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内涵篇1
从我国大环境来看。“建设生态文明”、“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在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而在党的十报告中，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高度论述，并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显示了我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从高等教育的特点和要求来看。高校培养的是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高层次人才，他们的思想品德修养、专业技术能力、教育文化素质等决定了我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高校是为社会输送具有先进思想、理念、技术的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所以，高校扛起生态文明教育的大旗，走在社会前沿推动、建设、宣传生态文明教育，义不容辞。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建设的内在要求
（1）必须要明确，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
（2）结合当下背景、人文情况、案例等，分析、阐明目前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和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有针对性地推进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提供现实和理论依据，指出教育的方向、目标和路径。
（3）对开展好、建设好生态文明教育提出设想、建议，为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建设出谋划策，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和规划，既能够指导培育大学生的实践教育活动又能够促进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向社会的辐射和积极影响。
三、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建设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里程碑式的产物，是当代人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生产力关系所做的总结、反思式发展，是维持生态平衡、尊重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并重的文明之路。生态文明的教育对象是社会全体成员。而大学生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而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社会需求。首先，大学生具有综合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较高的素质，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历练，有着客观理性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人生和世界有着较高层次的认知；对待未来怀有理想，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努力方向；拥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有着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调动资源实现目标的能力；再者，作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承载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因此，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指按照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内涵和目标，结合大学教育的原则和基本规律，以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以及生产力的和谐发展为出发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诉求，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行为，使大学生能够正确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形成生态文明道德观，自觉遵守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原理，并指导自己的生产、生活、消费行为，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服务的教育实践活动。
四、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现实意义
生态学内涵篇2
教学方式生态化内涵特征
一、生态化释义
生态，生物学上定义为在一定时空内，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之间通过不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引申为事物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自然和谐、健康、充满生命活力的场景和环境。“生态化”是前苏联学者创用的概念，其内涵是将生态学相关原理渗透到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用和谐发展的思维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并根据自然、社会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化地处理人与其相互关系。[1]
二、教学方式生态化的内涵解析
教学方式的生态化是对传统教学中的“主客两分”理论的补充与完善，用“主客一体化”的新视角来认识和解决教学问题。在操作层面上，教学方式生态化主张根据教学目标及学生自身的发展特点，把讲授法与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多种教学方式有机整合，构建成动态、开放、和谐、平衡的教学模式，反对把独立与合作、接受与探究学习等对立起来。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过分强调教师的权威、教材的权威，而生态化的教学方式以“和谐自然观”、“整体观”为重心，弥合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离，在教学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搭设了一个较好交流互通的桥梁。
从历史角度看，教学方式生态化是以来源于西方生态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客一体”理论为其哲学基础的，并融入了东方“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精髓。其理论预设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生态文明社会的架构中则以“生态人”概念作为其理论预设的模式。其价值取向以谋求人与自然、社会这一共同体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依托的时代背景是后工业社会，其文化标识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环境文化。
从本质上看，教学方式包含了教学思维方式和教学行为方式。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是由关于对象世界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三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2]教学思维方式也不例外。教学思维方式是内隐的方式，教学行为方式是外显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教学思维方式支配和制约着教学行为方式，而教学行为方式又推动着教学思维方式的不断发展。
要实现教师教学方式的生态化，就得从根本上转变教师的教学思维方式和教学行为方式，实现教师教学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生态化。
1.教学思维方式的生态化
教学思维方式的生态化即运用生态学中的系统整体观、平衡观、和谐观、可持续发展观去审视、判断和分析教学现象和教学问题，用关系思维、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和合思维去设计教学实施方案的一种认知方式或认识模式。系统整体观要求把教学过程中的各要素如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环境等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研究，要注意其整体的特征，而非把每一部分孤立起来，只研究其部分特征。平衡观则要求课堂结构、功能、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保持一种动态的、整体的、相对的、开放的平衡[3]。通过确定生态化的课堂教学目标，建立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创设和谐自然的课堂教学情境，处理好课堂教学中的得与失、动与静、收与放等关系，对于维持和优化课堂生态平衡无疑有着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和谐观要求在教学中时时运用和谐的理念和方式，营造和谐的氛围，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地发展。既要注重学生智力、逻辑思维等理性因素的增长，又要加强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方面的教育，使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得到统一协调的发展，使学生的求学过程成为在生理、心理、智能、悟性、思想、审美、情趣、对世界的认识等各方面全方位觉醒和明显提高的过程。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在教学中让学生个体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终身学习的能力。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只有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才能使自身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减少对外界条件的依赖性，从而大大提高个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教学思维方式的生态化实质上解决了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这对于教师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教师观、教学观、学生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尤其对于教学行为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教学行为方式的生态化
教学行为方式的生态化主要是指在教学思维方式生态化的引领下，利用生态系统整体观、平衡观、和谐观、可持续发展观的主要思想，不断改进教师教的行为和学生学的行为过程。在课堂的行为系统中，最主要的是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教师行为一般表现为镇静、启迪、讲授、演示和演算、辅导、沟通和交流等教学行为。学生行为主要指学生的学习行为，包括：感知与认知、保持、渴求、沟通和竞争行为等。[4]在传统的课堂中，由于学生间的学业竞争和人际交往等带来的行为冲突，以及由于要求及格率、优秀率、升学率等带来的师生间的行为冲突，使课堂教学充满紧张的气氛，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学生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在生态视野中，由于教育目的的改变，教师不再是为教而教，学生也不再是为学而学。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不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教中有学，学中有教。具体而言，教学行为的要从如下方面转变。
在教学设计上，要从“单向设计”到“系统设计”转变。就教学目标设计而言，不再停留于传统的知识掌握和技能训练，要充分结合学生实际，以学生为中心，要注重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设计。就教学环节而言，不仅要考虑教学导入、讲授新课、拓展应用、巩固教学、作业布置、教学反思等预设性的环节，还要考虑因灵感闪现、偶发事件而适时调整教学策略的生成性情况。
在教学过程中，要从“简单传递”向“多元互动”转变。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的课堂教学总是存在简单知识传递或者简单技能训练的现象。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学生的交际能力、心理承受力、应变能力、情感意志力等是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生活的必修课，在课堂教学中尤其要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这就要求教师改变过去单一的简单传递的模式，走向师生、生生互动的多元互动模式。
在作业布置上，要从“统一要求”向“因材多样”转变。在应然的思想观念中，我们总是期望“因材施教”，但在实然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大一统”的行为方式比比皆是。在作业布置中，许多教师以班额太大、学生过多，照顾不过来为由，较少考虑学生个别差异。在生态视野下，教师需摒弃原有的落后思想观念，努力转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要拿出干劲和精神，仔细研究学生，针对班上学生实际，分层分类地布置作业，让每位学生能找到一种成功的喜悦。
在教学评价上，要从“静态评价”到“动态发展”转变。“静态评价”往往注重当前的一些现象，只重视学生学会了什么，不管学生是怎么学的。这样的评价导致学生不重视如何去学会学习，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如何过关。再者，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认为结果评价简便易行，能作出准确判断，而过程性、发展性评价比较麻烦，不易操作，不能准确评定学习结果。而动态发展性评价则强调要以学生为本，以发展的眼光去对待评价学生，总是以欣赏的眼光、激励的语言和举措去引导学生，挖掘其潜能，从而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修正不足、弥补缺陷，追求卓越的品质。这样的评价看重过程、看重思维品质、看重多方面能力培养，即我们所诉求的“生态化的评价”。
三、教学方式生态化的基本特征
1.效法自然的教学方式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本身的规律。列宁曾明确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联系”。[5]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只有从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中，从动态中去进行探索，才能逐步把握它的发展过程。教学过程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学生的身心发展也有其规律可循。生态化的教学方式就是依据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而形成的一种合理建构的教学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教学方式就是借鉴自然界的生态发展规律，师法和模拟生物圈的活动过程，实现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方式。在这方面，卢梭、裴斯泰洛奇、福禄贝尔等教育家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典范。他们认为教育要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在儿童时期，儿童就得像儿童的样子，要按照学生的实际年龄和特征去教育。
