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1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2
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3
本文结合我国新闻教育的实际状况以及作者自己的思考，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卡莱教授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提出的新闻教育的三条原则作了分析和回应，强调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新闻教育应当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素养；不能把新闻简单地等同于传播和媒体；不能把新闻学同广告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相混淆。
[关键词]
新闻；传播；媒体；新闻教育
读了《国际新闻界》今年第3期上发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卡莱(James w．Caxey)教授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以及同期刊载的当时正在香港做访问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的回应文章《媒体更新与新闻教育》，引发了我许多思考。
文中谈到的美国和香港地区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似乎在我们这里都有所反映，有所表现。以笔者之见，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基本内涵、基本理念的认知与理解存在歧见。
我很欣赏卡莱教授提出的新闻教育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这三条原则是对新闻教育内涵及目标的独到概括，也是对新闻学学科本质及特征的深刻表述。联系到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对卡莱教授的这三条原则作认真的解读和思考。下面是我对卡莱教授文章及其所提三条原则的一些思考和回应。
一、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
卡莱教授强调新闻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范畴和理论内涵，有其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他反对把新闻同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相关的学科等同起来，抹煞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体系。他主张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那么，“新闻学本身”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理解，它应当是一种能代表和反映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传播新闻，因此，新闻学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新闻”，进而还要弄清“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怎样的人”。这是新闻学需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念，真正弄清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弄清新闻事业的宗旨、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事业应当做的，什么是新闻事业不能做的；弄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素养是什么，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如果学了几年新闻学专业，到头来这几个基本问题、基本理念还没弄清楚，弄明白，那么，新闻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现在，在我们的新闻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奇怪的现象。如有的人把广告当作新闻；有的人任意策划和制造新闻；有的人以稿谋私，搞“有偿新闻”；有的人把新闻工作作为追逐个人名利的手段；有的人把新闻媒介当作表达个人情感和意见的工具等等。这些有悖新闻工作基本专业理念，有违新闻职业基本道德准则的问题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的确有许多人对“新闻学本身”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清楚。
新闻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同新闻教育也有一定关系。近些年来，一些新闻院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加大了广告、公关、传播等课程和内容，而放松或减弱了对一些传统新闻学课程和内容的教学，致使有些学生混淆了新闻与广告、公关、传播等的界限，同时忽视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掌握和理解。
当然，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为了增加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在新闻学专业教育中开设一些与新闻学相关的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课程，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但问题在于不能因此混淆它们同新闻的区别，特别是不能用某一门学科知识来代替新闻学。例如，在处理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上就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扩大，传播学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科地位也越来越高(已成为与新闻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传播学的发展对新闻学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新闻学的学科内容，完善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给新闻学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新闻学的学科界限，淡化了新闻学的传统理论，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正是在这种冲击和影响下，有些人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主张用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表现在新闻教育中，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和排斥新闻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
其实，传播学与新闻学虽然有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闻教育中应当讲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切忌将它们混为一谈，更不应该用传播学来简单地取代新闻学。
卡莱教授在文章中谈到的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消极影响对我们不无启示。他指出：“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但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社会结构的理解。”
