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1
应对全球变暖，必须基于科学认识。地球的气候系统受到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以及人类圈的交互影响，组成复杂、变化多样。尽管对气候系统的科学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结论，但由于以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尚无法完全了解气候变化的全部内在规律，因此目前人类对气候变暖的认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比如，预估的未来气候变化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于对气候系统的物理化学过程与反馈认识不足、可用于气候研究和模拟的气候系统资料不足，如对深海、永冻土等认识不足。
本文旨在归纳总结目前对全球变暖的认识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不确定的，并提出相关建议。气候系统涵盖很多方面，本报告重点关注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暖相关的七个问题。
1七个问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1.1对全球变暖的认识：气候确实在变暖，但为什么又出现了停滞
（1）确定性认识。过去百年全球气候确实在变暖，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近百年（1906-2005年）全球地表温度升高约0.74±0.18℃，近50年的变暖率几乎是近百年的2倍。陆地的变暖速度快于海洋，全球增温最大地区位于北半球高纬地区[1]（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尽管过去百年气候一直在变暖，但是过去十多年变暖出现了“停滞”现象[2-3]，自1998年以来全球平均温度没有明显上升。针对过去十多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而大气增温“停滞”的现象，有研究认为，除温室效应外的其他因素可能发挥了较大作用，有三种观点：①自然因素（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enSo、太阳辐射、火山活动）造成的冷却抵消了温室效应加剧造成的变暖[4-6]，②深海吸收了多余的热量[7-13]，③大西洋多年代振荡（amo）的影响[14]。也有人认为后两个因素不是独立的，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造成了amo，同时也影响了深海的热量吸收。气候变暖“停滞”
是否会继续？气候变暖会不会加速进行？这些疑问对当前全球变暖的认识提出了挑战（见表1，表2）。
1.2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认识：工业革命以来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快速升高是确定的，但未来如何变化有不确定性
（1）确定性认识。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升高。在多种温室气体中，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1750年）的280ppm（ppm表示“百万分之一”浓度），增加到了目前的400ppm，增加了40%。
大气中甲烷（CH4）浓度在2005年约为1774ppb（ppb表示“十亿分之一”浓度），是工业化前浓度的两倍以上。大气中氧化亚氮（n2o）浓度在2005年为319ppb，大约比工业化前高18%（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一方面，除Co2外的其他温室气体（如，地质时期埋藏的甲烷）可能会对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产生潜在的很大影响。过去人们只考虑燃烧煤、石油、天然气以及生产水泥、砍伐森林排放到大气中的Co2，而不太了解其他一些隐藏的气体也会严重影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新的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可能使几百万年来埋藏在永冻土中的甲烷重新释放到大气中，从而增加了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的不确定性[15-23]（见表1，表2）。
甲烷是一种温室效应很强的温室气体，它是沉积物中的有机物由于热力及微生物分解形成的，从最开始的岩石中流出来成层地，或在结构中积累，或者在高压低温下作为气体水合物存在于次表层像冰一样固体中[24]。北极永冻土及冰川形成一个“冰雪帽”，储藏了大量的从烃库渗透出来的甲烷，阻止其注入大气中。最新研究表明，北极地质甲烷库储藏了12亿t碳，远超过大气中甲烷含量（仅500万t）[16]。只要这些被埋藏在地下的甲烷有很小一部分逃逸出来，就会对气候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大气温室气体增加速率在近20年趋向缓慢，显著低于人类排放的增加速率。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人类活动排放碳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这期间存留在大气中碳的年增量却没有明显的增加[25]。可能的解释是这期间陆地生物和海洋可能吸收了更多的碳（碳汇增强）。但是观测数据却显示陆地及海洋的碳汇均在减弱。因此，目前已知的碳源与碳汇不能达到平衡。
1.3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与气温上升的关系（气候敏感度）的认识：在现代大气Co2浓度加倍会导致全球平均增温约3.0℃，但是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气候敏感度是不确定的
气候敏感度是研究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暖的度量标尺。一般采用平衡气候敏感度，指平衡条件下大气Co2浓度相对于工业化前加倍时全球平均温度的响应。一般认为大气中Co2浓度在工业化前为280ppm，因此开始多取560ppm为Co2浓度的加倍值，后来多采用600ppm，约相当于对1900年Co2值的加倍。
（1）确定性认识。一般认为大气中Co2浓度加倍时，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上升3.0±1.5℃。气候敏感度的值最初由Charney于1979年首先提出，认为3±1.5℃或者1.5-4.5℃[26]。之后大多数研究对于敏感度的估计范围都接近Charney的估计范围。ipCC第一、二、三次评估报告均采用了这个估计值，第四次评估报告略微调整了下限范围，采用2.0-4.5℃[27]（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短时间尺度（近百年）估算的气候敏感度并不适于估算更长时间尺度（万年）的气候变化。研究人员估计现代气候敏感度时，主要考虑了各种大气过程的相互作用，而未考虑气候系统中其他一些可能的变化，如大陆冰盖、深层海洋、植被、大气成分等的变化。目前对气候敏感度的估计是建立在假定这些成分无明显变化的基础上，但是在更长时间尺度上（万年以上），这种假定可能不成立。一些研究表明，长时间尺度的气候系统敏感度可能比现代的估计值高50%（气温骤升或骤降）[28-29]。比如，在冰期-间冰期旋回中气候敏感度可能达到6℃[30]。因此，在研究气候敏感度时可能需要增加考虑一些地球子系统的显著变化，如格陵兰冰盖融化（见表1，表2）。
1.4对于气候模式的认识：它能够很好地模拟出近百年的气候变暖趋势，但模式只能表征地球系统的部分特征
（1）确定性认识。气候模式是用数学方程式表现地球气候系统各个圈层相互作用和反馈的主要过程，对人们理解气候系统的演变机理起着重要作用。由于预测未来的气候需要考虑整个地球系统，所以气候模式也从大气-海洋耦合模式发展为地球系统模式，增加考虑了地球系统的更多因素，以及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目前的气候模式可以模拟出近百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暖趋势，且模拟的气候变暖量级接近实际观测值。模式中如果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影响（主要是温室效应增加）及自然因素，可以很好地模拟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平均温度变化；而如果只考虑自然因素，则很难模拟出1980年以来的气候变暖趋势。这也证明了温室效应加剧对现代气候变暖起主要作用（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气候模式不能充分描述地球系统的变化，只能表征部分特征。目前气候模式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对自然因素的变化不能很好地模拟，如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的影响；②对海洋的过程不能很好地模拟，如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北大西洋年代际振荡，均会产生全球尺度的气候振荡；③模式对于气候突变的模拟能力差，目前的模式不能很好地模拟出气候史上的气候突变事件，如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崩溃等。因此，气候模式尚不能充分描述地球系统的变化，只能表征部分特征（见表1，表2）。
1.5对于气候预估的认识：根据排放情景预估本世纪气候继续变暖，但还将变暖多少不确定
（1）确定性认识。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情景预估，21世纪气候将继续变暖。通过假定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方案（高排放、中等排放、低排放等），利用气候模式预估的21世纪气温将继续升高。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给出了预估范围，认为全球平均温度到2100年相对于1980-1999年平均有可能上升1.1-6.4℃，1.1℃是最低排放情景的下限，6.4℃是最高排放情景的上限（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气候预估的不确定性来自三个方面：①未来排放方案不确定，各国将采取的排放标准和政策措施不确定；②对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认识不足（太阳活动、火山活动、海洋变化、地球轨道变化等），对气候系统的内部变率尚无法识别；③气候模式本身具有误差。这些不确定性导致预估的未来气候变暖幅度也不确定（见表1，表2）。
1.6对于2℃阈值的认识：它是人类控制升温的一个设想，但是升温幅度何时达
到2℃不确定
（1）确定性认识。2℃阈值是作为控制大气温度比工业革命前温度上升的上限。它最早由欧盟于2005年在其领导人会议上提出[31]，随后ipCC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也分别将其作为温度升高上限的依据，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正式采用2℃作为控制温度上升的最高上限，并以协议的形式通过[32]。
将2℃阈值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约束性目标，是由欧洲科学家考虑多种因素后最终确定的一个适中目标，并取得了国际共识。若阈值设置太高（如，3℃或4℃），则可能起不到约束作用；若阈值设置太低（如，1℃或1.5℃），则几乎无法实现（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2℃阈值是人们的一种设想，未来升温幅度何时超过2℃不确定。在各国政策影响下，人类活动或许推迟升温2℃的到来，也或许加速它的到来。如果全球实现大幅度温室气体减排，则有可能推迟升温幅度超过2℃的时间。此外，由于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可能到某
一年升温幅度超过了2℃，但随后又降回2℃之下，若干
年后才会稳定地升高2℃。因此，未来升温超过2℃的时间不确定。研究认为[33]，全球有可能最先达到2℃升温幅度的地区位于亚洲北部、北非到中东，亚洲其余大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也将较早达到；南半球则由于大洋的热力惯性，可能是全球最晚达到2℃升温幅度的地区（见表1，表2）。
1.7对于地球系统临界点的认识：地球系统已有一些危险的信号，但何时达到临界点不确定
在一定条件下，当地球系统的一个临界成员的变化达
到某个临界值时，这个临界成员可能转变为另一种全新的状态（例如全球变暖可能使得北极冰完全消融），这个临界值称为临界点[34]。虽然这种变化可能只限于某个地区，但是其影响尺度往往可以达到千km以上的次大陆尺度，同时影响到半球或全球[35]。
（1）确定性认识。地球系统已存在的临界成员有[36-37]：北极海冰、格陵兰冰盖、同生冻土、海洋甲烷水合物、喜马拉雅冰川、西南极冰盖、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北美西南部干旱、印度夏季风、西非季风、enSo变化、北半球（北美）森林枯萎、冷水珊瑚礁、北半球（欧亚大陆）森林枯萎、亚马逊雨林枯萎、热带珊瑚礁、南大洋海洋生物碳泵。
这些都是地球系统中最脆弱的环节，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最容易达到临界点。表1给出部分成员的基本状况，包括成员的主要变量、影响参数、临界值、时间尺度及主要影响。例如格陵兰冰盖的主要变量为冰量、影响参数为温度、临界值为3℃、时间尺度>300年的时间消融，使全球海平面（SL）高度上升2-7m。
地球系统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已有很多危险的信号。比如，北极海冰是地球系统中最脆弱的子系统，根据有卫星观测记录（1979年）以来的资料，截至2007年夏季，北极海冰面积显著缩小[38]，仅剩410万km2（9月），比1979-2000年9月平均水平（670万km2）减少了约
40%[39]。又如，海平面自1870年以来已经上升了20cm，在1993年以来上升速度已达3.4mm/a，比ipCC评
估报告的估计（1.9mm/a）要快80%[1]。关于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各因素的贡献，海水热膨胀在1961-2003年的贡献约为40%，冰川、冰帽、冰盖约为60%[40]（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临界值属于理论估计，具有不确定性，何时达到临界点也不确定。目前，地球系统的许多成员已发生一些危险的变化，例如冰盖消融、海平面高度上升是确定的。但是这些变化何时达到临界点或发生突变仍不确定。比如，夏季海冰何时完全消融？格陵兰冰盖何时完全融化？甲烷水合物何时释放出甲烷？亚马逊雨林是否被完全砍伐掉？此外，不同成员可能达到临界点的时间尺度有较大差异。例如，季风可能在1-10年之内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可能是可逆的；格陵兰冰盖的完全变化
可能在几百年之后，它的变化可能是不可逆的，即一旦消失，也许很难恢复；还有一些成员（如海洋甲烷水合物及海洋缺氧）其影响的时间尺度在千年以上（见表1，表2）。
2对气候变暖的总体认识
由于以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尚无法完全了解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因此目前对气候变暖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见表2）。
对于气候系统的研究仍需不断深入，以增加更多确定的研究结论、减少不确定的研究范围，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地球系统变化的规律，科学应对确定性的变化，科学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
3政策建议
（1）加大对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积累更多关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科学认识，为深入揭示气候变化的规律奠定基础。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2
关键词：气候变化；水文水资源；气候变化情景；影响
中图分类号：p331文献标识码：a
引言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并已成为二十一世纪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国家政治与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工业、农业和城市化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严重影响。气候变化改变了水文循环过程，影响着水资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对人类进行水文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水资源管理带来挑战。
1、气候变化对全球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暖是导致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为积雪覆盖面积与冰川面积在气温升高下不断的融化与退却。根据ipCC在2007年的气候评估报告中显示，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全球温度升高的趋势为每十年升高0.13℃(0.10一0.16℃),是之前一百年内每十年温度变化的两倍。随着气候变暖趋势的加剧,1978年以来北冰洋海冰的范围每十年平均减少2.7%(2.1%一3.3%),陆冰的减少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另一方面海水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导致海水的扩张,扩张后的海水同样会引发海平面的上升。ipCC的报告显示，1961年至2003年的海水水平面年均上升量为1.smm(1.3一2.3mm),而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的年均海平面上升量就达到了3.lmm(2.4一3.smm)。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对降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全球变暖使水循环更加的活跃，并且使大气中的水容量增多,所以发生暴雨的几率会不断增加,同时发生干旱和洪涝灾害的面积也会继续扩张。