2.主导多样的教学方式
生态学中有一条重要原理，即主导性和多样性原理。此原理认为，“必须有多元化的结构和多样性的产品为基础，才能分散风险，增强稳定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合理匹配是实现持续发展的前提。”[6]生态化的教学方式也必然是主导性和多样性结合的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过于单一，无法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儿童的天性是好动，活泼，他们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总想去探索。没有一个学生是别人的单一复制品，他们都是各不相同的，都存在着个体差异。因此，适用于他们的教学方式方法除了有一至两个主导方式外，还应该有更多的教学方式作辅助，要充分利用自主探究式、合作体验式、实践活动式等新课程倡导的教学方式。
3.系统整合的教学方式
生态学强调联系和整体，重视个体对环境的依赖。美国学者麦茜特指出，“生态学的前提就是自然界所有的东西都联系在一起。所有的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及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生态共同体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环境都与周围生态系统处于动态联系之中。”[7]从具体的课堂教学来看，课堂是一个微观的特殊的生态系统，在课堂生态系统中，课堂生态主体（师生）与课堂生态环境之间、课堂生态主体与课堂生态主体之间存在着各种生态联系，实现着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流通。课堂生态平衡是一种整体的、相对的平衡，同时也是一种动态开放的平衡。之所以说是一种动态开放的平衡，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在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教材、学生、教师、教学手段、教学环境等均是可变的因素。要维持这种动态平衡的课堂生态系统，教师就得不断转换、整合自己的教学方式，从而生成一种合理建构的教学方式。
4.和谐有效的教学方式
“教学有没有效益，并不是指教师有没有教完内容或教得认真不认真，而是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生学得好不好。如果学生不想学或者学了没有收获，即使教师教得很辛苦也是无效教学。同样，如果学生学得很辛苦，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也是无效或低效教学。”[8]生态化的教师教学方式是一种整合了各种教学资源而实施的和谐有效的教学方式。其和谐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有效果。这里的效果是指教学方式实施的结果与预期教学目标相符的评价，它考察的重点是学生。生态化教学方式追求的目标就是课堂和谐互动、学生参与性强、自主性得到充分发挥、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学生的各种能力得到培养。二是有效率，即教学有效时间和实际投入教学时间的比值。生态化的教学方式是经过优化整合的教学方式，因此教学效率会大大提高。三是有效益。这里的效益是指教学活动的收益、教学活动价值的实现。生态化教学方式的实施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促使师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得到转变，从而实现教学和谐地、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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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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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生态学内涵篇3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天人合一”文化；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伦理内涵体系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1-0012-04
传统意义上狭义的“生态”概念，是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而从人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关系角度看，广义上的“生态”指的是人、一切生物系统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包括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等。“文明”是指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综合进步因素的总和，因而“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
在诸多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等。
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解释和批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危机，在生态观上对马克思主义起着补充作用。具体来讲，它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出发，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对人、国对国、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侵犯和掠夺，从而引发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
“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只有通过合理调整人们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2]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重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列宁后来所指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才是能够彻底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曾作过解释和总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失衡、精神迷失等现代性负面问题来源于现代社会男权主义的过度膨胀和不平等的父权统治逻辑架构。基于对女性和其他受支配的自然环境的关爱与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重视女性精神和女性价值，要求重新建立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深层生态学理论“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认为人类只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众多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和分界线，坚持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4]。依据这种观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吹“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试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的权利。
由上可知，生态社会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当前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要求通过更好更快地发展去实现人与自然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现代经济文明观，它不只是一种经济发展观，也是一种价值伦理观。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内在的伦理涵义。
（一）以人为本伦理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以人为本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本精神，落到实处就是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尊重民智、服务民生、实现人民幸福。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实在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们认为，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来解决。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大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5]。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制天”的思想。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生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基本意思是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它和《易传》提出的“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基本上是同一意义。“制天说”绝对不是要求人们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是强调“制天”的前提是“顺天”。这是与西方近代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所根本不同的。
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并非人类发展的目的本身。人类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联合国在1990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明确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视角下，发展被定义为扩展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生活质量，人所享有的实质的自由和机会，人实际能做些什么和能成为什么；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其本身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6]这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以人为本伦理观和民生伦理观作了深刻的注解，强化了以人为本伦理观的现实意义。
（二）可持续发展伦理观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是自然创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事实。而自然的创化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实现，是自然的价值。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和连续性”。这就要求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包括两方面的伦理要求。从纵向看，它遵循“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的人类代际平等原则[7]。从横向看，它遵循“‘人——自然’共同体的协同进化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赋予自然应有的道德地位”的人与自然平等原则[7]8，实现人、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和繁衍创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财富基础。
（三）生态经济伦理观
怎样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状态，是我们在高歌猛进的经济活动中被迫进行反思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危机背景下，社会精神生态的异化问题尤其突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消除人的现代性精神危机问题。
随着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之间逐步进行着交叉渗透、补充论证和有机融合，具体讲就是发生了“生态伦理学向经济领域延伸的趋势、经济伦理学向环境领域拓展的趋势以及生态经济学向道德领域渗透的趋势”[8]。为“生态经济伦理”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我们所说的‘生态经济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自觉协调和平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追求的努力中所体现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或者主要是指生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8]7
生态经济伦理观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合理性）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统一的，致力于消解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的精神危机。它主张统筹兼顾生态伦理（即环境伦理）、资源伦理、经济伦理、消费伦理、财富伦理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追求，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最佳的生态效益的统一。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服务价值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遵循生态经济伦理规律，能够实现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合理、动态、健康、开放的平衡关系。
（四）和谐伦理观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谐，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中国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欲望而带来的道德污染、心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天人调谐思想是思辨、实践与审美的高度集成。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重视自然，人在倘佯山水、寄情自然之际，可以参禅悟道，领会宇宙、社会、人生的奥秘，是人类应该努力争取的未来。
