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1
关键词：经济重心南移；概念；原因；过程；影响
世界文明大多发源大河流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由于地理气候等优越条件，人口稠密，开发早，政治经济文化先进，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全国经济重心”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到南宋时期悄无声息地由北方黄河流域转移到南方畅江流域。本人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针对这一历史经济现象，作如下的思考。
一、经济重心的概念
经济重心是指经济、技术最发达，对国家提供主要财政支持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衡量一个地区是不是经济重心，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该地区的粮食产量和人力资源是不是在全国名列前茅，其次是看该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是否发达。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1.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济发展落差趋向平衡。三国以前，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江南许多地区很落后。从汉末开始，为避乱许多人逃往江南。西晋以后更多人迁往江南，给地广人稀的江南带去劳动力、先进生产技术和不同生活方式。东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国家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使南北经济经济差距缩小，为经济中心南移奠定基础。
2.隋唐五代时期，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隋唐时期，南北经济都得到较大发展。但是随着唐中期北方经济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北方农民南迁带来了生产工具技术和劳动力，江南经济在和平环境中持续发展，使经济重心发生转移。到了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五代时期，北方战乱多，南方相对安定，江南经济继续发展，人口数量超出了北方，长江流域日渐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繁荣地区。
3.两宋时期，南北经济继续发展，到南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最终完成。两宋时期，南方相对和平，中外交往增多，国外引进的占城稻在江南推广，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重要粮仓，宋代的水稻占粮食产量首位，主要产地在南方。棉花、茶树在江南普遍推广。南方的丝绸瓷器造船业相当发达，南方商业很繁荣，对外贸易兴盛，外贸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1.从北方来看。
（1）黄河流域经过数千年过度开发，资源近乎枯竭，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短期内得不到补充。
（2）北方战乱多，中国古代战争多发生在北方。
（3）北方由于过度开发，环境遭到破坏，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4）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自然灾难频发。
（5）中国古代人的婚育传统，加剧了环境的承载力度，给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6）北方地区游牧民族居多，无论在地理、气候、资源、人力诸多方面均适宜于游牧文明的发展。
2.从南方来看。
（1）南方自然条件好，环境气候生产条件优越。
（2）南方战乱少，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的稳定，为发展与繁荣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为江南经济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4）南方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重视水利工程兴修，鼓励手工业、商业，对内外贸易的发展。
（5）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为江南经济繁荣打下基础。
（6）中国古代南北劳动人民的交流与共同的辛勤劳动，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特点
1.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最高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的覆盖面积，由较小范围向大范围扩大，方向上由北向南扩展。
2.南移趋势继续与国家分裂、割据局面战乱时最为突出，体现了人民追求和平与美好生活的愿望，表达了人民厌恶战争渴望统一的意愿。
3.政治中心南移对经济中心南移有一定影响，但本质上经济决定政治，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
五、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1.促使南方城市兴起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既促使了南方沿河沿江沿海城市兴起。又促进了造船技术进步和造船业的发展。
2.促进了南方农业手工业和国内外贸易的交流与发展。农业、手工业发展促使南方城市商i兴盛。国内外贸易往来扩大，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3.对人才教育的影响。人口南迁，有力推动江南经济发展，江南人才大量涌现。以及两宋时期书院兴盛。
4.改变了人口分布和促进了民族融合。人口由北向南转移，导致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南方经济发展又导致了人口分布格局。南迁各族人民与当地各族人民相互学习交流合作通婚，促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民族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发展。
5.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
6.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发展。
7.对南方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有其历史原因和发展过程及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中国历史》七年级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版.
[2]《中国历史》教师教学用书，七年级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6版.
[3]周学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三个阶段及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2
[关键词]江南文化都市化进程长三角文化认同经世之学
[中图分类号]G112；1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89一07
一、世界城市发展背景与国家战略需要
尽管从表面上看，江南文化只是一种区域文化现象，其研究长期以来也主要局限在历史学、区域研究等范围内。但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江南文化的当代价值越来越显得重要，江南文化的研究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学术转型。一是古代江南在地理范围上与当今中国经济最发达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长三角地区大体吻合，这使江南文化研究必然要超越单纯的学术范围而开始获得越来越鲜明的实践性价值。二是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当代都市化进程已成为影响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力量和主导机制，与之相应的是极大地提升了以上海为首位城市的长三角城市群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力。三是在全球人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无论是文化产业直接带来的富可敌国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是文化事业对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与心理生态健康的深层作用，都表明文化在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江南文化研究逐渐摆脱了其传统的主题与范式，并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深刻而庄重的当代价值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在2008年国务院颁布《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之后，江南文化研究迅速成为长三角建立世界级城市群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也可以看作是江南文化研究在当代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根源。江南文化越来越“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说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深层原因则是当代中国对世界城市化这一发展主流的深度融入。此外，当代人文学术关注中国现实的巨大热情与文化理想，也是推动江南文化研究走出书斋、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当代都市化进程以及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这一时代背景进行必要的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江南文化研究发生学术转型的深层原因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世界都市化进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Gottmann)发表《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城市群(megalopolis)的概念。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如“波士沃施”(Boswash)、北美五大湖、日本太平洋沿岸等世界级城市群，它们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城市布局、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产业结构，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连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为基础，使自身发展成为可以控制与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中心。其巨大的影响力是以往任何形态的城市都无法相比的。城市群的出现，在理论上标志着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正在取代人口与资源流动相对缓慢、空间分布相对均衡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模式；在实践上标志着城市群战略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意味着当今世界竞争正在超越传统的单体城市之间的搏弈，“城市群兴则国家兴”成为当今世界生存与发展的最新法则。但是由于当时新中国正处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格局中，因而对这一日后注定要影响全球的新概念，可以说几乎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反应。
但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并没有遗忘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1976年，亦即“”结束的同一年，戈特曼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了《全球大都市带体系》一文，明确提出世界上已存在6个大城市群：(1)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2)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带；(3)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4)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5)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6)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戈特曼还特地申明，这是当时研究比较少的一个大都市区。戈特曼所说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即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的长三角经济区或长三角城市群。尽管长期的冷战使中国对戈特曼的理论缺乏了解，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和强烈的发展需要，以长三角经济区(圈)的提出和探索为标志，中国可以说是以“实践先于理论”的方式开启了自身的都市化进程。1982年，在戈特曼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六年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便开始有意识地规划“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闺”。尽管当时的范围只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但却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和很强的示范作用。以“长=三角经济圈”的提法首次浮出水面的长三角城市群，标志着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在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中击水扬波。当然，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在都市化进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我们无疑可以发现正是长三角扮演了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开路先锋。
从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演化看，尽管其在区域规划上屡有变化，先后经历了以1983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主体的一市八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以1986年“长三角经济罔”为主体的五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以199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主体的J5城市(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2003年台州市进入变为16城市)，以2008年国务院《指导意见》为基础的26城市(上海及江苏、浙江境内的全部地级市)等形态，但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最发达、文化教育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江南地区始终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进一步说，尽管城市群是一个西方概念，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当代概念，但实际上长三角城市群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古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为基本条件的。以作为成熟形态的明清江南城市为例，从工商业的角度看，在明代全国50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的就有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上海)、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至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已成为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波，共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这一数量同比占当时全国的一半。从城市文化繁荣的角度看，“明清时代的南京是一个包含多个卫星城(如苏州、扬州等)的中心大都会。……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它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拥有‘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化中，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内涵上都十分接近”。20世纪80年代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其雏形即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经济区。而90年代以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或基因实际上早在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中就已开始培育。古代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既是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江南地区开始最早、发育最完善，也是长三角在新时期以来能够以率先发展的态势引领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因此，江南文化在当下的“热”并非偶然，它本质上是长三角“热”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人文形态，同时也是中国在更高改革开放阶段上回应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以及长三角城市群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在人文学术界风云激荡的必然结果。
二、文化认同与文化交流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城市群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资源集约、结构优化、功能互补、生态和谐的城市共同体。它既是人类城市发展在当代世界环境中进化出的新城市形态，也是对现代城市化进程进行充分反省和扬弃的结果。