根据多年来一些院校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的新闻学专业教育中，还是应当坚持上好传统的新闻学专业课程，当然内容和形式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及实际需要加以充实和创新，要尽可能增加一些反映和代表最新新闻传播知识和现代新闻传播科技的内容，包括一些与新闻学直相关的传播学的知识和方法。至于传播学及其它一些相关课程，可以通过“概论”的形式，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及相关的方法，因为新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各种媒体输送热爱新闻事业，具有新闻专业理念，熟悉新闻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因此，新闻教育重要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专业理念，具备新闻敏感和新闻悟性，具有献身新闻事业的道德理想和敬业精神。
二、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
卡莱教授用“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来比喻“新闻”与“媒体”和“传播”的关系。他认为，新闻应当是“鱼的故事”，而媒体和传播则是“鱼本身”。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调不能将新闻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传播行为，或是一种传播媒体。卡莱教授认为，美国新闻教育的错处就在于把它视为传媒。
新闻当然要借助一定的媒体，借助一定的传播环境、传播技术、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才能进入流通领域，为受众所接受，进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发挥其社会功用。但新闻的内涵及本质决不是“传播”和“媒体”所能简单代表和体现的。
按卡莱教授的解释，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同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和历史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新闻教育的任务在于要在新闻与政治和联系中，让学生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在新闻与文学的联系中，提高学生的语言和表达能力；在新闻与哲学的联系
中，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职业道德基准；在新闻与艺术的联系中，教会学生掌握捕捉完整的视觉世界的能力；在新闻与历史的联系中，使学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和自觉。这些应当是新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在新闻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有些人仅仅将新闻学停留在对媒体组织、媒体机构、传播技术、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而忽略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传授，忽略了对新闻传播中的人文精神的关照，从而使得一些人只是把新闻传播当成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单纯地追求新闻的技术性、工具性和实用性。虽然我们并不否定和排斥新闻同媒体和传播的密切联系，但如果因此将它们等同起来，那便成了卡莱教授所说的将关于“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混为一谈了。
理想的新闻教育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使他们懂得如何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
总之，新闻教育说到底应当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教育，而决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
李欧梵教授在香港看到的一些情况也反映出当前新闻界的一种浮躁和偏向。他指出，香港一些报纸“内容愈见贫乏”，“世界新闻少”，“评论文字不足”；一些报纸“放弃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阔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与公关和广告相差无几的媒体和商品”。
这些情况在大陆新闻界也不难见到。如果我们将新闻简单地与媒体组织、媒体机构和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相混淆，不去履行它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传播知识”等职责，忽视了它应有的社会功能和效用，那么，新闻同广告、公关和一般的传播行为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的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们主张并强调，新闻应当成为一种有灵有肉的东西，成为一种有情有感的东西，成为一种有人有物的东西。新闻应当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总之，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气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物化媒体”。
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卡莱教授从新闻的人文与社会的价值及意义上看待新闻传播，指出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对于民主，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民主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应当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卡莱教授是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用西方学者的思维和价值观提出并解释新闻与民主关系这一命题的。他所说的“民主”和“新闻”具有一些特定的涵义。特别是他对前苏联社会与新闻传播状况的批判，表达了他的一种立场和倾向。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有自己明确的态度和观点。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卡莱教授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表述，揭示了新闻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民主政治对促进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这对我们认识新闻与民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及相互作用具有一定启示。
从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闻是民主的产物。正是人们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渴求与奋争，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当资产阶级把知情权和出版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民主权利去争取的时候，它们选择的斗争武器就是报刊。
而确保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则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又成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形式。