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涉和谐伦理观的社会范畴，从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成和谐的“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追求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实现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生生不息的天地间、万物中，人应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将仁爱之心推广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就是天人调谐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了“和谐”理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具体、动态、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统一共存即“和而不同”。“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属性，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保证。
和谐伦理观是对人、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必须遵循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其中，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含了人的精神空间（知情意结构）、人自身与自心、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其目的和归宿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尤其是实现人的内在精神空间的完满、和谐与自由，从而优化人的竞争合作观和成功成才观，进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9]。人是不能脱离生态系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要求遵循整体的生态系统思维，呵护共同的绿色家园。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要求解决诸如自然环境恶化问题、生态气候失衡问题和资源能源安全问题等。
“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未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短视的、狭隘的思维，是一种不可扩展的、片面的、自私的精神品质的反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和谐伦理观主张在追求合理高效的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反对不合理的人类欲望膨胀，要求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利用和征服自然）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人的积极价值）两种极端思维，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破解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的精神异化等难题。
三、生态文明伦理内涵体系的内在关系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以人为本伦理观、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生态经济伦理观以及和谐伦理观这四条伦理原则，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中，四条伦理原则的相互关系、所处地位是什么呢？以人为本伦理观居于核心位置，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是原则问题和方向问题，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和谐伦理观都是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生态经济伦理观是特色，是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的基本途径、根本方法和主要手段。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的本质中。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是促进发展、推动进步的活力，但也会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既紧迫又重要。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人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只有把握机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刻变革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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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内涵篇4
关键词：资本批判理论；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
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的批判史。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思想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充分吸收借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集经济、政治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生态批判，开辟了资本批判理论的新维度。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经济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自毁其发展根基的趋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其理由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资本积累，其手段是扩大生产和剥削劳动，其后果是经济的危机与生态的危机并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是有着内在关系的。至于资本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已做过论述。在资本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由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限制，并且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资本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在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奥康纳认为，经济危机可导致生态危机，反过来，生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其二，资本存在新形态对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的存在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石油资本、金融资本等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性更大。奥康纳就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仅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而建立在消费信用或抵押信用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债务、金融投机以及金融结构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体制的危机。”[1]261奥康纳的这一观点也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其三，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为了克服其自身扩张带来的生态危机和发展限制，必然会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把世界范围的资源纳入其生产体系，并为了实现由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抢占世界市场。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通过操纵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把全世界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机遇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挑战就是资本通过全球化也把自身造成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全球化了，并且由于资本全球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造成了南北的不平衡发展和世界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政治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其独特的生态危机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将其提到与整个生态系统以及人的发展相联系的高度，得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本性及其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结论。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性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道：“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2]48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
为了说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条件是一个关键概念，它包括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它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1]22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保证。但奥康纳又认为，从生产条件的这种政治化视域中来看，如果生产条件被忽视了即它们的生产性能力遭到了破坏，将会出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危机或者执政的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得以运行的，它身上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功能的实现必然会引发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复杂的斗争和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以及生命本身的条件。所以，国家政权无视甚至保护资本对其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损害或破坏，致使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将不可避免。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文化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不仅要通过资本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领域的支配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来实现，而且受求利性的驱使，资本必将突破经济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依赖、渗透和控制等来实现积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逻辑也从经济生产领域扩张到了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的部门中去。因而，人们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也全部渗透着交换原则的资本运作逻辑，马克思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的文化整体也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逐渐被肢解。资本逻辑通过操控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消费来为资本增殖服务，这必然会会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和要素造成冲击，以致技术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里，不但人们头脑里只有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环境的知识一无所知，并且资产阶级政权为了满足个人通过高消费来追求幸福的异化需求，必然会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以生产尽可能多的消费品。这必然会带来对自然剥削的加强，从而给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成了资本剥削自然、追求价值增殖的工具，具有反生态的特征。
很明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也作为自己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容之一，并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重构来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例如，莱斯和阿格尔就试图把人们的幸福追求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来消除消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奥康纳试图赋予人类的社会劳动以文化的和自然的特征，致力于探索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从而使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中介的社会劳动具备一种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构建起文化、劳动、自然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人文关怀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危机，又需要依赖危机确保资本逻辑实现，因此，其不得不采取扩大生产规模与操纵消费市场的途径。而其带来的结果却是人的进一步异化和生存危机。首先，资本所创造的大规模产品必须要销售出去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便通过制造人们的需求、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以达到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需求是与人的真实需求相异的虚假需求，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劳动异化的基础上，人的虚假需求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其次，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之一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人类解放手段之一的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自身解放的手段转变成了资本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最后，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另一个手段是全面加大对自然的开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自然从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转变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蓄水池”。只不过是“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1]296这样，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人从异化的困境走到了生存的困境。在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科学技术、自然界等都发生了异化，在这种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了资本逻辑的附属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而且其依赖于危机而存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所采取的一切手段，不仅不能很好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而且会使危机形势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具有自毁根基的趋势。所以，从生态维度出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构建具有生态理性的、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生态学内涵篇5
