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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0:21:21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养老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焦点问题,社会各界都对这一问题忧心忡忡。普通老百姓忧心的是家庭面临着老人养老的经济与服务问题,而学界更多关注的则是人口老龄化对我们整个国度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以及对老龄化问题解决方案的探讨。要解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我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成因,只有对于人口老龄化全面了解了,我们才能根据现实的国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一)未备先老。2005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快跑进入了老龄化国家。原来我们讲中国人口问题时,总强调: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特点,而人口老龄化则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人口老龄化这种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几乎是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

(二)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2005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三)基数庞大。2005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总数约1亿人,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2023年将增加到2.7亿;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

这三个特点,使我们国度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任何国度都显得严峻,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人口老龄化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众多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这一现状。之所以我们国家会提早进入老龄化阶段,更多的是人为的产物。

人均寿命的延长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老龄化的一个普遍原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和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之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我国八十年代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八十年代随着国家人口突破10亿,按当时的人口增长的速度,世纪末中国人口会达到14-15亿。处于这种人口总量下所带来的经济、资源、就业等压力的考虑,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08年的12‰左右。中国迅速由一个重视繁衍子嗣,多子多福的国度,转变成一个低生育率的国度。可想而知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面临的现阶段的养老问题,更多的是由独生子女来负担,这无疑增加了养老问题的严峻性。

因此,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完全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产物,而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

三、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第一,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国策。7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要求我们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人口形势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惯性增长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因此,有必要为注重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着重从三个方面着手,生育数量的增加、生育间隔的取消及生育年龄的调整。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我国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仍无法改变我国低生育率的现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多子女观念更加淡化,越发达地区,生育率越低。“四二一”不合理的代际结构,独生子女存在的成长中的问题以及老龄化的危机,众多压力下需要国家下更大力度来挽回人口危局。

第二,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平均寿命逐步延长。原有条件下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现时段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的状况下,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显得尤为重要。波斯纳在《衰老与老林》一书中提到:“随着寿命的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相应地提高”。我国平均寿命已超过70岁,退休年龄仍然按照建国初期的政策执行,因此,“中国未来延长退休年龄是可以肯定的,但由于受到目前的就业压力,才没有做出修改”。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就业压力也会得到相应的缓解。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资金匮乏。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解决资金问题的直接途径。

第三,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除了资金作为基本保障外,另一个就是需要相应养老服务的支撑。我国传统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养儿防老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不争的事实。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对于大部分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居家养老越来越无法实现。

目前,我国的机构养老中,主要涉及民办和国办两种形式的养老院。这些机构层次不齐,并且从数量上也无法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因此,机构养老只能作为辅助。社区养老服务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扶持和监督、民间组织参与、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居家养老的社会化。老人在家中居住,社区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的程度,为老人分层次提供相应的服务。这不仅解决了老人居家养老的愿望,也为社会节约大量资金。同时,也保障了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生活质量,不影响子女的正常工作于生活。

因此,解决中国养老服务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社区为依托,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

参考文献

[1]易富贤.大国空巢[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2

自19世纪末法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源短缺等问题,并且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分别不同程度地找到了应对办法加以解决。与之对比,虽然日本是较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但其老龄化的速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遇到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首先,不断膨胀的老龄人口群体使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严重挑战。日本自二战以后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伴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截止目前,其复杂而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模仿学习的样本。但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给日本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重的挑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内经济连年低迷的大环境下,加之社会保障支出的不断增长,资金不足、福利设施、医疗设备及人员缺乏成为困扰日本相关部门的主要问题,使其不得不通过削减社会保障开支、从国外引进看护人员等办法度过难关。其次,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在农村,由于年轻劳动力大多移动到城市,农村及中小城市出现“过疏化”问题,很多农田被荒废,很多学校因缺少生源而不得不关闭,一些大学也因为无法找到足够的新生而不得不面临破产的境地。这种现象进而引发了老龄人口犯罪率的提高以及非正常死亡率的上升。日本社会最近一些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孤独死”。日本相关政府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5%的男性和10%的女性没有亲戚、朋友或者邻居,面临困难时无所可依。由于长期的独自生活无所依靠,一些老年人甚至不惜故意走上犯罪道路,以求能够在监狱里安度晚年。目前,日本每年因盗窃罪而被捕入狱的老人超过30000人。最后,随着日本社会步入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退休年龄,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的事实将进一步降低日本经济复苏及增长的可能性。2010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8173万人,预计到2025年将下降到7084万,到2040年更是只有5786万人。人力资源数量的绝对减少势必使日本国内的生产、服务企业的数量或者规模随之减少,由此导致的投资不足和消费低迷将严重影响日本企业及家庭的收入水平。

