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理论篇1
关键词中国越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a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方面拥有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友好的历史。革新开放以来，越南高校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的质量，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1中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设置比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主要仿照苏联做法，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1985年，我国高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史等。由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效果不理想，1998年我国高校重新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到2005年，为了扭转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实效性的下降局面，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颁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05改革方案”。目前，我国高校普遍按照“05课改方案”中规定的“4+1”的课程体系开设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及形势与政策五门课程。
革新开放前，越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主要模仿苏联的方法，开设有马列主义哲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越南共产党历史。革新开放以后，越南教育法规定，越南教育的性质是“带有人民性，民族性，科学性和现代性的以马列主义与胡志明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教育”。2002年，越南教育与培训部出台了关于提高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教育质量若干办法的494号决定。如今，越南高校开设有马列主义哲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历史、胡志明思想。
中国与越南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设置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过向苏联学习的历史，都体现着两国教育与时俱进的特点，但是，由于中越两国国情不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识不同，两国之间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设置也存在着差异。
首先，与越南高校相比，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的科学体系，中国高校“05课改方案”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进而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从而能够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在此方面，越南仍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设置为独立课程。
其次，与中国高校相比，在越南高校马列主义教育中更偏重列宁教育，并且在全国大力宣传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教育。越南国家领导人多次言论中都提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书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几乎没有谈及。
再次，由于国情的不同，中越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及把握有所差异。中国高校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就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与此同时，越南高校的胡志明思想课程也是越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特色。
最后，与越南高校相比，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内容更为丰富，涉及方面更为广泛。中国高校开设有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内容涉及道德，法律以及国内国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高校学生思想道德等其他方面的提高。而越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尚未开设上述课程。
2中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其整体水平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效果。我国从建国之处就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邓小平也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006年8月，教育部部长周济签发了第24号部长令，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教师队伍建设规定》，这使得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步入更加合理规范的时代。教育部还评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秀成果，表彰全国优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老师。全国首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协会于2005年1月在复旦成立。上述一系列的做法都体现了我们党中央和国家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越南教育与培训部，中央科教部和中央文化思想联络部联合举办全国马列主义课教师专题培训班。在这个专题培训班里，教师们不仅可以进行着教学经验的交流，还可以对思政教材提出意见和建议。越南教育部不但广泛收集各个高校对思政教材的意见和建议，还设立多项专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课题。越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的待遇也比一般教师的高。例如，在越南国民经济大学中规定，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工作量是普通教师的三分之一，而岗位津贴则高出普通教师54%。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待遇高于普通专业，因而越南高校存在着教师争当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现象。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越南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两国从教育部到高校都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考虑。两国都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来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更加专业化，能够更好地同时代结合，更加科学地传授知识。当然，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出，越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师待遇比本国高校的其他教师更好。
3中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方法比较
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重要阵地。我国在长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与方法。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中普遍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势，其中主要包括教师讲解，学生问答，教学活动以及辅助教学的仪器设备等。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也被称为是“班级上课制”。这与个别教学相对应，就是讲相同年级的班级或者是相同专业的学生，编程一定人数的班级，由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传授教学大纲的内容。如今在我国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师除了单纯讲解课本知识以外，也会利用多媒体制作相关课程的教案、幻灯片，更加生动、具体地向学生们传授知识。教师们也会播放相关题材的电影、资料片与同学们分享，让学生们在观影的同时对思想教育理论课产生兴趣，更好地消化和吸收老师所传授的相关知识。教师们还会组织课堂讨论，使得师生之间互动起来，随时解答学生们在课堂产生的问题，也可以启发学生，让学生积极主动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课堂中来。我国高校还十分重视“第二课堂”的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学习雷锋月”活动，瞻仰烈士陵园等等。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法，让学生们通过社会实践对课堂所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进行应用和检验，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在考试方式上，中国高校以笔试和撰写课程论文为主，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也是中国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课程。
2002年，越南教育与培训部颁发了关于提高高等院校体系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质量若干办法的决定，要求各高校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开展关于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教学方法革新运动。教育与培训部要求各高校集中力量将传统被动的师生教学关系转化为积极主动的师生教学关系，将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转化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越南高校积极开展教学方法的改革，将多媒体应用到教学当中，通过播放电影等方式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由于越南部分高等院校面对教学资金的匮乏，多媒体教学设备的缺失及使用的种种困难，越南部分高校更多采取组织课堂讨论，课堂扮演与专题研究等活动来提高学生们对知识的自我领悟。在考试方式上，越南笔试、口试、综合测试为主。
在高校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方法上，中越两国都十分重视，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方式推进本国教学方法的改革。由于经济等原因，越南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引入和实践过程要比中国落后。但从课堂讨论，考试方式来看，中越的教学方法相差无几。
参考文献
[1]赵康太，李德芳.中国与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2
1比较现代化。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可以归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的范围。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立论是,现代化在欧洲是现代性因素“内源发生”成长的结果,这种现代性因素以殖民和资本输出的形式从欧洲向外扩张,把世界其他地区强行拉入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的历史运动之中,人类史由此变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非欧洲地区,现代化不过是这些国家应对来自“外部挑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学人对现代化理论还相当陌生,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2］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非常接近现代化理论的某些预设,与它的理论逻辑并无大违。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即风行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成为最时髦的理论方法之一。［3］然而,上述分析框架的取向毕竟不是现代化问题,“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4］那么,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全局呢?罗荣渠先生把它归纳为四个过程:(1)自我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综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和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就现代化的特定意义而言,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只是中国近世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到本世纪初清王朝解体,现代化才异常艰难地上升为诸流向中带有主导性的趋势;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它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5］在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影响下,80年代以来,不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围绕着“传统-现代”这个路径来分析,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论著也以社会转型为中心来解释和评价与此相关的其他历史问题,从而使得中国政治研究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研究”特色。
2国家-社会关系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扼要地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研究模式,它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但因其发展脉络过于庞杂,缺少理论亮点而显得较为沉寂。如果不是20世纪后期国家主义的猖獗,市民社会理论可能就此衰落下去。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直接导因于70年代以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和民主化运动,它受到中国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则是1992年以后的事。从现实来说,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的社会领域自治化进程的回应,这一进程配合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逐步打破国家的全面控制,使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学界引发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主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基于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规律的认知,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治化只有在集权体制下才能加速进行,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权威是完成社会平稳转型的必要条件。“反新权威主义”者(又被称为“激进改革派”)则主张中国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以推动正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市场化、自治化趋势,只有变集权为分权的政治民主化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撇开二者的分歧不论,它们的共同特征均是主张体制内改革。但8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生活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促使中国政治学人对中国政治发展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一个结果是,现存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而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证。体制外改革由此获得了战略意义。此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遂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热点,“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增值性和原创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虽然“国家-社会关系”隐含着运用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来抵御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专横设想,但基本上,在中国政治研究者那里,这一关系更多地被解释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6］毫无疑问,这种非激进的互动取向同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生态特征是相联系的。
3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一种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解释长期经济变迁成因的理论,它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主流学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新制度主义有两个中心概念:“产权”与“交易费用”。产权是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假如某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利用这一资源就要冒着收益不抵成本的风险,即产生外部性问题,从而导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无效率。较之产权而言,交易费用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交易费用简单地说即某一产权界定的运作费用。假如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如何界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无关宏旨,但事实上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取得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新制度主义把“制度”理解为一系列包括正式约束(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非正式约束(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博弈规则”。所谓博弈就是选择,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通过影响个人选择而对一国的经济绩效发生积极作用。［7］在这里,制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制度总是变迁的,制度变迁即产权界定的不断调整,产权界定则是国家最擅长和最本质的工作。这样,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特殊关注无疑引起政治学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和经济学相比,制度更应是“政治”的。只是由于行为主义革命的缘故,制度的研究让位于行为的研究,国家的研究让位于政治系统的研究,规范的研究让位于经验的研究。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呈颓势的70年代,一部分政治学者转向决策理论研究,“制度主义成为政治学研究中一股涌动不已的暗流”,他们适逢其时,因为一部分经济学者也转向政治研究,“经济学研究中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鼓舞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家”。［8］显而易见,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汇合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制度”这一关键变量打通了个人行为与集体行动、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新制度主义,论出身,是经济学的,论归宿,却是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人们把它视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范例的原因。新制度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时间则更短,目前主要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使用这一理论方法,分析中国政治问题也很自然集中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国家与市场一类很“经济化”的主题上,而主要不是社会政治问题。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有望“刷新”政治学并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领域。
比较现代化：主题与问题
持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考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多半都同意,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回应西方挑战,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实现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这里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衰落主要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王朝可以通过动员自身资源克服危机,自我复制,但在西方冲击下,王朝循环被中断,从此以后,中国的变革是围绕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中轴而进行,是受外来影响支配的。［9］
