低，就越容易与外部股东存在分歧，保证和监督成本也就越高，成本将越高。随着经理人持有的所有权比例的上升，经理人自己所承担的花费津贴等的成本亦将增加，由于经理人将承担更大份额的成本损失，所以经理人持股可以减少其与股东的利益冲突。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本文数据为2004―2006年的a股上市公司，并剔除金融保险类、数据不能获得和数据异常的样本，共计2981个研究样本。本文以应计质量定义盈余质量并采用DechowandDichev（2002）模型进行估计。常用的Jones模型及修正Jones模型均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非操控性应计项目是由一些会计要素决定的，而这些会计要素是没有纵的。
其中，tCa为经平均总资产调整后的线下项目前总应计项目，等于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差额除以当年平均资产总额；CFo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asset为平均资产总额。
将样本公司按照21个行业分类（除金融保险类和制造业外的11个一级行业，加上制造业的10个二级行业），基于每个行业的样本公司数据估算方程（1），并将回归残差的绝对值|εi,t|作为本文盈余质量的第一个度量指标eQ1。eQ1的数值越大，表明样本公司的应计质量越差，盈余质量越低。
Kothari等(2005)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与公司当前及过去的业绩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关研究指出，对操纵性应计项目的估计将会显著地受到公司当前及过去业绩的影响。Kothari等采用同行业和相近资产回报率公司的操纵性应计项目来控制样本公司的公司业绩对应计项目的影响，研究表明这种方法提高了盈余管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基于Kothari等的方法对eQ1进行调整，以控制企业业绩的影响。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将整个样本公司按照前述的行业分类方法分为21类；第二，计算每个样本公司的资产回报率，资产回报率等于当期净利润除以期初资产总额；第三，根据样本公司前一年的资产回报率，将每一行业中的样本公司五等分，并求解每个等分中方程（1）回归残差εi，t的中位数median_ε；第四，计算第i个样本公司εi，t与该公司所属等分的中位数median_ε的差额（在计算第i个公司所对应等分的中位数时，需将第i个公司暂时剔除）。将该差额的绝对值|εi，t－median_ε|作为第i个样本公司另一个经过业绩调整后的应计质量度量，记作eQ2。
本文采用调整后的管理费用率度量经理人成本，计算方法为：调整后管理费用＝管理费用－（坏账准备本期增加额－坏账准备本期转回额）－（存货跌价准备本期增加额－存货跌价准备本期转回额）。同时，本文选择了如下的控制变量：经理人成本aC_eXe，其计算方法是调整后管理费用/销售收入净额；盈余质量指标eQ(k)，计算方法是第k个盈余质量指标（k＝1，2）；规模Size，计算方法是期初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负债水平Lev，计算方法是资产负债率；高管人员持股Share_exe，计算方法是所有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总和；独立董事比例Ratio_ind，计算方法是独立董事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Share_1；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经济性质owner，需要注意的是当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时取值1，为民营时取值0；股权制衡度H2_5，计算中的注意点是等于第2到第5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方和；自由现金流量FCF，计算方法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营运资金变化－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资产总额。
基于以上变量定义，本文将采用如下的模型（2）作为基本回归模型。
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盈余质量的企业的经理人成本较低；
假设2：当公司治理较完善，盈余质量趋于良好时，企业的经理人成本趋向更低。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假设1的回归结果
公司治理是会计信息质量包括盈余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控制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将t-1年的盈余质量作为t年盈余质量的工具变量，对模型（2）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表1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盈余质量eQ1和eQ2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t值）分别为1.639（3.01）和3.327（2.23）。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盈余质量越差的上市公司，其经理人成本越高。较差的盈余质量导致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加深，股东无法准确地衡量经理人的努力程度，也无法有效地监督经理人的行为。由此而导致经理人有更多的机会在职消费、滥用，甚至偷盗其受托管理的公司资源。假设1得到验证。
（二）假设2的回归结果
假设1的验证给出了基于水平数值的回归结果，其结果可以解释为横截面差异的不同，即所有的样本公司相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盈余质量越低的上市公司其经理人成本越高。本文利用变化量来分析盈余质量的改善对经理人成本的影响，并同样采用工具变量方法以控制内生性问题。具体的回归方程如模型（3）所示。
表2给出了基于模型（3）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其中，解释变量?驻eQ1和?驻eQ2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t值）分别为0.570（3.04）和0.619（3.42）。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不完善，盈余质量变得越差，上市公司的经理人成本越高，即当盈余质量趋于良好时，企业的经理人成本趋向更低。假设2得到验证。
五、基于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影响和同一样本公司连续观察多期所带来的组内相关问题，本文采用了面板模型进行了相同的分析。相应的回归结果显示，相应的固定效应检验、随机效应检验及Hausman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性，因此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在绝对量回归中（panela），盈余质量指标eQ1和eQ2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关系数（t值）分别为0.287（5.53）和0.255（4.67）；在变化量回归中（panelB），?驻eQ1和?驻eQ2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t值）分别为0.455（7.14）和0.449（6.75）。因此，在控制了可能的遗漏变量和组内相关问题后，回归结果仍保持不变，即假设1和假设2依然成立。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作为委托合同设定基础的盈余，其质量的高低对经理人成本的影响，并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具体而言，以经过业绩调整后的应计质量度量盈余质量，以调整后的管理费用率作为经理人成本的度量指标，在控制了自有现金流、企业规模、负债水平、股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后，本文发现，高盈余质量的企业的经理人成本较低，当盈余质量趋于良好时，企业的经理人成本趋向更低。在分析中，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和面板模型等方法控制了内生性、遗漏变量、组内相关问题，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会计信息的公司治理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结果也暗示，在解决资本市场中广泛存在的问题时，应以提高信息质量为根本。这意味着不应仅从事后的监管处罚出发，而应更多地关注如何确保高质量信息的生成与传播，特别是作为资本市场公共产品的会计信息。当前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和财政部关于会计信息化的推广等均是如此。
【参考文献】
［1］陈汉文，林志毅，严晖.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由琼民源引发的思考［J］.会计研究，1999（5）：29-31.
