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1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竞争能力对策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概念。早在古代，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军力如何构成了国际竞争中的第一位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国军力的强弱直接依赖于一国的经济。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内涵逐渐扩大。
对于国际竞争力的理解，不同的思想流派的看法不尽相同。目前关于国际竞争力的主流理论包括三个派别：一是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基于评价的企业竞争理论；二是哈佛商学院迈克•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三是钱德勒和普拉哈德等学者基于能力的企业竞争力。中国对企业竞争力的关注和研究是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主背景展开的。
综合国内外经济学者的观点，对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定义。国家层面：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就是该国能够生产和提供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商品和劳务，同时维持或提高其公民实际收入水平。企业层面：一国或一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行业层面：一国特定产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所反映出的生产率。由此可见，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从其本质上讲，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经济体制的设计、改革和经济政策的选择。
目前我国国际竞争力水平现状分析
21世纪是竞争的时代，未来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国际竞争”，决定一国或地区发展前景的主要因素是国际竞争力。分析和评判自己的竞争力尤为重要。
中国目前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由于国际竞争力不是单纯指企业的竞争力或产业的竞争力，而是一个国家总体的综合性的竞争能力。目前对国际竞争力的合理量化，著名的是瑞士的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两家评估机构。尽管以上两家对各国国际竞争力的排名次序不尽相同，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排名也略有差别，但二者排名的基本格局和总体趋势大体接近。1993年中国首次加入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名列第一。1994年开始加入分项目比较，历年评价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排名是：1994年第34名，1995年第31名，1996年第26名，1997年第27名，1998年第21名，1999年第29名，2000年第30名，2001年第32名，2002年第31名，2003年第33名，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近日公布，中国国际竞争力又跃居到了第24位。
中国竞争力排名的现状分析
中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水平在目前世界上属于中间水平。从近几年的排名看，中国一般要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地区，但要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尼、阿根廷、俄罗斯等国。然而，按imD评价的国际竞争力分数，中国与第一名的分数差距大于与最后一名分数的差距。这说明，中国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与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中国要赶上这些国家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中国国际竞争力水平是世界国际竞争力提高较快的国家之一。中国1994年排名第34位，1998年排名第21位，四年间提前了13位，而与此同时，不少国家的世界排名都下降了。如日本在1995～1998年排名下降了14位，泰国排名下降了12位，德国下降了8位。说明在这段时期内，中国不仅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展，而且政府实施的经济“软着陆”宏观措施和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对策是正确的，从而确保了宏观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
中国国际竞争力从1999～2003年一直在下降。据imD统计，在50多个国家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欧洲、北美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共计24个国家和地区在排名中是上升或保持原来的位置；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下降的，而其中多数是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印度、印尼等国。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亚洲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2004年上半年国际竞争力提升迅速。今年上半年国际竞争又上升了11位，主要原因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启动”。连续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并推动经济结构缓慢调整。2001年底的“入世效应”，在这种重要的外部推动力的刺激下，出口高增长和外资的集中大量流入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工业和投资的增长。政府大面积的换届使各级地方政府也形成了很强的发展冲动。近两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水平相对比较平稳，企业效能低下。从排名看，国际竞争力一直在第30位左右。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经济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说明中国国际竞争力有相当大的潜力。从政府效能和国家基础结构看,中国政府效能竞争力和国家基础结构竞争力也在不断提高。
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新思路
面对我国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现状，应尽快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是应对全球竞争的法宝。
