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学科评估篇1
自1990年以来，国内开展了一系列公众环境素质评价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
1.环境知识、基本价值观念、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为一体的环境意识评价体系2003年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将环境素质分为四部分：环境知识、价值判断、环境态度和环保行为的三级评价模式。其中，环境知识包括环保知识、环境问题、全球性环境问题和环境问题的了解渠道；价值判断包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看法、目前中国社会应该优先考虑的目标、对环境问题的主观感受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环境态度包括对损坏环境行为的态度和对环境税费征收问题的态度；环保行为包括遭受环境危害后的行动和环保参与情况等。在如上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衍生出18个三级指标。
2.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反思(态度)的公众环保民生指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调查。公众民生指数包括三个部分：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环保意识包括环保知识和环保态度；环保行为包括环保宣传行为和环保参与行为；环保满意度包括对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环保行为的满意度。在此框架下提出了18个三级指标。
3.面向学生群体的环境意识评价体系针对学生群体的特点，围绕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空间，以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态度和观念、对环境的观察与评价、环境预期行为和对环境教育课的看法为一级指标的两级指标体系。
二、当前指标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和尚待完善之处
自“环境素质”的概念提出开始，各个国家开始研究环境素质内涵并构建评价体系。从最初意识层面的环境素质（环境意识）发展到包含环境行为能力的环境素质，环境素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涵也越来越深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环境知识、环境意识、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当前的指标体系还存在以下问题：
1.环境素质概念在指标体系中的体现还不够深入、全面环境素质最初提出时，公众对这一概念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调查得出的公众环境意识也较薄弱。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大发展，环境污染不断加重，生活环境日益恶劣，公众对环境问题愈加关注，环境保护工作才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促进了公众环境素质的丰富发展。
2.公众环境素质整体偏低，尤其是环境行为能力素质，在评价体系中没有充分体现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方面，包括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得分比较高，而在环境行为能力方面得分较低，这说明我国公民在环境知识、态度、方法、政策等落实能力上比较薄弱[13]，公民的环境公共参与能力较弱，并且在环境问题、纠纷等环境问题解决能力上偏差，这不仅反映了公民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同时提示相关部门应加大力度研究提高公民环境参与能力的手段和途径，以使我国公民在提高环境素质能力的同时，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从而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整体提升。
3.公民环境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学习在指标体系中缺乏必要的体现目前，公民对于环境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仅仅是通过一些教科书中提到的有关环境方面的内容及学校里授课老师的传授才获得的。进入社会以后，通过诸多的环境宣传标语、环保行为倡导用语、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政策的广泛宣传，公众的环境意识得以不断提高，并有条件地落实到行动上。
4.公民环境科学行为的具体实践应在环境素质评价上突出体现我国公民在当前中国大力宣传环保工作的环境下，积累了实用的环保知识，科学的环境方法，环境意识也得到相应提高。目前环境状况恶劣尤其是空气污染严重，环保工作得到了广大公众的认可，有利于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然而在公民环境知识、方法和意识都已具备的同时，环境行为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落实到行动上，环境素质才有意义。总体来讲，建立公民环境科学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要能够为监测我国公民的环境科学素质的基本情况和动态变化提供依据，为环保科普工作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中的开展提供方向性指导。
三、公民环境科学素质指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在对国内外有关公民素质指标体系研究和调研结果的基础上，从公民的素质构成的基本元素出发，归纳出关于公民在环境科学方面的科学素质指标构成。
（一）环境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我国公民环境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建设是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我国公民环境科学素质建设重要的一环。结合国内外调查研究经验，指标体系构建要遵循以下原则：
1.以提高我国生态文明水平、探索我国环境保护新道路为统领，以中国国情为基础，以考察公民环境科学素质为出发点；
2.以面向未来为价值取向，本指标体系在反映目前现状的同时，力求发现提升我国公民环境科学素质的途径与方法；
3.以前期调研成果为基本参照，以具备可操作性和历史连续性为前提条件；
4.以国家战略决策支持为目标，以服务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决策支持作为直接目标。
（二）环境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
环境科学素质是科学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素质中的软素质，是精神素质的重要内容。环境科学素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环境科学知识与方法，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能力，如图1所示。
1.环境知识与方法。环境知识是公民环境素质的基础，环境知识应包括正规教育阶段所传授的环境知识及在工作、生活中普及的环境知识，另外，环境相关新闻、环境法律知识也是考察的重要内容。一个人在追求能力提高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吸收新知识，只有在知识上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才能有效指导环境行为。环境方法是环境知识实施的重要手段。具备了一定的环境知识，就要思考如何应用。根据现实情况来选择方向和权衡利弊的过程，就是环境方法选择的过程。在环境素质的考察中，方法是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公民应用环境知识的能力。
2.环境意识。环境意识是环境行为的重要前提。具备了正确的环境意识，才能在实践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则，并指导环境行为，促进环境公众参与。
3.环境行为能力。环境行为能力是公民环境素质提升的最终目标。主要是指环境科学技术解决环境问题和参与环境保护公共事务的能力（以下简称“两项能力”）。在环境知识与方法、意识及行为中，环境行为处于最顶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环境知识、科学的环境方法及正确的环境意识才有可能落实为低碳的环境行为。具备环境知识、环境方法、环境意识的基础上，应有效转化为两项能力，同时两项能力的提高引领环境知识、方法与意识的全面提升。
（三）环境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
本研究以尊重国际通行的社会调查结构和突出我国本土化问题与需求为前提，结合本次公民环境科学素质的研究内容，通过分析国内外与公民环境科学素质方面相关的调研内容，确定了公民环境科学素质的内涵和指标体系。调查问卷的设计综合考虑了公民所属地域、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背景因素的特征，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公民对环境科学的认知、态度和环保科普工作的期望，便于最终进行科学、系统、准确的数据分析，如表1所示。
1.环境科学知识和方法环境科学知识和方法主要指公众了解、知道或掌握的环境科学方面的常识、术语、概念、基本原理、规律，相关的新闻、政策、法规、条例，以及应用环境科学知识的途径和方法等。在传统社会中，知识是经验的总结、实践的积累和科学的探索，后人获得知识技能主要以继承为主，这种继承的方式主要是记忆和传授。但在现代社会靠传统的教育学习方法，不能满足时代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必须掌握一套获取知识的方法，要从记忆学习转变为探究学习。这种学习方法不仅是学生和学校的专利，而应该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要求。只有这样，公民才能适应未来、适应社会、适应生活，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掌握并使用科学的环境方法是知识转化为行动最关键的一个环节。环境科学方法不是简单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科学的处事能力和处事方法，它不是从书本教育或是人际传播中直接获得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科学熏陶、伴随社会经验的丰富而不断提高，是个长期、隐性的科学素质标志。
2.环境科学意识环境科学意识是指在环境保护中，公众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包括环境价值和环境态度，如表1所示。环境价值是指公民对生态自然及与人类关系等问题的价值取向；环境态度是指公民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对环境宣传、环境政策及在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有的基本立场、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倾向。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环境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其突出作用是直接影响、决定、支配态度、判断、决策和行为的选择。环境意识是考察公民是否具备环境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环境意识，才能产生积极的环境行为。在公民环境科学素质指标体系中，主要从环境价值和环境态度两方面考察公民的环境意识。
3.环境行为能力环境行为能力是指具备解决环境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在环境知识、环境方法和环境意识方面都得到充分考评的基础上，需要落实到行为的考察上，因而设置了环境行为的考评，分别从个人环境行为能力和社会环境行为能力两方面进行考察。主要包括公民应用环境科学知识、环境科学方法、环境价值和环境态度参与社会环境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能力。一名具备基本公共参与能力的公民，应该知道和了解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应能够针对国家和地方的环境政策法规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对重大决策对环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做出合理的判断，并对国家出台的积极的环境政策给予支持和倡导践行。具备一定环境科学素质的公民有能力规范自身的公共行为，有能力参与环境保护、环保科普等公益性社会活动。
四、结语
环境学科评估篇2
[关键词]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方法
[中图分类号]F40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10-0289-01
1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
1.1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
我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相对于外国来说比较晚一些，目前主要的研究是通过：天气气候、地质结构、水文及人文形式、生物等方面，来对水利工程使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及评估。其中，水利工程所需要的规模、用途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对局部天气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降雨量、温差等方面。也会相应改变所在流域的水文形式，对水流速度、流量、水位高低及循环等方面。水库在蓄水以后，靠近水库的河床的结构会产生改变，可能会引起地震、塌方等地质危害。其次，原河道水文形式也会因水利工程的存在而发生一定的改变，其原水系生态结构单一与自我净化能力减弱，引发生态环境的弱化，致使当地生物受到一定的影响。
1.2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现状
人类自发展以来，便不断在发展的同时破坏着自然环境，如今有着更多人去关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同样，水利工程施工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怎么减少水利工程建立对环境的影响，也是目前世界水利工作所努力的方向。有的水利工程起步早的国家，已经开始研究并使用水利工程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制度。然而，我国在对水利工程环境评估方面，由于实施更晚，相比之下，存在着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但是，环境影响评估在我国诸多水利工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有效的减轻了因水利工程而产生的环境破坏，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标准也越来越成熟。
2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估体系
2.1建立评估体系的分析
水利工程始终会存在对自然环境、生态因素造成影响的情况，因此，必须时刻遵循科学方法，保持环境影响评估的合理性，在建立评估体系时，需要考虑到所代表的综合性质、科学性质以及时刻变化的性质。根据所处环境的不同，评估体系的建立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指标，分别是自然环境指标与社会环境指标。其中，自然环境指标与天气、生物、地质和水文形式等因素相关，社会环境指标与人文、社会、环境等因素相关。在建立评估体系时，为了充分发挥其环保评估的作用，要更加细致的对自然、社会环境指标相关的因素进行分类的分析，从两处环境指标中建立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切实相关的益处的评估体系。
2.2完善评估体系与发展
我国在2003年颁发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但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着法律过于单薄、体系简陋等问题。与此同时，想要建立成熟的评估系统，需要科学地对环境评估实行量化。其中，对所触及的自然指标及社会指标要有完整的数据资料，并使其用来作为量化的标准，并使其合并于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体系之中，使其共同作用在控制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恶化，把危害有效的阻止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危害将有很大程度的减少，更多的实现水利工程所具有的经济、社会、生态利益。
3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方式
3.1综合评估法
综合评估法是把各种单独指标融合在一起产生的评估方法，其种类繁多，糅合多种因素来分析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综合评估法有着独有的复杂性，能对水利工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做出科学以及多面性的评估，大多数情况下，能还原水利工程在当地生态环境中的诸多利与弊，其中综合评估法一般依照经验、数据以及决策分为三类：德尔菲法、主要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其中模糊综合评估法在实践中有着出色的运用，模糊分析法综合层次分析法，运用多层次分析构造了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模型，利用分层来划分重点、整体因素，以及保证每级层次之间的联系，研究分析单独层面指标以及多层面之间互相的影响，达到来评估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所形成的影响的目的。
3.2对比评估法
