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1
关键词：环境保护；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
收稿日期：20130523
作者简介：蔡回鹏（1980—），男，贵州仁怀人，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图分类号：tD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7023002
1引言
随着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目前多个产业来看，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环境保护质量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对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认识的逐步加深，如何对环境可再生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了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所以，从提高环境保护质量，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对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现状进行全面了解，并分析其意义和必要性，同时对其具体方式有一定的认识，满足其实际发展需要。
2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现状
资源是人类在地球上赖以生存的必要保证。人类为了满足日益高涨的生活需求，不断地加强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甚至采用了掠夺式的开发手段。资源的枯竭已经使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如何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已经是人类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正在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向2l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但面对我国严峻的资源现状，如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确保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关键。
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更加合理、健康、节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用尽量少的资源消耗去获得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会需求满足，并且从体制建设上保障可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可再生资源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弃物资源，其基本定义是：在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不再具有原使用价值并以各种形态存在，但可以通过某些回收加工途径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的总称（包括工业生产中的废水、废气、废渣、粉尘等，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如农作物秸秆等以及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如废钢铁、废纸、废塑料等）。这里的再生，实际上是指废弃物资源的再生利用。废弃物资源在物质性能上的可再生性，是其可再生利用的根本。利用循环再生原料是人类社会工业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保证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持资源循环利用的必要手段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循环经济理念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指导下，为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就是资源的循环利用。
因此，对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去认识，不但要认识到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还要对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具体方法有足够的了解，做到从根本上提高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成效，满足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际需求。
3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从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过程来看，可再生资源主要是对废弃物资的循环和再利用，不但实现了节约的目标，也发挥了废弃物资的重要作用，实现了废弃物资变废为宝的目的。因此，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的角度出发，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提高物资利用率的必要手段
在生产生活中，废弃物资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物资的自身特点，有些物资虽然处于废弃状态，但是具有一定的回收和再利用价值，只要加以正确的开发和回收，并辅以一定的科技手段，就会将废弃物资进行回收利用，提高其利用率。所以，对于废弃物资而言，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提高物资利用率的必要手段，对废弃物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3.2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满足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
通过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废旧物资找到了合理利用的方式，不但减少了物资重新生产的成本，也对现有的资源进行了综合利用，实现了物资的循环利用。所以，从目前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看，出于提高循环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环境可在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满足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和重要方法。
3.3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发展中，物资成本是总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整体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只有有效降低物资成本，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满足循环经济发展需求。基于这一认识，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本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应重点做好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工作，促进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3.4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对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总体物资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使循环经济的效益得到全面的发挥和体现，不但满足了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还减少了环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消耗。因此，对于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言，其意义在于有效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此，应对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意义有正确认识。
4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具体方式分析
考虑到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应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方式有足够的了解，并根据可再生资源的特点，制定具体的开发与利用方式，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质量，满足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求。目前来看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1做好物资回收工作
从目前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看，主要都集中在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再利用上。在这一过程中，要想取得可再生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预期效果，就要从物资回收环节入手，严格执行物资回收程序，加强废旧物资的回收工作，将废旧物资按照种类进行回收，减少开发与利用的难度，提高开发与利用的质量，满足开发与利用的实际需要。
4.2细分资源的种类
在对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为了减少开发与利用的难度，提高开发与利用的综合效果，需要对资源的种类进行细分，按照可再生资源的类别做好分类工作，促进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质量的提高。为此，在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应将资源的分类当做重要工作之一，制定具体的回收种类划分标准，提高回收的准确率。
4.3注重高科技手段的引进
为了保证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积极效果，应根据实际开发与利用过程，引进高科技手段，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效果，使一些重要原料和成分能够从废旧物资中提取出来，满足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需要。从目前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看，高科技手段的引进是十分必要的，对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4.4注重实效性
从目前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看，在实际过程中应制定具体的工作目标，以追求实效性为主要目的，完善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手段，提高开发与利用的整体效果，注重整个开发与利用过程的实效性，使整个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积极效果。为此，应根据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制定具体的实效性目标，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得积极效果。
5结语
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循环经济发展思路的指导下，从提高环境保护效果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出发，做好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必须认真分析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并对具体做法有全面的了解，促进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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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2
【关键词】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层次分析评价方法；现状
循环经济是以生态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经济，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循环过程，强调产品的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次物高效回收。同传统经济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流向的线性经济有着本质区别，能从根本上消除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尖锐冲突。目前，我国铜冶炼可利用的资源比较有限，为保证精铜冶炼，再生铜冶炼企业必须做好废铜、再生铜等资源的回收与利用工作，实施循环经济，这是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予以支持，以便客观而全面的反映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进行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评价研究是重要的，现实意义巨大。
1再生铜冶炼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再生铜冶炼实现了长足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能源消耗大、资源利用率低、工业污染严重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难以适应可持续发展需求，这些问题成为制约再生铜冶炼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传统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加之，国内铜价低于国际铜价，再生铜冶炼加工利润薄弱，使国内再生铜冶炼企业发展严重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再生铜冶炼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是一种必然选择。对于再生铜冶炼企业来说，实施循环经济可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节约型方向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再生铜冶炼企业经济循环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循环经济基本框架
在铜矿资源有限及加工费用持续低迷的当下，某再生铜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引入循环经济理念，通过清洁生产、污染防治、环境质量一体化管理及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方式初步形成了循环经济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当然，实际上各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模式各不相同，但都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个原则，基本围绕这三个原则来建设循环经济及其相关的技术措施。在循环经济下，某再生铜企业实行清洁生产，采用动力波洗涤、闪速熔炼、双转双吸、喷氮还原等技术工艺，选用清洁的原料，而且，注重污染防治与环境质量管理工作，制定污水、废渣等处理方案与环境管理方案，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率，降低了环境污染，对自身发展及国民经济、环境等都产生了积极效应。
2.2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可以看出，某再生铜企业循环经济主要包括清洁生产、污染防治、环境质量一体化管理、废弃物循环利用四个基本环节，这其实是从资源输入到资源生产消耗与循环利用，再到资源输出的一个流程，是再生铜加工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情况的真实体现。为有效评价某再生铜企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资源利用过程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下面按照可比性、可量化、可行性、科学性、系统性、政策相关性等原则，结合资源输入、资源生产消耗与循环、资源输出三个环节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具体的评价指标。基于以上分析与考虑，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目标层（一级指标）、准则层（二级指标）、指标层（三级指标）。目标层：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准则层：资源输入指标、资源生产消耗与循环指标、资源输出指标；指标层：是资源输入、资源生产消耗与循环、资源输出各环节的具体评价指标。在资源输入上，评价指标具体有资本保值增值率、销售增长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单位产值新水消耗、单位产值能耗、单位产值能耗、综合利用效益、综合利用产品产值、总利润、废焦粉回用效益。在资源生产消耗与循环上，评价指标具体有能源利用率、能源利用效率、污水处理率、再生铜冶炼回收率、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率、废渣综合利用率、综合利用率、废焦粉回用量。在资源输出上，评价指标具体有废渣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外部损害价值。
2.3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方法
循环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想要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其评价指标的建立与筛选都要讲究科学的方法，避免过于庞杂，又不可过少而遗漏重要内容，讲究总体最优或满意。为了做到这一点，建立并确定评价指标时，应按照以下流程进行操作。在整个评价指标建立过程中，理论分析、专家咨询、主成分分析、独立性分析是尤为关键的环节。通过理论分析，对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特征、基本要素、主要问题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确定能体现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程度的一般评级指标；通过专家咨询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确定具体的评价指标；主成分分析是评价指标完善与最终确立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一环节可以明确与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密切相关的目标，确定主成分指标，如上文提及的准则层中的二次评价指标；通过独立性分析，可以避免评价指标之间出现信息、内涵等方面的重叠，使每一个评价指标都具有独立的意义。按照所示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必须应具备完备性、针对性、主成分性等特点，应客观而全面的反映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循环经济下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这样才能根据评价指标去科学、正确、客观的评价循环经济。
3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的评价实例
3.1原始数据处理
对某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进行评价前，要利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方法对各个评价指标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个指标的模糊隶属度值，确定各个指标分属正向指标还是逆向指标。之后，按照公式计算得出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数、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系数、企业循环经济发展协调系数。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数（Z）由资源输入、资源生产消耗与循环、资源输出的指数计算公式得来，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公式（1）所示。Zki=nj=1Σwij×LXijΣΣ（1）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系数（C），由公式（2）计算得来。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系数，是用来反映企业在评价期内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能力和水平的数据，是评价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不可获取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发展系数应在0~1之间，当在0≤C＜0.5时，表示循环程度弱；当在0.5≤C＜0.8时，表示循环程度一般；当在0.8≤C≤1.0时，表示循环程度强。Cki=3k=1Σwk×Zki（2）企业循环经济发展协调系数（H），由计算公式（3）得来。企业循环经济发展协调系数，是用来反映经济、资源、能源、环境和循环经济发展潜力五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的系数。计算出来的协调系数应在0-1之间，当在0≤H＜0.5之间，表示协调程度弱，当在0.5≤H＜0.8之间，表示协调程度一般；当在0.8≤H≤1.0时之间，表示协调程度高。Hi=1-Si/F軈i（3）