无产阶级同样把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新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当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把争取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内容和政治目标写在自己的斗争旗帜上。当取得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方面把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民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民主和新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新闻，民主便失去了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民主精神的新闻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得以存在的一种保护手段和实现形式——为民主自由勇敢呼号的新闻媒体。而若没有民主，新闻将被窒息，将被扼杀，将无法生存。即使能苟且存在，也会失去自己应有的品质，失去体现新闻本质与内涵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民主。这是有着不同政治内涵和本质的两种民主形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资产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在这一前提下，国家赋予公民运用新闻媒介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作为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的形式和手段，新闻媒介本身也具有了民主的内涵，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其内涵体现在，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拥有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而人民群众这些民主权利的实现，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之一便是新闻。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可以对政府的决策、施政和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建议。国家和政府实现民主的渠道和形式很多，扩大新闻自由，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新闻媒体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是其重要渠道和形式之一。
新闻和民主、政治如此紧密相联，如此相互依赖，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体现的十分明显，尽管它们在对民主内涵的理解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实现民主的形式上也有着许多差异。
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认识新闻与民主的关系，其意义在于要帮助学生了解新闻是民主的一种内涵所在，认识民主对于新闻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意义，从而自觉地培养自己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知道怎样更好地运用新闻媒体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同时要敢于同压制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尊严，维护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纯洁。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4
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遍布说社会的各个角落，新闻传播更是成为人们了解社会的一个知识面，更加深层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于搞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来说，新闻传播既是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时机。对于现代的大学生的思想极其活跃，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也比较快。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心理和生理上都还在成长期，缺乏分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对他们的影响是极其大的，当然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向上的。为此，就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对新闻传播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认识，通过新闻传播来做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的目的。
2、新闻传播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国在发展新闻传播方面做出了重大改革，始终坚持在规范中发展的基本立场，意思是要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利和知识产权，还要保障新闻传播行业的健康秩序，并要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下促进新闻传播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国家的一贯原则是积极利用、依法管理、科学发展和确保安全。在这些原则的监督下发展新闻传播，让它发挥其自身的积极作用。作为新闻传播，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传入到不同人的耳朵里，影响着不同人的思维。自然，它对人的影响是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特别是当代的大学生更是影响极大。目前国家正在严控新闻传播的负面影响，用正面引导学生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心理认知和行为方式，让当代大学生有一个健康的思想和正确的人生观。只有在这样的新闻传播的影响之下，大学生才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才。
3、新闻传播和思想政治之间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普遍都是通过思想影响，通过信息手段让思想得到认知，这也属于一种信息化手段。而新闻传播且是信息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就是这个载体可以载着顺应时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
3.1新闻传播是思想政治的载体新闻在传播的时候都携带上了传导思想政治的作用，现今已经成为了传导思想政治的主要载体。其实作为思想政治的载体一定要具备一些基本因素，那就是这个载体必须要被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掌控，而我过的新闻传播都是受到国家严格的控制，哪些该对外哪些不该对外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这一点是符合成为载体的因素。同时，作为思想政治的载体还必须具备成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纽带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体将携带思想政治的新闻传播，让思想政治的客体当代大学生接受，这完全符合这个纽带关系。
3.2新闻传播自身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其传播的形式也采用的手段和新闻传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些可以看出，新闻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传播载体，依靠它自身的特点，也在不断的发挥自身的教育功能。当代的大学生都喜欢从网络时间看新闻，也就会从中体会到真实感受从而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感叹。由此可以看出，新闻传播自身就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各方面可看出来，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新闻传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还是和新闻传播的自身特征有关的，新闻传播主要是用信息的主题表现为物质的客观。因为新闻传播自身是不可能传播的，它必须借助电视机、网络等才能传播，同时其载体也是通过文字和图片等各种形式。
4、大学生接触信息的主要途径