2、气候变化对全球水文水资源的影响预测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将会使水文水资源产生微妙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在降水方面,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不同区域内会表现出不同的降水量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比20世纪的降水变化明显的多,首先是高纬度地区全年降水量会增加,中纬度北部地区、南极、热带的冬季以及亚洲东部与南部的夏季降水量会增加,而与之对应的澳大利亚、中美洲以及非洲南部降水量则会减少。随着蒸发量的加大以及温度的升高导致降水量的变化,极端降水时间发生的频率会不断增加,同时恶化程度也会增加,尤其表现为洪涝灾害和干旱灾害的风险会不断加大。全球气候的变暖也会影响水质与水量,从ipCC2007年气候评估报告中显示,气温升高1℃,缺水人口将达到4亿一17亿,而升高2℃,缺水人口将达到20亿,地表温度在升高7℃左右,则全球将会有1/5的人面临洪水灾害,而11亿一32亿人将会缺水,如果情况不能得到改善,一直到21世纪末期,全球将会出现2/3陆地要面临干旱。同时温度的增加会使水的质量不断退化,水质量也会随着水流容量的变化发生改变。
3、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人们对全球变暖危害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已经开始显露出来。首先是气候变化对我国的降水分布与强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部降水总量呈现增加的趋势,西北增加而西南地区则趋于减少。东部地区降水量区域性变化较大,华北中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沿海降水增多，而华北大部、华东北部以及东北东部则呈现出降水量下降的特点。在降水频率方面除华南以外的东部地区在明显减少,西部地区在不断增加。但是降水量增加的地区并不代表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增加,因为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蒸发量的增加会减少地表径流,其中降水的大量蒸发以及植物的蒸腾会浪费很多可利用水资源,而作为人类可利用水主体的河流径流受到实际降水量与蒸发量和渗透量的差值的影响。其次是气候的变化使我国冰雪覆盖面积减少,冰川退化,明显体现在西北山区的冰川面积不断减少,直接导致我国以冰川为主要补给的河川径流也在不断减少。再次，气候的变化不仅能够影响降水的强度与频率,影响水循环系统,同时也会影响水灾害发生的频率与强度,并可能引发水灾害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对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会产生很大影响。而随着水资源自身温度的增加,蒸发量的加大会导致径流量减少,使河流污染加重,同时温度的增加也会使河流中污染物的分解加快,影响我国水资源的质量。
4、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文水资源工作努力方向
在全球气候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首先应当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认识。我国由于气候变化引发的水灾害在不断增加,证明了我国水资源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从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来看,在面对洪涝、干旱以及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的适应能力都很低,所以在水文水资源工作与管理中应当认识到我国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这一事实。其次要认识到改变水资源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努力方向，包括当前的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管理机制建设、经济发展因素以及科技水平因素。
结语
要加强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首先应从加强对水文水资源的认识入手,认识到当前水文水资源正在气候的变化下产生着哪些变化,从而有依据、有目的的开展水文水资源工作,这就需要加大水文水资源研究力度,通过理论的突破与技术的突破来使评价机制和预测机制更加成熟;其次在工程建设方面,工程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应对的问题包括极端气候的出现以及破坏性防治,提高水库、分蓄洪区等水利工程的防洪标准,增加供水能力;再次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为统一的可持续管理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最后要加大对水文水资源工作的科研投入力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水资源浪费,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工作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宁金花,申双和.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08(4).
[2]碧兰,赵成义,秦保芳,等.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11):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2).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3
关键词：气候变暖；全球变暖；美国；京都议定书
背景介绍
受白宫2001年5月11日的委托，隶属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理事会地球生命研究部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以下简称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于2001年6月6日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咨询报告，以供布什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决策参考。该报告根据美国的全球变化研究工作对10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对ipcc关于气候变暖的的研究成果与预测作了剖析。ipcc一直呼吁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并于1997年12月达成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中明确指出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世界38个发达国家6种温室气体（以co2作用最为突出）的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美国减少7％，欧盟成员国减少8％。但布什政府对是否存在全球变暖趋势、变暖的程度以及其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应承担的义务持怀疑态度，这引起了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各国的不满。事实上，美国离《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却越来越远。按照美国在1995年至2000年间co2排放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08年时，美国的co2排放量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要比1990年高出35％，这将严重影响全球减排计划的实现（enerdata能源信息统计所，2001年6月8日）。如何履行美国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义务，成为布什于6月12日的首次访欧中的第二大焦点问题（首要问题是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该咨询报告承认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如关于自然变化对全球变暖的作用有多大等，但总体上支持欧洲国家领导人和环保组织以及ipcc的观点。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主席ralphj.cicerone说：“我们知道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并导致地面气温上升。但对于迄今为止的气温上升，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但是，根据物理原理和计算机模拟，我们认为气候变暖会继续加剧，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仍在继续”。
对于在全球变化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认为主要是由于假设的差异、模型的差异以及替代数据的准确性等原因造成的，但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全球变暖以及海平面的上升都将伴随着整个21世纪。为减少目前全球气候变化模型预测中的不确定性，需要在以下两点的认识与模拟上取得较大进展：①决定大气温室气体与气溶胶浓度的因子；②决定气候系统对温室气体增加的敏感性的反馈机制。对气候监测来说，规划一个全球观测系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由于人类活动，温室气体在地球大气中不断积累，引起了陆表与海表温度的升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观测到的变化很可能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变化的一些重要部分也是自然变化的反映。人类引起的变暖以及与之有关的海平面的上升预计会持续整个21世纪。由计算机模型模拟和基本的理论推算得出的一些相关影响（包括雨量的增加、半干旱地区干旱程度的增加）十分依赖于变暖的程度及其发生的概率。
由ipcc（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对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进行的基本可信的评估是以气候驱动力*增加为前提的，如co2将加速全球变暖的进程。到21世纪末，全球温度升高3℃的预测是与云层和大气相对湿度影响全球变暖的假设相一致的。这一预测也与通过比较冰期－间冰期的温度振荡所得到的气候敏感性结论相一致，冰期－间冰期的振荡导致了气候驱动力的变化。所预测的温度升高对有关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的升高的反应极为敏感。因此，国家的决策在目前以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将影响脆弱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遭受损害的程度。因为目前对气候系统在自然状态下如何变化以及如何响应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的认识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一预测结果应当看作是暂时的，需要根据未来的变化进行调整。
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所提交的咨询报告中力求对气候变化科学问题以及ipcc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进行更为清晰的描述。详尽的表述对政策制定者很有帮助，因为他们需要考虑缓解气候变化或是适应气候变化等多种选择。该咨询报告主要回答了以下一些白宫以及民众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
1自然气候变率的幅度有多大？
众所周知，在局地和区域空间尺度上，以及短至十年的时间周期上，自然气候变化的幅度十分宽广（超过几个摄氏度），降雨的变化也十分大。例如，有证据证明像20世纪30年代的“尘盆（dustbowl）”的剧烈干旱，在10-14世纪的美国中部非常普遍。通过冰川反复进退的对比研究得出，局部地区的平均温度变化已经超过10℃。评估全球平均温度的自然变化非常困难，因为现有的数据空间覆盖较小，且替代数据推断温度难度大。虽然如此，仍有证据表明，在最近一次冰期的冰川后退期间，全球变暖的速率是2℃/千年。
2温室气体和其它对气候变化具贡献作用的气体的排放正在加速增长吗？不同的温室气体与排放物是按不同的速率增长吗？温室气体与其它对气候变化具贡献作用的排放物浓度的增加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吗？
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增加，但也有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呈减少趋势。在某些个例中，气体排放的减少是决策的结果，但是在另外一些事例中，气体排放的减少却很难理解。
在直接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是co2、ch4、n2o和cfcs。人类活动排放的气溶胶也可以影响气候（表1列出了大气中的气候驱动因素所产生的驱动力）。
分析取自格陵兰和南极的冰芯所获得的co2浓度变化的记录具相当代表性，其范围从冰期的接近190ppmv（百万分之体积浓度）到较温暖的间冰期（如开始于大约1万年前的最近一次间冰期）的接近280ppmv。直到业革命为止，co2浓度一直没有超过280ppmv。当1958年开始系统大气测量的时候，co2浓度已经到达了315ppmv，目前其浓度大约为370ppmv，并以1.5ppmv/年的速率增长（这个数值比1958年有记录以来的早期的增长速率略高）。人类活动应该对这种增长负主要责任。化石燃料的燃烧是碳的主要排放源，其实际排放量大约是所观测结果的两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热带森林的砍伐对co2排放也具贡献作用。过量的co2由海洋和陆地生物圈吸收。
目前co2、ch4等大气层中的气体含量高于其它的任何时期。从1978年以来，温室气体的浓度大致以每年1%的速率平稳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其增长的速率变得缓慢，但更具不确定性。大约当前2/3的ch4是由于人类的活动产生的，如水稻种植、畜牧业增长、矿业开采、秸杆回填、天然气处理，所有这些在过去的50年中都有所增加。
对流层中的臭氧一小部分是平流层中的自然过程产生的，到了20世纪，又有一部分臭氧补充进了这部分“对流层臭氧”。在局部区域，这部分臭氧是由阳光对污染大气（由机动车辆尾气、化石燃料燃烧、电力工厂以及生物燃烧等产生的气体造成）的光化学反应产生。
n2o由土壤和水中大量的微生物的反应形成，但含氮化肥的大量生产与使用也造成n2o的增加。能够产生n2o气体的一些人工化学过程已经得到确定。在过去的200年里n2o的浓度增加了大约13%。
自1928年首次合成cfcs以来，其在大气中的含量一直稳定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含量达到最高。许多工业上有用的其它含氟化合物（如cf4和sf6）在大气中具有很长的寿命，尽管有些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还不足以产生大的辐射驱动，但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cfcs的替代产品hfcs具有温室效应，因为其在大气中寿命较短，其作用尚不明显。
3还有哪些排放物是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如气溶胶、co、煤烟等）？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是什么？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4
关键词：气候变化；水文水资源；面临的挑战；方案优化
一、气候变化与全球水文水资源的联系
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性，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气候变化现象。目前来说，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趋势并不乐观，这几年来，全球的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也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文水资源的变化，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全球形势的变化对于我国的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稳定运行，我们要进行水文水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确保其气候变化与水文水资源之间关系的有效协调，对着两者的关系进行有效的认识和预测。
气候的变暖促进了全球的平均海平面水平的提升，其主要的影响环节有冰川面积的缩减、积雪覆盖面积的缩短消退。通过近期ipCC相关气候评估报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事实。在过去五十年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全球温度以十年为周期，进行相关温度的提升，其相对于前一百年的时间温度的变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气候变暖的趋势越演越烈。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冰冰洋海冰的快速减少，促进了陆冰的减少，导致了海平面的不断上升。温度的升高，促进了海水的不断扩张，这一环节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平面上升的加剧。在此过程中，全球气候的逐渐变暖也影响着降水环节的稳定运行，促进其大气中的水容量的增多，提高其暴雨的发生几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洪涝灾害及其干旱面积的扩展。
二、气候变化对全球水文水资源的长远影响
