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研究篇1
随着生物科学的不断发展，研究生命的一般规律的有着一定成熟的方式方法，模式生物就是常用的研究方法。现在的生物学家有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一般性的、基础性的生物现象在较为高级的生物身上很难找出相应的规律，但是在相对比较低级的生物体中也在相应的规律可循，这就为我们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在生物结构较为低级的物种体中研究生物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在生物结构比较高级的物种身上是比较难寻找的。生物科学中将这种拿来研究的较为低级的生物称之为常用的模式生物。它们为我们发现现代生物的各种规律和原理提供了很多帮助。
二、优势
这些模式生物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生命科学的研究领域，它们的优势是其他动植物无法取代的。首先，这些模式生物的研究相对比较简单。研究过程中受到的干扰因素较少，不需要进一步设置一些排除项，大大降低了研究的成本和工作量；其次，这些模式生物具有一定代表性。很多模式生物的研究可以代表相对比较高级生物的一般规律。例如我们可以就大脑的不同反射区功能研究基于实验小白鼠，它们可以代表人类大脑反射区的一般规律。最后，这些模式生物相对比较好培养，它们在实验室中的生殖速度相对比较快，种群数量相对比较多，由于各代之间的时间间隔较短，它们的遗传性质相对比较清楚，这些对生物研究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在生命科学中，它们的优势是无人能及的。
三、具体的模式生物
（一）病毒类
噬菌体是一种细菌类的病毒，它的种类很多，其中还有一些现在医学无法抑制的种类。但是作为一种生物科学研究使用的模式生物，必须具有安全性，我们常选择噬菌体有对大肠杆菌有侵蚀作用的t和λ噬菌体，这些噬菌体具有体积小，浸入寄主体内繁殖迅速，它是模式生物中最为简单的一类。由于伦理或是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基因重组，复制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只是局限于噬菌体的身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两个生物学家将将t类噬菌体的Dna及核酸用硫35和磷32进行标注，研究Dna及核酸在生殖过程中的去向问题，最后再后代的噬菌体中发现了被硫35和磷32标记的Dna及核酸，由此发现了Dna的是一种具有遗传的物质，由此可见，噬菌体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昆虫类
果蝇是常见的昆虫类的模式生物。这种生物在上个世纪初就作为生物遗传学的研究对象了。一项实验成功的基础和关键第一步在选择相应的研究对象即模式生物。模式生物选择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整个实验的进程，甚至整个领域的发展和突破。果蝇是一种较常见的模式生物，作为模式生物，它的优势在于其个头小，生活规律较简单、发育速度快、具有完全变态等特征，另外它的生物形状较多，容易出现遗传的变化，例如它的眼睛有白、朱、黑、红等颜色，其翅膀有长、残、小卷等形状，这些丰富的形状特征也生物遗传学带来了很多研究的便利性。另外果蝇的神经虽然相比简单，但是很多时候表现出与人们一样的特征，例如睡觉，吃食等。果蝇为遗传学提出的很多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组科学家将一个果蝇胚胎细胞培养成一个特定的器官。这也在当时震惊的世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三）哺乳类
小白鼠是一种哺乳类生物，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这种生物也是较为常见的模式生物。虽然小白鼠的生殖周期相对较长一些，生长发育也相比较为缓慢，但是由于它是哺乳类的生物，在模式生物中，与人类的关系相比更加亲密。小白鼠的研究就是从其皮毛开始的，现代对小白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化指标领域，例如小白鼠的新陈代谢、呼吸、血常规指标等，由于小白鼠与人类有着相比较紧的关系，对它的生化指标的研究对人类认识自己有着很好的帮助。
四、结语
生命科学研究篇2
[关键词]生命科w导论调查问卷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0-0211-02
20世纪生命科学飞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并且与很多学科产生了交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粮食危机、人口膨胀、疾病危害、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生态失衡和大量物种灭绝等都要依赖生命科学的手段解决。生命科学的发展决定了人类的未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剑桥大学等知名高校就开始设立《生命科学导论》课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等国内院校也纷纷开设了《生命科学导论》全校公选课。
《生命科学导论》集中介绍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及近年的研究热点，是一门以拓展知识层面，提高学生生命科学素养为目标的课程。所以，不管是生物专业，还是非生物专业，理科生还是文科生，都应该了解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础知识，这既是完善知识结构、认识自然科学核心内容的需要，也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基本需求。吉林农业大学是省属重点大学，于2009年起在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生命科学导论》课程，然后于2014年在农学院农业生物技术专业开设，课程开设的时间较其他国内高校晚，并且开设专业较少。开课以来发现课程开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教学内容与高中有所重复，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差等。因此，如何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如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提升授课效果是目前非生物专业开设《生命科学导论》课程的重要课题。
一、调查对象和研究方法
笔者针对《生命科学导论》课程改革共设置了17个调查题目，涉及的内容包括学生基本信息、课程设置、授课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情况及学生建议等。调查对象为本校各专业、各年级学生，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发放。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321份，有效问卷321份。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课程设置
调查结果表明，42.68%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开设《生命科学导论》课程，44.24%的学生认为一般，而13.08%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关于学时设置上，52.65%的学生认为16学时较为合适，而其余47.35%的学生则认为本课程至少要24学时。通过这两道题目结果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在非生物专业开设《生命科学导论》是有必要的，但是关于学时的设置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加以考虑，目前设置的24学时是否有必要进行适当的缩减，从保证授课效果的角度来讲，16学时如何覆盖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相关前沿，仍需要进一步的考量。
（二）课堂氛围
围绕课堂氛围设置了两道题目，分别是“你理想中的大学课堂气氛是什么样的？”以及“你认为以下哪些措施有利于改善课堂氛围？”。82.87%的学生认为大学课堂氛围应当是自由活跃的，17.13%的认为是严谨务实。对于改善大学课堂氛围的有效办法，47.66%的学生认为可以实行小组合作学习，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44.24%的学生认为授课教师应结合当前进展，将所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比较有效的方法，8.1%认为学生以教师的身份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可改善课堂氛围。由此可见，学生仍倾向于教师作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但是可以在授课过程中加强小组合作学习以及由学生进行讲解的比例，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教学方法