对比评估法是水利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中较为重要的方法。其中包括有无对比以及前后对比两种方法，其中，有无对比是按照水利工程建造之前与水利工程完成之后进行比较分析，在所产生的地理差异以及环境的变化下，研究水利工程造成的自然环境影响，前后对比是利用水利工程建造前的环境分析预测，来比对完成建造后的环境实际情况，经过对比产生的不同进行科学的剖析原因，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行相对应的解决行动。实践过程中，对比评估法有着良好的精确性，又因方法快捷、方便，所以其运用范围非常广泛。
3.3累计影响评估法
累计影响评估法是通过收集影响的源头、影响的过程，时间与空间的数据集聚，以及水利工程的功能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加以所有数据的客观性的七个评估指标组建，并且结合动力学、地理与生态信息等组合评估方法来分析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不同的时间点所对环境造成相应不同影响的集合。
总结：综上所述，在全世界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下，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人类需要更多的去注重保护地球生态的多样性及稳定性，建立有效的、科学的以及可持续性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方法，不仅是对水利工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也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段家贵.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J].水利规划与设计，2014，（5）：62-63.
环境学科评估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绿色化；人本化
中图分类号：D625；13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4－0053－05
2004年6月《国务院工作规则》明确规定在我国地方政府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与绩效评估制度，有效推动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工作。但是，目前这项工作在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认识、环境和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显得滞步难行。当前，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全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特殊历史时期，尤其需要强调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化、绿色化与人本化，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优质服务提供更多的可测量的信息和动力支撑，避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缺失、主体缺失与效益缺失。要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为科学发展注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一、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科学化
科学发展观为科学地评估政府绩效提供了价值导向，并为最终科学地确定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各部分指标的权重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它要求政府绩效评估由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评价模式向内容丰富多样的社会发展指标模式转变。科学发展观影响了政府绩效评估的体制，要求以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就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以官方评估、上级评估为主的单一评估体制，向包括社会公众参与的多重绩效评估体制的转变。
1 科学化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
科学化是构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科学化的价值取向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是高效、廉洁、公正、公开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评估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的基点。在构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时，应切实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始终贯穿在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整个过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在构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时候，既要看经济建设成果，又要看社会进步；既要看城市变化，又要看农村发展；既要看硬环境的加强，又要看软环境的改善；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增长的总量，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看“显绩”，又看“潜绩”。高效、廉洁的价值取向是科学发展观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公正的价值取向是指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要公正、公平地对待所有的评估对象。公开的价值取向是指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规则、程序、过程、结果等所有有关政府绩效评估的信息都应当及时、公开、对称。
科学化是避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缺失的根本保证，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避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价值缺失。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入逐步加大，但是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对于体现显性绩效的基础设施、道路、广场、草坪等公用项目的投入较多，而对于体现隐性绩效的义务教育、环境整治、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等公共项目的投人较少，阻碍着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和达到预期效果。由于“全能政府”理念和行为的惯性，政府对于市场和私人领域、社会领域过多的干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被放大和固化，虚化或模糊了政府的绩效价值对于绩效评估的导向功能和正确定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科学价值缺失的积极回应。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发展的人文向度，以价值理性抗衡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从而实现了发展观的价值跃迁，即从传统的“物本主义”的发展价值到现代的“人本主义”的发展价值的跃迁。
2 科学化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化原则是通过科学性、全面性、公正性和长远性体现出来的。政府绩效评估应从多角度、多方位全面评估政府绩效，既要有经济增长指标，也要有社会、人文和环境指标。政府绩效评估应该既关注效率又关注价值。由于政府绩效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使政府绩效评估的实际操作非常复杂。不同的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都会导致不同的评估内容和侧重点，从而造成评估结果缺乏公正性，因此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要充分考虑政府绩效评估的公正性。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要求做到统筹兼顾，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平衡性和合理性。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化要求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评估指标必须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起来。政府绩效评估既要有经济、效率与效果方面的内容，也要有公平方面的内容；既要注重政府部门产出和结果方面的指标，也要注重政府服务质量和人们满意度方面的指标。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还要求政府绩效评估的标准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既要积极进取也要量力而行。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化维度位居评估模式的中间层次，是对评估范围的类型划分，可以使评估层面更加条理、评估视角更加集中、评估标准更具有可比性。在一个评估模式中，究竟要分成几个维度，应依据何种标准区分维度，并没有一定之规。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维度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法律、生态等多个方面，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每个维度进行细化，并根据不同的部门给予不同的权重，并进行各个维度之间的综合。
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不仅需要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因此，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设计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政绩观的要求，克服单一的经济衡量指标的弊端，通过经济、人文、环境等全面指标的设置和考核，引导政府重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人的全面发展的指标、公开性的指标、体现社会公正的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指标。
3 科学化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趋向
科学化要求全面、公正地测评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不仅评估其行为的有效性，更要评估其行为的正当性；不仅评估其行为的经济成果，还要评估其行为对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特别是对公民的影响。这一切，要求政府绩效评估应强化对政府行为的价值衡量，使政府不仅能有效地行动，而且正确地行动。通过公民参与进行政府绩效管理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它体现在通过公民参与确定评估项目、设立绩效目标、制定绩效标准、评估政府绩效和利用绩效评估改善政府服务等政府绩效管理的全过程。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使民主绩效观成为现实需要，而且，随着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公民参与过程已变得相当廉价而且有效，使民主绩效观具备了现实可行性。
目前我国狭隘的政府责任机制与政府实际担负的广泛职责是不相称的。科学化要求建立新的政府责任机制，以确保地方政府承担其履行职责的义务，并对其行为和行为后果承担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义务。现代政府需要在责任方向上建立以对下负责为主、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结合的责任机制，在责任对象上建立以外部责任为主、内部责任与外部责任相结合的责任机制，在责任内容上建立起政府对其承担的所有政府功能负责的责任机制。只有这样，政府的责任机制才是比较完整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准确定位。
科学化要求树立新的政府成本理念，即改变那种仅仅测量政府自身运行中的投入的传统政府成本观念，树立新的政府成本理念，即政府成本是为实现政府功能的所有社会投入。政府为达到公共目的。提供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实现公共利益，必然要耗费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通过税收由纳税人提供。尽管目前普遍存在着“重产出、轻投人”的现象，成本仍是绩效评估的重要因素，其与产出、效果一起决定着绩效的质量。
二、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绿色化
绿色GDp是绿色GDp核算体系的产物。绿色GDp核算体系是指以绿色GDp为核心，以国家财富及其变化为基础，以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为纽带(链接GDp与绿色GDp，绿色GDp与国家财富、资产负债与财富)的用以反映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基本理论、概念、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总称。促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绿色化已经刻不容缓。
1 加快推进地方政府绿色GDp绩效评估的必要性
首先，绿色GDp是可持续发展的体现。绿色GDp是指经资源环境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泛指在一国(或地区)范围内，由所有常驻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生产的，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降级成本之后的有效最终成果。实施政府绩效的绿色GDp指标核算，将经济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损失和资源耗减价值从政府整体绩效中扣除，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直接体现，有利于克服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和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GDp唯上”的政绩观，有利于真实衡量和评价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的现实效果。
其次，绿色GDp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GDp=GDp－环境资源成本一环境资源的保护费用。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是用以衡量各国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绿色GDp由于能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因此克服了GDp固有的缺陷，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引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也对公正地评价政府绩效，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绿色GDp核算体系是一种新型的监管方式，对政府的管理手段、运行方式都必将带来震动，同时会转变地方政府的管理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各国富有远见的政府，没有一个是以GDp为中心的，而都是向以人为本、尊重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绿色GDp方向发展，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对地方政府进行绿色GDp绩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对地方政府进行绿色GDp绩效评估，可以有效地推进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环境保护是一项新兴的事业，但也受到过去强调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大一统管理的影响，存在着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进程中，通过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产出、政府行为的效率效果进行评价，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诉求。
开展政府环保绩效评估，有助于提高政府的环保绩效，促进环保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要改进绩效，就要首先了解目前的绩效水平。政府环保绩效评估为进行环保工作的监督提供了信息支持。环保绩效评估是辨别成功还是失败的手段，它有助于摆脱“由于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目标，我们要加倍努力”的窘境，有效避免了资源的浪费，更有助于在政府机关内部形成浓厚的绩效意识，从而把提高绩效的努力贯穿于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
