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 法治教育道德教育整合基本原则
从2009年秋季入学开始实施的新一轮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改革方案，不仅涵盖了所有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的德育课程，而且包含了五年制高职大部分德育课程，并深刻影响着独立高职高专“05方案”的德育课程。这次职校德育课程改革中开设了一门新课“职业道德与法律”。新课程不是“99”方案中“职业道德”和“法律基础”课的简单相加，而是整合创新，即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统一性与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出发，将职业道德内容与法律意识、基本规范有机融合为一体，开发了一门崭新的课程。因此，探索对新课程中法治教育与德育的整合创新是非常迫切也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一、法治教育在学校德育课程中定位的思考
1.法治教育性质的定位——德育性。
在法治教育性质上一直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学校法治教育属于智育的范畴［1］，否认法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持上述观点的人认为，德育就是道德教育，而法治教育是传授专门法律知识的教育，学习的是法律的系统知识、原理和制度，是一种法律职业教育。持上述观点的教师不在少数，他们割裂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对立起来。有法谚云，“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目前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增无减，其原因很多，不是因为不懂法，而是忽视了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人们失去道德的自控后，恶欲滋生膨胀，法律的外在强制力也很难阻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当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后，他们会自觉学法、用法、守法、护法。
法治教育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法治观念和遵纪守法行为是人的一种重要品德，是“德”中应有之义，是现代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在我国，2002年教育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学校法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在许多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等，他们都把法治教育纳入政治教育的范畴，而政治教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所以法治教育应归属于德育。所以，我国学校法治教育从性质上讲应归入“德育”范畴，应侧重于法律观念和素质的教育，而不是侧重于专门法律知识教育的“智育”。
2.法治教育目标的定位——素质性。
教育目标是指所培养的人才应达到的标准，是教育活动的终极指向，要回答的是教育活动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关于学校法治教育目标的定位，有的人认为学校法治教育就是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有的人认为就是守法教育；还有人认为是培养学生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等等。可是教学实践中，法治课程设置少，课时量有限，学生既没有学透法律知识，又没有增强法律意识，法治课几乎形同虚设，实效性极差。所以在法治教育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要有非常明确的教学目标，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方能收到成效。
根据1995年国家教委、司法部等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及其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的指示精神，“培养学生的法律素质，帮助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始终是学校法治教育的目标所在。因此，法治教育的目标定位应该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和建设者。
3.法治教育内容的定位——思想性。
我国学校法治课教学中知识化倾向过重，对学生进行法治观念、法律信仰和法律素质等方面的教育比较欠缺，导致学生对法律缺乏应有的尊重与信仰，出现学法而不信法，知法而不守法，用法而不护法的现象。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教材内容设计不完善，法治课教材内容往往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法律的小汇编，面面俱到，泛泛而谈；二是老师的专业限制，很多进行法治教育的老师非法学专业出身，自身对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把握不准，难以对教学内容合理组织，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法治思想。因此，法治教育的内容定位对教育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基于教育教学实践和对上文有关中央精神和理论的理解，笔者认为，法治教育内容定位只能是重在法律意识、思维、价值、观念、信仰等思想层面的教育，而不仅是简单的知识的传授。在教学中应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从思想上培养学生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正确的政治观点。
4.法治教育方法的定位——综合性。
当前，很多学校把法治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开设一门课程，认为只要按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和课时量给学生上完课就行了。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思想上对法治教育重视不够，在客观上也行动不力，没有把法治教育纳入社会、学校工作的整体规划和重要的议事日程，使法治教育缺乏整体性和一致性。
新时期社会文化多样化、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致使法治教育方法呈现综合发展的趋势。第一，教育方法要多样化。在课堂上，我们可以将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讨论、辩论演讲结合起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传统板书与多媒体教学课件、动画、视频等手段结合起来，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第二，强调社会教育渗透性发展。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领域多样化，法治教育就必须渗透到人们生活、活动的各个领域及其环境之中。第三，把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道德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础，法治教育又是道德教育的起点，两者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二、法治教育与学校德育整合的基本原则
1.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征和根本要求。作为面向职校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德育必修课，“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或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的目的是从当代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主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这使课程具有了鲜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同时，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总是他们生活时代中凸显的重要问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理论能否反映现实，能否对社会热点问题给予准确而合理的解释，是课程教学是否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关键所在。因此，理论性与实践性、时代性相结合成为了“基础”课程中法治教育与德育整合的最基本的原则。
同志在中央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搞好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法治教育与德育整合取得实效的必由之路。
2.坚持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
“基础”课程中法治教育与德育的整合还必须坚持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理想代表着“应然”状态，而现实代表着“实然”状态，这种“应然”与“实然”内在地存在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中，是辩证统一的。人的思想道德修养的完善、法律素养养成的状态是一种理想，而人的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提高法律素养的实践则又是一个现实。法治教育与德育无法回避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只有坚持理想与现实相统一，不以现实的矛盾与丑恶否定理想的美好，也不以理想的光鲜和圆满否定脚下苦苦坚守的现实，立足现实，坚持理想，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在达到基本目标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完善。
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集中体现在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的整合中。教学别要注意做到：一要克服传统道德教育的理想化倾向，二要避免以道德价值及道德理想模糊法律的独立性与现实性，以道德教育取代法治教育的做法。在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存在着片面强调道德的理想层面，而忽视道德现实性的现象，这种脱离现实生活根基，回避现实生活矛盾的做法使得道德教育呈现出理想泛滥、规则贫乏的结果，被称作是“假、大、空”的德育。面对“道德高山”，学生迷惑、抵触、敬而远之。有识之士呼吁：道德教育什么时候才能从天上回到人间？［2］与道德的理想性不同，法律对公民的要求是现实的、具体的。如果立法脱离现实生活，超越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道德水平，过多地追求较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与道德理想，这样想当然制定出来的法律无论从基本制度还是从实践操作的角度来讲都将只是一座海市蜃楼。这种过高的要求民众根本不可能达到，法律只会孤悬在半空中，难以落地，从而出现有法难依，甚至有法不依的现象，法律的尊严和功能受到损害。因此，不切实际地推行道德理想的法律化，对法律提出不切实际的超值期望，就会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最终将给道德与法律带来致命的伤害。法律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道德的底线。法律与道德之间，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等特点，作为行为规范，法律只要求人们从外部行为上无条件服从；道德则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它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重要形式，将规范的对象确定为内在思想并诉诸于人的良知，引导和帮助人们从善的需要出发寻求崇高的目标［3］。因此，“法治”离不开“德治”，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两者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坚持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决定了我国开展的公民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体现的是公民现实的道德水平与理想的道德追求的结合，是现实法律规则与未来法治理想的结合。使较低道德水平的公民达到法律这一底线道德的现实要求，而较高道德水平的公民达到较高的道德理想的要求；使全体公民都认同现实法律规则的权威，又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核心价值中去全面推动法律的进步和法治社会的发展。对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法治教育的现实性进行有效的整合，做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才能使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更好地为公民所理解和认同，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共同带动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3.以信仰教育为核心价值目标，坚持信仰教育和知识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从本质上讲，德育教育就是一种信仰教育，就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教育。学校的法治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法律信仰的教育。因此，必须把信仰教育作为目标导向来指导法治教育和德育的整合，改变过去停留于知识教育层面的做法，使学校的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回到应有的高度。在传统的做法中，尤其是法治教育中，教师更注重法律知识的讲授，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了解主要的部门法的有关规定，希望学生能够知法、用法、守法、护法。这无疑模糊了法治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的界限。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有句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作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学校的法治教育乃至整个德育教育是在引导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理念，对制度规则的认同和对道德、法律的信仰，使学生成长为有良好道德素质和坚定法律信仰的良好公民。职业学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形成时期，璞玉浑金，可塑性极强，我认为在此过程中，坚持以信仰教育为核心价值目标来指导法治教育和德育的整合，必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坚持以信仰教育为目标导向的同时，还要注重信仰教育和知识教育相结合。科学有效的知识教育是信仰教育成功有效的必然要求。信仰不是盲目崇拜，是建立在准确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的知、情、意的统一。大学的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培养的信仰，是科学的信仰，不是等非科学信仰，是建立在对科学的理论和主张的认知和理解之上的坚信和践行。而大学的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直接面对的是人的真实生活，涉及思想、道德、法律等多个领域，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相关知识，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较强的理论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只有用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和彻底的理论帮助学生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理性分析在当今思想观念多元化的时代中泛滥的影响人生的种种主张、主义、思潮，在对比中明辨是非、区分优劣，才能真正说服学生自觉选择和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41］可以说，知识教育做得不够深入，也是影响当前信仰教育实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应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南、坚持法治教育与学校德育整合的基本原则，认清法治教育在学校德育课程中的定位，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法治教育与学校德育的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赵光军.20年来高校法制教育理论研究综述.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
［2］温玉平.职业学校德育的困惑与启示.华章，2011（36）.
