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154-02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些地方因保护理念错位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保护性”破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它是一种无形的，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样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传承人世代相传。可以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传承者、创造者，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就是保护传承人。换言之，对传承人的保护就意味着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忽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失去了根基与价值。所以，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进而对传承人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迫切而重要的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现代化、价值多元化、娱乐多样化的不断演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既迎来了机遇，也遭遇了挑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化，其技艺的获得是一个长期习得的过程，传承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累积。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其本身性质的局限，无法为人们带来直接客观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处境尴尬：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并不愿意跟随父辈在老家学习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困于传男不传女的旧习，使得愿学的女性却无法获得学习机会，这使得本来就愿学者寥寥的传承活动更是进退维艰，如此一来，许多年事已高的代表性传承人面临着无徒可授的状况，传承人正面临着断代的危险。不仅如此，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传承人可能因为经济的贫乏与生活的困顿，为了生计不得不“改弦易辙”，这使得传承人又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在这种“断代”与“流失”的双重夹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处于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境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环境改变的苦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一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空间，脱离这种环境，其形态就面临改变或消亡的危险。一方面，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非物质文化技艺失去依存的活动空间，逐渐式微，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针指导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利用的辩证关系，没有做到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其赖以生存的活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的破坏甚至是不可逆的。这样一来，或者因为传承环境的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目全非，或者因为传承空间的改变使得原有的观赏对象流失，或者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难以存续，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保障不力的困境
不可否认，各级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中，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现存的认定与保障制度却存在着保障不力的困境。比如，在对传承人保护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然而恰恰就是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却存在制度的缺陷。现有的认定制度规定传承人只能从众多的艺人中挑选一个或者几个予以认定，这必然使得那些需要团结协作的链状结构的传统技艺会发生“掉链子”的情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技艺需不同的艺人承载不同工序，那些其他关键工序上未能被认定传承人的艺人可能会因经济利益和个人荣誉等原因与获选艺人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得传统技艺非但未因认定传承人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反而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在争夺有限的传承人指标中，有部分人或许因弄虚作假、迷惑专家而当选，有部分人却可能因交通信息闭塞而错失机会，无论是当选还是落选，都无疑会挫伤那些具有独特技艺却无缘获得传承人的真艺人的积极性。这种缺乏公平公正的认定，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违背。此外，现有的制度在认定过后的保护中也存在各种保障不力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经济保障不合理性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问题的成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其由传承人的传习展演、受众的观摩模仿以及传承空间与环境等要素构成，无论哪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会传导到传承人保护这个问题上来。就此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濒危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从传承人的角度看，经收入菲薄与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心”传承
目前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各级政府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其中用于资助传承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完全不足以让传承人衣食无忧地专注于传承。多数传承人在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无法潜心从事传承活动以及培养传承人。此外，尽管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多半是利用多于保护，索取高过给予，对传承人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既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有力资助和支持，也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荣誉和自豪，这使得不少传承人不但无法潜心从事非遗工作，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由于传承人地位弱化、经济贫乏、生活困顿，使年轻一代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和信心，无法被吸引到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
（二）从传承受众的角度看，生活方式改变与思想观念演化导致“无人”传承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文化消费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当今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人们的观念意识、生活样式、审美精神和价值导向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刘锡诚先生所指出的：“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土壤逐渐削弱和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年青一代更热衷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冲击下，他们更热衷于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如玩微博、微信、游戏、网购等，他们对民间传统技艺逐渐失去兴趣，既无心观赏更无心学习。当大多数年轻人被吸引到现代电子传媒上后，传统技艺展演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裹挟中日渐被蚕食，甚至消亡。如此来看，缺少观赏对象、无人喝彩鼓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自然“曲高和寡”，难以为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然也难逃后继泛人的困境。
（三）从传承空间的视角看，现代文明制度与新型城镇建设导致“无法”传承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l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大批人口向城镇迁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纷纷外出谋生，留守乡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他们既无精力也无兴趣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乡土生活体系遭遇侵袭甚至崩溃。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社长、社首或是寨老、巫师等为代表的村落神事管理系统。这套系统主要负责村落的神事活动，祭神、娱神、迎神、赛会等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民俗活动[2]。随着农村社会的逐渐解体，原来很多依赖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传统技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了“活态”传承的生活基础，不得不走向博物馆似的展演传承，这无疑会导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走样与异化，可以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旦失去原有的传承空间就无法原汁原味地“活态”存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的对策建议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放在对“人”选定、保护、传承上，也就是说首先要保证能选出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其次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安心传承，最后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在一定的空间中开展传承。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一）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
选人是用人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首先要制定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要针对不同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制定可操作性标准，确保选出的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其次要建立传承人的选拔制度。为了提高评选工作的公正性，要坚持民间推荐、政府把关的推荐、认定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群众中间，要充分相信并利用广大群众特别是民间艺人们的推荐，政府所要做的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综合考量，在候选人中认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决定性作用的优秀传承人为代表性传承人。再次，建立传承人的技艺档案库，对传承人的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制作光盘以备传习之用。最后，要建立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这样既可以及时纠正认定工作中出现的极个别滥竽充数的错误，还可以剔除已认定传承人中的个别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的传承人，从而保证传承人队伍的纯洁与活力。
（二）保障传承人身份地位
选出优秀的传承人后，要使其安心于传承，还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使其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从物质角度看，要让传承人衣食无忧，这就需要对传承人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效率，给予传承人特殊的“绩效津贴”。同时也要分考虑到其他未当选艺人的经济状况，形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团体的综合保障系统，以免艺人之间相互妒忌、内耗而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除了经济上保障外，还得从精神层面上对传承人进行鼓励，使其安心用心于传承。比如，每年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与肯定。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荣誉称号。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我们在给这些文化传承人以积极的社会地位肯定与社会声望评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舆论导向，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氛围，自然也就更加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3]。
（三）保护传承人传习空间
保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但是单一的以人为中心，并不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健康发展。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征迫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注重保障传习场所、文化空间的完整性，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后续艺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地域性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让更多的人逐步了解传统技艺，喜欢传统文化。
总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日益重视。但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社会发展不够平衡，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24-36.
