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1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心智；社会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embracing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我们有理由相信，演化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多普菲认为，“目前，演化经济学的智力环境基本上仍是由新古典范式所支配的。因此，演化方法生存的机会也取决于它适应这个环境的能力。”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处就在于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有资料显示，演化经济学正在积极争取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接纳和同情，新古典经济学也向演化经济学抛出了友好的橄榄枝。“从目前的文献看，新古典和演化模型之间存在某些理论的趋同。新古典理论的支持者开始涉及制度问题和演化博弈论，而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着手处理新古典的主题。”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2
abstract:SocialismgreatnationSovietUniondisintegratesisbecauseitsleadergivesupthescientificsocialism,hascarriedoutawrongreformpath--democraticcommunityprinciple,causesSovietUniontoperishfinallythepartytoperishthecountry.ConstructsnowinChinahasinoneselfcharacteristicsocialismadvancement,thedemocraticcommunitypersonusedenycommunistparty'srulingstatus,thepromotionprivatization,toobliteratethecapitalismandthesocialismdifferencestrategywagethestrugglewiththescientificsocialism,theessenceareattempttorepeatoccurinformerSovietUnion'shistory,thepeacefulevolutionChina'ssocialismforthecapitalism.
关键词:苏联解体民主社会主义斗争策略
keywords:SovietUniondisintegratesDemocraticcommunityprincipleStrugglestrategy
作者简介:张冬冬1985-,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08级研究生
在20世纪80――90年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所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事件之一,便是一直以信仰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自诩的苏联和东欧解体,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其最高领导人抛弃科学社会主义,改宗民主社会主义。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崩溃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中,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同样,在当代建设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里,近些年科学社会主义又一次受到质疑,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又一次抬头,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1]等危险论调,这让我们不得不警惕作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工具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总结苏联亡国亡党的教训,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对我们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重大意义。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苏共失败、苏联解体
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随后又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以及“三和”、“三无”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谬论,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破坏了全党的团结统一,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
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一脉相承,集大成者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不仅否定斯大林,而且否定列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从宪法中删去党的领导条款,使苏共失去了领导的法理依据;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复辟资本主义,造成了更大的思想混乱。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打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1990年苏共明确党的目标即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最终的结果是导致苏联解体。
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仅短短几年,结果不仅使一个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走向衰亡,而且使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为15个国家;不仅使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成果和政治成果丧失殆尽,而且使整个国民经济倒退至少20年;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而且经济、社会主人的地位得而复失。苏联国际地位的继承者俄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一落千丈。
二、当今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和平演变苏联的翻版
由苏联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亡国亡党、亡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可知,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充当了和平演变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再看当今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无论其主张愿望如何,都是模仿曾发生在苏联的实践,目的是诱导中国步苏联后尘,其斗争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种:
1.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第一个斗争策略,是模仿苏联东欧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实践,主要是从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入手。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当年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势力从否定斯大林入手,形成政治气候,进而否定党的历史,逐步改换党的意识形态,最终改换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想从否定入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多年来惯用的手法就是从扩大“”范围入手,企图把新中国解放前后党的历史都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一连串的犯错误的历史。他们企图在谴责“共产党犯错误”的氛围之中否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否定的混乱舆论中彻底否定党的历史和现实,制造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其最终目的就是改换社会主义制度,变中国为资本主义制度。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思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即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建国后,又经过“三大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在晚年犯有一定错误,但是其历史功绩不可抹灭。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2],“我们党总结经验不能丢掉,否定就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大部分”[3]。这样来看,民主主义者否定,其实就是否定中国的革命,否定中国的历史,其目的就是在否定中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中达到改换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2.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第二个斗争策略,是企图从经济基础领域发生的变化入手,继而煽动彻底私有化的思潮,把经济领域的变化推进到政治和法律领域,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包括混合所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但近些年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私有化思潮和私有化进程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之中几乎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4]。如2007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对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要重新理解”,“不可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公有资源为主体”,“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站不住脚的,理论上要突破”[5]等等。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是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任其发展,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重蹈苏联覆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最近几年,借修宪鼓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的思潮,鼓吹中国现在要实现“主义”的思潮,鼓吹“军队国家化、中立化”的思潮,都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6],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开始从经济领域进入到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3.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第三个斗争策略,是运用哲学上的折中主义、普世价值,抹杀事物质的规定性,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