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人们发现有两个问题严重影响到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现代城市的主要发展模式可归结为“单兵作战”或“孤军深入”，这虽然在某些方面容易形成优势并在某些年代造就了城市的辉煌，但由于其发展模式固有的“片面的深刻性”直接导致了“单子化的城市”，因而，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恶性损耗以及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与搏弈，必然要成为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始终挥之不去的噩梦。当今世界发展在环境与资源上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困境，实际上就是由现代城市化进程一手酿造的苦果。其次，现代城市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型城市”，与古代“政治型城市”相比，尽管它充分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和传统个体受压抑的欲望，因而在人类历史上表现出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要看到，出于经济型城市的本性，其进步主要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增长，而作为物质力量增长的代价则是人性的普遍异化。在有消费社会之称的当代都市中，现代资本家对物质财富不择手段的追逐正在演变为都市人对奢侈生活方式的普遍狂热，这在直接损害城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及城市人精神生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度解构了“城市提供美好生活”这一城市的本质。芒福德曾反复指出：“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但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却多是与之完全相反的景观。由于长三角城市群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区被规划的，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济的强烈现实需要，因而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发育与发展中，西方现代城市的主要问题不仅普遍存在，在一些方面甚至还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古代城市化水平与近代工业化程度“双高”等原因，推动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在新时期以来一直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之一。早在1983年1月，姚依林副总理在《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初步设想》中就提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范围可先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1986年，长三角经济圈在范围上扩大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一市。但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长三角经济区”突然销声匿迹。在某种意义上，这表明以行政手段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困难与尴尬。在经历了最初的碰壁之后，心存不甘的上海于1993年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的战略构想，其标志即1996年成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并在2003年最终稳定为以上海、江苏、浙江的16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城市群。此后，这一长三角框架一直保持稳定，并受到普遍的认可。与国家推动的长三角经济区不同，在这一新的构架中，经济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联系纽带与交流机制，因而，即使是行政上隶属于江、浙的一些城市，也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被排除在外。
这一由于经济需要而自发形成的长三角框架。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以经济代行政”的新探索。但实际上，即使在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为基础的框架内，那个资源集约、结构优化、功能互补、生态和谐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依然是空中楼阁。特别是由于资源与环境的相似与发展规划的趋同，使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一直成为影响长三角一体化的两个幽灵。如“十一五”期间长三角的产业竞争主要集中在高新科技上，有关研究报告指出，在“十一五”期间长三角高新科技产业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率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另一项调查还表明，在长三角的15个城市中，有11个选择了汽车零配件制造，8个选择石化，12个选择通信产业。尽管近年来长三角诸城市在一体化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城市群之间最重要的层级分工体系未能建立起来，城市之间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与同质竞争仍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即将开始的“十二五”期间，新的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已蠢蠢欲动，特别是在动漫制作基地、文化产业园区、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尤为明显。经济只是一个方面，更严重的是在城市群的空间拓展上。与中国其他城市群一样，新世纪以来，尽管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产业集群、规模经济以及在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型城市的中国版本和扩展形态，由于未能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型城市的各种发展弊端，因而在长三角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群的同时，其作为一个经济型城市群的后遗症也日益突出，即：“由于过分强调满足产业发展的要求，具有太强的地方功利性，唯GDp马首是瞻，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能源供应、工业排放等方面的问题，以工业园的名义圈地之风严重，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制约了区域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想见，如果长三角不能超越它作为一个经济区的“出身”，那么，长三角经济区近30年一体化建设的努力，最后很可能仍将付诸流水。
最令人遗憾的是，在探讨“长三角的圈为什么总是画不圆”时，当下最有影响的主流意见却是“各自为政”，即认为与珠三角诸城市同属一行政省不同，长三角城市分属一市二省，由于职权、利益和责任很难统一和规范，因而导致了以不同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利益主体之间的诸侯割据与无序竞争。以之为出发点，不少人都寄希望于通过强化行政、立法等制度手段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各自为政”固然是影响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原因，但这一解决方案仍显得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原因有二。一是它在逻辑上有“从经济向政治复辟”的嫌疑，不仅遗忘了80年代以行政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前车之鉴，而且尤其忽视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经济与行政管理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特别是在都市化进程中，与传统大都市相比，世界级城市群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逐渐超越了国家、种族和政体的束缚，成为真正全球性的“主干道”或“公共空间”。因而它自身的许多问题都不是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可以解决的。二是并没有找到90年代以来影响“经济长三角”建设的深层原因。表面上看，直接的经济利益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一切政治与经济矛盾在最深层都必然要涉及到文化领域。长三角诸城市不是不明白只有组团作战才能实现共赢，但那种结构优化、功能互补的长三角城市群之所以始终是纸上谈兵，最深层的原因恰在于缺乏能够有效解决城市间矛盾与纠葛的文化交流与心理认同机制。这一现状还表明，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经济功能区规划的长三角，最终未能跳出以城市文化功能的牺牲与恶性损耗为代价的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怪圈。甚至还可以说，由于发展经济的心理焦虑和实践上更加急功近利，长三角城市群比西方现代城市在文化上付出的代价还要沉重。以上海为例，上海曾是中国现代文化中心，有丰富的现代文化资源和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如20世纪以来深入中国社会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西方礼仪文化、餐饮文化、节日文化等生活方式资产。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上海文化建设徘徊不前，文化影响力也逐渐减弱。不仅在电影、音乐、美术、文学、新闻出版等方面优势衰退，在文化产业、文化服务业、文化贸易、公共文化等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领域也缺乏品牌，如与纽约新闻出版业相比，上海至今没有一家世界性大报。即使就国内看，其文化影响不仅远逊于北京，在一些具体领域也明显落后于其他省市，如在广播电视业上比不上湖南，在教育竞争力上则排在江苏、湖北之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分两方面看。其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选择的“经济中心城市”发展模式，使其城市文化、精神文明与文化生态受到严重冲击，直接影响了当代上海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其二是新世纪以来，尽管强烈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先后提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文化大都市”等发展目标，但由于未能对上海文化建设与“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特别是就文化大都市与国际大都市建设、文化软实力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等进行科学论证与“无缝对接”，并以有效的制度建设与政策研究予以及时支持，必然导致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脱节，而无法取得和谐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之所以总是批评上海文化模仿西方、缺乏本土特征及自主创新能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丧失了对包括江南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心理与接续机制。
文化是经济的天敌，也是其自由发展的舞伴。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长三角作为经济型城市群的痼疾，除了必要的行政、法律、制度等硬件建设外，更需要有来自文化、风俗、心理、趣味等方面的软件设置。从历史上看，长三角有着共同的江南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精神范式，不仅直接参与并始终影响着长三角城市群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同时也是其城市发展在当下必须倚重、利用与借鉴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传统精神文化资源。但遗憾的是，江南文化对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作用，在学术界与现实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三、江南文化重建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的各自为政及在资源、产业等方面的冲突与无序竞争，既不利于区域资源的合理使用与高效配置，也不利于长三角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尽管这些现实问题表面上由争夺经济利益与空间资源而引起，但未能顺利实现江南地区传统文化及交流机制的当代转型与创新却是其深层根源所在。
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江南地区开始最早并一直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城市或地区，但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长三角的城市积累与发展却受到重创。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自太平天国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的战争灾难。战争对江南经济的破坏和对区域人口的屠戮，直接中断了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领先的城市化进程。二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制约。政治型城市的首要功能是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政治型城市总是限制、压迫城市经济的规模与实力。在某种意义上，计划经济是新中国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的象征，其对生产、流通与消费的高度管制严重扼制了城市经济的自然发展与自由竞争，使已获得较大发展的长三角城市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倒退与萎缩。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采取的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经济型城市在本质上是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经济生产需要的现代城市发展模式。总结长三角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史，如果说其成功的一面是迅速恢复了古代江南地区的经济活力，那么也可以说，与西方现代城市一样，以不可持续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型城市的所有问题与弊端，在当今长三角城市群中也正在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而所有问题与矛盾的核心，实际上都集中在经济与文化的失衡以及发展的不和谐上。
在城市环境持续恶化、资源日益枯竭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下，文化与经济的矛盾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并在借助文化发展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时，人们又遇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尽管长三角发展文化的各种条件都很好，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以上海为首位城市的长三角的文化软实力不增反降。从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建设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建设的紧迫意识强和政治热情高，但缺乏深入的文化理论研究与科学的文化决策系统：二是文化资源储量丰富，但在文化资源开发上却主要呈现为以跟风、浮躁、投机为主要内涵的粗放形态：三是文化产业投入增长快、融资渠道宽，但在战略定位、业态结构、文化产业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较多，特别是与前些年经济发展上相似的同质竞争，使文化产业发展的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大；四是文化事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大、硬件条件好，但现代服务意识、管理水平与部门联动等方面滞后。浪费了宝贵的公共文化资源，使政府文化服务功能处于低效运行中；五是文化推广的主动性逐年提高，但手段与方案比较简单或雷同，特别是缺乏整体性的文化推广理念与技术手段，很难发挥fn城市群的“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格式塔效应。以上这些是以上海为首位城市的长三角文化影响力逐年走低的原因，这也在深层上制约着城市群本身的综合竞争力。
城市群建设不只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发展。在这一复杂的巨型发展系统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科学的发展理念或文化枢纽。而长三角区域内历史形成的江南文化传统，无疑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发展而言，仅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是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这既是江南文化对当代长三角城市群应承担的历史功能与职责，同时也是当代江南城市发展对其文化传统提出的最重要的当代性问题。江南文化之所以未能对长三角城市群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凶：一是维系江南区域经济社会的传统机制已经老化，而新的城市群文化联系机制却未能建立起来，在青黄不接中无法为促进区域社会融合与和谐发展创造出新的精神文化资源：二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巨大转换，作为人类城市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的国际性大城市群，其规模之巨大、影响之广泛以及对城市之间开放与融合程度的要求，也远非古代城市在农业文明背景下所结成的松散联系所可比拟。如何通过理论创新与路径设置实现江南传统城市文化的当代转型，为长三角城市群的良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生产观念”或“实践原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个意义上，江南文化研究是应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这一巨大的现实需要而兴起的一门新的经世之学，这要求它必须超越传统的文史之学的藩篱，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下率先实现自身的学术转型与理论创新。
这个工作自然包括许多方面，也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完成。就当下而言，有两个属于语境方面的问题必须加以关注。一是在现代化框架下重新认识江南文化的当代性价值。现代性的基本困境在于，在现代城市条件下获得充分独立和发展的个体，如何解决自我与他人之间日益严重的分裂与对立。在中同文化传统中，江南诗性文化的审美功能比较发达，江南文化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国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可以说，在这个严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费时代，如何守护与开放好沉潜的江南诗性人文资源并依据其原理创造出一种诗化新文明，是研究江南文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二是以作为城市化进程当代形态的都市化进程为背景重点研究江南城市文化资源。在都市文化学的视野中，江南城市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体的与孤立的，借助于大体相近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文化生态，它们在很早的时代就形成了有着深刻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的古代城市群。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江南城市文明，是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一个独特的形态与谱系，它在极大地促进本地区不同城市以及城乡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的同时，也对以政治型城市为主体的北方城市模式、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以及积淀深厚的农耕精神传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天的长三角地区在中国城市发展中之所以遥遥领先，既与传统江南城市的自然地理、经济模式、人口与社会结构、区域文化传统、精神生产方式、文化心理结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这些传统因素也是影响当今长三角城市群在都市化进程中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与背景。这是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必须与传统的江南文化、江南城市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建设的不足乃至匮乏，是影响长三角区域融合与一体化战略难以取得进展的深层原因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只有通过作为长二三角地区传统联系机制的江南文化、特别是江南城市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创新，才能为长三角城市的一体化建设提供必需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归属。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3
关键词：专业设置；江海联动开发；产业升级转型