开展政府环保绩效评估，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和形象。政府环保绩效评估是政府向公众展示环保工作效果的机会，对政府在环保工作方面的表现情况给予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通过成果展示可以树立一个高效政府的形象，赢得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公众对政府加强监督。
2 地方政府绿色GDp绩效评估的主要障碍
实行绿色GDp的绩效评估是一种必然性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其实施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技术复杂性，特别是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的估价是绿色GDp核算的最大难点。绿色GDp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和GDp的核算基础一样，以市场交易为前提，以市场价格核算成本。也就是说，市场供求规律所决定的自由市场价格也是绿色GDp权威性的唯一来源。但是，因为部分环境要素并不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增加了核算技术的复杂性。例如，森林资源的成本核算问题，砍掉的林木可以按照其市场售价计入GDp，但是除了蓄养林木之外，森林具有保持土壤、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防风固沙、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同样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成本)的估算难度相对较大。另外，计量环境成本有时还存在地区差异，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
(2)绿色GDp核算的制度安排严重缺失，相关的环境法规、统计法规和评价标准尚不完善。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绿色GDp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包括相关的环境法规、统计法规和评价标准都还不完善。主要因为：一是绿色GDp研究存在不平衡性。其中，对资源环境的实物计量核算成果丰富，但对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核算成果却很少。二是绿色GDp的理论还有待完善。虽然资源环境核算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资源环境的价值理论还不统一，价值来源、价值确定方法、价值计量模型还存在一定争议。这成为将资源环境以价值计量方式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大障碍，也是对地方政府进行绿色GDp绩效评估的制约因素之一。
(3)观念转变的复杂性，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观念阻力是最大障碍。虽然绿色GDp有利于人类的长期发展，但是现行的GDp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GDp的增长速度是和政府官员考核体系紧密相连的，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必然片面追求GDp的增长速度。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缩水，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因此会形成诸多阻力。
3 地方政府绿色GDp绩效评估的路径选择
由于绿色GDp的核算技术难度大，在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实施基础较薄弱，为了有效地对地方政府的绿色GDp绩效进行科学的评估，我们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路径与机制。
(1)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绿色GDp的重要性不在于方法及结果的精确度，重要的是真正树立“环境有价、资源有价”的绿色意识，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只有地方政府从根本上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当然这并非否认经济发展的作用，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仍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但关键在于这种经济发展并非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
(2)借鉴国外“环境保护问责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环保问责制，将绿色GDp纳入我国统计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确立环保评价一票否决机制，实行行政首长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改变过去只重经济指标而忽略环境效益的政府业绩评价方法，纠正以传统GDp作为政府工作业绩指挥棒的扭曲性，使政府对官员的考核变得更为科学和全面，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的政绩观，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集约型模式转变。同时，使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作出贡献的区域得到正确的评价，使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态产品的劳动得到合理的评价，并为其补偿和致富提供理论依据。
(3)鼓励公众的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是公共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全社会千家万户的身心健康。地方政府实施绿色GDp绩效评估，更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实施绿色GDp绩效评估，就必须疏通信息渠道，建设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加强对公众的绿色教育，促使公众树立与环境相协调的伦理观和价值观；鼓励、支持建立群众性环保组织，大力提升公众与非政府组织的绿色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认真收集和了解公众对经济收入和环境破坏的主观评价，对政府及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人本化
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服务和顾客至上的机制。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善公共部门与公众关系，加强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措施，凸现了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强调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者。因此应该建立以社会公众为本位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其道理正如运动员不能同时兼裁判员一样。政府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如何，政府的绩效怎样，政府的服务对象――社会公众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最有发言权。
1 公众满意度是指标体系的核心概念
公众满意度是指在体验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公众对其需求、期望和目标得到满足程度的一种心理体验，也称公众满意指数。政府绩效满意度是政府绩效评估的量化指标，它指政府服务对象对政府行为结果的满意程度。一般来说，政府绩效满意度着眼于政府服务对象对政府服务的评估，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公众参与绩效评估的实质在于，在政府服务机构与公众的关系上，通过提供各个公共服务机构绩效方面的信息，寻求服务于公众需求的差距，从而对公共部门形成压力，迫使它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只有当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被公众接受时，公共部门才是有绩效的。公众参与绩效评估有利于引入顾客导向，增强公共目标和结果的透明度，以市场竞争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在使公众得到更多选择的同时，公共部门的绩效也得以提高。就政府绩效管理而言，当公共管理者接受公民的监督和意见时，绩效评估的重要性就会增加；而且当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将传统的产出指标与公民见解相吻合时，一种有利的绩效管理工具就诞生了。
2 我国开展公众满意度评价的主要障碍
(1)来自政府部门的障碍。现行的地方政府评价标准有些混乱，即在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中盲目追求政绩，所谓的政绩又主要是一些简单的经济指标，如GDp、利税的增长等，对一些与老百姓切实相关的利益却考核不力。在这种绩效指标引导下，各级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更重视的是直接掌握绩效评估权的上级领导的满意度，而不是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各级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难以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说明了公众满意度这一价值取向的扭曲。
(2)来自绩效管理和评估技术上的障碍。许多公共项目的目标经常是多元的，不仅要追求效率，而且更要追求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民主等多方面的价值目标，这些目标一般都较为抽象笼统，难以清晰准确地界定；地方政府的目标要充分反映公众的需求，而不同的公众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其利益需求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冲突的，很难形成社会全体成员的一致看法；公共项目决策者出于某种原因，往往故意把目标表述得模糊不清。这些都给评估测度标准的选择带来混乱，造成衡量评估项目目标实现程度尤其是公众满意度程度的困难。
3 地方政府公众满意度评价的路径选择
(1)强化公众本位的价值取向。政府的民本性体现了政府的价值本质。公众本位价值取向是“在民”原则的要求。政府是由公众推选出来，代表公众意志、维护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政府及其各级政府官员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只有认识到政府产生的公意委托和政府行为的服务本质，才能真正理解政府的终极价值取向是满足民众的服务需求。把公众本位作为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始终，以公民为本位进行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设计，以为公民服务来开展各项绩效评估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多元化要求与合法性期望，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增强公民意志的影响力度。在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下，政府常常以行政计划替代公众意愿，，以精英设计替代公众参与，忽视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公众的影响较为有限。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甚至弄不清谁是它们的“顾客”或服务对象，服务质量自然就不到位。在服务型政府这一全新制度的激励下，政府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管理和经营，从而使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变得更经济，更有效率、效能和效益。因此，要切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公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和参与渠道，在制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选举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及建议制度，增强公民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影响力。
(3)积极推进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目前，我国诸多社会经济管理权力和服务功能正在向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及其他非政府机构转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程度已成为政府职能社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中介组织独特的社会地位、鲜明的行为特征、使人信任的技术专长优势以及天然的社会功能等等要素，预示并决定了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的评估主体地位。公共性社会组织能够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公共性、代表性，迅速、及时地了解和把握公众的意愿、期望及需要，并通过适当的形式集中地表现出来，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并寻求共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和集体行动。
参考文献：
[1]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eonomicperformance[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2]楚德江，黄昕，科学发展观：政府绩效研究的新视角[J]，长自学刊,2005，(02)，王习元，陆根法，袁增伟，我国绿色政府模式研究[J]，生态经济,2005，(06)
[3]Bolman，L，＆Deal，t，Reframingorganizations：artistry，Choice，andLeadership[m]，sallFrancisco：Jossey―Bass，1991
[4]王伟，论我国公民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J]，沧桑，2006，(02)
[5]张红艳，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开展公众满意度评价的障碍及解决途径[J]，学习论坛,2005，(11)
环境学科评估篇4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科技计划项目是国家及省(市)、区(县)科技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内容主要是对企业申报项目进行审核,通过专家评审后列入科技计划,并给予一定的政府财政科技经费资助,例如火炬计划项目、产学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新产品项目、专利产业化项目等。如何在金融风暴中,充分提高财政科技资金的绩效,使其集聚在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计划项目上,引导企业科技创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科技计划项目的绩效评估是实现科学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手段。
一、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的含义
科技计划项目绩效,就是指财政科技计划项目投入产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任何科技活动都会带来一定的科技直接产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也意味着科技计划项目绩效呈多样性的表现特点,如何恰当地评价其综合效益,是科技管理的重要课题。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通过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简便实用的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使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工作定量化、标准化,从而对科技计划项目的环境安全、能源利用、资源利用、经济效益等指标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充分发挥科技计划项目的引导作用,促进企业改变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的特点
传统的评估体系把项目先进性(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采标(国际先进标准、国内先进标准等)、专利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权威机构质量检测作为产品先进性的主要指标,在环境保护上仅要求对有三废产生的产品需环保部门三废证明等。与传统的科技计划绩效评估体系相比,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技术创新导向的明确性。传统的评估体系下,通过权威查新机构查出产品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等层次)先进性指标具有多样性,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体系认为科技计划项目的核心先进技术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把环境影响、能源利用的先进性作为主要指标,以引导企业绿色生产。