作为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新闻传播，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发挥着自身的教育作用。只要大学生能够接触到新闻传播的地方，就在接受着思想政治教育。
4.1通过新闻传播获取信息从各方面的调查显示可以看出来，当代的大学生通过新闻传播了解社会的动态和各方面问题，主要是通过新闻传播。从调查可知，当代大学生主要是通过网络和电视等得到社会信息，而通过课堂、父母以及朋友了解的信息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学生对新闻传播的信任度也是十分高的，很多大学都相信来源于新闻传播的信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新闻传播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家庭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
4.2大学生对新闻传播的依赖强在这个网络十分发达的时代，新闻传播也是紧随在上面。现在的大学生除了学习之外很少有人还看书读报，他们的首选就是上网博览网络上的知识。有一些大学生甚至是宁愿不吃饭也要上网，这种例子经常发生。虽然大学生对网络过于依赖，但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思维，对于网络上那种虚假的事情他们还是有清醒的认识。大学生依赖网络却能够分辨其真假，这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因素。首先是大学生的求知欲比较强，让他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很大，最新的信息需求也较大。其次是大学生具有了很强的逆反心态。
5，新闻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
因为大学生产生了依赖新闻传播，那么新闻传播所带的信息无形中就影响了大学生的主观选择。
5.1推动了思想政治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学习是养成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主要途径。而现在的大学生通过各式各样的学习来提高在自身的品质，提高真假的社会道德要求。而新闻传播成为了大学生学习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新闻传播这种形式，传播含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信息，大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实现了政治教育的真正目标。
5.2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创了新环境过去大学生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比较狭隘，主要是通过学校里面得到，从社会上了解一些，还有就是从家庭中得到一些，但是这些方面的知识点都是比较浅显，甚至还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在社会上遇到性情极端的人，就会受到别人思想的影响也变的极端起来了。现在有了新闻传播之后，为大学生了解信息开拓了新的环境。这个不再是一个狭隘的环境，而是一个容纳了天文地理，人文社科的大环境。自从有了新闻传播之后，传播信息的速度惊人的快，眨眼之间就可以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同时，新闻传播采用提供娱乐和报道事实等多种手段，刺激着大学生的求知欲。加之新闻传播这种环境的道德素质培养十分强，加之大学生对新闻提供的东西比较信任，这就更加重了其影响的力度。无形之中，就影响到了大学生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判断。
5.3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力过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大都采用学校课堂教学灌输，这种就属于封闭式的德育教育。对于这种方式，学生早就已经厌倦了，从内心产生了抵触情绪，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在这种情势之下，新闻传播出场弥补了老模式的不足之处。新闻传播主要是应用鼓励、教育、宣传、引导和批评等多种手段，刺激大学生的求知欲和道德观念。这样就增加了大学生内心的接受心态，也就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接受能力。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5
传播心理学是一门结合传播学与心理学的综合类学科，而其创立者正是因为看到了在众多传播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受众群体的心理具有可追寻性，从而建立了此门学科，也为如何准确地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了更好地利用传播心理学对目前社会中新闻传播环节的误读现象进行阐析，本文将首先介绍传播心理学的一些主要研究内容。
（一）研究传播活动对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整体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传播心理学看来，传播工作者在通过对传播心理学学科知识进行研究讨论之后，设计出能够切实引导大众心理发展的具有实质心理引导性质的活动节目。而这是因为在相关心理研究中表明，当人们接受到来自于外界具有暗示引导作用的信息时，人们的内心将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心理层面也会出现一些与传播者所预期设定相符的变化内容。总体上，整体传播活动对于人心理的影响是从行为、态度以及认知这三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心理学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将为传播工作者提供项目设计方向，使例如新闻消息等相关传播内容从影响人的行为、态度、认知来进一步影响人群的心理变化、发展。例如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国传统美德的新闻，那么在新闻的正确指引之下，这位观众可能会学着从生活行为做起，在自己的个人言行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德，而他的整体认知态度也将随之向其靠拢，从本质上逐渐成为一名坚守，并且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的社会公民。
（二）研究心理因素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相对地来说，传播心理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因素影响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研究心理因素对于传播活动影响的学科。由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于同一现象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往往是不同的，因而对于传播者来说，如何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特征来设计传播过程将对整个传播活动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电视节目的传播过程中，女性观众比较倾向于家庭伦理剧，而男性观众则更喜欢观看战争剧情，因而针对这一心理层面的不同特点，电视节目的编导可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节目设计。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群体心理因素的把握，传播者往往能够在传播活动正式开展之前就能估计到整体传播信息的主要接受群体以及其群体心理的主要特征。在实际新闻报道的环节中，考虑到各国民众的生活习性上的差异，新闻传播者也往往加以区别化报道，以生活习性迥异的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为例，有关新闻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报道时，其具体的报道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说，在对美国民众进行报道时，往往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而对中国民众则实施具有渐入性的指引性报告。这种新闻报告中的区别化对待就是对于传播心理学的一种典型应用，但是无论是在何种形式之下，新闻报道者都必须要保持其新闻内容的真实性，而不能作出具有过度修饰性的报道。
