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1
【关键词】人类学；儿童成长特点与机制；儿童教育；跨文化理解
早期的人类学家把人类学定义为研究人的躯体的科学，后来推广到研究人类文化并逐渐以研究文化为主。科学的人类学的创立是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为标志的。在20世纪前，西方人类学者广泛收集非西方文化的资料，试图理解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同时为解答这些问题，他们采用了田野研究、文化比较、跨文化理解等研究方法。总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前人类学只关注在一个封闭的文化单元之内理解“他者”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化人类学理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60年代的主题是符号、自然、结构；70年代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80年代的主题是实践，即研究人的主动性和社会实践；90年代以来的主题是后现代、世界体系和文化离散。”〔1〕可以说，“二战”后世界人类学理论的分化主要是围绕文化和人性问题展开的。
人类学依赖于许多研究人的学科但又从总体方面研究人类的发展史，揭示人（类）的发展机制，只有人类学才从如此宽广的含义上理解人，从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等多角度全面地研究人。总之，可以这样理解，人类学的产生和兴起是人类主体意识更为成熟的表现，说明人类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努力揭示自身的奥秘。人类学研究对于教育的意义在于：人类学关于人（类）的发展规律及影响人发展的因素的认识可以成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人类学实地考察、情景理解、文化比较、跨文化理解等方法体系及其理论对教育以及教育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外，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一直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教育领域也可以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解决具体问题，如种族、民族、性别、阶层对学校教育内容及组织形式的影响。
一、人类学揭示了文化起源与教育发生的可能性
揭示文化的起源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的生成问题。生物人类学、哲学人类学都揭示出个体生物基础上的先天不足与缺陷――与其说是不足与缺陷，不如说是这种表现为缺陷而实则为优越性的基因编码的开放性使文化起源与教育发生成为可能。人与一般生物相比在基因编码系统的开放程度上有很大差异。人的特异性编码与开放性编码相比非常脆弱，以至于除了保障躯体发育的指令以及决定少量的本能行为的特异性信息之外，人的基因系统中绝大部分都是开放的。自然的造化决定了人的未完成性，使得人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依赖天生的本能，而必须通过后天的完善才能获得生存。因此，一方面人的成长需要帮助――教育由此而产生，同时人摆脱了本能的控制而获得了创生的自由――人（类）的文化得以生成并成为超越人的自然生命的“第二自然”。
二、人类学发现了人的童年期及其成长特点与机制
人类基因编码的开放性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表现就是人类个体具有漫长的不成熟期，我们称为童年期。人类学既考察了人类的童年，也考察了个体的童年，综合了人类演化过程和个体成长的历程，揭示了儿童期的特点及其在个体生命周期中的位置，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期的独特存在方式及其独立的存在价值。人类学有关人的童年期及其成长特点与机制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个体发展过程是对种族进化史的复演。基于进化论的复演论对于我们认识儿童具有的发展潜能意义重大。儿童发展潜能对于个体来说是先验的，是历代祖先经验的活的沉积，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同时，这种潜能只是确定了人能够发展并充分具备人的生物属性的可能，人的生物属性只有通过人类及其存在形式――社会文化才能产生和发展，没有独立于文化的人性。借助于文化，人在更大的程度上，通过更多的途径、更复杂的过程和更高级的形式来发展、体现自己的生物属性。但是，文化的获得必须遵循个体生物机制的演进路线和特定阶段的发展范围及相应的发展任务。
2.儿童的成长：潜能展开于外部环境并进行自主建构。儿童期是潜能的展开与经验内化相结合的“造人”期，这一“造人”过程的机制从社会角度表现为濡化，从个体方面表现为以儿童活动为中介的文化内化。儿童最初的活动是围绕生命存在的需要展开的。刚出生的婴儿需要成人抚育，在此过程中，文化与满足婴儿的生理需求及进而产生的情感需求同时发生了，成人通过一定的文化模式化的方式满足婴儿食物、情感、睡眠、排泄等需求，开始依照社会的期望塑造儿童的行为模式。这种文化参与儿童成长的无意识渗透过程就是濡化。濡化贯穿人的一生。在儿童期，濡化对儿童的文化生成和适应十分重要，而且濡化是通过生活过程自然而然实现的，往往会深入到人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结构中去，影响儿童与环境作用的方式。从儿童个体的发展来看，到幼儿期，基于儿童身体活动、心理活动、精神需求的自主活动已经成为儿童的主导活动，儿童通过这些源于生活、基于生活需要展开的活动与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整体性的、全方位的建构，将外在于自己的文化内化为自己的行动依据和行动方式。蒙台梭利对于儿童在生活过程中的学习如此评说：“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讨论着一种与纯粹记忆过程不同的现象，即儿童心理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方面：儿童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引导他去吸收周围的一切，而且正是这种观察和吸收使他能够使自己适应生活。他做这项工作是凭着一种存在于儿童身上的无意识力量。”〔2〕她既揭示了儿童学习的潜能，又揭示了儿童学习的机制。在这一时期，无意识吸收、有意识创造、自主表达、整体获得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词。
3.“群体依赖”是儿童发展的基本条件。在人类的童年期，受人类自身认识能力及其制约下的实践能力的限制，人类的生活方式处于依赖环境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个体的力量难以维持生命的存在，必须依靠群体力量才能维持生存。而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成熟的个体能凭借和运用文化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能力。在人类个体的童年期，儿童的不成熟状态同样决定了幼儿必须在“群体依赖”的关系状态下才能走向个体独立：儿童从一出生就与他人产生了关系依赖，从母婴依恋到亲子关系，再到同伴关系，儿童的关系网络以自身为圆心，随年龄的增长，活动能力的增强，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不断丰富。亲子互动、同伴互动的关系依赖使幼儿维持了生存，获得了社会情绪和情感，掌握了社会的习俗、规范和必要的知识技能，形成了识别环境并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实现了文化的个体生成并以个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断地解除了存在状态上的不足和匮乏。因此亲子关系、伙伴关系等“群体依赖”关系是儿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群体依赖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文化性质的群体依赖：成人依赖和伙伴依赖。成人依赖为儿童提供发展的保障和引导，而在伙伴依赖中儿童的潜能展开有着群体共相：共同的冲动、共同的人际环境引发共同的冲动表达、共同的活动能力、共同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这两种依赖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4.儿童发展规律的普同性与发展的现实存在差异。“所有的儿童在出生时是相近似的，他们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按照同一规律发展……他们都存在着促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人和具有那个时代文明水平的人的创造要素，而且在他所具有的这种吸收能力中他遵循着整个人类普遍的生长规律。”〔3〕但跨文化比较也显示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不同种族、民族、地域、阶层的同龄儿童发展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由于遗传造成的，而是不同文化发展水平的结果。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大自然赋予儿童一个顺序模式，儿童按照这个时间表展开不同阶段的发展，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依次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自然规定的成长序列中，发展好每一个当前阶段才能顺利展开下一阶段的发展，这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肯定儿童的发展是遵循着一个内部的计划的。任何行为，包括非习得的和习得的，都需有它自身的生物学基础，其中主要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熟，也包括外周神经、肌肉、骨骼等系统器官的成熟。没有这个成熟，心理和行为便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尽管随着心理机能由初级向高级发展，基础的作用似乎削弱了，但却是不容否定的”。〔4〕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获得符合规律的充分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立的发展价值。二是文化发展水平造成儿童成长的差异。尽管儿童具有同样的成熟水平，但由于外部文化环境对儿童提供的发展支持和指导不同，致使部分儿童的成长潜能无法在适宜的环境中得以展开，由此在文化获得方面与同龄儿童存在差距。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当贫民窟的孩子长到六七岁时，他们已经吸收了他们的次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此后，他们生活中即使出现了可以用以改善他们生活的环境机会，但他们却没有心理准备去充分利用它们了。”〔5〕人的文化依赖、自我生成、自我实现的程度和范围，在总体上是由所处的社会文化决定的。因此，每一个群体都要善于利用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来促进本群体成员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儿童教育的民族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上更应引起重视。
三、人类学呈现了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
认识
人类生存实践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交流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与满足人的需要相关并履行着相应的功能；每一个群体的文化都是在特定境遇中历史地凝结的生存方式，是生活在其中的成员的意义世界；对不同文化形态不应持等级比较的观点，更不应该以“强势文化”去挤压、替代“弱势文化”；人类文化史就是不断共享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每一群体都应该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持开放和吸收的态度，同时也要抛弃本群体文化中制约人发展的文化因素；文化是外在于人的符号体系，是人寄寓的意义之网，是社会行为得以发生的程序；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符号体系能动化。这些观点对于我国儿童教育中的文化选择（特别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多元文化的吸收）及课程实施（生活化、游戏化）具有重大意义。
四、人类学的方法论启示
1.人类学几乎是综合了所能综合的一切关于人及其文化的学科知识来认识人及其发展的。儿童教育也应该从多学科视野形成更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当前，我国儿童教育研究急需从多学科视野形成关于儿童的正确观念，这是解决儿童教育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儿童教育特别需要对个体基于自然迈向文化的辩证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如从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等视角揭示人类精神器官自然演化的过程及机制。
2.人类学研究采用田野研究的情景理解与跨文化理解的传统方法对当前我国儿童教育实践富有启发意义。
其一，人类学研究采用参与或非参与观察的方法进行实地研究，放弃自己固有的文化观，描述研究对象的各种活动在特定情景中的意义，既可从文化主位解释特定文化，还可从文化客位分析特定活动对主体的意义。这一研究方法启发教师要关注儿童的生活情景及其过程，观察并记录儿童的活动，通过谈话沟通，了解儿童的需要，倾听儿童的想法，从社会文化适应的角度对儿童的需要进行判断和选择，从而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支持。西方人类学中的跨文化理解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对“异文化”的客位理解，以“异文化”反观“己文化”，对“异文化”的主位理解，从主客关系走向交互主体，并进入深层的意义结构，实现视阈的融合。这一过程为目前我国儿童教育中成人对儿童文化的跨文化理解提供了路径：对儿童文化进行客观的审视，比较儿童文化与化的不同，渗入儿童文化达到共融。
其二，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有利于去成人中心。跨文化理解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发现儿童”是目前幼儿教育中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发现儿童”的过程就是一个行走在化和儿童文化之间进行跨文化理解的过程。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体会揭示了文化比较的效用：“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它早已和我们融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可是一旦我们了解到其他民族有与我们不同的感情、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习惯时，我们就会立即想到我们是怎样共同地享有特定的观念与习俗的……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6〕正是通过人类学家的跨文化比较，人们认识到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虚妄和危险。如果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既阻碍了对“异文化”的理解，也阻碍了对“己文化”的理解。这提醒我们在儿童教育实践中要克服成人中心主义的危险：化主宰替代儿童文化是目前儿童教育问题之首。当前儿童教育以化为中心，阻碍了成人理解儿童文化，也阻碍了成人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教师从观念上走出化置身于儿童文化情景时，会发现儿童文化的独特意义，会时时面对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发展阶段差异所导致的内在需要及表现形式的差异，同一事物对于儿童与成人产生的意义的差异。认识儿童是教育儿童的前提。跨文化比较中的去自我中心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化变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普同与相对（中华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等目前迫切需要关注的课程问题。
