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1
2013年我将继续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持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政法部门的精心指导下，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落实领导责任制为主线，扎实推进“平安__*镇”建设。具体措施如下：
一、扎实推进治安双保工作
继续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推进“治安双保”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惠民政策摆在前，宣传发动走在先”的工作思路，对治安双保工程进行全面宣传，重点发动，扎实做好每个具体环节的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二、全力做好各级会议及春节期间的安保稳定工作
深入实施“固本强基维稳”工程，确保中央、省、市、区各级会议和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以及重要敏感时期的社会和谐稳定。继续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个防止发生”和“两个尽最大努力”的工作方针，按照思想上的弦绷得紧而又紧、对策上的准备细而又细、工作上的力度强而又强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维稳各项工作，确保全镇的和谐稳定，为建设“有机农业镇、生态旅游镇、和谐新城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积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是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的重要举措，是确保我镇政治经济发展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作出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前，都要慎重对待风险评估意见，使风险评估制度成为重大决策部署的一项“刚性门槛”。正确把握和妥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注重从决策、政策、项目、改革等方面加强利益协调、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等机制建设，力争做到凡是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举措坚决不施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集中化解积案老案
全面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分包、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着力提高积案化解质量，帮助协调办推动矛盾隐患和积案的减少。
1、扎实开展大走访活动。结合大走访活动，把化解矛盾纠纷、解决问题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带案下访、上门走访、预约接访等多种方式，主动走访、联系、帮助群众，千方百计缓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积极构建和谐关系。
2、切实建立回访制度。由、司法、综治部门主动上门回访所办案件，向当事人进行解疑释惑，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减少群众对案件办理的误解和对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
3、加大督查督办力度。一是建立台账，综治部门对所有问题及时登记，建立台账，转交给相关部门对案件进行办理，限期完成。二是跟踪管理。对转交办的件，每周进行梳理排查，对重点案件建立专门档案，掌握问题解决的时限和进度。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2
[提要]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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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toddD．Stem)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3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为“双争”活动提供强有力思想和组织保证
教育局是全区教育系统的管理机关，有职能科室13个，工作人员80多人，人数规模属全区之最，在实现“加快发展，富民强区”的奋斗目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大局，我们也深深认识到，积极开展“双争”活动，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活动中去。为此，教育局将“双争”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局长挂帅的“双争”活动领导小组，明确一名副局长具体负责此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双争”活动的日常事务。制定了开展“双争”活动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明确了时间进度和目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召开由全体机关干部职工参加的“双争”活动动员大会，认真组织全体机关干部职工学习了蒋文红区长的重要讲话，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明确开展机关“双争”活动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和方法步骤。各科室积极行动起来，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全机关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主管局长具体负责，领导小组指导协调，干部职工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二、精心组织，周密实施，扎实推进“双争”活动
活动中，我们紧紧抓住三个环节，着力抓好学习提高、八查八看、整改提高三个工作重点，循序渐进，扎实推进，使活动的各项工作落在实处。
(一)在宣传动员阶段，着力抓好学习提高，营造“双争”活动的浓厚氛围
我们重视教育先行，宣传开道，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学习宣传教育工作。通过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重点组织开展了三方面学习教育：一是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深刻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深刻内涵，在思想上牢固宗旨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二是“双争”活动的宣传学习。组织机关干部工作人员学习蒋文红区长的重要讲话和区政府、教育局关于开展“双争”活动的会议精神和相关文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教育局机关作风建设十项措施，自觉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三是业务技能学习。组织广大干部职工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学习相关的教育政策法规、信息技术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法治教、依法办事能力，熟练掌握现代化办公技能。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宣传调研活动。活动以来，我局各科室向局“双争”活动办公室发送信息40多篇，教育局向区“双争”活动办公室报送信息20多份。我们还在新华教育信息网站开办了“双争”活动宣传专栏，宣传我局“双争”活动的做法和成效。通过宣传学习，广大干部职工对开展“双争”活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形成了良好的活动氛围。
(二)在对照检查阶段，着力抓八查八看，找准机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双争”活动中，我们坚持双争活动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相结合，提出了以新时期党员先进性标准和“双争”活动要求为尺子，以郑培民、牛玉儒、周国知等先进模范人物为镜子，对照检查行业作风。教育局和各科室共计召开了13次学校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460多份，同时，坚持领导带头，放下身子，深入基层、深入教师中开展调研。共计征求意见和建议500余条，归纳梳理出基层群众意见和建议共三大类30条，问题主要集中在机关作风建设、教育发展和关心群众生活等方面。局领导班子经过逐一分析反思，决心从基层学校和群众满意的地方做起，从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和责任人，通过整改，更好的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努力营造“文明、勤政、务实、高效”的机关形象，努力把教育局机关真正建成党委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部门(三)在整改提高阶段，着力抓整改落实，转变工作作风
整改过程中，我们坚持从群众满意的地方做起，坚持以树立科学发展观指导教育实践，确定了“三个确保”的工作目标，即：确保顺利通过省政府“两基”复查验收、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校安全稳定，并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针对基层反映较多的文多、会多的问题，教育局制定了加强利用教育网推行电子政务的意见，最大限度的减少会议和文件;针对群众反映的服务有待深入的问题，我们制定了提高服务质量的多项措施，如在中考报名时就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到基层学校现场办公，受到了学校和考生的好评;针对群众关注的教育收费问题，在全区学校深入推行收费公示制度，发放《教育收费明白卡》等。目前，教育局已经对13条意见和建议立即进行了整改，正在整改的有13条，对于一时不能整改或需要协调其他部门的，教育局也制定了方案并向群众做好了解释工作。通过整改，机关干部职工提高了认识，转变了心态，学会了换位思考，真正做到了“五多五少”，即多一点服务，少一些官僚;多一些热情，少一些冷漠;多一些帮助指导，少一些临时催办;多一些研究，少一些盲目;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浮躁，呈现出了创建“学习型、服务型、规范型、廉洁型、效率型”机关的良好氛围。
三、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全面优化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
实现机关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立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是开展“双争”活动的基础，也是双争活动取得实效的有效保证。为此，我们强化了三项制度建设，一是实行科室包校制度，转变机关作风。在实行局领导分工包校的基础上，推行局机关干部分科室挂点校制度，深入基层学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制定出台了《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十条措施》，在公布办事指南、强化调研制度、健全接待制度、规范审批行为和审批答复时限、精简文件、压缩会议、严格控制评估、评比活动、严格控制参加庆典活动、中小学招生工作、建立督察和测评制度等十个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三是完善《局机关干部考勤制度》，加强对局机关干部的考勤，实行局领导带班考勤制，每月安排一名局领导带班考勤，上班时组织查岗，严禁迟到、早退、擅自离岗现象。
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政务公开，提高政务工作透明度。按照依法公开、真实公开、注重实效、有利监督的原则，建立和完善政务公开的五项制度，即建立政务公开的责任制度、政务公开的审议制度、政务公开的评议制度、政务公开反馈制度和政务公开的备案制度。不断拓宽政务公开的形式，除在固定的公开栏上公示和召开干部职工通报会通报外，还通过局域网公开政务，自觉将政务和业务行为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增强了教育政策和举措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二是狠抓窗口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了提高工作实效，我局注意抓好典型，确定招生办、普教科、人事科为机关服务的窗口，建立了公开专栏。招生办上墙公开了办事制度、招生程序、招生流程图、各类收费标准、录取情况等。在报名、考试、招生过程中，招生办能认真实行“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办结，一条龙服务”制度，努力简化办事手续，减少办事环节，加大办事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提高办事效率，最大可能地为考生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三是推行电子政务，提高工作效率。将推行电子政务作为创新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转变工作职能和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充分利用教育网和教育信息网站，大大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信息处理能力，促进更方便、更快捷、更经济地收集、处理、传递、沟通信息，使领导能够及时掌握更多的教育信息和动态，提高决策的可预见性和决策水平。
四、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打造创建教育强区新平台