(二)以企业为主体对象。传统的管理部门实际使用的评估体系过于简单化,而一些学术研究的评估体系又过于繁杂,推广应用困难。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的目的,不是着眼于评出名次和定出优劣,而应着重于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所以,体系不仅是提供给科技管理部门使用,提高管理决策水平,更重要的是让企业生产经营中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指导科技创新工作。所以,整个体系在建立中围绕企业创新的实际问题,简洁明了,更容易被企业所接受。
(三)全面系统性。评价指标应能从经济、环境、社会的各个角度,全面地、综合地反映科技计划项目绩效的整体情况,既能反映直接效果,又能够反映间接效果,以保证综合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评价指标构成互有内在联系的若干组、若干层次的指标体系,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四)实用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做到了指标体系简繁适中,计算方法简便易行;所需的数据易于采集,适应目前的科技管理水平;各项评价指标及其相应的计算方法、各项数据能够标准化、规范化。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的层次分析法模型
本文的评估方法是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该方法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评估指标体系为三层模型图。(图1)
(一)环境影响指标。环境影响指标是绩效评估中重要性最高的指标。环境的影响最终将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如果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对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那么这项新技术的应用也就失去了意义。
1、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指标。是指生产过程中三废的产生、处理情况及生产工艺的安全性。进行生产过程中环境影响指标评估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产品生产工艺的绿色化。评估分值时主要参考绿色工艺要求的几个方面:(1)防止废物的产生而不是产生后再来处理;(2)合成方法应设计成能将所有的起始物质嵌入到最终产物中;(3)只要可能,反应中使用和生成的物质应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无毒或毒性很小;(4)设计的化学产品应在保护原有功效的同时尽量使其无毒或毒性很小;(5)尽量不使用辅物质(如溶剂、分离试剂等),如果一定要用,也应使用无毒物质。
2、使用过程环境影响指标。在产品投入使用后,对环境产生三废的影响及对人体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依据行业中同类产品的最严格标准(通常是国际标准)为评估基准。
3、废弃后环境影响指标。产品的绿色处理在其生命周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产品报废后,该产品是否可回收利用,是否对环境产生危害。
(二)能源与资源利用水平指标。能源与资源利用水平用来衡量科技计划项目在生产中资源与能源的节约与有效利用。采用绿色的新技术、新工艺可带来的产品成本、原材料投入产出变化率、能源投入产出变化率。
1、能源利用水平指标。通常以行业生产同类产品的GDp平均单位能耗为基准,通过新产品的GDp单位能耗作对比,一般来说,产品的附加值越高,GDp单位耗能值越低。
2、资源利用水平指标。资源利用水平为企业生产所用各种原材料的利用率及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产品原材料的减量使用情况。
3、可再生资源利用水平指标。包括生产中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产品原材料中可再生原材料的利用率及产品废弃后可回收利用率。该项指标主要是为了促进企业设计生产的产品的可循环再生利用,尽量避免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材料。
(三)经济效益指标。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的目的在于对一些优秀项目的资助,对项目所处的行业起到引导和辐射作用,企业科技创新带来的效果最终要靠产业化来实施,产业化成熟度越高,其综合效益也越大,引导和辐射的作用也越明显。
1、产品销售额。在科技计划项目评估中,产品销售额是企业产品产业化成熟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以上海市重点新产品为例,要求产品产业化程度达到年销售额3,000万元以上。
2、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是指一个公司的产品销售量占该类产品整个市场销售总量的比例。市场占有率越高,表明项目的引导力、辐射力越强。
3、产品利润。很多企业的市场战略都追求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希望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提高获得更大利润。但在市场的实际竞争中,营销费用增加超过了营销规模的经济性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企业甚至为追求市场占有率而牺牲利润,导致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利润率的关系失衡。有时为提高市场占有率所付出的代价会高于它所获得的收益。
四、评估体系各指标权重系数的计算
利用aHp层次模型法确实各层指标总权重。
(一)首先计算单层次相对权重,B层对a层的判断矩阵设置如表1所示。(表1)同理可得C层各指标的判断矩阵及相对权重。
(二)计算层次总排序。在单层次排序的基础上,计算C层各指标总权重,即C层各指标相对于a层的总体权重。(表2)
五、实例应用
以上海市某企业科技计划项目“无卤阻燃aBS/pC塑料合金”的绩效评估为例。该项目采用先进无卤阻燃剂技术的塑料合金,安全环保,在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能的同时,仍具有pC/aBS合金材料非常优良的力学性能、热性能、低温性能,而且材料的加工性能也得到显著改善,可以替代进口产品。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申请了3项发明专利及3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生产标准采用了国际先进标准。
现在使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体系评估,各指标分值经评估后计算如表3所示。(表3)
从评估结果来看:
C1生产过程指标9分,是由于企业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对生产过程中的三废排放得到了严格的处理,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2使用过程指标9分,是由于根据权威机构测试结果,产品使用中安全的重要指标阻燃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标准,且采用了安全的无卤系列的硅分散剂作阻燃剂,使用中安全性能高。
C4指标得8分,是由于该项目产品的单位GDp耗能远低于本地区同行业水平。
C5指标得8分,是由于该项目产品原材料利用率经计算,高于本地区行业水平。但产品在生产中次料的回收利用工艺不够完善。
C7、C8、C9指标各9分,一方面是由于采用低成本的阻燃材料;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在国内处于龙头地位,故项目研发成功后快速产业化,经济效益指标良好。
C3废弃后材料的处理指标7分,由于该产品废弃后部分不能回收、部分不能分解,将造成“白色污染”,而焚烧处理又将产生毒气,对大气造成污染。在pC/aBS塑料合金的可降解研究方面需要加强。
C6可再生材料利用率指标7分,pC/aBS是石油产品加工而成,属于不可再生材料,在塑料合金的回收利用上还需进一步加强研究。
该项目得到了8.3441分(满分为10分),评为优良,与项目实施情况相符。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可持续的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把先进性、专利、标准等指标转化为可量化的产品指标,更细致具体,能应用于科技管理部门大批量科技项目评估工作,对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性作出客观评价,并对企业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1.上海市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2.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凭慧.科技项目评价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叶茂林.科技理论评估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周中平,赵毅红,朱慎林.清洁生产工艺及应用实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环境学科评估篇5
2011年10月1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北京共同组织召开了“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与法律机制”专题研讨会。来自环保部、国家林业局、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的领导及环保部环境规划设计院、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中国林科院、山东大学海洋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生态评估中心的专家学者及媒体单位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事发后却往往因生态环境污染评估定损体系和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经济追偿及法律追究困难，鉴于此，环保、评估、法律界人士打破行业界限，首度跨领域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与法律的交流与合作。与会嘉宾对国内外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及其处理模式进行了剖析，分享了国内外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和法律索赔的研究成果和实务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就建立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定损的第三方鉴定评估体系、评估方法、诉讼索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专家认为，建立第三方独立鉴证生态评估体系迫在眉睫，本着“公开、公正、公平”及对全体社会公众负责的原则，生态灾害调查和损失评估的主体应是独立于生态环境利益关联方（政府、损害方和受害方）、具备相关调查和鉴证评估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客观、公正”的社会属性，其结果将更具客观性。
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在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环保及法律领域初步构建了多部门协同应对机制和会商平台，对推动我国建立以第三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和评估为技术支撑、以法律手段为主体的生态环境损害处置制度将起到积极作用。
会议由开幕式、专家演讲及交流互动三部分组成。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执行总裁peterLehner先生，环保部环境规划设计院环境损害评估中心博士张红振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明德先生，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王宏伟女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博导、生态评估专家侯元兆先生，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先生六位专家应邀到会作了主题演讲。
环境学科评估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环境；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81(2012)04-0038-05
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评估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包括教学水平评估、学科评估、专业认证、大学排名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从评估主体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部门（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组织实施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本科教学评估；一类是社会机构组织实施的，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大学排名；还有一类是行业组织实施的（此类评估较少，社会关注度不高），如中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开展的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其中第一类评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受关注，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主体，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在这类评估活动中，影响最大、最深，也最受社会关注的是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在经过多年试点探索，完成首轮全面评估后本科教学评估却遭受了来自社会、高校等多个方面的广泛批评和质疑，甚至“取消评估”之声也不断涌起，本科教学评估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综观这些批评和质疑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既有评估工作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如指标体系、工作程序、评估方法等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也有评估制度本身的社会认可度问题，也就是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主要以政府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为主要对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思路。
一、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理论
“合法性”是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其内涵不是指与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合法律性”，而是指得到社会大众或各利益相关者的普遍认同与自愿遵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将合法性定义为人民“自愿服从”的一种政治统治或国家状态,存在合法性的政权就不需要大规模地使用强制力而使人们服从。他还以合法性为标准将政治统治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人格魅力型统治如革命领袖的政权、传统型统治如君权神授的政权、法理型统治如主义政权\[1\]。尤尔根·哈贝马斯(J·rgenHabermas)是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对韦伯等人把合法性作为人们对政治秩序认同和信任的事实判断这一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的著名论断，突出强调了政治合法性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
借用合法性概念，当代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解释组织或制度变迁的趋同化现象时，提出了合法性机制这一概念，认为当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成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观念力量,能够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3\]。按照斯格特的理论，组织不仅受其所处环境的技术因素（即技术环境）的影响，更受环境的制度因素（即制度环境）的制约。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则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而这才是组织合法性的真正根源。“组织之所以获得支持和合法性，是因为组织符合了‘恰当’的、建立组织的当代规范”，“符合这些信念的组织即便在没有特殊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和信任”\[4\]。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如果组织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不相适应，那么必然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进而要求制度创新。
这就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解释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合法性机制，它强调的是制度环境对新制度产生或旧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这一机制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创新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效率机制的主张，即如果制度创新的预期收入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创新就会发生；反之，则制度就会处于平衡状态。