二、日本老龄人口就业结构分析

1.老龄人口从业年龄与性别结构由于受到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的影响,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近年一直呈急剧下降的趋势。2007年,劳动人口总数为6669万人,2010年下降到6590万,2011年更是急速下降到6200万人。而65岁以上人口数量却从2007年的2731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823万人,其中男性人口1208万人,女性人口1615万人。基于企业的用人需求以及求职者的个人需要,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加入求职的队伍。根据日本职业安定局的统计,仅2011年10月份,在所有250万求职者队伍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达89439人,加上60至64岁的求职人口278128人,二者占到全部求职者比例的5%左右。2011年日本全部新增就业人口中,65岁老年人就职人数达到10万人左右,占全部新雇佣人口的1.5%。从性别结构上看,近年日本就业求职者出现了男性就业人口减少,女性就业人口增加的趋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女性就业人口就开始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势头。2011年,日本女性就业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923万人,逐渐接近全部男性就业人口的2526万人。再从2011年新就业人口性别构成来看,男性新增雇佣人数为301万人,占所有新增雇佣人口的比例不到50%,而女性新增就业人口数量已经达到328万多人;其中老年女性已经达到近4万人,几乎达到所有新就业老年人口的四成比例[9]。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以来,日本社会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已经逐渐发生转变,更多已婚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加工作。1985年日本就颁布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对女性的工作权利从法律上给予保障。而随着日本人口总数的萎缩,劳动力的短缺,政府的宣传激励以及政策上的支持,也有更多的企业有雇佣老龄人口包括老龄女性的意愿。此外,企业管理层也逐渐认识到组织内部员工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特别是在危机管理、产品创新与设计服务领域。再有,老龄劳动力本身就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拥有良好的知识积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与适龄人力资源存在着互补关系。特别是那些难以通过书本等载体传播的隐性知识方面,老龄人力资源有着年轻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充分发挥挖掘老龄人力资源的潜力,可以给企业及其他组织带来巨大的收益。

2.老龄人口就业的行业分析由于行业特点不同,对人力资源先天以及后天素质的要求也存在着差别。老龄人力资源由于其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适合从事的行业也存在限制和差别。特别是在新兴产业中,随着年龄增长在其中的就业人数会呈下降趋势。从日本老龄人力资源所从事的行业特征来看,很大一部分老龄就业人口都从事服务业、批发零售等行业(见表3),因为这些行业对人的生理方面要求不高,行业进入或者退出壁垒也比较低,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都比较容易。另外,根据日本的产业分类标准,在所有统计的16个产业部门中,大约58%的日本老龄就业者集中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医疗业以及其它服务业等5个产业部门中。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制造业以及采矿业等传统上对生理要求比较严格的行业也容纳了很大一部分老龄人员就业。其中在制造业企业工作的老龄人口绝对数达到23万人,占所有在该行业就业总人口的2.8%,人数在所有老龄人口就业的行业中仅比商业、服务业从业老龄人口略低排在第三位。从相对数来看,在采矿业就职的老龄人口为1500人,绝对数虽然不大,但占所有采矿业就业人口的6.6%,在所有老龄人就业行业比例中排第二位。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建筑业。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科技革新浪潮的推动下,日本也掀起了以工厂自动化为核心的浪潮,无论是机械、建筑、汽车、钢铁等传统行业,还是化学、电子等相关行业,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手、机器人已经代替了传统人力的大部分工作,因此这些行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迅速减少的同时,对从业者的生理年龄及体力要求也大大降低。另外,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一代在职业选择上更加挑剔,大多不愿意从事传统的体力劳动,使得相关企业只得佣老年人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从不同行业老龄人口就业的性别结构上看,除了在批发零售以及服务行业是老龄男性与女性就业共同的主要分布行业外,制造业也吸收了8000多名老龄女性就业人口,占所有在该行业就业的女性雇佣人数的2.2%,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老龄男性就业者在其中的比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上述原因分析。另外一方面呈现出显著区别的是,在医疗福利及住宿餐饮行业就职的老龄女性人数明显多于同年龄段的男性人口;而在同样有数量比较大的老龄男性人口就业的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老龄女性就业人数明显较少。在这些行业,由于工作性质和特点的原因,工作胜任与否和人的生理特征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因此才造成上述现象的存在。