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德治法治社会功能差别性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德治和法治分别利用内律和外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双重规范，从而把人们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君主和帝王都在国家治理上运用德治、法治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建设。法治和德治其根本目的都是为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补充。法律“惩恶扬善”，德治“扬善抑恶”，法治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外在约束性，保障国民权益和社会运行；德治则是在舆论和良知下，依靠内在精神的升华和行为的自律，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
德治的社会功能与发挥作用机制
德治作为治国之道，有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它利用道德规范调节社会生活，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历代统治者都特别注意建立完善的德治机制，保障功能发挥的最大化。
德治的内涵与社会功能。德治是指“用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个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管理国家事务的治国方式”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儒家开辟了德治作为治国之道的先河。孔子是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第一人，他全方位系统化阐述了德治（孔子称之为“礼治”），提倡统治阶级应该“为政以德”，废除严苛酷刑，用礼数来教化臣民的思想，用“礼”来规范臣民的行为，同时要求统治者先正自身再正其民，让君民都成为“君子”，使社会管理有序进行。
德治通过内在精神约束外在行为，从内外两个层面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比如孔子的德治思想，就强调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约束，即“爱人”和“礼”。孔子认为，“仁”是德治思想的根本，“仁”主要表现为“礼”，德治就是在“仁者爱人”的精神基础上通过外在表现的“礼”来统治子民治理国家。
德治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首先，德治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德治能通过教育引导、榜样感召、自我修养等方式，培养人们优良的道德素质，践行高尚的道德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地进步，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地发展。“道德可以让人们在趋善避恶的引导下更好地理解人的价值以及意义，同时拥有社会理想并敢于承担责任，引领人们不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②其次，德治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减少社会不道德行为，从而预防和避免社会秩序失衡。再次，德治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根本作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道德规范的引领下保持着平衡。”道德调节应该主要针对个人而不是仅仅针对全社会，人们应该可以判断某种道德行为的内在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学习知识本身，使道德价值指引着人们的心灵和信念。
德治发挥作用的机制。德治的社会作用，具体地说：首先，德治规定善恶、美丑的标准，使人们在善恶的标杆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中的主流道德思想相对于其他思想拥有绝对的优势，是统治者用于控制被统治者的工具，将这些道德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其次，德治通过教育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增强道德主体的自主自律意识，增强社会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使人们在自律中保障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德治贯穿于社会管理活动中，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内心认同来实现的，由此决定了道德的影响力更深入、更持久。再次，德治与法治不同，不会依靠强制力量对人们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实质性制裁，而是通过舆论监督对人们进行劝导和谴责，使其产生内疚感和羞愧心，从而达到规范外在行为的效果。
法治的社会功能与发挥作用机制
法治与德治相比，是被统治者更为重点使用的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利用国家法律法规调节社会生活，调整人们的行为，其社会功能比德治更明确、更直接。因此，历代君主和帝王都特别注意建立完善的法治机制，保障其功能的发挥。
法治的内涵与社会功能。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是通过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制度约束人们行为，利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治国方式。法治通过国家工具保障法律制度规范的强制实施，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关等是法治实施的强力物质机构。法治主要包含法律的制定、法制的实施和公民遵守多个方面。法治的主张和观念最早是由法家提出的，其将法律视为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法治理念同德治相比是先进的，是对儒家的超越。但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不同，现代法治存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西方资本主义法治虽然表面上保障所有人的权益，是民主的，但是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是不科学的法治。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是人们利益的保障者和维护者，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同时实现自己管理自己，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代表人民利益，所以社会主义法治是现代的科学的法治。
可以说，法治是被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和执政党更加倾心和钟爱的治国方略。法治具有的社会功能众多，具体表现为：第一，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纠纷从而整合社会。法治是保障社会成员间关系秩序与融洽的关键要素，是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安全的重要手段，具有整合社会的基础功能。法治的主要作用是调节利益冲突，“法律是断定谁是谁非的依据，是调节矛盾处理纠纷的最终方法”③。第二，法治的推行能够保障社会的法治秩序。法治秩序是公民在社会中可以享受的真正的自由、长期的稳定、全面的发展的文明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暴力因素和个人强权等人治意志和行为无法干预社会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法治的调控下有序进行。人们的社会氛围是自由开放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被逐渐缓解，国家在法治秩序基础上得到稳定和发展。第三，法治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法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使人们不仅认识到法律是国家统治的强制力量，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公正性，值得人们去遵守。法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具有正反两种效果，既可以加强法治意识规范思想，又可能反映社会假相迷惑人们的思想。第四，法治具有批判功能。它完善自身结构，规范社会关系。在这种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弱化社会矛盾，保障社会法治秩序，使法治成为稳定国家的有效手段。所以法治的批判是在其自身意识形态色彩笼罩下的建设。
法治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表现为：第一，法治的实施可以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化，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良法可依是法治实施的前提，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实现法治权威性的重要保证，对违法者追究责任是保障公平的有力手段。在法治秩序下，凡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以保障法治的权威实现社会公平。第二，法治主要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实施，国家设置了代表国家的专门工作人员来保障法治强制力的实现，而法治的实现要求国家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国家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有力地支撑着法治强制性的实施。第三，法律的至高性保障法律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制度化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同时规范着各种社会关系，调节着社会的全局，长期保障着社会的稳定。法治制度划定了清晰的合法与违法的分界线，对人们的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的有序。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差别性和互补性
德治、法治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对社会作用的功能不同、作用机制不同，同时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形成合力，在治理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差别性。德治、法治作为密不可分的两种治国家方略，但是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又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首先，德治、法治约束方式存在差异。两者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约束人们，德治通过对内心的规范达到外在控制，而法治是通过外在强制约束达到内在威慑。德治主要约束有道德感的人，一旦出现不道德行为，道德感使人感到羞愧和自责，用内心道德规范以后的行为，在道德感不强时，外在的舆论压力会谴责其不道德行为，但没有实质性制裁，这就是德治的弊端。而法治就不同，“法治依靠国家机器保障实施，法律条文对所有人都有规范性和强制性”④。法治的他律性和权威性是由强制力保障的，法治对触犯法律的人不像德治那样仅是口头上的谴责，而是实质性的惩罚，是对人们权益、财产以及自由的惩处，有时甚至是对生命的剥夺。所以，法治是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人人必须遵守。
其次，德治与法治发挥作用的路径不同。德治重在治本而法治重在治标。他律的法治是人们在做出越轨行为之前最后的警钟，警告人们不得做出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德治是对人内心自我意识的调节，通过道德的约束使人们形成高尚的道德素质，降低不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是自我把控的能力。“法治是对人外在行为的强制规范与制裁”⑤，利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减少违法行为的出现。法治的制裁是事后的惩罚，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行为，德治是对人们思想的教育，让人们从意识上建立道德，从根本上控制行为。因此，德治与法治的路径是从内外两个层面分别进行的。
再次，德治与法治的作用效果不同。德治是防范机制，法治是惩罚机制。德治在面对利益冲突时，通过内心的调解，权衡各方利益，达到缓解社会利益冲突，降低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率，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从根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法治不同于德治，它是事后的惩罚性机制。当违法行为发生后，国家机关人员就会对犯罪分子进行控制，针对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进行强制性惩罚。法治作为事后的机制对社会稳定的维持是外在的，是威慑下的；而德治是内在的，是自我约束的，是根本的保障。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互补性。法治和德治作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二者还相辅相成、互补互益、不可割裂。“德与法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调节各种矛盾来保障社会稳定的。”⑥首先，德治与法治互相推动。德治推进法治：德治建设成果突出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了，其道德约束力就降低了违法犯罪的发生，在此基础上的法治建设就日渐轻松。德治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法治创造优良的环境；法治保障德治：法治与德治虽然作用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异但目的相同，都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保障社会的安定。法治通过对违法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和惩处，让人们意识到违法犯罪的后果，用真实的案例教育人们，使其从他人的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用外在的惩处来达到提高道德的效果。但是在法治建设不到位时，法律形同虚设，犯罪层出不穷，犯罪分子招摇过市，人们将不再相信法律对其权利的保障能力，不再遵循道德的准则，而是变得自私自利，社会的道德氛围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法治的建设成效直接影响着德治，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推进的。因此在治国方略中，“将刑罚的法与自省的德相结合”，让德法共促国家建设。
其次，德治、法治在调整范围方面可以相互补充。法律条文的准确性造成了其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只能包含社会中普遍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不能涵盖全面的社会行为，所以，无法律规范的日常行为就需要德治来调整。因此体现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社会的很多问题应该由道德来调控。
再次，德治、法治在规范层次上可以实现互补。“道德是法治的灵魂和基础，德治是推进法治的有效力量。”⑦法治是禁令性的规范，德治是惩恶扬善的规劝。法治划定了人们不能逾越的行为底线，是最基本的要求。法治只具备惩恶的功能，扬善必须依靠德治完成。德治的扬善机制主要是通过对人们的表扬来激励道德行为的延续。德治和法治存在共同的目标，即扶助正道，除去邪恶。但道德比法律更能够简单明了地表现出社会正义精神，法律还要借助某种强制性外力以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
德治、法治在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德治、法治被公认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地位和作用上不可或缺。德治通过影响人的内心，增强道德意识，法治是将人们的行为笼罩在其权威之下；德治是依靠教育引导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法治是依赖对犯罪者的强制性处罚让人们产生畏惧心理；德治作用的发挥通过内心控制和舆论保障，法治作用的发挥通过强制力量保障。两者作用的发挥依靠的方式方法存在差异，要达到的目的一致，但一者并不能被另一者取代，两者必须要相互结合、共同作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德治为法治提供基础和根基，法治为德治提供规范和标准”⑧，加强法治规范道德进入法制化轨道，提高道德规范的严谨性；加强德治使人们的道德觉悟和政治素养得到提升，从根本上减少甚至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国家的治理社会的进步只有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前提下，在两者的互补中才能更好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开始之际，就确立了德法结合的韬略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成为了我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作为国家治理的方略，它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昌盛的保障。国家各项工作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逐渐纳入法治化轨道，使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而以德治国则能够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苑联治’保障研究”的部分x究成果，项目编号：HB15mK042）