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2
在非遗的继承工作中，数字复原技术、再现技术成为了有效的工具；在非遗的传播工作中，网络技术、数字信息系统等提供了便捷、高效、互动性强的平台；在非遗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数字辅助设计、辅助编排等技术提供了支持。本文将就这几个方面的非遗保护工作所涉及的数字化技术进行总结和分析。
（一）采集与存储
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首先是非遗的采集与保存。由于非遗具有形式多样、非物质形态和信息量庞大等特点，对非遗进行完整有效的采集、编码，并长期存储和系统重现存在一定难度。数字化技术为非遗保护中多种数据形式的记录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传统数字化采集技术包括使用图文扫描、文字识别、录影、录音等技术获得文字、二维图像、视频和音频信息。然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巨大的信息量，传统的采集和记录技术存在难以重现、可编辑性差等问题。例如在传统舞蹈的采集和保存中，演员的动作多通过文字、照片、视频进行记录，但上述方式对表演的记录并不精确和全面，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难以进行完整重现，且无法进行修改和编辑。近年来，全息拍摄、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地理信息技术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逐渐兴起和成熟。根据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massimilianopieraccini等人的研究，三维技术已经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③[3]在国内，已有学者讨论了动作捕捉技术在楚文化编钟乐舞数字化保护④以及泉州拍胸舞采集⑤中的应用。这些现代数字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突破了传统保护方式难以达到的保真效果，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数字化存储技术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储提供了许多新手段。非遗转化为数字化形式后，往往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三维模型等多种形式进行储存，这些非遗数据来源多样、结构异质，大多包含较大信息量，并有长期保存、方便管理的需求。在物理层面，除了以传统的光盘、磁盘作为存储介质外，磁盘阵列、分布式存储等技术为大容量存储提供了可能，而光纤和一系列网络协议也成为支持数据的异地存取的有利条件。在数据层面，数据库技术、数据管理和检索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非遗数据的结构化，完整有序、便于检索的数据也为非遗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便利。于此同时，数据压缩技术则成为节省存储空间、压缩存储成本的重要工具。
（二）复原与重现
由于非遗的传承往往依赖其固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珍贵的非遗已不再具有完整形态。例如部分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的部分技法已经失传，在今天已经难以完整继承和学习。在这一问题上，数字化技术为非遗的形态复原保证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同时也为非遗的继承和发扬提供了支持和辅助。目前，数字化修复与演变模拟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两类：⑥一类是将三维建模、虚拟漫游、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现场调查和保护修复等各个环节；另一类是结合专家的领域知识进行艺术品的虚拟复原和演变模拟。例如根据专家的经验知识以及保存较为完好的木雕花纹，综合利用图像处理、三维建模、人工智能等技术，修复变形、脱落、损坏的木雕艺术；⑦又如利用专家知识、文献记载和已知技法，通过计算机模拟还原失传技法。在非遗的重现工作方面，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都为完整、系统重现非遗提供了解决方案。尤其是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全方位模拟，配合三维扫描、动作捕捉等采集技术，不但能高保真度地还原展示对象，还能让体验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ChengYang等人指出，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建和模拟著名历史文化活动能促进公众更为积极和深入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⑧
（三）传播与共享
在信息时代，非遗的展示、传播和共享也有了新的形式。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以及数字档案馆等数字资源展示与共享平台逐渐兴起。这些数字资源展示与共享平台主要分为数据平台与体验平台两种形式，数据平台和体验平台既可以有机结合，也可以各有侧重。检索平台通过建立网站、连接数据库实现用户随时查阅、检索相关非遗资源，部分线上博物馆提供了非遗资源的申报途径和非遗保护的交流场所。例如开通与2006年6月9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⑨展示与传播了中国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知识，并提供了非遗保护工作的信息交流平台。这些线上平台在用户接口层与动态网站架设、交互式程序设计等技术密不可分；在逻辑和数据层则要求通过元数据、语义网等设计，以确保非遗资源的可获取性。体验平台把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博物馆展示领域，极大拓展了展示的空间和手段，增强了互动性和趣味性。在数字博物馆里，只需简单操作即可让展品清晰、全面、交互式和情景式地呈现在阅览者面前。一些在传统博物馆难以展示的宝贵工艺流程、民俗、音乐、戏曲，则可相对系统地进行模拟，并更为鲜活地得到重现，例如深圳博物馆的“深圳民俗文化展，”⑩通过场景复原和多媒体展示等数字化展示方式对深圳民俗文化进行了全面立体的介绍。此外，阅览者可以与展示平台进行互动，提升参与度，例如展开虚拟漫游，获得更为深入和丰富的体验。在以上过程中，虚拟现实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是互动式展示的技术基础；而在网络技术和相关协议、标准的支持下，这些展示平台既可以与传统博物馆结合，也可以不依托博物馆实体而进行网络展示。
（四）辅助设计与辅助开发
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合理的开发和创新不但无损于传统，更能创造出符合现代环境的新形式，有利于非遗在现代市场环境下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从而部分化解现代文明与文化遗产生存空间之间的冲突。其中，数字化辅助设计以及数字化编排与讲述技术（VirtualStoryteller）为非遗的发展和开发利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在传统工艺品的艺术特点提取以及创新设计工作中，数字化辅助设计系统在平面设计和三维设计领域均能发挥重要作用。其实例有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CaD中心的敦煌壁画艺术的数字化知识提取与辅助创作系统的研究，以及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现代工业设计研究所的斑铜工艺品辅助设计系统的研究。127在口头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将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全面升级。该技术提供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虚拟环境，这些虚拟环境整合了音乐、戏剧、诗歌等多种表现形式，并具有自动编排故事情节的能力。该技术的一大特点是具有交互性，用户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参与故事的讲述。目前韩国汉城nabi艺术中心的已成功举办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讲述技术竞赛，在这一竞赛中，不同风格的数字故事讲述技术被有效地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在音乐与舞蹈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数字化舞蹈编排与声音驱动技术提供了新思路。该技术旨在收集和保存多种舞蹈文化的视觉效果与相关声频，建立动作和音频库，并通过对舞蹈动作特点和音频特点的分析，开发出基于动作的舞蹈编排系统和声音驱动的舞蹈编排系统。
二、技术视野下非遗保护数字化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是一个非遗大国，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均创造出了灿烂的非物质文明。由于受社会转型期的影响，濒危非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然而，我国非遗保护数字化工作的开展晚于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也更多。近年来我们在非遗保护的数字化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暴露了大量问题。从技术及其应用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目前新技术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只得到小范围、浅层面的应用，没有深入和有机地与非遗保护工作结合，尚未能真正体现帮助非遗在现代社会合理嬗变、寻求新生存空间的作用。本文将在下文中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讨论。
（一）数字化资源质量不高，可利用性差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迅速渗透，对濒危非遗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许多宝贵的非遗资源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了数字格式，形成了一定数量的非遗数据资源。然而，这些非遗数据资源部分存在质量不高、可利用性差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不足。这一问题首先在数据采集阶段存在。这一方面是由于对非遗的数据采集方式较为陈旧，大多停留在较为单一的文字、照片等形式，录影、录音较少，三维扫描、动作捕捉等新技术则没有得到推广，导致难以完整、系统地对非遗进行记录；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非遗数量大种类多，采集工作往往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采集效率低下，导致采集结果有许多错、漏、冗、杂且缺乏及时性。同时，数据的结构化程度低，可利用性差。目前国内非遗数据大部分停留在简单存档阶段，在数据采集后，许多数据资源既没有经过数据清洗提升质量，也没有接受其它处理，为数据的结构化制造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非遗数据库缺乏充分结构化和统一管理，难以快速检索、难以提取有价值信息，因而难以分析和开发利用，难以展示和共享，也难以进一步指导非遗保护工作。
（二）技术应用程度低，未能发挥数字化优势
我国非遗保护的数字化起步较晚，目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普遍仅存在于浅表层。从应用范围看，应用数字化技术的工作通常是较为简单的存档、记录，对非遗的深度开发、再诠释较少；从应用深度看，应用了数字化技术的非遗保护项目往往仅在形式上数字化，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的优势；从技术层面看，目前在非遗保护中得到应用的技术往往较为简单落后，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并未得到实际应用。当前，国内非遗的数字化应用主要集中于非遗的存档记录工作。在非遗的保存工作中，又主要集中于拍照、图文扫描、录音、录影等传统形式，三维扫描、动作捕捉的应用数量较少。而在传统形式中，非遗资源又以文字和图像资料居多，视频、音频资料数量稀少，难以发挥数字化技术在保存工艺流程、歌舞、曲艺等活态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在非遗传播与共享方面，尽管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字博物馆建设、应用元数据和语义网技术的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研究成果大多仅针对其技术实现，未指向实际应用。据有关调查，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或自建馆藏中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的只占到6%。而现有的非遗资源数字展示平台大多仅有单一的展示风格和极少的交互性，检索功能不完备，用户界面不友好，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交互性、趣味性强的优势。在非遗的开发与发展方面，尽管一些研究项目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民间表演艺术的数字化抢救保护与开发的关键技术研究”及“云南斑铜工艺品数字化辅助设计系统”，大部分工作大多仍停留在研发和试验阶段，尚未投入实际应用，研究成果的转化依旧任重道远。
