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1
关键词：二胎政策；生育政策；人口发展趋势
Doi：10.19354/ki.42-1616/f.2016.17.158
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确减少了我国的人口数量，降低了生育率，但是目前我们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量仍然比较庞大，这就对养老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实施还造成了我国年轻劳动力的断层问题，在年老一代劳动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年轻一代却没有能及时填补空白等等。二胎政策的实施也会面临观念、现实情况等诸多问题，二胎政策的顺利实施需要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时要全面认识其利弊，才能促进我国人口未来发展。
一、二胎政策的提出
为合理控制人口数量，我国的生育政策顺应时代要求，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不断做出调整。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倡导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当时信中提到独生子女政策将实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之上，如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是有独生子女政策到单独二孩政策的转变；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这意味着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二胎政策提出背景
（1）我国的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15中国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提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要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对我国的人口提出了很大的挑战；（2）我国育龄妇女数量和生育意愿发生持续下降，由于我国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的要求下导致女孩数量的减少，直接使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而且群众的生育意愿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少生优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些也会引起人口数量的增幅减小；（3）我国劳动力出现断层。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原因需要退出工作岗位，但是新的农民工数量不足以弥补空缺；（4）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人口老龄化不只是指老年人数量的增多，更多的是结构上的老龄化，这与我们生育率低和增长速度慢有着直接的关系；（5）家庭规模日益缩小，会加大家庭生存风险，也会加重子女生活和赡养老人负担。
三、二胎政策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
（1）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而采取的人口政策措施。二胎政策是推行和实施将提高出生率，改变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的现象，增加新出生人口会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2）二胎政策的实施也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婴幼儿行业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质量；（3）从家庭生活方面来看，开放二胎政策会增加家庭人口数，加强应对风险的能力，也能分担父母年老后的养老工作；（4）开放二胎政策最直接的将带来更多的人口，我国当前的人口数量仍然比较庞大，根据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共有人口137349万人，因此二胎政策后新增的人口数量也是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5）生育二胎势必会给家庭带来新的经济负担，现在生活成本大、生活节奏快，孩子数量增多会使得家庭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年轻夫妻所挣工资除了基本生活支出以外，没有多少可以用来改善生活；（6）二胎政策的开放使得独生子女的负担加重，夫妻二人至少要照顾四位老人、两个孩子，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还要面对工作压力、社会压力等，这也是很多年轻夫妻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之一；（7）我们社会现有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仍需完善，二胎政策无疑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出是我国政府为应对当前人口问题所提出的新的政策，对未来人口总量、劳动力供给和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立足我国的实际情况，做好二胎政策的宣传工作，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全面认识二胎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最大限度的减少其不利影响，促进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2
市场的疯狂永远都需要事件主题来支持阐述，网络传媒前期的疯狂得益于文化等事业当下的蓬勃发展，创业板的疯狂也得益于国家调结构政策的推动，当然，这些主题也只是推动了局部行情，并没有推动全面行情，这只是说明，因为事件主题来得还不够大。那么，现在热议的放开二胎政策，无疑会给股市带来整体推动疯狂的动力。
放开二胎的意义
试想下，放开二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束缚国人生育的枷锁打开了，这枷锁的放开就好像释放小宇宙一样，能量会很惊人的。放开二胎，能承担生活成本，愿意多点孩子的人，肯定会考虑生二胎，这对于涉及孕妇和婴幼儿产业的公司无疑是重大利好，潜在需求大增。
当然，随着孩子的增加，学习、穿着、饮食、住房等需求都会大增，这里涉及的则是教育、纺织服装、餐饮和房地产等都将得益。我们还可以继续展开，比如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电力、汽车等需求的增加，这也必将传导到相关行业中去。
最重要的是，这主题对市场的影响不是一次性释放的，而是长期的，它是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不断变化的，涉及行业也随之不断变化，可以说，最终就是对各行各业的需求都或多或少带来一定的增长，这就是成长性的增强基础，也是股市最终能越走越好、越来越疯狂的基因所在。因此，如果国家敢于放开二胎，那么，对经济的冲击，是积极而源远流长的。
当然，事物总是有两面，很多人也会担心放开二胎后无序的生育会对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最终导致政府无力去面对这人口膨胀带来的压力。其实，有点过于杞人忧天了，试想下，过去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老百姓还不是一样过来了吗？
最关键的是，当二胎开放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大家就一定都会生二胎，毕竟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承担，很多家庭并非有实力去承担这孩子成长所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放开二胎市场会自动平衡的，不需要过度担忧。
我们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但更应遵循自然规律。尤其是对经济和股市，无疑是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这主题足以推动整个市场走出至少十年以上级别的牛市。因为我们解决了成长性增加的根源，那就是需求的不断增加，这增加会来源于我们人口的增长，或者说来源于我们对人口增长的超预期。
只要国家敢于放开二胎，那么股市就敢于走出至少十年以上级别的牛市出来，现在问题是，国家什么时候启动这一核按钮的问题，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大趋势估计是难以改变的，只是要不要先试点的问题，或者怎么循序渐进的问题。
二胎政策所能改变的
中国的人口政策实施时间超过了30年，它提醒我们需要正视这一政策带来的后果。换言之，放开“单独二胎”将会带来什么好处，毕竟，人口政策需要一个前瞻性。
大抵从2010年以来，舆论对于“失独老人”的关注开始兴起，镜头下失去独生子女老人悲怆的脸庞勾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也同样激起了这部分人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不满。舆论的强力介入无疑成为促成人口政策发生变化的一大动力。不过，除此之外，一些更为理性的声音和数据，则构成了更加“正当”的理由。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此前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一直非常盛行，而伴随着中国年轻人口的减少和城市化的不断加快，打造“世界工厂”的主力军正在不断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冲击也显得非常直观。例如，打工者工资的增加幅度就超出了很多雇主和企业的预期。“人口红利”消失的另一面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按照全球通行的标准计算，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达到13.26%，已属于“轻度老龄化”。对此，社会的养老问题也开始逐渐变成大事，从退休年龄到养老金等等问题，都被放开开来。
此外，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习俗，以及政策本身对这一习俗的倾斜，中国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例已经从1980年以前的105-106比100，转变为了2010年的118比100。男女比例的失调所带来最直观的社会问题就是数千万“光棍”的出现。这些宏观层面的数据，都最终指向人口政策的改变这一方向。
在微观生活中，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群体也被冠以自私不自立，依赖感强又缺乏分享精神等等负面的品性。抛开标签化的因素，从一些个人的经验切入，事实上也不难发现三口之家规模带给孩子的孤独感，以及亲密关系中的种种伤害。
放开二胎与城镇化
最好试点选择应在人口稀少要大力支持发展经济的地方，比如西部，比如海南岛，因为一旦推行试点，对当地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甚至可以先透过试点来推动各地经济的发展，引导人口转移，最终再实现全面放开。想想，如果海南岛放开二胎政策，然后当地大面积推行引进买房入户政策，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景。这就很好跟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了。