师生关系、教学方式和方法是当今高校教改的主要内容。在师生关系方面，68.22%的学生认为应是师生平等，互相学习，共同进步，11.21%认为应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收为辅，20.56%认为应以学生为中心，老师以指导为主。关于教学方式和方法，在给予的四种教学方法里面，学生更倾向于互动式教学和探究式教学，而参与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次之，其中41.12%的学生认为老师应对知识点进行全面的讲解，38.94%认为老师应点到为止，再根据同学的提问进行针对性的讲解，19.94%认为应让学生自己做预习讲解，老师做补充讲解。由此可见，学生对大学课堂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尽管仍倾向于教师作为授课环节的主导，但是想在课堂上发挥更多的主动性。
（四）教学内容
针对目前设置的教学内容及学生希望开设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查。关于学生认为最具吸引力的课程章节调查结果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遗传和变异、生物技术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生态和环境等章节比较受学生喜欢，而其他四个章节次之。希望开设课程的调查结果见图2，由图可以看出，学生对预增设的课程内容都比较感兴趣，尤其是生物制药、细胞周期调控与癌症、生物工程等章节。同时该课程主要面对大一新生设置，将高中生物课程重复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问卷结果可以看出，重复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细胞、基因、物质基础等部分，该结果也与比较吸引学生课程章节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而对教材的选择，59.5%的学生认为应由任课老师推荐，而40.5%认为应由学校或学院统一规定。大学与高中在生物学教育上的重复性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内容上体现出差异性才能够吸引学生，才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生命科学素养。
图1你觉得课程中哪些章节最吸引你？
图2你希望在课程中添加哪些内容？
（五）教学效果
经过课程的学习，42.68%的学生认为自身的生命科学素养有显著提高，49.53%认为略有提高，7.79%认为没有提高。对于课后，67.29%学生希望能够建立课程专用的QQ群跟学生进行互动，26.48%希望教师能在课程以外的时间与学生定期见面交流，6.23%认为开设课程专用邮箱则更为便捷适用。教学效果低于预期，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由此可见，本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尤为重要。
三、关于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通过本次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在非生物专业开设《生命科学导论》课程很有必要，但是在课程的实际教学环节中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后互动等方面进行改革。
（一）修订和完善教学大纲
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和教研室多年来在该门课程的教学经验，应进一步修订教学大纲，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进行完善。《生命科学导论》是面向生物类和非生物类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了解近期生命科学的主要进展，培养学生的生命科学素养。因此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应进一步删减与高中生物重复的部分和过于专业化的内容，偏重讲授前沿进展和发展趋势。在教学环节中应考虑设计一定的实践课程，带领学生近距离接触生命科学的研究内容，辅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此外，应根据不同专业学生设置不同的章节，充分体现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的主动性。
（二）改进教学方式、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仍是目前高校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方法，但是多媒体在教学中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讲到Dna、蛋白质、基因表达与调控的过程中，应充分结合动画和视频将知识点形象化，做到图文并茂，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便于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然而，过度依赖多媒体也容易因为信息量大而失去重点，因此要把握好尺度，及时的对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提高教学效率。同时，教师应充分发挥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但是这种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教师在课堂上完全占据主动，而是要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抱着共同学习的心态完成教学活动，也可以交出部分课堂学时让学生掌握主动性，例如成立学习小组或是指定专题开展辩论或讨论。通过调查问卷也可以看出，学生对互动式、探究式的教学方式更为期待。此外，如今信息化高度发达，还应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互联网的优势，加强在线开放课程、微课的建设，多角度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
（三）加强生命科学发展史和生命伦理学教育
生命科w导论课程开设的目的是提升学生的生命科学素养，这其中也包括对生命科学发展史和生命伦理学的教育。生命科学史是反映生命科学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生命科学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我们对每一个知识点的探究过程都是由多个科学家共同参与完成的，并且伴随着科学家之间思想和理念的碰撞，体现着科学家的态度和世界观。通过在课堂上延伸生命科学史的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伴随着生命科学领域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关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环境与人口、动物实验和植物保护、人类生殖、生育控制、遗传、优生、死亡、安乐死、器官移植等方面的道德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和关注，生命伦理学也应运而生。可以说，生命伦理学是生命科学技术使用的道德约束。在教学中应灌输生命伦理学的教育，引发学生对生命的思考及学会对生命的尊重，了解技术的使用也应该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
四、结论
在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在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生命科学导论》课程是高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基本需求。通过调查问卷为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很多可靠意见，在接下来的教学环节中，会结合学校、授课专业的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进行改进，优化教学大纲，并在教学中加强生命科学发展史和生命伦理学的灌输和引导，促进教师能力的提升，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切实提高学生生命科学素养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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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研究篇3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improvementoftimes,lifesciencesinthenewerahasachievedcertainprogressinstudyingnewresults,andallsectorsofthecommunitypayattentiontoresearchanddevelopmentoffourlifesciencesatpresent,includingdirectedevolutiondevelopmentbasedonbiologicaltechnology,geneticengineeringpharmaceuticals,plantgeneticengineeringandclonetechnology.theirfuturedevelopmentmodeisputforwardtentatively.
