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2
关键词：人力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154-06
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问题，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没有太降温的重大理论问题，甚至目前还有进一步升温的必要。因为随着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得到愈益彻底的贯彻，这一理论问题，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微观看，界定和维护广大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已成为深化国企改革，构建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从宏观看，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是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产权体系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一块重要基石。王海杰博士的《”劳动产权”概念辨析》［1］（下简称”辨析”），廓清了”劳动产权”概念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认可了劳动力产权范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前进了一步。不过，似乎并不彻底，值得研究的问题仍很多。仅就王海杰博士的”辨析”一文而言，特别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至少有这样三个：第一，劳动力产权概念是否严谨，能否替代劳动产权概念；第二，”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1］；第三，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应如何科学界定。拙作《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人力产权透析》［2］提出了人力产权范畴，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针对上述三个问题以及确立人力产权范畴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再作探讨，兼与王海杰博士商榷，故曰”再论”。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提出和确立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必然性
（一）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对比分析：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
王海杰博士对”劳动产权”概念四种观点的分析富有理论价值，但若把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加凸现这些概念对劳动者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概括的含混以及由此构成的理论研究障碍。
作为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经济学范畴，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不同学者或理论家各自赋予的内涵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李惠斌教授笔下，”劳动产权指的是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的社会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3］（p21）曹天予教授则认为”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产权，指的主要就是劳动者根据其付出的劳动（即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本）而享有的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产权的最主要表形式，因为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劳动是在生产中（即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而）实现的。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产权一样，劳动产权的核心是剩余索取权。”［4］（p31）显然，二者对劳动产权概念定义截然不同。前者指劳动财产权；后者指劳动者剩余索取权，基本上是王珏教授笔下的劳动力产权。王珏教授认为，”劳动力产权可以理解为：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劳动力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是规范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规则；也是一定社会阶段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具有历史性。”［5］（p40）虽然王珏教授的劳动力产权概念的内涵比曹天予教授的劳动产权概念的内涵更丰富也有一定的本质差别，但二者与李惠斌教授的劳动产权内涵有共同的本质不同。由于三者在研究同一问题使用概念内涵上的不一致，理论说服力变弱是必然的。这构成提出人力产权概念以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现实表层原因。深层历史原因是劳动产权范畴产生300年来，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依托劳动能力和劳动活动，形成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不同理论概括。
（二）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深层历史原因：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不同理论概括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末出版的《政府论》中指出：”劳动创造了价值的增量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劳动者，因此使得个人的财产具有了合法性，因而称其为劳动产权”。亚当・斯密在洛克发表《政府论》约一百年后，对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但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自己拥有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财产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3］（p23－24）可见，在亚当・斯密那里，洛克的劳动产权概念内涵已由劳动财产权演变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技巧的产权，即演变为劳动力产权。由于亚当・斯密进一步从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特殊作用，论证了劳动与财产的关系，比之洛克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把劳动创造的价值误解为劳动力价值。对此，马克思曾在其”工资”理论中做了深刻剖析，指出”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5］（p585）二是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误解为劳动力产权。在这一点上甚至还不如洛克。因为在洛克那里，劳动者是其创造的财富的所有者，而在亚当・斯密那里，劳动者的”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等同于劳动力产权了。马克思在肯定亚当・斯密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的天才观点的同时，扬弃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缺憾或谬误，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马克思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阐明了工人应该拥有自己人力产权的各种权利。马克思论证界定的劳动力价值理论用现代产权理论的术语说，就是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即人力产权理论。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即资本家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剥夺过程，亦即劳动本质异化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p91）进而，马克思论证了劳动本质异化复归的道路，即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真正成为自己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主人，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复归。［7］（p120）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洛克的”劳动产权”范畴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范畴是不科学的，它没有充分说明劳动的本质，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扬弃了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的谬误”［3］（p24），准确地阐明了劳动者产权权利，并准确地找到了解决的路径。
可见，劳动力产权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概念，不宜甚至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科学范畴。从我国目前理论界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概念的不同理解、论述和洛克、斯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对劳动力产权概念的重视及内涵的科学阐述，我们既可以看出劳动产权或劳动力产权概念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由于这些概念内涵上的不统一构成的研究上的不便甚至障碍，又可以看出不宜用劳动力产权概念概括马克思的论述。由此可见”辨析”关于劳动力产权论述的残缺性，以及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残缺性。因而，探讨准确恰当概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的概念势所必然。于是，人力产权概念应属应运而生。
与此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经济学的社会性质角度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即从洛克劳动产权（财产权利）论到斯密劳动力产权论，再到马克思活劳动价值论以及其揭示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理论演进轨迹，反映的是物本经济学到人本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过程。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这类概念，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对人力产权范畴揭示的已近乎一目了然。也这是马克思的这些重大理论贡献，才使人力产权概念从经济学范畴体系中析出具有了呼之欲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马克思的人力产权理论，需要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中，加以发掘和弘扬。
二、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和确立的实践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过程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
1．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和析出的历史性过程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所谓人力产权，即劳动者基于自身劳动技能获取生存、发展、享受资料，保障劳动力生产、再生产以及自身价值实现的对其人力所有、占有、支配和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中人的要素被称为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掌握先进技术或知识的活劳动要素被称为人力资本，并被视为经济或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从生产力的日益现代化，生产力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加速缩小的趋势看，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即人力资本被狭义地定义为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成为有较高技术者或特殊专长者的专用术语的情况在淡化。虽然目前还无法判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彻底消除的具体时间，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已经取得主人地位的所有劳动者，应该一律视为人力资本而与物资要素资本相区别。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中，就可以而且应该对经济中一切人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人力产权，一切物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物力产权或资本产权。
2．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和以人为本本质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形态相容共存产权制度中的人力产权。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经济性质和一切生产要素的资本化，经济关系中人力产权属于劳动者个人的同时，其价值的实现，必然借助劳动力商品的形式。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具有主人加商品的二重属性和在三个层面上具有三重身份。家庭层面，是人力产权维持和发展（自己以及其家庭成员）的主人；政治层面，是社会的主人；经济层面，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同时，兼有公有企业的主人和企业雇员的双重身份，还可以是私有企业的雇主或雇员。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实现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首要层面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的生存权和人生价值实现权。包括就业权、就业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其次是作为经济和社会主人的劳动者的公有经济所有者和社会主人资格应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力。表现为所应有的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权，即主人履行社会职责的应有权利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充分取得及享受的权利，以及对全民经济和其所在公有经济组织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再次是劳动者与时俱进地提高技能、完善自我需要的学习、进修等不断提升人力产权价值的附属权利，即人力产权的全面持续的发展权。因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可以简要概括为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历史地看，后三种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是只有社会主义劳动者才可能较充分享有的权利。因为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生产资料私人垄断社会的劳动者人力产权权利，长期以来，基本被局限于基本生存权之内。［8］(p1584)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看，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人力产权的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等各项权能和权益的充分实现。因而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人力产权各项权能和相应权益的实现。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看，体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精髓。在任何市场经济中，围绕每个劳动者及其家庭这一商品（市场）经济最微观市场主体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其基点，都是人力产权。人力产权”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展开的基点”，其所拥有的可以用于交换的各种商品，只是其人力产权实现的一种派生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演进史的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迁史。”“作为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的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力产权异化（资本主义部分）、复归（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2］(p55-56)，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髓。所以，人力产权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作为科学概念，应该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精髓。
（二）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
假如撇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仅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看，人力产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说到底，人力产权是基于生存权、发展权实现的权利。而一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诚如马克思关于人对自己所处的关乎自己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的一贯态度一样，是自然的，不可商量的。马克思说：”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9］(p491)人们对于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这种天赋性权利，在原始社会，首先表现为原始部落的公共产权，成为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一种形态，在部落内部人们之间公认和部落之间相互承认。其次表现为私有产权，即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二种形态。它是随着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几乎同时产生的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生活资料私有制的诞生出现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论述是：”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0］(p37)”耕地起初暂时地，后来便是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地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私有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11］(p164)”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2］(p309)可见，无论人力产权、物质产权、公共产权、私有产权，还是产权观念、产权理论及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长期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伴生伴长。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各种所有制是产权的制度化形态，它基于人力产权的尽可能充分实现，客观本质是以人为本。因此，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但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变迁的理论，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就是以人为本的产权的制度化演进理论。