[论文关键词]勃克斯因果陈述逻辑哲学性因果蕴涵
一、勃克斯及其因果陈述逻辑
“因果陈述逻辑”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当代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阿瑟·勃克斯(arthurwalterBurks)首创的。勃克斯对科学哲学和归纳逻辑研究有着较大的贡献,他提出了自己的归纳概率理论,建构了因果陈述逻辑系统,成为归纳逻辑研究的独树一帜的理论。
勃克斯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理论成果是1977年出版的阐述其因果陈述公理系统的专着《机遇、因果和推理》。关于因果陈述逻辑(theLogicofCausalStatements)的理论与方法,勃克斯在这部着作中进行了详尽地说明。他在引申并深化刘易斯关于严格蕴涵与模态逻辑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应用到因果性模态问题之中,并将模态形式分为两大类:逻辑模态与因果模态。四个逻辑模态符号分别为:逻辑必然“”、逻辑可能“”、逻辑蕴涵“”、逻辑等值“?圮”。与此相对应,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个因果模态符号,分别为:因果必然“c”、因果可能“c”、因果蕴涵“c”、因果等值“?圮c”。与逻辑模态符号成立的形态——逻辑可能世界相类似,勃克斯提出了“因果可能世界”。因果可能世界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模态形式的诞生,也为我们研究因果问题及其相关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因果陈述逻辑的公理系统继承了经典逻辑的核心内容。它由一个非模态性的一阶逻辑演算(或者不包含等词的一阶函数演算)加上一组关于逻辑形态的模态词(“必然”、“可能”)以及一组关于因果形态的模态词(“因果必然”、“因果可能”)的演算而构成。因果陈述逻辑的公理系统主要由语法、公理、证明和定理组成。在该形式系统的语法中,勃克斯分别对因果可能、因果蕴涵等重要的逻辑概念进行了定义。比如,因果可能的定义:c?椎=df~c~?椎,因果蕴涵的定义:?椎c?追=dfc(?椎?劢?追)。关于因果陈述逻辑系统的公理,勃克斯将它们分为三类,即真值函项公理、量词公理和模态公理。由于在该系统中判定真值函项公理和量词公理的方法与步骤和经典逻辑一致,故此不赘述。因果陈述逻辑与模态逻辑密切相关,如果说经典逻辑是这一形式系统的框架,那么模态逻辑便是该理论系统的精髓和亮点,二者缺一不可。而因果陈述逻辑的模态性以及模态算子的本质特征也恰恰是通过模态公理体现出来的。比如,模态公理?椎?劢c?椎(逻辑必然蕴涵因果必然)和c?椎?劢?椎(因果必然蕴涵实然)。我们看到,这两个公理是按照模态的强弱来排序的,前者表示逻辑必然性强于因果必然性,后者表示因果必然性强于实然性。二者是“必然性是分等级的”这一哲学指导思想在因果陈述逻辑中的具体体现。在语法和公理的基础上,勃克斯对证明和定理进行了定义。从表面上看,证明和定理的内容无非是对经典数理逻辑中一些概念的简单重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勃克斯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将这套理论搬到了带有因果必然算子(c)的因果陈述逻辑的系统中,并且十分适用,用勃克斯本人的话说,“一个演绎论证的普遍概念在我们的形式语言(因果陈述逻辑)中根据有前提的证明而得到了模拟”。
二、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意蕴
(一)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个逻辑系统或者逻辑理论都必须包含蕴涵,也就是说,没有无蕴涵的逻辑系统或理论,勃克斯构建的因果陈述逻辑系统也不例外。在因果陈述逻辑理论中,因果蕴涵是该形式系统的重要内容,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形式系统的主要标志。勃克斯对因果陈述逻辑的构造就是从对因果蕴涵的描述和刻画开始的。因此,分析因果陈述逻辑这一逻辑系统的哲学基础,关键就在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因果蕴涵的哲学性质。
因果蕴涵(?椎c?追)反映了事物情况?椎和事物情况?追之间的一种因果条件联系,?椎是原因,?追是结果。所谓原因,是指这样的现象:它产生某一现象并先于某一现象。所谓结果,是指原因发生作用的后果。同时,?椎和?追之间也是一种蕴涵关系,这种蕴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质蕴涵、严格蕴涵等蕴涵形式,而是能够刻画因果虚拟句的蕴涵类型。勃克斯创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因果条件句和因果模态陈述句的形式化问题。根据勃克斯的因果陈述逻辑理论,因果蕴涵的蕴涵强度介于逻辑蕴涵(严格蕴涵)和实质蕴涵之间,这一点也是勃克斯对包含“因果”算子在内的诸如因果等值、因果必然、因果可能概念进行强度界定以及因果陈述逻辑系统中对某些公理、定理及公式进行排序的基础和来源。从这一意义上说,因果蕴涵不仅是勃克斯因果陈述逻辑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由于它兼有因果性和蕴涵性这样的双重特性,因此对因果蕴涵的哲学特征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勃克斯看来,因果蕴涵克服了传统蕴涵类型的缺点,能够准确地对因果虚拟句进行形式化地表述。我们认为,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两个特性(上面已经提到)——因果性和蕴涵性,这也是我们对因果蕴涵进行哲学分析的两个切入点。
第一,因果性是因果蕴涵区别于其他蕴涵类型的哲学本质。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普遍的联系,也是必然的联系,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总是前后相继的,这是科学中的因果律,是不能更改的。对于日常生活中大量出现的因果虚拟句(反事实条件句),其前件是假的,但前件与后件之间却有着真实的联系,即已知的一个空类与另一个类之间有真实联系。我们认为,这种真实的联系就是因果联系,符合因果联系的普遍性。正因为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因果虚拟句需要我们用与其相符合的人工语言(逻辑语言)进行刻画,而实质蕴涵等蕴涵类型的前后件并不能恰当地表达这种反事实的因果联系,于是勃克斯对这些经典蕴涵形式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因果蕴涵。也就是说,在反事实条件句中,如果某个事物情况?椎不发生,那么另外的事物情况?追就一定会发生。?椎与?追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决定了前后件之间纯粹的充分必要联系已经不再适合对它形式化和符号化的需要,于是勃克斯找到了因果蕴涵这样一种新的蕴涵类型。
第二,蕴涵性是因果蕴涵的一般哲学特征。如前所述,蕴涵总是逻辑系统中的蕴涵,从这一意义上说,逻辑系统的区分就在于它所包含的蕴涵词的区分。因此,因果蕴涵是因果陈述逻辑系统的主要标志。勃克斯以“必然性是分等级的”这一哲学思想为指导,对因果蕴涵以及因果必然性等概念按照强弱进行了等级划分,这也是他构建因果陈述逻辑的语形结构的基础,这是蕴涵性所具有的一个哲学表现。另外,因果蕴涵所具有的蕴涵的一般性质,比如前后件的真假对蕴涵式真假的制约情况等,是勃克斯能够将它与逻辑蕴涵、实质蕴涵进行比较的理论依据。我们对因果蕴涵进行哲学考察,其蕴涵式前后件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通常人们都认为,蕴涵是对实际推理中“条件命题前后件关系”的刻画或反映,不同的蕴涵词所刻画的是条件命题前后件关系的不同侧面。其中实质蕴涵就是条件命题前后件之间的真假关系的逻辑抽象。也就是说,与实质蕴涵相比,因果蕴涵能够运用其蕴涵形式来刻画反映反事实条件命题前后件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它是这类命题前后件之间真假关系的逻辑抽象。
综上所述,因果性和蕴涵性是构成因果蕴涵的两个元素,也是因果蕴涵具有哲学性质的具体表现。在勃克斯的因果陈述逻辑理论中,随着因果蕴涵的应用性不断增强,其内在的哲学性也会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因果
陈述逻辑的哲学启示
因果陈述逻辑是勃克斯归纳逻辑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他的归纳逻辑理论指引了正确的方向,而勃克斯的归纳逻辑理论则为因果陈述逻辑系统的发展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对勃克斯的因果陈述逻辑理论进行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笔者也从这一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因果陈述逻辑的提出及发展过程不仅是对归纳问题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是对归纳逻辑所具有的强大的认知功能逐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反映,同时也说明现代归纳逻辑具有深厚的认识论基础。早在1951年,勃克斯就已经提出了因果命题逻辑的形式系统,但是当时没有能够对这一逻辑系统作出恰当的语义解释,所以该形式系统仅停留在语形结构方面。后来由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的发展,为勃克斯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解释工具,从而使他较为成功地解释了因果陈述逻辑系统。这一成果的意义在于:不会被看成仅仅是真值函项逻辑和古典模态逻辑的人为扩充。由此可以看出,任何理论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果陈述逻辑也不例外。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曾经提到,用于解释该系统的语义学理论——因果可能世界语义学,从模态逻辑的观点看,它是因果化的可能世界理论,即使得可能世界语义学增加了因果的性质,这是对它的基本理解;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它是勃克斯对因果陈述逻辑所具有的科学认知功能的一次挖掘和提高。传统的归纳推理对因果必然性的证明是不严格的,很多是赋予经验的直观形式,勃克斯建构因果陈述逻辑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一套证明因果必然律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果必然性规律先验概率的确定,而用来测定因果必然性规律的恰恰是以三种世界类型(逻辑可能世界、因果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为依托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因果可能世界以及“因果必然性”等一系列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是因果陈述逻辑对人们的认知能力的一次检验,对于探求科学陈述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而对科学理论做出因果可能性的推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二,因果陈述逻辑的深层次问题在其哲学方面,具体而言,它表现为因果蕴涵的普遍适用性问题。我们知道,科学中的因果律指的是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总是前后相继的,原因总是在结果之前,结果总是在原因之后。但是,有先后关系的现象之间并不一定都有因果联系,关键在于结果必须与原因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寻求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勃克斯的因果蕴涵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因果联系样式,即它不可能反映如此丰富的因果联系内容,它只能反映因果联系中最一般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因果律。从时间的角度看,因果关系的内在特点是:原因在时间上要先于结果。而勃克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构建的因果陈述逻辑是将因果关系的这一时间因素包括在内的,这一点通过他对因果模型的构建就可以看出来。这充分说明勃克斯将因果联系与一般的条件联系严格地区分开来,定义了因果律、因果倾向句、自然律,并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形式刻画,从而丰富了他的归纳逻辑思想,使其归纳逻辑理论向全面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认知价值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人类真正进入科学认知与知识创新的时代,纯粹的演绎和简单的归纳都不再适用于科学创新与技术发现的需要,不再满足知识快速更新的要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广义归纳逻辑、广义认知逻辑和广义模态逻辑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出现了三者交叉的认知发展动向。而归纳逻辑是以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为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其结论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从认知方法论的角度看,归纳推理比演绎推理更具有认知趋向与价值,它不仅能帮助人们拓宽自己的认知视野,还能对知识前景进行科学预测,从而在知识创新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与古典归纳逻辑所擅长的性质判断相比,现代归纳逻辑尤其是因果陈述逻辑在知识认知与科学理论创新方面的价值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因果陈述逻辑对于解释或者预见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从理论命题推演出事实命题,或者是解释已知的事实,或者是预见未知的事实。这种推演的步骤是以公理、定理、假说等作为理论前提,再加上某些初始条件的陈述,逐步推导出一个描述事实的命题。
其二,因果陈述逻辑的核心概念是因果蕴涵。比较重要的逻辑推导关系是从逻辑蕴涵推导因果蕴涵,再从因果蕴涵推导出实质蕴涵。也就是说,这种推导过程
就是从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规律或者理论陈述中推导出具有因果必然性的因果律陈述,进而推导出事实陈述,其本质就是一种科学理论的创新。
生态学内涵篇6
【关键词】绿色大学可持续发展pSR概念框架指标系列
一、绿色大学的内涵初探