二、新闻误读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影响
由新闻误读而引起的对于社会民众的负面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而总结地说，新闻误读所造成的消极性影响主要体现于新闻接受者的认知层面、行为以及态度方面。首先，根据社会心理的观点，公众传播新闻将会对受众群体的认知层面造成心理暗示，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传播一定的新闻内容来指引民众的认知思维方式。在多数新闻播报工作的开展环节，可以说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特定的新闻事件使受众人群的心理认知产生其预计的变化。因而当新闻误读现象出现的时候，民众的认知心理往往也可能得到不正确方向的引导。例如在国际新闻的传播中，倘若国际上对于我国某一具体事件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新闻误读情况，那么将可能影响国际人民对于我国的认知情况。以事件为例，假如国家新闻报道中，世界人民对于事情的真相产生了读解偏差，那么将可能误以为是日本方面的国家土地资源，而我国则是在进行恶意的侵踏，而这些则都是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其次是新闻误读现象对于受众群体行为及态度方面的负面影响。以犯罪报道类新闻为例，部分青少年在心智尚未发育成熟阶段期，倘若其对于电视报纸中所报道的犯罪新闻进行了偏差性的解读，认为新闻报道中的犯罪人员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具有英雄气慨的英勇行为，那么这种误读现象将会造成青少年树立起不正确的价值观，并且也可能引起青少年盲目的行为模仿，可以说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就是由于其本人对于犯罪事件的错误理解所引起的。因而为了对青少年等群体树立起更高的社会价值观，新闻播报者必须要对其播报事件的真实性负责，并要阐明其新闻重点，避免不正当的表述措辞，以免引起青少年群体的误解。
三、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对新闻误读现象进行原因分析
（一）新闻信息中“噪音”过多
此处所说的新闻信息中的“噪音”，是指新闻传播者在就某一事件进行具体传播报道的过程中，添油加醋地附加了过多不必要性要素，而这些不必要因素即成为了新闻信息报道中的“噪音”。但是新闻工作者之所以进行这种额外添加行为，却也是由于社会大众方面所造成的原因。在目前的社会新闻传播过程中，研究者发现错误的信息有的时候反而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上进行分析，错误信息恰好能够使人们的不良情绪得到很好的发泄。例如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其所附加的照片内容可能与实际播报消息并不相符，是传播者为了加深受众者对于此条新闻内容的认识与印象而故意设定的，譬如在对城管殴打事件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事情的真相只是城管对于市民不法行为的严厉批评，但是相关新闻传播着为了更好地引起受众者共鸣，使该条新闻得到最大范围内的传播，可能会故意将新闻配图扭曲，使人们所接受的是一个残暴的城管与一个受难市民之间的故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民众对于城管的不良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发泄，但是这种本质上的报道失真却对构建良好的城管形象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二）新闻媒介之间缺乏统一性
随着媒体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新闻传播者所能利用的媒介类型是各种各样的，电视、报纸、电台以及网络都是常用的新闻传播媒介。根据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不同的媒介传播之下，受众者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反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熟悉与接收的新闻传播媒介已然倾向于网络媒体，而对于老一辈的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报纸新闻则是他们更为青睐的传播媒介。正是因为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认识不同，所以如果同一事件在各类媒介中得以报道之后，人们对于此事件的理解的分析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就小月月事件来说，在同一家庭中，年轻一辈从网络视频中得知该新闻事件之后，可能会将理解重点放在对于冷漠路人的批判，而老一辈则可能从报纸上得知新闻之后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于幼儿安全的保护问题中。从新闻播报的本质来看，新闻工作者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对于现实社会中日常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具有更为详细的了解，而各种各样的媒介更是为了拓宽受众范围而产生的。但是当各种新闻传播媒介之间的认知缺乏统一时，当同一事件对于不同人群的信息传播重点出现较大偏差时，新闻工作者往往难以达到最初的传播目的。
（三）受众群体的主观信念在作祟
尽管熟话说，流言止于智者，可是在现实的新闻传播环节中，当与实质新闻消息出现严重偏差的流言，在人与人之间得以广泛传播之后，却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制止，而难道这是因为目前社会中缺乏智者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新闻传播工作中受众群体出现认知偏差之后，即便新闻传播中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公开的纠正、澄清工作，但是由于民众作为个体其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网友及报纸浏览者在得知新闻事件之后，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得出其主观性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是难以再通过外界的信息更正发生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流言总是难以得到制止，甚至其传播者的态度总是信誓旦旦的原因。当一条新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时，每一个新闻转述者都会以坚信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进一步的新闻传播，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自我否定，他们始终以捍卫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传播。而这时这种来自于广大民众的主观信念在作祟，使得新闻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误读现象得以发生，甚至说这些误读现象都是部分新闻转播人员故意而为之的。
四、结语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6
本院办新闻专业不利因素不少，但优势也还是有的。比如说，学院在省城武汉，比之省会城市下面的地市州具地域优势。经过详尽的市场调查，我院将人才培养目标锁定在主要为地市州的新闻单位服务上。理由很简单，上述单位一些名校毕业生不大可能会去，空间就是机会和市场，我们就是要争夺这块相对尚有空间的市场。定位找到了，下一步便是课程设置的创新。
当然，新闻学专业的九门主干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和《新闻摄影》基本上没有动。本着新闻人才的定位要符合媒体实践发展的需求这一思想，简言之就是要培养媒体需要的特别是“上手快”的传媒人。为此，我院新闻教研室在课程设计上作了如下调整：
一、在两个新闻学本科班开设《报纸平面设计》课，选用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方正飞腾4.0实用教程》作为教学用书。为什么要重视这一块呢？理由有二：现在有的纸媒，责任编辑、版面编辑是“合二为一”的，少数甚至是“三合一”的，即加上一个“美术编辑”。在校生会做版，也算一技在身。另外，目前报社招人也是“水涨船高”，记得十年前，报纸聘用的版面编辑多为中专生之类，现在的行情，不少版面编辑的录用标准本科学历乃“硬件”。我们的初衷是，先进报社的门，一下子当不上记者，不妨从版面编辑做起。许多同学表示，这门课有用、有趣，“文字块的生成和编辑”、“文字的编辑和特效”、“文字的排版”三章尤其重要，为整个版面制作的核心内容。