由于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导致水文水资源的变化的发生。为了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稳定运行，我们要提高对这些变化的重视。气候变化对于降水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其全球气候的变暖促进了各个区域的将水量的变化，这些变化相比于前一世纪的降水变化水平，有了明显的差异性。高纬度地区的全年降水量不断的得到提升，其中纬度的南极、北部地区，及其热带的冬季、亚洲东南部的夏季降水量发生大量的增加，中美洲的一些区域及其非洲的南部区域的降水量都是比较小的。随着蒸发量的加大以及温度的升高导致降水量的变化，极端降水时间发生的频率会不断增加，同时恶化程度也会增加，尤其表现为洪涝灾害和干旱灾害的风险会不断加大。全球气候的变暖也会影响水质与水量，从ipCC2007年气候评估报告中显示，气温升高1℃，缺水人口将达到4亿～17亿，而升高2℃，缺水人口将达到20亿，地表温度在升高7～9°F，则全球将会有1/5的人面临洪水灾害，而11亿～32亿人将会缺水，如果情况不能得到改善，一直到21世纪末期，全球将会出现2/3陆地要面临干旱。
三、气候变化与我国水文水资源的联系
气候变化对于水文水资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随着人们对于全球变暖危害性认识的提升，我国的相关机构对于气候变化与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气候变化对于我国的降水分布及其强度特点具备一定的影响。其西部降水量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西北降雨量不断的增加，其西南地区的降雨量逐渐的减少。东部沿海地区的降水量的区域性变化也比较大。其南方地区及其沿海地区的降水量的增多量普遍高于北部地区。在降水频率方面其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降水频率也是不同的，东部地区的降水频率逐渐的得到降低，西部地区的降水量不断得到增加。降水量增加的地区并不代表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增加，因为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蒸发量的增加会减少地表径流，其中降水的大量蒸发以及植物的蒸腾会浪费很多可利用水资源，而作为人类可利用水主体的河流径流受到实际降水量与蒸发量和渗透量的差值的影响。其次是气候的变化使我国冰雪覆盖面积减少，冰川退化，明显体现在西北山区的冰川面积不断减少，直接导致我国以冰川为主要补给的河川径流也在不断减少。再次气候的变化不仅能够影响降水的强度与频率，影响水循环系统，同时也会影响水灾害发生的频率与强度，并可能引发水灾害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
四、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文水资源管理方式的优化
为了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的稳定运行，我们要进行对水文水资源管理模式的深化，以保证日常水文水资源工作的稳定运行。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对于我国的水文水资源的应用情况展开分析。目前来说，其气候的变化导致一系列的水灾害的发生，这证明了气候变化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环境的稳定性，我们要进行对干旱、洪涝及其水资源短缺情况的有效分析，确保其水文水资源的工作管理环节的优化，确保我国的相关管理人员、机构提高对水资源和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确保其水资源管理机制建设系统的健全，以促进其现实经济的稳定运行。要加强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首先应当加强对水文水资源的认识入手，认识到当前水文水资源正在气候的变化下产生着哪些变化，从而有依据、有目的的开展水文水资源工作，这就需要加大水文水资源研究力度，通过理论的突破与技术的突破来使评价机制和预测机制更加成熟；其次在工程建设方面，工程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应对的问题包括极端气候的出现以及破坏性防治，提高水库、分蓄洪区等水利工程的防洪标准，增加供水能力；再次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为统一的可持续管理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
五、结语
我们要对气候变化与水资源的关系进行有效剖析，分析两者的相关环节联系，以促进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5
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谁能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实力密切相关。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了国家教育、军事、科技的发展以及国力的增强。各国快速发展的同时受到环境的制约，所以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行使国家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中国和美国于2013年4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方面不断加强合作。这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体现，是两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气候大会讨论的焦点议题———减少碳排放来源于各国科学家研究证明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温室气体———Co2的产生。过去的100年间全球平均气温已升高0．74℃，而升高到2℃是科学家们认为目前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一个警戒线，预计可能在2050年达到。为了避免达到这一临界值，将2℃折算成碳排量，每个国家就要减少碳的排放量，并根据各国的历史责任制定各国的减排任务。2014年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大会和《京都议定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在秘鲁利马开幕。会议为2015年的巴黎协议铺平道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本政治共识，初步明确了2020年后各个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协议。然而，发展中国家主张，2015年巴黎协议应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多个要素，发达国家始终强调减缓，并一再弱化其他要素，企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的责任。各利益国之间的气候博弈一直没有停止。
二、我国中小学气候变化教育概述
各国政府采取了大量努力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仍有不足，尤其在气候变化教育方面，不仅缺乏必要的教材、师资，目前也还没有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和战略。［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其中教育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举措之一，不仅要促进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还要在学生中普及基本的气候知识，帮助学生了解气候的变化。［2］我国为提高青少年环保意识和能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颁布和启动了系列法规、方案、项目，以推进气候变化教育工作的进行。从1996年起开始创建绿色学校，2003年由教育部颁布试行了《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2007年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为开发气候变化教育资源，培训优秀的气候变化教育教师，2010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启动了“中英气候课堂气候变化教育资源合作项目”;为提升中小学生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水平以及教师教育水平，201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实施了“中国中小学气候变化教育项目”。
三、全球气候大会的启示
从哥本哈根到华沙，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世界各国间的气候谈判是环境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是以环境问题为媒介的政治较量、经济博弈。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焦点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界定。各国既已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达成共识，就应在此原则上履行自身的责任，但是在华沙气候大会上，日本等发达国家争相降低承诺的减排目标，反而要求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其应尽义务和能力的减排指标。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集体失语，西方新闻媒体不去敦促他们，反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诸多职责和要求。这种偏袒的根源何在?西方发达国家为何集体失语?气候大会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表面现象，总结历届气候大会关注的焦点、争论的症结，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培养中学生对环境问题的理性认识。
(一)气候问题的解决依赖世界各国
全球性气候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3］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定以来，世界各国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对气候问题的责任认定成为各国解决问题的矛盾焦点，对气候问题的责任认定也正体现了各方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如何让各国达成统一认识或各自做出一定妥协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尽管各国由于种种原因在气候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各国仍然有意愿通过气候谈判寻求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要解决气候变暖这一全球性问题，只有各国都拿出诚意，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谈判，认真履行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为减缓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做出应有的贡献，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气候变暖是发展问题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主任秦大河院士认为，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问题出现在发展进程中，就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尤为艰巨，这些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超出其责任和能力的措施。［3］对于少数发达国家，其掌握先进的绿色能源技术，在资金和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可以实现促进双方经济增长、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共赢局面。对于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就意味着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排放。相反，正是因为面临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加快掌握新型环保科技，使用新能源，降低能耗高、产值低、高污染的工业生产比例，走可持续发展的强国之路。各国都应该积极开发新技术、新能源，精打细算地利用排放空间。谁能占领新技术、新能源，谁就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强国。
(三)气候问题是经济问题
全球气候变暖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而气候变化又将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和经济体都参加了这场气候战争，所有的国家在温室气体的减排上都持支持的态度，但前提是不能损害到本国的经济发展。［4］美国推崇碳排放交易机制，是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欧盟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持较积极的态度是因为其较早调整了经济和技术结构，在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使用方面占有优势。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作为人口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承诺尽到应尽的义务，履行应负的责任。如何利用气候谈判为处于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之下的中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对危机中的我们无疑是个考验。从长远利益考虑，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减排目标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的良好契机。
四、利用气候变化问题建立服务于人才培养的环境教育模式
中国要努力提高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的合作能力，包括提高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水平，提高参与具体规则制定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新的全球性、科学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平方案的能力。［5］对于青年学生，环保观念固然重要，而通过对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及节能减排等行动来保护环境则是未来环境教育的发展趋势。青年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以及环境科学素养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以世界气候大会作素材进行中学气候变化教育不仅能开阔青年学生的眼界，提高其环境素养，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研判能力及应对复杂事物的能力。我们的一些做法是:
(一)与科研单位联手进行师资培训和创新型人才培养
利用自身附属中学的优势与高校等科研单位联合，探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如我校参加了由高校相关院系、科研院所等与高中项目学校联合开展的“雏鹰计划”，学生利用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及节假日，到高校或科研院所学习“雏鹰计划”开发的“先修课程”，利用高校优秀的科研团队、先进的硬件设施、前沿的科学理念，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注重教师的继续教育和专业素质培养，学校定期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出国进修和参加部级、市级培训、会议交流，到大学听报告讲座及定期请环境教育专家学者到学校开设讲座。一批青年骨干教师参研或主研可持续教育项目、中小学气候变化教育等项目，在项目研究中磨砺成长，从而打造出一支综合素质过硬、能驾驭学科发展的名师加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结合的环境教育师资队伍。
(二)以气候知识为教育主线，紧密结合社会时事，培养敏锐的触觉
世界形势风云变幻，青少年需要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才能有效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气候变化教育为抓手，培养具有创新思想、创新观念及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青少年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社会责任感，气候热点问题能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有助于唤醒其主人翁意识。适时进行气候变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敏锐的洞察力及辩证思维;广泛开展各种宣传、科普、发明比赛等环保活动，将培养“环保理念”渗透到每年的各项主题活动中，能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热情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环境保护素养，提高其社会责任感。