可以说，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的人力产权以及派生的公共、私有等产权形态，是各种现代产权形态的起步或基因形态。迄今为止的人类生产关系的历史，从产权理论角度讲，是一个由此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升华而相应演进升华的产权形态变迁史。当然，人力产权以及其他一切产权形态的社会性质和表现形式，都受特定经济、社会基本制度影响以至由其决定。
由上述可见，无论就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这一本质而言，还是从人力产权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看，王海杰博士”辨析”中的”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的观点都难以成立。
再者，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揭示的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规律，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私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士的本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边际效用论、均衡价格论和产权理论，虽然承认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但把交易看作是自然的产物，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站在生产资料垄断者立场上，根本不研究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这种挖去了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这一经济关系最本质内核的交易关系，只剩下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象性外壳。因而，当”清晰”产权的时候，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产权应该清晰给谁。每逢这样的关键时刻，就采取模糊的方式，以所有权无足轻重（如张五常）等谬论加以搪塞。回避甚至撇开社会、经济关系的以人为本本质来研究经济问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我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现的过分激励”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漠视广大职工人力产权权益的”产权改革”造成的收入过分悬殊、国资大量流失、公有经济弱化、社会稳定严峻等严重后果，已经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逾越的重大障碍。对此，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刻分析。
（三）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及确立的实践意义
作为阐述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学范畴，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力资本产权是来自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个概念，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延伸。当人力资本概念特指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时，与其所拥有的特殊技能相关的一束权益，便构成为所谓人力资本产权。而人力产权则泛指企业中一切人力要素的产权，既包括企业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又包括广大工人的权能和权益。其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除了在于上述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和基于现代技术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决定的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这一历史性原因外，还在于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人员等也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同受资本家剥削的理论和史实。另外，还需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特别在公有经济中，不应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从社会主义人力资本中析出，而不按劳分配地单独优待。新自由主义者教条地套用西方企业近几年呈现的两个发展趋势（企业利益群体的主体由出资人向出资人、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指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同体转变；由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向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转变）的理论，导致的过分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激励而轻视甚至忽视广大工人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国企改革实践，事实地成为国企存量资产分配不公而加剧收入过分悬殊的重要原因的教训告诉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要求在理论上摒弃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创新社会主义产权理论而为改革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可见，科学界定人力产权概念，以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迫切性。
三、人力产权概念确立的理论意义
在商品（市场）经济研究中，以人力产权这一概念代替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相对科学
人力产权概念与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相比较相对科学的理由，一是定义确切、简明。人力产权准确、明了地定义为经济中劳动者基于劳动技能的一束权利，比劳动力产权概念的表述简明、上口；同时，又不像劳动产权可以理解为劳动财产权，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产权那样，易引起歧义以致谬误，从而带来理论研究的不便，观点传播效果上的降低甚至错误。历史上，自洛克提出劳动产权概念大约100年后，斯密对洛克劳动产权概念的歧义，使”他没有看到这种劳动财产权的历史分化过程中存在着的逻辑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谬误”。［3］(p24)现在，王珏教授与李惠斌教授等对劳动产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分别从劳动力产权和劳动财产权角度对利润分享制度论述的情况，不利研究的深入。二是内涵宽广。人力产权概念定义为劳动者对基于劳动技能的劳动成果的一束权利，具体表现在劳动过程中对财富的创造上，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者的生存权、发展权、收益权和享受权。所以，人力产权概念既概括了劳动力产权的内涵，又内在地包括了劳动财产权的劳动产权内涵，还不像劳动财产权概念那样仅仅局限于劳动收益权的合法性，且体现了人类劳动目的的根本性质。三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自洛克以来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范畴，即把劳动财产权统一定义为劳动产权，把有关劳动者劳动技能及劳动成果的一束相关权利统一定义为人力产权，放弃拗口且定义不确的劳动力产权概念，同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狭义的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凸显人力产权概念特有的以人为本本质。这样，人力产权概念既可以超越历史时期地广泛应用，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提供表达上的方便，又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以人为本本质，打上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烙印。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研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理论范畴支撑。
（二）确立人力产权概念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需要
在探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过程中，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必然的。由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以致使一些人误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而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是产权理论家，而且是博大精深的产权理论家，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产权理论家。西方著名学者S・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中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力产权的研究。因为马克思理论的首要核心内容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革史。［3］（p55－56）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告诉我们，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每一位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必须拥有人力产权，才能取得交易资格，然后才能成为市场主体。这就是说，人力产权是每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他人形成生产关系的起码条件，是前提。当然，奴隶社会的奴隶没有人力产权。奴隶之所以没有人力产权，是因为奴隶社会制度决定了奴隶本质上不是任何形式产权的产权主体，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与产权是完全分离的，奴隶没有本属于他的人力产权的所有权。无论从奴隶社会制度看，还是从奴隶在奴隶主心目中的地位看，奴隶仅仅是如同奴隶主的牛马一样的财富生产工具。所以，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就人力产权角度论，奴隶的人力产权被彻底异化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奴隶主产权。这可以看作人类生产关系，当然也是人力产权演进变革史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仅就近代和现代历史看，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获取劳动岗位的前提，都必须是人力产权所有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从一切资源资本化角度看，劳动者不拥有人力产权，劳动力不借助商品化的外壳，就难以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人力产权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人力产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核心内容。马克思揭示的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理论，实质是以人为本的人力产权理论。因而，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确立人力产权概念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应该是构建社会主义产权理论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同时，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使之为我所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另一重要任务。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以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正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几乎没有对人力产权的研究。如果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对此还有所涉及的话，那就是人力资本的研究。但那仅仅局限于对企业”精英”的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与我们既重视一般劳动者人力产权研究，也重视企业”精英”人力产权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几乎是两码事。这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值得警惕的。因为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教条地套用于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诸多片面乃至错误观点。典型的如国企产权改革研究一味地过分强调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的激励，轻视甚至忽视乃至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国企广大职工权益的观点，以及因此引发收入过分悬殊以至出现两极分化迹象也认为无害甚至必要的观点等等，已经造成了莫大损失。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有些”精英”几乎不付一文地持大股和国企一般职工获得很少历史贡献补偿地由主人转为雇员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或间接剥夺。由此已经引发及正在引发的带有长期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加速显现等等严重问题，已经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绝对不应也绝对不能轻视的。所以，借鉴现代西方产理论必须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再度出现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和间接剥夺等不良现象。教条地套用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带来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诸多失误告诉我们，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尽快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产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已经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除上述两方面理论意义外，人力产权概念的确立、使用，为进一步研究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带来的诸多便利还有：第一，利于与洛克、斯密等使用的劳动产权概念相区别，以作为当代经济关系研究新阶段的一个标记；第二，利于解决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对劳动产权概念见解不同，一时又难以统一而引发的不必要的理论歧义问题；第三，如果撇开资本特定的历史内涵（剥削关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生产要素看作资本，那么，同人的要素资本概念与物的要素资本概念相区别，人力产权概念与物力产权或物质财产权概念相对应，通俗易懂，利于与通常使用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概念既相互区别，又容易融合使用，不会感到生疏和误解。
总起来看，一方面，人力产权概念较准确、全面而深刻地概括了马克思产权理论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确立人力产权概念，也就为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定位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理清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的研究，找到了判定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以人为本的人本性标准。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而为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权改革、产权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一步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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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3
关键词：扩大的市场；唐卡市场；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82—05
一、问题的提出——“市场”之争
“市场”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早期人们通常把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场所定义为市场。随着人们对商品交换形式认知的深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概念被逐渐确立起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种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的核心特征，亚当.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决定了市场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则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重复不断的交易，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与通过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具有相互替代性，而决定采用哪一种手段的原因就是交易成本。
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买者、卖者、商品与货币构成了市场一般形式，市场是以买者和卖者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社会经济形式。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行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因而将“市场”高度纯化，排除了社会关系结构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界兴起的“形式主义”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斯密的这一观点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将影响经济行为的个体行为和制度视为由理性的、或多或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自利追求所引发的东西，因而认为从一开始的部落社会起，经济行为就与社会关系毫无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市场行为的主要形式是经济交换，而经济交换则是相对独立、在制度上尽量脱离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行为。
