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方法篇1
(一)碳排放的含义
比较早的给出碳足迹概念的是britishskybroad-casting(2006)，是以碳足迹如何计算的方式给出的;poSt(parliamentary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于同年也提出碳足迹是在产品或整个生产生命过程中释放的Co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总量。eckel(2007)指出，对一个企业碳排放的评价不仅要计算能源消耗，也要涉及企业实践的各个方面。英国碳基金(2007)认为碳排放或碳足迹应评估在生命周期中从原材料、制造到成品的处理过程中排放的以碳形式表现的温室气体的一种方法;识别和测量在供应链过程中个人的每项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综合目前现有的研究，对于碳排放或者碳足迹，考虑和衡量的范畴应从Co2扩展到其他温室气体，即为某一活动(个人、企业、组织、政府等)、产品或服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直接或间接排放(包括上下游产业)到生态环境中的Co2及CH4(甲烷)、n2o(氧化亚氮)、HFCs(氢氟碳化物)、pFCs(全氟化碳)及SF6(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的总量，以Co2当量表示。
(二)碳排放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应用范围尺度，碳排放可分为产品的碳足迹(碳排放)、企业碳足迹、个人碳足迹和国家/城市碳足迹，目前国际上已经就这四个层面的内涵达成了共识。产品的碳排放足迹是产品和服务从制作、使用至废弃阶段的“从摇篮到坟墓”(fromcradletograve)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因使用化石燃料及处理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或组织的碳排放足迹，除了产品碳足迹外，还包含企业非生产活动时产生的温室气体。个人碳足迹是指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产生的Co2及Co2当量。国家/城市碳足迹为整个国家/城市的总体物质与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按照产生的方式分，可分为两种。第一碳足迹，衡量的是能源消费和交通运输工具燃烧化石能源直接排放的Co2或其当量，这类排放可直接控制。第二碳足迹，次级或间接碳足迹，是使用产品或服务时从制造到最终废弃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Co2排放总量。或者可按照边界和范围，将碳排放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前者是燃烧化石燃料，包括能源消费和运输产生的Co2排放;后者是人类使用的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产生的Co2排放。
二、碳排放的测度方法的比较分析
对于不同尺度的碳排放，有不同的评估方法。大致分为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分析方法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环境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目前主要有生命周期法、投入产出法、ipCC计算方法和网络计算器。
(一)生命周期法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ifecycleassessment，LCa)是评价和估算产品和服务从原材料、制造、分销和零售、消费者使用、最终废弃或回收处理的整个周期内产生的Co2及其当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从摇篮到坟墓的计算方法。碳基金(carbontrust)最早系统使用LCa方法进行核算，并与Defra和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Standardsinstitution)在2008年了《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评估规范》(paS2050)，这是第一部通过统一的方法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规范性文件，成为产品和服务碳排放评估和比较可以参考的标准化的方法。paS2050是建立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由iSo14040＆14044确立)之上的评价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规范，针对某个企业的具体产品，从摇篮(原材料)到坟墓(产品报废进入垃圾场)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Co2总量。paS2050规定了两种评价方法:企业到企业BtoB(business－to－business)和企业到消费者BtoC(busi-ness－to－consumer)。前者指碳排放从产品运到另一个制造商时截止，即所谓的“从摇篮到大门”(fromcra-dletogate);后者产品的碳排放需要包含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摇篮到坟墓”)。paS针对温室气体评估的原则和技术手段主要包括:a)整个商品和服务GHG排放评价中，部分GHG排放评价数据的企业到企业(BtoB)以及企业到客户(BtoC)的使用。b)温室气体的范围。c)全球增温潜势数据的标准。d)处理因土地利用变化、源于生物的以及化石碳源产生的各种排放的处理方法。e)产品中碳储存的影响的处理方法和抵消。f)特定工艺中产生的GHG排放的各项处置要求。g)可再生能源产生排放的数据要求和对这类排放的解释。h)符合性声明。
(二)环境投入产出分析方法(eio)
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创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该方法也可用于估算企业、部门或城市和国家的碳排放数据。matthews(2008)将碳排放分为三个层次，并分别计算。第一层次为来自部门或组织本身的直接排放，如生产或运输;第二层次将边界扩大到组织使用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第三层次边界继续扩大，包含了其他间接活动的碳，及产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他将投入产出法应用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形成了eio－LCa方法。这种估算方法涵盖了产业供应链中从采购开始的所有过程，边界广泛，包括了经济中的所有活动。根据他的计算，碳排放的估算公式为:b=Ri(i－a)－1y其中，b为温室气体排放量，Ri为Co2排放系数矩阵，i为单位矩阵，a为直接消耗矩阵，y为最终需求向量。eio方法是自上而下的估算方法，并可以应用二手数据，将i－o表中的经济活动与环境指标结合，将整个经济系统作为边界，可以提供一种比较综合和稳健的碳排放估算数值。
(三)ipCC测度方法
该方法是200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编写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公认和通用的碳排放估算方法。指南中将碳排放的范围分为能源部门、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部门、农林和土地利用部门以及废弃物四个部门。其中，能源部门包含了能源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运输业等燃料燃烧活动;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包含采矿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工业、电子工业排放以及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和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等;农林和土地利用部门包括林地、草地、农地、湿地、聚居地及其他土地的排放、牲畜和粪便管理过程排放和石灰尿素使用中的Co2排放等;废弃物处理主要计算废弃物排放、生物处理焚化和燃烧以及废水处理与排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ipCC的测度方法是:碳排放量=活动数据×排放因子。
(四)碳足迹计算器
就个人或家庭的碳足迹而言，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partmentforenvironment，foodandruralaffairs，defra)曾了Co2计算器，可以根据个人或家庭户使用的能耗设备、家电以及出行工具计算Co2的排放量;美国加州以及我国的一些网站也设计了一些碳足迹计算器，这些都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以上几种计算方法各有优缺点，如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时需要考虑目标和范围、清单分析、影响评价和结果解释，要确保数据的质量(数据来源、准确性、一致性、可再现性等)达到iSo14044及paS2050的标准，为数据的获得付出的成本较大。几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及优缺点比较见表1。
三、我国碳排放测度方法及低碳经济发展选择
(一)以产品供应链为依据，确定碳排放的测度
计算碳排放是能够量化减排的第一步。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通过对供应链的研究，计算产品从原材料到生产过程再到最终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一般包含如下步骤。第一步，分析内部产品数据，了解产品过程，包括原材料、将原材料转化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废弃物和产出的副产品、存储过程中涉及的运输环节。第二步，建立供应链流程图，明确所有投入产出和过程，同时构成数据收集和计算的依据。流程图应包括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和原材料，每一种原材料也许是另外一个供应链的成品。因此，每种原材料加工需要详细的追溯，直到确认初级的原材料没有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步，确定系统边界和数据要求，应包括原材料、生产转化，到使用和处理的所有过程中的直接和间接的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第四步，收集数据。构建的产品供应链流程图有助于确定数据，涵盖了从投入到最终处理的所有排放数据，为计算打下基础。第五步，通过供应链流程步骤计算碳排放。在上面的基础上，构建质量平衡，即在整个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流程中满足:输入=累积+输出。此过程中，使用能源或直接排放气体的排放系数，待每个步骤的Co2当量计算完毕，汇总的结果即为整个供应链中以Co2当量表示的产品的碳排放量。为了使计算结果具有科学性，需要与iSo14004生命周期评价、iSo14041生命周期清单系列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同时需要结合公司温室气体清单标准iSo14064、iii型生态产品的环境标志的iSo14025以及wBCSD和wRi①共同颁布的企业温室气体议定书(greenhousegasprotocolforcorporatereporting)，核查结果的标准化程度。
(二)考虑国际经济的环境利益问题
此外，在碳排放测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国际贸易部分。随着国际贸易、投资和运输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被置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于科学技术和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相对宽松，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碳产业集中、碳排放密集的地区。因此生命周期的过程核算框架应该跨境延伸，在确定边界层次时，需要考虑到扩展的碳排放。评估与核算产品和服务的制造(建立)、改变、运输、储存、使用、提供、再利用或处置等过程中的任一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激励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产品系统的碳排放。
(三)采用具有成本效率的激励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与其他环境措施相同，降低Co2的措施和方法，有以限制为主导的命令控制方式和激励型的措施。命令控制方式通常由政府来决定企业实体的排放量或者应该采用的技术类型，而激励型措施由于对如何达到减排标准和减排数量更具有灵活性，可以作为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激励性的政策包括排放税(ataxonemission)、固定的年度排放总量及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cap－and－tradeprogram)等。无论采取哪种措施降低Co2排放，最有成本效率的政策是可以最好地控制减排的边际成本。采取排放税措施，政策制定者为企业或组织排放的Co2或化石燃料中所含的每吨Co2制定一个费率。研究表明将Co2排放税的税率确定在估算的减排边际收益的水平，可以激励企业在减排成本相对较低时采取更多的措施减少排放量。与固定总量限制相比，排放税的净收益为后者的5倍②。虽然从长期角度看，排放税达到减排目标的成本小于固定的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状况与发达国家不同，而且北欧、荷兰、英国、德国等国家征收碳排放税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鉴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不平衡的现状，全面实行碳排放税需十分谨慎。在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计划下，可就一段时间内规定总排放的上限，要求企业实体拥有限制量下的排放权利或者额度。在给定期限内额度或权利分配完毕，企业可自由买卖排放权。与排放税不同，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会对排放上限有规定，但由于每个市场的能源、气候和减排技术不同，减排成本也有差异。自2008年以来，我国多个省市设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所，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为龙头，广州、大连、河北、武汉、昆明等几个省市均成立环境权交易所。与欧盟和美国相比，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缺少规范性的碳排放交易所、初始分配权存在制度缺失、缺少排放权的定价机制、配套机制不完善以及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因此，除了法律规范和加强政府监督指导外，合理地设计总量和交易安排的结构，对达到碳排放减排目的有促进作用。首先，设定排放的上限，政府通过维持上限，出售给企业额度。其次，允许企业跨期转让减排需求，即存储额度。当减排成本低于预期的将来成本时，企业将存储额度;反之，企业可以借出额度。最后，基于额度的价格逐年修订总量限制。
(四)改善能源结构，加快低碳发展
碳排放的方法篇2
关键词：碳排放控制目标省级分配；指标体系；减排分配方法学
中图分类号：p578.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0-01
一、研究背景
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承诺在2020年前单位GDp碳减排40%至45%，为兑现承诺，全国目标必须落实到各省执行，目前在国内存在着“全国目标——省级目标”的分配模式，进行自上而下减排任务分配。