［2］佟岩，程小可，关联交易利益流向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J］.管理世界，2007（11）：56-62.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4
合同严过于法律
政府特许经营反映在政府规制行为上，是一种“以合同方式进行管制”的方式。因此，政府特许经营合同比法律法规更严格、更具体。政府特许经营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单个项目层次的而非整体层次的，正因为此，特许经营合同的条款才能够约定得比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更具体、更详细。显然，未经合同约定的经营行为一律是不许可的，其隐含的意义是。特许经营合同是比法律法规和总体规划更为严格的契约。
具体地，每一个美国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权的授权主体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美国国家公园的国家管理机构，1916年依法成立)的上级主管――美国内政部部长，具体的特许经营合同的管理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这样，美国政府保护其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思想、理念和对资源的基本规制，就可以通过特许经营合同条款的形式全面、完整并且非常具体地体现出来。例如，到2005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经营项目直接管理着在130个国家公园的591个特许经营合同。
政企分开非盈利
通过特许经营，充分体现资源保护、管理、监督由政府承担，经营(包括向游客提供的食、宿、交通和娱乐服务)由第三方(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遗产管理机构)提供的政企、事企分开的模式。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可能是特许经营的终极效果，而并非如有些学者所判断，以此推进美国国家公园的私有化改革。
美国国家公园推行特许经营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虽然在美国《特许经营政策法案》第三条中明确规定，允许并授权给被特许经营者在履行其应尽义务的前提下，取得与其资本投入相称的盈利。但是，与每年20亿美元的保护管理预算相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政府特许经营每年仅取得约8亿美元的特许经营费收入。不仅如此，按照《政府特许经营政策法案》的条款，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还对某些投资改善国家公园内不动产的特许经营者实行补贴。
引入竞争游客获益
政府特许经营的目标是让游客获益，恰恰没有考虑让管理机构获利、让经营者获暴利的目标，因此，特许经营需要通过竞争而不是垄断获得。
1998年，美国颁布了《1998国家公园管理局政府特许经营管理修正法案》，它废止了《政府特许经营政策法案》中的某些条款，为了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游客得到服务的质量、更好地保有娱乐和服务设施、不使国家公园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高于园外同等水平、不使一些特许经营者获得暴利，在特许经营合同筛选过程中，特别优先考虑小经营者、短合同经营者(一般为10年，最长不超过20年，而不是过去的30年)，采用新的补贴计算公式(鼓励特许经营者放弃经营权，而不是拥有经营权)。
简言之，美国国家公园实行特许经营目的：在国家公园中引入私人资金向游客提供服务。其特许经营项目包括，旅馆、汽车旅馆、简易小屋、房车场、帐篷等。经营收入的数量并不是国家公园政府特许经营的目标，相反，法案规定，经营收入要服从被特许区域的资源保护目标以及以合理的价格向游客提供充足且恰当服务的目标。
风波不断为哪般
我国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体系包括世界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文化景观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遗产资源体制改革经历了数次风波，上世纪90年代末，风景名胜区旅游企业上市一度甚嚣尘上，待其告一段落后，2004年前后，在我国的一些部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又兴起了“特许经营权转让”之风。
目前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特许经营存在的核心问题，除了承袭上市时的整体转让、垄断经营等特征外，还普遍存在基本概念混淆、法律原则不清晰、操作规则混乱、监督机制缺失等弊病，由此，必然会对遗产资源的保护产生管理风险。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有些政府官员和学者却热衷于承认和接受现实、提出将所谓的遗产“特许经营”行为规范化，把遗产资源等同于高速公路、出租车、水务等产业，套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概念，甚至提出将风景名胜资源作为资产，在经营中实现增值，而无意从基本概念、法律原则、风险防范等方面进行澄清和分析讨论。
张冠李戴祸之源
在我国广泛使用的“特许经营”源于“franchise”和“concess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翻译。然而它们的经济学含义是有区别，在不同的问题情景下将这两个概念混淆，一概含混地统译为“特许经营”，容易产生歧义甚至谬误。
商业特许经营(franchise)与政府特许经营(concession)相比，商业特许经营实际上是一种专营特许许可，泛指给予或授予一般的商业专营权的特别许可，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一般而言，商业特许经营涵盖的范围较大。
我国《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商业特许经营是指通过签订合同，特许人将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商号、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授予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经营体系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
政府特许经营与商业(专营或分销)特许经营相比，政府特许经营更强调事物或资源的所有者授予或售予他人使用或经营的权利。政府特许经营涵盖的范围较小，只是商业特许经营的子集。它一般指私人参与投资或承租的项目，是现代合同式规制的主要实现方式。
本文中的遗产地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选择某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一定范围内，不违反遗产保护前提，以微利或不赢利的方式向游客或访问者提供某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制度。
政府特许经营，特别是遗产地的政府特许经营一般不具有专营或分销的含义，而突出以具体的合同约定所表达的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特别许可。因此，部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政府特许经营的特许人应该是政府。
与以“命令一服从”为特征的传统行政行为不同，政府特许经营具有以下的特征：政府特许经营特许人与被特许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政府特许经营以特许人和被特许人的自愿为前提，表现为双方的互选性和妥协性；政府特许经营缔结过程的公开性和竞争性；政府特许经营合同援用民法或私法(如《合同法》)并不意味着此类合同就因此成为私法契约。有学者认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政府特许经营合同的性质是一种行政合同。但是，目前我国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此类政府特许经营制度的公法性，致使在实践中过多地强调该制度的私法性，甚至将政府特许经营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商业特许经营合同。
厘正含义助发展
在法律意义上，商业特许经营属于私法领域，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属于民事契约。政府特许经营的问题，相对于商业特许经营比较复杂，它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换的必然产物，到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法律界尚存在一些争议。然而，厘正其法律含义有助于政府特许经营今后的存在和健康发展。
按照上节的定义，遗产地特许经营应属于行政许可，是一种公法行为，而非商业交易。因此，遗产地特许经营合同是一种行政契约，而不是民事契约。有学者明确提出，公法性是风景名胜区特许经营的主要法律属性。遗产地政府特许经营的公法属性主要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
遗产地特许经营的公益性目的。比如，美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严格规定，提供休闲的方式不会对子孙后代享有资源造成损害。国家公园内所提供的必要公共设施、设备和服务应该受到严格控制，以预防无管制和被滥用。旅游活动不能过度损害公园资源和价值；公园内的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与最有效的保护资源和价值相一致。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5
本文认为，遗产型景区作为规制对象具有传统自然垄断产业不一样的规制需求和目标，成本加成的价格规制是有效达成遗产型景区规制目标的手段.
关键词：成本加成定价；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
按照规制经济学的理论，具有自然垄断和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的产业需要进行政府规制，规制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大方面。其中经济规制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对价格和进入机制的管控以实现规制目标，社会规制通常是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及安全环保措施等标准进行规定。本文从遗产型景区的属性入手，分析遗产型景区的经济规制需求，确立规制目标，探讨规制目标的有效实现途径，即成本加成定价.
遗产型景区的特殊属性遗产型景区是指以自然和文化遗产为吸引物的旅游区和旅游点。遗产型景区的特性与一般的自然垄断性产业不同，一般的自然垄断性产业具有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等经济技术特性，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特性客观上规定了产业的垄断性，因此自然垄断性产业需要政府规制，而遗产型景区本质上是具有国家公共事业属性的产业.
从产权的角度看，遗产型景区应该毫无争议属于公有产权，并且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同时因为遗产型景区所承载的大量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很多都是稀缺的脆弱性资源，价值上具有超经济性，并且很多资源一旦破坏永久性不能修复，给人类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以上两点规定了遗产型景区具有很强的公共事业属性。因此纯粹从社会效应考虑，遗产型景区最好的管理机制就是作为国家的公共事业进行统一管理，作为纯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把资源的保护作为唯一目标，在此前提下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需求.
把遗产型景区作为完全公共事业纳入国家预算体系，按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看，一般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这样庞大的系统。即便是把遗产型景区更多的看成公共事业管理（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的部分发达国家，也面临很大的资金预算困难，比如美国和加拿大。所以，很多国家在把遗产型景区看作是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挖掘其经济效能，以保证遗产型景区的再投入与可持续性发展.
事实上，遗产型景区因其稀缺性、文化性、自然生态性而具有很强的经济价值.
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旅游产业也随之迅速崛起，而景区是旅游产业链上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遗产型景区在整个景区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遗产型景区具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与整个旅游产业是不可分割的.
显然，我们既不能将遗产型景区完全按照纯粹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运作，同时又不能过分依赖其产业经济效能，而只能将其视为兼有一定公共事业属性的特殊产业来管理。作为一个产业需要有效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提高配置效率；作为公共产业，需要通过政府手段保证公有资源避免市场滥用。因此采用类似于自然垄断产业的思路来规制遗产型景区有一定理论上的协同性，同时因为遗产型景区属性更复杂，其规制所要兼顾的问题要多于一般的自然垄断性产业。或者说遗产型景区具有多于一般资源垄断产业的规制需求.
遗产型景区的经济规制需求遗产型景区的规制就是要做到两点，一是保护遗产资源，二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具体涉及到自然垄断性、负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偏在等方面的问题.