人类学家则用另一种视角去诠释“市场”，并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得出了与经济学迥然不同的“市场”观念。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初民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的市场性：在远离西方世界的初民社会中存在的默契交易表明交易是一种社会交往。马林诺斯基在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中所发现的“库拉圈”交易则是一种当地土著的社会关系交换。这些人类学家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交换行为具有普遍性，而经济交换只是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政治权力都是人类可以交换的具体形式之一。因而，较之西方经济学，人类学学术视野中的“市场”从一开始就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人类学真正对市场研究起到开创性作用的是波兰尼，波兰尼所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成为当代经济人类学有关各种市场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波兰尼将人类经济的整合形式主要分为三种：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波兰尼认为，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因而市场制度应该被界定为包含供给群体或需求群体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波兰尼进一步论证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市场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19世纪以前，互惠与再分配依然是人类经济整合形式的主要形式。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自律的市场”导致以交换为主要形式的市场经济替代了互惠与再分配经济，成为人类经济整合的主要形式。
波兰尼及其开创的经济人类学“实质论”学派所提出的“自律的市场”与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概念在本质上是相互契合的。但是波兰尼在解释前资本主义市场时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分歧。波兰尼认为在前工业时代的经济行为（互惠、再分配与交换）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前工业时代市场中的经济交换行为不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来定义，而是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只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市场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随着工业社会的确立，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市场行为与其他领域日渐分离，才逐渐形成一个“自律的市场”。
基于“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前工业时代的市场展开了广泛地研究。例如费南对巴西的一个地方性市场研究中发现，通过交易双方互惠社会关系的建立，有助于降低市场中不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了市场交易的绩效和水平。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研究。施坚雅在其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认为，中国农村的乡村市场并非仅仅是一个依靠互惠与再分配来维持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结构性的交换体系已经形成。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农村市场实际上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而存在，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并不是以村庄为界，而是基层市场区域。中国传统市场区域与社会、文化区域的边界是高度重合的。林南以大邱庄为研究个案，分析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运行情况，特别强调了以扩大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认为以地方网络是建构地方协调的关键，中国农村的地方性市场依赖于以亲友、家庭与社会关系所组成的关系网络而顺利运行。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4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由来及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 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但会计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近1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提会计要素不谈会计对象，即会计对象不明确，要素的设置就会失去客观的依据，则难以保证其合理性。(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
2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及名称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应由同一机构来制定及，这一点似乎已为我国会计界所普遍认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任务大多由民间团体来承担，但按照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则应由政府部门即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及。原因是：(1)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且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是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会计准则，则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需要最为直接的手段。(2)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不具备协调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能力。废止《企业会计准则》，而由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还要涉及到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名称表达问题。西方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称谓不尽相同，如美国称之为“财务会计概念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称之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考虑到既要为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还要反映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本质，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或“会计理论框架”的名称来表达。
参考文献：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5
关键词:市民社会;二分法;中国式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218-02
一、国外有关市民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最早提出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是古希腊时期特有的城邦国家,随着古希腊城邦国家的衰落,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到古罗马时期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意义,但是其中“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这层含义却被保留了下来。14世纪,欧洲人开始采用“市民社会”这个词,直到近代,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契约论的思想家把“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再度重申。
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如柯亨、阿拉托等人提出用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上述观点代表着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反映了2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十八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主要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阐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并试图界定国家活动的范围和个人自由的限度,而当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从对“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充分信任出发来考察国家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并力主国家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市民社会的内容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企业等纯经济的东西。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为市民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识到了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由社会共同体执行的社会整合功能对整个社会系统生存和持续的重要性。他在《社会体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将现代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子系统,并把市民社会主要理解为社会子系统(或社会共同体),它的主要功能是将文化价值加以制度化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J.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在综合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将市民社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对市民社会在当代的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及随后的著作《合法性危机》中精辟地分析了市民社会在当代西方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后果。
近现代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主要有:马克思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18世纪思想家提出的“市民社会”的观念,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西方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只是伴随现代化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放弃了这一概念,认为使用更为确切的用语“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方式”等可以表达同样概念的含义。东欧剧变后,西方兴起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且成了当前政治学的中心议题之一。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建立真正的市民社会是促进“民主和人权事业”的唯一正确途径,同时也“只有市民社会的制度,才能调和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经常相对抗的要求。”英国学者C.B.麦迪逊发表的《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人权》,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一。麦氏对市民社会作了系统的分析,详细地阐述了市民社会的道德文化、政治和经济秩序及其怎样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和影响,并论证了实现国际公正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市民社会”。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系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是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实的反映,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则是近代欧洲的产物。柯亨和阿拉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了这些思想家的贡献。他们指出,洛克虽然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政府和社会的区别,但未作进一步的区分。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明确地区分了政府和社会,并期望二者的分离。他们强调社会乃是形式上平等、自由的个人的权利的唯一的源泉。随后,托马斯・潘恩以及《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起草者们更是把个人主义的、平等的社会与政府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主张天赋人权不可剥夺,它包括自由、财产、安全、追求幸福以及反抗压迫等种种权利。他们认为,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人权的实现,当政府的行为损害了这些基本人权时,人们就有权起来变更政府。英国学者福格森、休谟、斯密仍在文明社会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但他们将物质的文明化引入市民社会的概念中,使市民社会的概念具有了经济内容。德国学者康德特别是费希特则将国家和社会明确区分开来,同时将社会理解为个人主义的和普遍性的术语。这些思想家无疑应被视为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先驱。黑格尔在吸收上述思想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法哲学原理》(1821年)是黑格尔关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代表作。根据他在这本书中的论述,可以将其市民社会概念定义为: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黑格尔认为,国家在伦理上包含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同时又高于它们。黑格尔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提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人,他基本上阐明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但是,由于黑格尔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市民社会的,他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二、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
1.在封建社会中,市民社会理论发育不完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受到数千年专制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没有适合市民社会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晚清时期,西方国家正改革发展之时,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更严重影响着前进理论的西学东渐。不过在晚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之时,出现了民族资本。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后,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及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的市民社会没有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及完善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于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由此政治模式开始向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变,市民社会得以发展。在理论上中国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还是近些年的事,由邓正来、景跃进合写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可谓开篇之作,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又连续登载了几篇力作。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市民社会就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不受国家任意干预的、相对独立的自治团体,它包括所有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吞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的理论传入之初,首先是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使用这个理论,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探讨中国当前形成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如市民社会在有条件的国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国别,市民社会的含义、构成、作用和性质会有所不同,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学者是作为对这篇文章的回应而介入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讨论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理论热点在国内得到普遍研究,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或能否存在市民社会出现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今中国,‘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理念存在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欲将其付诸实施,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有自己的文化特性。“所谓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亦即是儒家式的市民社会。”第三种观点虽然认为中国市民社会是可能的,但是却用“良性互动”或者合作关系等语词语形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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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6
