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1
一、公益创业的产生和发展
概括而言，“公益创业”指个人在社会使命的激发下，在非盈利领域援用商务领域的专业作风，追求创新、效率和社会效果，在争取慈善资金的竞争中独树一帜，将公益事业办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竞争力的实体[1]。“公益创业”的出现标志着一个社会朝着公民社会方向的重要演变，说明社会在再分配和公民在社会改进中的角色方面出现了体制性的变革。公益创业这个词被公认是由阿苏迦基金会的创始人追顿提出的，而在狄兹1988年发表了“公益企业家的含义”的文章后才首次对这个词进行了定义。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欧美国家，这个词也是最近才出现的，针对它的一系列定义、规定都处在未发展完善的阶段。
（一）“公益创业”在美国诞生的背景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资助大为削减，与此同时，又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鼓励私人捐助非盈利组织。而大量的私人捐助大大丰富了美国公益基金的数额，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非盈利组织的成立。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益组织的增筑幅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期公益基金的增长幅度，对资金需求的竞争由此产生。非盈利组织需要“借用商界专业化操作和市场运作的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效率，更好地进行公益服务”，公益创业的概念营运而生。从此，创业不再是盈利企业的专利，非盈利企业也逐渐走向市场化、竞争化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公益创业不仅仅是创业，不仅仅是公益，也不仅仅是公益和创业的相加，而应该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体。优秀的公益企业家们，不仅具有企业家特质，更负担着社会使命。公益创业要求一个组织既具有整合资源、把握机遇的能力，更要求其有值得人信赖的声誉和良好的道德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说，公益创业兼有公益和商业的特性，它的竞争和发展都和以往的纯商业企业有着相似却又不同的方式。
（二）公益创业在中国的借鉴和发展
美国的公益创业的发展主要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充足的自由的公益资金；成立非营利组织的自由；非营利组织的监督和评测体系；掌握了一定管理技能的专业人士进入该领域。这些情况使得美国的公益创业的发展水到渠成，而中国相较于美国，这四个方面都有欠缺之处，这就给中国的公益创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首先，中国的公益基金规模远没有美国庞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求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要量。例如据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计算，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2]。其次，中国的非盈利组织的发展还很不成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由于公益基金总量的缺乏也抑制了中国非盈利组织的扩大发展。另外，中国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使得非盈利组织产生与发展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相较于西方的非盈利组织监督和评测体系以及高度自由的非盈利组织体系，中国更需要开辟一条新型的发展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公益创业概念的提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相较以往，非盈利组织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提到社会责任，企业想到的是高额的成本，而不是能带来附加的收益。而公益创业为此提出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公益组织与企业也许能通过公益创业这一新型模式找到适合的合作方式。公益创业理念在中国的推广，也许可以唤醒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并启发企业探索更切合实际地承担社会责任的路径。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中国的非盈组织也许能通过公益创业找到属于自己的繁荣期。近年来，知名的全国创业比赛“创青春”在其主体赛事里加入了公益创业赛，与创业计划赛、创业实践赛并称为三大创业赛，足可以见识到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家对公益创业这一新型模式所寄予的厚望。
而与中国的公益创业相对的，是中国的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力量的微小薄弱以及中国对非盈利组织的规章制度的缺乏和不完善。
二、我国公益创业发展预期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和解决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展阶段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公益创业的发展刻不容缓，同时，也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对公益创业在我国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可能的方向。
（一）创业因素的融入促使公益事业更加高效
21世纪，创业已经成为发展社会生产，提高社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公益创业，公益活动的发生率将会被提高，公益组织成立的成本将会被降低，从而达到扩大公益组织数量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在公益事业中引入竞争机制，使那些公益创业组织不得不依靠商界专业化操作和市场运作的专业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效率，更好地进行公益服务，在获得长期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3]。
（二）政府将发挥引导作用并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
为当今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的转型迫在眉睫。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从重视发展的速度变成重视发展的质量，要从重点发展经济总量到重点调整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问题，城乡不平衡问题，行业不平衡问题等各种发展中产生的问题，都将成为亟待解决并且必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难题和挑战也会给相应的行业、产业带来新的机遇，形成新的商机。而公益创业，可以巧妙地转化这些问题或者商机，将其变为可以既有商业价值，也能服务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益创业任务艰巨，机遇良多，如果能好好利用和把握，公益创业的前景将是无穷的。而现阶段来说，我国的公益领域仍然缺少民间力量，不是以民间公益组织为主，而是以政府扶持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性公益组织为主，这不是公益创业发展的沃土。公益组织的自由度不开放，将会使得中国的公益组织的发展得到抑制，公益创业也就无法发挥出其重要作用。
（三）公益创业将表现为多样化的公益活动
这种多样化，体现在公益创业目标的多样化，也体现在公益创业进入领域的多样化。另外，公益创业作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必定要与社会大环境相结合。也就是说，我国的公益创业，要体现中国特色，它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现实。它的目标、方式、特征都带有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国外的发展模式固然可以学习借鉴，但要与我国的现实相结合，否则，则会将公益创业带入体制僵化的泥潭。例如，由于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上也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公益创业必将与基础产业、行业息息相关，要有生活必需性的特点，而不能一味求快求好。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社会面貌的大工程。
（四）公益创业意识将逐渐深入人心
目前，企业、大众都仍然停留在公益即捐钱、捐物的概念上，公益创业仍然是一个很陌生的话题。就中国而言，所有的社会大变革都离不开民众的力量，而现代企业作为人的集合体，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公益创业想要在中国成功推行，一定离不开对大众意识的引导和培养。没有公益创业的倾向，就不会有公益创业的活动产生。政府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引导公益创业意识和倾向成为主流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企业可以加强这种倾向和意识，做好公益创业活动的表率，使得民众能够信任公益创业活动，重视它的效率作用、公平作用。
（五）公益创业离不开公益创业教育
由于公益创业是一种新生产物，公益创业需要更多的人摸索前进。因此，提高公益创业人群的知识水平和创业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过去的创业者有许多运气的因素，在中国市场未发展完善的时候，创业人也许只要眼光、机遇、资源就能成功。而现在的创业，尤其是公益创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更需要专业的知识，果断的判断能力，商业企业的眼光。诸如此类，都离不开教育，缺少专业化的教育和历练，就无法成就长期有生命力的公益创业活动
三、什么是非盈利组织以及非盈利组织会计？
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其经营目的主要在于谋求社会利益，而非经济利益。“非营利组织”一词由国外引进，通常可以分为政府性非盈利组织和民间性非盈利组织。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因为政府性的非盈利组织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发展和壮大上有其先天优势，通常和公益创业无关，因此不做重点探讨。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民办医院、民办基金会等民间非盈利组织越来越多，焕发出新的活力。民间非盈利组织在内容上贴近于政府性非盈利组织，而在形式上却更贴近于商业企业，尤其是在公益创业产生之后，它可以适当从事一些盈利性活动，形成一定的经营收支。
非盈利组织会计，顾名思义，就是为非盈利组织所做的会计核算工作。它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社会公共经济活动相比，特殊性主要体现资金来源的多样性，而非单一依靠国家财政。且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收入还主要来自于社会团体的捐赠。以2001年为例，全国教育经费中，家庭和学生个人缴纳的学杂费、非政府社会和个人教育投资占教育经费总量的45%，而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只占55%[4]。除此之外，民间非盈利组织还负有纳税义务，它的经营管理除会计核算方面的问题之外，还应当讲究纳税信用。而与商业企业的经营活动相比，非盈利组织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按照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提供者的期望和要求以及自己的良知等更好地发展事业或提供社会服务，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使产生经营性的收支，其根本目的也应当是为被服务对象服务，非盈利企业的收入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赚更多的钱，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在公益创业之前，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收入更多地是体现在接受社会捐赠、政府购买服务上，而支出则更多地体现在为所服务的社会项目提供资金上。在公益创业产生和兴起之后，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收支将会涉及产品与服务等多个领域，不再是通过单一的接受捐赠获得收入，更可以将由所服务的社会对象产生的衍生产品对社会大众进行出售，或者与企业联系。例如百事可乐沙漠种土豆，这些种种的新型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运营方式，对民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和挑战。相对于趋于完善的企业会计制度而言，中国在非盈利组织方面的会计制度的发展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这对中国民间非盈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非常不利。
诚然，非盈利组织会计与企业会计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一是概念有别。企业会计中，会计的服务对象就是企业，会计核算所关注的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关，而在非盈利组织会计中，因非盈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点，其会计核算对象不与盈利相关，由此导致非盈利组织会计更偏向对过程的考核，而不是最终的盈利。非盈利组织会计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二是职能有别。企业会计的职能主要以反映、监督为主，并为决策提供信息。会计能反映企业运营的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运营的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细化来说，它可以对企业的运营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进行监督，不同的会计信息还可以提供给不同的使用者进行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更进一步地，企业通过以前记录的会计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测，并做出未来的会计预算，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决策。而非盈利组织会计的主要职能是统计一定时期的收入和支出，并对所得到的社会效果和回馈做出总结，但不直接参与决策之中[5]。但现代的非盈利组会计，也对它的决策职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市场化竞争下，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不能再依赖于社会的直接捐赠和企业的无偿现金支持。三是核算方法有别。非盈利组织和企业会计核算的方法不同，也主要是由于它们的会计核算概念和智能不同。企业会计和非盈利组织会计的核算方式不同，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会计核算基础不同―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所依据的准则不同―《企业会计准则》和《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会计核算的原则不同，例如企业会计的核算要求遵循谨慎性原则，而非盈利组织会计的原则则较为宽松。
现阶段的非盈利组织会计，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在现行会计制度下，我国的非盈利组织会计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没有完全透明。对于商业企业来说，企业上市募集资金就需要外部人员进行审计，并定期披露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而非盈利企业天生就有募集资金的功能。不仅仅如此，非盈利企业的资金募集还涉及到社会公平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问题，使得它涉及更严重的道德问题，应当更为严格地对其进行规范，接受公众的监督。二是会计核算基础存在问题。现行的企业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能正确地核算各项成本费用，将收入和费用联系起来，权责明确，有助于企业的管理。而非盈利组织则是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基础，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算管理，但不能为内部管理和外部捐赠者使用。三是会计要素设置不全面。非盈利组织会计要素设有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和净资产共五个科目，而没有盈利和损失项目，这就使得外部捐赠者不能有效地获取和评价关于非盈利组织经营和财务方面的信息，对非盈利组织的自身管理不利，在公益创业中，也不能使企业和大众对其产生信任，大大限制了中国的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四是非盈利组织会计模式不健全，缺乏盈利性指标。在非盈利组织实行预算管理的前提下，会计核算中是没有盈利性指标的，盈利性指标不仅是为企业盈利服务，而且是评价企业运营效率的重要指标。尽管非盈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仍然需要考察其的工作效率和资源使用率，从而能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非盈利组织，避免人浮于事，浪费社会资源。
四、构建非盈利组织会计的建议
（一）加强非盈组织会计社会公信力的建设
要求非盈利组织定期披露会计信息，对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信息披露做出更为具体和完善的规定，能使民间非盈利组织发挥出自身资金自由度的优势，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和企业的目光，获得社会信任。其次，它能使民间非盈利组织在公益创业的浪潮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二）调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核算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扩展其发展规模的过程中，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向市场靠拢，资金的获取和使用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态环境，这些原本仅仅只能通过社会资助、国家直接的资金扶持才能运行的项目。当前，在公益创业的浪潮中，已经有不同的方式，创新创业正在公益的这块土地上诠释出不同的含义，拥有更为多样的表现方式。因此，重新审慎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三）增加会计核算要素和科目，尤其是损益类科目
增加损益类科目，可以充分发挥非盈利组织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以有效的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已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使得效率与公平通过非盈利组织的调配作用达到协调发展。
（四）调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核算模式
并不是所有非盈利组织都需要采用预算管理的方式进行会计核算的，更多的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更需要接近于普通商业企业的会计核算模式。对于政府型民间非盈利组织，也可以采取预算管理与非预算管理并行的模式，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将会大大有利于非盈利组织的发展。
五、公益创业对非盈利组织的挑战及其探讨
2009年全球创业观察将公益创业活动的组织形式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对每个类型在整个公益创业组织总数中所占比例进行了调查：第一，传统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traditionalnGos），这类组织以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标，这类组织在所有公益创业活动组织中的比率为8%。第二，非营利组织（not-for-profitSes），这类组织以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标，以创新为主要特点，其所占比率为24%。第三，混合型组织（HybridSes），这类组织一方面以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同时要获得财务收益与经济效益，其所占比率为23%。第四，营利性组织（For-profitSes），这类组织通过解决社会责任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获得财务收益与经济效益，其所占比率为12%[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尽管在现阶段，非盈利组织和混合型组织仍然是公益创业的主要组织形式，但盈利型企业在公益创业方面有着无穷的潜力，在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盈利型组织的财务更公开透明，并具有更好的自造血能力和持续盈利的能力，这是中国的非盈利组织远远比不上的，在市场竞争的社会大环境下，它更具有竞争和发展的潜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非盈利组织的变革迫在眉睫，这种变革的迫切性体现在会计核算上则更为明显。
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2