经济原理表明，垄断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遗产型景区的区位和资源的差异性限制了竞争，因为资源独特的遗产型景区产品几乎无替代品。另外，由于单个遗产型景区空间上的不可分割性和经营项目的难以分离性，决定了同一遗产型景区难以分拆形成面对面的竞争，或者说遗产型景区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上两方面都规定了遗产型景区的自然垄断属性。按照规制经济学理论，自然垄断性产业要求政府对经营者进行经济规制.
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中存在着大量的负外部性。如旅游目的地的过度开发不可避免造成人类共有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破坏；在组织旅游活动中，因为游客超过景区的承载力对旅游目的地环境带来的污染.
这些都是因景区的开发和经营导致的负外部性。市场在负外部性上是失灵的，必须依赖政府的规制.
遗产型景区产品存在公共物品属性，准确地说是一种俱乐部产品，即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一种产品。游客进入遗产型景区享受旅游消费，一般只是收取一定的准入费，进入景区后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这样容易使得经营者只侧重开发其他的盈利性商业项目，可能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也需要政府规制.
信息偏在也会导致市场失灵，即旅游地经营者和游客之间针对旅游地不具有对等信息，经营者对其产品信息掌握的相对较多。信息偏在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行为，比如出现劣等旅游产品驱逐优等产品的现象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信息偏在性也是政府进行经济规制的理论依据。根据科斯定理，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景区经营者能与消费者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最优配置资源。但现实社会中交易成本总是存在的，依靠经营管理者和消费者通过契约方式配置资源会因为交易成本的过大变为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对遗产型景区进行经济规制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提高社会福利.
遗产型景区的经济规制目标因为遗产型景区的自然垄断属性，遗产型景区通常的经济主体只能是一家或者极少的几家，有限的经营主体，有很大的积极性通过独家或者串谋的形式利用垄断地位制定较高的价格，掠夺消费者剩余，扭曲社会的分配效率，这就要求政府通过价格管控和营造可竞争机制等手段进行经济规制。因此，分配效率是遗产型景区规制的目标之一.
作为不存在竞争或者竞争很弱的遗产型景区行业，政府还应该通过一定规制方法营造一种竞争机制激励经营者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和革新，充分发掘遗产型景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管理和经营效率是遗产型景区政府规制的目标之二.
遗产型景区的开发和经营具有投资额度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尤其是对遗产型景区中的自然文化遗产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保护需求越来越强烈，所以维护企业的发展潜力就成了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的目标之三.
除了分配效率、经营和管理效率及经营主体的发展潜力之外，由于遗产型景区经济效益与遗产资源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因此遗产资源的保护就成了规制的内在目标。本文把遗产型景区遗产资源保护问题作为经济规制的内生变量进行实证分析。遗产资源保护也就成了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目标之四，这也是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中有别于一般资源垄断性产业的重要特点.
成本加成定价模型分析价格规制是遗产型景区规制目标达成的有效途径。经济规制中价格策略一般包括边际成本定价、价格帽和成本加成定价，各定价策略的效果不尽相同.
边际成本定价在很多领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定价方式之一。边际成本加补贴（亏损的时候国家给予补贴）的定价方式会对景区的资源保护的提高有积极的一面，因为按照边际成本定价，经营主体就不会削减对遗产型景区的资源保护方面的成本，也就是说不会产生遗产资源保护和盈利性项目之间的交叉补贴行为，从而使得景区的遗产资源保护成本得到保证。但对遗产型景区来说，边际成本加补贴的定价方式会给国家财力带来很大的压力.
价格帽定价是一种能提供有效激励机制的针对自然垄断性产业而言的定价方法.
就遗产型景区的价格规制而言，价格帽规制模型难以实现经济规制的第四个目标.
因为经营主体对利润的追求会导致资源过多的配置到盈利性项目上，从而忽略对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也就是所说的交叉补贴现象。因为遗产型景区经营多为一次性收取门票费用，不单独收取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用，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本费用都包含在了门票费用之中，同时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本投入也有很强的弹性，投入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成本加成定价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自然垄断性产业中的定价方法。成本加成的定价模型可能会产生a-J效应。a-J效应表明，在投资回报率的规制下，企业会产生一种尽可能扩大投资回报基数的刺激，这样在规定的投资回报率下经营主体会得到更多的利润。在成本加成的价格规制中还存在规制滞后效应问题，规制滞后效应是由于规制机构对被规制单位的投资回报率的周期调整所造成的。规制滞后效应可以达到类似价格帽规制模型对经营主体效率刺激的效果。对规制滞后效应控制在于调整投资回报率周期的时间长度和可预期性。控制投资回报率的时间长度能调整生产效率和社会分配效率之间的平衡，与对专利保护期限的规定类似；控制调整周期的可预期性能坚定经营主体的可信性，防止由于经营主体对调整周期的不确定性产生的消极行为.
综上分析，成本加成定价模型比较有利于遗产型景区规制目标的全面实现。首先，成本加成规制能保证经营主体的发展潜力，因为一般而言，规制机构对被规制单位的投资回报率都是大于资本的成本.
第二，对投资回报率的调整可以控制社会分配效率的公正性。第三，规制的滞后效应可以促进经营主体管理和经营效率的提高。最关键的是，成本加成的价格规制模型不会降低遗产型景区经营者对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成本，成本加成价格模型是对遗产型景区资源和环境资源保护提高的一个很好的诱导手段，从而促成了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的四个目标均衡实现.
遗产型景区成本加成价格规制模型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中各项要素的准确确定，这些要素包括成本、投资资本基数、投资回报率和遗产型景区的游客数量。成本的确定首先要参照经营主体提供的成本信息，这些成本包括人员工资、税收和折旧、各项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其次成本的信息必须把用于旅游经营管理成本、旅游资源和环境的维护成本分开，以考察被规制机构的成本结构，从而规避经营主体的交叉补贴行为.
另外，对经营主体提供的成本费用应该根据国家有关经济技术指标、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关劳工的平均工资及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核实。对投资资本基数信息的要求也应该跟对成本信息的要求一样，需要经营主体的总体成本信息、旅游经营管理投资、旅游资源和环境的维护投资的结构性投资明细信息，也必须对投资额度进行必要的核实。投资回报率是由规制机构独立确定的，需要参照其他产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和经营主体经营的实际情况决定，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包括资源和环境维护情况，经营主体对管理和经营效率的改善以及技术创新的投入情况.
此外，确定一个规制周期的遗产型景区平均游客数量可根据历史年度的平均数量乘以历史平均增长率求得。需要指出的是确定各项技术指标是非常细致，同时又重要的工作，必须依靠规制机构长期的关注和经验的积累.
参考文献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6
目前，十堰广电网络的数字电视整转正按预期目标大力推进，与很多地区一样，我们也曾面临诸多困惑及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影响转换的总体进度，更会影响到转换后的增值业务开发决策下面是十堰对数字电视转换问题进行的一些思考及应对策略，希望能对业内同仁有所帮助。
发展现状
十堰广电网络下辖有线电视用户约38万，截至2009年4月9日，已完成数字电视整转用户2.2万户，其中交互用户1342户。
在数字电视平台建设方面，在搭建完成BoSS系统、呼叫中心的基础上，已建成120套节目数字化前端，4县数字电视分前端及500并发流ipQam的交互电视系统。
在双向网络改造方面，与全国很多地区一样，由于整合时间较短及城乡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十堰广电市、县、乡之间的网络状况与双向业务水平存在极大的差异――网络带宽包括：550mHz、750mHz及860mHz，光节点覆盖的用户数量从20户～2000户不等；十堰城区及郧县城区宽带网覆盖的用户数量已占总用户数的50％以上，宽带业务已初具规模；而郧西、房县、竹山、竹溪等县的有线网络仍以单向为主。
基于十堰的网络实际、融资能力，充分考虑未来开展宽带数据业务、集团专线业务、语音业务的资源预留，按照投入产出原则，十堰的双向网改选择“FttC+epon+eoC”技术模式：以光节点为中心覆盖半径250米以内，用户不超过200户范围内设置光接收机、onU和eoC的局端设备，光接收机后级联放大器不超过一级。
问题及对策
在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过程中，十堰广电网络遇到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问题1：如何找到双向互动业务盈利模式?