在“双争”活动中，我们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双争”活动成效的唯一标准，强化措施，注重实效，通过扎实的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机关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一是转变思想观念，变管理为服务。活动开展以来，机关工作人员改变了“以管人管事者自居”的观念，摆正管理与服务、人民与公仆的关系，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主动深入基层，为群众提供各种服务，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区招生办在今年高考的报考工作中，采取了上门摄像服务的办法，虽然增大了机关工作量，但为学校和考生创造了极大的方便。中小学教研室将每周二、周三定为“教育教学工作服务指导日”，教研员深入到学校一线，座谈辅导，解难答疑，深受学校欢迎。二是转变工作方式，实现管理决策科学化和公共服务电子化。教育局建立科室每月一次工作例会，民主讨论，认真参与工作决策。各科室之间做到既分工明确，又团结协作，紧密配合局中心工作，全面推进区重点工作目标，教育教学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通过“新华教育信息网”，实现了信息无纸化办公，大大提高了信息化水平和工作效率。三是有效控制各种会议和活动。我们对教育局和各科室召开的各种会议进行了具体规定。凡召开的大型会议，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确定并纳入会议计划。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尽量缩短会议时间。需学校党政一把手参加的会议，必须由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学校副职参加的会议，必须由主管领导决定并报办公室备案;各科室召集的业务工作人员会议需报主管领导同意。据统计，两个月以来，教育局召开的各种会议数量同比减少50%。: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4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权；司法请求权
一、刑事和解与公诉权概述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刑事和解是指部分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
公诉权是指法定的专门机关及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被害人的利益而代表国家主动追诉犯罪，请求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并处以刑罚的一种权力。公诉权具有以下特点：1、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属于程序性的权力2、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遏制犯罪，维护法律秩序为使命3、公诉权也是一项国家权力，具有专属性的法定职权，是由法律赋予公诉机关行使的一种专门权力。
二、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关系
1、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性
无论是自诉案件中的和解，恢复性司法还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惩罚的成本，带动司法效率，使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更加有力的方式回归社会，以一种缓和的方式惩罚犯罪，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刑事犯罪究其本质而言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和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这一需求，它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注重发挥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解决行使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和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减少社会冲突，达到社会和谐。而从保护被害人权益角度来审视，刑事和解也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的体现，符合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与我国便宜原则的追求相一致。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法定主义与便宜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法定原则是指只要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条件，公诉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的的追诉原则，相对于法定原则而言，便宜原则是指虽然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条件，但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时，可以裁量决定不，便宜原则充分体现了考虑刑事程序所及的各种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衡量选择的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二者从行使的初衷到最终所追求的效果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刑事和解是对公诉权行使的必要补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
2、刑事和解与公诉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05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0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都相继表态，要在各自的工作中充分贯彻这一政策，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一节中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各机关应当积极探索，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以上这些正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它体现了宽松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的价值品味，体现了以人为本与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对于有效地打击与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下中，适用刑事和解只局限于法律规定的犯罪，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而这些也恰恰正是宽严相济政策中需“从宽”处理的案件类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达成和解不意味着必然
从宽处理，还要考虑其他情节。而公诉权作为一种司法请求权，是一项国家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制裁犯罪，惩罚犯罪，也需要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二者在此点上是共同的。
3、从公诉权的内容上看与刑事和解也有契合性与相通性
公诉权包括实体上的诉权和程序上的诉权，实体上的诉权又包括定罪建议权与量刑建议权，重点说一下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形确定指控犯罪的基础上，提出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以及执行方式等的合理意见，并请求法院采纳的一种司法请求权。量刑建议权不同于协商性司法权，其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属于检察机关的责任，往往是考虑到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法的效率价值等方面。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调查终了后，检察官就事实和法律适用陈述意见”在日本，检察官陈述意见称之为“论告”。日本学者通说认为，论告乃检察官之义务。检察官论告权对法官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实务中检察官的论告对法官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如果法官以求刑请求作出判决，检察官不得上诉。求刑权发挥了刑事政策的重要机能。“检察官系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之机关，亦为统一总合推动刑事政策之国家机关。检察官之求刑，基于检察一体原则之运营，在统一刑事政策之考量下，易形成客观基准，对法官之量刑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在全国量刑之平等上扮演着极其显著之功能。”由于求刑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而刑事和解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举措，故以求刑权来改造刑事和解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由此可以看出量刑建议权与刑事和解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缓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的调解被害人与被告人间的冲突，只是二者在适用的主体，方法程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最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是对公诉权追求价值观的补充。目前由于刑事和解刚刚在刑事诉讼中予以明确规定，在施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合理的协调好其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相信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刑事和解制度与公诉权的关系将越来越协调。
【参考文献】
[1]田兴洪.宽严相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5
一、wto竞争政策的现状
wto的竞争政策主要体现在wto的基本原则中。包括非歧视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wto的许多具体协定也含有竞争政策的一些内容。在知识产权方面、反倾销方面、国家垄断方面、贸易救济措施方面中都有涉及。
wto体制中尚未确立起竞争法体系，尤其是缺少处理私人限制竞争的机制。
二、wto拟将竞争政策纳入统一框架所作的努力
一些国家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竞争政策的现状并不满意。它们认为Gatt/wto框架下贸易自由化所取得的成果正在被私人的限制竞争行为所侵蚀，所以，力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竞争规则的完善。
令人可喜的是，1996年12月新加坡召开的wto第一届部长会议已经注意到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并授权成立了一个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专门研究不公平的竞争政策阻碍国际贸易的问题，评析成员方的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研究wto今后应当采取的措施。
2001年11月在多哈举行的wto第四届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多哈宣言》明确指出，多边竞争政策框架应使竞争政策更能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在就谈判的模式达成明确共识、作出决议的基础上，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后将就此进行谈判。《多哈宣言》进一步指明由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来解释以下法律规范：透明、非歧视、程序公平的核心原则、核心卡特尔的条款、自愿合作模式及通过能力建设逐渐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制度等。《多哈宣言》还明确要求在该领域“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参与者的需要，并为其提供适当的灵活性”，为达此目的，wto将与包括联合国贸发会在内的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合作，并通过区域和双边的渠道，大量提供多种充分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来满足这种需要。这些论述表明，部长们认识到多边竞争政策框架更能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希望wto在今后几年，将通过谈判来完善竞争政策，将其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下。