（三）缺乏标准化、整体化，难以资源共享
非遗资源形式多样，分属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曲艺、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个门类，其数据包含文字、图像、音乐、视频、三维模型等多种形式，保护工作专业人员构成也各不相同。目前，这些结构异质的非遗资源在国内的存储和管理大多各自为政，未能形成一个非遗数据资源的有机整体。即使是同一门类的非遗资源，不同项目之间也未能建立相关标准和协议对非遗保护的数字化进行规范和指导。同时，许多非遗保护项目并未遵守同国际元数据标准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最新标准和规范，难以与国外项目进行交流与共享。这种现象导致了不同的非遗保护项目难以共享资源，存在重复劳动等问题。
三、非遗保护数字化的未来
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3
一、关于政府行政保护的必要性问题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主要依靠行政保护还是民事保护或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上是制定行政法还是制定有关民事法律，对此理论界、法学界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是自然生存的一种状态,耽心政府行政行为介入会破坏这种状态。在立法上有人主张强化行政保护，有人主张强化民事保护。所谓行政保护指的是政府、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行政行为，如开展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等，以及为实现这些保护行为而提供的财政、行政、技术等措施。所谓民事保护，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所行使的民事权利或行为。目前，对政府是否需要加强行政保护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已不容置疑，回答是肯定的。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上，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这两种保护手段或途径是并行不悖的，都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加强。随着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出台，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强化政府行政保护的浪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世界发展背景看，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趋势日趋严重。这一趋势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冲突和巨大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文化、弱势文化的消亡速度，使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濒危生存的严峻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产生于农耕文化，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其独特性是其他依附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所不能取代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也意味着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的中断。尤其是当前国际上出现了文化“单边主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安全。因此，保护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并付诸实施的重要战略问题。不仅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保护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一些发达国家也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其次，从政府的职能看，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代表者和行使者，有义务、有职责对社会发展中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其保护工作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除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外，政府之职责必然要求其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进各国政府采取行政、技术、财政、法律等措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国际上看，强化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管理职能，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工作，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我国在强化行政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和各级政府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建国初期由文化部门主持的民歌整理高潮使一批民间文学得到抢救，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的整理和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各级文化部门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经完成。近年来，文化部、财政部2003年正式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着手全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政府文件的形式明确了现阶段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行政保护的目标、方针、基本制度和工作机制。
其三，从立法上看，法律上的民事保护并不能简单取代法律上的行政保护，或相反。这两种保护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和难度。现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所提供的民事保护之实现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依赖于著作权人权利的确认和对权利的主张；二是依赖于其作品的市场价值，因为缺乏市场价值的作品，往往就失去了保护其著作权的动力。正是因为如此，在实际中，仅仅通过民事手段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一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知识产权的归属难以确认，谁来主张权利、行使权利，保护期有无等等？这已超出传统知识产权理论的范畴，对此法学界仍有不少争论；二是许多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市场价值。如果单靠民事保护而没有行政保护，其结果就会导致大量缺乏市场价值，却有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自生自灭，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所需要的保存、记录或传承、弘扬等就无以为继，而且得不到其他法律上的救助。从国际上看，在对传统文化强调民事保护的同时，强调对其予以行政保护，这已成为一个基本共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积极推动对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各国制定相关的民事保护法律。该组织1982年推出《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简称《示范法条》），希望各国参照制定。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各国立法参次不齐，效果不彰。其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逐渐认识到，仅仅通过民事保护手段，远远不能达到有效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此时正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两个组织于是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推动、鼓励各国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其直接结果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公约》所规定的“保护”的性质就是行政保护，要求“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这些措施包括“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通过拟定清单、制定保护规划、建立保护机构、培养保护队伍、加强宣传、传播、教育等来确认、展示和传承这种遗产。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韩国，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措施来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
二、关于政府行政保护的本质、具体内容问题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当发挥那些作用，就是说，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的本质为何，具体内容究竟有哪些，这也是需要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深入探讨的。行政行为在一般意义上是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组织管理行为。但行政保护行为区别于其他行政行为的最大特点，应当是通过这种行为达到有效保护或保存对象之目的。因此在根本上它应当是一种服务或保障。所谓行政保护决不能简单等同于行政审批或不当干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主要是依赖民族民间土壤自然生存、传承下来的，一旦行政手段过分或粗预，从而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从现实中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问题。例如，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人为毁坏其原生态环境，采取强制手段改变其原貌；或以经济效益、旅游发展为目的，任意利用或无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使之受到严重损害等。因此在这里，应当特别强调行政保护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行政保障，即行政部门对保护工作所提供的财政、政策、方式等各种保障。这也是我们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本出发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决定了保护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对一切文化遗产而言，“保护”的首要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既有的物质形态保存下来，使之永续存在。这些措施包括考古发掘、整理归档、收藏修复、展示利用等。