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视力的体会篇1
[关键词]大学生视力；眼睛近视；保护眼睛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82-01
一、引言
当今大学生活中，大学生近视已成为大学中的普遍现象，有些学生为追求服装时尚，甚至以配戴眼镜为荣，不重视保护自己的眼睛，大学生近视率逐年上升，这也给多数学生学习、就业、婚姻等方面带来了不便。为改善大学生视力状况，有效遏制大学生视力下降的状况，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保护视力、身心健康再次吸引了全体师生的视线。
二、研究探讨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河南省郑州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城建学院四所大学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主要对学生近视程度、日常保护措施、导致视力下降的原因进行了调查。
（二）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运用了社会调查法、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其中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四所大学各250份），共收回965份，回收率为96.5%，其中有效问卷941份，有效率为94.1%。
（三）结果分析
1.近视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表一），河南省大学生近视率在80%左右，学生近视程度主要集中于200-600度之间，学生的视力状况令人堪忧，近视的学生需要依赖于眼镜从事日常学习和生活，从总体上看，已影响到学生的整体形象。
2.伤害视力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表二），在大学生活中伤害大学生视力的原因多为过度上网、学习不良习惯等，这些原因多是有保护视力意识淡薄，后天生活不良习惯所导致，强化保护视力意识非常必要。
三、结论
（一）导致视力下降的原因
1.社会因素：（1）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资金分配不够合理。由国家批复的教育经费中用于保护视力方面的资金缺乏，有些行政单位不以为保护学生的视力事项为教育必备投入资金项目。（2）医学水平不够高，视力恢复手术价格昂贵、风险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不断取得进步，视力康复手术水平不断发展，但当今医学水平成功率仍然不够高，风险大，许多学生对此望而却步。
2.学校因素：（1）学校教学以及生活设施不够完善。在大学校园中，教室出现灯棒缺损、学生宿舍照明度低等现象普遍存在，这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促使学生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2）缺乏相关知识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高。学习组织开展的活动中以保护视力为主题的活动较少，学生对佩戴眼镜习以为常，视力保护意识渐渐淡化，忽视了视力健康的重要性。
3.自身原因：（1）陷入生活不良习惯，难以自拔。在大学这个相对自由与开放的空间中，部分学生支配自己的时间不合理，长时间上网、学习姿势不当、卧床看书等习惯伤害眼睛。（2）身体素质不够好，缺少体质锻炼。大学大三、大四的学生免去了体育教学的课程，使有些学生日常参加体育锻炼较少，身体素质下降。
（二）改善措施
1.社会方面：（1）加大视力健康方面的资金投入，确保科研以及教育事业有序进行。国家资金的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前提条件，有更多的科研人员从事此方面的研究，医学康复水平会不断提高。（2）减免学生定期体检费用。学生在校期间每年都进行的体质检查，涉及学生数量巨大，相应的减免学生体检费用，惠及千万学生的根本利益，让学生们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
2.学校方面：（1）加大视力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引起师生的重视。学校可以通过版面、黑板报、横幅以及相关知识讲座等形式宣传保护视力的重要性，倡导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保护视力的队伍中来。（2）组织相关活动，减少学生配戴眼镜时间。有调查显示，大三、大四学生大部分时间在教室和宿舍度过，组织学生参加室外活动，缓解视力疲劳。
3.自身方面：（1）学习保护眼睛相关知识，注意生活细节。通过学习保护眼睛小常识，对生活中存在的视力保护小窍门要给予应用，比如自己学习时与书本保持距离、坚持做眼保健操、昏暗灯光下尽量不看书等细节，把视力保护放在心头，培养用眼卫生的好习惯。（2）制定学习生活时间表，坚持锻炼身体。合理的作息制度有利于的个人的身体健康，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降低学习及生活带来的压力，适度放松，缓解视力疲劳，增强体质。
保护视力的体会篇2
关键词体育比赛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企业权力赛会组织者
一、传统解决权利归属问题思路
对于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性质的争议，学术界还没有定论，而对于解决体育赛事电视转播的权力化解决思路，不少学者提出了解决思路，其中无非两种，一是将其纳入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二是在现有的权利体系之外创设一种新的权利。对于前者，有学者认为只要符合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就可以将竞技体育活动本身看成是作品，这样自然而然的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中，运动员作为表演者享有表演权，而电视转播组织则享有广播组织权。但这一思路同竞技体育活动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原则根本冲突，正如前面所述，由于其并非以展现文学艺术或科学美感为目标，不能够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同时，对竞技体育技巧或比赛策略的设计也仅是一种方法或者思想，也不能收到著作权的保护，因此这种将比赛本身视为作品的办法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思路要创设新的权利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更大更突出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例如知识产权同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会在新权利的创设中显得非常突出。因此笔者认为，将比赛本身视为作品和创设新的权利是不可取的解决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中矛盾方式。
二、体育比赛节目属于作品理由
笔者认为，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权利，或者只是体育比赛著作权的权能之一。只要运用著作权的基本理论，其实就可以解决体育赛事中的著作权问题。当然，首先，笔者一直坚持的是竞技体育活动本身并不受著作权保护，但是就电视节目本身则大不相同。体育比赛本身和体育节目是不同的，事实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是体育比赛的电视节目而不是体育比赛本身。对于电视体育节目的性质也存在作品和录像制品的争论，笔者认为电视体育节目当然属于作品。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因此只要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即构成作品。电视体育节目的可复制性自然而然。因而其是否构成作品主要汇集于独创性之上。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并没有对独创性的定义和判断标准做出明确规定，仅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中使用了“独创性”一词来界定作品，可以看出我国在立法上对独创性的概念和判断标准都是相当模糊的。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理解：1.就“独”而言，要求作品完全是由作者独自完成的。这种作品是作者在没有借鉴或没有使用别人作品的基础上自己独自完成的。即使该作品与他人的作品完全一致，只要是独立完成的，就符合独创性中“独”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对于在他人已有作品基础上创作的作品，只要与原作品之间存在着可以被客观识别的、并非过于细致的差异，该差异部分仍符合独创性中“独”的要求。2.没有留下智力创造空间的活动不符合“创”的要求。如果仅仅是按照事先既定的规则机械的完成一种工作，即使劳动者必须具备某种知识、技能，这种劳动过程也会由于没有给劳动者留下智力创造空间和个性发挥余地而不能称之为“创”，其成果也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此外，独创性中的“创”不同于专利法中的创造性。《专利法》的创造性强调的是该发明和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其保护的是属于思想的范畴具有先进性的技术方案；而《著作权法》中“创”强调作品的创作要有一定的智力投入，其保护思想的表达而非思想的内容。3.唯一表达不具有独创性。唯一表达指某种思想仅有有限的几种表达方式。此时，作者的思想创作空间是有限的，如果对此加以著作权保护，将会给其他创作者增加困难。我国《著作权法》的宗旨是鼓励作品的多样性，在保护作者的著作权时也要注重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思想与表达密不可分的情形下，著作权保护了思想的表达，实质上也就保护了思想本身。这就不仅使著作权与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的立法原则相悖，而且也侵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联系到体育赛事电视转播中，首先，摄像师对整场比赛的摄录，在一定程度上是享有著作权的。尽管对于简单的摄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保护力度不同，具体体现在独创性的高地上，曾经使用“额头流汗原则”的英美法系，虽已摒弃了这一原则，但哪怕再简单的摄像现在也是受著作权保护的。但在大陆法系国家，简单的摄像虽以作品身份受著作权保护，而只作为录像制品受邻接权保护，但体育比萨的摄像绝不是仅仅是录像制品。也许，像100米比赛的摄像机机械的虽运动员移动的独创性很低，但更多的体育比赛如足球、篮球比赛，摄像虽主要是追寻球的运行轨迹，但摄像师们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机械追寻，很多时候他们要靠经验和自己的一些创造性来拍摄下更直观更精彩的比赛，这其中难免智力创造，而且绝不过于低微。并且，当我们观看足球、篮球比赛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一些看台上的景色映入眼帘，如何取景也是摄影师们的选择。所以，对于摄影师们对整场比赛的摄影应该享有著作权。更为重要的是，观众们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体育比赛实况绝不是仅来自于一台摄像机的，呈现在银屏上的是多台摄像机的成果，在这之中，导播功不可没，甚至是决定性的。对于不同的比赛摄像，不同水平的导播的“创作”绝不相同，这就类似于电影作品的导演一样，选择性的编排出一整场比赛实况，在这些选择中独创性是必不可少的，比较狭隘点说，我们看到的比赛实况其实是导播的汇编作品，而其原作品就是摄像师们的摄像作品。再加之，体育比赛节目并不是由简单的比赛画面组成的，每种体育赛事在转播中总会有解说对整场比赛进行解说，这些解说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口述作品的范畴，每个解说对整场比赛及每个细节的理解是不同的，尽管其中不乏思想和表达合一的属于混合原则的内容，但他们对整个解说是享有著作权的，正如2006年世界杯，黄健翔的那段激情解说绝对是作品，这也是体育赛事节目的一部分，也属于受保护的行列。有时在比赛间隙或结束后，电视台都会插播广告或赛后采访，这些单独而言都是影视作品和类似以摄制电影方式创作的作品，同样受到著作权的保护。
三、体育比赛节目权利归属
但体育比赛节目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摄影作品和汇编作品，笔者觉得对于整个体育比赛节目的著作权归属应该借鉴于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的归属办法。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这里的制片者并非是荧幕上报出的制片个人，而是参与投资创作的电影公司。电影作品之所以要如此规定，就是因为其特殊的性质，一方面因为电影作品属于特殊的演绎作品，另一方面电影作品凝结了导演、摄影师等诸多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从某种意义上属于复杂的合作作品。如果按一般的著作权行使规则，会使电影作品的著作权相当复杂，为了便于行使著作权和保护投资，所以做出了特别规定。同样，对于体育比赛节目来说，一方面，导播的选择性编排一般是对摄影师作品的演绎，另一方面，为转播体育比赛摄影师们、导播等得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再加之评论员独创性的解说和广告赛后采访等作品的插入，使之整个电视节目一定程度上属于复杂的合作作品，因此其著作权归属借鉴电影作品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如前文介绍欧美国家多把电视体育转播权的性质的认识发展到了“企业权力说”。电视转播权是一项“企业权利”，因为比赛的组织者或参加者从事的是一项经济活动，承担着经济上风险，第三人不得做出可能减损作为企业的比赛组织者的企业收益。笔者也比较认同这一说法，作为赛会的组织者，例如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团体，在这期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不仅为公众呈现出现场比赛，而且协同转播组织为公众提供了电视转播，理应享有其中的无形财产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整个体育比赛节目的著作权应该归属于组织体育比赛的团体，而对于照片、解说、广告、采访等能单独使用的，摄影师、评论员等可单独享有著作权，而对于被授权转播体育比赛的转播组织则可以作为广播组织享有邻接权。
四、体育比赛本身的权利保护
对于体育比赛本身不受著作权保护毋庸置疑，虽然如此，但这并不影响对其中权利的保护，广播组织只有经过赛会组织者授权才可能转播比赛，因而有可能损害赛会组织者利益的只有个别观众的偷拍然后进行转播的行为了，这种行为在现在的技术上还很难实现，即使可以，赛会组织者也完全有权利禁止观众私自转播，因为观众买组织者门票看比赛属于合同行为，组织者完全可以在合同中设立一个不许私自转播的条款，利用债权来约束观众的行为进而保护自己的利益。
五、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体育比赛本身是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但根据企业权力说，对于体育比赛节目著作权由赛会组织者享有，转播组织享有邻接权，赛会组织可以利用债权对体育比赛本身权利进行更好保护。
注释：
李俊梅，赵是瞻.体育赛事电视转播版权保护[J].
