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研究篇1
关键词：中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9-185-02
中美两国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两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有所不同，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对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美国的成功做法，科学完善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从而提高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和途径
1.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综合方式进行。我国的综合教育方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运用联系和整体与部分的观点、围绕一个中心把各种方法综合结合从而达到最佳教育效果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即：主从综合法、并列综合法、协调综合法和交替综合法。主从综合法包括教育要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教育要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表扬要与批评相结合、精神鼓励要与物质鼓励相结合。并列综合法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家庭教育相结合、说服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课堂教育与加强管理相结合。协调综合法即学校各部门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交替综合法即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思想教育，围绕重点内容和同一目标从多个角度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
2.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不但要掌握一定的世界观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论。学校经常教育学生利用各种机会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学校也经常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一定的条件。在寒暑假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加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在假期过后把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以调查报告的形式上交给学校，这样就能促使学生去体察国情、民情，同时也能促使学生更好地去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此外，学校也会组织学生社会服务活动或社会劳动，教育学生更好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正确的劳动观，培养他们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
3.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灌输法进行。我国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依靠教师的理论灌输。理论灌输的方法有口头和书面的、普遍与个别的、形象与启发的、讲事实和摆道理的等。但这些教育方法都要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并且这些理论都要以一定的社会客观事实为基础。
4.进行直接教育。直接教育就是大学里把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门必修课，学分不过关就不能拿到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都是中央统一制定，地方负责具体去实施的。这些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些教育都是为了实现四个目标：一是实施素质教育，二是进行公民基本道德教育，三是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四是进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二、美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途径
1.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教育方法，每个学校都有采用不同的理论和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自由，学校校长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确定本校采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任课教师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采用灵活机动的教育方法。在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教师根据课本理论或个人观点把一些罗列的思想强加给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在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中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进行分析、思考、比较、辨析和批评，最终经过系列的筛选后自己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体系。对于一些社会道德现象，教师也不是直接教授学生应该怎么去评判，而是采用两难法，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判断去进行选择，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层次。除此之外，美国的历史课程也千姿百态各种各样，他们追求历史通俗化、社会化和政治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和地方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历史的报刊、书籍及影视资料，地方也普及地方的各种历史，这些做法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对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宗教灌输进行。在美国宗教对整个社会的精神领域来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宗教中，基督教的作用最大。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许多宗教势力总是想方设法以上帝的名义去向美国公民灌输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宗教信条，在这些信条中有许多美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国家也允许宗教势力设置自己的广播电台，这些电台可以播放各种宗教信条和节目。美国的各式各样的学校都普遍开设圣经课程，他们总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信念联系起来，借宗教的名义去传授一些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3.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多向渗透进行。美国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向渗透性。大学里每个科别都要学习心理学和人文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总会渗透有爱国主义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美国大学还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美国学生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大都具有公益性，但这些公益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获得国家的一些专门资金进行资助，学生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中，更能体会到一些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此外，美国还通过媒体和社会环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他们通过多种媒体手段包括网络手段对学生进行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道德观人生观教育，学生在所有的环境中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子。
4.设置课程进行间接思想政治教育。美国大学普遍开设普通教育，这些普通教育又叫通识课程，跟我国的公共课差不多，这些课程虽然没带有思想政治教育系列的名字，但是他们却能通过这些课程让学生从中接受关于思想、政治、道德、人生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这些课程大都是关于历史、人文和公民的，美国国家教育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国家需要的合格公民。
在美国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开始学习历史课，这种做法是在国家法律规定之下进行的。此外，美国还开设有各种各样的人文、语言、艺术、社会等课程，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后就能树立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能够感受到许多道德的熏陶，通过这些熏陶后学生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判断力和自觉选择性。所有的这些课程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理论性。
三、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比较分析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1.在两国实施方法共性方面，我国的学者认为：两国之间都普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都坚持不懈地采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虽然采取的实施方法不同但效果却差不多；两国高校都注重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提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两国都重视家庭、社会团体和传媒所起的作用，都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纵横交错的网络。
2.在两国实施方法的差异性方面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主导方法的差异，我国主要采取灌输式的方法，而美国主要采取尊重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想，他们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提倡尊重民主、人格尊严和自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澄清。二是体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国的课程设置每个时期都采取相应的课程来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而美国则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道德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国主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而美国则侧重于潜在影响和文化氛围的营造。
美国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是我国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要具有针对性，即我国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具有政治性、道德性、伦理性，要让学生理性地去内化自己的行为，要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二是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设置情景一角色引导—体验感知一辨析选择”的模式，我们在授课时要把学生想方设法放置到一定的情景中，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立场，建立正确的观点，提高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比较政治学研究篇2
关键词：高职院校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差异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实践活动。不同类型的学校对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理解和把握，为了深入了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必要性，本课程组成员认真分析和研究了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异同，找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和实现方法，现将研究归纳如下。
一、教育目标的异同
（一）相同点
