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1
关键词：司法社会化；法院；委托调解；立法体系化；程序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925.11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4-0102-04
法院委托调解是司法社会化的产物。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受诉讼爆炸、法院案多人少和维稳压力增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法院委托调解悄然兴起并蓬勃发展。2006年，上海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接受法院委托调解案件10269件，调解成功7449件，调解成功率达72.54%，[1]上海松江区法院2008年1至5月委托调解案件达1676件，经调解撤诉或达成协议的案件1585件，委托调解成功率为95.54%。[2]陕西吴堡县法院2010年启动法院诉前委托调解，至2011年7月，已有51件案件成功调解，成功率达80%。[3]2011年1到7月，广西昭平法院共委托调解民事案件53件，成功调解53件，调解成功率达100%。[4]在法院委托调解不断升温、调解成功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对法院委托调解的运动化实施状况进行冷思考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笔者选取了位于中部某省北部的m县法院作为调查样本，除获取该院2009至2011年间关于委托调解的统计数据外，还对法院工作人员和调解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法院委托调解的实证状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趋势进行研判并提出完善建议，期望对法院委托调解制度的理性发展有所裨益。
一、期待与现实：法院委托调解的实证调研
1.案件调解结案状况。m县属于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民事案件数量相对偏少。m县法院非常重视案件调解，因案件调解结案率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m县法院在实践中实施委托调解制度，常规调解与委托调解的案件在年度办结的案件数中占一定比例，如下图1所示。从实证调研情况看，m县法院2009至2011年审结的民事案件数分别为2222、2432和2916件，调解结案数分别为1200、1230和1297件，占全部结案数的比例分别为54%、51%和44%。三年内委托调解的案件数分别为106、118和142件，占整个调解案件的比率分别为8.8%、9.6%和11%，而委托调解成功的案件数则分别为66、82和98件，仅占整个调解案件数的5.5%、6.7%和7.6%。总体而言，近三年m县人民法院调解结案数、委托调解案件数和委托调解成功案件数都逐年增加，但委托调解的案件以及委托调解成功的案件在整个调解结案数中所占的比例比较低，委托调解结案并未成为法院结案的主要方式，而仅为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2.委托调解的类型。依所处阶段不同，可将法院委托调解分为诉前、审前和审中委托调解。m县法院经与m县司法局协调，由司法局组织人民调解员及律师进驻附设法院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开展委托调解工作，m县法院也委托院外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委托调解，2011年至2010年委托调解阶段及案件情况如图2所示：依据图2，m县法院2009至2011年诉前委托调解的案件分别为52、62和76件，各占当年委托调解案件数的51%、53%、54%，呈逐年增长趋势；审前委托调解的案件分别为46、51和59件，各占当年委托调解案件数的43%、43%和41%，呈略微下降趋势；审中委托调解的案件数量分别为6、5和7件，各占到当年委托调解案件数的6%、4%和5%，数量偏少。就三年的总体情况看，诉前委托所占比重较大，其次为审前委托，审中委托调解的案件则较少。
3.受托调解主体。m县法院在委托调解制度运行过程中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受托调解主体多样，除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人员外，还包括社会法庭、街道或村干部、司法所、法院值班律师等。各类受托调解组织调解案件的数量存在一定差异。由表1可知，从纵向看，2009至2011年，社会法庭接受委托调解的数量因受调解年的影响在2010年出现高峰值后回落，人民调解工作室接受委托调解的案件数量基本呈增长趋势，其他组织受托调解案件的数量无明显规律。从横向看，人民调解室、社会法庭和司法所受托调解的案件占到绝大多数，其他组织和个人受托调解的案件相对较少。同时，受托调解主体的多元化也给法院委托调解带来了混乱。
4.案件委托方式。m县法院在探索委托调解的过程中，采用了书面委托、当面直接委托和电话委托等方式。从表2可知，书面委托的案件数在委托调解案件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升，相反，直接委托和电话委托调解的案件在委托调解案件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但总体而言，较为规范的书面委托方式所占比重仍较低，委托方式仍较为随意。
5.调解强制执行率。调解结案数反映了法院利用调解的程度，但并不必然反映法院办案效果，而对调解确认书或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才是调解效果的真正衡量指标。从m县法院近三年的调解结案数看，绝对值在不断增加，但调解结案率在逐年下降，反映了调解结案数量上的变化。同时，强制执行调解案件的数量也不断变化，2009至2011年分别为118、165和92件，调解案件的强制执行率分别为9.8%、7.5%和12.7%。调解强制执行率反映了当事人对调解的真正接受程度，表3数据反映了m县法院存在当事人在调解文书生效后不接受调解结果的问题，排除因客观原因不能执行的情况外，调解中可能存在违背当事人意愿强制调解的问题，委托调解亦不例外。
二、积极与消极：法院委托调解的运行效果
1.法院委托调解的积极效果。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在实现私权自治、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提高案件执行率、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积极效果。m县法院委托调解的效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m县法院委托调解的案件，调解撤诉与制作调解协议的案件占相对多数，三年间分别为66、82和98件，分别占委托调解案件数的63%、69%和69%，且委托调解的成功案件居多，调解不成的案件则相对较少。委托调解吸收社会力量，在尊重当事人私权自治和程序选择自由基础上化解私权冲突，不但有利于缓解因私权纠纷产生的社会矛盾，消减程序运行中的资源消耗和对抗加剧，也可缓解因法院动用公权力而产生的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审判及执行矛盾，做到案结事了，减少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冲突。
2.法院委托调解的问题透析。（1）政策推动：委托调解的动力机制。调解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理应平衡发展，然而，实践中政策推动型调解却表现得非常突出，委托调解亦然。2004年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创设了委托调解制度，但实践中各地法院委托调解工作的开展却不均衡。如上海地区较早开展且很重视委托调解，早在2003年，松江区法院就了《关于民事案件受理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的若干操作规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推进委托调解，并于2006年成立调解窗口，到2007年共受理委托调解案件1629件，其中调解成功1174件，而m县法院三年委托调解的案件合计仅有376件。m县法院所在省的高级法院将2009年定为调解年，自上而下推动调解，在m县法院则表现为2009年的调解结案率达54%，为三年中的最高峰值，而2010和2011年的调解结案率则随着调解年的结束而有所下降。不仅如此，委托调解的发展亦受维稳政治诉求及强制性考核指标体系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法院领导的重视甚至法官的个人偏好，在调审合一模式下则会因当事人对调解的接受程度可能影响对案件的最终裁判而使当事人被迫接受调解。
（2）规则缺失：委托调解的制度瓶颈。依靠实践部门政策性推动的委托调解规则千差万别，正当程序规则的缺失阻滞了委托调解制度的良性发展。一是委托调解强制启动有违法之嫌。一方面，委托调解可能走向强制调解。法官面对高调解率的考核压力、判决后当事人的压力、对一审裁判不服的上诉压力、生效裁判的执行压力，其选择委托调解的动机很容易出现偏离，部分法院甚至采用暂缓立案或不调不立的办法推行强制委托调解。而强制调解不仅意味着当事人被迫接受调解程序，在双方当事人力量失衡时，可能更意味着当事人的权利减损。从诉权理论讲，实践中以暂缓立案、不调不立等为代表的强制调解违背了司法不得拒绝裁判的基本法理，侵害了当事人诉权。另一方面，m县法院还存在着委托调解的激励机制，对于委托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法院免收诉讼费，如果是诉前委托，则是司法为民，提高效率，若属审前委托调解或审中委托调解，则同样存在违反诉讼收费办法之嫌。二是法院委托调解方式非程式化。从表2可知，m县法院没有委托方式的统一规范，实践中既有正式的书面委托，也有非正式的当面委托和电话委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需要，m县法院采用不同方式委托的做法也不断改变，从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间，书面委托的比例从25%增加到40%，而直接委托和电话委托的比例则在逐年下降，但所占比例绝对数量仍然较大。非正式的直接委托和电话委托致使委托程序不规范，影响了程序运行效果。三是法院委托调解受托主体各异。以被委托主体存在于法院内部还是外部以及是否保持外部调解组织的人员、机构和运行模式等为标准，可将实践中接受法院委托调解的主体分为内置不改造型、内置改造型、外置不改造型和外置改造型四种，[5]不同类型的法院委托调解组织在运行中各有优点，但也须面对不同的问题。内置不改造型的调解组织其实就是将外部调解组织不加改造地移至法院内部开展委托调解工作，但调解组织人员的薪酬、费用、考核由哪个机构负责就可能存在问题。