(三)以教学为载体，多学科渗透，充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结合各学科内容，开发气候变化教育校本教材，利用多种形式、多种手段将环保理念、环保知识渗透到每门课中。利用有效的学习方式教会学生掌握环保的技能，不仅在教室里讲授，还可安排到实训基地学习以及举办相关的讲座、研讨、辩论等。将书本知识与课外知识相结合，多学科知识综合利用，使知识获取与知识运用相结合，自主学习与教师指导相结合，改变知识获取的单一途径，同时提高知识转化效果，让知识在科学探究中得到实践;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发展。
(四)用形式多样的课外科研活动促进气候变化教育的实施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6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太阳电磁辐射是如何影响地球环境包括气候的。这需要对太阳光辐射进行持续和长期的监测，并对大气层、海洋和陆地表面特征变化进行连续观测。然后，对这些信息加以汇总，从而提高气候变化的建模效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臭氧层变化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连续观测，以确定由此造成的对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的影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也需要对地表变化的机理加以掌握和理解．我们必须能够对全球环境进行评估，并能知道其如何变化，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基于这样的坚实基础才能制定程序，从而实现对环境的保护，确保粮食安全以及带来因气候变化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
卫星遥感工具
作为全球无线电通信系统的一部分，卫星在收集全球气候数据和气候变化数据前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卫星主要用于监测碳排放、极盖和冰河存储的冰量的改变，以及大气温度的变化方式通过遥感，能够获知陆地覆盖和较大范围发生的任何变化的最准确和最新信息，还能提供除遥感外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偏远地区数据。重复测量使得有可能为跨越若千年代的遥感数据创建档案，这些数据可用于创建陆地覆盖和陆地使用方面的时问序列数据。
国际电联的职能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重要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tU-R研究成果作为基础资料，多次在及时处理气候变化紧迫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题为“用于地球观测应用的无线电通信的使用”的第673号决议(wRC-07)指出，90%以上的由然灾害与气候或天气有关，根据该决议，有了地球观测数据，将更容易理解气候变化问题，从而更容易建立气候变化各方面的模型，并对之进行验证。这显然有利于政策制定工作的开展。第672号决议(wRC-07)“在7750-7850mHz频段为H星气象业务静展划分”队为，在全球火预报以及气候变化和气候有关的灾害危险预测方面，气象卫星数据发挥着重要作用。
规则性标准和技术标准
itU-R为卫星和地面，气候监测及数据分配系统的正常运行建立了规则性基础和技术基础（见框）。其做法如1、划分必要的无线电频谱和p景轨道资源；分析新的和已有卫星系统之问的兼样性；开展研究并制定审问及其他无线电通信系统和Ⅲ络的国际标准；提供卫星和地面系统使用的指南及支持，以开展环境监测及冈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预测和减灾工作。《无线电规则》中纳入的标准具有条约地位，属强制性质。其他标准采用国际电联建议书方式，属自愿性质。各种不同标准涉及不同的系统运行，如：
•监测陆地、海洋和人气参数变化（如植被生物量，海洋盐度，淡水地下储量以及云气驱散等），跟踪飓风和台风态势及火山和森林火蔓延情况。
“跟踪海啸、龙卷风和雷暴的气象。
基于无线技术的天气数据收集和处明！气象辅助系统。
用于传送自然和人为灾害信息的各种不同无线电通信系统（卫星和地面）。
助力主管部门实施气候监测
在环境观测、气候控制、天气预报以及帮助预测、探测和减缓自然和人为灾害等方面，很有必要采用无线电通信技术那么，各主管部门从何处能获得帮助，以便使用这此技术，并实施频道规划和卫星、地面技术的工程部署？答案就是itU-R建议书、报告以及手册，这些材料提供了有关空间研究、地球探测l卫星、气象辅助、气象卫星和无线电定位业务无线电通信系统和无线电应用的信息。
即将展开的wRC-12辩论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2）将于2012年1月23日至2月17日在内瓦举行，其中大会第2次筹备会议(Cpm11-2)考虑了有关气候变化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这次会议提议对《无线电规则》进行一项修改，用于保护20kHz频道以下长距离雷电探测系统的操作和研发。基tCpm11-2的讨论，wRC-12也将考虑以下问题：1）为卫星气象系统新增7750-7850mHz频段划分，以提高现有气象预测特别是数值天气预报的性能。2）275GHz3000GHz之为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划分附加频带，以提高对水循环成分的测量效果。3）第673号决议（wRC-07）进行修订，呼吁itU—R研究“加强对地球观测无线电通信应用关键作用和全球重要意义的认识”，并在“无线电规则”中纳入新的一款，敦促全国主管部门认识到地球观测工作的重要意义。4）在3-50mHz范围内为无线电定位业务做出划分，用于海洋测绘雷达对海洋表面波高和海流的检测以及对九型物体的跟踪，这主要是考虑到在灾害应对、海洋测绘、气候和气象操作等方面越来越多地依赖这些系统．从而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海洋测绘雷达所用频谱的规制地位。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7
2015年12月12日，195个国家代表在《巴黎协定》上签字，这是国际社会经过近30年艰苦卓绝的气候变化谈判才达成的难得成就。就连被认为在国际社会上备受孤立的朝鲜都表态支持，并在协定书上签字。
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时间，世界头号强国便反悔弃约，给这个“有史以来生效最快的多边国际条约”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应该说，特朗普这样做，并非心血来潮的鲁莽之举，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打的“小算盘”外，他和他的支持者团队乃至共和党内部一直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早在总统竞选阶段，特朗普就指责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
全球变暖真的是一场骗局或是一个阴谋吗？如今，美国已经从《巴黎协定》的“坑”里跳了出来，我们要不要也紧跟着跳出来？
科学家的共识
对于气候变化，在过去30年里，科学家们的观点是明确和基本一致的，其主要内容为：全球正在变暖，并且有加速增暖迹象。这次变暖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温室气体增加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化石燃料燃烧，所以，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否则，全球变暖会引起灾害性结果。
科学家们的上述观点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中有明确数值依据：
1880～2012年间，全球气温上升0.85℃。而气温每上升1℃，粮食产量就下降约5%。1981～2002年间，由于气候变暖，全球玉米、小麦和其他主要作物的产量均每年大幅下降4000万吨。
全球变暖导致海洋升温，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1901～2010年，由于变暖和海冰融化，全球海洋面积扩大，海平面平均上升19厘米。自1979年以后，北极的海冰面积以每十年107万平方千米的速度缩小。
以目前的温室气体浓度和排放水平来看，除非出现异常情形，否则，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很可能比1850～1900年高出1.5℃。气温升高使海洋变暖，海冰将继续融化，预计到2065年，海平面将平均上升24～30厘米，到2100年，平均上升达到40～63厘米。即使现在停止排放，气候变暖的多方面效应也会持续几个世纪。
自1990年以来，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上升了50%。2000～2010年这十年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高于此前30年中任一个十年的增长速度。
目前，人类还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科技手段和活动、行为改变这一趋势，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平均气温之上2℃以内。如果进一步在制度和技术上出现重大变革，把全球暖化控制在2℃之内的机会就会超过一半。
对于以上问题，科学界的认识是一致的。以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关于气候变化的第五次评估报告（aR5）为例，有包括63个国家的209位顶级科学家参与了这一项目，来自39个国家的50名书评主编和来自于32个国家的600位科学家参与撰写，总共引用了9200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在报告撰写完的第一轮评阅阶段，来自47个国家的659名专家评阅人给出了2万多条评论和修改意见；在第二论评阅阶段，来自46个国家的800名专家评阅人和26个政府机构给出了3万多条评论和修改意见。可以说，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暖，是经过全球科学家充分论证并从科学上充分认识的问题。
虽然背后有大量的长时间工作，但是科学家努力使公众一目了然。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全球温度序列为例，其采用了陆地上多达4800个测站的逐月温度序列。尽管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陆地测站数目比较少；但是，从1951年以来，测站数据迅速增加到4500个以上。海洋上的观测则采用了大量商船和军舰的海洋表面温度观测序列，在1980年以后包含了众多的固定和漂浮的浮标观测。科学家对这些数据逐一进行订正和标准化处理，所以最后综合呈现的结果是有权威性的。图1和图2即为两个机构各自独立给出的全球温度变化的序列。
一条令人心悸的曲线
τ谝起变暖的温室气体观测，主要涉及二氧化碳。关于二氧化碳含量观测，最权威的是美国夏威夷莫纳罗亚观测站的观测。
在第一次国际地球物理年（iGY，1957～1958年）期间，30岁的查里斯・大卫・基林（CharlesDavidKeeling）获得iGY项目资助，从1958年开始，在夏威夷的莫纳罗亚观测站（海拔为3397米）进行二氧化碳观测，这一观测一直持续至今。2005年6月20日，基林去世，该项目由他的儿子、化学家拉尔夫・基林继续。
查里斯・大卫・基林终生的观测留下了一条被称作“Keeling曲线”的二氧化碳变化曲线。2015年，美国化学学会把Keeling曲线评选为“国家化学史里程碑”，在美国大气海洋局莫纳罗亚观测站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都有专门的纪念牌匾。
这条曲线揭示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二氧化碳的持续增加。作为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吸收地表面向上的长波辐射，对地球起到保温作用。稳定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地球气候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然而，二氧化碳迅速增加带来的则是对全球增暖的担心和恐惧。
从1958年的315ppm（ppm为百万分之一浓度）到今天的411ppm，全球的二氧化碳浓度已增加了30%。进入21世纪以来，Keeling曲线以每年2.2ppm的速度快速增加，叠加在长期增加趋势上的还有振幅为5ppm的年循环，其中5月有一年里最大值，9月有一年里的最小值。
Keeling曲线的变化就像地球的心跳一样，每跳一次，数值增加一点，全球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增强一些。
反对者与搅局者
应对全球变暖所提出的措施和政策，影响的产业非常庞大，首当其冲的是石油化工、火力发电、汽车制造业和采掘业等行业；这些产业规模庞大，其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巨无霸”企业，如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富可敌国：埃克森美孚市值3400亿美元，壳牌市值2100亿美元，英国石油市值1100亿美元，还未上市的沙特阿美，估值则在万亿美元以上。
因而，自从全球变暖的概念提出以来，反对、质疑甚至搅局的声音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这背后，不乏一些“巨无霸”企业的影子。1998～2014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赞助反气候变化组织的总经费达3092.5235万美元，每笔经费可以在http：///网站上查询到。这个网站的创办初衷是揭露那些从事反对、质疑全球变暖的有关组织和个人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拿到了多少赞助。实际上，为全球变暖的反对者、质疑者和搅局者们提供经费支持的“巨无霸”企业，又何止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一家。
熟悉辩论的人都知道，要反对一件事情，总是能找到理由的，怀疑科学数据、科学机理、模式可信度、经济收益，乃至抛出阴谋论、人文情怀等……甚至混淆是非也是个可选方案。
这些反对者、否认者、怀疑论者以及误导者们，通过各种渠道从相关企业接受资助，要么著书立说，要么在电视节目中抛头露面，成为各种“红人”，获得不菲的收益。
反对气候变化的人绝大多数并非气象、气候或者环境专业出身，很多没有科研经历，甚至绝大多数没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影响力，因为公众并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事情，他们喜欢娱乐、惊天的阴谋论的故事、爆炸性新闻、危言耸听的预言等。
基于此，反对者和质疑者们喜欢把全球变暖包装成惊天大阴谋：“全球变暖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全球变暖的概念是被中国人而且为中国人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的制造业失去竞争力。”“全球变暖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很烧钱的大骗局。”“全球增暖是全球科学家的共谋。”“温室效应理论被人为篡改。”
也有反对者和质疑者喜欢给公众“算经济账”：“应对全球变暖扼杀了工作岗位。”“即使从现在起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也不会产生大的差别。”“限制二氧化碳对经济有害。”或者是大打“悲情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就是今天的伽利略。”或者推销“不可知论”：“没有完全确定的科学――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的理都是不断修正的，现在的气候学家怎么能确切地说全球变暖这件事呢。”“科学家连预报天气都不准，何况预测未来百年的气候。”或者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人类成功地经历了过去的气候变化。”“历史上，北极海冰的范围比现在还要小。”“热浪和酷暑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人类活动影响全球气候方面微不足道。”“ipCC是一些危言耸听、杞人忧天者。”或者走正义路线：“科学家的同行评审过程存在腐败现象。”“科学家试图把全球温度序列里的降温隐藏起来。”
与科学家相比，这些反对者和质疑者们更擅长使用媒体手段和社交网络，甚至组织召开所谓“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他们还擅长做集体签名和联名请愿活动来混淆视听。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也有不少反对者和质疑者，他们所提出的观点与上面所提到的内容大致相似。我国有2000多个气象观测站，数万观测人员几十年如一日地持续观测，积累了海量的数据；然而，这些反对者和质疑者几乎没有认真分析过任何观测站的一条温度序列，就大讲“阴谋论”“骗局说”，实在是信口开河。
现在看来，反对者与质疑者们的工作算是“卓有成效”，成功使得美国应对全球变暖的政策和措施停摆了很多年：2001年，总统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而现在，总统特朗普终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我们为什么需要《巴黎协定》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国内也有不少人支持中国退出。国内那些全球变暖的反对者和质疑者认为，《巴黎协定》就是一个“坑”，既然美国已经跳出了坑，那么中国也应该跳出来，而且，越早越好。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人，既不了解世界，更不了解中国。
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我国从来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并不存在中国“中了大阴谋”的说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评估报告要经过包括我国科学家在内的全球科学家和评阅人的核查，不存在任何“黑箱操作”的可能。我国科学家一直担任评估报告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关于气候变化，每隔5年会重新做一次评估，给出的科学评估报告经得起时间检验。
另外一个方面，对我国目前而言，节能减排和治理环境污染基本上是可以画等号的。二氧化碳高排放项目一般也是高污染项目。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我国还没有意识到雾霾等污染带来的危害；到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时，全国人民已经见识过令人窒息的雾霾，意识到以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为继，粗放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已经远远超过了环境的最大容量，我们的环境急需“休养生息”。
