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重要性篇1
一、碳排放会计定义及相关内容
(一)碳排放会计定义 碳排放主要是温室气体中碳化气体(61％)的排放，这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在碳排放会计没有正式提出之前，其相关的概念，如排污权、碳汇、CDm等已有学者进行研究。
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碳排放会计进行定义。tristramo.west，Greggmarland(2002)对与碳排放会计密切联系的净碳通量(netcarbonflux)会计进行说明，指出认清“净碳通量是指源头排放和汇清除(emissionsbysourcesandremovalsbysinks)”是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净碳通量会计的重要一步。ClimateChangeinformationCenter(2003)通过说明CDm，对碳排放会计进行了定义，认为碳排放会计是通过源头和汇清除的方式，由碳会计记录、总结和报告碳排放量的过程。这些定义只就碳排放本身独立而言，还未形成系统的概念。JanekRatnaunga，StewartJones(2008)提出了碳排放会计的体系概念：“一般将碳排放会计和碳固会计合称为碳会计，把碳会计作为一个企业实施碳排放管理的体系，即碳会计体系”，认为碳排放会计是构成碳会计体系的一部分。该研究不仅指明了碳会计体系研究对碳排放会计研究的有利之处，而且对构建碳会计规范给出两种主要思路：一是基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与ipCC原则相协调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GHGprotoc01)对Co2排放分别进行计量和报告的相关会计问题，成为目前研究碳排放会计问题最具系统、全面的文献，也可作为我国学者初始研究碳排放会计问题的参考，如周志方、肖序(2009)对StewartJones(2008)的总结，以及LiuQiang(2009)对中国碳会计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与基于“只有在分清排放源的基础上，实施碳排放会计才是有用”的论断。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强调碳排放其排放源头的重要性，这是碳排放会计客体研究的重点。综合而论，笔者将碳排放会计定义为：碳排放会计是以碳排放量作为客体对其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用以传递企业碳排放过程和减排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
另外，由于缺少对碳排放会计的权威界定，导致目前一些研究将碳排放会计与碳会计概念混淆。碳排放会计与碳会计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碳排放会计侧重于对碳排放所引起的会计内容，包括碳排放的分类、碳排放存货、碳排放计量、碳排放报告等。而碳会计其范围更广，除了碳排放会计的内容外，还包括碳固，以及一些涉及到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碳问题，如碳信用等。
(二)碳排教会计目的及实施步骤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实施碳排放会计，都需要有一个目标作为指引，激励全员为减排管理而努力。CCiC(2003)对企业实行碳排放会计提出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建立有效战略管理GHG排放提供信息的需要；二是为企业参与到GHG交易市场做好相应准备的需要；三是企业服从政府在碳减排方面的相应管理。此外职业界的呼声也很高，aCCa(2009)政策执行总监罗杰·亚当斯基于对未来碳排放会计和报告准则的期望，指出建立碳排放会计准则可以让投资者、股东、员工和其他相关各方更容易地进行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测量，以了解企业经营表现。可见，企业碳排放会计的目的不仅是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要履行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实行碳排放会计，承担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对减排信息的需求。
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排放目标设定、边界划分、排放量计算、排放记录和报告的真实与公允性这四个方面予以阐述。其中最权威、最系统的实施步骤指南是2004年wBCSD&wRi联合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修订版)》。这份指南就GHG存货的核算和报告进行详细阐述，概括为五步：识别边界；识别所覆盖的排放源；选择一个碳排放计算的方法；收集活动数据并选择排放系数；应用计算工具估计排放量。对此指南规范划分了GHG排放的范围：直接GHG排放；电力间接GHG排放；其他间接GHG排放的划分。在计算企业GHG排放方面，指南将GHG排放予以量化，即GHG=a×eF，其中a指活动数据(activitydata)，eF指排放系数(emissionfactor)。该公式简化了碳排放定量的研究困难，但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即公式的构成因子如何确定、确定的标准、数据的来源等。这些都可能存在主观估计的偏差，而指南中并没有给出说明。但不可否认的是，指南的颁布为目前企业GHG排放会计(主要是碳排放会计)提供了实务依据，如澳大利亚Carbonreductioninstitute、Garyotte(2008)、Jolinwarren(2008)等的论述，其中Jolinwarren通过对苏格兰碳会计指南的收集、总结，不仅提出借鉴GHG协议的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步骤而且强调全员为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服务的必要性，指出只有整个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经营目标向低碳经营转变，碳排放会计才能真正落实到企业中。
二、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问题
(一)不确定性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会计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奈特(1927)、科斯(1937)和哈耶克(1945)一致认为不确定性对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美国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1965)提出会计不确定性的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与会计信息在未来持续存在的实体有关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会计在计量未来不确定事项时产生的估计不确定性。我国学者林长泉(1997)、李学峰(1998)、林斌(2000)、陈红，周映群(2004)、田建芳，丁君风(2005)等，对不确定性定义、分类，不同学科下不确定性表现，以及会计信息稳健性、会计假设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承认会计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将不确定性归纳为概率事件和非概率事件。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传统财务会计，对会计信息系统内外部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但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兴会计分支——环境会计逐渐发展，其会计客体上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碳排放会计作为环境会计中的一个新领域，将这一不确定性表现为当前碳排放对未来影响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具有双重性：一是会计学科自身的不确定性，即会计程序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由会计估计、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来自于会计对象(客体)，即不确定性经济事项(碳排放本身)导致的不确定性。
(二)碳排放会计不确定性的研究现状 以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为核心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碳排放会计核算和报告的基础。但由于碳排放检测技术、标准的研究滞后，目前，碳排放会计还无法全面实施，wRl2009年的报告指出：如今世界500强企业中有60％采纳了温室气体协议下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所要求进行的GHG存货(主要是碳排放)核算、管理和报告。然而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因碳排放自身的不确定性所致。且目前的研究也以机构、组织为主。
加拿大环境咨询公司(2001)以林木业碳排放的管理为例，将碳排放会计中的不确定性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并量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碳排量差量，包括对基年的碳排放量和项目碳排放量比较分析，研究不确定性影响下，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企业利润。同时对木制品企业可能存在的9种参数依据不确定性类型划分，依次进行不确定性敏感测试，判别不同参数的不确定性敏感程度，为管理不确定性提供参考。RichardClarksonandKathrynDeyes(DeFRa，2002)从估计碳排放社会成本的角度来分析不确定性，认为不确定性是由于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边际成本法所致；并将不确定性分为两大类：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与经济价值相关的不确定性。另外，wBCSD&wRi(2004)在其联合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中提供了企业GHG排放(主要是碳排放)数据的计量、估计中不确定性解决的工具，将GHG排放存货的不确定性分为两类：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估计的不确定性，其中估计的不确定性包括模型的不确定性和参数的不确定性，通过原则导向提供了各类不确定性相对应的解决方法。转贴于
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俄罗斯政府联合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2004)通过使用完全碳会计(FCa)计算1988～1992年俄罗斯陆地的碳通量，指出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会计方法比纯粹的自上而下会计方法更能缩小碳排放存货估计的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的报告一技术摘要(2007)在阐述决策、风险和不确定性三者关系时，以一致性程度和证据量(独立来源的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对不确定性进行定性定义。虽然目前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研究还处在定性分析的阶段，但是仍有进步，如发现明确排放源头以及不确定性根源是不确定性解决的依据，故JanBebbingtonandCarlosLarrinaga-Gonza'Lez(2008)对气候变化的内在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是温室气体本身的独一无二性所导致的，组织很难将其处理但可以通过“风险窗口”致力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同时指出研究者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碳会计与会计责任共同研究的方法以及与碳账户设立相协调的规范研究来进行。Greggmarland等(2009)在结合碳排放自身的不确定性与人为估计的主观偏差引起的不确定性基础上，认为不确定性在于对碳排放的估计，其中不确定性来源有两方面：排放形式的动态性以及全球排放影响的巨大、扩张性导致的不确定性；理解、估计全球碳排放、碳循环所需排放数据的数量不确定。此外，Gray(2002)、ipCCGoodpracticeGuidelines、Stem(2006)、周志方，肖序(2009)等也就碳排放不确定性产生的源头进行说明与分类，以便于披露碳排放不确定的信息，包括有益于不确定性的表内、表外披露，有助于不确定性在报告中的要素披露以及披露方式。综合而言，这些研究都还处在定性分析阶段，且更多地侧重于不确定性基础概念的辨析，而没有涉及如何解决碳排放的量化。这是目前碳排放会计研究的难点。
三、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及评析
(一)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 目前关于碳排放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披露的信息质量要求、报告准则和审计、鉴证准则的标准化问题等方面的建议。
wBCSD&wRi(2004)指南提出了碳排放报告的五个信息质量要求：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性、准确性。并指出由计量、估计或计算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减少到切实可行的范畴内，但对于什么程度是“切实可行”的，指南中并没有说明。英国aldersgateGroup(2007)在对英国企业进行碳排放披露动因(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缺乏对碳排放披露的清晰定义和相关协议，特别是一致和可比的披露框架的缺失，影响了企业碳排放披露的发展。在这方面，报告列举了英国具体5项缺失的披露框架内容。为此，aldersgateGroup认为政府在促进企业碳披露方面需要进行以下方面的努力：标准化的披露准则、所有部门均使用的披露准则、政府的披露榜样、各机构在计划制定安排时对碳排放交易财务重要性的考虑等，体现了最早低碳发展的英国对规范化碳排放会计信息的努力。ansKolk，DavidLevyandJonatanpinkse(2008)以碳披露计划(CDp)为例，从制度方面，阐述温室气体会计报告体系的发展，对CDp制度建立、披露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投资者压力、碳披露报告通约以及碳会计通约进行详细说明，指出由于缺少披露的类型、排放数据以及可靠性检查(第三方鉴证)，碳披露仍然存在争议、受到质疑，从而很难对已报告的排放进行检验，更不要说企业自身的实际排放效果。因此，碳披露体系存在的不足间接影响到信息的使用效果，即有用性。此外profRogerSimnett，theinstituteofCharteredaccountantsinaustralia(2008)、CBionclimatechanges(2008)、RachelJackson(aCCa，2009)、《aCCa&GRi联合报告——重要行业：面对气候变化报告的挑战》(2009)等都提出颁布全世界适用的碳排放报告标准化指南及第三方认证准则的迫切需求，以助于所披露信息的可比、一致，并将其通过立法化的方式得以实施。转贴于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2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①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政府把降低碳排放量作为国家战略，2014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降低40%～45%。上述政策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府部门需要了解企业是否有动力去从事碳减排活动。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的动力与企业碳减排活动的经济后果有密切关联，即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之后，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我们从债权人和投资者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债权人和投资者不仅是企业经营活动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也是债权治理和股权治理的实施者，如果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并且增加了企业价值，企业将积极主动地从事碳减排活动;反之，缺乏债权人或者投资者任何一方的认可，都将影响我国企业的碳减排效果。例如，如果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获得了债权人的认可，企业有了碳减排活动的资金来源，但是碳减排活动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降低了企业价值，企业将缺乏动力去从事碳减排活动，发掘其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对我国完成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的学术意义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国内外欠缺企业碳减排活动与企业贷款相关性的经验证据;第二，国内外对于企业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由于国内外制度背景不同，国外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国内，而且国内也缺乏这一问题的代表作。本文拟对中国企业碳减排的经济后果进行综合研究。
二、文献回顾
多年以来，研究者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碳减排活动所带来的价值相关性方面，更多地关注投资者的态度，而债权人的态度如何则一直被忽略，通过我们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检索，仅有部分文献论述了金融机构贷款对企业碳减排的重要性，例如，高歌、余敏、章伟和Rainforestactionnetwork等的研究，但上述研究者或者非政府组织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经验研究。
国内外已有的碳减排活动的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正相关。Johnston等以美国58家公司的195个跨年度横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权与公司市场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仲兵、靳晓超以我国89家上市公司的178个跨年度横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弱正相关(p值为10.3%)。第二，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aggarwal和Dow使用美国、加拿大、欧洲的600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Chapple等以澳大利亚58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以上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对碳减排活动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制度背景不同、碳减排活动的成本不同和技术差异。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内外尚未见到企业碳减排活动与银行贷款相关性研究的经验证据，本文不但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证据，而且把这一经验研究结果与中国的制度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解读。第二，国内外对于企业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而且，针对国内数据的研究结果还不够显著(例如，王仲兵等的研究，p值仅为10.3%)。由于我国的制度背景是实施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而非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全面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因此，探讨我国企业碳减排活动的价值相关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揭示了上述两个实证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减排活动将带来更多的银行贷款，但是，仅仅有了资金来源还不足以让企业积极主动地从事碳减排活动，这是因为碳减排活动降低了企业价值，因此，要建设发达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减排企业获利，适度增加补贴额度让减排企业抵消减排成本，这样才能真正调动企业碳减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让我减排变成我要减排。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碳减排活动与银行贷款的相关性研究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政府管制是转型经济国家的重要特征，我国的碳减排工作受政府管制因素影响很大。早在2007年5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把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上述制度与我国政府激励机制中长期存在的晋升锦标赛现象有密切关联。从2007年开始，中央政府把企业碳减排效果作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标准之一。2011年9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进一步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并且将各个省的碳减排目标细化到2015年底必须完成的、以万吨为单位的碳减排数量值。在晋升锦标赛的政府激励模式下，各级政府负责人必然要求政府相应的职能部门配合国家的碳减排要求，制订相应的政策。例如，环境保护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在2007年7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被媒体称为绿色信贷政策)，规定对超标排污、超总量排污的企业加强授信管理、严格控制贷款;对于环境友好企业、清洁发展企业给予信贷支持。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了相应的规章，例如《山西省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价办法(试行)》、《河北省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价办法(试行)》等。上述政策使得银行业积极支持企业进行碳减排，不但能够满足国家碳减排的宏观调控要求，使各级政府官员完成碳减排考核任务，而且能够相应地降低银行涉足高污染行业所带来的风险。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说：H1：限定其他条件，碳减排越多的企业，越可能获得银行贷款。