民主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认为,现今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而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同”了;他们提出,“要改换那种强调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所谓‘新思维’,认为没有必要分清正确与错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只要研究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就可以了”[7]。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翻版。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在具体的运行层次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因而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在本质上、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两者有着原则的区别。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主义者鼓吹“趋同论”实际上是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
另外,根据他们这种奇怪的新思维,很容易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我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瑞典倒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无非是让人吃得好点、钱多点、自由多点,根据这“三点”的主张,我国竟然不如美国、瑞典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抹煞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思维,导致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颂扬。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过渡的捷径、一个很容易迷惑人心的选择。
三、认清形势,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因而,当今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主要是模仿前苏联和平演变的历史,在指责错误的过程中否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鼓吹私有化的同时试图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面对这种和平演变的论调和斗争,我们要做的是坚定不移的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错误论调。
虽然苏联东欧的剧变已经用深刻的历史教训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但是近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错误论调,企图用它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改变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股思潮的负面影响,旗帜鲜明地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
2.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
历史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具有客观性,因此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也是客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不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而取得的成绩。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自发性的、抽象的、不合国情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取消党的执政地位,这样最终会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3.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这并不是如某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这一系列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8]。这条伟大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得来的,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上发展的包括混合所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其本质上仍是公有制,而非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发展的较好,其在某些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具有积极意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条本质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里,民主社会主义成为苏联领导人信奉的真理,最终导致苏联的;在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鼓吹私有化,力图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诱导中国走和平演变苏联的覆辙,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8]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3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代表俄罗斯的三色旗重新升起，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此之前两年多时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已象多米诺骨牌那样相继垮台。这样，历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政治地图上，苏联、东欧这一大片红色已成为旧迹。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吸引住了。
面对苏联无产阶级被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肢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也就是我们简称为苏联演变这样的世纪性事件，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看法和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命运问题，涉及到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不同，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对于苏联的演变无一不报以欢呼。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之日起，他们一直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然而十四国武装干涉没有能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实力进攻苏联都没有能摧垮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在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积极配合下，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颠覆社会主义的夙愿，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呢！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而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则声称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庆贺的心情，溢于言表。欢呼之余，他们并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的功劳。尽管戈尔巴乔夫由于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祖国而遭到了苏联人民的唾弃，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西方政要和舆论却一致赞扬戈尔巴乔夫，并授予他“和平奖”！这是对戈尔巴乔夫叛徒行径的奖赏。
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苏联的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严重的挫折。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苏联的演变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也不可否认，它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作为对历史的反动，它大大延缓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关键是要既认真又科学地总结教训。实际上，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在震惊之余思索着苏联演变的原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强大而牢固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竟会未流血抵抗就顷刻瓦解？
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的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有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很高，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哪！
一、背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曾经是能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什么近几年来会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并迅速向资本主义演变呢？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全盘西化的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改掉了社会主义道路，改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改掉了共产党的领导，改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一）改革走偏方向的大体过程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4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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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5
关键词：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列宁；斯图鲁威；斯大林；毛泽东
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相继演进的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是一种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这种学说曾一度风靡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扎根。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学说对我们的深深影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么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成过程，是与很多地区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本文试图追根溯源，以明晰这种学说的形成脉络。
一、“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成
大部分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是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这种认知并不完全准确。
众所周知，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正是欧美处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极大的提高，各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给世人以憧憬，于是社会科学界大多都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许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甚至坚信资本主义永恒论。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提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未来命运的理论。