其三，跨文化比较有利于人们在比较中认识差异，相互借鉴，扬长避短。“比较，就是一种扬弃，就是一种挣脱，就是一次又一次新的寻找。”〔7〕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文化转型时期、多民族、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差异大的国家的儿童教育富有建设性意义。认识差异可以为尊重文化差异的课程决策提供依据，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幼儿园课程中的民族文化传承以及语言（母语与汉语）的运用；少数民族儿童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等等。相互借鉴可以促进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如少数民族对于主流文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及生活方式的学习，以及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体育、道德教育、艺术创造等方面文化的汲取。同时，实现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也需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一方面进行本土化的变革，另一方面借鉴他人的经验。
3.人类学的还原原则启发我们将教育中的文化要素与结构还原于儿童实际生活之中，使其通过儿童实际生活过程真正实现文化的个体生成。还原原则由于在不同语境中被使用而易被误解，我认为结合格尔兹和布迪厄的观点来理解更为恰当。格尔兹认为文化是意义之网，是外在于人的符号体系、信息源，是社会行为发生的程序，人类的生活必须依靠文化才能模式化，文化模式为组织社会和心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模板。布迪厄认为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符号体系能动化。结合这两个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已有的文化模式是通过当下的人类的生活而发挥作用并且被理解、被延续、被发展的。同时个体要进入已有文化模式，也要通过现实的生活过程完成文化的个体生成。对于处于未成熟阶段的儿童特别是学前阶段的儿童，文化在个体身上的生成也应是在个体的生活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对于儿童来说，只有实际的生活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生成过程。同时，考察儿童教育――儿童学习什么、怎样学，就可以发现儿童的活动方式，因为在其文化获得过程中已经塑造了儿童的活动方式。
总之，人类学从生物和文化因素全面揭示人的本质，把握和认识儿童发展的规律和机制进而把握教育与人的发展这一主题，从而形成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教育观念。同时，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教育，我们发现儿童教育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活动，具有深远的人类学意义：即合目的、合规律地帮助儿童进入文化，实现文化与儿童的双向创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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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振宇.儿童心理发展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6
〔5〕〔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茱，高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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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戴剑平：永恒的悖论:无网之网.中国文化研究，1995（冬之卷）.31
SignificanceofStudyingChildreneducationfrom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
miaoXuehong
(CollegeofeducationalScience,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97)
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2
伴随着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的出现，人类社会早已开始了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过渡。目前，电影、电视已经普及，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已在全球逐步渗透，孕育着巨大潜力和动力的信息时代已经降临。信息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类与计算机之间要进行各种信息的传递和交换。因此，电影电视文化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林杏光先生1937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市。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校务委员。他眼光敏锐，早在十多年前就前瞻性地对现代汉语研究和中文信息处理的结合研究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经过深思与总结，遂成专著《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语文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该书按照从虚到实，从整体到局部，从小到大的逻辑思路安排内容，条分缕析，以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为重点，主要讲述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时间和体会，同时也讲述了跟词汇、语义研究有关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特别是计算语言学最基本的知识以及跟计算语言学密切相关的语法领域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呼吁为抢占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而进行语言研究，处处显示了语言学家的高度责任感。
下面，我们根据对其理论体系脉络框架的个人理解，以《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第一、九章为着眼点，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二、内容要览
《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是一个逻辑思路清晰的体系，内容也十分丰富，但为篇幅所制约，我们只能择其要而概括如下：
1．电影文化和其他文化语言倡导人、机两用，为计算机研究语言
林杏光先生清楚地看到了时代的特点，认为在信息时代，语言研究应该注意人、机两用，也就是选择研究课题时，既要考虑人际交流的需要，也要考虑人机对话的需要。
八十年代末期，林杏光先生就顺应计算机界的呼声，着手进行为计算机处理语言的需要选择课题，不断向计算机处理语言的需要靠拢，以迎接信息革命的重大挑战。后来林杏光先生在《为计算机研究语言》(《汉语学习》，2001年第3期)等论文中又多次倡导了该论点，呼吁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的专家采取有力措施，打一场独领的跨越式大仗，抢占信息时代高级阶段的知识处理制高点。可以概括地说，注意人机两用，为计算机研究语言是适应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广阔市场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语言研究工作者的新的历史使命。同时，从计算机研究课题中所存在的大量语言问题来看，我们今天的语言研究工作也应当充分注意人机交际的需要问题。
2．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
林杏光先生很重视方法的总结和提取，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要查阅《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要查阅《词汇学论文索引》；要了解词汇语义的研究现状：研究词汇和语义，不但要了解本领域的论文和专著目录以及研究现状，而且还要了解我国语言学界的状况。另外，也要注视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新潮流，等等。他坚持一条原则：“不能只讲结论，还应讲得来的过程。”坚持“谁的就是谁的”的做学问的态度。他认为“谁的就是谁的”是一种学美德，而且一直认为“学问与品格共存”。从专著的字里行间，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能看出林杏光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3．电影以及其他计算词汇学的产生与实践
计算词汇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自然语言理解的发展，需要大型词典和有科学标注的语科库来支撑，因此词汇便显得特别重要。另外，很多语法理论都强调词汇的重要，主张减少语法规则，把许多信息放到词汇上去描写。面对这种情况，再不进行计算词汇学的研究就会影响自然语言理解的发展，于是产生了计算词汇学。它的一个重要实践就是在学科的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活动。在美国、日本、西欧、德国等都进行了实践，开展大型机器词典的研制，出现了一系列计算词汇学的研究工程。在信息时代，不但需要人用词典，而且需要机器词典。林杏光先生参与、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研究小组以《动词大词典》、《现代动词大词典》为基础，研制了《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可以服务于信息技术、学术研究、语文教育等方面。
4．电影以及其他义类和三个义类系统
义类是林杏光先生多年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字面上看，义类就是语义分类。现代语义学关于语义分类的术语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将语义划分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林杏光先生所讲的义类不是这种语义类别，而是有一种特定含义的语义类别。词义在词汇中呈现出种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就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词义，有同义关系、近义关系、反义关系、相关关系等。把意义相同、相近以及相关的词语汇集在一起，即成为一种类别，这种类别就是林杏光先生所研究的义类。他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把所得研究成果编著成了三部书：《简明汉语义类词典》、《四字语分类写作词典》和《汉语多用词典》，并建立了三个义类系统：(1)是《简明汉语义类词典》的分类系统。整个系统分成18大类，1730小类。每一个大类内部的小类排列按一定的逻辑顺序，小类或小组内部条目与类名或组名较亲近的在前，较疏远的靠后。18个大类包括：人物，品德，智能，情感，感觉，仪容，处境，交往，争斗，语言，信息，物质，运动，时间，空间，数量，程度，性质。这18大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2)是《四字语分类写作词典》的分类系统。他选取10000余条四字语，从写作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四字语的分类系统。共五大类：表达、写人、写物、写时间、写数量。每一个大类再分若干小类，共1200小类。(3)是《汉语多用词典》的分类系统。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汉语词义分类系统。世界分为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自然世界再分为9类：物质、存在、运动、变化、时间、空间、数量、性质、关联。人工世界分为个体和社会。自然世界的第二层分为9类，人工世界的第四层分为29类，共38类，这是义类的纲。每一个纲又分若干目，每一个目又分若干细目，整个系统共有3500个细目。林杏光先生在书中还介绍了鉴别词义分类系统的原则、鉴别义类系统优劣的标准，词义分类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义类研究成果的用途，等等，具有很大的概括性，也很有启发意义，对电影文化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运用，产生深刻影响，是林杏光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特点评议
从电影文化语言以及社会语言的角度看，《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一书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特点：
1．严密的逻辑性。本书严格按照从虚到实，从整体到局部，从小到大的逻辑思路，采取层层推进的方式去行文。即写出了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研究态度，也讲到了具体问题：即写了词汇，也讲了词汇语义：即写了语义构成，也讲了语义聚合、组合等等。
2．完备的系统性。以格关系为例。格系统是一棵树，经历了由18个格到22个格的完备过程。第一个层次是角色和情景，第二个层次是围绕着述语动词的七要素(如主体、客体、领体等)，第三个层次是七要素的进一步的分类，共有22格(如施事、领事、系事等)。另外，最低层次是“格标类”(施事之下分“被”类、“由”类、“φ”类等)。
3．鲜明的创新性。以格关系为例。林杏光先生等人的研究促使格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三方面的进展：把格关系描写成有层级的一棵树；采取层层控制和层层推进的划分格的方法：从理论探讨落实到语言工程。还提出，句子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上分别有各自的成分的观点，即，如果说主、谓、宾、定、状、补是句子的句法成分，那么它也应有句子的语义成分和语用成分，等。另外，林杏光先生在课堂教学的方法上也有创新，他曾多次指出“不能只讲结论，还应讲得来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4．强大的融合性。该书是林杏光先生十余年心血的结晶，也是十余年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外化。他在研究格关系时，广泛搜集国内外资料，兼收并蓄，取其精华，旁征博引。他的研究工作是在前人时贤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融合了海内外诸家之大成，也运用了交叉学科的方法，把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融为一体。另外，也融合了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编纂义类词典、搭配词典、动词格关系词典、述语动词机器词典等的心得和体会。
5．平白的深奥性。此句乍看很模糊，但事实确是如此。林杏光先生用平白易懂的话语讲述深奥博大的理论。正如胡明扬先生在序中所说：“因为大部分有关的理论和知识都是作者在工作中经过消化了的，所以写得简明扼要，明白易懂。”林杏光先生用平白的语言介绍了国外有关领域的最新动态，概述了国内外有关领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本人对格语法的落实、改进等。林杏光先生也常用精辟的概括来形容人情世态和学问所得。如“我希望你做一个碗，不做一个盘子”，“语言就象一个调皮的孩子”，都在朴素中透露着深奥的道理。