目前，根据wto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的材料，关于竞争政策是否应当引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以及应采取何种模式等问题，在wto成员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wto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就这些观点已经召开了多次讨论会。总体来说，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受到wto许多成员方的支持，包括日本、韩国、印尼等一些亚洲国家。事实上，欧盟的主张已经成为wto竞争政策多边框架协议的基础。欧盟认为，wto关于竞争政策的谈判应集中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第一，wto竞争政策的核心原则;第二，成员方之间的合作模式;第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在竞争政策领域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
然而，尽管《新加坡部长宣言》和《多哈部长宣言》均表明了在竞争政策的谈判上应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的观点，建立竞争政策多边框架的赞成者们也认为这一框架的制订将有益于发展中国家，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启动竞争政策的谈判仍持反对立场，不愿意推动竞争政策多边框架的建立。它们认为国内竞争政策和法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能是有限考虑的问题，因为有更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它们担心多边框架的议题会削减其为实现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政策保留空间；担心由于国家间和企业间发展水平、竞争能力的差距，以及制订和实施竞争法的经验和能力的差距而为其带来的困难。
总之，由于各成员方对各自根本利益的维护，坎昆会议未能就竞争法等新议题启动谈判，然而应当通过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竞争政策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努力仍在继续。
三、把竞争政策纳入wto多边框架的积极意义
（一）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会增强成员方国内竞争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为各成员方的竞争政策确立一套清晰而连贯的原则，这将会增强成员方国内竞争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增强各成员方规制反竞争行为的能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其自身的利益，需要制订和实施竞争法律或政策，因为，欠缺必要的立法或实施能力的国家更易受到反竞争行为，特别是国际卡特尔的侵害。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制度能力的建立，会使发展中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与其发展目标相一致的竞争法律和法律实施机构。
（二）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是排除私人限制竞争行为的有效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成员方之间的有效合作在跨国反竞争行为日益盛行的今天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人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如果相关国家不能对跨国限制竞争活动采取协调性的措施，将会导致国际贸易纠纷，引起国家间的法律冲突和利益冲突，并由此减少可以从贸易自由化获取的收益和社会福利。所以，一些国家在竞争法领域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和协调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67年提出的《成员国间就影响国际贸易的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合作的推荐意见》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国家间在竞争政策领域的双边合作。然而，反垄断法双边合作协定是建立在缔约方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此外，从目前的双边协定看，参与订立这种协定的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经济实力，发达国家对之没有兴趣进行这方面的谈判；或者因为没有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发达国家认为与之进行谈判有较大的难度。总之，目前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领域参与订立了双边协定。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参与双边协定的订立，而具有国际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对这些国家同样有害，我们就远不能说，双边协定可以实现竞争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人们期待着在这个领域能够有多边的和更深层次的合作。
在竞争政策领域进行多边合作也并非是今日才提出的主张。早在1947年和1948年间在哈瓦那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上通过的《哈瓦那》第五章就对限制竞争性商业行为作出了规定。它指出，“缔约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并与本组织合作，管制国际贸易中限制竞争的商业惯例，如分割市场或扩大垄断势力，而不管它们是由私人企业还是由国营企业所为”。1980年12月，联合国还通过了《关于管制限制性商业行为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原则和规则》，要求各国按照这个《原则和规则》来制定和适用本国的法律，在法律适用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并要求跨国公司重视东道国的竞争法。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集团的利益冲突，上述两个文件最终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与国际社会在这个领域已经采取的双边措施和多边措施相比较，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会更有利于推动成员方竞争主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信息交流，合理解决该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和法律冲突问题，包括协调它们在这方面的程序法，从而更好地解决人们共同关心的私人限制竞争问题。因为，第一，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上以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最大多边机构。第二，wto协定的制定者已经认识到，wto成员方通过关税减让和减少虽然对国际贸易自由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要在wto内真正实现贸易自由化，确保国际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至少还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成员方政府不得采取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来替代被废除了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成员方的企业不得通过反竞争的行为，来重建那些被废除了国际贸易壁垒。这第一个条件仍然需要成员方政府间进行的谈判，这第二个条件则需要成员方协调它们国内的竞争政策。第三，wto多边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是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和规则，这必将能够更好地规范、统一与实施国际竞争政策。
四、我国对竞争政策纳入wto多边框架应持的态度
（一）我国应该积极参与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的多边谈判与制定工作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限制竞争行为往往涉及多个国家，有时甚至波及全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在调查和处理跨国限制竞争案件时如果不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往往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以，建立wto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国际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鉴于订立wto竞争政策多边协议对我国的必要性以及我国接受协议的可行性，我国对竞争政策纳入wto多边框架应持积极的态度。
（二）我国应强调wto竞争政策要体现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
在wto体系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利益冲突，而在竞争立法中的利益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强调wto竞争立法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保障更广泛的市场准入而且要保障更公平的跨境贸易。这要求wto的竞争法律制度，不仅包括非歧视性原则、透明度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而且应包括保护弱小经济实体免受跨国公司的反竞争行为危害的基本的实质性规定，尤其要将这些规定适用于国际技术转让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最终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
（三）我国应坚持主张wto竞争政策在各国的实施方式应有所不同，尤其是应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由于市场与文化是不可分的，而且各国法律制度、行政体制和经济环境又不尽相同，wto竞争政策的实施需要具备适当的弹性和渐进性，不应试图采取“一体适用”的立场。这样不仅可以尊重普遍存在的经济、法律与文化方面的广泛的差距，同时又能减轻欠缺竞争法律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所可能承受的负担。
（四）我国应加速反垄断立法的进程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6
一、民主恳谈会的主要类型
距离1999年的第一次会议召开，民主恳谈会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它不断被规范，被完善，被创新，被延伸，逐步发展形成了4种主要类型：对话型民主恳谈、决策型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1．对话型民主恳谈在民主恳谈会的起步阶段，对话型恳谈是其主要的组织形式。在双方信息充分公开的基础上，干部和群众在会上就某项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与协商，以就该议题达成共识。而议题的选择也十分广泛，只要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在会上讨论，如社会治安、公共设施建设等。同时，群众也可以对政府的工作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对话的过程中，双方相互理解与妥协，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化。
2．决策型民主恳谈在经历了对话形式后，民主恳谈会逐步演变为一事一议、一期一题的决策型恳谈会，一般都会邀请与之利益相关的村民、村级干部和人大代表共同参与制定关于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决策。会上，在政府代表提出初步方案后，多方与会人员共同探讨，就该方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经充分协商后，由政府、人大代表共同做出最后决策。在温岭市泽国镇，当镇政府打算撤销位于夹屿村的联树中学时，这个议题便被搬上了民主恳谈会。村民代表积极发言，从学生安全、教师质量等多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最后近七成的与会者赞同保留学校，这也促使镇政府改变了最初的决定，从而避免了错误的决策，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3．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2004年，温岭市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0．46亿元。庞大的财政收入规模一方面使更多的公共基础建设项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财政预算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显得更为重要。正是基于上述因素，老百姓对于财政支出的具体项目与用途越来越关心，因此，2005年7月，新河镇开启了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的序幕，将农村财务的制度化融入民主恳谈会的摇篮中。在政府编制财政预算草案后，便会组织群众参与讨论这一预算方案，共同修改决定财政支出的初步预算报告，而后，经人大代表审查、修改、决策实施。2012年初，在新河镇的财政预算恳谈会上，有代表提出由于已有的消防车只适合地面作战，因此需要增加一辆能扑救高层火灾的消防车以应对新河镇越来越多高楼的不时之需，这一方案在最后的投票中被一致通过，增加到了预算方案之中，真正实现了将钱用于百姓需要之处，使财政支出更为公开、透明、合理，实现阳光预算。