保护视力的体会篇3
以战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为国际人权运动兴起的标志，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明显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受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人权哲学奉行人权是个人权利的主张，强调通过对公民个体身份保护来协调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人权立法上体现为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特权、反歧视，“少数人”身份被刻意淡化而作为与所有其他人无差别的公民或“人”的个体纳入法律制度体系。因这一阶段反歧视是少数人人权保护的基本手段，笔者称之为少数人人权保护的“反歧视保护阶段”。这一阶段居于支配地位观点认为不宜通过赋予某类群体特殊的权利来直接进行保护，这样会导致“群体”的政治风险，而应通过保障所有个体成员的基本公民权利来间接保护文化上的少数人，以至于他们究竟具体属于哪些特定文化群体则不在考量范围之内。因为，一国之内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思想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等的确认和保护，实际已经赋予了公民个人通过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走向他自己所认同或愿意加入的“群体”之路。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只要作为公民个体成员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就无需赋予少数人群体的权利。少数人保持文化特征的群体诉求应当被否定，从而为公民个人权利所取代。在这种理论魔影之下，《联合国》起草时因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的反对，一战就已经出现的“少数者保护”概念被“防止歧视”取代，没有出现“少数者”，而强调的是“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平等权利”;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17a(iii)号决议虽然表达了对少数者保护的关注，但《世界人权宣言》最终也没有出现有关“少数人”的直接规定，而仅仅通过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等”区别对待来强调“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价值。
为了克服这种公民个体碎片化的权利失衡，国际法与国内法共同构建了一个公民身份的开放系统，所有的人都被不加区别地纳入公民身份的平等管理，而所有的公民权利，都不分种族、民族、宗教、语言、出身等因素地被平等赋予。实际上，二战后的联合国的世界人权体制取代了之前的国际联盟的“少数民族方案”，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被否定。但显然，这种仅仅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模式不能有效解决社会中的少数者、残疾者等社会弱势群体及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少数群体的权利平等问题，为了防止强势集团滥用优势，国际社会同时诉之于另一项制度———反歧视制度———的构建。虽然平等权保护与禁止歧视的法律原理互通，实践中也常被看成平等原则的两面，但从制度发展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两者的功能上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平等权保护着重于静态上的权利宣告，而反歧视则着重于动态的权利救济。所以，这一时期少数者权利保护主题之下，平等权保护与禁止歧视是其展翅腾飞的两翼。当然，因反歧视晚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缘故，使其成为的国际人权立法中的显著“增长极”。这一阶段由《世界人权宣言》拉开帷幕后，接连通过或制定了12个防止歧视的联合国通过的国际宣言、公约、议定书，即，《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歧视就业及职业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设立一个和解及斡旋委员会负责对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各缔约国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寻求解决办法的议定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同酬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关于新闻工具为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及战争煽动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在这些法律文件中，因前文分析的原因，前期法律文件几乎没有出现有关少数人的专项规定，而是仅有相关的歧视禁止条款，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7条、《联合国》的55条、《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条等。直到60年代以后，有关民族、种族团体概念才开始进入法律文本，针对少数人特别措施(包括优惠政策)，也只有到这个时期，才不再被视为有违平等原则而获得了法律上合法性。所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大致肇始于上世纪中叶，其直接的法律渊源体现在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公约)关于“歧视”及歧视例外的相关系列规定。该公约第1条将“歧视”将解释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而实施的“区别(dis-tinction)”“排斥(exclusion)”“限制(restriction)”“优惠(preference)”四种基本行为。1965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第2106a［XX］号决议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条第1款也将“种族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但该公约第1条第4款对少数民族优惠作了例外处理:“专为使若干须予必要保护的种族或民族团体或个人获得充分进展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以期确保此等团体或个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权及基本自由者，不得视为种族歧视，但此等措施的后果须不致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各别行使的权利，且此等措施不得于所定目的达成后继续实行”。接着，该公约第2条第2款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缔约国应于情况需要时在社会、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采取特别具体的措施确保该国少数人群体获得充分发展与保护”。这一规定，是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国际法域排除歧视性质而取得合法性的最直接渊源。198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执行＜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的林堡原则》指出，“采取特殊措施(包括优惠政策)，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某些需要保护的群体或个人取得适当的进步以便确保这些群体或个人平等地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不应该被认为是歧视。”但这一阶段整体来看，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态度是消极的，表现为并未对该政策的实施做出任何强行要求或积极鼓励，其合法性确认也主要是从保障少数人政治、法律、经济的平等发展视角进行，并未将其上升到少数人特殊文化诉求层面。
二、少数人权利特殊保护阶段的优惠政策
第二阶段是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阶段，其标志是少数人“差别权利”的提出及特殊保护措施的确立。无可否认，二战后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确实有效推动了反特权、反歧视的发展，保障了人人“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然而，这种注重形式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模式，其成效局限在有限的政治(仅限于个体政治，不包括群体政治)、法律领域，对经济、社会领域的权利平等的要求和少数人群体文化上特殊诉求，要么表现为无能为力，要么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既有的不公正。少数人人权保护的现实困境，促使国际社会不断地反思与求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仅强调人的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对特定的少数人群的尊重和承认，不歧视、不同化之外，承认文化多样性并存，也应是平等对待道德原则的内容。当这种道德义务因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倡导而转化为成文的法律时，弱势群体实现了作为人类的共同需求，平等原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对少数者、弱势者的特别关照。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便基于这样的理念和方式而产生。在这种国际共识之下，少数人所被赋予一种非政治性的特别人权———差别权利。“这种权利有别于人人已经能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享有的其他一切权利，“是对普遍的、个人人权的补充。”学界不同时期对其有着不同的称呼，如“少数人群体权利”(minoritygroup一rights)、少数人权利(minorityrights)、“特定权利”或“特别权利”(specificrights)。其直接的国际法渊源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的规定，即:“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该条以特别规定的形式，确认了少数人享有的“不得否认”的保持文化特征的权利，奠定了国际社会对少数人权利实施特殊保护的法律基础。然而，该条款中“不得否认”的消极姿态和并未规定国家采取“积极措施”的义务的立法事实，造成了一些国家的误解。后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出了关于第27条的一般性评论:“尽管27条是用消极语言来陈述的;然而该27条款确实承认存在一项‘权利’并要求不得否认它。因此国家一方有义务防止对此项权利的否认和违反，确保此项权利的存在和行使。积极保护措施不仅要求国家一方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当局，不得从事对此项权利的违反行为，而且要禁止国家内的其他成员对此权利的侵犯行为”。因此，这项新解释，充分确认了对少数者采取积极措施的必要性，而且把国家责任扩大到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非国家当局的行为，代表着联合国对少数者权利保护的重大姿态转变。此后，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少数群体权利宣言》将少数人权利内涵进行了扩展:该宣言第1条“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种族、语言或文化上的特征”确定了国家对“少数群体(minori-ty)”的积极保护义务，保护对象也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群体成员(personsbelongto)”扩大到了“少数群体”;在义务方式规定上，采用了直接、肯定的规定，如2.1条规定: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私下和公开、自由而不受干扰或任何形式歧视地享受其文化、信奉其宗教并举行其仪式以及使用其语言。第4.2条还包含了一项国家的积极义务:“各国均须采取措施，创造良好条件，以使少数者能够表现其特征，发展其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和习俗。”宣言第4.5条进一步规定:“各国应当考虑实行适当的措施”，以使少数人个体“全面参与其国内的经济进步和发展”。这些规定，完全不同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不得否认”这样的表述，使少数人权利特别保护具有清晰的依据和标准，也使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几乎成为法律的直接规定，其法律正当性变得没有任何异议。所以，少数人特别保护原则在国际人权文件确立后，“在实践中许多国家都有对少数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和特别措施，没有一个国家从法律上禁止所有这些基于民族或性别之上的特别保护。”
三、优惠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实施特点及法律效力
需要补充解释的是，上文有关的历史回顾并非证明优惠政策产生于国际少数人人权保护的第二阶段，而是说，在第二阶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形成了道德与法律上的无可置疑。但就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制度本身而言，笔者的初步观察是，在世界范围内其制度推广和实施高潮时期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的60－80年代，而到了“特殊保护”阶段后，反而呈现式微之势。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或许与两个不同阶段的少数人人权诉求核心差异有关。第一阶段人权诉求核心是“平等权”，强调的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共同领域的竞争公平成为关注重点，“平等”价值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二战种族迫害的反思及实施这种无线状“平等保护”导致的现实反差和社会矛盾，促使各国进行积极的制度探索，如当年的美国，纷纷承认或实际开始了对少数人等弱势群体的纠偏行动，国际国内的合力之下，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迎来一个高潮。而第二阶段少数人人权诉求的核心是“差别权利”，强调的文化承认、文化尊重与文化存续，关注重点是少数人的文化保护与文化促进，而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分立领域，再加上第一阶段优惠政策的广泛实施已大多客观改善了少数人共同领域的不利竞争局面，所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特殊保护阶段反而呈现式微之势。其次，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国际法效力问题上学界一直存有误解，认为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不具有国际法的约束效力，有关该政策机制的落实，主要取决于所在国的“政治觉悟”。其理由是:其一，在第一阶段的反歧视保护范式中，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作为一种解决平等问题的纠偏措施，其国际法立法规范是倡导性质的;其二，该政策在人权特殊保护阶段据以确立法律文件———《少数群体权利宣言》———本身是否属于国际习惯法及其法律效力学界尚有争议。对此有关国际人权保护实践予以了否定，条约监督机构确立了该政策的约束力，甚至提出“特别措施”可以是强制的，这体现在2001年对美国公约履行报告的建议中。当时美国提出:公约条款只是允许缔约国为了保护某些种族、民族、群体而采取肯定行动，而不是必须采用肯定性行动。委员会对此予以了纠正:“应该强调的是，如存在的连续的差别待遇，缔约国必须采取特别措施。它是公约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此外，也还可以从国际人权机构对挪威在公共领域的公司董事会、国有公司成员组中实行妇女不低于40%配额的赞赏，侧面表明对“积极行动”的支持。在这方面，区际人权保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欧盟设置了违规诉讼程序(infringementproceed-ings)，对不实施“积极行动”的成员国有权进行督促，甚至。
四、结语
保护视力的体会篇4
中国在宪法平等权的保护方面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注重研究发达国家的宪法和人权保护制度。加拿大在世界上有着良好的人权保护记录,它在宪法平等权的司法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产生了深远的域外影响。¹所以,对加拿大宪法平等权的司法保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可为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灵感,并为我们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
一、加拿大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成功经验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加拿大宪法平等权的司法保护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加拿大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规范依据严整而又科学严整而又科学的宪法权利规范是宪法权利司法保护质量得以保证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设若宪法权利规范本身漏洞百出,法院在适用过程中产生过多的争议就在所难免。加拿大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宪法平等权规范本身的严整性、科学性是一个重要方面。加拿大宪法平等权规范本身的严整性和科学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面地规定了平等权的四个方面的内容,或者说,明确规定了平等权的四个类型,把法律面前平等、法律之下平等、法律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平等权益四个方面囊括其中。第二,通过禁止歧视来保护平等。加拿大宪法平等权条款本身列举种族、民族出身或者种族出身、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者身心缺陷等歧视根据九种之多,为具体的司法操作提供了规范保障。第三,在加拿大宪法平等权条款中专门设置纠正歧视行动计划条款,对平等权从侧面进行巩固加强。第四,通过56第28条的规定,进一步强调男女两性平等的重要性。第五,56第1条限制条款明确宣告宪法平等权条款受其拘束,从而为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中举证责任的分担提供了规范依据。第六,56第33条/但书条款0与56第15条的规范关系,能够为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中法院和立法机关之间关系的处置提供规范依据。总之,加拿大宪法平等权条款,无论从内部结构还是从外部关系上看,都是严整的、科学的。这样不但能够避免法院在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过程中对平等权进行任意的解释,同时也为法院在保护宪法平等权过程中妥善处理与有关政府机关的关系提供了宪法根据,为保证加拿大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质量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二)加拿大宪法平等权的司法保护具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宪法权利的司法保护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仅有设置完整的法院和高素质的法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法院和法官得以履行宪法赋予的司法审查权力的制度设置,简单地说,只有机构和人员而没有一套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宪法权利的保护而言是不充分的,保护效果无法保证。