研究社会形态的人一般都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源头就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和写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里的一些论述。马克思在《草稿》中“证明西欧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是原始公有制——即其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第一层含义，用以泛指他当时所知的最原始的公有制——然后经过古典古代的（《草稿》中有时直称‘古希腊罗马的’）所有制形式和罗马晚期的所有制、特别是隶农制与日耳曼所有制的混合产生出西欧的封建农奴制，然后从农奴制产生出西欧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西欧式的封建制和农奴制，就不可能有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在《序言》中进一步归纳概括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从《草稿》和《序言》里的论述，即可看出，马克思所说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而不是缺少了定语“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对东方历史的了解是有限的，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并且，马克思也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其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论述的，“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是仅限于西欧来说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些人提出的资本主义永恒轮，而证明西欧资本主义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提出的。
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理论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使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俄国，虽然经过1861年农奴制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但是，在当时的俄国还广泛存在着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这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矛盾的。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很快凸现，并呈逐渐激化之势，国内局势并不稳定。针对俄国该走何种发展道路，发生了一场争论，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问题。
俄国怎样才能建成更加美好的社会?农村公社是否必然解体？资本主义道路是否不可避免？对于这些问题，一些人只是根据对马克思在《序言》和《草稿》里的只言片语及对其论述的片面理解，就断言俄国的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俄国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1877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发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就认为马克思断定一切民族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由此断言俄国那些主张保存农村公社而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得人们，包括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上述马克思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就是针对俄国国内这一争论做出的回应，认为俄国不一定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认为，如果处理得当，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种种灾难，通过另一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从这种不同观点的对比中可以发现，马克思限于西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所适用的地理范围，被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起了对这一学说更加激烈的争论。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看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给人以美好的希望。由此，马克思主义很快获得迅速广泛的传播。坚持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转贴于
1919年列宁在其著名的演说《论国家》中曾经这样论述人类社会相继演进的几个阶段的理论：“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州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显而易见，列宁在对人类社会演进阶段的比较明确的论述中，无论是在马克思限于西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所适用的地理范围上，还是在这种理论的外延上，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大。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史学理论界进一步归纳出“五种社会形态说”，即V.V.斯图鲁威院士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明确了“五种社会形态说”适用的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其理论外延也进一步演化成各种制度。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联共（布）中央决议认定的标准的党史教科书《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一章发表的，按当时的苏联体制，它对联共全党甚至苏联全国都具有法典式的权威，无论谁背离了它都要受到追究。而且，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活动规范，它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也都具有法典式的约束力。从此以后，苏联出版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辞典，全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定下的基调，稍微有所偏离，就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而受到追究”。
三、“五种社会形态说”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同样是处在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时，有志之士提出的各种救国方略相继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困境。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现实，让许多处在彷徨或绝望中的中国的革命志士们看到了新的曙光。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并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期得到来自苏联的各种理论指导，随之关于人类社会演进阶段的理论也逐渐传入国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相继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建国后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长期论战以及8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都受到了来自苏联各时期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些论战基本上是以其为理论依据，这就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且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必修的政治及历史读本。可想而知，“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什么样的位置。那时候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并且依据这种理论编写各种教材，教育各阶段的学生。很快，“五种社会形态说”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被国人普遍接受。尽管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的权威下降，加之不久中苏关系恶化，一些来自苏俄的理念和词语渐遭质疑，但苏俄版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却沿用下来。
四、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当时的论述仅限于西欧历史的发展演变，并且指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到了俄国，其适用范围被扩大到整个欧洲，乃至一些亚非国家。其外延也进一步向整个社会形态演化。在中国，“五种社会形态说”经过历史学家们的论证，最终确定下来。现在仍可以从最新发表的诸多历史著述中发现，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和一些老一辈历史学家即使不赞成甚或反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还在使用一些诸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之类原属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中的专业术语。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界仍然没有从深层次、根本上驳倒这一僵化的著名的历史假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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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6
论文关键词: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
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典型学派,即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们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的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但在方法论上,他们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被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后者被认为是整体主义方法。由于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这种二分法,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时,也往往笼统的或者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或者将其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笔者认为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误解。
事实上马克思对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整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个人主义,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的纲领和实质有一个清楚认识,这是对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对于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区别,笔者已有探讨。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由来、特征、方法论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渊源