4．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民主恳谈会发展至今，已被应用于各行业、各重大事项中。其中，由非公有制企业民主恳谈发展形成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产物。会上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和代表企业诉求的行业协会共同探讨，发表意见，作为独立第三方的政府代表集中协调，从而形成三方协商会议制度，以达成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为最终目的，并将此作为签订行业性集体劳动合同的依据，从而维护了各行业工人的利益。2003年，新河镇的羊毛衫厂首次就行业工资开展民主恳谈会，对下一年的工资情况达成了一致意见，令人欣喜的是，尔后，新河镇的羊毛衫行业再也没有出现与工资标准相关的冲突。
二、民主恳谈会的机制创新
温岭民主恳谈会10多年来之所以一直焕发着生机，是因为它坚持创新，不断将新元素融入原有体制中，不断地深化、完善、发展，使得其程序日益规范，制度日益健全，对民主决策、民主理财的贡献渐趋明显。
1．建立平等对话的平台，便于群众发出真实的声音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群众的民主意识愈加强烈，对公共生活参与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更加懂得行使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法定权利。而民主恳谈会这一新的民主形式，能够积极促进农村干部摈弃独断的领导方式，变命令为对话，变代议民主为协商民主，实现干部和群众在同一平台上的平等交流，畅所欲言，使群众提出质疑、干部解释答复的同步成为现实，双方共同参与到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在解决矛盾冲突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化。
2．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机结合，融入体制内部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往往掌握在党委政府手中，基层人大的权利遭到质疑，而民主恳谈会的诞生就切实解决了这一多年的弊病。这个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所派生出的民主参政形式，有效地激活了基层人大，使基层人大能切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责。由于我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因此，在法律层面上，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权只能掌握在人大和政府手中。而温岭这种先恳谈，再由人大审议决策的程序既有效地解决了基层人大权利空置的问题，又在不触碰法律的基础上，将没有法律地位的民主恳谈会融合到体制的框架内，推动了基层人大的改革，使其焕发出应有的活力，真正做到体现民众的声音，实现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完美融合。
3．将政府预算纳入恳谈范围，成为恳谈重点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财政支出的风险性也随之加大，因此，决策的正确性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财政预算被纳入民主恳谈的议题之中，继而逐步发展形成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会。在恳谈会上，人大代表、人民群众、政府干部等多方与会人员共同讨论决定财政支出的具体项目和预算标准，进而形成初步预算方案，并将预算方案下放到各个村，和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充分沟通协商。最后，在人大会议上，经人大代表修正、审核通过后实施。而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也会专门由各方代表组成财经小组，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与审查，对重大事项报告提出质疑与反馈，实现财务预算监督的制度化，切实做到民主理财、民主决策，提高公共预算的透明度。
4．制定规范程序，确保民主恳谈会的有序进行民主恳谈会在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标准规范的程序。每期的主题都会在民主恳谈会召开之前确定，有了明确主题的民主恳谈会，针对性更强，执行力更强，效率更高。而每一次的与会人员也必须由相关的人大代表、政府干部、人民群众等共同组成，以确保民主恳谈会反映的声音更为全面、真实。会议正式开始时，在介绍完本期的议题、基本情况和政府的初步方案后，各方代表围绕主题平等对话，自由发言，充分讨论，可采取分小组讨论、大会集中讨论等形式，全面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最后由人大代表及政府代表讨论研究所有意见与建议后，修改确定最终方案，按法定程序决策、实施。因此，民主恳谈会标准化的规范程序，既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又提高了每一项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5．与会代表由参与库和人才库分别抽选，保证公共性与专业性初期的民主恳谈会存在着无法同时保证选取的与会人员的全面性和专业性的缺陷，但这两者都是必需的。在做出任何一项决策前，既要听取各方群众的声音，也必须了解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后的质疑与意见。为了弥补这一欠缺，2010年9月，温岭市人大常委通过机构举荐和自愿报名等方式，分别成立了参与式预算恳谈会附属的参与库和人才库，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保证建议的广泛性、代表性和专业性的完美统一，提高财政预算审查和监督的公共性与专业性。其中，参与库由群代表、人大代表、退休干部等组成，而人才库的成员主要是具有财政预算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而召开预算民主恳谈会前，分别从参与库和人才库抽选一定数量的代表，如此一来，既能体现民意，又能集中专家的智慧，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推进财政预算的科学化、规范化。
三、民主恳谈会的运行绩效
民主恳谈会以其民主协商式的组织形式、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和全面反映民生的最终目的被广泛实践，因而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社会领域产生了卓越的绩效。
1．改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在温岭引入民主恳谈会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先经过标准程序的恳谈，再由人大代表审议。由原来群众不知情，干部拍板的独断形式转变为干部事先做好深入调查，认真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再与人大代表共同决策；由原来为自身利益考量转变为为群众利益服务；由原来的内部暗箱决策转变为公开决策，如此不仅提高了财政支出的合理性，而且增强了干部的服务意识，真正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当双方都相互了解对方的意见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必会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因此，民主恳谈会的诞生使群众找到投诉、质疑的渠道，消除了因不理解而产生的怨气，也使得群众对干部更为信任支持，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添砖加瓦。
2．增强财政预算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在民主恳谈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反映对于财政预算的不同声音可供决策者相互权衡，有效地克服了干部直接决策的局限性，降低各项财政预算的风险性，从而确保各项财政支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愿，使其更为科学、民主。2007年4月，新河镇召开了财政预算调整民主恳谈会，根据恳谈情况，政府最终调整了预算方案，将年度保障民生的社会救济补助预算从原先的24万元增加到30万元，而政府的办公设备购置费则相应减少了6万元。通过民主恳谈会，也能够让群众了解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建立起透明、民主的公共预算制度，建设节约型政府。
3．公开预算信息，促进清正廉洁民主恳谈会全程都是开放式的参与，秉承公开与透明的原则，为群众行使法定权利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以此借助民众强大的力量，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随意性。在会前做到恳谈会相关信息的公开，一般提早五天会公布本次恳谈会的议题、时间、地点，使得群众都能够了解恳谈会的基本信息，同时会将政府的初步预算草案发到每位参与者手中，以便与会人员充分了解，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会上实现了过程的公开，所有的讨论、对话、协商、决策环节都是公开的。会后，最终的财政预算方案和执行过程也会在财务公开栏中公开，使得群众能够全力监督，提出反馈意见。2008年1月，温岭市交通局率先试点部门预算，实现2．8亿元预算资金的公开化，提高交通建设项目的科学性。在此之后，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会便在温岭各行各业全面铺开。截止2012年，已有交通、教育、水利等占预算总额75％的6个部门召开过预算民主恳谈会，35个部门的预算及三公经费实现详细公开。如此透明的预算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不仅促进预算编制更为合理科学，提高政府预算编制水平，而且更有力地防止，促进领导干部养成廉洁自律的好品质，做到阳光预算，实现透明政府。
4．大幅降低决策成本，节约财政支出在传统形式中，政府的项目决策都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前期，广泛宣传这一项目的具体内容，访问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实地调研项目的可行性，从而不断修正完善方案；项目实施期间，组织力量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想方设法解决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后期，收集反馈意见，为下一个项目的实施奠定基础。而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民主恳谈会的召开，使群众都能了解这一项目，省却宣传环节，并结合自身利益，从多方面考虑这一项目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减少了政府在今后调整方案的花费，同时经与会人员共同讨论，集中智慧，当场提出解决措施，如此也降低了今后项目执行的阻力，降低决策失误成本。事实上，新河镇的财政赤字已由2004年的5800万元降低到2008年的无赤字，减少了不必要的财政支出，真正将钱花在刀刃上，在广度和深度上实现了参与式预算的初衷。
5．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使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民众通过民主恳谈会这个平台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他们发现政府开始理解他们的想法，尊重他们的意愿，并为有建设性的建议修改决策方案。这样一来，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民主意识得以逐步提高。在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的初步方案后，大家便会认真考虑各项支出的合理性，在民意调查中提出自己的想法，在恳谈会上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切实行使法定权利，监督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及时提出建议，积极推进预算民主改革的进程，真正做到了民主理财、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民主走进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启示
1．群众的参与是农村制度创新的不竭源泉基层群众是最富创新意识的一个群体，人数众多，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革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当他们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集思广益定能为农村的制度创新翻开新的篇章。他们对农村财务管理现状混乱的担忧，对公共事务决策独断的不满，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农村事务的决策和治理之中，民主恳谈会等一系列反映群众心声的基层政治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他们在这一平台上畅所欲言，与干部积极互动，发出老百姓真实的声音。同时，广大群众的积极监督也能保证各项决策的实施质量，提高财政支出的透明度，规范农村财务管理。因此，群众的参与是农村制度创新的不竭源泉。
2．政府的支持是农村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温岭民主恳谈会卓越的运行绩效与政府的支持、帮助和推动息息相关，民主恳谈会的诞生正是政府在探索基层民主创新过程中的经典产物，而政府的有力号召和积极推动能有效促进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更加强烈，使得基层民主政治形式得以健康发展，农村制度创新的水平得以提高，还民利于人民。同时，政府的支持能畅通群众质询和建议的渠道，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而基层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时，政府的压力也能相应减少，两者相得益彰，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政府的支持是农村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7