关键词：理论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一、引言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Contract），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在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其中，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是最典型的一种契约。委托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利益冲突（interestConflict）和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作为委托方的投资者和作为方的经理人都是经济理性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至于双方所追求的效用，投资者关注企业价值增值而经理人则侧重于能够得到的补偿问题，因此导致投资者和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问题。当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处于信息强势的管理当局为了自身利益有可能采取违背投资者的行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操控利润的行为。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冲突提供人盈余管理的动机，信息不对称给人提供盈余管理的空间及可能性。盈余管理按照其调整利润是否影响现金流可以分为两种，利用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和利用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Schipper，1989）。这里所指的利用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是指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及资产减值准备等方法来调整利润，不改变公司的现金流和经济活动的行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则通过改变企业的经济活动来调整利润，如期末异常促销、提供宽松的信用政策、削减研发支出及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等。对上述两种盈余管理模式学术界和实务之间稍有分歧，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应计项目的利润调整，而实践当中发现企业管理层不仅用应计项目，而且还会利用真实活动操控利润。学术界之所以侧重于研究应计利润的调整，原因归于以下方面：首先会计准则本身要求从业人员做出职业判断，而对制约不当职业判断的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完整，监管力度也不足，提供更多利用应计项目调整利润的空间。但是随着会计准则和内部控制体系的不断完善，调整应计项目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少。Cohen等（2008）研究验证了这一事实，发现萨班斯（SoX）法案前后企业盈余管理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由应计项目调整方式转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其次，实证会计研究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计量可操纵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accrual）的计量模型，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计量发展缓慢，等到Roychowdhury（2006）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并得到验证之后，才开始研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角度出发，研究委托关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如前所述，企业管理当局可以选择应计项目或真实活动调整利润。相对于应计项目，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可在全年度任何时间进行，风险较少，但是因其通过实际经营活动进行操控，会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的减少，比起应计项目调整，更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及信息不对称性大的时候，经理人通过真实活动操控利润的动机及空间也越大，会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企业长期的价值。委托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无完美的计量方法，为此，本文利用高管持股比例衡量利益冲突，以证券分析师数量衡量信息不对称。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2006）提出的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通过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可操控费用来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投资者与经理人的利益冲突越大，信息不对称越大，即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其管理当局的生产操控以及费用操控行为更严重。本研究从理论出发，利用应计项目来计量盈余管理，引入了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式，应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委托关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文献根据会计理论，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一致与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张翔建等（2004）运用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探讨了盈余管理产生的本质原因，分析了“契约摩擦”与“沟通阻滞”共同造成盈余管理现象的内在机理。王新汉和王威（2005）用规范研究方法分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后所引发的委托关系，指出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是两个基本的委托问题，主张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公司管理当局提供盈余管理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至于问题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因企业的成本不容易测量，一般从减少成本的约束机制出发，认为好的治理结构或高的治理水平减少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实证结果均得出好的治理结构遏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结论（Jensen，1993；Dechow等，1996；Beasley，1996等）。
（二）实证文献实证会计研究上，有关盈余管理研究侧重在基于应计项目的调整，但是企业也可以用真实活动进行利润操纵。Schipper（1989）是最早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学者，把盈余管理定义为“为了谋取私人利益，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行为”，主张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基于应计项目的调整（accrualbasedearningsmanagement），还包括真实盈余管理（Realearningsmanagement）。Bruns和merchant（1990）和Graham等（2005）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真实活动操控利润。Dechow和Sloan（1991）、Bushee（1998）、Bens等（2002）研究表明，Ceo任期、股权结构与股票期权均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有关。Bartov（1993）的研究表明，利润下降幅度大或负债比率高时，企业会适当的处置固定资产达到平滑利润或调整负债比率的目标。Zang（2005）发现企业管理者优先使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尤其是企业面临诉讼时，盈余管理手段由应计项目的调整转换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根据Dechow（1998）等的各项会计指标与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的变化相关的主张，推导出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得出公司更有可能利用真实活动来实现保盈目的的结论。Cohen等（2008）根据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盈余管理评价模型，研究了萨班斯（SoX）法案对盈余管理手段的影响，发现法案前后美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由应计项目调整方式转为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方式。张俊瑞等（2008）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作了类似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发现我国微盈上市公司利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等真实活动来实现保盈目标。李彬和张俊瑞（2008）的研究发现进行生产操控的公司的后三期经营业绩水平普遍低于非生产操控公司，得出生产操控盈余管理是牺牲公司未来经营能力为代价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理论，企业在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时会引发成本。首先，作为委托方的所有者和作为方的经理人都是经济理性人，是效用最大化者，所有者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经理人追求个人报酬的最大化。因双方目标不一致，经理人不会总以所有者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这种利益冲突越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机会主义行为维护自身利益动机就越大。其次，由于分工和高昂的监督成本，作为委托方的股东（或债权人）无法观察到方的经理人员的具体行动，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正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给企业管理当局提供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其一，因企业管理当局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不拥有的内部信息，而且企业外部人一般通过企业管理当局向外部披露的信息来了解企业的经营业绩或运作情况，管理当局有条件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其二，企业的委托方（所有者）一般以盈利指标来衡量受托方（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并给予相应补偿，因此管理当局必然会为了自身利益调整利润，不惜牺牲委托人的利益。因此，信息不对称提供盈余管理的机会。基于以上逻辑，当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冲突大，信息不对称性大时，企业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及可能性越大，管理当局会为自身利益而不顾投资者的利益，甚至牺牲投资者的利益，通过真实经营活动调整利润。借鉴Roychowdhury（2006），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从销售、生产和费用等三个方面解释：销售操控，是指为了增加利润适时地推行异常促销活动来提高利润。当边际收益仍然大于零时，降低商品价格或加大价格折扣，放宽信用政策，会使企业的销售数量增加，总的利润也随之增加，而单位利润下降，发生坏账的概率也会增加，并且经营活动现金流将会减少；生产操控，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当期销售成本也随之减少，而盲目的生产操控会带来以后年度存货的大量积压，增加以后年度的资产减值损失；费用操控，主要表现在削减研究开发支出、广告费用支出或日常的支出来提高当期的盈余，而此举会削弱企业的长期竞争力。综合上述分析，真实盈余管理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减少，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可操控费用的减少等方面。根据上述逻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经营现金流量越小
假设1-2：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生产成本越大
假设1-3：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可操控费用越小
假设2-1：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经营现金流量越小
假设2-2：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生产成本越大
假设2-3：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可操控费用越小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03年至2007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企业，并进行了如下剔除：剔除金融、保险和银行业；剔除适用Roychowdhury的真实盈余管理评价模型时，行业年度样本企业数不足30个的企业；剔除从国泰安的CSmaR数据库中收集不到有关财务数据的企业。根据以上标准，2003年至2007年度各选取1069个、1129个、1181个、1305个、1310个，最终共选取5994个研究样本。本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是从国泰安信息研究所开发的Gta-CSmaR数据库，证券分析师数据是从权威性机构i/B/e/S（institutionalBrokers’estimateSystem）数据库中获取的。
（三）研究方法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的计量方法。现代的公司制（Corporation）企业，尽管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是有一部分所有者参与经营，企业管理层通过各种方式取得或拥有一部分股权。根据watts和Zimmerman（1986），经营者持股比例越小，越容易怠慢和谋取私人利益，这将引发投资者和管理当局的目标不一致，即利益冲突。因此，本文通过高管持股比例（manaGeR）来衡量投资者和经理人的利益冲突程度。manaGeR=高管持股数/企业总股数。高管持股比例越小，利益冲突就越大。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企业进行预测和分析的证券分析师越多，企业内部与外部共享的资源越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小。本文利用证券分析师数量（nUm）来计量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证券分析师数量越小，信息不对称性越大。nUm=对企业利润进行预测的证券分析师数量。（2）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根据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本文将通过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这三种真实盈余管理的代表值（proxy）的推算过程如下：首先，利用以下回归方程，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分年度、行业作回归分析。
（四）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为了检验本研究的假设，即委托关系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用以下回归模型：
Dep=β0+β1manaGeR+β2nUm+β3SiZe+β4LeV+β5Roa+β6GRowtH+ε
其中，Dep为因变量，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manaGeR为高管人员持股比例；nUm为对企业利润进行预测的证券分析师数量（nUm）；SiZe为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为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Roa为收益率，税后利润/总资产；GRowtH为成长率，税后利润变动额/总资产。上述模型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收益率（Roa）和成长率（GRowtH）为控制变量，因为Becker等（1998）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代表各种被省略的变量（omittedvariables）；DeFondandJiambalvo（1994），ashbaugh等（2002）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也有显著负相关；Dechow等（1995）和mcnichols（2000）发现企业的盈利水平及成长能力均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提供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量。因推算经营活动盈余管理的各项指标的过程利用oLS方法，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平均值都为0。样本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最高值为13.439%，平均值和中位数为0.04%河0%，反映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少，半数以上企业的高管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平均值为1.148，反映每个上市公司平均存在1名证券分析师对其进行分析。另外，企业规模的平均值为21.282，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总额相当于17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的中间值与平均值都超过0.5，说明负债融资比股份融资多。
（二）相关性分析（表2）反映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样本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都与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呈正相关，与异常生产成本（apRoD）呈显著的负相关，与异常可操控费用（aDe）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反映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越大，证券分析师数量越多，即投资者与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性越小，其经营现金流量越多，生产成本越低，为企业长期发展投入的支出越大，与本文假设的方向一致。
（三）回归分析（表3）表示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根据panela，以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为因变量时，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回归系数各为正数和负数，但不显著。以异常生产成本（apRoD）为因变量时，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并在10%有意水平显著，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回归系数也是负数，在1%有意水平显著，反映高管持股比例低，证券分析师少，即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大的企业，其异常生产投入越大，生产操控行为大（panelB）。从panelC的结果得知，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的回归系数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均为显著的正数，反映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越大的企业，为企业长期发展投入的支出越小。综上，本论文的假设1-2和假设2-2，假设1-3和假设2-3得到支持，企业投资者与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性大的企业，其生产操控和费用操控行为越严重；而假设1-1和2-1没得到有效的支持。回归结果反映，委托人和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信息不对称时，管理当局通过调整经营方针及经营决策来操纵利润，以谋求私人利益。但是，管理当局还会选择不改变正常经营活动的应计项目来调整利润。为此，本文以修正后的横截面Jones（1995）模型计算可操纵应计利润（Da）为因变量，分析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对应计利润操控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得出，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对可操纵应计利润（Da）无显著影响见（表4）。问题严重的公司不选择用应计项目，而是通过改变真实经营活动来调整利润，这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结论
众所周知，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已不是会计术语，研究人员，会计实践者及投资者普遍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防范公司利润操纵，保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对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结构的提高及资本市场的完善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出发，分析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与经理人的利益冲突越大，信息不对称越大，即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其管理当局生产操控以及费用操控行为更严重。通过生产操控和费用操控等真实经营活动操控利润，将会导致大量存货的积压和以后年度的资产减值损失，由于削减广告费用支出和研发支出来提高利润，会削减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最终会减少企业价值，损害股东的利益。由此可见，投资者和管理层的问题，不利于企业长期稳健的发展，我国上市企业应加强对经理人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完善资本市场。为此，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治理结构，适当实行经理人股份支付等奖励计划，缩小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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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3
