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2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演变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掀起了对经济学范式研究的热潮，西方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范式结构也发生了演变和转换，范式结构作为科学的共同体，具有其独特的理论模型，西方经济学的最核心的内容是观念范式，它是稳定不变的界定、思维等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也发生了转变。因此，必须对其结构和演变进行分析，从而探索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规律。
一、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既是广泛的概念又是经济内容，包含着大量的经济问题和资料，本文所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一部分。随着资本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出现了范式理论。从系统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系统，主要包含方法规则、观念范式和基础假设三个方面。西方经济学范式主要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它指的是科学共同体在按照范式进行专业活动，范式是一个科学的专业，依赖于学科理论的模型[1]。西方经济学范式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在经济领域范围内，人们对范式结构和范围进行判断。在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中，观念范式是最核心的内容，而方法规则和基础假设则属于。当然，范式结构也具有不同的层次。比如，理性经济人观念和制度文化观念则在非主流学派和主流学派有一定的区别。同时，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还包含总收入和需求等内容，所以通过范式结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地论证。
二、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形式
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存在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会出现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继而出现新的范式结构。西方经济学范式存在几种运动形式。首先，对已有范式的继承，继承的内容包含经济人的核心硬核和调整保护带等。同时，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也就是帕累托最优；其次，张伯伦和罗宾逊在经济人硬核的基础上，对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假设进行修改，开创了产权经济学新领域。在厂商理论中，对企业物质要素生产和技术的关系予以假设，但在现代契约理论的作用下，将成本交易为前提，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不断完善现实方面内容。1947年西蒙提出，对于经济学理论，应该将焦点放在人的社会行为理论方面和非理论的界限，而且把完全理性修改为有限理性；最后，范式运动指的是在经济学不同学派理论下，对新经济学框架体系予以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若干个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它们之间需要相互调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都包含市场经济原理，通过对收入再分配的改革，并提出边际效用论和节欲论、供求论等理论，从而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加以完善，然后将效用价值偏重需求分析和客观价值论篇重供给分析作为生产成本的核心理论，使得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到有效创新[2]。
三、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
1.前期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对于前期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而言，范式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所以在这时期，思想家们通过直觉和生活经验对经济问题予以分析和判断，但欠缺系统的分析范式。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能够为经济学范式所支配，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系统。到亚当•斯密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已经发展到巩固时期，然后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到了发展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核心是客观价值论，通过范式逻辑，出现了实物经济与货币现象，而且形成货币数量论和两分法，构成系统性的古典经济学体系[3]。1870年，边际革命的核心是用主观心理分析的价值理论，并在经济分析中引入数学方法，通过价值论和分配论，从而实现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古典分析范式向现代分析范式的转换。
2.凯恩斯经济时代
随着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凯恩斯革命是时代的产物。在大萧条的经济环境下，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威胁，西方经济学的复兴，必须对原有的基本前提假设予以修正，从而实现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凯恩斯革命修正的只是与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相抵触的部分基本前提假设，对西方经济学的硬核并未造成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期，但之后呈现衰落；70年代，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凯恩斯对此感受到不知所措，正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存在双重困境下，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批评国家干预主义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作用，提出单一规律货币供给政策，完善市场机制，从而平衡市场经济[4]。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时代
自2007年以来，全球处于经济危机时期，西方经济学范式也存在危机，明斯基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融合了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观点，证明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进入了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在现实交易过程中，人们很难对每一个措施产生的结果予以正确地了解和预测，而是通过主观判断来决策通过坚持完美市场和经济人基本假设，进而消除经济危机。因此，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必须发生改变，进而适应时代的要求。通过对政治和制度的不断调整，优化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使得经济体制具有稳定性，从而确保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经济学是一门重要学科，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其具有一定的范式结构。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将发生演变。因此，必须对范式结构及其演变进行分析，使得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联系，进而打破传统思维的局限性，从而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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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海华.基于SCp范式的中国水电建筑产业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09.