二、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从合法性角度进行审视，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国家推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应运而生的，在建立之初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但在之后的不断探索和演变过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并没有顺应社会制度环境变化需求而及时进行变革，逐渐丧失了合法性根源。
（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历史变迁
无论是从政策依据还是从评估实践角度，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始于1985年，此后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评估制度初建与试点阶段（1985—1989年）。为适应国家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扩大高校办学自的同时，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与管理，国家决定开展高等教育评估。1985年5月，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教育管理部门“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同年12月，国家教委《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评估的试点工作”，并对试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这两个事件一般被认为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建立的标志。此后，政府教育部门和高教界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一方面通过组织研讨会、课题组等形式，大力加强评估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评估试点，据统计，从1986年至1989年，共对87所高等工科院校进行了试点评估。这些理论研究和评估试点，为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规范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评估制度规范化稳步发展阶段（1990—2002年）。经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试点经验积累，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的目的、任务、指导思想、基本形式、组织机构、评估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是我国关于高等教育评估的第一个立法，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开始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发展道路。此后，国家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也都对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进行了表述，教育部也于1998年针对本科教学评估中出现的问题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价的若干意见》。另一方面，评估实践也在稳步发展。从1994年开始至2002年，教育部以合格评估、选优评估、随机评估、水平评估4种形式，共对252所普通本科院校进行了教学评估。可以说，这一阶段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大面积试点、探索，日趋规范化和稳步发展的时期。
3评估制度全面发展及反思重构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8月，教育部原部长周济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讨班上宣布，从2003年开始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所有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并形成5年一轮的教学评估制度。2004年3月，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建立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和咨询机构，实行以五年为一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同年8月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正式成立，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组织实施高等学校本专科教育的评估工作。从2003年开始至2008年，教育部共对589所高校进行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完成了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次全面审视。应该说，这一轮评估对促进高校教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的正面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遭受的批评和质疑也是非常强烈而普遍的，这也引起了政府、高校及学术界的深刻反思，目前新一轮评估工作仍未启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正在重构之中。
（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可以看出，它从建立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在之后的变迁中，经由路径依赖的不断强化，这一特征更趋明显。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国家刚开始对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之时，由政府主导实行的高等教育评估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是具有合法性的；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校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的新的时代，仍实行完全由政府主导的集权化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一制度已经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不相适应，自然也就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这正是其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
一是评估主体单一性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是一种一元化的办学体制，高校是政府的附属机构，高校成员作为“单位人”对学校全面依附，政府代表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产生之时正处于国家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初期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利益分化。因此，国家建立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一元化评估制度，是与当时高等教育系统利益关系和社会的普遍认识相适应的，自然也就能够得到高校及社会的认可与接受。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利益格局逐渐出现了分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公立高校政府‘一言堂’的利益垄断格局，被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职工群体、以书记和校（院）长为代表的校（院）级管理者群体、学生群体及合作办学者等多元利益主体并存的格局所取代”\[5\]。虽然关于利益主体的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高等教育多元利益主体生成的事实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在这一背景下，仍然坚持政府主导的一元化评估制度，忽视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既与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不相适应，也背离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自然就再难以得到人们的信任与认同。
二是政府行政控制与高校自主办学的矛盾。如前所述，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最初是作为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手段而建立的，体现的是政府对高校进行管控的思想。在之后的变迁演化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的不断强化，政府行政控制的色彩日益浓厚，无论是被评对象（高校）的被动接受，还是评估活动的组织、评估专家的选择、评估结果的确定等，都体现了明显的行政干预性质。这种特征与被国家法律和社会普遍认同的高校自主办学理念是相矛盾的。大学自治一直是高教界普遍认可的办学理念，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也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虽然国家在多个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都强调要扩大高校办学自，使高校能够“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而且在实践中高校的办学自也确实不断得到增强，但政府对高校的控制和直接管理色彩依然很浓。正如有学者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推动高校办学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手段仍比较直接，管得还比较细，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还有待深化”\[6\]。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的高等教育评估很容易被认为是政府对高校进行管制的工具而遭到质疑和批评。“评估功能体现出局限于监督与管理的单一化和狭隘化,高等教育评估也就演变成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依据一定的评估指标体系对高等学校进行检查、评价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明显的行政行为化倾向使得高等教育评估被批评是政府强化规制的一种手段。”\[7\]这与高校追求自主办学的理念和改革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自然也就难以得到人们的信任与认同。
三是政府职能定位与社会角色认同的矛盾。在高度集中和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处于统治地位，是一个全能者的角色，人们对政府是高度依赖、信任甚至是“盲目崇拜”的，政府行为很容易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在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时期，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的认识和角色定位也在不断变化，对政府已不再是完全的信任，对不合理、不正当的政府行为也会提出质疑和批评，近些年出现的政府“信任危机”甚至“民告官”等现象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变化。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治理政府等理念成为公众对政府角色定位的新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扮演“‘总指挥式’的集权领导的角色”\[8\]，处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符合人们在心理上对政府角色的普遍认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建立之初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仍然依循政府主导模式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已经与外在的制度环境不相适应，从而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基础，这正是其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所在。
三、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革的基本走向
根据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要想走出当前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适应外在制度环境的变化，积极进行变革，从中获得新的合法性基础。当然，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在此也无法给出详细的论述，仅提出以下几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多元参与的理念。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高校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各利益主体均有权利参与对高等教育的评估活动，这也是从根本上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因为任何片面适应单一利益主体需求的高等教育都不能称得上是真正高质量的教育，只有充分反映各利益主体需求的教育才是全面的，才可能是高质量的。因此，高等教育评估活动理应有各利益主体广泛而充分的参与。当然，由于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很多，如何让这些群体参与并发挥好作用，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好：（1）在制度设计上，要把各利益相关者作为高等教育评估的合法主体，即要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明确各利益主体有权参与评估活动，评估机构开展评估活动应充分考虑和听取各利益主体的价值意愿和利益诉求。（2）在程序规范上，要明确各利益主体参与评估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包括评估方案制定、评估人员组成、评估结论形成等各个环节和方面，这是多元利益主体能否真正参与评估的重要保证。（3）在文化氛围上，要塑造一种良好的评估文化，让各利益相关者群体能够充分认识到参与评估活动的重要意义和责任，引导和鼓励他们积极主动认真地参与到评估工作之中。
二是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在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比较特殊，一方面，它仅是众多主体中的一员，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再处于领导者和控制者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特殊性，特别是在我国政府仍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中还应担负起不同于一般主体的特殊职责。具体来说，除作为利益主体之一平等参与评估活动外，还应担负以下几种角色：（1）评估规则制定者。政府应积极组织制定和完善评估工作所涉及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制度规范等，为评估工作开展提供基本的依据。强调政府是评估规则的制定者，并不是说这些规则应由政府独自研究制定，而是指政府应充分发挥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2）评估活动服务者。政府应强化在评估活动中的服务职能，积极为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包括建立信息库，提供评估信息数据，开展人员培训，提高评估人员队伍的素质等。这里主要是要求政府充分发挥公共资源丰富的优势，担负起评估活动的公共服务者的角色。（3）评估工作监督者。也就是要求政府要充当“元评估”的角色，对评估机构开展的评估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一方面确保评估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另一方面从更高层面上把握评估工作的发展方向，引导评估工作科学发展。总之，政府应从原来的组织者、控制者定位，转向参与者、引导者、服务者、监督者的角色。