在此意义上看,宪法权利的司法保护需要有一个健全的司法审查制度,加拿大宪法平等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宪法权利,它的司法保护应该有健全的司法审查制度自不待言。加拿大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加拿大才能形成一个既有英美特色又能够适合本国实际的独特的司法审查制度。加拿大法院的司法审查对象在51982年宪法6颁布和实施之前,主要集中在联邦和省政府之间权力配置争议,审查依据主要是51867年宪法6第91条和92条政府权力分配的规定。在1982年56通过之后,加拿大法院的司法审查对象扩大到侵犯宪法权利的法律法规或其他政府行为,审查依据主要是56规定的宪法权利条款。加拿大公民的宪法权利就是通过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对受质疑的法律法规或其他政府行为予以宣告无效、撤销或其他方式的否定,对受到侵害的宪法权利进行救济和保护的。加拿大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和其它宪法权利的司法保护模式一样,大多是通过建立在司法审查制度基础上的诉讼方式进行的。加拿大法院多年来一直为行使司法审查权进行不懈的努力,通过从英国枢密院手中成功收回司法终审权,使得司法审查权力在国内获得了完整性;通过长期的对联邦和省政府之间权力配置争议进行审查,法院提高了司法审查权力运用的操作技术,并确定了一系列判例标准,这些都为1982年56通过之后,宪法权利的司法保护能够迅速展开并取得良好效果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健全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加拿大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制度保障。(三)公共资金的支持是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重要经济保障宪法平等权诉讼由于是挑战法律或其他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往往会大量消耗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有的宪法平等权案件旷日持久拖延数年,单凭个人的财力往往无法完成马拉松式的宪法诉讼,加拿大宪法平等权的被告是政府或其机构,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力量悬殊、经济实力十分不对等。所以,为了宪法平等权的讼案能够顺利进行,对平等请求人予以公共资金支持是必要的。加拿大宪法平等权的司法保护做得比较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为平等权请求人提供公共资金资助,帮助当事人把耗时费力的诉讼进行到底。加拿大法院挑战计划就是这方面行之有效的制度,加拿大法院挑战计划由联邦政府创设,提供公共资金资助官方语言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或个人以宪法保障的语言权或平等权利受侵害为由向法院,挑战有关法律、政策或做法的合宪性;同时也资助与此种诉讼相关的一些活动。加拿大法院挑战计划为大量的宪法平等权案件提供了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平等请求群体或个人能够就他们受到侵害或影响的宪法平等权利在法院以寻求司法保护,同时它还通过对试验案件的资助为宪法平等权的司法保护确立了先例。由此可见,公共资金的支持是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重要经济保障。(四)社会群体组织的积极参与促进了宪法平等权的司法保护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仅靠政府的力量往往是不够的,社会力量应该是促进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群体组织积极参与平等立法、平等诉讼、平等宣传和平等教育,是促进宪法平等权进步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这个问题在加拿大表现十分突出。加拿大社会力量不仅表现在制定宪法平等条款的积极努力上面,而且也表现在司法保护的具体实践中,例如,一些社会群体组织作为介入诉讼当事人参与宪法平等权诉讼,为法庭出具的意见很多情况下被法院采纳,以至于被一些批评者嫉妒地认为加拿大最高法院被一些追求平等的社会群体组织所/劫持0,可见社会群体组织的积极参与对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影响力之大。只要加拿大法院和政府对社会力量引导得法,加拿大宪法平等权的保护就会有强大的来自民间社会的助推力量。
二、加拿大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加拿大宪法平等权的司法保护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例如,(1)人权保护双轨制的准司法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的衔接还存在一些不连续的地方,个别情况下出现法院和人权委员会受理案件时互相推诿的情形;(2)诉讼还没有专门的程序,法院审理案件和普通法律纠纷案件适用相同的救济程序。对于复杂的诉讼而言,设置专门程序,应当更能保证宪法权利的司法保护效果;(3)加拿大法院在诉讼中和立法机关的对话,损害法院对纠纷的终极裁判权,同时它往往使宪法案件宣判迟延,造成公正迟到;(4)加拿大法院挑战计划的资助范围过小、数额较少,有杯水车薪之感;更成问题的是,它时断时续,几度取消几度重启,很不稳定。除此而外,在具体的司法保护实践中,还存在如下几个突出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检验标准从可预测到不可预测加拿大宪法平等权案件的分析方法由安德鲁斯判例¹宣布,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并被认可作为检验标准,在法律学术著作中,它也得到学者的广泛承认。洛判例º引入了新的人性尊严的检验标准,引起了大量的消极反映,例如,克里斯托弗#布莱特(ChristopherBredt)等学者认为洛判例中引入的人性尊严标准是/绝望的抽象0,并且给平等请求人施加了过重的证明负担,把本来应该由政府而不是原告承担的证明负担转嫁给原告。[1](p47)同样,彼得#霍格(peterHogg)教授认为洛判例阐述的/人性尊严0检验标准是/模糊、令人迷惑和平等案件原告证明负担过重0。[2](p1080)彼得#霍格教授主张回归到比较简单和更具有可预测性的最高法院在安德鲁斯判例宣布的检验标准。戴安#波蒂埃(Diannepothier)认为人性尊严是一个相当有弹性的概念,它意味着法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3](p56)总的来看,加拿大宪法平等权案件的司法审查,从安德鲁斯判例确定的两步骤分析方法到洛判例确立的三步骤分析方法,受质疑法律的差别对待规定是否是歧视性的、请求人的宪法平等权是否受到侵犯的检验标准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致使宪法平等权案件的审理结果也变得不可把握,广大的权利请求人请求法院保护宪法平等权的积极性受到很大伤害,请求人宁愿忍受不平等的现状,也不愿意在法院挑战侵犯宪法平等权的立法。(二)法院易受案外因素左右加拿大法院审理平等权案件易受案外因素左右,法院常常被平等请求群体以及它们在政府中的强大联盟、学术界和法律职业团体所左右。比较典型的平等请求群体包括代表妇女利益的群体、代表残疾人利益的群体、甚至大量的代表同性恋者的群体,它们常常组织起来,通过媒体和公众集会阐述它们所代表群体的平等权利;有时以介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积极介入宪法平等案件的审理,游说法院采用它们的主张,/劫持0法院。加拿大最高法院第15条宪法平等权案件的记录表明它常常被平等请求群体的热情与理论所左右,迎合了某些群体而背离促进实质平等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必要的理性,在1989年以后,最高法院安德鲁斯案件的判决做出之前,加拿大有学者发表第15条案件的分析文章指出,大量不成比例的平等权案件由并不属于不利处境群体的成员提出,令人担忧的是,基于某些歧视禁止根据而提出的诉讼,数量较少。[4](p1)这种状况在1989年以后,实际上并未彻底改变。由此可见,加拿大平等权案件某种程度上纵在平等请求群体手中,审理平等争议案件的法院易受案外因素左右。(三)宪法平等权案件的胜诉率偏低加拿大学者布鲁斯#瑞德等人对加拿大宪法平等权案件的判决进行了统计分析,直观地反映了加拿大56第15条生效之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宪法平等权案件的胜诉率偏低的状况。[5](p103)加拿大最高法院基本上每年审理的宪法平等权案件胜诉率鲜有超过一半,胜诉率为零的年份竟然出现五六次之多。笔者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单纯从/胜诉0和/败诉0的角度衡量加拿大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的质量,但是,对宪法平等权案件胜诉率的统计分析研究还是能够反映出一些加拿大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最明显的问题是,宪法平等权的诉求得不到司法支持;最终保护宪法平等权的司法判决还比较少。许多宪法平等权诉求,在司法审查的层层检验标准的检测中流产。如果检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宪法平等权判决的记录,¹我们可以发现,第15条9个列明歧视根据中有6个(种族、民族出身、种族出身、肤色、宗教、智力残疾)至今还没有在加拿大最高法院赢得一个胜诉判决。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固然由于此类诉求较少,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由于即便有个别据此提出的宪法案件诉讼,也招致败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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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的体会篇5
[关键词]电视节目模式；版权法保护；可行性；路径
一、电视节目模式的界定
由电视节目模式的定义不难引出其具有的两个特点：第一，电视节目模式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电视节目模式建立在创意的基础上，具有创新性的结构模式是节目模式能够获得观众认可进而改变节目收视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将电视节目模式的进行分解，所得各个要素孤立地看可能是没有创新性的，但是当这些要素共同组成一个节目模式时，却是明显不同于以往模式而具有创新性与原创性的节目模式。第二，电视节目模式通常应当存在于有形的表达载体之中。对于电视节目模式是否具有有形载体的问题，有些国家的法院以及学者做出了否定性回答。在实践中，电视节目模式从创意、讨论，再到最终的形成，一般都会存在相应的记录或者较为成形的脚本，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节目模式的设计、研发者又如何记忆、证明以及使他人认同自己的节目模式呢？况且，得到普遍承认的是，节目模式必须保证在其基础上制作的节目之间拥有足够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如此才能使其组成一个系列，同时又要给不同期次的电视节目留出足够的空间，使其相对完整可以独立播放，而此二点的实现则有赖于事前的计划，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记录，节目制作者无法确定的保持连续性与适当的灵活性、开放性的结合。正是电视节目模式可能具有的这两方面的特征才使得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制度选择上，应当首先考虑版权法适用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
二、电视节目模式的版权法保护现状
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载电视节目内容的载体是可以获得版权法保护的，而判断有关模式之间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标准就是两个相关节目之间是否存在“实质相似性”和被告是否“接触”过原告的作品。在大陆法系国家电视节目模式原则上是可以获得版权法保护的，但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德国所称的原创性、法国所称的充分的发展与实现，荷兰的复制元素的数量、比利时的以特殊方式表达等。其中，节目模式是否能够获得版权法的保护，一个关键性因素是节目模式是否具有创新性。只有在电视节目模式中包含的基本思想具有原创性、并以充分特殊的方式表现时，相关的节目模式才能得到版权法的保护。
电视节目模式的保护在我国既是一个无法回避，又尚无理想解决方案的新问题。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电视节目模式很难获得我国版权法的保护。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条对于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并不包括电视节目模式。这必然导致，电视节目模式在我国很难获得版权法的保护。第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受该法保护的作品是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而有学者认为节目模式仅仅为思想，没有相应的较为固定的表达形式。第三，电视节目模式可能无法具有我国著作权法所要求的作品具有原创性的要求，著作权法不保护作品的种类、风格，只要没有抄袭一个作品的具体表达方式，就不构成侵权。因此，将电视节目模式作为一种独立的作品，很难从我国的版权法中找到有效的法律支撑。
三、电视节目模式之版权法保护的可行性
对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而言，通过版权法保护电视节目模式尤为必要。首先，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晚，投入明显不足，在此种条件下，加大投入与研发力度，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作品是非常必要的，而从法律制度上为研发者提供保护，使具有此种特长的人才“放心”创作自然能够是大力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其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在文化领域增强国际竞争力也是非常必要的，面对电视业发展势头极为迅猛与普遍的现状，从电视节目模式创新入手，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出路。“流行的节目模式具示范意义和市场引领价值。当前全球电视市场，节目模式的创新、研发、生产、销售，其效益体现得越来越显著，已成电视竞争领域的重要内容产品。创新、研发流行于市场的节目模式，已成国际电视业竞争的重要策略”。因此，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电视节目模式的不断创新。加之，作为电视节目模式开发与发展的附带作用，通过节目模式许可权的转让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也能使中国的文化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四、电视节目模式的版权法保护路径
保护视力的体会篇6
复杂性眼外伤合并视网膜脱离因其病情复杂，治疗非常棘手，常常一期摘除眼球或最终导致眼球萎缩。近年来随着现代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的开展，治疗效果有所改观，但由于患者病情复杂，手术操作步骤多，手术时间较长，对眼球干扰大，术后反应较重，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也较大，使眼科护理面临新的挑战。我院自2008年1月至12月收治复杂性眼外伤合并视网膜脱离患者84例，通过行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治疗以及术后有效的护理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08年1月至12月天津市眼科医院收治的患者共84例，其中男69例，女15例，年龄3～70岁，平均36.7岁。眼球破裂伤45例，穿孔伤26例，其中合并眼内异物16例，闭合性眼外伤13例。术前行常规眼部检查、超声、彩色多普勒及视功能检查。
1.2手术方法采用经睫状体平坦部标准三通道玻璃体切除术，根据晶状体的混浊程度术中予以保留或切除。术中切除混浊的玻璃体及机化，寻找裂孔，剥除视网膜前增殖膜，松解瘢痕，必要时行视网膜切开。利用重水或气液交换展平网膜，行眼内激光或巩膜冷冻封闭裂孔，术中根据视网膜脱离的程度和增殖情况选择长效气体或硅油填充。
2结果
硅油填充63例，3～6个月行硅油取出，13例取油后网膜再次脱离9例行二次手术后视网膜复位。注气21例，一期复位17例，网膜脱离再次复位4例，有31例取油同时行ioi植入术，2例眼球萎缩。
3护理
3.1心理护理
3.1.1有针对性地做好个性化护理复杂性眼外
伤的致盲率极高且患者大部分都来自急诊患者多为青壮年，意外伤残给他们的上学、就业、婚姻、家庭带来负面影响，再加上对疾病本身知识缺乏，因此多有烦躁不安、焦虑、愤怒、悲观等心理特点。护士应根据患者对恢复视力及眼球外观的要求不同，制定不同的护理计划，包括手术方案、术后被迫体位、疼痛、视力下降甚至丧失等方面，使患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更好的配合治疗及护理，并充分考虑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等社会文化背景，充分与患者沟通。护士还应参加术前讨论，了解手术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术后可能出现的反应。明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便于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手术特点，使护理工作更有针对性。
3.1.2帮助患者树立信心注意观察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做好术前解释工作，说明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反应及术后并发症。讲明此类复杂性眼科手术术后视力恢复主要与眼部损伤的程度有关，与RD后pVR的程度有关，同时与手术后的并发症及手术技巧有关，使患者正确对待手术与视力的关系，帮助患者调整对手术的期望值，使患者事前做好心理准备，并使患者充分了解治疗计划及持续时间，以利于患者的配合和坚持。同时介绍一些术后恢复较好的病例，以增强患者的信心。
3.2术前护理
3.2.1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对角膜巩膜破裂伤应清创缝合，开放性眼外伤，尤其是眼球破裂或较大伤口穿通伤，首先严密缝合，等待受伤眼活动性出血机会减少并能承受闭合式手术。外伤性视网膜脱离合并前房出血和玻璃体积血，认为可以尽早手术，一般认为2周采用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3.2.2术前健康指导指导患者配合手术，术中避免咳嗽，教会患者止咳的应急措施。如舌尖抵上腭等。锻炼患者床上排便，认真对患者进行术后卧位训练指导，使其了解术后所采取的几种卧位姿势，这些特殊体位包括俯卧位、侧卧位、半卧位、半坐头低位等。患者术后体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据裂孔的位置，所注气体或硅油的量以及术后患者病情的变化而改变，并说明保持正确体位与愈合的关系，使其认识到保持体位的重要性。
3.2.3饮食与休息重视患者术前的饮食营养，应鼓励患者进高营养、易消化的食物、尽量满足患者的饮食嗜好，以促进其食欲。嘱患者卧床休息，避免剧烈活动，剧烈活动会使视网膜脱离范围扩大，增加治疗难度。如累及黄斑区会影响患者视力的恢复。
3.3术后护理
3.3.1一般护理卧床休息，保证睡眠充足，包扎术眼，限制眼球活动，协助患者做好生活护理。术后早期应在保证热量、营养的基础上一般流食、软食为佳。并注意纤维素的摄入防止便秘。控制室内湿温度，注意保暖。
3.3.2体位护理
3.3.2.1术后的特殊体位对复杂性眼外伤合并视网膜脱离眼内填充首选硅油，因硅油可长期填充，维持眼内压，减少眼内出血，为争取时机进一步手术或治疗创造条件。眼内硅油填充术后的卧位与手术后的视网膜复位有密切联系。术后患者体位要求严格，保持必要的头位和体位是手术成功的必要条件。每天保持不小于16h并保持20～60天。采取此种体位的目的是使硅油位于眼球后部视网膜前，利用硅油的表面张力封闭视网膜裂孔，促使视网膜脱离复位，促进视网膜下积液的消退和预防术后高眼压。
3.3.2.2体位的保持因采取被迫卧位时间长，无论对患者心理和生理都带来了极大的消耗，患者出现不适后不能再坚持，因而影响手术效果。普通俯卧位主要是限制躯体的活动，而注油后俯卧位主要是限制头部活动，躯体可适当活动。根据这一特点可指导患者在保持俯卧位头部不动或行走均要求保持面向下的情况下采取灵活体位，可坐卧交替或采用膝胸卧位，利用马蹄形枕工艺额颜胸垫等辅助设备保持舒适有效体位。对老年人及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应多采取坐位，并注意观察呼吸、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如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医生进行处理。
