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命案被害人社会保障救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008－01
本文拟以涉及“命案”刑事案件的独特性为切入点，从重要性的角度对在建立命案被害人社会保障救济制度进行价值上的论证分析。
一、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是尊重人权、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我省开展民生工程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并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关注和改善民生历来是我省社会建设的重点，并被视为关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提到，“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困难群体”，并讲到：“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总理说，“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由此可见，对命案被害人进行经济救助，帮助被害人摆脱生活困境，改变他们在社会上的边缘地位，与中央政府的工作思路、工作重点是不谋而合的，并且建立命案被害人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正是落实政府工作思路、工作重点的重要体现。
二、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是修复社会关系、构建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涉及“命案”的死刑犯罪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相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忽视命案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忽略被害人的心理感受，那将使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产生怀疑，认为自己没有在司法程序中得到公正对待、合法保护，以致产生新的不和谐因素。近年来的工作表明，由于犯罪行为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命案被害人，如果多数因得不到适当的经济补偿而陷入生活困境并无法摆脱的话，既不利于抚平被害人所遭受的创伤，赢回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也不利于缓解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的矛盾和仇恨，更不利于被害人融入社会和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制度，将其用于平衡命案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失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三、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控制死刑适用的必然选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到，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有效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毫无疑问，死刑案件堪称所有社会不和谐因素之最，对于死刑案件的办理，高检院在《关于加强死刑案件办理和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指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案件的社会影响以及不同时期社会治安的形势，对案件依法做出处理。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从严处理，对于严重犯罪中具有从宽情节的，也要依法从宽，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打击、孤立极少数，教育和挽救大多数，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同时还指出，要贯彻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基本死刑政策，保留死刑是我国死刑政策的大前提，少杀、慎杀是核心思想。正确处理贯彻死刑政策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关系是当前加强死刑案件办理和监督工作的原则要求之一。
2009年底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法制办联合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为被害人救助工作的统一实施提出了原则要求和具体办法。显然，这为建立命案被害人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提供了支持，并且在当前阶段，建立命案被害人社会保障救济制度能够更好地保障命案被害人的生存权利，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许章润.犯罪学(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许永强.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被害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保障模式已由家庭保障走向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由依靠党的方针政策逐渐转向依靠法律化的发展轨道。但是，从法律视角分析，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因此，为农村社会保障专门立法，建立多功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法律机制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必然要求。一、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必要性分析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保障已经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在农民的保障由“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法制化是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稳定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重要保证。（一）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是农村养老变革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养老由“家庭”向“社会”转变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这一趋势相适应，农村社会保障也必然走向法制化。目前，国内通常的计算方法是把60周岁以上的人口称为老龄人口，预计我国到本世纪40年代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左右，形成“白色浪潮”。人口老龄化会给传统的家庭保障方式带来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家庭养老方式显然不堪重负，亟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法制化是确保农村社会保障稳定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需要农村社会保障在上升为国家法律之前，只能是国家的一种政策和措施，在社会保障中，公民和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稳定下来，引起保障性措施可能会随着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变化而中断，而农民对于自己的社会保障的权利也无章可循，对农民失去保障意义。与方针政策相比较，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通过立法，将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才能保证这些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另外，法制化也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运行的有力保障。法律的基本特征是特殊的强制性，法律制定后，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有效实施，当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从家庭走向社会之后，社会保障机制中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政府、公民等多种社会关系范畴，在复杂的社会关系范围内，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来进行调控，才能保证其有效运作。例如，农村社会保障所涉及的缴费、支付、基金安全运作几个方面，对于负有缴费义务的社会成员个人而言，有的在年轻时不愿为老年时的生活保障作出应有的储蓄，拒绝缴纳保费，如果社会不采用法律的强制手段督促其缴费，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在老年时无所依靠。二、法制视角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在我国广大农村逐步开展实施，但是实施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改革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法律的视角来探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尤其重要。（一）专门立法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专门立法是解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基础。只有立法在前，农村社会保障才能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各项制度才能规范化，改变目前各省区政策差异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难以接续，政策变化快，农民对社会保障的信任度低，参保率低等一系列难题，从而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二）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能体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又能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人口中的全覆盖。（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法律机制随着新农合和农村养老保险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数额越来越大，如何管理好、使用好这部分资金显得日益重要，因此，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法律机制首先，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监督体系建设，确保资金安全。一是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者职责的法律规范。例如，有些医疗机构通过“假住院”、开“大处方”式的过度治疗，拿证就开药等方式套取新农合的资金，为此，必须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包括采取全省直至全国联网结算和查询、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法律的监督等方式进行监管。其次，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一方面，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要在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保障法的宣传教育，使农民既能认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和益处，同时也能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保障中的应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进而积极参加，及时足额交费。另一方面，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管，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套取新农合资金的事，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预算;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革命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之一〔1〕。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并从财产上和政策上加以引导。尤其是许多国家以预算为手段规范和引导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预算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用来反映各项社会保障资金,包括政府一般性税收的各项社会保障和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的各项基金收支活动计划,是国家财政全面反映,管理、监督各项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活动重手段,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保障。〔2〕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是规范政府收入,加强宏观调控职能的实现需要。通过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对体现政府收入支出行为的各项社会保障资金以更加科学规范的方式进行管理,加强计划性、科学性,通过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可以增加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一、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完善预算制度的客观要求。概括起来,我国建立公共财政条件下的社会保障预算有以下几方面的必要性:
(一)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我国政府具有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行使社会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双重职能。过去我国政府的双重身份、双重职能重叠,体现在单一的综合预算中。但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财政的提出,单一的综合预算已不能明确分清财政职能的不同目标,作为公共财政下财政职能重要目标之一的社会保障,体现的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职能,发挥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它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为了反映政府这种职能的转变,必须从单一的综合预算中将社会保障收支部分单独列出,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预算。
(二)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是完善我国复式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现行复式预算制度将各项社会保障收支混在其他经常性收支中,并且各项社会保障基金脱离了财政的预算监督和管理,既损害了复式预算的职能,又不利于社会保障事业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现在有必要尽快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把社会保障资金收支从经常性预算收支中分离出来,并将预算外的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以便完整地反映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状况,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每年已达数百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如果不能纳入财政统一计划和预算体系,无法接受立法机构的监督,不仅难以保证资金的安全和完整,而且不能保证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实现。此外,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统筹层次低、覆盖面不完整、基金收缴困难、使用中挪用和挤占现象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因此,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内在要求。〔3〕
二、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原则
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必须从有利于政府对社会保障事业的规范和管理出发,并要有助于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政府社会保障的职能。建立规范、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预算,必须遵循以下五个基本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社会保障预算必须全面反映社会保障事务相关资金的收支状况,将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和待遇发放均纳入预算管理,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也必须通过预算加以确认包括资金来源安排、资金增长机制和资金管理机制等,即不论资金的来源渠道、筹资方式及其资金性质,只要是用于社会保障项目和社会保障事业的资金,其收支活动都必须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管理,以准确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流动的整体情况。
(二)专款专用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只能用于社会保障项目的相关支出,必须将其与其他财政资金区别对待,二者不能简单混同。社会保障资金管理部门应为社会保障资金设置专户,建立专项基金财务制度,包括资金筹集、基金支付、基金结余、基金决算和监督检查等方面,以加强基金管理的安全性。社会保障资金具有特定的基金性质,其来源与用途都具有相对明确和比较固定的对应关系,因此不得挪用。
(三)公平和效率原则。公平原则是指社会保障预算收支的划分必须做到公正合理和公开透明,使社会各界对预算的编制情况和执行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便于接受广大公众的社会监督,这与社会保障制度自身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建构理念有关。效率原则要求社会保障预算力求降低成本并提高基金利用效果,包括待遇发放和管理成本等方面。社会保障预算应在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实现平衡。
(四)政策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指社会保障预算应被纳入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以宏观调控目标为制度方向,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预算应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上多下功夫,在财力上予以支持,从而将国家的社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落到实处,以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五)适度结余原则。适度结余原则要求在编制社会保障预算时,对预算周期内的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分别进行科学合理预测,在收支相抵、略有结余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保障预算。尤其要充分考虑预期寿命延长、失业和疾病风险等,尽量不给经常性预算造成太大的支付压力,在保障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需要的前提下,提高结余资金的投资收益率。
三、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构想
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仅仅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军人抚恤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并且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经费虽然包括在预算内,但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混淆不清。至于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目前都由其主管部门管理,这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属于预算外资金范畴。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管理的混乱,致使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以及管理水平偏高,结余投资运营混乱,流失、挪用、浪费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微观政策设计到具体实践操作,重新进行构思:
(一)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方面,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一般性税收收入安排的社会保障事业费;二是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前者本来就是国家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一般性税收收入的过渡。社会保障预算支出方面,通过社会保障预算筹集起来的社会保障基金不同于政府公共预算的基金,它的使用具有递延性、滞后性。也就是说,当年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并不一定都用于当年,而且具有明显的递延性和滞后性。对着部分资金不仅要使其保值,而且要使其增殖。通过社会保障预算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绝对不能平衡政府公共预算。同时,现行经常性预算支出项目中相当一部分应转化成社会保障收入项目中的“经常算补助收入”。有必要将现行经常性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显化”、“单列”出来,纳入社会保障预算。