三、启示

老龄化问题不仅是日本也是我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而解决问题的路径除了要完善和加强社会保障、探索完善养老模式的改革与突破之外,如何充分挖掘老龄人力资源的潜能,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发掘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也是解决问题的可行之路。本研究通过对日本老龄人口利用结构的分析,认为我们必须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对老龄人力资源特点及开发利用规律的探索。尽管我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人口状况也与日本存在差别,老龄人口就业的比例还比较小,根据我国的统计标准,大多数老龄就业人口都集中在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从事工业或者服务业的老龄人口比例还很小。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势必也会面临与日本类似的环境。据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2013年达到72.1%的峰值后将走入下降通道,2030年以后人口总抚养比将大幅攀升。世纪之初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已经是劳动力短缺的信号。因此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挖掘老龄人力资源的自身潜力,是我们应该面对的课题之一。

1.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了解决人口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本政府从很早就开始探索因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决社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矛盾,日本于1986年就制定了《高龄雇佣安定法》,并且在2004年和2012年对原有法规进行了修改,颁布了实施细则。修改后的法律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要求日本企事业单位2013年4月1日起有义务执行65岁退休的规定。政府部门要加强相关立法和政策创新;逐步实行弹性退休制,避免人力资源浪费。我国的《老年法》于1996年制定,很多方面已经无法跟上老龄化发展的步伐,需要及时调整修订;同时要加紧制定有关老年人权益特别是就业权利、社会参与权利等方面的法规,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利;改革退休制度,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制定相应的老年人创业规定,鼓励老年人老有所为,充分挖掘老年人的潜力。

2.加强有关老年人就业心理研究,建立相关组织机构。有关调查表明,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许多老年人为了缓解孤独感以及增加家庭收入有继续工作的意愿。多年以来,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特别是男性老龄人口的就业率一直在50%左右,60岁至64岁男性就业率更高达70%。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职业安定业务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老龄人口有着非常强烈的就业欲望,20%左右的65岁以上人口希望继续工作。我们要积极开展组织有关老年人心理的调查分析,深入了解老年人口思想动态,引导其积极参与社会及相关工作;定期开展老年人雇佣情况调查,了解老年劳动力工作现状、存在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同时,建立负责管理保护老年人的各级组织结构,承担老年人的职业开发、心理疏导、评价宣传等工作。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3

1999年,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待殊意义的一年,因为1999年标志人类进入长寿时代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老龄化的时代。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aging)又称“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取决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除去人口迁移因素),而出生率的下降则是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中国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的自身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相关法律问题,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目标的实现,促使全社会重视老年人问题,关心老年人问题,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保护。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全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3]。一份由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高,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地区发展严重失衡,与其它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和中国现有的国力水平不相适应,即应付人口老龄化的承载能力极为薄弱阎。与先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有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老龄化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几十年直至上百年,而我国只用了近20年时间。

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人口己经开始老龄化,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上海198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青海、宁夏则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到达,相差约30年。

第三、拥有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最大。到今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1.3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0%0

第四、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先富后老”,经济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是尚未富裕却“老”了,这就增加了我们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

三、人口老龄化和对杜会和经济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老龄问题也日渐突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关闭,离退体职工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养老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部分老人负担过重,子女“吃老”、“刮老,现象较严重,部分老人缺乏照料,相当多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三是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有人预测到2030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将达到73219.5亿元,2050年将达到182195.2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会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困扰。四是导致劳动力不足。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劳动力在若干年后也将步入老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中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法律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国际性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综合决策支持体系,使养老保障制度与社会发展各项制度相协调,有选择地学习别国成熟的经验很有必要冈。要建立相关的保障,就要建立相关的立法、管理、执行体系,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确立于1997年,这个制度本身及其在运行过程中都面临诸多问题。在老龄人口保障的相关立法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自1951年来2月6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虽然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卿三个法律性文件,但只有一部人大颁布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除此以外其他法律都出自国务院和地方,法律结构框架不完善。

五、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法律对策

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的保护,需要加强老龄理论和立法研究,提高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社区建设水平,让起源于中国的东方式养老模式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具体内容包括