[3]王泽.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降低及其原因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8.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3
关键词 近现代 经济思想 分析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1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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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4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5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6
关键词：加强；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思考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2)05-0007-04
一、中国高校不可忽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①，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②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收稿日期：2002-05-09
作者简介：崔朝栋(1958-)，男，河南郾城人，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河南省首届社科专家，省级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及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研究。
①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礻乃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②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礻乃.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蒋学模.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魏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SomeReflectionsontheConstructionand
DevelopmentofChineseeconomics
CuiChao-dong(Departmentofeconomics,HenaninstituteofFinanceandeconomics,Zhengzhou450002,China)
abstract:Chinamustbuilditsowneconomics,andthefundamentalroleoftheChineseeconomicscannotbeweakened.DueattentionmustbepaidtothecoordinationbetweenChineseeconomicsandothersubjectsaswesterneconomics,marxismeconomicsandDengXiao-ping‘stheoryinordertostrengthenthefundamentalroleoftheChineseeconomics.meanwhile,theresearchobjectivesoftheChineseeconomicsmustbeextended,thetheoreticalbasestrengthenedtoconstructapreliminarytheoreticalsystemoftheChineseeconomics.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7
关键词：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样，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目前，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与西方经济学教育并存的二元格局。总结这一格局形成的过程和经验教训，对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教学沿正确的方向发展，对繁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经济类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阶段及二元格局的形成
(一)第一个阶段(1978～1992年)。中国经济学教育适应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新理论和新观点，同时又有分析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学，调整课程设置。具体表现是：第一，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取得重大成果。徐禾、宋涛、苏星、于光远、卫兴华、谷书堂、蒋学模、魏埙、宋则行等一批著名学者主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这些教材的最大特点是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系统而又科学的概括和介绍，又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际，进行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它们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也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学。上世纪80年代初，中华外国经济学会组织了外国经济学说讲座，并公开出版研讨内容，对我国人民了解西方经济学发挥了启蒙作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推出由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读物之一。第三，西方经济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在引入西方经济学教育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邹至庄教授。他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国讲授西方经济学，1985年发起建立“福特培训班”，1985年出版《中国经济》，同时安排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87年他倡导中国大学应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财政等课程。1989年4月，在世界银行专项贷款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列入的课程共10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经济数学基础等。从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化格局开始形成。
(二)第二个阶段(1992～1998年)。进入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对经济学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此阶段经济类专业的数量和学生规模进一步增加。之后，针对本科专业设置过细、专业口径过窄问题，1998年教育部第四次调整本科专业目录，专业由原来的近600种减少到249种，其中经济学门类的本科专业减少为4个，即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和金融学。
在该阶段，经济类专业发展很快，但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应用类专业规模膨胀很快，招生人数很多，考分很高，而理论经济学专业却受到冷落，报考人数少，考分也比较低，生源质量不高。在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依然在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继续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支持，但由于经济学专业得不到社会的重视，生源质量不高，加之教师从事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支持，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这严重影响了基础理论专业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此阶段，大量的西方经济学文献被系统而全面地翻译和介绍到国内，西方经济学教学开始普及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均开设西方经济学，且课时大幅度增加。此时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西方经济学持以批评和保留态度被视为保守和僵化，而将其视为对市场经济做出科学概括的观点却大行其道。大学课堂上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都以介绍和阐述原理为主，很少进行分析批评。