这一主题和假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相当长时间内,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主导地位。韦伯把中国未能早于或与西方国家同时开始现代化转型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心理上的特点”,即与西方新教伦理价值取向大异其趣的儒教精神和生活态度的消极作用。这种从文化-心理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历史起点的观点曾对中国学者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以及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性挖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化决定论”的解释效力。［10］它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中国落伍的原因。在整个80年代,在注意吸收国外中国研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社会组织、人口变迁、城市特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的探讨大大丰富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障碍的认识。例如,融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于一体而富有弹性的农业自然经济、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国家政治和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干的宗族伦理构成的自洽性的社会结构是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所在,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对政治学者来说,上述研究文献涉及到的前现代时期中国政治的特质无疑是最令人关注的内容。的确,许多资料表明,18世纪的中国有过启动现代化最有利的时机: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正向东方扩张,外部挑战开始出现(按现代化理论,挑战是现代化的机遇),另一方面,王朝正处于全盛期,政局稳定,而且中央集权化官僚体制的专门化、职业化和理性化的特点都很明显,完全具备应战能力。但为什么中国却不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海外中国研究主流学派的观点是,清王朝这样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过于关切自身的统治安全以至压倒了现代化的取向。这使得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并因过分强调控制而导致权力内重外轻、政务懈怠、行政退化、。到19世纪,“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所用。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11］换言之,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现代化转型的先天障碍,即使在它“非常具备现代转变条件”时同样如此。需要指出,中国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很早就触及到这一结论,［12］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把政治问题作为中国改造的中心问题,只不过没有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加以系统论述罢了。
于是,革命便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虽然在90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提出深刻的质疑,但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相信,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内在强制单靠功能的转换是无法改变的。问题是,革命摧毁王权以后,却没有能够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封建制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集中权力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在一个已经集中权力的官僚政体中,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推行现代化的变革。［13］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在于,当中国有机会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反现代性的专制型中央集权政体,而当中国最终被纳入现代化潮流中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予以保证时,中央集权政体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丧失了整合和贯彻的能力。旧秩序已经分崩离析,新政治规范无从产生,中国现代化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暴力冲突中步履蹒跚。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上寻求根本解决的激进方案,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重组社会秩序,便成为多数现代化精英的选择。显然,在这里,“革命”这一曾经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反帝反封建”范式的中心话语被置入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革命既是一个分权运动(摧毁传统的政治结构,打破专制的中央集权),也是一个集权运动(重建国家,为现代化提供新的权威基础)。
1949年共产党开国建政,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的重构现代化新权威基础运动的结束,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经济建设时期。比较现代化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以工业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建设对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政治权威为推动工业化作出了什么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又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后果。许多文献都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度,人口规模超大与社会资源总量贫乏的尖锐矛盾使现代化具有一种极为紧张的性质:从时间上说,需要把西方三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浓缩为几十年内完成;从空间上说,需要迅速的富国强兵以打破新政权面临的外国敌对势力的封锁包围,这就决定中国的工业化不能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战略”。“赶超型”工业化需要规模庞大的资本投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为它提供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来源的部门只有农业,于是注定农业要成为工业化的唯一索取对象。这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条件下是不容易做到的,但1949年的革命正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因而国家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政策把农业剩余集中在自己手里,实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中国工业化的特殊逻辑必然创造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乡村,为了最大限度动员和提取工业化所需资金,必须克服后出现的小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农业的制度性后果,以合作化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收回农民独立的财产权利;同时为了使农业为国家经济发展蓄留大规模劳动力,必须冻结农业人口流动以压低其机会成本。这样便有了政社合一的。在城市,为了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满足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性提取和再分配,必须以组织化的社会生产代替分散的私人生产,由此又必须把原属于职业意义的“工作场所”改造成直接承担汇聚资源、供给公共产品、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隶属于国家行政机器的“政治单位”。［14］“赶超型”工业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造成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极度依赖,因而政治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渗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阶层,使中国社会政治呈现出鲜明的“国家全能主义”特质。国家全能主义现代化模式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对社会生活的高强度控制,虽然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若干目标,但却最终导致社会的普遍困顿,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提取无以为继,反过来又使工业化和国家政治体制陷入危机之中。这是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深刻动因。
比较现代化无疑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的分析框架,即使是对某个短时段和某些个案的研究,也因其依托于这一分析框架而显示出大历史的理论风格。它在中国学界享有重大影响不是偶然的。但是,作为比较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假设却一直为人诟病。在早期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承认世界现代化进程首先肇始于西欧,然后经欧洲其它地区和北美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拉美所有国家,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一过程视为欧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即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西方中心论”假设是以现代化理论中常用的“传统-现代”二元模式为基础的,根据这一模式,传统与现代在性质上是两个对立的无法兼容的要素系统,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可以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化就是前者经过传播而获得后者的共同特征。因此,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多由对“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检讨开始。布莱克认为,现代性与传统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极端状态,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故而应把现代化理解为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过程。在布莱克倡导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重点转向对不发达国家本身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互动关系的研究。［1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柯文提出与“西方中心论”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问题。所谓“中国中心观”是指近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逻辑发展,19世纪西方的登场制造了种种问题,“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16］这种偏重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外来因素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向方法”(internalapproach)很自然导向对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判。然而,柯文的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尽管它为一部分中国研究者所支持和追随,但只要细心阅读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著,不难发现在大历史观方面,他们根本无法埋葬“冲击-反应”模式(例如在许多批判这一模式的文献中仍广泛使用“早发内生”、“后发外生”这类现代化分类概念)。毕竟,19世纪列强的入侵确确实实导致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便柯文本人也不得不把中国问题作分层处理,承认至少在“最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兵工厂、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总理衙门等等的出现是对西方冲击反应的直接产物。［17］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积极清算“西方中心论”的多为西方学者,［18］中国学人至多只怀有意识形态的义愤,至今很少见有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述,这是耐人寻味的。［19］
国家与社会:边界与互动
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而又具有张力的分析架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无疑是西方学者对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前后社会政治变革的思考的结果。如前所述,这一理论通常以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态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成长导致社会领域相对于国家的自主化而问世的。这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在许多论者的笔下往往又以“权威理性化”、“文化世俗化”、“结构区分化”这样十足的现代化理论语言加以表述,而且从结构来看,一个执着于“传统-现代”的纵向比较,一个钟情于“国家-社会”的横向分划,因此在精神气质上,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所以有学者认为,当中国学者引入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及理论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定位为对中国欲实现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探究。”［20］
有趣的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方兴未艾之时,市民社会理论会异军突起?如果说这两种研究天然亲和,为什么后者的崛起让人多少感到前者的衰落?单纯从理论自身的角度看,这可能与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中国语境强化的权威主义取向的内在矛盾有关,从政治发展实践的角度看,它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动员型工业化的挫折导致国家危机的产物。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不是来自社会自组织,而是来自一定的政治权威,正因如此,“国家全能主义”便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国家全能主义”与现代化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现代化需要国家通过政治动员来推动,然而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动员的特质是政治权威的行使没有确定的体制程序和法律程序,它运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权威地组织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然使现代化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震荡性,把现代化引向危机。为了解决危机,国家又不得不通过更加强制专断的方式来满足自身对社会控制的需求,抑制来自各方面潜在或公开的挑战。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权力高度集中。［21］国家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同构(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均集中于政治领域)和中心重叠(即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均由政治的强制逻辑一以贯之),社会完全成为国家的行政附属物。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场针对这种国家高度集权的分权运动:它把直接经营生产的权力返还给企业,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返还给市场,把经济活动中的社会性监督与管理的权力返还给社会,这样,在“国家领域”的身边,开始生长出一个粗陋的“私人领域”。“直到1992年,当中国的改革进入市场经济在日常生活中普遍确立的阶段,‘社会’才被人们逐渐注意,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话语才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如此普遍的注意。”［22］但要注意,仅有市场经济的发动还不足以促使人们关注市民社会理论,正如前述,只有配合着80年代分权运动而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这一改革的受挫才是市民社会理论兴起的真正原因,而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研究中以国家本位为取向的总体性理路的危机。如果说,民主化进程在体制内因各种各样复杂因素的制约而辗转反复,那么体制外市场经济的发育和社会自主性的生长则为民主化的迟早来临准备坚实的土壤;如果说,民主化进程的突破有赖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变革,那么民主政治的最终实现和正常运行则有赖于国家以外的社会的支持。这正是市民社会论者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对于国家权力体系民主化的意义表现在:(1)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2)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带;(3)市民社会是民主力量生成积累的基地;(4)市民社会是民主平稳发展的平衡砝码。［23］尽管有人批评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更多是一种“理性的价值建构”,未必适切中国的实际,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总体状况的确发生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变化。第一、虽然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但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控制已逐渐呈现多元化态势,社会很大程度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发展出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形式。第二、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这表现在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言论、发表、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状况较前有所改善。第三、随着从旧体制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的发展壮大,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开始了民间社会的组织化进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非赢利性团体和非行政化的赢利性经济组织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主体。［24］因此,研究者认为,中国市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建构”,而且是一种“实体存在”。按它的发展逻辑,没有理由低估它在政治上的意义。
无论市民社会概念本身存在多大争议,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恢复了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刷新人们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知识。市民社会无疑是独立于国家的一个领域,但市民社会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因此,欲考察民主实现的条件即民主建设问题,不能撇开国家单纯着眼于市民社会,必须从一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出发。研究者举列了四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1)强社会-弱国家;(2)弱社会-强国家;(3)弱社会-弱国家;(4)强国家—强社会。［25］第一种模式反映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理念,即社会对抗国家;第二种模式反映了现代权威主义的要求,即国家宰制社会;第三种模式见诸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国家和现代不发达政体。这三种模式都与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建设目标相违。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中央权威的衰败而导致地方势力的盛行和民间社会的活跃(如1915-1936年间)的确也曾使现代化得以在社会中自发和自由地生长,开创过“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但这种现代文明因素之间缺乏有组织的相互联系和呼应,不可能产生持久和整体的效应,而且在外敌入侵和内部保守势力的夹击下迅即凋敝破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引导,社会现代化的成果就无法积累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首先得有资源可资动员和提取,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经济和自主的私人交往领域,正如前述,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则无以为继,反过来使现代化陷于停滞。特别严重的是,国家的危机反应促使国家强化对社会自主领域的干预和控制,最终既吞噬了社会,也断送了国家。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既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第四种模式即强国家-强社会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理性选择。这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主流观点,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肯定国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制度创新避免社会对抗国家和国家宰制社会的局面,争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平衡。90年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研究可以视为对这一观点的一个响应。