(二)碳减排活动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在我国，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存在着如下限制因素：
1.碳减排技术限制。任力认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变最大的障碍是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储备不足，发达国家并没有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那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碳技术转让，按照2006年的状况估计，中国从国际市场引进低碳技术每年需要资金250亿美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高碳排放的重化工业，中国成为全球重化工产品制造大国，但减排的责任却留在中国。碳减排技术落后和研发碳减排技术所需要的巨额资金②无疑增加了企业前景的不确定性。
2.碳减排成本较高。碳减排成本包括购买碳减排设备和技术、编制碳减排量报告、碳排放权交易、碳减排贷款、碳减排政府补贴等五个方面的成本。购买碳减排设备或者淘汰产能落后设备，购买或自行研发碳减排技术都将支出巨额资金;在编制碳减排量报告方面，如果地方政府要求辖区内的企业报送本企业碳减排量的相关数据，就涉及碳减排量报告的编制、报告编写人员的培训、碳排放大户还需要被独立第三方审核等，这些都将给企业增加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碳排放权交易人员培训、寻找交易方、与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谈判碳排放权配额③、确定交易价格等活动都将增加企业的成本;在碳减排贷款方面，碳减排涉及的资金量往往很大，企业按照绿色信贷政策即使获得了碳减排贷款，也必然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本金偿还压力和利息压力;在碳减排政府补贴方面，补贴金额往往低于减排成本。
3.碳减排的获利途径有限。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始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12月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是，我国目前唯一实际启动交易的是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上线至11月，深圳碳市场整体交易量不大，约为12万吨。碳排放权交易量较小，而且存在着定价机制和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机制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企业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足以超过减排成本的碳减排收益;对于那些没有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省份，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的获利途径更加有限。就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市场来看，近年来不但交易数量低迷，而且有一半左右的、涉及中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面临违约风险。
综上所述，企业缺乏碳减排技术、碳减排成本较高、企业通过碳减排获得收益的途径有限，使得碳减排越多的企业，减排成本就越高，投资者将降低企业市场价值的预期，所以，提出如下假说：H2：限定其他条件，碳减排越多的企业，企业市场价值越低。
四、研究设计
(一)我国上市公司碳减排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因为碳减排活动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从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手工搜集企业的碳减排数据。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所披露的碳减排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按照温室气体种类来披露碳减排活动的，因此，我们使用温室气体种类并运用国际主流的内容分析法来估测企业的碳减排情况。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等六种气体，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并非严格按照上述六种气体进行披露，根据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所披露的碳排放数据进行预检验的结果，我们把上述六种气体简化为二氧化碳、甲烷、氮化物、氟化物、硫化物等五类，上述五个项目为等权重，没有披露是0分，披露定性描述信息或者定量数据为1分，既有定性描述信息又有定量数据为2分，即每家上市公司的最高得分为10分，最低得分为0分。从2012年1月1日到5月1日，共有586家上市公司了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根据统计结果，在586家上市公司中，碳减排得分为0分的有183家，占31.23%;碳减排得分为1分的有226家，占38.57%;碳减排得分为2分的有98家，占16.72%;碳减排得分为3分的有42家，占7.17%;碳减排得分为4分的有20家，占3.41%;碳减排得分为5分的有14家，占2.39%;碳减排得分为6分的有3家，占0.51%。
五、实证结果与说明
本文使用SpSS21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单变量相关性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由表2的单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碳减排情况(Carbonindex)与下一年度的总借款指标(Loannext)显著正相关，与下一年度的长期借款指标(Longloannext)也显著正相关。这初步验证了假说1。通过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碳减排情况(Carbonindex)与托宾Q值(tobinQa和tobinQc)是显著负相关的，这初步验证了假说2。因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更加稳健，所以，我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二)多元回归结果与说明
通过表4的第2列和第3列可以看出，无论是下一年度的总借款指标(Loannext)，还是下一年度的长期借款指标(Longloannext)，都受到碳减排情况(Carbonindex)的显著正影响，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说1。这表明我国企业碳减排活动获得了银行的资金支持，说明金融业履行了绿色信贷职责。长期借款是指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期限在一年期以上的各项借款，短期借款是指公司借入的尚未归还的一年期以下的借款，长期借款这一指标的显著性更加具有说服力，原因在于碳减排活动需要购买先进设备或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往往涉及几个年度，只有长期借款才能满足碳减排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求。在控制变量中，公司当期的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opcash)越多，企业下一期越有可能获得银行贷款，较高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使得企业偿债能力增强，表明贷款的风险更低，银行更有可能贷款。公司当期的盈利能力(Roa)越强，下一期需要的贷款越少，表明企业自身盈余可以维持经营活动，不需要更多的贷款支持。公司规模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不够稳健。
假设1得到验证说明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资金，表明企业有资金进行减排活动，但不代表企业将积极进行减排活动，对碳减排活动的价值相关性的检验能够发掘企业是否有动力进行碳减排活动，若碳减排活动增加了企业价值，则企业的减排动力大;反之，则减排动力小。既能够获得碳减排资金又能够增加企业价值是最有效的减排模式，反之，就要寻找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通过表4的第4列和第5列可以看出，碳减排情况(Carbonindex)对托宾Q值(tobinQa和tobinQc)有显著负影响，这再次验证了假说2。实证结果的负影响是在情理之中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存在着碳减排成本高于碳减排收益的状况。例如，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仅处于七省市试点阶段，尚未在全国推行。而且，即使是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地区，总体碳排放权交易量也较小。如果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能够将碳减排活动节约下来的多余碳排放权配额出售给那些需要碳排放权的企业，将增加企业碳减排活动的获利途径。除了碳排放权交易不够发达之外，我国目前的碳减排成本也高居不下，以碳排放量较大的发电企业为例，2011年11月29日，广东、北京、河北等14个省市开始试点脱硝④电价，对安装并运行脱硝装置的燃煤发电企业，试行脱硝电价，每千瓦时补贴0.8分，相对于1分左右的脱硝成本，每千瓦时8厘钱的加价标准偏低。除前述14个实行补贴的省之外，有的省仅对达到一定标准的发电机组才有补贴，例如，江苏省仅对13.5万千瓦及以上发电机组的脱硝达标排放，进行每度电0.008元的补贴;功率较小的发电机组没有脱硝补贴。此外，还有一些省市没有脱硝补贴，这就意味着那些没有获得补贴的企业的运营压力更大。由此可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够发达、碳减排成本高于碳减排收益导致碳减排活动带来负向的价值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公司盈利能力(Roa)对托宾Q值有显著正影响，表明公司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可能获得正的托宾Q值。公司资产规模(Lnasset)对托宾Q值有负影响，表明规模越大，公司价值可能越低。在不同的行业方面，服装行业(Fuzhuang)、设备行业(Shebei)的托宾Q值显著低于其他行业，说明这两个行业不被投资者看好。国有股持股水平、负债比率虽然有负影响，但不够稳健。多元回归结果和单变量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碳减排带来的资本市场价值相关性是负向的。
六、政策建议
(一)企业碳减排活动对债权人决策行为影响的讨论
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碳减排活动越多的企业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尤其是长期借款。债权人提高碳减排企业的贷款数量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带来的政策动力，如何进一步发挥债权人的政策动力呢?
1.继续推进金融业向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绿色信贷是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形象。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不但履行了社会责任，从长远来看，尤其是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碳减排活动将为碳减排企业带来长久收益，银行的绿色信贷资金是安全的。因此，银行应该继续增加碳减排企业的贷款，增加其未来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获利的潜力。而且，银行通过绿色信贷活动，可以避免国家关停高碳排放量企业所带来的贷款本金无法收回的风险，这对债权人规避贷款风险是有利的。
2.债权人应当履行债权管理的责任。目前，我国现有的绿色信贷政策是商业银行是否支持企业的碳减排活动，至于企业在获得了银行的贷款之后，是否按照原有的合约，真正从事碳减排活动就不得而知。因此，商业银行作为企业碳减排活动重要的债权人，可以由银行管理机构或者聘请中介机构对碳减排企业按照贷款前审查、贷款中检查、贷款后评价三个阶段对企业碳减排贷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坚决打击虚假碳减排行为。
(二)企业碳减排活动对投资者决策行为影响的讨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碳减排活动所带来的价值相关性是负向的。这表明在资本市场中，我国的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总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是显著正相关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未全面发展起来，碳减排成本较高等因素是导致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的原因所在。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如前所述，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是碳减排企业获得收益的重要渠道。当前，国际清洁发展机制交易并不活跃，在国内，由于中央政府已经确定了各个省在2015年底必须完成碳减排目标，所以，那些拥有碳排放权的企业出售排放权给那些碳排放量超标的企业是碳减排企业获利的重要途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当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的基础上，尽快总结成熟经验，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在国内全面开展。Demsetz认为，任何可接受的资源配置机制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交易者可以获得交易所需要的信息;第二，交易者有动力考虑这些信息。对于碳排放权交易来说，低排放的企业将通过出售碳排放权获益，高排放企业将付费购买排放权，所以，买卖双方都有动力去考虑企业的碳排放量信息。因此，真实、详细的碳减排数据将有助于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对于与碳排放权交易密切相关的碳减排数据披露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碳减排数据真实性的监管。碳排放权交易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企业碳减排量的数据准确，如果企业存在着碳减排量数据造假的现象，将降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导致市场失灵。为此，政府各级发展改革委员会除了聘请中介机构或者审计部门进行碳排放量抽查或定期检查之外，还要加大对碳减排数据造假企业的处罚力度，不断提高碳减排数据的可靠性。
二是增加企业碳减排数据的透明度。企业披露碳减排数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向政府相关部门报送碳减排数据;第二，向民众披露碳减排数据。在国际上，政府部门强制要求企业报送碳减排数据渐成趋势，例如，美国政府了《温室气体强制报告规则》、澳大利亚政府了《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日本政府了《强制性的温室气体会计和报告制度》。因此，我国若要完成《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所确定的各省以万吨为单位的碳减排量目标，各省、直辖市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该强制要求辖区内的企业向发改委报送碳减排数据，并且建立数据备案制度，以便于及时掌握企业碳减排动态，为碳排放权交易定价、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建立数据库，为完成各省的碳减排目标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在向民众披露碳减排数据方面，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部门、证券管理部门等政府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使投资者意识到企业投资于碳减排活动符合中央政府的总体未来规划，任何企业都不能避免，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碳减排活动将为减排企业带来收益。政府部门的这些举措将促进投资者的环境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提升，使投资者意识到企业披露碳减排活动是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增加品牌知名度的一种举措，这样，向民众披露碳减排数据也将慢慢发展起来。此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不同企业之间，也将因为企业公布的碳减排数据，更加容易寻找交易对象，了解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减排动态，降低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有利于提高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效率。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3
作者简介：王卉彤，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8cjy059）。
（1.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北京100081；2.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本文对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类型的时空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测算了11个省区1997-2007年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本文的研究时序内（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的碳排放总量和排放类型都呈现出明显的、一致的阶段性，即1995-2001年的变化不大，2002-2007年的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在造成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的三因素（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中，人均消费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度最大，对碳排放量的解释作用最大；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次之。因此，结合“十二五”期间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将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首要任务，我国除在生产领域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外，还应通过政府引领、社会组织积极推进、公民广泛参与发展低碳消费方式。
关键词碳排放;时空格局；人口消费；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7-0140-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24
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碳排放研究也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我国学界关于碳排放的研究急剧增加，但这些政策和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层面的碳排放。实际上我国各省区的碳排放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为制定国家碳减排目标和相关政策时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对于我国的碳排放问题还需要从空间格局变化把握。本文对1995-2007年30省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类型的时空格局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1997-2007年11个省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灰色斜率关联度，对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11995-2007年30省区碳排放量的估算
碳排放源分为自然排放源和人工排放源两类，自然排放源主要来自土壤和海洋，人工排放源是指人类活动。ipCC［1］的统计数据表明，由于工业革命以后大量化石能源的利用，使得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0%以上，因此本文以人工排放源为研究对象。与二氧化硫、粉尘、水污染等其他环境污染不同，我国并没有直接公布碳排放数据。本文参考已被广泛认可的徐国泉等［2］提出并改进的碳排放量分解模型中的算法，对1995-2007年全国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30省区的碳排放量进行估算。
估算公式为：
Ctδfef+δmem+δnen
其中，Ct为碳排放量，ef为煤炭消耗标准煤量，δf为煤炭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m为石油消耗标准煤量，δm为石油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n为天然气消耗标准煤量，δn为天然气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本文采用Doe/eia（煤炭0.7020、石油0.4780、天然气0.3890）、国家科技部气候变化项目（煤炭0.7260、石油0.5830、天然气0.4090）、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煤炭0.7560、石油0.5860、天然气0.4490）、徐国泉（煤炭0.7476、石油0.5825、天然气0.4435）提供的碳排放转换系数（系数的单位为吨碳/吨标准煤）的均值作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根据能源消费估算碳排放量的关系式为：
Ct0.7329ef+0.5574em+0.4226en
本文采用的中国30省区1995-2007年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耗量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的统计年鉴。根据计算结果，1995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85862.78万t；2001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90399.89万t；2007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168429.62万t。30省区1995-2007年各年碳排放量见表1。