(三)第三个阶段(1998～2008年)。此阶段，中国经济学教育将培养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优秀作为培养目标。为加强对经济类专业建设和经济学教育的指导，纠正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的风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和教学，培养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人才，1998年5月教育部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长远利益出发，根据“扶强保重，合理布局”的原则，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和教学水平最高的13所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设立了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基地的建设宗旨：一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二是为国家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基础人才。三是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经济学人才培养方面发挥良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这期间，经济学基地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经济学专业的建设，经济学人才质量显著提高，经济学专业也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素质考生报考，生源质量显著提高。此后。教育部进一步规范了课程设置，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1998年7月，在教育部高教司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经济学专业本科的八门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这次会议统一规定了全国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2000年，在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由吴树青教授任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等教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并于2001年出版，至今已修订三次。这是继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出现高潮、1993年原国家教委统编政治经济学教材出版以来，又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的重大举措。该教材在内容安排、体系结构及理论创新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鲜明特色。这一阶段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在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转贴于
为适应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经济类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2007年，教育部启动了提高教学质量工程。作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在原来的经济学基地的基础上设立了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在应用经济学专业设立了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在此阶段，教育部有关部门对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状况进行了调查，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也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和教学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2008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本科专业制定专业建设规范。在经济学教指委的领导下，高等院校经济学类本科专业建设规范的制定工作开始启动。该规范将在经济学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课程设置、培养方法及基本办学条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以便指导高校的经济学教育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但在该阶段的经济学教育中，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西方经济学的势头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表现有：一是管理类本科专业大都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经济类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时被大大削减，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主要考西方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却被取消或削弱。二是经济学教育中弥漫着一种西方经济学崇拜思潮，西方经济学被看作“标准的经济学”或“规范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表述方式被视为经济学的“标准语言”，主张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要与国际接轨的声音此起彼伏。三是一些高校集中资源开设小型实验班，照搬国外模式进行所谓的“精英教育”，单纯强化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及数理能力的培养。四是把培养国际化人才定位为经济类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方式是采用国外的教材，聘请国外的教师，学生培养出来送出国外深造，美其名曰“人才培养不分国界”。在该阶段，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泛市场化主张的影响大大增强，并力图争夺中国改革理论的话语权。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分析可看出，中国经济学教育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已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体系和西方经济学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对经济类人才培养及经济学的发展正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形成的原因
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首先，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转轨因素。我国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个别环节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可区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构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运行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这项改革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作用。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和观点受到更多的追捧，这就在事实上为西方经济学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其次，宽松的政治和学术环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一直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学术界，科学探讨无禁区极大地解除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顾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舆论环境迎来了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在对待西方经济学上，由过去完全否定，转变为对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属性进行批判，同时，对其中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个别观点和个别原理给以肯定和积极借鉴，这就使西方经济学走进大学课堂成为可能。再次，西方经济学自身的特点因素。西方经济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形式上比较完整的范畴体系，特别是它借助数学语言来表述理论观点的叙述方法给人们造成了规范而又比较严密的感觉。再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往往都是紧扣人的主观感觉和日常生活经验而提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人不需要有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只凭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居家过日子的主观感受就能理解其中的原理。此外，西方经济学原理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而形成的，学习西方经济学可帮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和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再有，许多高校对教师的科研进行考核，往往强调在国外杂志上，而论文如果不按西方经济学的范式进行写作，在国外杂志根本不可能发表。所有这些都为西方经济学教育和教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格局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格局是一个既互补又矛盾的体系。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政治经济学以人与人的关系分析为主，强调财产占有和利益分配。西方经济学以人与物的关系分析为主，强调资源配置的效率。两者关心的主题不在同一个平面上，不具有替代性。所以，可保持一定的共处关系。其二，两种经济学并存也反映了现代社会思想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这种多元化有利于相互学习和借鉴，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其三，两种经济学体系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发挥着各自的指导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的作用有互补性。二元格局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存在着矛盾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具有鲜明的辩证性和历史感；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它的思维具有突出的直线性和静止性。