内置改造型的调解组织则通过改变组织构造组建法院附设调解组织，拒绝常设调解组织的人员进入，而直接由法院聘任退休法官等人员负责调解并由法官直接管理和考核，该方式解决了薪酬、待遇问题，但却失去了传统调解自有的亲和力和信任度，变成了“第二法官”调解，不能发挥委托调解的最大效用。外置不改造型组织参与调解，仍保持了传统人民调解组织形态和运行模式，但与法院委托调解追求效率的目的相悖，甚至一些法官认为会徒增负担。外置改造型调解组织对案件调解特别是特定行业内纠纷的调解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样存在委托传统调解组织调解的弊病。如表1所示，m县法院在委托调解制度运行中，存在着内置改造型的法院值班律师受托调解、内置不改造型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受托调解、外置改造型的社会法庭及外置不改造型的街道和村委人民调解员、司法所等多种主体受托调解，而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的多种委托调解组织并存模式因无法克服自身弊病而很难在法院委托调解中发挥最大效用。四是委托调解配套程序缺失。委托调解当中，当事人可否合意选择调解机构、合意选择机构调解人员甚至合意选择机构外的调解人员调解，委托案件办理流程如何设计，法院能够委托调解的次数是几次，对调解次数的限制是立案阶段、审判阶段共用还是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次数，委托调解时限如何确定，诉前委托调解当中若发生当事人不到、毁灭伪造证据、转移财产等行为如何规制，如何防止当事人利用委托调解拖延诉讼或者侵害第三人利益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m县法院委托调解实践中时常涉及，但规则缺失使法官无所适从。
三、传承与创新：法院委托调解的制度理性
1.法院委托调解立法体系化。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调解，但未规定法院委托调解，只在第95条规定了“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的协助调解义务。法院委托调解的规定主要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2款的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在随后的其他司法解释中也有零散规定。从m县法院委托调解的实证及各地法院实践看，法院委托调解程序千差万别，加之法院委托调解承载维稳政治诉求且依靠运动式推进，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呈现出程序随意、目的偏离的状态，对程序正当构成了威胁，不利于法院委托调解制度的健康发展，法院委托调解立法体系化遂成当前的必然选择。从法院委托调解的立法模式看，一种是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院委托调解的内容，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从第403条至426条均为法院调解之规定，其中很多条款涉及法院委托调解程序，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民事诉讼法亦采此模式；另一种为单行立法，如日本《民事调停法》对法院委托调解做了规定。我国尚不具备法院调解单行立法的条件，但可借鉴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提升法院委托调解制度的立法层级，在民事诉讼法中专章规定法院调解制度，并将法院委托调解作为法院调解的重点内容详加规定，以避免因缺乏法律规范的运动式推进所带来的实践混乱。
2.法院委托调解程序法制化。“无讼”思想是调解制度的思想基础，[6]同时，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由于“缺乏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缺乏专业的审判人才，法院还须承担宣教功能”，[7]而调解恰恰弥补了这些空白，乡土背景下的早期调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即在于此。而随着社会发展和当事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调解作为解纷方式之一，已逐步丧失了熟人社会的基础和说教式情理沟通的场域，当事人对调解可能带来的权利减损愈加排斥，而包括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调解诉求则日益受到重视，因此，作为特殊调解形式的法院委托调解也必须走程序法制化的道路。
（1）建立受托调解主体及人员的准入制度。实践中受托调解主体各异、调解人员资质和调解能力参差不齐及调解组织运行混乱和保障不力，造成了法院委托调解制度的运行困境。鉴于此，笔者主张，民事诉讼法设立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时，应借鉴域外法院附设调解的立法，统一实行内设型调解组织模式，并参考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由民事诉讼法统一规定法院附设调解组织中调解人员的资历、能力等准入条件，由法院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并确定调解员名册，并经过法院培训合格以后从事委托调解工作，法院附设调解组织运行的费用由同级政府纳入财政预算体系予以保障。当然，现存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调解组织仍并存运行，共同发挥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解纷止争中的作用。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2
【关键词】派遣制支助护士；职业风险压力认知；护理干预前后分析
【中图分类号】R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1-0043-01
护理职业风险压力影响工作中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会危害护士及患者的健康。护理职业持续的风险压力还会进一步影响护士的身心健康，表现为职业倦怠[1]。国外的学者对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进行调查研究后[2]，提出护士易出现“身心衰竭综合征”，国外的学者杨美玲[3]研究表明，护理职业风险压力越大，离职意愿越强。我们针对派遣制支助护士调查现况，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增强了护理人员自防护意识，有效切断了损害发生的途径，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对象 本研究医院在研究期间内所有的临时聘用制护士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内科系统科室、外科系统科室、急诊科、手术室、门诊科室的68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1.1.2 一般情况调查、护理职业风险的认知程度调查表通过研究者自己设计的调查表调查护士的年龄、护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科室、医院护士职业防护等情况。
1.2 方法
1.2.1 研究内容 以我院派遣制支助护士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我院68名派遣制支助护士进行护理职业风险认知程度及心理状态的影响问卷调查，了解派遣制支助护士对护理职业风险认知程度及心理状态。针对该群体认知及心理状态，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改进管理方法等护理干预措施后再次评估，对干预前后的结果进行比较。
1.2.2 统计学处理采用epi Data 3.0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护理干预前后派遣制支助护士职业风险认知程度比较， 护理干预前派遣制支助护士护理职业风险认知匮乏，见表1。
2.2 护理干预前派遣制支助护士对护理职业风险存在严重的焦虑情绪，而护理干预后认知程度明显提高，焦虑情绪减轻。对干预前后的结果进行比较。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
3 讨论
本研究以我院派遣制支助护士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我院68名派遣制支助护士进行护理职业风险认知程度及心理状态的影响问卷调查，了解派遣制支助护士对护理职业风险认知程度及心理状态。发现派遣制支助护士严重缺乏护理职业风险知识，对护理职业风险了解匮乏，对工作期间职业风险防护工作不理解及不能进行持续的职业风险防护。积极的应对方式与低的倦怠水平相伴随，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与高的倦怠水平联系在一起[4]。风险管理是护理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护理服务质量的根本保证。针对我院派遣制支助护士应用“对护理职业风险的认知程度调查表”进行调研，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5]（SaS）进行心理评估。由护士长向临时聘用制护士详细介绍护理职业风险及相关知识，职业风险影响的因素、护理防护措施以及针对我院派遣制支助护士制定并指导临时聘用制护士自订个人护理职业风险防护方案（包括工作和日常生活习惯）。指导临时聘用制护士参与到护理职业风险知识掌握的自我评价工作中来，并教授科学、具体的操作步骤与方法；针对该群体认知及心理状态，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改进管理方法等护理干预措施后再次评估，通过护理干预前后派遣制支助护士对护理职业风险的认知程度的比较，说明护理干预行之有效。通过护理干预，派遣制支助护士焦虑、抑郁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缓解，使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有效提高了病人信任度和满意度，提升了医院的形象。
参考文献：
[1] 郭瑛.护士工作压力应对与职业倦怠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4.
[2] maslach C-Understanding Burnout：Definitional lssues in analyzing a Complexphenomenon・in：paine w・S・ed・Job Stress and Burnout・BeverlyHills・Ca：Sage，1982.29-40.