(二)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就必须单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因此,要将现行的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并重新划分收支。将社会保障方面的收支全部纳人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也包括目前尚未纳入、、预算外资金的部分社会保障收支。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其他预算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特别要注是不得将社会保障收人用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关于这一点是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保障预算实践中得出的普遍经验。
(三)要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法制。要尽快以税的形式征收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税的征收应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各项社会保险税直接进入国库,再转划到财政社保专户,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创立必要的条件。社会保障基金的结余营运增值,应由财政部门负责。要健全社会保障预算执行的监督制度,同时要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4
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从路径演化的视角来看，制度变迁的过程即是从路径依赖、突破到路径创造，动态的、持续的并且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无疑正在经历一个长期的、巨大的制度变迁历程，因此，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转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paulDavid(1985)和w．Brianarther(1989)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理论。在此基础上，DouglassC．north(1990)借鉴其路径依赖的思想，将其引入到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的分析框架，并逐步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思(north)认为，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递增的报酬又会使特定的制度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在报酬递增的前提下，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者是大致接近零交易成本模型时，制度变迁的长期轨迹将是有效的，并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发展;而相反的，如果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则制度的变迁将朝着非绩效的方向发展，直至进入“锁定”状态而不能自拔。这是路径依赖的两种极端情况，也是诺思(north)所划分的成功的路径依赖和失败的路径依赖。
(二)路径创造理论
路径依赖理论说明，“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但其过度强调历史决定论，即路径发展过程中偶然事件对现在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传统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路径突破主要是外生力量作用的结果，而忽视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鉴于此，经济学家熊彼特开创性地提出了“破坏性创造”的思想，［1］即“不断地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Garud和Kamoe(2001)明确提出了“路径创造(pathcreation)”的概念。他们将路径创造看做是“有意识的背离”(mindfuldeviation)，具体来讲就是组织的行为主体对于已形成的路径锁定在不忽略现有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偏离原有的程序或规则的约束，从而实现路径依赖的破解，并探寻最优的路径。由此可见，路径创造的过程是一个组织不断突破现有组织边界及制度、技术等约束，在不断进行路径突破和路径创造中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过程。［2］
二、演进逻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困境
自古以来土地就是农民的生存之本，承担着农村居民基本的生存保障功能，土地保障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中始终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并形成了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城乡二元分割格局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只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社会保障理念及实践使农村形成了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并逐步陷入“锁定状态”。
(一)路径依赖的形成及演进
1．路径依赖的历史渊源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自给自足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中国从奴隶社会到新中国建国前的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农民的一切保障均来源于土地，形成了对土地保障模式的制度惯性。中国古代，“积蓄以备荒灾”的思想贯穿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所遵循的基本线索。［3］
2．路径依赖的初步形成
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格局下形成的“只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理念致使农村居民长期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虽然中央政府先后依托集体经济建立了农村“五保”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农村“五保”制度仅仅属于农村社会救助项目，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设计缺陷以及其浓厚的政治动员性使得制度缺乏连续性，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逐步走向衰退。因此，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仅仅停留在重大自然灾害的救助以及以农村“五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济这一领域。［4］土地保障这种传统的、非正式的保障模式在建国初期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形式。如果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背景而形成的对土地社会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特殊的制度绩效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依旧选择土地保障模式而逃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则是形成了一种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并在惯性的作用下不断得到强化。
3．路径依赖的固化锁定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开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步瓦解，依托集体经济建立起来的农村“五保”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迅速衰退。虽然国家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探索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因为缺乏政府财政支持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混乱，制度难以为继。1999年，国务院对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进行整顿清理，停止接收新业务，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经历了短暂的探索性试点后逐渐销声匿迹。这一时期，与城市社会保障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陷入停滞状态。由此可见，中国农村在建国初期开始形成的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在自我强化机制的驱动下进入了难以逆转的锁定状态而不能自拔。
(二)路径依赖的成因及后果
1．城乡二元结构是路径依赖的制度性根源
新中国建立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设计并实施了一整套偏向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地划分为两个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单元，并实行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差别迥异的居民身份待遇，这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5］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导致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性”，即城市开始逐步建立一系列现代性、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则依旧延续传统的、非正式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社会保障模式，并形成了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结构阻碍农民社会流动、限制农民身份变迁、禁锢农民自主意识，使农村居民丧失进入制度化社会保障路径的机会和途径，造成农村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长期停滞不前。
2．既得利益集团强化了路径依赖的锁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使得绝大多数农民长期以来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而做出巨大牺牲后未能享受任何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安排，政府以及城镇作为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受益者无形中成为现有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要突破现行体制的桎梏，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则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制度建设、财政投入等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在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尚不健全以及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可能会以降低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待遇为代价。而这种非帕累托改进型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原有利益格局的改变和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利益，会凭借其优势地位竭力固守传统的制度，而不愿因为制度的改革导致其利益受损。这就使得农村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会在很长时期内沿着原来的轨迹持续下去，直至进入“锁定状态。所以，长期以来，政府将土地被视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替代，土地保障成为政府规避其提供社会保障责任的托词。
3．路径依赖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求严重失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形成的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损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阻碍了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政府和城市由于在社会保障领域无形中沦为既得利益集团致使农村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得到不断强化、锁定，而农民由于在社会阶层中的弱势地位也无法推动政府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弥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在农村先后实施的几项社会保障项目中，农村“五保”制度仅仅属于农村社会救助项目;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其制度本身的先天性缺陷和政治动员的非制度化特征导致其在不少地方都是春建秋散，难以持久;［6］至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点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的政府责任使得制度难以为继。
(三)路径依赖的突破及动力
1．路径突破的动力机制
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会使一个经济体陷入报酬递减的恶性循环之中，当组织的效益和效率下降时，理性的行动者就会“搜索”新的惯例或行为路径，即引发了路径突破，路径突破是对环境变化的主动适应。［7］一般的，路径依赖的突破是经济系统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到中国农村，对土地保障路径依赖的突破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律。从内生力量来看，随着农业发展的困境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所引发的“圈地运动”，现代社会农民的社会风险正在逐渐增大，但土地保障功能却在迅速弱化，难以再承担起诸多保障的重任;［8］同时，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刚性需求。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农村老龄化背景下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急切需求与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这一状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制度鸿沟，农村亟须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满足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从外生力量来看，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91倍;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安排16312亿元投入到社会保障、就业与住房保障领域。
2．路径突破的实现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强烈需求以及农村正式社会保障制度长期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政府开始引入强制性制度变革，以弥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2003开始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广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大的特点即是强调政府责任、互助共济，使之更加具有现代社会保险的性质。2007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面完成农村“低保”的建制。2009年10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开始试点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扩面。“新农保”方案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结构，兼具保险和福利的双重特征，这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参保热情。由此，农村开始突破长期以来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逐步建立并完善正式的、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路径选择: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近30年渐进式的改革与重构。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一系列具有现代社会保险性质的社会保障项目的建立、实施并成效初显，一个较为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业已构建并日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突破了对长久以来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开始逐步向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过渡。但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近30年渐进式的改革仅仅开始突破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体系格局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为此，要从根本上摆脱路径依赖的束缚，就要彻底得变革现行制度和组织惯例，通过创新解除现有组织结构安排的约束，［9］从路径依赖走向持续的路径创造。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符合市场机制下劳动力要素配置的要求，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具有良性效应。［10］而且，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验表明，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该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为着力点，创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新路径。
(一)以理念创新为先导，秉持公平、公正的农村社会保障建制理念
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作为共同的文化知识、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念，能够减少制度变迁和制度运行的成本。制度变迁发动者和制度变迁参与者所具有的一致性的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先导力量是制度变迁成功的必要条件。［11］公平、公正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诞生到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承的原则和价值追求。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观”要求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必须保证全体社会公民人人享有不受任何歧视的社会保障权利。当前，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而社会保障制度正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因此，创建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首先要转变以往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城乡有别的偏狭观念，从公平、公正的角度重新考量社会保障的建制理念，在制度设计和实践过程中，逐步消除因户籍、性别、职业、地位等身份差别所导致的不平等，让不同身份的公民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的“惠泽”。
(二)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渐进式改革