它们对大量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观察和解释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甚至矛盾。如，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所有制和产权、价值源泉、分配、国家职能和政府干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两种经济学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批判功能，主张不断的变革和创新。西方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学的无阶级性和非意识形态功能，主张对研究对象只进行不含价值判断的客观描述和实证分析，尤其是数学模型分析。其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中国经济建设发挥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则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反映。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大力宣扬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在稳定经济和实现经济转轨方面的“神奇”功能，把自由竞争和自发均衡的传统观念教条化，无视财富占有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的蔓延，极力诟病政府乃至国际社会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这些矛盾的存在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进行认真反思已十分必要，要求我们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类人才的培养及政府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必须保持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基于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形成过程、形成原因及两个教育体系各自特点的认识，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问题上，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格局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但二者的并存不是不分主次的。我们认为，无论从理论的性质看，还是从理论所服务的对象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应而且必须占主流地位。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只能是辅助的、次要的，绝不能是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给予有力的理论支持，西方经济学所采取的方法论及理论框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不应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理论，但它的个别原理和分析方法是可吸收和借鉴的。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关键是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趋势，致力于推进创新。对此，逄锦聚教授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认为，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科的发展规律看，政治经济学能否发展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能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二是能否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三是能否解释我国生动活泼的经济社会实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这三点既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方向。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8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改革；应用型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就成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课程的专业核心课程，它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所涉及的理论和定律能够系统的反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重点研究在资源稀缺性的基础上如何合理配置，应用到实证分析、规范理论分析和现代数学方法，里面特有经济数量关系分析、数学模型、图表和文字理论对大学生的分析推导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要求甚高，这种能力的训练也是其他课程不可代替的。它也能够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和新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趋势。西方经济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通过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价格理论、博弈论、经济增长及波动等知识，为学习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的消费、生产和宏观经济政策等一系列经济管理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清晰的教学理念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考虑《西方经济学》课程传授给学生的具体内容。现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大部分观点，但由于教学理念不明晰，仍然存在着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又直接照搬方的教科书，过分强调掌握每个原理、图形、理论模型，忽视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精髓和教学价值，也忽视了教学对象――本专科学生的真正需要。因此，明晰教学理念，贯彻现代教育的素质教育要求，是进行《西方经济学》教改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教才选择不尽合理
目前国内高校教材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应用较广，此教材是教育部推荐的财经类核心教材，教材本身的内容选取是优质的，但不一定是适合的。目前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更侧重理论介绍、相关定理证明缺乏相关经济现象的解读与分析。使学生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内容庞杂、理论深奥，造成学生学习感觉枯燥的情绪，进而影响了学习的热情。如果学生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动力，可以选用高鸿业主编的教材，但是目前大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动力明显不足，此教材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另外，该教材强调模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是完成现代经济学知识普，相对来说，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更适合学生。
（三）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陈旧
教学老师习惯使用填鸭式的灌输方法将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缺乏对于相应理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含义的解读。在有限的课堂上多是对理论进行抽象分析和解释，描述或描画经济图形与模型，尤其是本科生自身缺乏社会经验，只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随着课程内容的增多，往往造成前后无法融会贯通，很难理解其内涵。另外缺乏必要的现代教学手段，造成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理想。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以学生专业为基础调整教学内容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我校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以致用”能力，在讲授的过程中要提醒学生背景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就不同，启发学生的比较研究兴趣。另外应根据不同学历层次和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与教学要求，开设“重点各异”的系列《西方经济学》课程。联系各专业学生已有的基础、课时量等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教学内容，给学生留出自由考量和解决问题的空间，引导他们自己去拓展相关内容。