“整体主义”(Holism或wholism)作为一种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对它进行全面考察是困难的。正如对整体论思想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立普指出的“要从文献中找出关于整体论中心思想的明晰表达是异常困难的,而对这些思想的评价也存在着相应的困难。”基于此,本文只从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视角对整体主义思想加以考察整体主义思想是与个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其中,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就是用整体思想构建的。到了中世纪,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思潮。实在论者认为,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争论是为了论证教权与皇权哪个更高的问题,但无形中却对后来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自从15世纪下半叶真正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产生了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学的进化论、细胞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人们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从而使人们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事物。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其中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整体论”和哲学中的“辩证联系论”最具代表性。“有机整体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要素之和,而是有机整体,要认识有机整体或系统的性质,不能依据部分属性对他们进行解释。同样,社会组织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辩证联系论”认为事物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没有价值或意义,必须从对立统一中对事物进行整体考察才能认清其性质。
“整体主义”一词(Holism)最早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不过“整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对整体主义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菲立普把各种整体论思想的观点综合如下:1.以化学、物理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应用生物有机体中不适合;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整体决定其他部分的总和;4.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5.各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
应该说,整体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而老制度学派也公开宣称他们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从古典经济学继承来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反对经济理论的抽象演绎,注重历史方法;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了人和人的关系;都把制度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等等。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看上去貌似相同,再加之从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也能找到整体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据,所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同老制度经济学一起归入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是纯粹的想当然。然而,这个貌似正确的归类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是十分表面的,而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老制度学派方法论一方面都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
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与个人主义方法对应的范畴,有时人们也用“集体主义”即“Collectivism”这一术语来表达。如哈耶克把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方法论称为“集体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为了在方法论上不引起混乱,“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这样,哈耶克实际把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也归入了集体主义方法,这为后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归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做了提示。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虽然与前面提到的整体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其直接来源是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历史学派方法论深受“有机整体论”思想的影响,但却抛弃了“辩证联系整体论”的优秀思想,所以,他们一方面反对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过度抽象和演绎的形式,主张经济学分析应使用历史归纳法;另一方面又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为在当时,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幼稚阶段,竞争力明显不强。所以,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例如,它的创始人李斯特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请记住我站域名/]书中,直接抨击了斯密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直接以私人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抽象演绎法,忽视了国家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因此他主张以国家整体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归纳方法,从历史、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他实际上提倡的是整体主义方法。
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与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直至19世纪末,出现了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同以门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展开的着名方法论之争,才使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更加系统化,并成为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拒绝承认社会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主张制度变迁的自然化论。(2)反对从个人出发演绎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学不是研究孤立的现象,国民经济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的有机整体,必须运用历史归纳法研究。(3)反对“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自利心,还包括虚荣心、荣誉感,甚至单纯习惯等。因此,对经济活动的正确认识只能来自对群体现象和行为的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在反对个人主义抽象演绎的同时,也把科学抽象法否定掉了,所以,在他们的经济学中,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有的只是各种庞杂的历史资料的堆积。正如马克思评论历史学派时指出的:“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的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尽管如此,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还是从历史学派方法论中找到了灵感。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充满矛盾和利益冲突时,开始认识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中演绎出的“市场秩序和谐论”,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所以,他们试图寻找新的方法论,来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于是,他们在对历史学派批判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当时的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历史学等学科内容,采纳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形成了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理性最大化选择出发,对价格、供求、竞争等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还必须联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道德、习惯、法律等各种非经济因素,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进行分析。他们把这些非经济因素归结为“制度”,并认为应该从制度整体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上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及其形成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制度”通常是指行为规则,包括习俗、文化、法律等内容,它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瑟福把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归结为三方面:(1)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其关系显着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3)个人行为应该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各种制度因素的力量演绎而来。
从这个纲领可以看出,这里的“整体”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个体简单相加之和的整体,而是“现实整体”和“思维整体”的统一。现实整体是指有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有机整体;而思维整体则是指从总体上对社会有机整体的一种抽象认识。在老制度经济学那里,这种抽象表现为从社会有机体中抽象出的、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各种非经济因素,他们将其归结为制度。应该说,老制度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认识到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它的认识必须用整体思维来把握,并试图用制度整体对个体行为的制约上分析各种经济利益关系,这对克服经济学上个人主义方法的形而上学性无疑起着进步作用。然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就认为老制度经济学是反理性的,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科斯的说法有些过激,但整体主义方法的确有很大的缺陷。
三、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局限性表现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上,具体说:
首先,虽然他们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抽象的局限性,并试图降低抽象程度,用制度从整体上来认识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经济行为,但却不能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影响人类行为的“制度”做出合理的抽象和科学定义。如凡勃伦将其定义为习俗、惯例、文化等,强调习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康芒斯则有时将其定义为习俗、法律及家庭、公司、工会等“运行机构”;有时从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关系的角度,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强调法律和习俗对人的行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显然,他们这里的制度概念基本属于马克思所指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由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对经济行为具有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更不是经济规律内容本身。但老制度经济学却把习惯、法律等制度内容当作经济规律内容本身,结果,他们对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上,无法揭示其内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
其次,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正统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方法时,提出了制度分析的动态、演进的方法,但由于缺乏唯物辩证法,他们无法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不可能科学解释社会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如凡勃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同时,也不同意马克思把社会物质力量看作阶级形成的基础,把阶级群体看作制度变迁的主体的主张。在他看来,阶级的产生与转换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思维习惯、真善美意识导致的,即阶级的产生是习惯转变的结果,占有财产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这种心理反应。他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划分为科学技术人员和资本家两大阶级,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的方法就是让科学技术人员掌握经济控制权。他把制度变迁的动力从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转变为人的“本能行为”,尽管有时他也认为技术是根本性的。而康芒斯则指出,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唯物辩证法都有缺陷,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经济学都想消灭冲突,极端个人主义期望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未来利益协调;极端集体主义期望在集体财产基础上未来利益的协调。它们都不是对现有冲突以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秩序的科学研究。”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是要达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但理论经济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僻释交易现象的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被归结为立法和司法机构规定的制度规则和惯例、习俗的改变,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
最后,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强调个人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行动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基础地位,从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即片面强调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把个人行为看作是既定的环境、习惯和规范等制度约束的结果,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建立的、更为特殊的习惯和常规问题。这使得他们无法科学说明个体与整体的内在联系机制,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它们的整体思维方法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
由此可见,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属于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种方法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其本质上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7
关键词：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述评
中图分类号：D69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5-0040-04
三民主义学说是孙中山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结晶。在三民主义学说体系中，民生主义的发轫虽然晚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却凝聚了孙中山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考虑和谋求人民“共同繁荣昌盛”的崇高理想。如果说，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创立，是给近代中国对症下药，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独立和民权问题，那么，民生主义的创立，则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的“人民生计问题”，更是鉴于欧洲各国虽经济发达但社会问题却积重难返而做出的考虑。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提出及其实践，是其关于“民生是历史重心”社会历史观的重要体现，是孙中山最终追求的目标，这一思想系统体现了孙中山的社会革命和发展思想。因此，关于民生主义的研究成为学术界长期的热点，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此，拟将近15年来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与评论。
一、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刘学照指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他的民生史观，而民生主义是民生史观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的层面。刘学照跳出了以往从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上去立论，并逐步形成的一种“一些合理因素和唯物主义成分+历史唯心主义本质”的纯哲理性的评价模式，认为孙中山所说的“民生”是一个以社会经济为本义的词语，其基本内涵是经济的、物质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观的重要特点是借“民生”这个习用的旧词论述社会经济问题，言近旨远，较少书斋味。它力图从群众日常生活问题去解释历史的进化，提出了一种切实生动的历史动因论，这是一种自觉地“从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终极原因”的有意义的尝试[1]。
蒋大椿概括了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基本涵义：一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表明孙中山对社会历史内容和基本结构的见解，突出了历史主体的人；二为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表明孙中山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动力的认识，即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一是民生，二是“人类求生存”，三是“民生主义”。通过一系列概念和过程的梳理和辨析，作者研究指出孙中山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是带有直观性的唯物主义，而他由此得出的民生史观是多元动力的主体进化史观，即民生史观的实质是多元动力的主体进化史观[2]。
关于孙中山民生史观的性质，耿明俊认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既与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紧密相连的，包含着十分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又与唯心主义历史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时代，他的民生史观自然也反映了新旧时代交替的矛盾，是一个复杂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然孙中山以自然界的物质如“以太星云”等作为宇宙存在的始基，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知难行易的知行说,肯定“行先知后”，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最后同一切旧唯物论者一样，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也陷入了二元论或唯心论。但必须指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包含着十分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这乃是他的哲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独到之处[3]。
黄敏兰研究了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实践原则，她认为虽然孙中山用建立历史观来构筑自己革命理论的思路是受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启发，但是他并不完全接受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他只是从马克思那里学习到了建立历史观的理论模式和方法。孙中山要建立的历史观不是纯学术的，而是为了推动中国的革命实践，因此，他只能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这就决定了孙中山建立民生史观必须采取的实践原则[4]。
由于孙中山民生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于是姚锡长、崔华前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角度研究了孙中山这一民生史观的历史意义，指出民生史观是孙中山在经济学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中创立的，也可视为孙中山从人求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造性的阐释[5]。
二、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由于孙中山本人的特殊经历，所以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兼具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内容，是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和创造性转换。因此，学术界对其理论渊源的探讨也是从传统思想渊源和西方文化渊源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就传统思想渊源而言，胡成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儒家经济伦理，一方面，他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置于思想的首位；另一方面，又力求在这之中实现儒家先哲代代相承的大同理想。重要的是，他将思想的建构置于知识的领域，目的不仅在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而且也在于社会道德的完善和价值的重建[6]。李咏丰在将传统“民本”思想与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对比的过程中找到了二者的共性，这种共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孙中山的均富思想的源头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其次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超阶级的人性论，这与儒家超阶级的“仁”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再次，孙中山的民本主义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从物质生活出发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这与传统的“民本”思想有着相似之处[7]。姜朝晖研究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传统养民思想，养民论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深刻的影响，民生主义沿袭了养民论的精神传统：对平均主义的追求，对民生与立国关系的深刻洞察；而对传统养民的方法孙中山则予以一定的改造，均贫论被他阐释为均富论，重农主义被改造为农经商纬论，井田制被他发展为耕者有其田[8]。