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两者的教育任务是相同的，都需要为国家、为社会、为中华民族培育合格的人才，都需要以育人为本。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今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股力量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强弱，关系到中国在面向全球一体化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能否坚定持久地保持高速发展。因此，不论是高职院校还是普通院校，其肩负的教育责任都是十分重大的。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有着较好的文化素质，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让大学生能够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爱国热情，拥有报效祖国的决心，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因此，针对大学生培育的目的，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相同的。此外，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是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又一共同点。
（二）不同点
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在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上存在一定差别。高职院校主要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而普通高校主要培养知识型复合型人才。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基本是一致的，但从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来讲，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加“突出”以下方面：
1.突出培养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基础政治理论
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具体来讲就是要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意识、觉悟、信念、判断力、洞察力、敏锐性等。不论是高职院校还是普通高等院校都需要对大学生的政治理论基础进行培训。如果没有坚定的理论基础，那么提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无疑是建设空中楼阁，华而不实，根基不稳。奠定大学生的政治理论基础，是为了让大学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马列主义思想，拥护共产主义。也是为了让大学生有敏锐的政治觉悟，能够对政治事件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对资本主义现象有本质认识，不至于迷失在各种假象当中。
与普通高校大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较为贫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较低，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我党的正确认识的问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更容易出现扭曲。因此，应加强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基础政治理论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学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从这个角度分析，不论是高职院校还是普通高校都需要通过促使大学生掌握基础政治理论，树立坚定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可以说，掌握政治基础理论，是让大学生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基础所在，也是让大学生对党和国家建设有基本认知的关键。
2.突出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基本素质
高职院校大学生是当代大学生殊的群体，他们选择高职院校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因为家庭贫穷无法复读不得已才来，有的因为文化基础薄弱无法考上更好的大学无可奈何才来，有的因为成绩一般但看重某些专业就业前景较好才来。总之，大多数高职院校大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属于被学校被老师“遗弃”的对象，显得不那么合群，他们都有挫折感、自卑感与自负感，有时对未来充满希望，有时又容易悲观失望等，心理状况比较复杂。部分人自暴自弃、心理脆弱、狭隘自卑、是非模糊、缺乏诚信，具体表现在不喜欢和他人沟通、喜欢独来独往，因此沟通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较差，基本的道德观、是非观不明。在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上应加强包括集体主义、团结精神、职业道德、人际处理、人伦道德等素质的培育。
3.突出树立高职院校大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
与普通高校的思想教育相比，高职院校大学生来源广、起点低、素质参差不齐，许多学生入校后，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没有设立奋斗目标，以致缺乏前进的动力。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一个人有了目标就是有了一个奋斗的根据和基础，最大的不幸就是漫无目的。解决人生目的和奋斗目标的问题，最根本的是靠理想信念。因此，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应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从而使其有正确的精神向导、精神动力、精神支柱，能正确地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责任与权力的界限，等等。不仅要培养出国家的技术型人才之外，更要培养出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人才，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信念进而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二、教育内容的异同
（一）相同点
两者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都是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生观、爱国主义、理想信念等。这些内容充分展现了我国人民目前的道德风貌、社会精神、人伦理念，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新时期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和任务的。
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都应当把马列主义及党的方针路线，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联系起来。爱国主义是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一个共同点。爱国主义可以增强大学生对祖国的荣誉感和尊严感，一个拥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大学生时刻关心国家的荣辱，对国家兴衰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能够为国家作出最大限度的牺牲，能够舍小我取大义。可以说，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树立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国家今后的兴衰荣辱。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社会化，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强化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尤其是培育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民族自豪感，目的是加强大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只有不断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够让大学生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充分的认知，不是单纯地停留在学生的角色上，而是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努力为国家建设出力，为民族命运分担。在深厚的爱国情感支持下，大学生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道德教育是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共同内容。道德教育主要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教育，使大学生能够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进而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
（二）不同点
与普通高校相比，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基本国情教育
我通过多年教学发现，由于高职院校大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学生对我国基本的国情、对中国近现代史都不了解。不知道中国为何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知道中国近百年遭受的苦难，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的。不知道这些，他们就不能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就不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就不能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因此，基本国情教育应当是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础。
2.突出民族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中华民族有优良的民族精神，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大学生是我国今后发展的希望，是祖国的明日之星，肩负国家建设的伟大使命，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和贡献。高职院校大学生是当代大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当中，很多人将来都要从事生产第一线工作。这些工作更需要具备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前我国很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即使高薪聘请都乏人问津，这和当前很多年轻人害怕吃苦、习惯拈轻怕重的情况有关。因此，在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民族精神的教育和培养，积极引导他们倡导和实践爱国主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是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重要特色。
三、教育方法的异同
（一）相同点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强调灌输和掌握知识。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往往是学生排斥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至今没有找出适合自己情况的有效教学方法，而是生搬硬套，或简单地把普通高校的一些方法拿过来直接运用，例如用考试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理论知识。错误的教育方法往往容易造成不良的学习效果。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很难得到真正的提高，即便是提高也仅仅是书本知识的灌输。高分低能的大学生在我国近年的教育史上屡见不鲜。这种现状与我国的教育方法不当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学生明知道一些行为是错的，却难以控制，这是教育方式缺失的重要体现。
（二）不同点
普通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找到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各方面都较好。高职院校由于起点较低，很多都是从中专升格而来，因此，在教学的很多方面都摆脱不了中专教育的影子；由于高职院校起步比较晚，在师资力量和队伍上不如普通高校强，因此目前还没有研究出比较系统可行的教学方法。我认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只有结合高职院校自身情况深入探讨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当“突出”以下方面：
1.突出全方位教育法
全方位教学法要求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思想情况随时进行了解、分析、解决。这一过程从时间上来看应当是贯穿于大学生的整个大学期间，从空间上来看应当包含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专业教学、顶岗实习等各个环节。
2.突出养成教育法
高职院校大学生是当今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普遍具有自卑感、挫折感，教育者需要强化教育引导，使他们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
通过比较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方法等方面的异同，为本课题组研究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提供了方向，指明了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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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研究篇3
《大纲》没有“学习评价与考核”这一部分。面对学生的学业考核和升学选拔制度，《大纲》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
《标准》在第五部分专列“学习评价与考核”，从评价目的、评价原则、评价途径、评价标准四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确定了教学考核标准，使《标准》成为有效地考核学习效果、测量学习水平的依据。