2中国30省区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分析
2.1碳排放量的时空格局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本文的研究时序内，30省区的碳排放总量呈现出明显的、一致的阶段性，即1995-2001年的碳排放量变化不大，2002-2007年的碳排放量急速增长。1995-2001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了约5.28%；2002-2007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了约76.35%。1995-2001年，30省区中碳排量增长幅度前5位的为重庆（210.2%）、宁夏（60.9%）、内蒙古（42.9%）、浙江（36.3%）、青海（36.0%）；2001-2007年，30省区中碳排量增长幅度名前5位的为内蒙古（174.8%）、山东（148.4%）、湖南（136.0%）、河南（122.3%）、福建（120.8%）。
2.2碳排放类型的时空格局分析
本文采纳张雷［3］对碳排放规模的分类方法，把碳排放分为超重碳排放型、重碳排放型、一般碳排放型、轻碳排放型四种类型；并根据本文对中国30省区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结果及变化特征分析，将超重碳排放型的碳排放量界定为超过1×108t/年，重碳排放型的碳排放量界定为（9999-3000）×104t/年，一般碳排放型的碳排放量界定为（2999-1000）×104t/年，轻碳排放型的碳排放量界定为等于或小于999×104t/年。与碳排放量的时空格局变化一样，1995-2001年，30省区的碳排放类型变化不大；2002-2007年，30省区的碳排放类型出现显著变化。
2.2.11995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的空间格局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1995年，属于超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只有山西省；属于Ⅰ级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辽宁、四川等6个，属于Ⅱ级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黑龙江、湖北、内蒙古等9个；属于Ⅰ级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贵州、陕西、甘肃等8个，属于Ⅱ级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和福建省2个；属于轻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庆市、青海省、海南省4个。
2.2.22001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的空间格局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与1995年相比较，除宁夏、重庆从“轻碳排放型”转为“一般碳排放型”，贵州从“一般碳排放型”转为“重碳排放型”，四川从“Ⅰ级重碳排放型”转为“Ⅱ级重碳排放型”，广东从“Ⅱ级重碳排放型”转为“Ⅰ级重碳排放型”外，30省区中25个省区的碳排放类型没有发生变化，表明30省区的碳排放量变化不大。
2.2.32007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的空间格局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2007年，属于超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山西、山东、内蒙古等9个；属于Ⅰ级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湖北、黑龙江、上海等10个，属于Ⅱ级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新疆、江西、宁夏等8个；没有属于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属于轻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青海省和海南省2
表21995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
tab.2typesofcarbonemissionof30provinces
inChinain1995
个。与2001年相比较，超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增加了8个，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增加了3个，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减少了11个（降为0个），表明2001-2007年，30省区的碳排放量发生显著变化。
330省区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灰关联分析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居民生活消费的直接与间接能耗已超过产业部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已有的研究缺乏对具体国家的具体分析。刘兰翠［4］、魏一鸣等［5-6］分析了1975-2003年人口、经济、技术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但没有考虑人类生活活动中的重要行为
表32001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
tab.3typesofcarbonemissionof30provinces
inChinain2001
表42007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
tab.4typesofcarbonemissionof30provinces
inChinain2007
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1997-2007年11个省的碳排放量与人口总数、人均消费量以及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从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综合视角探讨中国30省区的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对中国30省区1995-2007年的碳排放进行时空格局分析时发现，我国的碳排放数量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12个东部省市的碳排放量长期以来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量的比重在43.2%-46.3%之间；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湖北等9个中部省份和自治区的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量的比重在37.1%-38.5%之间，呈现出稳定而略有下降的趋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9个西部省市和自治区的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量的比重在16.3%-18.8%之间，呈现出稳定而略有上升的趋势。
本文依据选择最大、最小和中间值原则，分别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了9个省区，并加选了重庆和宁夏。加选重庆是因为1995-2007年间碳排放量的增长倍数最大（达到381.4%），加选宁夏的原因是其在1995-2007年间碳排放强度的波动较大。
所选取的1997-2007年11个省区的人口总数、人均消费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运用本文前面部分计算得到的结果。
3.2灰色斜率关联度分析
本文采用孙玉刚和党耀国［7］提出的灰色斜率关联度的改进模型，该模型能够反应序列的正、负相关系数，具有对称性、唯一性、可比性、接近性和无量纲化后的保序性。
计算公式为：
ξi∑nk2ξi（k）
ξi（k）sgn（Δx0（k）Δx（k））（1/（1+p+Q））
其中：p＝-
Q＝（1-，）max（,））
本文运用其对我国11个省区1997-2007年的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的灰关联度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
3.2.1人均消费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人均消费与碳排放高度相关（灰关联度在0.5888-0.7438之间），且远比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的相关性要大。
3.2.2人口总数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分析
人口增长除了导致能源需求的增长，还通过导致森林破坏、陆面覆盖变化、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更多的水泥制造等途径导致碳排放的增加。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虽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从表5可以看出，除四川外，其他8省人口总数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均为正，且分布在0.1924-0.5046的区间范围内，这说明尽管人口总数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如人口消费大，但仍然有较明显的正向作用，即人口总数越大，碳排放量越大。
3.2.3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分析
为更好地衡量一国生产与碳排放的关系，本文计算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时应用的碳排放强度是物质生产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的碳排放强度。从表5可以看出，1997-2007年，物质生产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的碳排放强度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灰关联度分布在-0.2920-0.2081的区间范围内，其中海南、内蒙古、江西、山西、四川、重庆等6省区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还是负值，这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与碳排放强度相比，人均消费与人口总数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显著。
表5我国11省区人口总数、人均消费、
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的灰关联度
tab.5Greyincidencebetweenpopulation,consumption,
intensityofcarbonemissionandcarbonemission
in11provincesinChina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我国30省区的碳排放呈现出明显、一致的阶段性。在本文的研究时序内（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的碳排放总量和排放类型都呈现出明显的、一致的阶段性，即1995-2001年的变化不大，2002-2007年的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1995-2001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了约5.28%，30省区中25个省区的碳排放类型没有发生变化；2002-2007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了约76.35%，超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增加了8个，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增加了3个，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减少了11个（降为0个）。
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对我国1997-2007年的碳排放具有的影响力依次递减。依据选择最大、最小和中间值等原则，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的11省区的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灰关联度的计算结果表明：人均消费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度最大，对碳排放量的解释作用最大；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度依次递减，即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依次递减。
4.2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一直集中在生产领域。但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的11省区的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灰关联度的计算结果来看，居民消费（而不是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解释作用最大。“十二五”期间，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必然将进一步增大，因此，我国应着眼于发展低碳消费方式，倡导低碳消费理念，引导低碳消费生活方式。
4.2.1政府引领低碳消费方式
首先，各级政府和所有公务员应从自身做起，通过制订和实施单位能耗使用定额标准和用能支出标准等活动，在践行低碳消费中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其次，完善政府激励低碳消费的法规政策。一方面，出台激励低碳消费的政策和法规；另一方面，抑制消费主体的高碳消费方式。再次，加大低碳消费宣传力度。定期邀请相关专家组建低碳消费宣讲团，深入社区、市场、企业、学校、机关等进行低碳消费专题讲座，培养消费者树立低碳消费理念，提高消费者低碳消费意识和能力。
4.2.2社会组织积极推进低碳消费方式
社会组织是现代多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主体，对促进低碳消费方式的全民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应利用自身分布广且深入社会各阶层的优势，广泛、深入地开展节能减排、低碳经济、低碳消费的宣传教育活动；为政府制订倡导低碳消费等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4.2.3公民广泛参与低碳消费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意义却非常重大，每个人不经意的消耗与浪费乘以13亿，其结果都是惊人的。公众应积极转变消费理念，拒绝一次性消费、便捷消费及高能耗消费，形成低碳化、低能耗的消费习惯以及不追奢、不尚侈、不唯量的健康、平实、理性和收敛的消费观，广泛参与到低碳消费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ipCC.Climatechange2007:theFourthassessmentReportofthe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8-161.［XuGuoquan,LiuZeyuan,JiangZhaohua.DecompositionmodelandempiricalStudyofCarbonemissionsforChina,1995-2004［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06,16（6）：158-161.］
［3］张雷.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J］.地理研究，2006,25（1）:1-9.［ZhangLei.aChangingpatternofRegionalCo2emissionsinChina［J］.GeographicalResearch,2006,25（1）:1-9.］
［4］刘兰翠.我国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的政策建模与实证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6.［LiuLancui.policymodelingforChina’sCo2emissionReductionanditsempiricalanalysis［D］.Hefe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2006.］
［5］魏一鸣,范英,,等.关于我国碳排放问题的若干对策与建议［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2（1）:15-20.［weiYiming,FanYing,wangYi,etal.SuggestionsandSolutionstoCarbonemissionsinChina.advancesinClimateChangeResearch,2006.2（1）：15-20.］
［6］魏一鸣,刘兰翠,等.中国能源报告（2008）：碳排放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weiYiming,LiuLancui,etal.ChinaenergyReport（2008）:ResearchonCarbonemissions.Beijing:Sciencepress.2008.］
［7］孙玉刚，党耀国.灰色斜率关联度的改进模型［J］.统计与决策，2007，（15）：12-13.［SunYugang,DangYaoguo.improvedmodelonDegreeofGreySlopeincidence［J］.StatisticsandDecision,2007,（15）：12-13.］
［8］王雪娜.我国能源类碳源排碳量估算办法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6.［wangXuena.ResearchonestimationmethodofCarbonemissionfromenergyinChina［D］.Beijing:BeingForestryUniversity,2006.］
［9］weiYiming，LiuLancui，FanYing，etal.theimpactofLifestyleonenergyUseandCo2emission：anempiricalanalysisofChina’sResidents［J］.energypolicy，2007,35:247-257.
［10］朱勤，彭希哲,陆志明，等.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2）:98-102.［ZhuQin,pengXizhe，LuZhiming,etal.analysismodelandempiricalStudyofimpactsfrompopulationandConsumptiononCarbonemissions［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10，20（2）：98-102.］
［11］张雷,黄园淅,李艳梅，等.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与减排途径分析［J］.资源科学，2010，32（2）:211-217.［ZhangLei,HuangYuanxi,LiYanmei,etal.aninvestigationonSpatialChangingpatternofCo2emissionsinChina［J］.ResourcesScience,2010,32（2）:211-217.］
［12］潘家华，朱仙丽.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分析及其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中的应用――以中国能源与碳排放需要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23-30.［panJiahua，ZhuXianli.ananalysisofBasicneedsforHumanDevelopmentanditsapplicationsintheDesignofGlobalClimateRegime：theCaseofChinaforenergyandemissionsDemand［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06,16（6）:23-30.］
［13］Daltonm,o’neillB,prskawetza,etal.populationagingandFutureCarbonemissionsintheUnitedStates［J］.energyeconomics,2008,30:642-675.
［14］angBw.Decompositionanalysisforpolieymakinginenergy:whatispreferredmethod？［J］.energypolicy,2004,32（9）:1131-1139.
［15］胡初枝，黄贤金，钟太洋，等.中国碳排放特征及其动态演进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38-42.［HuChuzhi,HuangXianjin,Zhongtaiyang,etal.CharacterofCarbonemissioninChinaanditsDynamicDevelopmentanalysis［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08,18（3）:38-42.］
［16］Christophw,adriaanp.modellingLifestyleeffectsonenergyDemandandRelatedemissions［J］.energypolicy,2000,28:549-566.
［17］KimJH.ChangesinConsumptionpatternsand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nKorea［J］.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2002,13:1-48.
［18］朱勤，彭希哲，陆志明，等.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及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09,31（12）:2072-2079.［ZhnQin,pengXizhe,LuZhiming,etal.FactorsDecompositionandempiricalanalysisofVariationsinenergyCarbonemissioninChina［J］.ResourcesScience,2009,31（12）:2072-2079.］
［19］Colema,RayneraJ,BatesJm.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anempiricalanalysis［J］.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economics,2（4）:401-416.
［20］SchmalenseeR,Stokertm,JudsonRa.worldCarbonDioxideemission,1950-2050［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8,80（1）:15-27.