绿色大学建设行动的启动和展开，是对在加拿大《哈利菲克斯宣言》所提出的大学的社会角色及其在促进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社会责任的一种积极响应。在大学所进行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探索，有利于推动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1、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大学作为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其存在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在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过程中，利用自然资源并输出废弃物和污染物，也要倚仗自然环境的支持和承载。
大学作为特殊的生产单位，其产出是科研技术服务、人力资本、社会公共服务等重要要素，这些产出将显著作用于自然、经济、社会等不同层面，并对一国未来的发展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这些产出以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导向，不仅将直接导致大学生产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更可能致使一国的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置身事外，相反地，其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任重道远。
2、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绿色大学内涵
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协调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一部分，本文对绿色大学的内涵也分别从自然、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1）绿色大学的自然内涵。绿色大学的校园环境合理规划布局，重视维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对污染物和和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实现校园污染零排放，带动周围自然生态的改善，与自然相协调、相融合。
（2）绿色大学的经济内涵。在投入方面，绿色大学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并提高利用效率，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在产出方面，绿色大学着力于低成本、低污染、高质量、高效能的产品和技术研发，能迅速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中的绿色生产力，并重视绿色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转化，能有效地付诸绿色实践，熏陶和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绿色实践能力的人才。
（3）绿色大学的社会内涵。绿色大学拥有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的绿色高效管理制度，能促进绿色校园自然生态、绿色科研技术成果和绿色人力资本等要素高效结合，促进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能充分发挥教育示范和辐射作用，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与国内外社会团体协作活动等方式，推广绿色生产发展模式、绿色消费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积极带动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由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复杂而多层面的，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拓展深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具象化理念，绿色大学的内涵也将随之不断丰富延伸。
二、绿色大学的pSR指标系列初探
国内有很多关于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善的研究，多为二或三层指标结构，用以评价绿色大学的建设成果，较为典型的评价指标体系有“绿色度”评价指标体系（陈文荣、张秋根，2003）、张远增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张远增，2000）、绿色大学建设标准体系（罗泽娇等，2004）等。
1、现有指标体系研究的不足
现有的绿色大学指标体系侧重于绿色大学建设现状的指标描述和评价功能，但缺失了监测作用。对绿色大学的建设行动而言，除了反映和评价进展情况，也需要对执行规划的运作方向和实施成效进行监测和反馈，以利于纠偏查漏，指示政策所致力改善的方向。
2、pSR概念框架及其优势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创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概念框架及其指标系列最初是用于对环境特性的测定，并辅助环境分析工作以及环境政策制定。而后该概念框架为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其中联合国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还对该概念框架进行扩展，不仅仅包含环境问题，还涵盖了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机构问题，从而显示出该概念框架良好的扩展应用潜力。
压力―状态―响应是一个因果循环链，压力和状态指标可以描述、评价现状，响应指标可以指示响应行动的方向，通过对响应行动后的压力或状态指标的测度可以进一步监测响应行动取得的进展，对其成效做出反馈，进而推动下一步响应行动的完善。pSR框架如此循环往复，不仅可实现描述、评价和监测反馈功能，还能促进持续改进和创新。
3、绿色大学的pSR指标系列构建
在绿色大学内涵的基础上，本着指标可操作和可定量的原则，笔者参照pSR概念框架，对我国绿色大学建设pSR指标系列的构建进行初步探索。
（1）绿色大学pSR指标系列。绿色大学pSR指标系列具体如下：压力指标包括：p1：校园内可绿化的用地面积；p2：校园内可开发生态园林景观的用地面积；p3：学校所处区域的可供水量（或负荷率）；p4：学校所处区域的可供电量（或负荷率）；p5：学校所处区域的大气中可吸入颗粒含量；p6：学校所处区域的污水处理能力（或负荷率）。
状态指标包括：Sn1：大气中可吸入颗粒含量；Sn2：饮用水微生物含量；Sn3：校园绿化覆盖率；Sn4：校园绿化植物存活期；Sn5：生活污水排放量；Sn6：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ei1：人均用水量；Sei2：用水量的同期涨幅；Sei3：人均用电量；Sei4：用电负荷数的同期涨幅；Sei5：人均实验室废水排放量；Sei6：教学办公管理用纸量。Seo1：教室利用率；Seo2：公共设施的损坏（或维修）次数；Seo3：从事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教师比重；Seo4：开设的绿色课程门数（或讲座次数）。SS1：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个数；SS2：建立合作关系的社会机构团体个数。
响应指标包括：Rn1：二氧化碳减排量；Rn2：废水回收处理率；Rn3：废弃物回收处理率；Rn4：年绿地维护支出。Rei1：节水率；Rei2：节电率；Rei3：实验室废水回收处理率；Rei4：办公用纸减少比率。Reo1：每年教师/学生人均可持续发展绿色教育培训次数；Reo2：学生绿色产品或技术创新发明件数；Reo3：绿色行动平均参与人数比重。RS1：绿色课程（或讲座）的辐射人数；RS2：校园共乘人数比重；RS3：提供绿色服务项目个数；RS4：绿色服务项目的服务价值。
（2）绿色大学pSR指标系列的内涵。在pSR概念框架下，笔者认为，绿色大学建设的压力指标主要用于反映因大学的生产生活活动对自然环境施加压力而体现出的资源制约条件，可以通过校内测量及气象、水务等相关部门获取数据。状态指标主要用于反映大学在自然、经济、社会的绿色建设方面所处的状态并作为响应行动成效的比较标准，而响应方面的指标则用于体现响应行动的政策联系和改进方向。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主要通过校内测量和从教学和管理部门的日常数据汇总获得，鼓励师生共同参与。
自然内涵方面。大学的生产生活活动因自然资源的输入和输出而造成了土地、水、大气质量、排污能力等方面的资源紧张，以大气质量、污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和影响环境绿化率等方式体现其在自然环境方面所处的状态，以年绿地维护支出作为大学对自然环境或者说自然要素的投资、维护的指示器，同时以这些指标体现控制校园污染，加强环境无害化技术处理和循环利用，重视对自然环境投资维护的政策导向。
经济内涵的投入方面。自然系统因学校的生产活动所承受的压力与上述相同。鉴于水、电、纸及废水排放等是大学在从事生产活动过程中的主要且典型的投入耗费和污染输出物，将其专门归结于经济生产的投入和负外部性，与自然内涵中的生活活动状态指标相区别。所构建的响应指标则力求体现对倡导鼓励节能控污技术和设备减少能耗污染内涵要求的响应。
经济内涵的产出方面。如前文所述，大学的重要产出在于学术科研成果和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其相应的状态指标分别从教室对教学活动的负荷程度、公共设施损坏情况和绿色教育情况等方面进行描述。而响应指标更侧重于师生在培育积累绿色人力资本、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等方面的响应表现，故而选择了上述的响应指标。
社会内涵方面。制度、发展模式等在有效结合各种绿色要素、促进绿色大学建设的社会资本方面，具有深厚的正辐射潜力。由于笔者所探讨的压力的主要承受系统为自然系统，社会内涵方面的绿色建设对自然系统的施压不太明显，故未讨论压力指标，仅选择了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和社会机构团体个数描述学校绿色建设所处的状态，通过绿色教育、绿色管理、绿色技术服务等方面构建响应指标，作为绿色大学建设中正外部性及其辐射作用大小的响应表现。
绿色大学的建设模式并不是均一化的，需要因地制宜，同时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所制定的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也需要随之调整，因此pSR指标系列应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操作弹性。
三、pSR指标系列量化方法的建议
除了国内对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量化通常采用的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法等方法外，笔者认为，也可以考虑使用功效系数法。根据所指定的绿色大学建设规划和目标，合理设定各指标的满意值和不容许值，计算各指标的功效系数。同内涵范畴、同系列指标的功效系数可采用几何平均法进行综合测算，但同范畴的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标系列代表不同阶段的状况，不宜进行几何平均，不仅仅由于综合值的含义不明确，也为避免破坏或削弱pSR概念框架在监测反馈方面的作用。
四、结语
由于选择指标时强调指标的可量化，pSR指标系列仍存在不足，笔者不得不舍弃一些重要而难以定量的指标，使所涵盖的内容不够充实，须进一步完善，社会内涵的指标系列也应予以细化，以体现其隐性外部性。此外，对压力指标的考量仅局限于大学作为施压方、自然系统作为受压方的情形，未充分考虑其他系统之间的压力影响，故压力施受方范畴的扩展有待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王大中：创建“绿色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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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远增：绿色大学评价[J].教育发展研究，2000（5）.
生态学内涵篇7
关键词：传统扇；语义内涵；文化元素；设计应用
中国素来就有制扇王国的美誉，中国扇文化历史久远，据历史记载，扇子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期，它凝聚了几千年来的社会思想变化过程及审美创新的一个认知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扇子也逐渐由使用功能、象征功能转变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被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所收藏或作为道具出现在舞台上。几千年来凝聚在扇子中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涵盖的文化元素很值得我们考究，对当代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符号作为传统文化的思想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征，是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目前传统扇元素的现代设计应用更多地体现在平面设计和服装设计领域。这里，本文将对传统扇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进行探讨，为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更多理论支撑。
1传统扇符号的语义分析
对于符号，许多前辈和学者根据符号论的观点，认为符号都具备“能指”和“所指”特性，从语义学角度来讲也就是符号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外延语义由产品形象直接说明产品物理层面的内容，属于明示义；内涵性语义由产品形象间接说明产品物质内容以外的感性层面，属于暗示义。正如，我们接触扇子的时候，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具体的有使用价值的物体，而并非由形态、材料等构成的简单人造物，造“物”不是目的，而“物”是实现目的的媒介和载体，因此在对扇子进行命名时就赋予了它一定的象征功能。在这里，扇子借造型、结构、材料等元素来表达其干什么用、怎么用等物理层面内容属于“显性”的外延语义，通过形态传递出的权贵、平民、婉约、雅士、文人等感性信息属于“隐性”的内涵语义。由此来看，传统扇符合符号学特性，这里，笔者从传统扇符号的外延和内涵层面出发来探讨扇文化因子的提取和应用，为扇符号与现代产品的融合寻找理性的方法和平衡点。
2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层面的划分
由前面所提到的传统扇子的外延语义和内涵语义出发，外延传达的是明示意的物理层面，内涵语义传达的是暗示意的感性精神层面。换句话说，外延与内涵属于“显性”与“隐性”的关系，由此可将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分为三个层面：初级、中级、高级。设计层面的划分为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提供更明晰的思路，如图1所示。初级层面目的是增加产品装饰性、观赏性，通过设计师对可视化设计因子的提取、变形、组合、重构等设计加工，后导入到产品设计中以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应用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产品及语境选择合适符号特征，并且保证文化符号与产品之间的协调性，这也依赖于设计师水平，最终实现文化符号与现代产品的完美融合。中级层面比初级层面增加一个层次，除了保证美观性更要保证文化符号与产品形态或功能的契合性，避免流于表面的设计。可通过分析产品特征及文化符号特征，然后进行形态或结构关联并建立形态对应关系，利用文化符号置换产品中某个形态或功能符号，增加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保证产品机能角色与象征角色和谐性。高级层面的应用属于文化内涵层面的应用，需要提取传统扇的文化内涵因子，通过对传统扇的行为习俗、意识形态、象征内涵等抽象内容的语义词汇进行收集、筛选、提炼和转化，再通过语义关联法进行发散，最后通过隐喻手法导入产品设计中，包括视觉隐喻和交互隐喻。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体会到其中的文化寓意和精神内涵，从而达到情感的共鸣。这一层面除了设计师水平还与用户的文化水平有很大关系，不同用户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的不同都可能会影响到对文化内涵信息的解读，因此这一设计层面也是最难捉摸的。