6．敏锐的敏感性。林杏光先生有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当听到人工智能专家说“语言学不能只研究语法形式，还应研究语义的组合”时，竟怦然心动。于是为了适应计算机处理语言的需要，下决心研究词语搭配，终于编著成引起计算机专家注意的系列搭配词典。林杏光先生在寻求新的技术路线的时候，偶遇研究HnC(概念层次网络)的黄曾阳先生，于是便集中精力投入到HnC理论产业化的研究之中。书中各章节也随处彰显了林杏光先生敏感的观察力。
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一些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
情态的研究还要加强：槽关系的研究还要加强；格关系完备性的研究还要加强：义类系统完备性的研究还要加强：语言研究和计算机、数学、逻辑的结合研究还要加强；形式取向和功能取向，国内的研究和海外的研究，理论兴趣和应用目标等相结合的研究还要加强；等等。
四、结语
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3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独立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对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法论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法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假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法论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革命，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政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军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从“生态文化”角度讲，文化生态学作为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发端，同时也就有了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化生态学到生态人类学，标志着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从人类主位到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位的变化……。在文化生态学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以人类文化为主位的互动。到了生态人类学时期，这种互动就成了双方互据主位、互为主体、互为主导、互为宗旨的一种平衡的共生”。笔者以为，无论哪个时期，文化本是人类与非人动物之自然生存状态的超越，而人与自然则具有“社会的人”和“自然的社会”双重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不论怎样，文化因素始终决定其在生存中的主导作用。作为“自然的社会”（可以理解为纯自然和社会两者的结合），亦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渲染。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还是破坏自然，自然界一经人类参与立刻就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自然界中，人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各种条件所依托的根本，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是人与自然界发生效应的各种行为。“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一种传统的存在，是知识、认识引发人类行为的含金量，人类生活中面对自然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看做是文化的传承。例如，举世闻名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龙脊梯田，上溯元代，下迄清朝，是当地民族生存意愿和共同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堪称稻作文化的典范。谁都知道，它并非是原生态自然景观，而是人化生态的悉心再造。龙脊梯田除了核心内涵是以水稻种植为手段，提供人们粮食为目的之外，所折射的人类在经年累月劳作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文化形态，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对此，我们不想追随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文化决定环境”观点的骥尾，只想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认证：人与在人类涉足下的自然界仍然是一种非平衡的共生，即使存在着平衡共生，对于宇宙运行而言，也是暂时的平衡，它的被打破，有时作用于带有人类文化色彩的行为；有时作用于大自然对生态本源的影响。由此证明，“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命题，也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的‘无限性’和‘绝对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我们要从生态的角度研究“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重点审视其在人类生态危机中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挖其研究视角中“与人有关”的现象。只有找出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耦合运行的文化特点，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
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4
从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范式、质性研究方法的深描诠释以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研究，揭示社会工作研究的多元范式与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影响，并启发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的确立及获取、解释与回应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中迈向多元化的路径。
关键词：
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6000507
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素有“量化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和“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之争，双方都各持其理，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加“合理”“真实”及“可信”。本文无意介入社会科学界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只是希望通过社会工作研究多元范式的梳理，偏向质性研究深描诠释的分析，以此回应国内社会科学界目前崇尚单一的量化研究及对质性研究的不深入了解，并启发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多元路径，探讨定量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可能性及研究方法创新。
一、社会工作研究的多元范式及其基本差异
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中一直崇尚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此种研究范式主要是师法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追溯其历史，早在18世纪，经验主义大师霍姆（DHume）已经明确指出，要将对自然界研究的成果回归到人的本身，就要发展“人的科学”。当时霍姆认为的研究对象是人性，而方法与牛顿研究自然世界一样。事实上，“透过经验与观察的科学方法，掌握心智世界的规律，从而充分理解人的心智与行为的关系”[1]292，也即是后来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基本理念及精神。然而，人是由身体、心理、社会性、道性德（灵性）等构成的复杂主体，仅仅依靠“硬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来认识与研究人的问题是片面的。以下笔者基于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发展，来说明国外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多元范式的研究时代；同时在描述质性研究方法迈向主流化之中，分析量化研究的“霸权”地位正在动摇。由此，笔者认为，我国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层面也需要采取多元的研究范式，以此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经历跨越式的转变。
（一）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多元理论范式及其基本差异
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具有理论范式，而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理论范式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本体论回答的是“真实性”问题，涉及“现实的形式和本质是什么”等；认识论探究的是“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知者是如何认识被知者的”；方法论解决的是“研究者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现那些他们认为是可以被发现的事物的”。
以下笔者将通过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三大理论范式，即实证主义、批判社会科学（又称批判理论）、诠释社会科学（又称建构主义）的解读，为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提供新的理论范式的参考。同时，也通过对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简略比较分析，启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新思路。
关于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研究者曾提出了不同的范式分类方法，笔者认为较为流行的理论范式有三种，即实证主义、诠释社会科学（或称为建构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或称为批判理论）[1]16-17，表1说明这三大理论范式的基本差异。
（二）质性研究与三大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关系
以上介绍的社会工作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与质性研究方法之间有着并不相同的亲近关系。
第一，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选择质性研究方
法并不必然是非实证主义的路径。实证路径的研究者会选择质性研究方法，通常是因为研究所处的阶段尚不便采取计量的方法，或是研究者的条件尚无法进行计量研究，从而需要开展探索性研究。
第二，与实证主义路径的关系相比较，质性研究与诠释路径范式更具有选择的亲近性。这就是说，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质性研究最适合用来展现诠释路径所欲展现的社会世界意义的形貌。因为关于社会工作研究对象的意义陈述显然不是数字所能充分传达的，它必然要依赖叙述并通过社会脉络的呈现，才能深入展现意义的深描诠释。
第三，批判路径的经验研究也常常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研究中，批判路径与量化研究方法之间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必然性。不过，到目前为止，量化研究方法所能揭露的结构特征，常常是外部的、形态学的结构。而批判路径所关心的常常是社会的整体结构或是深层结构，也可以是文化结构层次的事物。
二、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在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里，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社会工作研究并没有完全被实证主义所淹没。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在西方社会的兴起，质性研究方法的独立性与优越性则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发展，并且有关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日益丰富。比如，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法、象征互动论与语言的社会意涵，以及实践取向的研究方法等。而在质性研究的多元理论基础中，最有代表的理论是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以下笔者主要描述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并透过一个特殊的诠释学角度即生活世界与默会知识，来分析此种方法是如何做到对被研究者意义世界的深入理解的。
（一）质性研究的对象：生活世界
从诠释学观看，质性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世界（lifeworld）”。因为质性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行动的浅描之上。同时，质性研究基本上是用理论的形式来表达的，并要对研究对象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洞察。如此，行动背后的“生活世界”（即“互为主体的”“共享的”的意义世界）这个概念就进入了我们的关注中。
事实上，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焦点指向了生活世界。比如，象征互动论者米德（mead）的情境定义与背景共识等概念；苏茨（Schutz）的手头知识库、窍门与类型化等概念；加芬克尔（Garfinkel）的权宜性、索引性及反思性等概念。上述概念最终都指涉生活世界的特性，而哈贝马斯（Habermas）则标举“生活世界”作为其沟通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可见，诠释学的社会学理论均把生活世界视为最核心的概念，而这正是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
进一步，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质性研究者认为，行动者（包括行动、创作、事件及制度等）乃是质性研究的表层现象，而行动者背后的生活世界才是质性研究的深层对象。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认为，生活世界应是一个前科学、前反思的先验总体视域，它以背景共识、情境定义的方式预先存在于人类象征互动过程中。如此，生活世界既是意义的根源，又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二）质性研究的解释方法：深描诠释
以下笔者将通过从表面到深厚、从描述到诠释的深化过程，来说明质性研究的解释方法，见图1。