3.3.3疼痛护理疼痛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术后影响舒适的主要原因。切口疼痛一般发生在术后1～2天，气体膨胀引起眼压升高所致的眼痛护理发生在术后6～8h，并于72h到达高峰并伴有恶心、呕吐。硅胶环扎过紧可能引起持续性眼痛。硅胶环扎引起的巩膜炎所致眼痛以夜间为甚。术后疼痛既受主观因素如性格，疼痛敏感度、注意力、情绪、精神状态的影响，也受客观因素如环境、年龄、性别及暗示作用等的影响。术后观察患者眼疼性质、程度、患者对疼痛耐受性，分析疼痛原因，根据原因给予有效镇痛措施，同时可应用音乐疗法和其他治疗措施合用。尽其所能地把患者的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对患者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说话要和气，语言要温柔，给患者创造一个安静、清新的环境。
3.3.4舒适护理舒适是没有病痛折磨，心情愉悦，精神放松的良好体验。因长时间的俯卧位，造成患者颈、肩背部肌肉僵硬和酸痛，对患者颈、肩背部肌肉进行按摩，可以缓解其肌肉疲劳和酸痛感，使患者能增加保持特殊体位的时间。另外因患者长期卧床，突然起床会产生乏力、心慌、体位性低血压从而引起晕厥，护士应告诉患者当想起床时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躺半分钟，坐起来又坐半分钟，两条腿下垂在床沿半分钟。
3.3.5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3.3.5.1眼压高因硅油对睫状体的机械刺激可使房水生成增多，同时硅油注入过量或硅油泡引起瞳孔阻滞均可使眼压升高。持续高眼压会造成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如未及时观察高眼压情况，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手术当日患者由于术眼包扎，无法直接测量眼压，密切观察有无术眼胀痛、头痛、恶心呕吐等，若出现高眼压及光感消失，应立即报告医生，予以及时处理。
3.3.5.2炎症反应遵医嘱全身使用抗生素，术后换药点药严格无菌操作，防止交叉感染，严密观察敷料有无渗血、渗液、有无眼痛、分泌物增多，保持敷料清洁干燥。同时保持床单清洁，护理人员操作时保持手部清洁，嘱患者洗脸、洗头时注意勿让水溅入眼部，以预防感染。
3.3.5.3眼内感染视网膜脱离手术难度大，过程复杂，时间长，全身及局部抵抗力下降，感染机会多。观察眼内有无感染，若出现眼睑及结膜充血、肿胀，自觉疼痛及检查眼部时有触痛，结膜囊内有黏液、脓性分泌物，房水混浊，有纤维素性渗出，严重者前房积脓，玻璃体混浊，应立即给予处理。
3.3.5.4出血密切观察有无眼内出血，若出现视力下降，自觉眼前红影飘动，眼压增高等应及时对症处理。如发生玻璃体出血，多为脉络膜出血或新生血管破裂所致，因此要加强保护眼球，避免碰撞，避免眼球压迫，避免腹压增高因素，如便秘、排尿困难、感冒、咳嗽等。
保护视力的体会篇7
关键词：弱势群体/宪法/司法保护
abstract：moreandmorecountriesmakegreateffortstosafeguardtherightsoftheweakgroupbywayoftheconstitutionaljudicialapplication.itisnotaccidentalphenomenabuthasitsinevitability.weshouldusetheexperienceofothercountriesforreferenceinordertoprotecttheweakgroup.therehavebeensomefavaroubleconditionsindoingtheconstitutionaljudicialremedy，especiallywhatthecentrelpeople'sgovernmenthasmadeadecisiontoprotecttheweakgrouppresentsararechance.weshouldgrasptheopportunitytopromotethework.
一、弱势群体概念解说
学术界对弱势群体的表达各不相同，有的使用"社会弱者"，有的称为"社会弱势群体"或"脆弱群体"等。www.lw881.com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界定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目的、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具体定义存在一些差别。目前，界定较多的是社会学领域。如有的在批判了五论即低收入群体论、贫困群体论、民政对象论、竞争弱者论和综合特征论之后，指出，经济利益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上的脆弱性，共同构成了社会弱者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的同一性。贫困性、低层次和脆弱性是社会弱者的本质特征。任何社会弱者，都内在地、必然地具有贫困性、低层次性和脆弱性。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这样的界定，既全面地概括了社会弱者这一概念的本质性，又准确地把握了其周延性和确定性，也体现了抽象性的表述要求，因而，对于学术界廓清关于社会弱者的模糊认识，科学地把握社会弱者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具有全新的理论和现实启迪意义。[1]不少学者着眼于我国的国情认为，弱势群体指社会中的弱者，即需要人们给予特殊关爱和援助的人群共同体。包括城乡贫困人口、再就业困难的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劳动者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的雇工群体和城市里的流动农民工。[2]也有的将我国改革中出现的弱势群体与历史上和西方国家的弱势群体加以区分。[3]我们认为，从社会学视野考察，弱势群体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概念，它是强势群体的相对概念，是指与另一部分人群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一部分人群。传统理论主要从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和分类，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等属于弱势群体。今天，人们通常从更广阔的视野进行考察，如阶层、职业团体、年龄、体力、智力等。如从年龄看，少年儿童和老人属之；从性别看，妇女属之；从健康状况看，残疾人属于这一类；从工作获得与否看，失业人员属于弱势；与企业主相比，劳动者属于弱势；与多数民族相比少数民族属于弱者；与行使权力者相比，被管理者属于弱势等。可见，"脆弱者群体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4]但弱势群体的形成往往具有时代性特点，如今天许多国家的同性恋者、爱滋病患者等，在古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可见弱势群体也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特点。
法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与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中的这一概念既有区别，也有其共性。目前，法学上尚未发现有作出明确界定的概念。笔者认为，它除了具有其它学科中的普遍性、时代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等普遍共性外，与其它学科相比较，法学中的弱势群体概念，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法律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既可以是宪法法律法规，也可以是作为法律渊源的判例和习惯等；与法律规范性相应的还具有强制性和可司法性的特点。从发展趋势来看，其法律规范性、强制性和可司法性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导致其司法保障地位日益提高的重要原因。
我国宪法未明确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概念，但这并不表明宪法没有保护弱势群体的的原则、精神和规范。宪法学界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特定群体的权利"或者其它更为具体的某一个人群来指称。如有的使用弱者、特殊人群等。其中的"特定群体"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弱势群体的范围。目前，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一般认为，特定群体（或称特定主体或特定人或特殊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及华侨、归侨、侨眷等。有学者还将少数民族人权、残疾人人权、难民人权保障、罪犯人权保障纳入特定群体。[5]有学者将退休人员、军烈属、母亲列为特定群体。[6]从国际范围来看，对弱势群体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概念。1993年的联合国维也纳大会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存在于所有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状况。大会提到的这类群体有：迁徙工人、少数人口、土著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以及残疾人。大会要求为改善妇女和儿童的状况，尤其是那些易受伤害群体因而加倍不利的妇女和儿童的状况作出更大的努力。[7]可见，无论法学界还是实务上均未确立一个被各国都认可的概念。科学的弱势群体概念还需要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本文的视角是从广义的角度和人们公认的范围考虑，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土著居民、黑人、奴隶、妇女、儿童、老人、相对于雇主的劳动者、失业者、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再就业困难群体等。本文主要以妇女、劳动者、黑人、农民等为考察对象。
二、将弱势群体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成为一种趋势
近代宪政法治建设以来，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许多国家采取了包括立法、行政、物质、精神、道义等多种方法保护弱势群体，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当今社会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通过宪法司法手段加以救济。认真研究这一规律，对有效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推进我国的宪法实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的社会局面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越来越多的国家运用宪法司法手段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两大法系国家均不例外。
美国在运用宪法司法手段维护弱势者权益方面有许多判例，涉及妇女平等权、黑人的教育权、就业权等诸多方面，采取过多次影响很大的行动。所谓"肯定性行动"即"affirmativeaction"就是保护弱者的一个重大行动。它最初在肯尼迪总统的行政文件中，该文件命令与美国政府签约的承包商肯定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招工。后来约翰逊总统将此命令扩大到要求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以保护所有职业雇工的非歧视。到七十年代初，这种推进公平就业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由强调所有人就业公平转变为要求少数种族、民族实现强制性的机会均等，从而要求对曾遭受歧视的少数种族或民族的后代予以优先补偿。[8]著名的巴基案件判决就是一例。[9]在教育方面，1954年的著名的布朗第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各州对中小学实行的"平等隔离"政策违宪，保护了黑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其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0]近些年来，美国法院又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对就业歧视、保护平等工作权的宪法判例来保护弱者。[11]学者们公认英国是有宪法的，即不成文宪法。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就是法院的判例，即宪法判例。[12]关于保护弱势者的宪法案例很多。在国家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一案中，英国上议院作出如下判决：国家行为的主体并不局限于皇室和中央政府部门，国家指的是一个政治组织的所有机构。国家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是由皇室宪章所设立的，因此，亦属于国家的一部分而享有公共利益豁免原则的保护。该判例确立了一条宪法原则，即所有通过立法而设立的机构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13]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英国还在1998年制定了专门的《人权法案》。
印度历史上严重的种姓制度至今影响深远，为此印度宪法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增添一些特别规定。宪法第15条第（3）、（4）款；第16条第（4）款，允许对妇女儿童、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落后"阶层及公民以保护性、补偿性的区别对待。"……独立后的印度在制定司法制度时希望遵循这样一个政策，即'纠正历史造成的不平衡'.这一政策在《印度宪法》有关'平等'的条文中，有明确地体现。"[14]印度最高法院运用宪法规定，采取了多种倾斜性的判决使弱势者的权益得到补偿和特殊关照。如它革新了陈述权的概念，把肯定性救济发展到任何美国先例都未达到的地步，从而为更容易地获得司法帮助提供了方便。印度最高法院在促进人权的过程中露了一手绝活：在基本权利中纳入了"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像国家有义务提供像样的生活水准、最低工资、公正人道的工作条件、提高营养和公共健康水平等等。在francischraliemuffin一案中，法官巴格瓦蒂宣称："生命权包括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包括所有与此相关联的东西：基本的生活必须品如足够的营养、衣着和栖身场所。"[15]再如，法官利用法学的能动主义努力去掉形式主义来达到分配的公正，印度最高法院开始把许多宪法性诉讼转变为公众利益诉讼，旨在使社会正义成为普通人可以获得的东西，使他们有可能实现其社会的和经济的权利，但现在最高法院日益被人民以及法官们认为是"被压迫者和困难者最后求助的场所".我们在印度发展起来的公众利益诉讼模式是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及其他软弱的阶层的人在政治经济方面"寻求回旋活动地位"的。改变传统的办事规则，创立了书信管辖权制度[16].其他一些普通法系国家也采取宪法司法方法保护弱势群体。在日本，妇女是社会弱势群体。"日本没有美国的那种对待黑人以及（特别在过去）小宗教派别和种族团体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经济歧视格局；但在它的同第14条平等要求有关的记录上却也是污迹斑斑。……1985年的《平等雇佣机会法》增加了职业女性的择业机会。在同样的学历条件下，妇女的基础薪金正日趋接近于男子；但与美国一样，在晋升机会上存在着性别歧视。"[17]法院为此对妇女的平等权利进行保护。在昭和四五年八月二六日名古屋地判等案件中，法院判决认定：女性从业人员结婚时应一律退职之惯例，乃就劳动条件依性别所加之不合理差别待遇，对女性从业人员之结婚自由而加以制约，故违反宪法第14条、13条、24条之精神及民法90条而无效。[18]1993年6月23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裁判中，裁定日本民法典第900条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为婚生子女的1/2的规定违反宪法第14条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的规定，维护了非婚生子女这一弱者的宪法权利。[19]在澳大利亚，原著居民由于英帝国的入侵而使土地的所有权受到白人掌权者的侵害和剥夺，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属于弱势者。1992年，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其自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最富冲击力的判决，即玛伯诉昆士兰州案（二号）（以下简称"玛伯"），使原著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恢复和承认，并在澳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20]最高法院认为昆士兰议会通过了昆士兰沿海岛屿宣布法对原住民族之权益有负面影响而不影响非原住民族，构成种族歧视，该法律和1975年联邦政府通过的反种族歧视法相矛盾。
在加拿大，法官也逐渐发挥积极主动的司法职能，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妇女的判决。
最高法院经过多年发展，逐步抛弃了原来的一些陈旧观念。其采取的新的"不利"标准要求法官留意妇女或其他权利诉求者在现实世界所处的境遇，同时直面以下事实：即妇女所经历的系统遭侵犯和权力被剥夺是由于她们在性别等级中的地位所造成的。当提起宪法诉案时，妇女有机会质疑男性界定的结构和体制，并揭示平等是如何仅仅通过基于男性自己的需要和特点的规范而达到的。这并没有排除在有些情况下，适当补救仍要求与男性相同的对待的可能。在"布鲁克斯诉加拿大安全公司"案里，怀孕女工在福利规定上受到较之男性和不怀孕妇女所受的不利待遇。最高法院特别裁定，怀孕妇女所经历的不利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她们的条件——因为她们有所不同。为决定是否存在基于性别的歧视，首席大法官置怀孕妇女于现实之中，处于她们自己的环境之中。最高法院陈述说：将工作与母亲身份相结合以及考虑工作妇女生儿育女的需要变得日益紧迫。生养后代并造福于整个社会的人不应在经济或社会上受到不利对待，这一点不言自明。只有妇女怀孕生子；没有一个男人会怀孕。[21]在以色列，因为不存在书面的宪法，高等法院实际上负责在以色列规定、公布、促进和实施公民的权利；这样一来，该法院也就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从1948年以来，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却逐步制订了一套《人权法案》：通过一系列的裁决规定了居民的表达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择业的自由以及全体居民的政治平等。高等法院制订了种种法规，其中包括义务兵役制的范围、政党财经制度、政治协定的核准和公布、排除激进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政府委任高级行政职务的章程、电视广播的多语种、两性在担任公营公司经理和宗教社团负责人方面的平等权利、同性和异性恋者在工作场所的平等地位以及审查制度等等。最高法院在民众中获得了崇高的声誉。[22]南非种族歧视相当严重，黑人长期被剥夺土地，遭受歧视，1993年制定的南非临时宪法第八章对土地作了专门规定：根据议会通过的法律，任何在1913年6月19日以后被剥夺了土地权利的个人或社区，都有权提出收回该项权利的申诉；建立土地权利回归委员会和土地法庭来处理这些申诉。通过这个行动使黑人的权利得到维护。[23]其最高法院采取有力行动保护了黑人、妇女等弱势群体。
大陆法系的国家也通过宪法判决对弱势者的权利起到了保护作用。在法国，自1971年，宪政院（有的学者译为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本文采用张千帆教授的称法）作出的革命性的判决以后，人权保障成为宪政院的重要职能。虽然与德国、美国等国家比较，法国的宪政院对于权利的保护处于被动地位，但其作出的判例对保护弱势者的权利同样起到了有力的保护作用。在1987年的"公务员罢工决定"一案中，宪政院撤销了先前决定，判决立法修正违宪。虽然立法定义了罢工权利的范围及后果，它应遵从比例原则所规定的限度，并考虑不同公务行业的区别及短期罢工的影响。在本案，立法把克扣规则扩展到所有公共雇员而非限于其主要活动，因而侵犯了宪法保障的罢工权利。[24]在德国，男女不平等现象是现实的社会存在，用经验社会科学的术语说，这叫作"性别上的不对称".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社会化过程中传统角色的遗传机制一直是关心妇女问题的社会学家们想搞清楚的问题。……妇女解放的路程还很长，而且这并不仅仅在德国情况是这样。一种积极的政策是必需的。[25]为此，法院在判决时尽可能进行特殊的保护。德国《不来梅邦的平等法律》第4条中的"妇女保障名额规定"中规定"在任用及及拔擢官员、法官时，若有女性应征者与男性应征者具有同一资历，且该部门之女性不及半数者，应优先任用及拔擢女性。"不来梅市一男性官员因该条款未被拔擢，起诉到法院第一、二、三审都认为不与宪法或民法相违，驳回原告之诉。后来原告诉讼至欧体法院，判决不来梅邦的规定违反欧体方针76/207/ewg第二条第四项规定。但是欧体法院的判决受到不少批评，认为这着判决不利于使妇女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将来有可能改变这种判例。[26]这表明，对妇女权利采取倾斜性司法保护被德国法院所认可。