3.2评价指数计算与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三个公式，收集某再生铜冶炼企业2013年间业务数据，从中提取出公式计算需要的相关数据，然后代入公式中计算，得到需要的循环经济发展指数、循环经济发展系数和循环经济发展协调系数。然后，再结合计算出来的具体数据，参照国家相关标准及以上分析，对企业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计算结果分析：2013年，某再生铜冶炼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系数C是0.53256，根据前文分析，说明2013年某再生铜企业循环经济处于一般循环状态；循环经济发展协调系数H是0.71932，说明2013年某再生铜企业循环经济处于强协调状态；资源输入指数是0.45721，资源生产消耗与利用指数是0.71253，资源输出指数是0.81342。从资源输入指数可以知道，某再生铜冶炼企业在2013年间的资源输入的评价得分偏低，间接的能够看出该再生铜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偏低，特别是采用的清洁生产技术手段不够理想，存在一些资源浪费、能能消耗大等情况，应加快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与研发，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率，有效的把生产力、生产资源转化成为经济效益增长的驱动力，更好的施行循环经济。此外，企业循环经济处于一般循环状态也表示出资源回收与利用水平不高，所以这一环节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提高。要想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低耗能、高产出，唯有加大经济投入与科学技术研发，不间断的提高生产技术，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工艺才能降低资源与能源的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从以上结果分析可以得到：某再生铜企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尤其是绿色生产与环境治理方面缺乏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由于没有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环境治理技术，造成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治理能力偏低，根本满足不了可持续发展需求。为改善这样不利的现状，提高某再生铜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采取一些手段：①加强生产设备等方面技术研发；②增加资金投入，夯实科研的经济基础，使各项研发工作有序开展；③不断完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与方法，使评价指标更细化，评价结果更全面，为循环经济模式的调整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是再生铜冶炼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再生铜冶炼企业要想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必须引入循环经济理念，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注重污染治理与废弃物回收利用，走节约型、精益化的发展之路。同时，还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而全面反映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程度，找出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加以调整，以促进循环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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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3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主体、多个环节，同时又依赖于环境的支撑，受环境的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影响因素出现不协调，都会阻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的要求以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笔者拟从宏观上考量政府规划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规划是对将来一定期限内实现某个特定目的或构想的确定，科学的政府规划可以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明确的目标和途径，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推广，避免因为发展目标不明确而带来的浪费。政府规划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它对系统内部与外部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可以避免机会主义的政府规划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应该有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宏伟蓝图，应该包括细化的目标及其达成时间、具体的发展区域划分、具体的考察指标等等，由这些细化的目标构建一个整体的发展前景。其次，一个确保目标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的配套方案。为实现既定目标或构想，政府规划必须同时综合、系统地选择和提出一系列必要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规划实质上是为未来的大规模活动制订的行动方案。再次，应变方案。政府规划对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应该有所预料，并对可能采取的政策调整做出合理估计。
实践证明，制订这样的政府规划并不容易，而科学的政府规划将会给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发展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以英国为例，在1990～2003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英国都没有逃脱机会主义的模式，直到2003年，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出现在政府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白皮书中，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推广才取得了重大进展，而这一进步也被英国评论界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注：Catherinemitchell，peterConnor，RenewableenergypolicyintheUK1990-2003，energypolicy(journal)，2004。)。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并非一件简单事宜，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先纳入系统的政府规划范畴，以避免盲目和不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府规划，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集合，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规划和作为其子系统的区域规划(注：事实上，区域规划下还存在次一层或多层的政府规划(如江苏省长三角区域)，为论述的清晰，在此不论。)。我们一方面需要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统筹考虑国家的能源需求和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需要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下的区域子系统的发展特点，整体与局部相统筹，实现最优目标。
二、全国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国家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订了长期的发展目标。例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风力发电将达到150吉瓦，风力发电装机占整个欧盟国家发电装机总量的15%以上。到2050年，再生能源要占整个能源比重的50%。更重要的是，各国纷纷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把提出的目标变成强制性的指标。如，澳大利亚2001年4月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提出了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mRet)。该法案规定，到2010年，全国增加9500Gw·h(2%)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提供相当于整个悉尼市的用电量，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在2010年要达到40亿澳元。总量目标的制定，对未来的市场容量和走向起到一个明确的指示作用，特别是通过立法明确表明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可以清晰地知道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从而有利于引导投资方做出果断和正确决策[1]。
可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规划而言，明确性和强制性是确保其成效的重点所在。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
“九五”规划期间，原电力部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万kw的规划目标，但这一“宏伟”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立法保障和相关有效的配套政策。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缓慢和市场容量狭小的主要原因[1]。
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在人大常委会获审议通过。该法明确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该法明确提出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是，在总量目标制度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据查，2004年8月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发给各相关部门的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在最能体现该法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总量目标制度中明确提出201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然而，这些规定却在最终审议稿中被删除了。《可再生能源法》最终还是成为一部以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特征为主的法律，其所确定的发展总量目标制度虽然具备了政府规划的外形，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规定而存在先天欠缺，立法的强制性在无形中被卸去了功用。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此规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16%，水电总装机达到3×108kw，风电装机目标为3000万kw，生物质发电达到3000万kw，沼气年利用总量达到4.43×1010m3，太阳能发电装机180万kw，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3×108m2，燃料乙醇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t，生物柴油的年生产能力达到200万t。并且将采取以下措施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特别是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定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二是落实优惠电价和费用分摊政策，按照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产业体系建设等；四是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服务体系，根据需要整合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资源，完善技术和产业服务体系，加快人才培养，设立综合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机构[2]。虽然在目标明确性上符合政府规划的要求，也配套了相关制度和措施，但终究欠缺了法律的强制力保障。
三、区域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地方规划为主，还没有真正将目光投到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区域合作中。而且，我国关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专门性的区域规划极少，基本上都是容身于地方政府规划中。
据查，我国目前以规范性文件形式确定的地方规划仅有：《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村沼气等可再生能源的意见》(2006年10月30日)、《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村沼气等可再生能源的意见》(2007年2月2日)(注：此搜索结果来自法律图书馆新法规速递数据库(http：//law-)，特此感谢。)。2005年11月28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条例》与2007年2月12日经晋城市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晋城市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办法》虽然效力层次较高，却未涉及规划。
总体来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很少，缺少更为宏观的规划视野，没有考虑到地方区域合作的优势；②缺乏专门性的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包括地方规划)，如此，便无法有针对性地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进行合理规划，也无法给予具体的制度配套；③存在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全国规划脱节的现象；④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区域或地方特色，脱离实际情况，缺乏操作的可行性；⑤规划缺乏切实有效的政策与制度保障，规划目标停留在口号阶段。
四、政府规划科学制订的保证：系统论的考量
鉴于我国可再生能源政府规划的现状，笔者认为应用系统论的思路对其进行考量。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其实质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这句名言正可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国家发展规划与区域发展规划系统性整合的最佳指导。可再生能源政府规划的系统性整合包括以下两个层面：其一，国家发展规划与区域发展规范之间。国家发展规划系统是一个有着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它与区域发展规划子系统整体处于一种动态的关系之中。系统整体提纲挈领，对子系统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子系统的某种改变也必然会影响到系统整体，这种影响力主要反映在规划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以及规划目标的实现效果上。其二，区域发展规划之间。系统论认为，任何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遵循组合规则，从而形成相应结构。同时，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方式，从而形成一定的系统结构。这一理论主要体现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区域合作和互补。
1.充分考虑“外部性”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环境下产生、生存、运行和演化的，不存在脱离外部环境独立存在的系统。在制订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府规划时，我们应充分考虑其“外部性”。笔者认为，环境和经济发展是其最为重要的“外部性”因素。第一，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因素。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约占70%左右。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粉尘、So2、nox等地方和区域大气污染的70%～90%来自煤炭燃烧。酸雨面积已占全国的1/3，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相当于GDp的2%～3%，每年超过1000亿元[3]。我国一些大中工业城市如沈阳、兰州、太原等消耗的能源仍以燃煤为主，冬季污染指数常常高达300以上。这样的能源结构现状使我国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人们对环境价值越来越多的认识和重视，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争议也越来越多。而与以煤、天然气、石油为代表的不可再生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对环境的污染则要小得多。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几乎没有污染物的排放，生物质能的利用不会增加大气中的碳排放量，粉尘、So2、nox等地方和区域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也很少，沼气不但可以解决农村的用能问题，还可以减少农药、化肥的污染，增加农民的收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第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因素。不可再生能源是经过亿万年形成的、短期内无法恢复，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燃料等，它们会随着大规模的开采利用，储量逐渐减少直到枯竭。因而，不可再生能源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有限性。我国从不可再生资源总量看是一个资源大国，资源总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一些重要资源拥有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从人均资源占有量看，我国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小国”，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长期以来，我国能源资源结构以煤为主，依据我国煤炭探明的可利用储量近2×105mt这一数据，专家预测，如果按照年产2.5×104mt原煤的速度推算大概还可以供应80年。而我国已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约为2.3×104mt，仅可供开采14年左右[4]。加之我国不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以及节能观念与措施的落后所导致的能源过分消耗，无不加速了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