第一个层次是“表面描写”或浅描。即以“社会科学的大字眼”来描写研究对象的行动。比如，研究者今天去看一幅著名的世界名画，他讲出了画里有什么，如颜色、构图及光影等就是浅描。但是，要真正阐明这幅世界名画的意义，必须进入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深厚描写”。即透过“接近实际经验的概念”来建构行动与生活的“逼真性”，以便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捕捉行动的意向与主观意义。而研究者在进入深厚描写的过程中，将会立刻发现“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也就是研究者唯有将行动者个人主观的行动意义与行动者个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关联起来，这样的描写才有可能是深厚描写。比如，研究者在欣赏一幅世界名画时，只有将画家的个人生活世界（包括生活时代、年龄、当时的想法及想表达什么等）放进去，才能探究这幅画在画家的生活世界里有什么意义。同时，对画家个人生活世界的了解，正是正确理解这幅画的意义的重要条件。
第三个层次是“深描诠释”。即关注行动者身处的大环境——社会生活世界，以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在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意涵。比如，研究者要诠释画家的社会生活世界，则需要理解这幅名画体现了什么时代精神，当时美术界里流行什么画风以及整个艺术思潮是什么等。由此，研究者才可以理解画家背后的一套价值观与理念，即画家吸取的社会共享的意义世界是什么，从而赋予一个作品或行动在社会生活世界的深层意义。
第四个层次是“反思的深描诠释”。即将诠释的行动与研究者或读者自身的关联，以建构这个行动对我们（包括研究者与读者）自身的意义。如此，从理解开始，属于研究者或读者的生活世界（前理解）一直介入到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中，并成为我们理解及建构行动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比如，研究者可能会利用后现代绘画或末世画风的观点来诠释百年前的老画，这就需要反思：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批评的？自己喜欢哪种绘画风格？自己有什么样的绘画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上述四个层次的诠释时应是同时出现的、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它们相互交错研究者才能够相互反省。不仅如此，深描诠释法也具有诸多方法论层面的意涵，包括：深描诠释与视域融合之间的关联，深描诠释与二度建构的关联（研究者不可能外于研究对象），深描诠释（意义理解）与理念型（如绘画的古典主义、印象派、虚无主义、写实主义）的关联，深描诠释与社会学想象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在开展深描诠释时，研究者就需要发挥三种想象力：一是历史的想象，即注重行动的历史脉络，发挥历史的想象力，否则会导致结论的平面化与武断；二是人类学想象，即应从我们的族群（价值观）跳出来，进入别人的族群（无论是阶级、性别、种族、文化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去理解，并接纳另类生活世界；三是批判的想象，即研究者必须思考研究对象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如此，研究目的就将变为找寻进入解放或促进社会迈向更理性未来的可能性。
（三）质性研究的素养：默会知识
如果质性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对事件或行动背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描诠释，并且生活世界对于行动者而言是心照不宣的，也就是默会的，那么质性研究方法论意义将会有一个向“默会范式”的转化，原因如下。
第一，在自然状态下，对于行动者的生活世界，行动者是沉默不说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却要求行动者将其说出来或者尽力帮他说出来。如此，对于沉默不语的生活世界，要理解它则必须要用默会的方式。相应地，一个研究过程就变为一个以默会为主的认知过程。
第二，质性研究能力的好坏，本身是无法用类似量化客观的规则来衡量的。那么，质性研究的标准又是什么？当然是默会知识，即在学者社群默会式地共同认定的标准之上。换言之，好的或不好的质性研究是依靠学者长期浸淫于学术研究中日益养成的默会能力来判断的。这就意味着默会素养并非靠明言规则的教导或短期训练就可以得到，而必须在生活中去养成。
至于如何培养研究者的默会能力，不得不谈及默会知识理论的创始人波罗力（polanyi）的观点。波罗力曾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即研究对象知道并能够说出来的明言知识；另一类是默会知识，即研究对象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达、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隐知识。严格地说，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并不是两种截然二分的知识形态，如图2所示，默会知识是一切显性知识成立的根基。嘴巴说出来的是明言的，但他人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语言的使用代表着我们的直觉理解与综合的领悟，这就是默会认知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从经验累积中学习及沉淀的知识即常说的实践经验就是默会知识。比如，中世纪的工匠以传统的师徒制形式代代传承工匠技术，今日这种师徒制的精神仍然在社会工作的师徒式督导或者科学研究与传承中被保留下来，如有名望的、有经验的科学家带领新手学习等。因此，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将更为重视知识形成的默会成分。虽然作为一个质性研究者，我们无法用客观法则来说明质性研究应当如何，因为质性研究的主要对象与主要的研究方法都深深地立基于默会知识之上。然而，从默会知识的观点出发，我们又可以预见知识范式的改变。即知识主要并非以理论或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明言的书本中，而是作为一种素养，寓居于知识使用者的身心状态中。[3]
可见，质性研究者必须“在做中学”。唯有在实际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过程的锻炼中，一种默会的质性研究能力才能建立起来。至于如何培养质性研究的默会素养，主要途径是“案例性学习”。与此同时，在逐渐培养“理论性素养”“技术性素养”与“实践性素养”三种辅助意识并身体化之后，研究者的默会素养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议及其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欧美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谓的“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的争议。80年代之后，质性研究方法渐渐被接受，而这样的争议也逐步趋于平息。笔者认为，在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与“质性”两类研究方法除了收集资料的方法与收集的资料不同之外，在哲学、意识形态及认识论上也有不同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才是两种研究方法在当时西方学术界争议的根本所在。
（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
1.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重点
量化研究实际上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社会研究之上，认为唯有经过实证研究所得的知识才是知识。一般来说，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重点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即单一主义或自然主义），唯有感官经验到的才可以被接受（即现象主义或经验主义），归纳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概括构造的过程），假设性演绎及验证，客观中立（无价值判断及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1]293
进一步，从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设计看，最重要的是通过“假设测试”的验证过程，控制实验的方法是很理想的，其调查设计涉及相关设计、因果关系。比如，因果关系的建立通常需要三个条件，即相关、时序以及此关系的非假设性。[4]概括地说，量化研究的过程及逻辑结构见图3。
2.反实证主义范式下质性研究的重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放弃数字”的新研究范式开始通行。因为对于人的研究无法排除研究及研究者涉入的影响，并且意义与互动又因人而异。如此，诸多社会工作（甚至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社会研究现象（包括心理学研究现象）只能被了解，而不能被控制实验或者验证测试，更不能被复制。
在反实证主义的浪潮下，质性研究呈现的基本特性有：透过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强调研究对象的个别经验、感受及“二度建构”）；描述（非常仔细地描绘研究的场景）；网络主义（将事件放在发生的场景或网络中去看，并且企图对事件的始末做通盘整体的了解，即采取所谓的整体主义或网络主义）；过程（非常重视变迁及背后的过程转机）；弹性（采用开放式或非结构的方式）；理论及概念的形成（着重分析归纳、形成“概念”与主题等）。[1]298-300
从以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看，在量化研究者眼里，质性研究是不科学的；同时，质性研究者认为，唯有运用质性方法才能充分获得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资料，并认为量化研究是不科学的。如此，科学及非科学的分际落在一种求知的态度上。
（二）社会工作研究的未来走向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诸多社会工作研究者认为，研究方法如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也会随着人类思考方式而改进，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借助研究发现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对自然环境也好，对人类社会生活也好，当我们能了解得更深，就应该能做出更明智的判断与决策，人类也会生活得更好。如此，从社会工作研究的总体上看，质与量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结合的，并且两者的结合也是有益的，只是必须考虑到结合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假设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量与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予以组合，但我并不希望完全消除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方法就像文化一样，应该是越丰富多彩越好，而不应该过于简单单一。
1.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
在社会科学界（包括社会工作学术界），有关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能否结合的具体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主要有纯正派、情境派、实用派三种观点。[6]
（1）纯正派的观点认为，质与量两种方法分别基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价值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其对社会的理解与研究的本质也有一些不同的假设。如此，质与量两种方法之间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为了保持研究的纯洁性，不应该将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混杂在一起使用。
（2）情境派的观点认为，量化、质性方法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可以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等。
（3）实用派的观点认为，质性方法可以与量化方法结合使用，但这派更注重研究的具体功用。比如，研究者会将讨论的焦点主要放在方法的使用上，不讨论范式及建立系统的结合方式，也不深究标准衡量的问题等。
进一步，在量和质的研究如何结合的类型上，马克斯威尔分成了整合式与分解式两种结合类型，并在这两类之下再分成不同的结合形式。比如，在整合式结合中可以分为顺序设计、平行设计、分叉设计方案；在分解式结合中则有混合式设计、整合式设计、内含型设计方案。[1]477-480
2.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从量化质性研究结合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除了追求范式的纯粹度之外，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量与质的结合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正如人格心理学家赫根汉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研究对象就像是漆黑房间里一件不能直接触摸到的物体，研究范式则是从各个角度投向该物体的光束。光束越多，照射角度越不同，人们对该物体获得的信息就越多。这样，就可以对研究的现象进行多层次的透视。[7]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新范式的质性研究将为我们提供知识的新视野及丰富的经验，但在精确度上仍不及量化研究。因此，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是可以公平地结合的，它们有各自的长处、短处以及结合的前景。
基于以上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范式、质性研究方法的深描诠释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多元研究范式，尤其是伴随以诠释学观点为代表的质性研究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发展，已经颠覆了量化研究方法的“霸权”地位，并建设性地推动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由此开启对人类自身及社会问题多层次的透视与不同的行动取向的回应。而这种社会工作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改变以往在研究范式上主要崇尚“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取向，注重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的研究，以激发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新思维。同时，在人类社会知识的获取与分析上，社会科学研究也应超越单一的“量化”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方法，尤其注重从人的心理、社会、精神层面，来丰富人类社会信息或社会问题的研究，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的确立及获取、解释与回应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中迈向多元化的路径。
[1]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92.
[2]GUBaeG，LinCoLnYpetingparadigmsinQualitativeResearch[m]∥nKDenZin，YSLinCoLn.HandbookofQualitativeResearch.California：thousandoaks，1994：45.
[3]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嘉义：南华大学教育出版社，2003：4.
[4]BRYmana，CRameRD.QuantitativeDataanalysisFoRSocialScientist[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0：53.
[5]胡幼慧.质性研究[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6：65.