二、教学原则和方式方法
《大纲》的第三部分写的是“处理教学内容的原则”，只是规定了三条具有方向性的“原则”，缺乏可把握、可衡量的具体标准。
《标准》在第三部分“教学原则和方式方法”中，从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活动建议、教学用具、课时计划五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具有可把握、可操作的特点。
三、教材编写与选用
《大纲》没有涉及教材编写与选用，使《大纲》不具有表达教材评价标准的功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标准》专列第四部分“教材编写与选用”，具体写了三个方面：第一，教材的编写、审查和选用；第二，教材的范围；第三，课本的规格。这些具体规定和说明，规范了教材的编写、审查、选用制度，从而为教材的编写、使用和评价提供了法规性依据。
1996年6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这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重大举措，是使思想政治课走出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重塑思想政治课学科形象的又一历史性机遇。可以断言，《标准》的贯彻实施，必将推动思想政治课教改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大纲》在这部分中只是概括地阐述了思想政治课三个年级（经济常识、哲学常识和政治常识）的“教学目标”（但未注明），仅仅用了三个自然段。
《标准》的这部分是主体部分，除了保留《大纲》关于三个年级的“教学目标”外，紧接着在每个年级“教学目标”后写出了从前言到各课具体的教学内容要点和基本要求，成为《标准》的主体部分。
《标准》的第二部分实际上相当于把《大纲》第二和第四部分（三个年级教学内容要点）加在一起（但并非简单相加）。除内容重点有较大的变动外，结构上也有区别。这主要是：第一，《标准》在表述方式上采用表格式。左栏是“教学内容”要点，右栏是“基本要求”，对“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采取彼此对应的表述方式。对“教学内容”中有关概念、原理、观点、事实，做出示范性、指示性或提示性表述；在“基本要求”中对应上述原理，就其知识、能力、觉悟，做出有水平要求的表述，使《标准》显得新颖别致，一目了然。这也正是《标准》的一大特色。
第二，《标准》分别增写了各年级的前言，并列出教学要点和基本要求。《大纲》未设前言。
第三，《标准》规定了三个年级从前言到各课题的授课时数。这是《大纲》上没有的。
第四，《标准》取消了《大纲》中高二年级“教学内容要点”的各课题下的副标题，实际是取消了对各课引入的限制，这给了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第五，《标准》列出的“教学内容”，实际上就是《大纲》中的内容要点部分，其编排方式是按教学顺序依次排列教育点和知识点。其基本功能至少有三个：一是全面表达教学基本内容；二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类别、结构及其内在逻辑顺序；三是明确教育、教学的指向，把“教学目标”系统化和具体化。《标准》在“教学内容”一栏中只列出要点，并不对“教学内容要点”作过多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大纲》实际上不过是起到了对教材的复制和浓缩作用，其应有的规范功能显得不足。
第六，《标准》在表格栏目右侧列出了“基本要求”，这是《大纲》没有的一大块。这里所说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达到，二是无需扩展。其主要功能是对“教学内容”的实施提供指导和作出限定。具体地说，有以下基本功能：（1）使教学内容的表述进一步具体化；（2）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具体化来限定其范围和程度；（3）对教学内容的能力要求划分级别；（4）通过划分来指示教学内容的重点。据此，针对教学内容按识记、理解、运用三个层次进行表述，对应覆盖全部教学内容，但不作重复限定。
比较政治学研究篇4
关键词：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特点；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生中开设《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从而使其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有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了解各种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助于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并且注意适当的教学方法。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政治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逐步起源发展起来。政治制度研究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逐步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比较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研究再次分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还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比较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其核心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比较则是指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围。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某种政治制度。
与普通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它总是把两个甚至几个国家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等。这是其特殊性所在。
（二）对比较方法的依赖性
在政治学的五大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制度则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的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了特定的兼容性。因此，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比较这一个基本方法。
（三）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政治制度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了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源泉。比较政治制度与法学中的宪法学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制度与宪法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共同的内容展开了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政治制度生态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可以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一些相应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因此，执教《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宽泛的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
二、《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方法
决定课堂教学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上述特点，可以运用下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世纪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系统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主义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要理解和判断某一事物的存在，必须观察这一事物所处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方法注重宏观和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把这一事物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并注意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它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且试图寻找客观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指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在关注个体事物的同时，强调通过个别现象发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被个别想象所迷惑。
因此，在讲述某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应尽量采用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讲解该政治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逼真的还原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某种政治制度形成、发展历史以及该制度同当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以今天的某些观点来想当然的看待历史问题。
例如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先概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王位的继承历史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妥协传统、英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形势，乃至英国国王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与此同时可以向学生推荐了一系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洛克的《政府论》等。
（二）大量采用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强调和依赖比较研究方法的课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比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将比较看作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的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做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因此，基于《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量的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议主要采用的比较方法有国别比较方法（如中美比较，英美比较等）、专题或者专项比较方法（如比较选举制度，比较议会制度等）和注重价值的综合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还对政治制度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家间比较来得出科学结论。
此外，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比较，还从制度的生长和运做环境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政治制度无法简单移植的道理。
（三）恰当设计授课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很强，需要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无形扩大了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
同时，《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就一个国家而言，需要讲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此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基本政治制度。
因此，要想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授课过程中，讲解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这几个途径来安排教学内容。
第一，凡是涉及到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地方，只是简要介绍其方法和成果要点为本课程所用，但是推荐有关的书目给学有余力和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课外阅读。
第二，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着重讲解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客观的把握。
第三，简明扼要的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基本了解。
第四，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价，不但讲解课本上的基本观点，也讲解教师本人的认识理解，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预测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和师生相互问答来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把握《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特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较政治制度》的教学实践在历次学校教学评比中，均被评为优秀，获得了学生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7.