（二）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完善已有的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开景教学、模拟教学，形成完善的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案例库和情景教学与模拟教学的设计模型，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正如刘金石、刘方健认为应在教学过程中熟练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生活语言、经济语言和数学语言）葛造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引导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在教学手段上鼓励采用多媒体教学，引入课程网络互动式教学组织教师在线答疑搭建第二课堂提高教学效果。进行互动教学，个性化的学习和分组教学，组织老师在线答疑，通过网络建立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之外的沟通。传统板书能够让学生清晰地理解图形和数学的演绎步骤更好地理解经济模型背后的含义。因此应综合运用多媒体课件及板书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教学效果。
（三）改进考核方式
目前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都是作为专业基础课，多以期末闭卷考试方式为主，考评方法太过单一，学生多是考试前几周集中复习，难以对学生的课程学习过程进行全方位考核，试卷内容也以知识要点考核为主缺乏联系实际的案例分析，阅卷过程也以标准答案为主旅考核方式注重的是学生知识记忆能力。难对发言、讨论、实践所表现出的创新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进行考核。建议在试卷设计环节应设计现实案例分析类题型，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平时课堂参与成绩，不仅能够考核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也给教师一定的自由教学和学术讨论的空间。笔试仍然是考核重要的形式之一，为了保证笔试考核的科学性，应建立大容量的、规范化的试题库，每张考卷设置标准化题型，合理确定主观性和客观性试题的比重，注重试题的认知层次和难易程度的协调搭配，准确考评学生的学习情况。
参考文献：
[1]年四敬，赵鸿雁.基于应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改分析[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8（6），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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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栋强.“西方经济学”教改中存在的问题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1（22），8687
[4]易杏花，刘云忠.让“沉闷”的经济学生动起来――《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9
[关键词]新的战略支点；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1-0075-04
把广西建设成为中国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既是对广西科学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又赋予了广西实现腾跃发展新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北部湾经济区是广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一极，具有地缘、政策、经济基础、科技资源汇聚等方面优势，势必要求其在构建新的战略支点中发挥强大的引领、带动功能。广西新的战略支点的构建对北部湾经济高新区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发展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优势，科学整合和配置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构建合理的现代产业体系，对加快广西创新体系建设，深化广西全面改革开放，加速广西新的战略支点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意义重大。
一、广西建设成为中国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的基本内涵
把广西建设成为中国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是2013年7月国家总理在广西考察调研期间对广西开放开发提出的新要求。他指出：“把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好、发展好，不只对西南地区，而且对中南地区，甚至对全国都具有战略意义，广西要成为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的战略支点。”广西新战略支点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是继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后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为广西实现“腾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广西新的战略支点的定位，具有新的内涵、背景和意义。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加快西部大开发、促进东中西协调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把广西建设成为西南、中南开放发展的新的战略支点，意在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带动支点，通过这一支点辐射功能的释放，有利于加快西南、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广西特别是北部湾经济区是中国连接东盟的前沿和重要枢纽，广西新的战略支点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东盟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构建更紧密、更有效的合作格局，在扩大广西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的实施，深化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因此，构建广西新的战略支点，不仅仅是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加快广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又是中国深化经济发展布局、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交流和实施同家外交战略的伟大构想。
二、加快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构建广西新的战略支点的重要途径
把广西建设成为中国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是从区域、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结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特点，对新时期广西科学发展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改革开放35年来，广西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成就显著，政策优势日益凸显、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发展活力日臻增强，带动西南、华南、中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逐渐牢固，成为中国连接东盟发展的重要纽带，但广西在经济实力、产业基础、科技水平、发展理念等方面与周边的广东、云南、四川、湖南等省份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广西要缩小与上述地区的经济差距，促进广西新的战略支点的形成必须确定好支点中的核心支点。从经济区域上看，北部湾经济区理所应当地成为这一支点的核心区域，这是由北部湾经济区的地缘优势、政策优势、经济基础优势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服务“三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连接多区域的重要通道、交流桥梁、合作平台以及未来中国一东盟开放合作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所在地，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作用的发挥，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成为广西甚至是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2008年以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3%，高出全区2.4个百分点，以不到广西1/5的面积、1/4的人口，创造了1/3的生产总值、近2/5的财政收入和近1/2的进出口总额，成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因此，从地缘优势、未来发展趋势、政策聚集优势、发展环境等方面来看，构建广西新的战略支点必须把北部湾经济区作为核心区域来建设并发挥好其作用。