【注释】
①魏义霞：“孔子的德治思想与当代启示”，《哈尔滨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②兰瑞芳：“论道德引导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
③叶传星：“法治的社会功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④吴晓燕：“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考”，《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⑤杨荣：“德治与法治的互补原理剖析”，《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⑥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
⑦王秋侠，李国荣：“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及其结合机制”，《求实》，2007年第1期。
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3
内容提要: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领域。中华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礼”的浓厚色彩，礼也成为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车道。然而法治毕竟有其本土资源，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礼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研究中国法制的演进不能不提及礼制。正是“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1]“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在阶级出现后才逐步蜕变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中国法的起源，而且还影响着中国法发展的历程。“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2]“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髓”。[3]中国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却缺乏法治的国度，道德对中国法治发展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4]道德作为影响中国法发展的本土资源，主要是借助“礼”这种形式来实现的。尽管人们现在对“礼”的本质尚还有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礼”与道德密切相关。“礼确实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5]在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其说是“礼”在支配和影响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倒不如说是潜藏在“礼”之后的道德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的礼法之争，实际上就是对道德与法律之间孰主孰辅的争论，当然在这个时期内始终是道德占据着统治地位。《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论断就是最好的诠释。中国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逐步迈向法治的进程，特别是在进入现、当代以后这个进程迅速加快。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从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中寻找积极有益因素，而中国传统礼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礼”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最基本的规范，在发掘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中，作为伦理学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产物的法伦理学，必将成为进行这方面研究最重要的路径、方法。“法律伦理学研究对于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6]它将成为对现代中国法治启示研究的理论起点。本文以中国历史上有关礼法关系的论断为导引，以法伦理学的语境解读其在现代法治中的涵义，以期能为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某些有益启示。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出礼入法”：合理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线
尽管人们在中外法律学说史上对法的起源问题，曾有过神意论、理性论、权力论等不同的认识，[7]但“刑起于兵”以及“法源于礼”这两个观点，现在已几乎成为了有关中国法起源问题的通论。假如我们将“礼”的本质归入道德规范的范畴，那么“法源于礼”的实质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法的发展可以逻辑地划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法律与宗教、道德浑然一体，此为‘混沌法’；其次是法律走出宗教、但仍与道德不分，故乃‘道德法’；最后是法律进一步与道德分离而独立化，便是‘独立法’。”[8]其中，“道德法”阶段无疑占据了中国法发展历程的主流，“独立法”的形成则直到清末修律之后才真正开始。道德与法律的界线不清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在中国古代，也有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线，或者说以德代法的倾向。”[9]这种传统对现代中国社会仍有着比较大的影响。但这种道德与法律界线不清的状况也并非绝对，中国古代“出礼入法”的论断就是最好的例证。“所谓‘出礼入法’似乎就是指违犯了‘礼’，严重的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10]有学者甚至还认为“礼”与“刑”结合在一起，以礼为体，以刑为用，出礼入法或出礼入刑，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体系的另一特征。[11]若将“礼”视为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则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诠释“出礼入法”的论断：即人们逾越了道德的界限必将受到法律的惩戒，道德与法律间必须有泾渭分明而且合理的界线。这对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化的法治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初现雏形，但由于历史上“道德法”传统强烈影响的存在，在很多地方仍无法合理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线，这也成为导致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且不论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的实际状况如何，但至少古人们在认识上早已明晰二者间的界线。中国古代至东周前虽仍保持着德法未分的状态，但德法分离的思想却在东周后就已较早出现了。传统儒家思想虽然在总体上极力主张德法融合，但在其中也不乏德法分离思想观点的点点火花。“礼者，治之始也”而“法者，治之端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这些论断就是作为儒家思想代表的荀子提出的。他认为“礼”是法的总纲而法是“礼”的派生，若将“礼”视为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其实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当然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法律区别于道德之义。萌芽于春秋之际的法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道德应与法律分离的主张。特别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为天下之至道’、‘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等偏激法治观念的蔓延，则标志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越来越远。”[12]韩非子甚至还提出了“不务法而务德”的主张。自两汉起德法融合的思想虽总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人们对道德与法律区别的认识却越来越清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及“出礼则入刑”，就语出自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陈宠传》。即使是在“一准乎礼”、“德主刑辅”的唐代，人们仍能在认识中明晰道德与法律的不同作用。李世民更提出了“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以及“失礼之禁，著在刑书”等很多著名论断，在后者中他更是将刑的作用归于禁止失礼行为。[13]而这句话若用法伦理学的现代话语来进行注解，就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者说是底线道德，逾越道德这个底线也就进入了法律的调整领域。中国社会自宋以后进入了“以德代法”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在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上甚至取代了封建法律，德礼与刑法的界线在中国才从此开始变得模糊，而在此之前道德与法律却依然处于分离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尽管以德代法占据主流，但仍然具有时间较长的道德与法律分离的历史。注重弘扬这种传统、区分道德与法律间的界线，这也就是“出礼入法”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二、“引礼入法”：不断推动道德的法律化进程
道德既是法律的起源同时也是立法的重要素材，同时也是现代法伦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命题。“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14]道德的法律化自古就是法律生成最主要的途径，“引礼入法”就是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表达。“道德在中国古代被誉为‘法上之法’，法律史上所谓的‘引礼入法’，就是法律的道德化。”[15]引礼入法“即把道德原则引入法律，把道德作为立法的精神，并直接成为法律规范本身”。[16]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以‘法治’充实‘礼治’的思想家。他引礼入法，将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了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新礼”。[17]但“引礼入法”在中国的正式开始却是在西汉，特别是汉初的董仲舒为此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董氏以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的《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更是他为调合儒法两种思想实际上做出的一种努力……它以一种特殊方式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史上一个伦理重建的主要时期。在此期间，儒家以其价值重塑法律，系统得完成了儒家伦理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结果是在继承先秦乃至青铜时代法律遗产的基础上，将礼崩乐坏之后破碎了的法律经验补缀成一幅完整的图景，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完备体系。这一过程亦即是后人所谓的‘以礼入法’，我们名之为道德的法律化。”[18]在“引礼入法”这个道德不断法律化的过程中，儒家传统思想始终对其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引礼入法’的过程，不但是使法典的制定贯彻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还把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以确保法律的强制实施过程本身就是道德的推行过程，它不但是使法律成为所谓‘最低限度的道德’，还要使法律成为教化成俗的实现德化天下的至善目标的手段。它使法律与道德一体化的过程，不但在形式上消除了法律所独具的形式和技术上的独立意义，还从本体上消除了法与道德的争论。”[19]在此之后中国也就进入了“礼法融合”的时代。毫无疑问，道德的法律化在现代中国法治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制度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20]中国自古就有“引礼入法”的道德法律化传统，这也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某些有益启示。首先，“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礼仪、廉耻的国度里，要实现法治，必然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法律规范应以道德准则为标准，‘引礼入法’，将符合人们道德准则的行为规范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使道德法律化”。[21]其次，在全社会公认的道德基础上所凝练而成的法律，“不但大大减少了法律运行的社会成本，最重要的是还稳定了基层社会的秩序。”[22]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借助“礼”的道德教化形式，实现了在法制不甚发达状况下社会秩序的稳定。最后，在现代中国法治进程中道德应发挥出其前瞻性。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应具有着超越现实的前瞻性，尽管有些伦理思想可能与现实的生活有些差距，但是其却能对法律产生前瞻性和变革性的影响。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环境伦理的历史轨迹表明，每一次环境运动都是对旧价值观的扬弃，作为其成果的表现，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的不断得到扩展。这种伦理变革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并最终势必会反映在法律制度中（法律反映价值观念），引发法律生态化的趋势。”[23]
三、“以礼统法”：积极促进法律的道德化完善
法律的道德化也是法伦理学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尽管学界对法律的道德化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但笔者似乎更愿意在“良法”的概念上理解它。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法律“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的论断。[24]所谓“良法”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法律。”[25]所谓法律道德化就是使法律更具有道德合理性，更加符合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要求。公平、正义等道德价值是现代法治的理念追求，也是现代中国法治今后要努力构筑的价值目标。“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26]中国自古就有法律道德化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常与“礼”相结合。“在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化现象历来十分严重，甚至形成长时期的‘礼法文化’，合礼即合法，合法即合礼，道德是制定、判断法的根本标准；法是好是坏……一个人是否遵法守法都以‘礼’为准绳。”[27]这种关系用中国传统话语表达即“以礼统法”。“以礼统法”中的“统”字即统帅、统领之义，它的意思是说“礼”即道德应贯穿法律的全部，法律应当彰显出道德的基本要求以及内在精神。中华法系注重“以礼统法”并几乎达到了极致，最后竟发展为“礼法不分”甚至“以礼代法”。“礼为中华法系打上了深深伦理道德的烙印。”当我们读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词句时，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脉脉温情。“中国法律刚刚萌芽，伦理道德的内容便充斥其中，为中华法系中所特有的温情打下了基础。”[28]法律中鲜明的道德色彩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本土资源。中国自清末修律以来开始大量地引进西方法制，以至现代中国竟被归入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范畴，中华法系的诸多传统几乎早就已经被荡涤殆尽。西方自古就具有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加之发展至近代又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强烈影响，在法律中表现出的“重理性、轻德性”的倾向。而这种倾向随着西方法制的移植也传入了中国，并导致其竟摒弃了崇尚德性、以礼统法的传统。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现代中国法治的进程当中，应当努力地从其本土资源中发掘积极有益因素，这样才能构建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中国自古就有“以礼统法”的法律道德化传统，这也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某些有益启示。这表现在立法时应保证所立之法符合道德要求，即所立之法应当是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良法”。“法律存在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最终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它的终极道德依据。”“既然法律对于道德如此重要，它本身就就当是合乎道德的，应该拥有道德的合法性。”[29]在立法时另外我们还应注重进行道德上的考量，特别是对中华道德文化中积极有益因素的汲取，摒弃西法中的冷冰冰而融入中国式道德的温情。“在传统的中国人心目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不仅相通，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三位一体’的。”[30]在注重理性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德性的内在要求，相信这样的法律才适合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从而才能促成其对法律的尊重并进而自觉遵守。“法律要从根本上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不只是畏惧，它就必须符合人们的道德理念，符合人们有关何为正当的理念。”[31]