显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平衡涉及国家与社会的边界问题。无论是从国家具有优越于社会的权能和扩张性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与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看,国家与社会边界问题的重点都应首先落实到对国家行动合理范围的界定。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领域比较而言总是脆弱的,所以需要国家保护,由此决定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制订普遍性的行为规则,提供法律保障,以及当社会出现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时以公共权力的角色进行仲裁。但是国家又是个人权利最可能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因此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又应从消极方面予以界定,即凡是社会内部有能力调解和从事的活动,国家都不应插手干预。这成为80、90年代政府改革的“小政府、大社会”思路的一个理论依据。［26］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权力过于发达、控制力过于强大,各种非规范性的社会力量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而由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所构成的社会权力则十分弱小,尚不足以对行政权力产生有效的制约,也不足以对非规范性的势力产生有效的制约。”解决这一问题应朝三个方向努力:第一,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的强有力的作用;第二,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和不适当的介入和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离;第三,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成长起来。［27］可见,国家与社会边界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国家限度”的探讨。从根本上说,“国家行动的限度是靠制度化、法治化来保证的。……它要求国家行动和国家官员的行为必须接受选民的政治监督并接受法律所界定的规范,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相一致且具有制度化保障,要求资源分配的公正性与资源使用的有效性。”［28］
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为解释与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围绕着市民社会的构建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按照邓正来的总结,这些问题与其中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舶来”特性紧密相关,当西方市民社会模式成为中国政治批判的依据以后,它很容易带来两个误导,一是将该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找一些符合该理论模式前提的伪本土经验材料(例如有论者把中国王朝时期的“民间社会”作市民社会解);二是依循这种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作片面性解读或片面性评论。当然,他把这归咎于“现代化框架”内在预设(西方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有效性)的影响,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批评可与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联系起来。［29］对中国政治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新制度主义：国家与产权
80年代以来,制度创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同名词,最先是频率极高地见诸经济学者的研究分析中,随后扩散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现在人们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是由国家率先发动的,但它的理由却植根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发轫于政治中心之外的广大的边缘地带,然后逐渐回馈影响到政治中心,促成改革的全面深入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或“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就是对制度创新路径的一种形象描述。
中国改革为什么不是自城市而是自农村始?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只有当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收益大于为获取这种收益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创新才可能发生。制度创新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表现在由于改变既存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而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震荡,由于社会失序导致新利益群体的行为选择突破原有的理性边界而必须制订新的规范和约束并组织实施,同时为清除制度变革阻力以免其对脆弱的制度体系造成冲击而必须提供安置、疏导或暴力控制的设施。显然,当时处于刚刚结束时期的国家既无力也不愿承担这些成本,于是,制度创新选择了从比较成本最小、突破口最容易的部门入手:国家放松对农村的管制,让农民自发进行发展所必须的体制方面的探索。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创新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理想化的分析。
事实上,农村的改革与其说源自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即净收益的正向激励,不如说源自实际收益与实际成本的巨大反差,即负收益的反向激励。制度的效率只能事后评估。周其仁对改革开放前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系统的收益和费用的分析表明,在1957-1961年间(以1960年为峰尖)和1972-1981年间(以1980年为峰尖),国家控制的收益指数增长相对于费用指数增长出现倒挂,也就是说,国家提高农业公有化程度引起制度费用的连年快速增长大于国家由此获得的收益指数的增长。“收益-成本”倒挂的背后是饥荒和停滞,它的后果是迫使国家在政治失败和政策退却之间作出选择,国家除了动员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动员农民增加生产并实行自救,别无他途。虽然60年代的政策调整还不能算作制度创新,但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和确立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实际上为后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两个支点,“谁也不曾料到,正因为有了这两个支点,农民增强了对集体的谈判地位,集体则增强了对国家的谈判地位,从而为改革集体公有制准备了条件。”［30］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在一个可以围绕制度形成和改变作交易的环境里,国家从对农村经济无所不在的控制状态大踏步后退,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低成本的控制系统和农民的政治支持;农民则以保证对国家的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及其流转权,承包上缴之余资源的私产权,以及非农资源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最重要的是,国家在交易中转向保护新的有效产权的政策方向,并且它已经不能再单方面改变产权而无须经过与农民作进一步的交易。”［3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究竟是什么机制使国家的控制在1950年以后能够不容挑战地深入到乡村基层,而我们知道在以往任何时期国家都未曾作到这一点。比较现代化研究是从政治权威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来分析的(见前面所述),新制度主义充分肯定这一分析视角,但是把它纳入“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这一框架,作出制度主义的独特解释。所谓路径依赖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初始的制度选择即使是偶然的,但由于其带来“报酬递增”,结果强化了这一制度的刺激和惯性。从表面上看,50年代初国家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与后来国家收回农民土地私有权使农民成为无产者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却是一致的。这就是50年代初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不是产权市场上土地交易的产物,而是国家运用政治暴力剥夺地主转移土地产权的结果(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其政治上的“利润”就是体制外的动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上事先就凝聚了鲜明的国家意志。既然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本来就不是“购买”来的,而是“分配”来的,那么,国家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目标和需要改变原来的“分配方案”。所以有论者说,在形成的农民个体私有制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后来集体化公有的一切可能的形式。［32］前一个选择决定和影响了后一个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当国家取消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而农民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法,从而最终接受这样一种非合约性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制度变迁或者进入良性循环,或者沿着原来的错误方向自我强化,以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中难以自拔。这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借助外部力量或政权的力量。于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模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是相对于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而言的。新制度主义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类模型,一类为需求诱致型,一类为供给主导型。前者指创新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它是以奠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的;后者指由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它与一个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且国家力量相对强大的集权型决策体制相适应。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国目前所选择的是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型,其特征主要是:(1)在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的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居于优势地位,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形式、深度和广度;(2)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所追求的目标是双重的,一要通过使权力中心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以赢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抑制潜在的反对派势力的生长;二要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以扩大社会全体的福利,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3)政府主体在推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为防止下级政府或非政府主体利用上级授权谋取自身利益而使改革发生变形,要求维护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威。［33］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无疑是国家。如果说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那么它一般是而且主要应该是由国家“生产”的。国家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法律、秩序和保护产权,并以此交换税收。按新制度主义分析,国家作为垄断者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性的服务。例如,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无法避免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对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而言多半不成为问题,因为国家可以凭恃其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减少或扼阻“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总而言之,在供给主导型变迁中,国家掌握的暴力潜能使它享有极大的主动性,一旦它发现制度创新方案的净收益大于零,就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强制性地进行试点,并通过设置人为的改革“进入壁垒”来弱化外部性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34］
但是,国家果真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吗?国家的强制性变迁能完全“生产”有效的制度供给吗?上面说过,国家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一般规则,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也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由此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标其实是冲突的: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有赖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可能并不有利于国家利益(租金)的最大化。这里关键是要把国家理解为一个遵循经济原则的具有自己独特利益的统治者,即“他”也是具有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经济人”,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面临着潜在的竞争者。第一,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交换关系”,国家的制度供给本质上是以提供垄断性的服务换取垄断性的收入———赋税(由此剥去了国家的神圣性)。第二,国家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由此剥去了国家的中立性)。第三,国家在外在竞争压力下不能高枕无忧,“其垄断权力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由此剥去了国家的稳态性)。［35］国家的这种世俗化的经济理性特质支配着国家关于制度变迁的态度。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国家对预期政治收益与政治成本的比较是国家是否主动实施制度创新的先决条件。不能说国家没有建立有效产权结构的动机,但假如有效产权的确立意味着失去既得利益的集团将从国家政治上的同盟者变为反对者,那么至少在短期内国家不会触动那种虽然无效但能保护该集团既得利益的产权结构;同理,假如经济利益的独立化意味着政治的多元化,意味着对政治秩序和执政地位的威胁,那么尽管预期到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有助于提高社会总产出和扩大税收来源,国家也会对无效率的产权结构采取容忍态度。［36］再如中国民主制度建设,尽管目标明确,但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坎坷,从国家角度考察,盖源“当国家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或最后裁决者时,国家显然不会供给或认可那种不能使其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民主制度的初始形式”。［37］
政治研究者在这里碰到了一个悖论———所谓“诺斯悖论”:一方面,没有国家及其人(行政官僚)的介入,财产权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界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国家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可能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所以诺斯说:“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38］从根本上说,诺斯悖论是不可化解的,这是因为国家的活动始终面临着两重约束,一是交易费用的约束,二是竞争环境的约束。交易费用大于零,决定产权的界定必须不断进行,统治者必须出场,而统治者在界定产权结构时必然索取“出场费”;在竞争环境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集团,当这些集团的势力达到临界状态时,统治者会与有利于该集团的产权结构妥协。其实,这不仅仅是新制度主义的看法,而且是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传统观点,新制度主义不过是从经济学上确立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从而把这一古老的问题奠基在现代学理逻辑上,使其更具解释力和穿透力。总而言之,“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39］国家的介入只有当面临硬的财政约束、技术手段控制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约束时才会行止于其合理的边界上,因此,“国家理性”是需要国家内部分权机制尤其是国家外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的。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来说,无论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的国家主义学派还是主张“守夜人”国家的自由主义学派都不得不在诺斯悖论前重新调整自己的理论。
新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界已经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有人指出:“它的革命性理论含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充满想象力的独特思路,甚至它的表达方法所包含的理论趣味,使得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引起的震荡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西方经济理论。”［40］这里只要把“经济”二字改为“政治”,则完全可以借用来描述它在政治学界的殊荣。同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一样,新制度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应用可能需要比经济学更多的限制条件,需要在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的特殊性之间寻求更合适的路径与接点,但是它的基本方法、中心概念对于中国过渡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建立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注释:
［1］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66-71页。
［2］罗荣渠先生列表对二者有较为详细的比较,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86页。
［3］其实,“现代化”一词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已散见于中国学人的演讲、论著和报章当中,到30年代以后已经作为一个标准的社科词汇频频使用,而且在讨论中也涉及到现代化的“障碍”、“前提”、“条件”和“方式”这样一些30、40年后才兴起于北美大陆的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但中国学人的现代化观点在学理上仍然是模糊的、零碎的,这里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因此,中国虽然早于西方提出现代化概念,但现代化理论于中国却是舶来的。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36页。
［4］［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8、239页,第243页。
［6］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7］参阅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戴维斯、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主义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49-72页。
［8］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载《公共论丛》,1996年第2卷。但何增科认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有区别: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强调个人行为受利益驱使以及理性的个人选择的重要性,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强调个人行为受社会规则驱动以及个人偏好的形成受制度的影响。不过,二者都承认制度在影响个人选择从而影响社会结局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9］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的命题,在比较现代化论者中也是一个主流的观点,显然,它受惠于费正清学派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中的重建机制》,《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页。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和质疑总体而言是无力的。
［10］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确成为挑战韦伯观点的重要例证,这方面的著述同样很多。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儒家文化体系始终包含有经世、忧患、变易乃至“革命”的因子和思想潜能,它们与现代化的联系是不能简单否定的。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当然也包括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措施和方法的失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清政府面对挑战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但其改革始终只是政策而不是结构调整,并不能回应社会对全面变革的历史要求,它最终造成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从而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彻底丧失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能力。问题的症结还是政治性的。见萧功秦:《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研究》,《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9-312页;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第74-103页。