本文作者：王丹查字典原创投稿
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情况的调查报告
王丹
北安市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摒弃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思想倾向，加大服务力度，切实把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到支持和保障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上来。为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现对服务企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情况做出归纳总结。
一、制定措施，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北安市人民法院制定了《北安市人民法院为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服务的规定》，对涉企案件实行了层层负责和“三个一样”的方针，即：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一样，大企业和小企业一样，外地企业和本地企业一样。对外来企业投资者实行“三优先”政策，即：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对危困企业诉讼案件采取了减、缓诉讼费用的优惠政策。为服务企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大胆适用简易程序，降低企业诉讼成本。
为提高审判工作效率，缩短企业涉诉时间，我院在涉企案件的审理中，大胆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60起北安市自来水公司与各单位及个人供用水合同纠纷案件中，民二庭大力推进适用简易程序，以此降低企业诉讼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其中53％的案件在半个月内审结，75％的案件在1个月内审结。极大缩短了企业的诉讼时间，保证了企业正常工作的开展。为北安市自来水公司收缴水费在时间上赢得了主动。
三、加大调解力度，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在涉企案件的审理中，民二庭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加大调解力度，及时为企业清收债权或为困难企业减轻还债包袱，对于企业作为被告的案件，慎重采取调解手段，促进原本对立的纠纷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协议，以减轻企业经济负担。对涉及查封企业财产的案件，尽量采取活封方式，避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如在审理李某与北安市交通局大修厂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面对北安市交通局大修厂职工集体上访的矛盾局面，我院民二庭适时采取调解手段，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既缓和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稳定了职工情绪，又保证了北安市交通局大修厂的正常运转，达到了“三赢”效果。
四、发挥司法建议作用，提高企业风险防范意识，促进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
我院民二庭结合在审理中国农业银行北安市支行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的问题，积极提示农行等金融机构：注意对“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式的数个企业之间相互担保现象的审查，正确估计担保企业的还贷能力；对贷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拖欠不还的，及时提起诉讼，以免借款企业因经营不善降低还债能力；控制借款人以经济困难为由提出“借新还旧”的方式达到延长贷款期限的目的，以免加大信贷风险等。促进农行等金融机构建立现代管理理念。此外，民二庭还主动邀请企业人士召开服务企业发展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审理案件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向企业提出司法建议，帮助企业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避免企业在经营中遭受不法侵害。积极为北安市自来水公司、北安市热力公司、北安市特钢厂、北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网通公司、联通公司等10余家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制教育服务，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依法经营和依法管理。
五、强化宣传，加大有关破产工作方面法律、政策的力度。
我院以民二庭为主，专门组成法律、政策宣传小组，为配合首钢庆华工具厂破产案件工作的顺利开展，在首钢庆华工具厂的干部和职工中，做了广泛深入的破产法律、政策知识的宣传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人人懂得破产法，了解有关政策，清楚认识到破产制度的积极意义，并对自己在破产工作当中的权利义务做到心中有数，稳定了职工情绪，为首钢庆华工具厂破产案件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服务企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的几点建议。
1、认真履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司法为民意识，积极探求有效的服务途径。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8
论文摘要：在改革脱困过程中，大批职工被裁减下来，下岗、失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但由于《劳动法》自身的不完善，加之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把脱困措施简单化，裁员手段行政化，致使部分职工的台法权益受到侵害。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手，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台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我国劳动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年前实施的《劳动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是我国劳动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劳动法》的实施，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就业机制、劳动关系稳定、劳动保障体系，特别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都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劳动法》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问题日渐突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
一、我国《劳动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1．企业劳动管理的法制环境受到干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央关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是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提出来的。脱困的办法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综合运用体制创新、结构调整、引进外资债转股、减人增效等多种措施，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由于体制陈旧、机制不活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却搞“单打一”，把脱困措施简单化、减人手段行政化、减人目的政治化。一方面，以“把经济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政治”为依据，努力在全社会造成有利于减员分流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向企业下达减员分流指标，层层签订“目标责任状”，形成减员分流的刚性约束。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作为用人主体的企业，也急于找到一种“短、平、快”的办法来摆脱困境，以体现“讲政治”的要求，选择的结果自然是减人。因此，企业也开动宣传机器营造有利于减员分流的小气候，以使职工相信减人是大势所趋，只有减人国有企业才能脱困。在社会大环境和企业小气候的双重夹击下，职工与企业之间依法建立起来的劳动关系越来越向有利于企业一方倾斜，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进一步凸现出来，原本比较脆弱的企业劳动管理法制环境也变得更加脆弱。
2．经济性裁员的规定不够具体我国《劳动法》第27条关于经济性裁员是这样规定的：“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可见企业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和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是经济性裁员的两个前提条件。前者比较好把握，但作为后者，到底什么样的生产经营状况属于“严重困难”，《劳动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各地在执行中也无具体标准。此外，法定的裁员程序中是“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而不是经其同意，“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而不是经其批准，这就为企业进行所谓的经济性裁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加之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经济性裁员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脱困过程中的主要裁员方式。一些企业为了搭乘“经济性裁员”这班车，甚至采取“割韭菜”、“一刀切”的办法大量裁减职工，侵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不够规范
1、事实劳动关系得不到劳动法的调整。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在建立劳动关系时，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在实际上仍然存在劳动权利义务关系。我国《劳动法》第16条和第19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这说明，出现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在法律上的一个原因是，我国《劳动法》只允许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不是口头的形式。事实劳动关系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些企业对依法建立劳动关系的形式要件不够重视，对所招人员迟迟不订立劳动合同；有的个体、私营企业为了减少各种社会保险费用支出．非法雇工，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少城镇大中型国有、集体企业招用“外委”单位签订劳务合同，而“外委”单位却不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虽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权利义务关系，但却享受不到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保险待遇，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2、解除劳动合同缺乏平等协商机制。劳动合同的解除从双方的意思表示来划分，主要有“协商解除”和“单方解除”两种。“协商解除”的法律行为，可出现在劳动合同履行的任何阶段，我国《劳动法》对“协商解除”没有规定限制条件，只要求当事人协商一致即可。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企业与劳动者和工会分别签订了个人劳动合同和集体劳动合同，这样以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主体应包括企业、劳动者和工会代表，企业内部至少应建立起企业与职工、企业与工会，职工与工会三重协商制度，但实践中，由于“协商解除”的制约机制尚不完善，本应“协商解除”的法律行为往往变成企业“单方解除”的法律行为，并且由于法定或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的条件尚未出现，企业为了使其行为合法化，一方面认认真真地发表征求职代会或工会的意见、上报裁员方案程序，找一块”挡箭牌”；另一方面，强迫职工自愿提出申请，造成“协商一致”的事实。这种由“协商解除”演变成企业“单方解除”的行为，实际上是企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劳动者，逼着劳动者离开企业，主体双方的不平等性是显而易见的。