analysisofCarbonemissionSpatiotemporalpatternsandGreyincidenceof
FactorsinfluencingCarbonemissionin30provincesinChina
wanGHui-tong1wanGmiao-ping2
（1.instituteofFinanceandeconomics,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
2.SchoolofFinance,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4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属性
(一)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
准确、清晰界定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条件。但是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热点问题。当前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碳排放权是准物权。比如王明远教授从分析大气层容纳温室气体的能力出发，认为碳排放权是一种适用于大气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并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权，总结了碳排放权的三种特征:确定性、支配性、可交易性。邓海峰博士从一般准物权理论出发，论证碳排放权的准物权性质。其实，碳排放权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是对碳排放的限制，在管制温室气体排放之前，碳排放是一种自由行为，无权利或义务可言。碳排放权的性质应当是一种附义务的行政许可权利，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理由如下:
首先，只有不超过环境容量的碳排放行为才是正当的，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设定碳排放限制的程度、方式，对碳排放进行管制，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手段。单位和个人正常生产生活必须向环境排放适量的温室气体，这是单位和个人维持自身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而什么是适量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条规定: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该条所提到的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水平实际就是大气环境容量。即大气这种自然环境要素所具有的通过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扩散、贮存、同化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的能力(容纳功能)。从环境自身的特性来看，单位和个人不超过环境容量的排放温室气体，这不但不会破坏大气条件，而且是合理利用环境容量的行为，只有向环境排放过量的(即超过环境容量的)温室气体才会引起全球变暖的问题。《京都议定书》第3条第1款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个别地或共同地确保其在附件a中所列温室气体的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不超过按照附件B中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以及根据本条规定所计算的分配数量，以使其在2008年至2012年承诺期内将这些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在附件B中，议定书对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规定了明确的量化限制。如何限制碳排放的程度、方式?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可见，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设定碳排放限制的程度、方式，对碳排放进行管制，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手段。
其次，保障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的需要。设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暖，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是碳排放权交易的最终目标。而碳排放总量持续削减势必影响到碳排放者持有的碳排放配额。如果碳排放权是财产权的话，收回碳排放配额涉及到行政征收、行政补偿等问题以及诸多物权法上限制，不利于保障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相反，将碳排放权定位为需要经过行政许可取得的权利，可以根据我国碳排放的总体控制目标，分阶段逐步削减排放者的排放量。
第三，他山之石的借鉴。以美国为例，2010年《美国能源法》要求美国自2013年起实施全国性的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在限额——交易计划下，交易标的主要是经分配的排放配额，也可以说是依法排放、受限制的许可。对于此种排放配额的性质，美国《清洁空气法(1990年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不属于产权范围，《气候安全法案》第二章也规定任何排放配额都不应是财产权利，同时法律赋予了环保署特有的权力，环保署享有终止或限制排放配额的权力，本法案的任何事项或任何其他的法律规定都不应对该权力作出限制。可见，美国的碳排放交易只是排放许可，并没有视其为一种财产权利。
(二)碳排放权交易是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的法律行为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采用的是总量+交易机制(Capandtrade)，即政府设定配额总量，发放给企业后让其自由交易，其核心思想是:在限定总量的前提下，赋予特定主体合法的碳排放权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融合了政府权力与私主体权利，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的法律行为。
公法介入的出发点是为了分配碳排放权指标以及对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其目的还是保障碳排放权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私人复合物品，由于人们的逐利本性，在使用环境时存在竞争性，争相谋取更多环境资源，而忽视其容量问题，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公地悲剧的出现将不可回复。除非我们退回到科学幻想中，并设想一个强有力的世界政府承担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有效拥有权，且控制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否则，这种公共物品私人性的问题必然出现。因此，环境资源这种特殊物品的公共特性部分要求通过立法将碳排放容量资源的使用限制在特殊使用者阶层，并且必须要由国家来对有限的环境资源作合理之分配。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的成功关系国计民生及公共利益的实现，尽管交易的进行更多地需要交易主体的自觉性，但是不受监管的市场化行为必然会因为对私利的追求而丧失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政府适时的监管在此时就成为必需。
大气环境容量的平衡依赖于碳排放配额的交易，交易相对应的概念即为可交易许可证、可转让许可证等。然而，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不得转让是原则，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是例外。那么，碳排放权许可是否属于可转让许可呢?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情况看，我国的排放许可可以分为两类:广义上的排污许可证和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下颁发的许可证，即狭义上的特定许可证，也就是政府基于其对资源的所有权或垄断经营权而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将使用权、开采利用权或经营权有偿转让给公民的许可，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赋权或者特许，特许的本质是由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向被许可人授予某种权利，这种权利是可以进行转让的，这种许可也属于行政法上的财产权利转让许可。对大气环境容量这种稀有资源的分配，采用行政特许的方式由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向被许可人授予权利，以使被许可人有权利用大气环境容量这一有限资源进行碳排放的许可证符合上述财产权利转让许可的特点，属于可以转让的行政许可。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及法律困境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现状
1.密集政策，明确发展方向
2010年10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到:要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要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再次重申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重要性。2013年5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深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4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指出积极推行市场化节能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14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将继续深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2014年11月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声明》首次明确了2020年后中国减排目标和时间表，既与中国未来实施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又能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2.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
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时指出:中国正在研究2030年前后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碳排放强度比例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等。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主席在谈及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时强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与中国自身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而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也表明我国领导人已经将气候变化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将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升到最高层面。同时，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有了更具体更全面的认识。
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成绩显著
目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主要取得了以下方面的进展:
第一，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工作方案和管理规范。2012年10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是国内首部专门规范碳排放管理的地方法规，该规定建立了碳排放管控制度、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碳排放抵消制度、第三方核查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处罚机制六项基本制度。其他试点也相继了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法规、规章以及实施有关工作方案。从深圳、上海等地相对有成效的履约情况来看，主要得益于对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纳入企业才会重视碳交易、积极参与碳交易、把碳交易融入企业的正常运作中。第二，确定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范围。现行碳排放权交易主体以高污染、高排放企业为主。
例如，上海市于2012年11月公布了第一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名单，共191家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上海市行政区域内钢铁、石化等工业行业，年碳排放量2万吨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以及航空、港口、金融等非工业行业年碳排放量1万吨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
第三，制定了碳排放额度分配方案。上海、北京、湖北等省(市)实行碳排放额度无偿分配，根据试点情况，适时探索拍卖等有偿分配方式。
我国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方式目前采用混合方式:以无偿分配为主，有偿分配为辅，即基本上依溯往原则进行无偿分配，另外为了新设排放源的需要，将部分排放权以拍卖方式予以分配。采用这种方式的理由有:首先，在初期分配时，分配对象不须负担任何成本或仅须负担极少成本，即可取得维持原产业规模营运所需之排放权，故易为企业多接受，最具可行性。第二，采用有偿分配和无偿分配的混合机制可以避免政府一刀切的做法，在形式上更加灵活，尤其对于一些价格不能灵活变动的行业(如石油、火电行业等)，或者当经济面临较大物价上涨压力时，将排放额度免费分配给企业，相对而言是一种更有效且不会产生明显社会冲击的政策选择。第三，因系根据过去排放实绩决定分配量，因此，排放者可及早规划其防污计划。第四，对未能依溯往原则受无偿分配之新设排放源提供取得碳排放配额许可之机会。广东引入有偿分配制度，并在首年履约时要求企业有偿购买3%。这一方法在初期受到了许多质疑，但也提供了国内唯一的配额有偿分配经验。而目前广东省政府计划将配额竞价募集到的6亿元用于筹建区域性碳基金——广东省低碳发展基金。这一思路突破了试点的常规模式，在交易之外建立了新的碳金融机制，将具有较大示范作用。截至2014年10月底，7个试点省市碳交易市场配额拍卖合计成交量1521万吨，共获得拍卖收入7.6亿元人民币。
第四，建设了碳排放权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深圳市是我国第一个正式运行的强制碳交易市场，建成了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注册登记簿系统和碳排放权交易系统。2013年6月18日首日共进行8笔交易，成交21112吨额度。随后，各试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成，2014年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量约1568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近5.7亿元人民币。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面临的法律障碍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系立法效力等级不高
目前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性文件除了中央的部门规章——2014年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外，主要是地方性政府规章和相关政策性文件。
上海市、广东省、湖北省规定的都是地方政府规章，而天津市、重庆市只有规范性文件，属于地方性法规的只有:2012年10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和2013年12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排放总量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决定》。除此之外，政策在碳交易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主要集中在涉及碳交易的申报流程、税收优惠、上网电价等方面的政策。
从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体系看，其立法效力等级明显不高。首先，政策数量远多于法。众所周知，政策作为非正式法源，在《立法法》中没有任何地位，虽然在实际中必须遵守，但其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约束效力不足。其次，政府规章数量多于地方性法规，而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比政府规章高。地方性法规的首要任务，是以立法的形式创制性地解决应由地方自己解决的问题以及在国家立法普适性之下不可能有针对性或有效解决的本地实际问题。地方政府规章的主要任务是对上位法进行具体化、细则化，一般不存在创制性立法的情况，在内容上侧重于规范行政主体行为和程序性规范。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效力等级比政府规章强具体表现在:首先，两者分属于不同立法权限。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归属于我国立法系统，其行为本身是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的体现，是在与宪法、法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地方意志的一种表达。而政府规章的制定则归属于我国行政系统，是行政权行使过程中依行政程序进行的，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其次，两者立法权限范围不同。地方性法规只要不与上位法抵触即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即地方性法规可以涉及上位法没有调整到的领域，可以创设实体性权利和义务。而政府规章只能在上位法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制定，不能创设实体权利和义务。同时，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地方性法规除了限制人身自由和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处罚不能设定外，其他处罚种类都可以设定;而政府规章只能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额的罚款，罚款的限额还必须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第三，两者在诉讼中的法律效力不同。在行政诉讼中，法律、法规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即地方性法规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而对于政府规章则只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参照
2.碳排放权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碳排放权的法律确权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企业节余的碳排放配额，如果没有这种节余的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权交易就会成为无米之炊。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确认这种节余的碳排放配额，也没有从法律上确立企业对于其通过减排而节余的碳排放配额拥有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如《水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中都没有直接规定关于碳排放权以及排放权取得的法律条文。交易标的的合法性决定了交易本身是否受到法律保护，是否能够成功交易，因此这是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只有经过法律对碳排放权的确权，碳排放权交易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有序的交易生态。
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各方主体的创设、准入的法律条件问题。比如面对各地地方政府或投资者的申请创设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发改委不能暗箱操作、随意决策，应明确规定碳排放权交易平台设立条件和程序，确定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再如，碳排放交易的另一类重要主体就是交易的相对方，即碳排放权的卖方和买方。通常认为，卖方是依法取得碳排放配额并且有富余的企业，而买方是用完自身的碳排放配额且不得不继续实行碳排放的企业。但从国际碳交易实践来看，碳排放权的买家身份复杂得多，主要有以下五类:(1)合规产业部门买家，主要是一些大型能源、电力产业部门，如国内外的一些火力发电公司等;(2)政府参与的采购基金和托管基金，如荷兰政府设立的专项基金，世界银行托管的各类碳基金等;(3)商业化运作的基金，由各方资本汇集且以盈利为目的的专项从事减排额开发，采购交易经济业务的投资机构。此类买家目前在国内CDm市场更为活跃;(4)银行类买家，为其旗下的一些中小型产业部门提供一种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以扩大的银行服务能力和竞争力;(5)其他类买家，包括个人、基金会等以缓和全球气候变暖为目的的非商业性组织〔21〕。这些买家购买排放配额的目的不一定是供自己超额排放使用，随时都可以从买家转换为卖家，比如在全球碳交易中，西方中间商在我国以8～10美元的价格收购初级经核证的减排量(CeR)，在欧洲碳市场包装成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etS)第二阶段的CeR期货合约，价格就涨至15～17欧元，增值幅度达100%。复杂的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和目的，提高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投机性和风险性，进而产生影响交易正常秩序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对碳排放权的购买者尤其是对专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各类专项基金和碳基金，以及专项从事减排额开发、采购、交易、经济业务的投资机构，设置一定条件，通过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调控碳排放权交易的买方和卖方，维护正常的碳排放权交易秩序。
3.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不公平
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企业结余的碳排放配额。从法律角度看，碳排放配额是占用一定环境容量的权利，因此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实质是对环境容量资源这种特殊资源的初次分配。而环境资源的两个基本特点是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当我们需要用这种稀缺且有用的环境资源去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各种层次需求时，公平有其福利最大化的工具合理性，它强调对环境资源享用的机会和利益的平等性。同时，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本质是一种行政许可。所谓行政许可是指在法律一般禁止的情况下，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或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或资格的行政行为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活动，体现了行政主体对碳排放行为的监督、管理和调控，政府地位和权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初始分配各方权利主体的分配结果。只有在公平的价值指引下，依法约束政府分配权力和划定权力边界，才能避免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成为政府与个别碳排放主体进行合谋的工具。
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对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方式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排放配额分配在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立的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实行的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方式也是以无偿分配为主，有偿分配为辅的方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会产生明显不公平现象:
首先，在污染企业与节能减排企业之间产生不公平。无偿分配的标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政府在总量控制前提下，依据企业历史产出或排放水平直接进行分配;另一是依据企业现实的产出或排放水平来进行分配。比如《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规定综合考虑排放企业历史碳排放量和行业基准水平，合理分配配额。历史或现时的碳排放水平是企业生产和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是鼓励了现时排放，对于已经通过技术改造进行节能减排的企业等于是一种惩罚。
其次，在新旧企业之间产生不公平。无偿分配给原有的排污企业，而新企业试图进入同一生产领域则必须出资购买指标或者安装更严格的治理装置，这造成了原始取得和转让取得之间的巨大差别，实质上是对新企业设置了进入障碍。如《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项目申请核准(竞争性配置)时，新建项目企业需承诺足额购买有偿配额。这种优惠原有企业，歧视新企业的指标分配方法显然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第三，对于其他社会公众不公平。碳排放配额分配的环境容量资源既是有限的，又是公共的，无偿取得碳排放配额的生产者，在占用本身环境容量份额的同时也无偿占有了其他社会公众的环境容量份额。这种占有使其他公众失去了使用自己份额的环境容量资源的机会，在环境受到损害的时候还必须支付高额的费用才能得到本应自然拥有的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这不符合环境公平所称的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得被迫承担和其行为结果不成比例的环境污染后果
4.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制不畅