［12］如杨明斋、王亚南、张素民、董之学等人3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即认为中国落后的主因在政治,因此主张“主要还是要从政治上来想出根本的彻底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与建设”问题。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14］这方面的文献可参阅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秋季卷;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美］C．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8页。［16］［1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学术动态1989年,第174页,第40—41页。
［18］例如,像亨廷顿,其“文明冲突论”在中国深为学人所诟病,然而他却是明确反对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等量齐观的。见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4-356页;《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8-72页。
［19］杨豫先生认为布莱克提出现代化的重点不在于回应外界(发达西方国家)的挑战刺激,而在于处理自身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即重视研究传统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现代性要求的适应,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清除了“西方中心论”在现代化理论中的统治地位(见杨豫为《比较现代化》写的“译者前言”)。但这恐怕不够。要彻底清除“西方中心论”,也许得采取弗兰克那样的釜底抽薪之法。弗兰克认为,“西方中心论”是基于西方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而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西方组建起来的,因此,要证伪它,必须证明(1)西方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兴起的,或者说,西方的兴起不是来自它自身的特殊性;(2)西方很长时间,至少在18世纪以前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毋宁说,它是1400年以来即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弗兰克从白银的流向来考察历史,结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西方中心,如果硬说有的话,倒确实存在过一个亚洲中心,其代表是中国和印度。见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当然,弗兰克的历史分析也存在许多问题。
［20］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载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57页。
［21］见王沪宁:《革命后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22］许纪霖:“从范式的确立转向范例的论证“,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23］见燕继荣:“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双边进程”“,《东方论坛》,1997年第2期。
［24］见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王颖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康晓光:《权力的转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5］［26］见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
［27］见李景鹏:“走向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28］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29］参阅邓正来:《国家与社会》,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7-290页。
［30］［31］［32］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夏季卷。
［33］［34］见杨瑞龙:“渐进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载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5-76页,第88页。
［35］参阅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164-165页。
［36］见杨瑞龙:“渐进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载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37］唐兴霖、马骏:“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38］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页。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3
CentURY比较政治制度中的“比较”是比较什么、怎样进行比较的呢？美国学者w•威洛比（w•F•willoughby）在其代表作《现代国家政府》中，对此曾有如下论述：“……第一是关于政府的问题；第二是探讨世界各主要国家实际上如何解决有关政府的问题。对学生们来说，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政府结构和特点的大量事实并不困难，但弄清作为这些事实背景的基本原则，以求解释这些事实却并非易事。简言之，掌握各种机构、程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差异的实质特征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突出，即往往由于对政治机构只作形式的、表面的说明，结果学生被引导去直接研究各个具体的政治机构，而忘记了首先应了解基本的政治原则。但是，正是这些原则才能使学生对学习到的事实进行理论性的说明。”也就是说，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制度背后的基本原则，要在各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无论纵向比较还向横向比较均无例外，这样才会把握住制度的实质和动态。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关键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升华为比较内容的规律性。整个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每一个知识点都需要在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标准比较分析后，形成一般结论和发展规律。
二、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平衡”
就目前《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体系来说，大多数教材的内容体系并未能很好地体现以上要求。目前主要有两类较有代表性的教材与著作，一类是注重比较，比较的重点是基本原理，如复旦大学曹沛霖教授等人主编《比较政治制度》，还有一类情况重描述，即以国别体的形式对西方各国相关政治制度进行十分详细的介绍，如郑楚宣、刘绍春所著《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以及田卫民、张桂林所著《比较政治制度》。不管是采用重比较还是采用重描述的教材，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均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种平衡:
（一）基本原理讲授与具体制度比较之间的平衡
比较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讲授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时，自然就离不开对这些政治制度的思想渊源、这些制度所反映的基本原理的梳理和讲解。这些思想或理论原则并非具体的政治制度，但却体现在政治制度之中，是具体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支柱，是政治制度大厦的基石。从学科角度而言，政治制度方面的基本原理，更多的应该属于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的范畴。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般对相关的知识有些了解，但只是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在讲授这门课程时，这些基本原理或重要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不提及。另一方面，既然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是对政治制度的比较，因此，对各国的政治制度的讲述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留意两者之间的平衡。具体做法是，在简要介绍政治学理论相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如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等为主要的视角，对各国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做出的理论概括，建立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个案研究。
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重在进行比较，比较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又要重视各国不同的特点及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以及缺陷。因此，在讲授课程时，应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第一，以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为视角，如把政治制度分为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第二，在将政治制度具体分为以上几个方面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第三，讲授政治制度不同方面的特点，这是该课程的重点。在这一部分中，重点在于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框架和宏观的整体分析，这种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又必然超出经验研究而走向抽象和概括；第四，各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部分中，要按照前面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来介绍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层面，这是一种描述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深度的描述与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比较提供可能。
（二）国别介绍与综合比较之间的平衡
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国别政治制度的比较，即在布局谋篇上，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国家(通常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具体政治制度为章节，对各国相关的具体政治制度(如政体、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等)进行介绍与评析，另一种是重综合比较，在综合比较中，一般是先介绍相关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然后再分别从某一种制度为切入点对之进行比较，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兼顾比较各国相关政治制度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二种方法各有优点。第一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各国政治制度，对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介绍与分析较为透彻，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重点介绍了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或者说由于过多地把握了政治制度的细节而缺乏比较的自觉性。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似乎对于一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了解过于注重细节而遮蔽了比较的视野从而缺乏从宏观上总体上与他国进行比较。
从比较及比较研究方法的要求来看，应该主要进行综合比较才能确定事物间的异同，才能认识事物之间彼此间的联系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比较政治制度》课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对于各国政治制度的综合比较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达不到比较的目的了。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在注重后者的同时，也不能偏废前者。现实的做法是将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只在综合比较时，有针对性地提一些各国政治制度特点方面的问题以检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三）在讲授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与介绍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之间取得平衡
从当下的教材而言，大多数的教材重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国)政治制度的介绍与比较,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无论是从理论渊源上来说还是从在世界上普及的范围而言，现行的大多数政治制度均起源于西方，并且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点介绍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重中之重。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因经济生活方式、特定的历史、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给政治制度带来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在总体上采用某种政治体制的同时，又带有自己的某些特色与创造，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注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介绍与比较的同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关注。
（四）我们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野去寻求政治文明的共识
“在比较的视野下，了解外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外国。”我们学习、研究、比较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更好地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不能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为由而一概将之拒之门外。这些都不是科学地对待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们要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政治文明的成果，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民族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西方政治制度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不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国近年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在很多方面就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部分内容，这对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在进行政治制度研究时，既要考虑不同政治文明的差异性甚至冲突性的一面，又不能忽视不同文明之间融合的趋势。
三、结语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4
关键词：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特点；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生中开设《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从而使其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有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了解各种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助于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并且注意适当的教学方法。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政治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逐步起源发展起来。政治制度研究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逐步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比较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研究再次分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还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比较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其核心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比较则是指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围。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某种政治制度。
与普通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它总是把两个甚至几个国家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等。这是其特殊性所在。
（二）对比较方法的依赖性
在政治学的五大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制度则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的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了特定的兼容性。因此，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比较这一个基本方法。
（三）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政治制度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了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源泉。比较政治制度与法学中的宪法学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制度与宪法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共同的内容展开了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政治制度生态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可以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一些相应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因此，执教《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宽泛的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
二、《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方法
决定课堂教学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上述特点，可以运用下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世纪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系统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主义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要理解和判断某一事物的存在，必须观察这一事物所处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方法注重宏观和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把这一事物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并注意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它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且试图寻找客观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指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在关注个体事物的同时，强调通过个别现象发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被个别想象所迷惑。
因此，在讲述某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应尽量采用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讲解该政治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逼真的还原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某种政治制度形成、发展历史以及该制度同当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以今天的某些观点来想当然的看待历史问题。
例如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先概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王位的继承历史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妥协传统、英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形势，乃至英国国王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与此同时可以向学生推荐了一系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洛克的《政府论》等。