三是合理界定评估的功能。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一直是作为政府加强和改善对高等学校宏观指导和管理的重要手段来定位的，这一点无论是在相关政策法规，还是在评估的具体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在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公共治理、服务行政等成为政府职能定位新理念，政府与高校之间从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正在逐步走向平等伙伴关系的今天，高等教育评估原来的行政管理功能就需要进行调整了，应转向于服务高校发展的功能，成为一种“发展性评估”，即以增强学校自主发展能力、促进学校科学发展为目的的评估。在这一功能定位下，评估主体（各利益相关者）、评估机构（具体承担评估任务的组织机构）与被评对象（高等学校）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管理指导关系，它们通过一系列的协商与互动，共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的方向和策略，促进学校发展。在这里，高校已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主动参与其中；高校也不再是单纯的评估客体，也是评估的主体之一，它们的价值期望和利益诉求能够在评估活动中得到尊重和体现；即使是作为评估客体，高校的意见和诉求也能够在互动交流中得到尊重和回应。这样，高校的主动性、积极性就能够被充分发挥调动起来，评估的发展也就能够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杨光斌“合法性”问题再认识\[J\]河南社会科学，2008（7）：40-42
［2］张康之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J\]教学与研究，2002（3）：63-68
［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5
［4］w·理查德·斯格特组织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6-127
［5］于文明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生成与协调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9
［6］马陆亭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30年——历程、经验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8（11）：12-17
环境学科评估篇7
关键词：环境评估；重要措施；开展工作；
1前言
在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已经形成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能源的浪费，造成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把新建项目环境工程评估工作做好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此项工作是把好环境保护关的前沿、窗口；是贯彻执行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具体体现；是推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2开展环境评估工作，要坚持与时俱进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管理与环境评估的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和限制，尽管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规范了评估程序、改进了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与时俱进的工作方法，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开展环境工程评估工作，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改进工作作风，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以人为本，保护环境就必须把好项目评估关，把好评估关就是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
我省在项目评估和审批方面做了大胆的改革，对重污染项目，如造纸、化工、制革、电镀等由省环保局评估审批并缩短了评估审批时间，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得到了各级领导和项目单位的好评。对不符合环境总量控制要求的项目与建设单位协调沟通，改变建设厂址或变更建设内容，对不符合国家政策，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经过评估坚决不予通过，避免对建设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此，要求从事环境评估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统揽全局、精通法律、工作严紧、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
3开展环境评估工作。要坚持客观、公开、公正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继续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了这个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作为评价单位和环境评估部门，必须对环境影响评价持客观、公开、公正的态度，综合考虑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后对各种环境因素以及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环境评估单位和工作者，如何体现坚持客观、公平、公正，应该注意三点：
(1)无论是对规划或者建设项目环境评价的评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当地和周边环境质量目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实事求是，科学论证。
(2)充分发挥各类经济、环境方面的专家特长，开展多方式、多层次、多领域的技术论证，建立健全评估专家库，实行专家技术负责制，领导审批负责制。并探讨实行规划、建设项目实施后评估制。
(3)对于规划、建设项目的评估要完善公示制度，凡是经过评估的项目均要向社会公示，也可举行听政会，让公众参与审批决策。只有采取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保证评估工作客观、公平、公正。
4开展环境评估工作。要与其他环保工作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同样，环境评估工作也是一门边缘科学，涉及领域也十分广泛，就是在环保领域也是无处不涉及，因此，要作好环境评估工作也就必须与其他环保工作实行有机的结合，才能有的放矢。建议工作中在如下方面给予必要的重视：
(1)掌握全省及地方环境规划、计划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要求、规定，是做评估工作的基本要求。
(2)掌握国家、地方制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对环境敏感区域的特殊环境要求和为了经济发展进行结构调整的特殊限制政策。
(3)全面了解建设单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环境保护信誉等级和对周边环境质量的污染贡献、控制水平。
环境学科评估篇8
【英文摘要】effectivenessevaluationofideologicaleducationforcollegestudentsisanimportantaspectandcontentsofthethoughteducationevaluation.todeeplyacquirethenecessityandpossibilitiesoftheevaluation,accuratelygraspthestandardandtheindexsignsystemsofthescopeandprinciplesofthevaluationareofgreatimportancetoexposethelawoftheideologicaleducationforcollegestudents,promotetheeducationactivityandraisethepertinenceandeffectivenessoftheideologicaleducation.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对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之后引起的思想和行为变化的动态评估，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重要环节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揭示大学生思想政治效果评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范围和原则、标准和指标体系，既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现实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对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纳入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教育教学评估体系[1]。这就充分说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重要性和意义。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指各级高等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和教育科研等专业机构及学校等主体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法规和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科学手段、形式和方法对评价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实施状况和成效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过程，从而为思想政治工作决策提供依据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的实现[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学习效果及其相关的行为效果进行全面系统的评判，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核心内容，其本质在于“价值估计，”[3]。
首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对大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社会、国家所期望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过程[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否达到，教育任务是否完成，教育内容是否科学，教育方法是否合理，教育组织形式是否有效，大学生是否发生了预期的思想政治品德行为变化等，这些都有一定的客观尺度，都是能够进行评估的内容，而且必须进行评估才能进一步反馈和预测。
其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方法、途径、考评等诸要素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综合优化。实现综合优化的前提是要真正把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大学生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要了解这个复杂的系统，就必须在对大学生作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和描述，这就需要效果评估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状况做到胸中有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而收到理想的效果。
再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还处在一种自然状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进一步研究。一是没有建立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内容和标准，工作的随意性很大；二是评价方法学生缺乏认同感，常常是局限于老师评价学生；三是量化方式单一，一般就是用考试成绩来量化学生受教育的效果。在平时成绩中，往往只局限于笼统的定性描述，即使作了定量评价，也很少用统计学、数学语言、计算机作为工具，造成科学性不足，不能满足科学管理的要求。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可行性
第一，日常行为倾向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中质的直接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仅有质的方面，而且有量的方面。如某学生的价值观是否正确，生活方式是否积极健康，某个班级是先进还是落后，都是思想政治现象质的表现；而人生价值的大小、生活质量的高低和奉献精神的程度都表现了量的差异性。为了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就必须从质和量的方面进行搜集、分析和整理。大学生是社会的存在物，其思想政治素质大量地反映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同的思想政治状况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这为我们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提供了十分可行的依据。
第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中量的描述是客观存在的。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来看，大学生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目标、师资、时间、经费投入的多少，取得教育效果的大小等，都有量的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人数、年龄、学历、职称、层次等都是基本的量，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实绩则是更重要的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可以通过他的政治立场、学习态度、理论水平、知识结构和课程成绩等若干要素表现出来，并且这些若干要素可以依据一定的客观要求予以量化，从而可以进行量化评估。既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量的存在是客观的，那么完全可以进行量化评估。
第三，现代数学的发展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提供了可靠的方法手段。过去之所以感到思想现象难以量化，是因为在思想现象中，除了有确定性现象外，还存在不确定性现象，如随机性现象与模糊性现象。对于确定性现象可以采用严密而精确的传统数学方法进行分析和处理；而对于不确定性思想现象，就难以用传统的数学方法了。本世纪以来，相继建立起来的数理统计、模糊数学，则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为定量评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技术保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科学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范围与原则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范围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范围，也就是评估的基本内容，它必须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标为依据，同时又受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的制约与影响。因此，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者和作为客体的大学生是进行评估的两个基本方面。此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教育环境和活动整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教育效果，因而它们也自然纳入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范围。
首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评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客体则是全体大学生。主客体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由于主体的作用要通过客体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对大学生评估是整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中心环节，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4]。具体内容包括大学生的考试成绩、思想政治素质、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对重大问题的观点和态度，遵纪守法的情况以及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精神状态。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整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对其评估主要包括对他们各种素质和教育效果的评估。具体内容包括师资的配备情况、思想政治素质、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工作水平和效果。通过评估，一方面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断提升理论水平，改进教育方法和手段，提高教育效果，另一方面精确把握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表现，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其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评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能否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直接关系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形式和方法始终是重要的要素。就教育过程的具体体现来说，就是要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生动活泼、丰富多样，是否把思想性、政治性、教育性和知识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是否对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召力。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是否正确、形式是否适宜、方法是否得当是决定教育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教育过程评估的内容包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否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政策，是否切合实际，具有针对性、科学性。教育的方法是否能保证内容的贯彻落实、是否能保证目标的实现、是否讲究艺术性、能否被大学生所接受。