放开二胎，正是可以很好融合新型城镇化这一贯穿未来十几年的主题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人，当老百姓大部分都只有一胎的状况下，大家都会往大城市中挤一挤，但放开二胎后，特别是如果出现二胎试点区域的时候，大家必然会考虑开始转移一下生活状况，而这就可以让新型城镇化这一主题在这个过程中充分释放其能量出来的，卫星城、特色城市等新型城镇，则完全可以成为很多老百姓新生活状态的选择。
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3
听到单独二胎政策的消息时，已有一个儿子、符合政策的李红很是高兴了一段。不过很快，她又陷入纠结，“生二胎是一个奢侈的决定。”与李红一样，“生还是不生？”成为目前不少中国家庭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据统计，根据新政策，上海40多万个家庭具有生二胎资格。但有媒体对1200位上海居民进行调查发现，70%的接受调查者不想要二胎。其中，24%的人明确表示只要一个孩子，46%的人表示“可能”会只要一个孩子。
虽然，2014年生二胎的新政策表示：国家能承受人口压力，但是到个人身上负担就大了。抚养孩子的成本是让人们犹豫的重要原因。有人粗略估算，在上海将一个孩子从出生供到大学毕业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一个普通上海家庭每月用于孩子上幼儿同的支出为3000元，参加英语或艺术培训班的支出为2000冗。孩子的教育费用占到家庭月收入的一半。
头胎为儿子的李红更担心二胎还是男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生男孩的成本远远高于女孩，“因为等孩子长大结婚时，得承担为他们买房的负担”。考虑到人口增多带来的上学难、就业难等问题，兀论对于家庭个体，还是对于整个围家，迎接二胎到来都将是一个考验。
留守儿童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远走他乡离开年幼的孩子，外出打工，用勤劳获取家庭收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他们却留在了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包括内地城市，也有父母双双外出去繁华都市打工。这些本应是父母掌上明珠的儿童集中起来便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不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城市儿童亦可称为留守儿重）。
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心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据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后，与自己的孩子聚少离多，沟通少，远远达不到其作为监护人的角色要求，而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给这些可怜的孩子留下了一生的遗憾，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14%。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障碍，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已引起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村人地矛盾尖锐。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改变生存状况外出务工，因积分入学政策，户籍政策等原因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由此引发“留守儿童”问题。
二胎政策
“单独二孩”指的是夫妻双方有一个人为独生子女且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二胎，也就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所提到的单独二胎政策。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政策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
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但是，各地启动实施的时间不宜间隔得太长。黑龙江省也将逐步实施单独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长，到2015年人口总量已经达到13亿。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老龄化问题突出，引发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远大于收入，即抚养比下降。除此之外，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为了防止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超低生育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二、二胎政策下的中国人口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
我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高出生率、高增长率的势头很快被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下滑。数据显示，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由1971年的23.4%直线下滑到4.96%。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处于人口老龄化过渡时期，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且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征。根据拉文斯坦的推力-拉力理论，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经济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劳动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使得东部地区老龄化放缓，而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加速，并且这种态势仍在加剧。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人类本身是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马克思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既是生产力也是消费力。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不仅造成消费不足，也造成了生产要素的短缺。人口的老龄化还使劳动力的供给格局发生变化，不但造成劳动力资源短缺，还引发劳动力老化等问题。老龄化的队伍缺乏创新精神，阻碍大众创新的发展，从而使创新与进步缓慢。老龄人口的增多限制了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使得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此外，老龄人口的增加加重了政府的养老负担，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低生育陷阱”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生育水平开始下降，在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1971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4，201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为1.55。根据人口学规律，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1，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才会达到合理的更替水平，既不会出现人口的快速增长，又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低生育率带来的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得劳动力价格上升，直接造成外资转向更加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其次是加剧了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青年人数，这对养老所需的人力和财力都是个不小的挑战。有学者预测，2030年以后，我国供养一位老人将需要两个劳动力。劳动力同样也是消费的主要人群，拉动内需的主力军，所以生育率低使得我国经济前进动力不足。中国过低的生育水平将在不久的将来达到15亿的人口峰值后进入负增长状态，人口结构将呈现“倒三角”型。
（三）家庭结构
计划生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结构，缩小了家庭规模。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2010年则缩减至3.1人。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家庭呈现“421”的结构，家庭的基本功能（生育、养老）弱化，年轻人婚后将面对双方父母四个人的养老负担以及来自住房、工作等方面的压力。
三、二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短期内拉动内需
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拉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出口、投资出现下滑，必须转向内需拉动。而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短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当前的育龄妇女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属于工薪阶层，面对未来抚养孩子所需的巨大支出，大多选择只生一胎，二胎政策的执行率可能只有8%。但单独二胎、全面二胎实施以来，“70后”的大多数以及部分“80后”“90后”每年能带来将近100万的人口，将会带动相关产业与服务的需求。全面二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中长期对于老龄化的缓冲。二胎时代的到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使老龄化速度得到有效减缓。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到，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所以未来我国人口在中长期内应保持一定增势。
（二）中长期为房地产创造需求，延缓老龄化，保持人口红利