［关键词］盈余重述；真实活动操控；经营活动现金流；盈余管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
一、引言
作为典型的财务报告失败，盈余重述降低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并且已引起世界各国投资者、财务分析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盈余重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有效减少盈余重述。已有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交易的复杂性、会计制度理解上的偏差以及管理层的盈余操纵或造假行为都是引发盈余重述的潜在原因。大多数学者将盈余重述归因为公司有意的盈余管理，即错误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有意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公司已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我国目前鲜有系统研究盈余重述原因的相关文献，对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尚无定论。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深层次原因。
现有学者主要通过衡量应计项目验证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应计水平和操控性应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管理层更加偏好利用交易操纵盈余，即便这种真实盈余活动会损害公司价值［1］。一方面，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改变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以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日益收紧使得应计操控程度有限，因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转而通过真实操控达到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拓宽了现有的研究思路，通过衡量真实活动检验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以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同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日益泛滥的财务重述却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财务重述源于之前年报的误述，而财务报告之所以会误报，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安排（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角度研究盈余管理［2］。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误述财务报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亏损，进而保持盈余的增长，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期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通过分析财务重述公司的应计盈余，学者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是激发公司采纳激进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绩效普遍较差，这表明管理层试图掩盖盈余下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3］。财务重述的首要动机是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融资，保持正的盈余连续增长和正的盈余意外，以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4］。此外，债务契约及高管层的激励补偿计划也提高了财务报表误述的可能性［56］。
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会计盈余总是与权益融资和上市资格等相关联，公司无论是上市、摘帽、配股还是增发均需满足一定的盈余基准，而以会计指标衡量的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管层的个人报酬和职业生涯有显著的影响［7］。在公司发生亏损或盈利不佳时，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人员便会更多地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8］。从这个层面来说，盈余重述公司被重述年度指财务报告发生错报的年度。不是所有的错报都会引起重述，当误述被发现并修正时会造成重述。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wumin（吴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重述公司管理盈余并非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了避免亏损以便在资本市场生存［9］。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股权结构，问题主要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自利动机而侵犯小股东利益，并通过操控财务报告内容掩盖事实或隐藏不利消息［10］。因此，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活动改变公司的财务报告，以误导投资人或影响公司契约。
上市公司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操控盈余：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账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成本较小，易被公司管理层采用。近年来，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财务舞弊事件，监管部门逐渐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再加上应计项目的回转特性会限制其以后期间的调整空间，这使得交易操控或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控成为管理层的首选。事实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会计准则收紧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11］。真实活动操控虽然基于真实交易，但其实现的盈余不具有持续性，长远来看降低了盈余质量。另外，出于操纵目的，仅仅为实现特定财务报告目标而构造的交易往往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必要的经济实质，其隐蔽性较强，危害更大。公司主要通过融资活动操控、经营活动操控和投资活动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经营活动操控对公司价值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司利用经营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
经营活动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等营业活动。研究表明，公司确实通过降低研发开支、扩大生产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以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即通过对销售活动、存货管理、研发开支、销售与管理费用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1213］。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方法，本文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度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检验公司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是否存在异常行为［12］。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高报盈余指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收益高报，重述公告中调低之前年度的会计收益。的重述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高报公司更具代表性。本文统计的682个盈余重述样本中，高报盈余的公司占到了73%。此外，高报收益意味着公司会计政策较为激进、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运营问题，投资者对收益下调的重述反应更为强烈，研究该类样本更有意义［3］。
对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来说，在财务报告误述年度，为了提高短期收益，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或相关的监管基准，经理人员会通过加速销售来提高短期盈余，即通过降价、提供价格折扣、宽松的信用条件等促销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以过于优惠的折扣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产品，上述活动被称为销售操控。销售操控有可能透支公司未来的销售增长，降低公司盈利能力，而过于宽松的信用条件则会产生过多的坏账，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虽然销售操控提高了当前的销售收入，但收入多为应收款项，并未带来公司现金流的实质增加，公司每元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反而会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重述公司相比指的是未发生盈余重述的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经营现金流。
除了对销售进行操纵外，公司还可能通过发货控制或刻意削减研发开支的方法达到盈利目标，即使这种做法会损害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在能力范围内，管理层会同时减少销售和管理费用等可操控费用，如不必要的广告、日常开支，以维持正的盈余意外或盈余增长趋势。上述活动为费用操控，因此如果公司对费用进行了操控，那么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除了对销售和费用进行操控外，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大量生产的方法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进而降低销售成本，以提高销售利润。过量生产往往造成供过于求，增加公司的存货积压，损害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短期内提高了公司盈余，因而易被激进的管理层所采用。对于利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管理盈余的公司来说，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操控性费用。
假设3：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1999年—2009年这11年间调低之前年度盈余并重述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重述是对之前会计年报进行修正，最后得到的被重述区间为1998年—2008年。选择1999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会计差错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首次被提出。重述公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资讯网的上市公司文献库，通过检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标题包含“补充”或“更正”字样的公告获得。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对、排版、串行、数据遗漏、填列错误等引起的重述。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我们共获得有效样本495个，同时获得非重述公司样本12269个。研究所用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变量度量与研究模型
（1）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度量
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和cohen(科恩)的方法，我们用三个变量度量真实活动操控水平：经营现金流的异常水平、异常操控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1213］。本文首先用以下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水平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
式中i表示公司，t表示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份（即被重述年份）。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assetst-1为年初总资产；rev为当期营业收入；δrev为营业收入变动；disx表示操控性费用，为广告费与研发支出之和，本文以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revt-1为上年收入；prod代表生产成本，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δrevt-1为上年营业收入变动。以上变量均可以用年初总资产进行调整。
异常经营现金流rcfo为经营现金流实际值与用模型（1）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现金流水平的差异，即：
rcfoit=(cfo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4)
同理，异常操控性费用rdisx为操控性费用实际值与用模型（2）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操控性费用的差异，即：
rdisxit=(disx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1/assetsit-1)(5)
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为生产成本实际值与用模型（3）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的差异，即：
rprodit=(prod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k＾4(δrevit-1/assetsit-1)(6)
（2）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文中假设，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验证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rmit=β0+β1misit+β2levit-1+β3ln(assetsit-1)+β4roait+β5growit+εit(7)
式中，rm代表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分别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rcfo、异常操控费用rdisx和异常生产成本rprod衡量。异常现金流与异常操控费用方向相同，数额越小表示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现金流方向相反，数额越大表示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程度越高。mis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年度财务报告盈余被高报且在之后年度被重述本文研究的是发生重述的样本，对于财务报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述的样本不予考虑。，则取1，反之取0。
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过小或过大、财务状况较差、负债水平高、成长性高的公司易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盈利目标或筹集发展所需资金［1416］。因此，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负债水平，以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levit-1）表示；公司规模（lnassetsit-1），以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盈利水平，以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成长状况（grow），以营业收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度量。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及均值t检验
表1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均值t检验结果（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重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均值均低于非重述公司，且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5.332、-6.995、-5.26）。但经资产调节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变量中，只有异常生产成本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重述公司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可能在被重述年度通过过量生产提高了当期盈余。异常现金流和异常操控费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更进一步的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表示盈利状况的资产净利率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盈利性较差。
为5%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下表同。
2.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2为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现金流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1），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与误述变量mis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48），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异常操控性费用与误述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假设不一致。异常现金流与异常生产成本间相关系数为0.310，相关性较强，这与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能够导致高生产成本的经济活动同时会造成异常低的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操控费用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大量生产的同时会减少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提高盈余。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资产净利率roa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误述变量显著正相关，资产变量与成长状况grow和负债水平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操控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我们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述变量mis的回归系数为-0.031，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t值为-2.336），假设1得到验证。这说明髙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现金流水平较低，公司确实利用销售操控调高了报告期盈余。误述变量同时通过了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为0.231，t值为4.4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也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公司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了当前盈余。以异常操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与预期方向相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较少通过削减操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规模变量通过了异常现金流为因变量的模型的检验，这说明规模小的公司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可能通过销售操控调整盈余；表示财务状况的变量roa和表示负债水平的变量lev在异常操控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得到验证，这说明盈利状况较好、财务杠杆率较高的公司操控性费用较少；以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表示盈利状况、负债水平和资产规模的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这说明财务状况不佳、负债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利用生产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4.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样本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将已承认或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严重盈余操纵行为的82家公司去掉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在因变量为异常经营现金流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3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t值为-2.417）；在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模型中系数为0.2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t值为3.939）。没有通过因变量为异常操控费用的回归检验，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利用销售操控和生产操控调高了盈余，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假设1与假设3得到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强。