[3] 杨美玲，王冉冉，侯淑肖，等.在职护士离职意愿及其相关因素调查分析[J].现代护理，2006，12（18）；16672166（18）：166721669.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3
一、作者的问题意识
《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在于介于民间调解和官方审判之间的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制度盛行，而“衙门”这一官方结构必然也是会接入到民间的纠纷处理之中的，而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间，是否存在一个半官半民的纠纷处理地带？这是作者首先试图解决的问题。《集权的简约治理》一文中将视角从狭小的司法转向了更大范围的其他的治理领域。作者以往的研究经验得出:西方有关治理的理论分析一般都局限于正式官僚机构，把它们和民间社会的自治构建成为一个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地方基层治理是否也是如此呢？是否也诸如司法领域一样存在着第三领域？其特征为何？
二、作者的分析工具：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方法
虽然这两篇论文的着眼点各有不同，但是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则是大同小异的。一方面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法院的档案材料出发，从数百个案件的卷宗和档案之中来分析，另一方面又运用了历史分析方法，着眼于清代的法律制度，以其为作者理论的基准，得出结论并且展望未来。具体来说，《介入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一文作者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了清代诉讼的三个阶段：从初步告状到县官做出初步的反应为止的第一阶段、正式堂审的第二阶段，以及正式堂讯的最后一个阶段；通过对在《表达与实践》一书中所研究的628个案例的分析，得出确知有126件是在初步告状后到正式堂审之前在庭外由民间调解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一文，作者在第二部分即以历史证据作为自己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作者以极大的历史跨度来描述这种“第三领域”，另一方面又以真实存在的现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些史料包括晚清宝坻县例证、民国顺义例证、晚清和民国获鹿县的税务管理例证、东北地区海城县的乡村学校和教育管理例证、清代四川巴县的衙门行政例证。
三、内容梳理:作者的核心命题
《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与《集权的简约治理》两文关注的是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纠纷解决和治理模式。在清代民事纠纷处理的实际过程中，存在着村社族邻的非正式性调解和州县衙门的正式性审判，以及介于这两者中间的第三领域。清代民事诉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头一阶段从告状开始，到县官做出初步反应为止，接着是正式堂审之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纠纷调解人之间经常会发生不少的接触，最后一个阶段即是正式的堂审，而案例表明，大多数的案件结束于诉讼的中间阶段。作者还是通过具体的案件，来表明了这种纠纷处理的运作模式。从这些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到这种第三领域的纠纷处理方式，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非正式的调解制度。后者完全没有官方意见的介入，完全是社区中亲邻的自行调解，这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调解；同时，这也区别于完全正式的官方司法即衙门审判，后者受制定法和国家强制力的约束。
作者对“第三领域”的定义是：“第三领域”概念是相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而言的，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在这个居间性区域里,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虽然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但是笔者以为这中“第三领域”是存在的。以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为例。根据黄宗智先生在其他著作里的论述,民事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是将正式与非正式的两种司法体制都包括到一种谈判协商的关系之中。那么，这种机制应当是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共同介入的位于正式司法和非正式司法之间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有国家正式力量的介入，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纠纷解决仍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笔者认为，从现今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中是可以发现这种领域的存在的。比如说，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笔者认为，这种委托调解制度一方面是由是由法院之外的主体来主持调解，一方面这种调解又是发生在当事人之后，法院已经介入其中，对于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官有权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因此，属于作者所描述的“第三领域”的纠纷解决方式。这也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起清代当事人在告状到衙门后，社区介入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的做法。
同样的，在刑事司法领域也存在所谓的“第三领域”。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和被告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自诉人可以和被告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以和解的方式解决案件,最终息讼销案。一方面法院已经介入了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其中有着很大的自。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看成是作者所谓的这种“第三领域”的存在。又如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国内学者也经常将之和“恢复性司法”不加区别的使用。这种刑事和解制度不是纯粹的民间“私了”，也不是完全的公检法机关主导。“第三领域”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这种运作模式的优势：依靠民间私了无法保证正义的实现，也会丧失国家强制力的权威；而完全不顾各方当事人的需求可能仅仅能起到“案结事了”的作用，无法真正地定分止争。
参考文献：
[1]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4
一、充分认识人民法院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的重要性
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概括，是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总书记强调，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活力之所在，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对于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意义。对于人民法院来讲，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能否坚持求真务实，事关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发挥。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其基本职能是公断是非曲直，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人民法院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人民法院的工作必须高度严谨、求真务实。因为人民法院所处理的每一个案件都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身自由，甚至个人生命。只有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对待每一件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为了断是非、化解纷争、制裁犯罪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任何疏漏都可能导致裁决结果的偏差，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给社会对法治的信任和人民法院的权威带来负面影响。
能否坚持求真务实，事关人民法院各项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所担负的调处社会矛盾的司法功能日益增强，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而人民法院目前受到的制约因素很多，不论是内部机制，还是执法环境，不论是司法观念，还是工作方法，不论是工作条件，还是法官素质，都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还存在较大差距。人民法院必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认清形势，沉着应对，既积极反映情况，争取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为法院工作创造好的环境；又要立足眼前，迎难而上，求实创新，不断地开拓进取，扎扎实实地抓好每一项具体工作，把人民的审判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态度，我们就可能会被困难所吓倒，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能否坚持求真务实，事关人民法院的整体形象。求真务实，是人民法院和一个合格法官的形象内涵。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没有严谨细致的审判作风，很难想象一个法院或一名法官能办好案件，做到公正裁判。因此，人民法院必须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解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重大问题上，放到解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要求迫切、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放到解决深化法院改革、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紧迫问题上，时时处处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对各项工作都坚持以求真务实精神去抓落实。以审判实绩和司法为民的具体行动来赢得社会的信赖。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我们的作风就会涣散，我们的队伍就没有战斗力，司法公正就得不到维护，司法权威更无从谈起。
二、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都要体现求真务实
总书记指出，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必须紧密联系自身工作实际，紧紧围绕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来进行，最重要的是要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成效。具体到法院工作中，就是需要努力去求宪法、法律之真，求司法工作客观规律之真，求依法全面履行司法职能之真，务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之实，务司法为民之实，务公正与效率之实，切实把求真务实精神体现在法院各项工作之中。
第一，审判工作要求事实之真、法律之真，务公正高效裁判之实。人民法院要审理好每一件案件，首要问题就是查明案件事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遵循司法活动规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诉讼规则的要求，通过举证、质证、认证活动来揭示案件事实真相的求真过程。只有坚持求真务实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才能严把证据关、程序关，使认定的案件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事实，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有机统一，避免错判、误判，实现司法公正。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还必须正确适用法律。要做到正确适用法律，就必须认真钻研法律条文背后所隐含的深刻内涵，正确理解立法精神，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套法律条文。再好的立法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穷尽社会生活的各种复杂情况，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案件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只有求法律精神之真，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因此，求真是人民法院审理好案件的起点，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在坚持求真的基础上，还必须做到务实，从实际出发，从每一起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公正地进行裁判。我们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裁判结果对党和国家大局的影响，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影响，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影响，努力把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既严格依法办事，又有利于化解纷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
第二，法院改革要求司法工作客观规律之真，务完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之实。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法院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深化法院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既求司法活动本质规律之真，又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之实。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涉外诉讼的增加，对我国的司法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在司法改革中，必须认真研究司法工作的本质规律，注意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司法经验。同时，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坚持党的领导和接受人大监督，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深化法院改革，必须进一步求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的发展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民
司法工作的领导之实；必须进一步求人大监督之下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司法规律之真，务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之实，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尤其应当看到，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深化法院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坚持从基本国情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政治文明的规律之真、人民法院的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公正司法、廉洁高效之实，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现代司法制度。