与此相应，目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量急速增加，而产业结构调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都增加了我国对能源的依存度，能源供需不平衡的状况日渐突出。目前的能源供应已经满足不了能源需求，存在较大的缺口。以石油为例，目前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1/3，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量几乎要全部依靠进口。这种状况使我国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石油产区政局动荡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最佳思路之一。相比较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重视。我国幅员辽阔，可再生能源资源品种多，储量丰富，进行开发的潜力巨大。①太阳能。太阳能辐射量在3300mJ/(m2·a)到8400mJ/(m2·a)之间。其中2/3国土面积超过6000mJ/(m2·a)(200w/m2)，年日照数大于2000小时，相当于每年2.4×108mt标准煤的储量。可以说只要技术可行、成本可接受，如此巨大的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量是没有上限的。②风能。我国陆地上离地面10米高度层上风能资源总储量约3.226×109kw，可开发利用的储量为2.53×108kw。近海可开发利用的储量有7.5×108kw，共计有1×109kw。③水能。我国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其中技术可开发的小水电资源量为1.28×108kw，年生产电力4.5×1011kw时，占我国可开发的水电资源总量的29.7%，也居世界首位。④生物质能。目前农作物秸秆年产量有7×103mt，可用作能源的约占50%，为3.5×103mt，薪材合理年开采量为2.2×103mt，各种工农业有机废弃物通过技术转换成沼气的资源潜力有3.1×1010m3，而且，秸秆、薪材、各种废弃物资源都随着时间在不断增加。此外，通过我国大量低质土地种植能源作物以及对自然生长的多种能源植物通过改造育字，在未来也将有几亿吨甚至更多的生物质资源潜力。⑤其他。我国有几千公里的海岸线，有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等各种海洋能资源。据专家估计，可供开发利用量为5×107kw，其中在我国已能够开发利用的潮汐能为2.2×107kw。我国是以中低温为主的地热资源大国，其资源潜力占世界的7.9%。总盆地资源潜力在2×108mt标准煤，其中可供开发的高温发电和中低温热利用的资源量分别为600万kw和3.3×103mt标准煤[5]。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将有效解决我国能源的供需问题，有力支持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环境和经济这两个外部因素直接决定了我国开发利用不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在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府规划中，必须充分考虑不可再生能源对环境、经济的影响，如减排量。
2.国家规划“整体性”与“全局性”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国家规划是区域规划的原则和方向，是对全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全面把握，“整体性”和“全局性”是其精髓所在。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国家规划应立足能源战略的高度，考虑全球能源态势以及国内能源需求的增长情况。
第二，中长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相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起步较晚，且由于当前技术的局限，必须经历一定时间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既要有中长期目标，也要有短期的阶段性目标，而且，这种目标必须具备明确性，且相互配合和保持动态一致，为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主体提供明确的行动导向。
第三，国家规划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地域特点。我国地域广阔，可再生资源分布不平衡，情况复杂。而与此同时，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开发利用的能力也不平衡。因此，在制订国家规划时应从整体考虑，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做出协调和互补考虑。
第四，国家规划应配套以强有力的政策与制度保障。简单而言，一个完整的国家规划应包括目标与达成目标的途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政策与制度保障即是典型的达成目标的途径。而且，这种政策与制度保障也是区域规划中次级政策与制度的基础和指导。
第五，国家规划应贯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开发和商业运作四个环节，全面考虑国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科研院校和社会公众各自的定位和合作。
第六，国家规划应考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的特点，全局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第七，国家规划的制订，应考虑与当前不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关系，充分突出且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优势特点，更好地扮演替代能源的角色。
3.区域规划“地域性”与“特色性”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区域规划是国家规划的延伸和具体化，制订符合区域特点且专门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区域规划，有利于有针对性地推动可再生能源区域发展，进而促进国家规划目标的达成。区域规划必须与国家规划保持一致性，但同时，区域规划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应充分体现“地域性”与“特色性”。
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4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订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自2006年1月1日实施以来，对推进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带动了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利用技术和产业发展，可再生能源利用初步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将进入从小到大的规模化发展阶段。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了修改，自2010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国家层面立法，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相对原则和笼统，需要结合我省社会、经济、体制、能源资源与需求的实际情况，加快研究出台地方性法规，以利于我省具体地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
（二）制定条例是优化我省能源结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我省是资源小省、经济大省，一次能源自给率不足5％，能源资源基本依靠省外输入。2010年我省能源消费总量为1.69亿吨标煤，其中煤炭在全社会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约60%。预测到2030年我省能源消费总量为目前的2.5倍。按照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和我省优化能源结构的客观要求，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需逐步降低，到2020年将降到50%以下，其减少部分需要有相应的替代能源。因此，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是实现我省能源“保供给、调结构”的必然选择，是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也是培育新兴产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清洁能源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核电等新能源以及天然气等优质清洁能源。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将努力打造全国清洁能源基地示范省列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研究出台我省地方性法规，以法制手段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制定条例是理顺我省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统一协调、管理、规范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根本途径。我省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海洋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品种齐全、资源丰富，具有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条件，但资源总体质量和开发条件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开发成本较高，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较多，如开发利用领域广、涉及部门多、管理分散、地位不够突出、力度不够大等。尽管我省已逐步形成了一些部门性的激励政策和管理制度，但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尚需要制定一个专门的法规统一协调、管理和规范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因此，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尽早制定我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有利于从制度上规范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管理。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情况
从2010年开始，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着手调研、起草条例草案（初稿），推进立法前期准备工作。经向省人大财经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省法制办多次汇报、衔接，条例草案列入省人大常委会2011年度立法计划二类项目、2012年度立法计划一类项目。2010年我委专门成立立法起草协调小组，制订起草工作计划。此后，按立法程序，召开专家座谈会，开展实地调研，征求有关单位意见，起草形成了条例草案送审稿，经委主任办公会议审议后，于2011年9月份上报省政府。
省法制办收到送审稿后，按照地方立法程序，多次征求和协调有关厅局意见，开展立法调研，听取基层和专家意见，并通过省政府门户网等征求了社会公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省法制办会同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对送审稿反复论证修改完善。2012年2月23日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草案。
目前，国内其他省份还没有出台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地方性法规，我省制订条例在全国尚属首创。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的精神，结合我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实际情况，参照国内外好的做法和经验，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管理体制、开发利用规划、考核评价、发电量配额制、电网公司全额保障性收购、经济激励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
三、对条例草案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管理体制问题。条例草案明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目前基本上是发展改革部门）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实施综合管理，同时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这符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既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组织领导，也有利于发挥各方开发利用的积极性，是本条例有效实施的重要体制保障。根据省编委办的修改意见，按照省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条例草案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统称可再生能源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相关管理工作。”在第二章管理职责中对省建设厅、省经信委、省商务厅、省农业厅、省国土资源厅等有关部门的职责根据“三定”方案作了具体界定。
（二）关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通常都根据可再生能源资源情况和发展目标，制定详细、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指导和规范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我省陆域空间狭小，海上经济、交通、军事等活动也较为频繁。可再生能源是后发的开发领域，其开发利用规划与已有的土地、环保、建设、海洋、交通运输、水利、农林渔业、军事、海事、港航等规划和活动会产生交叉和矛盾，尤其是纵向管理的海事、港航以及军事活动，必须通过规划进行有效管理。从可再生能源资源保护看，风力发电场、工业集中区屋顶空间、水电站等都是稀缺的场址资源，这些都需要通过规划加以控制和保护。根据国内外规划编制的成功经验，条例草案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和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单项规划的编制、审批、公布等内容，并明确了规划确定的建设项目场址保护等问题。
（三）关于水电适用本条例的问题。可再生能源法在可再生能源的概念解释中，将“水能”纳入可再生能源的范畴，但同时又规定：“水力发电对本法的适用，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规定，报国务院批准。”这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草案审议中，有的委员提出大型水电项目的开发，对环境影响较大，不应纳入可再生能源法予以支持。因此，可再生能源法规定水电适用法律问题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进一步组织论证后再作出决定。据了解，国家能源局对水电开发原则上是支持的，为了最大限度开发利用水力资源，减少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重点是支持开发利用小河流的小水电。目前，我省已没有大型水电开发的资源条件，下阶段开发利用的重点是小水电的开发和一些老旧小水电的技术改造，对环境影响较小，也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范围。因此，我省条例草案将水电也直接纳入了适用范围，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对此无不同意见。
（四）关于考核评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41号）中都明确提出了到201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要达到11.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能源局已在制订《“十二五”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目标考核体系实施暂行方案》，准备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进行考核。为了将该项考核在我省落到实处，有必要对各设区的市也相应地进行考核，条例草案第二十二条作了相应的规定。
（五）关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制的问题。可再生能源法对发电企业提出了发电结构要求，规定了相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明确了各发电企业的社会责任。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则明确提出，到2020年，权益发电装机超过500万千瓦的投资者，所拥有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权益装机总容量应达到其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的8%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其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发改能源〔2006〕13号）第十四条中也明确规定“发电企业应当积极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并承担国家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义务。发电配额指标及管理办法另行规定。”但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具体办法一直没有出台，导致该规定无法操作，现据向国家能源局咨询了解，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可能在2012年适时正式推出实施。为此，条例草案第二十三条对此作了衔接性的规定。
（六）关于电网公司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的问题。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建立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这也是国外在可再生能源起步和成长阶段实施的重要制度。我省电力公司直属国家电网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公司），国网公司对我省电网实行统一管理。对我省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国网公司、省电力公司是全力支持的，但个别地方对接纳可再生能源发电不是很积极，没有完全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执行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条例草案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电网执行全额保障性收购的有关内容。
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5
然而，可再生能源发展“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存在的反差，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阻挠，对发展路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决定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路必将是曲折、艰难和反复的。
在我国，一个更为强烈的反差是：一方面，我们“极端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出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对现有能源系统以何种恰当方式转向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方面的研究“高度忽视”。对可再生能源“如何转型”缺乏基础性研究与系统性思考，导致本应是系统推动能源转型的政策在实践中“各自为政”，并演变为单纯以实现某个“既定份额”为目标。
将可再生能源发展置于人类能源转型历史进程之中，探讨能源转型的基本内涵与动因，梳理能源转型的逻辑，系统分析可再生能源转型与历史上能源转型的异同，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问题和转型方式，不仅有理论必要性，也有实践重要性。一问：能源转型如何发生
很多报告和论文将“能源转型”（energytransition）一词等同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或“低碳转型”来理解。这一含义最早可能来自1980年德国科学院出版的一份报告：《能源转型：没有石油与铀的增长与繁荣》。该报告当时呼吁彻底放弃核电和石油能源的观点受到强烈反对，但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演变成为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相应的，德国“能源转型”的含义逐渐演变为“转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宣称最终目标是建立百分之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体系。