制度创新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也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路径的必由之路。当前，中国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制度从衔接、融合到最终走向一体化还存在许多制度。对此，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路径的探索必须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然后以需求累增和阶段性突破的方式，弥补制度缺失、创新制度设计、整合制度安排，稳步地构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新路径。法律作为正式的制度安排，是最规范的正式制度之一，它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市场秩序的有力工具，同时还具有配置稀缺资源的功能。社会保障立法不仅能够保证社会保障作为利益分配机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而且能够维系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稳定发展。回顾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由于没有法律的强制力做后盾，其发展轨迹随着政策的随意性而跌宕起伏。因此，在中国二元社会体制尚未破除的背景下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发展必须要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顶层架构和具体项目进行立法，形成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同时，通过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筹资模式、保障待遇等具体内容的规定，明确政府农村社会保障所承担的刚性责任，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长期、稳定的动力支持。在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关乎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涉及多方利益集团的博弈、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向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推进的过程应该是以相对平稳、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振荡、新旧制度之间轨迹平滑、衔接较好的制度变迁过程为目标，以需求累增和阶段性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制度升级并向终极制度靠拢。［12］首先，应当根据社会保障发展的本质规律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进行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框架设计。然后在弥补制度缺失，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全覆盖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待遇调整机制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内部不同项目之间以及城乡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水平相互衔接，［13］并以制度创新推进社会保障缴费模式、记发办法、基金管理等方面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和统筹。最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增强以及城乡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项目和管理的一体化。
(三)以管理创新为保障，创建协调、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社会保障管理是指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对社会保障业务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的过程。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直接面对农村居民，直接服务于农村居民，是连接政府与农村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应该以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从农村社会保障组织管理、基金管理和监督管理入手，创新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提升管理理念和服务水平，为城乡社会保障的逐步融合和一体化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1．创建协调、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管理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使得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比较混乱，部门分割、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不仅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低下，管理成本过高，而且导致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缺乏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规划，阻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进程。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管理的一体化首先要整合管理部门，建立起一个统筹全局的社会化、专业化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从宏观上负责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基金的征缴与监管以及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破除城乡分割的格局，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有效衔接，最终建立协调、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2．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创新基金投资运营机制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5
（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对于消除城乡差别、推进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迅速，特别是在医疗保障领域，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全面建立并覆盖到广大农村地区，不仅有效地帮助农民防病治病，而且有助于广大农民避免“因病致贫”。尽管如此，与城市较为发达的医疗保险制度相比，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仍比较落后，亟须进一步提高和改进。笔者在充分肯定中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指出城乡二元医疗保障制度的弊端，并进一步分析了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已经具备的有利条件，以及未来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应当重点解决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城乡统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社会公平；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志码：a论文编号：casb14110085
0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方面，社会保障建设的成就尤其显著，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1]：第一，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得到全面实施，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已经初步建立。第二，覆盖人群迅速扩大。截至2011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已达8.32亿，全国农民的参合率已达97.5%[1]，在广大农村地区已基本实现人人皆享有医疗保障。第三，保障水平得到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各级财政部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已从过去的每人每年40元提高到2012年的240元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高支付限额也已达到中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1]。第四，农村医疗保障资金的规模不断增长，各级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障的支持力度正在稳步持续加大。第五，农村医疗保障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服务网络已覆盖乡镇并向行政村延伸。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普及，为广大农民防病治病、提高健康水平以及避免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起到了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也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差距日趋显现，城乡二元医疗保障制度上的不统一、不协调、不衔接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管理效率，这对于中国进一步建立和推进覆盖全民、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严峻的挑战。
1城乡二元医疗保障制度所显现出的弊端
1.1制度有别，管理权限分割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也呈现“双轨制”或者“多轨制”运行的情形。在医疗保障领域，城市有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两部分，而农村则推行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上的城乡有别，造成了管理部门分设及管理权限上的分割，城镇医疗保险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属于卫生部门管理，各部门经办机构办理各自的医疗保险业务，不仅不利于不同制度之间的协调和协作，而且妨碍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
1.2管理上的重复低效与资源浪费
由于城乡医疗保障分属不同的机构管理，这种制度分设、管理分割必然造成城乡不同的经办机构在开发信息系统、维护系统日常运行以及管理和服务等诸多方面不可避免的重复劳动与资源浪费。城乡医疗保障建立和运行以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分割式管理不仅会大大增加管理成本，而且也极易造成管理效率的降低。同时，管理分割也容易导致管理部门在行使权限过程中产生矛盾和冲突，进而造成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困难。特别是对于因打工而频繁转换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来说，受交通不便、文化水平低等条件所限，这些多头管理、互相之间衔接困难的医疗保障对于他们就显得更加复杂和不便。
1.3衔接困难而导致农民重复参保、政府重复补贴与应保未保
城乡两套甚至多套医疗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的存在，不仅给许多人的参保选择带来了困惑，而且容易造成重复参保甚至参保空白，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农民工群体及其随行子女。在很多地方，许多农民工为了不被漏保，往往在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同时，还在家乡参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随行子女（主要指在城镇入学的农村中小学生）也大都同时缴纳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种重复参保不仅给参保人带来了比较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也造成政府财政方面的重复补贴，极大地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和管理成本。根据审计署的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部分险种间存在重复参保和转移接续困难问题，截止2011年底，共有1086.11万人重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造成财政多补贴17.69亿元，9.57万人重复报销医疗费用1.47亿元[2]。
大量重复补贴明显地增加了各级财政的不合理负担，使不少本已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更雪上加霜，不堪重负；而同时，因各种原因造成的“遗漏参保”、“中断参保”现象也普遍存在，其中不乏“应保未保”人员，从参保对象看，农民工、参合农民中的“农转居”人员、大学生等几类群体是重复参保和遗漏参保、中断参保的主要人群[3]。
1.4保障水平高低不齐，有违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城乡有别的二元医疗保障制度，使得城乡医疗保障在筹资水平、保障范围和待遇支付水平上都存在明显差距。比如在筹集资金方面，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城市的资金量一般也比农村更为充足，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医疗保障也就更高一些；而农村医疗保障均以县为统筹单位，统筹层级低，资金量有限，农民享受到的医疗保障水平也就相应降低。另外，当前大多数的医疗服务资源集中在城市，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更是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农村医疗服务资源缺乏、医疗技术水平低下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医疗服务水平的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广大农民享受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服务水平均远远落后于城市民众。尽管目前绝大多数农民都已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上实现了人人皆保，但保障水平的低下（主要是报销比例低于城市），又使得这种保障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大病支出需求，相当数量的大病农民家庭仍不能完全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窘境。长此以往，不仅会继续加剧中国城乡之间民众生活水平上业已存在的明显差距，而且会严重损害中国以全民保障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大目标的实现。
1.5阻碍了社会的正常流动和城镇化的进程
城乡之间医疗保障等社保制度的差异，加上中国社会保障的地方化、碎片化状态，导致不同医疗保障制度之间不仅保障水平差距大，而且相互转换十分困难，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居民的身份界限日渐模糊，劳动力岗位变换与个人社会身份变更频繁，管理部门的分散使得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问题也就越发突出”[4]。比如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有近2.7亿人[5]之多，他们为生计在城市最累最脏最危险的行业终日劳作，但是绝大多数人却不能享受与城市职工或居民同等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待遇，不能最终落户城市，成为城市市民，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已经并且正在阻碍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为城镇化并非简单地土地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
鉴于以上诸种问题的存在，进一步整合与统筹城乡医疗社会保障逐步成为社会的共识并被提上政府决策日程。2012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社保基金会共同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在充分认识社会保障事业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发展还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发展严重滞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比较窄”；“城乡间、不同群体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仍然较大，矛盾比较突出”，因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强制度整合、衔接和推进管理服务一体化的要求日趋紧迫”[6]。
2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已成为大势所趋
2.1统筹城乡医疗社会保障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城乡二元体制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囿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而建立与城市有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中国政府也立足长远，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意图在发展中逐渐缩小城乡差别，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早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就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更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在社会保障方面继续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2010年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年7月开始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保障领域的部级立法。在这部重要的法律中，不仅明确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并且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列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具有社会医疗保险的性质，为未来统筹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2012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社保基金会共同制定推出了《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该纲要再次强调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为此中国必须“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统筹，稳步推进保障制度和管理服务一体化建设”。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方面，重在“推进制度整合和城乡衔接，促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第一个部级专项规划，《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布局和谋划，它的制定颁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凸显了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标志，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城乡统筹、全民覆盖、全面发展时期。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并做出部署[7]。”
上述法律和政策规划的实施，充分表明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医疗保障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稳步推进城乡医疗保障的整合与统筹，已然成为各级政府持续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
2.2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让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所必须公平、正义、共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理念[8]。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强调“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十八大报告不仅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心声，而且制定了实现这一美好前景的具体措施，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报告还特别强调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为进一步统筹（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指明方向。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3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已具备的一系列有利条件
3.1统筹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政府共识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起，统筹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就逐步成为政府共识，并在之后的一系列国家发展方针和政策中不断得到强化与稳步推进。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件《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做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及新农合制度之间的衔接工作。2012年我国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逐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整合经办资源，做好各项制度间的衔接工作，并逐步提高各项制度的统筹层次。这些政策文件的不断出台为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实际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3.2户籍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城乡差别最早起源于50年代开始实行的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1958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城乡有别的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城乡之间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不同政策，市民与农民也被赋予与不同身份相伴随的天壤之别的权利和利益，城市与农村之间由此形成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乡户籍制度在中国遭到最为普遍的诟病和批评，被视为福利身份阻隔和歧视性制度的典型，同时也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因此，要消除城乡之间的社会不公，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市民与农民的不同身份是关键。十六大以来，中国很多地方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展开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新举措，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分，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这标志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整体方案开始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是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一方案的全面实施，必将促进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步伐更加快捷。