再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评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大学生的工作，也主要是靠教师来做工作，但无论是教师还是大学生，他们都是高校组成因素，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为了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工作的准确性和务实性，对教育环境的评估也是十分必要的。评估的内容包括对家庭环境的评估、对学习环境的评估、对社会大气候的评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要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准确评估，充分认识社会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从而最终回到准确评估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在两者关系中，既要看到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又要看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对社会环境的反作用。
第四，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整体的评估。在一般情况下，前面三个方面评估的结论基本可以代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整体状况。但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受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制约，有时1+1≠2，如果整合好有可能大于2，如果是缺乏整合或者是相互抵消，就可能小于2。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活动整体的评估，一是可以弥补上述方面不完全而带来的评估不全面的缺陷，又可以反映出上述几方面结合而成的合力所产生的效果。这方面的评估内容包括：教育活动的决策是否正确，总体教育的目标是否达到，取得的成效如何，存在哪些不足等。通过评估既总结了经验，又使以后的教育有所借鉴，从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活动进一步提高。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原则
第一，导向性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科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立足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紧紧围绕党的根本任务这个基本点和中心点来进行。坚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方向性，关键就是在设计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时要始终贯穿正确的指导思想，无论评价内容还是评价的指标体系，都应以是否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为根本标准，是否有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进步为标准，是否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标准，是否有利于调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标准。
第二，客观性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应坚持实事求是，采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客观公正的考核，不能主观臆断或掺杂个人感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丰富的一手材料，全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方面情况，然后以事实为根据，进行认真地评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内容和标准要经过认真调查、集体研究、科学论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确定，一经确定就应有相对的稳定性。考评指标形成科学、合理、有序的等级和分数值后，就要避免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考评工作纳入制度化、程序化的轨道。不能因照顾某个评估对象，而随意改变评估条件或标准，一定要做到评价标准客观、评价过程客观，否则就会使大学生怀疑甚至对评估产生逆反情绪，从而影响评估正向效果的发挥。客观性原则是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可信性与科学性的关键。
第三，整体优化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整体优化原则就是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全面性，另一方面要考虑综合性。全面性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不能顾此失彼，以偏概全。全面性原则并不是面面俱到，而要遵循综合性原则，即要求在评估过程中，要善于抓住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各个要素中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包括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和教育环境四个要素[5]，我们在评估时，既要从以上四大方面进行评估，同时又要突出评估四个方面的协调配合，并以整体整合优化的最终结果作为效果评估的标准，以此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综合作用。
第四，可操作性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程序和方法要简便易行，便于操作，指标体系的设计要科学，即各个指标必须是客观的、可测的。可操作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设计指标时要做到精微分化，具有可比性。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标准与指标体系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标准
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标准，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所谓宏观角度，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评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及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具体到某所高校，就是社会上对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可程度。所谓微观评估，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某一项具体工作、某一具体过程的评估[5]。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主要是就微观评估的标准，往往是结合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来评估，所以常常转化为对大学生个体的评估，如政治考试、思想品德考查、推优入党等。
大学生个体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标准，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层次，包括三种形式：第一，绝对标准，就是在大学生的群体之外确定的标准，又叫一般标准。一定社会的规范、准则、要求，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长远目标，都是绝对标准。第二，相对标准，就是在大学生的群体之内，选取一个常模，然后把大学生逐一与常模比较，来判断其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第三，自身标准，就是以大学生某一方面或其发展的某一阶段的表现为标准，与他的其他方面、其他阶段的表现相比，它其实也是相对标准。无论采用以上三种标准中的哪一种，通过比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都可以确定在一个相应的水平位置上，以表示其价值。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标准体现和反映着高校对特定领域、特定实践活动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的认识与理解程度。确定什么作为评估的标准，受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的制约和影响，也体现了社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想化”、“完善化”的追求。制订合理的评估标准，可以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得失，对其相关要素、环节和步骤安排、运行合理与否等，做出相应的研判，并以此为契机，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向更高的层次和境界跃升。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是在评估范围的基础上，依据评估标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进行量化评估的设计。
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途径是分解评估标准，即通过逐级分解目标来形成指标体系，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最终的物质承担者是人、物(教学效果、科研成果)和环境三个量化指标。相对于评估的标准来说，人和物的指标是微观指标，环境指标是宏观指标。微观指标一般是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线工作者使用，如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等；宏观指标一般是领导部门使用。
微观评估指标，主要是通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行为表现、奖惩情况及工作成绩来设计。主要有四项指标：(1)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抑制了大学生某种消极思想行为的滋长与蔓延；(2)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具体可以分解为四项二级指标：一是考察大学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力，二是对各种思想与思潮的分析力，三是对是非问题的辨别力，四是对错误观点的抵制力等；(3)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促进了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发展；(4)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有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宏观评估指标，主要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指标体系。主要有三项指标：(1)是否有一种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积极性的环境和条件，以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完成；(2)是否有良好的社会舆论和校园氛围，具体可考察大学生是否能坚持发扬良好的社会风尚，抵制和批评不良现象，勇于同歪风邪气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热心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公益劳动；(3)是否建立了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和人际环境。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微观和宏观评估指标都是其评估标准的具体化，它们既要合目的性，也要合规律性。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体现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把握，是进一步加强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4.
[2]刘秋圃.高校德育评估科学化的思考[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44.
[3]欧祝平，谭益民等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5.213，137.
环境学科评估篇9
【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
一、国外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00811044）。）
【参考文献】
[1]徐嵩龄：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2]叶兆木：环境损失与环境成本评估研究进展、问题及展望[J].四川环境，2007（1）.
[3]李宏：环境经济损失评估方法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1.
[4]郝红彬：生态公路建设环境损失经济评价的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5]李红莉：十年经济发展对环境空气和地表水体质量的影响[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
[6]姜涛：山东省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评估[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
[7]陈葵容：煤炭企业资本补偿问题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8]郑文莉：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
[9]田华：高速公路环境损益后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化模型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10]刘文明：山东省沂蒙山区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恢复对策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11]李瑞俊：山东沂沐泗流域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12]俞林、徐立青：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纺织行业[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环境学科评估篇10
摘要《2014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评估报告》显示，在全世界178个参加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43.00分的得分位居118位，排名依然十分靠后。基于对《2014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浮估报告》评估内容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分析了中国在全球epi评估中排名偏后的原因，最后提出：开展环境绩效测量评估对保障环境决策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亟需改善现有环境数据质量、规范环境数据管理，加强环境绩效评估制度建设、建立国家与区域环境绩效评估长效运行机制。
关键词epi；环境绩效评估；中国；环境健康；生态系统活力
由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联合世界经济论坛的<2014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显示，在全世界178个参加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43.00分的得分位居第118位，即倒数第61位。epi自2006年开始，频率为两年一次。在以往4次（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的全球epi排名中，中国分别位居第94位（共133个国家和地区参评）、105位（共149个国家和地区参评）、121位（共163个国家和地区参评）和116位（共132个国家和地区参评）。对中国在各次epi评估中排名持续偏后的情况，需要理性地看待：一方面不因排名靠后就否定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应该通过epi的排名认识到中国的环境绩效同不少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较大差距。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