3、一些企业自定的内部规章不合法。从劳动合同的特点看，企业有权在法定解除劳动合同条款外设定合同条款，但设定条款一是内容必须合法，二是设定程序必须基于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但在实践中，一些企业的劳动合同从表面上看并无违法和冲突内容，而实际上合同中的一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定解除合同的标准。从劳动纪律条款看，有的企业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的，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这里，企业有意将《劳动法》第25条第2款中“严重”二字省去，以便为其单方解除合同提供依据。还有的企业为了使这种依据合法化，将自定的《职工奖惩制度》提交职代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成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在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如违反《职工奖惩制度》某条某款规定时，企业有权解除合同”，这些规定甚至有这样的内容{“职工连续迟到或早退两次，一个月内累计三次的，企业有权解除合同”。从法定的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看，有的企业有意不在劳动合同中体现女职工在“三期”内、职工患病或负伤在医疗期内不得解除合同的规定，以免提醒劳动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看，达不到法定标准的现象更为普遍，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更为严重。
(三)在劳动争议处理中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
1、劳动争议的主体关系日趋复杂，争议难处理。劳动争议可以说是劳动合同纠纷。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竞争的加剧，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优胜劣汰的节奏也逐步加快，从而使劳动合同的主体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并导致劳动争议主体关系趋于复杂，涉及到企业转制、兼并、破产、职工借调和兼职、承包和租赁经营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案件逐渐增多。同时，随着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同时也是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承包人，他们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如何界定；智能型劳动者在岗位工作的独立性，及其在工资待遇、企业利润分享、工作条件上的特殊要求等等，都是近年来出现的、并将今后大量出现的新型劳动关系。处理上述劳动争议案件，因有些争议的焦点和事实界限模糊，难以界定；有些争议因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定，需要劳动部门或劳动争议处理人员“灵活把握”；有些争议困规模较大，或波及他人或引起群体上访案件，直接危及社会稳定。
2、劳动争议仲裁处理的法律规定不完善。我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者“对仲裁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把仲裁作为诉前的必经程序和前置条件，不利于当事人特别是劳动者行使诉讼权，有碍于劳动争议的司法解决。’在第82条中又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白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这条规定在实际运用中，常常出现超过仲裁时效而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但由于劳动争议必须先经过仲裁法院才予受理，结果导致当事人无法行使诉讼权，出现“状告无门”的问题。此外，由于劳动争议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加之劳动者在劳动争议中举证比较困难，一些地方法院不愿受理由劳动者提起诉讼的劳动争议案件，致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难以维护。
3、与解决劳动争议相配套的法规体系不健全。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按程序作出的文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因此，仲裁程序在解决劳动争议案件中至关重要，但我国现行调整劳动争议仲裁的法律法规，只有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该《条例》和《规则》对具体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没有作出规定，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应当说，《劳动法》实施以后，已经给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矛盾。
二、解决《劳动法》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9
非常高兴来到大西洋理事会。感谢洪博培大使和在座各位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之间友谊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在大西洋理事会讨论跨太平洋的合作，表明世界正经历很多变化，正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美国是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着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拥有13亿人口，面向太平洋。正如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强调的，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1972年，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机场，与总理握手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和你握手。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自那时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强。中美双边年贸易额现已超过5500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持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美双方都希望对方的经济繁荣发展，因为这有利于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两国的相互依存度实在太高了。
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这对中美两国继续深化合作关系非常重要。不过，两国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文化、历史传统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明白美国人在听别人的意见时一直不太有耐心，特别是美国媒体，因此我向你们保证，我的演讲不会超过20分钟。
我主要想谈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际金融体系;二是关于双方如何共同努力为今年9月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做准备。
首先，关于国际金融体系。在座的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下称世行）的很多专家，也有曾经负责imF、世行与中国关系的官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7月，70年过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构，imF和世行仍然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
上世纪80年代初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以来，中国逐步深度融入了国际金融体系。今天，中国是imF和世行的重要成员和重要股东，可以说这些机构也是我们自己的机构。中国致力于提高imF、世行的机构能力，并推动相关改革以提高其效率。改革的目标是要让这些机构的治理系统体现、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享有公平的话语权，进而确保其高效地促进全球稳定和经济增长。
简要回顾一下，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新借款安排（naB）和双边借款项目，向imF提供了大量融资支持。同时，中国也是世行集团的重要股东国。迄今为止，世行在华项目都开展得非常成功，堪称典范项目。在座的一些同事曾在世行中国局工作过，他们都能讲出许多亲身经历的成功项目故事。不仅如此，自世行集团的软贷款窗口国际开发协会（iDa）第15次增资以来，中国开始向iDa捐资。在此后的iDa第16次、17次增资中，中国的捐资额不断增加。尽管中国尚未根除国内贫困问题，但我们深知自身肩负的国际责任，正是本着这种责任感，我们增加了对iDa的资金贡献。此外，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也乐于与世行集团分享有关经验，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有助于推进全球减贫事业。
由此可见，中国深度融入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国际金融体系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主席亲自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下称亚投行），是基于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的有关数据，未来十年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8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缺口。
为有效弥补这一庞大的资金缺口，中国一方面希望世行、亚行切实增强贷款能力，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可以说，建立亚投行恰逢其时。
主席在北京会见出席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时，针对筹建亚投行强调了三点意见，这是中国提出亚投行倡议的指导方针：
一，强调，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各方必须齐心协力应对挑战，促进增长。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实现目标。正如中国俗语所言：“人心齐，泰山移。”
二，用一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形象地阐释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必须解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强调，亚投行应该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和经济体积极参与，实现合作共赢。亚投行与世行、亚行的关系是互补性而非替代性的。
以上关于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了亚洲国家以及域外国家和经济体的热烈欢迎。亚投行将集中关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而非其它目的。
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贡献者。中国主张通过改革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效率，而不是要现有体系。这也是从倡议建立亚投行伊始就向世界传递的明确政策信号。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3月底访华之后，于4月1日在旧金山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表了演讲。我们希望，作为在imF和世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员，中美双方能够共同推动提高imF和世行的机构能力。我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2010年imF份额改革方案。自G20首尔峰会通过这一改革方案，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耽误太久了，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这一方案是对imF信誉、G20信誉的损害，也是对美国形象的损害。我们强烈希望美国国会能接受奥巴马行政当局最近提出的建议，就此达成协议。
第二，关于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邀请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两国元首将进行非常重要的会晤。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双方的成功会面将为中美关系和全球带来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
回顾2013年6月两国元首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的不同寻常的小范围长时间会晤，双方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其中包括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是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此前，中国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太了解，而现在，中国几乎所有政府部委都在研究负面清单。目前负面清单正在上海自贸区试点。上周，继上海自贸区之后，广东、福建、天津启动了自贸区试点，新的三个试点自贸区实施统一的负面清单，这是中国关于外资投资体制的自主改革。