(一)加强老龄理论的研究——加强老龄理论的研究,为制定老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老年照料服务和社会支持政策和老龄人口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建设,克服东方养老模式的不足,使强调伦理情感和亲情关怀为基础的儒家“孝道”原则成为我国养老体制的必要补充;

(二)加强养老、医疗保障相关立法的研究—加强养老保障立法和规章制度建设,确保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应专门制定《养老金法》.锹会保险法》或《养老保险条例》及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以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加强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立法,建立多层次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确保人人老有所医。

——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应加强农村合作医疗法制建设,制定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规,以指导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规范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合作医疗保险组织、村级合作医疗保险站的组建;规定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保健站医生的选拔方法及职责;规定城市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和开展志愿者支医活动;

——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征缴与监管。解决不同性质单位人员的保险待遇的衔接和保险基金分割、调剂使用,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增强投保人、承包人对所承担义务的责任感。积累基本保险基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逐步扩大养老、医疗保险,特别是农村老龄人口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职员、各类企业的职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都应纳入城市统一的保险体系中;

——建立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养老和医疗救助制度。对于那些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应通过社会医疗救助来帮助他们,社会互助基金和老人专项医疗基金则主要作为患重病、长期患病和高龄老人的医疗补充资金;

——加强舆论宣传和社会监督力度。一方面要拓宽信息管道,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现代化手段,强化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对专门监督者的监督与激励,使监督者有努力监督的积极性,同时防止其与被监督者串谋勾结。

——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减少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风险。为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对拒不缴纳法定的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娜用、侵占保障基金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是强化保险费收缴功能、达到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保险基金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加强政府介入力度和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各项法规、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确保基本养老、基本医疗资金的及时到位;

——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三)完善精神璐养方面的立法

完善精神赡养方面的立法,立法缺陷使得支持精神赡养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上的慰籍的义务。这是精神赡养在我国法律中仅有的体现。但是,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法律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需要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畴,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

(四)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法规体系。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借鉴世界福利型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开展和加强小区养老助老服务。为了使老年人的管理服务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必须对老年人的管理与服务、社会养老机构建设,小区建设,养老院管理等方面制定出具体的条例和细则,使这项工作逐步做到有法可依。倡导小区资源共享、服务设施共建,鼓励驻区单位的文体场所、服务设施对小区开放。

——建立和完善区、街、居三级管理和规范化、经常化、网络化的老龄人口管理体系。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4

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70年代中期起,大力控制人口数量过速增长,加强计划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认真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出生率。这样就由原来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化,人口的年龄结构势必发生变化,向老龄化发展。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达到的程度也越快,越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解决人口老化问题,而放松计划生育,以提高出生率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形成恶性循环;更不能以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违背社会道义来延缓人口老化过程,而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到相对静止稳定状态。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要想达到相对静止稳定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要经过人口老龄化阶段,这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人口学专家研究证明,中国老龄化进程带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198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663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6%,到2000年将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英国老年人口从5.0%增长到7.0%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192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5.3%,到1970年增长到7.1%,用了50年的时间,而我国完成这一增长过程仅仅需要18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2000年即可跨入老年型,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跨入老年型要在2010年,我国将比世界总体人口年龄结构提前10年进入老年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将达到世界之最。

(二)老年人口数量巨大。据预测到2040年,老年人口将增长到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25.3%。老年人口数比欧洲所有国家人口还多。

(三)我国高龄老人数量与比例将增大,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由1990年的200多万,占老人总数的3.2%增加到下世纪中叶的5000万以上,占老人总数的15%以上。

(四)我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按照人口学家最近做出的家庭人口预测,我国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的65岁以上老人占老人总数比例将由1990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

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诸特点来看,中国将在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国家,并排位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之首。国家正处于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原来基本由国家承担的养老方式变得日益不适宜,需要探索新的路子,发展新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将逐步消除“经济滞差”和解决老有所养两方面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资金不足,养老金支出膨胀。有统计表明,1998年养老金缺口是50多亿,1999年是100多亿。其次是替代率太高。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企业养老金的平均工资替代率高达80%以上。然后是交费率高,企业负担重。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的交费率高达30%左右。还有“统账”结合导致完全的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出现空账。

三、解决的对策——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实施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解决养老方式上重视精神生活的一面,注意到老年人为社会贡献的事实,重视家庭养老的功能,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举的方针。