第三，队伍建设要求职业化法官队伍之真，务逐步提高法官队伍素质之实。人是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审判任务的组织保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民法院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进而对作为审判主体的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任务十分紧迫，我们必须求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之真，又务认真解决当前队伍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之实。在业务素质方面，为了适应现代司法工作的需要，我们要求以造就一支高度职业化的精英法官队伍为目标之真。全国法院系统实行司法考试，提高法官门槛，就是着力提高法官队伍专业素质的具体措施。同时，我们又要务当前我国现有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还不够高之实，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分阶段地对现有法官队伍进行培训、轮训，逐步提高现有法官队伍的知识层面和专业水平。当前，要按照法官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积极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按照中央提出的人才战略要求，建立法院人才的吸收、培养、使用和管理机制，推动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着力加强法官的宗旨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进一步提高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将司法为民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同时，又要实实在在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生活上关心、爱护法官，解决法官的实际困难，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好的环境，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自觉地献身于人民的审判事业。当前，要针对法官队伍的实际情况，重点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开展“公正司法树形象”活动，促进法官队伍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转变。要创造能留住人才、培养人才、爱惜人才的环境，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同时要加强监督，强化法官的廉洁司法意识，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三、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必须大力加强人民法院调研工作
求真务实，求的是客观规律之真，务的是按照客观规律抓好工作之实。要坚持求真务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求”的过程、认识的过程，我们就无法获得“真”，更无从去务实；同样，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我们就会疏于调查，怠于研究，即使去调研，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抓不到调查的重点，找不准应研究的问题。因此，在法院工作中要坚持求真务实，必须全面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我们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以实际行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我们也只有在认真搞好法院调研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把求真务实与调查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求真务实精神指导调研，以抓好调研增强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关键是要将总书记的“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要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开展好工作，这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要进一步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主动把握规律，自觉遵循和运用规律，这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的指示精神，落实到法院调研的具体工作中，在根本上做到“三个坚持”：
第一，坚持按照司法为民要求开展调研，这是人民法院调研工作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司法为民是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法院工作的核心问题，人民法院的调研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落实司法为民要求。要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围绕落实最高法院制定的司法为民的10项制度和23项具体措施，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认真学习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按照司法活动特有的规律和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及时研究提出方便当事人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完善司法救助、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便民、利民、护民措施，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努力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司法为民思想，正确把握司法与为民的内在联系，处理好严格司法与文明司法的关系，处理好认真贯彻执行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与依法满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要求的关系，切实把司法为民要求落到实处。
第二，坚持从法院工作的实际需要开展调研，这是人民法院调研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在法院调研工作中，重要的就是要增强调研成果的实用性，使调研形成的意见和建议符合国家法律和司法政策，符合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法院工作实际，使调研工作真正调研到关键处、参谋到点子上、服务到决策中。要做到这点，抓好选题是个关键。只有选准、选好调研题目，调研成果才会有针对性、实用性，调研工作才不会放空炮。目前推行的重点课题调研就是规范调研选题、增强调研成果实用性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各级人民法院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最急、最盼的问题入手，确定好一定时期内调查研究的重点课题，着力解决那些关系国家法治建设和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科学规划、立足实际、求真务实的调研选题制度，保证调研工作的计划性、前瞻性和实用性。
第三，坚持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开展调研，这是人民法院调研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在法院调研工作中，要不断深化对司法活动内在规律的认识，及时研究提出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的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实践证明，按照司法活动自身的特点和要求，进一步规范司法监督和指导，是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的带有规律性的重要方法。当前，要围绕群众申诉难、申请再审难的问题，深入进行调研，找准症结所在，规范接待工作，依法保障群众的申诉权利。要针对目前审判监督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大调研力度，为建立现代再审制度提供充分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持。要结合清理超审限案件和未执行案
件，认真调研本地法院贯彻执行审限管理规定的实际情况，查找案件超审限的原因，研究提出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提高司法效率的措施和办法。要结合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加强对适用简易程序、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建立完善速裁机制的调查研究。结合强化诉讼调解工作，深入调查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实际运作状况，认真总结经验，及时提出有效化解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措施、新办法。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5
「关键词美国，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院系，体育法教学
1.问题的提出
任何一个部门法的发展都是与其所调整的相关活动的发展密切相连的，体育法也不例外。作为世界上体育运动最为发达的美国来讲，其体育法的发展与研究也一直是处在世界的前列，因此研究美国的体育法问题对于我国有关体育法制的建设无疑也具有借鉴的作用。具体在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中美两国由于国情以及具体的社会体制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而且这种差别程度是很大的。目前中国的体育运动正处在不断发展以及逐渐进行职业体育运动改革的时期，因此研究美国的体育法教学对于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人才的培养、法学院教学的改革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都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
美国国会在1950年正式颁布了《奥林匹克协会组织法》，此后又进行了一些包括体育内容的公共立法和专门的体育立法，并相应地出现了系统化的体育法研究。1972年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就设立了专门的体育法课程，并在1978年出版了《体育法》专著，并且从事体育法研究的律师和组织以及刊物也不断出现。[1]其中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国家体育法研究所分别在1998和1999年之间以及2002年至2003年逐渐进行了两次有关体育法教学的调查，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作为一门学习课程的体育法在美国法学院内部的普及程度。该研究所在1998和1999年之间就作为一门专业学习课程的体育法在全美法学院中的普及程度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其范围涉及体育法课程、讲授体育法的教授组成、学生组织、体育法学出版物、学生参与有关活动的机会以及其他活动等几个方面。由于组织者意识到了体育法和娱乐法之间是相互重叠的，2003年的调查涉及到这两个方面的课程，调查的结果也以这两个领域为依据，并和1999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2002年至2003年之间的调查函件发到了192所美国法学院，共有80（42%）所法学院就该调查回复了函件，比上次调查复函的116所法学院少了36所。
而之所以要对美国大学法学院体育法教学的情况进行研究，是因为体育法在我国法学界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话题，大多数的法学院系学者并不认同体育法这个学科，而更多的人认为体育法无非是涉及体育的各种法学的一个综合体，不能称之为一个学科，故也不能在大学法学院系里面公开授课。体育法在我国大学法学院所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认为体育法是从事体育研究的体育院系学者所关注的话题，体育法的研究在法学界也受到了忽略。而实际情况是对体育法的研究应当结合法律和体育这两方面的知识，体育院系学者的研究可能侧重于体育的角度，作者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应当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体育问题，也即需要对体育法进行研究。本文对美国大学法学院的体育法教学状况的介绍就是为了引起国内法学院系对体育法教学和研究的重视，吸引更多的法学者研究、关注体育法问题，这也是与体育运动的日益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也有利于解决我国体育运动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2.美国大学法学院体育法教学调查的具体内容及其前后比较
由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美国体育法研究所在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所进行的一次关于美国大学法学院体育法教学状况的调查结果已在网上公布。该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大学法学院的体育法教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法学院是否开设体育法（含体育法、娱乐法或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课程方面，接受调查的80所法学院中有67所开设了该课程，占总数的84%.而在1999的调查中，116所法学院中有94（81%）所开设了体育法课程。在这四年期间开设体育法课程的学校由81%上升到了84%，但是其上升的趋势是很小的。而且该调查还显示美国法学院协会（aaLS）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开设了该课程。
在开设的有关体育法课程的具体名称以及简要内容方面，在这67所开设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中，63（94%）所法学院开设了体育法课程，8（12%）所开设了娱乐法课程，只有6（9%）所法学院开设的是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相较而言，1999的调查显示只有31（29%）所法学院开设了体育法课程，12（11%）所法学院开设了娱乐法课程，9（9%）所法学院开设了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课程，而有54（51%）所法学院开设的是两种以上课程的体育法。该数字表明在这四年期间教授体育法而不是娱乐法的法学院在迅速增长。
至于开设的具体体育法课程，这67所开设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总共开了102门体育和娱乐法课，包括88门体育法课程，8门娱乐法课程，6门体育和娱乐法的混合课。其中14（21%）所法学院开设了2门课程，4（4%）所法学院开设了3门以上的课程；德帕尔大学法学院开设了2门体育法和1门混合课程；而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则开了12门体育法课程。也即开设了2门以上的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18个，占开设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的25%.与此相对的是1999的调查显示94所开设体育法的法学院中，77（82%）所开设了1门课程，11（12%）所法学院开了2门，只有2个法学院（马凯特和图兰）开了3门以上的课程。该对比表明在这四年中许多法学院开始开设更多的有关体育法的课程，也许最大的变化就是开设2门以上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的数量在大量增加，更多的属于美国法学院协会成员的法学院现在开设的是复合多样的体育法课程。
在娱乐法方面，2003年接受调查的法学院中只有14所法学院开设了娱乐法或包括娱乐法在内的混合法课程，没有单独开设娱乐法的法学院，其中21%的法学院开设了1门娱乐法课。而在1999开设体育法的106所法学院中，75（71%）所法学院专门开设了娱乐法课程，其中12（11%）所法学院仅仅只开了一门娱乐法，63（60%）所法学院在体育法之外还开了娱乐法，9（8%）所法学院开设的是体育法和娱乐法的混合课，2（2%）所法学院在体育法之外还开设了1门混合课。另外，2003年的调查显示讲授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增长了4%，讲授超过1门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增长了15%，而纯粹讲授娱乐法的法学院则下降了50%.