比较政治学研究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社会制度；文化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通过研究发现现在我国思想政治学术界，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方法体系的研究不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但研究主要成果还主要是论文和期刊文章，专著较少。对于在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现状、特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并未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虽有一些共同和借鉴之处，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完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在认识和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能从更新的视角，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2]苏崇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3]陈立思.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比较政治学研究篇6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思考与探索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起点，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渠道。思想政治教育是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成效关系到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人格和品格塑造、综合素养提升等多个方面，值得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单位和工作者高度重视。
硕士研究生在社会阅历、自我意识、年龄跨度、思维模式等方面与本科生相比均呈现多元化。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硕士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复杂，要求也更高。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只有在立足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思想特点的基础上，转变观念、拓宽思路、探索方法，不断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
一、现阶段硕士研究生主要思想特点
（一）阅历差异大，思想状况复杂多样。
随着近些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源日益多元化。相比本科生，他们的年龄跨度较大，在学习经历、生活背景等方面阅历上的差异比较明显，思想状况复杂多样。
硕士研究生人群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人群社会阅历较简单，他们在入学前的主要活动场所为学校，主要经历为学习。这类人群年龄相对较小，社会关系简单，普遍尚未成婚。因为入学前一直在学校接受教育，相比社会上的同龄人，他们能够比较及时有效地接触新知识、新事物和新观念，思想意识也比较超前。由于参与的社会实践较少，他们的思想相对不太容易受到社会不良信息的影响，集体观念较强。第二类人群社会阅历较为丰富，他们或在入学前已有工作经历，或是在职接受研究生教育。这类人群年龄跨度较大，社会关系复杂，部分已结婚甚至已育有子女。他们的共性是都有工作经历，但在工作时间、工作性质、工作岗位等多方面还存在差异。由于已经离开校园环境一段时间，社会阅历较为丰富，他们的社会化意识较强，往往对学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持消极态度。
（二）主体意识强，思想逐步成熟稳定。
总体而言，经过大学本科阶段的培养锻炼，硕士研究生的思想都比较成熟，主体意识也比较强，对任何事物和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大部分硕士研究生处于青年晚期和成年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基本形成[1]。
相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独立学习和生活的能力更强，通常不再需要父母、老师的指导，就能对学习和生活做出相对合理的安排。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认知能力也较强，考虑问题比较全面，能够较为客观地对事物和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的主体意识较强，期望自己的思想和志向兴趣得到认同和尊重，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的思想逐步成熟稳定，难以接受外在的思想灌输，也不容易受他人影响。
（三）功利意识强，集体观念相对淡薄。
无论有无社会工作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关系的广泛、社会阅历的丰富，加之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影响，硕士研究生的价值取向更为实际甚至是更加功利。他们往往比较关注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大局意识和集体观念比较淡薄。
硕士研究生通常只有一年左右课堂学习的时间，其余时间多分散在各个实验室中与导师做实验、做研究，甚至是出差到科研项目现场，他们的学习、工作大多是个人或少数人行为，缺少在集体中与人沟通交流的经验，缺乏集体荣誉感，组织观念淡薄，个人意识较强。部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目的狭隘功利，他们重视在短时间内提高专业技能，以便提升就业竞争力，获取更高薪酬，忽视自身思想道德素养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培养。部分研究生受到同龄人大多已经济独立的影响，追求物质利益的意识强于追求知识能力的意识，他们因此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在了有偿的社会活动上，在学术研究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为了缓解学业压力，部分人甚至不惜违反学术道德。
（四）精神压力大，心理问题多发。
与本科生相比，硕士研究生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学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们对自身成长成才的期望值比本科生更高。任何方面的挫折都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
在学业上，除了参与课堂学习外，硕士研究生一般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独立性、创新性研究，并要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科学规律、撰写学术论文。学习形式的转变和学习要求的提高使得一部分硕士研究生无法按期完成学业要求，心理压力很大，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在生活上，硕士研究生的年龄普遍较高，大多在承担学业压力的同时，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婚恋问题。婚恋问题会消耗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因其不确定因素颇多，不可避免地会随时给当事人带来烦恼甚至是挫败感。此外，就业期望值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或家庭成员身体变故等问题都容易引发硕士研究生的心理问题。
二、目前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一）教育意识有待增强。
1.对学生的思想现状过于乐观
有些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本科生上，忽视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们乐观地认为硕士研究生思想比较成熟，已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不必重视甚至不再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上，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思想状况复杂多样，其中功利意识强、集体观念淡薄、心理压力过大等现象都很突出。这些思想状况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引导，则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影响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
2.对培养目标的认识存在偏颇
尽管在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中体现了“德才兼备”的总体要求，但在实际的教育培养中，为了满足“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要，突出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在业务素养上的优势，很多教育机构管理部门和教育单位都会“重才轻德”，将工作重点集中在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上。在他们的观念中，只要学生的业务素养达到了培养目标的要求就意味着完成了培养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如何则可以忽略不计。
（二）教育体制有待完善。
1.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需要明确
在学校层面，目前各高校负责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职能部门不尽相同。对于已经成立研究生院的高校，大多设有专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生工作部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对于未成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有的成立专门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部门，有的是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挂靠在负责本科生的学生工作部门，有的是在研究生处指定一些工作人员负责。总之，与各所高校都有专门负责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学生工作部门相比，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职能部门的不确定性较强，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需要进一步明确。
2.科学高效的工作体制需要建立
有些高校的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实行学校统一管理，研究生培养单位不承担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有些高校的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实行校、院二级管理[2]。一级管理体制因为缺少了具体培养单位的贯彻执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容易流于形式，难以做到有的放矢和细致深入。相比之下，二级管理体制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只是目前一些高校虽然是二级管理体制，校、院二级部门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责权定位有待明确、工作模式有待完善、资源配备有待合理等。
（三）教育队伍有待加强。
1.德育教师队伍专业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高校硕士研究生德育教师数量普遍不足。比数量不足更为严重的是专业化程度低的问题。一些高校硕士研究生德育教师主要由党委组织员、团委书记等人兼任。这些兼职人员因为还有本职工作需要完成，对于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常不会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和探索。此外，由于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德育教师的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特点研究不够，工作中通常是借鉴甚至是照搬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使得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不强、成效不显著。
2.导师的德育作用发挥不充分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特殊地位和关系使得导师对研究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水平等的了解与其他管理人员相比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3]。可是，目前大多数高校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在管理体制上，很多高校在对导师的遴选和考核中，只有针对业务能力和业务成果的考核，没有对导师的德育能力和德育成果进行考核，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导师参与德育工作的积极性。此外，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部门和德育教师与导师之间缺少有关德育工作的沟通交流，使得一些有热情参与德育工作的导师感到无从入手。