一般健康和生活优裕的老人仍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晚年。积极倡导家庭养老模式,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为居家养老提供全面的配套福利服务。同时,又重视对养老设施的建设,把养老设施作为老人们最后的生活保障。

(二)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第二个层次是,各企业自定的企业保险年金。这种保险比政府规定灵活得多,形式多种多样,标准有高有低。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养老保险。政府对企业、社会团体、私人举办的保险项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上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各有特色。在管理上,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一体化、定额支付的原则,基本养老保险并不是保障当事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保障最标准、最基本的需求部分,必须要依靠企业及个人的自助努力,要协调好互助与自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内部决定,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遵循自愿原则。在基本模式方面,前者是部分积累筹资,后两者是完全积累筹资。

(三)逐步实现费用征收的多元化

在考虑企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企业的养老保险的交费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以解决养老保险的财源问题。在费税改革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将“费”变为税,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还可提高一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

(四)倡导养老保障事业的社会化

在不少发达国家,尽管具体管理养老保障项目的机构很多,既有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间团体和私人企业,但总的倾向上看,养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细节,从资金来源,运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通常由受保人、企业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求尽快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给代际供养带来了财政上的困难。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和国家只能承担基础性的保障,一方面使劳动者一旦因风险失去收入来源后能享有基本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使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期地提供保障。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是具有优越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老年保障事业方面也应该把握和运用这种优势,统筹全局,缜密考虑,真正成为全世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华克伟.最新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实务全书.北京:中国知识出版社,2006.

2、胡晓义.中国社会保障.北京: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1999-2006年.

3、马斌.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7-1.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5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老年服务问题,社会观念问题等等,老龄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所以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笔者从我国的老龄化的现状出发,总结了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方法。

关键词老龄化问题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7%。这不仅使老年人口相对增多,也使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近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饮水卫生设施的普及、营养水平的提高,全球人口老龄化都出现上涨趋势。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更是日益严重,老年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11%。据调查研究表明,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将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很快成为我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老年人口增多,国家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老年人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也越来越高,老年人家庭空巢趋势越发明显,养老机构发展赶不上需求。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

我国老龄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近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与城市相比,解决农村老龄问题压力更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依照我国的基本国情,结合人口老龄化的实际问题,总结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一、要加快经济发展,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

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实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大力发展经济可以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经济发展速度虽然也快,但远远追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我们要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环境来发展经济,再用发展的经济做后盾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可能造成的劳动力不足及社会负担。国家还可以考虑扩大发展老龄产业,这样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又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增长。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打好物质基础。

二、要加强立法,完善有关保护老年人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法律一直强调对特殊群体的保护。自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上升,保护老年人这一特殊弱势群体就成了工作的重心。实施具有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为老年人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同时也可以使保障上升为他们的权利,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我们国家目前已在宪法、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单行法规和实施细则、地方性社会保障法规和行政规章中规定了一系列对老年人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虽然社会保障法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其他法制建设相比较,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在实施社会保障法面的立法一般都是先试点,再进行立法规范,这就使立法具有滞后性。而且我国社会保障法制不统一,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享受社会保障法方面有较大的差别。现行的社会保障法规政策实施也不到位,使老年人只是“看到”了自己的福利,并没有“亲身”享受到这些福利。所以国家应该尽快协调这些问题,加强社会保障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宣传,严格执法,加大社会保障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更好的实施现行的法律法规,增强执法力度。

三、建立完备的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目前实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及商业人寿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在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为强制部分;企业年金为补充部分;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及商业保险为储蓄部分,三个层次的保险增强了制度结构的程度,构成了养老保险的体系的三大支柱。今后,我国要在以下方面完备养老保险体系:首先要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积,促进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退休后的保障;其次要增加政府对养老保险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再次应缩小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最后要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使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各企业及从业人员都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四、加快推行医疗体制改革

看病难是老年人面临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要建立起保障范围广覆盖、保障结构多层次、保障方式多样化、保障资金多渠道、保险主体多元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险体系。在城市建立社区化老年保健机构,在农村建立卫生服务体系,要做到“老有所医”,改善老年人由其是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要通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确定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更好的落实医疗改革。在农村要建立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有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尽可能的减少个人负担费用。对医疗机构进行调整、改革,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积极发展针对老年人的社区卫生服务项目。充分解决贫困老年人没处看病、看不起病的问题,使老年人都有健康的身体。