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5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视觉表达；艺术性倾向；应用性倾向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人类学纪录片诞生以来，人们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就一直存在很多的探讨和争议，一直没有统一确切的公认的定义。那么到底什么是最接近于真实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我翻阅资料的过程中，以下2个与人类学纪录片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章中：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其实在未大量翻阅资料之前，我对于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以及人类学纪录片几个概念是混淆的，甚至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概念，但在翻阅了大量资料和看了很多的纪录片后发现，这三个概念其实是存在差异的。首先，人类学电影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人类学家拍摄的以人类学研究为目的的电影和具有人类学思维导演拍摄的电影，但要注意的是电影是被定义为一种综合的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而人类学家拍摄的人类学电影则非创造性艺术，而是对研究对象的真是记录和拍摄。如果拍摄的人不是人类学家，也没有按照人类学研究方法进行记录，所拍摄的影片只是与人类学研究内容相关的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品只能被称为是人类学类电影。其次，如果是要清楚的辨别人类学电影和人类学纪录片以及影视人类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先界定一下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家进行人类学研究而拍摄的资料用以学术交流和记录研究对象。如果以这个来定义的话，那么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应该是站在人类学研究的角度上拍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类学家或者应该是一个对人类学有一定研究的人，这也就要涉及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工作，影像作品也要讲求客观真实。但是人类学电影属性主体应该是归属到电影的范畴，更偏重于电影的概念，电影的创作者或者借鉴人类学的视角来创作电影，或者借用人类学涉及的内容来创作电影，那么其结果是人类学电影掺杂了很多关于创作者主观的设计和规划。而纪录片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讲求真实性，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概念就有了不同点，但是在我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有些人把这两个概念互相等同，或者说是混淆，所以我们不能说人类学电影就是人类学纪录片，而应该说人类学电影是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
其实关于这三个概念的理解还有这样一个方式：这三个概念都是与人类学相关，只不过人类学电影是站在电影内容题材分类的角度，个人认为只要电影内容涉及人类学，不管是纪实性的还是故事性的都可以称为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则是站在人类学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学可以分为很多分支，影视人类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学科，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出现人类学家用于研究人类学的新的学科。人类学纪录片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人类学研究而创作出来的影像，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内容相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等同。
上面我们提到了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目前还属于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状态。其实要探讨人类学纪录片的定义，我们应该需要去探讨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和意义，这个问题探讨清楚了，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影视作品可以称为是人类学纪录片，而什么样的作品只能称为是人类学类的电影。按照严格的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用以辅助人类学的研究，用以纪录和保存人类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对象，是人类学家在科技推动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对人类学研究的新的研究方法。影像拍摄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使得人类学研究从文字性的记录变成了视觉化的直接影像资料记录，因为原有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中，文字性的表述一是会加入太多表述者的主观意识思维，从而影响人类学研究对象记录的真实性；二是读者在解码过程中会因读者自身的知识文化结构而得出不同的二次编码，从而使得其获得的信息与真实信息出现偏差。人类学纪录片的出现使得人类学研究从单一的二维资料编码转换成了四维（时间、画面空间、图像、声音）空间结构的资料构建，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最直观和真实的研究资料。
人类学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围绕着一个真实性的问题。那如何才能够保证我们创作出来的人类学纪录片的真实性？这就需要我们去探讨创作的过程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是由人类学家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并按照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拍摄的纪录片。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拍摄纪录片的人类学家是否只是单纯的站在人类学研究角度进行拍摄，还是这个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研究基础上有了一定电影艺术的概念？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又不得不去界定如何才能够拍摄出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这个问题了。按照理论推理，要拍摄出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那么基本条件就要求导演既是人类学家，也是电影艺术家。而目前世界上能同时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创作者要么只是人类学家简单掌握了一些影视拍摄的技巧进行对研究对象的记录，拍摄出来的作品只能作为学术交流使用。要么就是一些电影导演站在电影的角度对自己所理解的人类学题材的“故事”进行创作，其作品中加入了大量主观的人为设计和创作，偏离了人类学研究的本质。在《最后的山神》中，导演就是用了很多电影艺术创作理念，使得这部广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充满了诗意，画面镜头内容和取景都十分漂亮，大自然的魅力被恰到好处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赢得了一片好评，也引起了人们对渐渐消失的古老文化的思考和对大自然破坏的反思。但是就人类学角度来讲，《最后的山神》还是没有真正达到人类学研究的目的。
现在矛盾的问题是，如果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属于单纯的人类学研究或者作为学术交流而用的，那么作品就会接近于对研究对象的真实客观记录，但与此同时其视觉表达的艺术性也就大大降低，观众的收视度也会降低，那么人类学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就非常的狭隘了。而如果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为了大众传播，为了在电视台播放，那么纪录片的视觉表达就需要有艺术性，需要有视觉冲击力。而如果具备了这些特质，纪录片镜头和内容的选择就取决于导演的取舍和创作，那么纪录片的真实性也就会受到质疑，搞不好就变成了纪录电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寻求一个既能够让人类学纪录片保持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又能够让观众接受的平衡点呢？
在这之前我觉得纪录片应该是对纪录对象的真是记录，制作越粗糙的纪录片越客观越真实，就像《虎日》，单纯的仪式性纪录，真实地反应了戒毒仪式的神圣，而且后来放映给当事人看时，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使得研究性人类学纪录片转变成了实用人类学纪录片。但是在我看了《最后的山神》、《沙与海》之后，原有的看法有了改变：原来纪录片也可以拍得很艺术。
人类学纪录片与其他题材的纪录片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拍摄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而且拍摄者首先要有很扎实的人类学知识，在拍摄过程中还必须遵循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真实规律进行拍摄，不能进行浮夸和太过于主观的取舍，而是要真实记录。而一般题材的纪录片就可以通过设计和安排进行创作，只要纪录片所讲述内容真实，创作手法是纪实性就可。再创作手法上的差别也直接表现出来他们的不同点出来。
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庄孔韶学者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的观念给我很大的触动。他在国际会议论文中介绍了早年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之初衷，并将这一理念多年加以身体力行。在田野工作和撰写论文之后，发展同一主题的文学人类学的多元创作，并将其引申到人类学纪录片摄制之中。他还结合中国古代文论和国外同行寻找现代影视摄制互动的新理论，以及鼓励和推崇影视人类学摄制的专业化方向，并将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实践最终包含在“不浪费的人类学”的构想之中。所谓的“不浪费的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个人或群体在一个田野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阐释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激情用多种手段展示出来。著书立说以外，尚借助多种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和诗，现代影视影像手段创作；邀集地方人士的作品或口述记录，甚至编辑和同一个田野点相关的跨学科作品，以求从该族群社区获得多元信息和有益于文化理解与综观。”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则包括运用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以达到应用的非学术目的，也就是说，学术的影视人类学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内容，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因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而推动影视摄制。
庄教授的“不浪费的人类学”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让我联想到了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新出路。长期以来主流人类学的旨趣都是做文化的诠释的纯学术的研究而不是应用的目的，如今应用人类学家也走出了学院的“象牙塔”，越来越多地关注对社会文化事务、跨学科的问题，以及干预性的应用研究，这包括了利用影视手段的人类学实践。早在1999年，庄孔韶教授了解到中国云南省宁蒗县小凉山彝族头人用民间盟誓仪式戒毒成功一事，其本质是：寻找地方文化的力量以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不同于医生的科学主义方法戒毒，认定这是一件方法论意义上的大事，于是开始进行了追踪调研和参加当地第二次盟誓仪式拍摄，完成《虎日》民族志电影。拍摄后发现，彝文版本在小凉山彝族地区放映，推动了那里头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戒毒，使人类学纪录片走向了应用的方向。
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6
摘要：本文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基础，将大量的三音合成词按照语义构词规则分为九类，并以举例分析的方式研究归纳每一类型中的三音合成词。在分类描写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在释义内容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语义构词规则；现代汉语词典；三音合成词；释义
第一章研究综述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形成语义解释的科学体系，相继出现了许多词典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都论述了释义问题。其中对释义的论述大都从整体着眼，谈论的问题涉及一个或几个方面，有宏观的指导意义，而单篇的论文则从微观角度出发，从一个问题或者问题的一个方面入手，对释义的研究更加具体、深入。
1.某一释义方式或释义理论的探讨，代表性的成果有：陈伟（2006）《“多维释义”理论学理探析》，文章从“多维释义”理论的理论基础、认识论本质、发生论本质、释义本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多维释义”理论立足于各种意义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跳脱了传统词典释义的方法论窠臼，构建出现代词典释义的新范式。
2.释义的原则或要求。如曹聪孙（1997）《词典释义的规范化进程》中，论述了释义的科学性、准确性、完备性等。王宏硕（2000）《词语释义要合法》，指出词典释义要合乎国家的法制建设，要跟上法制建设的步伐。
3.释义中的义项问题。如符淮青（1981）《义项的性质与分合》，文章通过对比几部现代词典中实词义项的处理，探讨了义项的性质与分合中的一些问题。章宜华（2005）《多义性形成的认知机制与词典义项的处理――兼谈多义词的语义理据及词典义项的解读》，文章从原型范畴、隐喻和转喻几个方面探讨了多义性形成的认知机制与词典义项划分的语义理据。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可见，词典释义的研究趋向多元化，从宏观到微观，从形式到内容，词典释义的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词典释义的研究是多角度的、多方向、多目的的。在这些研究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词典释义的理论与方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我们也能看到，有关三音节释义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前人对三音合成词并无深入研究。而从语义构词角度入手，找出《现代汉语词典》中部分三音合成词释义所存在的问题的有关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第二章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围绕《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但针对《现代汉语词典》三音合成词释义的大规模专门研究尚未出现，而三音合成词在词典中地位重要，应予以充分的重视。我们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三音合成词的部分考察情况，来探讨《现代汉语词典》中三音合成词的释义。一方面能丰富《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为语文词典的编纂或修订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释义是词典的生命线。词典释义要求科学性、准确性，达到规范化的要求。”[1]好的词典是在修订中日臻完善的，改善词典释义是提高词典质量的中心环节。