至于体育法的讲授者是全职教授还是
助理教授，在67所开设了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中有全职教授讲授体育和娱乐法课程的是32（48%）所，助理教授讲授的是24（36%），其余的11（16%）则是两者都有。而在1999的调查中，29（27%）所法学院的体育法课程是由全职教授讲授的，29（27%）所法学院的课程是由助理教授讲授的，由这两类教授联合讲授的是36（34%）所法学院。这种比较显示自从1999年起，随着体育法课程的增加，有更多的法学院是由全职教授来讲授体育法课程，全职教授讲课的法学院比例从1999年的27%（116所法学院中的29所）上升到了2003年的48%（80所法学院中的32所），这也证明有更多的法学院已经认识到了体育法在其课程体系中的教育价值。
在法学院为学生提供有关体育法的活动方面，涉及到体育或娱乐法的杂志、学生组织、在体育产业组织工作的机会以及参与体育法模拟法庭的机会等。首先80所法学院中的71（88.75%）所没有体育或/和娱乐法的杂志或评论，4（5%）出版了一份体育法杂志或评论，3（3.75%）所法学院创办的是娱乐法杂志，另有2所法学院出版的是体育和娱乐的混合刊物。其次在这80所法学院中，38（48%）所法学院设立了一个体育或娱乐法学会，其中11（14%）设立了体育法学会，1（1%）个法学院设立了娱乐法学会，22（27%）所法学院设立了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学会，另外的42（52%）所法学院没有成立此类有关体育或娱乐法的学生组织；设立此类学生组织的法学院比例从1999年的45%（116所法学院中的52所）增加到了2003年的55%（80所中的38所），其中专门的体育法组织的比例也从19%上升到了29%，而专注于娱乐法的组织则从12%下降到了3%，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学生组织的比例也从69%下降到了58%，这也可能表明当前的法学院正在日益以牺牲娱乐法为代价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体育法方面。再次，在法学院为学生组织涉及体育法的模拟法庭方面，80所讲授体育法的法学院中只有13（16%）所向学生提供了组织模拟法庭参加由图兰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体育法模拟法庭比赛的机会，而且一个法学院可以派遣两支以上的队伍参加比赛。最后，其他的对学生开放的活动包括出席体育法会议或研讨会、参加体育法学会或者州律师协会中的体育和娱乐法小组、参与体育法出版物的编辑工作、学习体育法律博士与体育经济的混合学位（JD/mBa）、获得与职业体育俱乐部工作人员共同工作的机会等。
3.我国体育法教学与研究之现状
目前我国体育法的教学主要集中在体育院校以及有关大学的体育院系中。我国许多体育院校和部分院校体育院系都相继开设了体育法学课程，并编写了一批教学讲义。在各体育院校的研究生培养中，有些是以体育法学为选题完成的研究论文。1999年开始，天津体育学院正式在硕士研究生中设立体育法学专业现又开办体育法学本科教育。2002年，上海体育学院开始招收体育法学博士研究生。但是遗憾的是，就笔者所知，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政法院校和大学的法学院系都没有开设体育法课程，更不用讲招收和培养专门从事体育法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了。由此可见我国法学院对体育法的忽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目前为止除了体育院校教师编写的几本体育法教材外，尚无法学院系老师撰写的有关体育法的教材或专著出版，也没有一份有关体育法的公开出版物。有关体育法的论文主要是在体育类刊物发表的，在法学类刊物发表的寥寥无几。
前述情况当然与法学院系里从事体育法的研究人员甚少有关。至于体育法的研究人员，目前在我国也是绝大多数集中在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体育系内从事体育学研究的人员，大学法学院里专门从事体育法研究的法学教师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大多是跨学科进行研究。譬如2002年11月底在长沙召开的“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研讨会”将体育法学的最近研究成果进行了报告和交流，出席会议的法学院系人员也只有有限的几位。而由中国政法大学设立的体育法研究中心的成员也大多是从事其他法学和管理学研究的老师组成，专职从事体育法研究的也仅限于该大学体育部的几位老师。由此可见我国法学院系对体育法普遍不够重视，忽略了体育法在将来的发展前景。
我国体育法的研讨交流主要是由政府组织的，已经举行的几次会议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结合地方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举行的。譬如1995年以来，专门的体育法学学术会议不是很多。除了一些行政性的体育政策法规工作研讨外，1997年原国家体委召开的由实际工作者为主参加的体育法制研讨会，涉及了体育法学的有关内容。专门的体育法学学术交流多在一些综合性的体育学术会议上进行，如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九运会科学大会、奥运经济研讨会以及国内召开的一些国际性体育学术会议。如六届体科大，就有14篇体育法学论文入选，有的还进行了主报告。前述2002年11月底，40多名学者云集长沙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的“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研讨会”，将体育法学的最近研究成果进行了报告和交流。而在我国法学院系除了2004年8月在华侨大学举行过一次专门的体育法研讨会外，其他的都是在出现有关争议后组织有关法学专家对有关的争议进行讨论，这从形式上来讲根本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法研讨会。
当然，法学院系对体育法普遍不够重视也与对体育法的某些误解有关，譬如体育法的性质不清（公法还是私法？程序法还是实体法？）误导了某些人对体育法的理解；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不健全淡化了对体育法的认识；我国现行的体制问题使得某些人认为我国的体育运动是所谓的政治体育，政府对体育运动的干涉太多、太滥；体育争议大多数是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的，对体育争议的性质认识不够清楚；等。即使某些已经开展职业化的体育运动项目的运作也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的，地方政府、国有
企业的涉足使得真正的公平竞争没有了意义。所有这些（尽管不是全面的）也使得我国体育法的研究相对落后，目前的情况是已跟不上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北京2008奥运会的即将召开需要我们法学院系加大对体育法的宣传与研究。
4.结束语：中美体育法教学的比较及应采取的对策
由前所述可以看出中美法学院在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与美国体育法的出现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相比，我国的体育法学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法学院系从事体育法的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没有一份公开出版的体育法刊物，也没有所谓的体育法社会团体，这与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当然，作为世界上体育运动比较发达的美国，其体育法的发展是与其经济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应加大对体育法的研究与投入，在法学院系开设体育法课程，这样才能跟得上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与国际体育运动接轨。可喜的是我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已经培养了两名专门从事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的博士毕业生，完成了两篇相关博士论文。
法制建设的经验也表明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作保障，社会活动某一方面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体育运动与体育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例外。因此体育运动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加大对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的投入，积极借鉴和引进国外尤其是美国较为合理和先进的体育法规定，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不至于落伍太多。
当然，法学院系加大对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在短时间内可能改变不了当前我国体育法的主要研究者仍是体育学领域的人员这样一种事实。如果两者能够很好地合作就可以加快我国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这需要有关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互补。总之一句话，加大体育法教学与研究的力度是时事所需，是应当的而不是可以的，需要体育院系和法学院系有关研究人员的共同参与和合作。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55.