首先，房地产业将会在中长期受到二胎政策的影响。二胎政策为住房创造了一定需求，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人们更倾向于置换或租住更大的房子，并且人们依旧会热衷于对二胎教育有利的学区房，可以说二胎政策将是未来房地产发展的人口红利。有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胎后，在2050年，20～40岁的人口比例将比不放开二胎增加4%，增加的人口将达到1.28亿，这将直接使房地产从中受益。住房需求的增多缓解了楼市泡沫，使房价趋于稳定与软着陆。其次，从中长期来看，二胎政策有利于缓和养老保险收支压力。由于老龄化严重，我国养老保险已经跟不上老龄化的增长速度。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超过2万亿元。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中断社保的现象普遍，这一数字可能还在增加，老无所依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政府不仅出台了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而且放开二胎政策同样有利于养老保险的收支趋于平衡。最后，全面二胎政策能够改善人口结构，解决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型，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何谈人口红利。而二胎政策的出台正是为增加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优势就在于劳动力充足以及价格低廉，而现在的人口结构使得更多的外资公司甚至国内的制造企业转向劳动力更廉价的东南亚市场，这一切都在说明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后果。而二胎政策是劳动力市场的福音，在中长期发展阶段，该政策会为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多新鲜血液，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使人口红利继续延续。
四、结论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身为独生子女的“80后”“90后”的生活观念不断改变，人们放弃“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观念，这导致二胎政策遇冷，居民生二胎的积极性不高。央视公布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3～2014》显示，有52.9%的独生子女仍然坚持“只生一个好”。所以，政府在实行二胎政策的同时，还要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完善上学、就业和医疗等配套政策，为家庭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以提升他们的生育愿望。人口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其对于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以及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而二胎政策正是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的有力举措，其影响将会更为深远。相比政府通过完善社保制度等措施来拉动内需，二胎政策实施起来相对简单且拉动内需能力强。综上所述，二胎政策可以有效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通过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来改变人口结构以及延续人口红利，从而使得经济得到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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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5
加强培训，注重质量
随着二胎幼儿逐渐长大，几乎每所幼儿园都在扩班，以迎接新生幼儿到来。幼儿数量增多，教师的数量随之要增加。而按照目前的情况看，幼儿教师的数量是不够的。但是，幼儿教师对孩子的启蒙教育的作用影响很大，所以不可能只招人看数量而不看质量。因此，社会对幼儿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高质量的幼儿教师和高数量的幼儿教师，这样才能保证幼儿教育的高质量，所以对不管是在职幼儿教师还是即将成为幼儿教师的人的来说，都有了新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迎接新的挑战呢？有调查研究表明，孩子处于幼儿时期的这代父母几乎都是有一定知识教育水平的，所以他们懂得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不在意孩子教育需要多大的成本，更关心孩子是否能接受好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有的幼儿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好，加大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水平，从组织活动到写作能力，都进行一系列的培训。也有许多年轻的幼儿教师产生危机意识，自己从网上买书，比如《新教师如何带班》《与幼儿教师对话，迈向专业成长之路》《教师20项修炼》，年轻的教师们努力求知，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和知识素养，以应对不断涌来的二胎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幼儿的行为反应是对教育工作最客观、直率、真实的评价，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反应，把它看作重要的评价信息和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要注重幼儿的反应，以此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幼儿教师在二胎政策出台以后，老教师要深入了解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给自己充电，或者在工作的同时继续进修，跟上幼儿教育的潮流。
正确引导，关注幼儿成长
因为二胎政策的实行，许多父母选择了生育第二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第一胎孩子的想法。而有很多现在园内的孩子都是作为家里第一胎，并且家里又有了二胎。事实上，这种现象也给幼儿教育带了一些问题。
第一胎孩子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幼儿一旦有了弟弟或者妹妹，就会觉得原本自己单独的爱被突然出现的另一个人分走了，占有欲的不满足，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父母不要他们了，抛弃他们的想法，从而陷入心理障碍的桎梏。在平常的生活中，容易出现情绪激动，过激的行为。甚至过于严重的会被诊断为一类儿童心理疾病，十分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
作为幼儿教师，有责任去关心这些孩子，主动了解孩子的想法。可以告诉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不会分掉父母的爱，以及如果有了弟弟或妹妹，自己还多了一个亲人，这样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一些症状，老师应该和家长积极地商讨，建议家长关注已有孩子的情绪，给头胎儿更多的爱和关心。举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妈妈已经怀了二胎，一胎的孩子在上幼儿园，这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弟弟会分掉爸爸妈妈的爱，爸爸妈妈就不喜欢他了，从而经常有过激的行为，或者发脾气。教师趁着妈妈放学来接孩子的机会，提出建议，希望她经常找孩子沟通，对孩子直言“不会因有了弟弟，就不喜欢你了”，以解除孩子的心理顾虑。此类事情，只要发现，就要赶紧纠正，不能让它萌芽长大。就二胎问题，父母要尊重并且征询孩子的意见，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很多时候父母的关心和承诺比老师的道理更有用。
加强幼儿园教育软实力
二胎政策带来的幼儿教育问题不仅体现在幼儿教师和幼儿身上，也体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幼儿园上。随着幼儿数量的激增，幼儿园也会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来。但是过了现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幼儿园便将面临更激烈竞争，到时候也许连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优秀的教学传统都没有办法支撑。因此，幼儿园从现在起，培养自身的师资力量，加强自己的教育软实力，有危机意识避免在黄金时期之后被淘汰十分重要。
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6
关键词单独二胎就业歧视性别歧视综述
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单独二胎”。“单独二胎”指中国自2014年开始实行的一种新的生育政策，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就允许生第二个孩子。[1]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已生育女性可能选择再次怀孕，就业中的优势可能受到影响，而未生育女性也有可能在将来选择生育二胎，休两次“产假”，带给企业更大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可能会更加偏向于没有“三期”的男性员工，产生对女性职工的就业歧视。
一、就业问题中性别歧视的现象
劳动就业权是劳动权利的核心部分，也是公民实行劳动权利的具体体现，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权。[2]为了保障女性的劳动权利，促进女性平等就业，我国在《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明文规定，女性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作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但是女性因自身特殊的生理条件以及其肩负的哺育后代的家庭责任，在特定时期内可能会影响其劳动义务的履行。因此，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
黄娟（2006）从职业发展历程方面将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分为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待遇的性别歧视、发展机会的性别歧视三个方面。[3]李晓宁（2008）从工资差距中得到分析结果，她将男性和女性在职业内和职业间的工资差距存在的人力资本差距所不能解释的方面简单归为歧视因素。可以看到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受到歧视的现象不仅存在与工资给付方面也存在于工作选择方面。有的岗位形象与选择男性劳动者而排斥女性劳动者。[4]在姚先国，谢嗣胜（2006）从职业隔离的角度，分析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作者指出，职业隔离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方式之一。[5]石莹（2011）将目前我国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归纳了以下几点表现：一是劳动参与率反映出的性别差别。二是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就业歧视现象。三是高学历的女性同样也面临着就业歧视。四是女性在工作中失业率高于男性而收入低于男性。[4]