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政府的任务之一是制定富有效率的交易程序和规范，对各类交易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以增加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提高交易主体的履约率，从而提高碳排放交易的效率。然而，实践证明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制不畅。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可以看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是由发改委牵头安排。而作为重要的碳排放规制对象和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工业企业一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企业能耗数据大多在各地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负责牵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发改委未必能便利地获取重点用能企业的能耗数据。此外，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交通运输领域也会纳入交易范围，其行政主管部门自然也会成为监管体制的组成部分，交易所和交易平台的管理还会涉及证监会和证监局等部门。为解决管理体制问题，湖北和天津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发改委、经信委等各部门组成，负责统筹部署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各项工作，协调解决试点中的重大问题。然而，这类领导小组并非长效机构，并不能完全解决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体制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制不明晰，将直接导致信息获取障碍和管理的低效率，从而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在成本控制和减排量等方面的有效性。
5.各地自行立法制章造成碳交易市场的人为分割
尽管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交易所的成立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但是，各地自行立法制章造成碳交易市场的人为分割，比如由各地自行确定温室气体种类，纳入碳交易行业、纳入门槛势必导致无法形成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
其实，碳排放权交易的本质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企业节能减排。各地激进推行碳排放权交易，能调动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却很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垄断，无偿配给的碳排放额度还可能成为政府对企业的变相补贴。过度分散和独立的交易机构反而会对交易市场的运行起到反作用。跨省或者区域性交易还会受限于各地经济结构模式、计量办法、交易规则等因素，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交易量和提高交易效率。也正因为此，国家发改委也曾明确反对我国各地方政府分别设置碳交易场所。2015年2月4日中国碳排放交易高层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气候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表示，我国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全国碳交易市场初步将纳入5+1个行业(电力、冶金、有色、建材、化工和航空服务业)的年排放量在2.6万吨以上的企业，碳排放交易量可能涉及30亿～40亿吨。2019年以后，我国将启动碳市场的高速运转模式，使碳市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最核心的作用。可见，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势在必行，从法律上根除人为分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现象也是必然。
6.对超额碳排放处罚强度偏弱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采用的是总量+交易机制(Capandtrade)，即政府设定配额总量，发放给企业后让其自由交易。由于1单位配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限制了配额总量就等于限制了排放总量，因此能够很好的实现控制排放量的目标。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是一个强制市场，纳入企业必须遵守排放限制的要求，否则将被处以各类惩罚措施。表五显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对超额碳排放处罚的情况。
对于碳实际排放量超过碳排放配额情况，试点省市一般采取罚款+责任不可免除的惩罚机制。比如湖北省对差额部分按照当年碳排放配额市场均价予以1倍以上3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15万元罚款，并在下一年度分配的配额中予以双倍扣除;广东省在下一年度配额中扣除未足额清缴部分2倍配额，并处5万元罚款。但也有省市对碳实际排放量超过碳排放配额情况只处以罚款，如北京、上海、重庆。此外还有其他约束机制，主要表现在对企业信用信息记录、不得享受融资支持和财政支持优惠政策等方面，但这些约束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研究表明，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强度与对重复违法行为和潜在违法行为的威慑作用成正比关系。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桑德尔(Sandel)教授指出:对于掠夺环境而采取的罚款和费用之间的区别不应被轻易放弃。
同样，对于超额碳排放行为的处罚方式也应该根据违法主体的动机、违法行为方式、程度、后果等来设置处罚方式。我国当前对超额碳排放行为主要采用罚款这种行政责任方式，处罚形式单一，而设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目的是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因此对超额碳排放行为的处罚也不应该一罚了之，而应该植入更多的行为罚和资格罚，才能使企业自身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减排规划。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跟进
(一)对《宪法》中资源概念进行立法解释
碳排放权的客体是环境容量，它附存于自然界的大气之中。在《宪法》第9条中有关于资源的规定，在进行立法解释时可以对此处的资源界限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资源是由人而不是由自然来界定的，资源的价值也正是源于人的能力和需要，是动态的，没有己知的或固定的极限，随着知识的增加、技术的改善而随时剧烈变动，同样环境容量资源也是动态的，响应于人类价值、渴望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正是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才有能力将注意力转向非物质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解释对资源的概念进行扩展，确定环境容量资源的所有权性质，弥补目前有关这类无形资源所有权的法律法规的立法缺位问题，为碳排放权提供合法的依据。
(二)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
我国应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通过立法将长期的、基本的目标或举措由政策上升为法律，给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在内的碳交易市场一个稳定的法制环境，对更好地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应对碳排放许可、分配、交易、管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做出规定，尤其应当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明确规定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如前所述，碳排放权是一种行政许可权利，其实质在于碳的排放是对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在法律上赋予其权利性质才能使排放者的排放行为与交易行为合法且正当。我们可以借鉴《水法》第48条第1款及《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第3条、第4条有关法定水权的规定，在《碳排放权交易法》中规定:直接向大气进行碳排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碳排放许可制度的规定，向主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碳排放许可证，取得碳排放权。但是，家庭生活等少量碳排放的除外。
2.设定碳排放主体的法定减排义务。欧盟建立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覆盖国家最多、涉及行业最多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2011年欧盟碳排放交易金额高达1175亿美元。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区域性强制减排及交易计划无论规模还是交易金额，都不能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相提并论。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没有国家的强制碳排放立法，只有部分州政府主动采取减排行动，主要包括区域气候行动倡议、美国西部区域气候行动倡议、环保人士推行的绿色标签产品等，这些区域性减排组织共同制定减排目标，自愿履行减排义务，自然在规模与影响力上就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因此，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之后，只有通过配额落实到具体的碳排放主体，并且确保配额的法律约束力，碳交易市场才有可能形成。《碳排放权交易法》应该明确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纳入的温室气体种类、行业范围和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标准，并结合产业政策、行业特点、碳排放管控单位的历史排放量等因素，确定碳排放管控单位的碳排放额度，以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形式明确碳排放主体应承担的法定减排义务。
3.理顺碳排放权交易监督管理机制。就现阶段而言:发改委应作为节能减排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行政主管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用能总量、碳排放总量的核定和管理，确定交易主体范围、碳排放额度分配方案，协调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工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平台，定期有关交易信息，对碳排放报告与核查等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其他部门则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碳排放权交易有关工作，例如，工业主管部门配合做好用能量与碳排放量的监测和折算工作;财政部门负责碳排放权交易专项账户的监督管理;物价部门负责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价格信息;碳排放认证机构的监管工作应由认证主管部门负责，各地认证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碳排放认证监督管理执法机构。环保监管部门主要是负责温室气体防治措施的落实、排放的监测、违法排污行为的查处等。同时，碳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碳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应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实施对碳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和市场调控作用。
4.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各主体的法律责任。碳排放权交易的责任承担主体主要包括碳排放权交易主体、辅助参与人及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责任人员。碳排放权交易产生的法律责任一般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如在新西兰，未能完成减排任务的主体还要同时承担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对于故意不履行减排义务，不能提交符合要求的排放单位的主体，要以1∶2的比例提交高一倍的补偿额和60美元每吨的罚金，且参与主体还要面临被定罪的可能性。新西兰排放交易计划的参与主体如果没有履行除减排之外的其他义务也要受到惩罚，对于过失性违反非核心义务的参与主体的民事惩罚是一次4000美元，第二次8000美元，第三次12000美元;对于故意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参与主体要面临大额的罚金和个人定罪。
首先，民事责任。碳排放权交易引起的民事责任主要有两种:一是合同责任，发生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为中，合同责任能够明确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市场交易主体直接根据合同约定向相对方追究违约责任，寻求救济。另一是侵权责任，碳排放权主体由于行使碳排放权造成损害产生的法律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侵权行为归责原则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承担责任并不以其有过错为前提。笔者认为在碳排放权交易侵权法律责任追究中亦应明确规定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最大限度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同时也可以与环境法律体系保持一致。
其次，行政责任。主要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同时，负责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行政机关对其责任人员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行为造成的后果应承担行政责任，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义务。另外，行政机关的直接责任人员也应当为其违法管理行为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三，刑事责任。国家对于交易主体及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行为严重违法，触犯刑事法律的情况下，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刑事处罚。
最后，规定碳排放权交易辅助参与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尚不完善，难免有些中介机构妄图利用制度的不健全，从事违法行为，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赚取非法利润。对此，应当撤销核证机构的资格，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给利益相关人造成损失的，核证机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纠纷处理的法律制度体系。违反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义务以及不合理地行使碳排放权在一定情况下还会产生环境纠纷。碳排放权交易纠纷处理是确认碳排放权和实现碳排放权的方式，只有完善责任与纠纷处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才能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步发展。
(三)制定配套行政法规、规章
1.行政法规——《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与分配条例》
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面，国家和各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配额管理主管部门，负责提出配额分配方案，组织年度配额免费和有偿发放，配额日常管理及配额登记系统监管，受理企业和单位申诉，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等工作。但因为碳排放额度初始分配涉及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地区基本排放额度、重点行业排放额度等确定，需要电力、水泥、钢铁、石化、陶瓷、有色金属、纺织、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公共建筑、交通运输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协同、配合。可见，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与分配涉及众多且复杂的行政机关。而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只能规定部门规章，在中央层级立法体系中属于效力最低层级，难以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外的其他部委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建议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与分配条例》，在该条例中尤其应注意加强排放权配额分配制度和程序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将碳排放指标分配的各个步骤、程序、环节和事项以及分配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加以充分的公开，各地区、各企业甚至民众都能充分参与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要充分听取各产业部门、各行业协会或经济组织的意见，对于重要问题应当组织专家、学者、经济实务界人士，以及民众代表进行充分论证。通过程序公正对于这种特殊行政许可行为予以更严格法律约束，保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公平分配碳排放配额。
2.部门规章——《碳排放配额拍卖规定》
采用公开竞价方式分配这种具有资源使用性质的许可证是我国《行政许可法》肯定的。广州试点于2014年9月26日开始进行有偿竞价碳交易，最终成交价格为26元/吨。碳排放配额通过拍卖转让不仅形成了合理的市场价格，解决了某些物品不易定价的难题，而且扩大了碳排放配额的流转渠道，提高了配额的利用率〔38〕。可见，公平价值指引下，有偿方式是我国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的必然趋势。但是，拍卖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出售方式，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多重法律关系，事关碳排放交易安全，完全有必要用法律来约束该行为。而我国其他专用拍卖行为在《拍卖法》统领下均制定了专用拍卖规章，如对于烟草专卖品的拍卖行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颁布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加强烟草拍卖行管理的通知》，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行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颁布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等。因此，对于具有资源使用性质的碳排放配额拍卖行为应该制定专门部门规章——《碳排放配额拍卖规定》，规定碳排放配额拍卖的目的、遵循的原则、碳排放配额拍卖监督管理部门及其职责、各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关系、拍卖实体规则及其程序要求等等内容，使碳排放配额拍卖行为有法可依，保障其公正、公平的进行。
3.部门规章——《国家碳市场交易机构管理办法》
依托排放权交易所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开发建立包括交易账户管理、交易产品管理、资金结算清算、交易信息报送等功能的交易系统，交易所本身虽不参加交易，但为各类市场参与主体提供碳产品的撮合成交、场地、设施、结算等服务，同时履行期货市场一线监管职责，监管会员、投资者及市场其他参与者的碳期货业务，及时发现和处理期货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等，因此有必要制定《国家碳市场交易机构管理办法》规范交易所行为。
4.部门规章——《国家碳市场调控办法及交易细则》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起步，相当一部分人抱着投机的心理来进行买卖，完善市场规则，防止市场滥用非常必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最重要的功能是以最低社会成本实现减排目标，而不仅仅是实现减排目标一个完整的交易制度通常由交易主体、交易场所、交易品种、交易规则、行为准则、交易方式、结算交收、交易费用、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部分组成，碳排放权交易也不例外。制定《国家碳市场调控办法及交易细则》需要赋予交易机构的法律地位，确定交易规则、交易品种、交易费用和结算交收的方式，同时还要明确交易主体的行为准则以及交易机构在风险管理与预警、交易异常情况处置等方面的义务。
5.部门规章——《碳市场交易第三方机构管理办法及核查指南》
碳市场中，第三方核查机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东部地区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GreenhouseGasinitiative，简称RGGi)市场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监管可以解决政府内部技术及专业监管力量不足等难题。核证机构的核证行为决定了出让人的碳排放权是否可以进行交易，是保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公正性和科学性的关键，核证机构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业务要求，审慎履行职责。如果核证机构严重不负责任，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出具虚假的核证报告，甚至与被核证的交易主体勾结起来欺诈社会公众，逃避监管，无疑会对相关方造成严重损害，违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应加强对核证机构的监管，制定《碳市场交易第三方机构管理办法及核查指南》，规定碳排放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准入制度和核查标准，明确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工作程序和流程，建立核查机构评级制度、保密制度等，建立碳排放评价标准体系和监测报告核查体系以及相应罚则等内容，规范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行为。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5
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现状
中国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明显滞后。（一）缺乏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国目前关于碳交易的立法极其匮乏，仅有的立法是2011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管部门、参与主体、管理方式等内容。国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采取备案管理方式。包括自愿减排项目管理、项目减排量管理、减排量交易、审定与核证管理等四项主要内容，确立了备案制度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等（CC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工作的原则、程序和要求。审定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定，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审定准备、项目设计文件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审定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审定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核证准备、监测报告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核证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核证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中国的碳交易立法层次低，这些碳交易立法目前都属于部门规章，缺乏全国统一适用的碳排放交易法。由于采用备案方式，政府主管重点在审定与核证管理，忽视了交易规则、交易条件、交易效果等规制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内容。（二）碳交易立法操作性不足，不利于碳排放交易的实施当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主要限于自愿减排，所交易的减排量基于具体项目。缺乏法律强制性的自愿减排，使得企业缺乏积极性去实施碳排放交易，进而无助于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完善。比如，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始终没有明确碳交易主体如何获取合法的碳排放权，碳排放交易实践中往往根据政策和政府计划完成碳排放权的无偿性初始分配，即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依据交易主体的历史数据来对其进行碳排放权配额的无偿分配，历史数据通常包括交易主体过去的能源投入、能源产出及废气的排放量，这种分配方法容易造成交易主体间的“歧视性分配”现象和交易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无偿初始配额而向碳排放权的分配者进行贿赂等“寻租”行为[1]。（三）碳排放交易立法监督不到位碳排放交易是涉及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业，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远远不够，但中国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明显缺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社会监管，社会团体参与不足，这是造成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滞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国仅有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没有对公众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监督做出规制，虽然在第8条规定，“在每个备案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国家主管部门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和提供国家登记薄查询，引导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的相关各方，对具有公信力的自愿减排量进行交易。”但该条规定显然不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信息公开，而是为了完成交易。