3.3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正式开始实施
中国农村养老保险2009年开始试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2011年开始建立，这两项制度在全国迅速推广，已经实现了基本全覆盖。由于这两项制度已经建立完善，并且制度模式大体一致、保障水平比较接近，最具有统一合并的可行性，因此成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首选措施。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亲自主持下，2014年2月7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汇报，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此外，为配合城镇化过程当中推进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建设，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主要群体的累计性、延续性养老保险的关系衔接的问题，《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也于201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目前，各地方正在相继出台合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具体配套措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统一，无疑会给下一步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提供经验，奠定基础。
3.4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积极探索
自2008年起，中国部分地区已就开始实行统一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的积极尝试和探索。在医疗保险领域，截至2011年，已经有天津、重庆、青海、宁夏、新疆兵团等5个省级区域、41个地市（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华中等地）、162个县（市、区）先后以多种形式实行城乡医疗保险的统一或整合[9]。更有先进者如广东省东莞市，已经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合并，由当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江苏省苏州市也实行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接轨互换制度以及城乡一体的医疗救助制度。作为国务院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广东省珠海市则更加典型，通过多层次的制度安排，在社会保障方面已经实现了城乡居民的全覆盖[10]：第一，建立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城镇向农村延伸；第二，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在制度上实现全员覆盖；第三，建立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制度，医疗保险在保障项目上实现全覆盖；第四，打破户籍壁垒，农村居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第五，搭建不同制度之间的连接通道，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第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将政府投入作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抓手。此外，通过打造统一的工作平台，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服务保障。
上述地方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在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前面。这些先进地区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为中国未来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统筹、统一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同时，这些积极探索与实践也进一步证明：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
4统筹城乡医疗保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具体对策
4.1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就是要把现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制度上的公平和公共资源上的共享。与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比，整合和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一块更为“难啃的骨头”。相比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内容更加复杂，医疗保险不仅涉及社保机构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医疗服务机构与社保机构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关系。因此如何整合、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必须十分慎重，待时机成熟才能做出合并、统一的决定。目前全国各地方，都在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探索和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为未来合并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做准备。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发现并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必须明确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一后的管理职能归属，是继续由卫生部门负责还是统一交给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管理，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关键问题；第二，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互助合作性质（农民自愿参加）向医疗保险靠拢，这样就可以发挥社会保险的强制性，进一步提高农村医疗保障的覆盖率，真正做到农村人人皆保，缩小与城市医疗保险之间的距离；第三，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各自的经办管理机构与服务机构进行整合和统一，着力健全农村医疗保障管理与服务机构，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为合并城乡医疗保险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第四，解决好不同制度之间的转换问题，既要防止漏保，也要杜绝重复参保、重复补贴和重复报销。
4.2应当采取的具体对策
4.2.1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观念，树立城乡一体化新思维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迅速，基本社会保障网络已经形成，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依然遵循了城乡有别的模式，与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有背道而驰之嫌。“城乡分割构成了中国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实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延伸，是社会保障改革不彻底、不成熟的具体表现”[11]。对此如不加以改变，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将沦为空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因此，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各级政府首先应当跟上时展步伐，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观念，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维，并将其贯彻到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各项实际工作中去。
4.2.2加强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中国城乡虽然实行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但由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均采取政府补贴与参保人个人缴费的筹资机制，其享受的医疗保障待遇虽有差距但差距远小于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之间的差距，因此它们两者的整合并无制度之间的内在冲突，主要的阻碍因素仍然是管理体制的部门分割。因此，整合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调整部门职能并实现集中管理[11]。为此，需要从国家层面做好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增强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7]。国家应当在保证权责集中的条件下做好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将卫生部门管理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能划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确保该部门统筹规划并切实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城乡一体化。此外，政府应当在总结统筹城乡医疗保险试点地方的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并出台统一的指导性的意见，将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工作引向深入，继续缩小城乡医疗保险在筹资、管理以及医疗服务等各方面的差距，为最终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奠定基础。
4.2.3加紧信息化建设，为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创造有利条件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完善的信息网络平台是实现精细化管理的技术保障[12]。由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城乡有别，管理权限分割，因此许多地区存在两套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及两套甚至多套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彼此不衔接。双倍甚至多重投入的管理与运行费用，造成的结果却是行政效率低下、混杂参保盛行、信息失真等许多问题。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合并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从具体操作而言，建立全面、高效、共享的信息化技术平台十分重要。比如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全民社保登记工作，以及下一步将实行的全民持有社会保障卡制度，都是加强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举措。
4.2.4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加大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13]城乡二元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别从形式上看是制度的差异，而究其实质，则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医疗设施与条件的落后和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广大农民难以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的医疗救治与健康保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使得长期以来中国医疗保障资源大部分都投向了城市和大医院，因而优质的医疗设施和高水平医疗人才也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广大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设施和人才都受到很大局限，难以承担为人数众多的农民提供较高水平的医疗保障的重任。据统计，中国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仅为城市的1/8，而农民人均占有国家社会保障投资的份额只有城镇居民的1/30[14]，城乡医疗资源的不均衡成为导致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受损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城乡医疗资源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2年《中国药品市场报告》蓝皮书指出，从整体看，中国城乡医疗资源的差距仍然比较大，城市人口平均拥有的医疗资源是农村人口的2.5倍以上[15]。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并非简单地把农民的看病医疗问题全部推向城市，而是应当在统一制度的同时，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加合理地配置卫生资源，着力改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施，吸引更多的优秀医疗人才到基层，提高为农民防病治病的水平。
4.2.5适时立法，合并、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法制化，以立法的方式推进和实施。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相较于其他部门法起步晚、数量少，力量较为薄弱，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与普遍性的发挥，削弱了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实施过程中的强制性。因此，人们期待在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这一状况能够得以改变，即待时机比较成熟时，国务院能够适时立法，比如通过制定“条例”，明确合并和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对合并后的管理职能归属、资金筹集方式、经办管理机构与服务机构的整合以及城市居民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之间如何衔接做出明确规定，以指导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的进行。
目前，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初步实现城乡全覆盖，但这一制度却因城乡分割的现实而缺乏应有的公平性。因此，新时期全面深化社会保障改革与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应该是从追求“普惠”转向“公平普惠”[16]。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不分户籍，将城乡居民纳入同一制度，让农村居民可以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权益，才能够真正破解社会保障领域的城乡二元问题，更好地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城镇化建设更加深入，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推进，缩小城乡差别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城乡医疗保险统一的积极探索，必将会带动更多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与统一，广大农村民众将真正与城市民众一起平等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城乡二元的社会管理模式最终会被彻底抛弃，一个更加公平、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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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F8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6-0037-02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内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其发展缓慢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政府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也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责任主体，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善其行政责任主体的决定。
一、政府是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
1.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承担主要责任的理论依据。我国延续至今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物质资源、社会结构、生产手段、生活方式及人的文化素质的差异，城乡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农村总是处于弱势。这种农村相对落后的状况，会从根本上制约国民经济的增长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同样需要政府利用“看得见的手”来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政府应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承担主要责任的理论依据。
2.社会保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应当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政府行为。社会保障之所以是政府的职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是一种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保障应该由政府出面向全社会提供，没有政府就没有社会的保障服务。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尤其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势产业，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而我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又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程度高、抗风险能力弱，其对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有着更强烈的要求。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抵御生产和生活风险的保障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也同样如此。这就要求政府无论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解决“三农”问题紧迫性考虑，都应尽快承担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责任。
3.农村社会保障的目标决定政府应当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在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在于：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即社会发展的成果对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而言应当具有共享意义。农村社会保障的目标是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这与政府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必须由政府来承担主体责任，借助再分配手段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为经济的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其他利益主体的逐利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