对我国而言，与其把注意力放在碳排放总量的限制上，不如仔细检查下我们的利用效率，即排放单位质量二氧化碳能创造的GDp值。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的GDp已经实现了突飞猛进，甚至人均GDp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我们的能源效率非常低，排放单位质量二氧化碳实现的GDp数值远低于其他国家。
用数据（基于国际能源署2010年统计）来说话，欧洲发达国家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可以实现约3700美元的GDp；以开大车、灯光长明和浪费能源著称的美国，这一数值为2300美元；超富裕国家瑞士，这一数值更是达到9300美元；我国仅为435美元，在全球179个国家中排名175，能源效率之低，可见一斑。
如果保持现今的总体碳排放量不变，通过各种手段将效率提高一倍，可以容许GDp翻一番，这将超过美国现在的GDp。如果能够达到美国的利用效率，我们的GDp可以达到现在的5倍以上，将是美国GDp总量的2倍以上。在《巴黎协定》中，我国承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见顶。这所能容许的GDp空间非常巨大。那些把碳排放量和发展权画等号的人没有看到这方面我们经济发展的巨大预留空间。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8
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存在密切关系，优越的气候环境养育了兴盛的人类文明，气候环境的突变也会改写人类的历史。古代人已经认识到人类对气候环境的依存关系，正如我国道家所推崇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要做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不能去征服自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源自森林排放的温室气体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4%，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强林业行动是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全球视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1968年4月，一个对世界生态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组织在意大利罗马成立，称为罗马俱乐部。俱乐部的主要创始人是意大利著名实业家、学者a.佩切伊和英国科学家a.金。1967年，佩切伊和金第一次会晤，交流了对全球性问题的看法，并商议召开一次会议，以研究如何着手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罗马俱乐部由大约30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专家组成，在第一次会议中探讨了什么是全球性问题和如何开展全球性问题研究。
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做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
罗马俱乐部把全球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球系统观点；它极力倡导从全球入手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思想方法；它应用世界动态模型从事复杂的定量研究。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表明了人类已经开始站在新的、全球的角度来认识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它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和它所开辟的全球问题研究领域，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综合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来解决那些最复杂并属于最高层次的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无疑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为它关乎全球每一个人，所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必须要有全球性视野。
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著的《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一书，探讨了这一问题。书中指出，许多人类学家、进化论生物学家和气候专家们最近把气候变迁史和人类学事件结合起来，得出一致意见：人类进化本身就是由最近600万年内全球气候型态的剧变塑造出来的。
优越的气候环境养育了兴盛的人类文明。按照p.热尔韦于1850年提出的地球史年代学说，从大约1.15万年前开始至今，属于间冰期气候，称为全新世。在此之前是持续了8万至9万年的冰期。以距今1万多年前为界，此前人类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依靠野生动植物为食；此后人类进入全新世以后，气候条件变暖变湿，人类活动的范围扩大，动植物生长具备了有利条件，农业文明兴盛，人类得到了快速发展。对人类四大古文明的考察表明，它们的兴衰与气候变化存在密切关系。让我们以古埃及为例，用历史的眼光解剖其兴起的过程。六七千年前，非洲充满了绿洲，是理想的生活居所，但人口少、压力轻，人地矛盾不突出，社会文明繁荣程度较低。5500年前，当地气候发生以冷和干为特征的重要转变，绿洲开始消失，沙丘活化，当地人被迫离开，生活在沙漠中的牧民迁徙至尼罗河河谷等地，人口压力增加，人地矛盾突出。人们开始进行灌溉创新，农业产量提高，出现剩余，这些剩余农产品的交易为社区砖石建筑技术的应用以及艺术和手工艺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手工业分工和阶级形成，出现象形文字和国家。可以说，距今5500年前后的气候事件促进了埃及古代文明的形成。
气候变化改写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衰败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转折也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气候变化未必能决定历史，却可以改变历史。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气候变化多次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一千多年前，柬埔寨有一座宏伟的都城——吴哥。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802年，繁荣了600年。在15世纪初，却突然消失了。考古学家认为吴哥的灭亡可能是由干旱造成的。科学家发现在过去700多年时间里，东南亚至少发生了4次特大干旱。柬埔寨当地一些活了9个多世纪的柏树经历了吴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一组组狭窄的年轮显示的年代为1415年～1440年。这与许多考古学家得出的吴哥城灭亡的时间段正好吻合。吴哥得以作为一支强大的势力在中世纪崛起，全仗着一套高明的蓄水系统，在干旱季节帮助蓄水，在雨季又可泄洪。然而，百年不遇的大旱使这套系统失灵，农业因之荒废，古城根基动摇，吴哥就此消亡。吴哥的悲剧，在历史上或许在将来，都不会是单一个案。
气候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气候变化是由逐日的天气变化累积而成的。不同时间段上的气候特征是不一样的。近100年来，全球气候正发生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1906～2005年全球地表气温平均上升了0.74℃，其变化幅度已超出地球本身自然变动的范围，对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种全球气候升温与人体体温升高类似，人的体温上升超过5%，会高烧、昏迷、甚至死亡。气候变暖，如果升温控制在2℃以内，可以保证人类活动所受的危害或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升温达到2℃～3℃，全球所有区域都可能遭受不利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人类将迎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气象灾害频发以及疾病爆发等一系列灾难。此外，气候变化造成的人口与物种的迁移、冲突以及粮食安全问题，关乎到国家、社会和地区的兴衰起落。从长远来看，全世界都将面临气候变暖越来越剧烈的冲击，自然灾害频发，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如今，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和粮食问题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三
大挑。
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德国诗人海德格尔写道：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诗人发出了“世界生灵天然地能在孕育它的自然母亲的慷慨怀抱中栖居”的企盼，勾勒出人类心灵家园归宿的美景。但是，气候变化让这一企盼的实现蒙上了阴影，我们的生存环境危机四伏。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首先需要找出其原因。引起气候系统变化的原因有多种，可概括为自然的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影响两大类。前者包括太阳辐射变化、地球运转轨道变化和气候系统内在行为控制等等。后者包括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毁林以及工农业活动引起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陆面覆盖和土地利用的变化等等。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第四次全球气候变化报告显示，2004年，源自森林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4%，仅次于能源和工业部门，位列第三。为此，国际上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两大途径，即：工业直接减排和森林碳汇间接减排。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森林退化排放，加强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增加碳储量行动，以及发达国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行动，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受到国际关注。
森林碳汇间接减排的科学过程指的是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把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贮存下来。树木帮我们遮避烈日，森林和林产品能够截获和储存碳以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提供生物能源替代化石燃料，还能帮助各国预防和减缓气候灾害的影响，因此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良方。当然，气候变化会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服务产生影响，还会加剧干扰因素（如火灾、病虫害等），进而影响到森林生态系统，使森林变得敏感和脆弱。森林既影响气候变化又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全球碳循环中居重要地位，对森林的管理或破坏会显著影响到21世纪的全球变暖过程。
森林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地位，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与林业相关的措施，可在很大程度上以较低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增加碳汇，从而缓解气候变化。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重大作用，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约储存了2.48万亿吨碳，其中1.15万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生态系统中。与工业直接减排相比，森林碳汇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大，更加具有经济可行性和现实操作性。森林不仅固碳量大，而且固碳时间长，只要不腐烂、燃烧，木制品固碳就会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森林不仅具有固碳功能，还具有其他众多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森林不仅是最大的储碳库，还是地球上最大的资源库、能源库、基因库、绿色水库等，对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护物种、调节温湿度、改善小气候、维护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森林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许多国家已实行森林间接减排，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地方层面的行动计划或方案、以及构建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日本承诺减排6%，其中3.9%由森林固碳间接减排，2.1%由工业直接减排。美国林务局制定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框架，并将加强森林和草原管理、保护物种、调整种植方法等确定为优先发展领域。新西兰于2008年推出“国家碳排放贸易计划”，旨在让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林业是第一个被纳入的部门。在世界某些典型地区，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甚至成为保护人类生存的“救命稻草”。如：非洲13国正在建立“绿色长城”这一伟大的地球工程，希望让树林在阻止撒哈拉沙漠扩张的同时，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国际社会正在形成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促进各国规范和加强相关林业行动。1992年，为防止人为活动改变气候给人类带来不利影响，订立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4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形成强制要求发达国家减排，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这两份文件奠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基础。恢复和保护森林作为减排的重要措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被写入了议定书。2007年底气候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将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经营、减少毁林等列为“巴厘岛路线图”的重要内容。此后，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德班，ReDD+、LULUCFs等林业议题深受各方重视且不断取得突破。可以说，加快林业发展，增加森林碳汇功能，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和行动。
人类生于自然，也存于自然之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水土流失、沙尘暴、洪水与干旱频发、耕地退化、物种绝迹，其中尤为迫切的是气候变化。面对濒临失衡的地球，人类正在觉醒。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它们是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即是生态危机。2012年12月，世界银行了一份报告《降低热度：为什么必须防止全球气温上升4摄氏度》，认为如果继续目前的排放趋势，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4℃，这让世界面临着潜在的灾难性后果：沿海城市淹没；粮食增产风险更高，营养不良率更高；许多干旱地区变得干燥，潮湿地区多雨；在许多地区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浪，特别是在热带地区；许多地区水资源迅速急剧匮乏；增加热带气旋的强度；以及不可逆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如果不能立即采取行动，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避免这个灾害结局。2012年“Rio+20”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的ReDD+和发达国家的LULUCF林业活动，推动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危机。最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各国领导人加快行动，对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一系列行动决议，尤其是德班会议大会达成到2015年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承诺，要尽快付诸实现。
中国林业在行动