张抗私（2009）同样指出女性在就业中受到的歧视表现为：女性就业门槛高于男性，男女收入差距大，男女“玻璃天花板现象明显”，高层次职位中女性处于劣势地位几个方面。作者又通过分析男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的研究得出，由于性别歧视因素的存在，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男性高于女性，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倾向又会很自然地“激励”性别歧视。[6]卿时松（2011）详细研究了男、女性职位晋升过程中的歧视因素，在研究中控制教育程度、在职培训和技术等级等人力资本变量，以及党员身份虚拟变量这些与职位晋升成正相关的因素后，职位晋升的过去表现以及未来预期仍旧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发现职位晋升对女性的能力要求高于对男性的能力要求。得出结论，女性职位晋升不足是由于性别歧视现象的存在导致的。[7]
二、就业问题中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
张抗私（2009）从经济效率原因和非经济效率原因分析两方面解释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经济效率因素包含比较优势、女性生育及相关成本、补偿性工资差别三个方面。比较优势指男性在市场中的专业化程度往往高于女性。女性生育成本指女性职工在生育期间需要用人单位照常支付工资，承担岗位空缺成本在孕期、哺乳期会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受到影响。补偿性工资差别指由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在工作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女性对工资的要求更高。非经济效率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和对女性的个人偏见、对性别差异的统计性歧视、保护女性权益而实施的制度法规。例如，差别退休年龄政策，由于政策性职业生涯的缩短，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周期较少，以及预期的职位晋升机会和职业发展前景的不乐观，从而降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激励水平和工作的积极性，这直接影响了女性的职位晋升，从这个角度分析，二胎政策的出台，会给女性就业造成更大的困难，因为企业会因同一个女性劳动者承担两次岗位空缺成本并且会使生产率受到影响。
姚鹤（2010）从宏观角度分析影响就业歧视的因素。经济方面由于理性经济人会利用其资本生产处最大的价值。在从雇主的角度看，雇佣劳动力是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雇主希望将雇佣的预期价值最大化，同时也要考虑成本，女性有法定产假、工作年限较短及大龄员工不易管理且临近退休等因素，使得雇佣成本加大而预期价值缩水，这与价值最大化的初衷不符，于是造成对女性、年长者等群体的排斥及对其他群体的优惠。法律方面作者指出我国不乏反就业歧视的法律，但我国目前的申诉和救济机制还不完善。地方政策导向方面作者指出我国存在制度性就业歧视，在制度规定时就将劳动者区分开来，进行排斥和优惠待遇。最后是社会心理方面，作者指出社会心理方面的歧视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刻板印象。石莹（2011）将就业性别歧视存在的原因归为传统男本位思想残留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倾向偏重于男生两个方面。
综合来看，性别影响的就业歧视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种：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门槛女性高于男性、社会整体劳动参与率女性低于男性、由性别导致的社会职业隔离现象明显、男性女性在工资方面的差距、男女“玻璃天花板现象明显”、女性在工作中失业率高于男性、企业在职业晋升方面对女性的能力要求高于男性、在参与高层次职位的工作时女性处于劣势、歧视现象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出现性别倾向。就业性别歧视的存在原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女性的生理特征以及其在家庭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女性需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这导致企业在选择劳动者时更倾向于生产率稳定、不易受影响、对工作要求低的男性。第二，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是需要被保护的群体，所以不论在立法或者政策方面都有对女性的倾斜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就业的性别歧视产生了影响。由于前两点因素的存在导致女性就业时遭到歧视很可能由于二胎政策的实施而加剧，女性二次分娩以及需要照顾两个孩子无疑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生产率降低，对比之下雇佣男性将是更好的选择。第三，申诉和救济机制的不完全。我国的法律不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但保障下的女性同样难以找到正确的渠道解决问题，所以性别歧视等就业歧视问题在长期内存在。
三、二胎政策的实施对女性就业歧视现象的影响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性别劣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女性未来结婚、生育需要企业承担其产假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但是作为始终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的经济人”，考虑到现实中女员工怀孕和生育期间带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在招聘时往往拒绝录用女员工或者倾向于雇佣已生育的女性。
但是在“单独二胎”实施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女性求职的隐形劣势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符合相关生育二胎政策条件的职业女性要休两次产假，用人单位不得不重新考虑录用女性的雇佣成本和工作风险。这意味着该政策无形中又为女性求职增加了一道“隐形门槛”。许多女性已反应在求职中屡屡被问及是否考虑生育二胎的问题，一旦表示有意愿生育二胎就会被企业拒绝录用。“单独二胎”的实行使得曾经在求职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已婚已育女性不再是企业眼中的“安全对象”也使得原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女性的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在全社会享受生育改革带来的成果时，却让女性群体独自承担这一重任，这无疑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的背景下，会有大量符合晚育条件的女性生育二胎。单独二胎的实施将改善当今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是利国利民之举。女性虽因其特有的生理条件成了该政策的直接承担者，却不应当因生育二胎而影响其劳动权益。缓解“单独二胎”政策对女性劳动权益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需要开拓出一条解决之路。虽不同于我国国情和特殊的生育政策，发达国家应对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的方法亦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意义。
四、国外反歧视政策对比借鉴
美国是最早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国家之一，在反就业歧视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既有国会制订、修订的宪法和有关专门性法律，也有总统单方面和修订的指示；既有反对所有就业歧视的基本法，也有只针对某种具体歧视的单项法律法规，在反就业歧视的立法方面显得比较成熟。影响较大的是1964年的美国《民权法案》，该法案第7条规定：雇主和工会不能因为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国籍因素而对雇员进行歧视，禁止就业雇佣中的歧视行为及在就业中提出的各种就业条件的限制。此外，美国还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的执行机构，以促进联邦人事措施的全面公正。
在英国，普通法并不禁止歧视行为，但随着英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及国内平权运动的高涨，在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对于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对于同工同酬、性骚扰、母性保护等进行了详尽和周密的规定。此外，这些法律还规定了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和受害等四种歧视形态，禁止在雇佣关中各个阶段的任何歧视。为了有效地防止就业歧视，英国依据《平等法》成立了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在应对就业歧视问题扮演了重要角色。
面对女性就业存在的问题，日本政府也制定了三大支柱政策：创造男女能够共同承担工作与家庭育儿责任的社会环境。对于参与支援女性兼顾家庭育儿与工作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激励。针对女性孕产哺“三期”中希望继续工作、育儿期后希望再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等不同时期多样化的就业需求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援。同时在立法方面，1985年就通过《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9年制定了《男女共同参与计划的社会基本法》。
国外对于就业性别歧视的解决办法集中在不同反歧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方面，而我国目前的反歧视法律欠缺的地方在于执行阶段薄弱，导致我国的歧视现象愈演愈烈。而在目前二胎政策的实施背景下，女性劳动力很可能由于生育的原因迎来更严峻的就业形势，与此同时我国对于女性生育二胎的保障还并未有所调整和完善。
（作者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我国单独二胎人口政策实施的现状、意义与问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122.
[2]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J].比较法研究，2008（6）.
[3]李晓宁.职业分割、性别歧视与工资差距[J].财经科学，2008（02）.
[5]石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J].东岳论丛，2011（10）.
[4]姚先国.职业隔离的经济效应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口职业性别歧视的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2）.