十堰广电网络公司目前已开展的双向互动电视业务，主要包括时移电视及VoD点播。对于这些老百姓很喜欢且需求度很高的业务，虽然投入大、运营成本高，且眼前很难盈利，但为了在竞争中增加有线电视的黏性，是整转后必须开展的业务!对于有线运营商来说，目前VoD业务依靠收费模式难以盈利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规模及用户消费心理。
以美国为例，有线电视运营商开展的VoD业务中，真正收费的只占5％，主要盈利模式还是依靠广告。同样，在中国电信推出的iptV业务中，VoD节目收费也仅占50％。
在国内，政策是限制有线运营商从事广告业务的最大因素。广电行业实行“网台分离”的改革之后，电视台与网络公司之间基本属于上下游关系：电视台依靠广告获取收入，收视费则是网络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开展相关业务却又不能与电视台争利的现实环境下，有线网络必须培育出一个新的业务市场，采用新形式(互动、用户按需搜索、作为电视商务的信息流等)，针对新客户及新领域(电视台不做的领域)提供服务，以避免恶性竞争及行政内耗。另外，还可以与电视台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以共同面对电信在广告市场上的竞争。
除了广播电视、时移电视及VoD之外，对于有线运营商来说，还有哪些业务适合在现阶段开展呢?笔者认为，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已成熟、低成本、简单的业务切入――
a、宽带业务――互联网接入类业务
十堰在搭建完成宽带城域网的基础上，采用5类线入户方式，覆盖用户约6万户，目前已为2万用户提供宽带服务。采用F1tB+epon+eoCLan3或FitC+epon+eoC方案进行改造后的双向网，不仅可为互动电视提供可行性极高的回传信令通道，还可大大降低宽带网络的覆盖成本。
b、小游戏与简单互动类业务
许多简单、低成本的休闲类、益智类，特别是带有色彩的游戏，已被实践证明不但非常受用户欢迎而且具备很强的盈利潜力。在互联网中掀起多次热潮的“网页游戏”(基于web页面、无客户端软件、仅用浏览器即可操作的游戏)，也证明了并非只有复杂、高成本的应用才能盈利!
c、视频通信类业务
近两年来，视频通信近发展很快，包括可视电话、会议电视、视频监控等。笔者建议，在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有线运营商应大力发展该项业务，以提升盈利能力。
问题2：如何兼顾网改速度与质量保障?
十堰广电公司数字整转总体策略，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网络双向化改造，在全网直接开展双向交互业务。为此，如何在保证施工进度的基础上保证网络建设的质量，就成为一个很关键的新课题。
网络工程管理属于项目工程管理范畴，应遵循项目管理的一般模式，通过组织专门项目团队，对工程进度、成本费用、工程质量进行综合考评。工程实施过程管理，曾是十堰广电网络公司的薄弱环节，下面结合我们的实践努力，对网改工程实施阶段应做好的各项工作进行简单探讨。
工程实施过程的主要工作包括：工程勘察设计、资金筹措及安排投资计划、设备、主要材料采购、建设准备、开工报告、施工建设、工程交割验收等。
a、工程设计阶段
整体流程：设计(前期查勘等)、编制设计文件、配合施工、参加竣工验收、回访等全过程；
遵循限额设计原则：限额设计投资控制角度(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决算)、限额设计网改规模(批准的可研方案规模为最终控制规模，设计和最终形成的网改规模不得扩大)，如根据总公司规定，十堰网改的户均造价不得超过40元：
主要管理内容：对施工图设计方案进行审查。
b、资金筹措及投资规划
投资规划：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总公司的资金及物资拔付计划，作为分公司，十堰需根据网改项目总体建设计划，合理制定出月度季度投资计划，并安排好建设资金；
核心工作合理安排建设资金。
c、工程设备和主要材料的采购招标订货
主要工作流程包括：根据初步设计确定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书)进行工程设备和主要材料的采购。采购方式包括招标、直接委托、竞争谈判等，核心工作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选择采购方式，签订采购合同。
d、建设准备
办理各项建设必要的手续，如方案审报审批等。
e、施工招标或安排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选择工程交易方式，选择施工承包单位，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并做好相应员工的工作安排。
f、施工阶段
进入施工阶段的条件：施工图设计已审核批准；施工承包人已确定(合同)；设备、主要材料、施工所需资金已落实；开工必需的手续已齐备；施工管理人或监理人已确定后才可以进入开工阶段；
设计交底：由设计、施工、工程管理人员共同参与，具体内容包括：由设计人员介绍工程的建设条件、设计指导思想、规范、构想、工艺要求、新技术情况、施工注意事项等，并需回答施工队、工程监理等人员的提问；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如是否与合同内容一致等；
主要管理工作内容：工程质量控制、进度、投资控制及合同、信息管理；
管理工作依据：施工承包合同；有关法律、法规；公司有关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及工程规范标准；国家强制性及推荐性标准。
g、竣工验收阶段
当网改项目按设计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全部完成后，即标志着项目可进入验收阶段，符合验收标准的，须及时组织验收，办理固定资产移交。
竣工验收的范围：批准设计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内容；
竣工验收的依据：设计文件、验收规范、合同及有关审批、修改、调整文件等；
竣工验收的程序：建设项目验收一般可分为初验(交工验收／施工验收)、终验(竣工验收)两阶段；
验收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标准性能、规范的执行、工艺外观、档案、工程数量清点、财务执行情况及遗留问题等；
主要管理工作：首先是编制文件。竣工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工程综述、工程监理、工程基础资料、工程概预算执行情况、竣工决算、遗留问题、经验教训总结等；其次组织开展初步验收，试运行，工程结算及竣工决算办理资产移交等工作。
问题3：如何选择技术合作伙伴?
与很多地区不同，十堰广电网络公司选定某企业的互动电视方案后，从前端平台、网络设备到终端机顶盒全部采用该公司的方案与设备。鉴于这一前提，十堰与该企业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战略合作关系，而非简单的甲乙双方。
之所以选择这种合作模式，主要是基于未来对多业务发展的考虑。作为传统上只能提供单向广播业务的有线运营商，显然没有能力独自搞定业务、技术开发、平台建设、业务推广与市场营销等诸多复杂课题。因此在整转初期，运营商只需搭建好网络平台，业务完全可以交由专业合作伙伴去做，这样才能发展得更快、空间也会更大。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与合作伙伴进行分工合作就成为运营商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根据十堰的实践，这种合作主要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运营商觉得供应商动作太慢――技术改进太慢或降价太慢；而供应商则认为运营商“光说不练”，网络改造的实施进程太缓慢(与电信等行业相比，广电行业的供货商一般规模都较小，投入之后如果长期得不到回报就很容易被运营商拖死)。因此，如何解决“鸡和蛋”命题，对合作双方都是一种考验，只有达成共生、共荣、共存亡的共识，这种合作才能走向共同发展的光明大道。
另外，如果选择了一个企业作进行战略合作，作为运营商需防范将“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的风险。为此，一些防范风险的措施是必须具备的，如当运营商无法对供应商进行及时的货款支付时间，需引进多家生产商来共同分担；系统提供商的相关技术必须有限度地开放给第三家；为防止供货企业的突然倒闭，要求供应商将产品相关技术资料委托给第三家保管等。
问题4：如何取舍新技术与熟技术?