四、“隆礼重法”：努力构建现代德法合治社会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社会治理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德治和法治是其中的两个基本方式。德治，主要是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构的重视和运用。而法治则指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通过其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来完善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32]中国在历经了历史上德治与法治的几经离合后，而在现代终于选择了德法合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不用说德法合治就是对法治国人现仍有些不适，就连某些专家、学者也对德法合治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中国自古就缺乏德法合治的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史实以及理论依据的，中国德法合治的传统并不缺乏反而却历史悠久。“先秦至辛亥革命数千年，从总体上呈现出德法合治——法治——德法合治的基本线索。”夏商“神权法与伦理紧密结合，在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共同目的下展现了德法初分而不分离，德法合治的最初形态。”西周汲取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的主张，“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和推崇德治，所谓慎罚，就是慎重的使用刑罚，从而开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德法合治之先河。”但是这个时期的德法合治仍然是处于初级阶段，它的建立基础是当时的德治与法治都不甚发达。在经过从东周至秦代短暂的德法分离到法治后，中国的德法合治历经复归、成熟、僵化等阶段，最后“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传统的德法合治模式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解体。”[32]随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张的提出，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复归德法合治模式。“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33]在现代中国构建德法合治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我们同样可以从有关“礼”的论断中窥豹一斑。荀子就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并概括为“至道大行，隆礼重法则国有常。”[34]荀子是中国历史上德法合治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隆礼重法”既强调“隆礼”又强调“重法”，认为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同样重要、不可偏废，颇有现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味。汉代贾谊认为礼、法结合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其曰“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35]而“至唐代，唐律一准乎礼，使礼的基本规范取得了法律的形式，从而把礼义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起来，这标志着封建纲常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伦理化，是封建社会德法合治思想成熟的表现。”[36]这些论断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有人将现代的德法合治又称之为现代礼法结合，“现代的礼法结合，是指在法治国环境下对法律伦理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功能性概念，从过程上看，它是作为法治精神内涵和保障实现的手段与法律在现实中运行的有机结合，从结果上看，礼法结合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和实现理性的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礼已经不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的中华民族传统法律精神，它被充分赋予了时代精神，即社会主义道德。”[37]而且在现代中国努力构建德法合治的过程之中，在对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之中，似乎应将德治即道德建设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38]“隆礼重法”将“隆礼”置于到“重法”之前，在德法合治的过程中将“德治”放在首要位置，古人对这个道理的早已深谙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礼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相信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远不仅如上所述。礼制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的典范，应当对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制度文明即法治文明，具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积极的现代启示。也许本文的研究可能还较为浅陋甚至有些谬误，那就权当是对法理学与法史学研究的新探索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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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4
一、德治、法治思想的学界观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337页)江泽 民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揭示，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达到了一种新的理性 高度，它既与传统治理遥相呼应，又有其独特的时代创新精神，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 关注和深度研究。就目前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观点概括为以 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德治国”的基本主张就是“政府以道德为手段治理国家 ”。道德具有调整人的行为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挥道德的作用 ，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谓德治，是在通过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稳 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需要道德在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 化生活等领域发挥教育和协调作用。”(王小锡主编：《以德治国读本》，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1，59页)这种观点坚持，法治具有强制性，它可以限制人的行为而不能改变人 的内心思想，道德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法律不具有的特殊功能，“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惟有从思想上改造人，才能最终达到“有耻且格”。这显 然是一种工具主义德治观，它一方面将道德作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它以追求社会稳定 、实现政治统治秩序为要务，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将道德理解为狭义的道德规范，没有认 识到道德的多元性。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规范，道德还是一种价值理念、社 会精神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德治强调的是一种民间治理。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 国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马戎：“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 92，2)这是一种侧重于私人的、精神的而非公共的、行为秩序层面的德治观。它将德治 限于类似于西方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德治”，是区别于政治层面的民间“小传统”的伦 理规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宗教相关的“宗教”。“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 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 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 更浓。”(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40页 )从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分析理路出发，德治的治理主要立足于社会非政治(政府)层面 ，这合乎于德治的自律性特质，且“德治”的“治”不仅仅指政府“治理”社会的规范 或原则，可以有更广泛的内涵。但仅仅将德治局限于民间治理，则面对复杂的社会公共 关系，如何凝聚共同体的生命力，是值得反思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 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95页)德治还需要发挥在一个共同体内 起到预设公共精神空间的功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 of moral)是与法制 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调德规优于 法规、道德高于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它则是以道德规范作为事实上社会的最高规范体 系。”或者说，“广义的‘德治’是指，凡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政治 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应有功能，以达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目的的国家控制模 式。”而狭义上的德治是指，“仅依靠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实施统治的 国家控制战略”(冯振萍，陈路芳：“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广西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2，1)。这种认识是与德治具有关联性的德法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的。同时它 也认识到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广义德治观认为 德规高于法规，这显然是受康德道德观影响，认为法只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特 殊的形式和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却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法的区别，即法具有道德所不具 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的技术规则。同时以社会秩序为目的，没有考虑到德治要解决 人的内心信念的问题。人的主体内在价值的培养，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决不等同于社会规 范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首先是治官而非首先治民。德治的内涵涉及四个方面：一是 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二是教化；三是治者的道德垂范；四是在法与道德之 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上海社科院2001年3月10日“学习江泽民同志‘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自 身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种观点的思维定式还是沿袭古代中国德治的“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对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对社会的稳定起 着关键作用，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忽视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 正性，历史证明，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之个体道德而无外在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同时 ，如果将作为官员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这决非是康德意义上出于责任的那种高尚 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页)，而不过是降低 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罢了。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是“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 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一种社会美德的寻注。而这后者正是德治的精神实质 之所在。
基于以上对当前学界德治思想的简单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理论界对德治思 想的研究态度是积极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学界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首先，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在这种工 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德治观中，强调更多的是德治如何为政府统治或治理服务，而有意无 意地忽略了德治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终极性价值追求。其实这是对“以德治国”理 念的片面理解，“以德治国”理念应该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既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政 治功能，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从而在目的和手段的结合点上达致‘ 有德而治’与‘有治而德’的有机统一”(张晓东、李兰芬：“‘以德治国’谁为主体 ”，《道德与文明》2002，2)。
其次，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泛政治倾向，而忽略了德治思想深刻的价值理性 和社会信仰导向。德治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 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