为了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同时研究了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情况。操控性应计的衡量借鉴jones的模型［17］，即
tait/assetsit-1=β0+β1(1/assetsit-1)+β2(δrevit-δarit)/assetsit-1+β3(ppeit/assetsit-1)+β4(roait-1/assetsit-1)+εit(8)
式中δar为应收账款变动，ppe为固定资产原值，ε代表操控性应计，即da。
表4盈余管理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acfoaprodadisxdaacfo1aprod0.310**1adisx0.141**-0.067**1da-0.533**0.290**-0.218**1通过检验操控性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我们发现变量da与acfo显著负相关，与aprod正相关，与adisx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操控性应计水平高的公司异常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高且操控性费用水平较低，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两种方法操控盈余。
以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回归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5），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较高。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法操纵盈余。可见，重述公司为达到盈余目标，不仅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调整盈余，同时还利用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盈余操控。
表5应计基础上的回归分析
变量(constant)misroagrowlevt-1ln(assetst-1)系数-0.5360.0270.561-0.0150.0020.025t-15.045***2.995***36.819***-1.748*0.85814.899***adj.r20.111f值318.604***五、结论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本文研究了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操控调高了报告期收益，重述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本文检验了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析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的操控行为，未考虑低报盈余重述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平滑收益的现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选的对照样本（即非重述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如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关联关系等重述），这影响了结论的精确性。此外，本文仅考虑了被重述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区间较短，事实上公司操控盈余往往不是短期行为，被重述年度及之前几年均可能存在盈余调整行为。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局限性将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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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4
关键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动机操控方式经济后果
一、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定义
盈余管理是会计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目前大多数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都着眼于应计项目操控，而在实务中，企业除了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外，还会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Schipper（1989）最早提出真实活动操控的观点，认为真实活动操控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一样，均是管理者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干预财务报告的行为。Roychowdhury（2006）认为真实活动操控是管理者为误导股东相信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达到了既定的财务目标而进行偏离正常情况的经营活动的行为。Zhaoeta1.（2011）基于Roychowdhury的观点，提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就是管理者为实现短期盈利目标而进行的偏离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认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管理者构造真实具体异常交易活动并控制交易时间的行为，并误导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信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达到了既定财务目标以获取个人利益。
二、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权衡
Grahameta1.（2005）通过对401位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78%的高层管理者为实现平滑当期收益的目标，会以牺牲公司长远价值为代价来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经营者从应计项操控转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原因在于：（1）企业通过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操控盈余的空间不同。Cohenetal.（2005）指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只要通过财务部门的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即可实现，实施相对容易，因而企业首先会考虑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然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仅仅是改变了企业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而并不能真正地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实际盈余，前期多计提或者少计提的应计额会在随后的期间面临反转问题，所以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空间是有限的。当应计项目操控的空间不能满足管理者的期望时，企业管理层则更可能通过真实活动操控来调节盈余。（2）管理层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成本与收益的权衡。Cohen&Zarowin（2010）和Zang（2012）认为，管理者在权衡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和收益后选择盈余管理方式；如果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成本较高，收益较低，则管理层倾向于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反之亦然。Zang（2012）的研究显示，高质量的审计师及公司的会计弹性的减弱都会提高公司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成本，制约企业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选择。李彬等（2009）也验证了会计弹性小的企业更倾向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Cohenetal.（2008）研究发现，伴随SoX法案颁布形成的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导致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成本增加，从而诱导企业盈余管理方式从应计项目操控转向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3）两种盈余管理进行的时间区间有所不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一般发生在年末至盈余公告之前，在年底未纵的盈余与盈余预期之间的差额可能会超过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所能操纵的数额，经理们不能确定对应计利润的管理是否被外部审计师发现，而此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无法操作，可能就会出现本期报告盈余低于既定盈余预期的情形。然而，真实活动的操控可以在每年的任何时间进行，而且不涉嫌会计处理问题，从而摆脱审计师和会计监管的制约。Zang（2012）发现当企业会计年度间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高于预期值时，在会计年末将通过应计项目调低利润；反之，当企业会计年度间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低于预期值时，在会计年末将通过应计项目调高利润。
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动机
管理者可能基于以下动机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1）资本市场动机。企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有首次公开募股（ipo）、股票增发、避免亏损及迎合分析师预测等。Roychowdhury（2006）发现，管理层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活动以避免报告年度亏损，Cohen&Zarowin（2010）发现增发股票的公司也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国内目前的研究包括保盈动机（张俊瑞等，2008）、避免亏损动机（蔡春等，2012）、股票增发动机（李增福等，2012）及避税动机（李增福等，2011）。（2）契约动机。管理者会为了达到经济契约中规定的一定财务指标而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管理层可以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或者政府干预，从而降低债务成本。Roychowdhury（2006）发现存在更多债务的公司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更高。同时，Kimetal.（2010）发现企业会利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以降低债务成本。（3）避税动机。Zang（2012）发现企业基于避税动机同时进行了真实活动和应计项目操控两种方式的盈余管理；但对于边际税率高的企业，由于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相对应计项目操控而言成本较高，因此它们更倾向于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李增福等（2011）发现有企业基于避税考虑而进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4）职业前景动机。Grahametal.（2005）发现职业前景也是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Demers&wang（2010）表明，年轻的Ceo比年长的Ceo较少进行增加收入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也就是说，Ceo的职业生涯发展会影响其进行盈余管理。
四、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一般包括：（1）费用操控。Zang（2012）和Roychowdhury（2006）发现企业管理层通过费用操控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研究开发支出、广告费用与管理费用支出等弹性空间较大，管理当局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而成为费用操控的对象。（2）销售操控。Gunny（2010）和Roychowdhury（2006）发现企业销售过程中会通过放宽信用条件或者降价促销促增加期销售额。这样的销售操控手段在临近会计期末时比较常见，因为此时销售操控相对其他操控方式而言，实施难度相对较小且见效快。（3）生产操控。Zang（2012）和Roychowdhury（2006）发现管理层会通过生产操控，即通过生产过量的产品以降低当期单位销售成本进而增加边际利润来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4）销售资产。Gunny（2010）发现当预期利润低于目标利润时，管理层可以提前处置长期资产和有价证券来增加当期的报表利润。Bartov（1993）在研究中发现，管理人员会通过适时性处置资产和投资来调整收益，以达到平滑利润和调整产权比率的目的。叶建芳等（2009）发现持有金融资产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会为了降低公允价值变动对盈余的影响程度，将较大比例的金融资产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随后管理层会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在短期内进行处置以避免利润的下滑。（5）股票回购。Bensetal.（2003）发现经理通过股票回购的方式避免由于职工股票期权到期所带来的每股收益下降。证券分析师通常是对每股盈余进行分析以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进行预测。达到并超过证券分析师的分析预期对稳定公司股价及稳定投资者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企业的经营业绩面临着达不到预期的危机时，公司管理层可能通过股票回购以减少流通在外的股票数量以提高每股盈。（6）关联方交易。由于中国企业的性质，关联方交易作为一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在中国较为普遍。陶灿等（2012）验证了企业通过关联方交易进行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指出它是应计性盈余管理的替代品而非补充品。
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研究模型
为了识别和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开发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简称Roychowdhury模型）。Roychowdhury模型主要考察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三种真实活动操控手段，相应地考察在零阈值附近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的模式来实证检验企业是否进行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该模型的建立过程可以归纳为：先使用Dechowet（1998）开发的模型估计每个公司年度的经营现金流、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的正常水平；然后用实际水平与估算的正常水平作差得到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可操控性费用，并以此作为管理层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最后结合不同情况，根据回归结果的统计检验来判断公司是否进行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六、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经济后果
对于企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带来的经济后果，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比如，李彬等（2010）研究发现通过销售操控达到增加短期盈余目的的企业，随后三期的经营业绩明显低于配对样本公司的业绩水平。再如，削减研发支出、过量生产等行为增加了企业当期的利润，当期利润的提高可能对企业未来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如投资者可能会要求更高的溢价。Cohen&Zarowin（2010）表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随后年份的经营业绩负相关，这也说明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对企业的长期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并非一定损害企业价值。如taylor&Xu（2010）的研究表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经营业绩并未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Gunny（2010）用信号传递理论解释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企业经营业绩间的关系，企业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达到既定的财务目标，向市场传递了关于企业未来业绩的积极信号，这样有利于企业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口碑，进而得到融资便利等资本市场上的好处可以抵消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给经营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总体上看真是活动盈余管理并不一定影响企业的未来价值，反而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七、总结与展望
关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研究，国外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还比较匮乏，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系统性研究大有可为。国内外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如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避税动机，职业前景动机等，在实务中，管理层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还可能受到董事会独立性，高管本身特征如Ceo执业观念，及管理者薪酬所左右，未来学者可以就这些动机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而言，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还是遵循国外的研究方法，从费用操控，销售操控等角度研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中国企业的特点，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同时，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研究模型可以做进一步的完善。现有研究对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分析不够全面，研究结论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深入挖掘出现矛盾结论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从而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正确评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经济影响，应对管理者的投机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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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5