然而省级二氧化碳减排任务制定至今，由于缺乏一套科学的任务分配体系，在实践中，一些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省份却承担着相对较少的任务，而另一些地区却由于负担过重、减排成本过大，导致减排效率较低，有的甚至无法完成。这一方面反映出目前中国减排任务省级分配的不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国家总体减排目标的有效率完成。
因此，认真分析目前中国省级分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经验，提出对策，才能使得未来中国各省市在获得公平排放权的基础上，高效、一致地完成全国总体减排任务。
二、现阶段问题分析
1.基准年选取的科学性有待改进
基准年是指相对目标年减排的参考年份，其年份的排放特征被作为对历史性排放绩效数据加以应用，通常选择某一极具代表性的年份或某些年份的平均水平。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选取了2005年作为减排绩效考核的基准年，然而，在制定每个省份减排任务的五年规划时，还没有对基准年进行一个明确的探讨。如果单纯选取上一计划完成的最后一年作为基准年，有可能出现高估某些省份减排潜力、低估排放压力的情况。倘若选择几个历史年份，则按照每五年一个平均值进行计算似乎是最科学的，然而对更先进的减排省份来说，它们的技术和产业结构上的先进性，却让他们获得了更少的配额与更困难的减排任务，因此，这种历史积累测算在某些角度来说也是不公平、不科学的。
2.基准指标的选取
中国排放分配体系的另一大问题，即缺乏对各个省份减排能力、排放情况的全面考量。“十二五”规划的决策依据为：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技术上的能力对省市任务进行制定与分配。然而，目前还缺乏对省市排放数据、资源数据、减排能力数据的系统考核。同时，在各地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技术能力这三个方面分别应该选取哪些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数据作为对各个省份从排放状况到减排潜力的描述，现有的分配体系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衡量指标体系。
3.分配方法学的缺失
在进行基准年的分析探讨、基准年情形的描述后，中国目前仍然缺失一套各省指标分解的定量体系，怎样能够运用各省基准年数据进行比例化和标准化，又怎样通过这些多个指标体系的赋权与选择最终设计出各个省份应该拥有的减排量，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十一五”期间，全国制定减排目标强度下降20%，各个省份一律制定强度下降20%的目标，这种“一刀切”分配方式由于不考虑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及排放水平差异，在实践中出现极大问题。“十二五”期间，虽然针对各地不同发展水平对减排目标有所调整，然而，其主要还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对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简单分档次分组，此次决策依然是通过政治协商进行各省减排指标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及数据基础。
三、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省级分配方法学体系还未成形，还未能实现各地区间减排任务分配的相对公平，整体减排的效率还不高，因此，必须构建一套更为科学规范的方法学体系。
1.完善基准年数据统计基础
美国和欧洲两大分配体系都选取前一承诺期的结束年份为基准年，因此中国也可以采取此方式，将历史变化情况用累计量或平均量记录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应该规范数据统计，提高对二氧化碳等排放量核算的精确性，并同时使得数据获取的全国口径与省级口径加总后相一致。
2.指标体系的建立
依据“十二五”规划的考察内容，参考以上总结的国内外研究指标，中国的省级分配基础指标体系应该得到进一步规范，本文提出以下指标体系：
3.方法引进
在中国目前缺失系统分配方案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欧盟分配体系及国内已有学者的研究，基于各省份排放占全国排放比例的基础上进行配额，即
各个省份排放配额=全国可排放总量
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实力、资源禀赋等状况对配额进行标准化调整，以期提出一个适于中国的减排分配方法体系。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碳排放目标控制的省级分配体系还以定性分析政治协商为主、基准年选取不明确、基准年情形分析不全面、缺乏科学的方法学体系。因此，借鉴欧美经验，选取上一阶段结束年作为参考年，从经济科技实力、能源结构、资源禀赋和排放压力四大方面指标对各个省市的减排潜力进行分析，并基于排放压力的基础上对各个省份进行配额，将有利于我国将分配体系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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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方法篇3
关键词：碳市场碳排放权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F7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国内各省市纷纷建立起环境能源交易所、节能减排交易所、排污权交易所等交易平台。2008年，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迈出了构建碳交易市场的第一步。2009年，湖北、广东、浙江、云南成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机构。2010年2月，河北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与此同时山东、四川、山西等省份也正在积极筹建中。在国际化碳排放权交易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和我国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下，各省市跟风成立的环境权益类交易机构，虽然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形成，但地域性明显，各自为政，标准也不统一，应该说并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另外从建立碳交易市场的秩序看，似乎全国“普遍开花”、“各自为政”的行政色彩浓厚，碳市场建设缺乏统一规划，而且形不成合力。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制约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法律困境如下：
（一）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规范
从国家法律层面来看，目前尚无有关国家层面的法律依据，除国家一些政策性软法文件和一些地方政府的法规和规章外，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虽然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法规中对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有所规定，但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并未创设可用于交易的碳排放权概念，企业并未拥有所排放的碳排放指标的产权。从各省市出台的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看，例如江苏省出台的《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和重庆市出台的《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等，由于这些地方法规和规章大多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很大的地域色彩，且标准不统一，法律效力有限，不能充分有效的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与现行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政策的矛盾冲突
现行的保护环境的措施主要有排放总量控制、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脱硫电价政策等，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与这些现行的政策、措施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法律标准不统一、理论基础不一样和运行机制上不相容。要让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形成一个前后联贯、层次分明、内外协调统一、逻辑结构严密的有机联系的统一体，急需进一步理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与其他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关系。
（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的欠缺
虽然各地相继建立多家环境交易所是有利于竞争的，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形成，但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可能会由于平台职能重叠而造成浪费。完善的市场机制要具备活跃的供需双方及中介机构、充分的市场信息披露、竞争性的价格形成机制与规范的交易流程等。现有的碳排放权交易中行政干预和政府指导价格色彩浓厚，尚未形成市场价格机制。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体系构建
我国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提出了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效的同时，创建灵活、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机制，是我们以法律、经济、金融手段进行节能减排的创新性尝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健全碳排放权法律法规，将碳排放权交易置于法律框架下
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根据中国特有和不断变化的立法和司法要求，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碳排放权的法理基础，创造一系列法律条件，为碳排放权交易的推行奠定法律基础。我国可以分步走和分阶段的开展碳排放权交易，选定区域或省市开展试点工作，为摸索碳产品的定价机制和交易机制，培育并活跃碳市场，可以尝试在选定的省或地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碳排放权交易的良性发展。可以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作必要补充和修改，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原则和纠纷的解决规则，除外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其内容主要包括：碳排放权的确认；碳排放权产权的取得和确定；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及交易范围；当事人权利、义务和责任；碳市场交易程序及操作手段；政府的作用和职责等。
（二）建构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法律管理机制，整合现有的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组建专业化的碳排放权中介机构，研发和建立高效的信息网络系统，为交易各方提供准确和及时的碳排放权中介信息，提高碳交易过程的透明度，降低碳排放权交易的费用；建立经济和政策激励机制，对积极减少排放、出售碳排放权的企业从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排放企业破产或被兼并，应鼓励碳排放权作为企业资产进入破产或兼并程序；新增排放企业，除去按总量控制指标分配的碳指标外，对于超标的碳排放权可通过碳市场交易获得或通过专业化的拍卖机构招标、拍卖、集中竞价获得。
（三）加强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机构的法律建设
构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集约的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机构，准确了解和掌握所有排放单位或设备的排放情况，并及时修改、完善有关环境法规和环境法律标准，从法律上引导和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向经济、高效、可持续性方向推进。政府在碳交易过程中还应当肩负起监管职责：应建立主体资格法律审查机制，对于碳排放权主体的资格设定统一的法律要求；应建立相应的法律登记机制，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当事人就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的情况进行登记；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报告机制，对于碳排放指标持有者，每年提供的准确、详细地报告其碳排放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公示；应改善碳排放法律监测系统，加强环境监测法律体系建设；应培育碳排放权经纪人法律制度，以加强和保障碳排放权交易的正确和合理运行；应严格查禁企业超标排放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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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方法篇4
关键词：碳排放权；差别责任；熵权法；topSiS
Doi：10.13956/j.ss.1001-8409.
中图分类号：F205
abstract：asoneoftheimportantmechanismsofenergyconservationandlowcarboneconomytransformation，carbonemissionstradingistheonlywaytoimplementthecommitmentsandbuildthenationalcarbonmarkets，theprioritytaskatthismomentistoaddresstheinitialallocationproblemofcarbonemissionsinvariousprovincesbasedonthedemarcationofdistinctresponsibility.todeterminetheindexweightmatrixbasedontheentropyweightmethod，andusingverticaldistanceinsteadofeuclideandistancetomeasuretheapproachdegreetotheidealsolution，soastobuildanareaallocationmethodofcarbonemissionrightsincludingefficiencyandfairness.onthisbasis，haveasimulateddistributionofcarbonemissionsof2020accordingtoourcountry'semissionreductioncommitmentinCopenhagenclimatesummit，thenhaveatesttotheresultofthedistributionbytheharmoniousdegreeoffunctionmodel，confirmedthescientificrationalityofthisallocationmethods.