二、新闻学本科班《传播学》课程，采用过郭庆光、李彬、邵培仁著的相关教材。因为以上三本教材被全国大多数新闻传播专业指定为首选教材，系各主要名校考研用书。但在新闻专科班，我院用的却是由南国农、李运林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传播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明安香指出，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是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湖北二师院（原湖北教育学院）结合原有的特色和专长，针对未来市场需求，向尚未开发而又有市场前景的专业传播领域――教育传播学方向发展。教育传播学是教育与传播领域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教育中有传播，传播中有教育，教育学需要传播理论帮它纠偏，传播学需要教育理论帮它深化，两者互相需要，用传播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教育现象，分析教育过程，用教育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传播现象，分析传播过程，这样作为师范院校的传播学教育，其特色就较为鲜明了。
三、用专题讲座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我院自去年开始，就将专题讲座纳入授课计划；每个专题3个课时至4个课时，强调实战和针对性；主讲人必须具备相关从业经验，如本系教师中无合适人选，就采用外聘、客座等“借脑”的方式。笔者就曾主讲过“应聘记者上阵前如何磨好枪”、“解读大众化报纸”、“社会新闻的采写编”、“获奖好新闻赏析”与“失实报道批判”等内容，颇受学生欢迎。我院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相当部分在大众化报纸找到了岗位。学生在课堂上就想和此类报纸“亲密接触”，兴趣无疑是学习的“兴奋剂”，作为老师须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于是本人经过精心努力，准备了一大堆诸如大众化报纸的兴盛及其背景、内容评点、特色探析、地位和前景等问题，给予比较全面的解读。不少男同学钟爱体育新闻，多数女同学则对娱乐新闻、专副刊偏爱有加。因为有浓厚的兴趣，激发了同学们的问题意识，认识到大众化报纸的媚俗和低俗之举要不得，加深了对新闻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有同学深有感触地说，存在不一定合理，发行量大的报纸不一定没有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是真经、裁判和指南针。关于大众化报纸目前存在的“毛病”，经过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细读这类报纸，有时能发现虚假报道的身影。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一些内容“庸俗”、“低俗”、“炒作”，迎合不健康的读者口味，不少小报广告过量。
四、通过开设全院公选课《新闻与传播入门》，提高学生的传媒素养。本课程用的教材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谢金文博士著的《新闻与传播通论》。我院有近万名学生，每半年有200人选修本人主讲的《新闻与传播入门》课程。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日益增多，对社会和每个人的影响日益增大。非新闻专业的大学生也有必要掌握一定的传媒知识，能比较科学地认识传媒现象，分辨传媒内容，利用传媒工具。
所谓传媒素养，就是人们认识、利用和参与大众传媒方面的素养。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把传媒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思辨和表达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
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是传媒素养的核心，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对传媒的利用和参与，这种认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了解大众传媒的性质、特点和种类；（2）了解大众传媒的功能和作用，包括对个人的影响；（3）了解传者和受众的权利义务；（4）了解各种传媒的评价标准。对受众而言，可利用传媒获取信息、吸收知识、表达意见、享受艺术和娱乐。利用大众传媒方面的素养还包括具体使用传媒和制作传播内容的能力，如上网，解读信息、图片、镜头、故事等传媒内容。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7
[摘要]：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等，无不是围绕着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信息论是否能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它的创始人香农原只打算将其定理应用于编码和信号传输的技术过程中，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后，更被它的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三十周年，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变化的缘起，则逃避不了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话题。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elwood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informationisameasureofone'sfreedomofchoicewhenoneselectsa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16]“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00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卷，第3期，2001年5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绪论12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96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228～229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年第2期，总第80期，7～21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卷，第3期，2001年5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卷第2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卷第2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8
事实说。“新闻是一种新鲜、重要的事实。”(胡乔木)
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来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把新闻等同于事实是错误的。
报道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
这一定义在我国新闻界影响很大，并为多数人认同。其关键在于。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它科学地回答了“新闻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
但新闻报道侧重指新闻机构发表新闻的社会活动。“报道”是一种以传播者即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为主体传递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只看到了新闻报道者与事实的关系，而未考虑到受众的重要性，这种传受关系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报道”既然是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是否在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产生之前就没有新闻呢?