关键词：生命科学；创新；实践
Keywords:lifesciences；innovation；practice
中图分类号：Q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0-0276-02
1以生物技术为基础，推动定向进化开放的新热潮
什么是定向进化（directedevolution）？其实直观来讲是以一个或者多个已经存在的亲本酶（可以通过人工方式或者天然方式获得）为出发点，通过在基因上发生变化或者进行重组，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人工突变的酶库，经过相关的筛选方式，在最后得出预期希望得到的某些方面的进化酶。生命科学中，定向进化需要保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得到你筛选的突变体”。直观来讲：随即出现的突变、对正向方面进行重组再加之筛选结合在一起形成定向进化。定向进化与自然进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定向进化顾名思义是经过人为而引发出来的，而自然进化是基于客观环境而用于突变的分子群，其实是对某一特性的进行进行合理的选择，而逐步排除其他特性突变的作用。在人为完全的控制之下，酶分子进行定向进化的全过程，最大限度的让酶分子可以成功的向预期特定目标实施进化。而最早开始使用定向进化方法进行研制的就是一种酶，将它与传统的洗涤剂成分进行各方面的对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通过这种酶的使用可以将衣物上的污垢更好的取掉。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定向进化的在商业用途上的经济效益，另外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在对生物进行诱导实现快速进化的方面也取得了时间上的进步。例如：根据我们从实际资料中得出，一部分细菌会经过长达几十年进化中的时间，才能形成对抗生素的抗药性。而目前的生物技术最短只需要通过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创造出新的超级细菌，并且成功的适用于试验新型抗生素。关于另一项定向进化的成果是，科学工作者经过不断的努力，发现可以利用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定向培育，从而可以制造出不仅能经起与强化学物质进行混合或者能承受更好的沸点的酶。还有一项关于定向进化成功的实验，基于血液之中的分子而制造出能有消除作用的酶，通过这样成果使得献血者的a型与B型血可以顺利的转化成可以让任何人都能使用的o型血。著名的maxygen公司，在众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成功研发了将α－干扰素的药力提高了20万倍。这类干扰素适用于抗病毒药与抗癌方面，但是由于毒性的控制线无法把握迫使在医学上只能限量使用。还有诺和诺德公司的科学工作者将蘑菇中存在的一种酶提炼出来进行处理，使其有助于跟好的消除排入水染料的活性，这种酶常用的之处是防范有颜色衣服的染料沾染白色的衣服。最近伊利诺大学出了一分关于“运用定性进化的技术可以是部分免疫系统细胞得到进化”的研究，这份研究的推出，有助于提高体抗力免疫更多疾病，甚至能具有抗艾滋病的能力。相关专家对生物技术出现的新潮定向进化所取的一定成果时提出：目前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让人们通过对试管的利用进行高速进化，制造出超级洗涤剂、各种新型药物等产品。因此，定向进化的手段，被认为是基因工程出现以来生物技术领域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身为科学工作者要尽最大的努力筛选出最优良的基因，然后将它结合为更优良的“字基因”，并且广泛推行到各种药物或生化产品领域中去。
生命科学研究篇4
【关键词】非重点大学；生命类研究生；培养现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生招生和学位授予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根据教育部统计，我国现在已经有研究生培养机构797个，2010年授予研究生学位总数已经高达379992人，其中授予博士学位47407人，硕士学位332585人，获得各种研究生学位的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然而，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却不容乐观，整体下滑趋势较严重。因此，如何提高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并对整个培养过程进行全程监控，成为摆在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研究生导师以及研究生管理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国外研究生教育一般采用“宽进严出”的入学体制与学位授予制度、过程培养的淘汰制度、规范的导师管理制度和完善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形成了他们一整套完善了研究生教育体系。截止2012年，根据教育部网站信息，全国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一共844所，普通高职（专科）院校1288所，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共计298所，经国家审定的分校办学点共计62个。其中，根据最新统计发现，我国目前“211”工程大学共计112所，所以我国目前非重点本科院校大概在732所。其中我国目前具有研究生授予权的高校共计488所，去除“211”重点大学，目前我国具有研究生授予权的非重点高校大约376所，而具有生命类学科领域授予权的高校大约占一半左右，因此，如何提高我国非重点大学生命科学类研究生培养质量对提高我国整体研究生培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当前非重点大学生命领域研究生培养现状堪忧。
一、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水平不高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和工作作风对研究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目前，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尤其是一些非重点大学的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参差不齐。由于生命类学科包括范围较广，从而使得招收的研究生方向也非常杂，而且一些大学研究生培养阶段，学校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规模，在研究生导师队伍的遴选上相对比较简单、轻易量化，主要以其近年来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发表的文章、科研成果等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对研究生导师的人品、学生评价以及近几届研究生培养质量等详细信息缺乏了解和考核，从而使得有经费、有项目的导师作为“老板”，其研究生作为“高级打工仔”现象泛滥。
二、研究生整体创新能力不强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研究生的知识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知识创新能力的强弱，然而我国研究生目前的创新能力培养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一些重点大学生命类研究生由于走过了较长的摸索和发展道路，已经基本成型，然而较多的非重点大学研究生培养历程较短，经验不足，而且又急于发展，所以在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上都比较快，这样势必造成质量下降。虽然一些非重点生命类研究生毕业要求较高，但由于没有良好的实验室“传帮带”，从而使得他们大多应付毕业，导师也基本为了满足研究课题需要，所招来的研究生主要当作“实验机器或文章机器”，这样研究生的整体培养质量和素质就得不到保证。
三、研究生整体实验条件和平台较低
目前，在研究生培养阶段，一些重点大学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实验室平台，相对比较固定化。然而一些非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实验室。因此，如何有效管理现代实验室以及合理分配和有效组合研究方向成为非重点大学研究生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然而目前大多数关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文章，主要都是关注研究生招生、课程设置、导师指导水平、培养环节等问题，唯独关注实验室条件和平台共享类的思考较少，也成为目前生命类研究生培养质量改善的一个瓶颈。
目前，我校生命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硕士点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同时在招生和培养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深思，以此来全面提升我校研究生培养水平，与我校快速发展和科研规模相适应，培养一批精干的科研后备力量，并形成良好、向上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氛围，可以长久、可持续影响我校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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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研究篇5
本书是一部数学家的访谈录，收录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38位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科学家的专访。这些访谈录最早发表于2003-2009年研究所的时事通讯，它们生动有趣，富有洞察力地让读者看到对数学的热情驱动着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头脑投入到当今纯数学、统计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研究领域。
全书共37章：1.BelaBollobas：图像极值和随机性；2.LeonidBunimovich：稳定的岛屿，混沌的海洋；3.tonyFan-CheongChan（陈繁昌）：为科学的女皇服务；4.Sun-YungaliceChang：共形分析学家；5.JennifertourChayes：基础研究，看不见的回报；6.CarlDeBoor：与样条函数齐飞；7.persiDiaconis：魔术和数学的魅力；8.DavidDnoho：稀疏数据，美丽心灵；9.RobertF.engle：诺贝尔奖之门；10.HansFollmer：有效市场，随机路线；11.avnerFriedman：控制领域的数学家；12.RoeGoodman：数学，音乐，大师；13.Bryant.Grenfell：病毒的苦难，传染病模型；14.takeyukiHida：布朗运动，白噪声；15.RogerHowe：杰出的李群理论家；16.wilfridKendall：与随机性共舞；17.LawrenceKlein：四季的经济学家；18.Braine.Launder：湍流的建模和控制；19.FanghuaLin：变革，过渡，偏微分方程；20.paoChuenLui：国防科学；21.ericmaskin：博弈论的大师；22.eduardomassad：传染病，疫苗，模型；23.Danielmcfadden：选择模式，最大化优先权；24.Keithmoffatt：磁流体力学的魅力；25.Stanleyosher：有棱边的数学家；26.DougRoble：计算机视觉，数字魔术；27.RonShamir：解开基因之谜，探究疾病之理；28.albertnikolaevichShiryaev：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29.Davido.Siegmund：变换点，因果分析；30.theodoreSlaman和w.Hughwoodin：逻辑和数学；31.terrySpeed：基因捕手；32.CharlesStein：不变量，直接的和“虚假的”；33.GilbertStrang：应用数学正在改变的面貌；34.eitantadmor：计算数学魅力之禅；35.michaeltodd：最优化，内部的观点；36.SergioVerdu：无线通信，在Shannon的极限上；37.michaelS.waterman：把数学融入基因。
本书可作为研究数学历史研究人员的参考书籍，同时适合于立志于从事科研事业的学生和刚刚涉足科研的人员阅读。
陈涛，博士生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
生命科学研究篇6