（二）大量采用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强调和依赖比较研究方法的课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比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将比较看作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的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做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因此，基于《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量的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议主要采用的比较方法有国别比较方法（如中美比较，英美比较等）、专题或者专项比较方法（如比较选举制度，比较议会制度等）和注重价值的综合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还对政治制度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家间比较来得出科学结论。
此外，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比较，还从制度的生长和运做环境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政治制度无法简单移植的道理。
（三）恰当设计授课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很强，需要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无形扩大了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
同时，《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就一个国家而言，需要讲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此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色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基本政治制度。
因此，要想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授课过程中，讲解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这几个途径来安排教学内容。
第一，凡是涉及到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地方，只是简要介绍其方法和成果要点为本课程所用，但是推荐有关的书目给学有余力和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课外阅读。
第二，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着重讲解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客观的把握。
第三，简明扼要的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基本了解。
第四，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价，不但讲解课本上的基本观点，也讲解教师本人的认识理解，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预测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和师生相互问答来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把握《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特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较政治制度》的教学实践在历次学校教学评比中，均被评为优秀，获得了学生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7.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5
关键词：教法；理论思维能力；经济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33-03
教学方法对于一名教师能否成功授课至关重要，如何能够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种思维的方法，一名成功的教师应予以充分重视。从效果上来讲单向度的灌输性教学行为，学生只能学到简单知识，并不是他们所要掌握的核心部分。教师教学重要的就是让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学到了思维的方法，而且还能达到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当然要想实现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探索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学生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基础科学，在教学中比较容易发现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经实际调查研究发现，经贸类大学学生的素质普遍较高，他们大多能够对于学科专业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常能够积极思考课堂问题，并踊跃发言，主动探索，体现出较强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然而，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体现在：第一，对于缺乏专业功底的学生来说，政治学理论的分析与政治学方法的掌握存在着较大的难处。对于经贸类大学来说，他们的专业方向多为实用性的，比如经济类、法学类等应用性学科，而“从教学方面来看，不同学科领域内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具有不同的要求”，这就使他们产生了对于政治学理论的陌生感，即便他们具有对政治学研究的兴趣，但是专业功底的不足仍是制约其深入探索的一大瓶颈，为此，对于这一类学生的教学授课，教师的难度相当大。第二，对于拥有具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充分利用所学知识的实践中也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他们现有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尚不能够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对于初入社会的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独立地进行思维判断并准确实践确实存在着不小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本门课程给予的重视稍显欠缺，这也是对此进行详实分析以及调整改善的重要原因。第三，目前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仍然是较为单一与传统，大部分教师的讲授仍是按照以往的思路进行，导致成果的低微和教学模式的僵化，其实，在其他领域收效卓著的很多教学方法都可以适用在本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而教学方法的开拓与创新正是一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所以，在教学方法的探索上，这门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而推陈出新，使我们的学科教学取得更好的成绩。
二、研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意义
研究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对于经贸类大学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门课开阔视野，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对于学生来说，其意义和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有利于学生在应用实践的基础上提升理论思维能力。经贸类大学的学生专业应用性非常强，然而关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却显得非常薄弱。在正常授课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偏向某一个单向度应用性专业，学生经常听不懂教课老师的的知识讲授。部分老师可能会改变授课风格，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结合实例的方法来讲解，虽然能帮助学生进行理解，但是一味地迎合学生不利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作为授课教师，在结合实例进行讲解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第二，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与路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这门学科需要前期基础性课程所提供的理论准备，例如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学习。对于公共管理相关专业的同学来说，这些课程大都进行过系统学习，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讲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相关基础课的支撑。此时，如何使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现在教育的目标越来越倾向于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全面素质的增强，而科学学习方法的养成则是重要的一方面，这方面能力的提高将直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三，有利于学生培养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维模式。“理论储备与实践智慧是教师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基石”，因此对授课教师来说，就是通过《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来实现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深度结合。由于学生还没有接触过相应的理论，所以还不会运用相应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实。作为教师来说要做的就是要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或使之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甚至在经过一段实践的训练后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思维模式，这样有助于他们掌握一种科学的思维范式，而这正是促进一个人健康成长的最为关键和最为核心的因素。
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方法分析与探讨
对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二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构建科学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在这门课程教学中始终遵循着这样几个理念：第一，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进行教学。通过老师授课，学生最终所能掌握的相关知识依然是表面的，还很难对这个领域有着专业的分析和运用能力，他们的重心依然是停留在本身的专业基础上，“没有专业基础的人在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里面发展，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教师应该结合他所学专业和兴趣爱好，使他将所学课程与所学专业有机结合起来，或者更进一步使他加深对原有专业结构性知识的理解和认知。第二，将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核心宗旨。虽然教师教授一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其获得相关的知识，但让学生掌握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更为重要。知识是无限的，我们无法穷极世界上的所有知识，所以寻找到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如是，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或者依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发现新的问题，而这并不是仅仅通过读书就能获得的能力。基于这种考虑，老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例如课堂发言、组织辩论等都要贯穿这种思路，引导学生对这种思维模式产生主观自觉。第三，紧密结合本校的发展思路。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要紧密结合本校特色，比如在很多经贸类大学中，国际化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教师的教学方法研究也应具有这个特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实际上也是一门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为视角的课程，它的国际化内涵毋庸置疑，只是它重点在于政治制度领域，很多学生愿意选修这门课也是基于这个特点。因此，这门课不仅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意义重大，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很多外国留学生也主动选修这门课，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门课的国际化色彩。因此，我们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活动中也要紧紧抓住和贯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化特色。
2.《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和路径。结合上面的分析和指导性原则，我们认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教学方法应从以下视角出发，既要考虑本学科的特点，又要兼顾到经济类专业、法学类专业、外语类专业、管理类等专业的特点，尽可能达到教亦有道，学有所得的目标。具体来说，我们将要采用这样几种教学方法：（1）经济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对政治问题的考察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经济根源。如今经济分析方法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这种分析视角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例如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分析方法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的制度分析，主要是政治制度分析又居于核心地位；博弈论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也日益进入政治领域。很多政治学专业也都开设了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到了博士研究生这个层次，经济的分析方法更是不可或缺。虽然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那样熟练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但可以培养政治学专业学生的经济分析能力。基于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在教学中也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政治制度问题，通过这种分析方法运用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2）社会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受课学生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取向。教师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既要利用来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的知识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要运用这门课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来丰富学生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背景因素，以及学生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背景因素及其根源，分析其利弊，有的放矢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最终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人。（3）比较分析方法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核心教学方法。比较分析方法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分析模式，它包括许多具体的分析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国别比较方法、专项比较法、综合分析比较法等。这种分析模式有利于学生找到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不同点，并分析其优缺点。①比较分析的逻辑。进行科学比较分析的基础是要找到我们进行比较的逻辑线索。我们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分析逻辑，即首先以政治制度的因素作为切入点，如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然后再具体分析各种政治制度的异同，这还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虽然我们也是结合具体国家的政治制度等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述，但还不是对某种类型的国家政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我们运用上述提供的理论工具对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这个教学逻辑，有助于我们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并达至良好的教学效果。②国别比较研究。在授课中发现，很多学生对国外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不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教学方法是先介绍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然后结合我国相关制度的情况比较分析。通过直观的国别比较，使学生了解各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判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比较、鉴别、判断直接告诉学生，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比较和思考的空间，激发他们去思考问题，对自己进行考查，学会认识自己，“未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发现内心善良的火花，靠他们自己使之变成熊熊烈火。③专题或专项比较研究。国别研究虽然是比较研究方法中最好的一种方法，但它也有弱点，即把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然后选择代表性的国家从宏观上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涉及的还不多，也不能对于政治制度的细微差别进行详细的解读。因此，还需要我们采取专题或专项研究的方式进行实验室式的解剖和分析，尤其是对于研究对象很具体，范围也较小的制度，通过研究不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异同点，而且能够对其程序运作的效果做出判断，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因此这种比较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准备大量采用这种实验室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比较方法不仅能让学生获得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而且在分析具体政治制度的异同、利弊的同时也能推动学生做出科学、正确的判断。因此，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要力争做到的授课方法。（4）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这种教学方法所针对的主要是中文、外语、人文类学生，这种专业应用性很强的学生通常对政治分析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一本书只看表象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体会书中思想的更深层次，例如余秋雨教授就认为《李尔王》包含三个层次，普通人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专业人士也许能看到第二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则很少人能及了。由此可见我们具备必要的专业素养。如果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认识和分析政治的方法，那他就很难成为一个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成就的人。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这部分学生，使其能树立正确的看待政治科学的态度，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理解，破除其过去在思想上对政治行为的错误认识。应该说在我们学校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应用性专业的学生通常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先定的印象，认为政治是消极的。而我们作为教师的，就是要在教学中做到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认识、分析政治。（5）系统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系统分析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途径被许多教材列为学习方法或研究方法之一。任何事物都是由一个复杂的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事物的任何系统性构成因素，而要对之进行有效整合。虽然系统分析方法需要经验的累积，需要在实际中不断的探索和磨炼，但我们认为如果能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注意这方面的引导，例如在讨论中提出单向度的问题，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多向度、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思考，也能锻炼学生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能力。
综上所述，《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仅凭上述的授课方法和学习方法尚不能及，我们还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讨。但从目前的教学实际状况来讲，上述方法在36学时的课程中是完全适用的，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把上述方法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教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这些研究手段和思维模式考虑问题、分析问题。
参考文献：
[1]侯月华.做好小专题研究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J].教科研，2010，（10）.