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基本特性，它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或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除了需要收集整理保存那些物质性的载体、或通过记录等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承、教育等手段使之在现今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保护”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保护”定义为：“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这些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整理建档（包括普查、研究），二是保存展示，三就是传承弘扬。我国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在明确提出政府工作的目标和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础上，也大体从上述这些方面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行为。显然，这些“保护”的行为和内容，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从根本上说，“保存”和“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如何采取措施，有效保存并保障或实现其传承，既是政府工作也是立法中都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保存，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它与物质遗产在实现“保存”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为使其物质形态化并有效保存，记录和保存记录是一个最为基础和主要的工作。同时，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复杂性、广泛性而必须使保护行为具有可操作性，建立保护名录制度是从政策和法律上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为有效和可行的一个办法。这一办法已为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在推进此项工作的时候，就将建立有关名录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来推动。从我国情况看，除了积极推荐项目参加世界名录外，近些年来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保护名录。国务院办公厅《意见》明确提出建立部级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各省市自治区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名录。一些地方如云南等省通过地方条例也建立了本省的保护名录制度。保护名录制度是政府实施保护行为的一个有效手段，是开展普查、收集、整理工作的依据，也是保存、展示、研究的基础，更是传承、宣传、弘扬的前提。
有效保护的另一个方式就是保障传承。传承的实现形式大体有两种：一是自然性传承，一是社会性传承。前者是指在无社会干预性力量的前提下、完全依赖个体行为的某种自然性的传承延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靠这种方式延续至今的，最典型的就是个体之间的“口传身授”，如民族民间的口传文艺、手工技艺、民俗技能等等。但这种方式往往因为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个体的变迁而受到极大的制约。后者是指在社会某些力量干预下的传承，这包括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团体的各种行为干预和支持。这其中，通过行政、立法所产生的某种强制性干预力量尤为重要。这种社会性传承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通过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支持或保障自然传承活动的实现，包括采取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措施，建立传承人保障制度，促进特定遗产的传承；其二，通过教育途径将传承活动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活动、社会知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政府行为方能实施和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公约》所提出的一个积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意见》明确提出：“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这种教育途径既包括纳入国民教育规划的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职业教育、业余教育和其他公共教育。这其中，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学校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力量，其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师资培养。国务院办公厅《意见》的上述规定为保障、规范传承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国家立法解决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
近些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益被重视，支持、保障传承活动的开展也成为政府、社会乃至教育部门一项重要工作。例如文化部门、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所开展的有关保护传承人活动，不少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给传承人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云南、贵州、福建等省制定地方法规，建立传承人命名制度，为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开展普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活动，规定有条件的中小学应将其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在实践中，不少地方都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活动，如福建泉州很早就将“南音“纳入当地中小学乡土教材；一些文博机构将特殊传承活动作为某种”活“的展示，或为传承人提供传承活动的空间或场所；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也积极行动起来，不少大学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如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等等。它们都以卓有成效的业绩证明，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采取适应这种特性的保护方式，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当然，从实践中看，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建立名录制度和传承保障制度也存在一些争议，在保护对象和传承对象的认定、标准、方式以及如何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复杂情况。需要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达成共识。但从总体上说，通过上述政府行为来加强保护及传承，对缓解和改变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的濒危状态，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
三、关于政府保护行为的法律规范问题
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也就是政府行为规范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依法行政的问题，在立法上也就是所谓法律制度建设的问题。这包括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的规章等。这其中，制定相关的国家法律，为政府行为乃至其他社会力量包括公民个人保护行为提供法律保障，这相对于政府的政策性文件更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自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先后赴许多省份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了大量调研，并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召开了立法座谈会和国际研讨会。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成立起草小组，并于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据此，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又将草案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成立了专门小组，协调各方加快该部法律的立法进程。在这过程中，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还积极促进和推动一些地方立法机关如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区制定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目前新的草案文本正在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从立法上来说，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确立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所决定的，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资源加大保护力度。具体言之政府应发挥三大作用：一是保护作用，即政府要利用行政资源和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为子孙后代留下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二是帮助传承作用，政府不是传承的主体，并不直接干预传承，而是采取措施帮助支持传承人的传承活动。三是引导作用，即对社会的保护行为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
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规范政府行为，对政府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作出明确规定。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繁杂，价值不一、良莠不齐，且又具有活态的传承性质，并非如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完全适用同一种保护措施。《公约》中提出的认定、立档、保存、研究、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八项措施，表明了这些措施之间的差异性。就是说，认定、普查、立档这类保护措施，适用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宣传、弘扬、振兴这类保护措施应当只适用于那些与当代社会基本准则相符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正是《公约》的基本要求。如公约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某种标准，规定“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符合人权标准、相互尊重和顺应社会发展，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受到保护的基本尺度。
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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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review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ethnicminoritiesinChina
DenGXiao-y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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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5