作者简介：方季红（1974-），女，江苏南通人，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张娟（1983-），女，江苏南通人，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江海联动开发与区域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研究”（编号：B-a/2015/03/029），主持人：张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高职院校‘后示范’时期内涵式发展研究”（编号：ZZZ20），主持人：杨泽宇。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3-0092-05
南通在中国的版图上，处于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t型结构交汇点，“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隔江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及苏南地区相依，被誉为“北上海”。随着苏通大桥、崇启大桥的相继贯通，南通已全面融入上海1小时都市圈和经济圈，是中国沿海承南启北的中心节点，是长三角又一通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南通境内江河海贯通，通扬、通吕、通启、九圩港四大运河通江达海。通过遥望港河、如泰运河2条高等级内河疏港航道，可实现江河海水水中转，形成江港海港多式联运、分工协作的综合运输格局。未来的南通，将成为部级开发开放的集成创新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区、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区、部级生态旅游度假区。因此江海联动开发建设中需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面向上海，面向“一带一路”沿线，面向国际国内，重点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迅速壮大主导产业，细分领域发展新兴产业。
作为高等教育类型之一的高职教育，它的基本特征是高教性、职教性、地域性，也是立足和服务所在区域重要的价值取向，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区域高职院校价值之所在、动力之所在和办学质量标志之所在。
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是高职教育与社会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最直接表现。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学科结构是否优化，能否及时根据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进行调整，为培养南通市急需的紧缺性、实用型人才做出贡献，关系到区域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南通高职院校如何结合南通发展实际，优化专业设置，成为南通江海联动开发培养所需人才的一个崭新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推动南通江海联动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海联动开发对人才的需求分析
（一）江海联动开发推动南通产业转型升级
2015年10月27日南通市经济和信息委员会关于《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关情况》工作会议，提出市委、市政府把推动南通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坚持新老传承主导转型发展，坚持以传统支柱产业为基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促进产业新老融合、互为传承，加快构建南通现代产业体系[1]。
1.加快主导产业改造升级发展。船舶海工及重装备、电子信息、石化及化工新材料、纺织服装等逐步向现代纺织、绿色化工、智能装备、精密机械、海洋工程等新领域加速转型[2]（如图1）。
2.推动新兴产业崛起。推动三大优势产业（海洋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和四大潜力产业（生物和新医药、智能装备、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抢占产业链制高点，实现新兴产业崛起[3]（如图2）。
3.引导重点产业跨界融合。一批重点产业（通用航空、机器人、生命科技、智慧建筑）正在由生产制造加速向研发创新、网络营销模式转变。依托江海联动开发，南通空港产业园、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一批通航项目已经或正在落户[4]（如图3）。
（二）南通产业升级转型所需人才分析
为了解江海联动开发、南通产业升级转型背景下，各行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现状及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课题组设计了一份针对南通沿海开发特色的行业调查问卷，以便了解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不同行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不同要求。课题组对南通市6家行业代表性的用人单位中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现状和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旨在了解并研究南通市现有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量与质方面的现状及在未来5年内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类型。
1.调研对象和方法。课题组采用访谈、问卷和电话三种方式对南通市6家行业代表性的用人单位进行了调研，这次调研的6家用人单位，涉及到市属大型国企、央企、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不同性质的单位，规模从100人到8000人不等，调查对象覆盖面广。课题组精心制作了《南通市技术技能型人才基本情况调查表》，涉及到用人单位的名称、单位性质、单位规模、现有技术技能人才数、最高学历等内容。
2.调研结果与分析。课题组通过对调研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出6家用人单位所涉行业、现有技术技能人才数、最高学历等内容，2016年-2020年内，对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种类，需求量、层次。结果如表1、表2：
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现状，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南通市大多数用人单位获得大专或以上学历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总量较少，种类也少，尤其是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缺乏，这与南通江海联动大开发背景下各大产业发展规模相矛盾。南通江海联动大开发建设需要大批具备多学科、跨专业的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有90%以上的用人单位觉得近几年的高职院校毕业生适应能力不强、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解决问题能力较弱，不能满足企业不断提升的转型升级的要求。
2016-2020年内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问题，绝大多单位都很乐观，他们认为目前按照各单位的5年企业发展规划所需的人才总量与所需人才增长速度呈一致增长趋势，但是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用人单位对单一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下降，而对于复合型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有很大的缺口。比如南通精华制药洋口港工业园区的制造基地，既需要懂生物制药的知识、又能按照产品的更新升级改进制药设备及开发新制药模具。再比如顺丰物流国际业务不断开拓，随着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澳大利亚、蒙古等国家的业务开通，那么所需员工不仅要了解物流管理的基本流程及操作，使用高科技的信息技术与设备掌控快件产品流转全过程、全环节的信息监控、跟踪、查询及资源调度，还要会报关、清关及外语等相关知识。
综上所述，南通地区随着江海联动大开发，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的最大问题是复合型高技术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这将严重影响产业发展及升级转型，社会对复合型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迫切需要高职院校重新调整及优化专业设置，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人才。
二、区域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现状
笔者以南通市五家公办高职院校（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南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职业大学、江苏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等）2015年主要专业设置情况和各专业人才培养规模为例，讨论目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探索优化高职专业设置，不断适应江海联动开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对策与路径。
（一）专业数量多、规模小、真正有品牌特色的专业少
课题组经过调研发现，南通市这5家高职院校2015年共设置专业165个左右，平均每个高职院校开设专业33个左右。其中，专业开设最多是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共设47个专业，专业开设最少的是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共设14个专业[5]。2015年，入选江苏省品牌专业一期工程建设的仅有5个专业，分别是：植物保护、建筑工程、轮机工程、现代纺织技术、报关与国际货运。
（二）专业设置重复率偏高，整合优势欠缺
课题组从2015年5所高职院校招生计划统计中发现：会计、建筑、艺术设计等领域，因近几年社会需求量大，成为考生和家长首选的热门专业，5所高职院校都同时开设。这使得专业的集中度过高，重复开设专业、盲目夸大培养规模之后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及人才培养供大于求的问题。而随着毕业生就业竞争问题的出现，必将制约专业建设的发展，最终将制约高职院校的发展规模（如表3）。
（三）专业设置结构与江海联动开发产业结构吻合度不高
与江海联动开发主导产业和南通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相比，这5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规模与主导产业的吻合度不高。如图1所示，现代纺织、绿色化工、智能装备、精密机械、海洋工程是江海联动大开发中主导产业，而5所高职院校从专业设置、培养规模来看，对其支撑作用明显不足。再比如江海联动开发3年到5年规划，将建成一个以标准化池塘生态健康养殖和高标准设施化养殖为特色，集海洋渔业科研、海珍品养殖、加工、远洋捕捞、休闲观光、垂钓、海上娱乐于一体的海洋经济产业园，而目前为止开设海洋工程专业点仅为2个，具体如表4所示。
（四）现有专业校企合作育人平台尚不能满足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
高职院校通过每年以专业为单位召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全体专业教师、同行企业专家共同研讨，可以获得某一区域甚至全国范围内某行业内企业及用人单位对高职院校人才的需求信息，这种方式既有利与专业教师充分了解行业的需求，也有利于调整教学方式，使教学效果更有针对性。比如：2015年度江苏工院纺染工程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江苏大生集团、南通纺织染有限公司、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迈图高新材料集团等22家单位的行业专家及所有专业教师参会，参会专家分四小组分别对2015级现代纺织技术、纺织品检验与贸易、纺织品设计、染整技术、生物制药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和工业分析与检验等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培养目标、专业课程体系、毕业生能力与素质的要求、校企深度合作等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种方式的不足之处在于，高职院校尤其是专业教师主体力量单薄、“人微言轻”，难以得到足够的用人单位的配合，因而难以获得“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信息。
现有的校企合作育人平台从实施效果看，确实加强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对比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要求，现有校企合作育人平台还存在结构松散、功能单一、资源集聚度不高等不足，迫切需要打造一个以学校为主体、服务企业、融“产、学、研、用”于一体的育人平台，将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真正落到实处。
三、优化高职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思考
（一）专业设置紧贴南通产业升级转型、江海联动开发战略
基于江海联动开发，未来的南通，将成为部级开发开放的集成创新区域：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区、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区、部级生态旅游度假区，南通将建设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为最具发展活力的长三角北翼现代化国际港口新城。因此南通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规划理念要契合区域经济发展，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从战略意识出发，确保规划理念上的一致，甚至具备前瞻性[6]。专业设置的调整，不仅要实现专业对产业的适应，还应引领产业的发展。适应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是高职院校的历史使命，如图4所示。
（二）鼓励政府在专业层面购买职业院校服务
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杨农提出“鼓励政府在专业层面购买职业院校服务”，是指政府通过对高职院校专业发展方向的不同投入方式，促进高职院校精准有效地服务区域经济的专业能力，出精品专业，出优秀名师，尽早实现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高职教育发展对南通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撑，对事关江海联动开发规划大计的专业，高职院校自身难以解决投资和短期回收难的的专业，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从南通江海联动开发产业规划看，支持产业发展与之相对应的专业，如：航空制造、海洋工程、新能源类、城市轨道运输类专业设置发展规划，给予相关的政策，并提供扶持资金。适时调整建筑、会计等热门专业，适当缩减专业规模，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质量。增设养老护理、服务专业，满足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巨大需求，到2015年，南通市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亿元，直接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潜在需求更是难以计数。
（三）加强品牌专业建设，强化高职院校办学特色
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是是高职院校紧密联系社会的纽带，也是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品牌专业应该是具有生命力、发展稳定、市场前景广阔的专业，同时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基础，专业配置力量较强，如集聚了一流的师资、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条件、一流的实训基地等。这5所高职院校能在南通处于示范引领地位，就是得益于分别形成了以植物保护、建筑工程、轮机工程、现代纺织技术、报关与国际货运等品牌特色专业。品牌专业建设就是要建设高水平、独具个性的专业，通过若干高水平的特色专业建设，形成若干个强势专业群，从而形成高职院校的独具特色办学理念。
（四）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教学工厂”为标杆，打造一个以学校为主体、服务企业、融“产、学、研、用”于一体的育人平台
课题组品牌专业建设成员在2015年暑假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学习调研。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polytechnic）是新加坡政府所属的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教育学府，成立于1992年，是全球职业教育的样板之一。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创建了独特职业教育理念，其中，“教学工厂”是其最重要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通过“教学工厂”，为职业教育的产学研用融合提供了优良的“载体”。各系根据专业方向设置了不同的专业科技中心，其核心任务是专项教学、在职专科培训、企业项目开发和应用科研项目开发。中心实行企业化管理，由各系部主任负责，下属的各科技、创新中心实行经理负责制。随着企业向高端研发化、信息自动化和服务贸易化转型升级，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正成为企业急需，因此，须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重构课程体系，设置有利于学生技术技能复合的培养路径，调整与提升原有教学内容，增加产品研发、自动化应用、服务贸易等教学内容，提供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复合型的培养需求。
参考文献：
[1][2][3][4]南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关情况[R].2015-10-27.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4
江南区2008年迎春团拜会程序
1、会议主持人登台，宣布团拜会开始
2、领导讲话及来宾代表发言
（1）某某领导讲话
（2）某某代表发言
3、会议主持人宣布文艺演出开始，请节目主持人上台
江南区2008年迎春团拜会节目主持人串词
开场白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首先欢迎您光临江南区2008年江南区迎春团拜会，我们仅代表东道主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冰雪冻地腊梅开，春风送暖朝霞红。2008年已经走进了历史，2008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过去的一年里，江南区区委、区府领导全区人民以“经济强区、都市新区”为目标，狠抓三大战略、促进六件大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济发展创造了历史新高，地区生产总值达96亿元，同比增长12%；其它各个方面也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特别值得赞颂的是我区的六件大事有了新进展――观音桥商圈建设已经胜利在望，五桂路全线竣工通车，江南城拆迁工作己基本结束，滨江路已从单独的建设迈入了开发利用的阶段，铁山坪生态区、港城工业园区进展都十分顺利。“六件大事”的顺利进行，为我区实现“工业驱动、城建带动、商贸拉动”的三大战略奠定了的良好的基础，为我区的经济腾飞搭建起了宽大的平台。
2008年已经来了，我区的发展蓝图在朝霞春风中展开了，2008年，我区将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季节。江南城中央商务区、寸滩港、朝天门大桥、嘉华大桥等一系列大工程的相继动工，将有力地促进江南区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可以预言：一个全新的江南将在2008年展现她动人的轮廓。为了再创佳绩，让我们共同携手走进200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江南区2008年取得的各项成绩与在座各位的支持分不开，在此，我们谨代表江南区委区府衷心的感谢――
感谢市委、市府及各有关部门的同志们
感谢各街镇的同志们
感谢区属各部门的同志们
感谢驻军部队的官兵们
感谢民主党派及港澳台的朋友们
感谢我区所有的老干部
感谢驻区的各大厂矿企业
感谢来到江南区发展的外国朋友
感谢所有支持江南区发展的朋友们
希望在2008年里，你们继续支持江南区的发展，为江南区的腾飞助一臂之力！
下面，请大家欣赏文艺演出。
. （第1个节目）
第2个节目
新世纪的阳光照亮了江南，新世纪的春风吹绿了江南，区委区府一班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三大战略――“工业驱动、城建带动、商贸拉动”，为江南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正是这样的举措，为江南区与时俱进找到了最好地路径，这也才有了2008年的突飞猛进。
第3个节目
提出“工业驱动”并不容易，完成发展工业也并不容易，然而，正是当初的决定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港城工业园区、鱼嘴组团、复盛中小企业基地、望江工业园区都已拉开了全面开发的阶段。