[2]2003SportsLawSurveyResults[em]，law.marquette.edu/cgi-bin/site.pl.，2004年2月10日访问。
[3]于善旭，刘静。1995年以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概述[J].浙江体育科学，2003，（2）。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6
【关键词】职业院校;财政学;微观分析;宏观分析
前言：
职业院校是为培养某方面专业人才而存在的应用型人才摇篮，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需要职业院校培养出更多的财政学实用人才，填补国家、企业财政部门的职位空缺，推动社会整体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方法受计划经济时代影响，采用宏观分析法对财政学进行教学研究，在研究市场经济的某些领域受到制约，需要进行教学改革。
一、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
（一）古典时期
从古典时期开始，财政学就是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1776年亚达•私密在《富国论》中第一次以宏观分析法对国家经济职能进行解析，并规定了财政的具体范围。在密斯理论的影响下，大卫•李嘉图、J•S•穆勒等相继作出研究，将国家财政职能范围进一步缩小明确，主要以宏观分析法对税收问题进行研究。
（二）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财政学的主要成就是微观分析法的应用。受“边际革命”影响，马佐拉、马克尔等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公共产品研究，经过林达尔、维克赛尔将其与税收相结合，开始了对公共选择的研究。另一方面，微观分析法的应用使财政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地位迅速提升。
（三）凯恩斯主义时期
凯恩斯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发表人，这篇通论发表于1936年，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运用宏观分析法，从宏观角度提出国家干预理念，是财政学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宏观经济学随之诞生，并在其基础上产生了宏观财政学。
（四）当代财政学
最优税制理论、公共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财政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经济学家借鉴私人物品的研究思路，用微观分析法对公共品理论进行研究，解决公共品的提供方、提供过程、提供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全面开启了运用微观分析法研究财政学的高峰时代。
二、我国财政学的宏观分析传统与市场经济不相适用
我国从建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学研究使用以“国家分配论”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法，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政学研究逐渐开始重视微观分析法的运用，但是这种转变是滞后的，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政学研究的需要。宏观分析法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被忽略、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不合理、不利于税收工作的公平和高效。所以，现阶段我国财政学的分析应向微观分析进行转变，首先，职业院校的财政学教学要向微观分析的进行变革。
三、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
（一）进行必要的课程调整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职业院校的财政学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通常是同步进行。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改变，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制度的体现，缺乏现实基础。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应从课程上开始做出调整，比如将政治经济学课程调整为财政学课程。另外，西方经济学是基础性科目，要注意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先开设西方经济学，再开设财政学，而不是将两门课程同步进行。
（二）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
财政学的教学重点应该是财政支出和税收，而在宏观分析传统影响下，目前的财政学教学内容还包括财政政策。讲述财政收支时也是以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对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可以将财政政策部分分离出去，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讲解。讲授财政支出时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资源配置智能，把分析税收的重点转移到税收归宿、税收效率等方面，以微观分析方法对学生进行财政解读。
（三）财政学教材的调整
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使用的国内教材都偏向于用宏观分析方法，短时间内这一情况难以得到改变。职业院校可以考虑选用一些国外教材和用作参考资料。在选用时要注意分析作者的财政理念和分析方法，选择适用于我国学生、有助于推行微观分析转变的教辅材料。
结束语：
通过对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进行研究，不难发现财政学的分析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在不同时期要选择适合时代的不同方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也要向适合当下经济体制的微观分析方法进行转变。
参考文献：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7
关键词：基层医疗；医疗纠纷现状；研究
基层医院是我国数量最多、服务人口最广的医疗服务机构，基层医疗卫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近年来，患者对医疗质量要求的提高，医疗纠纷也逐年增多，这些都成为人们对医学的信任危机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基层医疗机构的信息渠道，管理水平与诊疗技术水平相对滞后，更是造成各类医疗纠纷频发。如何有效缓解基层医疗矛盾，更好地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构建和谐的基层医疗环境，是我国基层医疗改革中应该加以重视的问题。
一、国内医疗纠纷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医疗纠纷的研究不只局限于医疗卫生方面，已拓展到危机管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心理学及卫生经济管理等多个领域。
冯俊敏等通过对418篇医疗纠纷文献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出医疗机构通过建立预警机制，干预可控节点，现场高效处置，能有效防范医疗纠纷。唐娅佳等主要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探讨医疗纠纷的规避，强调医务人员需转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医疗机构需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及专业技能的提高。王美玲综合分析我国医疗纠纷产生原因并提出防范措施，包括医院应提高综合管理能力，加强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和对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教育；政府应进一步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医疗纠纷调处过程中的第三方介入机制，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医务人员职业风险保险制度等。江增强对某二级医院十年间发生的86例医疗纠纷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防范医疗纠纷的关键在于抓好医疗质量管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做好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的机制建设和队伍建设，并参照国外医疗纠纷处理经验，加强医疗风险管理。茹倩倩将视角放在新闻媒体对医疗纠纷的报道上，认为近年来媒体报道影响受众对事件真实性的认知，使患者对医院产生信任危机，而院方在媒体呈现中话语缺失，不利于医院和医务人员形象的建构。
二、国内基层医院医疗纠纷研究
在我国，基层医院主要是指县区、乡镇管辖范围的一级和二级医院。近年来，基层医院医疗纠纷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不同地区基层医院在医疗纠纷产生原因、特征及解决方式上各有异同。
李大平对东莞4家基层医院进行了医疗纠纷现状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医疗纠纷中医方的原因仍然是主要原因；产生医疗纠纷的两大根本原因是医疗体制缺陷和医疗纠纷解决渠道不畅，传统的医患和解、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以及诉讼渠道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并提出要构建医事仲裁制度。罗新伟对湖南省某县138例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及特征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医方因素中服务态度不良是引发该县医疗纠纷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医疗技术不高；医疗纠纷发生后采取第三方调解方式是主要解决方式。张杰英调查分析广东省基层医院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从基层医院加强自身建设，加大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依法缓解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充分发挥医调委的作用四个方面提出了缓解医患关系，防止医疗纠纷的建议。黄国军分析浙江省嵊州市基层医院121例医疗纠纷的规律和特点，指出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关注重点科室，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重视告知和沟通，遵守规章制度，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可以避免或减少医疗纠纷。
总之，及时有效地解决基层医疗机构医疗纠纷，不仅需要医务工作者、患者、群众共同参与，也需要法律工作者、政府不断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从根本上缓解医患矛盾。
参考文献：
[1]张邦铺.论我国医疗纠纷多元化调节机制的构建[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0（9）：610-612.
[2]冯俊敏，李玉明，韩晨光.418篇医疗纠纷文献回顾性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3（9）：77-79.
[3]唐娅佳，马志平，陈华.临床医疗纠纷的规避与防范[J].重庆医学，2007（7）：668-670.
[4]王美玲.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9.
[5]江增强.某二级医院86例医疗纠纷分析及对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6]茹倩倩.我国医疗事故纠纷报道中的医生媒介形象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7]李大平.基层医疗机构医疗纠纷现状实证研究――对东莞市4家基层医院的调查[J].证据科学，2013（21）：199-214.