意大利宪法法院于1983年2月9日第30号判决，宣布歧视女性的有关国籍方面的法律违宪。[27]在韩国，其宪法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权利进行宪法保护。在"教师的优先雇佣"一案中，请求人对"教育公职人员法"11条（1）款提出异议。该条款规定，公立教育学院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与那些私立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和那些出自非教育专业学院但获得要求的教育课程学分的毕业生相比，有优先被雇佣做为公立学校教师的权利。请求人认为，作为私立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实质上不可能获得教师的工作。宪法法院观点一致，认为争议条款违宪，因为它在雇佣公立学校的教师时，不合理地以学校是公立还是私立，以及它们的专业划分为依据进行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也破坏了选择个人职业的权利。这个条款不公正地限制了非公立教育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而不考虑他们的个人能力。它仅以学校地位的标准为依据。根据当前的情况，公立学校毕业生供过于求，优先权破坏了宪法15条保护的追求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的权利。[28]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处于弱势者地位——私立教育学院的所有学生这个弱势群体的权利。
不仅在国内，在一些区域性组织和国际层面上，弱势群体权益的宪法司法救济得到进一步扩展。
欧洲人权法院作了一系列的判决。在冯·锅里尔诉荷兰泰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作出如下认定和判决：（1）郡法院未经审问就拘禁冯·德里尔夫人，依据《精神病患者法案》，荷兰政府违反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2）法院认为，荷兰政府对申诉人的人身自由予以剥夺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间不符合公约第5条第2款的要求。（3）由于法院未履行通知申诉人的职责，已导致了延误，而这些延误都有充分的理由予以避免，这违反公约第5条第4款的规定。（4）依法院的观点，申诉人受到了一些非刑罚的伤害。郡法院不对她进行审讯而决定拘禁使申诉人精神沮丧，未能作出本应"立即"作出的决定使对她的关押一拖再拖，这就更加加重了她对被重新送回医院的恐惧。参照第50条之规定，考虑双方的要求，法院认为，荷兰政府建议的15000荷兰盾的赔偿总额是公正的。[29]该案涉及到对精神病人这一类弱势者是否和如何给予特殊保护的问题。从《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和人权法院的审判实践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性规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不但注重实体权利的保护，更注重程序权利的保护。而在实践中，只有程序方面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实体权利才有可能得到最终实现。
在国际层面上，弱势群体权益也正在得到宪法司法救济。以妇女权益的维护为例，20世纪80年代国际人权司法开先例的断案，则确定国家不但有义务预防人权暴力，也有义务保护个人不受其他个人的伤害。国家若不能强制执法以保障妇女权利，便是侵犯了妇女的人权。[30]不仅在实体法而且在程序法上，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宪法司法保护。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不仅将当事人的基本程序保障权"宪法化"、"国际化"[31]，而且将其主要内容之一确定为救助弱势群体。如司法改革的第一阶段，通过创立具有实际效果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商谈制度，为将司法制度（裁判）变为对无财力者来说更为容易利用的许多计划和尝试。第二阶段表现为努力提供少数民族、身残者、女性、老人的权利以及消费者利益、环境利益等。[32]
三、弱势群体权利的宪法司法保护的特点
上面例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扩张趋势。从世界范围看，宪法司法保护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造成弱势群体原因的复杂多重性决定了保护手段的多样性，宪法司法手段越来越突出。
（一）原因：无论是法治发达国家还是法治不发达的国家，弱势群体的存在都是种种原因造成的。其一，历史原因。不少国家的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如在历史上，妇女一直处于不利地位，长期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黑人受到历史上奴隶制度的影响。其二，宗教原因。如历史上的印度种姓制度造成的妇女、不可接触者等在20世纪独立后影响仍然深远。在当今不少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宗教原因是国家推行宪政的巨大障碍，弱势群体的权利的保护也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和干扰。其三，经济因素。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向大工业和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其劳工、环境、消费者保护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过程，不少弱势群体由此产生；就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少国家受到经济发展缓慢以及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利地位等因素影响，国家经济困难成为制约解决弱势群体困境的物质障碍。其四，民族和种族因素等。美国、南非等国家历史上的黑人，许多发展中国家多民族关系的不和谐等。其五，体制改革带来的不利群体。
（二）宪法司法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正因造成弱势群体的原因多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宪法司法救济是整个国家救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当今社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其原因之一是它往往通过法院的判决促进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革新陈腐的社会意识和落后的价值观念，创新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权保障的理念和方法等。如在美国，对黑人子女平等教育权利的保护经过了多次反复，1954年判决的布朗案件的判决实现了从"隔离但平等"到"隔离不平等的"转变，在法院作出保护弱者权利的判决后，许多州进行顽强的抵抗，最后由联邦政府军队出面进行保障。可见，没有法院的果敢的判决和创新，就不会有黑人权利地位的根本改观。
当然，仅仅靠司法自身还不足以充分地保护弱势群体，通常还需要其他部门和司法机关本身进行变革等多种措施。在1971年的贝利对阿拉玛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面对的是对有"欺诈性"行为的农场劳动者课以刑罚的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最高法院与州法院意见相左，判定阿拉巴马州法律无效，释放了贝利。这桩判决，取得了有关"债务劳动斗争的显著进步".但现实之中，该判决没能发挥充分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它先于时展的缘故。……[33]可见，有时只有司法的单方行动，保护弱势者的难度更大。在加拿大，为了有力地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国家采取了大规模的综合性整治办法。一方面在平等原则的理论层面，使得加拿大妇女能以平等的方式论及歧视的最深层的根源。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认定并致力于通过司法教育项目来纠正法院里的性别和种族偏见。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理解，即除非执法摆脱了性别偏见，否则，平等永远难以实现。[34]南非于1989年9月上台的德克勒克政府制定了政治解决种族问题的方针，由宪法和基本法、黑人家园计划、白人南非政策和镇压性立法构成的种族隔离法律被大幅度修改或废除。[35]（三）宪法司法保护还需要弱势者自身的斗争，正如耶林所说"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法的生命是斗争，即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的、个人的斗争。"[36]弱势者权利获得保护的进程也是一个持续的斗争过程。这在世界范围内集中表现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方面。[37]另外，维护女权的妇女运动也在许多国家开展。
可见，宪法司法是维护弱势群体权利的有力手段，但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
第二，弱势群体权利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弱势群体利益的受重视与人们对人自身的尊严的认识和高度重视有关，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对战争对整个人类生命的践踏促使人类对弱者权利保护更加重视。二战以后整个世界人权立法的关注点和重心之一就在于对弱势者的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出现了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规范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宪法规定、宪法性法律规定、区域性人权公约规定、国际公约规定和宪法判例等构成。
多数国家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
国际上也不例外。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一）人人有权……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对18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权利公约》第10条特定规定了对未独立的儿童应当给以尽可能广泛的保护和协助；对母亲，在产前和产后的合理期间，应给以特别保护；应为一切儿童和少年采取特殊的保护和协助措施。等。
除此之外，还制定了一些专门的单行性人权公约。1975年联大通过了《残废者权利宣言》，1980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公约》，1989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1992年联大通过了《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不少地方还制定了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如《欧洲社会宪章》、《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等。
这些规范为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提供了规范性依据。越来越多的规范虽然在内容上还存在差异，但其趋同性在增多。这表明，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走向世界化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潮流。
第三，对弱势群体宪法司法保护的倾斜性特点
弱势群体由于处于不利地位，需要宪法司法保护采取倾斜性保护。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其必然的机理在于：其一，从古代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由身份到契约的发展。古代往往是赤裸裸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得不到平等的保护往往被视为自然或者上帝安排好的。近代资本主义建立的平等自由，使人人在形式上的法律上的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制度上也有了相应的保证，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既有重大的进步，同时也有其局限性。片面强调形式上的平等，使强势者与弱势者的不平等的起点被忽视，结果常常导致诸多实质的不平等，弱势者的实质性权利受到侵害。所以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必须改变。这种形式主义的平等观带来的掩盖弱势与强势者的状况受到了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就提出了纠正的措施。新的主张和措施是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承认由"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平等的情况下，要求采取特殊的措施对弱势者给予特别的保护。英国学者彼得·斯坦等认为，一视同仁原则必须有一些例外，考虑到个人特性（需要、才能、性格等）的差异，可以区别对待。[38]相对于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在今后似乎被反过来说成是"从契约到身份".就是说，当今应当考虑：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身份"而给予弱势群体特殊的保护。宪法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实际上也是实质正义和平等理念的要求。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正是纠正近代片面强调形式平等原则的结果。其二，它是人权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的人权属于消极型权利，强调政府少干预。二战以后，积极权利开始登场并越来越重要，其表现为社会权利在宪法中越来越广泛地得到确认，在社会生活中其地位也愈加重要。社会权利的受到重视特别是纳入宪法司法保护轨道为弱势群体权利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
倾斜性的表现。其一，立法上的倾斜，包括立宪、修宪和制定宪法性法律等加以保护。一些国家将保护弱者权利纳入宪法条文中，如印度宪法第14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平等的法律保护；第15条：国家禁止依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和出身地而歧视任何公民；第16条：在公共就业方面机会平等；第17条：禁止不可接触制度及其实践。第46条：国家将特别照顾贫弱人民，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2的教育和经济利益，保护他们免受社会歧视和一切形式的剥削。提高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社会经济权益；第330条：在人民院中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席位；第332条：在各邦的立法会议中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席位；第335条：照顾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求职工作。这样，《印度宪法》中不仅有了"平等"的总原则，而且有了为实现所有公民的真正的平等而制定的政策原则和帮助"落后阶级"上进的具体条文。《印度宪法》的制定者们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印度在三四十年后将在平等方面取得成功，"落后阶级"将不复存在，印度将成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也有的国家在宪法性法律中作出规定，如美国制定了《1964年民权法》及修正案，澳大利亚制定了1975年反种族歧视法，日本制定了1985年的《平等雇佣机会法》。
其二，司法上的倾斜。司法上的倾斜与司法机关正在承担越来越重要的政策性功能分不开，也与行政权的扩张和立法权的衰落等情况相适应。与行政国出现相适应，宪法司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再象过去那样片面强调形式上的中立性和平等性，而是往往在识别出弱势群体的基础上，根据宪法的精神作出倾斜性的保护。这是追求实质正义与平等的结果。
第四，用宪法司法手段处理弱势群体的权利，其后果往往影响大，既可能是消极性影响，也可能是积极性影响。宪法性判决的保护由于是具有最后效力的判决，所以其影响很大，不仅对司法系统，甚至对立法、行政都起着导向、审查和确认的作用。如前述澳大利亚"玛伯"案件的判决影响相当深远。
总之，宪法司法保护呈现积极司法能动的功能特点：明确承认不平等性的存在，进而给予倾斜性的补偿；保护弱势群体不仅是直接针对国家机关的立法行为，而且针对行政和司法行为；不仅指向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行为，还包括针对社会其他主体的非国家机关的行为；宪法司法保护的权利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传统的人权如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还包括了现代当今社会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的弱势群体的权利最为突出的是涉及种族歧视、妇女权益、儿童等在受教育、职业、获得补偿等方面；宪法司法保护的立法功能突出，通过宪法司法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创新性立法（宪）以便对弱者进行倾斜保护从而实现对失衡的社会关系的必要矫正，以此来缓和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
四、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成因
第一，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是由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决定的
保护弱势者是个系统工程，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一般的法律诉讼能够解决一般的弱势者的权利救济，但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弱势者的深层矛盾和症结。而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司法适用机关（特别是最高宪法司法适用机关）在政策性方面承担一部分责任，[39]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深层次的根子问题。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涉到一个国家和社会制度是否正义。正义是现代法治的重要价值，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处理好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其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社会强势群体占有份额多，社会弱势群体占有份额相对少，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平等。在维护法律普遍性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法治社会的特征。对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弱者，如果法律不加以适当保护，一个社会就失去了起码的正义基础，难以长久安定地发展下去。因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应成为国家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有两个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就是对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他认为，要做到正义，必须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这个原则适用于指定与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方面。它表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同时使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向所有人开放。[40]可见，罗尔斯对在社会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者开出的处方是采用特殊性的积极差别待遇，即保证弱势者能够获益并且保证权力和公职的开放。宪法作为人权的宣言书和保证书，是正义的集中反映，通过宪法司法手段才能有力地保护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正义。宪法司法本身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性能够胜任这一重任。其二，涉及到平等与差异、自由与平等、形式平等和知识平等的关系。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倾斜性保护具有困难性，其要处理好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平等与差异、自由与平等、反歧视与反向歧视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是一般的司法难以解决的，宪法司法要从宪法层次、政治高度、全面综合地考虑各个方面的情况、权衡各种主体利益关系等，在其基础上方能作出妥适的决定。其三，涉及到国家的消极功能和积极功能的配置和选择等。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顺应了行政化国家的要求。在19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和法律思想都认为国家应当是消极的不作为者。然而，"20世纪的国家日益成为社会化的国家。国家的哲学基础不再是消极性占主导地位，而呈现出基本上是积极干预的特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财产的管理、对企业的监控日益频繁。因此，可以见到，国家越来越需要赋予大量机构以经济和社会功能，从而实现国家干预，最终完成本世纪的中心特征——社会变革。"[41]但是积极主动的功能发挥过度或者作出错误决定，带来的不是福音，可能是灾难。所以，对宪政措施的设置必须兼顾二者关系，"谈到设计出能够明智地解决问题的政治制度时，宪政体制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42]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既要国家积极主动的作为，又要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宪法司法审查制度正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它使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有望能将发挥权力的长处和纠正控制权力的缺点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才能真正维护宪法