词典中的释义是我们理解词义的关键。精确的词语释义，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事物；错误的或不当的词语释义，则会导致人们对词语理解的偏差。三音合成词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我们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三音合成词释义的研究，能够提高三音合成词释义的质量，进而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章研究对象与方法
3.1研究方法
从语义构词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中部分三音合成词释义的考察，以举例说明的方式研究归纳《现代汉语词典》中三音合成词释义的相关问题。
3.2研究对象
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三音合成词为基础，从语义构词的角度，将其大致分为九类（公式中的一个字母代表一个语素，括号代表词语），分别为：第一类a+B+C=（a+B）+C、第二类a+B+C=a+（B+C）、第三类a+B+C=D、第四类a+B+C=a+B+C、第五类a+B+C=（a+C）+（B+C）、第六类（a+B）+C=（a+B）+D、第七类（a+B）+C=D+C、第八类a+（B+C）=D+（B+C）、第九类a+（B+C）=a+D。并以此为框架，列举说明《现代汉语词典》中三音合成词释义的相关问题。
第四章《现代汉语词典》中三音合成词释义方式的研究
4.1释义及释义方式
“释义是指对词目含义的注释或解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离不开‘释义’。”[1]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释义的理解会有所不同。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词典中的释义。“在词典学中，词典中的词条就是一个陈述句，该句子所陈述的主语或主题就是词目，谓语部分就是释义。”（Dubois，J.etDubois，C1.，1971）[2]“词的释义既是以语言解释语言，就要利用语言中语词的各种各样的意义关系，使释义词语和被解释的词所代表的意义等值或近值。”[3]
关于释义方式，各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并在相关著作中做了明确而具体的分类，有代表性的如：胡明扬等的《词典学概论》中，将释义分为对释式和定义式。其中对释式又分为同义词对释，词语交叉释义，反义词对释，限制性同义对释。定义式又分为逻辑定义释义和说明性定义释义。
4.2基于语义规则分析的三音合成词释义
三音节词的释义方式应该由其语义构词规则决定，而不应受到来自词语的语法方面的过多束缚。原因在于，三音合成词多实词，少虚词。其释义就可以理解为是对词目含义的注释或解释。因而，从语义规则分析的角度研究三音节词与的释义是实际而可行的。下面来具体分析每一类的三音合成词的释义问题。
第一类：a+B+C=（a+B）+C代表的是前两个语素可组成词，后一个语素单独成词的三音合成词。而a+B+C=（a+B）+C的释义即为词语（a+B）和C释义的相加。
如：
（1）对立面：名，出于矛盾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两个方面。
a对立：动①两种事物或一种事物中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相互斗争。②互相抵触：敌对。
b面：部位或方面。
（2）友谊赛：名，为了增进友谊、交流经验、提高技术而举行的体育比赛。
a友谊：名，朋友间的交情。b赛：动，比赛。
（3）民俗学：名，民间的风俗习惯、传说、口头文学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a民俗：名，民间的风俗习惯。b学：指学科。
（4）服务业：名，国民经济中在流通、国产生活、科学文化教育、社会公共需要等领域提供各种劳务的部门和行业。其中银行、保险、会计、律师等现代服务行业越来越重要。
a服务：动，为集体（或别人的）利益或为某种事业而工作。
b业：行业。
第一类词语在三音合成词中占据了很大比重。例（1）是典型的a+B+C=（a+B）+C的释义。而（2）、（3）、（4）则在解释三音节时，将（a+B）的意义加以扩充。扩充的方式多是举例说明。
第二类：a+B+C=a+（B+C）代表的是第一个语素单独成词，后两个语素可组成词的三音合成词。而a+B+C=a+（B+C）的释义即为词语a和（B+C）释义的相加。
如：
（5）活火山：名，正在喷发的和人类历史上经常作周期性喷发的火山。
a活：动，生存；有生命（跟“死”相对）。
b火山：名，因地球表层压力减低，地球深处的岩浆等高温物质从裂缝中喷出地面而形成的锥形山，火山顶部漏斗状的洼地叫做火山口。
（6）见世面：名，在外经历各种事情，熟悉各种情况。
a见：接触：遇到
b世面：名，社会上各方面的情况。
（7）核威慑：动，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以核军备、核战争进行威胁，作为处理国家事务及推行全球战略的理论和策略。
a核：指原子核、核能、核武器等。
b威慑：动，用武力使对方感到恐惧。
例（5）和例（6）属于典型的第二类三音合成词。而例（7）中为了更加详尽的表达该词的意义，在词语后有添加了该词的所属范畴。本文认为，添加公式外的释义，容易造成词语的冗余，影响查阅者的判断，故应去掉。
第三类：a+B+C=D代表的是组成三音合成词的三个语素的意义，与这个三音合成词的意义不同。此处的D≠a≠B≠C。
如：
（8）二百五：名，①讥称有些傻气，做事鲁莽的人。②半瓶醋。
a二：数，一加一后所得的数目。
b百：①数十个十。②表示很多。
c五：数四加一后所得的书目。
（9）耳边风：名，耳边吹过的风，比喻听过后不放在心上的话（多指劝告、嘱咐）。也说耳旁风。
a耳：名，耳朵
b边：靠近物体的地方。
c风：名，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气流动的现象，是由于气压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
（10）一根筋：形，比喻死板、固执。
a一：数，最小的正整数。
b根：量，用于细长的东西。
c筋：名，肌腱或骨头上的韧带。
（8）、（9）、（10）都是属于a+B+C=D。组成三音合成词的语素与整个三音合成词的释义不存在紧密的联系。
第四类：a+B+C=a+B+C代表的是组成三音合成词的三个语素各自意义的加和即为该三音合成词的释义。
如：
（11）老大难：形，属性词。形容问题错综复杂，难以解决。
a老：副，很；极。
b大：副，程度深
c难：形，不容易；做起来费事。
（12）防空壕：名，为了防备敌人空袭而挖掘的供人躲避的壕沟。
a防：动，防备。
b空：天空。
c壕：壕沟。
（13）仿生学：名，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亚纽生物系统的结构、功能等，用来改进工程技术系统。如模拟人脑结构和功能原理，改善计算机的性能。
a仿：动，仿效：效仿。
b生：生命。
c学：指学科。
例子中，（11）和（12）为典型的第四类三音合成词。例（13）中，对于“仿”字的解释放在了举例说明部分。着重解释了仿生学的范畴及其作用。本文认为，这样的释义会让查阅者不能直接通过释义的主体部分理解概念，而要借助举例说明部分来理解。这会给查阅者，尤其是汉语初学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第五类：a+B+C=（a+C）+（B+C）的意思是语素C分别与语素a和B组成词语，两个词语相加的释义就是三音合成词的释义。
如：
（14）教职员：名，学校里的教员和职员的合称。
a教员：名，教师。
b职员：名，机关、企业、学校、团体担任行政或业务工作的人员。
（15）明后天：名，时间词。明天或者后天。
a明天：名，时间词今天的下一天。
b后天：名，时间词明天的明天。
（16）影剧院：名，供放映电影、演出戏剧、歌舞、曲艺等的场所。
a影院：名，电影院
b剧院：名，①剧场；②用作较大的剧团名称。
第六类：（a+B）+C=（a+B）+D代表的意思是语素a和B组成一个词语，而语素C的意义在三音合成词中变为其引申义或比喻义。
如：
（17）二婚头：名，指再嫁的妇女（含轻视意）。也叫二婚儿。
a二婚：动，再婚（旧时多指妇女再嫁）
b头：人身最上部或动物最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
（18）糊涂虫：名，指不明事理的人。
a糊涂：形，不明事理；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
b虫：比喻具有某种特点的人（多含轻蔑意）。
（19）交际花：名，在社交场中活跃而有名的女子。
a交际：动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接触；社交。
b花：比喻年轻漂亮的女子。
其中例（17）中的“头”是引申义。引申为妇女。例（18）和（19）中的“虫”、“花”为比喻义。
第七类（a+B）+C=D+C代表的意思是语素a和B组成的词语在三音节词语中的意思为其引申义或比喻义。语素C仍为其本身的意思。
如：
（20）发烧友：名，对某项事业或活动非常迷恋专注的人；狂热的爱好者。
a发烧：动，发热。
b友：朋友
（21）门面话：名，应酬的或冠冕堂皇而不解决问题的话。
a门面：名，商店房屋沿街的部分，比喻外表。
b话：名，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或者把这种声音记录下来的文字。
（22）蜂窝煤：名，煤末掺适量石灰或黏土加水和匀，用模型压制成的短圆柱形燃料，有许多上下贯通的孔。
a蜂窝：像蜂窝似的多孔形状。
b煤：名，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物体。
例（20）、（21）中的“发烧”、“门面”在三音合成词中都是其比喻义。而例（22）中没有把“蜂窝”解释成其比喻义，而是以描写的方式将蜂窝煤的形态展现出来。对于那些没有接触过蜂窝煤的查阅者来说，会形成认知上的困难。
第八类a+（B+C）=D+（B+C）意思是语素a在三音合成词中的意义为其比喻义或引申义。而由语素B和C所构成的词语的意义不变。
如：
（23）伤脑筋：形容事情难办，费心思。
a伤：动，伤害；损害。
b脑筋：指意识。
（24）灰空间：名，建筑学上指功能上不定性，具有双重或多重意义的空间。如某些传统建筑的檐下外廊，介于室内和庭院之间，是有多种功能的中间性空间，就是灰空间。也叫模糊空间。
a灰：形，像草木灰的颜色，介于黑色和灰色之间。
b空间：名，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展性的表现。
（25）下意识：名，潜意识
a下：名，方位词。位置在地处的。
b意识：名，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
上述例子中的“伤”“灰”“下”都是引申义。分别引申为“耗费”“中间状态”“潜在的”。
第九类：a+（B+C）=a+D代表的是语素a的释义不变，语素B和C所组成的词语在三音合成词中的释义为其引申义或比喻义。
如：
（26）电老虎：名，①比喻凭借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刁难用户的电力单位或人员。②比喻耗电量大的设备。
a电：名，有电荷存在和电荷变化的现象。电是一种很重要的能源，广泛用在生产和生活各方面，如发光、发热、产生动力等。
b老虎：①比喻大量耗费能源或原材料的设备。②比喻有大量贪污、盗窃或偷漏税行为的人。
（27）怀鬼胎：比喻心里藏着不可告人的事或念头。
a怀：动，心里存有。
b鬼胎：名，比喻不可告人的念头。
例（26）、（27）中的“老虎”、“鬼胎”都是比喻义。
第五章结语
本文从语义构词规则的角度总结了三音合成词的九大类型，分别是第一类a+B+C=（a+B）+C、第二类a+B+C=a+（B+C）、第三类a+B+C=D、第四类a+B+C=a+B+C、第五类a+B+C=（a+C）+（B+C）、第六类（a+B）+C=（a+B）+D、第七类（a+B）+C=D+C、第八类a+（B+C）=D+（B+C）、第九类a+（B+C）=a+D。在进行了大的分类之后，我们对这九类三音合成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且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在释义每类三音合成词时存在的若干问题。
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仅选择了三音合成词中的一小部分进行研究，这对于类型的归纳与分析都是一种限制。而且在文章中，描写的内容占据了较大比重，理论性的阐释相对较弱。囿于学识和眼界，对于已有的词典释义理论吸收尚不全面，尤其是外文资料的占有量较少，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国外词典释义的理论借鉴较少，而国外的词典释义理论中往往蕴含着宝贵的可借鉴之处。同时，本文对《现代汉语词典》中三音合成词的释义所作的研究，仍属于抽样的而不是全量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所选词条的数量、拓宽词条所涉及的领域，从而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作者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建华.词典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7
关键词环境伦理学中国特色环境伦理学研究方法整体导向“难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1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在整个地球上，大海被严重污染；大小湖泊被各种垃圾污染；热带雨林和其他原始森林被人类肆意砍伐。我们吃的蔬菜被浸透了农药；我们吃的肉是化学饲料催化出来的；我们吸的空气被高度污染；这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现实。生命伦理学必须走向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要担当如此责任，则必须要走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采取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只有利用价值，人类只顾人类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前提是：“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基本发展规律”。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动植物和大江大河充满蓬勃朝气和活力。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1.2以“难题”和“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以“难题”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从根本上了颠覆以前的的关于理论与应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传统认知。对“难题”的关注使得环境伦理学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中对“难题”和“问题”的充分解决，既是世界环境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的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要创建的新颖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之中，但由于环境伦理学问题具有现实性，环境伦理学中在各国出现的“问题”与“难题”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最有希望在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而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3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从而引领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并不排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优秀理论最易于从基础的视角上提供切近和进入中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路径。然而，仅仅依靠w习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来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够的，探索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的“难题”及“问题”。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言，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2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图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参考文献
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8
[关键词]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代，各学科的蓬勃发展丰富着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人们无论在时间亦或空间视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来都被思想家们所重视，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渴望从历史中得到启发的愿望使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一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近代西方观点普遍认为：进步的理论正是被蕴含在历史哲学之中，“相信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历史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其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其研究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