2016年11月3日，普华永道两年一度的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报告，其中对家族企业经济影响的调研显示，85.4%的中国内地私营企业是家族企业，所吸纳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65%，对中国的GDp贡献超过60%。同样，早在福布斯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中显示，中国民营上市家族企业共884家，占全部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49.5%，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现存的家族企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盈余管理逐步走入绝大部分企业的视野之中，企业内部管理层出于自身或企业目的，在不违背会计准则的情况下，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借此使得企业管理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因此，本文结合家族企业以及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简单的探讨家族企业盈余管理的选择及其动机。
2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指企业管理层在不违背会计准则情况下，对企业会计政策进行自主选择以及对外财务报告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使得自身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盈余管理的主体以及动机而言，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高管的报酬形式有关nagar（2003）。同样，warfield（2005）则认为企业Ceo、CFo往往会为了自身薪酬、前途或声望等切身利益进而对企业进行特定的盈余管理，并在企业所有者、债券人等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害其权益。马畅（2010）认为盈余管理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即契约动机、资本动机以及监管动机。就盈余管理的模式而言，Roychowdhury（2006）认为企业通常以两种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活动：其一是通过会计应计项目，其二则是凭借真实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刘小丽（2011）同样认为企业盈余管理活动往往基于报表层次以及交易层次，即通过会计政策等的选择亦或真实存在的交易来进行。对于家族企业盈余管理而言，许静静（2011）认为家族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结合，往往由家族成员承担企业管理职能，所以家族企业会较少的由于薪酬等个人私利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同样，就算家族企业聘请外部人员担任企业高管，由于家族企业往往由企业建立之初便开始参与经营管理，因此相对而言可以较为有效的识别企业高管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财务报告chen（2005）。不仅如此，盈余活动一旦被发现，不仅会使该企业的形象在市场一落千丈，并会在一定程度给家族其他产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家族企业有可能拒绝盈余管理（Federica等，2013）。相反，外国学者prencipe（2008）认为现存的家族企业由于较大部分是家族成员控股，因此会与随后进入的小股东产生一定的冲突行为。由于中小股东的存在，家族企业为了维护确保自身利益，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盈余管理活动（王俊秋，2008）。对于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来看，mizik（2010）提出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即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事项来改变企业利润以及现金流，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企业价值。林永坚（2013）同样认为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往往会由于企业当期报表的美化而损害企业未来的市场价值，一般企业高管可能由于私利或当期企业筹资等需要而选择该盈余管理模式，但是家族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使企业持续在市场上获利，因此可能较少的选择交易层次模式，而是偏向于报表层次的盈余管理。
3家族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分析
一般而言，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源于契约动机、资本动机、迎合监管以及其他动机。其中，契约动机主要由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契约关系以及企业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债务关系所引发；资本动机则包括企业ipo目的以及配股目的；迎合监管主要包括避免停牌以及平滑利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其他动机则主要源于规避税务、降低企业各方面成本等。但就家族企业而言，所有权与经营权较为集中，管理结构模式的不同也会造成盈余管理动机和模式的不同。
3.1契约动机
一般而言，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制度，企业所有者会聘请专业人士来进行企业管理，与此同时，也会以企业经营业绩为指标来衡量管理者的工作能力以及薪酬水平。因此，企业高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个人私利的目的；与此同时，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进行各类企业活动以支撑企业的发展，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外部融资。作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的管理水平以及经营水平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衡量还款能力以及是否续贷的标准，因此，企业也可能由于外部融资压力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更有学者研究表明，企业贷款比例以及还款压力与盈余管理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作为家族企业，两权分离水平较低，往往由家族成员（企业所有者）占据企业管理者的职位，因此其往往以家族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盈余管理。所以，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家族企业通过各种手段粉饰财报进行盈余管理往往是源于以获得外部资金为目的的债务契约动机而非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契约动机。
3.2资本动机
当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一定规模，发展遭遇瓶颈时，上市往往是最好的选择，企业上市往往能迅速吸收社会资本，扩大企业规模及市场影响力。但是，ipo条件的苛刻以及上市后的信息披露往往对企业而言较为不利，就我国目前而言，除了严苛的流程审核以外，企业需达到一定规模并满足三年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及现金净流量达到一定数额等条件方能获准上市，因此对企业而言，适当的盈余管理调增利润则成为顺利获取募股资格的有效手段。对于家族企业而言，虽然上市可能作为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但是一旦上市又会失去对于企业的部分控制权，市场上其他股东的进入往往也会对家族成员的权力进行稀释与分解，因此，上市之后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角力也成了其盈余管理的有效动机。不仅如此，当企业上市之后，家族成员出于家族整体利益考虑，一般不会出售自己的所持股份，因而无法因为股价上涨而获取利润。因此，适度调整企业对外财报，获取较大部分的现金分红也逐步发展成了部分家族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3.3迎合监管
对于已上市的家族企业而言，据目前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证交所会对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进行特殊处理。一般而言，企业如若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其股票交易将会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等特殊处理，其证券简称前会被冠以St字样，导致市场投资者对其失去正常预期，造成公司股价下跌。不仅如此，倘若下一年度其财务状况并未好转且连续亏损，证交所则会暂停其股票交易并向证监会提出停止其股票上市的建议，借此来进一步保护市场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可能会在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借助盈余管理等手段来维持公司的股票交易，使企业对外财报符合监管要求。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理所当然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监管，特别是对于在某些年度有明显的巨额盈利或亏损的上市公司而言，从市场上的社会公众到政府监管部门，都会对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调查，从而使得企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所以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在某一年度高额获利时，适当的进行盈余管理来平滑利润不仅没有降低真实收益，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税款以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或监管。
3.4其他动机
除了契约动机、资本动机以及迎合监管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还有规避税务、减少政治成本、获取优惠政策等其他动机。对于我国目前税法而言，由于考虑到不同企业的不同现实情况，因而给予了企业相应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部分自主选择变更权，加上各种税率优惠政策的实施，而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有机会利用税法体系现存的漏洞，通过对于企业盈余的调整来影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使得企业对外公布的利润总额处于税率临界点以内，以此来规避企业税务。尤其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由于监管等方面并不严苛，所以更有可能其利用盈余管理来规避税务，降低企业成本。除此之外，一般而言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于某些行业或企业所给予的相应优惠政策有着明确的实体规模亦或财务规模上的限制，企业如果超过既定范围，可能就会失去一定政策所给予的优惠甚至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制约，进而会对企业下阶段的生产经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企业也有动机通过一定程度上的盈余管理，使得对外公布的财报信息处于对企业有利的临界点，既减少了相应的政治成本，又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相应的政策优惠。
4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模式选择分析
一般而言，盈余管理分为报表层次盈余管理以及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前者是通过对会计应计项目以及对会计政策等的改变来进行盈余调节，后者则是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来进行盈余调节。
对于报表层次而言，企业会利用提前或递延确认收入、提前或递延确认费用等会计政策的变更，以及调整资产折旧方法折旧年限等会计估计变更等方式来对本期利润进行操纵。企业通过对收入确定时点以及费用确认时点的调整，将以后期间的收入人为提前到本期确认，将本期所发生的费用在下一会计年度进行确认；同时，对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折旧率或折旧年限以及残值进行调整，对企业应收账款的减值损失，坏账准备的计提与转回，都是在报表层次来调节企业盈余的常见模式。而对于交易层次而言，企业则会通过操控生产和销售、通过关联方的转让收购以及租赁等方式操控盈余来误导企业股东或其他报表使用者。就操控生产销售而言，企业不仅通过加大生产量，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使得分摊在每一单位商品上的固定成本降低，以此欺诈性的提高企业毛利率，美化财务报表，也会在期末等时间段放松其销售政策，信用政策，以此在短期内大量提升企业销售收入，通过牺牲以后年度收益来美化本年利润；就关联方交易而言，双方通过协商拟定相应的交易价格，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存货等进行明显偏离市价的转让，以此来调节企业的营业收入。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报表层次盈余管理并不影响其现金流量，但正因为如此，也会使得企业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与企业的成本利润存在大量不对等，进而会导致上市的家族企业财报容易被社会公众以及有关部门发现，进而影响企业整体在资本市场的信誉以及影响力，所以一般而言上市的家族企业会较少使用报表层次盈余管理而更多的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来操控盈余。就交易层次的盈余管理而言，虽然该模式相对而言更有隐蔽性，家族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关联交易等真实的交易活动进行盈余调节而不易被外部察觉，但是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交易模式以及交易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企业长远的发展。如通过安排加大生产量来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虽然报表上会使得企业毛利率有所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则会使得企业存货大量积压，各种因存货增多而产生的管理费仓储费逐步偏高，同时在期末进行减值测量时可能会产生比往年更高的减值准备。因此，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考虑到企业未来长远的持续健康发展，且其会计信息也无需对外公布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报表层次的盈余管理模式。总体而言，盈余管理或多或少会多企业价值产生一定的损害，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家族企业更会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对于盈余管理的模式进行一定的选择。
5结语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其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完全分离，因此其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则转变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亦或利益相关方的角逐，所以其对于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模式选择上也会有所不同。就家族企业而言，需要进一步对于企业治理模式以及盈余管理进行合理的分析与理性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不局限于眼前利益而真正着眼于企业未来的长远生存，才能更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对社会公众更为负责，才能使企业在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社会效益。当然，相关社会公众以及监管部门也需要对其盈余管理进行一定的监管与引导，从多方入手引导家族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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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2.006
1引言
2016年11月3日，普华永道两年一度的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报告，其中对家族企业经济影响的调研显示，85.4%的中国内地私营企业是家族企业，所吸纳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65%，对中国的GDp贡献超过60%。同样，早在福布斯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中显示，中国民营上市家族企业共884家，占全部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49.5%，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现存的家族企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盈余管理逐步走入绝大部分企业的视野之中，企业内部管理层出于自身或企业目的，在不违背会计准则的情况下，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借此使得企业管理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因此，本文结合家族企业以及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简单的探讨家族企业盈余管理的选择及其动机。
2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指企业管理层在不违背会计准则情况下，对企业会计政策进行自主选择以及对外财务报告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使得自身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盈余管理的主体以及动机而言，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高管的报酬形式有关nagar（2003）。同样，warfield（2005）则认为企业Ceo、CFo往往会为了自身薪酬、前途或声望等切身利益进而对企业进行特定的盈余管理，并在企业所有者、债券人等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害其权益。马畅（2010）认为盈余管理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即契约动机、资本动机以及监管动机。就盈余管理的模式而言，Roychowdhury（2006）认为企业通常以两种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活动：其一是通过会计应计项目，其二则是凭借真实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刘小丽（2011）同样认为企业盈余管理活动往往基于报表层次以及交易层次，即通过会计政策等的选择亦或真实存在的交易来进行。对于家族企业盈余管理而言，许静静（2011）认为家族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结合，往往由家族成员承担企业管理职能，所以家族企业会较少的由于薪酬等个人私利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同样，就算家族企业聘请外部人员担任企业高管，由于家族企业往往由企业建立之初便开始参与经营管理，因此相对而言可以较为有效的识别企业高管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财务报告chen（2005）。不仅如此，盈余活动一旦被发现，不仅会使该企业的形象在市场一落千丈，并会在一定程度给家族其他产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家族企业有可能拒绝盈余管理（Federica等，2013）。相反，外国学者prencipe（2008）认为现存的家族企业由于较大部分是家族成员控股，因此会与随后进入的小股东产生一定的冲突行为。由于中小股东的存在，家族企业为了维护确保自身利益，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盈余管理活动（王俊秋，2008）。对于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来看，mizik（2010）提出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即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事项来改变企业利润以及现金流，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企业价值。林永坚（2013）同样认为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往往会由于企业当期报表的美化而损害企业未来的市场价值，一般企业高管可能由于私利或当期企业筹资等需要而选择该盈余管理模式，但是家族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使企业持续在市场上获利，因此可能较少的选择交易层次模式，而是偏向于报表层次的盈余管理。
3家族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分析
一般而言，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源于契约动机、资本动机、迎合监管以及其他动机。其中，契约动机主要由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契约关系以及企业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债务关系所引发；资本动机则包括企业ipo目的以及配股目的；迎合监管主要包括避免停牌以及平滑利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其他动机则主要源于规避税务、降低企业各方面成本等。但就家族企业而言，所有权与经营权较为集中，管理结构模式的不同也会造成盈余管理动机和模式的不同。
3.1契约动机