Keywords：carbonemissionrights；variantresponsibility；entropymethod；topSiS
引言
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引发的温室效应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活和生存，迫使人们不得不摒弃传统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低碳发展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早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宣布到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0%～45%，并于2011年制订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至今，我国已有京、津、沪、渝、鄂、粤、深共“两省五市”确定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已成为继欧盟之后的第二大碳交易体系，并预测将于2017年全面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的出现使全球稀缺资源的环境公共产品获得了产权，碳排放权逐渐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后又一崭新的价值符号[1]。作为解决碳排放产权纠纷的重要市场调节手段，碳排放权分配必将成为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基石和重要构成。因此，如何恰当衡量不同区域的差别责任，寻求公平与效率并举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阶段性难题。
1文献综述
碳排放权交易是由排污权交易概念衍生而来的，其建立和推进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包含排放权的划分、设定、存储和管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是制约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重要原因[2]。碳排放权交易以碳排放空间的限制使用为基础，通过确定排放总量和分配标准，以碳配额方式分配给相关地区和企业，使排放主体带动排放权的自由交易，并以市场为主导促进碳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在世界诸国的低碳经济实践中，构建以碳交易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控制碳排放和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3]。
作为碳交易顺利推进的基础与核心，碳排放权分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促使当下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的不断深入。对于分配原则的确定，普遍认为碳排放权交易原则的核心是设计出合理的分配方式，保证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然而如何将分配原则合理嵌套于分配模型中，依旧是当前研究的难点[4]。在碳排放权分配实践的研究中，Kverndokk[5]以人口规模作为分配指标对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进行早期尝试，但该种方法忽略了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限制。Janssen等[6]对此进行了改进，加入了人均GDp、能源使用量等指标，并对世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权进行模拟分配。miketa等[7]依照人均排放机制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将全球划分为9大区域进行初始碳排放权分配。然而，这些研究均聚焦于国家层面的碳排放权分配，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碳减排形势的愈加严峻，关于国内碳排放区域分配的研究亦逐渐兴起。史记[8]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采用Dea-CaF方法对省际碳排放权进行模拟分配，并通过效率分析证实其研究方法优于传统分配方法。Chang等[9]通过对我国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经济发展及减排责任进行衡量，对区域碳排放权分配方法做出了深入考量，并提出了减排潜能的聚类分析方法。郑立群[10]对我国区域碳排放权分配的效率性和公平性进行了评述，对责任分摊下存在的问题予以阐释，并基于投入导向的零和Dea模型对我国省际碳排放权分配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公平偏离指数最小的分配方案。刘晓[11]以经济总量和碳排放需求量为依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不同原则下我国各省市的碳排放权进行分配，并通过分配效率检验证实了前瞻性原则下分配效率的最优。
综上，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于碳排放权分配研究的不断深入，已逐步意识到公平与效率在碳排放初始权分配中的基础作用。然而，对于碳排放权分配公平性的测度，大部分研究以碳排放总量或人均碳排放量为依据，不足以衡量区域碳排放的历史责任，且对于分配结果有效性的衡量仅仅以碳排放效率为测算依据，导致分配原则与分配方法的脱钩。在研究方法上，层次分析法因受专家的知识水平及经验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人为性，特别是在权重矩阵的确定时，主观因素的缺陷尤为明显；Dea方法由于将随机干扰项都视为效率因素，在测算中容易忽略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同时，该方法的评价易受到极值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将改进的topSiS模型引入到碳排放权区域分配中，即采用“垂直距离”替代“欧氏距离”以衡量方案的理想度，并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的权重矩阵，消除了权重分配的主观片面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减排承诺，对2020年区域碳排放权分配进行尝试。
2分配路径与指标构建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加之区域差异明显，复杂的经济结构和异样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区域间的经济、文化、消费等诸方面存在差异，由此造成不同省份间的历史碳排放、减排现状和潜力等方面的明显差距，从而形成了对碳减排的不同诉求。因此在区域碳排放权分配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其“差别责任”，即在总体减排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历史碳排放量、产业类型等诸多要素有差别的承担责任。倘若碳排放权分配不均衡，可能导致区域间“碳转移”现象的发生，从而不利于整体减排。在充分考虑区域碳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以充分体现区域间的“差别责任”，本文在分配准则上按照地区减排责任、减排能力、减排潜力和经济发展四个维度，根据指标差异予以区别对待，并将这种差异化以不同的分配准则来体现。
为了保证区域间“差别责任”的公平和有效，本文在指标选取上兼具全面性和代表性、系统性和主导性的基本原则，同时充分考虑指标定量特征及数据可获得性，选取4个维度8个指标构建一个多属性、多层次的碳排放权分配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从分配结果来看，山东、河南和河北的碳排放权分配比例最大，分配比例依次为：7.83%、6.90%、6.53%。这主要是源于这些省份的人口相对较多，经济亟待发展，由此造成一方面历史排放量、人均累积碳排量相对较大，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较为迫切，从而导致较高的分配比例。而青海、海南和宁夏的碳排放权比例最低，分配比例依次为：0.36%、0.55%、0.76%。这主要归因于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历史排放水平较低，加之碳排放强度较高，从而获得相对较少的碳排放权分配。从剩余系数来说，在差别责任视角下，2020年完成较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40%到45%的目标，不同省份的责任不尽相同，碳排放强度降低40%以下的省份有福建、甘肃、黑龙江、河南、重庆、广西、山西、四川、安徽、江西、海南等11省市，说明这些省市的减排责任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碳排放强度降低45%以上的省份有北京、天津、宁夏、辽宁、内蒙古、上海、青海、贵州、吉林、山东、陕西、江苏、新疆、浙江、广东等15个省市，这些地区在碳减排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较大。
4.3分配模型评价
上式中，表示分配结果与理想排放量的欧氏距离，表示分配结果与最低排放量的欧氏距离，表示理想排放量与最低碳排放量的欧氏距离。通过代入数据计算可得，分配模型的最终总体和谐度，表明分配方法合理，分配结果能够在实现总体减排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权需求，体现了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5结语
在碳排放权分配原则梳理的前提下，构建了我国区域碳排放权分配的4个准则层以及下分的8个指标体系，并对相应指标的含义进行界定。将topSiS模型引入到碳排放权分配方法的研究中来，针对“欧式距离”存在的缺陷，采用“垂直距离”予以改进，在指标权重的度量中，采用熵权法予以测算。然后针对中国政府2020年预完成的减排承诺，在区域差别责任的视角下，采用上述模型对区域间的碳排放权进行模拟分配。同时，采用和谐管理理论的方法对总体分配的结果进行和谐度检验，结果显示，总体和谐度为0.8256，证实了分配结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在全国碳市场建立的大背景下，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结合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碳排放权分配方法仅仅是对一定限度的碳配额划分比例的过程，因此配额总量对分配结果的贴合度具有重要的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要争取更多的碳排放权，一方面便于减排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可以最低限度降低碳约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在碳试点建立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完善碳排放权分配模式，避免仅在部分地区开展碳交易而导致的“碳转移”现象的发生。此外，依照差别责任的原则，在碳排放权指标选取上应充分体现地区的基本情景，通过分配数量合理明晰区域职责，保证经济阻尼作用最小状态下减排目标的顺利达成。
（3）为了保证碳排放权分配工作的顺利实施，必须尽快建立相关配套管理机制，完善信息采集、交易管理、排放监督以及检测计量等工作，保证碳排放权分配的公平、公正与公开。完善的分配流程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并且可以甄别出碳排放权的过度囤积，有效避免价格的异常波动，保证排放权分配的合理性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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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方法篇5
摘要：为了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陕西省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选择能源消费、生产链、消费需求视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LCa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2007和2012年30个细分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各细分部门的2007和2012年的碳减排变化。结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基础性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较高；间接碳排放中，建筑业、其他服务业隐含碳排放量较高，而“流出”间接碳排放对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贡献最大；在碳减排政策设计中，上述部门应该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陕西省；碳减排；eio-LCa模型；产业结构调整；投入产出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陕西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发展绿色环保的低碳经济是必由之路。《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陕西省的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下降15%。陕西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需求持续上升。为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重要途径之一。因此，系y测算陕西具体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分析各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对于有针对性地设计碳减排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测算、碳强度因素分析、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碳排放测算方面：一种是以生产者视角的碳排放清单核算框架为主，此方法主要是利用ipCC核算体系，对各部门的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但这类方法存在“碳泄漏”及排放公平性问题；另一种是基于需求者视角的隐含碳排放测算，主要利用投入产出法核算整个经济系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即进行“碳足迹”追踪。国外学者运用碳足迹研究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际贸易的隐含碳问题，Shui等利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软件计算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隐含碳排放量；国内学者计军平建立了eio-LCa模型分析了温室气体排放在部门间的分布结构；唐建荣等对江浙沪地区隐含碳排放进行了估算，石敏俊等应用2002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算了各省区碳足迹。碳强度因素分析方面，徐国泉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崔佳运用LmDi法将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分解为技术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并结合相关数据对中国碳排放强度驱动效应进行测度；张旺等利用LmDl分解研究了北京能源消费排放增量增长的驱动因素；雷厉通过构建“LmDi分解模型”，认为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张雷等试图通过产业一能源关联和能源一碳排放关联两个基本评价模型，解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杜婷婷等以库兹涅茨环境曲线（eKC）及衍生曲线为依据，对中国C0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序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得出中国经济发展与C02排放的函数关系；赵爱文等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在分析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效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微观的具体行业部门的碳减排问题力有不逮。投入产出模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即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eio-LCa）是分析计算微观部门生产全过程隐含碳排放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拟运用ipCC碳排放核算办法及eio-LCa模型，分别从消费、需求等角度对陕西省各细分部门的直接和隐含碳排放情况进行测算，并对比分析2007和2012年各部门碳排放的结构变化，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对各部门的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持。
碳排放的方法篇6
通过对碳资产的定位，文章归纳总结了碳资产评估的研究现状和应用现状，分析了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在碳资产评估中的适用性，阐述了实物期权法在碳资产评估中的应用思路。根据碳资产评估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文章提出了碳资产评估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
碳资产；评估方法；实物期权法；建议
近年来，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逐渐增加，全球变暖问题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能源经济模式并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经济模式，而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模式才是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在倡导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下，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于受到环境承载力及国家减排任务的限制，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排污权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其具有的价值也得到了市场的承认。碳资产是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兴起而产生，碳资产的价值评估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碳资产评估研究现状