长期以来，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角色定位不准确，职能模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缺位，既缺乏有效的主导和组织作用，也回避了政府公共资金投入责任。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比例偏低，城乡投入不均衡。农村人口人均保障额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尤其是城镇职工。由于资金短缺，农村社会保障不论是“五保户”、最低生活保障还是扶贫，救灾救济都存在着覆盖面范围过窄、保障水平过低的问题。
2.在理念上对社会权利公正的宣传引导滞后，弱化了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功能，把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推向市场，推向社会，造成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
3.监管机制缺乏，透明度差，挤占、挪用、贪污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现象时有发生。
4.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缺乏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认为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足以应对农民的养老风险，国家对农民的保障无需承担更多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是以城镇社会保障改革为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大部分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和城镇人口共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
三、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狭窄，城乡保障差距巨大。农村社会保障无论是范围还是标准，相对于城市而言是很低的。调查显示，占人口总数20%的城镇居民享受85%的社会保障，而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15%的社会保障。在县城以下集体单位的1000多万职工和2000多万个城镇个体经营者基本上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如农村没有退休制度，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在年满60岁以后仍要从事繁重的劳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保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城镇居民比过去得到了更可靠、更安全、更平等的社会保障，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则亟待健全。
2.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立法滞后。当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很大，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尤为严重。资金已经成为制约农村保障事业发展的“瓶颈”。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给予补助，国家的政策扶持又难以落实，这样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只能靠个人缴纳保障费。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本身的个人缴费能力有限，有不少农民干脆放弃投保。另外，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比较混乱，没有实现社会化，社会保障基金调剂范围受限，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保基金积累机制，无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大大削弱了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此外，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严重滞后，几乎没有一部同农村社会保障有关的全国性法规。由于法治建设滞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3.农村社会保障缺乏制度化。50多年来，农村社会保障中除“五保”制度和优抚保障一直比较稳定外，其他社会保障形式往往缺乏稳定性和制度化。政策针对农村的救灾救济拨款往往是不确定的、应急性的，也是严重不足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但他们让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土地上。而当一些农民准备重新返乡劳作时，又发现自己的土地被占。“银潮”的来临，使得农村的养老问题非常严峻。
4.农民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当前在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障仍然是农村的主要形式，“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有些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相当淡薄，他们没有想过，也不敢想自己还有权利从国家享受到社会保障的待遇。我们在这次课题调研中，接触到很多农民，当他们从政府领取养老金时都不敢相信。可见，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宣传教育严重匮乏。
四、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
1.完善法律责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也应该是法治化的保障。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存在立法滞后、法律体系不健全、立法层次低、立法主体多元化、立法层次无序等多方面的问题。由于法律制度的欠缺，造成农村社会保障的对象不明确、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保障标准不一致、保障管理方面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等问题。政府在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应该遵循“立法先行”的原则。在我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迫切需要在整个社会保障的基本框架、内容体系以及具体操作上包括保障对象、交费年龄、交费标准、基金管理、基金增值、经费来源等问题上设置稳定的操作规范。当前要着手制定的是《社会保障法》，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要求、保障对象以及机构设置等等，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为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法建立提供根本性、基础性法律依据。
2.完善财政支持责任。发展农村社会保障需要大量的资金，没有财政资金的支持和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业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处于弱势地位，单靠农民自身难以产生足够的资金积累，政府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目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由于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和个人的缴费能力比较有限，因此，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就显得非常重要。其一，增加对农村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财政支持。政府应在农村逐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继续增加扶贫投入，完善管理机制，提高使用效益。其二，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支持。以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社会保险发展初期，政府应在资金上给予支持。为配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各级政府要不断增加投入，提高补助标准，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另外，还要确保资金到位，不能被中途挪用，更不能进私人腰包，因此需要加强监督。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德国；社会保障；启示；责任配置
作者简介：张敬思(1974-)，男，河南郑州人，法学硕士，河南财经学院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DF3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157-04
收稿日期：2009-03-06
社会保障制度兴起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德国不仅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体系完整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而且已经平稳运行了130余年，在发展中证明了这种制度模式及其改革完善为德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福利和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卓有成效和值得各国吸收借鉴的。目前，我省正处于创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在经济飞跃中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的重中之重。在国内权威调查机构所披露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当被问及“2003年您最关心的国内社会话题有哪些”时，郑州市有48.5％的被访问者表示最关注社会保障，且社会保障、医疗制度改革和下岗失业是郑州市民最为关注的热门社会话题，被访问者提及率均超过了45％。(孙斌，2004)这一调查结果足以说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如何借鉴德国在此领域的成就值得思考。
一、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特点与评价
第一，社会保障的法制化建设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作为传统大陆法系的典范和后发展的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后，新历史学派所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居于社会思想界的主流地位。“最大限度地保障需要帮助的人”被认为是立足于基督教道义基础上的国家的最高使命。(杰格尔，2000)“俾斯麦政府意在用社会保障立法来赢得民众的支持”(markK，1994)，国家通过立法推行强制性社会保险，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改革的思维促使德国从1883年俾斯麦政府颁布工人医疗保障法开始，在19世纪80年代即相继推出工人医疗保障法、事故保险法、养老保险法三部最重要的社会保障法。在20世纪的发展中，德国在养老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失业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等领域进行了十余次较大规模的根本性改革和调整，直至1995年社会护理保险法的颁布，形成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五大支柱。在社会补偿和社会救济领域，则是通过劳动就业法、青年福利法、儿童补助法、住房补助法等多部法律进行型构。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和政府职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律保障的确定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构造社会保障制度功能发挥的坚强后盾，使每个社保项目都具备相应的立法为依据，从而避免采用直接的行政干预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传统法治国家，完善的行政与司法程序对于实现法治和保障民主所具有的重要性，在社会保障领域同样为立法者所认识。处理社会保障事务的行政程序保持了与行政程序法规定的一致性，遵守依法行政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等德国行政法最基本的理念和制度。当事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后，则可以依照《社会法院法》的程序规定，向社会法院这一对社会保障领域争议行使管辖权的特殊行政法院提出损害赔偿等请求，在这里，诉讼费原则上是免除的。
此外，作为一种日常性法律救济，德国工会联合会根据社会法院的设置情况，在全国设立了167个法律保护办公室，以防止工会会员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威胁和损害。据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统计，从事法律保护工作的人员，一半以上是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1996年，德工联全年预算为3亿马克，其中用于法律保护的就有1.17亿马克。(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
第二，公平基础上的团结互助和自我负责成为社会保障立法的指导原则
德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四个保障项目，社会保险、社会赔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在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制度体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保障三个主要领域养老、医疗、失业，均采用社会保险的模式，意外事故则是国家强制义务人向半私营的保险公司投保。除事故保险外，大多数社会保险项目均由雇主和投保人平均分担保费，政府则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这种补贴所占比例份额并不高，这种制度设置力求在公平原则下强调团结互助和自我负责，并由此成为德国社保制度的两大最基本原则。这样一来，社会保障的给付标准就要同劳动者的收入和缴纳社会保险税费相挂钩。这种保险型保障制度确立了一种不同于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法律理念。一方面，这种保障不仅仅是确定国家有义务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更主要是明确在必要时获取保障是公民一项法律权利，不至于在风险出现后丧失待遇和尊严，从而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保障预期；另一方面，社会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以不影响或不损害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及效率性为前提条件。这便是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奉行的“市场一致原则”。这种制度通过法律制度在政府、社会与个人在社会保障责、权、利上的合理分工，尽量避免助长人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鼓励进取精神的保持。正如艾哈德所言：“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得到全部保障，绝对没有任何风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希望他们的精力、才干、创业精神和其他优秀品质得到充分的发挥，而这些品质对民族的生存和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还为创业精神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先决条件”。(艾哈德，1995)
第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凸显人权与人文精神
发展到今天，世界人权理论与实践已经从维护人的尊严的高度，将社会保障权视为基本人权。现代国家社会保障法律政策体系的完善，已成为一国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德国社会保障的团结互助原则建立于公平价值之上。德国社保体制的覆盖面广，法定养老、医疗保险涵盖了总人口的90％，且在医保中，家属都享受免费附带保险。新设立的护理保险则跟从医疗保险，强制所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参加，同时，几乎全体雇员都参加了失业保险和事故保险。同时，对于无力缴纳保险费的公民，国家则通过社会救济进行保障，以使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得以实现。这种法律制度公平性的设置，有利于化解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这也是随着社会保障法律政策完善的渐进式结果。比如，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之所以不断增加，以致达到全员参保的程度，主要是由于法律将受保险人的范围从原来的产业工人逐步扩大到几乎所有从事雇佣劳动的就业者。(武尔芬，1999)
此外，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充分体现制度的细致与关怀。“仅凭法律条款是不够的。制度和机构固然重
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没有乐于助人的人，再好的法律也不过是一副冰冷的外壳和一部空转的机器”。(布吕姆，1999)直至今天，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依然体现了以关注雇员利益为重的特征。这不仅是工业化社会的需要，也体现了弱者保护的利益原则。而今，社会保障更在制度创新和细节上体现了民生关注。一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较为严重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病人，护理救济逐渐成为一项经常性和费用需求极大的救济事项，如果都由社会救济机构提供，将在老龄化社会中成为较大的社会开支。因此，社会护理保险应运而生。这种制度将从法律和经济上改善护理保障，并在家庭护理或部分住院护理不足的情况下，承担有条件限制的完全住院护理费用。与此同时，社会护理保险也为护理人提供制度保护和激励机制，以鼓励乐于助人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不仅仅是旨在使受保险人在年老时获取生存保障、打消经济顾虑，而且强调使受保险人尽可能长时期保持健康的工作，贯彻康复优先原则，为受保险人提供医疗康复和职业促进康复措施。即如果受保险人劳动能力降低，则由养老保险机构先提供康复待遇，然后提供劳动能力降低养老金。这项制度体现了对因意外降低劳动能力的人的关爱，促使其劳动能力得到恢复，避免遭受社会竞争的淘汰。但同时，这项制度在体现生动的人文关怀时，也并不丧失制度的谨慎性，如果每天能够工作6小时以上的，不能获得养老金，以维护制度的公平。
第四，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合理配置政府行为与市场选择
德国福利体制定型于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时代的70年代中期，社会保障支出、福利筹资增长与经济增长水平密切相关，又由于德国社会保障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类似于工资税的社保税，仍然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因此，也最为害怕出现经济低增长下的高福利。国家长于财富的再分配却难以顾及效率，而市场以效用或价格而不是以需要为标准来考量一切(HobartaaB，1999)。面对经济增长的低速化，如果一味看到社保制度对于经济良性运行的负面作用，则会出现一定时期政府所采取的“要么提高保险缴费和附加自付支出以提高投入，要么取消某些医疗待遇”(丁纯，2000)的状况。这样，重新看待社会保障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按照效率与进取的精神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并将其作为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便成为革新的思路。1999年通过的医保结构改革法提倡门诊先于住院、康复优于护理的全新观念，突出制度的内部挖潜和结构改善，从而建立起真正以患者为中心，在人人能支付的同时，都能够享有同等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卫生体系。
此外，德国制定了《劳动就业法》，在实施失业保障措施的同时，把积极促进就业作为更为重要的社会福利工作，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注重就业政策研究、劳动市场的指导以及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而不只是进行消极的失业救济。
社保资金的良好管理有利于实现保值增值。德国的政府部门并不直接参与，而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化的社会保险机构进行自主管理，这些社会保险机构有自己的董事会和代表大会，由投保人和雇主组成，以充分代表和反映保险人的利益要求，充分体现了社会机制的作用。德国政府则从50年代开始，设立联邦保险监督局和各州的类似机构，以监督各项保险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进行，规范逃费、挤占、挪用等情形，维护投保人权益(mariae，1988)。
第五，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自成体系
德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德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符合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即对农业实施高度的扶持和保护，力图在维持现有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的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因此，与城市社会社会保障体系相区别，德国建立起一套自成体系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以其农业劳动者的具体身份获得相应权益，但农村投保人可随着身份的转变，灵活转向普通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由于农业收入很难确定，风险性较大，因此，农业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用一般不与个人收入相挂钩，而是实行同样标准的“统一保险费”，这与城市社会有很大不同。