从经济发展的带动因素来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是构建广西新的战略支点中的产业核心支点。这是因为，广西要成为带动中国中南、西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的战略支点首先必须对周边区域形成“洼地效应”，而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产业发展的科学水平和体系的完善程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基础性、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没有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没有产业的带动就无法形成资金、科技、人才等资源汇聚的吸引点。如果广西不能形成足够强大的吸引力，中南、西南等地区的资金、科技、人才等资源就不可能向广西聚集，也就无法形成所谓的战略支点，因此在促进洼地效应形成的众多因素中，产业应处于基础性地位。广西与周边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虽然有历史问题、科技创新等因素的制约，但具有特色的完善的产业集群发展的不足进而形成强大的经济带动力和支撑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广西构建新的战略支点应坚持产业优先的原则，广西要赶超先进、后来者居上，首先必须解决好产业发展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广西在2013年全区年中工作会议上将发展现代产业作为构建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的战略支点的九大突破方向点之一，要求重点推进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以旅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大力培育和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养生健康等新兴产业，形成“东西南北中”五大板块工业布局。党的十报告提出，要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取得重大进展；要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举措。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核心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显然，上述目际和要求都无一例外地指向经济发展的集约化、低碳化、绿色化、低排放性，要求走绿色的循环经济发展道路，重点发展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效益和可持续性强的产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抢占国际经济发展主动权的客观要求。事实上，不管是中国还是发达国家都把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争夺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中之重。而且中国已经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列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十二五”末和2020年的具体发展目标。为此，要使北部湾经济区在把广西建设成为带动中国中南、西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的战略支点中发挥更大的引领、带动功能，必须完善其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是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科技含量高、聚集效应强、环境污染低、发展潜力大的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北部湾经济区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坚实基础和优势
构建广西新的战略支点对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具备较为雄厚的基础并对促进广西新的战略支点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又具有巨大的引领带动功能。北部湾经济区拥有南宁、北海、钦州3家高新区，占广西高新区数量的一半；累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400多家，制造业信息化示范企业累计达到212家；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制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海洋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拥有南宁高新区、南宁经济开发区、南宁东盟经开区、南宁六景工业园、北海电子产业同、北海铁山港工业区、防城港大西南临海工业园、钦州石化产业园、钦州港综合物流加工区、广西钦州保税港、中马钦州产业同、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玉林龙潭产业园等重点园区，马中关丹产业园及中泰崇左产业园和中印尼防城港产业园也正在大力推进，这些园区都聚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资源，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正在建设的区域性国际总部基地、中同一东盟物流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特色农业基地和交通枢纽中心、信息交流中心、金融中心均落户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南宁。在上述优势的支撑和作用的发挥下，加快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建设必将提高北部湾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与中南、西南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对接，增强北部湾经济区成为经济增长极的动力和后劲发展推动力，提高北部湾经济区乃至广西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功能和带动力。
四、基于广西新的战略支点背景下的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路径
（一）优化产业布局，建设引领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
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相对广西其他区域而言确实具有较强的产业基础优势和政策优势，但其与周边区域相比较尚存一定差距，在某些领域差距明显。在构建广西新的战略支点背景下，广西的经济发展不能停留在纵向对比的历史坐标上，而应上升到区域发展、国家发展甚至是国际化发展的高度，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广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应该也必须在其中担当起引领发展、推动发展的角色。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推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应当成为发展的主攻方向，明确主导产业，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和发展壮大具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势在必行。首先，提高产业关联度，明确高新技术主导产业。诚如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所言：产业关联度应是选择和确立主导产业的一个基本准则。北部湾经济区应在高新技术产业原来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扩大优势，推进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业等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海洋、高新技术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好各高新区、产业同区和保税港区的作用，加快中马钦州产业同、马中关丹产业园、中泰崇左产业园和中印尼防城港产业园建设，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载体，吸引更多优势资源聚集，增强产业关联度，延伸产业发展链条，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集群化程度，形成规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宽、效益更好的洼地效应，并将其转化为区域竞争力。其次，做好高新技术产业在各区域和产业园区的布局优化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包括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在内的经济发展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就是要立足北部湾经济区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结合各区域和产业园区的发展规划，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和体系，而不是以政府的主观意志来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人为安排”。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应以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海高新技术产业同区、北海工业园区、钦州河东工业区等园区为重点，在南宁、北海和钦州形成完善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海洋产业应以北海海洋生物产业园为中心，向防城港、钦州两市辐射；新能源产业主要聚集在南宁、北海，在这两个区域建立生物质能源基地；新材料产业重点布局在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防城港企沙工业区、南宁江南工业园、玉林龙潭产业同等园区，推进临港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再次，尽快建立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协同机制。北部湾经济区涵盖了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各个产业同区的主导产业具有一定差异性，但各城市、各产业园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应是一个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发展整体，应对各个产业园区的资源进行整合和科学配置，建立相互统筹、相互协调的发展机制，做到资源共享、产业互促、协同发展，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整体发展水平。
（二）加强北部湾经济区与周边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对接，打造以北部湾经济区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