碳资产可以理解为由过去交易行为或项目产生的、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能持续发挥作用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可用于排放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或减排量额度，是碳交易市场的客体，比如碳排放权、相关衍生产品等。碳资产评估是根据碳资产的相关标准，通过一定的评估技术与方法，对包括碳排放权、碳金融衍生产品等碳资产进行的估值。在我国，碳资产交易市场正处于发展的初期，关于碳资产评估理论研究还不多见，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碳资产评估基本属于全新的领域。由于国内碳交易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市场并不活跃，所以有关碳资产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等问题的处理和运用期权定价模型确定碳排放权的定价问题上。碳排放权主要是通过政府无偿分配和碳交易取得，对于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①，一种是认为碳排放权是某类特定的资产，如郑玲、周志方（2010）②，邹武平（2010）③，朱玫琳、耿泽涵（2011）④认为碳排放权基本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曾锴、王小波、陈程（2010）⑤认为碳排放权是对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所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一个代称，核证减排量符合持有的目的是为了出售这一基本特征，应当确认为存货；王艳、李亚培（2008）⑥认为企业取得碳排放权的目的是为了近期出售或回购，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点，应确认为金融资产。另一种观点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碳排放权分别确认为不同的资产，如王艳龙、孙启明（2010）⑦根据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不同目的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
我国关于碳排放权定价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期权定价模型来进行，如张宗友（2007）⑧构建了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并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陈晓红、王陟昀（2012）通过构建价格模型，研究欧洲排放交易体系中碳交易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以此进行价格的估计⑨，由于我国尚未全面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缺少相关的交易信息及数据，所以我国对于碳排放权交易运用期权定价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评估模型以及运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等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将碳排放权与无形资产进行对比分析之后，碳排放权符合无形资产的特征，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一是碳排放权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不具有实物形态。若企业取得碳排放权可以使其获得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需要，从而使企业获得相关的收益。如果企业拥有多余的碳排放权，还可以将此部分碳排放权进行转让，可以在碳交易市场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二是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首要目的是进行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在不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的前提下，如果没有拥有足够的排放权，企业则不能够生产足够数量的产品或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而影响企业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经营。三是碳排放权是一项非货币性的长期资产。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使用，调整产业结构，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这个方面来说，如果人类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转变，碳排放权存在的意义就会消失，但这一过程尚需较长的时间，故碳排放权还将长期存在，属于一项长期资产。四是碳排放权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碳排放权是获得排放相应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如果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及能源结构，碳排放权的需求量减少，则其对于企业的价值就会很大程度上下降，故碳排放权就不再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其次，碳排放权在碳交易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较大，进行碳交易所获得的收益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可以借鉴及利用无形资产的计量及评估方法，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及评估问题进行探究分析。
二、碳资产评估的应用现状
（一）碳交易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经过谈判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7年，日本京都通过了该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为《京都议定书》，在该议定书中引入了市场机制，这为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指引了新的方向，把二氧化碳排放权视作一种稀缺的有价商品进行交易。碳交易是为了促进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所采取的一种市场手段，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减排目标的约束之下，以市场交易为基础，是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理与控制的一种经济手段。碳交易的主要特点是对各个排放单位下发排放配额，各个排放单位要在约束的排放目标下进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若排放单位的排放量低于配额，排放单位则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将碳排放权有偿转让给排放量超过配额的排放主体。由于气候变暖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在碳排放量及减排成本等方面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应根据情况灵活设置碳交易机制。目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分为两种类型⑩，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Ji）是最主要的交易形式，是由发达国家的企业购买额外减排的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用购买的这部分减排量抵消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两者都是基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的机制，两者的不同之处是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而联合履约（Ji）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另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碳交易，碳排放配额由相关的政府部门下发，用来限定碳排放权持有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允许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若在该时期内，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下发的配额数量，则剩余的碳排放权可以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出售，而那些实际碳排放数量高于下发的配额数量的企业则需要购买相应的碳排放权。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湖北及广东开展碳交易的试点，从目前各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碳交易市场的交易以政府主导的配额交易为主，企业间参与项目交易的程度较低，并且市场不够活跃，成交价格普遍偏低輯訛輥。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交易发展较为迅速，但存在碳交易成交价格低于国际碳交易市场价格的情况。我国正在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并结合企业的自身特点，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项目，大力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并计划于2015年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
（二）碳会计StewartJones教授最早在2008年就提出碳会计这一概念，将碳交易及鉴证等会计问题称为碳会计輰訛輥。随着碳交易活动的不断发展，碳会计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根据现代会计的定义，并结合碳会计的特征，可以将碳会计定义为：以能源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货币、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对企业履行低碳责任，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利用率，披露企业自然资本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輱訛輥。可以将评估的技术和手段引入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处理中，将资产评估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引入碳资产的会计计量等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可以为碳资产的会计处理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提高碳资产的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碳会计的市场化。因此，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结合另一种无形资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特征，通过对比分析两者具有同质性。第一，二者所有权的拥有者具有一致性。国有土地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同样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容量资源也归国家所有。第二，二者的取得方式具有相似性。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行政划拨、出让等方式下发给土地使用者，而碳排放权也可以通过国家免费分配、出售等方式取得。第三，二者在享有的权利方面也具有相似性，土地使用者依法享有使用、处置和取得收益的权利，同样的碳排放权使用者也享有类似的权利，如可以将碳排放权出售从而获得收益。第四，二者都具有稀缺性，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国家限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是有限的；另外二者都是有期限的及它们的价值实现方式也是相似。经过分析认为，可以借鉴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计量处理方法来探究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来进行计量处理，公允价值就是资产评估与会计的连接点，公允价值的取得需要借助评估的技术方法，这就需要引进评估的技术和手段。对于通过免费分配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参照行政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以评估后的碳排放权价值计量，以公允价值来确定其入账价值。利用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建立相应的评估模型来确定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对于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为保证碳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需要引入评估的技术手段，定期对碳排放权进行评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针对碳排放权这一种新型的无形资产，提出以公允价值原则为指导輲訛輥，引入评估的技术手段及方法，将资产评估服务于碳资产的会计处理，来探究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问题。
三、碳资产评估方法
（一）传统资产评估方法对碳资产评估的适用性分析1.市场法。该方法是利用市场上同类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应用该方法过程中的评估资料来源于市场，且评估结果也可以接受市场的检验，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容易被交易双方所接受。市场法是资产评估中最直接、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应用市场法要满足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需要有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二是参照物资产与被评估资产之间要具有可比性，且公开市场上要有足够多的可比资产及交易实例。故应用该方法的关键是找到可比的交易实例，但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并不活跃，成交价格普遍偏低，可选择的交易案例较少，且案例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缺乏可比性。比如，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碳资产交易价格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就会存在交易价格偏低的情况，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企业来说碳资产对企业价值贡献的程度较小，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较晚，对环境尚未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温室气体环境容量资源较大輳訛輥，这些因素会使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碳资产交易价格偏低。在某些发达国家，市场法会在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上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而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市场尚不活跃，碳资产的交易数量和交易价格偏低，缺少足够的可比交易实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市场法在实务操作中应用较少。2.收益法。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进而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以预期收益原则为基础，将被评估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以折现或资本化的方式来确定其价值。运用该方法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能够预测并以货币形式进行量化；二是资产所有者为获取未来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测算，并能够以货币形态进行量化；三是被评估资产获取未来收益的时间能够预测。采用收益法需要合理地预测碳资产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碳资产进行交易所带来的收益，还应包括碳资产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科学合理地衡量碳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带来的的价值贡献是一个关键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碳资产对价值的贡献程度是不同的，确定其对价值的贡献程度较为困难。我国碳交易市场尚不活跃，市场交易体系不完善，碳资产交易风险较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使得合理确定碳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及收益期限比较复杂。运用收益法对碳资产的价值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估较为复杂困难。3.成本法。成本法是指在评估资产时根据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扣除各种损耗以确定其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成本法的运用需要满足三个基本前提：第一，该方法以持续使用假设为基本前提，要求被评估资产处在继续使用过程中或假定处于继续使用过程当中；第二，成本法要求必须具备可以利用的历史资料；第三，应用成本法还要求被评估资产的预期收益能够支持其重置及其投入价值。应用成本法的关键是合理确定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及各种损耗，若要应用成本法来评估碳资产的价值，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判断碳资产的形成是否需要特定的投入，并且还要判断该投入能否以货币的形式进行可靠的计量，以此来确定碳资产的重置成本，如果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应用成本法来确定碳资产的价值。但在实务操作中，由于碳资产的自身特点以及其重置成本及各项损耗的确定过程较为复杂，风险较大，故应用也较为困难。