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performanceindex，epi)是一套针对全球各国应对空气质量、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迁等敏感环境问题能力的评估体系。1999年开始，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开展了可持续发展指数(eSi)研究，并于2000年了第一份全球eSi评估报告。该项研究的初衷在于定量地衡量各个经济体（国家、地区）在实现环境更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之后，该联合研究小组在2001年、2002年和2005年先后了3次eSi指数。为了更针对性地突出环境绩效，在eSi的基础上，联合小组在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和2014年又了5次全球epi报告。相对于eSi，epi关注点更加明确，范围也更加具体。从先前的eSi到现在的epi，每一期都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epi的评价使用“目标渐进法”，即根据各国家、地区在各项指标的表现与既定目标的差距对其打分。epi指标体系包括“政策目标一政策领域一具体指标”3个层次。自2006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第一次以来，“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作为epi的两大环境政策目标一直未变。但随着全球对于环境问题关注点的变化，历次epi评估的政策领域与具体指标均在不断调整之中。
2014年全球epi评估情况评估方法
2014年全球epi在“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大目标下确定了健康影响、空气质量、水与环境卫生、水资源、农业、林业、渔业、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气候与能源9个政策领域共20个具体评估指标(图1)，以评估各国家、地区在各方面的环境表现。
与以往不同的是，2014年全球epi评估首次关注各评估对象国和地区的废水处理绩效。废水处理是影响全球水生态系统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目前全球对其的理解和共识还很匮乏。因此，2014年epi评估引入了“废水处理”这一新指标，评估各国家将废水排放到环境之前的收集处理量。另外，2014年epi首次用统一标准评估了各国家与地区的“近十年变化”，即除了对各对象国、地区进行最新的环境绩效评估，epi还将此次的评价框架应用到过去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上，得出了各国家与地区在相关政策领域与指标的得分和排名。由于以往每次的epi评估在指标体系等方面均有变化，各国家、地区仅根据历次的epi排名来衡量其进步或退步并不合理。因此，2014年epi评估第一次为各国家、地区对比其过去与现在的环境绩效表现提供了有效工具，为观察过去的环境绩效与国家环境政策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评估结果
2014年epi对1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评估排名（图2），这在历次epi评估中是数量最多的。排名方面，瑞士再次位居第1，排名2至5位的依次是卢森堡公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捷克。epi“十年变化”数据显示前5名的国家不仅是在2014年评估中表现优异，且其中每个国家的环境绩效都在过去的十年里有所提高。在最大经济体国家中，德国排名位居第6位，其次是英国第12位，加拿大第24位，日本第26位，法国第27位，美国排名较后、列第33位。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国家表现多样化，但总体落后于发达国家：俄罗斯排名第73位，巴西第77位，中国第118位，印度第155位。
2014全球epi采用记分卡方法，展示了全球整体在各政策及指标的表现，可看出“环境健康”目标下的许多问题都取得了改善，全球享有卫生和饮用水设施的人口不断增长，从而促使了儿童夭折率的降低。这也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对水和卫生方面所列出的目标、战略以及衡量标准紧密接轨。而同时，受政策制定者未能建立明确目标等不利影响，使得许多表现较差的指标难以提高，主要表现在渔政资源、工业污水处理以及空气污染等方面（图3）。
评估的价值与存在的不足
建立有效的环境测量系统能够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重要保障。2014年全球epi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环境测量（不限于epi）与管理措施的协调配合，可以提高环境表现。自1990年以来，超过20亿人获得了饮用水与卫生设施的改善，超越了千年发展目标的预期，增进了全球福祉。取得这些巨大的成绩归因于良好的绩效测量系统，通过这样的测量系统，政策制定者可以检测他们的工作绩效、确定优先需求、创建问责机制。这是许多国家在保护自然栖息地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同时，epi研究也表明，环境测量系统的薄弱或者缺乏，往往可能是导致不良环境后果的重要原因。例如，尽管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空气质量问题，但是目前对空气质量的测量监测能力仍然较弱，使得国际政策目标缺失、相关管理政策停滞不前，结果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了骇人听闻的空气污染危机。随着工业与基于化石燃料的运输部门的扩张、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目前共有17.8亿人口呼吸着不安全空气，比2000年增加了6.06亿。
测量和指标体系需进一步完善。2014年epi在提供对全球众多环境问题宏观分析的同时，也显现出存在严重的数据缺失问题，一些评估数据存在空白。由于农业活动的可持续性以及淡水资源管理等一系列关键政策均不具有可靠的衡量方式，使得发现紧要需求、治理政策目标和评估国家环境绩效都十分困难。类似的还有有毒化学品暴露、固体废弃物管理、废物循环再利用以及湿地保护等。基于生态或系统导向的政策问题往往不能被有效计量。对这些系统管理的失效会导致风险的增加，因此当前急需开拓新的评估途径，应对挑战。中国2014年epi评估结果分析
总得分低、排名靠后
从历年epi排名看，中国的环境绩效排名在全部参与排名的国家中，一直处于靠后位置。2006年，在参与排名的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总得分为56.20分（满分100分），位居第94位、倒数第40位，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08年，在参与排名的14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总得分为65.10分，位居第105位，倒数第45位；2010年在参与排名的163个国家当中，中国总得分为49.00分，位居121位，倒数第43位；2012年参与排名的132个国家中，中国排名116位，倒数第17名。2014年中国在178个参评国家中总排名位于第118位，总体得分为43.00分，同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表现优于印度（第155位），但却落后于巴西（第77位）、俄罗斯（第73位）以及南非（第72位）。
过去十年中国总体环境现状改善，特别是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表现突出，但在空气质量改善等方面还较为滞后
将2014年epi评估框架应用到往年数据，得出中国epi得分“十年变化”结果即提高2.6%，可以看出中国在过去十年总体环境状况有所改善。
在2014年epi评估的9大政策领域内，中国环境绩效表现较好的3个领域分别是：健康影响（76.23分）、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66.63分）、气候与能源（65.16分），得分远高于其他领域。2014年epi使用与水、空气污染高度相关的“1—5岁儿童死亡率”指标衡量健康影响；得益于中国近年来卫生、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该指标成为2014年epi中中国得分最高的领域，但在178个受评估国家地区中仍仅排名第80位，这也侧面反映了中国在空气、水污染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间，将来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保护方面，“关键栖息地保护”与“陆地保护区”指标在近年来基本维持稳定，表现有所提高的是海洋保护区指标（“十年变化”为2.29%）。
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表现突出，在气候和能源政策上的表现超过了德国和美国。在对碳排放增速变化的评估中得分75.00，在该指标下排名第10位。与其他同类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是唯一达到减缓过去十年碳排放增长率的国家。而201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90，巴西、印度以及俄罗斯的贡献仅为7%。由此可见，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成效尤为显著。通过国家层面的承诺和努力，中国在发展低碳、低能耗经济上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中国通过大力整改高耗能企业以及发展可持续能源，取得了能源效率的显著提升。
中国在其余6个政策领域中得分都不尽理想（低于40.00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农业(33.85分)、水与环境卫生（33.15分）、林业（25.34分）、空气质量(18.81分)、水资源（18.18分）、渔业（14.68分）。空气质量情况较差，特别是pm2.。污染严重是中国在2014年epi中得分较低的重要原因。其中，在最新的“pm2.。平均暴露水平”指标方面，中国位居世界最末。在另一个有关pm2.。的指标“pm2.。超标率”中，中国得分为o。但中国在“室内空气质量”指标上近年来的表现是有所提高的（“十年变化”为11.57%）。另外，由于2014年epi取消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空气污染物指标，使得中国近年来在这些方面的改善成效不能在epi中体现，加上空气、质量权重占比较高(13.3%)，也影响了中国的总体得分与排名。
中国在农业领域得分较低主要是由于在“农业补贴”这一指标中得分较低（115.71分，排名145位）。农业补贴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2014年epi评估者认为较强的农业补贴必然带来水资源、农药、化肥等在农业中投入的增加，从而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另外还可能带来农产品过剩等问题。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于2002年在吉林和安徽部分县市进行试点，于2004年扩展到全国范围，至今已进入第13个年头，在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业生产方面表现出很好的效果，但同时也使得中国这一指标的得分在过去十年降低了63.95%。但2014年epi报告也指出，使用“农业补贴”指标反映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间接性，因此在2014年epi评估中这一指标只被赋予了1.5%,的权重。但中国在农业的另一指标“农药管制”中的表现在过去十年是有所提高(提高18.18%)。
伴随着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改善，中国在水与环境卫生政策领域内的两项指标在过去十年都有了显著提高（“洁净饮用水普及率”提高为53.6%，“卫生设施普及率”提高为73.51%)。但由于基础薄弱，中国在所有对象国中仍仅排名109位，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14年epi还评估了各国2000-2012年的森林覆盖变化百分比，中国的结果为减少了2.5%，在所有国家中排名80位，属中等水平。在污水处理方面，中国的工业、市政及生活污水排前处理率为18.18%，排名67位，落后于俄罗斯及南非。另外，由于海岸捕捞压力的增大与鱼类种群量的减小，导致中国在渔业方面的环境绩效表现在近十年下降了20%。
epi评fa的意义与启示
开展环境绩效测量评估对保障环境决策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耶鲁大学等研究机构开展epi研究源于环境决策长期缺乏科学、可定量的严谨性。千年发展目标（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置于全球政策议程之上，然而具体的目标下却缺乏相关、可靠的指标。为填补这个缺口，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发展了用于评估环境可持续性的指标(eSi)和环境绩效的指标(epi)，两项指标均着眼于创建由数据驱动的环境决策模式。
首先，良好的环境测量可以增加环境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减少政策分歧，使决策者们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解决方案上。更重要的是，可靠的环境测量为决策者们提供了改进环境政策的基石。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政府都已将“大数据”运用到实践当中，在决策中使用数据的大趋势已经是一种共识。有环境测量之后，决策者们可以通过数据而不再是仅仅通过猜测、预感或经验来制定决策，从而大大降低制定环境决策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环境绩效评估的意义就在于其为环境决策的制定提供了有效可靠的定量工具。
其次，通过环境绩效评估可以对环境的集体性认知中存在的空白与缺口予以明确。不论是地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环境决策的制定急需更好的数据，而类似epi这样的指数评估恰好可以帮助识别现在存在的重要的数据缺口，从而为将来环境数据质量的提高指明方向。
中国需要改善现有环境数据质量、规范环境数据管理
通过历年epi评估的结果与结论，可见数据质量对于绩效衡量的质量与可靠性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受各种原因影响，中国目前的环境数据质量不高。除了技术因素外，基层上报数据质量往往受人为因素影响，环境数据的独立性得不到保障，使数据可靠性和环保部门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改善现有环境数据质量，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努力：一、通过增加投入，提高硬件设施与管理人员技术水平，解决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存在的能力不足问题；二、通过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接受公众监督等举措，保障数据收集和上报的独立性；三、从数据传输、存储、共享、和分析应用等各个环节，规范数据管理；四、强化数据质量部门归口负责制，严格追究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另外，当前中国环境绩效评估工作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因此，应努力建立环境数据实时监测机制，提高数据时效性，争取尽快实现环境绩效的当年度实时评估，更好地发挥环境绩效评估作用。
加强环境绩效评估的制度建设，建立国家与区域环境绩效评估长效运行机制
加强绩效管理工作对于提高环境政策绩效，解决目前面临的压缩性、复合型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绩效指数可以为决策者提供重要、实用又便于理解的环境数据。国家、区域等各级别的主体均可通过衡量环境绩效指数对比其与其他主体的环境绩效表现。通过时间序列数据，还可以研究其各自环境绩效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环境绩效衡量可方便各国家、地区识别当下及未来的重要环境问题，从而协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决策。
然而目前，中国的环境绩效评估工作还没有建立起战略规划、绩效计划和绩效报告等制度框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评估工作还处于初步探索状态。为了充分发挥绩效衡量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有必要结合中国国情，在环境绩效评估的理论、方法、评估框架以及指标体系等关键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在时间尺度上对中国各地环境绩效进行科学的连续监测与评估，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国家环境主管部门应积极推进绩效评估试点工作，尽快制定统一的环境绩效评估规章制度，明确环境绩效评估的概念、实施范围、步骤、主体、操作规程、指标体系、监督制衡以及结果运用等内容，使环境绩效评估能够在统一的制度约束下，规范、协调、有序地进行。
中国目前的环境绩效管理偏重于对绩效考核工具的应用，忽视了绩效管理工具的前置环节和绩效考核结束后的评估反馈环节。一方面，由于过于重视绩效考核，针对同一政策目标往往设定不同的考核内容和要求，各种政策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发挥合力，最终造成各种投入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由于对考核结果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和后监督机制，被考核主体缺乏持续改进绩效的动力，政策的长远目标难以实现。解决区域普遍存在的环境目标模糊和持续性不强的问题，实现区域环境管理工作的持续改进和延续性，需要建立区域环境绩效评估的长效运行机制。正确认识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的关系，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反馈跟踪环节和后监督机制。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