栽下梧桐树，吸引凤凰来，江南区工业园区的建设，为吸引增添了魅力。我们相信，2008年将有更多的企业入驻江南，为江南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4个节目
今天的观音桥，环形通道加上地下通道，从根本上解决了交通堵塞的问题；宽广的步行街，展现了大都市商业街市的风采，为商家营造商业氛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正是这与中心城区相距咫尺，却又特别宽松的环境，让商家为之砰然心动，于是许多商业巨舰开进了观音桥――金源大酒店、茂业百货、家乐福、新世纪、重百江南店、北京华联、远东百货……大店名店云集观音桥，同放光彩，辉映出一个金灿灿的名字——观音桥。
风华正茂的观音桥，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
第5个节目
历史的记忆中，渝中区北望江南，沿江地段砾石成纵横、荒凉衰败，瓦屋低小、破烂成片……当江南滨江路崛起之后，灰色的记忆已被朝霞抺去，重庆不仅多了一道亮丽的景观，而且也让江南开发出了滨江商业区，旅游业与餐饮业共同诞生在这片充满朝气的土地上。动感北滨路，休闲餐饮处；绿水映碧波，彩灯伴欢笑，滨江路新兴的商业带为新江南释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她预示着江南区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6个节目
2008年，奋进中的江南区将迎来她高起点发展的崭新历史，很多项大工程都将在这一年内开工。
2008年，江南城，这座写满沧桑的小城将迎来了她新生的日子——江南城中央商务区将破土动工；再过三年、五年，在重庆两江汇合处的北岸，将有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在这儿崛起――她将是一座设施齐备、格调高雅、十分人性化的商务区，她将是重庆、将是西部引以为骄傲的小城。
第7个节目
也许谁都不会忘记，2008年4月16日那天，就在这天，天原厂发生了氯气泄漏事件，宁静被打破了……事故发生后，江南区委、区府立即行动，紧急调动行政干部、公安、武警、消防官兵进入抢险第一线。在危险中工作，在艰难中工作，在不眠中工作……终于完成动员十五万人撤离现场，解决三万人临时居住饮食的问题，江南区党政领导终于把危险堵在了萌芽之中。三天两夜，猫儿石地区群众又顺利回到了自己家中，他们深切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16”事故平安解决，这是江南区人民在区委、区府领导下共同创造的时代新歌。
第8个节目
挥手送走2008年，微笑迎来2008年。我们知道成绩属于过去，创造属于明天，创造属于我们。前程虽灿烂似锦，但我们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谁也没有理由辜负这个时代，谁也没有理由停滞不前，让我们站立在时代的大潮中，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承担起江南区62万人民的重托。
风起云涌看未来，豪情飞扬勇登攀。
第9个节目
2008年里，江南区要着力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要加快农村集镇化、工业化、产业化的步伐，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要让我区农村与全区的发展水平同步。一个地区富，不叫富；城区富，不叫富，只有整个区共同富，这才叫真正的富。
2008年里，开放的重庆将迎来亚太地区市长峰会的召开。江南是重庆的北大门，是外宾进入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不能给重庆丢脸。
借助市长峰会的东风，加紧我区城市面貌改造、整治脏乱差；特别要强调绿化进程，要让绿化成为江南区营造商业氛围的重要部份。
要让五里店和滨江生态林成为我们献给市长峰会的礼物。
第11个节目
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江南曾经长久地留萦绕在人们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呀？!灰色的江南、滞后的江南，贫穷与封闭的江南，一个让人伤心的江南。
今天，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世界：那已经是过去!
在江南区委、区府的领导下，江南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特别是近几年的努力，一个全新的江南，一个亮丽的江南，一个迷人的江南已经在长江之滨、嘉陵江之滨傲然突起。文明、建康、和谐，充满朝气的江南，已经成为江南在新世纪的形象。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5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南朝；士族；江南经济的发展。
2．要求学生认识：
①南朝时，江南经济的发展是南迁的北方劳动人民同南方劳动人民共同辛勤开发的结果；劳动人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②士族是一群腐朽的社会寄生虫。它的所作所为，为它的衰落和灭亡埋下了伏笔；凡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剥削阶级或阶层，必将被社会历史发展所淘汰。
3．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
①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分析南朝的政治、经济特点，使学生明了南朝在动荡中发展，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②通过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分析，培养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重点和难点：士族和江南经济的开发是本课重点。九品中正制和士族是本课难点。
（二）教学准备：投影仪、挂图
(三)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淝水之战中前秦失败的原因何在?(苻坚伐晋，上下反对，军心不齐，恃强骄傲，临阵胆怯，指挥失当。东晋军队作战勇敢，指挥得当。)淝水之战的影响如何?(淝水之战以后，前秦统治瓦解，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和混战状态，东晋乘机收复了黄河以南许多失地。)
2．导入新课淝水之战为东晋恢复中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东晋统治者并没有乘胜逐北、收复中原的大志。他们满足于偏安局面，热衷于内部斗争，结果使得淝水之战后收复的失地先后丢失。此后，政治更加腐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愈演愈烈，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东晋政权的灭亡已指日可待了。
3．讲授新课
1．刘裕建宋，南朝开始(板书)420年，东晋大将刘裕代晋称帝，建国号宋。东晋灭亡，南朝开始。
2．宋齐梁陈的更替(板书)自420年刘裕建宋到589年隋灭陈的170年间，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历史上总称南朝。同学们看课本第148页上的《南朝表》，讲出南朝开始和结束的年代、开国皇帝、国号和都城。(420年至589年。宋朝刘裕；齐朝萧道成；梁朝萧衍；陈朝陈霸先。各朝都城皆在建康，今南京。)现在再请同学们看“宋齐梁陈更替”一节，找出南朝政治经济的特点。如果仔细看书，就可发现，这四个朝代有不少相同之处。
①宋齐梁陈都在建康建都，是都是偏安的朝廷。
②宋齐梁陈的更替都是由军事将领夺取政权来完成的。
③各朝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最长的宋朝59年，最短的齐朝23年。
④疆土越缩越小，到陈时缩至最小，力量也很弱小，终至灭亡。看到这些相同处后，请同学们说，南朝政治上的特点是什么?(政治是动荡的。)很对，南朝的政治特点是动荡，但南朝的社会经济确有所发展，特别是宋朝的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豪门贵族的势力在南朝时仍然很大。豪门贵族自魏晋以来叫士族。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士族的由来、演变和特点。
3．江南经济的开发(板书)三国孙吴时，江南经济已得到开发。孙吴地区富庶，大批北方劳动农民逃避战乱，迁居江南，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和汉族一起，共同开发江南经济。现在请同学们看“江南经济的开发”一节，对比孙吴时江南经济的开发，找出两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教师归纳如下：
①无论是孙吴或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都是在北方战乱，南方相对安定时发生的。说明战乱破坏社会生产力，安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②两次江南经济的开发，都是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南迁，为南方增加劳动力，带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北方劳动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可见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可使先进生产技术得以推广，促使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
③两次开发江南时，由于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相互学习，结果是加深了交往，促进了融合。
④两次都是因地制宜地进行开发。江南多水，如孙吴时就发展造船业，促进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东晋南朝时，发展水稻生产，发明水磨，推广小麦种植，在此基础上发展冶铸、缫丝、制瓷、造纸业等等。
⑤不同之处是：孙吴时，江南的开发仅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东晋南朝时，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挂出小黑板，上有《南朝经济发展简表》)。
请一位同学上来讲解后，教师再作讲解。
4．复习巩固
先由教师简述本课主要内容，再请三位同学简述下面三个问题。
(1)．齐梁陈更替的概况。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6
一、市场资源配置与全国性地理布局的重组
唐代以前，全国农作物与手分布呈现强烈的均衡状态，各地的作物构成都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特征，远距离的物资交流很大一部分通过政府调拨手段来实现。商品流通在品种上多局限于名特产品，在时间上局限于丰歉调剂，在空间上地域延展度不大，尤其是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稀疏。“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这一民谚，直到唐代仍为商人恪守不逾，因为运输成本的巨大耗费会抵销商品地区差价所带来的商业利润。
宋代多种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几个地区之间的商品粮流通突破了丰歉调剂的模式就是其显著的表征。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太湖平原米谷供给杭州、浙东以至福建，长江中游各地的商品粮顺江而下销江淮，两广米谷供给福建及浙东，北宋时南方米谷通过官府及私商运至汴京。同时与全国市场相配合的专业化商品生产在一些局部崭露头角。如纺织品有，河北东路、京东西路一带蚕丝传统产区，成都平原的蜀锦，两浙路的湖州、杭州、越州的绢与罗，江西抚州的纱，福建、蜀川等地的麻布，都开始跨区域流通。此外，洞庭山等地的柑桔、福建的荔枝、四川遂宁的糖霜、江州的鱼苗等各地的特产，都形成专门化的商品生产，远销四方。［②a］但总体而言，市场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及其对全国范围内经济地理布局的相当微弱。
这些变化在明清继续深化和扩大，在作物引种推广、产区重组优化的过程中，各地农作物的商品生产、手工业品的加工制作，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作用，自然均衡分布状况被打破，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商品基地出现。这种变化以蚕桑丝织业、陶瓷业、稻米业最为突出。
蚕桑丝织业是我国的传统作物，唐宋以前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明清则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为悠久、产品质量上乘的华北蚕丝区已基本上退出商品生产领域，陕西、山西绝少存在，河北、河南及山东仅稀落残存于少数地区，如山东部分州县的山蚕。另一大传统产区川西平原清代也在相当程度上衰落了。而江南蚕丝业则一枝独秀，并集中于湖州、嘉兴及杭州府的狭小的地域内，湖丝以其优良质地广布全国市场，鲜有竞争对手。珠江三角洲是明中叶以后新兴的蚕桑区，但其质量远逊于湖丝，即使在当地也不敌湖丝。丝绸织作，也是江南技压群芳，产品覆盖全国，集中于苏州、杭州、江宁和湖州、嘉兴等府的城镇。
陶瓷，唐末至两宋金元时全国各地名窑遍布，百花齐放，从元代开始至明清景德镇一枝独秀，逐渐垄断了全国市场，其他除了江苏宜兴紫砂、广东石湾瓷器等少数窑场外纷纷凋零，尤其是北方的窑址退化为低级陶窑，其产品仅在当地小范围内流通。［①b］
以稻谷为代表的粮食作物，虽然各大区域都有生产，但有的已不成为主业，几大商品粮基地形成。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江西及安徽大部分地区，珠江中上游的广西，华北的河南、山东等地，都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河套、、东北等新兴的商品粮基地崛起。与此同时，江南太湖平原，由宋代的最大商品粮基地一变而为明清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市场，珠江三角洲亦由商品粮的输出地转变为输入地。
其他作物与产品大都发生了类似的产地集中与布局优化过程。棉花种植集中于江南、华北、湖北三大产地，明代华北棉花南运江南，清代江南棉花部分海运福建等地，湖北棉花西入四川。棉布织作以江南最盛，其市场明代广布南北各地，清代有所缩小，但高质量棉布仍畅销全国。清代华北棉布在当地及西北占据优势，并辐及东北市场，湖北、四川棉布则占领西南市场。苎麻与麻布产地局限于南方的江西、湖南、广西、及闽粤部分州县，市场化不显著。此外，蔗糖以台湾、广东、四川及福建为集中产区；果品基地以闽粤的亚热带水果和华北的温带水果为主，市场除本区域外，均以江南最大；铁器以广东佛山、山西泽潞的产品市场最广；造纸以赣闽浙皖山区为最大基地，产品运销四方。
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如果以原有自然状态下的低效率生产，那么总产量无疑不能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优先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地力与自然资源的农业物与手工业，从而使各自的生产效率提高，社会总产量相应增加。以最大商品粮基地湖南和最大棉桑基地江南而论，湖南自然条件宜于水稻种植，而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江南，人均占地远多于江南。湖南相对粗放经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水稻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江南，每户可出米40—90石，比松江等地高出数倍。同时湖南等地生产投资少，生产成本较低，即使在湖南水稻生产集约化上升后，湖南米价仍大大低于江南，从而可以不远千里来到江南与当地米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使得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生产率最低而生产成本最高的松江、太仓等大批不宜稻的沙地、及太湖南部不甚宜稻的低洼地退出水稻种植。这些土地用于种棉植桑，则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②b］这就形成湖南水稻种植区、江南桑棉种植区的劳动分工，而这种分工促进了各地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生导向作用，价格机制开始有效地调节全国商品的地区平衡，这在商品粮市场中较为明显。乾隆曾说，“浙西一带地方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广客贩米船，由苏州一路接济。向来米船到浙，行户接贮栈房，陆续发粜，乡市藉以转输。即客贩偶稀，而栈贮乘时出售，有恃无恐。是以非遇甚欠之岁，米价不致腾涌。向来情形如此。”［①c］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州米运至浙西，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销售，完成向最终消费者分散的功能。米谷贩运常年稳定，货源充足，因此行户能够“有恃无恐”。即使在偶然稀落的情况下，也不致造成价格的大变动。康熙五十五年的一个奏折也反映道：“苏州八月初旬，湖广、江西客米未到，米价一时偶贵，后即陆续运至，价值复平”。［②c］李煦此语表明，苏州米价深受长江中游米谷输入的影响，而米谷运输较稳定，米价的大起大落通常只是偶发现象。不仅销地市场如此，产区亦然。嘉庆《善化县志》说，“湖南米谷最多。然不以一岁之丰歉为贵贱，而以邻省之搬运为低昂”。这就是说，湖南产地的米价，决定性的因素主要不是自然丰歉原因，而是市场状况。
经济地理布局的优化，又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资源配置。如高唐州有“水陆之便，故缯绮自苏杭应天至，铅铁自山陕至，竹木自湖广至，瓷漆诸器自饶、徽至，楮币自浙至”。［③c］乾隆《安邑县运盐城志·风俗》所记，也典型地反映了全国市场对各地方市场影响。山西解州运盐城，唯产食盐，然“商贾取处，百货骈集，珍馈罗列，凡于无物不有，是合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周流，以苏杭等地棉布、丝绸及日用杂货等各种手工业制品最为显著，可谓无远弗届。在明清各地方志中，苏杭杂货的记载，俯拾皆是。江西“民间所用细布，悉从苏松芜湖商贩贸易”。清代山东兖州府，“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广东英德县墟市，“苏杭杂货齐备”。远至塞北，亦不例外，宣化府大市中，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为商贾竞相争占；宁夏的苏杭杂货集于毓秀坊内。……［④c］唯其如此，苏杭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具备有利的市场刺激。“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⑤c］显然，市场是江南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推而广之，也是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诱因。商品粮产地、经济作物种植区、经济作物加工区、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商品对流，互为产品市场，彼此依赖，相互促进。当然，至传统末期，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局限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基础上的资源配置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主导因素。 二、中心地体系与区域市场格局的调整
城乡经济往来并不一定要通过市场纽带来维系，可以通过赋税与地租的形式直接运抵城市，唐以前供给城市的农产品相当数量并非经由市场渠道。在城乡对立的普遍存在下，一些治所城市也曾获得较大，乡村集市也能萌发，但城乡市场没有形成结构性的体系，这种状况直到宋以来市镇的普遍兴起才改变。一批镇市在商道要冲、城市附郭、农副产品集中产地及少数商品生产专业区内崛起。一些较大的镇上升为与县治同级的经济中心地，并对县城形成挑战之势，其中不少在规模与市场功能上超过了县城，个别进而超过了州府城市。
宋代的多数地区，都已形成以府、州、军等治所城市为核心的“州府市场”网络，它的地理范围往往以一个州府行政区或其部分地区为主体，也可以包括邻近州府的辖区，有的则由两三个州府组成。在州府治所（少数也以大县巨镇）之下，有县镇沟通城乡市场联系，网络的底层则是由集市、墟市、村市等构成的基层市场。
宋代的等级市场体系中，各级中心地多与行所吻合，因为传统政治因素对市场的愈往前愈强烈，经济的封闭性与地方性也很严重，宋代出现松动，但仍有限。这种突破至明清加强，中心地等级与行政治所等级分离。明清市镇的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在经济作物和工矿业的刺激下，宋代还很稀疏的专业市镇日趋普遍和壮大，商道市镇也在各地商品周流扩大的过程中强化和膨胀。新兴市镇的突出发展使之在市场规模与功能上出现等级分化，不再只是与县治同级的中心地，超过县城、超过州府治所的市镇比比皆是。还有十来个巨镇，甚至超越省府治所或与之并驾齐驱，成长为省级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中心地。清人述岭南、华中、中原等地巨镇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一段话非常典型：“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到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到河南朱仙镇，又不止湖广一路矣。”［①d］
区域市场是一个自然地域内中心地体系发育和市场联系加强的产物。在唐以前，还很难清晰地描绘出自成一体的区域市场网络。宋代的发达地区，由一定数量的州府市场网络整合而成的区域市场已开始形成。以成都为中心、川西平原为区域核心带的蜀川区域市场，北宋时以汴京为中心的华北区域市场，南宋时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区域市场，都已形成了这种自成一体的内部有机联系的网络格局。明清时期全国主要农业经济区大都形成有机的区域市场，并出现耐人寻味的现象，各区域市场和省级市场的最高中心地，往往不是省会，或不为省会独任之。作为区域市场的最高中心地，它必须是一个综合性大城市，它不仅是一个商品集散中心，还应该是初级产品加工中心；它不仅对本区域内部具有强大的吸纳力，而且是有足够的辐射力将本区域产品引向外地和远方市场。
例如岭南区域市场，由广州和佛山共同组成最高中心地，组织广东广西的商品流通，并担负该区域与省外、国外的交往。［②d］在广西，商业中心功能由梧州府城及隔江不远的戎墟完成。湖广区域市场，汉口镇的中心地位自明晚期后远驾于两省会之上。在湖南，清中叶以前湘潭是最大的米市和商业中心。江西，省内外的物资周流以樟树、吴城为枢纽，超过省会南昌。［③d］