本次会议由“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白山市教育局协办、长白县教育局承办。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吉林省教育学会、各地市县教育局、教科所的相关领导、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课题实验校的校长及教师代表出席。会议盛况空前，来自全省基础教育科研战线的380余名代表汇聚一堂，共同关注“让教育关爱每一个生命”的大会主题，交流分享吉林省学校（幼）生命与安全教育深化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探讨生命与安全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成果推广。
会议由吉林省教育科学院迟长伍副院长主持。吉林省人民政府参事、国家督学王青禄、吉林省教育科学院长张旺、吉林省教育学会秘书长邹文武、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杜亚丽、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王野川、江西师范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郑晓江教授等出席了会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刘志光副县长、白山市教育局李善平副局长、长白县教育局丁希全局长到会并致辞。
来宾们首先听取了王青禄参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五年多来，吉林省教科院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中心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在吉林省已经逐步生根、开花、结果。其研究力量逐渐发展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实践应用渐入佳境，在某些领域正走在全国的前列。正值“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公布之际召开这次会议，显得尤为及时和重要。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随后，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张旺院长发表了讲话，他对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的这项课题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本项研究立足国内教育实际，建立新的教育理念，找到了一个适合本省教育特点和教育战略发展的突破口。“十二五”期间，以生命安全为特色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推广，必将为开创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的发展之路起到重要作用。
会议间，代表们还听取了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中心王野川秘书长的专题报告和工作部署，了解了“十二五”中期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的阶段性工作规划，以及生命与安全教育的课程建设、专项教材编写和修订、科学普及工作的设想及安排；分别听取了来自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教育局丁希全局长、马鹿沟镇中学韩立夏校长、马鹿沟镇小学纪德胜校长、马鹿沟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尹钟哲校长所做的生命教育工作的经验介绍，并现场观摩了这三所学校以生命教育为特色的常规教学及校园文化；聆听了国内著名生命教育专家郑晓江教授及其专家团队共同展示的生命教育专题讲座；观摩了分别由长春市朝阳区朝阳实验小学杨勇华老师和马鹿沟镇中学孙世英老师的生命教育研讨课；考察了长白县朝鲜族中学、长白县朝鲜族小学的特色校园文化活动。会议中，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向长白县中小学生捐赠了6万余元码洋的优秀图书，为边远山区农村学校“关爱每一个生命”伸出援手，奉献爱心。
生命科学研究篇7
关键词：生命伦理；治理；
abstract:Lifescienceandbio-technologyhavebroughtalotofseriousethical，socialandlegalissues（eLSi）whileitbringsbenefitsforpeople.Becausethereareopendiscussionsandhotdebateaamongstakeholdersrelatedtobioethicalissues，governanceisusedtodealwiththeissuesintheinternationalsociety.thepaperexpoundsthemaincontentsofethicalgovernance，andexaminestheprogressanditsprobleminthefieldofBioethicsandbiopoliticsinChina.Finally，theauthorsprovideseveralrecommendationsonthebioethicalgovernancecapacitybuildingconcerningtheoflifescienceandbiotechnologyresearch.
Keywords:Bioethics;governance.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下简称生命科学技术）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领域之一，它们的发展将会给医学、制药和农业等领域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为人们预防和治疗疾病，改善生活质量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引起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甚至是负面效应，带来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人类胚胎干细胞等生命科学技术前沿的研究引发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使生命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控制和减少其负面效果，需要解决相关的种种伦理问题，并制定相应的伦理规则、政策和法规。自20世纪50年代生命伦理学诞生以来，国际上已形成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机制。随着生命伦理问题重要性的日益显著，许多国家不仅制定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建立了相应的决策和咨询机制，例如，世界上约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政府一级的生命伦理委员会[1]，并且形成了各种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生命伦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应的法规与准则也不断完善，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需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政策协调。由于生命伦理问题包含的领域广泛，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生命伦理问题已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上把生命伦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本文在分析生命伦理问题本质的基础上，以伦理治理（ethicalGovernance）这一新概念为核心，分析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我国伦理治理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问题及其治理
（一）生命伦理问题的本质
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一系列非技术问题，包括伦理的、法律和社会的问题（eLSi），这些问题主要有：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有关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家庭伦理问题；由基因歧视、商业机密泄漏和利益冲突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有关“扮演上帝”等议题的宗教问题；涉及到基因决定论、医学目的等的哲学问题；涉及到R&D资源分配、伦理审查制度的政策管理问题；涉及到生命科技立法和执法的法律问题；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争夺与合作问题；生命科学研究和评价中的伦理学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是相互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的堆积，其中伦理问题处于核心地位。国际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对伦理问题的认识及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理解和解决。
所谓生命伦理问题是指生命科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医疗保健中的治疗和预防决策都涉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2]“应该做什么”或“该不该做”为实质性伦理问题，“该如何做”为程序伦理问题。其中，前者是生命伦理的根本问题，在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所面临的道德难题中，追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该不该做”。例如：是否应该开展生殖性克隆技术研究？是否允许人与动物的嵌合体？该不该为了达到增强后代的记忆力（或身高）的目的而干预生殖细胞系的基因呢？人类是否应该为了科学研究而在14天内毁掉一个胚胎呢？该不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强行采集珍贵的人类遗传样本呢？对于这些实质性伦理问题认识和解决的好坏直接关乎到对程序伦理问题及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应当如何做”是主要指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措施，例如，在基因治疗中怎样保证受试者的权益、如何预防不良的事件，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应该通过什么样方式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该如何权衡人体试验中的“风险”与“受益”，应该如何符合伦理地开展“治疗性克隆研究”。“该不该做”与“如何做”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反对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制定严格的措施来达到此目的；而当赞成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在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上如何做好的问题。
生命伦理问题触及关于生命、人和社会之间的根本价值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生命观、安全观和公平公正观。
1.生命观：生命科学技术使人干预和改变生物体与生命的自然本性，触及到生命观的核心。例如，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提出的重要伦理问题是早期胚胎究竟是不是“生命”？“生命”是什么？一个人何时成为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那么简单，不同宗教、文化价值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的反对者认为，胚胎干细胞来自早期胚胎，而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必定会损毁胚胎，胚胎就是生命，就是人。因此，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是“毁灭生命”，甚至无异于“杀人”。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就是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立足于他们的生命观。在他们看来，卵子受精的一刹那，就是生命的开始。而赞成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则认为，胚胎干细胞只是胚泡中的内细胞群，没有滋养层的支持，不可能独立发育成胎儿，所以它们并不是胚胎。与生命观紧密联系的是人的尊严问题。生命是神圣的，敬畏人的生命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尊重。例如，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天主教人士就认为，为了销毁人类胚胎而制造人类胚胎，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