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须根据自身的资源和市场的客观情况，加强与周边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对接互动，树立和增强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形成强有力的“磁铁效应”，推动周边区域资金、科技、人才等资源聚集，把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成为西南、中南乃至东盟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1）打造优势主导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新技术产业对接的基础。重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石化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海洋产业、新能源产业、现代农业发展，并加快相关重点产业基地建设。其中，南宁要加快建设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制药、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建设；北海要加快建设电子信息、海洋产业、现代农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钦州重点是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防城港要加快新材料、新能源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建设。各产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要重点扶持和发展一批品牌好、效益高、发展潜力大、特色鲜明的大型强优企业，形成大企业支撑大产业发展的格局，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带动引领功能，夯实北部湾经济区与周边区域进行产业对接的基础。（2）加快国际大通道建设。重点是完善北部湾经济区现代交通体系建设，为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对接创造有利条件。陆路方面，要加快建设南宁部级综合交通枢纽，尽快打通北部湾经济区通往粤港澳、西南和中南地区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的国内大通道以及南宁一河内贯穿中南半岛一新加坡的国际大通道。航空方面，要尽快推进南宁、桂林国际机场改扩建和支线机场建设，形成连接“三南”、直通东盟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港口方面，创新港口管理机制体制，大力推进防城港、钦州港和北海港港口建设，建设好大能力专用泊位、集装箱泊位以及深水航道，提高港口集疏能力，优化港口布局，加强沿海港口资源整合，建设现代港口体系；构建港口与铁路、公路干线、产业集聚区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3）利用好北部湾经济区的优惠政策和其他优势资源。发挥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面向东盟开放合作一系列重要平台的作用，争取国家将更多与东盟合作的机制平台放在广西，通过深化广西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促进北部湾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与东盟的联动发展。利用广西与“三南”共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试验区、边境自由贸易合作试验区等开放合作平台的契机，筹划建立更多的北部湾经济区甚至是中国与“三南”及东盟的产业园区，以产业园区为带动力，扩大相互之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合作范围。
（三）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驱动能力
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部门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制度安排，创新产业政策，为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第一，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联盟建设。政府相关部门应发挥好引导和协调功能，整合优化各高新区、产业园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科技资源配置，组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联盟，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联合研究攻关区域内特色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共性关键技术，在政策、资金、人才等多个方面支持产业技术联盟组织申报国家和自治区各类重大科技发展项目，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进而推动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产业集群发展。第二，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在原有基础上，着力推进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南宁）示范基地、生物产业孵化园、科技中小企业孵化基地、生物工程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及孵化基地建设；建设中国—东盟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平台，促进与东盟的科技合作与交流；积极推进广西工业设计城、软件城、创意中心、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增强产业集聚效应；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等运行机制，建立从创业项目植入到转化发展的全过程服务体系。第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吸引高端创新人才集聚。完善人才培养、开发机制，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有选择和重点地培养、引进一批符合北部湾经济区和广西主导优势产业发展的科技领军人才。完善人才数据库建设，整合区内人才资源，完善相关奖励机制，引导和激励人才最大限度发挥才能，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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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篇10
关键词:南太平洋岛国;泰尔指数;区域经济差异
区域经济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也是展示区域内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方式。分析和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对于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保持社会的稳定、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重大意义[1]。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南太平洋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缘优势和重要的资源优势,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南太平洋岛国经济逐渐复苏。各国学者对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关注也逐年升温。叶芳等[2]对南太平洋岛国2004—2013年的经济发展轨迹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显示,南太平洋各岛国经济运行起伏波动较大,具体又表现为经济规模小,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未来南太平洋岛国经济难以在短时间有大增长;泰奥?法尔拜恩等[3]对太平洋岛国经济现状、发展抑制因素、发展战略以及增长前景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研究得出,该地区经济发展整体依赖外援,发展前景很难预测。也有学者对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外部因素、经济现代化进程等进行了描述[4-6],但是这些研究仅是对南太平洋地区宏观经济进行粗略描述,未对经济差异的组成结构做出合理性的回应。笔者在研究南太平岛国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前提下,考察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差异的大小,利用泰尔指数对南太平洋地区经济差异进行分解分析,从而揭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的变动情况。
1研究区概况
南太平洋地区是太平洋南部的海域,大约在赤道以南到60°S的海域。该区域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由1万多个岛屿组成,这些岛屿分属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三大群岛区。南太平洋岛国是名副其实的袖珍国,国小人少,其陆地总面积仅55万km2,总人口为750万余。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面积最大,陆地面积为46.28万km2,人口530万人;最小的国家瑙鲁,陆地面积仅21km2,人口约1.28万人。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巴布亚新几内亚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9.95亿美元,图瓦卢、瑙鲁则相对落后,图瓦卢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4亿美元;经济增长速度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近5年平均增速在7.6%,而萨摩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国则出现负增长态势。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速在1.47%左右。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2004-2015年)中的人口数和GDp,部分缺失数据来自国家统计网站和世界经济排名数据,测度指标主要是人均GDp。瑙鲁、新喀里多尼亚等16个很小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数据缺失,不计入其中,计入统计数据的国家和地区见表1．2.2研究方法泰尔指数(theilindex),又称泰尔熵标准,由泰尔在1967年首次提出,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测度手段。为了对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差异进行分解分析,泰尔指数分别用GDp比重加权的泰尔t指数和人口比重加权的泰尔L指数表示。本研究以南太平洋主要考察岛国为基本单元,分别用GDp和人口加权计算,可得:L=??i??jpijpi?è???÷logpij/pwij/w?è???÷(1)t=??i??jwijwi?è???÷logwij/wpij/p?è???÷(2)其中,i是按某种特征划分的组数,j分别代表美拉尼西亚区、波利尼西亚区、密克罗尼西亚区;p代表人口数,pi代表第i组人口,pij代表第i组中第j区的人口;w代表GDp,wi代表第i组的GDp,wij代表第i组中第j区的GDp。泰尔指数将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区际差距和区内差距,从而分析区际差距和区内差距对整体差异的影响。若以GDp比重加权计算,可得:t=twR+tBR=??iwiw?è???÷??jwijwi?è???÷logwij/wipij/pi?è???÷+??iwiw?è???÷logwij/wipij/pi?è???÷(3)若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可得:L=LwR+LBR=??ipip?è???÷??jpijpi?è???÷logpij/piwij/wi?è???÷+??ipip?è???÷logpij/piwij/wi?è???÷(4)式中:twR是以GDp比重加权的区域内部差异;tBR是以GDp比重加权的区域之间差异;LwR是以人口比重加权的区域内部差异;LBR是以人口比重加权的区域之间的差异。本研究主要采用GDp比重加权进行测度,运用人口比重加权进行验证分析[7]。