（四）教育成效有待提高。
1.教育内容需要有的放矢
我国高校普遍重视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之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成果也较多，目前相对不算成熟的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搭便车”，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之一，在教材和教学内容上都过于陈旧、不具有时代特征，与本科阶段有大量雷同甚至是重复，脱离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实际和思想现状，教学效果不佳。此外，硕士研究生参加的讲座、参观等教育活动在内容上大多缺乏针对性，不能适应研究生个性、心理、社会阅历等特点的需要，教育收效甚微。
2.教育模式需要不断创新
目前很多高校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比较传统，在活动形式上追求覆盖广、规模大、行动齐，比较看重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这种教育工作模式的优势在于容易在受众人群中引发共鸣，更适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初级阶段教育。但无论是考虑硕士研究生的思想现状，还是考虑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都相对分散的特点，采取集中教育和在大范围内开展集体教育活动的形式都难以达到好的教育效果。
三、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多视角增强教育意识。
1.认识加强教育的必要性
我们在肯定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思想状况主流较好的同时，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复杂多样的思想现状中存在着影响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成才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及时的关注、正确的引导和系统的解决。学生的思想状况是动态发展的，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若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认识加强教育的重要性
硕士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加强研究生教育，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不仅要重视知识文化的传播和科学技能的培养，更要重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必须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战略高度，从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全面提高研究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重视和关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他们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意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确保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4]。
3.认识加强教育的紧迫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和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相比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较为滞后。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成为当前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4.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
要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要融入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其次，要树立“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教育理念。所有与硕士研究生培养相关的部门和人员都要承担相应的育人责任，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培养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再次，要树立“分层教育、分类管理”的教育理念。研究生思想状况复杂多样，必须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才能确保工作实效。
（二）多层级健全工作体制。
1.明确校级层面管理部门
要做好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全校相关部门和人员分工协作、形成合力，这就要求在学校层面必须明确管理部门。一般说来，设有研究生院且研究生规模不太小的学校应成立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为便于系统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通常可与研究生院合署办公。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在学校层面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策制定和宏观管理，并对学院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指导、支持和协调。
2.建立校院二级管理体制
针对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思想复杂多样的现状，为了在学校统一领导管理下，充分结合学科或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些高校经过探索与实践，建立了二级管理体制，实行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统筹规划与各院系共同分担的管理体制。这种二级管理体制既强化了学校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又发挥了各个院系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3.建立全员育人工作模式
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绝不能仅靠一个或几个部门，更不能仅靠德育教师的力量，需要在学校范围内建立起有利于全员育人的工作模式。学校与研究生教育培养相关的所有工作部门都应将业务职能与育人职能有机结合，承担各自相应的育人责任，在全校范围内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合力。
（三）全方位建设工作队伍。
1.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目前仍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作用，要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入手。一是要提高对教师综合业务能力的要求。任课教师要从知识能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适应形势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增强教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相比其他专业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承载着最重要的育人职能，教学效果直接关系到学生思想的发展变化。任课教师应当从“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加强专职德育教师队伍建设
要加强专职德育教师队伍建设，既要保证数量，更要注重质量。一是要在人员选留问题上做到严格把关、科学选留。所谓严格把关，重点是要充分考察选留对象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保证选留对象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正面示范作用；所谓科学选留，重点是要充分考虑选留对象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学历层次等，保证选留对象的综合素养能够满足工作需要，推动工作发展。二是要加大对专职德育教师的培训力度。不仅要组织岗前培训，还要定期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组织有针对性的知识、业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全面促进专职德育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
3.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指导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育人职责。从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在指导教师选聘过程中避免“重才轻德”，注重对选聘对象政治素养、思想品德、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考察。二是要明确指导教师所要承担的德育工作职责，将德育工作成效纳入指导教师工作考核体系，通过奖惩措施调动指导教师开展德育工作的积极性。三是要搭建指导教师与专职德育教师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组织有关德育工作的学习讨论，提高指导教师从事德育工作的能力。
4.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
研究生会、社团、党支部、团支部、班级等都是研究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组织。要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上述组织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一是要严格选拔。公开选拔那些经验足、热情高、能力强、思想素质高、服务意识浓，有一定威信的学生。二是强化管理。应加强学生干部的教育、培训、考核。三是增强队伍的延续性。针对硕士研究生在校时间短的情况，要早发现、早培养、早任用。四是建立奖惩机制。对学生干部中的优秀分子，在评奖推优、选送出国、提前攻读学位、选留辅导员等方面要给予优先考虑，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5]。
（四）多途径提高工作成效。
1.教育内容需要更新丰富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紧随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结合硕士研究生思想现状不断更新丰富，才能让学生接受和认可，才能收到好的教育成效。更新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一是要从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入手，将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提高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二是要从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素质拓展、人文精神培养等内容相融合。三是从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发展规划、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资助体系建设等内容融合。
2.教育手段需要多样有效
教育内容的更新丰富，需要多样有效的教育手段作为保障才能更好地发挥实效。一是要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的多样有效，以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强化教学效果；以增加课堂讨论、主题发言等手段，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二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介，搭建一个论坛、博客、微博、QQ群、飞信等手段合力并用的信息沟通和教育平台。三是要围绕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活动形式，将专题学术论坛、校园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办新办好。四是要加强社会实践阵地的开辟和建设，组织学生不定期走入社区、农村、企事业单位、文艺团体等开展调研活动。
3.教育环境需要优化改善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需要站在全局高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一是要明确并建设校园主流文化，发挥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激励和约束作用。二是要组织学生参与文明健康、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在活动中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宣传渠道，通过加强校园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的建设，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