人与自然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探寻，并且从中不断发现自身的问题校正自己的方向。农耕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人类的活动尚在自然的承受范围之内；工业文明时代来临，人类开始利用自然并征服改造自然，过度的物质生产使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迫使人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方式。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世界各国政府在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荒漠化防治公约》、《湿地保护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等一系列关系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国际公约生效，人类在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展开了联合行动。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把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千年发展目标之一，全世界形成了统一的行动目标。近年来，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时代的聚焦点。人类在主动探索适应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发展模式，更加重视自然生态系统的重建与保护。
适者生存，这一至理名言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包含丰富的内涵。适者就是智者和谋者，善于在气候变化挑战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有着怎样的关系？过去的观点往往让我们认为，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水火不容。大家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气候恶化与经济发展相伴而来，如：工业增长、能耗增加、毁林以及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其他活动。可持续发展观摒弃了这一陈旧观念，指出人类必需进行有效和科学的人为干预，制订阻止气候变化的政策，让可持续发展赋予人类更大的自由。这种有效和科学的人为干预，就是在认清国家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设性措施，及时采取行动，抑制和扭转发展过程中气候变化产生的不良后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认为“中国在减排方面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
我国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能源资源的利用规模还将持续增加。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以高耗能为主的产业结构和日渐承担“世界工场”的角色也进一步加大了碳减排的难度。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造成了沿海海平面上升、西北冰川面积减少、春季物候期提前等，近年来发生的极端气候灾害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巨大。这些情况使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中国林业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0年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在全球年均减少森林面积约1亿亩的背景下，中国年均增加森林面积6000多万亩，年均增量占世界的53.2%。
林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手段之一。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发展林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加强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实现绿色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2009年9月，中国国家元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中国已经将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纲要。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2007年6月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气候变化的6个重点领域和适应气候变化的4个重点领域，提出林业增加温室气体吸收、维护和扩大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功能、构建良好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突出强调了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按照《国家方案》的要求，国家林业局于2009年11月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阶段性目标、重点领域和主要行动。实施22项主要林业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其中有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还有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包括：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实施重点工程造林，加快珍贵树种用材林培育，实施能源林培育和加工利用一体化项目，实施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扩大封山育林面积，加强森林资源采伐管理，加强林地征占用管理，提高林业执法能力，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力，提高森林病虫鼠兔危害的防控能力，合理开发和利用生物质材料，加强木材高效循环利用，开展重要湿地的抢救性保护与恢复，开展农牧渔业可持续利用示范。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包括：提高人工林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建立典型森林物种自然保护区，加大重点物种保护力度，提高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能力，加强荒漠化地区的植被保护，加强湿地保护的基础工作，建立和完善湿地自然保护区网络。
2011年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首次推出“中国角”系列边会，借此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政府、企业、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中国青年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9
关键词：气候安全；环境保护；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际环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D9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058-06
一、引言
“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重视，是所有国家不断追求的利益，“安全研究”也是国际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对于传统的安全问题，更多新的安全议题已经浮上台面[1]。在新兴的众多非传统安全议题之中，气候安全是相当重要的面向。气候的破坏、改变，形成人类经济活动、国家安全、国际和平的隐忧。面对如此的潜在危机，国际社会目前普遍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渐倾向全球共同面对，共同治理，有意愿合作建立共同的规范准则以面对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气候安全与全球治理的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当前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及对我国可借鉴的方面。如王慧（2010）认为“美国的气候安全法中的某些条款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我国可在相关的世界贸易争端中采取合理的诉讼策略来积极应对”[2]；董勤（2012）认为“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成为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博弈，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应继续保持激进的姿态”[3]。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对全球治理带有的影响。如刘丰（2012）认为“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核心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巩固和扩充其霸权基础，但新兴国家的参与和国际制度的改革必将使美国推行霸权治理模式的努力难以为继”[4]；高静和刘友金（2012）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5]；马骦（2013）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哪种全球治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和立场”[6]。第三，国外学者偏向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和安格斯·赫维用科学、经济学、政治学与伦理学来研究气候变化的治理，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来阐释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7]。综上所述，目前气候变化及其国际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我国对此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及如何有效进行全球治理。
二、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巨大挑战
安全往往关乎生存，它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传统的安全一般是指军事安全，而新的综合安全观则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现在，安全战略的目标由“确保报复”转变成为“确保生存”和“共同生存”；追求安全利益的手段是协调和发展；安全由被分割的状态变为不可分割，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地域单位由一个国家扩大到某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8]（p.397）。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的健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受环境污染的有害影响。
气候安全是环境安全问题的代表之一，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第一，温度升高，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淹没了大量的土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比如，图瓦卢面临着被淹没整个国家的威胁；中国海洋局的统计表明，中国有超过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已经陷入了海平面之下。第二，世界土地的质量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正在下降。气候变化正在导致世界上许多土地的沙漠化，这是全世界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如非洲南部和美国西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沙漠，使得成百上千万原来从事农牧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第三，气候变化突出了世界缺水和食物的危机。第四，气候变化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非常严重，疾病增加，对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沉重打击。如疟疾患者增加，疟疾是与结核病、艾滋病并列的三大传染病之一。地球平均气温上升，蚊虫生存的季节和地域也将发生变化，因此，以前未发生过疟疾的地区，也会有因为蚊蝇传播而产生疟疾的危险性。气候变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给人类自身生活环境与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化意味着时空概念发生重大变化，全世界开始关注共同的地球和共同的未来[9]（p.5）。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
三、气候安全需要全球治理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始于1985-1987年间。但其实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开始，人类便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参与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并对气候产生了影响。由于最初人类利用环境的能力有限，因此这种对气候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大自然自身恢复能力的范围。但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气候安全问题便开始初现端倪。而今天，人类活动已经使地球环境发生了一些过去一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从未发生过的重大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危机、荒漠化和气候变暖等，都构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气候变化从一个普通的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0]。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是人类自身造成的，它与人类当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气候安全问题是全方位的，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乃至太空。整个环境问题处在不断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其后果还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一）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尽管已有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物种灭绝速度加快、酸雨、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突出的全球问题存在，但是随着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人口的持续增长、新的科学技术如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尚未完全显露出来。气候安全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不是由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单独造成的，但是影响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与整个地球、全体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气候安全是跨越国界的。气候安全问题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而是跨越国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威胁，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各环境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1968年制定的《欧洲水》曾形象地指出：“水不知道边界。”如北欧的瑞典和挪威所遭受的酸雨，大都来自于工业发达的波兰、法国和英国排放的含硫烟雾等污染物。