[8]罗新伟.湖南省某县例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及特征分析[D].长沙：中南大学，2012.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8
会议围绕《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的重点改革任务，紧扣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化解社会矛盾、创新法院管理机制等主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通过研讨，会议不仅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有利于今后的改革探索和尝试，有利于推进课题在试点法院的工作。
之所以选择在基层法院召开本次国际研讨会，正如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罗东川所指出的，就是让更多的基层法院具体地参与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探索创新基层法院管理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司法效率，为社会和谐作出贡献。
一、司法成本的合理分担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最高人民法院行装局副局长唐虎梅指出，2009年国家司法保障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对法院的投入是史无前例的。她认为司法成本的研究有大成本和小成本之分，大司法成本是从国家对相关司法机关投入的角度来考虑的，小司法成本就是法院的司法成本。她建议，着重研究法院办案成本问题，以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左楠介绍了诉讼量大幅度增长而导致的司法资源不足的应对思路：一是增加司法经费投入；二是降低个案司法成本；三是优化分配技术，提高司法效率。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海昕认为，应以“能动司法”的理念解决法院的司法效益问题：一是以整体视角观察和寻找人民法院的比较优势；二是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与完善；三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强法院司法资源的管理与配置；四是处理好有所作为与争取司法资源投入的关系。
清华大学教授王亚新认为，司法成本、效率与一个国家的司法规模成正比。法院不仅仅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通过解决纠纷、判例制度，以个案为指导，给社会提供规则。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法院的功能定位、制度管理、司法成本等方面还有待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中国司法成本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司法成本包括政府投入、法院的创收、当事人的成本、诉累以及道德成本。他认为，要有小法院、大司法的理念。
在当前中国的发展水平和体制框架之下，司法成本投入的增加是必要的，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模式和理念也应得到进一步的提炼和应用。
二、审判管理改革与司法效率的提高
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是人民法院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司法公正、廉洁、为民的重要举措。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治国提出，“有效率的司法公正”是审判管理的内在价值目标。
他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案件管理机制、加强审判队伍管理、修改相关诉讼规范、加强审判管理的信息化等为高效司法提供制度主体、法律和科技保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包蕾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为分析样本，解读了审判管理维度下的制约司法效率的因素。她认为，通过构建诉调对接集约分流管理系统、形成以服务审判为导向的专门化管理系统、完善和发展审判流程集约分段管理系统、提高案件审判中简易程序的利用率等审判管理路径来提升司法效率。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余文唐认为，审判管理的目标不仅包括公正、效率和效果，还应包括管理成本及其优化。审判管理的重点是“理”而非“管”，要实行去行政化的管理理念，以简化流程、调动积极性为目的，要以人为本。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张建平认为，审判事务管理权是一种司法权，也是一种宏观的管理权。审判管理是否能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应采取量化管理的目标，而目前采取的将分散的权力合并行使的审判管理模式有其现实价值。
应以各级法院的现实为依托，不断创新审判管理理念，稳步探索审判管理的新模式、新措施，有助于量化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三、诉讼各环节提高司法效率的措施
司法效率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所有参与司法过程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司法效率的提高需要法院内外各种力量、各个方面、各种措施等共同支持和密切配合。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院长王玉堂介绍了昌邑区人民法院在多元调解和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下促进审判效率提高的经验和实践探索：通过建立诉前指导制度、搞好调诉衔接、强化调解理念、发挥多元调解功能、强化互动理念、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拓展工作渠道等积极探索、运行多元调解纠纷机制。在多元调解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他认为，从实际效果看，国家公权力介入民商事纠纷的范围可以大大减少，而多元调解纠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可以替代公权力解决纠纷的。
江苏省溧水县人民法院院长周迅介绍了通过建立健全民事案件均衡办案、特定类型案件专业化审判、科学合理的业绩考核、完善法官调配等机制来对审判资源优化整合。他认为，应明确重点，改革法院内部资源配置体制；改革法官管理制度，提高法官能力素质；强化专业化审判、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创新审判管理机制，加强案件管理。
德国专家伯阳教授分析了德国法院案件、司法人员的数量以及维持司法系统的成本。他认为，2002年修订后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增加了上诉的机会、最终上诉法院的权限等，这要求在特定情况下，民事案件需要先调解，结果导致近年调解案件数量增加。为了增强公民对判决结果的接受程度，法官要向当事人解释判决的情况，这导致2001至2004年地方法院的上诉率降低。这些做法简化和加快了司法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范愉认为，传统的观点强调只有司法诉讼才能将社会纠纷解决得更为公正，但实践中昌邑法院的实例表明公权力的介入并非是解决大量民事纠纷的最好办法。经济发展与司法发展的平衡是一种理想状态，中国的实际要求从自身改革中寻找路径、潜力，要以实践中的改革推动立法。
德国法官伊芙琳·海宁认为，德国的调解机制是较新的制度，只是第三方而非法官参与，如果有法官参与即是和解，这与中国的调解相异。诉讼经验表明，一定数额的案件很难在一审就结案，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此时恰恰可以说服双方进行和解，否则，当事人要考虑过长时间对当事人利益的损害和涉诉费用。
四、小额诉讼程序改革与司法效率的提高
王亚新肯定了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一是可以解决简易程序不简的问题，让程序更加分化，进而规范普通程序；二是在制度设计中要克服过于精致、细化的问题。他提出以下建议：其一，立法上要有繁简分流方案和小额程序设计；其二，速裁程序与当事人选择并存；其三，保留简易、普通程序区分；其四，设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方法的程序。此外，法院还要积极引导对小额案件的调解。
伯阳指出，由于德国没有单独的小额诉讼法院，为减少小额诉讼的负担，有些州已经设定了一些强制性的和解措施。欧盟的小额诉讼程序由于涉及文化及国界问题，适用在跨国界的案件中且案件数额不超过2000欧元，其所涉案件具有最终决定性。他认为，欧盟的措施有可能更适用于中国。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9
关键词：管理风险防控现代医疗财务管理核心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单位也开始寻求新的变革，力求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现代医院更加追求制度化、规范化，力求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其中，对医院内部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制度进行合理的划分，有利于减小一些风险对医院的威胁，促进医院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可以为患者创造更好的条件。本文主要从管理风险防控的角度，对现代医院管理核心进行研究。重点对医院的管理核心制度进行分析，以此来推动医院的管理水平的提高，报道如下。
一、资料和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本市8家二级甲等以及以上医院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三级综合医院4家，二级综合医院4家，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医院的管理风险点进行监控，对现代医院管理核心制度进行详细地分析，并界定其风险的等级。
（二）方法
本研究主要依据《卫生部三级医院评审标准》查询和核对医院相关的规章制度，并且按照本市对医院管理风险的评定，对这几家医院存在较大风险的核心制度进行筛选，然后由相关的专家进行评定，进一步筛选，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要求受访者对筛选出来的制度的重要性进行综合地评价。在调查中，总共发放100份问卷，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同时，利用SpSS18.0软件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将事项的重要程度按照1-5分赋予不同的分数，“非常重要”用5分表示“，比较重要”用4分表示，“一般”用3分表示，“不太重要”用2分表示，“不重要”用1分表示。然后按照评分的结果对各项制度的重要性进行评定，从而可以构建科学制度的框架，并对风险等级进行评定。
二、结果
要按照问卷调查的具体得分数据以及重要程度的情况，对医院的风险防控进行等级的划分。其中，重要性平均数值4.49，将其评定为高风险等级。就本次的调查结果来看，属于高风险等级的制度主要有绩效考核、财务管理、集中采购和干部选聘等。
三、讨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要对医院的服务行为进行规范，提高服务的质量，并且要尽量规避可能出现的事故，才能不断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所以，医院要重视国家卫生部门规定的重点制度，并将其作为核心制度进行管理，严格执行。同时，医院要对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有着全面的了解，在数据的支持下，筛选出属于本院的核心制度，并且要重点强调对这些制度的管理，从而为医院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推动医院管理工作实现科学化和标准化的目标。同时，医院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编制，防范一切可能出现的风险点，比如，医院要通过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化平台，以便可以对一些重要制度的有关信息及时进行了解。在本次调查中，得出属于高风险等级的制度主要有绩效考核、财务管理、集中采购和干部选聘等。因此，医院要重点针对这几个方面，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和医护人员职称相挂钩的奖励细度，促进他们积极性的提高；建立药品供应商的数据库，记录一些供应商的不良信息，并将其载入数据库中，数据库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其中包括药品、医疗器械等厂家生产信息、规格等，还有产品的价格、供应商违法行为等；建立财务管理的数据库，以时间为单位，对医院的各项采取进行管理，从而减少资金变动的风险。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医院的管理工作的风险点进行监控，分析现代医院管理核心制度，结果表明，在现代医院医疗财务管理核心的研究中，财务管理制度、绩效管理制度、集中采购制度以及干部选聘制度属于高风险的核心制度，与医院财务管理密切相关。医院可以加大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对薄弱的环节进行严格地控制，并且对多发的风险进行防范，规范工作人员的权力。
综上所述，要针对现代医院的实际情况，预估其发展的水平，高度重视对管理核心制度的分析，从而有助于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推动管理效益的提高，进而可以为患者创造一个更加优质、和谐的环境，提高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沈晓思，胡磊，陈蓓，陈敏生等.基于管理风险防控的现代医院管理核心制度研究[J].中国医院，2014，10：10-12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篇10
关键词研究生生源质量教育质量优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optimizationmechanismstoimprovetheQualityofGraduateStudents
CHenYuqing
（HarbinengineeringUniversityGraduateSchool，Harbin，Heilongjiang150001）
abstractGraduatestudents'qualityisanimportantfocusofcurrentgraduateeducationwork，butalsothekeyfactorstoaffectthequalityofinGraduateeducation.Universitiesshouldstartfrommanagementsystems，policiesandmeasuresandotheraspects，theestablishmentofgraduatestudents'optimizationmechanism，soastoenhancethequalityofgraduatestudents.