一般而言，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制度，企业所有者会聘请专业人士来进行企业管理，与此同时，也会以企业经营业绩为指标来衡量管理者的工作能力以及薪酬水平。因此，企业高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个人私利的目的；与此同时，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进行各类企业活动以支撑企业的发展，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外部融资。作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的管理水平以及经营水平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衡量还款能力以及是否续贷的标准，因此，企业也可能由于外部融资压力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更有学者研究表明，企业贷款比例以及还款压力与盈余管理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作为家族企业，两权分离水平较低，往往由家族成员（企业所有者）占据企业管理者的职位，因此其往往以家族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盈余管理。所以，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家族企业通过各种手段粉饰财报进行盈余管理往往是源于以获得外部资金为目的的债务契约动机而非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契约动机。
3.2资本动机
当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一定规模，发展遭遇瓶颈时，上市往往是最好的选择，企业上市往往能迅速吸收社会资本，扩大企业规模及市场影响力。但是，ipo条件的苛刻以及上市后的信息披露往往对企业而言较为不利，就我国目前而言，除了严苛的流程审核以外，企业需达到一定规模并满足三年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及现金净流量达到一定数额等条件方能获准上市，因此对企业而言，适当的盈余管理调增利润则成为顺利获取募股资格的有效手段。对于家族企业而言，虽然上市可能作为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但是一旦上市又会失去对于企业的部分控制权，市场上其他股东的进入往往也会对家族成员的权力进行稀释与分解，因此，上市之后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角力也成了其盈余管理的有效动机。不仅如此，当企业上市之后，家族成员出于家族整体利益考虑，一般不会出售自己的所持股份，因而无法因为股价上涨而获取利润。因此，适度调整企业对外财报，获取较大部分的现金分红也逐步发展成了部分家族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3.3迎合监管
对于已上市的家族企业而言，据目前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证交所会对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进行特殊处理。一般而言，企业如若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其股票交易将会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等特殊处理，其证券简称前会被冠以St字样，导致市场投资者对其失去正常预期，造成公司股价下跌。不仅如此，倘若下一年度其财务状况并未好转且连续亏损，证交所则会暂停其股票交易并向证监会提出停止其股票上市的建议，借此来进一步保护市场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可能会在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借助盈余管理等手段来维持公司的股票交易，使企业对外财报符合监管要求。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理所当然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监管，特别是对于在某些年度有明显的巨额盈利或亏损的上市公司而言，从市场上的社会公众到政府监管部门，都会对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调查，从而使得企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所以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在某一年度高额获利时，适当的进行盈余管理来平滑利润不仅没有降低真实收益，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税款以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或监管。
3.4其他动机
除了契约动机、资本动机以及迎合监管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还有规避税务、减少政治成本、获取优惠政策等其他动机。对于我国目前税法而言，由于考虑到不同企业的不同现实情况，因而给予了企业相应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部分自主选择变更权，加上各种税率优惠政策的实施，而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有机会利用税法体系现存的漏洞，通过对于企业盈余的调整来影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使得企业对外公布的利润总额处于税率临界点以内，以此来规避企业税务。尤其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由于监管等方面并不严苛，所以更有可能其利用盈余管理来规避税务，降低企业成本。除此之外，一般而言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于某些行业或企业所给予的相应优惠政策有着明确的实体规模亦或财务规模上的限制，企业如果超过既定范围，可能就会失去一定政策所给予的优惠甚至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制约，进而会对企业下阶段的生产经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企业也有动机通过一定程度上的盈余管理，使得对外公布的财报信息处于对企业有利的临界点，既减少了相应的政治成本，又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相应的政策优惠。
4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模式选择分析
一般而言，盈余管理分为报表层次盈余管理以及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前者是通过对会计应计项目以及对会计政策等的改变来进行盈余调节，后者则是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来进行盈余调节。
对于报表层次而言，企业会利用提前或递延确认收入、提前或递延确认费用等会计政策的变更，以及调整资产折旧方法折旧年限等会计估计变更等方式来对本期利润进行操纵。企业通过对收入确定时点以及费用确认时点的调整，将以后期间的收入人为提前到本期确认，将本期所发生的费用在下一会计年度进行确认；同时，对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折旧率或折旧年限以及残值进行调整，对企业应收账款的减值损失，坏账准备的计提与转回，都是在报表层次来调节企业盈余的常见模式。而对于交易层次而言，企业则会通过操控生产和销售、通过关联方的转让收购以及租赁等方式操控盈余来误导企业股东或其他报表使用者。就操控生产销售而言，企业不仅通过加大生产量，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使得分摊在每一单位商品上的固定成本降低，以此欺诈性的提高企业毛利率，美化财务报表，也会在期末等时间段放松其销售政策，信用政策，以此在短期内大量提升企业销售收入，通过牺牲以后年度收益来美化本年利润；就关联方交易而言，双方通过协商拟定相应的交易价格，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存货等进行明显偏离市价的转让，以此来调节企业的营业收入。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报表层次盈余管理并不影响其现金流量，但正因为如此，也会使得企业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与企业的成本利润存在大量不对等，进而会导致上市的家族企业财报容易被社会公众以及有关部门发现，进而影响企业整体在资本市场的信誉以及影响
力，所以一般而言上市的家族企业会较少使用报表层
次盈余管理而更多的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来操控盈余。就交易层次的盈余管理而言，虽然该模式相对而言更有隐蔽性，家族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关联交易等真实的交易活动进行盈余调节而不易被外部察觉，但是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交易模式以及交易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企业长远的发展。如通过安排加大生产量来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虽然报表上会使得企业毛利率有所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则会使得企业存货大量积压，各种因存货增多而产生的管理费仓储费逐步偏高，同时在期末进行减值测量时可能会产生比往年更高的减值准备。因此，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考虑到企业未来长远的持续健康发展，且其会计信息也无需对外公布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报表层次的盈余管理模式。总体而言，盈余管理或多或少会多企业价值产生一定的损害，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家族企业更会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对于盈余管理的模式进行一定的选择。
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7
【关键词】主题公园旅游文化盈利模式
一、研究背景
我国主题公园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不低，成功的典型不少；它们已经在我们这个旅游资源大国里大放异彩，成为丰富我国旅游产品、满足海内外旅游者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的一支生力军。
自从1989年深圳华侨城投资创建的“锦锈中华”景区建成开业，到十多年来陆续建设开业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一期等大型文化主题公园，都相继取得成功。大型主题公园在中国开创了新局面，北京的“世界公园”、江苏苏州的“苏州乐园”、浙江杭州的“宋城”和“杭州乐园”、云南昆明的“云南民族村”和“世界园艺博览园”、海南三亚的“南山文化旅游区”、广西桂林的“乐满地”等大型主题公园，都已达到较高水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这几年冰雪节期间创建的“松花江冰雪大世界”，也可称为特定时间段内的大型主题公园，其策划和经营管理水平也已大体与国际接轨。
二、问题的提出
十多年前，伴随着理论界一场旅游资源能否移动(复制)的学术讨论，上百个旅游主题公园(包括各种影视城)走到游客面前。遗憾的是，中国的游客还没有见到中国特色的主题公园，很多以影视城为代表的主题公园已经开始衰落，大量的固定资产闲置，主题公园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产业发展问题。
在盈利模式方面，目前国内的主题公园存在盈利模式单一的问题，有很多主题公园几乎只有门票收益一种盈利方式来架构其盈利模式。由于经济效益不佳，主题公园产业正走向衰退。
当前，中国的主题公园群落正在面临一个艰巨的转型期，拥有大量的存量资产和土地资源是主题公园转型的物质基础，通过对主题公园的再认识，重新制定主题公园的发展战略是实现主题公园转型的基础。
三、主题公园发展机制
我们可以将主题公园理解为以经济盈利为目的，根据选定的文化背景，主要依托人造景观和设施使游客获得体验的封闭性景点和景区。
1、主题公园分类
根据主题公园所能提供的旅游体验类型(产品形态)对其进行分类，我国目前的主题公园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情景模拟型：各种影视城类型的主题公园，比如三国影视城（无锡）。
②游乐型：比如苏州乐园、锦江乐园(华东)、梦幻水城（珠海）。
③观光型：锦绣中华，世界之窗(深圳)等。
④主题型：基辅号航空母舰（天津）、明斯克航空母舰(深圳)、各种水族馆。
⑤风情体验型：各种民族村、民俗村，比如中国民俗文化村（深圳）。
以上分类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分析，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的主题公园分类来说，主题公园的“主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关于文化的命题，可以衍生出许多类型的主题公园。
2、主题公园盈利模式
一般来说旅游景区(主题公园)的盈利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而其盈利模式就是这几种盈利方式的混合。
①提供初级体验(经历)的机会出让，比如：出售门票。
②提供有助于丰富体验(经历)的相关服务以及相应的服务体验本身，比如：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③出让围绕旅游者(潜在旅游者)的消费能力所带来的可能的收益机会，比如：旅游区内的招商、景区节庆活动商业赞助。
④获取资本投入后在旅游项目所在地溢价收益的其它商业开发，比如景区，旅游目的地的房地产开发。
⑤出让、出售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商品，比如：玩具，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等。
⑥提供保证旅游景点景区内居民可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比如：供水，供电等。
以上六种主要的盈利方式是建立在游客到来这一基本事实之上的，即便是建立在景区本地居民的消费能力基础之上的盈利方式也需要通过游客的到来实现相对的规模经济。
首先，从收益的角度看，用以上六种盈利方式来分析主题公园的盈利模式，不难发现，目前国内的主题公园存在盈利模式单一的问题，有很多主题公园几乎只有门票收益一种盈利方式来架构其盈利模式。这样来看主题公园产业的衰退就并不奇怪了。
其次，从投资的角度看，单一的盈利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这使得主题公园管理者很难获得有效的融资成果，而设立在主题公园内部的各种固定资产，在没有客流的情况下几乎一文不值。因而有必要重新认识主题公园。
3、主题公园文化特色探析
主题公园是文化企业。从国内外主题公园成功的运作经验可以得出：独特的旅游文化是主题公园成功发展的核心和灵魂。迪斯尼乐园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也看到迪斯尼乐园在法国一度遭到失败，这正好应证了主题公园是以旅游方式经营文化产业的判断。美国式的快餐文化与法兰西文明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游客对主题公园产品的选择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风险所导致的运作失败。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题公园首先是一种文化企业，其次才是旅游企业，主题公园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以旅游方式被消费的文化产品。
如果把主题公园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或体验的制造商来分析，我们会发现主题公园应该，或者能够提供给游客的产品或体验大致有以下几种功能：
（1）教育传播功能（比如向游客宣传民族文化和光辉历史）。
（2）娱乐或者游戏功能(尤其是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活动，比如竞技体育活动)。
（3）审美或者情绪满足功能(体验一种氛围或者说与游客特定心理需求相吻合的环境，如：投身影视剧环境)。
（4）文化活动展示功能(关于人的独特的价值观念所表达出来的行为，比如观看表演)。
按照马斯洛的心理学理论以上功能可以归结为：爱、自我认知、自我实现三个层面的心理需求，而各种文化对如何满足这三种需求的形式乃至相应的文化行为是在一个共性基础上的极端差异化。比如教育：可以是课堂教学，也可以是试验，甚至是通过行为本身来表现的。所以，主题公园应该是一个提供文化产品的组织，或者以旅游为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和特殊体验制造商。
现在以著名的迪斯尼乐园为例来说明这一推论：迪斯尼乐园的投资者是世界知名的迪斯尼公司，迪斯尼公司本身就是一家文化企业，它以提供文化产品(即美国风格的动画片)而闻名，而游客来到迪斯尼乐园所体验到的正是游客认为自己进入迪斯尼动画(卡通)世界所应该体验到的东西，这是迪斯尼乐园所提品的核心，其余关于游乐、购物等辅助服务都是为了完成或者加强这一核心体验。迪斯尼乐园的盈利方式有：门票、餐饮、旅游商铺租金、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旅游纪念品销售，以及其它收费的服务构成。整个盈利模式的架构是：以不断提升的品牌知名度吸引游客，在获得门票收入的同时，通过出售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旅游纪念品获得二次盈利，又由于旅游纪念品的发售进一步扩大迪斯尼品牌的影响力，这一盈利模式使迪斯尼乐园具备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基于主题公园是一种特殊的以旅游为经营形式的文化产品制造商，反观我国主题公园的经营模式，没有文化或者通过文化来设计、提供游客愿意购买的旅游产品(体验)从而实现盈利的方式和手段不足正是其致命缺陷。其次，关于文化的滥用是又一国内主题公园设计和经营的硬伤。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文化产品应该具有鲜明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应该具有可以被欣赏的群众基础，从投资收益的角度看就是：文化影响力以及对应的文化消费人群是决定主题公园“文化主题”的关键因素，也是架构盈利模式的经济基础。
四、结论
主题公园所提供的产品可规定为一系列可以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核心功能的组合，以此为基础，产品能够满足游客个性化要求的能力(机会)，将是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游客需要从主题公园中获得知识接受教育，他可以通过听讲解、看展板，或者自己找资料的方式来满足这一需求，但游客最喜欢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游戏来达到被教育的目的。因此，主题公园管理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在于此：将所有可能满足游客需求的方式排列组合为主题公园的产品，满足游客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将决定游客愿意支付的门票价格，或者购买哪几种(产品)服务，尤其是游客愿意在购买主题公园门票之后，购买相关服务产品(体验)的需求正是主题公园产品的溢价能力。当然在现实中，经营者完全可以通过门票将这些内容打包出售。
综上所述，主题公园是一个以旅游方式提供文化产品(体验)的文化企业。从旅游经营的角度看，主题公园的盈利方式大致有：出售门票，提供有助于丰富游客体验的服务(包括基本服务和特殊服务)、出让面对游客的盈利机会(商铺出租)以及出让游客的注意力本身(商业赞助)、设计出售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纪念品。
主题公园应将旅游业与文化紧密揉合在一起，打造自己的品牌，同时也要将文化作为旅游业来经营，通过发掘和宣扬文化来综合性地发展旅游；以经营旅游地方式多方位地展示文化，赋予旅游产品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文化。
不少主题公园顺应新世纪旅游业发展需要，以其高超的策划、精致的建筑、丰富的内涵和一流的管理服务水平，很快轰动海内外。他们的成功给人们提出启示：一个成功的主题公园，完全可以取得良好的投入产出效益和多方面的社会效益。建设主题公园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是对资源、产品的重要补充，在旅游资源不太丰富的地区则是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建设好主题公园，关键在于搞好市场调研和项目策划，选准主题、创出精品；经营好主题公园，关键在于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内涵、推陈出新，使其吸引力长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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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8
自安然事件发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出台相关法案来治理盈余管理这一现象。政府力求监管以及控制盈余管理，各国的学者们也争相研究这一领域，以找寻出更合理的理论支撑最佳解决方案。近年来，国内外文献研究与盈余管理相关的公司治理的方向有如下几个：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进而影响盈余管理；董事会特征以及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具体实施所担任的监督效果；细分盈余管理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等，从不同的分类上探讨企业的收益管理这一问题。Xieetal.（2003）通过研究得出结论：降低盈余管理的途径有数种，其中包括增加独立董事中具有财务专长的人数，聘请具有财务专长人员的审计委员会，增加董事会开会次数，增加审计委员会开会次数。
Roychowdhury（2006）首次将盈余管理用具体的模型表示成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将两者的定义与界限清晰地划分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是指，在既定的会计准则范围内，通过熟练使用会计政策选择和采取最适宜本公司的会计估计变更来掩盖公司实际获得的利润或是虚增企业收益（DechowandSkinner，2000）。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方式，报表上的现金流量并不会产生变化，但最终计算所得的账面会计利润与企业经营所得现金流量之间会产生巨大差值。真实活动盈余是通过现金流量表中三大活动，即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三项现金流活动的相对占比、交易时间所属的会计期间来完成的。
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相比较而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操作较为简单，但造成的账面数值差距较大，容易被相关的监察部门所发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较为复杂，所涉及到的实际内容较多，操作较为繁琐，但不易被税务机关及其他报表使用者察觉，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也将更深层次地危及企业（mizikandJacobson，2008；mizik，2010）。进而可知，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渠道及程度，是目前公司人、股东、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等报表使用者所热切关注的话题，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所争相研究的对象。虽然国外文献中也有研究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文献，但研究背景是成熟的资本市场，所得出的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市场。