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所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来看，主要是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董四代、冯超英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置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进行探索和研究，以追溯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发展特点及其产生的主客观条件[9]。姚锡长在其论文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发展新阶段中的影响。孙中山在民生主义形成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来看待的，后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接触的增多，变得特别推崇和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吸收；十月革命后，认为苏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实行的民生主义“暗合”，倡导“以俄为师”；以至后来形成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局面，为和共产党在实践上的合作创造了思想基础，也为孙中山把他的旧民生主义发展到新民生主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10]。
三、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涵
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涵，目前学术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1.“两方面说”。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容主要有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如迟斌在其论文中指出，在考察和总结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古代“大同”和“民本”思想，孙中山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内容的民生主义学说，其实质是在近代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国家向社会的回归[11]。
2.“三方面说”。何兹全撰文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12]。
3.“四方面说”。程美东指出，因为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论述集中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土地、资本、实业、教育。因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就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13]。
四、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正如他的“三民主义”的每一个部分一样，都经历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冲击和国内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影响，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逐步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
王新认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演进经历了七个阶段：（1）满清贵族统治――为民生开辟道路；（2）以“五族共和”取代“驱除鞑虏”――凸显民生思想形成；（3）倡导自由民主――为最广大民众争取权利；（4）“五权分立”和“权能分离”――保障民生的制度设计；（5）“振兴实业”和“平均地权”――实现民生的未了方案；（6）身体力行――践行民生思想；（7）济弱扶倾――实现民生的宏大理想。总之，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从帝制到建立共和，从“五权分立”到“权能分离”，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孙的民生思想逐步发展起来，并且不断演化和完善[14]。
张顺昌、吴振宇则认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1）在辛亥革命时期，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2）在民国初年，以振兴实业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对外开放、发展实业为中心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4）改组前后，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15]。
沈渭滨研究了“平均地权”本义的由来与演变，指出其最初理路是土地国有与耕者有其田，后来演变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再变为定价收买，并重申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其目的是要使农民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的自耕农，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农村中的中产阶级[16]。
五、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与新时期民生建设的关系
由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新时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都明确要求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于是很多学者就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特别是党中央明确提出民生建设的举措以来，学者对二者关系的关注进一步加强。
高颖飞认为，由于全面小康和民生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是由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提出的，因此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即二者对国情的分析不同，实现目标的手段也不同，因此二者的历史命运也不同[17]。
陈祥兵在阐述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的关系，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阶级属性、思想渊源和实践性的不同，其联系则在于：首先，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借鉴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及其具体办法如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等；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在继承了孙中山“共同富裕”思想的同时，摒弃了其绝对平均的思想，并且对其进行了发展；再次，中国共产党的分配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分配思想[18]。
六、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为解决民生问题而提出的社会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中最能显示其所处时代特征部分，它作为孙中山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对我们改善民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张顺昌、闫孝华认为，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农地增值收益方面，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切实改善民生，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19]。
唐彦博认为，在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对于经济发展原则的指示为：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经济与国防之合一。具体的经济发展策略大致可分为六点：（1）产业均衡发展；（2）基本设施配合；（3）注重科技研究；（4）利用外资外才；（5）国营私营兼顾；（6）生产分配并重。因此可以根据这些原则策略来检视中国经济发展政策走向[20]。
杨琳研究了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主要有四点：即以民生为重心，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协调好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振兴实业发展生产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应给人民提供基本的保障，使百姓安全、安心和安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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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8
【关键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是指导人类行为的方向盘。任何政治实践的探索和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是从政治思想的变革开始的。因此，政治思想是推动政治实践由一个旧的阶段向一个新的阶段前进的重要思想动力。中国近代历史，正是在一次次政治思想演变的推动下，逐步由传统政治走向近代政治的历史过程。贯穿于近展历程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具有内容体系完整、知识理论丰富、思想论述严谨等特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源和思想宝库，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概念界定
政治思想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阶段，适应特定的时展需要，反映和体现特定阶级、阶层、集团利益，并为某一阶级实现政权目标而服务的政治性的思想、见解、诉求、态度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是中国近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孕育产生的，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近代史条件下的独特性和鲜明特征。从时间上进行界定，政治思想是指1840年至1919年这一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
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