去年11月，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中南海瀛台进行了长时间的夜谈。这次会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在全世界瞩目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一声明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过去两年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对今年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也有很高期待。要达成重要成果，必须有两国人民的坚定支持做后盾。我们愿与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人民一道，尽最大努力为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成功会晤做好准备。
问答实录
关于中国倡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考虑
主持人：关于中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亚洲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倡议，您之前强调，中方坚定地参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倡议建立的新机构是对现有体系的补充。中国提出有关倡议的考虑是什么？是否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国日渐崛起，要求现有国际治理框架做出相应调整？或只是促进资金调配，填补亚洲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8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抑或是由于现有机构效率不高？还是希望提高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或者说有其他诉求？中国是否谋求在全球或是亚洲建立一套与现有体系不同的规则、原则和价值观？
朱光耀：主席本人十分关心亚投行的筹建工作，他对亚投行强调的三项指导方针是对亚投行的重要综合政策指导。在具体层面上，亚投行必须依法治理，即按照其法定章程办事。本月晚些时候，各意向创始成员的谈判代表将进一步就亚投行的章程进行深入磋商。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两至三个月内完成亚投行章程的磋商，在此过程中各方可以充分提出各自的关切和建议，并协商达成一致。之后章程文本将由各成员完成各自国内或地区内程序后批准生效。不同国家或地区批准授权的程序不一样。有的只需要行政当局同意，有的则必须提交国会审批，具体程序要符合各国或地区的相关法律要求。
在章程的授权下，亚投行的运营需要具体的政策指导，如移民政策、采购政策等。具体项目的执行应严格遵循相关政策指导，同时要重视项目的实际情况。不应要求一个项目实现所有的政策目标。否则不仅很难实际操作，还会带来许多问题。世行项目中就有不少出发点很好但结果并不好的例子。
我们希望亚投行能有效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但即使有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资本金，相对于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亚投行应该有能力带动私营部门资金。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认真的政策设计。私营部门资金是追求利润的。因此，开发机构应发挥公共资金种子资金的作用，认真进行项目评估和设计，积极撬动私营部门投资，使项目在满足社会需求和实现商业收益方面取得平衡。世行和亚行在此领域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亚投行学习。
亚投行相对于世行和亚行的突出特点是关注基础设施建设
主持人：各种外部因素或者说外部利益集团对现有开发银行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有很大影响，如环保、移民等方面的高标准、项目的商业可行性等。亚投行要取得成功，是否会与现有的开发机构很相似，特别是在原则、标准和运营模式方面？
朱光耀：有一定相似性，但更重要的是有其自身独特性。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其坚定不移的政策定位。
2001年我担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期间，和印度执董发表联合政策声明，希望世行能“重返”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中国和印度执董共同提出政策建议，这在世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因为相当一段时间内世行确实疏远了基础设施投资。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大量私人资本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人们认为公共资金以及世行、亚行等开发机构就可以退出对基础设施的支持了。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尽管世行目前尚未完全“回归”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我们欢迎世行已经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亚投行将坚持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为政策目标。
中国曾在基础设施建设瓶颈方面有过教训，如今印度和一些亚洲国家正面临类似挑战。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缺口是实际存在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相关地区就会错失发展机会，甚至导致发展滞后。直至今日，我都认为这是世行与亚行需要吸取的教训。
昨天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前，我与世行行长金墉交谈，他对新筹建的亚投行非常欢迎，并期待世行与亚投行开展实质性合作。这也说明，亚投行和世行等现有开发机构是相互补充的。我相信世行的金墉行长、亚行的中尾武彦行长将致力于加强与亚投行的合作，使各个机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关于台湾加入亚投行问题
台湾中央社记者：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于中方而言，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是否是合适的和可以接受的？您是否了解为什么台湾未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加入？
朱光耀：这是个跨越海峡两岸的问题。我很高兴回答来自同胞的提问。我认为，海峡两岸人民都希望为促进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使同是中国人的海峡两岸人民能共享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此我愿重申主席强调的关于亚投行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开放和包容。我们欢迎各国和经济体参与这一共同发展的机会。关于你具体提到的问题，海峡两岸正在进行深入讨论，问题是台湾以什么样的适当名义加入亚投行。尽管台湾未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但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作为新成员加入亚投行将有很大机会。我们希望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峡两岸加深理解、共享和平发展的红利。具体讨论是由两岸的具体负责部门进行，即大陆的国台办和对岸的对口部门。
美国关于亚投行的四点政策意见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昨天您和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的有关官员举行了会谈，主要讨论的事项是什么？达成了什么共识？据说亚投行是讨论问题之一，美国和日本有没有透露出想要加入的想法？
朱光耀：关于昨天有关国家举行的会谈，不知你是从公开渠道还是从私下渠道得到的消息？（记者：是从私下得到的消息。）不少国家都利用G20会议的机会举行双边会议和小型多边会议，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进行讨论。我想强调的是，G20是非常重要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如何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我们看到，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有所改善，但不幸的是复苏步伐太慢，而且存在大量不均衡现象，因此需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尤其要重视维护市场信心。
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包括各国货币政策的差异。正如美联储耶伦主席所说的，美国将逐步走向利率正常化。她明确表示，4月份不会启动加息进程。但之后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人们在猜测美联储是否会在6月份首次加息。耶伦主席对实现利率正常化的条件做出了详细阐述。我认为美国将以耐心的方式实现利率正常化。
另一方面，欧洲央行正在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其政策目标是促使通胀率达到2%，推动欧洲经济增长。目前欧洲经济有所改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了。但我们注意到，前两天德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跌向负值，这需要认真关注和评估。日本的量化宽松规模已经达到每年80万亿日元，但对日本经济的实际影响仍有待评估。在此背景下，国际政策协调显得更加重要。
在新兴经济体方面，各国的经济表现也出现明显差异。从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中可看到，中国、印度作为主要新兴经济体保持了经济稳定发展，但俄罗斯和巴西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促进发展。
可见，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表现都出现很大差异。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会议讨论中一致认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不能仅依赖货币政策，在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财政政策也必须发挥作用。
亚投行议题在昨天的会谈中没有涉及，但我愿简要介绍，3月30～31日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雅各布・卢财长访华时代表奥巴马总统向总理介绍了美方的四点政策考虑。首先，美国支持所有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第二，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美国坚持高标准，中美将进一步交换意见;第四，美国将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各种方式加强关于亚投行的合作，包括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世行、亚行平台等。近日席茨副财长在参加国会听证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明年G20的主题
主持人：明年中国将担任G20峰会轮值主席国，中国是否会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G20峰会的一个重点主题？毕竟中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对其他国家都有深远影响。
朱光耀：我们正对此进行积极考虑。改革的关键是要提高潜在生产率，特别是通过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和机构改革加以推动。
美国、日本如加入亚投行，其股本比例应遵循现有备忘录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学者：两个关于亚投行的治理问题。首先，如果日本、美国甚至台湾地区在下一轮或者将来成为亚投行的新成员或是创建成员，请问他们的股权会占多少？如果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大经济体加入，必将显著改变股权分配。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亚投行是否设置常设董事会。目前中国显然倾向于不设，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如何理解中国的有关考虑？
朱光耀：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日本、台湾和美国是不同的，美国在亚洲的域外，而日本和台湾都在亚洲。根据意向创始成员此前达成的共识，域外成员的股权比例应在25%～30%之间。作为域外经济体，美国的股权占比应在这个范围之内。日本等作为域内经济体，如果加入的话，股权占比属于75%的范围之内。亚投行毕竟是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在去年10月达成的备忘录中已经明确。
至于常设董事会，这也是一个讨论的问题，我认为根本目的是要提高亚投行的治理和效率。当然，这一问题将在晚些时候举行的新一轮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深入讨论，最终由各方协商确定。
中美双方预计本月或下个月交换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