华北和江南，因为政治沿革的原因，表面上有些特殊，实质上和全国的普遍情形相似。北京乃京师所在，是华北平原的最高中心地。而作为清代直隶治所的保定府，其市场中心功能远次于后来居上的天津。山东，商业中心城市为临清，而省会济南在省内外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湮然无闻，不仅远逊于临清、济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知该府邹平县下的周村一店。河南，开封和朱仙镇是最高中心地，清前期则几乎由朱仙镇独任其职。江南最高中心地在苏州，它可以称为江苏的第二省会，但在区域市场的中心地等级中高于南京和浙江省会杭州。
此外，山西的区域核心带在南部的潞安、泽州及绛州一带，与省会太原相距尚远。以福建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区域，由于自然地理的影响，自流入海的各条江河，以入海口的城镇为中心，分别自成一个地方市场，与国内外的联系密切，而区域内尚未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区域市场。云南、贵州等省至清代尚未形成区域市场。
由此看来，明清的农业经济区内，真正由省会城市承当市场中心城市者，大概只有陕西的西安、浙江的杭州、四川的成都，而四川商业中心在传统时代末也开始由成都向重庆转移了。
虽然至清中叶没有出现如近代上海一样的凌驾于各大城市之上的中心城市，但全国范围内仍然形成几大超区域的中心城镇，如华北的北京，华东的苏州，华南的广佛，华中的汉口，有效地发挥着全国市场中心的功能。全国性统一市场在经济中心地体系的建立与变动过程中，在各大区域市场的重组与整合之下已趋形成。
省级市场、区域市场格局的形成过程，同时又是它们调整与重组的整合过程，并由于各地市场的相应配合与促进，传统时代的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这突出表现于湖北、四川、广西商业重心的转移，这种转移既是区域经济摆脱政治纽带趋向市场轴心的结果，也是配合全国市场整合进程的必然变化。
唐宋以前，湖北、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分别在荆襄、成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与政治中心长安及洛阳联系更为便利的缘故，广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北部的桂林，同样是因为北向地与中原王朝联系的缘故。尽管川陕商道难于上青天，灵渠不过一人造小渠而已，显然它们无法承载沟通区域间市场联系所必需的大规模商品流通的容量——它们不可能成为全国市场联系的大规模通道，但足以胜任中央与地方政令的传输，并且是当时条件下与全国政治中心联系的便捷途径，因此区域政治经济中心亦随之分布。这种格局无疑更多地是政治因素作用的产物，而与市场因素不甚相关，甚至背道而驰。在市场发展的作用下，尤其是区域间市场联系的增强、全国性统一市场的整合等因素的作用下，明清时这种区域格局发生或完成了转移。
湖北的经济重心，自宋以来开始由荆襄一带向今武汉附近转移，至明中叶以后最高中心地稳定于汉口，并将湖南引入其市场吸纳与辐射范围之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湖南决定性的主要输出商品米谷及木材与铁等重要输出品、重要输入品盐等都必须以汉口为枢纽。广西则由于珠江航运的迅速发展和广州、佛山的中心功能与辐射功能的扩大，被整合入岭南区域市场之中，其经济中心亦随之由东北部的桂林转移到东南部的梧州及戎墟。［①e］元明时衰落不振的四川区域市场至清代复苏，并在长江航运的带动下，商业中心自嘉道时期开始由成都转移至重庆。［②e］随着各地市场联系的加强、主要河道主干线承担的作用越来越大，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动融入全国市场的整合过程之中。
此外，边疆民族地区经济，虽然与内地仍存在相当差距，但明清时经济已大有起色，云南、西藏、新疆、蒙古地区、东北，东南的宝岛与海南都得到程度不同的开发，与内地市场的交往紧密关联。正是这种日趋密切的商旅与货物往来，将各边疆民族市场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之中，不过它们大多不是以统一市场内自成一体的区域市场的形式出现。
三、内河航运贸易的变动与传统市场的整合
运输条件与物流设施的改善，缩短商品空间距离，降低商品交易成本，先进的仓储技术手段提高商品养护能力，从而延长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时间，是市场的重要条件。承载使用价值时空转移的交通运输在市场整合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宋元明清内河航运的变动，就突出地反映了市场整合的轨迹。在化交通出现之前，水运的开发利用程度是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水运具有陆运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航运迅速，运载量大，运输成本低。［①f］因此本文以内河航运贸易为重点进行考察。
长江航运贸易汉唐之世就已存在，宋代进一步得到开发。东出长江在四川对外联系中的重要性加强，“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②f］长江中下游河面上，米谷、木材与食盐等商品的对流运动日益扩大。在长江运输的带动下，四川东部的渝州、夔州、万州等地的落后局面有了起色，中游的荆州附近崛起了沙市，这个附郭草市很快后来居上。鄂州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因长江流域市场交往的扩大而得到充分发挥，宋代以后逐渐取代了江陵的中心地位。
明清时期长江已成为黄金水道，清代仅长江中上游的商品粮东运，已蔚为壮观，木材、药材、生铁、豆类等亦顺流而下；江南的丝棉织品及日用杂货，淮南的盐等，则大量逆流而上。长江航运贸易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汉口的迅速崛起并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东西间商品交流的频繁，正是汉口作为全国中心城市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在宋代，虽然鄂城开始崛起，但由于长江航运量的限制，它始终只是一个较大的商品转运站而已。四川商业重心开始东移重庆，也是长江上游与中下游联系加强的产物。
长江沿线还兴起一批中等城镇，自西而东主要有：叙州、沙市、岳州、九江、安庆、芜湖等，并且它们的地位也在日益强化。各大支流沿岸的省级和地方性中心城市或商品运输中转城市为数更多。岷江上有古城成都，涪江上有新兴的商品粮市镇太和镇，嘉陵江上有阆丝贸易中心苍溪县城，湘江上有湖南商业中心湘潭及长沙、衡阳，资江上有益阳，汉江上有“南船北马”转运站老河口、棉运输中转地云梦县城。赣江上有江西商业中心樟树镇、吴城镇，抚河上有浒湾镇，信江上有河口镇，鄱江上有瓷都景德镇……。
明清长江航运的开发是全国性统一市场整合的重要表征，说明东西各区域间市场联系的加强，而在此前这种联系相当有限，远逊于南北间的物资交流。南北向的交通运输历来是商品流通的主要流向，这是北方中心地位对物资运输的所致。在传统市场整合的过程中，南北向交通的重要性逐渐减退。唐代繁荣的湘江水道，至宋渐衰；赣江水道，宋代盛极一时，到清代其重要性相对下降；陆路的川陕商道，在宋代是四川区域市场鼎盛的生命线，也是陕西军事重地的军需供给线，南宋以后一蹶不振。清中叶后千年辉煌的大运河也退出了舞台。
珠江流域类似于长江，明清时以米、盐为代表的原料与手品的对流运动使西江运输趋于繁荣，广西商业重心东移梧州及戎墟，佛山成长为岭南区域和全国性中心城镇，都是珠江流域商品运输扩大的直接表征。黄河、淮河、海河各大河流都涌现出区域性或地方性中心城市与商品转运枢纽。淮河支流上的朱仙镇，黄河与运河相交处的淮安，海河各大支流相汇处的天津，以及卫河上的河南清化镇、河北小滩镇，汾河上的山西绛州，等等，都是各水系河道运输带动下成长起来的。
以长江为代表的大河是东西交通的天然大动脉，其开发程度是传统市场整合的重要标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隋唐以来历代政府对天然的长江航运未加利用，却要耗费巨大财力开掘修浚人工的南北大运河，这正是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性使然，而这种重要性很大程度又是北方政治中心有赖于南方经济力量的支撑所驱动的，而不是由纯经济、纯市场的因素决定。
隋开运河，完成了中国经济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工程，自此历宋元明清，大运河都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首善要道。北宋汴河北接黄河，南入江淮，是京师的生命线，广济河东通京东、河北，蔡河南入淮南。其运输量，仅官运漕米，常年即达五六百万石，高时达800万石。汴河正所谓“横亘中国，首承大河，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①g］元代新开的会通河的载容量限于150料船，但商贾三四百料乃至500料船亦能行驶。不仅每年漕运江淮米500万石至大都，而且，“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②g］北宋的汴京、元朝的大都，全赖运河的滋润。在运河沿岸，淮南以真、扬、楚、泗为代表的商业城市得到持续发展。真州位于长江与运河相接之处，唐代为白沙镇，北宋升为州治，号为“万商之渊”，元代其商税额仅次于大都和杭州，位列全国各大城市第三。在江南段则有镇江、常州、苏州、杭州等大中城镇。
明清时大运河仍充当南北大动脉。明代运河北上的商品；以棉布、绸缎为大宗，其次为茶叶、纸张、磁器、铁器等；运河南下的商品以棉花为主，次为豆货、干鲜果品。清代，南货北上主要是绸、布、姜、茶、纸、糖及各项杂货；北货南下则以粮食为主，棉花、梨枣、烟叶、油麻等货亦为大宗。此外，长芦、两淮盐场经运河南下或转运的运输量，明代一亿多斤，清代约有二三亿多斤。明代八大钞关除九江外都位于运河上，即崇文门、河西务（清移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关，其中运河七关在八大钞关商税总额中所占百分比，万历时为92．7％，天启时为88％。清代运河七关在全国关税总额中的百分比有所下降，康熙二十年为50．5％，雍正三年40．9％，乾隆十八年33．1％，嘉庆十七年29．3％，道光二十一年33．5％。［③g］明清时期运河沿线一系列城市的兴起，与南北物资交流紧密相关。临清，可以说是大运河“创造”的商业城市的典型代表。元代新开运河使临清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崛起，杨效曾《临清小纪》描述道：临清每届漕运时期，帆樯林立，百货山集，当其盛时，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明清时临清一直是山东最大的商业城市，并曾为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和粮食交易中心之一。天津也因运河的接引而由明代的一个普通军事卫所跃升为清代河北重要中心地，江苏的淮安成南北商品粮对流的中转地，扬州的繁荣，最主要也是得益于其作为淮盐总汇和运河枢纽的地位。苏州更得益于运河之助，成为明清最大的全国性中心城市之一。
清中叶后，海运的重要性逐渐超过运河，这是中国传统市场新的生命力与牵引力之所在。运河的运输能力毕竟有限，随着南北商品运动的深化，它逐渐不堪负荷。如果把运河的运输作为传统市场的某种象征，那么，它又是传统市场的局限性与滞后性的突出体现。海运取代运河，则为全国市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随着海运的日益扩大，天津进一步成为华北最重要的对外联系港口，而上海的崛起更具有划的历史意义。在西方列强入侵并强迫通商以前，上海的发展势头实际上已显露无余，它不仅早已超过松江府城，而且渐有取代苏州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之势。史称“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①h］到了近代，上海更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最初的商业行为，集交易过程、运输、仓储等环节于一体，或者说，集价值运动、使用价值运动于一体。后来，储运与商业分离，形成独立的运输业、仓储业乃至专门的信息业；专门媒介交易而自己不介入商品所有权转移过程的经纪人、商亦趋活跃。
物流的仓储环节，宋代邸店遍布城乡，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设施，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在运河真、扬、楚、泗一带，有不少堆垛场，专供官运与商运物资长期存货。多为官营，亦有民营，寄存商货者交付垛地官钱或垛户钱。在东南地区，塌房存在于商业城镇周围。杭州的塌坊尤盛，据《都城纪胜》和《梦梁录》的记载：城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为都城富室之便。这种大规模的仓储令人惊讶，大概只有杭州一地，不过，具体而微者，各地亦可见到。湖州乌青镇的铺户，其存货塌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②h］明初南京商旅辐辏，货物或止于舟，或贮于城外民居。官府“于三山门外濒水处，为屋数十间，名曰塌坊。商人至者，俾悉贮货其中，既纳税，从其自相贸易”。［③h］清代这样的仓储设施在中小型转运城镇也普遍发展起来。湖北云梦县城棉布仓储的事例尤为典型，云梦是山陕商人贩运湖北棉布的中转站，棉布北运必须在此重加包装捆载，才能“历远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霉暗”。因此西商在此租赁宽间屋宇，设立了十数处店号。［④h］四川江津县城也有这样的仓储设施，棉布由此分销云南、贵州、川西，商人在城北中渡建有专门堆布店。湖南各地商人，在汉口、湘潭等中心城市设立本地货物专用码头，攸县商人在湘潭自建有码头，并时加修葺扩充，汉口有宝庆码头、萍醴码头。运输环节还出现了相关的包装服务业。在景德镇瓷器出窑，都要分类拣选，分别包装运输，以保证长途贩运无损。［⑤h］广东干鲜果品经梅岭北运，也已形成高水平的包装运输服务业。运输业的进步，正是降低运输成本、延展商品市场的前提。
全国性经济地理布局自宋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明清时期的作物专业产区重组与优化过程显示出市场导向下资源配置的作用。经济中心地等级体系，自宋代历明清逐渐与行政治所等级分离，各大地域的区域市场相继形成，并配合全国市场的发展不断调整与重组。以长江和大运河为主的航运网络的消长变动，亦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市场整合的轨迹。本文所述的这三个方面远不是中国传统市场整合的全部，然而它们仍清晰地显示出11—19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种整合过程中，尽管市场机制没有成为全国经济运行的轴心，但传统时代下全国性统一市场已趋形成。注释
①a唐宋市场的革命性变化，简略而言就是：城市市场突破坊市制和城墙的时空限制，市场涌现出一批功能性的新兴市镇，市场在整个中的作用加强。
②a本文具体引证多从略，可参阅拙著《宋代东南市场》第二章、第三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传统市场的》第三篇、第四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①b参见《中国陶瓷》第五编第二章、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②b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①c《清高宗实录》卷304，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
②c《李煦奏折》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苏州米价并进晴雨折”。
③c嘉靖《高唐州志》卷3。
④c《两台奏议》卷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物产考；道光《英德县志》卷6；万历《宣府镇志》，嘉靖《宁夏新志》卷1。
⑤c张翰《松窗梦语》卷4。
①d乾隆《祥符县志》卷6。
②d参阅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第二章第三节，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罗一星《试论清代前期岭南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特点》，载《广州研究》1988年第9期。
③d参阅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萧放：《明清江西四大镇的发展及其特点》，载《平淮学刊》第五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①e参阅黄滨：《明清时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载《广西社会》1992年第3期。
②e参阅龙登高：《四川区域市场的历史变迁》，待刊于《思想战线》1997年第4期；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际四川商业重心的东移》，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①f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2运盐之法为，每斤100里，陆运4文，船运1文。《庆元条法事类》卷37载，南宋按每百斤100里计地里脚钱，陆运100文，水路溯流30文，顺流10文。水运的运输成本仅当陆运的20％—25％左右。元代差别也相似，据明人丘浚《大学衍义补》，“河漕视陆运之费，省计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计七八。”
②f苏德祥《新修江渎庙记》，《全蜀艺文志》卷37。
①g《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
②g《元史·河渠志》。
③g许檀：《明清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①h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载《皇朝经世文编》卷48。
②h《宋会要·食货》18之31。
③h《明太祖实录》卷211，洪武二十四年八月辛巳。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7
自宋朝以来，坍江是境内一大自然灾害，因其突发性强，又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每当坍江发生时，灾情十分严重，历来苦无良策。由于得不到治理，使得长江深泓逼近，坍江岸线从点到面扩大延伸，到1970年整个坍江区长度已达24公里，并以每年30米的速度向内陆推进。累计坍失土地达12万亩，占我市当时耕地总面积的20%。
一、悠久的治江历史
长江治理的历史从清咸丰初年（1851年）起，民国年间由县政府建设局主管保坍工程，但大小官吏均把保坍工程视作畏途，而经费政府则分文未给，所需治坍费用全靠沙民自筹，但杯水车薪，坍江依旧，收效甚微。虽然做了丁坝、砧基（护坡）等多种工程，长度达38公里，但因工程简单，在块崩区所做的工程，到1949年绝大部分已沉落江底。仅留洗坎地段的部分丁坝及护坎护坡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治坍工作。从1949年起即对老坍江区进行了治理。到1969年，政府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投入了大量的治理坍江经费，累计达540万元。虽然部分工程被1954年的大水冲垮。但这些工程对长江岸线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我市后来的治理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1969年1月，当时的县委根据中央长江中下游五省防洪工程工作会议关于“要适当加强堤防，积极进行护岸保坍，重点治理港口”的精神，于当年11月份组建了沙洲县长江保坍工程处（1970年2月改名为保坍工程委员会，1971年更名为长江保坍防洪工程指挥部，1999年4月更名为长江治理工程管理处），从此翻开了我市治理长江新的一页。保坍工程指挥部成立后，立即着手治理老海坝坍江，第一期先建了老海坝突角处的1、2、3号丁坝和七圩港口（今天的一干河口）东突角处的4、5、6号丁坝，组成两组丁坝群。工程一建成，便立即生效，有效遏制了坍势。为了巩固已有的成果，指挥部决定在老海坝地段进行了第二期工程加建7、8、10号丁坝，在七圩港加建9、11、12号丁坝，在中兴猛将堂到德积拦门沙之间建西1、2、3号丁坝。并根据南京的治理经验，从1974年起，在窝崩区进行水下平顺抛石。到2001年共完成抛石365万多吨，沉柴排十万多平方米，兴建丁坝14条，平顺抛石护岸8公里多，共投资8000多万元（按现行价折1.8亿元），原来24公里长的严重崩坍地段已初步治理了13.8公里。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工程的安全，保坍指挥部从1973年起，对沿江的坍江地段进行每年两次的水下地形测量，并绘制成图，发现变化及时上报，并提出方案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显著的保坍工程效益
经过多年治理，我市的长江水下地形日趋稳定，效益十分显著，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安定了人心，促进了工、农、副业经济的发展。
未治理前坍江地段的群众人心惶惶，渴望搬家，难于安心生产。领导则忙于组织群众挑土方建退堤，还要围垦滩地，安置东迁户。治理后，人心安定，沿江工、农、副业得到全面发展，并建成了象沙钢这样的特大型企业。
2、稳定了长江岸线，巩固了一线堤防，为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岸线的稳定，既保护了土地，又促进了堤防工程的建设，增强了防洪保安的能力。我市是全省有名的严重崩坍区，过去平均每年要坍入江中1100多亩农田，工程治理后，保护了沿江几十万亩粮棉等产田，避免了3万多亩良田坍入江中（按现行每亩土地10万元计，保坍工程已为沿江保留了30多亿元的土地财富）；促进了我市江堤达标工程建设，提高了我市防洪保安的能力，为我市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3、控制了河势，为我市发展沿江经济带提供了天然的深水岸线资源。
工程实施后，控制了河势，为稳定河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给沿江开发创造了条件。目前从西向东已陆续兴建和正在兴建几十个万吨级码头，为我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澄通河段河势的控制，不仅使我市岸线稳定少变，而且对下游南通市的沿江开发也十分有利，它维护了南通沿岸的深水岸线，为南通地区几百万亩农田排灌，发展江海航运和南通港的开发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我市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968年因战备需要，交通部在福姜沙水道南岸，张家港河上游筹建张家港港作为上海港的战备港，到1969年10月共建成4个万吨级泊位，1982年11月12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为对外开放港口。目前已拥有万吨级以上泊位13个，千吨级以上泊位6个，江中万吨级浮筒12只。1986年撤县建市以后，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市的港口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货物码头建设蓬勃发展，1993年东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首先在原严重崩坍地段的十字港下游兴建一座3.5万吨级的码头。后来又陆续兴建了东华优尼科能源有限公司的3.5万吨级和陶氏化学工业公司的2.5万吨级等一批货主码头。具体码头建设占用情况如下：