关键词：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218-02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人类的共同财富。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流行文化、汉族文化正严重冲击着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地区长期传承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土俗、弱势，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因此有效地保护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变得十分紧迫。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中的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有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比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疆民族众多,13个主体民族在文化艺术上均有无可达及的造诣,每一个民族都有口述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戏曲曲艺、传统工艺和技艺、传统礼仪、节日庆典、游艺活动等传统文化。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种文化的不断冲击,许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已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下面我们以木卡姆为例简要谈一下这些非物质文化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1.生存环境问题
现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逐渐失去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近20多年快速发展的交通、通讯和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倾向,极大地改变了新疆相对孤立封闭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条件的变迁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地被人们所忽视,尤其对于各类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由于其古旧的风格特点不能满足现代人对时尚的生活和要求,日益不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流行音乐和庸俗音乐风靡市场的主要原因。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以前每逢节日、喜庆,人们几乎都会请民间艺人表演木卡姆和其他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现代流行音乐进入后，由于流行音乐音响强劲，用人不多，花费较少，传统音乐正逐步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群众中能演唱木卡姆歌曲，表演木卡姆舞蹈的人数已日益稀少。
2.传承与创新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基本靠一代一代人的口传心授来传承,这种文化的继承与扩散方式的持续性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如继承人的影响,所以人的问题是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新疆,各种民族民间艺术大都以群众或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方式流传下来,人走艺亡的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已没有任何一位民间艺人能完整地演唱、演奏十二木卡姆了;有的木卡姆的某些部分如刀郎木卡姆的舞蹈,旧时表现的是刀郎人狩猎生活的全过程,但在“”中却被批判为“野蛮”、“落后”和“低级”的,如今在民间已经走了样,现在在某些刀郎地区,能表演狩猎舞蹈的只有三五位民间艺人了。其次对于有传承创新责任的年轻一代,他们更多的是接受现代文化,文化的全球化使年轻一代人更容易接受社会的主流文化,“对古老的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不感兴趣”,新疆木卡姆尤其如此。今天的维吾尔青少年，对木卡姆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都知之甚少，更不用提进一步发扬创新了。这也是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共同重大问题。
3.曲目整理需完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生态环境一样，一经破坏是很难再恢复如初的。一旦消失,如果没有很好地记录，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子。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但过早地因人为原因被毁灭和抛弃了。近5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始终以“半口授半定谱”的传承方式平行传播着，随后才是完全定谱阶段,而对已留下的《十二木卡姆》的录音从结构上进行推断，存有明显缺漏。目前，已出版的几种维吾尔木卡姆，都未做到“音谱同步”。学唱和研究各种维吾尔木卡姆的可靠版本，尚待编撰。
4.保护经费短缺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短缺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存在，“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它们共同面对是保护经费匮乏的问题”。对维吾尔木卡姆传承，民众和社会专业机构有着迫切的要求但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木卡姆以前的录音、录像资料由于保存手段落后，目前急需将它早期录音、录像资料，转换成数字化载体，以利于多种方式的异地储存，但由于工程浩大，没有有力地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民间木卡姆表演机构和团体也因观赏人数稀少，都难以维持自身运转。《十二木卡姆》的庞大篇幅和演出长度，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存在矛盾，除了专业艺术团体在剧场中的演出和少数人偶尔欣赏的活动之外，日常生活中已很少见到完整演出。
5.保护理念需发展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特殊的精神创造，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一种生态之中的链条,不可孤立看待。如果为了保护的方便和有效，我们把保护对象从它的生存环境中抽绎出来，给以特别的关注；那些在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传承人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又当如何保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在保护的同时又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三、保护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1.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问题,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保故纳新，自我调节变革，保持其核心价值，以找到生存的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生命存在，它与一定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群体发生关系，当这些自然、社会、历史和群体发生变化时,它本身不可能不产生变化，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吸纳新的东西，以新的内容和更加多彩的形式与时代同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适应市场的需要。因此，在面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市场化时，我们应适应这种社会变化而不是回避它,但这并非是说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而是通过市场为媒介让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有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同时还可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人、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但这一过程必须坚持生态原则，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原定的文化氛围，民族性、地方性的特色将不复存在。遵循文化原生态原则就是要以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型为准则，依托文化母体，注重文化生态,主张在原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开发保护。
2.目前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这重物轻人的问题，许多掌握传统技术的人及他们的创造物或赖以显示其技艺的物质载体都在迅速的消失,很多精湛的传统技艺没有留下传承者,因此要建立健全传承人培养机制。一方面要尊重现有的非物质文化传承方式,使目前还存在的非物质文化有合适的接班人;另一方面要培养年轻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研究学,在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及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实践能力。如在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的领导、支持下,新疆艺术学院创办了木卡姆表演艺术班。木卡姆表演艺术班不仅培养学生学习木卡姆的演奏、演唱,还为他们专门开设了政治课、文化课、音乐课,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开阔他们的艺术视野,培养他们科学文化知识。此外,学校还精选了一批懂得木卡姆、精于木卡姆的教师来为他们讲课授业,组织了一批有造诣的教师,根据木卡姆的特点,专门为他们编写了一套系列的教材,还不断请著名木卡姆民间艺人进学校,组织同学每学期都深入民间,向民间艺人学艺等一系列的措施,以保证他们表演的木卡姆能保持传统的原汁原味,防止他们在不断的社会变化中,可能出现使木卡姆“洋化”、“汉化”的倾向。
3.政府应组织以文化、民族和发改职能部门为主，其他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的专门工作组，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规划，对全区非物质遗产资源的挖掘、抢救、保护、开发和构建文化产业实施决策和领导，提供人员、资金和物资的保证。
4.学术界专家学者要全面考察可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还要对其进行理论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对以申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追本溯源分析研究在当今经济文化背景下它的发展趋势，判断出这些行为意识明天将会向何处发展，据此得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研究成果除了能给政府决策带来指导性意见之外，也将对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慧.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与深远意义[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2）：40.
[2]毛继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成功探索[J].音乐研究，2006，（1）：13.
[3]兰元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思考[J].凯里学院学报，2008，（4）：3.
[4]彭振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思考――以湖北施恩自治州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6）：35.