与全国很多地区相比，十堰广电网络在整改过程中，不但敢于主动试验新技术，而且通过实践不断将新技术变为成熟技术!
笔者坚决反对不经试验就盲目采用新技术，主张大规模应用一定要采用成熟技术!但技术成熟总需要一个过程，这时就需要运营商和设备供应商共同试验，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7
关键词：股权激励制度盈余计量修正Jones模型
一、引言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省略info.省略）公布的各上市公司定期报告。2006年初我国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管理试行办法》为股权激励的实施提供了规范性规定，但由于文件的实施具有滞后性，经过2007、2008两年时间，股改前遗留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两《办法》的规定也已逐步渗透到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所以本文在选取样本时考虑到以上因素而未像其他类似实证研究一样选取2006年公布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而且对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做实证分析的结果有较强的时效性。股权激励样本公司如（表1）所示。
（三）变量选取理论与实证界对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采用三种方法：特定应计项目法、管理后盈余分布法和总体应计利润分离法。其中总体应计利润分离法是国外对盈余管理研究时经常采用的计量方法。采用总体应计利润分离法的目标就是在企业的利润中“识别”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而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的指标。本文选择使用应计利润分离法中修正的Jones模型用以计算可操控性盈余。修正的Jones模型：其中，nDait表示估计期非操纵性利润，at-1表示t-1期末总资产数值，?驻ReVit表示t期与t-1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驻ReCit表示t期与t-1期应收账款的差额，ppeit表示t期期末固定资产总价值，iait表示i公司第t年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i表示第i家公司。原因如下：本文样本选择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它们分属于不同行业，所以从行业角度讲，不具备共性，故不宜使用特定应计项目法；本文的结论不仅要得到公司是否采用了盈余管理，并且还要得到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及程度如何。所以管理后盈余分布法也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修正Jones模型发生第一类、第二类错误频率较小，从收入操纵等方面的检测能力比其他各种模型更为突出。而且，国内外文献当中计算公司盈余时通过各种模型的比较分析发现，修正Jones模型相对于其他模型较为适合我国的证券市场。此外，引入以下控制变量：第一，公司规模。一般认为规模较大的公司治理结构较完善，管理者盈余管理的能力大大受到限制，所以公司规模越大，盈余管理强度反而会比较弱；第二，资产负债率。通常情况下，具有高资产负债率企业的高管相比于低资产负债率的企业高管有更大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因为债务契约刚性使他们更加担心违反后对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他们更趋向于盈余管理；第三，很多激励草案中的行权条件涉及到对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所以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一控制变量。
（四）模型构建本文构建如下模型：Dai=a0+a1Ratioi+a2QUaLitYi+a3Q+a4moDei+a5LnSiZe+a6DeBti+a7Roei+Sit。
其中：Dai代表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样本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利润；Ratioi表示高层管理者股权激励程度，用股权激励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来衡量；QUaLitY表示第一大股东性质，i=“1”表示国有控股，i=“0”表示非国有控股；Q表示股权制衡程度，用第二到第四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商衡量；moDe表示股权激励模式，i=“1”表示采用限制性股票，i=“0”表示采用股票期权；LnSiZe表示公司的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DeBt表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Roe表示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将选取的样本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草案的时间划分为2008年数据组和2009年数据组。需要说明的是，把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告日作为实证研究的基准点是因为：股权激励方案的关键时点虽为授予日、行权日以及出售日，但从我国股权激励实施的进程阶段来看，大多数尚处于授予阶段，并且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行权价格不得低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收盘价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个交易日内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二者的较高者”，由此可见，管理层首选并且进行实质性盈余管理的时点是激励草案的公告日。根据，运用SpSS软件可得到2008年和2009年的αi、?茁1i、?茁2i值，并依次代入修正的Jones模型中，计算出不可操控利润。再利用Dait=tait-nDait可分别计算出2008、2009年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表2）显示的是2008、2009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的统计描述。从2008数据可以看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均值是0.0103，表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盈余在公布的前一年为正；从2009数据样本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均值是0.0019，表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高管在计划公布的当年对盈余进行了向下的调整，这为上市公司为实施股权激励制度而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样本的t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2008年至2009年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均值下降很快，而样本组中所有上市公司尽管公司性质各不相同、所处行业不同、经营环境有所差异，但向下调整盈余的行为却一致，因为他们都公布了股权激励草案，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对2008年数据组和2009年数据组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证明股权激励制度引起盈余管理行为。以2008年数据组作为2009年数据组的对照组考虑了以下几点：第一，以往实证研究在做配对样本t检验时通常选用与样本公司所处行业相同且公司规模等特征相似的公司作为对照样本，这样做具有一定缺陷。例如一般做t样本检测时通常会用到回归计算，如果样本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垄断或特殊行业，那么同一行业中与样本类似的公司数量可能会少于30个，则不能满足统计上对数据数量的要求，所以只能把这样的公司从样本中剔除，这样做就减少了样本数量，影响检验结果；第二，以2008年的Da数据作为2009年Da数据的对照组一方面可以避免所采用方法的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公司来说在不同的时间（2008、2009）只因为同一变量（是否实施股权激励）的改变而引起同一指标（Da）的变化，那么可以合理推测是改变的变量引起了指标的变化。这样选取的对照样本进行t检验分析结果在理论上更为准确。所以，样本公司2008年计算出的Da便是实施股权激励当年公司盈余的天然对照样本。（表3）中p值为0.005远远小于显著性水平0.05，通过了统计上的检验，也就是说实施股权激励前后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Da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对照组的天然优越性证明了由于实施股权激励而引起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假设1成立。
（三）相关性分析（表4）是Spearman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从表中可以大致得到各个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因变量Da之间的关系。由于变量含有经济意义，变量与变量之间会存在内生关系，所以要把数据带入到公式中，才能验证它们之间关系的强弱。
（四）回归分析从（表5）可以看到，Ratio的系数为正，说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值越大，其值为0.764，说明两者之间相关程度为76.4%，所以假设1成立；QUaLitY的系数为0.091，通过了置信区间为90%的检测，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要比非国有控股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高9.1%，此结论支持假设2；Q的系数为负，这说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商越大，即股权制衡度越高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越小，假设3成立；moDe的系数为正0.01，说明在相同的条件下采用限制性股票比采用股票期权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程度高1个百分点；控制变量LnSiZe的系数-0.054通过了置信区间为90%的显著性检测，说明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弱；控制变量DeBt的系数为正0.194，说明公司的负债比重越大，越容易产生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Roe的系数虽为正，但未通过置信度为90%的统计检测。