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7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8
一、实施全面二胎的重要性
一国的人口数量是构成综合国力的基础。家庭生育决策是关系到民族、国家人口战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实施（1980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后，促进了家庭生育行为转变，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产生了人口红利效应，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自1992年以来，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而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种人口内部隐藏着的负增长潜能正在加速集聚，从而将引发未来人口的进一步转变，导致人口结构失衡，宏观人口规模偏离适量人口目标，对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国际经验显示，妇女总和生育率一旦跌至1.5的警戒线下，就很难回升，而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左右（其中城市为0.88），只及更替生育水平（2.1被称为世代更替水平）的56.19%，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水平加上快速老龄化，不仅加剧养老、就医等难题，而且导致劳动力年龄人口大规模缩减（自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转呈加速减少之势），再加上现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80后”、“90后”的平均有效劳动时间明显缩短，致使有效劳动投入快速减少，在经历快速少子老龄化的同时，劳动力内部结构老化也异常显著，致使劳动力的活力与创新能力下降，这将严重影响国家未来可持续竞争力。因此，以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发起“废独”提案为标志，社会上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日益激烈。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经过多年酝酿，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更决定全面放开二胎生育。这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排除各种影响与干扰而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全面两胎政策的实行，有助于出生人口与生育率适度回升，不仅有利于分担养老压力，减少家庭“失独”等人为建构的风险，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与发展能力，从而有利于家庭、社会和谐稳定与民众生活幸福，也有利于家庭、学校、社会对孩子的教育，更有利于遏制宏观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扭转人口结构发展的长期趋势，延缓老龄化进程，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保持劳动力规模，增加市场需求，给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
二、全面二胎的成本收益分析
然而，放开“单独二胎”后，从全国卫计委和各地组织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和实际申请数量看，虽然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低，但生育意愿和真正的怀孕行为有很大差距。数据显示，全国满足单独二胎政策条件的有1100万对夫妇，但截至2015年5月只有145万对夫妇提出申请，而最后真正生育二胎的只有80万对，也就是说二胎主观执行率只有8%左右。“单独二胎”政策的普遍“遇冷”充分表明，目前生育政策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已经式微，群众生育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育甚至不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自觉行动。这既是计划生育的成就，更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问题。可以预见，受传统文化转变、事业家庭矛盾（妇女的高就业率与高竞争压力）、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以及哺育方式（如“父母管生”与“祖辈管养”）变迁、婚姻稳定性下降和人工流产合法化、避孕节育技术普及、生育成本持续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全面二胎政策彻底打破了生育二胎的制度限制，但目前的众多调查结果都显示，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不少家庭迟疑不决，难以做出选择，陷入了“二胎彷徨”。
当然，广义的生育成本除了家庭生育成本外，还包括生育带来的社会成本（包括国家和社会为儿童成长支付的各种支出、超过适度人口给他人带来福利损失成本等），但现代社会中人口增长的主要决策权分散在各个家庭单位，因此家庭生育成本和收益是影响家庭生育意愿与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Harrey・Leibenstein）最早在1950年代将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分析方法应用于人口研究，通过分析边际孩子的成本与效用在家庭收入变动过程中的相对变化，解释了在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生率下降的现象。该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实际上也成为了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依据。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既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是家庭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更是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工具。
莱宾斯坦认为，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一般是指从母亲怀孕起到把孩子抚养成为自立者的各种费用和支出以及父母抚养子女所花费的时间，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从母亲怀孕至将子女抚养长大生活自立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交往等费用，即直接花费在孩子身上的货币支出；间接成本指父母特别是母亲因怀孕、生育、抚养子女花费的时间损失，这种时间损失或者直接占用市场时间（即工作时间）从而减少了工资性收入，或者占用非市场时间（如占用打算学习和提高技术的时间）因此影响晋升、流动的机会而减少收入，如果占用的非市场时间属娱乐一类（如逛公园、看电影、听音乐等），虽未影响到工资性收入，但因为影响到劳动-休息这一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因此也是为生育孩子而付出的损失和成本。这两种间接成本都减少了可能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都属于机会成本。当然，家庭付出一定的孩子直接和间接成本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孩子那里取得一定的效益。莱宾斯坦分析家庭和父母从孩子身上所能获得的收益（效用）主要有：（1）劳动-经济效益。孩子长大后为家庭和父母带来劳务和经济收入。（2）养老-保险效益。即老年保障效用。（3）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精神消费品”，对父母及家庭具有满足天伦之乐及感情上的寄托等特殊效用。（4）继承家业效益。即子女作为继承人，具有承担家庭成败风险的效用。（5）维系家庭地位效益。孩子对家庭具有安全保卫效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家庭规模大小、家族势力强弱，对家庭和家族在一定社区范围内的社会地位会产生重要影响。（6）对扩张型家庭做贡献的效益。有无子女、子女素质如何，对家庭产业的兴衰产生直接影响。
20世纪60年代，贝克尔（Gary・S・Becker）进一步提出了孩子净成本的概念，即把父母投入抚养、培育孩子的货币现值和时间影子价格现值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现值的余额，也就是孩子的成本减去效益的余额。他认为，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条件下，父母既要购买各种商品以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又要用一定的收入抚育孩子，父母总是力求把收入合理地配置于购买各种商品和抚育孩子，以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即达到消费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在用于孩子的支出上，也要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进行合理配置，以求达到孩子效用最大化。
所以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准则的。家庭生育行为也是在比较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抉择，其依据就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而且孩子数量和质量可以相互替代。正因如此，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每户人均收入的提高，家庭期望的孩子人数减少，因而，经济发展会导致较低的意愿生育率。
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生二胎乃至三胎、四胎不会成为我国普通家庭的困扰，因为多一个孩子对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有限，而走过30多年的独生子女时代，人们习惯以精养取代放养，衣食住行及教育上的花费让第二个孩子渐渐成为不可承受之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更是放大了这个问题。当前，生活成本、住房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的急剧增加，使得孩子的家庭抚养成本急剧增加，甚至远远超过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2013年7月，一张走红网络的《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显示，对一个年收入12万元的家庭而言，北京生育成本为276万元，排名第一，以下依次为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武汉、青岛、西安、长春，如位列第五的杭州，生育成本为183.5万元，这需要夫妻双方不吃不喝工作15.27年。虽然排行榜计算方式问题颇多，养育孩子的成本没那么恐怖，但据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于2004年的估算，上海徐汇区家庭的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结婚以前，其直接经济成本就高达49万元，所以节节高升的生养孩子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工作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对妇女生育二胎的计划确实具有显著影响。有关调研的结果也证明，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最主要考虑的因素。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有66.26%的人认为仅有一小部分人养得起，4.29%的人认为养得起的不会超过一半，仅有29.45%的人认为节俭点应该都养得起。
三、全面二胎实施中相关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出台相关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全面二胎政策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益处，但如果政府没有对生育成本进行有力支持，大多数夫妻对于生二胎的选择会越来越慎重。因此，如何鼓励符合条件的家庭再生一个，提高我国总和生育率？除了给出宏观政策指引外，政府部门还要正视社会焦虑，从“不愿生”、“不想生”家庭的纠结点入手，制定有针对性的前瞻性配套鼓励政策，建立健全生育成本社会补偿机制，着力从生育、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降低家庭生活成本，从休假到工资补贴等方面对生育妇女提供更为健全的保障，促使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义务教育扩大至幼儿教育阶段，解决孩子入园难、入学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对相关低收入家庭出台援助措施，国家与社会在孩子生养方面应承担更多责任，给予更多财政支持，分担部分生育成本，如发放一定的再生育奖励或补助、以部分育儿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等，促使家庭养育成本部分外部化、社会化，努力消减孩子生养给家庭带来的经济、精神压力，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生养二胎的良好环境。
（二）引导家庭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和生育成本投入观
随着经济收入水平提高，优生优育观逐渐深入人心，当前不少家庭在孩子教育上投入过多，生育成本中教育成本占了大头，导致盲目攀比的非理性消费，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引导家庭和年轻父母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和生育成本投入观，调整心态，明了精品式养育不一定培养出精品、做父母的应给孩子更多情感上的爱和陪伴、养孩子不必太多追求优越物质生活而更应注重他们心智培养的道理，富就富养穷就穷养，合理支出，使对孩子的生育投入保持在一个适度水平，甚至可以适当地“匮乏”。
（三）及时调整、完善计生部门的工作重点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后，计生部门要及时调整完善工作目标，从控制型转向服务型，使那些愿生二胎的家庭享受到更人性化的优质服务。
二级理财规划师，嘉兴学院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会计学系系主任，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
参考文献
[1]陆杨，李海燕.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研究综述[J].商业文化月刊，2007（7）.