在制定社会保障法律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不仅认为需要使农民家庭的生活状况发生有利的影响，而且认为应当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促进农业经济转型的一种手段，政府的补贴力度最大。比如，德国联邦政府专门向农村养老保险机构额外提供特殊的农业结构性补贴资金，用于发放旨在促进农业企业移交或放弃农业生产的养老金，以便让农场主提前将农场交给富有创新精神的下一代。
二、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新世纪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空前变革和利益结构重大调整的过程中。党中央已将社会保障问题放在了影响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对待。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以要素分配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初次分配制度下，弱势群体不能拥有公平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机会，只有通过民主法治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成员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保障公平正义、维护安定有序，从而形成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河南。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我国虽然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仍面临着社保体系不健全、人口老龄化、社会分层的形成等德国社会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问题，以及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在我国现阶段更突出的问题，德国社会保障的理念与制度设置也许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突出程序化与法制化，加强制度建设
法制健全、立法完备为德国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证明法律、法规的完善才能使社会保障体制化和规范化。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且其制定与实施都需与其他社会政策、制度与法律相配套，我国目前现有的保障法律调整范围较窄，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立法滞后且分散。因此，由于中央立法不够完善，所以地方性立法就尤为重要。对于河南省而言，尽管建立了一些社会保障政策，但是权威性不够，需要地方人大、政府在充分考虑本地实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能动性，建立社会保障的统一法规、规章体系，为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当然，在这里，最忌拍脑门立法，要对社会保障法规、规章的制定有整体考虑，如医疗保障的完善还要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衔接，可能有些做法还需要进行社保试点，需要先以决定的方式进行行政立法。
此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很多方面在我国还很不成熟，特别是农业社会保障方面，不断的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做法还面临艰巨的任务，并可能导致制度的意外后果。这样。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初期的任务除了进行制度
和做法上的部分创新，更贵在各级立法的贯彻执行。做到有法必依，加强管理监督，防止制度漏洞过大，逃避责任。比如，对于农民工社保问题，由于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超过两千万，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对于政府而言，丰富执法监察队伍，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保障农民工利益落到实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对于养老保险问题，如果投保人已经死亡，其家人还在继续领取养老金，这就是制度管理问题出现了重大漏洞。
当然，法治国家不仅是法律监管制度的完善，更是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否则，其能形成一张法制的牢笼。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不仅需要政府的监管，更重要是自我的防范，需要政府引导私企雇员、普通农民树立社会保障的意识、法律的意识，并且畅通救济渠道。如果企业逃避责任，根本不给职工参保，不缴费，那么司法机关应当对此类纠纷案件设置便捷通道，加大处罚力度。依照“三个至上”的思想进行司法程序。
第二，在保障供给方面，优化政府、社会、个人的责任配置，积极发挥市场作用
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与个人在保险费的筹资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进行补贴。在我省，一方面要积极宣传，鼓励和引导参保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企业不参保或少报、漏报、欠缴现象是省内各类企业的一个严重现象，社保基金征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这是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原则下利益博弈的结果。雇主认为社保费是自己的生产成本，是自己的利益；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变相为部分企业逃避缴纳保险费创造条件；雇员亦认为获取职业是第一位的，并宁肯领到更多的工资。这样，各方意愿的交集即为逃避征缴社会保险费，而最后的亏空由国家进行弥合，更助长了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企业主体的侥幸心理。
在另一方面，制度的负担过重，往往会造成过尤不及的不良后果。据统计，目前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女工生育五项保险费用合计占到工资总额的30％左右，这使得一些企业望而生畏，认为难以承受，削弱企业竞争力，甚至影响到职工的缴纳热情。因此，其一，需要普及社会保障知识。提高民众的社会保障意识，提高社会保障的公民信任度，使制度得到拥护；其二，降低缴费门槛，控制综合税率，最大限度的减轻低收入者的社保负担；其三，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资源二次分配调解者的作用，合理的提高补贴比重。比如，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中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比例。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失业救助、医疗保障、农村养老保险等方面充分考量市场因素，虽处于不断成长过程中，但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借鉴。其一，对于失业人口抓就业培训、岗位开发和职业介绍的一条龙服务，这在我国有多个示范市县可以学习。其二，探索城乡医疗保险改革，特别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模式的探索，加强医保费用支付管理，保证基本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的水平，做好提高卫生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平的工作。
当然，对于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而言，德国所实施的现收先付制度难以形成可长期投入市场的资金，因此，通过市场进行大规模增值并不现实。在我国，社保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和商业保险资金中有大量的养老金。2004年，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发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提出要逐步提高社保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的入市比例。这里，建立养老金安全运营机制对于政府的要求较高，但需要充分考虑其安全性，选择审慎、合规的资产受托人，加强信息披露和过程监督。
第三，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健全具有现实紧迫性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5-0042-05
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问题属于新型城镇化中的重大关键性问题。城镇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空间转移，居民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呼吁力度在不断加强，国家对此了一系列有关城乡社保制度的政策。然而，由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存在以及农村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城乡之间社保制度的客观差异依旧明显，并有日益向两极化发展的趋势，势必会对新型城镇化运行质量带来负面影响，这就需要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中采取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统筹发展城乡社保制度。本文正是基于此种基调，对新型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展开探索性研究，以期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高效率运行提供行动贡献和策略贡献。
一、城乡社保制度的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为能够有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了多方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相对突出的发展成效，彰显出光明的发展前景。但从改革的空间来看，这种改革多是在城市进行，对农村的社保制度虽有关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伴随着居民对社会保障需求的增多，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社保制度所蕴藏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过大、社保资金供给不足、城乡社保制度区域化、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等各式各样问题也日渐凸显，引发大量的经济社会后果，制约着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
（一）城乡社保制度的发展现状
城乡社保制度作为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根据社保发展的现实情况能够看出，我国在社保覆盖面、人员分配以及财政经费方面均有明显改善，城乡之间的差异日渐呈现出收敛的趋势，努力实现由单位和家庭保障向社会保障、由单纯覆盖城镇职工向覆盖城乡居民、由单一保障向多层次保障的转变。国家也开始重视并力争弥补我国社保制度的缺口，为下一步社保改革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展步伐加快，制度建设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党和国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先后建立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重要制度，颁布实施社会保险法，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居民保障水平也因此得到较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体系也初步建立。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基本形成多元化的城镇社会保障模式与多维度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并存的运行格局。前者表现为个人、单位、社会、政府四维一体的架构负责制；后者表现为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居民医疗救助制度、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农村医保等为主要内容的框架结构。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制度的日益完善，城乡社保制度将会在较大的空间范畴内统筹和协调，社会保障水平大幅提高，广大人民通过享有社会保障得到实惠也将越来越多。这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和居民幸福指数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意义。
（二）城乡社保制度中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的城乡社保制度已取得特定的发展成效，这背后也隐藏着大量的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四大层面，首先，覆盖率低已成为制约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城镇居民基本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的比例来说，农村居民的覆盖率却不到50%，尤其表现在农民工群体，其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比例仅有8%到20%。这种偏低的覆盖率严重影响着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对于未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高效率运行也将产生大量的负面效应。其次，城乡间的社保待遇差距偏大。就社会保障的本质而言，农村居民远比城镇居民更需要各方面的保障权益，然而，实际情况却有所反差，国家对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补助远远大于农村，城乡社保待遇水平相差较大，没有达到城乡均衡的发展效果。截止2010年，农村参与养老保险试点的人数为32643.5万人，仅占农村总人口数的33%，且参保水平也在逐年下降。再次，社保基金的筹集方式颇失公平。从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筹资方式可以看出，城乡社保基金在筹资方式上有失公平。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表现为职工与企业共同缴费的营运模式，企业出资大部分，员工缴纳小比例；相比之下的农村居民，在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方面，实施以个人缴纳为主、政府仅仅予以政策扶持的营运模式；在医疗保险方面，实施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出资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的营运模式。[1]最后，农村社保管理机制缺乏健全性。目前为止，城镇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保管理制度，城市社保基金由中央政府通过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下拨，并且有专业人员成立起专业社保管理机构，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信息网络系统；农村社保管理体制成立较晚，少有专业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性的管理，社保基金多由地方各级政府下属管理，体制分散，分头、多头管理；不同乡镇、不同地区相互独立，各自为政，权责不明确，导致管理效率和管理效果也大打折扣。
（三）城乡社保制度差异的经济社会后果
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性引发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也会带来较为显著的经济社会后果。首先，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性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进程的实现。在较长的时期内，城乡社保制度始终是城和乡的割裂状态，农村居民无法像城镇居民一样享有着同等化的社保待遇，无论是在覆盖比例，还是在参保水平，抑或是缴费方式均有所偏差，不利于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和惠民性，严重制约着城乡统筹发展的速率。其次，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性降低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效率。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农村社保制度的不完善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所限，保险基金累积和缴费期限受到很大制约，外加社保基金城乡转移难度所在，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基金资源浪费，导致城镇化的成本加大；同时，正是由于这种社保制度的存在加大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成本，也会严重降低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的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导致城镇化的收益下降，最终带来的就是城镇化效率的降低。再次，城l社保制度的差异性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社会动荡的“稳定器”。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性背后带来的是部分农民享受不了各种保障和扶持，尤其表现部分老年人口和农民工群体，严重缺失其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极大地危害着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进行。与此同时，由于城乡社保制度上的差异，农村居民福利待遇少，村民预期收入无法得到确定，许多农民正是因为生活没有任何保障，从而走上了危害社会的道路。最后，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性不利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从根本上扭曲了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导致收入分配既不公平也缺乏起码的效率，制约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这些经济社会后果的明确，对于未来推动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优势。
二、城乡社保制度差异的成因解析
对于中国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制度差异而言，有着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上到宏观层面的战略体制，下到居民本身的参保意识，都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机制。这既是长期以来国家所存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使然，也是政府的财政投入水平与城乡分配结构不匹配的必然结果。对此问题的明确，对于未来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与推动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地成因价值。
（一）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与户籍制度
城乡社保制度差异的根本成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受制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明显形成了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划分出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给予不同户口于不同身份，对应着不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相对于城镇户口的特权优势，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居民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着同等的社保待遇，同工不同保现象依旧突出。由此看来，户籍制度的强划分性造成居民身份上的不平等，而身份上的不平等注定引发社会的不公平，严重影响着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就其城乡二元结构的本质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化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过渡阶段，实质上是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发展工业化，通过收取农业储蓄来筹集资金，保障城镇经济利益。这就导致我国城乡发展政策的制定、服务的供给多以城乡二元结构考虑基础，多注重城镇空间的发展，忽视或回避农村空间的发展。也正是这种原因，我国的社保制度也呈现出城乡间差异明显且缺乏统筹性的运行趋势，二元性特点相对突出，不符合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要求，更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和运行效率的提升。这就需要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城镇和乡村社保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统筹发展其框架结构与制度体系，深度革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献计献策。
（二）政府的财政投入水平与城乡分配结构