现代宪法内容的一个特点是其社会权利日益增多，而这部分权利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现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将这些社会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轨道，宪法的人权功能才可能完整有力。对此，联合国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者小组委员会前主席高度称赞"社会权利"是20世纪的贡献，它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满意的生活条件成为可能。还批评了那种只承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具有"绝对性"、"直接性"和"可司法性"，而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则不具有可司法性的特点。他指出，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来说，也是国家义务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与国家作为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保护人的角色相比，是十分相似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其现行的国内法中规定了保护义务的重要内容。此种立法要接受司法审查，因此，可见经济和文化权利本身不能由法院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43]宪法权利的社会化趋势从德国魏玛宪法开始，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宪法中的社会权利内容逐步增加，尽管各国理论和实务界对于社会权利是否具有可司法性（可诉性）还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实践上正在将其纳入宪法司法范围。可见，弱势群体权利的宪法司法保护特别反映了新时期人权保护的特点，这是宪法司法适用扩张的重要内容。
当然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这个目的。在美国，宪法中缺乏多社会经济权利的规定，其对社会权利的保护主要通过宪法司法判例实现的。这种宪法规定不足受到学者的批评，"旧的宪政制度的修正无疑是迫切需要的……""美国的《权利法案》已不足敷用。这不仅是由于业已衰减的早期的权利需要被重新确定和强化，而且还因为某些新的权利也亟需宪法的认可。"[44]而新的权利实际上也是新的自由，"这些新的自由是具有经济和社会性质的权利，其特点包含了集体的尤其是政府的。这些权利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达到合理生活水准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甚至包括诉诸一种保证这些权利的国际秩序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或其他当权者的，而是提请公共权力机构注意要让诸如个人自己拥有的那种自由权通过另一些自由而得以实现，……"[45]
第三，弱势者的权利之所以需要宪法司法保护还因为宪法司法保护还有如下优势。其一，司法判决具有直接有效性。如德沃金所说，"一位法官的点头对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或议会的任何一般性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46]其二，宪法司法判决往往具有最高最后的法律效力和最高权威，它不象一般的法律诉讼难以解决政策性强的案件。这是当今越来越多国家将弱势群体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的深刻背景和原因所在。其三，宪法司法保护可以监督和纠正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和作出的行为中违反宪法，侵害人权。这在法治发达国家尤为明显。
五、我国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展望
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十分关注中国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研究，写下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等著作和报告。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提出通过分步骤分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弱者"群体的关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放在党的工作的中心。多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利益受到了中央的特别关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总理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并将保护其利益作为政府今年的重要工作。可见，新中国建立以来，保护弱势群体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一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宪法法律和法规。我国应当遵循法治发展的规律，适时推进宪法司法制度的建立，运用宪法司法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一）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的有利条件
其一，广泛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1，宪法依据。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作用，其中对弱势者的权利保护条款主要包括：第6条关于保护男女平等的规定，第9条规定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第12条规定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第48条规定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第15条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第51条规定民族自治机关的各民族代表的规定，第53条规定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这些政策、原则和规范的规定表明，保护弱势者的利益在新中国建立时就具有宪法地位。
1954年宪法继承了《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化。主要内容包括：（一）属于政策范畴的，强调民族平等和特点的保护。序言规定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和特点。（二）属于原则和制度范畴的规定，主要包括第3条，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改革风俗习惯自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规范层次的弱势保护主要包括：第58条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作为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责；第67-72条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保障，其中第72条强调"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86条规定妇女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94条规定的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第96条的妇女与男子平等及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等。
1982年宪法同样规定了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原则和规范。与1954年宪法不同之处在于，很少使用"充分"、"特别"等词语。主要包括：第44条的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第48条关于妇女的平等权。第49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当然，还包括体现平等原则和规范的其它一些条款。
另外中国还签署和批准了许多国际公约，其中不少公约涉及弱势群体的权利。
总之，新中国在立宪方面一直重视对弱势者权利的宪法规范。新中国立宪对弱势群体权利的规定及其实践的特点是：（1）保护范围越来越广泛。（2）使用词语上由建国初期的明示逐渐到隐蔽。（3）对于弱势者权利的保护规定的层次包括政策、宪法原则和规范等几个层面。
2，宪法性法律依据。我国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主要集中在立法上。人大一直将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放在重要地位。我国的立法机关制定了不少宪法性法律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主要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
3，法规和政策依据。我国制定了许多法规和政策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除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外，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也制定了不少地方性法规来保护弱势群体，如不少地方性法规规定设立无障碍通道等为残疾人提供便利；有的还规定了国家公职必须给残疾人留有必要的比例。妇女的情况也如此。
今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在报告中突出了弱势群体的保护，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可以说，中国政府在此时此刻提出这个问题既具有及时性，有具有必然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的观点，我国目前纳入政府重点帮助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部分人：首先是下岗职工，或已经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其次是"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进城的农民工；还有一部分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47]显然，这些弱势群体既包括了历史原因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也包括了现实的主观原因造成的弱势者。当然，宪法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限制于此，如劳动者相对于企业主来说，显然属于弱势群体。
总之，宪法法律法规政策的广泛规定为司法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提供了依据。特别是中央政府已经将弱势群体的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为我国尽快推行宪法司法适用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其二，其它有利条件。我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有利条件：我国不存在其它一些国家存在的难以解决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和宗教制约，政治局面稳定；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稳步发展；我国是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吸取借鉴别的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少走或不走弯路；我国已经加入wto组织，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召唤着我国按照法治的一般规律行事。
（二）紧迫性尽管我国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作了广泛的规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存在缺陷。现实中，弱势群体权利受到侵害难以保护的情况并不鲜见。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即使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公平竞争的法规和政策，也会有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受其本身各类条件的限制，经常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比如有些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等，尽管有了专门保护这类人的权利的法规，但凭其本身的能力去实现其权利的手段却不具备。因此，除了有法可依以外，对社会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者的权利保护还需要有一套实现其权利的有效机制。"[48]这里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宪法司法机制。由于我国缺乏宪法司法保护机制，我国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往往极其困难，有时弱势群体的一项权利保护不足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它许多权利的实现。如北京民族饭店的职工王春立等16人在1998年人大换届选举时，在民族饭店登记为合法选民，但北京饭店没有给他们发放选民证，也未通知他们参加选举，侵犯了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他们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16名工人向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西城区人民法院1999年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工人们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被驳回起诉，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根据。[49]在该案中的16名下岗工人不仅失去了在该饭店的就业权，属于弱势群体，而且因此带来了政治权利的被侵害，更进而丧失了司法的保护。类似这种情况，其他方面弱势群体的权利受侵害的情况也不少见。
无疑，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宪法司法的有力保护。我国没有采用宪法司法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的原因复杂，既有文化观念和物质条件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宪法法律确立的体制存在缺陷。由此导致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化的状况。
我们认为，除了继续加强立法和行政保护以外，还应当通过宪法司法手段进行保护。运用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至少有以下几点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可以拓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并不等于合法化（法律化），因为"合法性"不是"符合法律"之意，这里的"法"不是指法律，而是指"公理"、"正义"或"自然法"等。"……合法性则涉及到那种在其中上述要求已在事实上被受压迫群体所接受和认可的条件。这也就是说，要求服从的基础已被那些期望去服从的人们当作'正当'而接受。合法化来自上层，而合法性则是下层的赠品。"[50]可见，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正如《独立宣言》所说的"对统治的同意".现代法治的发展使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在资本主义早期，合法性的基础主要由代议制的议会来体现的。但随着现代行政国家的出现、代议机构议事能力的降低、议会本身腐败等现象的出现，使议会垄断民众代表的唯一性合法基础受到挑战。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没有理由相信，只要相信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是专横的；与此相反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即防止权力专断的不是它的来源而是对它的限制。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得专断，但并非仅仅存在民主的控制就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民主制度决定了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又必定要运用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它必定会变成专断的权力。"[51]赫费也认为，"孤零零的民主对于引进和保护人权来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条件。单是民主也不能使那种'政治语法的基本规则'失去效力，即凡有足够权力实行正义者，也有足够的权力拒绝正义。"[52]宪政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司法审查法律违宪功能的发展使司法机关的地位逐步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司法机关与代议机关同样作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美国学者布来克指出，"通常认为，法院的作用在于推翻那些仓促或不明智的立法，从而构成对其他部门的制约。但法院首要和最必需的功能是使之有效，而非使之无效。……在历史上，法院扮演着赋予政府合法地位的角色。在现实意义上，合众国政府正是基于最高法院的意见之上。"[53]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片面否定或者轻视司法机关在拓宽政权合法性基础方面的作用，不利于我国政局的稳定。