香港中评社记者：记得上次您访美时，在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了演讲，重点谈到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您还提到，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您曾提到，双方将于今年早些时候交换Bit的负面清单，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是否能期待中美双方在访美之前或访美期间达成Bit？另外，您提到中国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但您是否觉得当前国际上对亚投行的反应超乎预期？
朱光耀：关于Bit，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启动Bit谈判。去年11月北京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再次取得重要共识并指示双方工作层于今年早期交换负面清单。我们预计双方将在本月或下个月进行交换。今年9月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将举行重要会晤，坦率而言，我们不期望届时双方能完成Bit谈判，而是要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实质性成果，为下一阶段谈判打下坚实基础。
昨天在国会山，沙利文参议员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预计什么时候国会可以对双方达成的Bit文本进行审议？我说，目前还为时尚早，要看谈判的实际进展情况。双方都有意愿在接下来两年内即奥巴马总统任内完成Bit谈判，但具体要看现实条件，以及双方工作团队的努力工作情况。届时美方谈判团队也可以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抽出身来，更多地投入Bit谈判。中美双方都高度重视Bit谈判，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大事，而且在推进国内改革方面也有重要意义。上海（自贸区）公布了一份独立的负面清单，接下来福建、广东、天津也在进行负面清单试点，而且清单是统一的，且其长度在进一步缩减。当然，中方向美方提交的负面清单是用于谈判的清单，双方最终的清单需要谈判确定。双方谈判团队需要继续推进艰难的谈判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年9月达成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然后在明年完成Bit谈判。
关于国际上对亚投行的反应。我们就亚投行和美方进行了非常坦诚的交流。从一开始，我们就与美国政府官员包括白宫官员进行沟通，阐述了中国的政策考虑。中美两国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坦率而言，在中国提出相关倡议后，美国有所犹豫，但现在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雅各布・卢财长明确阐述了美国的政策立场。双方还将继续保持交流。
关于达成tpp和Bit的时间节点
双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篇10
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双方农产品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一、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处理方式(一)欧盟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欧盟采取的对策比较温和，逐步调整自己的农业政策，使之有利于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1.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根据wto规定，出口价格补贴的“黄箱”政策是世贸组织的规定。“蓝箱”补贴原本也无须承担削减义务，但多哈回合谈判框架明确指出，各国的“蓝箱”支持量不得超过该国某一历史时期内农业总产值的5％，农业总产值的5％意味着目前使用“蓝箱”政策的国家将面临“蓝箱”补贴的调整乃至削减。由表1可见，欧盟“蓝箱”补贴远超过多哈回合谈判框架规定的5％的封顶限额。按多哈回合谈判框架中“蓝箱”政策的要求，欧盟将面临“蓝箱”政策的大幅度削减。因此，转而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是欧盟较为可行的方法。由表2可见，“黄箱”和“蓝箱”补贴相对较多，这是“黄箱”和“蓝箱”补贴引致的直接利益使然。比较而言，“绿箱”补贴使用较少，因此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欧盟拥有充足的资金，完全可在wto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绿箱”政策大力支持欧盟内部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公共基金或财政开支提供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扶持和促进农产品生产。另一方面，利用单亲家庭农场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贴、一般性农业收入保障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源储备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保障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者的收入。2.推进多功能农业建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就提出“多功能农业”概念，并在1998年对“多功能农业”做出定义。欧盟认为，除生产功能外，农业还包括水土保持、田园风光的管理与加强、环境保护、灾害预防及农村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农业产品不仅包括商品，而且还包括一些诸如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田园风光等公共物品。因此，农业应是多功能的。多功能农业可使农业与其它产业(包括环境)得以更好的匹配，使农业发展可持续，继续发挥其在各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从而成为保证其他产业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之一。农业提供的多功能公共物品不属于《农业协议》所管辖的可贸易的商品范畴，而应属于“非贸易关注”，应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公共物品将由于市场的失灵而供给不足。这样，欧盟就可对属于“非贸易关注”的多功能农业进行名正言顺的补贴。事实上，“多功能农业”正是为维持农民补贴而另立的名目。同时，多功能农业的补贴有助于解决农业政策实施鼓励集约型农业所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有利于欧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所保障。3.发展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是欧盟委员会1999年1月正式向欧盟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在欧盟范围内制定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贸易促进政策，以推动欧盟农产品的出口，并为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及开展诸如宣传、调研、产品推广等各类商业活动提供每年约为150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同年12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此项建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为帮助欧盟出口企业占领非欧盟市场提供政策、信息服务及资金上更充分的保障，巩固和扩大欧盟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分批执行，与美国相比规模较小，但针对性和延续性很强，从每批和单个产品看，欧盟投入的经费不高，但从其项目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来看，欧盟对农产品出口支持是有相当大力度的。(二)美国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美国更多地选择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手段迫使欧盟作出妥协和让步，并愈来愈多地采用双边、地区甚至单边方式向对方施压。1.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方式。随着欧盟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许多问题上美国很难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因此，除多边方式外，美国愈来愈多地采取双边、地区和单边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同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农业竞争力较强，欧盟无法与其展开竞争，只能走保护的路子。欧盟的农业政策是设置种种障碍，如配额、卫生检疫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办法来维护贸易的进行。这些做法阻碍了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出口，引起诸多不满。尤其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在欧共体加速建立统一大市场后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美国开始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的方式与欧共体等国家展开市场争夺战。美国也不放弃利用一年一度的美、英、德、法、意、日和加拿大七国首脑会议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施加压力。2.运用贸易立法手段实施保护。美国在1974年贸易法的301节中专门制定了实施贸易歧视的报复措施，1979年的《贸易协定法》增加了反补贴和反倾销的内容，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抛弃了美国一直坚持的自由贸易口号，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可见，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范化和法律化，实施贸易政策的行动和措施都能从法律中找到依据。3.建立复杂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具有与欧盟一样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也有各种经常变化和复杂的技术标准和规定，如对包装、标签、品质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美国颁布的限制农产品进口的《食品、药品、及化妆品管理法》十分苛刻，是打着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幌子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二、启示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在较长时期内仍会存在，甚至可能会激化。但合作和谈判已成为主要的解决方式，各国都会以理性的态度加以处理。对中国而言，立足于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利用贸易摩擦、以摩擦作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契机和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应是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最佳选择。(一)不轻易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当中国面临国外贸易壁垒时，更多的应是反省自身的出口产品结构或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可动辄指责贸易伙伴施加贸易限制或壁垒。必须看到，美国在处理对欧盟的贸易争端时所采取的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的措施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只会恶化对外贸易环境，遭遇更多、更严厉的反报复。中国在处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矛盾时，应尽可能地使用磋商、谈判的手段，必要时才诉诸单边贸易报复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温和的政策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争端的化解。(二)加强立法，使国际贸易争端有法可依。欧美间的贸易实践表明，政府代表所有商业机构的利益。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所代表的不仅是国营经济，同时也代表其他各类经济成分。因此，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能够接受的相关法律制度。(三)调整农业补贴方式。欧盟农业政策虽然不断改革，但对农业支持的趋势一直没变，甚至保护的力度也没有减少。与欧盟相比，我国耕地少、农业人口多、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对农业的支持更有必要。目前，我国农业支持明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支持水平明显偏低，二是流通环节补贴过高。我国应借鉴欧盟的经验，不断加大“绿箱”补贴投入，重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引进。同时，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价格补助，增加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以增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