五、积极发展老年福利建设

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是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和自身特点来决定的。老年人除了基本的生活要求外,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以减小他们的孤寂感和厌世情绪。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推动老年人社会福利的扩张。要老要以家庭为主、社会养老相结合,根据当地老年人的实际情况设立养老院,改善养老院的设施和服务,提高老年人的居住环境。为了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政府和社会应在公园等公共场所设一些适合老年人活动的器材,多组织社区活动或表演,让老年人在能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也能健康身心。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的老年人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帮助老年人提高知识水平、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能力也日益成为老年福利所考虑的重要问题。许多国家都相继开办了老年大学,我国也于1983年在城市开办了第一所老年大学,今后应该积极开办老年大学,更多的满足老年人继续接受教育的需求。

六、重视对老年人的社会救助

我国法律规定: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或其赡养人和抚养人没有赡养抚养能力的老年人,国家和社会要给予帮助。但现在国家对社会救济的实施是被动的,是由这种三无老人向政府申请,政府再审查发放救济金。可现实问题是大多这种三无老人都是生活极其贫苦的农村人,他们不懂如何申请,也没有人帮助他们反映情况。所以政府应该积极主动起来,或者委托一些机构专门进行调查,寻找这种三无老人,及时的替他们申请社会救助。在衣食住行上保证基本条件,还要在老年人死后妥善办理丧葬事宜。对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三无老人应该找人照料,更好的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七、扩大推广弹性退休制度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验对策;借鉴;发达国家;中国

中图分类号:K901.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4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参考文献:

[1]DavideB,DavidC,GünterF.implicationsofpopulationagingforeconomicgrowth[J].oxfReveconpolicy:2010,26(4):583-612.

[2]KarlH,刘岩,亚历山大·威斯保尔,海尔姆特·沃施莱格.1951年以来奥地利人口变化的空间特征[J].地理学报,2006,61(6):563-573.

[3]Joshuam,wiener,Janet.populationageing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implicationsforpublicprogrammers[J].internationalepidemiological,2002,31:776-781.

[4]oshima,Sumiko.Japan:FeelingtheStrainsofanagingpopulation[J].Science,1996,273(5271):44-45.

[5]Frankt.Denton,ByronG.Spencer.populationageing,olderworkers,andCanada’slaborforce[J].Canadianpublicpolicy,2009,35(35):481-492.

[6]maliki.Healthcardandhealthcarefacilitiesdemandamongtheindonesianelderly[J].theSingaporeeconomicReview,2008,53(1):103-119.

[7]LindaG,martin.populationagingpoliciesineastasiaandtheUnitedStates[J].Science,1991,2:527-531.

[8]paulSL.impactsofagingpopulationandexchangeratemanagementinSingapore[J].theSingaporeeconomicReview,2008,53(2):245-259.

[9]JayS,olshaanansky,GoldmanD,YuhuiZheng,JohnQ,Rose.aginginamericainthe21stCentury:demographicforecastsfromthemacarthurfoundationresearchnetworkonanagingsociety[J].themilbankQuarterly,2009,87(4):842-862.

[10]李日邦,王五一,谭见安,等.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J].地理研究,1999,18(2):113-121.

[11]林琳,马飞.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及趋势[J].地理研究,2007,26(5):1043-1054.

[12]陈彦光.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J].地理研究,2010,29(12):2109-2119.

[13]邬沧萍,王琳.聚焦中国农村老年人贫困化问题[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增刊:1-8.

[14]孙樱,陈田,韩英.北京市区老年人口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初探[J].地理研究,2001,20(5):537-546.

[15]柴彦威,李昌霞.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常购物行为的空间特征[J].地理学报,2005,60(3):401-408.

[16]仵宗卿,柴彦威,戴雪珍,杨吾扬.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机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地理研究,2001,20(4):479-488.

[17]宋韬,汤建中.试析上海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设施的发展[J].人文地理,2001,16(3):16-20.

[18]张桂莲,王永莲.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分析[J].人口学刊,2010(5):48-53.

[19]王合生,虞孝感.我国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其评价[J].经济地理,1997,17(4):21-25.

[20]高建华.基于第五次人口全国人口普查的河南省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5:856-859.