能源转型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在更一般意义上，能源转型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主导能源的转换或更替过程。比如，煤炭替代薪柴并成为主导能源，石油替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不过，对能源转型的这种描述性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一理解的相关研究难以适应复杂、丰富的能源转型实践的需要，无法对认识当前能源转型提供洞见。
美国天然气专家罗伯特・海夫纳三世试图另辟蹊径。在其2009年出版的著作《能源大转型》中，罗伯特・海夫纳三世从能源存在的三种物理形态，即固体（木材、煤炭等）、液体（石油）和气体（天然气、风能、太阳能、氢能等）出发，把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与未来概括为两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固体能源向液体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液体能源向气体能源的转型。这一观点具有理论抽象性和逻辑一致性，为我们认识能源转型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视角；但这一理论对于能源转型判断标准过于抽象，对能源转型的内涵和特征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理解能源“如何转型”作用有限。
加拿大的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Smil）教授认为，能源转型是各种能源利用“原动机”（primemovers）驱动下的能源结构不断变化过程。“每当效率更高的新能量‘原动机’出现取代旧的原动机，显著提高了人类所能利用的能源的量级，能源转型就会发生。”
斯米尔教授根据“原动机标准”将人类能源利用划分为四次能源转型：第一能源转型发生在距今1万年到5000年，人类通过驯养役畜来替代部分人力；第二次能源转型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风车和水车的出现，进一步替代人和动物的肌肉力；第三次能源转型随着1765年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机的扩散和进一步改进，启动了煤炭替代薪柴的能源转型进程。第四次能源转型的发生则伴随着发电机的发明使用，以及1882年世界第一座中心发电站在纽约和伦敦投入使用，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而出现。
斯米尔教授所提出的“原动力发明、改进和扩散”逻辑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解。然而，回顾人类能源利用史就会发现，以“原动机”单一标准来判断能源转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从原动机标准所划分的一些能源转型并未真正导致该种最终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从而不构成人类社会或者国家层面上的能源转型。比如公元前1000年伴随风车和水车的出现，除了在小范围外，风能和水能并没有在普遍范围成为主导能源，更不用说全球了。这是风能和水能的自身局限所致，与原动机效率高低无关。二是以“发电机”出现而引发的第四次能源转型，偏离了“一次能源”的逻辑进入二次能源（电气化），这一转型与当前清洁化低碳化发展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化石燃料发电的“原动机”效率和能级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化石燃料的竞争力，不利于向清洁燃料过渡。因此，任何非一次能源技术革命对于“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回归到其所依赖的一次能源的“源头”来评价。
为了更好描述历史上能源转型的逻辑和解释未来的能源转型，笔者对能源转型的定义是：能源转型是由原动机推动的，伴随着能源系统深刻变革的，一次能源结构长期变化过程。能源转型的发生与深化，是随着一种足以推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能源转型得以发生“原动机”发明、扩散而发生、发展的，正如历史上的蒸汽机之于煤炭，内燃机之于石油一样。二问：中国能源转型处于哪个阶段？
中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哪一个阶段，下一次能源转型是第几次转型？判断能源转型的标准不同，答案也不相同。基于能源转型的上述新定义，就国家层面而言，能源转型应符合三个判断标准：
一是要有导致能源利用方式重大变化的“技术创新”或“原动机”出现。能源转型不是“新”能源品种使用数量的简单“累积”，中世纪英国城市用煤非常普遍，到18世纪初，英国不仅家庭住宅取暖，很多工业行业生产中都使用煤炭。煤炭的利用方式依然是沿用过去的燃烧方式，没有出现用煤技术的重大创新。1765年，瓦特蒸汽机作为煤炭原动机的出现，英国才真正启动了向煤炭的转型，随后扩散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二是要有基于能源技术创新的一次能源结构变化，即新“原动机”出现后，所利用的一次能源逐渐替代原有能源，并最终成为主导能源。换句话说，替代能源需要有成为主导能源的潜质。从这个判断标准看，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说的风车和水车发明所引发的能源转型，并不构成国家层面的能源转型。
三是要有能源系统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基于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原动机），一次能源的替代与转换的展开，必须同时构建与这种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否则能源转型难以顺利和有效推进。因此，就当前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而言，能否建立起与可再生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系统对于转型成功至关重要。
根据这些标准来梳理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原动机标准和一次能源结构变化标准看，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可以划分为三次，即薪柴向煤炭转型、煤炭向石油转型、石油向天然气转型。目前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阶段，即石油向天然气转型阶段。
如果结合能源系统变革（第三个标准）来看，就会发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同属于化石能源，其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的共同特征是：大规模生产、输送和消费。也就是说，它们均属于“能源系统”特征相同的一次重大能源转型。
人类能源利用可以划分为两次大的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两次大能源转型期间存在着一些亚转型（如向煤炭转型，向风力发电转型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天然气是向第二次能源转型的重要过渡能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比煤炭和石油更加清洁，而且因为从能源系统看，它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的特点。三问：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难在何处？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有多难，难在何处？相信任何一个相关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产业人士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认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至少有如下“三难”：
一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迫切性与经济可行性存在巨大反差。化石能源对植物能源的替代，不仅是高密度能源对低密度能源的替代，而且是高竞争力能源对低竞争力能源的替代，主要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当前各国正在发生的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碳减排政策驱动下的能源转型。因此，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在化石能源自身效率还有较大提升潜力情况下，为实现经济增长的“脱碳”而发生的低密度能源对高密度能源的替代，同时也是低竞争力能源对高竞争力能源的替代。这一转型的迫切性、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问题的基本根源。
二是与可再生能源特点相匹配的“新”能源系统无法通过现有能源系统的“外推式发展”而得到。一个与化石燃料的大规模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及其高能量密度、可储存、分布不均衡等特性密切相关，而风能、太阳能的广泛分布性、低能量密度和不可存储性决定了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是较好的选择，现有能源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新特征。然而，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系统并不会自觉向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能源系统转型，因为传统能源企业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往往会自觉阻碍这一进程。
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单一品种，无论是水能、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都不具有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就多个品种集合整体而言的。这些不同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
上述“三难”，也可以说是能源转型的新特征和新变化。这就给能源转型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转型政策要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能源体制与政策实施方式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特征与新变化，减轻能源转型的成本与阵痛。四问：从德国能源转型实践学到什么？
德国是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典范，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做法也被作为“经验”为各国所借鉴。比如，可再生能源全额上网、固定电价（Fit）、投资补贴等政策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的标准选项。对此，无需多言。这里我将特别指出两个很少被提及，但实际上对我国更有价值的德国能源转型“经验”：
一是增强电力市场灵活性是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德国电力改革始于1998年，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电力市场制度架构，确立了电力供应侧和需求侧竞争性市场。其核心要素包括：电力零售侧放开，终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售电商；开放电网使用权，电网运营商不参与市场竞争；日前、日内现货市场与多级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协同合作的市场结构，等等。德国可再生能源转型到目前为止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进，竞争性电力市场及其配套机制所决定的市场灵活性是基本制度条件。从经验借鉴看，构建这一制度是中国等很多国家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必备条件。
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上升，德国又设计了一些新的市场制度以期进一步提高市场灵活性：一是建立了以平衡结算单元为主体的电量平衡机制，以及与之配套的独立调频市场。凡是不能维持区域内发电和用电平衡的平衡发电运营商（结算单元）都必须从电网公司那里购买调频调峰电量，同时允许调频供需独立进行拍卖；二是在2015年底的《能源变革白皮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电力市场灵活性措施，主要包括：允许短时间内的超高电价和负电价，允许更多类型的技术参与到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中，等等。更为灵活的电力市场制度，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电力的时间和空间价值，市场参与者能够及时反应。
二是从发电、电网和用电各个环节入手，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整体灵活度以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挑战。具体做法包括：进一步提高化石能源发电厂的灵活度，以提高其调峰能力，而不是扩大规模降低能耗；改变热点联产电厂和生物质发电厂运行方式提高其灵活性；发挥欧洲互联电网的“间接储能系统”作用，提高德国输电网的灵活度；综合运用储能、热泵、电动汽车、智能电表等技术手段提高负荷的可调节性，增加电力需求侧灵活性，等等。五问：什么是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当务之急？
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可再生能源比重太低？补贴力度不够？并网得不到保证？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当前应优先落实如下事项或原则：
一是确立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既要反映可再生能源的特点，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各国能源转型方向虽然相似，但能源资源禀赋与治理结构不同，决定了能源转型的国别差异。
我国的能源转型远未上升的“国家战略”层面。首先，我国能源转型处于各个部委各自为政阶段，每个部门就自己主管的领域自行决定重点、方向和速度。其次，我国能源转型缺乏清晰的战略安排，实施路径和推进速度也缺乏统筹考虑。最后，能源转型进展和政策实施效果也无科学评估和考核。政策出台了很多，能源转型的问题也很多，但鲜有部门能够出面纠正和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国能源转型“国家战略”的确立和落实。
二是当前能源体制改革应充分反映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要求。我国能源体制抑制市场作用导致配置效率低下问题非常突出。大力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能源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不仅如此，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竞争性电力市场和灵活的交易机制是可再生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因此，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迟缓不仅会影响能源配置效率，而且还会阻碍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增加转型成本。
三是我国能源转型的进展与步骤不应由传统能源巨头决定。传统能源巨头一定是能源转型的主要参与者，但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进展不能由电力公司等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因为它们可以从放缓能源转型速度和进程中获得经济利益。正如赫尔曼・希尔在其《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一书所指出的，“客观上，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中是不可能实现共赢的。百分之百转向可再生能源是工业时代以来最广泛的经济转型。如果这个进程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是不可思议的。失败者将不可避免地是传统电力工业，其损失程度取决于其洞察力、决心和能力，以及进行彻头彻尾的重组、直面迅速衰减的市场份额、发现新的业务领域。”
如果想让我国能源系统能够按照能源转型的方向和逻辑来实现转型，必须要在确立能源转型国家战略基础上，配套以推动能源转型的系统法律和政策框架，由国家来主导和推动转型，方有可能避免能源转型进展和节奏由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的局面出现。
四是基于能源转型方向调整当前投资以避免锁定效应。未来30年-50年的能源系统是由当前投资决定的。当前的能源投资要符合能源转型要求，否则将导致我国未来能源系统（电力系统）锁定在既定道路上，加大未来能源系统转型的成本。
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6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D0；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05-07
[作者简介]萨拉·萨卡（SaralSarkar），印籍德国环境政治学研究学者，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资本主义的危机》（2012）、《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和《西德的绿色选择政治》（1993/1994）等。
[译者简介]申森（1987—），女，山东嘉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自2007年起，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危机。与以往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不同，这场危机开始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危机，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尽管政治家们依然在进行着应对这场危机的无效努力，但很多人，甚至非共产主义者都在质疑，这场危机究竟能否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在葡萄牙，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场1974年那样的革命——不仅了独裁统治，还试图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气候危机、资源危机和广泛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质问：是否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最近，许多人重新发现了增长的极限。他们终于认识到，经济增长和不断繁荣的时代已经终结。如今，他们广泛宣传一种基于“后增长经济”的“团结社会”的愿景。当然，有很多左翼人士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选择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
但在上述话语中，对许多问题的回答仍是较为模糊的：所谓的“团结”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种“后增长经济”是停止了进一步增长还是相反？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否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生态运动中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替代性概念。最初，大多数激进主义分子都非常激进，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向现存体制作出妥协。他们告诉统治精英，可以通过环境保护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口号是“重构工业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除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人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实现生态的改良，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是“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如今有人则称之为“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道：“危机产生于旧事物已经死亡而新事物尚未产生的环境中。”①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旧事物即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死亡。然而，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新事物吗？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如前所述，在德国，这种看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存在；在英语国家，赫尔曼·戴利（HermanDaly）1977就已出版了名为《稳态经济学》的著作，在书中他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以实现一种稳态的经济模式。后来，还有类似“生态资本主义”、“自然资本主义”等术语被不断地使用。