（一）、西段岸线的开发利用
西段包括南沙、港区、德积三镇的沿江岸线。
1、西－1段
从江阴分界线至老套港（西五节桥港），岸线长5270米。该段巫山港以上1720米范围内，由于地处双山沙南汊进口处，为避免兴建伸入长江阻水建筑物而影响南汊的进口流量，不宜兴建码头；巫山港以下至老套港间的3550米岸线，主要是交通部张家港港务局的作业区，它们先后已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13个，千吨级以上泊位6个，江中还有12只可靠万吨级船舶的浮筒。总吨位30.1万吨。这其间还有张家港海事局、双山客运、张家港港务局搜救中心、海洋渔业公司几个小码头。该段岸线已全部开发利用。
2、西－2段
从老套港至东华优尼科码头区，岸线长5700米。其中老套港至十字港（长度1850米）已被下列单位占用：江海粮油储运部的3座万吨级以上码头；市港务局的万吨级和0.5万吨级化工码头各1座，另外统清食品公司、江苏华尔润集团等也占用了部分岸线。
十字港以下至优尼科公司：1993年东海粮油工业公司占用岸线350米，建有万吨以上级泊位1个，正在筹建5万吨泊位1个；陶氏化学工业公司占用岸线900米建有万吨级以上泊位1个；永旺钢铁公司占用岸线750米。东华优尼科能源有限公司占用岸线510米建有万吨级泊位1个。其间仅剩陶氏公司至永旺公司之间的880米岸线尚未利用，但由于该段地处弯道凹岸，多建伸入长江的阻水建筑物会减少南汊流量，造成淤积，危及整个福姜沙水道的安全，故该段的码头建设已受到严格控制。
整个西-2段已建万吨级以上码头7座，5千吨级1座。总吨位19.5万吨，筹建中码头一座。
3、西－3段
东华优尼科码头向北再向东至护漕港边滩上部，岸线长4500米，该段属弯道拐弯处不宜兴建码头。
综上所述，西段从江阴分界线至护漕港边滩上部全长15470米，已建万吨级以上码头20座，可停泊万吨级船舶的江中浮筒12只，千吨级以上码头7座，总吨位达49.6万吨。仅张家港港务局2001年的吞吐量已达1350万吨，全港口吞吐量达2182.7万吨、16万标准集装箱。这些码头工程的建成，促进了我市临港经济、外向型经济、出口贸易和保税区的发展。
（二）、东段岸线的开发利用
东段包括德积、大新、锦丰、三兴、乐余、兆丰、农场沿江岸线。
1、东－1段
护漕港边滩上部至渡泾港口上侧，岸线全长8900米，该段岸线为护漕港边滩及其沙尾延伸带，岸线稳定，近岸陡坡变化较小，外侧因中汊发展，双涧沙水道的消失而发生淤积，目前中汊发展已得到控制，淤积程度大大减轻。该岸线上段护漕港上至太字圩港下5000米范围内－10等高线距岸较远，一般达1000米左右，但近期变化较小，今后应开展该段岸线开发利用可行性的研究。
2、东－2段
渡泾港口上侧至1号丁坝上侧，长1836米，过去崩坍较严重，目前岸线稳定。1995年张家港市供销总社在渡泾港口上侧占用岸线460米建有5000吨级码头1座，运行情况较好；海螺水泥公司占用500米岸线正在建设5000吨级码头。
3、东－3段
1号丁坝上侧至一干河口下侧，岸线长3450米，原来为严重崩坍区，建有1、2、3、7、8、10号6条丁坝，经工程治理目前岸线已基本稳定，由于该段岸线中部为第三自来水厂的取水口，该段岸线已划为水源保护区。
4、东－4段
一干河口下侧至十二圩港，岸线长7310米，该段因主流顶冲，为严重崩坍区，建有4、5、6、9、11号5条丁坝。一干河口至十一圩港间5100米范围内经治理已初步控制了坍势，十一圩港至十二圩港间2210米的岸线整治工程计划今年实施。目前一干河口下侧至九龙港间2000米岸线除哈德液化气建有5万吨及5千吨码头各1座（未正式使用）占用岸线485米外，其余1515米岸线为沙钢集团后备岸线；九龙港以下至十一圩港间3100米范围内也为沙钢集团占用区，目前已建有浦沙、海力、原料等5座万吨级以上码头，2座3千吨级和4座1千吨级以上码头；十一圩港至十二圩港间2210米岸线，目前除十一圩港下300米奔辉仓储有限公司建造的1座万吨级码头占用岸线600米外，其余为沙洲电厂一方案厂址预留岸线。
5、东－5段
十二圩港至西界港汽渡码头，岸线长3850米，该段岸线稳定，十三圩港以下略有淤积。目前十二圩港口下侧中东石化公司正在建造1座5000吨级码头，占用岸线300米，向下紧接越洋化工码头，已建成3.5万吨级、3千吨级码头各1座，占用岸线450米，越洋化工码头至十三圩港为沙洲电厂二方案厂址预留岸线；十三圩港至汽渡码头间长2150米，－10米等高线离岸达600-900米，近岸水下地形还有些轻微的淤积，在该地段建造万吨级码头造价较十二圩港以上要高得多。
6、东－6段
通沙汽渡至东沙常熟交界处岸线长22公里，大部分为浅滩芦苇丛生的淤涨区。目前四干河至五干河间1600米岸线由华宇电力公司占用作煤灰堆场。五干河至六干河间3900米岸线为南通天生港发电厂和华能南通电厂的煤灰堆场。
综上所述，东段岸线虽长，但较好的岸线已基本被占用，其中沙钢占用了4615米，国家电厂预留了岸线2540米（其中一厂1610米，二厂930米），自来水取水口水源保护区岸线3450米，只剩下了十三圩港至通沙汽渡码头2150米不很理想的岸线未开发利用。整个东段目前已建有万吨级以上码头10座，5千吨级2座，3千吨级4座，1千吨级4座，加上正在建设的2座5千吨级码头，总吨位达29.2万吨。
四、加强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岸线资源
加强长江岸线的管理，不仅是防洪保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市临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水法规的规定，占用长江岸线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并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防汛指挥机构的日常管理。申请占用长江岸线前，申请单位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拟占用长江岸线的河段根据项目性质进行河势分析、行洪影响评价、水源评价、退水环境影响评价等可行性研究，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然后按程序逐级上报。长江岸线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是我市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目前我市仅剩西段陶氏化工与永旺钢铁间880米岸线和东段的2150米不理想岸线，岸线资源已十分紧张，今后必须严格控制长江岸线占用，坚决制止擅自占用长江岸线的行为。必要时政府可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和保护存量岸线资源，以保障我市临港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开发利用长江岸线应坚持“统一规划、远近结合、合理布置、分期实施”和“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综合开发、合理使用”的原则，实行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充分发挥港口的群体功能。同时为了保证长江这一黄金水道在我市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开发时还应根据近、远期经济建设的需要，按照不同的工程性质、规模和要求，合理地利用长江岸线资源，使有限的长江岸线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工程设计时应根据本地段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把所建工程对整个河势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由于影响长江河势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码头建成以后，所有岸线使用单位，必须加强对已建码头区以及上下游一定范围内河床地形的监测工作，并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长江岸线的规范管理，对于保障我市沿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各有关部门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以大局为重，珍惜有限的长江岸线资源，自觉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有关职能部门应相互配合，加强协调，为长江岸线的合理开发利用当好参谋，为有关企业进驻沿江做好服务工作，使有限的长江岸线资源，为我市临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五、加快长江治理，积极培育长江后备岸线资源
（一）、河势分析综述
1、福姜沙南水道主漕略有萎缩，航道逐步缩窄。
长江水流出江阴鹅鼻咀节点后，江面逐步展宽，至长山处宽达5公里左右，过长山后被福姜沙（双山沙）分成南北两汊。南汊即福姜沙南水道，长约16公里，平均河宽1.1公里,河道弯曲,为支汊。目前已演变成典型的鹅头型汊道。几十年来,该汊道的上段即十字港以上,河道较为顺直,河床基本稳定。下段即十字港以下由于受弯道环流作用,水流冲刷右江岸,加之河岸土质松散,抗冲性差,1970年前为严重的崩坍地段,七十年代起保坍指挥部在该地段实施了一系列抛石护岸工程后,才控制了坍势,基本上稳定了该段河势.
随着沿江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万吨级以上码头已建成20座,南汊水流阻力增大,造成南汊主漕略有萎缩,航道宽度缩窄,给海轮航行增加了困难。其近期河床演变的特点是:
①长江主流流线走势有利于北汊（主汊）的发展，从而减小南汊深水航道的尺寸；
②福姜沙南汊是支汊又是弯道，目前南汊主流长期紧贴南岸，造成该地段局部冲刷时有发生；
③福姜沙体在继续缓慢发展，导致南汊进口缩窄。
为此今后南汊内严禁在巫山港口以上（南汊进口段）老沙码头以下（南汊出口段）新建码头。严格控制十字港至老沙码头间增建新的阻水建筑物。
2、浏海沙水道尚未稳定，顶冲点逐步下移。
长江主流出福姜沙后进入如皋沙群，1970年以后，如皋沙群将长江水流分成三汊即又来沙北汊、中汊水道、南汊（即浏海沙水道），其演变特点是北汊衰亡，中汊发展和南汊顶冲点的变迁。
北汊于1991年消失，中汊于七十年代中期后迅速发展，其分流量从1979年8月的9.6％到1987年7月上升为29.2％。
南汊（浏海沙水道）从我市护槽港至十三圩港长约20余公里，为长江主泓。由于如皋中汊发展，双涧沙水道消亡，致使浏海沙水道的顶冲点由原来的大新老海坝一带下移到锦丰的九龙港以下，导致九龙港至十一圩港间河槽冲刷增强，1988年7月14日九龙港下侧王竹西圩段发生大面积崩坍，经突击抢险抛石后，基本上控制了坍势，稳定了江岸。为了确保防洪安全和现状河势稳定九十年代以来，九龙港以下，连续实施抛石护岸工程，目前已初步控制了九龙港至十一圩港间江岸严重崩坍段河床冲刷的强度，基本上稳定了长江岸线，为长江防洪保安和沿江开发利用创造了基础条件。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长江大流量出现的频次增多，根据弯道自身的演变规律和如皋中汊的发展，浏海沙水道顶冲点有进一步下延的趋势，十一圩港至十二圩港之间因未实施护岸工程江岸等高线后退值较大，近岸河床冲深。上半段0米至-30米等高线全面刷深5-10米，下半段河床0米至-35米等高线全面刷深3-12米，河床岸坡陡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水下崩塌而危及大堤防洪安全。最为严重的地段为十一圩港口下游奔辉码头前沿。
3、通洲沙西水道逐步萎缩，过水能力减小
长江出了浏海沙水道后进入通洲沙水道，我市一侧为通洲沙西水道，从通沙汽渡至东沙常熟交界处，岸线长22公里，由于主流偏靠南通一侧，江面虽然开阔，但我市近岸多为浅滩，目前过水量不足5%。根据近年的发展，通洲沙西水道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而近岸浅滩芦苇丛生，是严重的淤涨区。
（二）、加大投入，坚持科学治理。
“依水而立，依水而兴，稳定河势”是我市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关键。沿江开发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已成为我市经济建设中一个新的增长点，“以港兴市、依港兴城”也已经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经过一系列的工程措施，大的河势动荡已基本得到了控制，河床、岸线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暂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也不能过于乐观。前几年长江连续发生了大水，持续的大流量、高潮位，使我们的江岸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部份护岸、护坎也已出现了工程老化和局部发生水下崩塌等现象，要及时进行修复。已建护岸工程因局限于当时的经济等多种原因，建设标准较低，急需采取加固、加抛等提高工程标准的措施；东段部份地段没有进行过治理，局部河床冲刷日趋严重急待治理。为了保证我市长江沿岸已建码头的运行安全、后备建设用岸线的安全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必须要加快长江护岸、护坎工程建设的步伐。根据张家港市防汛工程“十五”规划中的长江节点整治计划，除对原有的工程进行加固以外，还需要对东段进行水下地形监测和编制治理规划，按照规划进行治理。沿江岸线各占用单位必须继续根据水法规中“谁占用，谁受益，谁负担”的规定，做好对各自码头区长江岸线的维护和治理工作。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8
2013年12月7日，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2013昕年会、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南京理工大学国际经贸问题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承办。会议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形势与江苏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海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本届年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理事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远鹏研究员当选为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会长。
在年会开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教授、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先后致辞。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刘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题报告。他全面阐述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别与全球资金流动、经济泡沫、环境污染和创新资源流动的关系，还向与会者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刘惟蓝副主任在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外贸增值率，强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务贸易占比，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挥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开放型经济“两头在外”的特点，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提出了我国开放战略调整的方向。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对策，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点是低增长、多起伏、深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努力营造积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程极明教授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他系统总结了美欧大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领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撑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而重视实体经济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他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美欧大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张为付教授分析了东亚一体化的纠结，即政治对抗与经济合作并存，他认为中美合作将决定东亚合作的进程。江南大学商学院武戈教授通过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将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碳排放分为直接效应、自溢效应、自给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认为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直接碳排放量，从而提出对长三角服务业低碳转型的政策建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睿通过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在不同的关税减让情景下中国加入tpp后的关税减让对中国宏观经济及产业部门的影响，他认为关税减让虽然降低了政府收入，冲击了农业部门，但对整个经济增长而言是有帮助的。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繁华教授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问题、碳关税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问题。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冰分析了我国Fta建设现状，并与tpp进行了比较，指出我国Fta存在着开放度不够、谈判议题不够全面和深入、能力建设欠缺等需要进一步努力和完善的地方。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崔鹏歌通过对江苏省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业FDi依存度、服务业整体开放度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分析，提出对江苏省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林乐芬教授分析了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制约和促进因素，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美互动。她认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建立不仅扩展了两国自身利益，也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模式。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庆萍从政治、经济、法律、劳动力市场、农业与环境、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六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环境，认为这一地区具有较强的农业投资吸引力，中国应该加强与这三个国家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合作。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9
【关键词】岭南;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类型
【作者】严雪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民族学硕士生。广州,510650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65-007
ontheRelationsbetweentheeconomic-Culturaltypes’
evolutionandthenationalSyncretismintheSouthernRegionoftheFiveRidges
YanXueqing
abstract:thenationalsyncretismplaysanimportantroleonprocessingtheeconomic-culturaltypes’evolutionintheSouthernRegionoftheFiveRidges,acceleratingthechangesofecologicalenvironmentandpromotingtheimprovementofmeansoflivelihoodandenhancingthedevelopmentoftheethnicculture.theevolutionoftheeconomic-culturaltypesisthematerialfoundationofattractingandacceleratingnationalsyncretism.thenationalsyncretismprocessisengravedwithfishingandhuntingcivilizationandrice-plantingcivilizationalsowiththecommercialcivilizationeversincetheancienthistory.theevolutionofeconomic-culturaltypesacceleratestheprocessofnationalsyncretisminsideandenforcesthesyncreticrelationsamongthenationalitiestoacertainlevelandshapesthebasicpatternofnationalsyncretism.