（五）独立样本t检验由于得到的moDe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测试，考虑到模型中涉及到解释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内生性的问题，故做以下检验：以实施股权激励模式为标准将样本分为限制性股票数据组和股票期权数据组，对两个组的Da做独立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6）、（表7）。（表6）为两组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其中股票期权Da的平均值为-0.0039，而限制性股票的Da均值为0.0268，这说明实施股票期权上市公司股东向下做了盈余，但是幅度并不大。在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之前首先需要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判断两个样本的方差是否相等，由表7中F值及其对应的p值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1下认为这两种模式下Da方差有显著性差异，因此t检验的结果应该看表7中第二行方差不等时，也就是“方差不等”这一行t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557，大于显著性水平0.1，从而推断这两个数据组的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不论采用限制性股票方式还是选择股票期权方式，未使Da产生明显的差异，即两种方式引发盈余管理的“效果相当”。结合（表5）得到的结果与由（表6）、（表7）的结果来看，并未完全支持假设4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引发上市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公司授予管理层越多的股票，管理层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者进行了盈余管理，但国有控股公司盈余管理比非国有控股公司显著，股权制衡度低的公司盈余管理比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显著，采用限制性股票的公司盈余管理和采用股票期权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相当。就此提出以下建议：在行权条件设定方面，可以适当引入新型的评价指标。以往股权激励计划中行权条件以财务会计指标中的净收益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但容易被管理层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对之加以“修饰”，因此建议引入eVa指标。这一新型的指标引用了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以各项财务会计指标为基础，对净利润加以调整，可以较真实的反映股东财富增减变化，这一特征在理论上既能满足股东对管理层监管的需要又能尽量避免管理层为行权而进行盈余管理活动。此外，股票的市场价格相对于财务会计指标而言会受到更多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易被高管所操控。而财务会计指标所能反映的是短期的公司业绩，但股票价格却能衡量公司的长期发展。这一特点与股权激励设置的初衷是相一致的，故在对激励契约设计时建议考虑将股票价格作为行权条件。鉴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并未达到高度发达阶段，所以在设置行权条件时将财务会计指标与股票市场价格结合使用才会使激励契约的约束性与有效性发挥到极致。
参考文献：
［1］罗富碧、冉茂盛、杜家廷：《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关系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8年第8期。
［2］肖淑芳、张晨宇、张超、轩然：《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南开管理评论》2009年第12期。
［3］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8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判断方法
资本外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相当于蓄水池底的漏洞。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本的这种流失将会抵消政府为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而在经济衰退时,就会穷形尽相。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又称资本逃避,属于国际资本流动范畴。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稳定状况和金融体系潜在危机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资本外逃表现为规避各类风险(包括政治或经济的因素),出于安全动机、投资动机或其他目的,逃避正常的监管制度,以各种非正常或非法的方式向国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被认为是一国财富的大量流失(tornell,Velasco,1992),短期投机资本的异常外流(Cuddington,1986),或私人投资者将资产进行“无道德的”、“无责任心”的再调配以降低风险成本(ingowalter,1985)等。在中国,资本外逃多以“变相”合法的形式流出,或以走私、逃税和犯罪活动等非法转移的方式造成事实上的经济漏损。杨胜刚撰文指出,我国资本外逃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100亿美元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在1992年、1994-1995年、1997-1998年形成三个峰顶,于1998年达到最大值,当年超过了400亿美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累计达到1531亿美元,年均102亿美元。因此,判断一国家是否存在资本外逃,是经济预警的关键一步。
大量的研究表明,通过经验或直观的办法,观察各种统计资料的相关项目,可以初步判断一国是否存在大量的资本外逃。
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误差与遗漏”项目。国际收支平衡表记录一个国家所有的对外经济交往,该表理论上应该是平衡的。但实际上由于统计资料来源、统计口径、各种货币换算等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误差。为此,专门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设计了一栏“误差与遗漏”来进行调整,其规模应该有限并随着统计技术的不断改进呈不断缩小的趋势。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在改革开放到2000年之间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且2000年以来出现居高稳定的趋势。从总量看,我国“误差与遗漏”项目累积了相当大的规模。据统计,在1987-2006年的20年间,累计高达2210.87亿美元。从年度规模看,1995年到1999年这一项目分别高达178.2亿美元、155.5亿美元、169.5亿美元、165.7亿美元和148亿美元,而2003到2006年,分别居高在184.2亿美元、270.5亿美元、167.7亿美元和128.8亿美元。中国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出现稳定的负值,表明有不少资本在没有纳入统计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境外,误差与遗漏的持续居高不下掩盖了隐蔽的巨额资本外逃问题。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大量资本通过非法途径转移到国外,这是从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中出现的大量误差与遗漏中反映出来的。”根据imF的经验统计,如果误差与遗漏超过了贸易总额的5%,就超过了国际的警戒水平,则可以认为该国发生了严重的资本外逃行为。根据上表计算出,我国20年以来,特别是90年―99年,历年的误差与遗漏数值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都接近或超过了5%,其中1995年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2.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达到5.56%,超出了国际经验的警戒线,说明当时我国资本外逃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而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日趋扩大,近年来我国外汇管制的有所松动,虽然误差与遗漏项目在年度总量上保持相当大的规模,但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却有所下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形势的持续良好,使经济总量持续增加,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涌入,其中包括大量外逃资本再次回流,另一方面,这一比例的下降,说明在目前经济的形势下,虽然存在大量资本外逃的可能,但更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的确从量上弥补了一定的漏损,使资本外逃呈现下降趋势。在我国尚存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净误差与遗漏规模的变动可以作为观察资本外逃的一个重要指标。(见表1)
考察外汇储备的增长情况。根据经验分析,持续大量的外贸顺差应该伴随大量的外汇储备增加,但是中国每年外汇储备的增加却非常有限,有相当一部分顺差不能在外汇储备中表现出来,也可以判断存在资本外逃的可能。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较快,外资引进规模幅度较大,使外汇储备呈逐步递增的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93年)出现贸易逆差外,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的局面。但外汇增长情况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来,在保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较大顺差的情况下,却出现结汇减少售汇增加、外汇储备增长十分有限的现象。1998年外贸顺差466.14亿美元,但这一年外汇储备只增加了50.7亿美元,至少有350亿美元的顺差没有在外汇储备中表现出来。1999年贸易顺差36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增长97亿美元,有265.06亿美元的资本不知去向。2000年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内地外贸顺差241亿美元,吸引外资近400亿美元,而2000年国家外汇储备为1600多亿美元,仅比上年增加了93亿美元。这一阶段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盈余,而盈余额与外汇储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除了一些正常的因素比如向其他国家贷款用汇或部分贸易伙伴国延缓付汇等以外,逃汇、骗汇及资本外逃是重要原因。自2001年以来,在继续保持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我国官方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从2000年的1655.7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0663.44亿美元,年增幅分别高达28.11%、34.99%、40.80%、51.25%、34.26%、30.22%,以年均36.6%增幅持续增加。2006年,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放松外汇管制方面的措施,但外汇储备仍然增加了2474.72亿美元,无论是增加幅度还是增加的绝对额都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这一时期外汇增加原因复杂,根据黄泽民对1994年―2004年外汇储备中的经常帐户储备占外汇总储备的比例推算,借入储备额几乎占了42.54%,而借入储备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将在未来以红利、股息,利润以及资本转移等方式造成外汇的流失,实际外汇储备将大大缩水。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并不能掩饰资本存在外逃的可能。(见表2)