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人们心理越来越趋向对一个观点的信任即：通过实验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学实验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发言权：“18世纪，历史思辨发展的标志是拒绝神学的与天意论的解释，而同自然科学家在其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目的一致。”实证这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实证主义――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方向的学术理论。它的最早的理论源泉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即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为衡量其理论科学性的标尺，实证主义排斥以目的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崇为唯一一种适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实验方法才是科学的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释感官经验。实证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传统研究理论一样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实证主义对历史事实非常重视，力求在史实资料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由此而变得更为严肃和谨慎，也使思想家们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与审查，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的一步步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曾经说过“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门学科一直试图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以注重感觉经验以及实验检验为根本，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觉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历史材料的客观性湮没，而真实的科学规律是通过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而对现象进行的归纳。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也一样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它们都是可以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认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并且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确定事实和总结规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实证主义者坚信只要用足够准确充足的史实资料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适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显然，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则和方法。
实证主义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去假设人类知识获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类在对待知识时候的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或哲学态度。或者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特定规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实证主义的原则还区分了在知识体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问题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实证主义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特点，将自然科学完全移嫁于历史学使历史学研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类比使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实证主义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将历史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社会科学置身于科学之下，俨然已经成了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和解释文化事实和被各集团所实现的社会事实，并且阐述人类行为方式的必然性。”随着经典物理学的可信程度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人们开始用更加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科学的概念，逐渐的反实证主义的呼声越来越有力度。
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9
关键词：类型学；历史类型学；曹顺庆；类同研究；并质研究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1)02-0066-04
类型学(typology)的研究历来不被重视，以往很多教材不是对此语焉不详，含混不清，就是避而不谈。但是，随着国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它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任何比较文学者都不能再对其视而不见，或绕道而行。国内外很多比较文学教材或专著之所以对类型学避之不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资料搜集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类型学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各人的视角与理解不同，因而要对它下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确实很难。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迄今为止对类型学下过定义、将其纳入编写范围的屈指可数。在这些不多的对类型学的定义中，又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以卢康华、孙景尧为代表的草创阶段；第二是以孙景尧、陈等人参照苏联的并不断修订的阶段；第三是以曹顺庆领衔的改革阶段。
一、类型学的类同研究
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卢康华、孙景尧主编的《比较文学导论》对类型学下了自己的定义：“对比研究不同国家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等”，并进而介绍，在港台类型学翻译为典型学，而“在苏联比较文学上，‘典型学的’是一个重要的术语，指的是将文学要素依某种特征分组，例如那些属于同一文学类型或文学‘运动’的作品归为一组”。并进一步阐发，“我们觉得这一术语可用来指类同的作家作品、形象、情节甚至包括技巧、语言、意象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对类型学的定义在主观上一开始就意在与苏联比较文学研究方法遥相呼应，因为包括类型学在内的比较文学几乎都属于“舶来品”，国内学者基本上靠借鉴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当然，该书似乎对该定义也没把握，秉着严谨的态度，在一注脚下声明“由于缺乏苏联的资料，这里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也许与其涵义不一”。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类型学的定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者自己也不清楚是否与苏联的类型学相符。
两位编者之一的孙景尧先生在时隔4年后单独出了《简明比较文学》，在获取有关苏联比较文学的有关资料后，对类型学下的定义似乎就要有底气得多了：“这种不求实证、不查影响，而是用对比和分析等方法，并从社会、经济、心理、传统、历史等方面来对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艺术技巧等文学要素或文学运动，依某种标准将其归类所作的比较研究，就是本学科范围平行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类型学。”接下来把国内的“类型学”与苏联的“类型学”作了区分；“苏联的‘类型学’是包括了广泛的本学科平行研究课题在内的，同我们在此所说的本学科平行研究之一的类型学并非是一码事。我们这儿所说的类型学，是指比较研究文学中的具有某些共同或类似特征的现象，包括了人物形象、作品、方法、技巧以至创作方法与文学运动等。”。从以上解释中可以看出，该书把苏联的“历史类型学”看做是与平行研究大致相同的一个概念，而国内的“类型学”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只是平行研究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这里仍然没有真正将国内的类型学与苏联的类型学区别清楚，所谓的“人物形象、作品、方法、技巧以至创作方法与文学运动等”，实际上范围依然很大，还是让读者很难分辨。
不过这一定义最大的作用是明确了类型学是属于平行研究范畴，以后教材中提及类型学的，大部分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如刘介民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方汉文主编的《比较文学基本原理》、陈悖、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等教材，基本上就都承继了孙景尧先生1988年出版的《简明比较文学》中对类型学的界定。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类型学研究限定为寻找不同时空的文学现象的类同，从而得出文学的通律。本文把这种类型学的研究称为类同研究，以区别后面曹顺庆教授提倡的类型学的异质研究。
二、类同研究与苏俄历史类型学的差异
那么，苏俄的历史类型学研究到底有没有寻求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类同呢?答案是肯定的。苏俄的历史类型学研究确实也强调寻找不同时空的文学现象的类同，并把这种类同与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文学现象的类同是不同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类似造成的，并称之为“历史类型学的类同”。如日尔蒙斯基在《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的报告中说：“在意识形态领域――艺术，其中包括作为对现实的形象认识的文学，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同一阶段，会出现大量的类似。这种类似的特点，不管是普遍的或是特殊的，在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接触的情况下，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类型学的相似或者契合。”尼・康拉德也认为：“比较类型学的研究的任务，也可以是从事发现彼此独立地兴起的各现象所具有的类型共同性。例如，依我看来，就可以证明西欧文学中的骑士小说和日本文学中的‘军事记’、欧洲启蒙时代的讽刺小说和中国19世纪的暴露小说之间的类型学的相似。”尼・古德济主张：“借助于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对比同类的或相似的文学事实与现象，而不问其是否有同源关系或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往来而产生的借用、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但是，苏俄的历史类型学并不是像国内大多数学者以为的只是一味地强调类型学的类同研究，它也重视不同文学的差异性，也曾呼吁过对异质性的重视。如日尔蒙斯基在其被国内学者广为引用的文章《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中开篇就说：“比较并不取消所研究现象(个人的，民族的，历史的)的特性，相反，只有借助于比较，也就是判明异同，才能正确判明其特性之所在。”“同时，正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重要的、更具个别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由历史过程的地域特点和由这些特点造成的民族的、历史的独特性所引起。对这些特点的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确定在社会制约中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确定作为比较对象的各种文学的民族特性。”“对于任何历史比较的研究文学讲，有关差异和它们的历史制约性的特点问题，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类似的问题。”马尔科夫在《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中也说：“文学的比较研究，要求判明被比较的现象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民族的独特性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并没有失去它所包含的普遍的特征。在分析相似的现象时，经常
地和必然地要去考虑到民族的独特性。”
赫拉普钦科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一书中明确表示：“认为类型的共同性包含着一些同样的现象，这种共同性‘剥去，并排除个别的和特殊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作为一种国际现象的每一个文学思潮内部的这些流派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是千差万别的。这一点也牵涉到这一或那一民族文学中文学思潮内部的各个流派。”“遗憾的是，人们对各种不同文学思潮的内在差异的研究很不够。例如在浪漫主义中，通常认为有两种流派：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我认为，这种划分把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图式化了，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可以看到更加复杂得多的内在差异。”
很明显，日尔蒙斯基、马尔科夫和赫拉普钦科等人对不同文学间的差异性是很重视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苏俄学派的历史类型学的理论接受，大多数只注意到其对类型学相似研究的追求，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对不同文化之间异质性的强调，导致国内相当多学者误以为类型学只研究类型的相似，从而在用其指导实践中只研究中西文学中的类似，而不重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国内有些学者即使注意到苏俄学派类型学对差异性的呼吁，但是也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梁工、卢永茂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观》说：“由于各民族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相异，加上作家的创作个性不一，文学现象之间除了存在着类型学的相似之外，必然存在着重要的、‘更具个别性的差异’。”书中虽然也认识到日尔蒙斯基对差异性的关注，但并未深入探讨。所以在给类型学下定义时虽然提到了“平行比较不同文学类型的异同”，但并未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