4.教育对象需要充分参与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需要充分考虑教育对象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是要通过更新教育内容、丰富教育手段、优化教育环境等，提高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二是要加强对研究生会、社团、党支部、团支部、班级等组织的建设，发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的领导作用，调动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小霞.试论硕士研究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5）：74.
[2]蔡茂华，戴雪飞，陈翱.理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的对策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1）：32.
[3]张艳丽，祝春华，王洪旭，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及对策[J].才智，2011（33）：213.
比较政治学研究篇7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文革”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同上书，第140页。
同上书，第281—28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比较政治学研究篇8
1.1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模式
所谓管理模式一般是指管理的思想，它既包括促进研究生们的自我学习能力也包括促进研究生们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方法或原则,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管理系统和运行机制。我国现行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模式大概分为以下几种：1.以学校为中心的模式。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管理模式的管理效率比较高，有利于统一管理，从而减少经济成本与人力成本，但是这种模式比较规范化固定化，缺乏多样性与灵活性；2.以学院为中心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可以拉近研究生们与自己所属的院系之间的距离，发挥所学专业的特点，彰显自己的才华，体现各个学院独有的特点，也调动了个学院对研究生们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但实际上，很多学院的教育管理制度制定的并不完善，自主管理意识还比较弱化，脱离了与学校的统一管理。3.以中队为中心的模式。虽然在管理责任的规划方面优于前两者，将统一管理与分散管理良好的结合起来，但是该模式也存在不足，比如：投入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方面的成本较高，管理规划比较繁琐等，使得大多数院校未能采用该模式。总之，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在不同的模式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责任不明确,分级比较多，管理较为混乱的实际问题，大多数院校也将管理的主要精力与重点集中在本科生身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研究生对自己在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也比较低，所以，创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运行模式，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质量势在必行。
1.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现状
我国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主要分为教育的主体、客体与介体。主体当然是指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具有主动教育能力的组织群体或者教育机构及教育者，他们身上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不仅包括提高研究生们的思想觉悟，改变他们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道德品德，使他们形成正确的观念还包括对研究生的人格的塑造，使研究生们将来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多为祖国做贡献。目前，我国的教育的主体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教育主体的意识不强、教育主题自身的专业素质不高、教育主体的人员建设有待完善。举个例子来说，现如今我国的大多数的高等院校的研究生都是采用的导师责任制，即每个研究生都有自己的导师，每个导师带领若干个研究生，这种责任制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研究生们会从自己的导师身上学到宝贵的为人处事的经验、转变自己的思想与观念，从而使自己逐步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研究生导师的这种育人功能是其他育人模式无可取代的。但是目前部分研究生导师比较存在重视业务能力的培养，相对的轻视了自己学生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所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要注重各个方面的教育管理，良好的协调各种教育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良好运作，最终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方面的觉悟。客体，简单来说就是主体进行教育的对象，这里主要是指我国的研究生总体，由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已经高于本科生，所以，他们的思考方式也相对全面，思维意识已经基本定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也相对来说比较有主见，这会导致对他们的管理难度增大。尤其是研究生自身责任意识不强，政治观念更是较为薄弱，与社会实践结合较少，心理承受能力不强，这就要求教育者们要加强对受教育者们特点的认识，全面把握研究生的思想特点。介体，是指教育者们在教育中所使用的方法，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属性的事物，它具有客观性、中介性与承载性，我们要注重对介体特点探讨，使得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也逐步的多样化。最后，我国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总结起来就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制的框架已经逐步确立，以公共课为核心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管理体系已经逐步完善。
1.3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存在的不足
目前，虽然我国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已经日趋完善，但尚还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从设置的课程方面来说，我国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并不是很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功能定位不准确，未能未能根据研究生自身的特点进行，使得同学们缺乏对该课程进修的兴趣与耐心，从而不能良好的考虑自己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教学内容比较落后，未能与时俱进，这样使得研究生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政治素养比较匮乏，也未能很好的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其次，从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面来看，仍有很多不足。第一，教育管理体制并不是很严谨，很多管理部门缺乏对该方面教育的重视，未对教育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教育管理体制虽然大多采取的分级管理的形式，但是也未能帮助于研究生们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加强对研究生的教育培养质量；第二，我国未能建立完整的专业素质很高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团队，目前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人员的整体力量还比较薄弱，能积极处理同学们在政治教育方面遇到的问题，同时网络的负面影响、理论与实际脱节、研究生群体的特殊性、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我国的保障机制并不健全，这些都使得我国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未能达到总体要求，需要我们去分析探讨，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2.创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途径
2.1完善教育管理体制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外部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我国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体制已经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加之研究生这个职位的特殊性，更是对以往的体制提出了挑战，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创新新的模式势在必行。首先，管理体制的制定需要更加严谨，要结合研究生队伍的特点，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导师负责制，要让导师们更多的参与到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上来，使得导师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关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其他相关制度也要逐步健全，包括教育保障制度，奖励制度，以人为本制度，以及评估机制，制度的制定方面要遵循相关原则，发挥整体性，注重创新性等等。再者，各大高校可以建立起一种高效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这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们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质量，形成长期而有效的管理办法。
2.2调动研究生的创新热情
现如今，我国的大部分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大多数的研究生认为专业课的教育比较重要，从而忽视了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学习，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调动研究生的热情，加强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带动他们的创新能力的培养。由于研究生大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他们的自身素质良好，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强，这给教育者们带来了方便，教育者可以通过重点突出的方式加强创新素质教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并让受教育者逐步意识到这点，注重对受教育者的价值观的塑造和道德规范的塑造，提高受教育者们的觉悟能力，提高他们的创新热情，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形成高尚的道德修养。而调动研究生们的创新热情的责任大多在于高校的管理者，教育机构的管理者与导师们身上，所以，明确这些教育者的责任，使他们树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便会更加促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2.3建立高素质的专业管理团队
高校教育者的专业管理团队在教学和科研等教育工作中体现出来的职业道德和学识风范直接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受教育者，所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的管理团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团队不仅可以带动研究生们的积极性，更能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是他们树立良好的品德，使受教育者们越来越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知识的学习，提升自身综合能力。
3结束语