3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原则
3.1功能性原则
功能性是作为产品最基本的属性，也是产品存在的依据，产品功能按照等级可划分为物理功能、生理功能、精神功能和社会功能，物理功能是作为一件产品首要满足的基础功能，生理功能、精神功能等是在满足物理功能的基础上实现的，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目的是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实现的是精神功能层面，因此在文化符号的应用过程中对产品的角色功能的实现要有所侧重，避免产品物理角色和象征角色的信息混乱。
3.2审美性原则
产品一般具有功能属性和审美属性双重属性，审美性是从美学角度去审视一件产品时所必备的要求。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21世纪，除了产品的功能，形式美感是吸引客户的重要因素之一，产品的美观性是从心理感知层面满足客户对美的追求。因此文化符号在设计应用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提炼与变化，达到与产品形象的和谐统一，避免流于表面的设计，以确保产品的设计感与美观度。
3.3创新性原则
创新性是产品设计感及商业价值的重要体现，没有创新性的产品不易赢得市场，任何作为商业产品出现、且具有一定消费价值的物都有它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点，无论是产品功能、使用方式或是产品形态都应有它新颖之处，这是作为一件商品赢得市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文化符号的应用过程中也应根据产品特点进行设计加工，体现出新颖之处，同时也是对文化符号注入新的内涵使其重生的过程，更是为了满足当代消费者对产品商业价值的追求。
3.4文化象征性原则
文化象征性即产品有一定的文化意蕴或民族格调，用户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能够解读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而满足用户的文化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也是传统文化符号应用的初衷，文化象征原则在产品中一般体现在传统符号的“形”和文化内涵的“意”上，一般通过显性文化符号要素的视觉传达或是文化内涵的隐喻表达等形式。
4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及应用实践
4.1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
针对传统扇文化笔者归纳总结出了其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1.确定传统扇素材主题——2.提取文化设计因子——3.设计因子整合、筛选——4.选择产品设计对象——5.设计应用。具体设计方法流程图见图2。1.确定传统扇素材主题。扇子类别有很多，不同类别的扇子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义内涵，如团扇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折扇一般与文人雅士有着密切关系、羽扇一般象征着运筹帷幄的智慧、倚仗扇通常象征着权利与地位等，因此在传统扇文化元素的现代应用过程中避免语义信息的混乱，首先要选择扇主题，这样有了明确的主题在应用过程中也就更易对产品语意进行“编码”，更利于用户对产品角色信息的“解码”。2.提取文化设计因子。文化因子的提取根据前面确定的扇类别进行提取，传统扇的文化设计因子包括直观的视觉要素（形态、色彩、纹样等）和抽象层面的文化内涵。视觉要素是民族风格的直接展现也最为直观，抽象层面的文化内涵包括意识形态、行为习俗、无形精神等内在层次，文化内涵因子的提取主要通过语义词汇的提炼及语义关联，以隐喻的手法引入产品设计中，其中包括视觉隐喻和交互隐喻等。3.设计因子整合、筛选。这一步是对前面提取的设计因子进行归纳及筛选的过程，包含“显性”设计因子和“隐性”内涵因子。“显性”设计因子的提取主要通过用户意象感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进行提取，“隐性”内涵因子的提取主要针对文化内涵、意识形态、行为习俗进行分析并提取描述性语义词汇，再将语义词汇进行语义关联、语义发散，从中筛选可取内涵性词汇转化为可视化设计形式，用户通过视觉或交互体验其中隐喻的文化内涵。4.寻找产品设计对象。在传统扇的文化因子提取之后根据关联法寻找可应用的产品对象，由于文化元素不适合应用于任何产品，因此设计对象要有所选择。可运用形态关联、结构关联、语义关联的方法寻找设计因子与产品的契合点从中确定设计对象，使文化符号的运用协调自然并传递出文化象征语义。5.设计应用。设计应用过程根据产品语意学设计程序，一般确定设计对象之后分析产品语境并设定产品角色，根据所提取的设计因子进行角色诠释，最后进行设计评估。
4.2传统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实践
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主要是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和民族个性，以赋予产品更多的是精神内涵，因此“象征角色”是文化产品设计中重要突出的角色特征，产品“象征角色”比重较高时相应“机能角色”就要降低。为避免产品角色混乱，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在选取产品对象时侧重机能角色偏低的产品更利于文化语义的传达，这里以台灯设计为例进行设计验证。这里选团扇类别为设计主题与台灯设计进行关联，团扇自古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里设计一款针对女性用户的台灯。具体设计因子提取过程不作详细叙述，针对设计方法流进行简单分析。根据用户感知调查分析了解到大众对团扇形态认知程度最高的描述是圆形、椭圆形，事实上，梅花形、马蹄形等也是在圆的基础上进行变形的，因此这里以圆形扇面作为形态共性设计因子来进行发散，色彩上选取团扇材质属性的暖黄色，给人以温馨复古的情怀，以团扇形态因子的运用来传递出古典、优雅、传统的文化内涵，设计效果图见图3。
5结语
文化符号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民族精神的标志，是民族文化的映射，也反映着我们共同的民族心理，将其引入产品设计中能够唤起用户的民族情怀，同时有利于民族性设计品牌的树立。本文以民族传统扇文化为研究对象，针对扇文化元素的应用提出了一套系统理性的设计方法，并且通过实际设计有效地增加了产品的文化内涵，证明了其方法的可行性，为传统扇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一条理性明晰的思路，并为其他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撑和依据。
作者:许晓云冯静静单位: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家祺，吕静.产品语义学在城市路灯形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设计，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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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斌宾.浅析现代产品设计中的语义学[J].设计，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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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心，王伟伟.传统文化设计元素提取模型研究与应用[J].包装工程，2014，35(6)
生态学内涵篇8
一、社会心态的内涵
弄清楚社会心态的内涵是开展社会心态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我国学界对“社会心态”这一词的使用，或是在约定成俗的意义上使用；或是在不同的学科意义上使用；还有的则是根据自己对社会心态的主观理解来使用，这就使得社会心态在广泛被使用的同时，其涵义却含混不清。
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从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角度阐释了社会心态概念。杨宜音认为“社会心态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1〕。马广海在此内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社会心态的社会条件和动态性，并在社会心态心理结构中增加了行为意向这一维度，他认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2〕目前，在社会心理学学界基本认同上述观点，认为社会心态是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行为意向以及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学研究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社会心态内涵的界定更加关注社会心态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和作用。如王俊秀认为“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3〕。
哲学研究则从社会意识状态的角度去界定社会心态的内涵，如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相互渗透、有机组合而成的状态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4〕。李静认为“社会心态本质上属于低水平的、不系统、不定型的、自发的社会意识”。〔5〕
从上述几个学科对社会心态内涵的界定来看，无论哪个学科都认为社会心态是群体性的、受社会存在影响的、由多种成份构成的社会成员的主观状态。但这种主观状态涉及哪些方面，有哪些表现，不同的学科间存在着分歧。如社会心理学从知情意行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心态包括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社会价值取向和行动倾向，而哲学家则认为社会心态是心智状态，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其实不同学科间不存在本质分歧。只是各自界定内涵的角度不同而已，哲学是从宏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关系的角度进行界定，社会学则从群体或个体微观角度进行界定。综合各学科对社会心态的描述，我们认为社会心态就是在一定时期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普遍的、一致的、对社会个体产生影响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意向。
二、社会心态的内在结构
社会心态的内在结构直接决定了社会心态的具体研究内容，也直接决定了社会心态的评价体系，许多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二维、三维、四维等不同结构观。
生态学内涵篇9
摘要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位于河北张承（张家口、承德）地区，是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屏障和重要水源地。目前，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建设面临自然、发展、市场、投资、政策五大网境，直接影响、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本文从战略抉择、规划编制、资源定价、产业支撑、资金筹措、政策保障、素质提升、合作交流八个方面对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建设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张承地区：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资源
前言
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位于河北张承（张家口、承德）地区，毗邻京津，地域辽阔，占河北省面积的40.6%，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是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屏障和重要水源地，也是京津冀生态系统的平衡枢纽，肩负着京津冀生态保障与生态支出功能，该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战略作用，直接决定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对京津冀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014年6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河北生态环境建设研究”课题组赴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进行了重点调研，本文是基于此次调研形成的阶段性成果。调研发现，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植被丰富、负氧离子充沛、森林覆盖率居全省之首；同时，该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欠发达、人口贫困度高，生态与贫困双重困扰突出，生态建设与反贫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如何破解矛盾，探索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模式，实现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的重要保障作用，是构建区域社会和谐的当务之急，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建设面临的五大困境
自然困境
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位于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带上，区内有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类型，分别为沙化严重的坝上高原、石化严重的燕山和太行山区。自然环境脆弱导致该区成为自然灾害多发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农牧业发展和生产改善极为不利，直接造成经济的巨大破坏。随着生态恶化，贫困地区农牧业生产雪上加霜，返贫率不断上升，脱贫难度加大，削弱了经济发展基础。脆弱的生态环境直接损害了生产力系统的运行环境和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发展长期滞后，陷人生存危机之中，21个县中有16个部级贫困县，与京津两市的快速发展形成巨大反差，是环京津贫困带所在地。
生态的恶化制约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落后又导致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由于贫困，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不得不采取一种资源耗竭型不可持续的生存发展方式，使生态环境脆弱程度加剧：水土流失严重；耕地、林地和草场退化、盐碱化、荒漠化现象明显；水资源短缺、饮用水污染、风沙加剧、矿山生态环境问题较大；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功能受损，贫困性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其贫困与生态双重困扰问题直接威胁着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安全。
发展困境
水源生态涵养区作为京津的重要水源地，分别向北京和天津提供了81%和93%的生产和生活用水。目前京津水源生态涵养区禁止新建涉及水源的各类项目，官厅及密云水库上游严禁放牧及建设有污染项目，原有不利于水源地环境保护的项目也予以关停，使区内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治理环境、维护京津水源安全，当地投入了巨额资金，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治理环境使当地不同程度丧失了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工业的各种机遇，1997-2013年，张家口市取缔了500多家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仅大型项目就放弃了40多项：自2007年以来，承德市主动禁止上耗能高、污染较大的各类项目2014个，取缔“五小”污染企业1410家，每年减少利税50多亿元，减少就业人口约30万人。此外，流域内农业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退耕还林还草、稻改旱，禁止使用化肥农药等一系列措施造成农民收入大幅下降，张承地区还要负责对京津提供错季疏菜保障。保护生态环境使自身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与损失，环境治理与自身发展的矛盾尤为突出，这对张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极大威胁与挑战。