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也提到：“类型学并不以追求对文学的共同性的解释为其惟一的目标。各民族文化之间虽然有其阶段性的相似特征，但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经历，常常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所经历的封建阶段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要反映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反映在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中。对不同民族文化、文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的理解同样是类型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因此，类型研究还面临如何处理同一类型的文学现象之间的相同、相似与差别、相异的问题。”但是，该教材也认为，“同一类型内部的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明显没有对这种差异性的重要意义表示出应有的重视。
三、类型学的异质研究及与苏俄历史类型学的差异
面对此种现状，正如有些学者所警告的，“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就很可能使异质性相互遮蔽，而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而这种忽视中西文学异质性给中国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带来的弊端大致说来有两种，“一是一度颇为流行的被称为‘X+Y式’的东西文学的浅度比附”，二是“把西方文学思潮流派或文学理论中一些特定的类型学术语牵强生硬的套用来阐发中国文学”。
而这些弊端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给一些西方的学者以怀疑和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口实。韦斯坦因认为“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他还表明自己“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犹疑不决”。这种看法代表了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普遍态度。以此态度来审视中国当下比较文学界所开展的类型学的类同研究，大多数是类似《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王熙凤和福斯泰夫》之类的发生在中西之间的文学比较研究，而这些正好是韦斯坦因等西方学者所不认可的。如果不直面韦斯坦因的这种质疑、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很多类型学研究实践都是“不合法”的，都是没有学理依据的。
面对这种挑战，面对类型学的类同性研究的左支右绌的困境，一些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的学者经过认真思索，决定另辟蹊径，探寻另一条通向目标之路。曹顺庆先生从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高度出发，提倡类型学异质研究。以往的类型学类同研究关注的是不同国家文学现象的类同之处，这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能揭示、概括出一定规律性的问题。但是类同研究找出这些相似之处后往往就此结束。然而，这只是类型学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再对其进行异质研究，探求类同现象下有何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曹顺庆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对类型学进行了具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特色的定义与阐释：“在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或虽有所接触而并未构成其内在动因，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通处和契合点，类型学(typology)研究的目标就是对这种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这一定义与以往的诸多定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最后的那句话，即类型学研究的目标既要寻求文学通律，但是也要发掘不同文化的差异，即彰显不同文化的异质性。
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是指不同于以往的只重视类型学的类同、追求文学的通律，而是更加重视类型学相似表象下的深层的异质性，以彰显各民族文学的特性，达到对世界文学和文学规律的丰富性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是在曹顺庆先生提出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背景下而得以突显的，它其实是属于中国学派所提倡的异质性研究大背景下的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所以有必要先回到对异质性的重要性的探讨。
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曹顺庆先生认为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理论大厦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中西“异同比较法”。而“异同比较法”在进行“‘异’与‘同’的比较辨析”时，“它更注重‘异’的探讨”。之所以要强调异质研究，是因为，“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学的不同，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因此曹顺庆先生强调：“跨文化比较研究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东西方文化异质性的强调。所谓的异质性，就是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就中国与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学话语上是从根子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学则是生长于同根的文明)。”“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多元文化的视野，从既成的文化形态出发，把异质文化各自的基本价值范式作为评价自身文化现象的基础，强调辨‘异’的重要性。”
当然，这一定义包含的研究范畴，与苏俄的类型学也是有差别的。曹顺庆先生提倡类型学应该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
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彰显民族文学的异质性。这是对苏俄历史类型学求同存异的研究思路的回归，但是又与之不完全相同，而是更偏重于寻求不同文化的异质性。苏俄历史类型学是既求同，也求异的，但是，相对来讲，更偏重于求同，而对异质性不是那么重视。如日尔蒙斯基在论及文学思潮的差异性时，就说过：“文学思潮之间虽有某些差异，但我认为并不重要，它们的这种发展序列已为欧洲文学史家不同程度地公认，只要他们不执著于唯名主义的观点看待一般历史的和文学史的概念(封建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并倾向于区分个别事实之后不再注意联结这些事实的共同规律和思想。”
四、结语
对异质研究，许多学者表示了认同与赞赏，如孟昭毅编著的《比较文学通论》就认为，中国学派“在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融会之中提倡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尽管它显得有些保守和狭隘，但矫枉过正，可以用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其实，这些评价并不太确切。诚然，异质研究理论确实能为以往被排挤在外的中国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争取入场券，驳斥对中西之间类型学研究的怀疑和否定，取得理论的合法性。但是，异质性研究并非是曹顺庆先生的心血来潮，或者说是故意要特立独行，或者说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和诉求，异质性研究其实也是历史类型学理论中的应有之义。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既是还原对历史类型学的认识，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跨文明语境下开展类型学类同研究陷入困境时的一种努力，是对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做出的睿智的选择。类型学异质研究不仅有利于重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话语，而且对促进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维护世界多元文化和谐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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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篇10
关键词：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意义建构价值嬗变
语言意义的范围涉及到语言与言论、书面语、口语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关系。意义不仅是语言的属性，同时它也是所有标记和符号系统的属性，并且语言意义的研究被称为语义学。因此，语言意义囊括的范围比孤立的语言更为宽广。然而，因为语言是迄今为止人类使用范围最广和集中使用的符号系统，大部分的语义学和语义学理论主要关注一门语言或者各种各样的语言。
一.语言生成与语法研究的宏观寓意
1.语言流派的主观认知。基于上述理由，本文主要以主流语言学流派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它们对待语言意义的不同方式。这些语言流派主要包括：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关于研究语言意义，R.H.罗宾逊指出：“whatoneisreallytryingtodoinsemantics，orinmakingstatementsaboutmeaning，istomakeexplicitandexplicatetheways，inwhichwordsandsentencesofvariousgrammaticalconstructions，areusedandunderstoodbynativeorfluentspeakersofalanguage.”（R.H.Robins，2000：22）。然而，作为语言学当中一个专业术语的语言意义，它和精确这个字眼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一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它表达的观点或者是它在说话人或听话者脑子当中唤起的想法。这也和语言的一般定义紧密相连。不过这种对单词以及语言意思的认定并没有被所有的语言学家所接受，更不要说这些语言学家在语言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上本来就有着较大的分歧。在这个意义上，与语音学、音韵学和语法等相比，语言意义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块不干净的外接领域。因此利奇曾这样认为：“thestatementofmeaningisthereforetheweakpointinlanguagestudy，andwillremainsountilhumanknowledgeadvancesveryfarbeyonditspresentstate.”（利奇，1987）在现有的语言学理论当中，一个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在研究一门语言和多种语言之时究竟应该采取内部论者还是外部论者的观点。
2.语言流派的续延。根据外部论者的观点，语言学家应当和其它的科学家一样，通过观察、分类、寻找规律和构建原型的方式来对待材料。持有这种观点的语言学家，同时从外部来看待自己的材料。然而，在内部论者看来，语言学家应观察人类并探求人类脑中涉及到的内容，而非局限于人类说的或者写的内容。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布卢姆菲尔德和乔姆斯基的追随者上。前者坚持使用严格的外部观点，后者主要关注语言本身。两个极端的持续分化直接导致了系统功能学派和随后新兴的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为了简化研究，四个主要的流派，他们代表着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同时又有着各自对待语言意义的手段。作为典型的外部论者，结构主义倾向于强调记录和分析等语言学形式上的观测精度。他们一直试图将语言学变成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3.社会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分蘖。因此，由于语言意义和形式相比更难直接观测，结构主义者徒劳无功地试图消除所有的不同意义。作为索绪尔观点的继承者，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意义仅仅存在于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内部的句法和语用学的关系。单词的意思在这是固定的。内部论者把语言当成一个人类自发继承的系统。转换生成语言学派采纳了这个观点。因此，它倾向于把有关语言意义的知识当成说话者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允许说话人以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组织语言并且能够在别人说话的时候理解他们。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系统功能语法更侧重语言意义的研究。它的理论主要关心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语言意义。然而意义这个词并非仅仅包括句法和语法的意思，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同时包括在语境当中的含义。语言的意义系统决定于社会情境。认知语言学的重点在于通过搭建语言实验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语言意义研究。和转换生成语法的观点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thereisnoseparationoflinguisticknowledgefromgeneralthinkingandcognition.”认知语言学在语言意义上的一个主要原则是“真实—认知—语言”，这也反映了这种学派在语言意义上的观点。
二.语言意义生成的价值嬗变
1.语言彰显与认知的行为指向。主要语言学流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有关语言意义的研究重新获得力量并且展示出了螺旋式发展的趋势。结构主义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代表着外部论者。前者旨在从语言的内部结构来研究语言，后者更加强调语言在外部世界的功能；转换生成语法和认知语言学可以被视为内部论者，强调语言之间的联系和人类大脑的认知。以布卢姆菲尔德的美国语言学家从行为主义理论当中找到帮助。行为主义者青睐“语言的意义是对大量单词的条件反射”，把单词的意义当成刺激反射的过程。布卢姆菲尔德声称：“themeaningofalinguisticformisthesituationinwhichthespeakeruttersitandtheresponsewhichitcallsforthinthehearer.”（张辉，1999：12）不过，受实证方法所限，他们重点关注语言意义描述这一不太明显的数据。
2.语法寓意与语言认知的转捩。转换生成语法认为语言对于外部世界而言是独立的。在这个理论的发展初期，乔姆斯基在语言意义上持有消极观点，并且把研究局限在语言能力上，基本未涉及语言意义。然而，和外部世界的脱节让这种理论遭到了严重的批评，同时转换生成语法也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因素逼着乔姆斯基去重新考虑语言意义在他理论当中的作用。最终，在转换生成语法当中，语言意义被当成了一个变量。系统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是互补的。前者主要以情境中的语言意义为研究中心；同时，它并不排除从心理学角度的冲动。这一点也是认知语言学主要关注的问题。除此之外，认知语言学还强调在解读语言意义过程当中认知的作用，并强调语言意义对于社会文化和百科知识的重要性。
有关语言意义的研究表明它重新获得力量并且代表着语言研究历史中螺旋式的发展。从不同的落脚点和观点出发，西方各种不同的语言学流派拥有不同的重点。因此他们对待语言意义的方式也不相同。从乔姆斯基开始，前指研究的方法从纯语的框架过渡到语用原则的引入，最后到认知研方法的采用，经历了几次大的方法论嬗变。随着研究方法的变迁，对前指现象的研究从语言能经由语言运用最后深入到对前指词语进行编码解码的心智层面，认知研究不是一种纯一的方论，其带给学界更多的是语言实践内涵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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