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管理和指导经济运行的能力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建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注重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的生态平衡。搞好财政预算，合理财政支出，确保国民经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努力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加强立法与执法力度，防止随意干预合法的经济活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源头上防治腐败。增强财力，提高政府引导重点产业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提高企业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能力
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企业的经营绩效是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前提条件。90年代，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经营绩效迅速下滑。如三菱1994～1996年平均年销售利润率仅为0.19%，三井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更低。而1996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为3.54%。居于世界500强前10位的3家美国公司达4.17%，几乎是三菱的22倍。
发展一批大企业集团公司，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大型企业跃居、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如何“做大”国内企业，全球500强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兼并、联合、收购等方式是企业成长的有效方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强强联合，对现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整合，重新配置资源，不断扩大生产能力、生产规模，从而提高产业的集中度。
增强企业的市场供给能力，促进企业产品出口，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的有效途径。我国一直实行的是降低利率的经济政策，其目的，一方面是刺激国内需求，另一方面是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增强企业的市场供给能力及国际市场能力，效果显著。经验证明，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只有适当地提高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才能切实发挥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有效地推进对外投资，培养中国的跨国企业，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在全球化激烈的竞争中，中国企业应积极“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并且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加快资本市场化，努力推进国内企业的跨地区、跨所有制和跨国的兼并重组，推进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放眼全球，选择最佳地区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发展高新技术，创造产业的领先优势，是提升国际竞争的关键条件。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在于企业能否迅速及时地占领产业的制高点，从而更有利于向国际市场输出独领风骚的产品。回顾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货的天下，90年代是美国货的天下，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的企业先后占据了世界产业的领先地位，从而先后占有了国际市场的优势。如果能创造中国货的时代，那么，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大大提升。
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当今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科技应用于生产转换过程的能力，而转换过程是由人力要素决定的。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人类历史的发展史证明，教育对人的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选拔人才，着意培养人才。科技竞争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不可能掌握现代高科技，就不可能对先进技术进行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因此，组织的管理改革应以建立战略管理中枢为目的，以培养职业企业家队伍为中心，特别注重培养国际经营与管理人才。
提高经济安全和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经济安全，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民族的存亡。因此，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要着力提高经济基础安全和抗风险的能力：
制定经济安全战略，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在本国经济最大承受力的基础上寻求开放度最恰当的与世界市场的结合方式，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策略地参与国际竞争，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
加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着实提高产业、产品、企业竞争力。健康的较高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是有效控制经济风险的基础。因此，务必要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不断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同时加强与国际、区域合作，不断完善经济金融体系，提高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
尽可能地减少对他国的依赖。例如把握利用外资的“度”，避免盲目引进的现象；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技术如生物制药、微电子等进行重点突破。这样，就会减少对资金、技术、关键商品的依赖性。
参考资料：
1.范跃进.世界经济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03
2.张碧琼.经济全球化风险与控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2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
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
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and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3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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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4