通过“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对“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在电影和广播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在《启蒙辩证法》的草稿里，阿多诺使用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称呼研究对象，但是在定稿中，他将这种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称之为“文化工业”，以与真正产生于民众的文化相区别。阿多诺多年后解释说，对“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和艺术品中的技术不同，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7］98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机利用时遭到了毁灭;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文明的重压下消失殆尽———文明的重压加诸它富于造反精神的抵抗性，而这种抵抗性在社会控制尚未达到整体化的时期，一直都是它所固有的。［7］98－99阿多诺发展了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概念，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把一切艺术作品变成商品，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同时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商品化(物化)了。“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是“文化工业”的第一个特征。机械复制的工业生产模式使得大众文化呈现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点。文化工业产品对商业利润的追逐使得其对获得商业成功的产品进行模仿，而工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又为这种复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文化工业离不开整个社会体制，它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系统具有同一性，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使得文化工业成为整个现代化制度大楼的黏合剂。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把工人的闲暇时间也纳入到了与工厂生产一样的精神状态之中，人们被动地接受着资本主义的逻辑，仿佛那是人唯一的、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文化工业加深了人的异化。所以文化工业是启蒙运动中理性崇拜的结果，是对大众的麻醉，导致其判断力丧失。［8］156－161阿多诺、霍克海默及马尔库塞对通俗文化的批判，让当时的学界耳目一新，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对商品社会的分析移植到文化的研究之中，结合心理分析，对远离政治的大众文化背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大胆地揭露。他们从中看到了工具理性造成的大众精神空虚，并认为这种统治与法西斯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只是形式不同，其危害都是一样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主要分析了文化的生产机制，对文化的消费过程则重视不够。来自文化研究传统的研究者尽管也肯定受众对文本中所编码的意识形态的优先解读(preferredread-ing)，但他们同时认为受众的解码方式并不完全由文本决定，还会受到已有阶级意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美国肥皂剧的《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的研究也证明，受众所在的群体文化影响了他们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意义赋予过程。［9］尽管今天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工业”还缺乏必要的反思性，对研究者自身的认知能力与立场没有进行充分地批判与客观化，乃至于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对受众的能动性估计不足。但是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不与现实妥协的批判立场却启发了许多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对于文化工业双重性———既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同时又是维护工具理性的工具———的阐释，强调了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对包括文化研究学派在内的后来者影响颇大。当然，文化工业理论本身的得失不是本文的重点，它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误读、意义转移、置换、修正、重新定向等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才是下面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二文化工业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论文搜索，并以每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制成图表，论文数量的变化曲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1994年起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突然增加，这与当时中国大众文化的“井喷式”发展息息相关，与之相对应，学界开始对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进行讨论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主义者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95年和1997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波动并不算大，但是不容小视的是，在1995年到1997年间，确实出现了更多质疑文化工业理论的声音，质疑的原因既包括新的大众文化理论———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引进，也包括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考量。1998年以后，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呈现初稳步上升趋势，但这项数据并不能说明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学院体制的大幅扩张以及大学扩招，使得知识分工与生产体系日益专业化，高校学生和学术期刊数量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论文数量。“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工业”紧密联系但又相互矛盾的概念，如果将1990－2010年间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相关的论文数量进行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国家学院体制建立和大学扩招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1998年起，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开始产生巨大的差距。从数量上看，1998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仅占“文化产业”论文的14．21%;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变为3．38%。对比之下不难发现，1998年以后，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受重视程度逐年下降;而正是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众文化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加入wto以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不断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日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国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萎缩。面对这样的趋势，有学者将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比喻为“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10］。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英语中具有相同源头的“文化产业”概念会在2000年左右出现高速增长，而“文化工业”概念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当然，考虑到知网所收录的论文及期刊良莠不齐，不少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此论文数量的统计只能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印象，要了解“文化工业”概念在学术场域中的具体接受情况，还必须对文本及其语境做进一步地分析。
三“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导致的思想解放使得大量的西方理论引入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该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界了解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11］1979年，《国外社会科学》刊发了西德学者赫•杜毕尔的《评〈辩证法的幻想〉》(即马丁•杰伊《辩证的想象》)的书评专著摘译，其中，“文化工业”作为一个没有附带任何内容介绍的空洞名词首次出现;［12］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cJameson，又译为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的系列演讲，在“意识形态诸理论”章节中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13］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期间，“文化工业”的思想在一批以“批判性”口吻评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大体经历了从比较负面到渐趋正面的过程。①1986年，刘继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一文中第一次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作者没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理论做严格的区分，将法兰克福学者的观点笼统地划归为一种思想;同时期，赵一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旅美文化批评》［14］、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剖视》［15］也都体现出了相似的特点。但总的来看，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工业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工业理论广泛应用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是和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迅速落地生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199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被译作中文，随后阿多诺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的译文发表在《外国美学》第9辑上。这两部作品的翻译使得文化工业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为这一理论的接受提供了条件。1993年起，我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情突然爆发，不少学者借助文化工业理论对新兴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如，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16］，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17］，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18］和《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19］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表达了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价，“标准化”“物化”“欺骗性”等阿多诺式的语言随处可见。在这一时期，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的批判多数沿袭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分析风格，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入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并不多见。事实上，“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阿多诺对现代流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反思，他在《论流行音乐》中指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显著特点，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文化工业就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此类同样的东西［20］220－221。无独有偶，一些中国学者也从音乐的角度对文化工业现象进行批判。潘知常在《mtV:当代人的“视觉快餐”———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中［21］，对mtV这种新的音乐表现形式进行讨论，也有个别学者从影视剧的角度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22］
四错位的批判与符号资本的争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对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的“重新发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普通人的生活，正如李陀所说:“1994年回国，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23］就连其中的参与者王朔也坦言:“《渴望》播出后那个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24］140－171在这一时期，“文化工业”常常被作为“大众文化”的同义词出现，仿佛中国已经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文艺体制一夜之间走进了文化工业大生产的时代。但是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来看，尽管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转折点，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90年代的所谓文化产业在今天看来还十分的粗糙和原始。对于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其有什么本质特征，即便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也并非完全清楚。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圈，电视剧究竟应该像电影一样精心打磨还是像戏剧一样工厂化生产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同的编剧导演对该问题也有迥然相反的观点。［24］140－171从大众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规模来看，真正文化工业式的生产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者会把“文化工业”的批判误置到90年代的中国?他们批判话语的真正指向是什么?一种解释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边缘化导致他们将不满和道德谴责转移到了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身上。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史》的译者单世联在中译版中写的那样，“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近批判理论。［20］1联系到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学术界掀起“下海”大潮的背景，这种从经济基础角度做出的解释似乎成立，但是如果把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起来看，又会发现单纯的经济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阐明学术场域内部的逻辑。虽然学术场域会受到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能直接作用于场域内的行动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每个场域内的行动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幻象”，他们对什么事物值得追求有着场域外人士不能理解的偏好。学术场域也不例外。媒介文化研究场域主要行动者来自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活跃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便敏感地从西方引进各种理论资源，引领文化潮流。深受“五四”启蒙时期所倡导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进路”［25］的影响，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学术场域与社会其他场域的边界比较模糊，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场面在80年代并不鲜见。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变革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不同场域边界的重新界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精细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不仅越来越难跨越不同场域之间的界线，“读书无用论”的甚嚣尘上使得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化资本也在急剧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需要有新的理论排解这种失落感。但是这种反抗的动机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经济逻辑，学术场域有其独特的逻辑。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和文化工业在中国尚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还无暇建立起当下常见的经济资本对社会各场域的“总体统治”，90年代的学术场域仍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学术场域中最重要的资本是符号资本，能否通过创造或引进新的概念解释世界是学术人追求的“幻象”。