（一）“开眼看世界”。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得中国原有的传统儒家政治思想遇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惊醒了一些具有先进觉悟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士大夫，开始对中西技术、制度等进行对比，并将目光投向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意识到中国传统“闭关锁国”政策的危害和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并通过翻译、著述等介绍西方国家的人文历史和政治思想，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开始向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转型。其中，以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为代表。（二）洋务运动思潮。由于对外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对内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的冲击，为了维护和“挽救”腐朽的封建王朝，缓解严重的政治危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盛宣怀等封建官僚和爱国地主，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以坚持和维护封建政治制度为前提，开始了向西方先进技术尤其是军事科技的学习，并兴办了汉阳铁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现代工业，进行了许多许多实践尝试。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以坚持封建制度进行的技术性革新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中国政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在此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以“公车上书”为开端，开启了“”的百日政治维新运动，登上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思想，是要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变化和改良，通过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制、兴办新式学校、放开言论自由、编练新式军队等来将中国改造为君主立宪制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太强大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致使在短暂的“热闹”后就宣告失败。（四）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进入20世纪，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朝政府逐步沦为“洋人的朝廷”，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成为“合流”和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国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使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封建政府的统治，才能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团体。同时，资本主义入侵下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能获得较快发展，奠定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以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为发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革命思想，并进行了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主要包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封建政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抨击封建文化、倡导资产阶级新道德等内容。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引导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等，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由于其解决软弱性和局限性，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虽然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由于革命果实被窃取，因此只能够呼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资产阶级民族工业的发展之下，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成为最具有坚定革命性的革命阶级。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送来了重要的核心理论基础。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爆发，使得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寻找到了救国救亡的“钥匙”。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帝反封建，并提出了通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策略。历史已经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是引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要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与人类的政治历史进程。
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主题及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主题。通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纵向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两大主题。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领土和利益不断受到蚕食和侵害，国家日益陷入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危机，使得所有的爱国有志之士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并积极向西方国家寻求解决中国亡国灭种威胁问题的良方。因此，几乎所有的政治构想、政治思想、政治实践都是为了救亡图存这一核心主题。另一方面，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独立性和自不断丧失，使得实现民族独立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又一主题。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口号，还是《资政新篇》的改革方案，或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论战与实践，抑或是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虽然在具体内容、形式、表现上存在很大差异，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这一重要目标而提出的，并且对实现民族独立都产生过或大或小的积极影响。（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从“开眼看世界”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演变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历史综合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历史必然性。笔者认为，其必然性逻辑的基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建立的深厚思想基础，为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恒久而持续的力量源泉；二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需求刺激；三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逐步发展壮大，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载体和人才队伍。
四、结语
在所受屈辱最多、爆发战争最多、革命运动最多的中国近代史阶段，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这些代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不同利益的政治思想，既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又经历了历史和时代的淘汰与选择，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检验，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但是，对于这些不同派别的近代政治思想，我们不能遗忘，而要积极珍视和不断学习研究，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不懈、持续探索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政治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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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9
演化发展经济学综合了演化经济学诸流派、亚当•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经济传统、经济政策史等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由于与目前主流经济理论在分析范式上有巨大的区别，它也被称为替代性教规理论（theothercanon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市场生产可以自发达到和谐。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只要分工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开放的国际市场进行贸易，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将逐步实现均等化，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使所有国家最终趋同于较富裕的状态。通过对英国、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韩国以及爱尔兰等国实现工业化过程的考察，[1（]p3）演化发展经济理论了主流经济学对推动经济发展基本机制的见解，即工人人均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他们认为，引发经济发展的是可以创造投资机会的新思想、新知识。分工最重要的作用是知识积累，而创新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工而非劳动分工已经居于支配地位。知识积累（在生产中直接表现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不断高级化。因此，不同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质量”，一国的产业结构越高级，其知识分工就越细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就越有利。[2（]p83-84）这样说来，贫穷国家的停滞并非因为缺乏资本，而是缺乏引起技术创新和结构变革的经济活动从而缺乏了对资本的需求。这样也造成了这些国家结构的退化和创新体系的毁坏，形成了恶性循环。
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在某个特定的时点技术变革和人类学是专注于工商业的某一领域。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大量集中于某个正在经历高增长的产业，必然会经历实际工资的巨大提高。[3（]p237）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正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及时分工到一些正在发生生产力激增的“领先行业”当中，才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的。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富国往往在学习曲线①较陡峭的产业中进行生产（如it产业等），并进口学习可能性较小从而相应学习曲线较平缓的产业的产品（如纺织业等）。这些国家在进行高速学习的产业中集中使用高知识、高技能和较为昂贵的劳动力——这正是富裕国家的比较优势。而穷国则自动分工进行学习潜力较少的经济活动，集中使用廉价劳动力，从而自动地建立了供给廉价和缺乏知识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他们选择了保持贫困的方向，进行原材料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p2）通过世界范围内开放市场的贸易活动，穷国和富国这种比较优势被不断的强化，最终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贫困的恶性循环，不同国家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呈现了分别在两端趋同的趋势。同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生产力激增”的领先行业，和其他行业间存在着重要的协作分工。