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工艺；非遗；创新；保护；分流；发展；文化建设；原生态艺术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创新发展是非遗工作者和相关学者们常常谈论的话题，而这一话题其实含有两个完全不同性质指向的内容：一是非遗工作机制、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二是非遗本体的创新。
非遗工作机制、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无可非议，非遗工作者应该、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时代赋予的任务；学者们也应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总结经验，提出建议，帮助非遗工作提高效率、更趋完美。然而许多人又提出，非遗本身需要通过文化创新来继承和发展，以及创新是最有效的继承和保护等一系列看法。从大量的此类文章对非遗创新的一再强调中，从各地对非遗项目进行重新加工编创而形成的精品表演节目仍称作非遗的情况中，不难看出，非遗本体必须创新发展的观点是我国文化建设领域、也是各地非遗工作已经付诸行动的一种普遍共识。
但是，日本学者星野以介绍日本60年来开展非遗保护的经验和方式，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非遗本体的创新发展问题。他说：“日本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选拔过程中，始终强调尊重原生态。德岛县的‘阿波舞蹈’，富山县的‘刮风盂兰盆节舞蹈’，冲绳县的‘诶萨舞蹈’，北海道的民歌‘江差追分’等在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华美的民间歌舞，受到了世界各地观光游客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些项目没有一个列入‘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产’。理由之一便是这些项目在最近的80年里对原生态进行了加工和美化。”
日本把经过“加工和美化”后的民间歌舞节目排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之外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我国的非遗工作者应该慎重考虑这一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历史遗存以及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概念，非遗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时间差”，即在历史生成与传至今日之间，至少要有几十年到百年以上的时间距离；另一是“时间界”，即不论非遗在悠悠岁月中经历了多大变化，只要是它至少产生在几十年到上百年前而一直流变到当下为止的都属非遗。但从今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以当下为界，今后具有微变、渐变现象的非遗因其特性未变而仍然属于原有自然生态范畴，因而仍是“这一个”非遗；而创新发展的非遗因发生了从旧到新的性质改变和提升，成为了一种脱离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由突变而成的新事物，因而它已不再是传统遗存了。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因人作载体而在传承中不可避免出现变异现象的传统遗存，非遗在载体组成上还具有传承者和发展者二者合一的“同主体”特征，即传承者就是发展者，非遗的历史流变产生于传承者本身在当时的时代、环境等条件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所作出的趋动。正是基于这种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力运动缘故，在历史长河中，非遗的动态性传承往往表现为同质的微变和渐变。然而，目前我国对表演类非遗保护项目进行重新打造的都是群众文化工作单位、表演院团巾的职业创作者，他们怀着创作精品的动机，以精湛的专业知识能力来进行创作构思运行，最后产出的是对非遗原材料作精细加工后的表演艺术作品。即使有的从表面上看所作改动不太大，但它也是一种脱离原有生存土壤的、“修旧如旧”的新产品。这彳亍为是把非遗传承主体与发展主体作出分离后，以来自乡土、民间之外的外力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发展内力的替代。就这样，非遗保护项目在被打造成群文系统和专业院团的精品演出节目之际，完成了从传统遗存的素材身份到演艺作品身份的异质转化。
显然，我们谁也不会把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具有山西民歌风格的“河边对唱”当作山西民歌，谁也不会把吸收越剧旋律创作的《采茶舞曲》看成是传统越剧音乐，即使是这些作品南山西民歌手在村头演唱，由嵊州农村姑娘在戏台上歌舞，也丝毫改变不了它们作为新作品的特质。同样，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把基于传统的创新发展物仍然称作非遗。刷上铮亮油漆的出土文物已不是原有文物，当代生产的文物高仿品要保存至少近百年后才能算作文物。对于在非遗保护项目基础上重新打造而成的优秀表演节目来说，它们可以是群众文化活动的精品，可以是专业表演团体演出的精品，但唯独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内的精品，因为它们已经脱胎换骨，它们的创新发展者也不是非遗传承者本人，其新生命来源于非遗生存链之外及其传统遗存“时间界”之后的外力的孕育。即使创作者能够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使之传承到产生足够的“时间差”，那么，它们也只是一种将来的非遗，而不是当下的非遗。
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商品性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59-04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热点与思路梳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自21世纪初兴起并被广泛使用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随即升温,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遗产研究领域中的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早期的成果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分类、特征、价值、功能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后期的成果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探讨,研究视角涉及保护现状、保护措施、开发模式、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法律保护、传承途径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倍受关注。综合现有成果,学者们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区域旅游资源,旅游开发可以成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商品从而实现其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现有文献中,汪宇明、马木兰探讨了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博物馆、主题公园与实景舞台剧三种模式的特点,并通过对恩施腾龙洞《夷水丽川》实景舞台剧的实证研究,提出大型实景舞台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成功路径;姬梅、朱普选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自身模式。与现实面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争议相比,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核心即商品性展现途径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性与商品性的对立统一,力主探讨其商品性展现的基本途径,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性开发的困惑与解读
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8
关键词：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人类的共同财富。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流行文化、汉族文化正严重冲击着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地区长期传承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土俗、弱势，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因此有效地保护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变得十分紧迫。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中的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有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比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疆民族众多，13个主体民族在文化艺术上均有无可达及的造诣，每一个民族都有口述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戏曲曲艺、传统工艺和技艺、传统礼仪、节日庆典、游艺活动等传统文化。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种文化的不断冲击，许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已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下面我们以木卡姆为例简要谈一下这些非物质文化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1.生存环境问题
现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逐渐失去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近20多年快速发展的交通、通讯和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倾向，极大地改变了新疆相对孤立封闭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条件的变迁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地被人们所忽视，尤其对于各类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由于其古旧的风格特点不能满足现代人对时尚的生活和要求，日益不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流行音乐和庸俗音乐风靡市场的主要原因。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以前每逢节日、喜庆，人们几乎都会请民间艺人表演木卡姆和其他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现代流行音乐进入后，由于流行音乐音响强劲，用人不多，花费较少，传统音乐正逐步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群众中能演唱木卡姆歌曲，表演木卡姆舞蹈的人数已日益稀少。
2.传承与创新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基本靠一代一代人的口传心授来传承，这种文化的继承与扩散方式的持续性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如继承人的影响，所以人的问题是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新疆，各种民族民间艺术大都以群众或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方式流传下来，人走艺亡的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已没有任何一位民间艺人能完整地演唱、演奏十二木卡姆了;有的木卡姆的某些部分如刀郎木卡姆的舞蹈，旧时表现的是刀郎人狩猎生活的全过程，但在“文革”中却被批判为“野蛮”、“落后”和“低级”的，如今在民间已经走了样，现在在某些刀郎地区，能表演狩猎舞蹈的只有三五位民间艺人了。其次对于有传承创新责任的年轻一代，他们更多的是接受现代文化，文化的全球化使年轻一代人更容易接受社会的主流文化，“对古老的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不感兴趣”，新疆木卡姆尤其如此。今天的维吾尔青少年，对木卡姆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都知之甚少，更不用提进一步发扬创新了。这也是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共同重大问题。