比较政治学研究篇9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发展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唬庖坏阍?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启示之三，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应是对中国政治的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二是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前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而对世界有意义；后者作为政治发展的经验而对世界有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是个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课题。中国政治学在这方面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当然，把对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是绝对的。
比较政治学研究篇10
一、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分析，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及功能的研究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运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一般性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优点以及功能的陈述性介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分析。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从结构、功能与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功能特色”、“理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注：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萧超然、晓韦指出中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组织和动员功能。(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页。)程竹汝、任军锋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稳定的价值、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社会整合的价值、合法性的价值等几方面。(注：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除了从其历史和现实出发进行论证和分析外，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特色的论述，是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结果。其他学者也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如《中外政党制度比较》(梁琴、钟德涛)、《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等。应该说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点，并证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实行西方式多党制。当然，随着对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刘宁宁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两种类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指出中国政党制度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注：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法性。王邦佐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萌动与发展、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以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来自一些历史学者，论述的重点放在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思想和实践，及其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历史作用。陈宇翔考察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归纳了超前性、移植性、趋同现象和过渡性等特点，指出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启迪了国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国民的政治觉悟。同时，它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注：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学界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主张与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注：对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义华：《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政治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世敏：《黄兴的政党政治主张》，《江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周建林：《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张谦：《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求实学刊》，2001年第1期等。)王业兴通过对孙中山有关政党的组成与作用、政党的自身建设、革命党人与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指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反映了其对政治现代化的向往，虽有局限性，但却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上的帮助。(注：王业兴：《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肖铁肩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政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就其政党观、建党思想、党的地位、作用及党政关系思想作了分析和评价。(注：肖铁肩：《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史学角度研究，无疑加深了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性认识。
3.关于参政党理论的研究
198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从此，主要围绕参政党的性质与特点、地位与作用以及参政党自身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对于“参政党”的理解，学术界尚存较大分歧。徐育苗认为“参政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强调在研究参政党内涵时，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参政与西方国家一些政党的所谓参政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我国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是有区别的”。(注：徐育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1期。)王伟对这一论题提供了五点理论根据，提出了与“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不同的参政党概念，并通过与西方政党参政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注：王伟：《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房广顺指出，应把“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提法改变为“我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注：房广顺：《现阶段我国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黄福寿通过对参政党与执政党基本政治关系的探讨，通过对参政党与中国民主党派的关系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变化的分析，提出参政党就是中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自觉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在宪法范围内同执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对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李跃雷、刘淑梅提出了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注：李跃雷，刘淑梅：《论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楚庄区分了民主党派的“职能”与“功能”，并着重分析了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注：楚庄：《试论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孙伟林认为参与社会整合是参政党在新时期应发挥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注：孙伟林：《浅议新时期中国参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程竹汝认为民主党派的功能性价值主要有：有利于中国政党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有利于我国政治体系内部监督机制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政治资源的整合优势。(注：程竹汝：《民主党派的功能性价值》，《社会科学报》，1999年10月14日。)
参政党的运行机制也为学界所关注。孙瑞华从参政党的参政运行机制、自身建设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参政党运行机制做了初步考察。(注：孙瑞华：《对参政党运行机制的初步考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萧超然、晓韦提出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的原则、操作程序以及运行的行为规则。(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郑宪等探讨了参政党运行中的一般规律，阐述了我国民主党派在自身发展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内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的问题，说明了参政党发挥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注：郑宪等：《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直接联系的，是其政党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的政党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萧超然、晓韦对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贡献与发展、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作了阐述，并指出了毛泽东、邓小平政党学说的指导意义。(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不少学者论证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缔造者。(注：见张晖：《毛泽东中国政党制度思想论》，《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另可参阅黄继英：《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确立的贡献》，《》，1996年第3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它确定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注：陈水林：《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浙江经专学报》，1994年第2期。)孙关宏和李学明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的多党合作理论。(注：孙关宏：《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42页；李学明着：《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也引起学界的关注。黄福寿指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继承了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党合作政治思想，对我国多党合作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并确定了新世纪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发展的基本思想，为我国多党合作政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注：黄福寿：《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研究