在经历了新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生产力激增后，整个工业化国家民众的工资都随着工业部门生产率的上升提高了。工人们不仅通过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且更大程度上通过实际工资提高得到了生产率提高的好处。[5（]p179-186）一名德国公共汽车司机的生活标准之所以会比肯尼亚同行要高出13倍，[6（]p15）就是因为富国多次的生产力激增逐步提高了该国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这就解释了各国之间工人生产率相同但报酬非常不同的原因，也解释了各国之间巨大生活水平差距的原因。基于上述理论，演化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他们的政策建议，简言之，“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重复这一（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过程”。[7（]p19）目前盲目的全球化政策以及“发展援助”的增加，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经济发展的真实含义是通过一系列剧烈的结构变迁产生导致陡峭向下的学习曲线，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高。在世界市场不存在竞争的初级领域培育各国可引发生产力激增的生产部门，使这些部门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升级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也被称为自主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选择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通过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创新，通过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激增，最终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这是创造向上趋同且有活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办法，也是让贫穷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唯一方法。
二、演化发展理论视角对经济分析的启发
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同，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继承了瑞典经济学家冈那•缪尔达尔（Gunnarmyrdal）分析问题的方法，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世界经济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该理论对我们重新审视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新认识和估价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倡导巩固和增强集权国家的实力，并极力主张国家采取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继承了这种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倡导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通过提高“人为”禀赋或积累密集的知识来创造租金，通过人为构筑的过程使有管理的国家利用私人资本人为地创造一种外在于原材料生产的比较优势，从而合理的参与国际贸易。重商主义理论所蕴含的贸易保护思想在当时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早在1721年，查尔斯•金就指出，在具有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对称性”国际贸易对参与各国都是有益的，而“非对称性贸易”基本上只对两个贸易伙伴中更发达的一方有利。[8（]p42）这一观点关注于贸易的相对质量问题，这恰恰是主流贸易理论所忽略的。无疑，自由贸易是富裕国家的世界福利的基石。但是，来自贸易的收益并不是斯密和李嘉图的静态收益——对称性贸易中双方获得的收益得自于协同效应、动态和以规模为基础的贸易收益，[9（]p45）但非对称贸易中较为贫困的一方并不能得到这种收益，从而丧失了实现生产力激增的机会。这样看来，发源于重商主义的动态机会成本视角，相比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静态比较优势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能力，也对我们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有着重大的借鉴价值。要说明的一点是，主流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往往针对于它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其源泉来自流通领域，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才能增加国家财富的思想。[10（]p38）这在理论上当然是不成熟的，然而16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实践上却获得了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在当时欧洲交换经济的剧烈膨胀过程中，交易媒介的控制权实际就意味着经济的主导权，现代工业生产发展必需的信用体系以及金融系统也得以萌芽。因此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保证货币财富的流入就有其合理性了。
（二）把经济分析的着眼点放在生产领域，而非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
一般来说，讨论经济的超长期增长时，往往将可以同时增加产出总量和人均产出的经济增长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称为“斯密型增长”，即受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所推动的增长；第二种称为“熊彼特型增长”，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产物的经济增长。主流经济理论之所以不能解释全球化引发的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主要强调追求贸易领域的“斯密型增长”。仅仅依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斯密型增长”，缺乏必要的技术突破，就会面临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市场容量。[11（]p3）当人口增加和资源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便可能陷入所谓“马尔萨斯危机”而进入停滞。换言之，单纯依靠“斯密型增长”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工业化，将造成所谓的“斯密极限”。“这造成了主流经济学只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在其中，成功的经济增长路径不过是一条渐近线，让经济以指数形式递增是不可能的；而指数增长才是近代工业革命中经济增长所专有的标志”。[12（]p4）演化发展理论则着眼于生产部门的“熊彼特型增长”，通过对特定时期生产力激增产业的观察，揭示出学习曲线陡峭向下对一个国家收入水平的影响，从而阐明了造成各国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直接对准了生产领域，它梳理出一条“知识创新创造投资机会——分工生产于相关初级生产部门——生产力激增提高实际工资——行业间协作分工带动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链条，强调自主创新体系对提高生产部门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作用，也揭示了“熊彼特性增长”相比于“斯密型增长”，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和地位。这一链条突破了“斯密极限”的限制，对经济指数增长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设计了实现这一路径的基本方法，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自主创新体系，保持经济动力强劲的增长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除了上述两个方面，演化发展理论还具有其他很多亮点。例如该理论注意区分经济发展主体的异质性，阐明不同发展轨迹的内在原因。它批评主流经济学忽视分类，在同质化的假设中必然只能得到均衡的结果。这也为主流理论不能解释各国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三、对演化发展经济学全球化政策中两个问题的商榷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的全球化理论，基于上述特点，为我们研究国家发展战略和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由于该理论存在的时间不长，还存在一些并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基于历史经验而引出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过实际操作的验证，似乎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针对其中的两点，笔者提出自己尚不完全成熟的思考。
（一）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资本和制度基础的缺失问题
演化发展理论与重商主义理论相比较，从历史发展来看，后者先有政策后有理论，是对客观发展规律的一种总结；而前者则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政策，主观性的政策构想不可避免的忽略了相隔五个世纪所产生的巨大条件差异。回顾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终实施是基于以下两个基础条件的：一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使美洲金银大量涌入。这使得欧洲内部的货币存量大幅度增加，引发了剧烈的“价格革命”。“价格革命”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层开始兴起。大量的资本以金属货币形式集中在新兴阶层手中，为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这可以理解为资本基础。二是“价格革命”带来的巨大的通货膨胀迫使统治者依靠商人阶层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这样国家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层的利益与需求。国家“求强”与商人“求富”逐渐达到了完美的融合。[13（]p23-24）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统治阶级与商人阶层形成了共容利益，促进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这可以理解为制度基础。在这两个基础上，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才得以实施，通过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如果我们把上述过程与本文所述的演化发展经济理论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所提出的利用国家管理使私人资本人为地创造新型比较优势的政策构想，在现阶段经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拉美、非洲等地区难以推广。一方面，长期贫困使这些地区的私人资本严重不足，又由于当地制度结构不完善以及“创造新型比较优势”巨大风险的存在，国外资本也不会大量进入，这样产生创新体系的资本基础就无法获得。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由于民主系统的不完善等原因，政府和工商业阶层难以形成共容利益，因此保护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产权制度无法建立，这样产生创新体系的制度基础也无法获得。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建立在仿效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基础上的政策措施也就很难达到其设想的效果了。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10
196010.811.718.11029.118.44.97.37.44.1
196513.217.119.011.79.09.66.87.97.65.5
197016.722.519.513.211.89.28.510.47.45.7
197521.229.627.115.615.411.813.614.512.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