2.安全观：这是贯穿于生命伦理各个领域的一个问题，像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基因治疗、干细胞的安全性问题等。安全性是由于技术的不完善或可能的负面效果带来的，但它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该不该应用、如何应用技术还是一个伦理和社会问题。例如，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会与天然食品同样安全，但并不能排除它们的安全隐患，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如何对待和使用转基因作物与食品，不同国家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同的，如美国和欧洲国家，起作用的就是伦理态度。对于安全性问题，需要根据“不伤害”的伦理原则制定技术安全性标准、安全性规程。
3.公平和公正观：生命科学的发展对公平和公正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在研究资源的分配、研究受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等方面，带来了面向大众还是少数人或利益集团等尖锐的问题以及各国怎样分享利益等复杂问题。
其他重要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还包括对生物技术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生物技术应用中的隐私和歧视问题、生物技术对专利权的挑战问题等。
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做出伦理上的辩护，常常需要多学科的辩护，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法律。
（二）治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现代生命伦理涉及的领域广泛（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治疗、人类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辅助生殖、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等），而且每一个领域中，伦理问题与社会和法律问题缠绕在一起，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界、医疗界、学术界（哲学、法学等）、政府、私人团体、公司、公众等，各方在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自己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这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且，随着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发展，生命伦理问题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
根据国际趋势，解决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影响到各个方面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是采取治理（governance）的方式，即通过各种相关利益者参与的方式，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的应用。英文中“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90年代以来，学者们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与自上而下的“统治”一词明显不同。罗茨（R.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3]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强调非正式的合作、协调，同行的监督、公众参与等方式。
科学与治理议题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兴起[5]，出现了一系列著作，[6]［7］[8]它指的是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者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9]
在治理的思想下，对于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生命伦理问题可以采取“伦理治理”（ethicalGovernance）的解决方式[10]，即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政府、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学家（包括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等）、民间团体和公众带到一起，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这种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根据国际经验，从国家层面看，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治理机制包括：（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2）制定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3）加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4）设立伦理审查；（5）促进公众参与。
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
生命伦理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全球对话，使国际社会建立一些共同的认识基础和评价标准。事实上，国际上形成的一些伦理准则已成为各国公认的准则。例如，1948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典》为“二战”后人体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伦理指南。1963年由世界医学协会的《赫尔辛基宣言》更是将《纽伦堡法典》细则化，此后不断更新的《赫尔辛基宣言》反映了新时期国际社会对医学研究的伦理要求。1978年，由美国政府发表的《贝尔蒙报告》所倡导的“尊重”、“有利/不伤害”和“公正”原则被多数国家采纳。1993年世界医学理事会（CiomS）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制订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命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02年修订）成为指导各国制定相关伦理审查办法的指南。虽然对一些复杂问题，各国并不能很快地达成一致意见，如2005年第59届联合国大会并没有就“治疗性克隆”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各国对话和相互理解。
2．确定伦理准则和监管
通过制定具体的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1）明确科学家的责任，使生命科学界和医学界有章可循，保证负责任的科学研究，预防科学界的不端行为；(2)保证生命科技发展中的安全，降低研发中的风险；（3）保证研究参与者和公众的权益，促进公众对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理解；（4）促进生命科技发展与国际规范接轨。
有了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还需要加强监管和执行。发达国家在生命伦理领域都有严格的监管机制，主要的特点是：（1）在政府机构设立新的专门机构，或者明确、调整现有的职能部门，明确责任分工。例如，对于基因治疗，美国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oHRp）和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Da）等3个联邦机构共同实施监管。niH下属的重组Dna咨询委员会（RaC）和生物安全委员会（iBC）分别负责对基因治疗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和政策咨询、风险评价和研究监控，FDa也负责对基因治疗的监督和审查，oHRp侧重于对受试者的保护；（2）在现有伦理准则或法律框架下出台针对基因治疗的实施细则。在基因治疗进入临床研究前的1985年，美国的RaC就针对体细胞基因治疗制订了指导准则——《考虑要点》（pointstoConsider），并探讨审查此类研究方案的细则。
3．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
伦理规范、政策和法律法规是规范和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咨询是这些手段的重要基础。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和法规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生命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在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层次上都设有专门的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咨询。例如，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当下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并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行政当局，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1997年英国多莉羊诞生后，美国政府能够在短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就是依靠国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建议。
4．伦理审查
为了把伦理指导原则和准则落在实处，把有效处理与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和价值问题，有效地保护受试者，必须建立一种正式的伦理审查机制。国际上普遍上采用的机制就是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委员会是设在政府、研究机构、医疗协会、医院的决策咨询组织。为政府服务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功能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依据公认的国际伦理准则和国家制定的伦理准则，从伦理学角度审查人体试验研究，保护受试者权益。
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它涉及不同的观点和学科，以便在科学研究自由、专业知识以及人权和公众利益直接之间做出调和。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例如生物学、医学、伦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政府管理学等学科，在许多国家，通常还会有宗教学专家。另外，往往还会有一名非专业人士，如患者代表和社区代表等。生命伦理委员会可以给这些代表各种利益群体的人士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和协商的平台，运用各种知识来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