那时，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主张通过革命性科技手段来保护环境。有人声称，切断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联系是可能的，也就是生产更多的消耗较少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人们还寄希望于资源生产率能够提高4—10倍，从而使得经济继续增长，但对环境的危害却逐渐降低。相应地，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必须发生一定的改变。
但问题是，如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政治家和公司老板们必须同时拯救环境和资本主义。为此，他们提出了某些新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例如大规模地补贴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在欧洲，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引入了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并正在改革金融业管理。总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可以做到兼顾生态和社会。最近又有人在谈论“绿色资本主义”，比如德国绿党的拉尔夫·福克斯（RalfFücks）新出版了一本书②，声称未来世界将是生态资本主义的社会。目前，他正在申报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增长项目。
一、范式转换及其现实不可能
那么，生态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如何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生态资本主义的政府要做到名副其实，其基本任务就是必须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而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从逻辑上说，至少应基本上是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基础之上的，因为不可再生资源早晚会消耗殆尽，而且会造成环境破坏。
当然，物质资源本身不会完全耗竭，因为即便是普通的石头也都包含着不少有用的原料。不过，工业经济需要的只是那些富含必需原材料（比如铜矿石里的铜）的自然资源能够以合理成本提取出来。终有一天，人们将不再为挖掘这些资源储藏支付成本（这正是德国硬煤储藏的现状）。这或者是由于地理位置或地质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矿石中的可用原材料含量太低，而这将意味着可用的非再生资源将变得越来越稀缺。
可再生原材料（比如森林资源、水资源）当然能够再生，不过它们的可获得性也是有限的。一旦森林里的树木被砍伐，需要等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新生长的树木才能被再利用。与此同时，年降雨量也受到气候的制约。
上述因素迫使我们必须承认：世界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当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达到极限（比如石油峰值）时，零和博弈便开始了。经济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成本以获取更多的某种特定资源。
这一结论对于经济理论与政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种范式的根本转变，也就是从目前盛行的“增长范式”转变到笔者所称的“增长极限范式”（limits-to-growth-paradigm）。对于前者来说可能的事情，即无限的GDp增长和经济繁荣，在后者看来却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人们一旦接受这种激进的范式转化，就必须抛弃目前的主导性经济理论，而且需要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作出巨大改变。
尤其是，如果接受上述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就必须执行一种引导世界经济渐趋收缩的经济政策，直至达到一种稳态。如今，人们都希望避免当前的疯狂增长以混乱的生态、经济、社会崩溃而告终。然而，资本主义者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激进的经济政策，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具有经济增长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坚称，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也即生态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如前所述，生态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将希望寄托于可再生资源，尤其是所谓的可再生能源。他们相信，德国的全部能源需求——世界的基本能源需求——能够在2050年前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事实上，他们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愿望。比如，弗朗兹·阿尔特（Franzalt）就曾写道：
仅仅是太阳辐射就包含着大概10000倍于目前世界能源消耗的能量，而风能是其35倍，生物质能是其10倍，水力电能能够满足一半。
目前在德国闲置农田里种植的芦草，就能够生产出与全国21座核电站一样多的能源。
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太阳能工作组……在1991年声称：“可再生能源的总潜能大概是目前人类能源消耗总量的10000倍。”①
阿尔特还坚持说，我们可以从生物质能源中得到几乎所有物品的原材料：房屋，汽车，每一种化学元素，等等；而且，这些原材料还可以合成。
再比如，赫尔曼·舍尔（HermannScheer）在1999年写道：
在一个难以置信的长时期内，太阳将一直提供着它的能量……而且，它会慷慨地满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动物和植物即便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②
如果上述愿景是真实的，那么可持续增长当然是可能的，生态资本主义也一样。托马斯·斯坦菲尔德（thomasSteinfeld）在2008年写道：
如果人们相信熊彼特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并不需要特定的资源。它只是需要资源。它甚至不需要石油。只要利润可观，切换到替代性能源这一过程——利用传统石油行业赚到的钱——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资本主义对其经济发展所需物资条件所表现的漠不关心掩藏着巨大的希望。①
二、科学技术的幻想
然而，上述乐观描述都是些不现实的幻想，笔者在他处曾对这些幻想作了详尽的驳斥。②在这里，我将简短地将重要的事实和论据予以阐述。
对于太阳能所承载的巨大希望，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在1976年写道：
和阳光一样，降雨的能量四处扩散……而且，它微弱的力量似乎难以供应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能量……而把分散的“不切实际的”雨能转化成为水力发电厂的可用能量，是一种集中的过程。”③
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康芒纳竟然未能认识到阳光和降水的区别。无论降雨落到何处，借助于天然的地形，都会自动地集中于某一大坝，而阳光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收集。当然，不论是建造大坝还是生产光伏组件，都需要能源和物质消耗，但在后者的情况下，相对于能量上的收益，其消耗要比前者高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太阳能发电要比水力发电更昂贵。在1976年，康芒纳事实上也曾希望太阳能“能够扭转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④
不仅如此，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低密度是一个宇宙学常数，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太阳在夜间不会照射，我们也无济于事。此外，风也无法不停地吹。相比之下，石油燃料的能含量却非常高，而且昼夜可得。
鉴于上述事实，希望太阳能将来能够与传统能源竞争是非常不实际的。而由于其潜在的危险，我们也必须放弃核电并反对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因此，环境主义者要求在可再生能源具备竞争力以前给予补贴。
然而，可再生能源也面临着更为严肃的问题。如果竞争力是唯一的问题，国家就可以通过差别税收手段使不可再生能源变得更加昂贵，从而使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但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目前生产所有用于太阳能组件或风轮机等材料，都仍然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如果后者变得更加昂贵的话，可再生能源也会因此更昂贵。
可再生能源面临着的真正技术难题，则是较低甚至负的能量平衡，也被称作“净能量”（netenergy）、收获系数（harvestfactor）和能量投入产出比（eRoei）。发电厂的建设包括其中各个组件的生产都需要投入能源和材料，而发电厂必须在其运营周期内生产出比全部建设投入更多的能量，也就是说，其能量平衡应该是正值，否则的话，这些努力将没有任何意义。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太阳能发电站是否会呈现为正能量平衡。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的争论也存在于其他可再生能源之中。而人们对于风能的看法，是半数对半数的共识，其能量产出投入比只保持极小的正数——根据奥德姆（odum）的研究是2+。①笔者在其他场合已阐述了这场争论的具体细节，在此我只想就自己的怀疑性立场作一些补充。
由于渐趋恶化的地理和地质条件，大多数原材料提取所需的能源（也就是金融）成本——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铀、工业金属、稀土等——都在不断上涨，而这些也恰恰是太阳能和风能电厂建设所需的材料。这就意味着建设发电厂所需投入的能源在不断增加，而阳光和风的平均能含量却保持不变。基于上述事实，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不会提高，反而有可能下降，尽管局部性的技术革新是可能的。
如果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真的像其赞扬者所宣称的那样达到40—70，那么它们早已将传统能源赶出市场了，因为根据奥德姆的研究，中东石油的eRoei仅为8.4，美国怀俄明州的煤炭才10.5，海岸带天然气也不过是10.3，然而再生能源企业却仍在要求补贴，这又让人如何能够理解呢？为什么政府稍稍减少补贴，德国的光伏产业就会恐慌？为什么最近——尽管享有各种补贴——德国和美国的不少光伏科技公司仍在破产倒闭？这些现实都在表明，就像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Georgescu-Roegen）在1978年所指出的，这些产业可行却不可靠。也就是说，净能量增值即使不是负值，对于发电厂运营到期后重建所需的能源来说也远远不够。因此，坚称这些发电站运行中不释放任何二氧化碳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归根结底，补贴来自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总收入，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收入的大部分是由传统能源驱动的。当可再生能源还在依赖着传统能源时，前者又怎么能够取代后者？可再生能源就像寄生虫，当宿主死亡的时候，它们也会死亡。
这里必须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印度富有太阳能和风能却仍在建设新的核电站和火力发电站？如果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是利润丰厚的，比如说不需要补贴，那么印度人能够每年轻易地建设几千座。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出口他们的光伏组件而不是将之用于国内以不需再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为什么他们必须补贴光伏组件出口——欧盟委员会已经查明——即使中国居民的工资收入要比德国低得多？
当然，这只是一些推断或间接论证，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确实值得思考，因为许多研究者的eRoei数据是不可信甚至是与事实相反的。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会在未来的十年左右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再生能源的拥戴者不得不承认，”一位绿党智囊写道，“我们不能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地中海北部看起来持久性有利可图的太阳能发电。”②
至此，笔者只对能源问题发表了看法。工业经济还需要金属和其他原料，而这些物资都是不可再生的和易枯竭的。由于前文已指出的原因，其能源的和金融的提取成本也在上升，而且其提取和冶炼过程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害，那么，生态资本主义者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们并没有严肃考虑阿尔特所提出的从生物质能中获取几乎所有原材料的想法，相反却宁愿将希望寄托于提高资源生产率（利用率）和循环利用。
就资源生产率来说，早就有人设想过，科技进步能将资源消耗减少4倍或者10倍，而不需要降低，甚至还有可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布勒克（FriedrichSchmidt-Bleek）1993年出版的《人类需要多大的环境？》和恩斯特·乌尔利希·魏茨泽克（ernstUlrichvonweizsacker）1995年出版的《四倍因子：半份消耗，倍数产出》等。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幻想而已。正如弗雷德·陆克斯（FredLuks）1997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题为《天空没有界限》的文章①中指出的，如果未来50年中发达工业社会的资源消耗能够以10倍因子的速度递减，而且同时经济能够以每年大概2%的速度增长，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27倍。这显然并不现实，何况此类的科技进步也有其极限，大多数科技成果还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对于循环利用而言，人们也抱有太多根本不现实的希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安德烈·高兹（andréGorz）曾希望将所有的原材料进行回收和再利用。②环境主义者经常谈论，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这方面最为荒谬的想法来自时任日本科学理事会主席的杰罗近藤（JeroKondo）教授。他曾提出，为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我们应该大量使用太阳能，并把空气中多余的和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转化成有用的化学物质。③
然而，循环利用也有其极限。比如，能源根本就无法循环利用；原材料可以而且正在被循环利用，但这也并不是无止境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熵定律（entropylaw）。就拿制作过100种产品的钢片来说，它们已经进入到100个不同的消费者家庭，当使用价值已尽，它们就会被放在不同的垃圾填埋场。即使进行了垃圾分类，将这些碎钢片收集并运输到钢铁厂，仍会耗费大量能源、材料和劳动。而且，如果钢片的某些部分已生锈或成了过小碎粒，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回收。
三、生态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戴利的稳态的工业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工业经济都需要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而这些资源迟早会耗尽，或者变得不可承受。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收缩，而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其预兆。④不过，一种生态的稳态经济从原则上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比当前低得多的物资消耗水平上，因为它将主要地建立在真正可再生的资源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应是生物质能。
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能否转换到这样一种经济呢？戴利和其他环境主义者相信这一点，而笔者基于如下原因，持一种怀疑态度。
其一，的确，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资本主义者能够现实地相信——事实上他们确信——这些危机终将结束并恢复正常。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一种长时期的经济收缩以及经济最终在较低水平上停滞的确定性。
要想有投资的意愿，资本主义者需要有一种明显的希望及其对这种希望的明确感受。当处于上述的客观形势下，尤其是当政府出于对未来代际和生态环境的考虑而执行一种经济收缩政策时，那便获利无望。而如果这种收缩杂乱无章地实行，很多公司因此破产，那么便无任何相对的确定性。
其二，增长冲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内生性的。竞争环境下的信条是：扩张或毁灭。由于没有公司愿意毁灭，如果想继续生存的话就必须扩张，因而也就会有一种普遍的增长冲动，这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才能使所有公司有希望获利，而且他们也渴望增长。
其三，一个重要难题是公司的较短投资预期。可持续性要求呈现出对未来代际利益的关切，但正如一位公司经理所指出的：“一个公司不可能为下一代际工作……我们必须为目前的市场生产从而赚钱。”（《明镜周刊》1986年9月6日）这是符合逻辑的。投资预期不能超过资本商品的折旧时间，因为利润率计算正是受制于这一时限。
其四，可持续性还意味着对其他人和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怀。这就预设了一种道德立场，而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道德准则。自亚当·斯密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逻辑就是人只需考虑自身的利益。目前依然如此。这也是资本主义者不关注他们企业的社会成本的原因，他们必须减少其成本并将社会成本尽可能地外部化。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导致社会福利，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增长的极限。如今，我们认识到，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在未来这种责任将会更大。
其五，如果经济走向收缩，那么居民的实际收入就会降低。由于部分企业有意或无意的关闭，很多人因此会失业。如果没有对剩余社会有益或有用工作的公平分配，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某些自觉牺牲，那么将会爆发社会混乱和动荡。我们已经见证了最近发生的几起面包暴动和水源暴乱事件……可是，公平分配和资本主义也是不兼容的。这只能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只有国家才能决定哪些企业被关闭。
其六，在一种可持续经济以及向可持续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须消除资源的任何浪费。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某个具体公司也许能够做到高度节约资源，但整个经济却很难实现。生产过剩、滞销商品的生产、仍有使用价值商品的销毁、半数空座的车厢等都是对资源的浪费，而整个广告产业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接受，因为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
当然，最为严重的浪费是大量失业的劳动力，而丰富的失业人口储备对资本主义者却大有好处，几乎可以说是非常需要的。罢工也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但工会需要这种手段以抗衡资本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南欧的大量失业人口正在使那里的社会变得不稳定。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有秩序的、精心策划的而不是混乱的收缩。
其七，由于经济收缩将会（必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世界贸易也将会（必须）趋于收缩。为了防止社会混乱和崩溃，在这一领域中还必须实行国际性的计划与合作。
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7
【摘要】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必须遵从中药资源的自然属性。中药资源的自然属性包括资源的有限性与可再生性，生存环境的互补性，物种分布的地域性，药用价值的潜在性，生物物种的可解体性，分布、利用的国际性。
【关键词】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属性