欧盟碳排放交易立法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立法首先是在欧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欧盟在2003年制定并颁布了碳排放交易指令（Directive2003/87/eC），该指令是欧盟碳排放交易的基础立法，此后，根据碳排放交易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欧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指令、规定和决议。如2009年12月的“确定有碳泄漏重大风险的企业名单的决议”，2010年1月的“修正2003碳排放交易指令附录一列举的航空企业名单以及在2006年1月1日或之后每个航空经营者的指定主管国家名单的规定”，2010年11月的“关于温室气体削减配额拍卖的时间、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规定”等。中国应该尽快制定碳排放交易的全国统一示范立法，该立法应包含碳排放交易的主要内容，并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法体系。（二）总结经验，制定和修改详细的实施细则欧盟碳交易立法非常严谨，注重法律的连续性和配套实施，注重法律术语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比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明确该指令的立法目的是以符合成本效益和经济可行的的方式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并进一步明确该指令无偏见地适用于1996年第61号指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指令）的任何要求。该指令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准确界定。如所谓“配额”是指在指定期间排放一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而该当量只有在为满足本指令的要求时才是有效的，并且该当量根据指令是可以交易的。所谓“设施”是指一个静止的技术设备，附录一所列出的行为和其他直接相关的行为与该设备有直接的联系，而该行为会对排放和污染产生影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注重程序规制，比如对碳排放交易的审核，规定“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但对于获得核证的条件并没有详细地规定，仅仅只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条件。如对“核证机构应通过现场访问来确认项目活动所有的物理设施是否按照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安装，项目业主是否按照项目设计文件实施项目”。但如何进行现场访问却没有规定。应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迅速完善实体性规定，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针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实施细则，细化技术性规范。（三）强化碳排放交易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欧盟在其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普遍确立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内容。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第17条规定“：有关的决议信息应该公开，包括与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有关的，以及与排放许可证规定的和政府持有的排放报告有关的。”2004年修正指令进一步规定了该条规定。2009年《提高和扩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第15a条则规定：“成员国和欧委会应确保所有的决议和报告，包括碳排放配额数量和分配，以及对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够立即无歧视地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披露。”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就必须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参与主体都积极、主动地对碳排放信息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披露和报告[2]。碳排放交易是否完成规定的减排量，是否达成自愿减排的目标，不能只靠政府和企业决定，还需要社会监管和公众参与。中国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公众有权获取碳排放交易信息，赋予公众监督权，发挥社会监管作用，以监督企业是否切实完成减排目标，对没有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可以诉诸法律或者诉求行政监管。
本文作者：谢伟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6
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已经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成为人类社会和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方案》；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和考核办法”；2010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的8个约束性指标中有3个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相关；2011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了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要求，一要综合运用多种控制措施，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节能降耗，积极发展低碳能源，努力增加森林碳化，开展低碳发展的试验试点，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二要加快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立基础统计制度，制定核算指南；三要大力推动全社会低碳节能行动；四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加强经济适用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工作方案对目标任务还进行分解，明确了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从党中央、国务院上述一系列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另外，发展低碳经济也是现有条件下缓解排放和环保压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正处在人均GDp在2000～4000美元的工业化进程中期，且正处在爬坡阶段，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量都处于上升阶段，尤其是近几年，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碳排放量也呈快速增长态势。
2.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工艺、能源消耗等方面存在层次低、方式落后、工艺水平不高、能耗大等问题，如果不改变资源密集、污染严重、排放量大的粗放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3.由于气候变暖，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整体修复功能弱化，森林覆盖率下降，草场退化，土地荒漠化状况逐步加剧，恶劣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尽快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高碳”向“低碳”发展，就是从根本上扼制气候变暖的趋势，增强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
4.发展低碳经济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改善的有力保障。综合来看，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也应该从观念、政策、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着手，不断创新才能最终实现。
二、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排
放存在核算和统计等方面量化问题的困扰对上述低碳经济发展途径进行分析，无论哪个方面都需要一些基本数据，通过方法学进行量化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为政策制定、指标设定、制度创新提供依据，为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的研究、实施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众所周知，低碳发展最关注的就是碳排放量问题，国际上关于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一个著名的卡亚公式：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人均GDp×单位GDp能耗量×单位能耗碳排量从卡亚公式可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GDp持续高速增长，要减少排放总量就必须降低单位GDp能量和单位能耗的排放量。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高碳能源结构支撑，统计表明：化石能源占总体能源中的比例高达90%（其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68%、石油占21%），且能源使用效率低，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另外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农牧业生产，垃圾及污染物处理等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均可折算为标准碳排放量）。因此，如何运用ipCC指南所列原理，选择合适的量化方法学对碳排放量进行科学、合理的统计、确认与计量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以下简称“碳计量”问题）。
三、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计量应用领域分析
从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到各国政府和工业界、科技界的领导和专家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始终围绕着碳排放量化的问题，碳计量在诸多领域有所体现：
1.国际上通过多边协商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提出了“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该机制框架下，对碳排放权进行了规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既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又可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遵守量化控制和减排的承诺。CDm的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出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由项目实施获得的实际减排量通过第三方Doe机构公证核查，用于双方的交易。CDm机制中关于碳排放权的主要困惑问题就是：排放权如何进行确认？如何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碳排放权在会计处理中如何进行具体操作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自愿性碳交易VCR中也同样存在。
2.温室气体核查过程中的计量问题。按照国际标准iSo14064和湖北省地方标准DB42/727-2011开展温室气体量化、核查工作，就是要求在确定组织边界、运行边界和基准年的情况下，编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清单和碳排放量报告，组织核查工作的基础仍然是活动水平数据的收集和排放因子确定。iSo14064:2006定义2.11条明确规定：“温室气体活动水平数据就是GHG排放和/或清除活动的测量值”，对最后形成清单和报告，该标准还要求对数据质量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尽管目前直接测量碳数据的仪器还不多，但通过间接的测量数据，使用验证后的排放因子，就可通过计算获得相关碳排放数量，这个过程仍然离不开计量。
3.温室气体碳排放清单编制。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低碳试点、低碳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数据就是碳排放清单。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各类碳排放源的连续监测和计量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和累加就可以得到这个清单，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源繁多和排放总量过大，能源消耗、工业过程、农业、林业、污染物等方面产生的排放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敞开式的，且气体排放成分复杂、不太可能对气体成分分析后实现连续测量。因此，目前国际、国内均采取收集活动水平数据的方式，通过直接的能源消耗和间接消耗的数量统计，再通过量化方法得到各种情况下的排放因子，编制出排放清单，碳计量则主要体现在用传统的计量手段对水、煤、电、气（汽）的用量计量上，通过这些数据的测量、保存、统计、分析就可以估算排放量，编制出对应清单。
4.企业节能减排工作。通过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和清单编制工作，可以确定企业的排放源和高能耗点，有了这些基础数据，企业就可以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如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引进技术和资金进行节能改造；企业可以建立统一的节能和温室气体排放管控体系；进行用能情况实时、动态分析等，这些节能减排措施的运用，都离不开对效果的监测和计量。
四、我国目前碳计量工作现状及相关对策研究
“碳计量”虽然是最近几年广泛使用的一个新词，且大量出现在各类文献报刊中，实际上在工业领域能源计量的概念早已使用。1986年《计量法》颁布以来，国家质检总局计量司陆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企业质量管理、能源管理的计量法律法规，如2010年11月1日国家质检总局的《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GB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t2331-2009《能源管理体系》等，为支持各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在国家质检总局的领导下，从2005年以来，全国多地计量技术机构先后成立了“城市能源计量中心”，就是要运用现代计量手段服务于节能减排工作。
1.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工作现状不容乐观在企业层面，碳计量、能源计量工作前几年虽然得到重视和关注，但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企业的利润意识、投入产出意识束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企业领导只顾眼前利益，忽视对计量的人力、财力投入，尤其是节能、环保计量投入不足；还有些企业现有计量装置、设备运行管理不善、维护不当、溯源不及时，准确性和使用效果大打折扣。在管理层面，政府部门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还未形成有效的整体运行推动体系，特别是对量化和计量的要求还不明确，而且缺乏部门联动机制，如政府部门对基层单位的管理宣贯工作不够；尚未建立完善、科学、统一的能源计量、能耗和碳排放指标考核体系；没有建立公报、通报和采信制度；对三高企业的要求仅限于引导、指导层次，工作力度不够等。针对上述现状和存在问题，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统一部署下，各级各地质监部门正在根据国务院有关节能减排的工作要求，针对各地产业结构，能耗和碳排放现状着手制定节能减排量化、监测和考核指标，这对碳计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当前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计量应用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推动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企业加强能源计量管理工作。各级质监部门要继续加大对国家标准的宣贯力度，通过各种形式使企业管理者和广大职工重视能源计量工作，把能源计量体系完善与企业发展、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作为公司的重要工作之一加以重视；重点是要规划“三高”企业，中小企业的计量管理体系，督促企业以数据管理为中心，充分利用现有计量手段，建立各项节能管理制度。
二是鼓励和敦促企业加大计量投入。完善计量设备，严格按照GB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法规要求，配齐一、二级能源计量器具并按时进行周期检定，保证计量设备的正常使用，保证企业能源和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的准确、可靠。
三是各级计量技术机构（如各计量院、所和各地城市能源计量中心）要更新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充分发挥现有计量技术和装备优势，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有效的计量服务，使各单位的用能状况、碳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真实有效，这才是当前碳计量应用工作的重点。即：把传统的电能、质量、流量、压力、温度、热量等计量手段充分应用到企业各个活动的水平数据监测上去。
四是建立联动机制。质监部门要与发改委、经信委、环保厅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与合作，通过这些部门在制定有关节能减排的法规、政策时，提出明确的计量要求，同时采信计量部门、技术机构和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出具的碳计量数据，对高耗、高排行业、企业采取联合监管和执法行动，促使传统计量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得以充分的应用。
五、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计量发展问题探讨
前面已经讲到“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GHG）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俗称），原因是温室气体中最主要、排放最多的气体就是二氧化碳，因此，国际上的“碳计量”通常是指碳排放量的计量，在碳排放权交易、碳核查和碳排放清单编制中涉及有关数据的计量问题都要用到这个概念。比如：在ipCC《国家温室气体（GHG）排放清单指南》中：某一排放源的碳排放量=∑能源i的消费量×能源i的排放系数根据Bp碳排放计算器提供的资料：准确计量的1L汽油充分燃烧后，排放二氧化碳2.3kg；1L柴油排放二氧化碳2.63kg；1kg标煤排放二氧化碳3.67kg等。我们认为上述定义只是狭义“碳计量”概念，本文要讨论的是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广义“碳计量”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在低碳发展环境中，能源使用、碳排放等过程涉及的使用、监测、核查、交易等活动与测量或量化有关的计量问题的统称。包括管理、技术两个方面。综合研究认为：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广义“碳计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导建立科学、实用、可靠的用能和碳排放情况的活动水平数据监测和管理体系，是“碳计量”能够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个体系的核心是能够提供真实、准确、可靠的数据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也可提供给交易机构和企业使用。
二是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计量问题。如清洁发展机制（CDm）各类项目初始计量、中期计量监测和末期计量急需针对不同项目，根据其新能源产生特点或减排机理，对应安装或使用合适的计量装备，实现其远程控制和连续、实时监测、统计汇总等功能，传统意义的单台计量器具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研制具有数据信息收集、处理功能并配有专门计算和处理软件的计量系统。又如：企业用能情况动态平衡和分析，是企业强化用能管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加效益的措施，基于计量系统与信息化平台构建的计量监测、分析系统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是要使计量技术机构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由过去单纯管理计量器具（准确性、可靠性、量传溯源等），转变为引导企业进行数据管理。各地成立的“城市能源计量中心”如果只是开展与能源和碳排放有关的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工作，那就与传统计量工作没有什么区别。各级计量技术机构应该围绕政府关注的约束性指标，对各自区域内的“三高”企业进行用能和排放监测情况摸底，协助制定管理和技术文件，支持企业建立可靠的监测网络，收集数据，搭建政府和企业需要的数据分析平台，指导重点用能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碳计量”的内涵和外延就都可以得到扩展。
四是围绕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碳足迹、碳认证、碳核查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按照ipCC有关文件中关于企业核查报告、产品碳足迹，一些通用计算方法和转换系数，从量化方法学上着手研究在一些高耗企业、高耗工艺、高耗产品如何通过计量手段，解决量化问题，从而逐步提高数据质量，解决目前在清单编制，碳足迹核查中碳排放总量的不确定性问题。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北京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会计
一、引言
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完成顶层设计。会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其中明确指出，要在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这一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北京地区长久以来被国人视为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多位中心，是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经济区。但是无论从经济总量、市场化程度、经济外向度方面，还是在区域共同富裕水平方面，北京地区都无法与第一极的长三角地区和作为第二极的珠三角地区所取得的成绩相比拟。其中北京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持续恶化已经严重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正常生活。鉴于该区域大气污染甚为严重，对区域内企业碳排放进行观测和管理，有效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运用会计手段对企业碳排放进行记录、计量和披露，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二、北京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兴起与发展
根据《2014年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报告分析》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量约为104.2亿吨Co2当量，交易总额约为549.08亿美元，通过近十年的发展，相较于2005年碳排放权交易开端的7.05亿吨和109.90亿美元，分别约增长了1378%和400%。通过市场手段来控制碳排放，使企业自觉进行减排活动，其成效已然初显，并且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
（二）北京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吸取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值此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由政府主导，促进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通知》中规定的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深圳、重庆、广东、湖北，至2014年6月重庆完成试点建设，全国七个试点城市全部启动交易，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七省市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量为1.16亿吨，累计成交额接近25亿元，市场交易日趋活跃，规模逐步放大。其中，北京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为1259.58万吨，累计成交额为47439.51万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0.85%与18.98%。
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提交《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称：中国的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届时单位GDp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60%-65%。当年9月中美联合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我国重申了这一目标，并表示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碳排放权交易如火如荼地展开，而相关制度也是逐步完善。
三、北京区碳排放会计体系构建
为实现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涉及会计这一领域，由于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迅猛发展，碳排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更被赋予了商品的价值属性，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态问题，更涉及经济管理方面事项，进而影响到相关企业和组织会计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会计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活动，能够对碳排放权这一商品实施控制。
本文系当前区域内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和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设计有效运用会计治理手段对企业行为进行控制，具体来说分为碳排放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三方面。
（一）碳排放会计的确认
目前的国内外准则尝试，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供企业借鉴的完整文本，主要观点汇总如表1所示。总之，目前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形式各异，大大降低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比性。
本文主要针对总量控制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确认问题展开研究分析。目前，碳排放权的资产属性毫无疑问，但应具体将其确认为哪一类资产，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尚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正式颁布具体的会计准则，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应当依照无形资产对碳排放配额进行确认。