Keywordsqualityofgraduatestudents；educationquality；optimizationmechanism
1哈工程大学研究生生源现状分析
（1）各学院、学科生源分布不均衡。以2012年硕士研究生录取数据为例，从考录比看，达到2.5：1以上的学院有9个，在2.5：1以下的学院有7个，最低的考录比仅为1.1：1；从上线生源情况看，生源充足的学院有7个，生源不足的学院有5个。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各学院生源分布不均衡。出现各学院生源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主要有：（1）本校应届生报考本校生源数量减少。受就业、家庭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报考外校或者直接就业。（2）外校应届生报考人数增长缓慢。由于学校知名度、地理位置、招生宣传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外校应届生生源数量每年情况基本持平。（3）各个专业的热门程度直接影响考生院系的选择。2013年我校报考人数排名前三的专业为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和信息与通信工程。
（2）国内一流大学生源比例偏低。国内一流大学生源比例反映了学校知名度对生源的吸引力。近5年来，全校硕士生中211生源比例平均为63%。本校生源为211生源的主力，约占211生源的70%左右，外校211生源数量相对较少。同时，各学院211生源比例分布不均衡。在16个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学院中，211生源比例高于80%的学院有3个，高于70%的学院有2个，高于60%的学院有3个，其他8个院系211生源比例在60%以下。
（3）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生源质量较差。由于全日制专业学位出现的时间较晚，认可度不高，所以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生源大多为未达到学术型分数线而调剂到专业学位的。2009年是全日制专业学位招生的第一年，由于结构调整是在研究生复试以后，所以当年录取的80名全日制专业学位都是由学术型研究生转成专业学位的。2012年我校录取专业学位人数为487人，依据当年的国家录取分数线，上线的合格生源仅有289人，近四成的生源需要通过调剂才能满足要求。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生源质量较学术型研究生生源质量更低。
（4）黑龙江省外生源比例偏低，生源地区分布不合理。2010年录取的1954人中，黑龙江省外考生388人，比例为19.9%；2011年录取的1975人中，黑龙江省外考生532人，比例为26.9%；2012年录取2100的人中，省外考生565人，比例为26.9%。近三年省外考生人数逐年增加，但是外省考生比例未达到三成。生源地域来源比较单一、固定，主要为东三省考生，不利于学术创新，容易形成“近亲繁殖”。
2提高生源质量措施
（1）建立复试指标体系，完善研究生录取机制。复试工作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生源质量的基础环节。为了防止各个复试小组因导师、试题难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公平，应建立研究生复试指标体系，建立复试题库、面试问题提纲、专业素质评判标准等，来客观立体的评价、考核考生对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及创新能力。为了发挥复试的有效作用，结合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设计和安排复试科目，加大复试力度，创新复试方法，加强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核，向211院校的考生倾斜，将211生源比例作为院系教学工作状态评价的重要指标。为了保证录取质量，对于生源充足的院系，实行120%～150%的差额复试，提高合格生源的复试比例，扩大选拔的空间。
（2）提高调剂生源质量，优化生源结构。对于生源不足的院系、学科专业，根据当年国家划定的分数线，进行分数测算，对于需要调剂的学科，及时公布调剂基本条件及信息，且调剂政策向985及211学校的考生倾斜。加大调剂生复试比例，规范调剂程序，合理安排调剂报名时间及复试工作，尽快公布调剂考生录取结果，防止调剂考生掉头。同时，将调剂工作的功能从弥补生源不足转变为置换优秀生源，以达到通过调剂优化生源质量的效果。
（3）加大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吸引优质生源。由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地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地理位置没有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因此更需要扩大招生宣传范围，增强招生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考生了解学校。为保障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有效开展，学校建立一支稳定的研究生招生宣传队伍，同时形成学校-学院-学科-导师四级生源组织和招生宣传体系，资助学院招生宣传计划，组织招生宣传人员赴东北、华北、华东、京津等地区的“211工程”院校，宣传研究生教育特色及研究生招生相关政策，力争有更多的优质生源报考我校。
（4）多渠道、多举措改善研究生待遇，增加学校吸引力。目前，研究生普通奖学金的发放标准为250元/人・月，远低于同一地区的收入水平。为提高研究生待遇，吸引优质生源读研，学校要开拓渠道，与企事业单位联合设立各种专项奖学金、创新基金等，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和导向功能。同时，逐渐提高助研津贴比例，有利于减轻研究生在学期间的经济负担，有助于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科研创新性，更有益于吸引优秀生源来我校攻读硕士学位。
（5）搭建生源构成平台，优化生源结构。为了在推免生交换、公开招考等方面展开交流与合作，学校与国内14所船海类高校共同建立了“船舶与海洋工程大学联盟”，旨在为各方提供“发挥特色优势、推进资源共享、加强协同创新、促进人才培养”的沟通与协调平台，在人才培养、招生工作、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交流与合作。通过学校之间签订协议建立大学联盟，能搭建起生源构成平台，实现生源互换，优化生源结构，实现优质生源共享。
（6）合理分配招生指标，优化生源配置。根据招生学院的生源情况、科研经费、导师人数等培养条件合理分配招生指标，向重点学科和优先发展的学科倾斜，以优势学科带动其他学科，实现生源特色突出，构建合理的生源构成体系，提升学校生源质量。
（7）建立研究生生源质量保障机制。研究生生源保障机制主要包括研究生生源质量评价体系、生源质量反馈机制和研究生生源选拔机制。生源质量评价体系包括一系列的结构指标，如招生规模、报名人数、上线人数、及格率、调剂录取比例、考生来源、生源院校分布情况及各专业录取率等。①
研究生招生质量是各个学校关注的焦点，也是各个高校开展研究生培养的基石，而哈尔滨工程大学更是致力于开拓多种渠道来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如优化招生管理机制、改革研究生初试及复试办法、建立生源保障机制、提高研究生待遇、发挥学校及大师的名师效应。只有生源质量得以提高，才能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从而提升研究生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