中药是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中药能够治疗疾病，是因为中药含有治疗疾病的活性成分或物质。祖国医药学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同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总结积累的经验，并逐步升华形成理论知识体系，用以指导实践，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九项传统医药学榜上有名，分别是中医对生命与疾病认识方法、中医诊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和藏医药文化等内容。如果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那么中药资源则是中医药瑰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祖国传统医学治疗疾病的物质基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需要中药资源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探求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的原理、方法、技术和手段等，则是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工作者永恒的课题。
1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务
资源(Resources)是对人类有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的总称，包括自然资源与非自然资源。中药资源(ChinesemedicinalResources)是指某一时段、某一区域范围内分布的各种药用植物、药用动物和药用矿物的种类及其蕴藏量的总和，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中药资源包括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中药资源、民间药资源和民族药资源。认识中药资源的特点及自然属性，有利于人们在中药开发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中遵循生物物种的分布、生长、繁殖规律，不断提高中药质量，保持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theSustainableUtilizationofChinesemedicineResources或tCmResources)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确定中药资源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合理利用中药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使中药资源能够不断的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医疗保健的需求。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紧密联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来自于生态学，是一种资源管理战略，即将全部资源的一部分加以合理收获，在适宜的生态环境下，新生长的资源数量又足以弥补所收获的数量。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生物资源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资源和生物多样性;通过人工种植、饲养或以生物技术为主要手段减少野生资源消耗;以保持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前提，确保当代人及后代人对中药资源的需求不断地得到满足。
2中药资源的自然属性与指导意义
2.1资源的有限性与可再生性凡具有自然更新能力和能够进行人工繁殖的生物资源，称为可再生资源(RenewableResources)，是中药资源的主体，包括植物药资源和动物药资源;凡是不具备自然更新能力和不能采用人工繁殖的自然资源，称为不可再生资源(non-RenewableResources)。矿物类中药就是不可再生的中药资源。
中药资源的有限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资源数量的有限性。指在自然条件下，野生中药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蕴藏总量是有限的，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再生增殖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如果采用人工培育或栽种的方式获得的资源，其质量同野生资源相比，可能存在差异。二是资源利用的有限性。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中药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能力也是有限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也是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2.1.1资源的再生必须与需求量一致对不可再生资源应尽量减少浪费，积极开发和寻找替代品。对于可再生资源，数量应大体上与市场需求量基本一致，资源的利用数量必须与资源的再生、增生、换代、补偿能力相适应，即保持供需平衡。可供利用的数量略大于或等于再生量，因为药物不同于其他商品，可以打折或降价销售。老百姓有句形象的比喻：“中药少了是宝，多了是草”，讲的就是减少中药资源积压浪费，保持供需平衡的大道理。
2.1.2加大人工抚育技术的应用研究对市场紧缺的野生资源，可采取引种栽培、人工抚育和养殖等方法来增加总量。
2.1.3促进资源再生利用的良性循环可再生资源具有双重属性，若能积极有效的加以保护，并合理有序的开发利用，有限的中药资源可以保持良性发展。反之，若不加以有效保护，乱采滥挖必然导致有限的中药资源，特别是野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濒临枯竭，甚至导致许多珍稀物种濒危灭绝，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是无法恢复的。
2.1.4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提倡建立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的今天，节约资源是全社会的首要任务。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包括3方面：一是对药用价值明确的中药，应扩大临床用途和扩大药用部位。二是应用现代中药提取分离技术，寻找和发现新的活性成分和药用价值。三是提高生物体内具有药用价值的次生代谢产物含量，提高产品质量。
2.1.5加快寻找不可再生资源的步伐由于矿物药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随着社会需求量的增长，数量有限与需求无限的矛盾日益突出，要求人们必须加快替代品的研究步伐，减少浪费。
2.2生存环境的互补性中药资源生存环境的互补性，又称为生存环境的依从性。中药资源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是人们按照其药用价值进行划分的。而许多中药资源又是森林资源、农业资源，各种自然资源之间在生态效应上存在着互补性和依从性。以森林资源为例，能够为许多中药品种资源提供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例如中药天冬通常生长于阴坡的树林下;金果榄分布于以石灰岩为主的峰林中，生长在林层繁殖茂盛、林冠郁闭、林下阴湿的地方;天麻喜生林下腐殖质较多的土壤中，并与密环菌共生等。不难看出，中药资源的品种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的生长环境和数量。生存环境的互补性带给人们的启示集中在两个方面。
2.2.1合理布局，统筹安排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应坚持政府统一规划。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离不开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应该与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同步发展，需要当地政府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兼顾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利益，合理布局，统筹协调。
2.2.2应用生物技术，扩大药源在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应该借鉴林学、农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特别是在新种质资源的寻找和利用上，后者更具技术优势，例如农业、林业部门将生物技术应用于生漆、水稻、玉米产量的提高方面，与中药材生产部门相比，前者技术更成熟，更具优势。
2.3物种分布的地域性太阳辐射、空气、水分、土壤条件以及生物链的存在等，为各种生物生存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若离开了其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物种的质量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到其生存能力。中国有句古语“橘逾淮则为枳”，就是强调药材生长环境的区域性。在不同的气候、地形、地貌和土壤条件下，生物的种类和质量不同，各种环境和物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维系着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不同物种或不同品种之间中药质量存在差异。
2.3.1加大道地药材研究中国对道地药材的培育历史悠久。“道地药材”的形成，是区域性特有的优质中药资源种类的代表。其形成过程还包括优良的物种遗传基因、完善的栽培加工技术、系统的中医药学理论、长期的商贸活动以及地域医药文化的积淀等。研究自然环境对地道药材有效成分的影响，根据道地药材所需的自然条件和加工技术，扩大道地药材的品种数量，提高产量。
2.3.2提高活性成分含量采用人工干扰的方法增加植物活性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最常见的方法是利用细胞工程产生次生代谢产物，例如通过紫草细胞培养产生紫草素，黄连组织培养产生小檗碱，长春花组织培养产生蛇根碱和阿马碱等[1]。
2.3.3加大濒危物种的人工培育采用组织培养的方法，人工培育珍稀濒危物种。任何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当被人们利用时，野生资源就会受到威胁，直至枯竭。例如市场应用良好的中成药原料如果完全依赖野生资源时，往往3～5年就很难维持。因此，国家鼓励对资源紧缺的大宗动物类药材进行引种驯养和对植物药进行野生变家种研究以及技术推广。药用植物栽培是保护、扩大利用药用植物资源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例如红豆杉是珍贵的抗癌植物。据测算，每生产1kg紫杉醇，需16.67t树皮，需采剥1500～2000棵大树，即使将全世界的现有红豆杉全部砍伐，所提供的紫杉醇也只能挽救部分患者的生命，可谓杯水车薪。发展种植是实现红豆杉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对策，而扦插育苗、发展人工原料林基地是最直接、最简单、周期最短、成本最低的方法。目前国内外正在尝试利用红豆杉细胞培养技术来生产昂贵的紫杉醇[2]。
2.4药用价值的潜在性一种植物往往含有多种有效成分，能治疗多种疾病，只是某些成分尚未被人们所认识，需要在实践中构建中医药科研平台，加快研究步伐，逐步挖掘、发现中药潜在的药用价值。
2.4.1加大活性成分与临床药效的相关性研究有的植物同一器官的不同部位，临床用途不同，例如当归的药用部位为根，根的不同部位又有不同的功效，在根的用法上又有归头、归身、归尾、全当归之分，其活性成分有无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证实，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2.4.2寻找活性成分与综合利用开发相结合在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将利用非药用部位与寻找新的中药资源和发现新的活性成分相结合，将单一的中药资源开发转向多方位、多部位、多层次、多目标的综合利用开发。
2.4.3寻找和扩大药用部位往往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器官、不同部位通常有不同的功能，如桑科植物桑morusalbaL、唇形科植物紫苏pertillafrutescens(L)Britt等各个器官均可供药用。又如人参中也含有人参皂苷，已被收入《中国药典》2005年版Ⅰ部。
2.5生物物种的可解体性中药资源中每一生物种群的总体数量都是有限的，当自然种群中的个体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生物个体间长期的近缘繁殖，其抗逆性、抗病性必然下降，其野生生存能力随之降低，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该物种的数量急骤减少，数量的减少更加剧了恶性循环，加速了某些可再生中药资源种类的解体。
2.5.1野生濒危物种保护形势严峻生物物种的可解体性，给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濒危物种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客观上要求国家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大对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力度，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2.5.2抢救性保护工作比开发利用更重要资源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基础，在加强保护管理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进行开发利用。一是建议国家药品管理部门应尽快组织新一轮的中药资源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摸清资源储量和处于濒危状态的物种，为国家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二是对某些珍稀物种进行抢救性保护。例如国家在四川对国宝大熊猫实施抢救工程，在保护区内保护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和华南虎等。
2.5.3加大珍稀物种人工抚育的力度对于野生中药资源特别是珍稀物种首先是防止过度采挖或猎取，在采取有效保护的同时，进行人工抚育。例如，江西中医学院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对八角莲进行人工培育，已取得较大突破，在拯救和保护濒危物种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2.6分布利用的国际性中药资源的国际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资源分布的国际性，许多中药资源种类分布地区广泛，往往遍及同一气候的不同国家。二是开发研究的国际性，往往多个国家同时研究同一种或同一类药物，如银杏叶制剂的开发。三是使用范围的国际性，某种新的药用资源或新产品一旦开发成功并得到国际认可，便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应用，成为该国出口创汇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开发就是最好的佐证，已在非洲国家广泛应用。
2.6.1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开发新的中药品种及推广应用既要立足国内，也要面向国际，及时了解中药的国际需求现状及前景。
2.6.2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借鉴和应用国外的新技术新方法，以加快对中药资源的开发研究和保护步伐，让新品种开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辐射全球。
2.6.3资源保护的国际性中药资源的利用必须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和需求能力，既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的需求，又不损害其他地区或国家人群的需求能力。
3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遵从中药资源的自然属性
中药资源的自然属性是由中药资源的本质属性和生物物种生存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遵循它才能促进中药资源的发展。反之，轻者导致资源的枯竭，重者直接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威胁，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或灾难。中药资源的有限性与可再生性、药用价值的潜在性、开发利用的国际性大多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有关，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生存环境的互补性，生物分布的地域性和生物物种的可解体性、大多与生物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是生物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反映出资源保护的紧迫性。人们在中药的开发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必须遵循或依从于中药资源的自然属性，好比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应该遵循的“金规铁律”;生存环境的互补性或依从性，资源再生的周期性和生物物种的可解体性，提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以及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应注重部门之间的协调，对濒危物种积极开展抢救性的保护工作，探索中药资源保护的新方法、新途径。各行业和各部门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应注意相互衔接，不能只顾眼前利益﹑部门利益而忽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方面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变革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033-0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明确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这是我党对发展实践的一次深刻的总结，既是意义重大的战略抉择，也必然是奋力开拓的艰辛求索。基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应当首先注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自然观念的重建
生态文明是一个人与自然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不是人无条件服从于自然，也不是人统治自然，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与自然同存共荣的发展道路。所以人类要在思想意识上完成一个转变，即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向树立“呵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变。
1.我们必须反省、放弃一些错误的观念。只要我们不放弃人类利己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不放弃功利主义自然观，坚持把人类看成宇宙的最高贵者，坚持认为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是自然的主人，坚持人定胜天，坚持把自然看成是人类索取的对象，那么，无论我们在主观愿望上如何努力地去保护自然和善待自然，无论我们制定了多少法律法规，人类在本质上都不会改变榨干自然的结果，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做到善待自然。
2.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人类是自然之子，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类。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永远的家园。所以自然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自然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的未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所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善待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和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3.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生物多样性对于地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我们在追求自身发展和提高的同时，也应考虑到维护其他物种生存、发展和进化的权利。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每种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敬重，不论对人类而言有多大价值。人类不能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应该与万物众生同生共存。
4.合理利用自然、适度改造自然。人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主体性、能动性，能够遵循客观规律改造和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