（二）碳排放权的实物期权定价方法实物期权的概念最初是由Stewartmyers(1977)在mit时所提出的，实物期权是关于价值评估和战略决策的重要思想方法。碳排放权给企业带来了一个实物期权，因为它给企业带来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选择某项具有潜在收益活动的权利。1.B—S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是由布莱克与斯克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碳排放权可以看作是无红利支付的实物期权，影响其价值的因素有标的资产价格、期权的执行价格、资产收益波动率，到期期限和无风险利率。碳排放权的标的资产是基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可以用处理单位碳排放量的平均成本来衡量；在理论上，碳排放权的执行价格应为单位碳排放的成本，由于碳排放权是以权利形式给企业的排污补偿，实际上，执行价格为零；碳排放权的到期期限是由相关政府部门来确定的；无风险利率一般则为相应期限的国债利率。2.二叉树定价模型。用二叉树定价模型可以计算碳排放权的价值，具体方法是利用无套利的思想，从第n期节点处的期权价值计算出倒数第二列节点的期权价值，依次类推直到计算出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价值輵訛輥。假定，对企业来说每份碳排放权配额都是无差异的，并且碳排放权作为期权来说，其执行价格为零。假定每一节点的上升概率为q。
（三）碳排放权定价的影子价格模型影子价格理论来源于线性规划问题的研究，是荷兰经济学家詹恩•丁伯根在20世纪30年代末首次提出来的。在当前倡导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下，碳排放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可以将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定义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或企业在碳排放交易中对其最优利用前提下的价格估计輶訛輥。可以利用影子价格理论建立估价模型来确定碳排放权的价值。为了构建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模型首先明确两条假设条件，即假设条件一：由于减排目标等因素的约束，确定当年地区碳排放总量为X，地区内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一共有n家，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初始配额为Xi(i=1,2,3…n)；假设条件二：这n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单位生产规模的平均利润为，每年产值分别为Yi(i=1,2,3…n)。一般来说，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单位生产规模与化石燃料使用数量成正比，故可以假设其生产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成正比，设平均比例系数为r，排放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Qi=Yi×r。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是为了通过增加碳排放成本提高减排意识，减少碳排放。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碳交易的初始配置中，政府与企业的立场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是希望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注意减少碳排放。因此在构建模型时可以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和有偿配置下的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将碳排放权视为一种生产资料，将碳排放量作为约束条件来构建模型。该乘数即为单位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表示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下实现其最优利用的单位碳排放权估价。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碳排放权的初始价值与企业单位生产规模的平均利润（w軍）成正比，与企业单位产值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比例系数（r）成反比。运用影子价格模型确定碳排放权的价值时，由于各个地区的统计指标数据会有不同，故在实务操作中可以用相近指标数据进行替代。上述定价模型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适用于我国目前企业整体生产水平不高且碳排放量较大的现状。
四、碳资产评估发展建议
随着我国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以及碳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对碳资产评估业务的需求程度日益增加，在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下，碳资产将成为企业非常重视的一种新型资产，碳资产评估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碳资产评估既有一般资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及企业价值评估的某些共性，但在评估对象范围的确定、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参数的确定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輷訛輥。目前我国处于碳市场及碳资产评估发展的初期，还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与实践，碳资产评估工作中还面临着一些困难。
（一）碳资产评估面临的挑战1.碳资产评估工作基础薄弱，缺乏专业人才。我国资产评估工作发展较晚，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入改革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资产评估体系建设时间不长，碳资产评估才刚起步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研究上都还不成熟，基础薄弱，缺乏经验，2013年正式的《碳资产评估理论与实践初探》是国内关于碳资产评估的第一部著作。并且国内碳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较为匮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行业专家较少，高质量的专业人才也难以适应中国碳市场快速发展的诸多新要求，缺乏系统的人才教育培训，人才建设的滞后性使中国碳资产评估等工作产生阻碍。2.我国缺乏成熟活跃的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制度有待完善。虽然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先后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多数集中于CDm项目，对于其他类型碳资产的交易涉及较少。对交易试点地区的碳资产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所进行的交易规模较小，交易数量不大，交易范围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交易价格波动较大。而且相较于欧盟等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交易制度还不完善，交易细则缺乏较为明确的规定，企业参与碳交易的意识不强，参与度低，市场不活跃，这会影响市场信息数据的选取、风险的判断等工作的进行，制约了碳资产评估工作的发展。3.有关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需要完善。我国在2002年批准《京都议定书》后便开始积极着手进行议定书要求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与完善。2004年，我国颁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在2005年通过该办法对CDm项目加以规制。但大都是关于CDm项目的相关规定，所涉及的范围较为狭窄，且都属于规章层面。碳资产交易活动越来越广泛，碳交易市场也在不断发展，而我国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交易准则等问题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缺乏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的引领，这势必会影响碳资产评估的正常发展。4.碳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欠缺。目前我国对碳资产会计信息的披露倾向于在三大财务报表中列示，即表内披露，然而碳资产自身具有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复杂性使得仅在表内披露是不充分的，不能将碳资产的取得方式、使用期限及计量属性等大量信息充分反映出来，这会使得在搜集碳资产评估工作所需要的相关信息难度较大，影响评估工作的正常进行。就保证碳资产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的角度来说，碳会计信息披露需要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表外披露制度，是对碳资产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不仅要包括传统会计报表所要求披露的碳资产的相关信息，还应该要包括其取得方式、使用期限等方面的信息，这样可以使得评估人员得到较为充分的信息，保证碳资产评估工作的进行。此外，应该充分发挥碳审计的监督作用，以保证碳资产会计信息的质量。另外，中国建立完善的碳资产评估体系还要面临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生产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等问题的限制。要建立起较为有效的碳资产评估体系将是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漫长过程，既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及特点总结发展，还要善于学习吸收国外经验。
碳排放的方法篇7
一、碳会计相关概念
碳会计是低碳经济催生的一个全新领域，与环境科学紧密联系，作为碳会计核算基础的物质流核算更是涉及物理和化学等诸多领域，因此，部分概念晦涩难懂，厘清与碳会计相关的重要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碳会计，为构建碳会计核算体系奠定基础。
（一）碳碳会计核算领域研究中的“碳”有别于自然科学领域所涉及的“碳”，JanBebbington和CarlosLarrinaga-gonzalez（2008）认为，“碳”这个专用术语经常作为以二氧化碳为主要元素的温室气体的简称，因为温室气体经常用“碳当量”作为计量单位，所以“碳”经常作为温室气体的简单表达方式。
（二）碳排放与碳固碳排放与碳固是两个相反的过程。碳排放指温室气体和/或其前体在一个特定地区和时期内向大气的释放。根据美国环保署的解释，碳固是一个通过农业的或者森林的措施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移除的过程。碳排放会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数量，而碳固可以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数量。
（三）碳源与碳汇碳源是一个不断变小的碳池，一个碳池就是大气中碳的一个“源”，吸收进去的碳的数量小于排放出来的数量。国际碳排放交易协会认为，碳汇是一个能吸收或者“隔离”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贮存库，这些贮存库包括森林、土壤、泥炭、冻土、海水以及沉积在深海的碳酸盐等。碳汇是自然界中温室气体的寄存体，碳汇与碳源表示两个相反的状态，当某个区域释放的温室气体大于该区域吸收的温室气体时，则该区域就是一个碳源，相反，当该区域的温室气体释放量小于吸收量时，该区域就是一个碳汇。
（四）排污权与碳排放配额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排污权》（iFRiC3）对排污权定义是：政府（或政府机构）确定一定时期内其控制区内污染物的排放总量，然后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向控制区内的排放者按比例分配排污权，并允许排污权在市场上交易。一个碳排放配额代表着一个固定数量的排污权，它常被用于描述排放交易或“总量交易”机制下一个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五）碳会计碳会计是以一定的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采用货币、实物单位计量的形式，对企业的碳排放和碳固等低碳活动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利用率，披露企业自然资本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一个新兴会计研究领域，其目的是帮助企业实现节能减排，实现企业绿色利润最大化（桑军朝，2010）。2008年，StewartJones教授等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的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即碳会计。从国外文献的最新研究进程看，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的相关风险核算、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算、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JanBebbingtonetal.，2008；ansKolketal.，2008；CDp，2009）。
二、碳会计核算现状分析
国内外关于碳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核算和碳信息的披露方面，在碳排放的核算和碳信息的披露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各个领域都存在各种问题。
（一）碳排放核算现状直至目前，以碳排放及交易为核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会计问题主要是在排污权会计框架内研究。美国FaSB下的紧急任务小组（eitF）2003年的对参与总量-交易机制下的排污权会计基准草案（eitF03-14）试图为各参与方提供一个全面的会计规范模型，但由于其草案可能影响到相关事项的会计处理和排污权收益及遵循成本确认等原因，最终未将其列入议事日程。iaSB2004年的iFRiC3排污权解释公告试图规范总量――交易模式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但由于存在资产（排污权）和负债（排污权支付义务）的成本计量基础与iaS38不一致等缺陷而不得不于2005年6月被废止（郑玲、周志方，2010）。日本企业会计基准委员会（aSBJ）发表的aSBJ15《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aSBJ7《企业分离的会计基准》和aSBJ9《存货评估的会计基准》（2006）由于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而无法得到一致认可。
2008年，FaSB和iaSB同意共同研究“排放交易机制”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建立碳报告和碳排放核算模型，至2010年9月，FaSB文件表示，iaSB和FaSB已经达成以下共识：（1）购买和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都应当被确认为资产；（2）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要求企业履行的义务符合负债的定义，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被确认。虽然iaSB和FaSB的合作为碳排放的会计核算实现了重大突破，但是对碳排放权的详细计量和列报问题，企业未来可以无偿取得排放配额的权利是否应当被确认为资产等问题尚未有明确定论。
iaSB（2010）指出，iFRiC3《排污权》的废止，很可能导致会计实务中对排放权交易机制的会计处理形式各异，进而弱化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和有用性。aCCa（2009）也认为，专业或广受认可的碳排放核算准则的缺失，导致不同的公司对碳排放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最终影响到碳披露信息的可比性。因此，碳排放的会计核算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企业还在等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出台明确的碳排放规范。
（二）碳信息披露现状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是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碳信息披露的主要平台，披露内容主要包括低碳战略、碳减排核算、碳减排管理和全球气候治理。CDp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碳信息披露体系，但CDp还存在以下问题：（1）碳信息披露项目没有激励企业积极减排；（2）企业之间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对企业的约束不足；（3）碳信息需求和供给没有形成有效的互动关系；（4）碳信息披露标准的缺乏制约了碳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张彩平、肖序，201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010年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南”在碳信息披露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碳信息的披露不仅仅受法律法规的影响，信息披露的全面性还有欠缺。
（三）碳固核算现状当前的文献资料中，关于碳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固技术（如森林碳固、土壤碳固和海洋碳固等）、碳固成本和碳固风险以及碳固投资交易等方面，有关碳固的会计核算研究还很少，碳固会计并未正式成为会计研究项目，也没有独立核算体系，但其作为核算净碳排放量的重要依据应当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