再次，割裂德治工具品质和价值品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当前中国学界对 德治思想发生误解的学理根源。强调作为价值品质即实体性治理内容的道德境界层面的 德治内涵，而忽视了工具品质的制度化形式，使得德治难具操作性，这是当前德治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德治研究相呼应，理论界对法治研究也兴起了一股热潮。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治是社会行为规范体系。“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 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王建国：“人治与法治”，载 于强国论坛)这种法治观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作为被治理的人们在法治的载体——法律 面前只具有服从的义务，缺乏对法律制定的参与权的合理性、正义性品质要求的权利， 尽管它主张权利平等、权力制衡，但这不能保证人们不受法的暴力统治，存在着人人都 平等地受恶法压的可能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治法”(以法律为工具，以人为治理对 象——中国传统法家的法治即属于此)而非“法治”(即以人为权利主体，要求立法和司 法都以保护人的权利为第一要义)。其实，在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工具主义法治观，它将 法治片面理解为社会行为规范体系，而忽视对法治精神实质的探究。不同于法制的法治 本质在于主张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性品质和生存习尚。在由人治社会步入法治社会 的历史进程中，法治化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外在规则约束，而且需要克服凝聚于 人们内心深处的生存习惯，它要求人们对法产生信任和信仰，并能够通过法律获得生存 条件的保障和利益关系的正义衡平。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体现了一定价值内涵的行为组织图式。“法治是民主、自由 、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张文显：《法学基 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91页)“实现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实行 法治国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同时，“个人权威要服从于法律权威，权力要服从于法律 。”法治决非仅仅意味着单纯的法律的存在，它要确立法律的统治的治理理念。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依法而治(rule by law)，真正的法治是以法律为治国之宗旨，而 依法而治是以法律为手段。法治不仅仅是“以法治国”的意义，而且含有用于治国的法 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或理想的意思，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 的尊严的原则”(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81页)。法治既以 法律为最高准绳，同时也对法律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良之法 。不对法律提出这一合理要求，则仅仅是依法而治，排除法律的渊源这一问题，它就是 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使权力服从法律是法治的根本内涵，也是法治的神圣使命。这是 从法治的实质层面上探讨其价值取向，法治的价值追求是为保障民主、人权、并且要求 权力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法治所必须考虑的，法治的实质正义与 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形式正义都是必需的。这是一种试图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秩序与社 会生态系统中的广义的法治观。它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这是对法治 精神的揭示，但缺少程序化的实施标准，而程序化讲求的是既要存在着对正义结果的衡 量标准，又要具备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目的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在中国这种具备浓厚规则 试错(对即存规则的讨价还价、人情漫溢)环境下，程序化是急需的，也是必然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种局限于公法领域的国家治理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法治的含义有三种：一是实行宪政，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确定政治 权力划分的基本规则、确定国家活动的基本范围、确定政府作用的领域与界限；二是实 行行政法治，公共部门的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的公法约束，公共部门不能从事没有法律依 据的活动，公共管理活动要以普通法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政规章为基础，公共部门活动 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三是政府管理要以公平、统一、无歧视的公共管理为基础。” (李军鹏：“自治、法治与善治：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去向”，《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 001，1)它将法治理解为对国家政府的公权力的限制，这确实突破了中国传统法治理念 ，这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然而它难以也不能全面反映法治的真正内涵，因为法治作为一 种治国方略，决不仅仅意味着对权力进行限制，体现社会“正义”或正义观念的公法并 不能替代体现私人行为的规范的私法。治理国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这种法治是对公法 领域的公共行为——政府权力的规范，在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的同时，公民的私人行为亦 需要受到保障与规范，尽管这样并非其本质。
第四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个包含着多重内涵的治国思想。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 种意识，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即法具有 普适性和正义性；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 ，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个人为 轴心的统治方式。(刘作翔：“思想的价值与法治的理念”，《法制日报》，1999年7月 22日)认为，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然秩序，它有三个含义：第一，法治意味着对权 力的制约；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就是法律的普适性；第三， 法治意味着形式正义。(李波：“法治的意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81页) 强调法律的形式正义，它近似于哈耶克、韦伯等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观，我们可以称之为 程序性法治观。强调这一点在原本缺乏程序化法治的中国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以 之否定或忽视了法治的实体性价值。
通过以上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法治的理解也存有值得注意的几种倾向：
一是工具主义倾向，即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这种已为多 数人认可的法治观仍然具有值得研究和商榷的地方。一方面法治确实具有工具品质，它 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然而这种工具品质不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治精神工具化的 倾向在实践中往往会使法律沦为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非保障人的神圣尊严的价值 指归，这不谛于对传统法家法治的回归。
二是自由主义倾向，即把法治仅仅理解为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公权力施 加限制。当然，“法律是解放人类、增进人类自由、福祉的天使。因此，法不应异化成 为‘治民’的法。法的首要任务是‘治吏’。”(倪正茂、杨海坤等《中日法学家对话 ：法治勿入工具主义误区》，《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1日)法治对权力的限制， 对人的自由的保障是其精神实质，这是法治的深层次价值意韵，没有了法治的精神，法 治是不存在的。
三是程序主义(或形式主义)倾向，即法治程序(形式)优于法治实体(内容)。例如，哈 耶克就认为：“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 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只要同样的规则能够普遍实施，至于这个规则的内容如何倒还 是次要的。”哈耶克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下，反对任何政府的意识形态灌输。(哈耶 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77页)法律的制定不能 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政府不应以帮助人民发展起个性为名而成为一个 “道德的”机构，政府认为的道德而强加给其社会成员的——不管这种道德是道德的还 是不道德的——只要政府采取了这种措施，那政府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权力如果成为直 接参与价值分配的现实资源，则表明权力无法受到基础价值资源的有力制约，进而会产 生权力寻租现象，这实质上是法治的空乏化与德治的虚泛化。马克斯·韦伯亦认为法治 追求的是“最精确的、对于机会的可预计性以及法和诉讼程序中合理的系统性的最佳鲜 明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139页)这是“因 为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 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 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同上书，140页)形式主义法治观就其坚持程序民 主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有其合理性，但它把法治程序强调到高于法治实质并隔裂两 者关系就失之偏颇。
二、德治、法治思想的科学解读
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调整一国社会秩序的一系列规范体系，更是一种表现社会结构 的文化形态、一种人生活意义的选择。因此，一个国家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在根 本上受其社会结构样态、社会发展状况、社会成员素质、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发展态 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左右。江泽民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 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 摘编)》336页)的治国方略既是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状况的理性认知，也是对 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合理选择。
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不仅仅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规范体系，还是一种文化形态、 一种人的生活意义，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以德治国”必须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同上书，384页)理想、信念、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必须融入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 ，并凝聚中华民族之向心力。作为一种人的生活意义(meanings)，德治也就是人生社会 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及其自然形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德治还是一种强化道德价值的实 现方式，它使具有认知、激励、评价等功能的道德获得了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 的政治功能，在深层次上对“有序化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做出合理的阐 释，对政治权力提出价值理性评判的要求。
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道德培养；法治教育；必要性
道德培养和法治教育是引领广大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两条重要主线，也是学生对自我纪律约束能力的教育。在当下我国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学生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培养成为重要的项目，需要学校和教师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认可，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大批优秀的道德意识强、法律思维敏锐的高素质人才。因此，我们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对本校学生的道德和法治教育进行内容和方式方面的创新，提升实用性内容的教育，让学生能够真正意识到提升自己道德和法律意识的重要性，从而积极进行学习。
一、道德培养与法治教育结合的必要性
在对道德培养与法治教育结合的路径进行探索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在中学教育过程中实现两者有效结合的必然性，只有理解了这种必然，才能够有动力、有信心去做好相关的创新工作。具体来说，道德培养与法治教育结合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完善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需要中学阶段对于学生教育来说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学生的思想意识开始逐渐模式化，所形成的世界观、认识观和价值观逐步趋于稳定，如果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忽视会造成学生不良思想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学生的各种习惯也逐步开始形成，而这些行为习惯往往在其以后的发展中能够直观地得到体现。但是，就当前我国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往往采用的是书本知识单一灌输的方式，将道德与法律内容以文本的形式传授给学生，而学生所掌握的只是一些文字性的内容，对于其背后所蕴藏的思维和行为层次的内涵并没有深刻领会。近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中学生暴力犯罪行为律见报端，所展现的正是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完善的结果。2．我国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客观要求近两年，我国出现的因为道德与法律意识与社会发展要求不匹配而出现的人才质量的下降经常发生，一些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突破道德与法律底限，谋取私利，贪图享乐，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要提升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就要从学校的道德与法律教育出发，将高素质的道德与法律人才培养作为中学教育中的重点目标。
二、实现道德培养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的路径
既然道德培养与法治教育进行有效结合是社会发展和学校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那么我们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来寻求将两者进行有效结合的方式，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大化。1．创新道德与法治教育开展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道德与法治教育是通过将一些社会发展中产生的规律以教育的方式传输给学生，使其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规律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因此，在道德与法治教育进行结合的过程中，更多地需要创新教育内容开展的方式，让学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进行学习。而教育信息化的逐步发展，恰恰为教师教学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搜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案例，通过真实例子的讲解来强化学生对道德与法律重要性的认识，如通过法院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告诉学生要在实际生活中懂法、守法、护法;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手段，将一些书本上枯燥的条文内容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通过组织学生观看动画版的《道德经》，让学生领悟道德的内涵与真谛。2．注重对学生行为能力的塑造无论是道德培养还是法律教育，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学生的行为体现出来的，因此，学校和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行为方式的教育。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义务劳动、到养老院去进行帮扶等有意义的道德与法律实践，让学生在行为实施过程中感受到道德与法律的意义和重要性。3．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性教育的主体和最终塑造者是学生，因此，在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学生是最重要的主体。教师在开展道德培养与法治教育相关课程时要从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出发，深刻明确学生学习的兴趣点所在，并与教学目标进行有效融合，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课程之中。例如，组织学生进行现实生活中一些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竞赛获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一定的目标。