Keywords:SouthernRegionoftheFiveRidges;nationalsyncretism;economic-culturaltypes
古代的岭南是指位于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两广、海南、港澳及越南北部的一部分。自新石器晚期以来,岭南的民族融合经历了自然融合到强制融合再到自然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发生了嬗变。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反过来又影响着岭南民族融合的深度、力度和广度。本文通过搜集、整理资料,结合考古发掘实证和语言学知识,研究自新石器晚期以来至清代这一段历史时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关系问题。敬请学者斧正!
一、岭南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
(一)民族融合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和韩江五个发达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这五个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人最先结合成部落联盟的地区……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南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①在广西,民族融合的经济文化区域最早出现在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西瓯活动的中心只能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②或者说西瓯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情况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③这一族群的“民族成份亦至复杂,它包含了古代骆越人、东瓯越人、复杂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④商周时期,岭南民族虽然与中原民族有过交往与联系,但是受到中原民族的影响不大,岭南土著族内融合成为当时的主流。但由于岭南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沟壑纵横,山多地少,岭南土著生存、活动的区域狭窄并且彼此隔离开来,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受到极大限制。当时的岭南土著以原始渔猎型的生计方式为主,主要从事渔猎、采集,当时的农业十分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岭南地区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战国晚期又进入铁器时代,岭南诸越族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岭南民族族际融合带来的生产工具的变革,加大了改造自然的力度,引起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自秦汉以来,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刑徒及躲避战乱的黎民百姓不断地进入岭南地区,从戍边屯垦到落籍岭南,他们利用先进的农耕技术大力开发岭南,促使岭南的生态环境较以前发生质的改变。秦汉时期的北来的移民大都定居于岭南开发较早的先进地区-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尽管如此,但是当时岭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史记》记载:“南方卑湿,蛮夷中间”。⑤《汉书》记载:“南方卑湿,其众半羸”。⑥《后汉书》亦载:“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⑦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岭南各族群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在土壤肥沃、地势低平的河流谷地与山麓地带呈聚落分布。特别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引发的珠玑巷集团性移民,经迁徙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积极与当地居民融合。他们沿珠江干流修筑堤围,围垦造田,然后对沙田进行深度开发和精耕细作,其创造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折射出人与生态环境互动的成效。元明清时期,岭南的民族融合出现了成分多元化、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并存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入桂的客家与壮族杂居、融合;在两广地区,出现瑶族、壮族与汉族的相互融合;在广东,出现畲族、瑶族与汉族的融合;在海南,出现黎族、苗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加之元代岭南回族的形成和清代岭南满族的出现,使得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极大地促使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居住在桂东南、桂北、粤北、粤东山区及海南岛山区的壮族、瑶族、畲族、客家、黎族、苗族等族群长期杂居相处,融合与同化程度较高。但是由于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等原因,粗放型的农耕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广西横州的山子瑶“就山伐巨木”,加工成“盆、盎、锅盖、鼓之属,入城贸易”⑧,海南岛“黎人……所居凭深阻峭,无平原旷野,伐树火之,散布谷种于灰中,即旱涝皆有收获,窬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之。”⑨《嘉应州志》载:“畲瑶,即峒僚。……散处深山,砍树结茅为畲,刀耕火种,采食猎毛,自言为狗王之后,不供赋役,昔时程乡有此种瑶人。”⑩居住在珠三角地区、桂江流域、珠江中游一带、西江流域、东江和韩江流域及海南岛沿海地带等地区的汉族、满族、回族、熟黎等民族,精细型的农耕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相对较轻。
(二)民族融合促进了岭南地区生计方式的变迁
春秋前,岭南土著之间发生了最早的民族融合-族内融合。最初以原始渔猎采集为生计方式的岭南土著,其生存空间狭小而孤立,在民族融合的推动下,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不断获取新的物质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的生计方式提供的食物与经济资源不足以满足族群的各种需要,土著民族迫切需要一种更先进的生计方式来维持族群融合带来的生存压力。其生存空间从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和桂江流域、珠江中游及西江流域一带的谷地和地势低洼区域不断向四周扩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民族的族际融合开始出现。岭南地区诸越族群的生计方式由最初的原始渔猎采集过渡到山林刀耕火种。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农耕生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岭南民族的生产、生活之需。在这期间,地处岭北、江南间的楚、吴、越国因战争之需南伐岭南,开辟了跨越五岭的交通道路。地处岭北的族群相继迁居岭南,这些早期的移民,因人数比当地土著少,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较弱而处于从属地位,其结果逐步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族群中。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各种技术,也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产力中,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土著族群生计方式的转变。从秦汉时期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到宋代珠玑巷集团性移民带来的自然的族际融合占据主导地位,岭南地区的生计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原先的山林刀耕火种生计方式逐步过渡到火耕水耨生计方式。这可以从岭南出土的铁制农具及单牛短辕的犁田耙地模型等考古挖掘材料得以佐证。如广西平乐、贺县、贵县等地汉墓都出土有铁制锸、铁口铧、铁斧、小锄、小铲、铁镰等生产工具。广东连县永嘉六年(312)墓出土的犁田耙地模型中,一丘水田中有一人驾牛犁地,另一丘水田有一人驾牛耙田,都是单牛牵引,犁辕很短,辕前端有上出坚木,连接两根弯曲的平木,形成框形,架于牛肩,后代的牛轭即由此发展而来。B11这种在北方耦犁的基础上创造的单牛短辕的牛耕方式,是与岭南复杂地形及小规模耕地面积的特点相适应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B12“火耕水耨”适合南方的稻作农业,“火耕”是放火烧树木杂草,开垦耕地;“耨,除草也”,B13在稻田有水的情况下中耕除草,“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B14这是一种简便有效、适合于南方环境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它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的掌握使用程度相适应的。六世纪下半叶,岭南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B15这一耕作方式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B16后来,火耕水耨生计方式又被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取代。岭南民族以火耨之法开启山林,栽培粟、稻、玉米、小麦、豆类、薯类粮作,辅以比例颇大的采集渔猎所得。B17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族群生计观念的变化,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又被具有精耕细作特色的丘陵稻作生计方式取代。随着民族族际融合的力度加大,民族融合的分布格局发生变迁,由中心城镇沿交通线向周边扩散,导致岭南民族生计方式渐变与分化。尤其是北宋末年,珠玑巷移民迁徙至珠三角地区与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并在珠三角围垦造田,实行精耕细作稻作耕作方式,开创了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的新纪元。由此,在岭南地区存在河流三角洲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和低山丘陵地带丘陵稻作生计方式,这两种生计方式长期并存。宋元时期,岭南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当时的广州已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明清时期,岭南的海外贸易也比较繁荣。这种源于岭南诸越族人的原始的海上贸易经过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大发展,在岭南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商贸型生计方式得以最终确立。民族经济研究
(三)民族融合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
岭南土著早期发生的民族族内融合,只是在小范围内推动了土著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发展。战国时,大量的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才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汉语,经与越语融合,发展成以楚方言为主要特点的前期广州话。南越国时期,许多中原人亦定居南越国,开始了汉语、越语进一步融合的时代。到了汉代,中原人更多地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过长期的杂居……广州话由原来以与楚方言相近为其特点,转而表现为与中原汉语更接近的特点。B18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其相互间的融合反映出民族融合所带来民族文化的深刻变化、发展与创新。秦代,秦始皇“发兵卒五十万守五岭”,“以谪徙民五十万戌五岭,与越杂处”,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B19随之而来的中原文化开始全面地浸润岭南百越族的原始文化,从多方面改变岭南文化结构和面貌。《越井记》则有“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B20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推动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与扩散。“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B21,南越王赵佗在位期间,采取“和集百越”、以越制越、尊重越人习俗的民族政策,鼓励汉、越民族通婚,并且从皇室做起,“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B22,有利促进了岭南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加速了岭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汉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兵20万,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出豫章,下横浦……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咸会番禺。”B23平定南越后,岭南重归中央王朝管辖,汉越融合的步伐加快,大部分南越人融入到汉人中去。此时,岭南历史上出现了以越汉融合为主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B24东汉初年,光武帝封马援为伏波将军,出兵岭南。在平定岭南的过程中,积极推广中原的耕作技术与文化。许多中原官兵奉命留守岭南,大多数后来也落籍于此。他们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者,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大发展。东汉末年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南迁岭南,与当地民族融合,汉族渐趋成为广东的主要居民,使岭南土著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促使岭南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汉代之后,岭南地区一部分越人融入到汉人群体,另一部分越人则开始外迁融入别的族群,或蜕化为新的族群。从两晋时期开始,岭南的俚僚等族群受统治阶级软硬兼施政策的影响,大量的俚人归顺同化为汉人。尤其是隋唐时期,西江流域和高凉地区两个俚人聚居中心的俚人大量“内属”、“归化”为汉人。此时,广东历史上出现了以俚汉融合为主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B25
唐朝收服岭南后,在岭南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加速了岭南各族与中原汉族的同化与融合进程。唐宋时期,中原又大起战乱,大批的中原移民南迁至广东。到了南宋末年,这些从中原迁到岭南的移民与岭南土著族群融合,逐步形成了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民系的雏形。B26到了元代,、峒、瑶、壮、畲等族群文化分别以珠三角、粤北、肇庆、粤西、粤东为中心全面确立。明代,岭南汉族三民系逐渐以广州、梅州和潮州为中心全面确立。B27明代末叶至清代中叶,受海洋文明的影响,岭南汉族三民系的中心分别转移到广州、梅州、潮州澄海县(今汕头)。岭南汉族三民系与岭南土著族群文化从成熟到确立的过程,是中原人多次逃避战乱南迁至岭南与土著族群融合的结果。B28元代,从中亚等地来的大批回回商人,有些进入岭南,与当地的汉族等民族通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回族出现后,伊斯兰文化在岭南得以积极传播与发展。清代,大批满族人进入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推动岭南文化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
(一)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
岭南地区最初为原始渔猎采集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与当时岭南自然生态环境和土著族群的生产工具状况相适应的。在这种经济文化类型下,岭南土著族群以采集渔猎作为主要生计,即直接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身上获取生活用品。植物栽培(如农业)或动物饲养还未成为岭南土著族群的日常劳动,岭南土著所做的工作是根据季节变化和生活之需,通过野生动物和植物去获取生存的能量。这是早期的岭南土著生产技术不高,人数有限,组织规模较小时普遍采用的生计方式。B2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革新,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逐渐取代原先的经济文化类型。“刀耕火种应是农耕生计中最早出现的类型,也是人类从采集渔猎转向农耕生计过渡阶段的必要形态。刀耕火种是人类以火力配合简单工具,以人类劳动配合野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以较小投入换取较大能量的生计类型。”B30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具有操作简单、对生产工具要求不高、节省人力等特点。每年的早春旱季,持刀砍伐山坡上草木晒干,焚烧后残存的草木灰用来作肥料,再用竹木掘棒(点播棒)等工具挖穴播种,然后等待收获。火耨地栽培的作物因气候和地形而异。B31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大,随着交往的频繁,岭南土著必须相互学习与自然界相适应的生产技能和社会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从过去的小范围活动区域发展到互相关联的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由先前的封闭、孤立状态发展到相互联系的友好合作阶段。出于面对自然界恶劣环境导致的生存的压力和民族交往、交流、沟通的目的,岭南民族族内融合程度逐步加大。随着社会群体范围的不断扩大,对食物来源的不断索求,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被火耕水耨型经济文化类型所取代。这是一种比较适应岭南丘陵、山地复杂的地形特点的经济文化类型。岭南土著利用锄类农具开垦山丘,种植水稻、薯芋、豆类等粮食作物,满足社会群体之需。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食物来源多样化和食物数量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土著群体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大,交融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广,交融的力度越来越大,交融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交融的程度越来越深。这种以火耕水耨为生计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经济文化类型,促使具有相似自然地理环境的各个土著族群,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生产工具,具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经济、文化制度,具有共同的生产管理经验,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具有融为一体的基础和条件,客观上加剧了岭南民族的族内大融合。正是在不断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催化下,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及西江流域一带,最先成为岭南诸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进一步深化
生产力的提高,促使生产工具不断革新与进步,刺激与推动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加大了交通道路开辟的力度,客观上加大了岭南民族与荆楚及中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力度,由此,岭南地区与荆楚地区及中原的关系日益密切。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开始出现了构成主体为中原、楚、越移民和岭南土著居民的族际融合。这是经济文化类型演进到较高层次的必然要求。这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得以佐证。广东封开、和平、乐昌、始兴、罗定、揭阳等地发掘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夔纹以及云雷纹陶瓮、陶提筒、罐、盂等,青铜器有鼎、戈、钺、刮刀、剑等;战国墓在乐昌、罗定、揭阳、封开等地均有发现,出土有陶瓮、瓿、豆、碗、盒等,青铜器有矛、镞、钺、叉、锯、镰、剑、铃等。B32广西的武鸣、平乐、田东、宾阳、贺县、象州、恭城等地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出土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尤其是青铜器有钟、鼎、剑、矛、斧、刮刀、叉形器、钳、镞、镯铃、带钩、靴、铜人首柱形器等。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凝聚着中原、荆楚和岭南土著民族特色的生产工具的进步,逐渐影响与制约着生计方式的形式和内容,刺激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进一步推动着民族融合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和进步,到了战国晚期,岭南民族开始使用铁器,岭南的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用强制手段从中原大规模移民,使汉族人口的比例不断扩大。尤其是汉人带来铁制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原先以火耕水耨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被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取而代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计方式主动适应环境的要求,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而占据主导地位。岭南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汉越民族融合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农耕工具的不断革新和精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加速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是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最后,农耕民族之间拥有相同的生计方式,具有相同的一元化政治文化体制,岭南为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巩固的制度环境。正是具备民族族际融合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岭南各族群及其与汉族移民之间,在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激化、引导与推动下,民族族际通婚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必然产生民族的族际融合现象。岭南在秦汉时期发生的越汉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出现的俚汉民族大融合及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催化、引诱、刺激的结果。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又被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在这种更高发展层次的经济文化类型作用下,民族族际融合无论从融合的区域分布还是从融合的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岭南经济文化类型从原始渔猎采集型到山林刀耕火种型、火耕水耨型、山地耕猎型再到丘陵稻作型的嬗变,对民族族内融合和族际融合的地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区域最初分布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河流谷地和河流三角洲地带及其附近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岭南民族与中原民族及其他民族发生了族际融合。