三、碳会计研究内容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目前碳会计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碳排放会计核算企业从政府或其它组织获得碳排放权以及因为排放权交易等产生的一系列交易或事项是企业进行碳会计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碳排放会计是对碳排放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用以传递企业碳排放过程和减排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碳排放会计核算是碳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碳固会计核算碳固会计与碳排放会计相对应，是对碳固活动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用以传递企业碳固过程的各种会计信息的信息系统。企业为了避免因为实际碳排放量超过拥有的排放权而遭受惩罚，或者为了将所拥有的排放权用于出售，企业可能选择通过各种人工固碳方法来补偿企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企业在碳固过程中会发生固碳费用等事项，因此应当将碳固产生的会计信息纳入企业的会计系统。
（三）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核算为了帮助信息使用者理解企业碳排放对企业业绩和前景可能产生的影响，必须核算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企业因为碳排放可能面临三种风险：竞争风险、政策风险和声誉风险。政策风险主要来自国家和跨国界机构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如能源效率标准的提高。竞争风险主要来自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低碳技术的运用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高碳商品和服务与低碳商品和服务相比会变得过时（Kolk和Levy，2001）。
（四）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算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不同于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前者是以各种不同结果的存在可能性为特征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其自身的自然属性而使得公司难以应对。而后者是指潜在的收益和损失存在的可能性，如对减少碳排放采取不同的措施会使不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可能收益或损失。碳排放中的诸如科学和技术的不确定性等都可能影响到投资者对企业的决策，因此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也应当作为碳会计的核算对象。
（五）碳会计信息披露及管理并不是所有与碳会计相关的交易或事项都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并列报，可能会存在部分难以量化或者无法在报表中反映的碳会计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能影响到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前景的判断，因此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碳会计信息都应当得到充分的披露。同样地，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披露碳信息已不再是为外界压力所迫，相反，充分地披露企业的碳信息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需要对碳会计信息进行管理。
四、碳会计核算体系构建的建议
碳会计是一个由碳排放会计、碳固会计和碳信息披露等紧密联系构成的一个会计领域，以往的研究大部分只是孤立地研究碳会计的某个组成部分，缺乏系统性和联系性，而且缺乏牢固的理论基础，因此，建立碳会计核算体系应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说明适用对象确定碳会计核算体系的适用对象是构建碳会计核算体系的首要任务。任何产生碳排放的组织都应履行节能减排的义务，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等组织都可能参与到碳排放和碳固等活动中，由于不同组织参与碳活动的程度和方式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组织的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碳会计核算方法，如政府碳会计核算方法、事业单位碳会计核算方法和企业碳会计核算方法等。
（二）界定重要概念界定和统一碳会计领域的重要概念是构建碳会计核算体系的基础。在构建碳会计核算体系前，必须明确解释部分术语，以提高核算方法的可理解性。碳会计领域中的碳排放、碳固、碳汇、碳源、碳权、碳信用、碳足迹、碳中和、碳管理等常用术语都应有统一而明确的解释。
（三）统一碳的物质流测算标准碳的物质流测算是进行碳会计价值流核算的基础，统一物质流测算标准才能使碳会计的核算结果具备可比性。目前国际上碳排放的物质流测算是以碳足迹测算为依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2003年）、国际标准化组织（2006年）、英国标准协会（2008年）以及日本产业经济省（2009年）等都为企业计算碳足迹提供了标准。采用不同标准测算的企业碳足迹的结果不同，进而影响到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采用统一碳的物质流测算标准，在微观上，有助于提高同一组织不同时期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以及不同组织之间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在宏观上，有助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等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的落实。
（四）确定碳会计的核算方法2008年，StewartJones教授等提出了构建碳会计规范的两种主要思路：其一是在京都协定框架下，所有机构或组织对产生于碳汇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与ipCC的原则相协调；其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GHGprotocol）分别计量和报告Co2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StewartJones教授等提出的两种思路都说明构建碳会计体系必须与“碳”的物质流测算紧密结合，碳会计的价值流核算不能脱离企业碳活动的物质流测算。因此，碳会计的核算可以采取物质流核算法和货币核算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碳会计交易或事项进行核算前必须采用物质流核算法测算出可靠的“碳”实物量，进而保证采用货币核算法核算结果的准确性。
（五）建立碳会计核算的基本框架包括碳排放及碳固的会计核算及其信息披露。
（1）为减少碳排放而购买技术或设备的会计核算。减少碳排放有两种途径：一是利用低碳技术或设备提高石油、煤炭等高排放化石燃料的利用效率；二是以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企业为减少碳排放而购入的技术或设备应当分别作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而给以的补助按照政府补助的处理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2）碳排放权及交易的会计核算。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采用存货、历史成本的方法，iaSB的iFRiC3《排污权》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日本则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固定资产入账，而以交易为目的的碳排放权则按金融商品会计基准处理。虽然目前对碳排放权及交易的会计处理尚未达成共识，但其作为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交易或事项应当在报告中得到客观反映。
（3）碳固的会计核算。树木等因碳固（Carbonsequestration）职能被认为是碳会计中碳汇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需单设账户予以反映。但其作为一种特殊生物资产，又与iaS41、aaSB141等会计准则相挂钩（周志方、肖序，2010）。碳固与碳排放一样应当作为一项会计事项在报告中得以反映。碳固与碳排放是两个相反的过程，碳固可以补偿所发生的碳排放，企业增加碳固相当于减少碳排放，进而增加企业的碳排放权，因此，企业因为树木等对温室气体的贮存增加了企业的碳排放权，可以确认为自己研发的无形资产等，同时，企业因碳固活动而种下的树木或购置的设备、材料等应当确认为资产。
（4）与碳会计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核算。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是其风险和不确定性（Stern，2006），因此，碳会计有必要针对其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引致的收益和损失作出反应，即核算和报告，这种或有或不确定事项，需要会计人员在概率估算的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估，以负债或其他方式在报告内客观及时反映（周志方，2010）。
（5）碳信息的披露。企业无法量化或无法用货币表示的碳信息，只要可能影响到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都应当得到充分的披露。企业披露的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首先，企业必须披露当前会计年度、下一个会计年度的碳排放控制措施预计将发生的重大资本支出，甚至是更远时期的重大资本支出。其次，公司应该考虑并且披露碳排放方面的条约或者国际协定对企业产生的重大影响。最后，需要考虑企业的碳排放对企业名誉产生的影响，是否会由于名誉的破坏而给公司的业务经营或者财务状况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周志方、肖序：《国际碳会计的最新进展及评述》，《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11期。
［2］张彩平、肖序：《国际碳信息披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财务与金融》2010年第3期。
［3］郑玲、周志方：《全球气候变化下碳排放与交易的会计问题：最新发展与评述》，《财会通讯》（综合・下）2010年第3期。
［4］桑军朝：《低碳会计理论初探》，《教育教学论坛・下旬》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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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aSB.iFRiCinterpretationno.3，emissionRights［R］.2004.
碳排放的方法篇8
1.1技术路径
①从碳源与碳汇两层面对安徽省1995—2011年碳排放进行测算；②运用因素分解模型，考察城镇化演进产生的碳排放量；③基于经济学边际理论，以城镇化演进产生的碳排放量作因变量，城镇化水平变化值作自变量，借助SpSS软件，采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分析方法，构建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的边际模型，对该模型求导，构建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测度模型，并据此测算出研究时序边际碳排放变化率；④借助excel软件，对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时序数据作散点图，构建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多项式拟合曲线，运用二次曲线求极值方法，可对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极限影响进行判别。
1.2研究方法
1.2.1碳排放测算方法碳排放包括人为碳排放和自然碳排放，本文仅考察人为因素产生的碳排放。能源消耗及农作物生产为主要碳源，而林地和草地则为主要碳汇，其中，能源消费碳排放可通过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计算，农作物生产的碳排放量及林地和草地的碳吸收量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的碳排放及吸收系数计算1.2.2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贡献测度方法1）扩展Kaya恒等式构建Kaya于1989年提出了将碳排放与能源、经济和人口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的Kaya恒等式。2）LmDi分解方法ang等提出的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是针对一段时期内能源需求或气体排放的因素分解方法，该方法具有技术成熟、形式多样、计算简单方便、分解无残差等优点，因而在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测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此，本文采用LmDi分解法对碳排放变化进行分解，以揭示出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的贡献份额。1.2.3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极限测度方法1）边际模型构建经济学边际理论是指：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数量产生的效应，将经济学边际理论引入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效应研究中，可界定为：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所导致的碳排放量，以mCe表示，借鉴李效顺等研究方法，构建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的边际模型：LnΔCU=α+βLnΔU（8）式中：ΔU表示城镇化水平的变化量；α、β为待估参数。2）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测度对式（8）求导可得城镇化演进的边际碳排放影响表达式：mCe=d(ΔCU)d(ΔU)（3）碳排放影响极限测度依据式（10），可测算研究时序边际碳排放效应变化率，以此作因变量，时间序列作自变量，借助excel软件，通过作散点图，添加趋势线，选取多项式类型进行拟合，可获取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效应变化率拟合曲线，若该曲线二次项系数大于零，则该曲线为开口向上的U形抛物线，表明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存在极小值，依据二次曲线求极值方法，可测算出城镇化演进碳排放效应影响最小的极限时刻。
2数据来源与说明
为了保证数据可获取性与完整性，本研究选取安徽省1995—2011年数据考察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极限影响，数据来源及说明如下：（1）能源消费界定为：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总和，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城镇化涉及人口、土地、产业、社会多方面因素[17]，表征城镇化水平有综合指标法、单一指标法两种[37]，单一指标度量方法，数据易取，计算简洁，得到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认同[17]，也为中国学者普遍采用[7-17,22-25,37]，因此，本文使用单一指标法来测度城市化水平，即用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征，其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3）GDp总量及人均GDp采用不变价格进行调整，方法为：实际指标=当年指标×100÷Cpi价格指数（以1990年为100），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4）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草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草地资源数据》。
3结果与分析
3.1碳排放分析
依据公式（1），运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及《中国草地资源数据》中原始数据及表1中碳排放与吸收系数，可得1995—2011年安徽省碳排放（图1），图1表明，安徽省碳排放量由1995年的2182.39×104t增至2011年的10120.20×104t，年平均增幅为10.06%，城镇化水平由1995年的19.09%提升至2011年的44.8%，年均增幅为5.48%，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均呈增长态势，但碳排放增幅快于城镇化水平升幅。将图1中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时序数据输入SpSS17.0软件进行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在0.01水平（双侧）上，两者关联系数达0.945，由此表明，研究时序内，安徽省城镇化演进是导致碳排放持续增加的重要因素。
3.2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贡献测度
依据式（8），可对安徽省1995—2011年城镇化演进过程产生的碳排放进行测算，结果如表2。由表2可知，1995—2011年，安徽省城镇化产生的碳排放总量为3602.78×104t，年均225.17×104t，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增量效应明显，但不同年份间波动性较大，表明城镇化发展是导致安徽省碳排放持续增加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首先，城镇化发展驱动了工业经济腾飞，也加大了基础建设投资，从而带动了能源消费数量的增加；其次，农村人口迁移至城镇后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也相应地提高了人均能源消费量；再次，城镇化演进意味着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当林地、草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后，必然引致从“碳汇”到“碳源”的转变，由此也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3.3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极限探索