三、结语
随着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具有合格的道德与法律素养是学生进入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学承担着重要的道德培养与法治教育的使命，要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来激发学生学习相关知识和塑造良好形象的动力，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大批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宁川．中学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辽宁师专学报，2008，(06):53+133．
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6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137-02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新时期我国提出的治国方略。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重视法制建设，即依法治国；要增大道德建设，即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是党与国家领导人总结国内外经验而进行的科学论断，是对治国安邦宏观规划的创新与完善，是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的新贡献。将法治与德治妥善结合，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此治国战略的内涵，了解两者结合的重要根据与内涵联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是重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构建装起适应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与道德体系。以法制宣传、执法及立法为主要方式，推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分析两者结合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落实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策略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内涵
（一）依法治国的内涵
法律是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构，根据立法程序制定的文件。通常而言，法律规定的是国家制度、公民基本义务及权利等根本性问题，法制也叫做法律制度，将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是开展依法办事的原则之一。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在社会生活与国家活动中显示出民主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做到法律完善、严格执法、严究违法者责任。“法治”是治国之道，其概念有悠久的历史，随着不断的实践与发展，逐步丰富其内涵。“法治”既要为制止滥用职权提供必须的法律依据，也要保证政府能维护正常的法律秩秩序，让人们获得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依法治国是现念中的法治，民主既是其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其精神思想，依法治国主要内容是所有人民围绕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宪法及各种法律规定，借助不同形式与方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文化事务，确保国家各部门的工作顺利进行，进而达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与制度化，此法律及制度不随着领导的改变成出现变化，不因为领导的注意力与意见的改变而出现变化。
（二）以德治国的内涵
以德治国是一种思想与治国之道，最先是儒家提出的，即礼治和以政为德，实质是提出“人治”的理念。虽然此思想有局限性，但其主张通过“礼”来感化与引导人们，以教化的途径治理国家与社会。目前我们主张的“德治”，不但继承有价值的理念也客服其局限性。其具有特定的内涵，是治理国家与社会整体活动的重要环节。德治与法治是相互联系、彼此对应的，法治是一种政治建设而德治是一种道德建设，法治体现出政治文明，而德治体现出精神文明。德治是治理国家与社会过程中，重视道德建设，全面体现出道德的作用，逐步增强党员干部的道德程度，全面增强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进而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德治是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规范体系，是生活意义、文化形态和实现道德价值的重要方式。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
（一）法律与道德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
道德与法律在某种层面上是相同的。法治是明文规定的道德，以强制性与权威性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法律，运用劝导力与说明力增强人民群众的道德与思想觉悟。应该说国家治理过程中，法治是“硬件”而德治是“软件”，法治是强制性、有形性的体现作用，设计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梗概，德治是非强制性、无形的体现功能，能有效的补充与强化法治作用，德治与法治是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法治的程度彰显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德治的程度彰显出制度的深度与活力。在进行德治期间，一般运用教育方式，但教育不能面面俱到，加之人们道德水平的差异，思想觉悟也不相同，借助教育难以获得成效时，要遵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由于道德属于软约束，自身强制力较差，所以要以法律的强制力，去掉社会发展不利因素，进而促进与保障了道德。
（二）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标志
法治包括平等、自由、秩序等要素，其中平等维护公民尊严、自由提高创造力、秩序增强稳定度。法治可以建立起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和正常是非观。优秀的社会道德可以减少司法成本，在人们坚持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更容易建立起和谐的社会风气与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形成优秀的社会风气，让人们认可的道德成为法律，既能让法治社会更加有效的限制公权力，也可以形成广泛的社会自由感、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道德文化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而法治建设则为建设道德文化提供全面保障。道德与法律相互影响、互相辅助，体现出法治社会的明显优势。
（三）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分析中外治国经验的成果
就历史经验而言，德治与法治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独具特色的作用，只有将二者妥善的结合在一起，国家与社会才能治理有效、健康运行。我国历代思想家都对此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孙子指出要“宽猛相济”；荀子认为应该“隆礼而重法”；董仲舒（汉代）提出“阴为刑、阳为德”；唐代后信奉“立行以明威，制礼以崇敬”，宋代直至清代都重视德法合洽，彰显出法治与德治相互结合理念，经广泛的实践而被证实是有效的。在全球范围内，社会治理成绩较好的国家，都是将法治当作是治国的重要原则，也重视通过道德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一定将道德与法律的力量、德治与法治作用全面结合起来，将他律与自律相结合，让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全面发展、共同进步。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策略
（一）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宪法》是我国根本法，体现党率领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社会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获得的成果，在人民与历史的选择中建立起我党领导地位。我国基本法治国情与政治国情是坚持共产党执政与领导，将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党的领导有机结合是建设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经验。否认共产党领导，既难以建设法治社会，也会让国家陷入分裂与动乱的局面中，人民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十八大会议明确阐述，社会主义与党领导的宗旨是相同的，在党的领导下厉行法治，全面促进社会与国家法治化。逐步完善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工作机制与制度，健全法治政策方针及决策程序，在开展依法治国过程中要统一部署、统一领导、协调统筹，健全党委决策机制。
（二）转变执政风格，注重德治法治相结合
尽管我国法治建设逐步深化，但千百年的封建意识仍影响当今社会，官僚作风与意识仍有所体现。如部分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犯罪行为，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究其原因是人治的色彩过于浓重，所以要向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方向转变。首先要重视监督与约束权力，对干部用权进行限制。其次法治是硬权力，德治是软权力，硬权力导致服从，软权力导致认同，两者相结合不可偏废，并建立起科学的结合机制。再次德治与法治相需要每位领导干部有效的通过硬权力建立软权力，严于律己、修身、用权，脚踏实地的完成每件事。最后领导干部既要建立法治思想，也要具有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的风范，让社会治理机制逐步符合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三）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
第一，各级政府要借助宣传工具让人们建立起道德意识，在群众中定期举办德育活动，引导、支持民间组织与机构开展道德教化活动。第二，政府要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中培养教师及学生道德意识，让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习惯。第三，各种媒体要积极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在舆论领域建立起支持道德建设的导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传播方式更加便捷与多样化，很容易将不道德行为放大，影响德治建设。所以把握好媒体传播源头至关重要。世界很多国家以法治增强与保障社会道德水平，如新加坡的法制特别完善，其现行400余种法律，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管理公共秩序、赡养父母到国家决策，都以惩罚对人们行为及社会规范进行约束。在道德教育领域，以学校为主渠道进行道德建设，体现出社会与家庭的功能，举办各种活动，让社会建立起和谐的道德环境，为社会治理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
（四）以德才兼备为用人选人标准
拥有良好的道德可以推动法律建设。如果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缺乏良好的道德意识与道德修养，人民群众道德水平较差，法治建设缺乏道德基础，则会影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制度方面的惩罚与约束只是在事后实施的纠正与惩罚，补救已产生负面影响及恶性后果则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其效果也低于事前约束与防范。所以，在用人选人方面一定要重视道德，以“重视品德、德才兼备”为基本原则，有才能而无道德的人员坚决不能录用。可以考虑以儒家思想的廉、耻、忠、义为用人理念，选择重视效率、廉洁奉公的公务员为群众提供服务，将品德考核列入公务员考核制度中。
（五）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及执法力度
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科目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能帮助学生建立基础的道德与法治观念，是德育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提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中华民族更好地凝聚精神力量，它不仅仅是对每个公民的要求，更是对当代中学生的提出的希望和期盼。因此，教师可以利用《道德与法治》课堂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渗透和融入，将所学知识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结合，提高学生的道德与法治素养，将学生培养成思想端正、价值观标准的合格人才。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现状
受传统应试教育思维的影响，初中品德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对考试内容的讲解，忽视了对学生情感认知和学习能力的有效培养，重视课本教材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融合。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相对较复杂繁琐，而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性阶段，对枯燥的知识内容的学习兴致不高。教师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下，学生被迫接受知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及理解不够透彻，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得不到有效提高，学习水平较低，无法将课本知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会贯通。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策略
（一）以教材知识为基础
在当前的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仍然需要围绕教材和教学内容本身着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应该以教材内容作为教学的基础，融会贯通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涵义与学生们互动。这样能够提高学生对于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学习的主动性，更快的进入到学习氛围当中，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意识。
例如，对于“文明”，根据十八大精神，我们可结合课本有关内容，如八年级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九年级的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中华传统美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等，让学生明确，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体系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并把握教学深度，引导学生知道，要通过四个文明协同创新与整体推进来全方位建设美丽中国。此外，我们可以有效利用优秀读物或校本教材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服务于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二）以生活实际为出发点
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展开教学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融入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重要步骤。教育生活化是促进教育深入而持久的有效手段，构建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模式应以生活为基础。“生活是道德的沃土”，初中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应与初中生的生活经历相结合，与初中生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