自秦汉以来,中原的先进农耕技术传入岭南地区,岭南的经济文化类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的标志是民族族际融合的区域格局则以重要交通线为轴,以城池、郡治、县治、重要关卡为点,离点轴越近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强,离点轴越远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弱。从岭南发现的唐朝以前墓葬群分布的情况可以证明,如广东番禺,广西合浦、平乐、恭城、钟山、临贺古城、封阳古城、广信古城以及“潇贺古道”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通道周围,都发现有大批汉代至晋代古墓群。而各地的郡治、县治周围及距离交通线较远的区域,依然是土著族群的天下。如“含、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B33广州“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B34“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B35进入岭南的三条主要干道作为轴线在岭南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以西边的越城岭道为主,从中原南来的军队和黎民百姓,沿湘水过灵渠,入漓水,顺西江至广州;六朝时以中间的骑田岭道(桂阳道)为主,入北江顺流抵广州;唐代中叶以后,则以东面的大庾岭道为主要交通线。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进入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同汉族、瑶族、壮族等民族杂居相处;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与汉、蒙、维吾尔族等民族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这个与海外民族融合的显著变化,在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强烈刺激与催化下岭南民族与海外民族族际融合的产物。明清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演进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力度,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地理格局。以丘陵稻作型与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明清两代,各民族族际通婚现象日益加强,岭南少数民族之间及与汉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各民族犬牙交错分布态势成为一大亮点。例如“广西元明以来,腹地数郡民四蛮六,他郡则民居十一而已。”清代“改流府县民七蛮三。”B36在这期间,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与融合得到加强,有一部分汉族主动融入到少数民族中去,然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并主动融入汉族的趋势十分明显。如大藤峡地区“土官军官,联姻一体”;B37在壮族人数较多的广西府江(今桂江)地区,“壮与民犬牙交错,……或与民通婚姻”。B38“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徙,各民族的分布区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岭南多民族杂居分布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B39明代,在少数民族间的融合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融合的两个层面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成为主流。“入桂客家人……以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入桂者最多。由于包括客家在内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原为瓯骆故地的八桂大地,居民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40清朝时期,大批满族人进入中原、江南和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明清以来岭南地区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的出现,促使民族族际融合格局进一步深化。在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序列的演进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不断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曾经在岭南生息繁衍的民族或族群经过秦汉时期越汉民族融合和隋唐时期俚汉民族融合这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和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或族群的迁徙,逐渐形成了广东汉族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以及瑶、壮、回、满、畲五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基本格局。B41到了清代,这种基本格局的最终确立,是与岭南渐趋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密不可分的。
三、结语
通过对岭南自新石器晚期以来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关系的考察与分析,得出这样的认识:岭南民族融合度越高的区域,族群关系越和谐,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高,族群关系越和谐。民族融合度越低的区域,族群关系越疏远,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低,族群关系越疏远。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力度的大小与民族融合度的高低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愈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愈大,民族融合度愈高。
注释:
①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页。
②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9页。
③张一民:《西瓯骆越考》,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
④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载《学术研究》(南宁),1978年第1期。
⑤《史记•南越列传》。
⑥[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42页。
⑦[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17页。
⑧[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
⑩[清]光绪《嘉应州志》卷32。
B11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耕田模型》,载《文物》,1976年第3期。
B12《史记•货殖列传》。
B13《史记•龟策列传》。
B14《晋书•食货志》。
B15见《徐孝穆集》卷9,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该版本将[危]误作[顾]。
B16《唐大诏令集》卷109。
B17施联珠:《畲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B18李新魁:《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载《广州研究》,1983年第1期。
B19《史记•秦始皇本纪》。
B20《全唐文》卷816,《越井记》。
B21《史记•南越列传》。
B22《资治通鉴》卷20,《汉纪》12。
B23《史记•南越列传》。
B24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B25B26B41周大鸣、程瑜:《广东民族历史与文化概述-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广东部分)民族卷分述专文》,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6、387、384页。
B27B28刘伟铿:《内陆海洋两大文明的演进与岭南汉族三民系形成的历史探源》,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7438页、441页。
B29B30B31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5、203205、204页。
B32《广东考古十年概述》,文物出版社,1991年。
B33《后汉书•循吏列传》。
B34《南齐书•州郡志》。
B35《后汉书•南蛮列传》。
B36谢启昆:《广西通志》卷87,《舆地略》八。
B37[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2,《断藤峡》。
B38乾隆《昭平县志》卷7。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篇10
论文摘要：从驱动我国城市郊区化行为主体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城市郊区化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作用的空间行为选择过程，并探讨了新经济时代南京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开发区与大学城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交通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等均是推动新经济时代南京城市郊区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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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方式，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迅速传播，它以知识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使世界经济重新组织，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新构建[2]新经济的核心变化是由一个传统的以实际产品为基础的经济向一个以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可以认为是一种明显的知识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已成为郊区化不可忽视的动力。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受新经济和全球化影响较为深远的地区之一，因此，以长江三角洲“三极”之一的南京市为例，研究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一、南京城市郊区化发展现状
南京市位于我国3大城市群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江苏省省会和南京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截至2002年6月，南京市域的行政区划由11区2县组成，市区包括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白下区、下关区，郊区包括雨花区、栖霞区、六合区、浦口区和江宁区，其中浦口区和六合区处于长江以北。改革开放以来，在旧城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政策推动下，以城区人口、工业企业和部分城市功能向郊区扩散为主要内容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
南京城市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工业郊区化和人口郊区化以及部分商业的郊区化趋势。工业郊区化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污染扰民企业的搬迁为主，它们往往是被城市环境要求的压力所迫而外迁，同时，在外迁过程中对企业进行改造；二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企业外迁，它们外迁的主动成分比较大，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市属国有企业从2000年初到2003年底，主城区累计迁出工业企业达到114家，迁出工业用地面积达97034万m。，大大改善了以往主城区人口过密、交通紧张、房屋陈旧、设施落后和环境质量恶劣的状况，并使城市用地有所调整，土地利用率有所提高。在人口郊区化中，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虽然城区的人口密度在大多数年份都有增无减，但随着城区原有部分人口向郊区迁移，对城区过密的人口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使整个城市人口分布趋于合理。此外，随着人口和工业的郊区化，商业郊区化的趋势也初见端倪。部分商业如便利店、仓储超市、大型专业店等开始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中，如在江宁区的双龙街附近就集中了许多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包括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仓储、家居、装饰建材超市。
二、城市郊区化驱动的行为主体
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除了传统的制度、政策(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及户籍制度)作用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使经济运行主体多元化，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以及城市郊区化进程[3]。鉴于此，驱动城市郊区化的行为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见图1)。
(一)政府
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促进城市郊区化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可经营的土地面积，如2000年以来南京大规模撤县设区，兼并了周围的江宁县、六合县和江浦县，使其市区面积扩大了3702krn。，这些被兼并的县(县级市)大多成为具有强劲发展活力的城市新区，成为城市政府推动开发区、大学城、房地产聚集的热点板块。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了城市郊区范围与郊区化进程的急剧扩张。为了提升郊区的土地价值实施城市经营，许多城市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共设施布局在郊区。同时，通过制定多种政策来促进郊区发展，如对开发区内的外资企业实施零地价甚至补贴地价、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促进郊区就业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
(二)企业
企业区位迁移和投资行为对城市郊区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城区土地“退二进三”式的功能置换，促进了城市内部土地结构的优化，城市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低廉地价、有利区位、广阔用地等)，使大量的企业向郊区扩散]。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所带来的产业布局大调整，城市郊区已集聚了大量从城区转移出来的传统产业。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在我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以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企进入。此外，随着人口的郊区化，许多跨国公司投资于零售企业，它们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纷纷兴建大型购物中心，推动了大城市商业郊区化的进程。
(三)个人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郊区化是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如住房商品化改革、因旧城改造而导致的城市居民的被动郊区化)，这是区别于西方国家郊区化的不同之处。郊区普通商品住宅开发相对于城区同类住宅往往价格较低，这对于城区人口尤其是工薪阶层有较大的吸引力，一些在城区工作的人员便选择在郊区购房，从而促进了人口的郊区化。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住观念的转变，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郊区新概念住宅的开发建设及其优越的环境、完善的社区配套设施、便捷的交通使得一部分居民倾向于在郊区购房。此外，家用轿车缩短了主城区与郊区的通勤距离，一些城市富裕阶层在郊区购买第二住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新经济时代是南京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除了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经典郊区化因素以外，新经济因素对南京市郊区化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产业空间，如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许多新概念住宅建设，以及以大学城为主的高级竞争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一)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
在新经济时代，空间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和一种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经营手段以及反映地方政府业绩的工具。城市规划的意义也实现了从传统的安排国民经济、社会生产的手段向现代的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政府公共政策的飞跃[6]。南京总体规划都市圈城镇结构为“主城一新市区一新城”，即主城，东山、仙西、江北3个新市区和大厂、新尧、板桥、龙潭、雄洲、永阳、淳溪7个新城。“一主三副”的城市格局以及南京跨江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郊区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7]。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也导致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外迁。随着南京地铁1号线建成，以及地铁2号东山出口的建设，进一步拉近了主城与郊区的空间与时间距离，使其与主城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愈加畅通，进一步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进程。在建的地铁1号线南延232程又将使江宁与主城区之间实现无缝联系，主城区的232业、居住、教育、科研、市场、旅游休闲等功能将进一步扩散到江宁区，大大促进郊区化的快速发展。
(二)大学城和开发区建设
大学城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寻求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自1987年南京大学自筹9100万元在浦口大学城征地56．67万m。建立新校区，拉开了浦口大学城建设的序幕以来，南京市又先后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兴建了仙林大学城和江宁大学城。这3个大学城规划占地面积60km。，在校学生规模约37万人。大学城的建设大大增强了其对人口的拉动作用，高校学生、教职员工等在此聚集，将进一步带动房地产、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逐步扩张的态势，进而分担主城区压力。大学城的建设还打破了城市原有的布局范式，大大延伸了南京城市的骨架，形成了现代化城市新的卫星城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南京的郊区化进程。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创新，知识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是新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产业空间，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大大促进了城市郊区化进程。20世纪90代以来，南京先后建成了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开发区，江宁开发区内又包括江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n-学园和华商科技园。开发区的建设引起了人口与产业在区内的集中，加快了城市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郊区化进程。
(三)跨国公司的投资
经济全球化使得产业、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加快，弥补了其资金和技术的缺口。我国政府关于开发区的许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人口集中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郊区化起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江宁开发区创办10多年来，已累计引进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瑞典、韩国、台湾、香港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个项目，其中千万美元以上项目239个，世界排名前500强企业已有35家进区，累计投资总额超过85亿美元，累计实现合同外资50亿美元，实现到位外资35亿美元[8]。目前，园区内著名投资企业有福特、西门子、菲亚特、日立产机、百事可乐、爱立信等。除了工业企业落户开发区外，许多外商投资于零售企业或仓储式超市。由于城市郊区拥有广阔而价格低廉的用地，吸引了如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在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聚，反过来又推动了人口及其他商业企业在此集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围地区的繁荣。
(四)房地产业的兴起
近年来，南京市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据统计，“十五”期间，南京市住房市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27．62，开发投资总额累计达1021亿元，是“九五”期间的2．37倍，形成了河西、秦淮、仙林新区、江宁、江北等十几大板块。房地产开发商针对低收人群体在近郊建立普通住宅，针对富有阶层在远郊建设高档别墅，通过错位开发与经营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使其盈利最大化。在郊区板块中，江宁板块尤为紧俏，1992年江宁经济开发区成立以来，土地价值攀升，房地产业高速发展，集中在岔路口、百家湖、东山镇、民营科技园和将军山等5大板块，约521万m。。为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对住房的要求，郊区出现了许多新概念住宅，形成了以百家湖花园、湖滨世纪花园、中国人家、翠屏国际城、江苏省高级专家住宅园——江南文枢苑为代表的组团式开发居住群，成为南京房产市场的一个热点地区和高尚生活社区。郊区因出现许多楼盘而形成的大型居住区，为人口在城市和郊区间的重新分布创造了条件。
(五)个人消费的促进
随着南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住观念的转变，居民也逐渐由被动郊区化向主动郊区化转变。郊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完善的社区配套设施以及便捷的交通使居民越来越倾向于在郊区购房，而且由于家用轿车缩短了主城与郊区的通勤距离，使得主城与郊区的联系更加便捷，一些城市高收入者在郊区购买第二住宅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经验数据也表明，当一个城市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现象会比较明显。我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均GDp大都超过了3000美元，2005年南京市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居住郊区化已很明显。从居民购房需求上看，近5年内，南京住宅销售近27万套(3068万m2)，二手房销售近21万套(16l1万m2)，共计近48万套，大约1／3的南京市民乔迁了新居，改善了居住条件。因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居住观念的转变，个人在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凸显，成为郊区化的行为主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