市场困境
京津水源生态涵养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优势明显，但由于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生态优势还未能转化为发展优势，青山绿水还未能转变为“金山银山”，为当地脱贫致富作贡献，主要反映在两大方面。一是生态产品未能市场化。据中国林科院《张家口市森林与湿地资源价值评估研究》显示，张家口市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中，可以市场化的价值69.03亿元，占11.01%;其他未市场化的价值557.72亿元，占88.99%;据《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所提供的生产和服务中，可以市场化的价值2.98亿元，占12%;其他未市场化的价值21.75亿元，占88%。二是生态资源配置未能市场化。一直以来，京津冀生态资源配置基本延续着无偿调拨的方式，张承地区本身严重缺水，但为保证向京津无偿供水，甚至压缩自身用水项目。张承地区一个水库一直向北京集中供饮用水，每方水补贴原来为3分钱，现在才提高到3角钱，还是由人口处计算而不是从出口处计算，对此国家尚无特殊扶持和补偿政策。由于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致使张承生态效益输出地与京津生态效益受益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加大，出现“落后地区保护生态、发达地区享受生态”的生态不公平现象，导致输出地与受益地之间的矛盾加剧：张承生态效益输出地缺乏动力搞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而京津生态效益受益地可持续发展遭受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因此，理顺生态资源供需关系，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立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投资困境
生态环境方面，一分力的破坏需要十分力的修复。长期以来，国家和京津投入一定量的环境治理资金用于该区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工作，但相比于实际治理所需资金可谓是杯水车薪。今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系统的压力还将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任务也将繁重而艰巨。而张承市、县两级财政长期面临建设性投入资金不足的困境，水资源保护、环境污染治理、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等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匮乏，环境保护能力严重不足。承德市计划“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在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农村环境整治、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建设、可再生能源重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能力建设7个方面进行629个项目的建设，计划总投资5303亿元。但是目前国家和京津投入力度非常有限，在巨额资金缺口下，仅靠该市的财力根本无法实施完成，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资金投入缺乏的困境。
政策困境
目前该区环境政策在实施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政策分散、协调不够，增加了政策成本，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和京津在区域内实施的一些重大生态工程项目之间相互独立，缺乏联系和统一规划，影响了实施效果。其次是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职能交叉重叠、责权不清、效率不高，造成政出多门，规划、法律和政策各自为战，增加了政策成本。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生态补偿政策不完善。补偿领域窄，补偿标准低，资金到位慢，且京冀标准不一、相差悬殊，难以调动群众“稻改旱、退耕还林、退耕还河、退耕还湖、闭矿还山、关企治水”的积极性。第三个问题是重建设、轻管理，科技支撑不够。尤其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等成果在资源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未得以很好体现。四是环境政策评估远远落后于政策实施。如工程建设效果主要评估的是建设面积和数量，对工程的成本效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等方面不够关注，而政策评估结果在制定新政策中也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加快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建设的应对措施
从战略高度重视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建设
建设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是国家和河北省已确定的战略方针，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意义深远。不仅国家和河北省要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张承地区也要坚持自力更生，树立科学、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发展生态经济，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实现水源生态涵养区绿色崛起。
水源生态涵养区与京津特殊的生态关系决定了三方生态建设必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环境下统筹规划，需要京津冀三方共同努力。建议首先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重要机遇，把建设水源生态涵养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率先在统筹建设水源生态涵养区上取得进展；通过区域协同发展统筹建设水源生态涵养区，把建设水源生态涵养区放在区域协同发展全局中进行谋划设计，并与协同发展的相关措施紧密结合，实现水源生态涵养区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步。二是建立京津冀三方合作框架，转“无偿调拨”的传统合作关系为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新型合作关系。三是以市场经济为纽带，有计划推进该区生态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建设统筹协调发展。四是借鉴国际经验，设立跨区域环境合作理事会或者跨区域环境治理协调委员会等机构，就水源生态涵养区跨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相关领域政策问题深入研究，充分沟通和讨论，以反映各方利益和意见，为决策提供全面支持。
尽快制定出台战略规划
在明确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基础上，国家要尽快制定、出台和实施“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定水源生态涵养区中长期全面发展规划（至2030年），明确生态涵养区的发展思路、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建设重点，其内容应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城镇化发展、工业化发展、环境污染控制、生态系统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等多个方面。二是实施特殊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按照《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中“增加政府资金投入，向欠发达地区和重点地区倾斜”的精神，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环京津贫困带扶持力度。三是规划一批不影响生态环境的绿色生态产业到张承地区，降低矿业开发的支柱地位，逐步优化产业结构，同步解决贫困问题，增强张承地区自我造血能力。四是调整发展考核评价机制，以绩效考核和功能定位为基础，研究制定统一的区域功能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提高生态涵养、民生改善等指标权重。
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资源市场化配置
建议尽快成立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专家组，针对生态补偿问题予以专项重点研究。同时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生态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实现生态产品的市场化。建立生态资源产权和生态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确立生态服务价值核算和生态产品核算价格体系，让水源生态涵养区的大量生态产品进入价格体系．实现其市场化，使生态产品与工业产品、农业产品一样进入市场进行交换消费，生态产品应有的价值得以实现，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不公平问题。二是建立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协调京津与张承地区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起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水资源使用权损失补偿、限制传统工业发展权益损失补偿、生态林业用地使用权损失补偿、高耗水农业发展权益补偿、生态工程管护费用补偿、自然保护区管护费用补偿等，补偿标准要充分考虑水源生态涵养区经济发展机会的成本损失。目前引滦跨界水环境补偿机制正在积极推进，有望很快建立，还要尽快启动潮河流域跨界水环境补偿机制。三是提高现有生态补偿金额和水平。加大对水源生态涵养区矿山修复、造林植树、跨流域水治理的补偿力度，提高稻改旱、退耕还林、风沙源治理等补偿标准以期达到北京市标准。四是扩大生态补偿覆盖面。将现有生态补偿县（市、区）扩大到张承地区全域。五是创新生态补偿方式。按照“水十条”精神，探索采取横向资金补助、对口援助、产业转移等补偿方式，开展补偿试点。六是完善生态环境税费制度。在现有资源税基础上，将草原、森林、湿地、滩涂、淡水和地热等需要保护性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列入纳税范围；将现行矿业权使用费、水资源费、林业补偿费等资源性收费进行费改税，统一征收管理，强化其法律地位和约束力。
重视生态产业发展，提升技术升级
京津冀水源生态涵养区广大群众尚未脱贫，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另一个因素。应将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重视和研究生态产业发展与技术升级。建议摈弃旧的、落后的传统做法，代之以高技术、高起点、高标准为引领，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新思路，把生态建设与农民脱贫致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突出绿色发展，依照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城市（县、区）的理念来组织区域经济发展，融产业发展于生态建设中，寓资源开发于生态建设中，对现行的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以生态经济的发展壮大促进生态建设，实现农民脱贫致富。
拓宽环境治理资金路径，发挥财政税收作用
资金投入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应拓宽环境治理资金路径，发挥财政税收的重要作用。建议申请国务院协调京津两市分别设立支援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建设专项资金，争取在本地实施生态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在植树造林、涵养水源、防沙造林、工程招投标中，稳步引入市场机制，扩大投融资路径，引导更多社会组织、企业团体、个人参与其中。建立绿色发展专项基金，采取政府直接投资为主、以排污费和资源使用税等相关税费为辅的方式，保障激励水源生态涵养区绿色发展。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开征碳排放税、空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弃物税、噪声税、注册税等生态税收和矿区开采生态保证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争取国家代河北省发行债券或自行发行债券，吸收社会资本对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健全完善环境政策，强化环境约束激励机制
完善水源生态涵养区环境政策，重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建立水源区生态系统管理与协调机构，理顺流域上下游相关行政区域之间的合作机制。提高县域层面生态建设与保护的统筹管理能力，建立跨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对各部门下达的任务实施统一规划与管理。以生态功能区和政策类型区为主要单元，整合实施重大生态建设与保护工程。加强生态工程后期管护工作，逐步完善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长效机制。加快林地、草地等土地流转改革，提高林地草场管护投入。强化环境约束激励机制，政绩考核要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治理等指标的权重。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生态脆弱重点区域，可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要强化离任责任审计，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
加强生态文明观念教育与普及，提升区内人群素质
改善水源生态涵养区生态环境，人是根本因素。建议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人，完善就业培训机构软硬件设施建设，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培育区域内生增长能力。在培训人群上，重点考虑贫困和生态脆弱地区居民；在教育培训内容上，增加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科技知识、职业技能和法制法规教育；此外，贫困地区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应将适龄儿童入学率、升学率和成年劳动力受培训程度等列为考核重点。
加强国内国际合作交流
扩大国内跨区域合作，强化与国际社会交流协助。扩大国内跨区域合作方面，建议联合辽、晋、蒙等周边省市共同开展污染控制及综合防治工作，推进区域生态协调发展；利用台港澳资金、技术及生态环保经验，开展全方位合作交流；与环保工作先进省市开展交流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生态学内涵篇10