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9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二胎政策；人口老龄化；新发展理念
Doi：10.19354/ki.42-1616/f.2016.17.146
一、我国二胎政策改进的背景环境
（一）人口红利消失。我国自1980年起享受了为期30年的人口红利，主要得益于“婴儿潮”的叠加效应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1]。但在2010年、2011年出现拐点，支撑人口红利的两大要素：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率逐渐消失，主要受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影响。不仅使未来可转化为劳动力人数的数量降低，而且劳动力的补充不足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令劳动人口占比降低、抚养率上升，包括年轻劳动力规模迅速缩小，储蓄率降低等等。如果人口政策没有调整，未来劳动人口占比预计将持续走低，而抚养率也将持续升高，用工荒、用工难现象将继续蔓延。
（二）老龄化加速。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位。2013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36072万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3199万人，占总人口的9.7%，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已然不在，随着国家医疗、卫生、健康教育的不断改进，我国老龄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依照现有人口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加速，主要受老龄人口增速升高以及新生人口数量的低位影响。
（三）人口困境对经济产生的影响。（1）劳动人口短缺带来人工成本上升。老龄人口加速增长、新生劳动力供应持续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导致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供给趋紧。自2010年起，我国已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态，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劳动力供应不足将推动人工成本的上升，限制企业规模的增长、侵蚀企业利润，从而进一步限制经济增长。（2）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消费服务业及工业升级转型需要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消费服务业崛起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靠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消费服务业的拉动。从国家政策看，随着国家双创的要求以及消费支出的不断增长，服务行业的蓬勃发展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人口老龄化看，由于我国的学习培训制度尚未完全，新技能的掌握人数有限，具备新型劳动技能的劳动力供给将减少。从消费需求看，消费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加大，人口增速的放缓将限制消费服务业发展所需潜在劳动力供给。
二、二胎政策放开所带来的影响
（一）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1）提高二孩生育率，叠加第二次“婴儿回声潮”效应，增加劳动力，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基于全面放开二胎将有效提高二孩生育率的判断，适龄生育妇女的数量大以及二孩生育率的提高，新生人口在未来几年有望大幅提升。新生人口的增多将有效补充未来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得到有效延缓。（2）增加年轻、高素质新生劳动力，符合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大量的新生人口将增加未来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消费者数量，利于未来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大量新生儿在未来将提供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将更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发展，符合企业转型的要求，同时带动了大量新生代消费行业的发展。（3）伴随新生人口成长，大消费行业需求有望持续高涨。在新生儿成长的不同阶段，各消费行业将受到需求支撑。从消费角度看，新生儿的大幅增长将扩大居民消费，依据年龄增长，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家庭设备用品、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等支出将陆续增加，相关行业需求将相继提振。因此二胎政策若全面放开，婴幼儿市场规模将进一步高速增长。（4）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近年来由于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就业形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长远看，二胎政策在将来会增加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缓解由于大量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用工荒现象；另一方面新一代人所接受的知识与技术都是适产业升级所需要，将会对产业升级产生积极作用，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二）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我国公共资源的影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竞争，虽然推迟了我国总人口到达峰值的时间，但到2030年我国总人口将会达到14.53亿，总人口的增加无疑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我国基础设施的影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会在一定时期内导致我国新生婴幼儿不断增加，从而对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基础设施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大量高危人群的集中生育，对医院的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加大了财务支出、公共福利体系等部分相关产业的支出。
三、二胎政策下的“新发展理念”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2]，人口众多，资源稀少，人均占有量少，在实施二胎政策下，稳定合理的人口生育水平，使国家走人口-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之路。
（一）应对用工荒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人口红利期过后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不断减弱，消费人口比例提升，生产性人口比例降低，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削弱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二胎政策一定程度上能在合理范围提高我国劳动力数量，解决劳动力的比例与协调问题，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削弱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古代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当代社会的遗留观念使出生人口比例性别失调，使我国人口比例相对失衡。二胎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拓宽人们的生育选择权，遏止生育性别选择和性别歧视，降低性别比例，使人口性别结构比例回归日常。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减轻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负
担。折中的二胎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85，人口老龄化虽仍不可避免，但可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负担，减轻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需赡养的人口增多、劳动力减少、中青年负担加重等危机，有利于开创家庭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与社会环境的和谐。
（四）提供劳动供给，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二胎政策的放开会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新出生的一代人大量接受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高科技的项目成果为之所用，加之当代人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新生代的劳动力素质教育不断提高，自我创新能力也随之增强，伴随着国家的“双创目标”，不断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缓解就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1]。
（五）各消费行业需求伴随着新生人口生长有更多的发展
潜力。随着新生儿数量的不断增加，各消费行业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相关行业需求不断增加，婴幼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二胎全面放开有望带来新生儿的大幅增长，新生儿在出生、成长中涉及的行业将迎来需求的提振，提升相关公司业绩，同时带动不同行业的消费需求，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篇10
一、引言――政策的出台及问题的提出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备受社会关注的“单独二胎”终于正式走上政策层面。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中国“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导向和趋势，是中国生育政策的转折点。
作为一项影响13亿人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政府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一直持有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历经十年酝酿，无数次专家调研、讨论和测算，“单独二胎”政策才得以出台。那么，“单独二胎”政策何以出台？其中，“单独二胎”政策议程是如何构建的？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力量有哪些？笔者拟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切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二、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多源流理论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1995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在议事日程上出现，而另一些则被忽略了。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所谓问题源流，指的是问题如何被确认与界定，焦点事件、系统性的指标、对现有项目运行的反馈等都有可能引起政府对某一个问题的关注。政策源流是专家提出政策方案和政策主张的过程。政治源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的变化、民意的反常、选举结果、政府或国会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压力运动等。这三条源流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的发生、发展和运作都不依赖于其他的源流。但在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三大源流就耦合到了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所谓的“政策之窗”。“政策之窗”只会短暂开启，稍纵即逝，需要“政策企业家”在政策之窗打开之时成功地将彼此独立流淌的三大源流结合起来，那么该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会增加。这就是金登教授所描述的“多源流模型”，是当代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广泛的理论工具。[1]