5．公众参与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相关的生命科学技术决策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公众参与的意义不单单是从专家获得科学技术信息，而且科学家应该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形成真正的对话，这不仅可以充分反映民意，也可使相关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
公众参与生命科学技术决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共识会议（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
二、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我国第一部《生命伦理学》专著的出版（邱仁宗，1987年），有关安乐死和生殖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全国研讨会的召开（1988年）以及对汉中安乐死案件和上海人工授精案件的公开辩论（1988年）。20多年来，我国生命伦理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和成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建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开设了相关课程，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出版了教材和专著。不少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学者参与了科技部、卫生部等国家层面的伦理咨询和政策制定；（2）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重要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卫生部，1998年，2007年），《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科技部、卫生部，1998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科技部、卫生部，2003年12月）；（3）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初见成效。1998年，卫生部设立了“卫生部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该组织在2000年改称“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也初见成效，包括医疗行业协会委员会（如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医疗/医院伦理委员会（如很多三甲医院都有医院伦理委员会）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如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药品生产的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4）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重视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8月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二）我国生命伦理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
1．宏观管理机制缺乏
生命科学伦理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行政部门。在我国，与生命伦理问题有关的行政部门（卫生部、科技部等）分立，很难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法规与管理办法，而在解决一些涉及范围广的生命伦理问题时，如基因资源的管理，需要建立一种全面的决策和咨询机构。
2．对政策法规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
近十多年来，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规范我国相关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例如，卫生部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1993年）、原国家药监局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1999年）和《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2003年），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在伦理规范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反对生殖细胞系基因治疗，但没有任何论证。
3.伦理审查机制不健全
虽然我国的伦理审查体系已经初建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一个为国家生命伦理议题提供全面咨询和审查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如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其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审查制度无法真正贯彻落实，有时只是走过场；（2）科学家保护受试者权益的意识较差，保护受试者权益的防范措施有限；（3）对于医务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在生命伦理方面的教育培训还不普及；（4）相当多的伦理委员会委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伦理审查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对自己的定位不清，对国内外伦理准则和管理法规了解程度也不够；（5）相关人员对伦理审查活动职责缺乏基本的认识，对伦理审查时有较强的抵触情绪等。
4．伦理意识有待于提高
在我国，与生命伦理相关的领域，伦理意识还比较淡薄。例如，在基因治疗伦理审查方面，国内有两种观点：（1）只要不违反科学原理和相关法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伦理审查；（2）既然西方已经充分讨论了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有较成熟的伦理审查制度，直接“拿来”，或略加修改即可，没有必要在小题大做。
赛百诺公司“重组ad-p53腺病毒注射液”（英文名为Gendicine）的问世让我们看到上述两种认识的片面性和严格监管的必要性。当国内媒体为之欢呼雀跃时，国际科学界却意见不一，一些科学家质疑临床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和监管的严格性。[11]
5．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培训不够。
许多医院在医学伦理管理方面为保护患者的权益，把患者代表引进伦理管理委员会，但是多数情况并不成功，许多患者代表基本上不说话，基本不发挥作用。
三、加强我国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建设的设想
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样，把生命科学技术作为国家的战略研究领域，大力推进，并利用其成果为国人造福。同样，我国也面临着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前沿进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应该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从“伦理治理”这一观念出发，建设和完善中国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伦理治理”一词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它第一次由2006年启动的中欧合作项目Bionet引入中国生命伦理学界，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释。此项目由欧盟第六框架计划资助，英文名为ethicalGovernanceofBiologicalandBiomedicalResearch:Chinese-europeanCo-operation，中方把这一项目的名称翻译为“生物学和生命医学的伦理管理：中欧合作”。中方专家与欧方专家在对governance一词的理解和解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方专家把governance解释为“管治”，认为好的管治应该有：好的管理条例，包括伦理上可以辩护的规范、条例的实施是可行的；条例的实施、贯彻，包括教育和培训；监督／督察；奖惩制度；管理机构；专项预算。欧方专家强调governance指的是非等级分层管理的术语，指相互合作、协调和商议，不仅仅在国家组织（例如政府部门、市政、法院等）之间，还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科学机构、医疗机构、律师、学术杂志、病人团体等），不仅包括写下来的规则，而且包括非正式的工作惯例、同行间相互监督等。[12]中欧双方专家对governance的不同理解，客观上反映了双方实际所处的伦理制度环境不同，相比于欧盟各国，我国在规范制定及管理上比较落后，且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不过，也存在着认识问题。把governance解释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治”或“管理”，没有充分地把握这一概念的意义。中国生命伦理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好的管治或管理，而且还应该加强，但同时应该包括更多的社会角色参与，并建立和发展更丰富的机制使不同参与者充分互动和合作，因此用崭新的“治理”或“协同治理”[13]更能表达governance含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作为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建立一种政府、科学团体、科学家、生命伦理学家、公众等各个角色共同参与的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开展前瞻性的生命伦理研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参与制定国际伦理准则，大力开展相关的教育培训，建立和完善伦理审查制度和机制，主动、及时地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一）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咨询
1.建立国家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的协调机制。
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委员会直接向国务院负责，其职责是为国家提供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方面的政策咨询，规范和统一国家各个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准则，制定地方及机构伦理委员会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指导具体工作，培训人员。委员会可以在原卫生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组成。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建立和完善由科技部、卫生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协调机制。
2.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生命伦理问题涉及不同的利益者，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利益不同，政策的制定应该尽可能地汲取不同利益者的意见，特别是公众的意见。
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新情况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考察新发展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例如，对于2003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出台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我们认为应该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增加审查涉及到胚胎干细胞来源方面的具体规定。