3.曲目整理需完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生态环境一样，一经破坏是很难再恢复如初的。一旦消失，如果没有很好地记录，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子。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但过早地因人为原因被毁灭和抛弃了。近5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始终以“半口授半定谱”的传承方式平行传播着，随后才是完全定谱阶段，而对已留下的《十二木卡姆》的录音从结构上进行推断，存有明显缺漏。目前，已出版的几种维吾尔木卡姆，都未做到“音谱同步”。学唱和研究各种维吾尔木卡姆的可靠版本，尚待编撰。
4.保护经费短缺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短缺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存在，“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它们共同面对是保护经费匮乏的问题”。对维吾尔木卡姆传承，民众和社会专业机构有着迫切的要求但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木卡姆以前的录音、录像资料由于保存手段落后，目前急需将它早期录音、录像资料，转换成数字化载体，以利于多种方式的异地储存，但由于工程浩大，没有有力地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民间木卡姆表演机构和团体也因观赏人数稀少，都难以维持自身运转。《十二木卡姆》的庞大篇幅和演出长度，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存在矛盾，除了专业艺术团体在剧场中的演出和少数人偶尔欣赏的活动之外，日常生活中已很少见到完整演出。
5.保护理念需发展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特殊的精神创造，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一种生态之中的链条，不可孤立看待。如果为了保护的方便和有效，我们把保护对象从它的生存环境中抽绎出来，给以特别的关注；那些在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传承人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又当如何保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在保护的同时又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三、保护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1.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问题，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保故纳新，自我调节变革，保持其核心价值，以找到生存的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生命存在，它与一定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群体发生关系，当这些自然、社会、历史和群体发生变化时，它本身不可能不产生变化，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吸纳新的东西，以新的内容和更加多彩的形式与时代同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适应市场的需要。因此，在面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市场化时，我们应适应这种社会变化而不是回避它，但这并非是说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而是通过市场为媒介让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有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同时还可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人、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但这一过程必须坚持生态原则，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原定的文化氛围，民族性、地方性的特色将不复存在。遵循文化原生态原则就是要以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型为准则，依托文化母体，注重文化生态，主张在原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开发保护。转贴于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关键词：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218-02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人类的共同财富。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流行文化、汉族文化正严重冲击着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地区长期传承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土俗、弱势，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因此有效地保护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变得十分紧迫。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中的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有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比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疆民族众多，13个主体民族在文化艺术上均有无可达及的造诣，每一个民族都有口述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戏曲曲艺、传统工艺和技艺、传统礼仪、节日庆典、游艺活动等传统文化。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种文化的不断冲击，许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已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下面我们以木卡姆为例简要谈一下这些非物质文化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1.生存环境问题
现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逐渐失去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近20多年快速发展的交通、通讯和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倾向，极大地改变了新疆相对孤立封闭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条件的变迁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地被人们所忽视，尤其对于各类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由于其古旧的风格特点不能满足现代人对时尚的生活和要求，日益不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流行音乐和庸俗音乐风靡市场的主要原因。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以前每逢节日、喜庆，人们几乎都会请民间艺人表演木卡姆和其他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现代流行音乐进入后，由于流行音乐音响强劲，用人不多，花费较少，传统音乐正逐步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群众中能演唱木卡姆歌曲，表演木卡姆舞蹈的人数已日益稀少。
2.传承与创新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基本靠一代一代人的口传心授来传承，这种文化的继承与扩散方式的持续性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如继承人的影响，所以人的问题是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新疆，各种民族民间艺术大都以群众或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方式流传下来，人走艺亡的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已没有任何一位民间艺人能完整地演唱、演奏十二木卡姆了;有的木卡姆的某些部分如刀郎木卡姆的舞蹈，旧时表现的是刀郎人狩猎生活的全过程，但在“文革”中却被批判为“野蛮”、“落后”和“低级”的，如今在民间已经走了样，现在在某些刀郎地区，能表演狩猎舞蹈的只有三五位民间艺人了。其次对于有传承创新责任的年轻一代，他们更多的是接受现代文化，文化的全球化使年轻一代人更容易接受社会的主流文化，“对古老的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不感兴趣”，新疆木卡姆尤其如此。今天的维吾尔青少年，对木卡姆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都知之甚少，更不用提进一步发扬创新了。这也是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共同重大问题。
3.曲目整理需完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生态环境一样，一经破坏是很难再恢复如初的。一旦消失，如果没有很好地记录，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子。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但过早地因人为原因被毁灭和抛弃了。近5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始终以“半口授半定谱”的传承方式平行传播着，随后才是完全定谱阶段，而对已留下的《十二木卡姆》的录音从结构上进行推断，存有明显缺漏。目前，已出版的几种维吾尔木卡姆，都未做到“音谱同步”。学唱和研究各种维吾尔木卡姆的可靠版本，尚待编撰。
4.保护经费短缺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短缺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存在，“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它们共同面对是保护经费匮乏的问题”。对维吾尔木卡姆传承，民众和社会专业机构有着迫切的要求但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木卡姆以前的录音、录像资料由于保存手段落后，目前急需将它早期录音、录像资料，转换成数字化载体，以利于多种方式的异地储存，但由于工程浩大，没有有力地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民间木卡姆表演机构和团体也因观赏人数稀少，都难以维持自身运转。《十二木卡姆》的庞大篇幅和演出长度，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存在矛盾，除了专业艺术团体在剧场中的演出和少数人偶尔欣赏的活动之外，日常生活中已很少见到完整演出。
5.保护理念需发展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特殊的精神创造，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一种生态之中的链条，不可孤立看待。如果为了保护的方便和有效，我们把保护对象从它的生存环境中抽绎出来，给以特别的关注；那些在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传承人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又当如何保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在保护的同时又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9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体系;法律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1004804
收稿日期：2011-12-15
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2012年度青年基金重点项目（aCKYQ1203ZB）资助;安徽财经大学教学研究项目（aCJYYB201017）;安徽省教育厅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0SQRw055）资助
作者简介：朱礼才(1978-),男，安徽安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经济学和体育法学。
一、研究现状介评