城乡社保制度之所以呈现差异性，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政府的财政投入水平与城乡分配结构。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财政在社保方面的支出不增反降，公共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城镇，农村成为社会保障事业投资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筹资异常艰难；2014年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15968.85亿元，而用于新农合的财政支出为2890.4亿元，仅占总支出的18%，城乡差距悬殊。从社会保障的本质出发，应首先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群体，然而实际并非如此。目前城镇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保资金运行体系和社保资金筹资模式，对社会保险方面各个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保证社保资金能够定时定点打到居民账户；而农村仍旧缺乏这一整套完整的筹资模式，资金不到位现象仍旧突出。同时，政府对于城镇居民的社保资金投入相对较多，对于农村居民或是不投入或是投入力度很小，绝大部分需要自己出资，外加农民本身的经济条件有限，很难承担这些社保费用，无法享受到社保所带来的福利。另外，由于财政投入水平的偏差，农村的社会保障也严重缺乏专业型人才，无法及时解决相应的社保问题；农村社会保障的信息封闭性，无法享受新型网络模式下的社保方式。因此，政府的财政投入水平与城乡分配结构构成我国城乡社保制度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有效提升财政投入水平，完善城l收入分配格局，加快建设农村社保制度，进而达成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的初衷。
（三）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意识与参保积极性
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意识相对较差，参保积极性不高也成为城乡社保制度差异性的重要因素。纵观社会发展史，中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大国，农民自古以来与土地相偎相依，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对土地有着生存依赖，土地客观存在，农民的经济来源就有稳定渠道，农民就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此种发展现状下，农民就会下意识的忽略除土地以外的任何保障制度，认为任何保障制度都无法土地保障相比拟，形成“只要是需要自己缴费的保障都是不靠谱保障”的思想观念。同时，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原因，农民形成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禁锢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思想；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宣传力度不到位和信息化网络建设的滞后性，广大农民群众根本无法真正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真正精髓，导致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薄弱，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力度偏小，参保积极性不高，进而引发农村社保制度不健全、城乡社保制度差异明显的社会现实。这就需要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更新传统的思想观念，强化社保宣传力度和信息网络系统建设，提高居民的参保水平和参保热情，为更好的推动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贡献力量。
三、国外社保制度模式及其经验特点
国外政府在社保制度方面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保模式。同时，鉴于我国在城乡社保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需要认真吸取有益经验，以此促进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运行效率的提升。
（一）社会保险型的社保模式
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社保模式成为诸多国家借鉴和学习的重要标杆。该模式的独具特点在于，对不同的社会成员选用不同的保险标准，并以劳动者为核心，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强调劳动者个人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责任；社会保险费用实行由国家、雇主和劳动者三方共同担负的运行机制，以劳动者和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为主，国家财政适当支持，即个人和雇主投保，国家资助。同时，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与社会保险缴费的义务相关联，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与社会保险缴费多少及个人收入情况相关联。[2]该模式也比较重视社会保险中权利与义务的密切联系度，强化自我保障意识，切实体现互助互济的宗旨。这种社会保险型的社保模式对于我国推动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真正有效体现了以劳动者为核心的主体思想；以个人收入情况为基础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运营模式，多挣多缴、少挣少缴，彰显出公平的内在要义；费用由国家、雇主以及劳动者承担，责任分明，资金压力分散化，有利于城乡社保制度的治理和完善。
（二）福利国家型的社保模式
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型的社保模式属于一种比较全面的保障模式，对于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保证人民生活质量及保持欧洲社会稳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有着成功的内在经验。该模式的显著特点在于用累进税的办法实行收入所得再分配；实行充分就业，使人人能有就业机会；实行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保障对象为全社会成员，覆盖面广；贯彻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保障原则；个人不缴纳或低标准缴纳社会保障费，福利开支基本上由政府和企业负担；保障项目齐全，一般包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福利保障；这种社保模式的优点在于社保质量水平相对较高，福利国家的居民能够享受到高等福利待遇，真正实现达成居民只要有需求，社会就能提供保障的水平。尽管这种社保模式以发达国家为适用主体，但对于我国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仍具有特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保障原则及推动实施较高的覆盖面，对于我国目前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性现状及农村社保覆盖面低的现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为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统筹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和策略参照。
（三）储蓄保险型的社保模式
以新加坡和智利等国为代表的储蓄保险型的社保模式，有着自身内在的运行机制，对我国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也有着明显的借鉴意义。该模式的独具特点表现在雇主、雇员共同缴费或只有雇员缴费，政府不提供资助，强调自我负责；权利和义务高度对称；政府不再是缴费主体，而是扮演监督者的角色，重点监督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运营状况；保障水平基本取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率。储蓄保险型的社保模式主要是以资金辅助为主，围绕着公积金、个人账户等展开社会保障模式，意在通过保障居民的资金积累财富，使居民本身拥有的资金数量增多，从而达到社会保障的效果。这种社保模式对于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具有借鉴价值，可以鼓励居民个人，尤其是农村居民通过储蓄的方式积累社保基金，进而从经济层面缓解我国的社保压力，提高农村的社保水平，最终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协调发展。
（四）国家保障型的社保模式
由前苏联提起的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动实施的国家保险保障模式，虽已被摒弃，但对于我国的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该模式由政府统一包揽，因而又称政府统包型社会保障制度。该模式的重要特点在于，主要是通过国家宪法将社会保障确定为国家制度；社保支出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个人不再另交保障费；其保障的对象是全体公民；工会参与社会保障事业的决策与管理。该种模式属于强制性的计划性社会保障政策，有着积极的作用，既能够推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现完整的福利水平，也能够有效贯彻社会保障的本质要求。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而言，这种社保模式对于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借鉴价值，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既要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要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并将其功效完美结合，方能达成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的战略目标。
四、新型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策略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社保制度面临着大量的差异性及各式各样的现实问题，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及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均有着负面的影响。这就需要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路途中，找到切合实际且具有针对性的操作性策略，来高度解决诸多现实问题，推动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管理制度
推动实现新型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的首要策略就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管理制度。首先，清理与户籍挂钩的各项政策。禁止各地新出台的各项有关政策与户口性质挂钩，逐步剥除附着在户籍背后的各种权益，对社保领域现有各种与户口性质挂钩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取消按户口性质设置的差别化标准，研究制定城乡统一的新标准，使现有政策逐步与户口性质脱钩，推动社保制度的统筹协调。其次，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城的落户条件，降低大城市的落户门槛，对于半城镇化人口应实行逐级分布落户的政策体系，引导在城镇就业或者居住的人员有序转为城镇居民，适当考虑出台人地挂钩和人财挂钩的运行机制，以此化解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冲突和不利，消除由身份不平等所带来的一系列权益的不平等，使城镇社会对农民阶层由经济接纳、社会拒入转变为经济接纳、社会接纳。[3]再次，建立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起由政府、企业、社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社保成本分担机制，降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压力，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镇与乡村之间社保制度的差距，使每个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建起全国性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制度，既有利于社会保障工作的管理，也有利于国家统筹社保资金，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推动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
（二）完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制定y一的社会保障政策
政府的财政投入水平与城乡分配结构造成了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性，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新型城镇化中完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成为推动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的战略举措。首先，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实际的社保制度完善中，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为此就需要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4]使社会发展成果更多的体现在民生保障层面。其次，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调转规则。城乡社保制度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统筹发展的效果，重要原因还在于目前缺乏整套的社保调转规则，导致各地间农民工跨地区调动时，其社会保障账户无法随地进行移动，这样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这就需要尽快完成社保体系建设，完善社保的服务职能，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机制，做到有重点、分层次的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居民进行相应的社会保障服务，在保证全国范围的居民能够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的同时，平稳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这两大方面的有效开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城乡社保制度的差异，对其实现统筹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三）提升财政投入水平，加快建设农村社保制度
城乡社保制度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除了相应的体制机制外，资金投入不足也是其重要的成因。为更有效的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还需要提升社保的财政投入水平，加快建设农村社保制度。首先，加大社保建设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强化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程度，扩大城乡社保覆盖面，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补助，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工伤保险待遇，不断充实和壮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使更多的居民加入到社会保障的群体中来。其次，提升财政投入的效率，做到投入到位。提升财政投入水平不单单是要增加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数量，也要加强资金的预算工作，以增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权威性和稳定性；[5]社会保障的各个部门要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执行质量，要和财政社保的信息资源紧密结合，确保财政投入达成好钢用在刀刃上的理想效果。再次，重视政府推动力量，强化政府的推动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社保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把建设农村社保制度建设提上工作日程，明确其建设目标，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并积极进行社会保障方面的组织宣传工作，认真进行资金统筹，全力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因此，提升财政投入水平，加快建设农村社保制度也成为新型城镇化中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的重要策略。
（四）强化社保信息网络系统建设，提高居民的参保水平
新型城镇化中的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还必须强化社保信息网络系统建设，提高居民的参保水平和参保意识。首先，加大社保的信息化建设步伐。新世纪是信息化的r代，信息间的交流碰撞推动着各项社会事业的高效发展，为更好地缩小城乡社保制度差异，就需要加大社保的信息化建设步伐，充分发挥其内在的优势，提高居民的社保项目使用频次；强化社保信息网络建设效率，尽快更新我国陈旧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完善各级社会保障信息体系，做到信息保存完整，随时可调查研究的基本效果。其次，要全方位培养信息建设方面的专业人员。由于农村专业人才的缺乏，也导致城乡社保制度差异的存在，为此就需要大幅度培养信息建设的专业人才，使其通过先进通信网络技术，实现社会保障信息的全覆盖，建立起庞大信息云，每位居民的参保信息、缴费情况可以共同存储在一个信息云云端中，可随时抽取，既能够有效节省时间，也能够降低成本，还可以轻松完成大区域流动性人口社保业务办理，为实现异地社保的合理转移奠定基础。因此，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中必须强化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大网络使用频率，通过信息的筛选和政策的识别，全面提高居民的参保积极性，从而为我国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提供策略贡献。
五、结语
城乡社保制度的统筹发展问题作为新型城镇化中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对于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全体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具有关键性作用。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为能够保质保量的实现转移人口享有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社保待遇的目标，就需要在有效明确其现存问题的基础之上，采取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策略，来推动城乡二元社保制度向一体化社保制度转变，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的美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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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0.4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0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有序发展。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责任人，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支持来促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公共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总管家”，国家公共财政参与社会保障管理，将社会保障分配制度化、科学化、合理化，从而促进以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安定的目标，既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又能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一、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联系
（一）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
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由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其定义与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拓展而丰富、发展。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无收入、低收入的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由政府为责任主体提供给人们消费的物品，其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保障资金无论是筹集还是分配均要有国家财政的参与。政府的介入可以减少在筹集和支付中的成本、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联系
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公共财政是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渠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金都以公共财政为主要来源。社会保障通常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普遍津贴等类型。其中，社会保险属收入的横向再分配，是收入在风险发生者和未发生者之间进行转移。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所体现的分配则是纵向的再分配，将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特定对象转移。就资金管理模式而言，社会保险属于专项基金管理，以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来协调贡献与收益的联系。这些都与公共财政密不可分，尤其是社会救济，完全依靠税收筹资实现。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形式。正因为有了公共财政的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够有序运行。因此，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直接影响着公共财政的分配，从收入角度，社会保障资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让渡与转移，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资金将以利润或者所得税的形式转入财政收入；从支出的角度，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范围与标准都源于财政，因此会影响到财政的整体支出。