[2]严存生.法律对稳定的价值[J].社会科学，1991，（8）.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6
关键词：初中政治；时事政治；教学方法;教学策略
政治学科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政治课程的教学就要密切联系生活，合理、适时地引入社会上发生的时政信息。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结合时政分析，活学活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事政治必要性的分析
1.适应新课改的需求
目前我国教育提出了新课改要求，对于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都提出了更高标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课改下教学模式的要求。政治教学当中要积极将理论知识与时事热点结合起来，使得比较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更加具体化，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学习知识。
2.思想教育的需求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一些时事热点吸引学生注意力，加上老师的正确分析，循循善诱，让学生能够明辨是非，对今后的人生选择也有积极意义。例如，老师可以合理分析，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维权意识与法律意识。教育学生在发生侵权事件时，如何合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3.社会发展的需求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化建设、政治经济建设都处于关键时期。初中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有了解国家基本国情、国家大事的义务与责任。
二、时政教学引入初中政治课堂的具体措施
1.创建学生时政论坛
政治学科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有非常多且繁杂的理论知识。对于初中生而言，这些理论知识并没有很大吸引力。要想让学生独立自主去学习、探讨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在政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帮助学生创建时政论坛，多站立在学生的角度，选取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时事热点信息，吸引学生注意力。利用政治理论和知识去分析这些时政热点信息，让学生了解政治其实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反而贴近我们的个人生活；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主动性，使得原本比较死板的政治学习变得贴近生活，让学生更加有兴趣去学习，继而良好地提升教学质量与学习效率。比如，在国家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通过视频以及报纸图片信息，告知学生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公民行使个人权利的国家性会议，并不是与我们相隔甚远。视频、图片等展示手段也能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积极加入到学习讨论中。
2.时政教材的合理选取
选取时政教材的时候，要考虑时政的时效性、典型性、带入性。并不是所有的时政信息都是适合作为初中生教学教材的，有的信息内容不够及时、或者牵扯知识层面并不是初中生所能理解的范围、或者与初中生的生活距离较远。这些信息作为教材并没有太大的教学价值，因此对教师的要求就比较高。政治教师必须有了解政治信息、分析政治信息的良好习惯。教师筛选出一些高质量的时政信息作为教材，更具有教学意义。
3.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从多种角度多种方法去让学生了解政治信息，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观看政治相关电影、视频材料，在教室里设置政治一角，定时更换一些政治报纸、书籍等。这些看似与直接教学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教育方法，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和习惯，对于学生的政治学习，建立良好的政治观念有着非常大的正面意义。
4.组织政治话题讨论
优化传统课堂授课的模式，丰富教学方式，对于提升学生政治学习兴趣有很好的作用。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组织个人学习小组，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话题让学生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最后由老师进行正确知识的分享和分析。这样比较有参与性的学习方式，也是值得教师从业者积极探讨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刘瑾.初中政治课堂中时政教学的引入策略［J］.赤子（上中旬），2016（12）.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7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300-01
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本身的重要性，所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自二十世纪末以来逐渐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视。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都对这一问题开始关注并日益重视。国家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有关实践教学的政策的出台，学校层面主要一方面表现为对国家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高校本身也开始积极主动地进行了一些探索。在国家、学校的努力之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逐步取得了一些成就。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探索中主要取得的成果
1、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逐步的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首先在思想意识层面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才能在具体行动上予以落实。尽管，在我国实践教学具有相对比较悠久的历史，但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实践教学也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才逐渐被认识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是站在实践教学的前线，他们最能体会并总结实践教学中的有关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普及率逐步攀升
结合笔者这么多年在高校求学的切身体会并通过对期刊网上此类权威期刊文章的研读，可以看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各个高校的普及率以及学生中实施的普及率在逐步攀升。在配合国家提出素质教育的号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面也开始突破陈规，注重学生的灵活运用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新鲜的血液注入学校的教学当中，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形式日益灵活多样
伴随着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视，因此对这方面的关注和投入也在逐渐增加。这样就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行多种方式提供了政策的支撑。虽然在资金支持方面还不是非常充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面提供了一些财政方面的支持，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在其教学形式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主流的校内实践教学和校外实践教学两大类，笔者在上述已经述及，这里将不再重复。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隐藏着不少问题。通过总结归纳，主要问题如下：
1、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总体认识不足、重视还不够
众所周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由于其本身的地位，相对于其他实用性和操作性更强的学科而言处在比较薄弱的地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有限的优势就在于其起步比较早。但是，目前由于其他的新兴学科的兴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在逐步下降。学校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投入和关注度也开始降低，在理论教学方面尚且不够关心，更何况是相对而言操作程序比较复杂的实践教学呢？所以，学校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存在的态度很容易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属于各个高校灵活设置的一个任务，并没有相对规范的操作规程。另外，大学生本身对这一问题也不够重视。我们知道，当前的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很大。因此，他们主要的精力在于增强自己的在就业市场的砝码问题，而对于自身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也关注较少。还有就是学生的家长方面也不是特别支持。现在的情况是每家每户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捧在手心。让他们去参加一些实践，尤其像是去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实践，他们很担心，并表示不是很支持。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健全、规范的运行机制和实施方案
通过笔者的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知晓，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的形式存在多样化的特征。但是，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由于缺乏一些健全、规范的运行机制，比如，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开展随意性较大，有些教师缺乏对整个活动的宏观把握和细节上的缜密考虑，使活动在形式上热热闹闹却因指导思想模糊和方向不明确而与预期效果南辕北辙。其次，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缺乏科学的教学计划。再次，思政课实践教学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最后，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体系。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内容及参与主体方面有待改善
目前实践教学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缺乏创新性虽然我国学界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形式进行了诸多的探索，目前，也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课内和课外的实践教学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还是不能充分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根本目标。笔者认为应该组织较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充分调动不同的学院和不同的专业的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优势互补、资源优化的优势，使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能真正发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锻炼大学生自我成长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顾晓静、黄方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规范化建设的几点思考》，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2010年第11期，第54页。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8
纵观佛山市近几年的中考情况，成绩好的学校并不多，题目稍难些，成绩就大幅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暴露了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感到，开卷考试实际上是在考老师，是对教师综合素质的一种考察。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教师是否能抓住考试的方向，决定了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否得力。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政治学科的特点，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是提高政治科中考成绩的有效途径。
在初中诸学科中，对政治教师的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综合起来，我认为，高素质的政治教师应当是一个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人；历史知识比较丰富的人；文学素养比较深厚的人；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思维比较活跃的人。
一、扎实的理论功底，能提高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敏锐地捕捉社会热点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学政治科教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中考政治科命题的重要原则。用学过的理论知识来分析解答社会的热点问题，一直是中考政治的命题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教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基本的理论不能停留在表层面的理解，而要吃透其精髓，深刻领会其内涵，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对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熟练地掌握。理论知识不扎实，又怎能胜任中学的政治教学呢？笔者在教学中对此感悟较深。政治理论知识是我们能上好思想政治课的源泉。
初三政治教材中有二条重要的理论，一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二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二个观点可以用来分析许多的社会热点问题，例如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城镇职工的再就业问题、重视农村教育问题、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等，都可以运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如果教师对此类理论理解不透，是无法指导学生答题的。
把时事作为政治考试的命题材料，是中考政治的特点。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才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事与课本知识的结合点，从而提高备考效益。
二、丰富的历史知识能使课堂教学更加血肉丰满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初三政治课涉及到许多历史知识，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等。如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秋收起义；世界历史上的贩卖黑奴、工业革命，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等。许多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都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渊源。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作铺垫，又怎能将课本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呢？我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不能停滞在表层面的历史知识上，而应清楚历史事件中的政治、经济原因，这样才给把课上的内容充实、生动活泼。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历史，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教师都要熟悉，并能熟练地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去。因此，政治学科的这个特点要求政治教师必须要具备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要善于学习，及时补充缺漏的历史知识。
三、深厚的文学素养能增加政治课教学的文化品味
政治课教师普遍认为政治课难上，学生们也大多数认为政治课枯燥无味，每到上政治课便昏昏入睡。因为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与语文课不同，决定了政治课的趣味性要差一些。尤其是一些政治理论、概念，如物质、意识、世界观、规律、矛盾、社会主义本质、“三个代表”思想等，是比较抽象的、不容易懂的。能否将抽象的内容讲清楚，取决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教师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就能调动多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方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这就要求教师会不会通过举例子、打比方去讲清楚课文内容了。
文学素养深的教师一定能将政治课上的生动活泼、春意盎然。所以政治学科的教学内容也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我们不仅要吃透教材，而更主要的是如何将课向学生讲明白，让学生能听得懂。这就要考虑你怎么去上这节课了。中考政治开卷考试的特点，也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否则无法去指导学生。我们在工作之余，也要去阅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试想，教师授课时的言谈之中透出浓厚的文化素养，就能提高政治课的文化品味，政治课怎么会没有魅力？
四、增强社会责任感，才能促使教师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准确把握中考命题方向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因为政治学科本身最重要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此，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其命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积极反映国内外形势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要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思想性，要与时俱进。政治教师作为政治学科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然要求政治教师是一个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政治教师都不关心时事，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又怎能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性？因此，教师要养成勤看报、勤看电视新闻、勤听广播的好习惯，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要密切关注。对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的文件要细心研读，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将时事内容渗透到课堂教学当中，日积月累，形成习惯，从而培养学生养成关心时事的好习惯，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成绩。
五、知识、情感丰富，思维活跃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9
一、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分析，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及功能的研究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运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一般性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优点以及功能的陈述性介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分析。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从结构、功能与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功能特色”、“理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注：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萧超然、晓韦指出中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组织和动员功能。(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页。)程竹汝、任军锋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稳定的价值、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社会整合的价值、合法性的价值等几方面。(注：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除了从其历史和现实出发进行论证和分析外，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特色的论述，是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结果。其他学者也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如《中外政党制度比较》(梁琴、钟德涛)、《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等。应该说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点，并证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实行西方式多党制。当然，随着对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刘宁宁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两种类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指出中国政党制度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注：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法性。王邦佐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萌动与发展、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以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来自一些历史学者，论述的重点放在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思想和实践，及其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历史作用。陈宇翔考察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归纳了超前性、移植性、趋同现象和过渡性等特点，指出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启迪了国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国民的政治觉悟。同时，它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注：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学界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主张与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注：对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义华：《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政治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世敏：《黄兴的政党政治主张》，《江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周建林：《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张谦：《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求实学刊》，2001年第1期等。)王业兴通过对孙中山有关政党的组成与作用、政党的自身建设、革命党人与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指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反映了其对政治现代化的向往，虽有局限性，但却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上的帮助。(注：王业兴：《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肖铁肩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政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就其政党观、建党思想、党的地位、作用及党政关系思想作了分析和评价。(注：肖铁肩：《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史学角度研究，无疑加深了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性认识。
3.关于参政党理论的研究