在中国，政策过程逐渐成为一种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层理论。[2]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呢？多源流模型的运用前提是具备一定开放性和多样性的政治系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新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活跃了公众政策参与，使得当下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不再纯粹是“精英主导”模式，政策过程已呈现出相当的开放性，这使得以多源流模型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基础。近年来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多源流模型总体上在中国具备适用性，其关键的区别无非在于识别和控制上述理论模型与中国政治体制规则不一致的因素，以提高理论模型对特定政策经验的解释能力。[3]多源流模型具备方法论的动态性和系统性之特点，其优势在于更全面和历史地看待议程设置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3]（130）因此，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举措，试图按照多源流理论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分别进行归类梳理，对政策之窗的开启及三源流的耦合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单独二胎”出台的政策过程，并检验多源流理论在分析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三、“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多源流模型分析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政策诉求很多，但是最终进入决策过程的是“单独二胎”，这既取决于客观事实的性质或严重程度，也取决于公共权力主体确认问题的标准和程序。“单独二胎”能够进入决策过程，依据多源流理论的解释，它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耦合及政策之窗开启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问题源流
问题源流是人们在政策活动中对客观存在的、已经被觉察到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辨认与理解的过程。社会公共问题不会天然地成为政策议题，重要指标、重大突发事件或现有政策的反馈等有助于将一些状况选择性地被界定为问题。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这一案例中，问题源流主要源于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全方面的负面效应以及人口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由存在问题、重要指标以及焦点事件构成。
1.存在问题及数据指标
第一，老龄化问题凸显。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同时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到2000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8838万人，占总人口的7.0%，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8.87%，同时老年人抚养系数也已经提高到11.9%，[4]据联合国2010年估计和预测的数据，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2030年将提高到18.7%，2040年是26.8%，2050年则高达30.8%。[5]中国老龄化问题凸显及较快的发展速度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强烈影响，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及养老保障体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严峻的挑战。
第二，劳动力资源萎缩。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将加速推进。预测表明，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9.1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2030年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6]如此之快的下降将造成劳力严重短缺，影响经济的发展。
第三，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显示，1981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6年上升为110.9，1989年达到111.3%，1995、2000、2002年更分别高达115.6、116.9、119.9。[7]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总人口性别比为118.06。[8]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是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生育上强烈男性偏好双重挤压的结果。
第四，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存在潜在风险。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布，母亲在40至65岁之间孩子夭亡的概率是1/100左右，这样二胎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相对于二胎家庭，“一胎化”把这个比例提高了一百倍，达到1/100左右。[9]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流，客观上加大了其潜在风险。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已逾百万，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安。
2.焦点事件
问题通常并不是因这些指标而自明的，它们需要一些推动力来引起政府内部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这些推动力就是由焦点事件所提供的。焦点事件可以强化对某一问题的某种预先存在的知觉，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已经“被人们忘到脑勺后边去了”的问题上。同时，焦点事件可以与其他的类似事件配合起来影响政策问题的界定。某类焦点事件数次紧挨着一起发生则可能会使人们意识到某一普遍问题的存在。[10]严格控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饱受诟病，近年来，相关焦点事件一直层出不穷，如2010年“法学教授杨支柱二胎抗争之路”、2012年“陕西镇坪强制流产事件”、“《一个计生委主任的失独之痛》的报道”以及2013年“张艺谋超生门事件”都暴露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基层政策执行者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以及选择性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权问题。
（二）“单独二胎”出台过程中的政策源流：政策建议如何漂进与漂出
当问题被识别并得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关注时，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会产生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就形成了政策源流。从人员的构成情况看，单独二胎的政策共同体的构成人员主要是学者，相关的政策建议最早也是由学者发起的。从时间上看，关于“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早在2004年就被提出，却到2014年才进入政策议程，十年的时间里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系统中历经了漂进与漂出的过程。
1.“单独二胎”的政策方案的提出
2004年4月，18位人口专家历时两年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上书国家计生委。建议先放开“单独二胎”，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全面二胎”。这是首次提出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关于政策方案形成的建议如田雪原的“三种‘着陆’方案”、[11]陈友华的分“四步走”、[12]曾毅的“二胎软着陆”、[13]桂世勋的“双轨制”、[14]翟振武的“三步走”等。[15]虽然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共同体在人员构成与分布上表现出差异性，但政策共同体中的成员都会围绕政策问题提出主张，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得到重视。
2.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
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始于2009年，人口专家和学者（王丰、顾宝昌、翟振武等）、法学专家（湛中乐等）、经济学家（梁建章、茅于轼、许小年等）、政协委员（叶廷芳、李崴、王名、刘大钧等）、人大代表（贺优琳、陈佳贵等）不断通过上书国家计生委、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在“两会”提交议案等方式来呼吁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政策企业家的持续努力下，2009年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并在2010年初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获得了突破，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这一方案曾得到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在2010年底经过修改微调后曾提交国务院。但之后一直没有进展，“单独二胎”漂出了决策者的视野。2011年“单独二胎”政策的酝酿接近成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然而政府内外都出现了反对放宽人口政策的声音，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等人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机构中的反对者担心生育政策放宽会导致人口突然增加，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独二胎”政策还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反对声音一度占上风，加上之后计生系统重要人事的连续变更，以及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胎”政策被搁置下来，[16]“单独二胎”又一次漂出。2012年众多学者再次施压，但由于某些政府部门和学界一部分人的反对，生育政策的完善再次停滞不前。2013年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再次提议分省放开二胎，并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迎来了“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
3.政策方案的选择标准
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呈现出“思想在政策源流中四处漂浮的画面”，[10]（164）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漂浮，政策思想幸存的标准――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以及在决策者中被接受的合理机会等标准极为相似，“如果一项政策建议一开始不能满足这其中一个或更多个检验标准的话，那么它可能需要重新拟定或者与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然后再漂浮。一项幸存下来的政策建议通常都可以满足这些标准”。[10]（165）在“单独二胎”的政策过程中，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判断的共识是政策出台的衡量标准。技术可行性建立在对政策方案慎重的调研和科学的测算上，包括对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生育率、人口总量和结构、人口变动趋势、以及政策试点结果的判断和测算。但是仅在技术上具备可行性是不够的，隐藏在技术可行性背后对政策出台起着关键因素的是价值的可接受性。价值判断的共识表现在生育政策的适当与适度，不能长期从宏观人口控制出发就决定微观生育政策的选择，要考虑到对家庭发展的长久影响；其次是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保护，允许人们在生育上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再次是社会公平，生育政策不能在生育权利上制造不公平。
（三）政治源流：政治环境有何变化
政治源流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10]（184）“单独二胎”政策议程的政治源流主要由国民情绪和管理权限划分构成。
1.国民情绪
金登教授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大批的民众正沿着某些共同的路线思考，这种国民情绪以明显的方式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国民情绪的这些变化对政策议程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10]（186）国民情绪可以被视作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通常是以公众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强大的公众舆论会对政府公共决策外部形成强大的压力群体，迫使政府不断地关注舆论和民情，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径。事实上，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松动一直是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适度放开二胎政策是很多民众的呼声。