首先，碳排放权不具有实物形态但是却能使企业获取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利和空间，运用其配额可以使企业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生产相应的产品或服务，间接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减排所获得剩余的配额还可以出售，让渡其所有权，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相应经济补偿。
其次，碳排放权属非货币性长期资产。鉴于目前化石燃料的不可替代性，碳排放权短时间内也不可能随之消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长远的发展意义，必然将其算作非货币性长期资产。
再次，碳排放权被企业持有的首要目的进行正常生产和经营。碳排放权配额转变成为企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项资源，没有足够数量的排放权配额，便难以进行充分生产，影响正常生产经营。
最后，碳排放权的不确定性也体现在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上。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波动大，不同的买卖时点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企业获得的配额并不相等，这样造成了高碳排放行业反而在出售碳排放配额获取利得有了更大的潜力。
综上可知，企业应将碳排放权配额确认为无形资产，并下设“碳排放权”二级科目用以核算。
（二）碳排放会计的计量
总量控制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分为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两部分进行讨论。对于企业从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的行为，应以购得日的成本入账。而政府免费发放的碳排放权配额尚无定论，如表2所示，名义成本法下，免费发放的配额不进行记账；而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按照政府补助的原理进行计量，取得成本与公允价值差额计入递延收益，用以反映其交易实质。后续计量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成本模式和重估价格模式，本文认为采用公允价值法和重估价格模式更能反映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实质，并且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具备了实施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
（三）碳排放会计的信息披露
本文认为在对碳排放权进行会计报告时，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表内列示，另外还要进行表外披露。表内列示，主要是将与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信息以定量化的形式反映在现行标准的财务报表中。由于有准则的明确规定，这部分要求不论是报表的形式还是在内容都要严格和统一，也正是因为财务报表格式、项目、填列方法的固定性，使得与碳排放权相关的信息往往被隐藏，不能完整、全面地被予以揭示出来，因此，除了在表内列示外，还需对碳排放权相关信息进行表外披露。
具体表内列示情况分析如下：
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企业无形资产进行确认，初始确认是从政府免费获得的碳排放权应反映在“递延收益”项目中，若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导致碳排放权账面价值发生变化的，作为“资本公积”在权益栏内列示等。
利润表中，作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企业持有期内递延收益按期摊销的金额以及出售碳排放权的利得列入在“营业外收入”；碳排放权公允价值重估减值损失在“营业外支出”列示。
在现金流量表中，会涉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主要反映企业支付负责部门对超额或违规碳排放的罚款；而企业购买碳排放权付出的金额和出售碳排放权收到的现金净额将会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列示。
同时，表外披露是对会计报表中列示的以及未能在会计报表中列示的项目的补充说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我国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
首先，应通过报表附注，对表内列示项目的补充说明，碳排放权的无形资产属性有其特殊性，进行列报时，除了要说明无形资产中碳排放权所占的数额以及比重之外，还要重点说明碳排放权相对于一般的无形资产在会计处理上最大的差别，即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在后期计量时采用的是公允价值属性计量，所以此时，需要对采取此计量属性的原因、计量方法等进行说明与披露，此外还应对该项无形资产的价值变动进行分析，并将其数额反映在表3中。
涉及营业外收支的项目，在处置碳排放权进行出售时，其处置收益会反映在营业外收入。同时，在持有此项资产期间，当出现公允价值下降时，其下降部分将会计入营业外支出项目，为了更清晰地反映涉及的交易事，需要对营业外收支做出详细说明，同时需要对本期数与上期数进行比较。此外，相关项目还包括“开发支出”“资本公积”“累计摊销”等科目，都应当在附注中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说明和补充，在此不逐一说明。
另外，企业应在财务报告中对实行的低碳政策、低碳战略、碳排放情况、减排措施和低碳成果等方面做出说明。
四、结语
北京地区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政府和公众的减排要求。我国政府和企业都应当相互配合，采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切实采取减排行动。碳排放会计作为碳排放交易的必然产物，已经受到了国际国内的关注，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应当看到，在缺少碳排放会计准则标准化的约束下，会计治理对策并不能真正发挥其监督和控制的作用，本文的设计方案也是旨在为其提供一定的有益参考，推进我国碳排放会计处理的发展。
注释：①日本《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规定，以交易为目的的碳排放权确认为金融工具；在无市价情况下，以成本计量并进行减值测试。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8
一、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确认与计量的产权基础
（一）碳排放权以产权的清晰界定为交易前提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最初是由戴尔斯（Dales）基于科斯定理的运用而提出的，并经蒙哥马利用数理经济学方法严格证明其具有实现污染控制目标最低成本的优点，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初始产权如何配置，都存在市场配置的最优状态。但事实上，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必然存在，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是交易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产权只要被界定，不论其被界定给哪一方，都可以通过市场进行私人协商解决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就为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提供了理论基础，企业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与其需求的不匹配则为碳排放权的交易提供了市场。在承认碳排放权商品属性的基础上，将碳排放权予以市场化，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产权清晰是碳排放权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会计通过价值计量可以充分地反映产权及其变动，从而界定和保护产权。企业作为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和要素所有者，是产权交易的契约联接体。企业各方应慎重选择会计确认和计量属性，对交易进行合理测度，以解除受托责任，从而客观地界定产权和有效地保护产权。因此，会计方法、会计政策、会计计量属性等的合理选择是碳排放权交易自身对交易制度和规范的必然要求。
（二）会计的基本职能：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产权会计学派认为，会计的本质是认定和解除受托责任。受托责任主要包括资源受托责任和社会受托责任。环境容量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既是企业资源，又是社会资源。会计作为认定和解除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受托责任的手段，不仅要得到政府和权威机构的认可及广大碳排放权托付人的支持，还要为企业普遍接受，从而为会计主体认定和解除资源受托责任和社会受托责任。碳排放权的产权界定主要包括碳产权主、客体的界定和产权内容的界定，界定方式包括定量和定性方式。在产权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会计问题，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对企业经济事项和情况进行确认、计量与报告，反映和监督（控制）企业产权价值运动，发挥会计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作用，切实维护和保障利益相关者的产权经济利益。碳排放权在交易中发生了产权转移，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产权价值流转。以产权保护为导向研究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由只关注技术改进的“技术至上主义”过渡到关注会计的经济后果，这是现代会计发展的需要。因此，以产权保护为导向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是可行的。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9
摘要：本文以2000-2011
>>中国省域碳排放及其驱动因子的时空异质性研究江苏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动态分析耕地变化驱动因子分析及对策研究江苏省碳排放现状及因素分解实证分析2排放总量测算及驱动因素研究'>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测算及驱动因素研究低碳环境视角下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驱动因子测定研究基于因子分析评价江苏省各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基于因子分析的江苏省经济发展状况研究湖北省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其行业差异研究江苏省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差异及驱动因素基于结构分解模型的江苏省碳排放实证分析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子分析及趋势预测合肥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分析江苏省工业三废排放行业差异分析青岛市碳排放影响因子分析及对策研究空间效应视角下中国省域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分析甘肃省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甘肃省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的江苏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辽宁省盛夏降水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olumeⅡ。
图1江苏省历年碳排放量（单位：万吨）
2.StRipat模型的构建
York在经典ipat等式（i=pat）基础上，提出了随机回归模型，即StRipat模型，具体模型方式为：i=apbactde［3］。其中，i、p、a、t分别为环境压力、人口数量、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a是模型的系数，b、c、d分别是人口数量、富裕度、技术等人文驱动力的指数，e为模型误差。StRipat模型是定量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压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指数的引入使得该模型可用于分析各驱动要素对环境压力的非比例影响。借鉴StRipat多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本文构建的能源消费碳排放与其驱动因子关系的计量模型为：
i=k×pa×ab×tc×Sid×e（2）
两边取对数，可得：
ln(i)=lnk+a(lnp)+b(lna)+c(lnt)+d(lnSi)+lne（3）
式中各个变量的含义为：i表示二氧化碳总量（万吨）；p表示人口因素（万人）；a为财富因素，用人均GDp表示（人民币元）；t表示技术因素，用二氧化碳强度表示，即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吨/万元）；Si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GDp占GDp的比重来表示；lnk表示常数项；lne作为随机误差项。a、b、c、d为弹性系数，表示p、a、t、Si每变化1%时，将分别引起i的a%、b%、c%、d%的变化。
二、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时空差异分析
（一）江苏省碳排放时间演变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2000-2011年江苏省碳排放量整体上呈快速上升趋势，尤其是2009年之后，碳排放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1年的碳排放量为2000年的33倍，达到1579170万吨。导致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根源在于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快速发展。
从2011年省辖市的碳排放总量看，苏州、南京、徐州、无锡、南通的碳排放依次为348337万吨、339578万吨、256972万吨、157506万吨、89220万吨，位居江苏省前五位，泰州、扬州、淮安、盐城、宿迁的碳排放依次为68760万吨、66958万吨、53166万吨、32905万吨、8312万吨，位居江苏省倒数五位；排放量最多的苏州几乎是排放量最小的宿迁的42倍，相差悬殊。2000-2010年碳排放量位居前五名的省辖市略有不同，南京、苏州、徐州是排放量最多的地区，大约是碳排放量最少的宿迁的44倍。
从表2人均碳排放来看，2011年人均碳排放位于江苏省前五位的是苏州、南京、无锡、徐州、常州，后五位的则是泰州、南通、淮安、盐城、宿迁，最高的苏州是最低的宿迁的36倍。作为人均碳排放最高的城市，苏州2011年人均碳排放是2000年的553倍，年均增长1665%，其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缓慢增长阶段，由2000年的098吨/人增长到2003年的145吨/人；二是2003-2007年的快速增长阶段，2007年人均碳排放达到428吨/人，增幅达296%；三是2007-2011年的增长缓慢阶段，此阶段的增长幅度明显小于第二阶段，但仍处于增长趋势，2011年人均碳排放达542吨/人，比2007年增长了114吨/人。
表2江苏省12个省辖市人均碳排放（单位：吨/人）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南京2.462.362.743.033.394.044.144.324.064.264.815.34无锡1.171.271.441.752.212.462.722.872.852.983.153.37徐州0.750.760.831.001.201.361.401.551.681.762.092.63常州0.610.730.851.041.321.391.611.991.962.072.222.40苏州0.981.141.211.452.233.103.714.284.334.675.085.42南通0.350.390.420.490.570.650.700.740.750.741.081.17淮安0.510.510.490.500.520.680.760.870.900.960.990.98盐城0.140.160.180.220.270.320.360.390.390.900.440.40扬州0.630.630.640.720.830.931.011.301.311.451.461.46镇江1.331.501.641.872.072.232.332.282.292.432.562.58泰州0.240.290.360.420.500.560.780.901.151.241.301.36宿迁0.050.060.070.070.100.120.130.110.110.110.130.15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2）、江苏12个省辖市统计年鉴（2001-2012）整理计算所得。
图2江苏省碳排放强度趋势对比图（单位：吨/万元）
从碳排放强度看，2000-2011年江苏省碳排放强度呈大幅下降趋势（见图2）。2000年碳排放强度为256吨/万元，2011年为188吨/万元，下降了068吨/万元，降幅明显。与此同时，2000-2011年苏南、苏北、苏中三大区域的碳排放强度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其下降幅度不同，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出苏北＞苏南＞苏中的关系。2011年碳排放强度位于江苏省前五位的是徐州、南京、苏州、淮安、镇江、泰州，后五位的则是常州、无锡、南通、盐城、宿迁，最高的徐州是最低的宿迁的1136倍，相差明显。尽管2000-2011年12个省辖市碳排放强度在江苏省的位置略有不同，但南京、徐州始终是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城市。
（二）江苏省碳排放空间格局分析
众所周知，江苏省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按照经济、地理位置，可将江苏省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地带。本文在大区域系统中分析江苏省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空间格局的变化。
1大区域变化
总体而言，2000-2011年苏南地区的碳排放量大于苏北地区，而苏北地区又高于苏中地区。从图3可以看出，2000-2011年苏南地区的碳排放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其原因是苏南地区资源丰富，有较强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靠近上海，交通便利，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第二产业较为发达，城市化水平高。由于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部门，导致一次能源消费水平高，碳排放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从2007年以后，苏南地区的碳排放比重有所下降，原因是江苏省政府出台了苏南向苏北进行产业转移的政策。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苏南向苏北转移产业项目5261个，总投资19614亿元［4］，其中绝大部分是贸易制造加工业，而处在工业化后期的苏南地区开始重点转向服务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苏南地区的碳排放比重。图32000-2011年苏南、苏中、苏北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
苏北地区的碳排放比重呈现出先下降后逐步上升的趋势，即先由2000年的226%下降到2007年的1930%，下降幅度达3%，而后碳排放比重又开始逐渐升高，上升的幅度达3%。较苏南地区而言，苏北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2007年起，随着苏南地区产业向苏北地区的转移，特别是建筑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转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相应地也导致苏北地区消耗更多的一次化石能源，致使碳排放比重有所上升。
苏中地区的碳排放比重整体上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保持在10%-15%的比例。由于苏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苏中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比较强，近几年，苏中地区产业化进程加快，碳排放比重有一定的波动性。
2江苏省省辖市碳排放过程变化
本文采纳张雷（2006）对碳排放规模分类的方法［5］，把碳排放分为超重碳排放型、重碳排放型、一般碳排放型、轻碳排放型四种类型。结合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的变化特征，各种碳排放类型的碳排放量界定标准见表3。
（1）2000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类型的空间分布。从图4可以看出，2000年属于超重碳排放型的地区有南京、徐州；属于i级重碳排放型的地区包括常州、淮安、南通、扬州、镇江等5个；属于ii级重碳排放型的地区包括无锡、苏州；属于i级一般碳排放型的地区只有盐城；属于ii级一般碳排放型的地区只有泰州；属于轻碳排放型的地区仅包括宿迁。
图42000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空间格局
（2）2005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类型的空间格局。从图5可以看出，2005年属于超重碳排放型的地区有无锡、徐州、苏州、南京；属于i级重碳排放型的地区包括泰州、盐城、淮安；属于ii级重碳排放型的地区包括扬州、常州、南通、镇江；属于i级一般碳排放型的地区只有宿迁；没有属于ii级一般碳排放型和轻碳排放型的地区。相比2000年，2005年超重型碳排放地区增加2个，重碳排放型地区的数量没有发生变化，一般碳排放型的地区增加1个，轻碳排放型地区减至0个。
表3江苏省碳排放类型划分标准类型碳排放量（万吨）超重碳排放大于等于600重碳排放
i级:大于等于180小于360ii级:大于等于360小于600一般碳排放
i级:大于等于60小于120ii级:大于等于120小于180轻碳排放小于60资料来源：结合相关文献作者整理而来。
图52005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空间格局
（3）2011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类型的空间格局。从图6可以看出，2011年属于超重碳排放型的地区有苏州、南京、徐州、无锡、南通、常州、镇江、泰州、扬州9个，比2005年增加了5个；属于i级重碳排放型的地区包括盐城；属于ii级重碳排放型的地区包括淮安；属于i级一般碳排放型的地区只有宿迁。与2005年相同，没有属于ii级一般碳排放型和轻碳排放型的地区。
图62011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空间格局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整体经济发展和一次能源消费增多的情况下，12个省辖市的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超重碳排放型地区，由2000年的2个增加到2011年的9个地区，表明2000-2011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的碳排放量发生显著变化。
三、江苏省辖市碳排放驱动因子分析
（一）对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的修正
大量文献表明，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是应用StRipat模型时通常会遇到的问题，经检验，本文选取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4）；通过对原始数据取对数，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值）小于10，说明StRipat模型本身较好地解决了异方差问题。因此，可以判断模型中的各个统计检验值是比较理想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
表4ViF检验结果variableViF1/ViFlna40.250129Si3.270.305566lnt1.380.724417lnp1.210.826715
（二）结果分析
根据建立的StRipat模型，以ln(i)为因变量，lnp、lna、lnt、lnSi为自变量，在stata软件中进行拟合，结果如表5所示。人口、人均财富、技术水平、第二产业比重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从而可以得出江苏省各省辖市2000-2011年碳排放驱动因子计量模型：
i=k×p104×a091×t095×Si096×e（4）
表5随机效应回归结果lnicoef.std.err.z值p值lnp***1.036090.38845426.670.0000lna***0.91430320.026962233.910.0000lnt***0.94994870.24959538.060.0000Si***0.9617820.31762053.030.0002k***-9.4866460.3142392-30.190.0000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水平。
从系数大小来看，（1）人口数量是江苏省各省辖市碳排放影响最重要的因素，人口数量每提高1%，碳排放增加104%。人口是决定能源需求的传统因素，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往往会伴随着较高的能源需求［6］，从而大大增加碳排放量，这也解释了为何南京、徐州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也是江苏省碳排放量最高的城市。（2）人均财富对碳排放也起正向推动作用，每增加1%，碳排放就会增加091%，说明江苏省各省辖市的富裕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很强烈。（3）碳排放强度成为仅次于人口和产业结构的第三大影响因素，表明通过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能源效率从而降低单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4）产业结构每改变1%，将引起碳排放量097%的变化，对碳排放具有比较大的正效应。近年来，江苏省各省辖市的第二产业比重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且增长趋势快于第三产业，其贡献率抵消了相对低碳的第三产业对碳排放增长的负效应。
四、结论
本文以2000-2011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的能源消费量及经济发展相关数据为基础，对江苏省碳排放进行时空差异分析，并基于StRipat模型构建了碳排放驱动因子分析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1）2000-2011年江苏省整体碳排放呈快速上升趋势，其根源在于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快速发展，在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大量的能源消耗，从而使江苏省的碳排放呈较快增长趋势。具体到各省辖市，碳排放总量略有不同，南京、苏州、徐州一直是碳排放量最多的地区；人均碳排放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碳排放强度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且苏北＞苏南＞苏中，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减少，从侧面反映了江苏省12个省辖市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学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
（2）江苏省碳排放比重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苏南＞苏北＞苏中的现象，特别是2007年以后江苏省产业转移政策的出台，大大增加了苏北地区的碳排放比重。从江苏省12个省辖市碳排放类型看，江苏省超重碳排放型地区由2000年的2个增加到2011年的9个，轻碳排放型地区的个数在逐渐减少，说明近年来江苏省12个省辖市的碳排放量都在显著增加。
（3）人口、人均财富、技术水平、第二产业比重是江苏省各省辖市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子，实证检验表明，当人口、人均财富、技术水平、第二产业比重每增加1%时，碳排放量将分别增加104%、091%、095%、096%。江苏省碳排放之所以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主要是因为江苏省各省辖市的人口、人均财富、技术水平、第二产业比重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1］Hoffertmi,CaldeiraK,JainaK,etal.energyimplicationsoffuturestabilizationofatmosphericCo2content［J］．nature,1998,395(6705):881-884.