第二，气候安全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国际社会同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是不存在一个像国内政府那样的代表最高法律权威的政府。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平等国家为主体，由各种厉害关系的联系而结成的社会。由于不存在最高的法律强制权威，国家之间的合作只能依靠国家意志的协调[11]。在气候安全的挑战面前，各国如何克服自身利益的局限，形成有效的国际环境管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以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为成员国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应当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这也是它的宗旨的一部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但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仅仅签订了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由此可见，在气候安全带来的威胁面前，仅仅依靠联合国是不够的，必须是全人类、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来努力。
第三，气候安全需要新的国际法律规范。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的完善性是各国共同利益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由在政治上分别独立的国家分而治之。各个不同的国家各自有其，各自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因而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各自有其自身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往往同气候安全所需要的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此外，由于国际法许可的、但引起跨界损害后果的活动频频发生，国际社会急需完善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责任制度，并发展关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的国际责任制度。
（二）从气候安全透视当前国际环境关系
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我们大家都依赖着唯一的生物圈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每个社会，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和繁荣而奋斗时，很少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将世界的各个部分整合为彼此依赖和有机联系的一个共同体，使遍布高山大洋的浩瀚星球变成了一个全球社会[12]（p.16）。全球治理并不与国家中心治理相对立，而是相互承认各自地位，彼此协调，相互借助，共同实现全人类的有序发展。而在气候安全的威胁下，国际环境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际环境关系的不平等性。自从气候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和国际性问题以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消费全球大部分的物质资源，推诿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甚至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强烈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慢甚至停止经济发展。其次，国际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从哥本哈根会议可以看出，国际环境问题的谈判呈现出影响的范围广、程度深、时间长、参与国家多、各方利益多元化和利益难以协调化的状态。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关系相互交织，与各种复杂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使得各国很难达成一致。由于气候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影响的广泛性和联系的复杂多样性，使得国际环境关系错综复杂。再次，国际环境关系的敏感性。作为地区信托的受益人，每代人都应当拥有取得和利用责任资源的公平权利[13]（p.13）。由于气候安全问题涉及各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各国的关系都变得相当敏感。正如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达国家力图使自己获得最佳的谈判收益，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等实质性义务。发展中国家强调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极为严重。最后，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尽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面了世界各国今后愿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决心。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专家梁西教授提出：“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是多么富有和强大，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的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顾己国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惟有共同努力，人类才有机会获得21世纪的整体安全、精神道德和物质文明的成就。”[14]（p.337）因此，从哥本哈根大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趋势日渐彰显。虽然《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是它毕竟表明各个国家愿意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与气候变化作斗争，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四、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
气候安全问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在环境方面的全球治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能降低磋商的交易成本，在决策中能适用更恰当的方式与方法，使得世界问题获得更广泛与更及时的解决[15]。但是现在关于气候安全的国际法保护，明显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效果。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集中在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具体分配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公平合理技术转让基础上形成新的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国际合作才是维护气候安全的正确策略。由于气候安全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其国际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气候变化的治理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是第一个全面控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便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这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正式纳入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个“框架性”公约，该公约并没有涉及所有气候变化，只是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公约是第一个由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参与谈判的国际环境条约，具有广泛的国际社会基础，其影响力也十分广泛。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到缔结，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较量的过程。它使得人类在环境与发展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并推动了国际环境法乃至国际法的发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规定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
其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国际法文件中，但在这些文件中没有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是强调共同责任。在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对共同责任的认识开始体现区别责任。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开始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明确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这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历史中第一次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共同的责任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有区别的责任是指由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方面的责任不同，不同国家之间，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环境保护责任的分担不应是平均的，而应当与它们在历史和当前给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压力成正比，发达国家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责任[16]（p.73）。按照公平原则，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的不公正情况，必须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上加以区别。
其二，预防原则。预防原则起源于德国的环境政策，1976年德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规定：环境政策无法避免立即的危险及降低已发生的损害，预防的环境保护政策须更进一步地小心保护自然资源。在国际社会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在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定、宣言和建议中体现预防原则。如1990年G7会议的《休斯顿经济峰会宣言》和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都有预防原则的规定。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是在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中首先确定了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是指在国际性、区域性或国内的环境管理中，对于那些可能有害环境的物质或行为，即使缺乏其有害的结论性证据，亦应该采取各种预防性手段和措施，对这些物质和行为进行控制或管理，以防止环境损坏的发生。由于气候问题不仅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治理、不能恢复、不可逆转的。再加上气候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其产生和发展又有缓发性和潜在性，还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影响气候的物质和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其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结果。所以，预防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解决气候变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问题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
其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但此前的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和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就已经有所体现。如1949年的《国际捕鲸公约》、1968年的《非洲自然公约》和1983年的《国际热带木材协定》都在其宗旨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世界自然》也有所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原则，这集中表现在公约适当地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的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7]（p.19）。可持续发展原则不是依据国内法理论确立的，它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国家间利益的妥协并且牵涉对正义、公平秩序的理解。它要求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发展得以持续的责任，这就使得国际法所关注的公平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这种平等关系之间，而且还延伸到当代人与后代人这种纵向关系之间，也就是“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它们与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结合起来，并表述为：“对于代际公平原则的理解只有在同代内公平概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联系起来才是全面和正确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促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气候安全对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极其重要。
（二）《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称《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自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1998年5月29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秘书处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8月30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2002年3月，欧盟环境部长会议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2年6月，日本政府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截至2003年3月20日共有106个国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其中有减排义务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1990年排放量的43.9%，离使公约生效所必需的55%还有11.1%的差距，虽然批准议定书的国家早已超过55个，但是《京都议定书》还是未能生效。经过国际社会的多方努力，直到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议定书上签字，《京都议定书》才达到生效的必备条件。按规定，《京都议定书》递交联合国90天后，就成为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这样，时至2005年2月16日，历经数载的《京都议定书》方正式生效。
1.《京都议定书》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发展
《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明确了量化限制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政策和措施。第二，确定温室气体削减总量目标、量化限制数量及其承诺期限。第三，“全球升温潜能值”的引入。《京都议定书》在计算上，采取的是“全球升温潜能值”的计算法，即在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中，除了二氧化碳，其余五种气体都按照全球升温潜值的比例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第四，保证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对通过受托经营框架公约资金机制的实体，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可以由发达缔约方通过双边、区域或其他多变渠道提供。第五，提出联合履约机制。联合执行是指为实现议定书第3条的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公约附件一所列）可以向同属于公约附件一的任何其他的缔约方转让或从他们获得削减排放数量，这类削减排放数量的转让或获得必须通过建立特定项目才能实现，即通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源的排放”或增强温室气体的“汇的解除”的项目。第六，推行清净发展机制。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以换取减少排放量的交易分值。它一方面体现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发达国家履行了援助义务；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发达国家的积极性，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2.《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意义