例如，在讲解《生活需要法律》一课时，教师可以例举出生活中常见及常用的法律条文，如肖像权、名誉权、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以讲故事的形式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
（三）以时政热点为引导
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其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很多时事政治材料都被带入教学中，成为教学的素材和一部分。在当前的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中，利用这些时政材料，能够将教材中的抽象理论转变为现实的信息，化抽象为具体；同时，这些材料的充分利用，也能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以达成教学的发展，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的同时，逐渐投入其中去思考与探索，激发探索的兴趣。
例如：可以借用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讲解其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疫情防控期间，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们冲锋在前、顽强拼搏，每个人都散发着光和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抗疫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为一体，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道德与法治课的重要意义
首先，核心素养背景下，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渗透到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本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使得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然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到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课堂教学有效性。通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在教学进程中的积极引导，有效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和创造性思维，从而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质量。
总的来说，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如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结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要找到教学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契合点与结合点，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渗透到教学之中，在核心价值观理念的影响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需要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学，注意其德育教育价值及功能的发掘，将学生培育成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参考文献：
[1]：《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高等教育以德治教道德建设素质教育对策
一、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1、“以德治教”是“以德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以德治国”落实到各个方面,才会产生巨大的治国效应。
2、“以德治教”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基础,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基础。广大公民的道德素质是治国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以德治国”赋予了教育以新的重要使命,实施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学校道德建设是提高全社会公民道德素质的基础工程,对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所以要贯彻落实《纲要》,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就要推进“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
3、“以德治教”为实施“以德治国”提供了重要的阵地。《纲要》指出:“学校是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以德治教”,培养有社会主义道德的高素质公民,学校能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教化作用。学校“以德治教”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如良好的校园风气、师生员工的良好精神面貌等,对社会道德建设起着示范、辐射和导向作用,不断推动着全社会道德的进步,提高广大公民的道德水准。为培养未来人才、国家栋梁的高校理应切实推进“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成为实施“以德治国”的重要阵地。
(二)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社会和高校道德建设在新时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严峻挑战,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是我们面对现实的必然对策。
1、从高校道德建设的外部环境看
国际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对社会和学校的道德建设产生冲击。当前,全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和道德危机,社会进步和道德发展的二律背反问题日益严重,加强道德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紧迫课题。在我国,一方面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在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的同时,精神文明的建设未能获得同步发展,特别是道德建设被弱化,道德建设的动力、空间、信心、能力不足,致使社会道德风气和公民的道德水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产生影响,使他们的思想道德心理出现了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利益的多样化,既促使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消极负面的东西。如一些领域出现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歪理邪说危害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加大了道德建设的难度。开放进一步扩大、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外合作办学等等必然使西方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加大,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如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物质文明巨大发展的同时,也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如高科技犯罪、生态环境道德问题、人文关怀的失却等。
信息的网络化、多元化、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的道德建设成为新的课题。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国际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信息的来源和内容呈现多样性、开放性,其中不乏封建迷信的、黄色的、非科学甚至反动的信息,腐蚀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和心理。
社会的剧变与竞争的日益激烈使人们的心理问题的凸显,心理问题和道德问题相互交织,影响着人的成长发展及其生活和工作,也使社会道德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使人们获得人格的健全发展和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已成为道德建设中不可忽视的课题。
2、从高校道德建设的自身现状看
首先,在高校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方向上存在一定偏差,高校道德建设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提出“素质教育”已有多时,但是仍然存在重视教学科研轻视人文建设,重视做学问轻视做人教育,重视技能轻视品质,重智轻德的倾向。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发展进程中,一些高校偏重办学规模、校园建设、硬件投入、师资学历上等,高校道德建设的地位容易被弱化,常常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
其次,高校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些领导干部思想道德水准不高,廉政意识淡薄,惟利是图,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乱收费、买卖文凭、权学交易、学术腐败等等有关的事例时常见诸媒体。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高教领域的行风建设不时受到许多代表与政协委员们的批评。高校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工作。
再次,教师队伍素质仍需进一步提高,师德建设还须改进和加强。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应该说还是较高的。但是,高校教师违反师德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如有些教师敬业精神下降,对学生进行体罚或变相体罚,伤害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商业化行为,违反学术道德,有的存在心理障碍。而现有的师德建设还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师德教育不力,观念落后,内容陈旧,方法死板;缺乏健全科学的规章制度,使师德建设难以操作落实;更多地关注师德的外在发展而缺乏对师生的人文关怀。
第四,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大学生,其思想道德心理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大学生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强,另一方面思想道德意识、自我控制能力、心理素质尚未完全成熟,容易受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有些学生出现了道德迷茫、价值观异化、缺乏崇高理想、道德信念动摇等倾向,一些学生眼中只有成绩、学历和自己,唯有美德成为可有可无,抄袭舞弊,冷漠、缺乏爱心和责任感,有些大学生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严重,行为失范,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同时,有心理疾患的大学生人数也在日益增加。据一些调查,我国大学生中有心理问题的比例达到15至30%。
因此,切实推进“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切实推进“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
切实推进“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从高校的教育理念、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师德建设、学生德育、规范制度、道德实践、道德环境建设、法律保障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具体落实,全面推进以德育为核心的高校素质教育,促进全体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推动全社会道德建设。
(一)首先要树立“以德立教、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这是实施“以德治教”的前提。
我们要自觉转变高校的教育观念和治校理念,更新高等教育的价值观、人才观、质量观、师生观。《纲要》在指导思想中强调: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社会主义公民。实施“以德治教”,必须把德育摆在素质教育的首位,树立“以德立教、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才能把“以德治教”的各项任务落实和渗透到高校的各项工作中去。
(二)抓好高校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实施“以德治教”、“以德治校”的关键。
实施“以德治教”、“以德治校”关键在领导干部的素质特别是其道德修养。“以德治教”必先“以德治党、以德治官”,进而“以德行政”,以德政达到德治。要建立和健全高校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教育、考核、评价、监督和自我约束机制。
领导干部要自觉承担“以德治教”、加强学校道德建设的重任,树立“以德治校”观念,明确自己的职责,提高以德治校的能力,才能落实“以德治教”的各项任务。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学校道德建设中发挥道德表率作用。《纲要》指出:领导干部要“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高校各级领导要带头遵守职业道德,注重官德,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率先垂范,以德服人,“以德行政”,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德精神来树立领导威信和管理权威以及教育形象,才能真正把“以德治教”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三)“以德治教”的基础和重点是搞好师德建设。
“以德治教”要从教育的根本---教师抓起。“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师德在学校道德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师德是决定和衡量学校道德状况的首要因素,师德建设关系到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关系到能否提高学校道德建设的整体水平。只有切实抓好师德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真正落实“以德治教”。
1、高校教师要锤炼师德、以德立教。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模范履行师德规范,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为人师表,做崇高师德的力行者。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既要继承发扬优良师德传统,又要主动适应新时期的师德规范,完善自己的人格。
2、建立和健全师德规范和制度,强化师德建设的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
要根据社会的要求以及高校教师职业的特点,制定并完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建立和健全有关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教育培养、监督、评价、考核、激励、奖惩和表彰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师德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互动互补,从外在的行为规范逐步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要求,养成自觉的道德行为。要利用各种传播媒体,通过各种途径表彰和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师德,树立师德典范,使广大师生学有榜样,行有标尺。同时,对严重违反师德的人和事加以曝光,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3、优化高校环境,为师德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与保障机制。
关怀教师的幸福生存与终身发展,为高校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娱乐创造良好的条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教师产生当教师的光荣感、自豪感,进而体验到教师职业的伟大神圣。优化学校环境,搞好高校校园文明建设,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的精神氛围,让教师感到学校是一个温馨团结和睦的大家庭。加强对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教师心理疏导机制,帮助教师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社会各方面要对教育工作和师德建设大力支持,创造高校师德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