信息说。“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
这一定义是从信息论、控制论领域认识新闻。新闻的本质是事实的某种信息。“信息说”符合“定义”的公式：被定义的概念=属+种差。新闻的本质属性是关于事实的某种信息。即属；新闻的本质特征是传播新近事实，即种差。
这一定义虽然将新闻最本质的东西表达了出来，但同样存在疑问：信息是对客观事实不确定性的消除，新闻所传播的信息是全部还是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在传播的信息中只有某一部分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新闻是一种信息，信息并不都是新闻，什么样的信息才能成为新闻，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究。
传播说。“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王中)
这一定义把新闻的落脚点放在“传播”上，显然它认识到了新闻是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交流活动，将传播者与受众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反映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者在向受众报道新闻的同时，受众以反馈的形式与传播者或其他受众进行沟通交流。“传播说”是对新闻“流”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动态的传播活动。
这一定义也有不完善之处。新近变动的事实经过传播就一定能成为新闻吗?这种事实对于受众来说没有传播价值就构不成新闻。新闻传播的是事实吗?新闻的本质是某些信息，传播的归宿点应该是信息，不是事实，忽略了唯物主义新闻本质论的观点。
从哲学角度来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不确定性的消除。客观事实具有多种信息，新闻传播的只是来自事实的一部分信息，而未被传播的部分是构不成新闻的。“传播说”在这方面有待完善。
不同的新闻定义是对所处时代新闻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所做的就是弥补不足。可以说，“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和“传播说”以及未提及的“猎奇说”和“手段说”都是新闻定义研究成果具有时代性的精华。
结合“报道说”、“信息说”和“传播说”，新闻定义研究成果的精华和存在的不足，在现有学科领域知识的基础上，我认为，新闻的定义可归结如下：
新闻是人类社会中对公众具有知悉意义的最新变动的事实信息进行的传播活动。
“最新”，强调新闻内容的新鲜性和新闻传播的时效性特点。说明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并被发现的，且具有新鲜感，以可能的最快速度传播的变动事实信息。我们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些时过境迁、毫无新意的新闻(旧闻)就永远不能成为新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告诉我们：旧闻也可以是新闻。现实生活中那些虽然是过时的，却同样引起受众关注、具有报道价值的信息也是可以成为新闻的。
“人类社会”，新闻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新闻必须是人类社会中的变动事实信息。新闻离不开人类社会这个范围。
“公众具有知悉意义”，强调新闻传播的公众性特点，只有对公众具有知悉价值的信息，才能为公众所接受而成为新闻。
“变动的事实信息”，强调新闻的真实性特点。新闻是对变动事实的反映。信息是对客观事实不确定性的消除，任何客观事实都包含着多种信息，信息并不是客观事实的组成部分，而是对变动事实的反映：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中的某种信息，没有变动的事实信息，新闻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新闻的本源问题，在我国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另一种认为“社会变动是新闻的本源”。我认为，变动的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新闻是对变动的事实的能动反映。事物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突破常规的变动才能产生新闻。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实的变动将事实转化为新闻，是新闻的动因。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块石头，在未产生变动之前，它永远都不能成为新闻，而当发现这块石头是金矿时，它就会因为事实(石头)的变动而成为新闻。事实对于新闻的产生来说是相对的，只有发生变动的事实，我们才能从中发现新闻。
“传播活动”，新闻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它突破了“报道”的单向传播活动范畴，成为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活动。将新闻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可以很好地将新闻的“源”与“流”统一起来，防止把新闻片面地认为是一种报道或信息。同时，它也把新闻传播的五个要索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将反馈纳入其中可以说是新时期新闻定义时代性的具体体现。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9
一、现阶段我国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所面临的困境
（一）课程体系十分巨大，知识点相当繁杂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新闻传播史学一直都是我国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实际当中，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自始至终都作为必修课的形式出现，充分发挥着通识教育的重要功能；新闻传播史学的延伸课程通常都是作为专业选修课程存在，充分发挥着进一步拓展专业知识的重要功能。前后两者一起构建了对新闻传播学科学生展开通识知识教育以及专门知识教育的重要平台。
（二）教育技术含量非常高
现阶段，我国已经全面迈入了信息时代中，信息技术在我国各个领域得到了合理运用，我们在教学技术的角度上面来看，新媒体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在行为业务课程当中已进被大量引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习这一课程的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兴趣度越来越高，因此，这就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环境下，实际中的新闻传播史学课在课件制作方面以及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应用方面，甚至互联网教学方面都不仅仅是一种表面工程，而真正成为了一种吸引学生注意力以及提高教学效率，进一步提升老师教学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现阶段我国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革新
（一）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意义
就实际而言，所谓当代性，其实简单地说就是全部历史最为本质的特征。其实，从根本上面来说，建立成为新闻传播史学的主要基础就是新闻传播史实，对于它的认识伴随着新闻远比史学家思想意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对于历史材料的不断理解而发生的动态变化。新闻传播史学家能够让新闻传播成为对以前事情的总结，对于现在以及未来的生动记忆。因此，作为一名在高校中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的老师，自身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新闻传播史学在当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有在任课老师的角度认识到其真正的意义，才会在教学过程当中重视教学问题。
（二）重视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
在教学方面教师要逐步重视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社会史学重视的是新闻自身的多重意义，包括新闻传播事业、社会迁移变革以及新闻人士等因素和时展的紧密结合。它体现了新闻传播的时代特性。此外，在实际教学中，社会史视角下学习新闻传播史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和全面展现一种比较宏观和有机的新闻状态，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增加这一课程的严密逻辑性和教学趣味性，让学生可以更好地去理解。
（三）积极引入与之相关的教学新技术
在这里笔者所着重强调的“引入与之相关的教学新技术”指的是多媒体教学设备[4]。就实际而言，通过计算机网络版的课件或者单机版的课件可以为教学课堂带来两方面的优势：①能够显著地增加科学性，使教学过程更加严谨；②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如果老师只用口讲的方法很难讲得清楚、很难讲得明白，学生理解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可以把理论性的东西变得实物化，能够弥补老师语言讲解上面的不足，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③上课过程中应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有效增强授课的趣味性，从而可以更加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的学习质量显著增强。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篇10