考察对外直接投资量。关于中国海外实际投资量的统计,在排除统计因素造成的误差后,中国官方和国际机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在统计方面存在差距。(如表3)从1979年到1994年这一差额达108亿美元之多。另外中国境外投资情况和国外的统计数据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1994年底,澳大利亚政府统计的中国在澳投资存量为19.56亿澳元,约合14.31亿美元,而中国的统计数字仅3.26亿美元。新加坡政府统计的中国投资企业数为150家,而中国的统计仅为48家。美国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在美投资的企业逾1000家,而中国的统计仅为218家。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以对外证券投资为例,国内国际收支表反映在1992-1994年间分别为3.3亿、4.5亿、6.0亿美元,而imF的《国际金融统计1994》的数据则为6.9亿、8.2亿、10.4亿美元。从中国对香港的投资统计也能发现类似问题。(如表4)无论企业家数还是投资金额,中国和香港的统计数据之间仍存在很大误差。上面一系列数据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有大量投资在官方管理之外,它们可以说是资本外逃的一个现实见证。
中国进出口统计额与其贸易伙伴国的统计额的差额。利用贸易伙伴间的统计差额来估计国际贸易伪报发票价格的状况是由巴格瓦提(Bhagwati)在1974年提出的,它也可以反映一定的资本外逃情况。(见表5)九十年代以前em/im(即贸易差异系数)的比例基本为1,说明大陆对香港的出口额和香港对大陆的进口额是基本一致的,我国基本上不存在通过贸易途径实现的资本外逃,但是1992年以后这一比例逐年下降,1992-1996年贸易差异系数从0.89下降到0.36,说明资本外逃迅速增加,而且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银行结售汇统计与国际收支统计之间的差额。我国的银行结售汇统计是对结汇和售汇环节国际金融交易量的统计,对于不发生本外币兑换的交易行为,比如利用外汇投资款、外汇贷款和其他直接从外汇帐户中的对外支付则不予统计。如果国际收支表明外贸逆差和资本项目为顺差,而银行结售汇的结果是贸易和非贸易经常项目为顺差而资本项目为逆差,这就说明经常项目下有不正常的本外币兑换行为,存在资本外逃的可能。
参考文献:
[1]ChanderKent“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apitalFlight”
[2]Johnt.Cuddington“CapitalFlight:estimates,issues,andexplanations”princetonStudiesininternationalFinance,1986
[3]龙向东.《从我国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看资本外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邢毓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DS标准的制定及其对我国国际收支统计的借鉴》.《中国外汇管理》,1996年第6期
[5]张为黎.《我国利用外资中的资本外逃分析》.《金融与经济》,1999年第8期
[6]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2000年第4期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9
关键词：财务控制项目管理事业单位
1、引言
事业单位是国家各项活动和政策的发起者，它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主要任务。事业单位项目由盈利性和非盈利性项目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许多单位逐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越来越多的项目从原来的非盈利性逐步转变为盈利性项目。事业单位与盈利性公司合作开展项目越来越普遍。事业单位的项目从原来的单纯性的、不计成本的为社会贡献到现在许多事业单位开始考虑节约成本、减少国有资源浪费，进而更好的为社会事业发展做贡献。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重大转变。
事业单位财务控制是指单位根据自身的社会职能，采用企业财务成本控制的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对单位财务项目各个步骤在成本上进行评估和预算，其目的是为了确保事业单位项目管理的资金使用率，尽量降低单位项目成本，节约国家资源。
2、我国事业单位项目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项目成本管理内容不完善
事业单位的项目一般比较单一，项目成本管理的内容上主要是根据项目特点，简单的划分成本类别和所用开销，不涉及商业因素，从而造成了许多资金的浪费和人力、物力的损失。而在企业中，项目成本管理划分十分细致，对于每一项资金都会成立一个专管账户和专管人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项目成本计算细化到每一个材料和每一个人的职能，并严格遵守项目成本管理的步骤。
2.2、项目管理方法不健全，管理制度不科学
事业单位项目成本管理方法不够严格，每个单位项目管理方法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各项成本管理不够明确，没有一个统一的成本管理方法，给事业单位造成了许多的麻烦。事业单位并不具备像公司一样完善的成本分配办法，各项成本计算不够精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现阶段国家并没有对事业单位项目成本控制出台明确的管理办法和计算办法，新的经济形势已经不足以让事业单位的项目成本核算达到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事业单位的盈利性项目不断增加，收入规模和收入方式不断增长，必然会带来许多财务问题。事业单位项目管理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逐步与市场接轨的经济项目，而事业单位更多的是以为社会带来的效益为标准来进行评估的。
2.3、项目成本管理人员意识观念落后，缺乏创新精神
我国事业单位有着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成本管理人员在核对项目成本时仍然是按照落后的手段和方法来执行的。由于事业单位的非盈利性导致许多财会人员在项目核算上马虎大意，节约意识淡薄，严重影响了事业单位项目成本管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事业单位有财政提供资金来源，不重视财务控制，增长了事业单位项目成本管理人员的惰性，使得事业单位项目运行效率低，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损失了大量的国家资源。
3、加强财务控制，提高项目成本管理效率
财务控制是使用科学的数学模型和理论，在事业单位项目中的各个步骤进行成本评估的一种控制方式。财务控制具有动态跟踪性和准确性，利用不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动态的与财务预算结合起来，在项目的生命周期的每一个过程都进行财务控制，有效提高人力、物力、财力的使用效率。
根据事业单位的特殊性，加强财务控制有以下几种方式：
3.1、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将事业单位成本管理纳入重要日程
全国事业单位实行改革后，一些事业单位，尤其是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要向企业看齐，应把成本费用管理当成大事来抓。要彻底转变观念，丢掉旧的费用支出传统管理做法，树立成本管理出效益的观念。事业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社会公益事业历史使命。
3.2、增强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和项目成本管理人员的职业素质
在事业单位对财务管理人员和项目成本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领导人员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强调节约成本和财务控制的必要性。提高财务管理人员对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单位财务特点的了解，合理利用资源。这样才能在根本上加强财务控制在事业单位项目成本管理中的作用。
3.3、建立完善的财政成本控制制度
国家政府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事业单位尤其是逐步转向盈利性的事业单位中的项目成本管理问题，利用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加强事业单位财务控制的监管，逐步完善财务控制有关制度和政策。在项目的每个周期都制定统一的财务控制办法和成本管理办法，让财务成本控制有序开展，有章可循。
3.4、加强财务成本控制与项目资金管理相结合
财务控制离不开项目资金控制，事业单位项目管理部门应随时和财政部门相协调，明确项目成本管理中各项开支，财务部门根据单位项目全程跟踪，动态监督项目成本中的各项开支，严格按照预算拨款。各个监管部门应与财政部门通力合作，提高财务控制效率。
4、总结
事业单位财务控制是项目成本管理的根本，对项目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进行财务控制，逐步提高事业单位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的进行财务控制，建立完善的财务控制管理办法，逐步使事业单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提高财务控制在项目成本管理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夏博辉，柳铁煌.企业财务成本控制[m]辽宁：东北财经大学，1997，123-129.
[2]方凉琼.浅议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控制及其完善[J].现代经济信息，2010，（23）.
[3]张双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当代经济，2010，（20）.
非遗项目的盈利模式篇10
本文以双良集团在化工领域投资失败的案例为背景，从盈利能力角度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双良集团的盈利能力，进而根据盈利能力的变化来分析其战略决策的成败。
[关键词]多元化 盈利能力 双良集团
一、绪论
(一)问题提出
江苏双良集团公司创立于1982年，地处经济繁荣的长江三角洲，主营业务主要分为两块，一块以原中央空调为源头的制冷换热业务，另一块以氨纶、苯乙烯生产为主的化工业务。双良集团目前控股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是双良股份，另一家是友利控股。从2003年开始，双良集团利用资本市场发展企业，将最初的蜀都变身舒卡股份，最终成功变身友利控股。友利控股主营以氨纶为主的化工业务。双良股份自2006年向化工业务转型，2006年，双良股份将大笔募集资金投资建设苯乙烯项目，21万吨苯乙烯和5万吨苯胺项目相继投产，虽然短期内对公司业绩提升很大，但结果是毛利率从投建之初的12％曾一路下滑到不足1％。
通过对双良集团几年来在化工领域的战略投资进行盘点，不难发现，两家上市公司的业绩都不甚理想，波动幅度非常大。双良集团借助上市公司平台不断扩展化工业务的规模，改变自己的投资战略，但并没有创造出相应的利润，没有增强企业的赢利能力，而是将项目投资的风险转嫁给了资本市场。双良集团多元化战略不成功的原因何在?多元化战略对公司的影响有多大?从什么角度来衡量这种影响?