（二）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沟通科学与公众
国家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团体应该发挥团结、统一科学界的凝聚作用，发挥沟通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制定科学家的研究伦理准则，以各种形式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积极开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各种活动，例如，就生命伦理的某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开展科学界与公众界的对话，并吸取各种媒体参与。
（三）加强伦理审查
伦理治理的核心是加强伦理审查，促进科技发展与伦理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除了上面所建议的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伦理审查：
1.发展和完善各级伦理委员会。建立省级医院伦理委员会、研究伦理委员会，并给下属医院及研究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供指导、培训、咨询。机构伦理委员会负责对本机构内研究方案进行独立、公正、及时的伦理审查，而且要对研究进行后续伦理监督和评价。有条件的医院和研究机构，应该单独或联合建立伦理委员会，条件不成熟的单位则可以通过已建立的单位进行审查。
2.明确并完善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职能：（1）制订严格的入选和排除标准，以保护受试者和保证人体试验顺利进行；（2）伦理审查委员会应独立地从伦理和科学技术上把关，对方案做出同意、否定或暂缓的决定；（3）组织专家开展对研究者、资助者、各级伦理委员会成员、媒体和其他相关团体及个人进行伦理学培训，定期组织专家进行专题学术研讨会；（4）伦理委员会要建立网站，公布联系方式，广泛征求各界的反馈信息，并在网站上。
3.委员会成员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各种的因素。委员会的成员在学科、年龄、性别方面的分布要合理，既要有生命科学、医学方面的专家，也应有法律、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既要有专业人员，也应有能代表社区利益和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公众；既要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也应多吸收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同时男女委员比例要适当，还应该考虑委员的民族、地理分布等因素。委员们应能胜任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时间保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有明显利益倾向的人参与，以保证委员会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4.加强生命伦理知识培训。由国家有关部门与各类生命伦理机构（如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等）合作，对医护人员、机构伦理委员会委员进行有争对性、有步骤的培训，并针对具体伦理案例举办讲座、讨论会等，在医务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普及生命伦理学知识及相关规范。
（四）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决策
加强对公众普及生命科学知识，促进公众参与决策。通过多种途径，使公众、尤其是广大患者及其家属获取相关科学前沿领域的知识：（1）医学广告；（2）科普读物（如、报纸、网络，等）；（3）公开辩论（如口头交流、课堂教学、短期培训、民间论坛等；（4）专门的教育培训；（5)政府公示（如法律法规、不良事件处理意见）；（6)专业期刊和学术交流。在拥有了必备的科学知识后，公众参与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决策的程度和深度将会大大加强。
国家要确立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并提供必要的保障，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促进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和途径参与重大科学决策。公众提出的问题、建议应通过适当的途径为科学决策者采用，公众能对重大科学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追踪监督和评价。
(五)加强生命伦理学研究
1.加强中国生命伦理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情况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为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立法提供科学依据。
2.加强对国外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消化吸收。消化吸收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最新成果，对我国制订生命科技前沿领域中的伦理规范或法律法规以及解决重要的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增强，生命伦理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产生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学界的交流有助于增加相互了解，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4.向公众传播相关的生命科学伦理知识。生命科学伦理学界应该担负起向公众传播生命伦理知识的责任，提高公众的认识，使他们正确地了解生命高新技术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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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研究篇8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
生命科学研究篇9
1生命周期理论与大学学科发展
学科概念从其形态上可以区分为知识形态的学科和组织形态的学科［1］。所谓知识形态的学科存在是“形而上”的，即按一定的标准科学地划分而成的不同知识门类，它是人类对社会、科学发展认识的主观地、现实地反应。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学科出现于中世纪———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开设了医学、法学和神学等学科。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以洪堡精神改造大学、19世纪末《莫里尔法案》签署后出现的康乃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学科分类方法;所谓组织形态的学科存在是“形而下”的，作为“一簇学习或研究的领域，其特征是一组相互主观的可接受的知识，附属于一个有着很明确界定的实体国度，在方法论准则和程序的帮助下系统地建立在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基础之上”［2］。该“实体国度”即由学者、知识信息以及学术物质资料所组成的实体化了的学科组织体系。学科之于大学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是围绕学科组织起来的，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基层组织基础，学科作为一种“专门化组织方式”，是大学的“一个独特和主要的特征”，是“概括大学制度的更佳端点”。［3］在国内，宣勇(2008)率先从“作为组织的学科”这一视角，将“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大学学科组织的研究，提出大学学科组织生命周期四阶段模型，该模型将学科组织的成长划分为生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蜕变期4个阶段，并提出了学科组织发展的策略［4］。然而，目前国内还未有学者对大学学科的形而上的意义即知识的意义上以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观照与解析。
2知识生命周期理论与大学学科发展的适切性
知识生命周期这一词语最早出现在知识管理领域。美国知识管理咨询专家马克麦克艾尔洛埃(markw．mcelroy)在《新型知识管理:复杂性、学习和可持续创新》一书中，从企业知识管理角度出发，以系统思考的观点引入过程的观念，把触角放在知识的整个运动过程:将知识在时间上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称为知识的生命周期(KnowledgeLifeCycle)，深刻揭示了知识的产生和整合，为我们展示了组织中知识产生、运动的机制。国内有郎杰斌、袁安府(2004)、王午(2005)、孟彬(2006)等分别从微观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和知识扩散的程度，界定了知识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核心内容，对知识生命周期进行了相关研究［5］［6］［7］。国内对知识生命周期的概念达成如下共识:从一个知识被企业模糊了解，到其被企业明确掌握，并在企业内部传播，直到知识被用于工作中为企业创造价值，然后随着其创造价值的能力的逐渐降低而最终被企业遗忘的整个时间间隔。它包含4个阶段: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总体而言，知识生命周期理论依旧继承了生命周期理论的要义和精髓，但是研究的内容从企业的组织形态扩展到广阔的知识领域。将知识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到分析大学学科研究，其适切性依据在于两个条件:其一，大学学科是否具备用知识生命周期理论分析的前提条件;其二，生命周期理论与大学学科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下面我们来审视一下两者的立论基础和内在逻辑。首先，英国科学家约翰•齐曼在《知识的生产》、美国知识管理学者维娜•艾莉在《知识的进化》中都认为知识像生命体一样，是在不断演化的。知识的发展与生物的发展呈现出很大程度的相似性，知识和生物体一样具有生命周期，其发展过程一样具有阶段性。知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需求而产生的。新知识诞生后，会经历加工、存储、应用的过程，继而投入生产实践不断接受考察、验证，发挥其自身价值。因此，“作为知识体系”的大学学科，从本源上具备了用知识生命周期理论分析的理论前提。其次，大学学科的发展阶段同生命周期理论有着深刻的逻辑联系。
(1)大学学科发展有比较明显的“孕育”阶段。该阶段表现为知识的萌芽阶段，研究人员根据自身的知识储备以及对知识发展趋势的认识，探察知识之间、知识与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联，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或为原来的研究问题提出新的切入点。在形态上，该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组织建制或仅仅是一个基于共同研究旨趣的微型研究小组。
(2)大学学科有进一步“成长”的证明。随着知识探究的深入，逐渐形成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或范围，具备大致的学科雏形，一系列基本概念界定基本成型。发现研究问题可能涉及的多方面对象和知识，有机组织这些知识及其关系，探察和构造新的可能解决路径。在组织形态上，学科获得大学的合法性承认，一般以校重点学科来加以承认。
(3)日渐成熟的知识体系形成了学科的基本结构与框架。在学科共同体内，达成相对一致的学术范式，学科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组织结构上，学科的研究水平和进一步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一般被授予省部级或者部级重点学科。
(4)学科的衰亡伴随着新知识的创生，不断循环。随着研究不断加深，学科达到相对稳定状态，又分化出新的学科，又开始新的学科生命周期。
3基于知识生命周期理论的大学分层