在国内学者所撰写的文献中，盈余管理的实证模型大致划分为两种，单一模型、多个不同的模型并行表示。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模型划分为三种：单一指标代替公司治理、多个指标同时作为衡量标准、多个指标综合成某一指数来表示公司治理。现有的文献中，大多是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单一指标来指代盈余管理，用多个指标一同表示公司治理，进而研究两者或者是再加上一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高雷、张杰（2009）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越好，企业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弱。黄世英、吴文芳、陈克兢（2014）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活动将越少，盈余质量也将会提升。但目前的文献中，尚未讨论到公司治理水平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具体影响程度，具体的作用机理。苏柯、杜金岷、张超林（2014）研究发现，正向盈余管理水平占公司资产比重的年均值达7.6%，高于经营现金流净额占公司资产比重的年均值5%。这些数据也说明了目前企业运用盈余管理修饰报表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但具?w的选择标准以及运用机制与程度，是目前需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来研究与解决的。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政府对盈余管理进行进一步的法规限制，也有利于报表使用者可以依据一些报表指标来判断具体的公司报表是否值得信赖与进一步投资。
目前，现有的文献大多从股权集中度、企业管理者能力、公司特征差异、公司治理态度等某一方面来研究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公司治理水平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的文章还不多。已有的文献大多从数个指标的角度来表示公司治理，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表示公司治理，力求更加准确与可靠。本文将公司治理以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成一个数值，来研究与应计盈余质量、真实盈余管理两种盈余质量的关联，从而为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报表使用者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近年来，企业操纵盈余的方式逐渐多样化，不仅仅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方法。自国外学者Roychowdury（2006）提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这一分类至今，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以往的仅仅注重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转变到注重两者，甚至于更注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其原因在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所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在经营现金流量表与企业利润之间形成较大的数值差；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是运用隐蔽的方法，调节实际的应收、应付款项等的交易时间，进而改变企业的现金流量表的最终分布结构，使年度会计报告截止日期的账面数值更为可观。
现有文献中，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相关的文献方向有几种，分别是内部控制、避税、外部审计等方面。程小可、郑立东、姚立杰（2013）实证研究发现，不同企业的产权性质、规模会导致内部控制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公司，更少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2011）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债务率等控制变量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管理层薪酬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有正相关关系，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同样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Blair（1995）研究认为，狭义公司治理是指企业的所有者、董事、监事以及者众多角色之间的一种相互牵制的内部治理机制。马忠（2011）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时，企业的所有者与者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公司盈利能力会下降，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将使企业盈余管理减少、盈余质量提高。由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公司治理水平与应计项目盈余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治理能力越强，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进行调控的可能性减小。
假设2：公司治理水平与真实管理盈余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治理能力越强，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相对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5年的沪深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对这些数据执行如下的筛选过程：（1）由于金融保险行业公司的财务指标以及会计科目的类别与其他行业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剔除被St、*St及S的公司，即特殊处理、退市警告、未完成股改的公司。（3）剔除2015年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由于2015年未披露重要指标或者指标数据披露不全面的公司。最后，得到的样本为2277个。本文中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与巨潮网。
（二）变量定义
1.公司治理的计量。通过阅读并借鉴陆正飞（2012）、蒋琰（2009）和白重恩等（2005）等关于公司治理指数的文献，选取出适合本研究的公司治理指标，具体见表1。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系统默认方差大于1的指标为主成分，故只取前面四个指标。前四个指标的主成分累加占比总方差的58.84%。结果显示，第一、二、三、四主成分的方差分别是2.189、1.500、1.159、1.037。依照惯例，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的?稻葜校?将排列在先的命为第一主成分，在本文中即为公司治理水平指标G。分析第一主成分可得出，10个变量topratio、Cstr2_10、mana、State、Dual、indratio、HB_share、parent、Boaedsize、Boardmeet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447、0.508、0.479、0.338、0.660、-0.237、0.166、-0.536、-0.763、-0.004。上述载荷系数大小与符号各不相同，从大小来看，在所构建的公司治理指数中，股权结构（topratio、Cstr2_10）、公司性质（State）、高管激励（mana）这三个指标的数值较高，对最终指数的贡献较大。
2.盈余质量。
（1）应计盈余管理。经反复试验，琼斯模型中依据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模型的应计盈余更为贴近实际（Young，1999；Dechowetal.，1995）。因而，本文也采用此种方法计量。具体模型如公式（1）。
CaCCi，t/tai，t-1=η0/tai，t-1+η1（ΔSaLeSi，t
-ΔaRi，t）/tai，t-1+η2ppei，t/tai，t-1+ωi，t（1）
其中，Dai，t表示企业操控性应计盈余，数值上与模型（1）的回归残差ωi，t相等；根据资产负债表法计算得出企业总应计盈余CaCCi，t；企业营业收入的年度变化额表示为ΔSaLeSi，t；企业期初总资产用tai，t-1表示；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用ppei，t表示；企业应收账款变化额用ΔaRi，t表示。
（2）真实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分类方式，本文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i，t）分为销售操控（em_CFoi，t）、生产操控（em_pRoDi，t）和酌量性费用操控（em_eXpi，t）等三个类别。销售操控是指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给予折扣或者降低信用底线。生产操控是指通过不断增加产量达到规模效应的最优点或者接近点，进而获得更低的单位固定成本，使利润表上的营业成本更低，进而计算出更大的利润额。酌量性费用操控是指通过控制并减少企业的期间费用，如销售费用中的广告费、管理费用中的研发支出等来降低费用账面额。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总额用公式（2）表示。
Remi，t=em_pRoDi，t-em_CFoi，t-em_eXpi，t（2）
其中，em_pRoDi，t、em_CFoi，t和em_eXpi，t分别是模型（3）、（4）和（5）的回归残差。生产成本表示为pRoDi，t；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表示为CFoi，t；酌量性费用表示为DiSeXpi，t；销售收入表示为SaLeSi，t；销售收入变化额表示为SaLeSi，t；期初资产总额表示为tai，t?C1。
pRoD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SaLeSi，t/tai，t-1+α4SaLeSi，t/tai，t-1+ξi，t（3）
CFo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SaLeSi，t/tai，t-1+ξi，t（4）
DiSeXp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1/tai，t-1+ξi，t（5）
（三）模型设计
为了找出公司治理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具体关系，本文借鉴Cohenetal.（2011）和李增福等（2011）等学者的方法设定了如下模型：
aBDai，t=β0+β1Gi，t+β2Remi，t+φContRoLSi，t（6）
Remi，t=ρ0+ρ1Gi，t+μContRoLSi，t（7）
公式（6）、（7）中，aBDai，t表示操控性应计盈余的绝对值。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调节方向与数值无关，所以以绝对值表示。Gi，t表示公司治理水平，Remi，t为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体水平。模型（6）包括Remi，t，而模型（7）不包含aBDai，t，原因在于企业确定盈余管理的顺序是先真实活动后应计项目，所以前者影响后者，但应计项目盈余不影响真实活动盈余。模型（6）的估计系数β1表示公司治理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
为了使实证研究数据可信度高，本文还选取了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ContRoLSi，t）：公司规模SiZei，t用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当年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表示为Roai，t，资产负债率用LeVi，t来表示。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从下页表2可知，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极大值为4.2053、极小值为-15.5635，均值为-0.0047，说明不同企业间的盈余管理水平差别较大。操纵性应计盈余的极大值为17.5666，极小值为0.0000，均值为0.4527，不同企业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同时也表明采用操纵性应计盈余的企业比采用真实盈余的企业数量更多。公司治理水平的极大值为2.139，极小值为-3.607，说明不同企业的治理水平有较大区别；均值为0.000，说明企业的治理水平目前处于无功无过状态，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相关性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公司治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验证了前文的假设，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会引致操纵性应计盈余上升；真实盈余管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负相关，表明企业采用盈余管理模式会有所?戎兀?采用一种时，另一种的使用就会下降；资产负债率与操纵性应计盈余负相关，总资产周转率与应计盈余负相关，企业规模与操纵性应计盈余也是负相关。
（三）回归结果
模型一中，操纵性应计盈余与真实活动盈余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在采用一种盈余管理的同时，会减少另一种盈余管理方式的使用。公司治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治理越完善，企业越不会采取盈余管理，企业的盈余质量将越好。资产负债率与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越会采取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正面维护公司形象。企业盈利能力、规模与操纵性应计盈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盈余管理方式，更加注重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价值与商誉。
模型二是探究公司治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企业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盈利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呈负相关，说明企业在低负债时会更倾向于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高负债时采取的可能性较小；企业在盈利能力较强时，不易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盈利能力低时采取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低。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采取真实盈余管理，是由于真实盈余管理更隐蔽，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小，对企业的危害也将更大。
五、研究结论
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内部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所采取的盈余管理将会给广大报表使用者带来巨大危害，也会给企业自身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为了保持更好的市场秩序，维护广大股民利益，公司治理中股东会、董事会的约束能力功不可没，减少企业内部人员由于一己私利而危害更广大股民的利益，最终确保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所以希望借助本文，为公司治理实务提供参考。
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9
（一）国外研究国外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主要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的是会计政策，在这个阶段提出来了有效市场假设和机械反应假设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第二阶段是进行实证会计研究，在这个阶段提出的是债务契约、奖金计划和政治成本三个理论假设。第三阶段主要进行的是资本市场激励因素方面的阶段，企业会通过误导投资者正确判断公司价值，而且会操控短期绩效，让公众预期能够得到满足，证券分析师评估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假设来进行相应的研究。teohetal（1998）认为上市公司夸大了公司的盈余，误导投资者。
国外关于盈余管理计量的研究中采用具体项目法、应计利润法和分布检测法来进行相关研究。Jones模型（1991）假定营业收入变动额和固定资产影响应计利润，而总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之间会存在一个差额正好就是操纵性应计利润。Dechow等认为Jones模型容易高估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低估盈余管理程度，会产生很大的估计误差。Dechow等（2009）将信用销售收入引入，提出了修正的Jones模型，认为它能够很好的检验盈余管理。Bartov等（2010）认为唯一能够一贯辨别出盈余管理的模型正是横截面Jones模型。被广泛的采用的以应计利润法为基础的模型除了Jones模型外，还有Healy模型（1985），Deangelo模型（1986）和industry模型（1999）。现有盈余管理计量方法中的流行的方法正式这种通过模型计量出盈余管理的程度。
（二）国内研究我国对于这样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对ipo和配股过程中的盈余管理来进行的。蒋义宏（2009）、刘杰（2010）、肖星（2010）等发现上市公司为达到配股要求，采取明显的盈余操纵措施。吴东辉（2001）采用横截面Jones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在应计项目上的选择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在ipo年度内报告了明显更高的反常应计项目。徐宗宇（2009）发现招股说明书的盈利预测数据与年度报告中的盈余数据完全不同，说明在ipo过程中有操纵盈余的行为。陆建桥（2009）认为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年份会非正常调减盈余，而在亏损的前一年和扭亏为盈年度会调增收益。
刘秀兰（2008）对于金融资产问题应该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合并起来进行会计处理，而且可以把交易费用计入相关成本。黄财啸，张红炯（2008）提出将金融资产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这样可以获得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对不符合限定条件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张静、冯治臣认为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限定条件是不够明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可能会多计入本应该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那些部分，所以应该进一步规定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限定条件。
关于金融资产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研究多数针对的是动机。曹倩倩（2009）研究金融资产分类中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动因和引起的市场反应，发现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这相对以历史成本为主的财务数据存在增量信息含量，这两者有不同的市场反应。而且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主要是政治成本和报酬契约，还有其他如企业金融资产重要程度、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也会有一定影响。叶建芳等（2011）对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讨论了管理层的动机。他们发现金融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高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时候可能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陈锦华（2011）分析了不同的金融资产分类的会计行为意图，认为风险偏好与积极投资型的企业希望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这种意图比较忙些，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企业追求稳健投资与管理，希望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孙曼莉、蒋艳霞、毛珊珊（2010）认为金融资产分类并不是由管理层决定的，而是盈余管理动机，管理层的意图决定的是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多少。
二、金融资产特点与不同分类的影响
（一）金融资产的特点主要包括：
（1）风险性更大。金融市场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而金融资产为其所有者提供的是未来的货币收入，所以如果汇率或者利率变动等情况发生，那么金融资产的持有收益就有相当大的风险性。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风险性还会不断加强，甚至因为衍生金融资产所特有的杠杆效应，这些风险还可能会放大。
（2）流动性更强。金融市场比其他市场更加活跃，所以相比其他资产的变现能力也更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也就是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可转让性和变现能力。金融资产因为其市场流动性而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所以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工具创新设计的关键正是流动性，金融资产或者金融工具的金融资产或者金融工具，则生命力也就越强。