人类可以适度地利用自然。但绝不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疯狂的、贪婪的行为。“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式的过度滥用自然，只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人类可以适度地改造自然。但绝不能无条件、超高速度、超大规模地改造自然。自然生态系统的“履约率”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那么快、那么好。人类改造自然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为了更好地在自然界中生存、发展。
二、生产方式的变革
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其核心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和重要内容。
1.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业，向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即现代服务业转变。整个经济结构要在整体上“变绿”，且效率更高。
2.变革传统经济模式，实现由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其目的是通过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保护环境，同时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
一是“绿化”制造业，实现低污染甚至零污染。推广清洁生产机制和循环经济等生产技术，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的能源资源消耗，同时让制造业变得更为清洁，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即实现污染的全方位治理，不再只是末端治理。
二是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实现资源节约、再生。世界200年的工业革命几乎耗尽了地球几十亿年形成的各种资源。那些用过的“废弃物”成为地球上唯一在增长的资源。“回收工业”就是把这种资源还原，发展资源再生产业。
发展回收工业有巨大好处。首先是节约了资源。我们以废铁炼钢为例，利用废铁炼钢与传统的冶金业相比，每吨回收钢节约1.13吨铁矿石、0.45吨煤和18公斤石灰石。其次是节约了能源。与用原材料炼钢相比，用废铁炼钢仅需1/3能源。再者，减少了环境损害，少开采1吨矿石会使半吨以上的土质免受干扰。还有一点，就是节约了成本，将碳化铁直接转变为钢，这将使1吨钢材的成本从270美元下降到30-50美元。回收一吨废塑料可生产出700-75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玻璃回炉再制可生产2万个500克装的酒瓶。我国再生资源回收率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30%。德国的废钢回收率已达80%，荷兰是78%，中国才20%。？譹？訛
专家估计，30年后，资源再生产业为全球提供的原料，将由目前的30%提高到80%、产值超过3万亿美元、增加就业3亿人并最终取代采矿业，成为与制造业并驾齐驱的支柱产业。因此可以说，资源再生产业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和希望工程。
3.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实现能源节约、再生。一是传统能源的清洁化，重点是煤的清洁高效利用。煤炭是我们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数量大、比重高，短期内难以替代，所以必须实现煤的清洁高效利用。煤炭现代化利用战略方向——多联产（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这项技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它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二是发展新能源。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既是整个能源供应系统的有效补充手段，也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是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最终能源选择。
目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战略。欧盟到2020年和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其能源消费的比例将分别达到20%和50%；美国到2030年，风力发电要占其全部电力装机的20%，生物液体燃料替代30%的石油产品；日本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其能源供应的50%以上。我国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定位是：2010年前后，可再生能源争取占到能源消费的10%左右，战略定位是补充能源；2020年前后，15%左右，战略定位是替代能源；2030年前后，25%左右，战略定位是主流能源；2050年前后，40%左右，战略定位是主导能源。？譺？訛
4.让重要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切实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它们具有重要生态功能，为我们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这些区域通常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非常脆弱，一旦受到破坏容易导致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或者自然灾害，危及区域乃至国家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一些江河湖泊、海洋、湿地、森林、草原等，长期以来不堪重负，必须给以人文关怀，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早日恢复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科学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对重要的生态系统，实行强制性保护，特别是对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容量的江河湖泊、草原、湿地，下决心退出一部分人口和产业，在某些特定区域实现部分产品或者行业的整体性退出。必须将人类活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要侵占这些地区。
5.加速科技创新，实现科技的生态转向。由追求日益强大的征服力的科技转向以人为本、保障生态安全、维护生态健康的科技，就是科技的生态转向。既要为经济发展服务，更要为保护环境和资源服务，优先发展生态学与环境科学，优先发展环保技术，清洁能源、清洁生产技术，生态技术以及一切支持循环经济的技术（包括低碳技术），努力实现科技的生态转向。
三、生活方式的生态选择
乐观地说，从长远来看，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选择生态生活方式是必然的。因为地球资源有限，环境容量有限，既支撑不了巨大的消费，也支撑不了巨大的生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适度消费、健康生活。
1.转变生活态度。必须减少生命本能中的贪欲。所谓贪欲，就是不合理地过分的欲望。贪欲是痛苦的根源，也是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甘地曾经说过：“世界资源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婪”。我们现在处于困境之中：每个人都想消耗更多，而环境被毁掉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态度，去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
树立健康、适度消费的生活观。消费是为了生存，但生存并不是为了消费。人类应改变那种高消费、高享受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挥霍浪费，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形成节制、有度、从容的生活态度，以利于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甘地也说过：“文明的精髓不在于需求的增长，而在于有目的地、自觉地放弃它们。”
2.践行绿色行为。归根结底，生态生活方式要落实到人们普遍性的具体的生活行为上。首先，对于物的消费，应该遵循减量、循环、再利用原则，过一种俭朴的生活。其次，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第三，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理，不造成环境污染树立适度消费生活观。
3.建立制度性集体约束。生态生活方式需要先锋倡导，但要成为社会主流，必须靠集体行为，靠集体自觉。而集体自觉，很大程度上需要具有强制性的制度约束。把日常生活领域作为制度性约束的重点，用更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具体制度安排来引导和约束群众行为，推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四、制度建设的进步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依靠制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度进步是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的一大标志。
首先，加强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建设。即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摒弃以GDp论英雄的考核标准，督促和激励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譻？訛
其次，要建立和健全“四个制度”，即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譻？訛
第三，要完善“三个最严格的制度”，即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譻？訛
第四，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目的是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造全社会的“自律体系”，营造爱护环境的良好风气，让“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从而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这些制度中，考核制度最引人瞩目，也最应该予以重视。考核制度是转变观念重要的指挥棒。指挥棒对了，我们基本国策的执行、生产布局的优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全社会的整体推进都有了动力。
建设生态文明，任重道远，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只要共同努力，美好家园、美好中国，便不遥远。
注释：
？譹？訛钱俊生.可持续发展与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学习时报，2004.3.25
？譺？訛于洪海.我国可再生能源战略定位已确定——访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中国能源报，2009.4.20
？譻？訛十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
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9
[关键词]自然资源循环型经济节约型经济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围绕这个思想产生了一些经济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循环型经济（俗称‘循环经济’）”。循环经济这个提法，其实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一个舶来品，其来源出自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w．pearce和R．K．turner所著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经济学》一书，这个概念后来在国际间被大量引用，现在在国内已经广泛流传。其意思是通过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过程来进行经济活动，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模式的建构，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这个模式虽涣鞔芄悖罹科鹄慈词且桓龃砦蠊勰睢9赜谡飧鑫侍猓收咭丫凇堵劢谠夹途孟低场芬晃模ā吨泄嗣翊笱аПā?/Span>2004年第3期）中做过论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感到，在社会层面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相当的误区，因而不能不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
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物质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转化为生命物质，然后植物被草食动物食用，草食动物又被肉食动物食用，肉食动物之间还有食与被食的关系，生物的排泄物和死亡后的躯体被微生物分解，最后回到非生命环境，再被植物利用，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人类的经济实质上也是物质的转化过程，即将资源转化为产品供自己消费，在生产活动中有部分资源成为废弃物，而在消费完结后，产品则基本上成为废弃物。于是便造成两个效应：一是资源消耗，二是环境污染。
在人类利用的资源中，有一部分资源是可以再生的，例如植物、水、空气等，它们通过自然界自身的机制，可以实现自我更新，从而被再度利用，但相当部分资源（主要是矿物资源）是不可能再生的。随着资源消耗速度的加快和环境污染状况的加剧，不仅不可再生资源出现了危机，就是对可再生资源来说，也出现了再生能力下降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考虑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将废弃物资源化，再度投入生产，从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是“循环经济”的基本依据。
从废弃物资源化这个角度来看，发展循环性生产是应当大力推崇的，然而要建立一种循环型经济，就大有可以商讨之处了。所谓“经济”，在《辞海》中的相关解释有：经济活动，包括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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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交换或消费等活动；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或指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显然，这是一个全局
性的概念，而不是局部生产的概念。因此，“循环经济”的意思，应当是在全部经济活动中实行资源的循环利用。在全部经济活动中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这是一种愿望、一种理想，其出发点是善良的，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说，模拟方法属于一种类比方法。就本质而言，包括模拟方法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类比方法，都是一种按照一定逻辑程序进行推理的猜测性方法。在科学发展史和技术发展史上，类比方法的使用曾经导致了不少杰出的发现和发明，特别是向生物界寻求设计思想的功能模拟法，把目的和行为的概念赋予机器，突破了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在技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类比推理毕竟是一种或然性推理，这是因为：1）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是类比的客观基础，同一性提供了类比的根据，差异性则限制了类比的结果；2）类比推理的逻辑基础是不充分的，相似属性和推出属性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迄今为止，包括电脑在内的所有仿生模拟案例中，还没有那一件的功能是完全超过了原型的。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因在于，与生命运动相比，其他运动都还属于较低运动形式。同样道理，人工模拟的物质循环机制与天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机制相比，无论如何都会有差距。
从实际来看，根据传统分类，自然资源大体上可以分为原材料和能源。原材料方面有以下问题：
第一，一般来说，原材料废弃后可以再生利用，但再生一定要消耗能源，其中不仅有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而且还有运输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就是说，即使原材料再生利用也要付出代价。在有的情况下，单就回收运输而言，所消耗的能量甚至会超过生产原材料所需的能量。例如，污水的净化就要耗费大量能源。又如，废塑料包装的回收，仅运输一项就是耗能颇巨的工作。
第二，在原材料的利用过程中，由于受物质本身特性的限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回收再生，其中总有一部分会散落到自然环境中，无法再生利用。例如，磷这种物质既是生命的重要组分，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但磷的回收就十分困难，一般都会随地表径流汇入海洋，然后只有很少部分磷元素能以水产品和鸟粪为载体返回陆地。还有许多非金属原材料，一旦在自然界中散落，就很难再生利用。
第三，即使是能够再生利用的原材料，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也不得不降低层次使用。例如，玻璃、塑料、纤维等，再生以后，使用价值就会显著下降。当然，技术水平并不是不可以提高的，但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这里有一个比较效益的问题。一般说来，不到资源十分紧缺的的地步，人们不会在这方面加大投入，而一旦进入这种地步，资源环境问题恐怕也就积重难返了。
第四，有的物质循环利用，可能产生公害。例如，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如果人工食物链设计不当，将动物尸体和粪便作饲料使用，会造成病毒、病菌和重金属元素的二次污染，从而危害农业生产并最终危害人体。据推测，疯牛病的蔓延可能就与牛尸骨作饲料有关。
能源方面，在整个宇宙水平上，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即热力学第一定律）是成立的，然而在地球这个系统内，能量的传递还应当遵循单向传递的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以，至少在地球生态圈范围内，能量的利用是不可循环的。有人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是一个经验定律而已，不足以作为否定循环经济的证据。不可否认，不仅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已经得到公认的热力学第一定律以及热力学第三定律（绝对零度不能达到的定律），都是经验定律。尽管目前这些定律并未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同样没有找到能够违背它们的例证。对此，我们只能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目前人类利用的能源大体可分为：太阳能（包括直接利用的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化石燃料能等）、地球和其他天体相互作用产生的能量（如潮汐能）、地球自身蕴藏的能量（如核能、地热能等）。矿物能源显然是不可再生能源，人们不会怀疑它的不可循环性。还有一部分能源，如直接利用的太阳能以及风能、水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地热能等，人们称之为“可再生能源”，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它们是否属于可循环利用的能源？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可再生”，是指它们被利用以后，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在自然界里不至于耗竭，这种情况与“可循环”有根本区别。地球上所有能源被利用以后，最终都会以热的形式向太空释放，至于释放到太空的能量是否会重新凝聚起来，现代天文学已经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证据，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就可以循环利用。
一般说来，可再生能源都是相对清洁的能源，但如果无度地开发，也会造成新的环境问题，如风轮机的过大规模安装，会破坏自然景观；在河流上大规模筑坝发电，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毁；潮汐电站的大规模兴建，会破坏鱼类的繁育场所；地热能的大规模开发，会有硫化物污染等等。特别是当能源的开发变得更容易、能源的供给变得更充裕时，人们就会对其他资源进行更大规模的开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原材料会加速消耗之外，另有一些环境要素，如土地、生物多样性等，都有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可能。这些要素是经济活动、甚至生理活动的必要条件，它们都应当被视为资源。这些资源是大自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进化的产物，其量具有绝对性，其质具有唯一性，一旦毁灭，就可能在地球上永远消失，它们的利用很难纳入“循环”。