［1］赵敏,张卫国,俞立中.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2009,22(8):984-989.
［3］YorkR,Rosaea,Dietzt.StiRpat,ipatandimpaCt:analytictoolsforunpackingthedrivingforcesofenvironmentalimpacts［J］.ecologicaleconomics,2003,46(3):351-365.
［4］陈进.苏南向苏北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师,2009（9）.
［5］张雷.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J］．地理研究,2006,25(1):1-9.
［6］曹翠，李秋妍.不同城市化进程的碳排放特征差异比较――基于LmDi分解［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25-32.
ananalysisoftimeandSpaceDifferencesofCarbonemissionsandDriving
FactorsinJiangsuprovincetanGDe-cai,Limeng-meng,wUmei
（Schoolofeconomics&management,nanjingUniversityofinformationScience&technology,
nanjing210044,China）
碳排放的重要性篇10
摘要：我国碳排放区域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已引起学者关注，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在人均碳排放原则与2020年各省的碳排放配额预测数据基础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和碳排放量不均等的现实，国家应在区域间建立碳强度减排机制和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利于缩小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实现公平目的，还能更迅速有效地实现我国碳强度减排目标。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2－0017－05
一、引言
研究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因为能源尤其是矿物能源消费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碳排放的增加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整个20世纪，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增长了十倍以上，而同期世界能源的消费总量增加了十六倍，其中，矿物能源消费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6.0~6.5pgC，占大气碳排放总量的70%左右〔1〕。因此，我国降低碳强度的实质就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脱钩，使碳强度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发展速度。
为此，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通过构建各种模型分析我国碳排放区域格局的变化，揭示了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和碳强度的重要影响〔2～5〕；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量的测算和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三大区域碳排放之间存在的差异和成因〔6～12〕；还有学者分别从定性和定量角度提出了针对西部地区的减少碳排放的建议〔13～16〕。
这些学者虽然运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我国三大区域之间的碳排放差异和成因，但是很少涉及三大区域碳排放配额的具体分配及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实施路径。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地域分工中长期扮演着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生产者角色，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能源的开采和输出，处于产业链的底端，这使西部地区发展成为资源型经济，导致碳排放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何协调区域之间的关系，选择适合中国的碳强度减排实施路径就成为实现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关键。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以人均排放原则为指导，期望通过建立碳排放配额制度和项目合作机制来推动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的减排协作，最终实现碳强度减排目标。
二、基于人均排放原则的我国碳排放配额分配
人均碳排放是指一国在单位时间内，通常是一年或者一个核算期，总人口平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它体现了对一国在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的人均分担。碳排放权本身具有的人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为人均碳排放分配提供了依据和可操作性〔1〕。
我国政府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作出碳强度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为了能够快速有效地实现该减排承诺，本文利用刘钦普依据自变量和因变量交替移动预测法建立的区域人口预测时空回归模型对我国各省人口发展的预测数据〔17〕，以人均碳排放为原则，对基年与2020年各省的碳排放配额进行了计算和预测。
1．我国2005年的碳强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05年的碳排放总量为5558.5百万吨，GDp为2054880百万美元〔18〕，据此得到我国2005年的碳强度（C2005）为27.1吨/万美元。
2.我国2020年的碳强度
按照我国政府承诺的40%～45%的碳强度减排指标，可知2020年碳强度（C2020）为，
0.55C2005≤C2020≤0.6C2005。
代入C2005=27.1，得，
14.91≤C2020≤16.26（吨/万美元）。
即2020年碳强度下限为14.91吨/万美元，上限为16.26吨/万美元。
3.我国2020年的碳排放总量
假设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GDp保持年增率8%不变，基于2005年的GDp数据，可以得出2020年的GDp约为6518427百万美元。
由于碳排放总量等于碳强度与GDp的乘积，即：t2020=C2020×GDp2020，则可知2020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9719百万吨～10599百万吨。
4.我国202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
按照人均碳排放原则，我国202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H2020）为t2020/p2020，依据刘钦普对我国2020年的人口数量预测量〔17〕，即p2020=144690.3（万人），可预测我国202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约为6.72吨～7.33吨。
5．我国2020年全国及各省的碳排放配额
S2020i=H2020×p2020i,i=1,…,31。
其中，S2020i为i省2020年获得的碳排放配额；p2020i为i省2020年的预测人口数。由此，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各省直辖市碳排放配额数据。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加，碳排放量也在增加，我国2005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为433吨，而到2020年将可能增至733吨。这恰好说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碳排放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世界年人均碳排放量为43吨，而我国2005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与世界人均水平基本持平。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均碳排放将大大超过国际人均水平。届时，我国提出的人均累积碳排放低的理由将不再有立足之地，中国将站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风口浪尖，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大政策实施力度，将碳强度减排的相对目标约束转化为碳排放配额的硬性目标约束，并借鉴国际碳交易市场经验，结合我国区域发展实际，在中国实行碳排放配额和碳减排项目合作的双轨制。
三、我国碳强度减排的制度安排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演变的特征，可以将我国大陆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根据谭丹、黄贤金的研究成果，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是中部地区的1.8倍，是西部地区的2.22倍〔6〕，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并且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没有较大的政策变化，到2020年，我国东中西部碳排放总量的比值还可能继续扩大。因此，有必要探索不同的碳强度减排机制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均衡发展，即将表1中2020年的碳配额转化为碳排放配额的强制性目标，对西部地区暂不纳入强制碳排放配额制度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施行强度不同的碳排放配额制度。同时，应配之以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以实现三大区域的协调发展。
（一）实施碳排放配额制度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步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以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长久以来没有代价地多排或超标碳排放实际上压缩了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未来经济发展空间，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东部地区应该为自己的多排或超排行为付费。因此，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一些碳排放量较多的中部地区省份（如山西）应该根据人均排放原则，实施严格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将表1所示的2020年的碳排放配额下限作为本区域的总量控制目标，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将配额量化到具体的企业排放源。
2005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居于三大区域的中间位置。按照目前的碳排放趋势，到2020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省份的碳排放总量将与表1中的碳排放配额持平。因此，除个别省区外，可以对中部省区制定中等强度的减排控制目标，将国家规定的碳强度减排目标的下限40%（即表1中所示的碳排放配额上限）作为其减排目标，对本辖区内企业的排放量增速实施严格控制战略，以提高本区域的产业竞争力。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最终可开采资源量为711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总量的57%；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最终可开采资源量和水能技术可开发资源量分别为429亿吨、44亿吨、8万亿立方米和15678亿千瓦时，占全国总量的579%、336%、587%和706%，人均能源资源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13〕；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将使西部地区成为碳排放配额的主要输出区。考虑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和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对其暂时不设具体的碳强度减排目标，将按照人均排放原则确定的碳排放配额作为当地政府引进项目和企业的参照基准，以承接我国东部高碳排放企业的转移，加速实现工业化，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二）建立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
1.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的缘起
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主要源于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缔结。为了缓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议定书》不仅明确了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且首次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订立了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技术和设备先进，减排空间较小，减排成本高昂，为了降低此类国家的履约成本和有效实现公约目的，《议定书》确立了三个灵活机制：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其中，Ji和CDm属于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是指通过发达国家之间（Ji）或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CDm）的合作，将通过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获取的碳排放信用作为履约客体的碳排放贸易机制。其中，CDm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发达国家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实施碳减排项目，不仅可以降低其减排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能力。因此，CDm产生伊始就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追逐对象，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碳市场的主要方式，如中国CDm规模约为2.2亿吨，占CDm市场的40%〔19〕。
2.东中西部区域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
这种通过明晰气候资源产权、进行碳排放配额分配的成功实践为我国的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借鉴。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得以成功实施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项目实施主体之间的减排成本各异，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与东中部区域相比，我国西部区域所占国土面积较大，近年来受国家政策驱动，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不到0.6（东部约为0.76，中部为074）〔7〕，对外吸纳能力较弱，总体上仍然属于资源型经济；而东中部区域尤其是东部区域具有丰厚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这种由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各省区碳强度减排成本的区别和资金技术上的互补性为建立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出现碳排放配额赤字的东中部地区的排放源，为了避免承担巨额罚款，可以通过购买碳排放配额或者进行碳减排项目合作的方式从西部地区获取碳排放信用以缓解其碳减排压力。
在实施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时，由于实施主体都是我国企业，这对减少国际CDm市场上出现的投机现象和技术转移障碍有所缓解，但受地方利益的驱动，不排除东部和中部区域为了实现其碳强度减排目标，将重污染行业转移至西部，导致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升高的情况；也不排除西部区域为了短期经济利益盲目引进重污染项目的可能性。因此，在碳减排项目合作和产业引进时，西部地区必须从长远考虑，要高度重视技术在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如从技术结构相似度的角度〔20〕，探寻最合适的东部省份，选择可以充分发挥本地区资源优势和提高自我建设能力的技术和产业，实现碳强度的降低。
东部地区发展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部地区在推动科技进步过程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产业。从国内外科技发展史看，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能更快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等省份有较好的发展高新技术的条件和环境，可以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诸如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方面的先进技术。通过与东中部地区合作实施碳减排项目的形式，由东中部地区企业输入资金和先进技术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速度，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通过出售碳排放配额获得的资金还可以用于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缩短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此外，国家可以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扩大交易范围，增加交易产品种类，对市场参与主体形成更大的激励，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相协调、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目的。
参考文献：
〔1〕HoughtonJt,FilhoLGm,CallanderBa,etal.ClimateChange1995:theScienceofClimateChang〔m〕.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2-8.
〔2〕侯锋.我国省区间工业结构的异同与结构转换的调控途径〔J〕.地理研究,1990,9(4):6-16.
〔3〕李文彦,樊杰.我国的经济地域结构与区域能源战略的关系初探〔J〕.地理科学,1994,14(3):201-210.
〔4〕ZhangLei,DanieltoDD,XieHui,etal.Co2emissionsandtheirBearingon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theLongView〔J〕.JournalofGeographicalScience,2005,15(1):61-70.
〔5〕郭广涛,郭菊娥,席酉民,等.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节能降耗效应测算及其实现策略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4):44-49.
〔6〕谭丹,黄贤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54-57.
〔7〕杨红亮,史丹.能效研究方法和中国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比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3):12-20.
〔8〕陈英姿,李雨潼.低碳经济与我国区域能源利用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9(2):66-73.
〔9〕高卫东,姜巍,谢辉.经济发展对中国能源碳排放空间分布的影响〔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28(2):296-299.
〔10〕许广月,宋德勇.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5):37-47.
〔11〕岳超,胡雪洋,贺灿飞,等.1995-2007年我国省区碳排放及碳强度的分析——碳排放与社会发展Ⅲ〔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6(4):510-516.
〔12〕徐大丰.我国碳排放结构的区域差异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0,(4):79-82.
〔13〕郭广涛,郭菊娥,柴建.西部发展节能服务的低碳效应及其政策研究〔J〕.管理评论,2010,22(6):71-76.
〔14〕何建武,李善同.二氧化碳减排与区域经济发展〔J〕.管理评论,2010,22(6):9-16.
〔15〕张小刚.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研究〔J〕.经济研究,2010,(9):57-60.
〔16〕李清源.西部经济发展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对策〔J〕.环境经济,2010,(3):51-56.
〔17〕刘钦普.时空回归模型在中国各省区人口预测中的应用〔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9(32):119-124.
〔18〕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DB/oL〕.(20070501)〔20110906〕.stats.省略/tjsj/ndsj/2006/indexch.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