这种通过符号资本确立自身地位的幻象对于学术场域的新进入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从80年代以来大批学者借着对西方概念、理论、学者的引进和研究，功成名就。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缺乏定规和权威，正是新进入者和新理论的最佳登陆点。运用新理论、新概念解释社会关注的大众文化现象成为当时媒介文化学界一个快捷的成名之路。知识分子曾经一度在新兴的大众文化面前因为缺乏恰当的语言而失语，这些新理论则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发言权，表达的欲望使研究者们无暇对一个西方概念或理论做深入语境的解读便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既无视理论的产生历史，又无视中国的历史，造成所谓的“双重去历史化”之弊。［26］把西方概念作为符号资本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把西方的学术发展看成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由落后向先进发展的进化过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化工业”概念的引进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上，还体现在后来学界通过引进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等学说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1995年至1996年，海外学者徐贲最先对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质疑。在论文《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27］《能动观众与大众文化空间》［28］《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29］中，徐贲指出了单纯用文化工业理论进行大众文化批判不妥，号召使用文化研究的思路，对当代大众文化应进行“实践批评”，即深入大众文化，承认消费者积极的意义解读能力，尽量避免简单地套用现成的理论框架，“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已有的理论，并根据当下的生存需要和条件来不断更新批评方法和标准”。［30］在这一倡导下，从90年代末开始，文化研究便取代了“文化工业”理论，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主导思想。对新观念和新理论的重视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场域进行资本争夺的表现之一，如果对西方学术资源的掌握出色，便可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媒介文化学术场域的自治性甚至要强于今天，至少行动者之间通行的货币还是理论本身，而较少政治权力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实现了自律，它的不自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为了迅速地积累与兑现手中的符号资本，许多西方理论并未经过真正的反思与批判便直接应用于中国，这才出现了用“文化工业”概念进行的“错位的批判”现象。
五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从英语用词上看，“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本身并无实质差异，均是cultureindustry的汉语翻译，但在中国语境中，二者却具有明显的差别。传播研究者祝建华认为中国所使用的传媒“产业化”本身是个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商业化”(marketiza-tion)、“市场化”(commercialization)才是更具有操作性、通行性的概念。［31］陈卫星则从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的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文化产业”是culturein-dustries的中文翻译，是当时的法国传播经济学者用以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而提出的新概念。他们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文化产品的生产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单数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因为它是一个由完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整体。他们研究重点为文化产品的特征、文化产业多样化的制度化模式、生产和发行的管理架构以及消费者拥有或使用产品的方式等。［32］然而今天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并不是复数的“文化工业”概念，而是一个杂糅了文化霸权的全新概念。通过将同一英语词的翻译加以改变，这一概念替换了“文化工业”中所包含的否定性，代之以肯定性，完成了一次意义的置换。赵勇认为的这两个概念同根同源，只是一个翻译问题。［10］实际上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中国学术场域与政治经济权力合谋完成的一次“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90年代末反思“文化工业”概念的正当性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最早采用文化工业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学者在接触了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后，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转而认为文化工业理论与我国大众文化的生成环境和发展现状并不相符。例如金元浦认为，面对我国刚起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学者却“直接移用了西方后工业社会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激进主义批判话语和理论资源”，由于忽略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基本现实，必然会出现一些“错位与混乱”，在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对科学主义的、实用工具理性的、市场意识的提倡仍是十分重要的。［33］陶东风则指出，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已经代替了官方意识形态而发挥意识控制的作用，那么中国当下世俗的大众文化则发挥着解构神圣、解构旧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34］，它包含着“民主化、法制化，包含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33］。1999年底，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国门”的打开引起了不少学者关于民族文化的忧虑，他们认为，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大众的道德和价值观产生影响，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比于欧美发达的传媒产业，我国的传媒体制呈现出“条块分割，媒体资源分散，缺乏优化配置”的局面，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提高国内媒体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使得我国难以应对入世后欧美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35］面对这样的文化局面，不少学者献计献策，其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几乎是人人提及的对策。［36］在相关著作中，有学者甚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形态，才能向全世界辐射，并渗透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如果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和产业生产，要把文化产品输送到五大洲的千家万户是不可能的。”［37］199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许多国家机构被精简的背景下，文化部却新成立了文化产业司。这一举措说明文化产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正视，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38］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纷纷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北京为例，北京早在1988年就提过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39］，1996年由北京市政府主导的“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试验性提出“文化产业”战略构想，1997年即在第八次市党代会报告中正式决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发出建设“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基地”的雄心壮志。［10］1999年下半年，北京起草“十五”规划中的文化工业发展意见。在首都的示范作用下，东、中、西部主要省会城市，也积极跟进举办文化产业战略研讨会。经济大环境的推动和相关政策的推出，使得文化产业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从文化工业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正是其批判的对象，但此时再谈论文化工业却变成了不合时宜，转而使用“文化产业”则可以规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例如金元浦在《试论当代“文化工业”》发表仅一年之后就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上发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展》一文，放弃“文化工业”而代之以“文化产业”。［10］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产业”也在90年代末迎来了真正的发展。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中央及地方党报、广播电视台和出版社纷纷成立媒介集团。市场化的媒介为了寻找有效的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借助传媒学者的市场调查，进行报纸和节目改版。这种对媒介经营管理和内容方面的需求导致了一种新型知识的出现。“媒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入新闻传播学。由于没有文艺学曾经批判过“文化工业”的“历史负担”，“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被作为一个新的、中性的概念引入媒介经济学，它们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曲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仅仅被作为“文化产业”和“媒介产业”概念的史前史来阐述，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被忽略。和前一个阶段的错位诠释不同，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文化产业”概念不仅没有批判工具理性的文化生产方式，反而为其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和提供智力支持。它割断了cultureindustry这一概念曾经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而将其作为市场化、民主化和民族主义中新产生的话语，从而赋予其正当性。随着媒介机构和政府对学术界投入的增加，这一时期的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有所下降。经济资本通过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通过改换概念及其意义，影响着学术场域的运行。
六重新定义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7
[关键词]社会形态人的本质经济形态有制形态两种生产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9-0005-12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论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以人的本质理论对人类历史作了三阶段的划分：
人的本质的形成――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的复归）。
这一表述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表述表面上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理论据此认为：这一概括是“思辨的，抽象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它仍“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范畴”。[1]（p248）传统理论未能理解两者的区别：费尔巴哈对人和对象世界是“直观”的理解――他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马克思对人和对象世界是“实践”的理解――他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活动”。这一区别是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在前者的视域中，人与对象世界是既成的，是无历史维度的存在；而在后者的视域中，人与对象世界是在感性活动即实践中生成的，是历史性的发展着的存在。这一基本原则的确立，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由费尔巴哈的直观形态推进到实践形态。
“巴黎手稿”批判地改造了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劳动观，通过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劳动的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巴黎手稿”以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范畴界说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和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历史。[2]（p252-253、254）
“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在费尔巴哈那里，是非历史的生物学意义的“类本质”的抽象的逻辑展开；而在马克思这里，则是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的感性活动――劳动的现实的逻辑展开，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劳动的异化――劳动异化的扬弃这一现实的历史逻辑的展开。所以后者并不是“处于”前者的历史观范畴，而是对前者实现了革命的变革。
“巴黎手稿”进而“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3]（p102）论证了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异化，论证了私有财产制的暂时性，论证了向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3]（p120）
共产主义的本体根据就在于：“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3]（p117）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与异化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而是对私有财产的异化世界的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世界本身的劳动与资本对立的矛盾运动构成它的否定性基础，它在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的同时，也为这种非人化的否定准备了条件。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积极的，它只是消除其异化形式，使之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因而它“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刘丕坤译本译为“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更为确切）。[4]（p73）
“巴黎手稿”以对劳动的展开过程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统一的把握，揭示了社会所有制形态演进的规律：
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私有制的“异化的社会”――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
传统理论对“巴黎手稿”这一概括的一个根本性的批评是：“真正人的社会”是“先验的理想状态的预设”，因而它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5]（p219）从表面看，似是如此。因为马克思这时并不具有对原始社会作实证研究的条件。但这一批评实际上并不能成立，因为它并未把握马克思对历史思考和研究的辩证方法。“真正人的社会”并非是先验的设想，而是对现实的“异化的社会”的异化本质深刻批判基础上的抽象。“巴黎手稿”创作之前，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对自己的哲学思维的特点作过这样的说明：“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6]（p416）这一方法固然是对未来社会而言：它说的是在对异化社会特别是其最后一个形式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发现未来的新世界――共产主义；但这一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对“异化的社会”之前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发现。两者都是由已知探索未知。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可以抽象出人的本真的劳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对“异化的社会”的人的异化的社会联系的批判中可以抽象出“真正人的社会”的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马克思在与“巴黎手稿”的内容相衔接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对“真正人的社会”的基本特点作的概括，是合乎对“异化的社会”批判的逻辑的抽象。①这是一个从实然到本然再到应然的辩证思维过程。[2]（p271）
“巴黎手稿”的这一论证，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确立了本体根据和基本方法论。其深刻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在包含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人类学研究基础上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新概括，是与之对应的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回复的再生社会的“三形态”。两者的关系是：前者为后者提供哲学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科学论证。
二、由哲学转向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
“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论证是深刻的，但这一规律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哲学。对现实社会运动规律的把握和揭示，还有待在“巴黎手稿”确立的“三形态”的方法论的指导下，由历史哲学转向历史科学。这一转向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开始的。