我国的弱势群体的产生原因多种，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政策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财物均由国家统一安排和调配，个人没有自主安排工作生活等自由的权利，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越来越少干预经济社会领域，许多个人由于脱离了原来单位的保护，成了社会弱者。倾斜保护原则是要消除市场机制内在的不稳定性，运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市场机制挤压出的大量社会问题加以化解。做好这项工作是国家获得民心的一项重要工程。
第二，可以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侵害，维护法治统一。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侵害权利的现象也非常突出。权力和特权腐败是造成弱势群体增加的重要原因。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宪法司法适用来遏制权力滥用是可行的一条道路。
第三，树立宪法至上的权威，推进宪政建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弱势者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是因为宪法司法保护是非常有力的。实践一再表明，宪法的有效实施仅靠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不够的。司法维护是必不可少的利器。司法机关维护了宪法的尊严，无疑会保护弱势者的权利。因为"各国经过多年的经验，认为宪法虽是政治法，但是要靠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来维护宪法，却很困难，所以需要司法来担当护宪的任务。"[54]第四，通过宪法司法保护，推进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稳步推进政治体制的进行。腐败往往与特权有关，这是违反宪法、侵害弱势群体权利的重要原因。我国的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困难重重的局面。其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认真落实宪法的规定，通过宪法的贯彻实施，将反腐败导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三）具体措施
运用宪法司法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应当考虑我国国情，同时借鉴其它国家的有益经验，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修改宪法，赋予宪法具有司法适用效力。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只有使宪法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司法适用效力，才能使宪法真正得到有力的保障。
第二，着手司法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威，建立宪法法院推进宪法司法工作的开展。宪法法院的职责主要是对法律法规规章的违宪违法性进行最高裁决，同时对重要的案件进行最终审查。普通法院具有一般性的适用宪法处理案件的权力。
第三，借鉴加拿大等国家的经验，开展司法教育活动（不能搞成行政化的教育整顿），强化法官的宪法至上观念和运用宪法处理问题的能力。许多国家的宪法司法实践表明，宪法司法的适用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知识和理念支持，然而我国过去长期忽视了法官宪法素质的培养，在这方面，宪法的司法适用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这不能成为不实行宪法司法保护弱势者的理由。
第四，在宪法司法适用的领域方面，公域和私域并行适用。现代法治国家在宪法的司法适用上不再将其适用对象仅指向国家机关，非国家机关、私人之间的关系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适用宪法来处理纠纷。[55]这就使宪法的司法适用范围大大扩展，为宪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考虑到我国过去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现在在许多国家机关、私人企业、党政事业单位等都带有十足的官品性，弱势者的权利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受到侵害，所以在我国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过程中，应当摈弃传统观念，在公私领域都可以适用宪法来处理案件。从这个角度上说，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宪法处理齐玉苓案件的批复、成都法院适用宪法处理的身高案件都是符合现代法治发展规律的，不存在适用宪法不妥当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看，宏观上可以在三个类型的行为领域可以展开宪法司法保护。其一，纠正公权力在侵害弱势者权利方面的违宪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司法行为等。其二，公权主体在实施私法行为时侵害弱势者的宪法权利。其三，非公权主体包括政党、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等在公私域侵害弱势者宪法权利的行为。
由于受到体制和法官队伍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可以逐步发展，首先可以在一些矛盾突出的领域如就业、教育、村民自治等领域开展宪法司法适用工作。从主体来说，从比较普遍易行的妇女、老人、儿童权益保护开始。随着宪法司法条件的成熟，逐步扩大弱势群体的保护范围，如少数民族、农民、爱滋病患者、残疾人等。诸如少数民族、农民等问题由于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宪法司法适用过程中需要更加谨慎。如农民因受到户口等因素的影响，进城打工受到歧视突出，其子女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空白。[56]在现行司法体制作出调整之前，可以由最高人民 需要指出，中国对弱势者的宪法司法保护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关系。其一，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片面批判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原则，强调实行真正的民主平等。但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带来的是两种异化现象：把平等原则等同于绝对的平均主义，一定程度的特权观念和特权现象。[57]可见，以追求实质正义为起点，其结果走向了反面，制造了许多违反实质正义平等的事。文革十年的教训十分深刻。因此，在保护弱势者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治特权现象。一面努力推动政治改革，厉行法制保障个人权利，开放民主自由使一切权力置于公共监督之下，从而为每个人争得发展起点上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一面努力抑制结果的不平等，设法通过宏观调控从社会分配的角度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益，力求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造成社会公正与公平，这是中国今天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得不两相兼顾的重要课题。……没有起点的平等，注定了不会有结果的真正平等，这是一个必须要有清醒认识的客观现实。[58]其二，正确处理好平等原则与倾斜性保护原则之间的关系，防止矫枉过正。在美国、法国、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判决中都出现了"反向歧视"的问题，即有人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过头，侵害了其它人的权利。但就大多数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主要是"倾斜不足"，其主要对策应当是"反歧视".我国目前也主要处于这个阶段，即主要是对弱势者加强倾斜性保护问题。其三，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万能的。宪法司法保护只是救济弱势群体的方法之一，并不否认其它方法。因为司法保护具有被动性、事后性的缺陷。所以它主要是作为人权保护的最后屏障。因而，在推行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过程中，仍然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联动，使之进入良性轨道。其四，弱势者的范围和对象是相对的，应当随着社会和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情况的变化通过修宪或运用宪法解释等方法作适当调整，避免将倾斜性保护的对象和范围绝对化凝固化。其五，我国宪法司法保护的弱势群体范围不要局限于政府根据政策在某一个阶段确立的范围，应当尽可能拓宽范围。
[1]陈成文：《论社会弱者的社会学意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ⅱ卷）第2期。
[2]参见赵宇霞王承亮：《试析入世对中国弱势群体的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1期。
[3]昝剑森：《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成因探析》，参见前引[2].[4]朱力：《脆弱群体与社会支持》，《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5]参见胡锦光、韩大元：《当代人权保障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37页。
[6]周叶中：《宪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75页。
[7][瑞典]格德门德尔·阿尔弗雷德松、[挪威]阿斯布佐恩·艾德：《〈世界人权宣言〉：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632-633页。
[8]路易斯·亨金：《导论》第19页，载[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2月。
[9]华涛：《美国巴基案件的判决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0]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291-295页。
[11]参见焦兴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8年至1989年庭期内六则有关就业歧视问题判例之研究》，载《当代公法理论》，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5月，第61-112页。
[12]a.w.bradley，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10thed.，longman，第16至20页。转引自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359页。
[13]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360页。其它有关保护弱者的判例可参见黄金鸿：《英国人权六十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86年6月第2次印行。
[14]一之：《〈印度宪法〉中有关"平等"的条文试析》，《南亚研究季刊》1996年第2期。
[15]索利·j·索拉布吉：《美国和印度的平等问题》，前引[8]，路易斯·亨金等书，第137页。
[16][印度］p·n·伯格瓦蒂著：《司法能动主义与公众利益诉讼》，《法学译丛》1987年第1期。
[17]劳伦斯·w·比尔：《日本和朝鲜的宪政与权利》，前引[8]，路易斯·亨金等书，第307页。
[18]司法周刊杂志社发行：《日本国宪法判例译本》（第八辑），台北：中华民国73年6月，第19页。
[19]参见李薇：《东京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民法第900条违宪》，《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2期。
[20]参见夏荣：《澳大利亚法官何时可以修正普通法？》，《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4期。
[21]凯瑟琳·e·马霍尼：《加拿大对待平等权利与法院里的性别平等的方法》，载[加]丽贝尔·j·库克：《妇女的人权》，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495-496页。在该著作中，还有不少其他国家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一些国家采取的保护妇女权利的案例。
[22]参见加德·巴尔齐：《法治与治者之法之间：以色列法文化中的最高法院》，《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第2期。
[23]夏吉生：《南非临时宪法的特点和作用及新宪法的制定》，《西亚非洲》1996年第5期。
[24]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22-123页。
[25]关山：《德国男女社会不平等问题》，《国外社会科学（京）》，1992年第3期。
[26]参见马维麟：《欧体法院对妇女保障名额的判决》，《月旦法学杂志》1996年第9期。
[27]参见丽贝卡·j·库克：《妇女的国际人权法：前进之路》，前引[21]，丽贝卡·j·库克书第15页、第35页注释第23.[28]朱中一编译：《韩国宪法法院宪法案例选载》，《东吴法学》1997年号。
[29]参见万鄂湘：《欧洲人权法院判例述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57-60页。
[30]卡塔莉娜·托马谢夫斯基：《妇女权利：从禁止歧视到消灭歧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4年第4期。
[31]参见《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宪法化"、"国际化"的意义序论》，载[意]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1-23页。
[32]《英文版序言》第2-3页，载[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刘俊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
[33]l·m·腓特烈曼：《要求·争论·纠纷与现代福利国家》，前引[32]，莫诺·卡佩莱蒂书第234-235页。
[34]参见前引[21]，第499-507页[35]魏苇：《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现状和前景》，《国际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
[36][德]鲁道夫·冯·耶林著：《为权利而斗争》，载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金桥文化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10月，第1-2页。
[37]参见吕世伦、孙文恺：《美国种族批判法学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8][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5-86页。
[39]关于司法机关的政策性功能，参见邱联恭著：《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4月初版，第12-13页，第15页注释10.[4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61页。
[41]前引[31]，莫诺·卡佩莱蒂书第30页。
[42][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周叶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8月版，第156页。
[43]参见a·埃德：《人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载刘海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7、10、15页。
[44][美]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5页。
[45]前引[44]，第94－95页。
[46][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1版，第1页。
[47]《朱总理的新名词："弱势群体"说的是哪些人？》，《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7日。
[48]万鄂湘：《市场经济与个人权利保护》，载万鄂湘：《社会权利弱者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9]《法制文萃报》1999年5月3日。
[50][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3页。
[51][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72页。
[52]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庞学铨和李张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98-400页。
[53]前引[10]，张千帆书第60页。
[54]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7年1版，第339页。
[55]参看陈云生著：《民主宪政新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88页。法治斌：《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9月再版，第1-64页。
[56]可参看周其明：《农民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保护视力的体会篇8
摘要在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和创新能力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水平。当代体育的发展已经融合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与科学知识，体育的科学化、专业化、技能化使我国体育成绩得到飞速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的构建是我国体育领域自主创新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的必要前提，因此对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关键词法律体育知识产权体育知识产权保护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和其创新能力综合体现出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建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提升创新能力已经逐渐被世界所重视。当代体育的发展已经融合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科学知识，创造的部分智力成果已经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由于体育知识产权有着较高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应加大对体育知识产权的研究力度。
一、我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存在的不足
（一）重视不足
截止到2012年12月份，通过在国家知识局网站的专利检索服务系统中对“体育”、“健身”、“奥运会”及“体育竞赛”等关键字进行搜索，共检索到10036条、21336条、94条及73条专利授予信息，共计31539条，占总量的0.58%，同已授予专利的总量相差甚远。截止到2013年底，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的商标查询系统中输入“运动”、“体育”、“赛事”及“奥运会”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计检索到商标信息4439条，仅占总量的千分之四。由此可见，对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受重视程度严重不足。