近年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勾连，还直接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而使这些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学界认识到，从知识产权制度的角度来看，对民间文学和传统知识予以保护的最大障碍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与知识产权客体迥异的特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采用原有知识产权法给予其有效保护会有一些障碍［1］。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差异性，有学者反对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理由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法律保护的一种新的客体，超越了知识产权制度；利用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会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利益直接挂钩，从而破坏产生和管理这种知识的社会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社区的共同财产，代代相传，而现有的知识产权法会将它私有化，这有可能给后代生活和生产中使用这种知识造成法律障碍［2］。但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可以带来一些收益以维持那些本来可能会被放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3］。还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主张创新，而非物质遗产以群体性、延续性和公有性为基本特征，不符合现代技术标准和法律，因而现有知识产权机制无法为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适宜的做法是在知识产权制度之外另行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或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创建一个特殊的分支，以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要求［4］504。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障碍和困境已经得到学者的共识，但对于能否在知识产权框架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的观点则有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不能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突破以用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国务院2006年和2008年下发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太极拳等共计46项［5］。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而“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概念也被包括在内。该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对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该法并未解决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争论。纵观全法，涉及知识产权条款的，是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该款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该款规定比较模糊含混，对适用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确，因此仍需要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可见，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如何对围棋、太极拳、武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是体育工作者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分析
知识产权法在当今社会发挥的作用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保护创新，而应同样全面服务于贸易自由、环境保护、食物安全、文化多样性等全人类共同的政策目标，对各民族几千年来不断传承和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知识产权保护是符合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方面［4］535-540。实际上，早在200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就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保护政府间委员会”(iGC)，专门讨论有关传统知识与文化的保护问题，其中重要内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2001年，来自94个缔约国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约350名代表在德国波恩召开了关于获取与惠益分享不限额工作组会议。《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波恩准则》（《波恩准则》）对遗传资源的分享和惠益分享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鼓励为该发明提出的知识产权申请中披露遗传资源的起源国［6］。
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篇10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作用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许多文化遗产正在逐步消亡或失传。因此，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
一、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和作用
博物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收藏研究，保护和展示等多种手段，加强对社会生活中珍惜物品的收藏和对有纪念意义的遗物、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大力发展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工作，有利于延续城市文脉，为城市文化增添新的活力。
（一）博物馆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作用
1.对古建筑和近代建筑的使用保护
根据调查，全世界有35000个博物馆，一半的博物馆是使用古建筑改建的博物馆。中国有2000个博物馆，约1000个新的建筑物。这是说，在中国其他的1000多个博物馆是通过古建筑改建的。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大多数博物馆在建设初期，无论是古代的建筑还是现代的建筑都可以作为博物馆的业务活动。
2.对历史纪念性、革命纪念性建筑和名人故居的使用保护
历史纪念馆、革命纪念馆等建筑或名人故居等性质的博物馆都属于国家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博物馆、纪念馆被创建时，其所有活动的开展往往已经策划好。因此，这些博物馆、纪念馆还承担建设和保护文物的双重任务。当它建设完成后，原有的文物，展品也将在建好的博物馆、纪念馆中展示，因此这些建筑的博物馆，纪念馆仍然具有维护的职责。使用建筑遗产博物馆，承担日常维护和定期维修任务。因此，馆内有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的双重任务。
3.对古文化遗址的保护
对于古文化遗址的保护，是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这往往也属于博物馆的管理范围。但是这些是从保护文物的博物馆，以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扩展，如半坡遗址博物馆，南京明代城墙博物馆。博物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上。有时因工作需要，博物馆接受上级部门的委托，在一特定时期，对所在行政区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代行管理。从而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方面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博物馆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较之以前的博物馆，现代博物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征集、收藏、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现代博物馆的主要任务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与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密切相关的文化，是活的文化。
对博物馆来讲，仅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载体的文物还是不够的。随着全国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博物馆迅速涌现。以江苏为例，近年建立的此类博物馆有苏州昆剧博物馆、通沈寿（刺绣）艺术馆、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工作的深入，全国将有更多这样的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现状不容乐观。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更加严峻。总体而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足；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进度不一，水平质量参差不齐；国家名录项目的保护措施不力，代表性传承人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珍贵实物资料流失严重。有些领导甚至是文化、文物部门的领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收集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认为“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物部门的事，“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属于我们的管理范畴。
（二）对农村的文化遗产保护不够重视
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重城市而轻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遗产的破坏呈正比，经济发展越快，文化遗产遭到的破坏程度就越严重。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古遗址、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生存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目前的状况是大量的古民居、祠堂被拆毁或任其自然坍塌，古建筑构件被盗卖，古村落、历史街区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这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关键原因还是我们保护意识薄弱的缘故。
三、解决博物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一）博物馆要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
对博物馆而言，平时比较注重对文化遗产本身的宣传，而在遗产保护法规的宣传方面做得不够。博物馆应加强文物保护、文物法规的宣传。应进行分层次、有重点的全民文物保护教育。如在干部培训班中可开设文保教育课，在学校中实施“文保教育书架”工程。举办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引进或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展览；组织讨论和撰写有关遗产保护研究文章等等。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二）要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当前，要着重抓好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是文化遗产中的两块“软肋”，需要重点宣传和保护。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理应站在宣传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前沿，切实加强博物馆中文物藏品的保护，加强历史街区、历史建筑、遗址遗存的保护，尤其要做好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有条件可以在馆内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利用博物馆的阵地，通过多种途径如举办展览或利用博物馆多媒体等宣传工具向观众宣传文化遗产保护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以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潘守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的当代责任》，《北京观察》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