198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从此，主要围绕参政党的性质与特点、地位与作用以及参政党自身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对于“参政党”的理解，学术界尚存较大分歧。徐育苗认为“参政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强调在研究参政党内涵时，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参政与西方国家一些政党的所谓参政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我国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是有区别的”。(注：徐育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1期。)王伟对这一论题提供了五点理论根据，提出了与“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不同的参政党概念，并通过与西方政党参政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注：王伟：《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房广顺指出，应把“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提法改变为“我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注：房广顺：《现阶段我国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黄福寿通过对参政党与执政党基本政治关系的探讨，通过对参政党与中国民主党派的关系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变化的分析，提出参政党就是中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自觉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在宪法范围内同执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对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李跃雷、刘淑梅提出了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注：李跃雷，刘淑梅：《论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楚庄区分了民主党派的“职能”与“功能”，并着重分析了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注：楚庄：《试论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孙伟林认为参与社会整合是参政党在新时期应发挥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注：孙伟林：《浅议新时期中国参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程竹汝认为民主党派的功能性价值主要有：有利于中国政党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有利于我国政治体系内部监督机制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政治资源的整合优势。(注：程竹汝：《民主党派的功能性价值》，《社会科学报》，1999年10月14日。)
参政党的运行机制也为学界所关注。孙瑞华从参政党的参政运行机制、自身建设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参政党运行机制做了初步考察。(注：孙瑞华：《对参政党运行机制的初步考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萧超然、晓韦提出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的原则、操作程序以及运行的行为规则。(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郑宪等探讨了参政党运行中的一般规律，阐述了我国民主党派在自身发展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内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的问题，说明了参政党发挥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注：郑宪等：《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直接联系的，是其政党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政党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萧超然、晓韦对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贡献与发展、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作了阐述，并指出了毛泽东、邓小平政党学说的指导意义。(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不少学者论证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缔造者。(注：见张晖：《毛泽东中国政党制度思想论》，《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另可参阅黄继英：《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确立的贡献》，《新东方》，1996年第3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它确定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注：陈水林：《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浙江经专学报》，1994年第2期。)孙关宏和李学明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的多党合作理论。(注：孙关宏：《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42页；李学明著：《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也引起学界的关注。黄福寿指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继承了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党合作政治思想，对我国多党合作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并确定了新世纪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发展的基本思想，为我国多党合作政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注：黄福寿：《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转贴于
5.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研究
政党制度应在实践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等都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程竹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与适应性，是能够胜任中国社会现代化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注：程竹汝：《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但这一政党制度必须适应处于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不断地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政党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注：梅向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民主》，2001年第5期；孙起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政协报》，1995年9月28日；吴黔生：《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多党合作理论研究推向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邦佐等分析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新课题，指出应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以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党际关系优势并不断优化这一党际关系模式三个方面来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萧超然、晓韦探讨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途径问题，即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政治层面的合作与协商；提高体制张力，积极发展地方层次的合作与协商；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提高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氛围。(注：伍华权：《政党制度法律化的时代积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伍华权指出，宪法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表明，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开始法律化。而政党制度法律化是我国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法律制度走向完备的表现。(注：肖祁山：《wto棋局与多党合作战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肖祁山认为我国加入wto使多党合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新形势下多党合作的战略任务并对“入世”后多党合作的发展作了思考。(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
6.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邦佐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笔者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注：对中西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参见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也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生态分析的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如梁琴、钟德涛著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周淑真著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
(2)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王邦佐等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党制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政党制度的动态研究，注重对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问世后，王邦佐等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注：王惠岩：《论民主和法制》，《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不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丰富了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
二、评价和思考
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状况的分析，笔者感到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结合近年来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学界同行共同研究。
1.要加强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应该说学术界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创新，才能推动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要从政治发展角度，在动态中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发展规律，尤其要在时空的现实交汇点上，认真研究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在正确方向上不断创新发展。
2.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
当前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描述性、解释性的偏多，缺少对其本质和特点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对西方政党制度研究以及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寻找依据，很少有论者通过研究来揭示西方政党制度的进步性和某些优点，从而为完善与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反对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但我们同样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各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能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资本主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因此只有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发展。就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来看，既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立足于中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历史、现实，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某些方面和形式，才有可能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3.中国政党制度的党际关系研究
中国政党制度的两个主体——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各参政党(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1)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少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认为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笔者以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问题。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应该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这既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如果把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理解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容易简单化为上下级关系，这显然使人很难理解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政治关系。
同时，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而这些对象——“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一向是参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参政党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对象。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也是科学把握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2)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从民主党派现有成员的构成看，知识分子占有绝对多数，各党派传统的界别区别(如民盟以高教界人士为主、九三以科技界人士为主等)正趋向模糊。而且如继续坚持传统界线，那么某些党派(如民革等)的存在和发展将面临严禁挑战。因此，要使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稳定发展，必须加紧研究这些现实课题。
4.参政党理论研究
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对参政党理论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也仅限于对其历史、特点、功能、运行机制、自身建设等的描述性陈述。就目前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参政党建设尤其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参政党实践的需要，以致于参政党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延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因此，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积极推进我国参政党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23页。)为中国各阶层人民获得切实政治利益提供理论指导和有效途径。
5.研究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关于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惟有提高比较的全面性。当前应拓展这样四个维度的研究：一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二是亚洲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三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多党合作制的比较研究；四是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通过多维度研究，才有可能科学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性。
(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需要强调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看，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实际工作者缺少从政治发展尤其是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角度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了解不够，缺少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只有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紧密联系，共同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43)
注释：
比较政治学理论篇10
关键词：“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65-05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势日益严峻，从国家层面来讲，增强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目前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弥散着以享乐主义等腐朽观念为代表的错误价值观，严重腐蚀了“90后”大学生的思想。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新媒体的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只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对青年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工作，才能保障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从“90后”大学生自身角度考虑，“90后”大学生作为独特的年龄群体，有着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心理、行为特征。只有针对其心理特征来提高对政治现实的认同，针对其行为特征采用新的教育交流方式，才能破解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面临的困境。
本文基于政治社会化理论，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不同因素在“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提高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尝试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把握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路径，并由此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政治社会化理论内涵及其实践途径
1.政治社会化理论内涵。政治社会化是个体对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选择过程，也是社会对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培养过程，同时还是社会成员对一定政治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过程。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认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政治体系是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依存结构，政治体系不仅将政治技能向社会个体进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对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1]王沪宁认为：抽象的看，政治社会化是指在政治共同体内部进行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2]政治社会化理论从个体和社会视角进行研究，是一个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双向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内部社会教化和社会成员个人内化的统一过程。
从个体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学习，获取社会既定政治文化，由“自然人”转为“政治人”的动态过程，即个体逐步学习并获得社会所共同遵守的政治知识、态度、情感及行为方式的动态过程；从社会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培养、教育、训练个体接受社会遵循的政治规范，认同并服从现实的政治体制机制。[3]
2.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及其作用。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政治知识，形成和改变个体政治心理及其思想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受所处政治体系的制约，个体在政治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现实政治体系的政治规范，使现实政治文化不断影响个体的思想、习惯等，最终达到政治体系认同的政治思想和规范。社会、学校、大众传媒、侪辈群体及家庭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从此意义上讲，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对个体有目的性的教化行为。
社会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一环，个体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中成为“社会人”，因此社会环境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的形成，对个体政治社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学校是专门正式、系统、有效进行政治社会化设立的学习、组织机构。学校作为传播文化的专门机构半强制性地使个体学习政治社会化相关知识，促使个体符合社会政治规范，是将个体从家庭引向社会的桥梁中介，是政治共同体中最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工具。
大众传媒是指一定社会组织为在个体间传递信息所采用的各种通讯手段，如电视、广播、报纸、计算机网络等，所传播的信息中有相当数量是有关政治方面的信息，是现代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侪辈群体是指在具有相当教育程度、社会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或兴趣爱好的个体自愿下所组成的群体。侪辈群体的共同文化氛围不仅对大学生的个性及其人生观产生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4]
家庭是“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第一个转化场所，家庭环境对个体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罗斯金等人认为，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中有着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个体受家庭价值取向的影响远远大于政府或学校推行的“公开的社会化”，且这种影响更加持久和深远。[5]
二、影响“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的因素
根据政治社会化相关理论，影响“90后”大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学校、大众传媒、侪辈群体及家庭五个方面。2014年10月至12月，笔者对陕西一高校“90后”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90后”大学生（本科）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调查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58份，有效回收率为92%。在“您认为阻碍您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可多选）中，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自己的主观需求不强烈（53.9%）、教材不够生动（48.8%）、学校的学习氛围不浓厚（40.3%）、社会现实让人失望（34.1%）、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19%）、网络新媒体（15.9%）、其他（10.5%）、家长的消极引导或误导（6.6%）。下面从政治社会化视角进行具体分析。