3.3.1关联分析将表2中ΔCU与ΔU时序数据输入SpSS17.0中进行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ΔCU与ΔU间相关系数为0.842，且在0.0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双侧），表明城镇化演进产生的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时序数据间具有较高相关性，具备进行回归分析的条件。3.3.2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模型构建以表2中1995—2011年ΔCU时序数据作被解释变量，ΔU时序数据作解释变量，将其输入SpSS17.0中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3。由表3可知，模型回归的R2为0.892，F值为115.771，Sig值为0.000，表明模型拟合较好，由模型回归系数可得安徽省1995—2011年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模型：LnΔCU=4.908+1.05LnΔU（11）3.3.3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测算对式（11）两边求导，可得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影响表达式：由图2可知，1995—2011年，安徽省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整体呈不规整、波动性较大的特征，其变异系数（标准差与均值的百分比）达79.18%，究其原因，与安徽省城镇化发展速度有关，2000年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速度波动性较大（如1996、1999年分别净提升2.62、3.67个百分点，而1997、1998年仅年提升0.31个百分点），而2000年后，城镇化发展速度保持在年均提升1~2个百分点区间内，变化较平稳，城镇化演进速度的快慢导致了碳排放量增幅多少的同向变化，进而引致了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变化明显。3.3.4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极限探索以图2中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时序数据为因变量，时间为自变量，在excel2003软件中作散点图（图3），通过对图3的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曲线添加趋势线，选取多项式类型进行拟合，所得拟合方程的R2为0.186，表明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在时间维度上变化不规整（即变化轨迹既非U型也非倒U型，可能为n型），显示出边际碳排放变化率与时间变量间不构成依存关系，即不存在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极限时刻，这表明，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极限影响未能显现。为了进一步考察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趋势，以表2中1995—2011年ΔU数据作自变量，ΔCU数据作因变量，将其输入SpSS17.0软件中进行曲线回归分析，通过选择不同拟合类型的多次试验，结果以乘冪函数拟合最优，所得R2为0.892，F值为115.778，且在0.0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Sig值为0.000），回归所得系数如表4，拟合曲线如图4。
4结论与建议
碳排放的方法篇9
2009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到2020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单位GDp碳排放40%~45%,政府将把这一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为了达到以上的减排目标,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有效的政策管理工具,自诞生以来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应用。然而,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复杂性,国内外对于其会计处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企业在实务中的会计处理可谓五花八门,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这一现象的存在增加了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成本,影响了碳排放权市场的效率。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特征
通过对各试点地区碳交易制度设计的研究,本文总结出如下的三大特征:
其一,试点企业以在规定时间交付碳排放权的方式履约,企业持有的碳排放权可自由买卖。各试点地区都规定,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每年通过在规定时间上缴与上一年度实际碳排放当量相当的配额来履行义务。企业出售其持有的碳排放权并不以其实际碳排放量低于持有配额为前提,即碳排放权可以实现“全流通”,而并不仅限于减排产生的“富余”部分。
其二,免费取得的碳排放权也可自由买卖。各试点地区目前在初始分配碳排放权时大部分采用无偿的方式。企业免费取得的碳排放权与通过有偿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具有同等地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其三,参与主体多元化。除纳入配额管理的试点企业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还引入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包括以投资机构身份参与的未被纳入配额管理的企业以及个人。同时,有的试点地区(如深圳)设立了“公益会员”制度,目的在于鼓励负有责任感的公民和社会团体在降低自身碳排放的同时,购买碳排放配额并进行注销以降低碳排放总量。
三、企业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政策研究
借鉴已开展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大部分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一项资产,但对于确认为何种资产莫衷一是,主要有存货、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三种观点。本文认为,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性,将其归入现有的任何一种资产类别都无法准确反映其经济实质,因此,建议将碳排放权单独确认为一项新的资产项目。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市场的参与者除负有定期交付碳排放权完成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外,还有投资机构和公益购买者这两种参与主体。这三类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应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核算。
(一)负有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
1.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已经在全国几个试点地区启动,负有履约义务的碳排放单位对碳排放权交易需要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试点初期一般会选用比较谨慎的交易策略,即在保证碳排放权满足自身碳排放目标的前提下开展交易。在这一决策目标下,排放单位获得的碳排放权主要用于满足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类似于在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原材料。因此,本文主张设立新的资产科目“生产性碳排放权”以对该模式下的碳排放权资产进行确认,具体可参照现行会计准则中“存货”的处理方法并加以适当调整。
2.碳排放权的计量。
(1)初始计量。按照不同的碳排放权取得方式分别处理:
一是有偿取得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排放单位通过一级市场或二级市场购入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应以发生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价款、交易手续费、相关税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生产性碳排放权购买成本的费用作为其入账价值。
二是无偿取得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如前文所述,政府免费发放的碳排放权与排放单位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在进行交易时没有任何差别,因此该模式下排放单位获得的无偿碳排放权应予以会计确认。企业收到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时,应以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初始入账成本。政府发放免费的碳排放权,其目的是换取排放单位加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并履行按时交付碳排放权的义务,而不是单纯的无偿赠予行为。因此,排放单位在将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同时,应确认一项负债而非收益。可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下增设二级科目“应付碳排放权”对该负债进行反映。
三是合并分立等其他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排放单位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和企业合并取得的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应当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确定。
(2)发出生产性碳排放权的计量。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定计价方法,二是成本结转。
发出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的计量:在我国,由于碳排放权交易还处于试点阶段,交易参与者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实质把握还十分有限。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在设计发出(耗用或销售)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的计价方法时因本着简单易行的原则。本文认为,现阶段排放单位在确定发出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时应选用先进先出法。先进先出法是以先购入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应先发出(耗用或销售)这样一种生产性碳排放权流转假设为前提,对发出的生产性碳排放权进行计价。采用这种方法,先购入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在后购入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之前转出,据此确定发出生产性碳排放权和期末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
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的结转:①排放单位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耗用有偿取得的生产性碳排放权,运用先进先出法确定耗用生
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后,按照受益对象分别记入相关成本费用科目。出售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应将出售部分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予以结转,计入其他业务成本(相关经济利益流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超过有效期的生产性碳排放权被无偿收回的,应将无偿收回部分的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予以结转,计入营业外支出。有偿收回的部分视同出售进行处理。对有关生产性碳排放权计提了减值准备的,在结转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的同时,还应结转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减碳排放权计入的当期有关成本费用。②耗用无偿取得的生产性碳排放权时(包括被无偿回收),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权”科目,贷记“生产性碳排放权”科目。如将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出售(包括被有偿回收),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权”科目,贷记“生产性碳排放权”科目,同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3)碳排放权的期末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生产性碳排放权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时,按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计量;当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生产性碳排放权按可变现净值计量,同时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生产性碳排放权减值准备,计提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负债表日,碳排放权交易参与者应当确定生产性碳排放权的可变现净值。以前减记生产性碳排放权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减值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生产性碳排放权的可变现净值应根据生产性碳排放权的不同用途分别确定。①企业用于生产产品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已发生的其他成本和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②企业有富余的生产性碳排放权计划用于出售的,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应以该生产性碳排放权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生产性碳排放权的估计售价可参照交易所公布的交易价格(估计日的收盘价)确定。
3.试点企业的履约。根据目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制度设计,试点企业的履约时间一般在排放年度第二年的上半年,因此会产生企业履约与其产生排放不在同一个会计年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监管机构确认的试点企业年排放量与企业自行核算报告的数量一致,则企业无须做出会计调整。如果两者不一致,则企业应根据监管机构确认的实际年排放量做出相应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又应根据企业履约日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前后关系而区别处理。
如企业履约日在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前,则该项事项应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进行处理。如监管机构确认的排放量大于企业自行核算的数量的,无论企业通过购买碳排放权补足差额或无法履约遭到处罚,都应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如监管机构确认的排放量小于企业自行核算的数量的,则应借记“生产性碳排放权”(或相应冲减预计负债)科目,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如企业履约日在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后,则企业应将有关调整计入本会计年度。如监管机构确认的排放量大于企业自行核算的数量的,企业通过购买碳排放权补足差额,则应借记“管理费用”科目(如无法履约而遭到处罚的,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如监管机构确认的排放量小于企业自行核算的数量的,则应借记“生产性碳排放权”(或相应冲减预计负债)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科目。以上有关事项,应同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4.碳排放负债的确认。由于试点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将先用于履行其排放义务,因此在碳排放权消耗完毕前企业并不会产生需要支付的现时碳排放义务。因此,本文认为碳排放负债的确认应采用差额法,即在试点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超过其持有的碳排放权数量的情况下,按照预计的碳排放权缺口和碳排放权的市价确认一项预计负债(为方便核算,该预计负债计入当期管理费用)。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公允价值进行期末计量。
(二)无履约义务的投资机构
无履约义务的投资机构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是为了利用碳排放权市场价格的波动赚取差价。因此对于这类交易参与者持有的碳排放权,本文主张设立“交易性碳排放权”这一新的资产科目进行会计确认,并可参照会计准则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并加以适当调整。应着重于碳排放权相关市场变量变化对其价值的影响,进而分析对交易参与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无履约义务的投资机构取得碳排放权时,应以发生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交易性碳排放权购买成本的费用作为其入账价值。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机构应以交易性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时调整交易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处置该项碳排放权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三)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