从根本上说，地球生态系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一个产生、成长、消亡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随着内外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外界输入的负熵不足以抵消系统内正熵的增加时，系统将无可挽回地呈衰落趋势，以至逐渐走向崩溃。应该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持这种观点，我们才可能具有清醒的认识，也就不会毫不吝惜地消耗地球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时间上说是代际平等问题，从空间上说是人际平等问题。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它已经显露为现实的经济问题、甚至转化为政治问题。人们常说：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依靠科学技术。这句话到最后往往又被归结为依靠技术，这实际上是把复杂问题进行轻率处理的一种思维方式。
实际上，技术是这样一柄双刃剑：往往是它的进步导致了某些问题的解决，同时又带来了新的更大的问题。尽管如此，人们总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样一个古老的格言。这个信念的危险在于：当问题严重到运用当时的技术难以解决时，崩溃性的后果是否会出现？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单纯的技术进步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应当认识到，自然界能满足人的正当需要，但不能填满人的欲壑。事实上，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个扰动都有相应的代价付出，如果大规模地扰动自然，就必然遭致大规模的报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扰动尽量控制在一个容许的范围内。
“循环型经济”的问题在于，这种提法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大力开展资源回收利用，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消耗资源。而如果社会一旦被这种错觉误导，其后果将难以设想。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建立一种节约型经济。它含有生产的集约化即资源的充分利用、再生利用的意义，同时还有适度、明智地消费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资源循环，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循环。其实“经济”这个词本身，在汉语和欧洲很多语种中，都含有“节约”的意义。
提倡节约型经济并不等于抑制人的正当需要，重新回到过去的贫困型节俭的老路上去。建立节约型经济，必须研究人的需要层次。人的需要大体可分为基本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三个层次。从基本需要上升到享受需要，主要受生理因素支配，所以是自发产生的。但从享受需要上升到发展需要，则受精神因素支配，因而很难自发产生。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在一定限度内享受需要的合理性和不可逾越性，要大力采用先进的知识密集型技术，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以满足人的正当物质享受需要。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对物质享受超越的必要性，要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引导人们的需要，引导人们追求创造、追求精神满足。这才是真正属于人的行为，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唯其如此，才能摆脱困境，求得全体人民的福祉。
参考文献
1奥德姆ep．生态学基础．孙儒泳，钱国桢，林浩然，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篇10
【关键词】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意义原则与方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第九期立项课题“基于系统论的高中英语教材二次开发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JK9-L220。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9-0101-02
一、引言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英语课程要力求合理利用和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给学生提供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内容健康和丰富的课程资源；要积极利用音像、电视、书刊杂志、网络信息等丰富的教学资源，拓展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主动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新课标这种新的教材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它的颁布为我们教师灵活处理教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作为中学英语教师，我们应该遵照新课标的要求，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重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不做教材的“奴隶”，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符合社会和时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教材这一重要的课程资源，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国内课程资源的开发现状，以便对症下药，找准突破口。
二、国内课程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调查发现，不同教龄的教师对“二次开发”英语教材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教师有激情，但经验不足，很少去考虑教材的“二次开发”；有的教师感到教学任务繁重，无暇顾及“二次开发”。郭宝仙、李晓红（2008）通过调查发现，仍有近37%的教师还是严格按教材备课授课，原封不动地使用教材。湛启标（2008）通过调查教师对英语教材的看法，发现23.4%的教师认为应该完全忠于教材，32.5%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够对教材做适当修改，30.1%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对教材进行必要的补充，14%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开发教材以外的课程资源。丁洁（2009）从对教材“二次开发”了解程度、必要性的认识、、目的的认识以及前提的认识以及英语教师“二次开发”行为和“二次开发”教材中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对教师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反映出很多问题和弊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纵观上述学者的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英语教师对教材过分依赖，再度开发教材的意识比较薄弱。面对教材，不少教师一般都是被动地按教材和教学参考来进行教学，而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的需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有效的调适。教师往往凭借经验和思维定势来处理教材，缺乏挖掘教材的激情，缺少对教材的独立精神、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机械地听凭教材编写者的意图来从事教学，盲目迷信教材，师生都变成了教材的“奴隶”，不敢越雷池半步。与此同时，部分教师凭感觉，随意“二次开发”。为赶课时，盲目加快速度，随意删减教材内容，随意替换教材内容；不顾实际需要，只开发学生熟悉的内容，忽视学生对未知的探究；或仅对固定环节进行“二次开发”，如对课堂导入环节进行开发等等。总之，原有的教材观和教学观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教学理念。教师没有充分意识到教材再度开发的巨大意义，对这一重要的课程资源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这里有必要理清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意义和理据。
三、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意义
再度开发中学英语教材，意义深远。首先，可以帮助开阔英语教师的教育视野，转变他们的教育观念，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智慧，对于改变“知识本位”的单一式教育，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其次，可以保证学生语言输入的质和量，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条件，为英语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可以使英语教学真正“活”起来。第三，再度开发英语教材，英语教师重新审视原有教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灵活处理教材的章节，使教学内容更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现实需要。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对英语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他们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对课程资源系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传统教材观及教学观、学生观等进行反思，并最终摸索出一套符合实际的方案来开发和利用教材，从而提高了教师个人素质和业务水平，最终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最后，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可以使英语教师重新认识和确立自己的多重角色，重视教师的课程参与，改变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通过教师参与课程建设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使之掌握课程开发的技术。本质上说，这有利于隐性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详见俞红珍2006：1-56；张菁2008：1-29；刘喜敏，2008：1-45）。
当然，需要指出，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不能随意任性，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必须严格杜绝，有关专家或一线教师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在实践摸索，认真学习并遵照相关的教学理论，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
四、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基本理论
1.教材再度开发的内涵和本质
所谓教材的“再度开发”，就是教材的再开发、多次开发，就是将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对学生学习有意义的材料，经过教师的努力加以修改和加工，把其转化为适合学生学习的材料，使学生所接触到的教材是最有教育意义的。这一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体现了新课程“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的理念，另一方面使教材能紧密结合学生的经验和生活实际。（俞红珍，2005；俞红珍，2006）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基本内涵，不仅包括教师对既有英语教材的灵活运用，还包括教材与其他教学资源的整合和教师自主开发教学资源。
程晓堂（2002）认为，在对教材内容删减时教师不能根据主观臆断，不应该影响教材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比例不宜太大，尽量和学生一起协商，删减同时应考虑补充；在补充教材内容时不宜过多，不能单纯为了考试，要紧密联系学生实际。
付宜红（2003）指出，在对教材“二次开发”时，应避免两大误区：一是形式化，为了更换而更换，缺乏明确的目的性；二是联系学生实际，却忽略了学生对未知世界的探究。
总而言之，教材再度开发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的发展需要确定教学目标的设计，使教学建立在学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并且能够促进学生在此水平上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再度开发的前提是“研究学生”，教师始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以学生发展为核心，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和认知规律。
2.教材再度开发的基本原则
俞红珍（2006）提出了英语教材“二次开发”的基本原则是：（1）上承标准、下启教学；（2）坚持预设和生成的统一；（3）以学生为中心。张菁（2006）则在教材再度开发的十个原则中提到了效率为先原则、趣味性原则等（张菁，2006）。毫无疑问，教材的再度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首先，尊重课标和大纲原则。在课标和大纲指导下，教师对教材创造性地使用，灵活有效地组织教学。其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原则。在再度开发中教师应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和教学形式，能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使他们学习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第三，尊重校情和学情的原则。教材再度开发是有个性化，不具有普遍性的。因此，教师必需视校情和学情来进行因地制宜地开发。最后，教材的再度开发需要遵循开放有序、灵活变通的基本原则。只要有利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各种途径和方法都可以尝试，但基本前提是切合实际，研究学生，尊重个性，根据需要，有条不紊，灵活变通，杜绝盲目和僵化。
3.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途径与策略
很多学者提倡从不同的角度再度开发教材，例如，程晓堂（2002）提出，教材的取舍和调整可以从宏观上对教材单元整体取舍，对教材组成部分系统删减，对教材教学要求宏观调整或对教材进行整体补充，还可以从微观上对教材内容做适当删减、补充，替换、扩展，对教学顺序进行调整，对教学方法进行改变。俞红珍（2006）认为，教材的再度开发应该从语言、内容、方法和结构四个维度展开。张菩（2006）认为，“二次开发”可分为灵活处理教材和创造性使用教材。教师可以通过加强交际、采用任务、运用图式法、活化教学手段或采用各种表演方式来灵活处理教材，通过运用各种具体“二次开发”方法来创造性使用教材。沈倩（2006）认为，教师可以从教学内容、教学结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四个维度进行教材的再度开发和利用。她还提出要通过加强区级培训和校本教研途径来促进教师开展“二次开发”。
也有一些学者从具体的方法层面探讨了教材的再度开发问题，例如，易导群（2005）提出重组是一种创造性使用高中英语教材的重要方法，可从不同角度进行重组：按“由易到难，由繁到简，由浅入深”的顺序重组；按人类行为图式重组；按辩证思维模式重组；按内容范畴重组；按任务链重组；按“读听说写”或“读听写说”重组……。张蓄（2006）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认为可以增加方法、材料、技能训练、背景和插图，删减材料、练习和重复无价值的活动，替换过难或过易的活动和不能反映学生实际的语言内容，在单元间和单元内以及课内来调整教学顺序。
因此，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应符合以下标准：
（1）切合学生实际需要，培养学习兴趣
教材“再度开发”的先决条件是教师真正树立以人为本观念。教师须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倾听学生的声音，遵从学生的意愿，在不断的教学反思中对学生“量身定做”教学内容。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能关注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有利于学生良好个性的发展，有利于学生探究、实践、合作、交流，有利于调动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帮助学生学好英语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学生的特点是活跃有思想，有创造性，但学习任务重，课程压力大，如何让学生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更多地知识是我们英语教师必须要认真考虑的，把教材上“活”了，才会使学生自然而然喜欢上英语，从而提高学习的质量。因此，在再度开发英语教材时，我们有必要设计一些活泼有趣的课堂活动和互动练习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传统教材往往缺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内容，部分内容陈旧落后，缺乏时代性。因此，如何将权威性教材开发为师生乐于学习和使用的课程资源值得研究。英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增趣味性阅读和写作任务，精心设计游戏性活动项目。如教师根据中学生的特点适度增加互动性、时代性、娱乐性话题和图片，增加讨论性、充满睿智的劣构性问题；将学生易犯的错误汇编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课后练习，将其变成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等等。
（2）切合有效教学需要，创设问题情境
原有的英语教材较少考虑问题的设计和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那么，再度开发教材时，我们有必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和能力培养的需要，多角度精心设计问题，避免罗列简单机械的无效问题，促进有效教学，促进课堂互动。具体做法如下：营造民主氛围，创设问题情境；对话讨论协商，多角度提出问题；自主探究问题，老师启而不发；再次对话互动，提出劣构问题。总之，为了达到目的，有关英语教师需要在课堂提问形式、提问功能、提问内容、提问应答方式、提问策略等方面多下工夫。有学者曾建议如下，首先，依据学生水平，适度增加参考性问题。第二，教师要加强自身提问策略的掌握，并将其付诸实践，以期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第三，教师应加强对提问分类的研究，将多种类型提问有机结合起来。第四，提问内容的明确度要通过使用多种表达法来实现，不应简单的翻译成中文。第五，教师提问指向性要顾及大多数学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六，引导和培养学生多角度提问的技能，帮助学生多向交往，对话协商，多维思考，自主合作探究性地解决问题（王英娜，2011）。
（3）切合教师发展需要，完成角色转变
教材的“二次开发”，对教师要求更高。教师必须深化理解教材内容，优化教学方法，生成先进教学理念，根据自己的实践性知识、教育信念、具体教学情境和希望学生达成的学习目标等设定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调整。在此过程中，他对课程进行反思，对教材的运用上升到了理性层面，回归了专业自主性，促进了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
教材“二次开发”要求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行为，实现从课程实施者到课程开发者的转变；实现从知识传授者到学习促进者的转变，帮助学生完成学习方式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变。教师必须定期反思自己的教学，通过学生的反馈修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实践。这种反思性教学让他“以研究者的身份关注自己的课堂实践，以批判反思的眼光进行教学研究”（俞红珍2006：45），完成从教书匠到课程研究者的转变。
五、结束语
本文旨在探索如何依据“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学理念，根据学生的需求和认知水平来对中学英语教材进行合理的调整，做适量增删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尝试，从而试图探究一条有效合理地使用教材的新途径。希望通过本研究，呼唤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情感，增强教师对英语教材的开发理念，使教师树立从“教材”扩展为“课程资源”的概念，突破“教材”的概念局限，对照英语课程标准，理性审视教材内容，选择和有机整合适合学生英语学习的课程资源，使学生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语感，优化教师对教材的使用和再设计，从而促进英语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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