《形态》由对劳动分化即分工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异化劳动的起源，揭示了异化劳动包含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揭示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7]（p26）《形态》的这一研究，由历史哲学的人的本质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上论证，进入历史科学的对社会的现实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形态》依据分工发展的规律，论述了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演化：“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
传统理论把这一概括看作是“五形态论”的根据，认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最早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证的”。[8]（p46）这一理解与《形态》概括的原意有原则性的出入。
第一，《形态》概括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原始社会的不确切的表述”。《形态》研究的是：分工出现之后有几个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依次向资本主义演进。“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对应于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因为前两者与后两者就其包含的私有制对抗性的实质内容而言，是一致的。但“部落所有制”则绝不能理解为与原始社会的所有制相对应。这是因为：原始社会的所有制是个体与群体统一的没有分工的原始共同体的公有制，而“部落所有制”则是与分工形成后的第一个阶段相应的所有制，即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
并非如“五形态论”所理解的那样：资本主义之前只有奴隶制与封建制这两种私有制对抗形式。此前还有第三种私有制对抗形式，这就是奴隶制由以产生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部落所有制”。这一点，马克思分析得很清楚：“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7]（p73）这就是说，分工的形成即是私有制的起源，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私有制的不同形式。作为分工发展的第一阶段――“部落所有制”，是由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阶段，它虽非完全的私有制，尚具有公私两重性，但它已包含私有制，因而它不属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的非对抗性社会生产形式，而属向私有制社会演进的对抗性社会生产形式。
所以，《形态》论证的“五形态”的演进，不能依据“五形态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演进来理解，而应依据“巴黎手稿”的“三形态”的划分来理解：作为分工发展不同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发达私有制社会形态和发达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对应于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异化的社会”，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对应于扬弃异化劳动的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在《形态》的社会形态的概括中没有对应于“巴黎手稿”的“三形态”划分中的第一形态“真正人的社会”的原始社会。其原因是：当时尚无可供研究的原始社会的实证材料。“巴黎手稿”对异化之前的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概括，是基于对“异化的社会”的异化劳动的深刻研究对之作出的哲学的逻辑把握，以为论证私有制的暂时性，论证向社会的人复归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提供逻辑起点。《形态》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研究由历史哲学转入历史科学，因而它对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的研究只能有待于原始社会实证材料的发现。《形态》依据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探讨分工的发展规律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所以，它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前史的研究仅追溯到分工形成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部落所有制”，而未进一步追溯到尚无分工的原始公有制。
第二，《形态》对所有制社会形态演进的概括，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在《形态》创作前后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尚限于西欧范围。1843年6―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主要研究了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封建政治史，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8月，马克思先后在巴黎、布鲁塞尔、曼彻斯特主要研究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这时，马克思对所有制社会形态及其演进规律的研究，依据的是西欧的历史。因而《形态》概括的“五形态”只是反映西欧这一世界局部地区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时以及后来马克思都无意要把这个概括作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形态》概括的“五形态”，不是“五形态论”所指认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而是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前资本主义的三种对抗性所有制形式向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演进，而后再向扬弃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共产主义演进；不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而是世界局部地区――西欧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但这一局部规律的概括具有世界史意义：因为世界历史正是从西欧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
《形态》还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规律的研究：它进而把前资本主义三种所有制形式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概括为“自然产生的所有制形式”与“文明创造的所有制形式”两大形态，并具体论述了两者的区别：前一大形态，其前提是“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后一大形态，其前提则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7]（p72）扬弃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为第三大形态，“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7]（p75）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哲学论证，如何转化为基于分工和交往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而前者正是后者的哲学基础。
《形态》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它的“五形态”概括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提供基础；它的“三形态”概括则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交换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提供基础。
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社会形态理论：交换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和所有制社会形态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
传统理论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片面强调所有制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轻视乃至否定交换即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致马克思从交换的角度揭示的交换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理论根本不在它的视野中。
1980年代以来，学界十分重视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伦敦手稿”）这一交换社会形态“三形态”概括的研究：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9]（p104）
学界对这段概括的流行见解是：第一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即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即产品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扬弃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解似是正确的，但其实并不合理：它的划分与“巴黎手稿”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不对应，因而也与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复信信稿中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不对应（后者是对前者的科学论证，这一点第五节再论）。
按“巴黎手稿”和“晚年信稿”的三大形态的划分，原始社会是第一大形态，即“真正人的社会”或原生形态；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与资本主义是第二大形态，即“异化的社会”或次生形态。而据上述对“伦敦手稿”的“三形态”概括的理解，则原始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为第一大形态，而资本主义单独为第二大形态。前一划分合理，还是后一划分合理？自然是前一划分合理。
后一划分的问题在于：它误把原始社会也列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其实，按马克思这段论述的原意，“人的依赖关系”这第一大社会形态并不包括原始社会。我们应当注意：上述引文并未引完整，“人的依赖关系”之前还有一段总起的话：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9]（p104）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这是揭示私有制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共同特征：人与物的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人占有物就能够支配、占有他人的劳动。在这一论断之后概括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自然就是向资本主义演进的几个私有制对抗性形式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不可能包括非对抗性形式的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不存在“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与第二大社会形态“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别是形式的、现象的，而非内容的、本质的。两者都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区别只是在于：前者人对物的占有是实物形态，后者人对物的占有是抽象形态即货币形态；前者人对物的依赖以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以人对地域共同体的依赖关系表现，后者人对物的依赖则以物化的普遍形式表现。
但“伦敦手稿”以这一区别划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为两大形态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具有普遍制约性的物化的经济关系取代以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域性经济关系的必然性，揭示了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必然性，论证了由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中介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
流行见解之所以误把原始社会也列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其原因是它未能注意“自然形成的社会”。①即自然形态的社会与自然经济的社会的区别：前者人与人、人与物直接联系、天然统一；后者人与人、人与物则由分化转向对立。人与人、人与物的统一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劳动以人为目的的产品经济（生产并未以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的尺度），而非劳动以物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以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的尺度的生产已逐步形成和发展）。因此，原始社会的自然形态的经济的特征，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支配人与物的关系的血缘共同体基础上的具有“原始的丰富”的自由个性，而非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的地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②
“伦敦手稿”概括的第一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并不包括原始社会，所以它的“三形态”的概括与“巴黎手稿”的“三形态”的概括也是对应的：前者的第一、第二形态是后者的第二形态中的两形态。“伦敦手稿”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贡献，不仅从交换角度作出了“三形态”的概括，并对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出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分；而且从所有制角度进一步对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进作出了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概括。
在对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伦敦手稿”确定：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9]（p44）它构成从公有制的原生社会向私有制的次生社会转变的序列的起点，是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中介――它本身以公有制为主导但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因而具有公私两重性。这个过渡蕴涵着往后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
这往后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伦敦手稿”依据对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和以印度、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概括为两条路线：“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9]（p471）“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是西方社会所走的道路。“巴黎手稿”指出：亚细亚所有制这个“东方形式”“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9]（p498）“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各种原型”“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即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推出”。①其演进路线是：由亚细亚公社所有制演化为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公社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在罗马后来又演进为古代的奴隶制所有制；而日耳曼公社所有制在后来的发展中则与处于瓦解的罗马的奴隶制所有制结合而产生欧洲中世纪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制所有制；“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10]（p832）“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是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所走的道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社会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在这一阶段，东西方社会各自独立发展。西方社会的古希腊因经民族的跨海大迁移，其血缘关系崩解，建立了地缘的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演进路线。而东方古代社会则不同：由其历史环境决定，其发生的民族迁移是陆地上的迁移，而这种迁移“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11]（p129-130）其血缘关系得以保持。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为公社土地公有制所扼制，由公社公有制向东方专制制度的土地国有制（王有制）过渡的演进路线。“伦敦手稿”预示：与西方奴隶制、封建制并行发展的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社会形态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也必将“解体”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伦敦手稿”中，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也被列入“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9]（p471、472-473）
《形态》的社会形态研究尚限于对西欧的研究，因而只概括了前一演进路线。“伦敦手稿”的社会形态研究则由对印度、俄国的农村公社的研究扩大到了东方，进而探讨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东方社会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演进路线，作出了所有制社会形态的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概括。马克思晚年在对处于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双线发展论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发展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这一点，第五节再论）。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及其意义
通常为我们引为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经典表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这一论断：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2]（p83）
传统理论认定：这是“五形态论”的根据。
其实，这种理解是依据斯大林的“五形态论”对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表述的误读。