(四)“以德治教”的核心是“以德育人”,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教育。
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主体,“以德治教”、“以德立校”最终应落实到学生这一教育的主体上。高等教育要坚持以育人为本,育人先要育德,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核心在道德。高校德育是是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灵魂,应把德育放在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首位。
面对新时期的各种挑战,高校德育必须要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努力增强高校德育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新时期的德育只有直面大学生的内在需求,并与其共同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才能从灵魂深处引导大学生,使之与时俱进。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构筑新时期高校德育的新理念,调整德育的目标和内容,构筑新的德育模式,开辟新的德育途径。“以德育人”必须遵循大学生身心成长和品德形成规律,采取恰当的形式和方法。既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高校德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又要把德育贯穿和渗透于高校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中。拓宽育人的渠道,充分挖掘利用校内外各种宝贵的德育资源,寓教育于各种实践活动。加强高校德育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高校德育队伍的素质。要优化高校德育管理,建立和完善有关高校学生德育工作的规章制度,建立高校德育工作的政策导向机制,建立有利于大学生发展的科学的德育评价与考核体系。要优化高校育人环境,加强高校校风、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要实施全员德育,人人都应有育人意识,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德育,使高校德育无人不做、无事不做、无处不做,减少高校德育的真空地带。
育人要育德,更要育心。新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被提上了日程。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看,高校心理教育与德育工作两者在目的、内容、形式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心理教育给德育工作带来新鲜的观念、内容、手段方法,德育的不断发展需要心理教育的强劲推动,与时俱进的高校德育,离不开心理教育功能的发挥。大学生心理教育着眼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建构大学生完善人格,发掘大学生心理潜能,注意依靠大学生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它补充了高校德育方法的不足,给高校德育增添了人性色彩,更为关注大学生的完整发展,既能丰富高校德育的内涵,也能加强高校德育的实效,真正促进高校德育的新发展。
(五)“以德治教”需要有制度保障,必须完善高校道德建设的制度规范
“以德治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重在落实,就需要有制度作保证。要按《纲要》制定的道德建设实施原则“把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的硬约束结合起来”,加强道德建设的制度化。为此,要建立和健全有关高校各部分成员的道德建设以及高校各项管理工作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把高校道德建设的规范具体落实到学校各类人员和各项工作的各个层面,使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现事有所规、行有所范,才能使其成为全体师生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使高校道德建设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标准化的轨道。如完善干部的选拔和培养、考核、评价、监督和自我约束制度;师德的教育培养、监督、评价、激励、奖惩、保障制度;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施、评价、考核和奖惩制度;高校人、财、物的管理制度,高校的反腐倡廉制度等,才能为高校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六)实施“以德治教”必须与“以法治教”有机结合
我们要贯彻同志提出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在推进“以德治教”的同时也要加强“以法治教”。在实际工作中,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把以德治教和以法治教紧密结合。一方面要提高以德治教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为实施“以德治教”和加强学校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都是学校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既要以德育人,又要以法警人。全体师生员工都要树立法制观念,做自觉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同时,也要依法保障高校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教育、舆论等各种手段,互相配合,才能更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
(七)“以德治教”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支持,必须加强“以德治教”的理论研究。
社会在迅速发展,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需要加强对高校“以德治教”、高校道德建设中的新实践和新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如高校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处理,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的特点、规律、思路、模式以及在内容、形式、方法、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新时期高校德育的目标、内容、形式、方法、手段,高校德育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大学生品德的培养、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高校德育与社会道德环境建设,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高校德育的针对性、时代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如何增加高校德育的理论含量、科技含量,在网络化背景下如何进行高校德育,如何加强高校网络文化和网络安全建设以及网络道德教育,全球化对高校道德建设的冲击及对策,在民办高校和中外合作办学中如何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道德建设等等。通过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为我们实施“以德治教”和高校道德建设实践提供更科学完善的理论指导,把高校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全面推进高校各项事业的持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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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9
新标准整合2011年版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三个课程标准，并按照学段要求进行一体化设计。课程内容选取更加突出政治性和时代性，着力确立学生学会做人、做事的道德与法治基础，增加反映文化传承创新、最新社会发展要求、国内外重大时政事件，以及与学生生活密切结合的各类内容。课程设计以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范围作为暗线，突出道德与法治的基本内容;以主题组织课程内容，其中包括国情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入学教育等主题。除强化中华传统美德、革命传统和法治教育外，还有机地融入了国家安全、劳动教育以及信息素养、金融素养教育等相关内容。另外，新标准也统筹课程性质、课程理念、核心素养、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课程实施等各部分内容，使课程标准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又体现出不同学段的特殊性和适切性。
2.凝练了五个方面的核心素养
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这五个方面的核心素养既突出了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培养时代新人方面的独特贡献，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展特征，又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核心素养保持衔接与一体化，同时为道德与法治课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找到了可以落地即与学习内容直接关联的目标，从而能够围绕核心素养重组课程内容。同时，我们还研制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有利于改进教学方式，突出活动和议题式教学，开展综合性评价，注重过程评价。可以预期，围绕培育核心素养的教学，能够提升道德与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实现了课程目标的综合性表述与分学段阐述的有机统一
新标准在描述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时采用了一些具有统摄性的大概念。这些目标是核心素养在课程中的转化和落实，是对学生学习本课程之后应达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综合性表述，整合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是对2011年版课程标准三维目标的传承与超越。这样，课程目标侧重在学生发展上，落实到具体的问题解决和实践过程中，不再是相互割裂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与此同时，修订后的课程标准按照四个学段，即“二二二三制”(1—2年级、3—4年级、5—6年级、7—9年级)，根据每个学段学生的年龄特征，分别阐述了课程的学段目标，使学段目标之间体现出较好的连续性和进阶性。这是课程标准研制的一大突破，尤其是对道德与法治这门政治性比较强的课程，能够分段进行系统全面的量的刻画，可以说是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
4.强调内容的综合性和生活实践性
道德与法治对学生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初中学生；学习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重要性
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教育，虽然大多是概念和理论上的学习，但是相比已经进入社会上的人员来说，学生在学校会学到一些非常重要并且社会不能教给我们的东西，比如，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上所学习的知识，以及中考、高考甚至考研都会考到的思想政治。初中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的开设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自我；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有一定的底线和道德约束；更深刻一点，这门课还让学生开始学习法律知识，让学生能够简单地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必要时还可以合理地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根据我国教育部的《关于2016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从2016年起，将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
二、学情分析
在学生升入初中以后，从初一到初三的三个年级都将会对道德与法治这门课进行一定的学习。首先，因为这门课不像语文、数学、英语一样是主要考试科目，学习上的要求就不是特别严格；其次，这门课在内容上来讲，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容易理解，所以，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初中学生对这门课的重视度就比较低，在学习这门课的时候抱着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来上课，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这门课，从而导致这门课的教学效果达不到预期的良好程度，学生也不能够完全掌握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应该学会的
东西。
初中学生刚刚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从小学进入初中，不仅仅是年龄和身体上开始进入了青春期，在思维、智力方面都开始迅速发展，进入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期。对于初一学生来讲，道德与法治这门课可以帮助学生快速融入新环境、新集体当中，也可以更加明确和深刻地认识自我，从而提升自我。初二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理性思考能力和独立分析能力，这门课根据学生的发展阶段，也开始进入到法律法制的初步认识和了解当中。
三、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现状
七年级学生在身份上是从小学生转变为一个初中生，在环境上是从小学进入初中，一个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应该如何让他们适应呢？如何快速融入一个新的集体当中呢？怎样与老师和同学们迅速成为朋友呢？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上册就这几个问题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分“成长的节拍”“友谊的天空”“师长情谊”“生命的思考”四个单元来进行学习。其中第一单元“成长的节拍”为了帮助七年级新生快速适应初中的新生活，分了“中学时代”“学习新天地”“发现自己”三课内容，以此来帮助新生很快地适应新环境，融入新集体当中。到了七年的第二学期，道德与法治这门课就“青春时光”“做情绪情感的主人”“在集体中成长”“走进法治天地”四个单元来进行学习。其中第一单元“青春时光”符合学生进入青春期这一现状，第二单元“做情绪情感的主人”和第三单元“在集体中成长”是为了解决学生在青春期中遇到的烦恼、不安等多种情绪问题和复杂的情感问题，让学生能够克服困难，健康成长。最后一个单元“法治新天地”引领学生初步接触法治。
到了八年级，道德与法治上册分“走进公共生活”“遵守公共规则”“维护公共利益”“践行公共精神”四单元来对社会上一些公共的内容进行学习。八年级下册带领学生开始学习法律法治，从“维护宪法权威”入手，让学生认识宪法，接着“理解权利和义务”“人民当家作主”“崇尚法治精神”，体会到法治的重要性。
九年级学生对法律法治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道德与法治这门课就从国家、社会的角度出发，带领学生学习。九年级上册分了“改革与创新”“民主与法治”“文明与发展”“和谐与梦想”四个单元，让学生学会站在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九年级下册分了“我们共同的世界”“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少年的征程”三个单元，让学生体会到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肩负祖国未来的发展，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四、对策研究
为了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的课堂效率，让学生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握“道德与法治”，我认为至少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提高学生重视度
从社会上要加大宣传“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在家庭教育上要加强法治教育，让孩子从小就意识到法治学习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宣传、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协调配合，才能让学生真正深刻地认识到道德与法治学习的重要性。
（二）紧密联系学生生活
教师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上应多举实例，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学生生活，让学生认识到学习这门课是非常有用的，从而主动积极地对道德与法治进行学习。
（三）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这样课堂效率自然而然就会提高了。
综上所述，认真分析了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的学习现状后，进行“对症下药”，就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