[21]魏立华,丛艳国.老龄人口旅游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启示[J].人文地理,2001,16(2):20-23.

[22]苏红霞.英国旅游者出游年龄规律研究[J].人文地理,2012(1):156-160.

[23]邵国栋,聂素芳.人口老龄化挑战我国传统退休制度[J].社会发展,2007(4):31-32.

[24]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年龄有效吗?[J].人口研究,2006,30(4):47-54.

[25]李春玲.整合企业年金计划—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企业年金计划[J].经济体制改革,2006(5):156-159.

[26]姚静,李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分析[J].人文地理,2000,15(5):24-29.

[27]谢琼.中国养老模式的中庸之道[J].山东社会科学,2008(11):73-76.

[28]范围.退休年龄比较[J].人口与经济,2011(5):48-54.

[29]王海涛.应该从国情需要出发考虑延长退休年龄[J].人口与发展,2011(4):32-35.

[30]杨励.推行社区服务型居家养老模式,逐步完善新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J].社科纵横,2007,22(6):37-39.

[31]陈厚义.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J].中国国情国力,2010(7).

[32]杨天博.日本的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J].社会福利,2007(1).

[33]陈超.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7,7(2):68-72.

[34]林宝.中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时机和方案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01(1):25-31.

[35]徐海霞.企业年金的国际比较及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改革的探析[J].改革与战略,2010,26(9):172-175.

[36]江海霞,陈雷.创新老年产业发展与深化居家养老服务[J].特区经济,2010(6):133-135.

[37]任杰.从企业年金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J].商业时代,2009,25:71-72.

[38]吴轶超.中美德日企业年金发展比较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2):82-83.

[39]邬沧萍,王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J].求是,2009(7):55-57.

[40]王吉乔,杜德斌.我国城镇贫困化及其治理对策探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0,19(1):64-69.

[41]杨林生,李海蓉,李永华,王五一,谭见安.医学地理和环境健康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31-44.

[42]王承云.日本海外旅游业的动态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3,13(2):93-99.

[43]郭焕成,韩非.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44]王仲智,林炳耀.美国“阳光带”的崛起及对中国西部城市化战略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4,13(2):40-45.

[45]刘清芝.美国、日本、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及其启示[J].西北人口,2009,30(4):73-75.

[46]宋韬.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地区模式[J].世界地理研究,2004,13(4):75-78.

[47]汪昌安,李忠贵.探索居家养老模式,提高退休人员幸福指数[J].价值工程,2011,36:323-324.

[48]郭金龙,张许颖.国际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视野,2008,17:32-33.

[49]姜向群.计划生育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问题[J].人口研究,1996,20(6):58-62.

[50]杨菊华.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J].探索与争鸣,2009(7):14-16.

[51]陈茗.日本老龄产业的现状及其相关政策[J].人口学刊,2002(6):7-11.

[52]周俊山,尹银.老龄社会的日本老年住宅发展及借鉴[J].日本问题研究,2008(3):60-64.

[53]查建华.中日两国老龄产业发展比较研究[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4):50-59.

[54]徐庆风.我国实行退休年龄弹性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初论[J].南方人口,1992(1):42-45.

[55]鲍家伟.“以房养老”—种新型养老模式的探索[J].中国经贸导刊,2012(3):32-33.

[56]罗莉,王亚萍,徐洋.以房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以武汉市城市居民以房养老状况的思考[J].改革与策略,2012,28(2):116-117.

[57]周君玉,张俊良.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变革及其影响[J].财经科学,1993(4):65-67.

[58]王维达,童林.老年人照顾体系的建立及其法律完善[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6(2):103-107.

[59]刘铮,潘锦堂.世界各国退休年龄现状分析比较[J].社会学研究,2005(5):93-98.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7

关键词:老龄化老龄产业疗养服务贸易

在《联合国2003年全球人口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致力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然老龄产业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那么加强合作,并用开放的眼光寻求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应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www.133229.Com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性服务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8

内容论文摘要: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而疗养服务贸易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我国老龄化难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和途径。发展疗养服务贸易,不仅能解决我国养老资金的不足,而且可以改善和提高我国老龄人口多样化的需求,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提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关键词:老龄化老龄产业疗养服务贸易在《联合国2003年全球人口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致力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然老龄产业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那么加强合作,并用开放的眼光寻求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应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性服务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结论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养老保障;和谐发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法篇10

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