1.这一表述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对纵贯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概括，而是对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概括。
如有的学者所考证：这一经典表述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据德文本原文，“社会经济形态的原词为ÖkonomischenGesellchaftsformation，按原文词义，应直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文本《序言》是根据俄文本转译的。在俄文本中，此词是按德文原词直译为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обществениаяформачия，即经济的社会形态。不知为什么中文本“把这一词义颠倒过来，错译成‘社会经济形态’”。[13]1995年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对这一错译作了校正。[14]（p33）“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也如有的学者所论析：“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在同一时间的历史横断面上与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并列的一种形态，它存在于任何社会；而“经济的社会形态”则是人类历史纵向发展存在的一个阶段（其内部也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它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在时间序列上并列。[15]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它与其前和其后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区别是什么，这在“五形态论”的一种生产理论――即只肯定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理论――的视野中，是不可理解的。
但一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一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形态》明确肯定：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和存在的基础，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共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动力性的决定作用。[7]（p32-34）马克思晚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把它确立为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何者居于支配地位，划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原始社会的血缘组织使人联合起来支配自己的生产，使生产以具有“原始的丰富”[9]（p109）的人为目的，尽管这是在较低水平上和以较狭隘的形式进行的。①
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这一否定的否定，它在“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3]（p120）的基础上，向人的生产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的社会形态回复。通过这一否定之否定，人重新成为生产目的――这里成为目的的人不是“原始的丰富”的人，而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9]（p104）《序言》的正文正篇《资本论》对这一未来社会形态的特点以对超越“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的深刻论述作了进一步论证：在未来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人的生产回复到对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支配――“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超越物质生产领域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6]（p926-927）
这三大阶段的划分与“巴黎手稿”的人的本质发展三大阶段的划分是对应的。
所以，《序言》的“大体说来”的“几个时代”的概括，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的概括，而不是纵贯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概括。其所概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也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基本矛盾，而不是纵贯全部人类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
所以，传统理论断言“任何离开了这段经典表述企图从马克思的其他什么论述中寻找‘依据’来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是荒唐的”的结论，是片面的[17]――它把两种生产理论排除在唯物史观之外。
2.这一表述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原始社会，而是由原生形态的公有制社会向次生形态的私有制社会过渡的具有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的社会。
传统理论未能注意《序言》这一经典表述中有两个限定。一个限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表述概括的“几个时代”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不仅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且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因此，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不可能是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原始社会。另一个限定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这一表述明确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此前的向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几种生产方式，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内，当然也都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对抗形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不可能是非对抗形式的原始社会。
《序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涵义应依据“伦敦手稿”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阐述来确定。
“伦敦手稿”以对作为亚细亚所有制典型形态的印度农村公社的深刻研究为基础，论析了亚细亚所有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式：一是作为由公有制的原生社会向私有制的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的亚细亚所有制；一是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亚细亚所有制。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公有制仍然保持――耕地是公社的公共财产，但公共土地已分配为份地――它定期在公社社员之间重分；社员同自己的家庭独立耕作分配给他的份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不动产私有权也已出现――房屋及其园地已属社员私有。[9]（p481）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凌驾于公社共同体之上的作为“总合的统一体”的专制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同生产者对立；生产者村社社员只有经由专制国家的君主的赐予，才获得土地使用权，其剩余产品属“总合的统一体”即专制国家。[9]（p473-474）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具有公私两重性。《序言》概括的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早于古代的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一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它是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较《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中的“部落所有制”的概括更科学。
3.这一表述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规律并非是“五形态论”所理解的包括东方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概括，而是对西欧这一局部地区的西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
第一，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并无普遍性。《序言》的正文正篇《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的必然性”的论证明确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明：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18]（p268-269）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的必然性过程，即“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18]（p129）显然是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的演进路线。
所以，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二，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演进也无普遍性。传统理论以为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奴隶社会是由原始社会演化而来。其实，这是斯大林并无历史根据的武断。[19]（p649-653）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私有制的奴隶社会，两者之间必然要有公私两重性的社会作为过渡的中介。所以，正确的不是斯大林的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演进的概括，而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向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社会演进的概括。问题是：在西欧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作为由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向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演进，为什么独独在西欧地区它则是向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演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明了西欧社会之所以向奴隶社会演进所具备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它有着发达的商业。《资本论》指出：“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这“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16]（p371）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过具体说明：“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在波斯战争时期，科林斯地方的奴隶数月达到四十六万，在埃伊纳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20]（p200）
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商业资本的发展”、“美术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地产的集中、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的形成、“广泛的贸易”，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的连续性发展所能形成的，而是在这种连续发展出现“中断”才可能形成。
为什么西欧社会的发展会出现这个“中断”？汤因比的希腊文明研究，以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否挣脱、割断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从而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取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析，对此作出了解释。处于海洋型地理环境的古希腊民族，在扩展民族生存和发展空间需要的支配下，导致了民族的跨海大迁移。这一迁移的结果是：其血缘关系崩解，建立了地缘的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11]（p130、132）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由公私两重性的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演进路线。正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西欧古代社会奴隶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商业的发达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才得以形成。
西欧之外的东方古代社会则不同，其发生的民族迁移是陆地上的迁移，其血缘纽带未能挣脱，其土地公社所有演变为土地国有，因而不可形成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奴隶制经济。
继汤因比之后，张光直对西方方式的文明发展的非连续性、突破性和非西方式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作出了深入的考古学的论证。其要点，徐苹芳作了概括：
西方方式的文明[突破性的]
（1）生产的手段即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技术或商业程序是决定性的因素；
（2）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
（3）文字产生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
（4）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城乡分离。
西方式的文明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
非西方式的文明[连续性的]
（1）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贸易主要限于宝货的范围；
（2）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
（3）文明社会的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有连续性；
（4）文字的出现与政治、亲族的辨认、宗教仪式密切相关。
张光直对东西方文明的考古学比较研究的结论是：“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而非西方式的或者说东方式的文明的发展则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不能突破血缘伦理型文化的束缚。因此，西方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例外”。①
汤因比、张光直对西方文明特殊性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关于西方奴隶经济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的科学论断。
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三，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制生产方式的演进也无普遍性。在奴隶制生产方式没有普遍性得到合理的科学说明之后，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已指明了封建所有制的特殊性是由其得以形成的内外因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其内因的特殊性是：处于瓦解的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出现封建制萌芽――奴隶制的大庄园经济向小农经营转变。其外因的特殊性是：日耳曼的入侵、征服，导致日耳曼的公私两重性的公社制与开始具有封建制萌芽的奴隶制的相互作用。《形态》指出：“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7]（p28）《序言》正文的《导言》在论述征服的历史作用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日耳曼对罗马的征服，使两者的生产方式“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12]（p100）这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就是封建的生产方式。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因而都不存在封建制。
马克思晚年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菲尔笔记中，对把东方村社共同体的结构当作“封建的结构”、把东方的中央集权制专制制度当作“封建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坚决反对把封建化当作普遍规律。②
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决定了封建制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序言》揭示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几个时代”的演进规律，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是人类社会特定地区、特定阶段的局部规律。但对于全局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对“巴黎手稿”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哲学论证的科学论证：揭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演进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开创的物的异化力量支配的世界史向联合起来的个人通过占有生产力总和实现对物的异化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的世界史即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史演进的规律。
五、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综合