政党制度应在实践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等都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程竹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与适应性，是能够胜任中国社会现代化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注：程竹汝：《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但这一政党制度必须适应处于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不断地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政党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注：梅向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民主》，2001年第5期；孙起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政协报》，1995年9月28日；吴黔生：《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多党合作理论研究推向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邦佐等分析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新课题，指出应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以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党际关系优势并不断优化这一党际关系模式三个方面来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萧超然、晓韦探讨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途径问题，即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政治层面的合作与协商；提高体制张力，积极发展地方层次的合作与协商；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提高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氛围。(注：伍华权：《政党制度法律化的时代积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伍华权指出，宪法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表明，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开始法律化。而政党制度法律化是我国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法律制度走向完备的表现。(注：肖祁山：《wto棋局与多党合作战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肖祁山认为我国加入wto使多党合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新形势下多党合作的战略任务并对“入世”后多党合作的发展作了思考。(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序言”。)
6.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邦佐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笔者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注：对中西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参见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也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生态分析的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序言”。)如梁琴、钟德涛着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周淑真着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
(2)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王邦佐等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党制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政党制度的动态研究，注重对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问世后，王邦佐等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注：王惠岩：《论民主和法制》，《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不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丰富了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
二、评价和思考
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状况的分析，笔者感到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结合近年来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学界同行共同研究。
1.要加强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应该说学术界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创新，才能推动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要从政治发展角度，在动态中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发展规律，尤其要在时空的现实交汇点上，认真研究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在正确方向上不断创新发展。
2.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
当前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描述性、解释性的偏多，缺少对其本质和特点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对西方政党制度研究以及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寻找依据，很少有论者通过研究来揭示西方政党制度的进步性和某些优点，从而为完善与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反对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但我们同样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各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能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资本主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因此只有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发展。就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来看，既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立足于中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历史、现实，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某些方面和形式，才有可能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3.中国政党制度的党际关系研究
中国政党制度的两个主体——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各参政党(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1)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少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认为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笔者以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问题。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应该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这既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如果把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理解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容易简单化为上下级关系，这显然使人很难理解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政治关系。
同时，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而这些对象——“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一向是参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参政党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对象。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也是科学把握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2)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从民主党派现有成员的构成看，知识分子占有绝对多数，各党派传统的界别区别(如民盟以高教界人士为主、九三以科技界人士为主等)正趋向模糊。而且如继续坚持传统界线，那么某些党派(如民革等)的存在和发展将面临严禁挑战。因此，要使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稳定发展，必须加紧研究这些现实课题。
4.参政党理论研究
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对参政党理论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也仅限于对其历史、特点、功能、运行机制、自身建设等的描述性陈述。就目前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参政党建设尤其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参政党实践的需要，以致于参政党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延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因此，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积极推进我国参政党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23页。)为中国各阶层人民获得切实政治利益提供理论指导和有效途径。
5.研究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关于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惟有提高比较的全面性。当前应拓展这样四个维度的研究：一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二是亚洲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三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多党合作制的比较研究；四是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通过多维度研究，才有可能科学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性。
(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需要强调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看，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实际工作者缺少从政治发展尤其是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角度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了解不够，缺少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只有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紧密联系，共同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