二、我国目前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的现状
（一）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虽逐年提高但整体偏低
完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离不开经济基础，科学、有序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近年来，尽管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都很快，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这就决定了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虽然目前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逐渐上升，但相较于同等经济条件下的一些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且地区之间的差距也不容小觑。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形式良好，但是社会保障支出却相对滞后，造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步调不一致的情况，总而言之，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不合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与之配套的公共财政体系，以及科学的财政支出结构。我国城乡之间无论在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投入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衡量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很多，比如是否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承受能力相适应，是否与城乡差异的现状相适应。在我国，农村人口居多，社会保障费用却倾向于占相对少数的城市居民，这就出现了保障规模上的不协调。公共财政支出应该体现公平效应，但显然现有的社会救济与补贴制度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制度性问题是制约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关键问题，政府对其投入方向不明确、支出结构不合理、力度不够、缺乏长效机制，保障项目、保障规模和给付水平不尽科学。若想实现改善民生、满足民需、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社会保障目标，必须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以面向民生支出为主的公共财政。
（三）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一定风险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足以满意基本的保障需求，且存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状况，财政收入的增长量与增长速度小于社会保障支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我国财政保障能力低、力度小，刚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高，对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支付能力较低。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部分，养老保险是关乎民生的重要保险项目，养老保险支出缺口风险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障支出的效率。此外，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风险。
三、完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对策
（一）提高财政收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根据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需要强大的国家公共财政支持，所以夯实社保资金的基础就要通过扩大财政收入来源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是对现行的税收制度进行调整，通过适度地扩大税基来实现财政收入的提高；二是以现代化手段来管理税收，保障税收征收工作的有序开展，从而减少税收流失。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有扩大的空间，财政支出规模扩大，意味着财政可支配的收入增加，这样可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会相应增加，社会保障规模也日益扩大。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优化公共财政的收支结构，扩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按照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要求，改变财政职能“缺位”和“越位”现象，逐步从一般性、竞争性领域退出，切实向社会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在预算安排上，把社会保障支出安排放在首要位置，并将新增财力优先用于社保支出，逐渐提高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力压缩行政管理开支，特别是“三公”费用。推动地方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整合地方财政资源，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增强地方财政的社会保障能力。在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负责哪些社会保障项目上，应坚持经济效益优先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各自承担的保障职能，做好各项社会保障政策之间及不同社会群体社会保障待遇之间的衔接和协调。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地区间的财政社会保障负担
我国不同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负担存在很大差异，这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要改善这种全国性不均衡状况，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发展本地区经济，提高自身社会保障供给水平，而中央政府也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在社会保障领域内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手段，使各地区拥有基本均等的财政能力。根据缩小区域间社会保障支出差距的原则，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以平衡转移支付实现地域间的社会保障供给均衡化，逐步实现地区间的财政社会保障水平差异最小化。
（四）完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对社会保障资金实施全面的财政预算管理
社会保障预算是政府为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救助和补给，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的，反映社会保障收支规模、内容、结构与变化的计划，其实质是服务于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社会保障预算由社会保障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组成，主要为以下几类：卫生经费类；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类；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类；劳动事业费类。社会保障预算反映了社会保障活动执行的具体情况，是财政管理、监督和平衡各项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的主要途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时期我国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监管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坚持全面性与统一性原则、法制性与政策性原则、独立性与专用性原则、收支平衡与适当结余原则，对社会保障支出进行预算化管理，有利于真实反映社会保障支出、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顺利运行，有利于对社会保障资金的规范化投入与有效监督。实现财政社会保障管理精细化，建立社会保障资金管理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分配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推进覆盖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新就业模式、创造就业机会，使劳动力利用率最大化，同时不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低保范围，合理拓展其广度与深度。
（六）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并日渐完善，但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上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社会保障的辐射范围最大化，确保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内，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机会。在具体实施中，财政应该向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加大力度丰富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完善基础医疗设施的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平衡地区社会制度，在建立城乡统一的低保线的基础上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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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差异性比较；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B
根据十中所提出的工作重点要求，其中有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之一在于要全面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充分体现出了国家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我国今后社会工作的重点方向，而实行“费改税”政策是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就以关于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研究为切入点来探讨社会保障基金“费”与“税”之间的比较分析、实行“费改税”的必要性、以及由此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的实施建议。
一、社会保障基金“费”与“税”的比较
“费”与“税”都属于财政财政资金的范围之内，是国家和政府为了行使其职能而进行筹集的资金形式。然而，二者在本质、形式和作用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如下：
（一）“费”与“税”在单位利益上的差别性
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与发达国家是税收来源是不同的（发达国家主要是以个人税为主），这就促使我们在税收制度和税收结构上的国际化进程中必须要进行税制结构上的调整，以个人所得税来逐步取代形式上的收费制度，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基金的“费改税”来实现全面的社会保障基金改革。可以说，社会保障基金的“费改税”是实现税制改革进程中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步骤，对于减少税收征管中的违规或是违法行为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二）“费”与“税”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现状上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1）二者体现在涵盖范围上的差异性，“税”由于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会在涵盖范围上比“费”更加广泛。（2）其次，二者体现在收取灵活性上的差异性，收“费”灵活性强而收“税”固定性强，这就使得收“费”容易滋生诸如挪用费用等违法行为，而收“税”提高了缴费的透明度，使得诸如挪用公款等行为得到有效抑制。（3）二者体现在收费形式上的差异性，收“费”会使得个人承担其超过政府负担的风险，而收“税”使得政府承担其超过个人负担的风险，难么，实现“费改税”就会更加有利于个人风险的降低。（4）税收形式对于统筹全国经济发展来说具有巨大的推动和促进性优势，由此可见，在进行“费改税”的过程中，要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来最优化配置，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二、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的必要性
要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的必要性分析就必须要基于我国的国情和现状。
（一）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有利于社会保障基金的供给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覆盖范围上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造成了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巨大缺口和使用效率上的不足，严重限制了其在今后相关事业上的发展进程和水平。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在融资渠道上的狭窄性也是造成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巨大缺口和使用效率上的不足的原因之一，往往会使得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来对这些缺口进行资金补充而使得政府承受了更大的债务压力，不利于其正常有序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基金中的统筹体系的不健全和个人账户的混用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巨大缺口和使用效率上的不足的另一重要原因，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来说都是严重性的制约。而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基金的供给，可以促使社会保障基金供给作用的最大化发挥。
（二）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有利于满足社会保障基金需求
首先，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这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需求来说就意味着更加严峻的考验，而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来满足社会保障基金需求，缓解其中的压力。其次，我国目前的现状还有着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的问题，医疗市场的混乱和医疗费用的不断提高，这些都是促使我国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的因素。再者，随着我国社会就业形势中的日益严峻化，大批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涌现，使得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也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
（三）可以弥补社会保险基金在筹集强制性上不足的缺陷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强制性不足是我国目前的现状，这就使得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具有严重制约性弱点，导致了其它很多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基础性工作和管理中的问题、在基金征收过程中和管理中的问题，等等。而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可以弥补社会保险基金在筹集强制性上不足的缺陷，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减少权责不明确的问题，提高征缴过程中的效率和效果。
三、对我国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实施的建议
（一）要全面进行“个人缴税和企业纳税”筹资模式的建立和实施
如前所述，“费”与“税”的有偿性和无偿性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所以，在我国建立健全“个人缴税和企业纳税”的筹资模式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实施个人缴费的方式可以满足其心理上的公平感并能激发其缴税的积极性，通过统账结合的制度，使得个人对于其缴费的统计等更加清晰化且简明化。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征税的方式相比缴费方式更加恰当和合理，这是因为它可以避免“按人数收费”的制度带企业的纳税负担，使得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必在受到由于员工越多而承担缴费就越多的弊端，依据“累进”原则来进行企业征税，充分调动起企业纳税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个人缴税和企业纳税”筹资模式的建立和实施。
（二）要积极采取“收支分离”模式
根据现阶段我国收费体制还不够健全以及规范性原则还未真正落实等现状，可以推动我国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收支分离”模式的应用，这就可以使得规范性操作更加易于获得，主要注意的就是，要增强国家税收部门的权威性，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工作的重要保证。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基金中的“收支分离”的模式可以使得税收费用在透明度和公平性等方面得以信任化，对于减少税费被挪用、企业减轻税负、各部门之间加强联系等方面都是一种促进性作用，并能通过这种“收支分离”的形式来提高互相监督和相互牵制的有效性，从而更有利于我国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的实施工作。当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收支分离”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灵活根据当时情况进行完善性的适应和调整，促进我国进行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实施工作的不断成熟，从而最终实现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建设与管理。
（三）要积极促进并进一步强化征缴力度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障性的具体工作中还存在着诸如拖延缴费等普遍性问题，这就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在征缴力度上是严重不足的，凸显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的缺陷。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加强立法建设和权威性树立都是必要和必须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当前所普遍存在的拖延缴费、征缴困难等问题；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强化征缴力度是必要和必须的，可以结合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来进行保证性操作。此外，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工作中还要加强其地位性和权威性，可通过立法和执法来带动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财政制度做具有的约束性作用。
（四）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基金制度要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
如前所分析，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很多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等方面的措施还未真正落实，这些都成为了严重制约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发展Ui完善的关键性因素。所以，要基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现状来对现行的社会保障基金制度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客观性评估其中的缺陷和不足，积极促进和推动我国社会保障部门的“收支分离”模式以及加大征缴的力度和规范性个人账户管理等具体工作。只有将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可以最大限度的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的顺利进行，从而带动整体社会经济和社会保障性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以上就是笔者就关于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研究这个话题进行的浅谈，希望能够起到参考性和交流性作用。总之，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保证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性措施。因此，要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费改税”在采用模式和征收力度上的改革并要予以充分重视和切实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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