根据科学的内在逻辑发展和社会的外在需要对学科的规范和重组，新的学科不断成长、不断综合、不断生成，重塑了高等学校的形象———从“僧侣的村庄”到“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再到“变化无穷的城市”。在这急剧的变化中，学科的结构与水平的差异性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大学的类型与层次。潘懋元先生认为，可以将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主要以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为主，研究高深学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第二类是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大学或学院，主要以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为主，培养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将高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第三类是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院校(高职高专)，以各行各业实用性职业技术为主，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专门人才［8］。在此，我们将第一类大学简称为研究型大学，第二类大学简称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第三类大学简称为高职院校。由于高职院校一般不强调学科建设，而是专业建设，那么我们对第一类和第二类大学的学科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我们将两类大学的学科发展态势看作两个原生态的生物群落，那么一个是乔木参天，另一个是灌木丛生，由此，两种不同学科发展水平的大学类型向我们展示了迥然有异的发展图景。
3.1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发展图景
1970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首次提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标准和补充。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盖哈德•卡斯帕尔则认为，研究型大学是一种符合三项基本要求的高校，即精选学生、致力于探索知识、富于批评性的追根寻底的精神［9］。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拥有众多的有影响力的学术精英，在若干能代表国际学术前沿的科学研究领域，，培养出一批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探索型优秀人才和提供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创新性成果。研究型大学在其学科发展上虽各具特色，但都以下特点:
(1)在学科分布上，处于成熟或者成长阶段的学科较多，在学术界的影响大研究型大学一般拥有众多相对成熟的学科。例如，哈佛大学的商业管理、政治学、化学、哲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语言学、物理学、生物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原子核物理、化学、生理学、人类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美国研究生教育进行了分学科门类、分学科级别的评估:耶鲁大学法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均获得“四连冠”，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也两次夺魁。中国人民大学拥有6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3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8个一级学科和8个二级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学科评估中，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5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
(2)成长型学科得到多方哺育，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发展超前研究型大学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瞄准学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向综合和纵深发展，具有学科门类较多、学术信息交流方便、高水平专家较集中的优势，可以高效地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科学研究，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为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在巩固传统学科，发展新兴学科的过程中始终具有极强的竞争力。研究型大学逐渐营造学科竞合发展的生态环境，形成学科交叉和共生的良好局面和多学科联合、跨学科研究的格局，使学科组织始终聚焦科学问题，进行持续、深入地研究。
3.2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科发展图景
(1)学科总体发展处于初生阶段，衰退期和初期的学科占多数，学科的青黄不接现象严重就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发展阶段而言，一些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并不占优势的所谓传统学科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新兴学科或学科方向的突破也主要是原有学科方向的延伸，新兴学科的发展缺乏原创性的推动力;学科研究内容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各自的特色与优势;研究方向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变化快，缺乏相对稳定性;确立的研究方向没有很好地围绕研究方向，致使研究力量分散。该类型高校学科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还不够紧密，没有突出学科建设发展的“问题导向”，研究成果也没有很好地与企业需求结合并及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团队来说，学科团队知识创新能力参差不齐。学科带头人年龄偏大，已经或即将退休，年轻教师缺乏科研实践经验，论资排辈的现象非常严重，阻碍了年轻教师的脱颖而出。同时，由于考核体系不尽合理，使得许多学科中学科队伍成员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理的学科梯队，最终不能形成学科发展的凝聚力。
(2)学科成长易于受到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干扰，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缺乏促进成长的制度和环境。大学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好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减少冲突，形成一致的合力，提高学科建设质量和效益。但是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团队很难在不同学科之间流动，各个学科的仪器设备也为学科独有，跨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难度很大。管理体制的不完善造成基地建设、人才引进与培养、产学研合作的条块分割局面，学科之间产生壁垒保护，影响了学科交叉的形成与发展。
(3)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之间相互支撑乏力学科生态系统是高校各学科共生、共栖的环境，不同的学科、学科群以及学科群落可能有不同的规模，但不论大小都不是学科的随意拼盘，而是有规律的有机共生，彼此相互提供营养，相互作用。然而，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学科建设中具有盲目追求学科发展的规模与数量的冲动，忽视、割裂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内在有机关联，导致各学科平均发展，制约着高等院校学科生态的整体形成。
4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推进学科发展的建议
4.1加强制度建设，强调非均衡发展，加快成长型学科，淘汰衰退型学科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均衡发展只能使事物保持渐进态势，不可能获得大的突破;非均衡发展才能使事物发生质的飞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任何一所高校其资源无疑是有限的，如果学校在分配资源方面对所有的学科一视同仁，齐头并进地搞学科建设，势必造成资源配置分散，无法促进学科建设发生质的突破。因此，对建设成效好的学科应大力奖励并进一步跟踪扶植;对于建设成效不大的学科应暂停投入;而对于那些方向陈旧、存在价值不大的或拼凑而成的学科，应根据需要调整分流到相应的学科。
生命科学研究篇10
1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逐步走向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过程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所提供给中国医学伦理学进步的基础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实践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医疗卫生逐步脱离原有公益化道路向市场化的迈进，导致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现代新的医疗危机初现端倪；生命和健康受到由于社会有限卫生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不公平日益加剧；经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量导致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也成为新形势下一种医疗行业的顽疾；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给医疗行业蒙上了一层“医学非人学”的阴影，如此等等。二是生命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与30年前的美国同样的或者类似的生命伦理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不仅对医务界和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冲击，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命道德和生命道德心理都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界过去只是在学术信息和理论层面所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身边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不能不去面对。三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进程和法治进程的加快，带来了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这种民主和权利意识从社会层面向医疗卫生领域的延伸和演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患者自主意识、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标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1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
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2中国医学伦理学界需要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难题和问题上来。1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因此也就不能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讨论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