摘要：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对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便于引导与监测绿色城镇化发展方向。本文根据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构建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总结述评，为不断完善国内绿色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绿色；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四化”同步发展战略，2015年5月，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战略，如何推进绿色城镇化有序发展是目前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绿色城镇化发展内涵
城镇化发展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我国城镇化发展内涵呈现出人口、土地、经济和社会四种城镇化发展内涵类型。王素斋（2013）提出人口城镇化内涵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苏金发（2011）提出土地城镇化内涵是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张占斌（2013）提出经济城镇化内涵是农村要素流向城市；蒋宵宵（2013）提出社会城镇化内涵是提升农村人口价值理念。
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基本趋势。绿色城镇化发展是一种引领，决定着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目标，要在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体现绿色化，使其发展内容更加丰富。绿色城镇化是一种以生态环境可持续、人的发展文明性、城镇发展健康性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将城镇集约发展与绿色相结合，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高红贵，汪成（2013）认为绿色城镇化最本质、最核心、最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做到生态优先，在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下促进经济发展。沈清基，顾贤荣（2013）认为绿色城镇化是指城镇发展与绿色相结合，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从生态环境角度看，其特征应包括：健康性，即提供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生态性，发展同时不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和谐性，即与周边是共生共荣的和谐环境。董泊（2014）认为绿色城镇化有四个方面的新内涵，一是发展理念新，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宜居、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二是城镇体系新，发展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城镇化体系；三是实现途径新，是共同发展的城镇化；四是产业支撑新，将现代农业纳入支撑绿色城镇化的产业体系；绿色城镇化发展是以城乡统筹一体、产业节约集约、生态资源环境协调为特征的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城镇化。
二、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绿色城镇化发展建设始终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核心，围绕城镇化建设发展核心内容构建绿色城镇化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符合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际。
1.构建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出发点国内的专家学者围绕城镇化建设发展核心内容，分别从城市化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内涵、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质量、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社会人文环境、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型生态城镇化发展七个方面为出发点，研究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方创琳，王德利（2011）认为城市化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围绕城市化发展质量为出发点，从经济、社会、空间三个方面出发构建指标体系与判别标准值，对城市化发展质量做出了评价。曾志伟（2012）以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内涵为出发点，在研究新型度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三方面为出发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王博宇、谢奉军（2013）以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质量为出发点，强调城镇化发展中内在质量的重要性，并由偏重数量与规模向注重质量与内涵提升转变，从经济动力、人口转移、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四个方面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戚晓旭、杨雅维（2014）以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应将可持续发展贯穿到城镇化发展中，以可持续指标体系为核心，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支持、城市生活质量四个方面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曹红华（2014）以新型城镇中社会人文环境为出发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应包含平等、幸福、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等相互关联的内容，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主。吕丹（2014）从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出发点，从人口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生态环境支持指数、城乡统筹指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五个方面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李晓燕（2015）以新型生态城镇化为出发点，从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四个方面出发，构建新型生态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构建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围绕构建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出发点，分别构建形成了以城市化质量、新型度内涵、新型城镇化内涵、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环境和新型生态城镇化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以城市化质量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方创琳，王德利（2011）根据城市化发展质量为出发点，提出以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为一级指标和12项具体指标的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在经济指标建设方面提出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发展代价指数和增长动力指数，更加注重经济效率的提高，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的影响；社会城市化质量指标包括人类发展、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四个方面；空间城市化质量指数包括水资源保障、建设用地保障、能源保障、生态环境保障四个方面，增设了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越来越注重科学发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
（2）以新型度内涵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曾志伟（2012）以新型度内涵为出发点构建了新型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三个一级指标和43个具体的二级指标。其中，环境保护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度体现的基础，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万元工业三废利用产品产值等具体指标；新型城镇化新型度体现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人均生产总值、平均工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值等具体指标；新型度体现的灵魂是社会建设方面，具体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消费率等18个具体指标。在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社会建设指标所占权重为0.411，超过经济发展指标，使新型城镇化指标评价体系逐步完善。
（3）以新型城镇化内涵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王博宇、谢奉军（2013）从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质量方面出发，认为城镇化发展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表现，应综合全面考虑新型城镇化发展各个方面的关联度，构建以经济动力、人口转移、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为主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经济动力具体包括人均GDp、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等具体指标，人口转移具体包括总人口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等具体指标，基础设施具体包括燃气普及率、用水普及率等具体指标，人居环境具体包括污水处理率、建成区绿地率等具体指标。一级评价指标权重从高到低依次为人口转移（0.28）、人居环境（0.25）、经济动力（0.22）和基础设施（0.18），人口城镇化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经济城镇化的直接结果，应增加城镇人口增长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二级指标，完善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4）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戚晓旭、杨雅维（2014）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出发点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支持方面，提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支持、城市生活质量、制度建设五个一级指标，在社会进步指标方面，涉及人口及社会保障、城市用地、教育、文化和医疗5个方面，在经济发展指标方面涉及到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社会消费支出等7个具体指标，在生态环境支持指标涉及到空气质量、污水排放、大气污染排放等8个具体指标，在城市生活方面涉及到建筑面积、供水、供热、供电等9个具体指标，在制度建设方面涉及到行政效率和管理指数两个指标，比较系统的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
（5）以社会人文环境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曹红华（2014）从注重新型城镇化社会人文环境发展为出发点构建了自然物质环境指标和社会文化环境指标，城市自然物质环境包含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设施完善、经济持续发展三个二级指标，社会文化环境包含文化繁荣进步、生活品质化和管理科学三个二级指标。
在社会文化环境指标中城市生活品质化所占权重最高（19.79），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6）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吕丹（2014）从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为出发点，根据全面系统性、主导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导向性等原则，选取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支持、城乡统筹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个方面的指标，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最重要的指标，所占权重达到0.4175，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服务等五个方面的均等化，充分体现了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综合性，突出城镇化发展中注重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发展。
（7）以新型生态城镇化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李晓燕（2015）从新型生态城镇化为出发点，认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行为可以控制城镇化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两者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城镇发展中人口、生态、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四个指标指数。其中，生态城镇化具体包括万元农业GDp化肥使用量，燃气普及率、污水集中处理率处理率等8个具体指标，在构建指标体系时要更注重保持城镇化过程中与原有环境的协调度，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构建新型生态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结语
绿色城镇化是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建设的方向与目标。针对目前专家学者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围绕绿色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应增加生态产业发展指标，测评发展中的循环、环保、低碳经济水平；围绕城镇化发展与绿色化发展关系，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应增加绿色设施、绿色生活、绿色人居、绿色人文发展指标，测评绿色发展水平。
通讯作者：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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