1.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现实让人失望”（34.1%）是“90后”大学生选择的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四个主要因素。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和社会利益结构深度调整，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使“90后”大学生思想状况分化严重，受到了社会因素的直接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90后”大学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是却无法正确处理当前矛盾的长期性和内心要求迫切性的关系问题，容易对党和国家表现出悲观和失望心理；此外，现实的生活压力使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90后”大学生中大行其道，拜金主义泛滥，“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混乱。在大学对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了政治认知不清、理想信念动摇、政治热情消退等问题，甚至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反感和消极抵触的负面情绪。
2.学校因素。一方面，学校对学生进行系统、有效的政治文化知识的传授，促使学生对当前政治规范、政治道德等政治文化产生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学校的集体生活，不断让学生体验初步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实践中获得政治生活的感性知识。当代社会，个体普遍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质上不仅是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集中灌输主导政治思想及培养个体政治认同的动态过程。
当前的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完全适应现实情况的发展，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创新方面有许多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您认为阻碍您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可多选）中，“教材不够生动”（48.8%）成为“90后”大学生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位的原因。学校学习氛围不浓厚（40.3%），尤其是缺乏政治学习的氛围，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90后”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授受。
在对当前政治理论课直观实效性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只有30.2%的人选择了“形式多样，充分发挥了作用，对学生有很大影响”，而认为“内容重要，但形式与风格陈旧，作用越来越小”的有43.4%，认为“理论脱离实际，内容与学生需要存在偏差，大道理太多，一般不大接受”的有26.4%。这说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泛化教育倾向，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钩、教学与研究脱钩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较为消极的影响，如何改进学校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
3.大众传媒因素。大众传媒通过向大学生提供丰富的政治信息，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大学生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形成发展，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重视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网络新媒体对“90后”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15.9%的同学认为网络新媒体因素阻碍了其学习与接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信息时代，多元、个性的网络传播途径在交互性、虚拟性、反中心性的特质下，冲击了传统的传播观念和体制。由于网络传播具有互动双向的特征，新模式对信息沟通和思想交流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个体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6]大学生作为网民的主体，有很强的网络参与热情和接受度，其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带有明显的网络特征。但同时网络也成为西方分化中国社会的主阵地，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的特点，使得网上传播信息的随意性增大，导致腐朽落后文化也通过网络进行传播，腐蚀大学生的思想。
4.侪辈群体因素。侪辈群体的群体规范标准和价值观表1“90后”大学生群体特征描述很不同意（%）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有明确的政治信仰9.320.54519.45.8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6.219.845.322.95.8强调个体，寻求自我认同2.7723.651.615.1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新事物0.44.617.15522.9敢于担当1.910.532.943.810.9具有较强叛逆意识2.720.538317.8心理承受力不强9.726.435.622.95.4自信张扬，乐于表现2.31232.64310.1倚重网络4.3724.436.827.5念很容易被个人当作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系，从而对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当下“90后”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增强，自我认知能力不断成熟，希望获得更多的自做出行为和决策的抉择，在侪辈群体内部的排斥和认同过程中实现自我认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7]
“90后”大学生侪辈群体有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正式群体指学校正规建立的大学生组织或团体，如学生会等；非正式群体是大学生在共同的兴趣、爱好等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团体，如“社团”。在“90后”大学生侪辈群体中，有着独特的亚文化，如相同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评判标准、兴趣爱好等。总的来说，“90后”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被时代赋予了独特的印记，其群体特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自己的主观需求不强烈”（53.9%）是“90后”大学生选择的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因素。针对“90”后大学生特殊思想状况，我们对其进行了群体特征调查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在对“有明确的政治信仰”问题考虑中认同度较低，仅有25.2%较为或非常认同，45%对此表示一般认同，还有29.8%表示不赞同；“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方面，28.7%对此表示较为或非常认同，45.3%表示一般认同，还有26%对此表示不赞同；对于“强调个体，寻求自我认同”，则较为一致，66.7%对此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23.6%认为一般；“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新事物”也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同，77.9%认同或者非常认同，17.1%认为一般；“敢于担当”一项，54.7%赞同或者非常赞同，32.9%一般赞同；“具有较强叛逆意识”分化较大，38.8%较为或者非常认同，38%认同度一般，还有23.2%持反对意见；“心理承受力不强”方面，28.3%较为赞同或者非常赞同，35.6%认为一般赞同，还有36.1%持相反的看法；“自信张扬，乐于表现”，53.1%较为或非常赞同，32.6%一般赞同；“倚重网络”，64.3%较为或非常赞同，24.4%认为一般赞同。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90后”大学生对政治信仰及政治参与意识方面的认同度较差，积极性不高；但自身却有着很强的个性并且自我认同需求很强，非常渴望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具有很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及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国家的发展十分关心；有较强的叛逆意识，不太认同之前“‘90后’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调整能力较差”的看法；有很强的个性以及表现欲，对网络有着明显的倚重和偏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心理变化具有多元性、多变性、复杂性等特征。“90后”大学生在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呈现的逆反心理，与他们的群体特征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上述群体特征，使得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思想观念无法适应“90后”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分析“90后”大学生心理、行为特征，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并采取恰当的措施，来提升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
5.家庭因素。家长的政治行为规范会对个体产生持久的影响。家庭不仅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并且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政治态度。对“90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虽然未见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不同家庭背景对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效果的影响依然可见，来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调查者要比来自地级市、县级市或县城、农村的认同度略高。
表2“90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认同效果的
统计分析结果（2014）接受效果均值标准差F值家乡所
在地直辖市或
省会城市102.794116.87581地级市、县
级市或县城100.152017.10643农村98.461516.52751
1.123
三、提升“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的路径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90后”大学生思想观念多样化趋势愈加显现，其思想行为活动的独立性、复杂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从政治社会化理论角度来讲，“90后”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并非一个单一而孤立的问题，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学校、同学及家人等方面的影响，是“90后”大学生与社会中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1.发挥社会的重要作用。在针对如何提高“90后”大学生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调查中，“参加社会实践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3.9%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能直面社会热点的教学有助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70.2%同学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说明在提高政治认同度的过程中社会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通过参加社会政治实践，不仅给“90后”大学生表达自身看法的途径，提高政治热情，进而提升对现实社会的政治认同度；还可以使“90后”大学生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提高政治技能。
社会实践使得“90后”大学生自觉将所学结合实际，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具体操作中，学校不仅要在思想上注重社会实践，制定符合实际的实践规范和评价标准，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要做好物质和技术保障工作，不断帮助“90后”大学生拓宽实践渠道。同时，既重视课堂教育又重视社会实践，将认知教育和体验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90后”大学生成为怀有崇高理想脚踏实地为祖国奉献的新型人才。[8]
2.学校要承担起提高大学生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责任。在关于认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增强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中起主渠道作用”的调查中，有56.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说法。这说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当下仍然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我们应当不断改进高校思政课模式，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新意且有深度的课堂讲授，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促进作用”，高达73.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课堂上播放教学视频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6.3%比较或者非常赞同；“及时介绍前沿性学术观点有助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9.4%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说法。这说明“90后”大学生对当前的课堂教学内容、形式认同度不高，学习兴趣不够浓厚。
针对上述问题，在新形势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才能更好地应对“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挑战。
在教育理念上，正确理解灌输理论，改变以往传统灌输理论采取的教学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教育方法，如美国思想教育工作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努力满足不同层次个体的需要，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调整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容及方式。[9]坚持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时刻关切并帮助实现受教育个体的合理需求和正当权益。[10]在对“90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尊重“90后”大学生的人格，切实理解其合理诉求，正确认识他们存在思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在教育内容方面，要不断体现社会发展的时代性，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调整内容，使其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从“90后”大学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需求出发，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关注现实、关注民生问题，不断研究回答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教育方式上，强调间接性、启发性、自主性和多样性，注重方式和环境相结合，善于发挥“90后”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采用平等、民主、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灌输。采用生动活泼的讲座、讨论、情景教学等方式，形成教育者与受教育个体间双向互动，充分发挥受教育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新颖的方式沟通社会与学校，深化学校社会化程度，使“90后”大学生更好地把握社会脉搏。
3.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在回答提高“90后”大学生是否接受“网络新媒体是快速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效载体”这一问题时，有58.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说法；“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网络平台对于学习和接受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很有必要”，58.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点；“红色网站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促进作用”，47.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一方面，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出“90后”大学生在新时代下对于网络新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可以得出，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能够有效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网络的快捷性、海量性、平等性、交互性、开放性等传播特点，易使“90后”大学生对事物的认识能力肤浅化、感性化。因此，应注重在观念、内容、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增强“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即对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使用的学术、政治和日常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采用网络语言的表达方式，通过网络技术使意识形态中核心内涵与网络文化紧密结合，将抽象的概念性价值观通过感性教化方式影响网民的感官意识和思想认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网络生活。[11]
在思想观念方面，肯定个人价值，注重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针对网络存在的问题，通过提倡社会价值，加强网络内容监管，促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统一。
在内容创新方面，通过开展网络道德教育，使“90后”大学生提高网络道德的认知。逐步完善网络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互联网、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体的管理，积极引导网上舆论。密切关注网络动态，了解“90”后大学生最新思想状况，及时加强与“90后”大学生的互动、沟通，增强网络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对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建设管理，不断增强主流思想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促进思想宣传工作的时代化、大众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90后”大学生中不断提升其影响力。
4.发挥侪辈群体的关键作用。在对提高“9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路径的调查中，“能针对90后大学生特点的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9.8%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这一点；“课前5分钟由学生团队分析最新时政焦点可激发90后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热情”，56.6%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看法；“探究式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案例式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67.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互动式教学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65.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观点；“课堂讨论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5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课外小组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48.8%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学小组有助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6.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读原著有助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3.9%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以及对“90后”大学生群体特征的判断分析得知，对“90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必须把握“90后”大学生群体心理特征，运用符合其接受心理的方式开展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90后”大学生有很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自我认同的需求、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表现欲及对网络有着明显的倚重和偏好。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应从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两方面对课堂教学进行改革。
教学形式上，针对“90后”大学生强烈的自我认同、表现欲等特征，多采用互动交流、平等开放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如进行互动式教学、课堂讨论、成立课外小组、自学小组等，使“90后”大学生在辩论、学习中想法能够得到倾听，自我认同目标得以实现。教学内容上，针对“90后”大学生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特征以及对新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可以采取探究式、案例式教学，鼓励学生课后读原著，了解理论渊源，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内涵，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针对社会热点、社会现实，大胆进行课程内容改革，不断增加最新最热的前沿研究，如“课前5分钟由学生团队分析最新时政焦点”，通过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来增加课程吸引力和影响力。
此外，在“90后”大学生正式以及非正式组织中，注意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工作。组织文化对大学生的培育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要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活动，发展符合“90后”大学生时代特征的组织文化。只有在“90后”大学生中形成一种开放、进步、包容、和谐的组织文化，才能够使得组织文化对“90后”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5.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在上述政治社会化影响因素中，家庭是最早、最传统和持久的政治社会化场所。培养良好的家庭政治文化环境，正确发挥出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迫在眉睫。家长应充分认识到政治社会化对下一代成长成才的重要性，切实承担起对子女进行政治教育的责任。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在生活中起好榜样和示范作用，营造民主、平等、健康、和睦的家庭文化氛围。同时，家长应该加强与学校、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建立长久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及时了解“90后”大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状况，共同发挥对“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91.
[2]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81.
[3]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42.
[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6.
[5]迈克尔・罗金斯.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43.
[6]张静，周三胜.论网络传播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设[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6）.
[7]周光礼，吕催芳.中国大学与政治社会化：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8）.
[8]张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93.
[9]李田贵，申文杰.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构建与应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