(二)相关理论与研究现状综述
多元化战略是指在现有业务领域基础上增加新的产品或业务的经营战略。多元化战略可以发挥企业内部优势实现企业的战略利益，首先，多元化提高了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其次，多元化避免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分散经营风险；再者，多元化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量有利于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最后，多元化可以使企业在短期内快速发展壮大。当然多元化战略也有风险，首先，多元化分散了企业有限的资源，有可能东方不亮西方也不亮；其次，多元化加大了管理难度，面对更多的产品市场以及内部机构管理者，管理协调的难度可想而知；再者，多元化提高了企业运作费用，这包括企业的学习过程消费者的认知过程以及管理付出的代价。
多元化经营战略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企业要实现持续盈利增长，就必须有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业务作为建立竞争优势和成功扩张的可靠平台。偏离核心业务与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最终会破坏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
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对双良集团多元化经营战略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做过研究，国内学者只是从多元化战略或者从盈利能力来研究双良集团在化工领域投资的失败。赵国彬(2005)对双良集团多元化战略研究过，他运用行业生命周期等理论对双良集团多元化战略给以客观评价，进一步印证其无关多元化策略的失误。沈蕾(2010)认为双良集团一贯奉行非相关多元化战略，但利润却在跨领域发展后节节下滑。其原因是，战略选择存在较大盲目性，对行业的生命周期分析缺少远见。廖晨洁(2010)从市场份额的角度对双良集团在化工领域的盈利能力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一味追求市场份额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规模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和效率。研究表明，市场份额与赢利率之间的关系比人们原先发现的要小得多。企业稳定发展的关键是以质为前提寻求量的突破。王盼盼(2010)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了双良集团的弱盈利能力，双良集团旗下的化工产品由于产业链缺失，通常只是中间产品，没有上下游的支持，其交易成本较高、协同能力缺乏、企业整体能力得不到提升，导致了化工产品赢利能力较差。双良集团应尽快实现产业链整合战略，快速形成产业、市场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三)本文研究思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把多元化经营战略与盈利能力结合起来对双良集团进行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思路。以双良集团在化工领域投资失败的案例为背景，从盈利能力角度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双良集团的盈利能力，进而根据盈利能力的变化来分析其战略决策的成败。
我认为，只有把多元化经营战略与盈利能力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反映出双良集团战略投资的正确与否，这对于双良集团以后战略的选择非常重要。
二、双良集团在化工领域失败的案例分析
(一)双良集团多元化经营战略
江苏双良的战略目标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升生活品质，拓展生存空间，不遗余力地打造“最大化客户价值”的核心能力。凭借强劲的资本实力和扩张能力，双良将不断向核心业务的纵深拓展并使之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集团。
1985年，双良从承接空调安装工程转入空调生产领域，并且高起点选择了以溴化锂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为产品。此后的17年里，尽管逐步投资了智能环保锅炉、立体停车设备以及江阴国际大酒店等，但空调仍然是双良最大的产值贡献者。双良的二次创业始于2002年，从这一年起先后投资了特种纤维氨纶、Bopp塑料包装、包覆纱、苯乙烯石化、金属制品等产业及自备电厂，开发了大型电站空冷、石化空冷、整装式水管锅炉、多晶硅配套装备等，形成了目前九大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格局。1997年，双良集团年销售收入首超10亿元，溴化锂中央空调一枝独秀。2003年，双良空调对双良集团的贡献度为31％。2007年，空调销售突破30亿元，占整个双良集团的32％，和2002年基本持平。发家产品溴化锂中央空调销售额持续攀升，贡献度却上升有限，折射了双良集团的裂变发展之路。
事实上，双良提出的多元化战略起初并不被看好。很多人认为，双良的溴化锂中央空调已经处于国内领先位置，只要稳扎稳打肯定能盈利，没有必要再冒二次创业的风险；而且双良首先要上的是氨纶项目，当时市场上氨纶的价格已经接近顶端，很可能即将跌人低谷。但双良集团董事长缪双大却有不同的看法：虽然空调产销两旺，但单一的产业结构与日益上升的原材料成本使企业盈利能力迅速下降，抗风险能力大大减弱。氨纶丝是高端纺织原料，应用前景广阔，只要挺进国内行业前3强，就不怕没市场。
2006年，氨纶市场进入又一个周期，可以与国外品牌一决高下的“友利”氨纶丝一炮打响，2007年实现利润3.5亿元。据统计，目前双良的氨纶产量在国内居于第4位，但经过今年第6期扩能，至明年上半年规模可达到全国第二位。
每次涉足新的产业，双良决策层都会经过深刻思考、慎重选择，甚至是激烈争执。在这样的过程中，“多元化发展、专业化经营、精细化管理”的理念逐渐成形。企业提出了“三不上”的标准，那就是做不到全国行业前3位的产业不上；投资少于1亿元的项目不上；人员不到位的项目不上。如今，双良不仅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溴
冷机诞生之地，也成为国内重要的氨纶丝和包覆纱生产基地、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央空调机械制造产业基地、国际先进的包装材料及苯乙烯苯胺化工材料生产基地。九大产业盈利互补，为双良的发展注入了更加健康、强大的生命力。
(二)双良集团多元化战略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
友利控股是双良集团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战场。双良集团借助资本市场，经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把蜀都打造成了生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的氨纶生产企业，变身友利控股。下面来看双良集团对友利控股的战略投资最终给友利控股盈利能力带来哪些影响。表1是友利控股过去9年来盈利能力的指标。
1.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是企业一定时期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率，反映了企业自有资金的投资收益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资产×100％
一般认为，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能力越强，运营效益越好，对企业投资人、债权人利益的保证程度越高。
净资产收益率从2001年至2009年呈现一个波动的状态，2009年净资产收益率是6.20％，而2009年净资产收益率降到1.82％。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是上升的趋势，2005年净资产收益率是下降趋势，2006年基本保持不变，2008年净资产收益率也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由此可以得出，在友利控股变动经营战略的年份里，净资产收益率总体是呈现下降趋势的，这说明友利控股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能力在经营战略变化的时候是下降的。
2.总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收益率，是企业一定时期内获得的收益总额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了企业资产的综合利用效果。其计算公式为：
总资产收益率=息税前利润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其中：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一般情况下，总资产收益率越高，表明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益越好，整个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从图2可以看出友利控股总资产收益率在2001年至2009年的变动与其净资产收益率方向是一样的。由此可以得出，在友利控股变动经营战略的年份里，总资产收益率总体是呈现下降趋势的，这说明友利控股资产利用效益在经营战略变化的时候是下降的。
3.净利润率
净利润率是扣除所有成本、费用和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率。其计算公式为：
净利润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
一般认为，净利润率越高，表明企业市场竞争力越强，发展潜力越大，盈利能力越强
友利控股的净利润率从2001年的14.46％下降到2009年的3.39％，而且在友利控股变动经营战略的年份里净利润率都是呈下降趋势的。政策的实施会存在一个延时的效应，但友利控股变动经营战略后一年的净利润率仍然是下降，这只能说明友利控股的经营战略的变化使得其盈利能力在下降。
三、结论
从盈利能力的三个重要指标的分析，很容易得出，友利控股经营战略的不断变化没有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反而使得企业盈利能力不断下降。这说明双良集团的多元化战略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