传统理论不承认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因为在它看来：承认这一点，那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纳入早期人道主义的轨道”，那就会“派生出种种不科学的判断”，简言之，那就会“歪曲”马克思主义。[21][22]（p141）这表明，传统理论囿于对经济的社会形态作政治经济学剖析的视界，难以理解马克思晚年为探明由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向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再由经济的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复归的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其理论研究重心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之所以必然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这是因为：只有转向人类学，才能建立两种生产理论，才能进而建立原始社会理论，才能进而揭示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之再生社会这一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对这一笔记的思想作了初步提炼、概括的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信稿，③确立了以下基本理论要点。（1）确定“较古的公社”即氏族公社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2）原生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是人的生产，其演化由人的生产和它形成的血缘关系支配；生活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它以人及其共同体为目的。（3）通过对农村公社与“较古的公社”即氏族公社主要特征的比较，确定农村公社的历史地位：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4）确立研究向次生形态过渡的公私两重性的农村公社在东西方的两条演进路线的方法论原则。（5）结合经济学研究成果，肯定和论证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关于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社会的人类学结论：它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即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6）以人类学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巴黎手稿”开始研究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了综合。
（1）“人类学笔记”从两种生产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概括与“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概括对应：人的本质形成的“真正人的社会”即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人的本质异化的“异化的社会”即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扬弃人的本质异化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即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复归的再生社会。后者对前者的哲学论证作出了人类学的科学论证。
（2）“伦敦手稿”从交换的角度具体揭示了次生社会向再生社会发展的经济形态演进规律，即“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演进，再由“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的产品经济社会形态演进。
依据马克思晚年的原生社会及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演进的理论，这一概括应再补充血缘共同体的“原始的丰富”的自由个性的自然形态经济向“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演进。
人类社会总体的经济形态的演进是四阶段：血缘共同体的自由个性的自然形态经济――“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的产品经济。
（3）“人类学笔记”发展了“伦敦手稿”从所有制角度对东西方两条演路线的概括，把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推进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①
西方社会的演进路线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东方社会的演进路线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马克思晚年的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演进的理论指明了：（1）公私两重性的亚细亚所有制是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2）这一中介蕴涵着往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这是东西方在次生形态阶段双线发展的根据；（3）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发展前途仍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因素而成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通过对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的社会形态理论发展进程的探讨，本文对这一理论作如下的初步整合。
第一层次：哲学论证
人的本质形成――人的本质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
第二层次：经济形态的经济学论证
自然形态的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
第三层次：所有制形态的经济学论证
演进路线[Ⅰ]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演进路线[Ⅱ]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第四层次：人类学论证
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的再生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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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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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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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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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雅琴.“三形态”“五形态”辨析[J].史学理论研究，1994，（1）.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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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9]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8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9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推翻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篇10
2015-04-18[上午（09:00-11:30）]
2015-04-18[下午（14:30-17:00）]
2015-04-19[上午（09: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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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22英语国家概况
00597英语写作基础00795综合英语（二）
04729大学语文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专科）02183机械制图（一）
02230机械制造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2159工程力学（一）
02195数控技术及应用
02234电子技术基础（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185机械设计基础
02236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00012英语（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205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2232电工技术基础
02237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080701计算机及应用（专科）02142数据结构导论
0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
02318计算机组成原理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2198线性代数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30电子技术基础（三）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04732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00012英语（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2323操作系统概论
04729大学语文090622农村经济与管理（专科）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971经济学基础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1442乡镇行政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220市场营销学（乡镇）02541农业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
04764经济法概论（一）02557乡镇规划与管理
04760会计与财务100701护理学（专科）00488健康教育学
02901病理学
02997护理学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2903药理学（一）
02996护理伦理学
03000营养学
03179生物化学（三）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113医学心理学
02864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2998内科护理学（一）02899生理学
03001外科护理学（一）
03002妇产科护理学（一）
03003儿科护理学（一）020106金融（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067财务管理学
00139西方经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54管理学原理
00076国际金融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77金融市场学
00078银行会计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00079保险学原理020114农业经济管理（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27农学概论
00134农业统计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54管理学原理
00128农业技术经济学（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9470创业理论与实务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0129农业政策学（一）00015英语（二）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130作物栽培学（一）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67财务管理学
00139西方经济学
00151企业经营战略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54管理学原理
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153质量管理（一）
00154企业管理咨询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00152组织行为学020204会计（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139西方经济学
00162会计制度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159高级财务会计
00160审计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00158资产评估
00161财务报表分析（一）020208市场营销（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39西方经济学
00185商品流通概论
00186国际商务谈判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55企业会计学
00184市场营销策划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00098国际市场营销学
00183消费经济学020210旅游管理（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067财务管理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011旅游学概论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200客源国概况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152组织行为学020218人力资源管理（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088管理思想史
06089劳动关系与劳动法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090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
06092工作分析00041基础会计学
00182公共关系学
0609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00015英语（二）
06091薪酬管理020230公共事业管理（独立本科段）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318公共政策
03312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261行政法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723非政府组织管理00153质量管理（一）
00154企业管理咨询
03331公共事业管理00015英语（二）
02382管理信息系统
05722公共经济学030106法律（本科段）00230合同法
00249国际私法
00264中国法律思想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678金融法00227公司法
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0257票据法
00259公证与律师制度
00262法律文书写作
00265西方法律思想史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67劳动法
00258保险法
00263外国法制史
05680婚姻家庭法00015英语（二）
00169房地产法
00226知识产权法
0022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0233税法030302行政管理学（独立本科段）00024普通逻辑
00067财务管理学
00318公共政策
00320领导科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261行政法学
0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319行政组织理论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316西方政治制度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1848公务员制度00015英语（二）
00034社会学概论
00322中国行政史
00323西方行政学说史040102学前教育（独立本科段）00398学前教育原理
00401学前比较教育
00881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399学前游戏论
00883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00885学前教育诊断与咨询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02学前教育史
00403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00882学前教育心理学00015英语（二）
00467课程与教学论050105汉语言文学（本科段）00037美学
00540外国文学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015英语（二）
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1语言学概论050201英语（本科段）00087英语翻译
00600高级英语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830现代语言学
00831英语语法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832英语词汇学00603英语写作
00604英美文学选读080307机电一体化工程（独立本科段）02194工程经济
0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245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420物理（工）
02240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00现代设计方法
02202传感器与检测技术00015英语（二）
0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02241工业用微型计算机080702计算机及应用（独立本科段）02324离散数学
02331数据结构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2326操作系统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325计算机系统结构
04737C++程序设计00015英语（二）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2333软件工程080709计算机网络（独立本科段）02331数据结构
02335网络操作系统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49网络工程02379计算机网络管理
04751计算机网络安全00015英语（二）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3142互联网及其应用
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2通信概论080806建筑工程（独立本科段）02439结构力学（二）
02440混凝土结构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420物理（工）
02198线性代数
02446建筑设备
03347流体力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75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2404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02448建筑结构试验00015英语（二）
02442钢结构
02447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100702护理学（独立本科段）03006护理管理学
03202内科护理学（二）
03203外科护理学（二）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008护理学研究
03009精神障碍护理学
03200预防医学（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82公共关系学
03005护理教育导论
03201护理学导论
04435老年护理学00015英语（二）
03004社区护理学（一）
03007急救护理学
03010妇产科护理学（二）
03011儿科护理学（二）030401公安管理（本科段）00369警察伦理学
00372公安信息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235犯罪学（一）
00370刑事证据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371公安决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