关键词新闻传播研究康巴藏区新闻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作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框架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广泛地开展起来。进入新世纪的以来，随着研究资料的增多、研究视角的扩展以及理论框架的建构，曾经被认为值得期待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迅速展开，陆续出现一系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专著。这些研究专著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个方面，作为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注重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初步完成理论架构。白润生先生正是从史学的角度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他所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按照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按照历史的沿革，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先小数民族地区报刊的创办和发展过程，对少数民族传播内容进行论述。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白润生负责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繁荣》。在他撰写的这一部分中，他认为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兴起阶段，从30～40年代到改革开放是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是繁荣阶段。200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在这部书中，白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这本书，除绪论外分四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共计12章65节。周德仓著的《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在历史学的基础上采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藏文报刊发展、传播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构建藏文报刊的发展脉络，在周德仓的另一部专著《新闻传播史》对从原始文明时代至公元2000年这一时期发生的新闻传播进行史学架构。这本书还对对外新闻传播、的电影传播，新闻进行横向论述。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教学活动在学院里迅速展开。随着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许多高校开设了带有“中国新闻事业史”字样的课程，介绍中国新闻发展的知识、方法。在中国新闻史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进行理论化、学院化。《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成为高等院校新闻史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繁荣》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的一个章节，《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成为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因此，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特别是当真正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显出力所不逮的疲态。这种疲态表现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很难具体地指导少数民族区域性的新闻实践。试以康巴藏区为例。
新闻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历史、应用。新闻理论主要总结和阐明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它是从新闻实践中来最终又指导新闻实践；新闻历史主要论述有史以来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主要是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在应用方面一方面具体到新闻实践又涉及到媒介的经营和管理。当涉及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时，对研究内容的判定如果按照以往的路径进行研究似乎行不通。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对于我们理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有所裨益。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过的一段话：“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在葛兆光看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并不完全是小传统，也不是民众思想或者民间思想，而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这样看来，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会不会对精英和经典的部分进行了过多的关注，而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关注比较少？
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客观社会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存在，也不像自然规律那样静止地等待人们去归纳和总结。社会是由人与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总是充满了变数。因此可以说，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于社会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并且人们每天都在创造和改变社会，而自然界却不然。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主体性的互动，就必然有一种普遍理解的知识作为基础，这种普遍理解知识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人们在使用这种知识时通常认为对方也拥有这种知识，就知识的类别而言，知识通常分为感知知识和理解的知识，感知的知识通常是指具体的、日常的知识，而理解的知识通常是抽象的知识。在新闻传播的研究中通常是以具体的、日常的知识作为研究对象。正因为是这样，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也不能脱离人们进行主体性互动时所使用的普遍理解的知识。因为如果用专业性的、抽象的术语来代替那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互动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剩下的知识一些概念和理论。因此新闻传播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应当注重对主体间互动所使用的具体的、日常的知识的研究，首先试图解释这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仅简单地靠新闻出版的成品来研究，更要深入到新闻传播活动发生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和理解主体间的互动，以此更具不同主体间互动来进行解释的协调；其次当得到这些解释后，把这些解释放置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进行重新的建构。
对于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的研究而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康巴藏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康”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指青藏高原东部的藏族聚集区，为我国三大藏区（卫康、安多、康）之一。“康巴”是一个族群概念，是对生活在藏区的操藏语康方言的藏族的称呼。由于“康巴”生活在藏区，人们常常把“康巴”这一概念指代“康区”，因而，“康巴”既是一个族群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概念；当对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进行新闻传播研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是什么？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是什么，它们在主体间是怎样互动的以及怎样进行重新的建构？其次，康巴藏区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文化上处于汉、藏等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费孝通“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语文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因此在对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的研究中需要进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角度；最后，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研究还承担着打击分裂势力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任务。正如康巴藏区的新闻传播机构所承担的政治任务一样，在康巴藏区的新闻传播研究中就不能忽视这一点。
本文为《康巴藏区报业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SB0193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周德仓.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5]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