3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测度
3.1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差异总体情况从2004—2015年的GDp与人口比重加权的泰尔指数变化趋势来看(表2),t与L曲线波动趋势趋同,呈下降态势。t值2004—2006年有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差异加大;2007—2012年处于下降态势,2013—2015年继续下降,经济差距总体处于缩小态势。12年间有两个拐点分别是2006年和2013年,2007年经济差异急剧下降,微观来看,在2007年考察的11个南太平洋国家GDp均出现稳步增长,经济增速较快,达到4.18%;2013年经济差异出现上升,从微观来看,考察的11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出现GDp增量下降,分属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区和波利尼西亚群岛区。3.2南太平洋三大区域区际差异依据2004—2015年泰尔指数结果,将南太平洋岛国的泰尔指数按照美拉尼西亚区、波利尼西亚区、密克罗尼西亚区划分标准进行区内与区际间的分解(表3)。以GDp权重加权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由0.4738缓慢下降至0.2000,并发现其贡献率由2004年的0.5064波动下降至2015年的0.4570,而区域间差距贡献率则由2004年的0.4935波动上升至2015年的0.5429。表明与区域内差异影响相比,南太平洋岛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差异主要受到区域间差异的影响,且该趋势不断增强。3.3南太平洋岛国三大区域区内经济差异以GDp为权重加权,将南太平洋岛国整体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按照表1区域划分标准,得出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的区域内部差异对整体的贡献率(表4)。南太平洋岛国内部差异主要受到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区的影响,其贡献率在90%以上。在这两个地区中密克罗尼西亚区影响显著,波动明显。2004—2007年处于上升,2008—2015年为波动式。波利尼西亚区内部差异呈现波动上升,由2004年的38.94%上升到2008年的47.69%,2008年比2007年有所下降,2009—2012年处于上升,而后2013—2015年处于下降态势;美拉尼西亚区贡献率较小,其内部差异由7.66%下降至2.06%,影响有限。
4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差异的原因分析
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是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政治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1经济基础区域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为无论从发展速度,还是从总量规模看,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8]。南太平洋国家由于国土面积较小,国土面积分散,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交通通达率低,经济发展的条件很差,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基里巴斯、帕劳、图瓦卢等南太平洋大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较差,经济增长绝对量和相对量均较小,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斐济等美拉尼西亚群岛区域的国家经济基础较好,经济增长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较高。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帕劳2004年GDp仅为19124万美元,2015年也仅为25321万美元,增长量为6179万美元,12年间增长32.3%;而巴布亚新几内亚2004年GDp为392711万美元,2015年为1799500万美元,增长量达到1406789万美元,12年间增长358%。
4.2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自然资源是决定或制约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丰富可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9]。南太平洋国家处在海岛上,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岛旅游资源,适宜发展海洋旅游业和远洋渔业。而美拉尼西亚国家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斐济则由于国土面积大,资源丰裕,拥有铜矿和森林资源,开发能力强,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然而,汤加、帕劳、基里巴斯等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区域的国家,由于交通通达状况差、游客接待能力弱,渔业开发能力不强等原因,这些国家往往经济发展较差,急需外来投资和援助。
4.3政治环境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外部保障,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贫穷国家的崛起尤其重要,甚至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走向。南太平洋国家大多数原属于西班牙、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殖民地,在20世纪60—80年代纷纷独立,然而,国内遗留的宗主国后裔和土著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大,容易造成政治动荡,同时,南太平洋国家很多居民在外国求学,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对本国的政治状况表示不满,政治改革要求强烈,容易酿成国内政治运动。近10年来,南太平洋多个国家发生国内政治动荡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波利尼西亚区域。5结论与建议研究显示,2004-2015年,南太平洋区域国家总体经济差异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中,t与L曲线波动趋势趋同且呈下降态势,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年际变化呈现出“减-增—减—增-减”的波动,2007年和2013年是主要拐点;区际差异是影响区域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南太平洋岛国内部差异主要受到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区影响,其贡献率在90%以上。区域经济差异的过度扩大,会造成区域内的不稳定。南太平洋岛国地理位置突出,处于战略要塞,更重要的是其发展潜力巨大,其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优势明显。由于受宗主国的影响以及文化的差异、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造成南太平洋岛国国内动乱频发,影响着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南太平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国际上,打造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和新型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对不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人道主义的援助,帮助其改善落后的交通和旅游设施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南太平洋岛国-中国经济合作论坛”、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合作平台,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中南太之间应展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特点,展开针对性的经贸合作,提升岛国的经济独立性,促进南太平洋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我国应本着进一步巩固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之间传统友谊的原则,积极发挥在南太平洋区域发展上的大国作用,为构建南太平洋良好的经济格局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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