2011年3月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数据显示，“二胎放开”排在两会话题热榜第二位，纪宝成“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刻不容缓”成为两会代表话题热榜的第一名。2013年1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侠在工作会议上“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的言论”引发的公众关注度也逼近“爆表”，统计显示，21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2.5万条网友评论。2013年8月媒体“单独二胎”政策有望近期重启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而10月底，“卫计委否认全面放开单独二胎”的消息再次推动相关舆情热度快速升温。“单独二胎”相关话题一直是媒体和公众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
2.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我国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党的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影响是关键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无论是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都力图通过建立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种执政理念必然要求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更重视社会公平、重视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遵循法治原则。过去数年间，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反思调整这项政策，而中央政府俯听民情，在政策表述上已经有了明显改变，预示未来政策的调整方向。“单独二胎”的出台，并不是政府向群众“想多生孩子”的意愿妥协，而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的政策措施，反映了我国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和与时俱进。
3.管理权限的变更：政策调整的主导职能的归属调整
2013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新华社授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有“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表述。在国务院办公厅的国家卫计委“三定”方案中，明确“负责完善生育政策”属于卫计委的重要职能之一。中国人口学者何亚福表示：“在部门重组之后，计划生育部门的权力会被削弱。它将不再有制定政策的能力，在中国人口战略上的发言权也会降低”。[17]传递出的信息透露出政府进行计划生育调整的信号和契机。
（四）三源流耦合的实现
从以上分析来看，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三流并不会自动实现汇合，汇合的实现还需要适当的时机和政策行动者的推动。
1.政策窗口的开启：十八届三中全会
金登认为在关键的时间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在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的关键时间点就是政策之窗。政策之窗之所以开启是因为紧迫的问题或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于是就有了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的区别。[18]通常来说，问题之窗不可预测，例如地震等突发事件等；政治之窗大部分可以预测，例如年度预算安排、常规例会等。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政治之窗的开启实现了“单独二胎”政策议程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合。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35年的改革历程中，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是构建改革框架，做出全面部署的会议，为“单独二胎”的出台提供了契合点。
2.政策企业家与三流耦合
在多源流模型中，三源流的耦合对于政策议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三种因素中缺少一种，即如果得不到一个解决办法，不能够发现问题或问题不太紧迫，或者缺少来自政治源流的支持，那么该主题在决策议程中的位置就会转瞬即逝。尽管政策之窗可以短暂地敞开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很快实现这种结合的话，那么政策之窗就会关闭。”[10]（230）金登教授认为，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独立流淌，它们的结合还少不了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时的登场与软化作用。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通过相关焦点事件唤起公众与媒体舆论的响应，引导媒体和舆论以创造出一种支持和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政治环境，提升“单独二胎”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同时，软化强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潜在的反对强度，促使决策高层对问题的感知，然后使得核心决策者在问题感知与政策行动之间构建其联系。翟振武教授接受《?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候已到”。[19]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参加中国网的面对面访谈节目。在张艺谋“超生门”事件中，人口学者，如黄文政和梁建章撰文《张艺谋应拒交社会抚养费》，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罚款，引发人们对社会抚养费是否合理的思考，并抨击计划生育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拖延放开生育的时间，需要道歉的是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计划生育机构。
四、结语和讨论
综合上述分析，“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基本符合多源流模型的轨迹，是三源流在政策之窗前耦合的结果，其中社会背景因素（三大源流变化）、行动者因素（政策企业家的软化行动）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在该案例中均得到验证，与多源流模型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同时，多源流模型也为以往“单独二胎”未进入决策议程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当时的政治源流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十八大及三中全会以前没有因素引发政治源流的变化和政策窗口的打开，即使政策企业家采取过相关的软化行动，依然没有实现源流的汇合并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十八大以后，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相比之前发展得更为成熟，政策企业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提供的政策方案的测算和可行性验证更为精准和成熟，促使核心决策者的转变，实现了政策企业家与核心决策者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取向上的有效链接。核心决策者的权威又加快了原来计划平行流动的三大源流的汇合，决策议程得以设立。可见，本案例的发展与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多差异，但多源流模型在中国同样具备适用性，因为一种政体或一个国家中不可能只有一种议程设置模式，每一种政体下的议程设置方式都是多样化的。[20]中国不断进步的民主化进程使得议程设置过程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吻合了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前提。但是，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对政策议程设置依然有较大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多源流理论无法回避中国情境与本土化问题。
（一）源流的独立性问题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过程中，三条源流是彼此分离的，每条源流都遵循自身的规律，其发展变化也与其他源流相独立，在出现耦合前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叉和结合。本文认为，在“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中，三源流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源流的改变都将会导致或促使其他源流发生改变，耦合过程的偶然性大大降低，整个过程的目的性和战略性更强。一方面可以从源流的缘起发现，政治源流的发展变化（包括国民情绪变化和管理权限调整）均与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问题源流发展息息相关，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恶劣性让政策企业家感到忧心并进行政策调整方案，促使政府部门尤其是核心决策者感受到政治紧迫性，也促成了管理权限的调整。源流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也削弱了不同源流的独立性。同时，这也凸显三大源流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多源流理论在我国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保持足够的独立性，这也是多源流理论在中国的情境化表现。
（二）源流的重要性问题
与西方政党选举制度不同，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稳定性较高，竞选利益不是首要考虑，不需要过度逢迎选民的意愿，而可以从长远发展的高度做出政治选择。这就使得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中的国民情绪的影响有限，它们取决于执政党对问题源流的判断，执政党往往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和长期执政的优势，用足够的时间和投入去引导和改变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问题源流的重要性及国民情绪在政治源流中的影响。其次，执政党处于长期执政地位，对政策连贯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不能出现西方选举政治下新党派执政后完全转变政策风向的现象，新政策需要与原有政策有一定的相容性，政策路径依赖和渐进式调整的特点十分明显。这就使得政策源流之于政治源流处于天生弱势地位。无论政策源流中的方案多么完美，它都是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对政府决策具有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在影响政策议程的所有变量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三）政策企业家身份的双重性问题
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部分政策企业家具有双重性身份特点，部分政策企业家既是学者又是“两会代表”，拥有提交议案的权利，他们能够同时活跃于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之中，其在不同源流中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协调和整合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的政策企业家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政治制度的安排有助于政策企业家从政府中打开政策议程的“政治之窗”，为政策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机会。尽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因素在本案例中没有产生关键性影响，但并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可能性影响，因为政策企业家最早就是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软化活动的。这是多源流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本土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