（二）无法实现国际化
在我国，能够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的行业领域规模已经较为庞大，但是对于体育行业的诸多组成要素的保护还无法得到落实，比如赛事会徽、吉祥物等，都处于保护上的空窗期。这种现象使得我国的体育方面的知识产权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国体育事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将使我国的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活动只能维持在国内，加之国内的保护措施并不完善，所以导致其所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
（三）缺乏建设性人才
体育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是一项较为复杂的事业，需要各种高素质人才的配合。同时，这项工作不仅涉及到体育领域，还与知识产权、电视领域、宣传手段、广告学等多个学科方面有关，因此其专业性相对较强，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没有高端复合型人才进行运作，那么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只能是漏洞百出，发展问题无从谈起。
二、我国法律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
（一）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在体育科技领域中，对于具有创新性并且实用性强的发明创造的产品、技术都可以申请专利保护。无论是方法专利还是产品专利，都必须具有创新性、实用性、以及新颖性才可以被授予专利。同时，《专利法》要求发明或创意的构思不仅要具体化，还必须是实用技术方案，并且相关技术工作人员能够利用此技术方案。重视专利法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体育领域中有创意并且实用性的发明应按要求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体育发明创造，也可以查看自己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二）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体育知识产权成果最终需要由智慧转化成商品，因其涉及到销售问题，而商品的销售又必然需要商标的辅助，因此体育产品商标的产权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这也是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一个方面的保护。申请《商标法》保护的体育商标要具有一定的要素组成和显著性，由于对体育商标显著性的评判没有具体的标准，所以一些体育商标很难判定其是否具备显著性。此外，一些体育商标的注册是按照体育商品的类型分类注册的，但因为没有全类注册，就会被他人在其他类别中注册成为属于他人的商标。所以单纯的通过商标法来保护自身的体育商标权利是不现实的，还要通过其他法律进行多重保护。
（三）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体育书籍及专著也属于体育知识产权中的一种。体育方面的书籍作者想要寻求著作权的保护最好到版权局注册自己的著作，其目的是让版权局建立完备的版权记录，有利于版权局对其进行管理。著作权的保护要求其作品具有原创性，原创性著作上衍生的其他著作都可能被设为侵权。除此之外，体育赛事的电视直播权也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对上述体育知识产权客体建立版权记录的做法，也是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
三、结论
目前，我国对于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处于刚起步阶段。为了提高我国体育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应重视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了鼓励更多的知识产权的创造、发明，制定出诸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在依据法律的条件下，重视体育人自身的知识产权利益保护，特别要重视产权的多重保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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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的体会篇9
关键词：青海；古建筑；遗产保护；调查研究
一、青海古建筑遗产的特征
（一）地域性
青海古建筑体现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大部分古建筑均以藏式建筑为主，兼容汉、回建筑风格，这些因素与青海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社情紧密联系。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塔尔寺就是汉藏回融合的典型，民族性和地域性在青海省的古建筑风格中得到充分反映。
（二）历史性
古建筑遗产的最根本特征就在于其见证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面貌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建造和利用的实践，古建筑的历史特征是形成古建筑遗产历史价值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帮助后人以古建筑作为载体，还原历史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要历史信息。
（三）艺术性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建筑以物质形态的方式表达其文化内涵，其建筑技术、装饰艺术及必然通过建筑文化体现出来。青海流传下来的古建筑设计匠心独运，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建筑体系，其中对建筑风格有很大的影响，不同民族由于信仰不同，宗教建筑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二、青海古建筑遗产的价值
（一）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是遗产的基本价值。见证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更替，能够留存到今天的这些历史时期的建筑实物的数量非常稀少，因而它们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具备了时间久远和类型稀少两方面的稀缺性，古建筑就更显得珍贵，历史价值更为突出。
（二）信息价值
建筑遗产可以使我们认知、了解它赖以产生并存在的历史时间及社会环境的各方面状况，承载的信息涵盖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等诸多方面，这就是建筑遗产的信息价值。古建筑遗产的信息价值被当作是一种"文化认同"，它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与强调，被视作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现。
（三）情感与象征价值
曾任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主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物保护顾问B・m・Feilden博士总结归纳过欧洲人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多方面认识，他认为情感价值指建筑遗产在认同作用、历史延续感、象征性、宗教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使用价值指功能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价值。情感与象征价值在当今社会越来越深刻地被认识到，其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关注。
三、青海古建筑遗产保护调研分析
在本次青海古建筑保护现状调查中，笔者采取选取部分古建筑保护单位以及访谈相关文物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调研方式，了解当前青海古建筑保护现状。"青海现存的古建筑多与各类宗教文化有关，在819处古建筑中，以寺观塔幢数量最多，共321处，占古建筑总量的39.2%；其次为坛庙祠堂230处，占古建筑总量的28.1%。各民族的建筑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汉藏回结合的建筑样式有很多，创造出了色彩纷呈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建筑。目前，青海古建筑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保护体系不够健全
1、注重发展，忽视保护
政府在保护高原古城文化中制订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但是内容不够全面，操作性也不够强，保护措施滞后体现在保护法规文件缺乏，目前还没有系统完善的古建筑调查资料，对古建筑保护缺乏科学的指导和完善的遗产保护法律体系。
2、注重开发，忽视监管
青海古建筑遗产主要作为旅游资源开发，随着"大美青海"形象得到广泛宣传，带动青海旅游持续升温，与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相比较之下，古建筑保护却相对滞后，两者矛盾日益凸现。在旅游旺季时，古建筑景点处人流量非常大，有些游客在古建筑墙体中留言刻字现象屡屡出现，危及古建筑本身的保护，体现了政府注重开发，而欠缺相应的监管力度。
（二）保护规划不够合理
1、注重经济，忽视文化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未能避免市场经济对文化的负面效应，不仅没有创造出文化与经济双赢的局面，反而造成因片面追求经济短期高速增长，而忽视甚至牺牲城市文化建设的浮躁状况。
2、注重眼前，忽视长远
政府部门在规划过程中会出现只顾眼前经济利益，不顾长远的文化效益，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意识下，对古建筑以及周边环境进行盲目开发，建设酒店、宾馆等娱乐设施，毫不顾及古建筑的周边环境，一些古建筑甚至作为商业性场所，在景区旅游开发和经营中的无序、低序以及破坏现象屡屡出现。
（三）保护资金不够充裕
1、注重回报，忽视投入
青海在文化遗产方面的投入的财力并不多，从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通报的信息中，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方面处于全国后进位置。许多古建筑因为保护资金不能及时到位，造成了古建筑得不到补救的严重损坏后果，并且古建筑的维护并不可能一劳永逸，要经常进行维护，费用比较高，大多数古建筑难以被纳入保护体系。
2、注重拨款，忽视自筹
古建筑保护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保护资金总是不太充裕。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大包统揽而没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不可能真正做好古建筑保护工作的。但目前遗产保护资金的筹措还没有详细明确的制度规定，对于市场化运作来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资金来改善古建筑保护问题，政府也没有具体指导性的政策出台。
（四）保护宣传不够到位
1、注重利用，忽视宣传
古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滥用，保护意识淡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古建筑破坏的因素中，人为的破坏更加严重，公众没有意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意义，而政府部门更加注重古建筑的利用，管理上只重视开发，忽视保护的必要性，这与缺乏足够的宣传有很大联系。
2、注重形式，忽视行动
古建筑保护的宣传工作本身就比较欠缺，在实际宣传过程中，却出现喊喊口号，拉拉条幅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并没有真正走入群众，对广大民众施加影响；在学校平台中，也没有真正将遗产保护纳入教育内容，很难十分有效地在下一代中普及古建筑保护的知识。
四、青海古建筑遗产的破坏原因
破坏的原因可以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大的方面。
（一）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是一些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发生，如地震、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如门源回族自治县大板九寺院址因山体滑坡被埋，在玉树发生"4・14"强烈地震中，不可移动文物，尤其是寺院等古建筑在地震中遭受到严重破坏。导致这些古建筑文物点被破坏都是突然发生的，无法预料的，这个时候对古建筑的破坏强度非常大；另外，自然破坏力对古建筑也存在持久的、时刻地侵蚀，它们对古建筑的破坏是缓慢进行，日积月累的，最后导致建筑遗产损毁。
（二）人为因素
破坏古建筑遗产的人为因素有很多，如由城市建设而引发的对建筑遗产的拆除和损毁；为开发旅游在遗产所在地大量兴建各类旅游服务设施以及旅游容量过大，超出了景点承载力的问题，古建筑受损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同时，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在许多景点周围存在许多违建项目，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限制，文物建筑本身和蕴含其中的无形文化底蕴也将受到严重的破坏。与自然因素相比，人为因素造成的破坏结果往往更为严重，常常会造成某个类型或某个地区建筑物的大规模破坏，对建筑遗产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挽回的。
五、青海古建筑遗产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出台和完善有利于古建筑保护的法规
1、制订更加具有操作性的古建筑保护与管理条例
尽管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指导下，青海省也相应制定了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但条例内容过于宏观，对古建筑的保护也欠缺详细规定，对古建筑的破坏行为也难以有效制止，因而，制订并颁布更具有微观操作层面古建筑保护条例显得十分重要。
2、研究制定古建筑保护的一系列配套政策
在文物管理部门对古建筑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古建筑进行分级保护，一经被列入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就不能随意拆毁，在古建筑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进行工程建设，其工程的结构布局、建筑风格应当与古建筑的历史风貌和周边环境相协调。
（二）合理规划和利用古建筑遗产
1、要强调规划的重要性
各级政府要将古建筑遗产保护事业纳入本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和落实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目标、任务和措施。在经济建设和开发中，要有长远的目光，注重规划保护，把古建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资源适度开发出来，为文化建设服务，也促进经济发展，努力达到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
2、要重视合理利用
在保护古建筑完好的前提下，重视合理利用，并在利用中促进古建筑保护和管理。众多文物保护实践证明，古建筑的保护是利用的基础，没有保护就不可能谈利用，古建筑依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合理被利用，被纳入旅游发展规划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所在地政府应当加强环境整治，落实和改进保护措施，在确保古建筑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
（三）加大保护资金投入和多募集资金渠道
1、加强各级财政投入
当前，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主要依靠政府保护为主，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资金投入虽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单就众多的古建筑遗产保护来说，无法全面有效保护。那么，在政府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增加遗产保护经费。
2、多渠道筹措资金
我国古建筑保护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但这部分资金只能解决少量古建筑保护的维护问题，对于大量分布于乡野的古建筑则是杯水车薪，因此扩展资金的筹集渠道是十分必要。可以采取设立古建筑保护资金、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吸纳市场运作等进行筹资。
（四）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保护意识
1、大力宣传古建筑的价值
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有利于增强城市文化整体竞争力。保存至今的古建筑都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广泛地发挥古建筑遗产在国民素质教育、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意识到古建筑所蕴含的价值和对当地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2、纠正单纯依靠政府的观念
古建筑保护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而且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宣传政府古建筑保护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的保护和参与意识，让全社会都认识到古建筑的价值和保护的必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氛围。
六、结语
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古建筑遗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这些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传承着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做好古建筑保护工作，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充分利用古建筑资源，以新的姿态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也可极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遗产保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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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的体会篇10
1、拟定学校“学生近视眼防控计划”、“学生近视眼防控方案”等。
2、拟定关于近视眼防控学校领导、各部门、校医、班主任、任课教师工作岗位职责。
3、加大“近视眼防控”的宣传力度，通过出版专刊墙报、开展专题班会、广播、网络、讲座等形式，大力宣传预防近视、保护视力。
4、校医将于4月开展“预防近视，保护眼睛”的专题讲座。
5、三至四月份开展推广xxxx年新版眼保健操加强学生视力保护工作。
(1)、向各班传达教育局的文件通知精神;
(2)、准备好xxxx新版眼操的上课素材，在课堂上教会学生新版眼操，注意每小节的动作要到位;
(3)、学校向学生发放近视预防宣传教育资料，如《学生预防近视基本知识与要求》。
6、学校继续完善学生视力保护机制，保证每天1小时的体育锻炼活动时间，亦保证体育课、课间操、眼保健操的落实。根据实际情况定期轮换学生座位，根据学生身高变化及时调整课桌椅高度。
7、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坚持对教学环境进行定期监测，确保教室采光照明、课桌达到国家标准，对不符合标准的及时整改。定期粉刷教室墙壁和维护更新照明设施等措施，努力改善学生用眼卫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