尽管《京都议定书》也有缺陷和不足，但是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第一，《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并首次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时间表，这在应对气候安全问题中是一个突破，在国际环境事务中也是史无前例。第二，《京都议定书》创设了多元的、可替代的履约途径，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硬性的软化。第三，《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三个灵活的机制：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为各国增加了履行承诺新的途径，为气候安全的保护指明了方向。第四，《京都议定书》以具体的法律机制实现了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性”法律原则的补充。
（三）《哥本哈根协议》
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8日，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了新的协议，即《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虽然只是各国的政治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明了全球今后同气候变化斗争的决心，从而也避免了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在未形成任何文字协议的情况下收场的悲惨结局[18]。它至少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这份《哥本哈根协议》或许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人全部的希望，但这一决定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哥本哈根协议》，但从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还是看到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与挑战。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以后面临终止的威胁。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召开的Cop17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12年启动新一轮的谈判，包括涵盖所有缔约国的新减排协议，并同意在2015年前签署协议于2020年生效实施。这使得《京都议定书》获得有保障的第二承诺期，也为建立更加广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三个国际协议是人类保护气候安全道路上的重要举措，但难免有所不足。第一，三个协议的规定多属于宣言式的敦促，而并非是硬性的要求，对各国的约束力是很模糊的，缺乏有力的硬性规定，尤其是在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第二，三个协议没有具体规定各缔约国的排放量，而只是模糊和笼统地规定了限制排放的目标。由于这些具体承诺方面的模糊和笼统，使得具体执行困难重重。第三，在资金方面，三个协议只是用比较模糊的语言提及“平等和均衡”管理的必要性，缺乏建立具体资金机制的章程或决议。然而，三个协议毕竟表达了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的决心，是人类对付气候变化的一个起点，对于气候安全的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五、结语
无论是其发展历程或当前现状，国际环境法的规则搭建都体现出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属性。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兴起的国家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审视现实以及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19]。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已经对传统的国家及世界格局构成严重挑战，国家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正处于重构之中。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种更加民主的、平等的、透明的、公正的全球治理，树立新的国家安全意识，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振兴中华之路。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之中。但确保全球气候安全，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只有各国政府和人民从全球利益和各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对现存国际关系做出有利于应对气候安全的重大调整，人类才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安全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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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篇10
2006年12月，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预测：到2020年，我国年平均气温可能增加1.3℃至2.1℃。今后，人们还将频繁地遭遇暖冬。
中国
2007年的大年三十，北京白天的最高温度高达9℃，市民们度过了北京自1951年有系统气象记录资料以来最暖的一个除夕。连续偏高的气温使得京城早早就有了初春景象，长安街边的玉兰已吐出花芽。
在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召开地吉林长春，“数九寒天下大雪”竟然成了奢望，降雪量比往年同期大为减少，以至于亚冬会召开前，不得不花大价钱实施人工造雪和人工降雪。
日本
近几年出现罕见的暖冬，因此各处樱花盛开的日期都比往年提早许多。目前日本各大旅行社为了捉摸开花时间伤透了脑筋。
俄罗斯
这是2006年情境，虽然已经到了12月中旬，但淅淅沥沥的小雨、绿草茵茵的草坪，以及午后在水池中快乐嬉戏的野鸭子都让人难以置信是身在深冬的莫斯科。专家预测，如果这样温暖湿润的天气再持续一段时间，将会促使那些应在早春复苏的植物提前开花。
瑞典
每年1月，首都斯德哥尔摩本应天寒地冻，但2006年的1月份，不少庭院里的植物已开始发芽，一些平常5月才开花的植物现已含苞待放。2006年12月，还有人在市郊森林发现了本应在11月初就已停止生长的蘑菇。狗熊和狼獾等动物通常在10月底就进入冬眠，如今动物园不得不人工降温帮它们入睡。
美国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北美东北部入冬以来，气温反常。纽约创下1950年以来的冬季最高气温纪录，达到华氏72度(22摄氏度)，街上行人去除厚重的大衣，甚至有人穿t恤上街，冬季大衣及用品严重滞销，餐厅生意则大好。
欧洲
无雪可滑使得原本将在奥地利、法国和瑞士举办的“世界杯”滑雪比赛取消。当时的天气预报说，阿尔卑斯山一带将会降雨，温暖的天气至少持续到2006年12月中旬。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四季现在仿佛已经没有了轮回。还记得小时候，冬天鹅毛般的大雪让整个村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是孩提的我们在冬天最爱的游戏。然而，正如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那些冬天寒冷刺骨、漫天飘雪的情境也随着童年的光阴一起变成了我们的记忆。现在的冬天，数九寒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是什么让一切变了样，让我们只能在回忆中找寻那冬天的记忆。
这一切的直接起因就是“气候变暖”，研究表明，过去100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4℃。监测资料显示，2007年将很可能成为我国自1951年来最暖的一年，我们周围的空气正在一天天变暖。气候持续变暖使得气象灾害频繁发生，自然灾害加重，破坏着地球上所有生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给人类生存和社会文明进步带来威胁。现在，这个问题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的重大问题之一。
温室气体是致使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化既有气候系统自身的变化，也有人类活动的影响。现在气候变暖最主要的还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起的。温室气体指大气中自然存在的水蒸气、二氧化碳和甲烷。其实，影响气候变暖的关键在大气中的浓度变化。当浓度增加时，地球表面的温度就随之上升，气候就会变暖。
1750年以来，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已明显增加，1970至2004年期间就增加了70％，而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2005年、2006年二氧化碳浓度更是连年创下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专家预计，未来几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可能持续增加。如果继续以现在这样的速率排放温室气体，可能会导致气候进一步变暖，并引发气候系统的许多变化，对人类的文明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有些影响可能是无法挽回的。
气候变化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专家分析认为，气候变化的一些影响是不可逆的，所以才使得气候变化成为21世纪各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任务是每5年组织世界几百名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对策问题进行一次评价，并应要求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供咨询。
ipCC的一系列评估报告表明，在20世纪的100年中，全球地面空气温度平均上升了0.4～0.8℃，估计未来100年中，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1.4～5.8℃。在过去的100年中，由于气温升高，引发了海洋热膨胀和冰川融化，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了1～2mm，预计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9～88cm。虽然在这些认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国际社会已经对气候变化的现实和它未来的趋势基本达成共识。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
气候持续的变暖会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构成严重威胁。以我国为例，过去100年我国平均气温上升了0.5～0.8℃；近20年我国春季物候期提前了2～4天；近50年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地区冻土厚度最大减薄4～5米；河川径流量减少，沿海海平面上升加速。
气候变化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暴雨、台风、洪涝、干旱等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导致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加剧。自1960年以来，全球气象灾害发生频率上升4倍，经济损失上升7倍。2007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第二大洪水；重庆遭受一百多年来最雨袭击；江南、华南出现50年来罕见大旱，强台风“罗莎”横扫东南沿海……。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六大江河的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北方部分河流发生断流，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海河流域。同时，局部地区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特别是1990年以来，长江、珠江、松花江、淮河、太湖、黄河均连续发生多次大洪水，洪灾损失日趋严重。气候变化还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引发能源和水资源危机，局部干旱高温危害加重。可以说，气候变暖正以无可否认的事实影响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健康有重大影响
人类的健康与气候息息相关，干、冷、湿、热都会引起人体不适。
一般来说，正常的季节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比如昆虫传播的传染病总是在夏季高发，如武汉8月份就是肠炎、菌痢等病的高峰。而气候一旦发生异常，疾病就更易发作和流行了。贵
阳医学院教授魏赞道研究了贵阳1957年的流感后发现：当年2～3月，贵阳气温异常冷湿，与常年同期比较，2月平均气温低了5℃，降水多6日，日照少22小时，3月上旬仍然阴冷。在这种异常气候影响下，贵阳1957年2、3两月感冒大流行，发病者达4万余人。
再如，1430年至1850年是全球近5千年来降温幅度最大的一次气候波动，称为小冰期。此期间冬季严寒，夏季气候异常，粮食连年歉收，造成饥寒交迫，疾病频繁，中国人口增长率甚至出现负增长，东欧人口明显减少。
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下，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机会会增加，最明显的就是对虫媒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如洪涝灾害后，感染性腹泻如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增加等。气候变暖以后，作为病菌携带者的昆虫，迁移范围扩大，使得某些疾病在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地区流行。例如，疟疾、登革热本是热带地区的传染病，随着气候变暖，这两种疾病也向高纬度地区蔓延。有消息称，本来在美国已经绝迹的疟蚊，近几年又在许多地方出现，倘防疫不得力，又遇湿热的气候条件，那么就很容易爆发疟疾。
人类已经开始认识关注气候变化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如此。可喜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气候变化，并且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今天，气候变化问题正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迅速成为国际政治活动和经济社会关注的热点。
2007年1月24日，世界经济论坛第37届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召开，在被列出的一系列可能的选项中，气候变化问题首当其冲“当选”为未来几年影响世界的主要问题・6月6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气候变化问题则被东道主德国作为重中之重进行了安排；9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悉尼举行，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各国首脑讨论的焦点，11月27号，法国总统萨科奇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通篇阐述的都是气候变化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铿锵之声。多年来，我国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提高能源有效使用、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温室气体排放。2007年，我国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进一步明确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国家姿态。
适应减缓气候变化要从点滴做起
气候变化并非杞人忧天，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大千世界，缤纷多彩，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除了世界各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外，我们每个人也应该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