（3）形式更复杂。金融资产种类的需求也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更加多样化。衍生金融资产的种类创新不断的出现，这也说明金融资产的形式越来越复杂，每个月几乎有新品种的金融资产出现，而且形式也更为复杂。甚至已经出现国际上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出特定的衍生金融资产。对比以历史成本计量的传统会计来看，它涵盖的范畴已经不足以覆盖金融资产的风险性、流通性以及形式复杂性。而且对于金融资产的规定，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并不完善，企业管理当局对于金融资产的盈余管理的风险就是相当大的。
（二）两类不同金融资产的影响两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没有明确界限，所以管理层可以针对金融资产进行不同的分类，那么就有不同的影响。
（1）对利润确认期间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持有期间，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导致虽然都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是利润确认的期间差异很大。前者的公允价值变动是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来进行会计核算的，而且这个账户的数据在年底则全部计入本年利润，所以当年公允价值带来的变动是被确认为当年利润的。后者是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来反映其公允价值变动的，是计入所有者权益。若当年未被处置，那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年的公允价值变动是不会体现在利润表中。它带来的利润波动确认期间，完全取决于当年是否被处置。所以由于分类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润波动确认期间也是不同的。
（2）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确认是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在资产负债表日也是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样一个账户是损益类账户，这个账户中的会计变动是计入当期损益。这种公允价值变动实际上是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代表的就是潜在的或尚未实现的投资损益。要想实现这部分投资损益，只有处置该项金融资产，才会进行会计确认。实际核算中这一部分却计入营业利润，但是这部分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化还没有通过证券市场的销售而实现，所以会导致当期的利润虚增或虚减，所以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就不能得到保证。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影响到利润虚增或虚减，所以资产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重越大，那么会计信息就越可能误导投资者。从投资者的角度会发现，企业的经营状况会有很大的起伏变化，所以可能会认为是投资风险高，因为企业经营状况不稳定。
（3）对利润波动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最终会计处理是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最终会计处理是计入所有者权益。那么随着宏观经济起伏的变化，两类金融资产所占比重较高的企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起伏也会较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对于当期利润的影响会更大，所以这种资产的比重较大，则会对当期利润造成更大的波动。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利润并不是直接影响，对于当期利润波动影响较小。资产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重越大，企业的经营状况起伏也越大。
（4）对盈余管理空间的影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盈余管理的空间较大。后者的公允价值变动是计入当期损益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样管理的空间比较小。而对前者来说，公允价值变动先计入所有者权益，处置时才计入当期损益。所以一旦在初始确认时将相关金融资产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那么就可以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买卖操作来操作某期利润。某一会计期间需要增加当期利润的时候，可以选择处置处于盈利状态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利润避免亏损或减少亏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就会转移到当期的利润中，结果是提高当期的利润。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么就可以处置处于亏损状态的金融资产。
而且若公允价值下降严重且非暂时性下跌的，应该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一旦公允价值上升，而且此项变动是能够确认与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那么损失应该转回。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又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三、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盈余管理方法
（一）初始分类的盈余管理管理者最初持有的意图是新企业会计准则下的金融资产分类的标准，所以在初始进行划分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可以对于金融资产进行交易性和可供出售的划分，不同的划分对企业的利润有着不同的影响，以此来进行盈余管理。如前所述，管理层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某种需要，将同一属性的金融资产在进行任意划分来实现目的。我国目前两类资产的持有量增长速度比较快，所以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在首次划分时充分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利润有较强控制力的特点，进行划分。防止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造成大幅波动，而且可动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影响企业的利润。还可以利用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划分来进行盈余管理。金融资产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按照这种划分也是属于流动资产；另外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这种划分是属于非流动资产。管理者也可以通过这种划分来调节企业资产的结构。如企业管理当局具有划分金融资产的主观性，那么在资产状况不佳的时候属于非流动资产的金融资产划分为流动资产，这样流动比率也就随之提高了，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二）公允价值的盈余管理不同机构对于公允价值的定义表述也是不同的，但是最终要求的都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公平交易的基础上的价值，它体现的是在某一定时间上的实际价值。新会计准则要求对于金融资产必须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者指的是公允价值变动不大的那部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式中，市价法是强烈依赖成熟稳定的市场，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各项规范制度尚未规范和完善，所以人为操纵的部分不可避免，市场难以做到公平有效体现的金融资产的价值也就难以公允。市场比较法是指当金融资产没有报价信息，而类似的资产有的时候，调整类比样本之间的差异确定公允价值。但是这种方式是在在市价法不适用时采用的，更难以确保公允价值。有些金融资产所在的市场不活跃，也没有活跃的对应市场，那么要确定公允价值就必须使用一定的估值技术。但是会计准则对于运用的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法没有具体操作指南，所以盈余管理的空间更大。
（三）减值的盈余管理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存在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时候，就要修正历史成本，那么这种修正就是金融资产减值。金融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通过计算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值，以及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通过两者比较，取其中较高的一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累计损失，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如果价值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能够确认与原减值损失发生的事项相关，那么在后面的会计期间内应该要转回。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和转回减值会影响当期损益，所以可回收金额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导致了不可避免的调整空间，所以这种方式也就成为了一种盈余管理的手段。
四、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盈余管理完善建议
（一）细化完善金融资产会计准则首先需要完善会计准则，对于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应该记性详细划分。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参考国际会计准则的意见，可以对金融资产分类进行完善和修订。另外可以选择建立金融资产估值模型，现有的估值技术没有制定金融资产估值规范，也么有具体的应用指南，所以要经开制定估值规范和技术应用指南。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严格披露金融资产的交易过程，严格披露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对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管理过程，会计报告使用者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对于利用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是有着很好的抑制作用的，但是这些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质量还不够，不足以发挥出这样一个抑制作用来。所以对于与金融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方面应该制定更详细的规定。在董事会中，中小投资者的比例应该要进行适当增加，这样中小投资者的发言权也就可以相应的增强了。而且可以要求上市公司监事会成员中间不可缺少中小投资者，相应增加中小投资者的监督能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
（三）健全监督检查机制依靠上市公司自身的自觉程度，还应该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加强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审查。要想进一步监督强化内控主体责任，在我国现有的法律环境和公司治理环境情况下，应该是健全检查监督的执行机制。因为内部控制由谁负责直接影响着内部控制能否发挥实效，所以应该审视各个环节的内控质量，考察内控责任人的责任落实。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所以也应该改善监管体系。
（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只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才可以保证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能够有效运行。因此，相关部门应该督促公司进一步改善其治理结构。应该进一步完善金融资产相关信息的披露过程以外的相关信息，只有当会计政策的选择及其结果充分的展现的时候，才能防止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保护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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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eoh，S.H，welch，L，andwong，t.J.earningsmanagementandthepost-issueperformanceofseasonedequityoffering[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98.50：63-99.
[4]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土市公司利润操纵》，《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5]蒋义宏：《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实证研究》《中国证券报》2009年第3期。
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10
关键词：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指管理者在有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使自身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了《企业会计准则》，其中对投资性房地产从固定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计量。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可以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值模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日趋完善，许多城市已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不少企业正是利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进行盈余管理，蓄意操作利润。
为此，本文以上海世茂为例，分析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改善市场秩序。
一、案例介绍
（一）公司简介及案例概况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世茂）是经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且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6月30日，上海世茂对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计量模式转变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资产负债表日，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以期末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通过本次后续计量模式变更，上海世茂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增加到23.04亿元，占资产比重从0.51%上升到14.74%，对利润的影响从0.97%上升到54.84%，由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当年营业利润1.6亿元。
（二）利润及其变动原因分析
1、各期利润情况介绍
表1显示，从2006年到2008年，公司利润逐年下降，但2009年却大幅增长，相比2008年几乎翻了两翻，而2010年利润增幅更是异常，为2009年利润的4.6倍，完全摆脱了利润逐年下降的危机。
2、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对利润的影响
由表2可以计算出，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2009年营业利润的53.23%，净利润的72.68%，占2010年营业利润的29.37%，净利润的41.52%；若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净利润中扣除，则2009年净利润仅为6064.99万元，即依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0年净利润为60071.06万元，减幅近一半。由此可见，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是企业利润大幅增长的直接原因。
3、现金流量及偿债能力分析
表3列示了上海世茂各年偿债能力的情况。可以看出，除2007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相比上年有所增长外，其余年份均逐年递减，甚至出现负数；从现金负债总额比率来看，除了2007年，其余年份均不容乐观。
分析可知，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是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其背后并没有相对应的现金流支撑，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后续计量模式变更的动机分析
（一）“美化”利润
分析可知，上海世茂从2006年至2008年利润逐年下降，而在2009年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模式变更后，该年净利润提高到22199.74万元，而2010年净利润的增长更是异常，提高到102720.74万元，几乎是2008年的十倍。由此可见，通过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进行盈余管理，上海世茂不仅摆脱了利润下降的危机，还呈现了利润逐年上升的“业绩”。
（二）“税盾”依然存在
我国税法规定，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利润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企业不仅获得了由损益产生的利润，“税盾”效应也依然存在，扫除了企业对于未产生现金流的利润缴纳税金的顾虑；并且，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所产生的利润，当年无需进行股利分配，进一步减少企业资金流出，从而彻底扫清了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拾取其他资产转换的收益
由于目前我国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普遍高于其账面价值，因此，利用其他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一方面可直接使资产增值，另一方面，对于其他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后产生的损益，又为企业盈余管理带来操作空间；此外，准则对于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的规定，其目的是为防止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但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却可正常转回，这样企业可适时扭转亏损，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其二次转回，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建议
（一）完善后续计量模式变更条件
从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企业利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完善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的条件，不应仅仅局限于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是否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能否从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等条件，而还应当考虑管理者的持有意图等，比如对于以赚取租金为目的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管理者所获取的是稳定的现金收入，与市场价值并不存在多大关系，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二）对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区别选择
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可以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值模式，但这种“一刀切”模式，显然是不科学的。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和已出租的建筑物。对于以出租为目的的投资性房地产，管理者持有意图是赚取稳定的现金收入，若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不仅过程繁琐，而且浪费了不必要的评估成本。因此，可采取兼容的方法，即对于以赚取租金为目的的投资性房地产，无论其是否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均采用成本计量模式；对于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与公允价值直接相关，则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三）提高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企业在评估资产时，若无法从公开市场上取得公允价值，可以采用估值技术。但我国的估值技术并不成熟，加之对估值模型的选择也没有相关规定，因此，为防止企业利用估值技术的不确定性进行有目的的价值评估，应当完善公允价值的计量标准，并对估值模型的选择作必要规定；此外，由于我国法律的不完善，许多企业为使其利益最大化，会选择联系较为密切的评估机构，因此，为提高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必须加强资产评估行业的管理，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