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没有履约义务,但其通过购买与自身排放量相当的碳排放权进行注销的方式抵消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由于该部分碳排放权被注销,导致整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碳排放权数量下降,也间接地降低了其他有履约义务的排放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根据以上特点,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购入的碳排放权不应确认为资产,而是在购入当期直接计入损益。本文认为可在“营业外支出”下设立新的二级科目“自愿减排支出”对此进行会计核算。
四、案例设计
(一)负有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
例1:a公司为某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201X年发生以下业务:
1.201X年1月1日,以无偿方式获得碳排放权1000吨,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0元/吨。
借:生产性碳排放权10000
贷: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权10000
2.该公司201X年1月至10月,每个月产生100吨碳排放,全部由生产p产品产生。
借: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权1000
贷:生产性碳排放权1000
3.201X年6月30日,a公司预计全年碳排放为1200吨,与公司分配所得碳排放权相比存在200吨缺口。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9元/吨。
借:管理费用1800
贷:预计负债——应付碳排放权1800
4.201X年9月30日,a公司通过交易所购买200吨碳排放权,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1元/吨。此时公司持有的碳排放权与预计碳排放量相比不存在缺口。
借:生产性碳排放权2200
贷:银行存款2200
借:预计负债——应付碳排放权1800
贷:管理费用1800
5.201X年11~12月,a公司每月产生100
吨碳排放,全部由生产p产品产生。借:生产成本——p产品1100
贷:生产性碳排放权1100
6.假设201Y年3月31日(a公司201X年度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201Y年4月30日),监管机构核定a公司201X年实际碳排放量为1200吨。a公司当日提交了1200吨碳排放权配额履约,对此a公司无须做会计处理。
假设201Y年3月31日(a公司201X年度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201Y年4月30日),监管机构核定a公司201X年实际碳排放量为1300吨。a公司于当日购买100吨碳排放权,并提交1300吨碳排放权配额履约。当日碳排放权市价12元/吨。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200
贷:银行存款1200
假设上述调整事项发生在201Y年5月1日,则a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1200
贷:银行存款1200
7.如a公司未于201X年9月30日购买碳排放权,而在201Y年1月31日购买200吨碳排放权用于履约,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0元/吨。
借:预计负债——应付碳排放权2000
贷:银行存款2000
借:所得税费用45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450
(二)无履约义务的投资者
例2:B公司不属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以投资为目的参与碳排放权交易。201X年发生以下业务:
1.201X年2月1日,B公司通过交易所购买500吨碳排放权,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0元/吨。
借:交易性碳排放权5000
贷:银行存款5000
2.201X年3月31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2元/吨。
借:交易性碳排放权1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00
3.201X年5月31日,碳排放权市价为9元/吨。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500
贷:交易性碳排放权1500
4.201X年6月22日,B公司将500吨碳排放权全部出售,当日售价为12元/吨。
借:银行存款6000
贷:交易性碳排放权4500
投资收益1500
借:投资收益5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00
(三)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
例3:C公司不属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201X年7月1日,该公司从通过交易所购买300吨碳排放权进行注销,当日碳排放权市价15元/吨。该公司201X年全年利润总额为500万元(假设C公司不存在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
借:营业外支出——自愿减排支出4500
贷:银行存款4500
C公司201X年度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限额为60万元(500×12%),因此C公司购买碳排放权的支出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
五、结论
1.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三类:负有定期交付碳排放权完成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投资机构和公益购买者。这三类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应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核算,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涉税义务。
2.对于负有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而言,其持有的碳排放权主要用于满足自身的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因此,本文建议通过设立新的会计科目“生产性碳排放权”对碳排放权进行会计确认,并参照现有会计准则中“存货”的处理方法并加以适当调整。
该类企业如收到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在将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同时,应对应确认一项负债。该类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超过其持有的碳排放权数量时,应按照预计的碳排放权缺口和碳排放权的市价确认一项预计负债,且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公允价值进行期末计量。
在企业实际履约时,如果监管机构确认的试点企业年排放量与企业自行核算报告的数量一致,则企业无须做出会计调整。如果两者不一致,则企业应根据监管机构确认的实际年排放量做出相应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又应根据企业履约日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前后关系而区别处理。
碳排放的方法篇10
一般来说，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指具有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及其他低碳价值的互联网无形资产。该定义以互联网无形资产为属概念，通过研究互联网无形资产与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之间的差异来诠释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揭示了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可归属互联网无形资产范畴。它与其他互联网无形资产的差别是二氧化碳减排效果的低碳价值，而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支撑着其对企业的直接贡献：在无减排义务且自由碳交易市场尚未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申请CDm项目（《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该机制允许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转让给发达国家，以冲抵发达国家减排量）获利；在无减排义务且自由碳交易市场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通过VeR（发展中国家企业自愿碳减排量经过认证可出售给本国有碳“中和”需求的其他企业，也可通过国际碳交易市场向发达国家企业转让，以冲抵发达国家强制减排量）交易获利；在碳排放自由交易和给定碳排放额度的环境下实现碳减排，如果企业碳排放总量低于给定额度，多余碳排放量可出售获利，如果企业预计减排后的碳排放总量仍高于给定额度，则企业将减少从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投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比如它对引导全社会低碳消费行为和意识有积极作用，却可能无法获得直接经济补偿，但正是这些外部性才真正体现着该类型资产的价值。在政府关系方面，可获得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倾斜和优惠；在关联企业方面，可绕开上下游合作伙伴，特别是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相关公司的“碳壁垒”；在低碳客户消费影响方面，将引导或激励外部客户低碳消费行为，带来消费者对企业低碳行为的认可，进而增加其产品的消费欲望。事实上，企业在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投入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改变而获取竞争优势。这些网络化关系包括：社会机构、合作伙伴、供应商及客户等。
二、相关互联网无形资产及评估研究
（一）互联网无形资产内涵研究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相继出现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网络资产等概念。鲁明勇（2006）认为网络虚拟资产是由企业或个人所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具有收益预期的网络经济资源；蒋秀莲（2011）认为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指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具有较高的获利能力，而且随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其价值也随之扩大，不具有传统会计意义上实物形态的资产；童华晨（2012）认为网络资产指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投资所形成的积累，包括域名、网站、网络软件、企业网络客户、企业网络知名度、网站及其他业务访问量、网络品牌形象等，还包括企业用于上网的机器设备等，并明确上述网络资产中的绝大部分虽不符合传统意义上无形资产的概念，但应纳入无形资产的范畴。上述文献中的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网络资产可被统一到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概念中去。汤洵（2011）明确提出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概念，并指出互联网资产一般就是指互联网无形资产，并系统论证了互联网无形资产本质上是无形资产，进一步指出它的特殊内涵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投资所形成的积累；互联网无形资产可以是多种资产的组合；由于互联网无形资产是信息化的产物，故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对其影响程度高。2009年“互联网资产保护与优化”会上，与会专家倡议将互联网资产正式纳入无形资产体系。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内容，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绝大多数互联网资产，如企业网站、企业博客、微博、微信、企业虚拟社区、即时通讯软件账号、注册用户或活动好友、流量、粘度、自建企业网站域名、网络知名度及企业网络品牌等均符合上述定义中企业拥有、非实物形态、可辨认及非货币四个特点，可被认定为无形资产，即互联网资产一般就是互联网无形资产。以上分析显示互联网无形资产能涵盖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等概念，且其内涵和范畴均较为清晰，争议颇少。
（二）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研究该类型资产评估研究起步较晚，董延安（2004）为计量互联网无形资产域名的价值，把域名的价值分解为补偿价格、平均价格、超额价格三部分，从而建立了域名价值评价的一般模型，并运用实际成本法、现金净流量现值法、预期净收益现值法等财务方法计量域名的价值；鲁明勇（2006）比较了历史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在评价互联网无形资产方面的优缺点，但没有给出哪些方法较为科学的结论；王帧等（2010）在鲁明勇研究的基础上建议针对不同的互联网无形资产分别采用成本法、收益法、市价法，并讨论了每种方法对各种互联网无形资产的适用性；汤洵（2011）采用收益现值法首次对互联网企业的整体价值进行评估，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互联网企业整体无形资产进行分割，用成本收益等财务方法评估出各类互联网无形资产价值。分析显示互联网无形资产的评价研究，国外研究极少，国内的研究进度较为超前，同时学界倾向分割互联网无形资产后，单独使用财务方法评估。事实上互联网无形资产之间彼此关联，且可相互组合，定性和定量结合的系统性评价方法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三、相关碳无形资产及评价研究
（一）碳资产研究林辉（2009）认为碳资产指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张鹏（2009）认为碳资产是地球环境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容纳量通过相关制度的分配而被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一种环境资源，随着二氧化碳排放，资产会被消耗，这使得国内企业可通过实施节能减排来申请CDm项目实现盈利；仲永安等（2011）认为碳资产是人类通过法律建构，把碳排放这样一个实质的人类活动变成一种抽象的、可分割、可交易的法律权利，由此出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被视为一种有价产权；谭中明（2011）认为碳资产指在碳排放权交易成为现实后，拥有碳减排能力的企业也就因此而获得碳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价值属性，具备了资产的性质，故而形成碳资产；洪芳柏（2012）认为碳资产是以企业（或行业）为对象，用二氧化碳排放指标这种具有价值属性，体现或潜藏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并进一步解释，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上述碳资产定义侧重于宏观碳排放权分配视角，忽略了对微观企业内部碳减排真正原因的考察。对企业来说，碳排放权固然是碳资产，但那些导致二氧化碳减排的企业低碳战略发展策略、碳循环机制、节能减排和生物吸碳发展策略、电子商务发展应用水平等才是企业能够申报CDm项目、出售VeR和“多余排放权”交易获利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以减少碳排放为目的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是企业应重视的资源，应成为碳资产的主要内容。万林葳等（2010）的观点较为全面：碳资产指企业由于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量而获得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从企业的角度看，碳资产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分配或配额交易获得的排放额度。企业在规定的排放周期内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能超过该额度，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如果没有达到该额度，企业可将多余排放量出售获得经济利益。还有一类是投资型的碳资产，比如减排设备、生物吸碳机制、低碳策略、互联网应用水平、碳标签等，相对于第一类碳资产来说，这类型的碳资产贡献企业的减排量，且持续地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企业应注重培育和挖掘投资性碳资产。
（二）碳资产其他领域这些领域包括碳交易、碳金融、碳排放权、CDm项目等。CameronHepburn（2007）通过分析京都协定书下三种灵活的碳交易机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谢怀筑等（2012）总结了碳金融的典型特征；王留之等（2009）提出了八种碳金融的创新模式：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以CeRs收益权作为质押的贷款、融资租赁、保理、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化和碳交易保险；周飞（2010）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了基本理论探索，通过对碳排放权的含义和性质分析，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和特征，同时讨论了我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必要性。
（三）最新碳无形资产研究进展前述文献中提到的碳排放权交易、碳金融等大多具备无形资产的特征，属于碳无形资产的范畴。takashiKanamura（2007）探索性地对作为商品的碳资产进行分类，提出可把碳无形资产从碳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高喜超（2014）认为碳无形资产指具有低碳价值的无形资产，并把碳无形资产分为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八类并运用aHp—ann模型系统评价这些碳无形资产，最后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献分析显示，碳无形资产概念的研究刚刚起步，其分类和评估工作还不够成熟，各类碳无形资产的深入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四、结论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