市场竞争是指有着不同经济利益的两个以上经营者，为争取收益最大化，以其他利害关系人为对手，采用能够争取交易机会的商业策略，以争取市场的行为。竞争是市场机制的灵魂，通过竞争可以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有竞争就有不正当竞争。竞争并不是天然就有序的，自然状态的竞争本身就具有为获得最大利益而排斥对方的特性，从而使经营者本能地有追求垄断的倾向。有不正当竞争就有反不正当竞争。随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日趋严重，国家开始对这种经济行为用法律进行协调。否则，经济无法有效运转。
税收竞争同样属于竞争行为，虽然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发生在特殊的竞争领域，但依然遵循同样的竞争规律。有税收竞争就有不适当税收竞争，即有害的税收竞争。
二、税收竞争的分类
笔者认为，在对税收竞争进行界定时，首先应加以分类。
(一)按税收竞争的范围划分，有国内税收竞争和国际税收竞争
西方财政学界有一种解释：“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等途径，以吸引其他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政府自利行为”。此种解释应属于国内税收竞争范围。那么，这种竞争延伸到国家之间则属于国际税收竞争。日本学者谷口和繁认为，“税收竞争指的是为了把国际间的流动资本吸引到本国，各国均对这种资本实施减税措施而引发的减税竞争”。
(二)按税收竞争的对象划分，有广义的税收竞争和狭义的税收竞争
欧盟对税收竞争有两种理解：“一是旨在吸引证券投资，尤其是个人有息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对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课征较低或不征预提税，以及不向目的国税务当局提供此类支付的信息；二是旨在吸引直接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一国通过较优惠的税收鼓励措施给外国投资者，使其投资于该国而非其他国家”，部属于狭义的税收竞争。
笔者认为，广义的税收竞争是针对国际流动性资源，诸如资本、技术、人才以及商品而展开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税收竞争。
(三)按税收竞争的后果划分，有正常的税收竞争和有害的税收竞争
对于税收竞争是否有害，理论界有不同的见解。拜里·布雷斯韦尔·米尼思认为，“如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几乎毫无例外或毫无条件地是好的，那么，政府间的竞争怎么能是有害的?”如此，税收竞争无害论的坚持者赞同税收竞争的理由不外有两方面：其一，使世界资源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得到有效配置；其二，就像市场竞争能够保护消费者免受厂商的掠夺一样，税收竞争也能保护公民免受政治家和官僚的掠夺。由于外部竞争环境的存在，使政府面临许多潜在的竞争者，也使纳税人的种种威胁和暗示如“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成为可能，从而使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公共支出水平趋于合理。
对于有害的税收竞争，笔者赞同前文所述“有竞争就有不正当竞争”的辩证观点，但需要坚持的是，税收竞争只是存在有害的成分，至于其到什么程度才属于有害的，这是下面要重点阐述的问题。
三、判定国际间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
判断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并非易事，既需要原则上的判定标准，又需要实务标准。而原则上的认定又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比如，某种税收优惠措施对于某一国来说属于有害的税收竞争，而另一国并不认为是有害的，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税收竞争到了各国无税的程度才是最理想的。在此，笔者认为，判定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应以两点为前提：
其一，是否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与税收竞争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全球化刺激了国际间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又将加速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国际贸易与投资规模日益庞大，如全球出口额1998年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4．3％，国际投资在近15年间增长了6．5倍。技术与信息的飞速发展也加快了跨国公司税基的地域流动。这不但增加了国际税收争议，还导致国与国之间为争夺流动性资源而引发的税收竞争。另一方面，税收竞争使一国政府行为受到其他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相互制约，客观上为资源国际间的优化配置和世界市场竞争提供了帮助。所以，只要税收竞争有利于经济全球化，就不能说是有害的。
其二，以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政府市场观”即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加上政府适当调控作为判断税收竞争合理性与否的理论标准。税收作为政府的重要经济调控手段，为了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而展开的税收竞争也不能说是有害的。
(一)国际税收职能——判定国际间有害税收竞争的原则性标准
国际税收职能实际上是国家税收功能的延伸。国际税收在全球经济中的功能不外包括3个方面：财政优先功能、税收中性和效率功能。基于这3个方面的考虑，理论界公认，一旦税收竞争产生如下后果，则视为有害的税收竞争：
1．侵蚀各国税基。财政收入优先功能决定了税收作为政府支出的来源，各国政府依据不同的税收管辖权保护应有的税基。在税收竞争过程中，由于一国采用较低的税率或优惠措施，使税基向低税或无税国转移，他国为了留住税源，相应降低本国税率、被动调节税收政策，从而带来世界性税基被侵蚀，进而造成全球性财政功能弱化，各国公共需要得不到满足。
2．导致税负扭曲。一因为挽留流动性强的资源，在降低有弹性税基的税率之后，往往会相应提高缺乏弹性税基的税率，如降低流动性强的资本的税负，而提高劳动力、消费品的税负，从而造成税负的扭曲和税制的不公平，甚至给劳动力供给带来负面影响。
3．扭曲国际资本流向，阻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流动。
4．增加征税成本。为避免税收竞争引起的税基被侵蚀和不公平，一国有必要采取保护本国制度的措施，以避免受到他国的不利影响。另外，为保证合理课征，有必要建立国际信息网络，这又会造成税制的复杂化，导致征税成本增大。
(二)有害税收竞争的实务认定标准
oecd在其报告中所涉及到的有害税收竞争标准，由于比较详细，暂且可以作为主要参考。综合归纳oecd报告，判定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不外有4个：(1)对所得实行低税率或零税率；(2)税收制度显得封闭保守，存在环形篱笆(ringfencing)；(3)税制运作缺乏透明度；(4)不能有效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信息交流。据此，认定两种有害税制：避税地税制(taxhaven)和有害的税收优惠措施(harmfulbenefitsprovisions)，并组织考察列出“有害税制清单”。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以上标准是由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oecd制定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局限性。国际税收竞争广泛涉及到世界各国，不仅包括oecd成员国而且还有非成员国。尽管oecd报告和建议已具有权威性的约束力，但从更广泛的经济全球化角度，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应组织全球性的对话，本着和公平的原则达成国际性的反有害竞争协议，通过谈判协商认定有害税收竞争的具体标准。
其二，对于建立公开、透明的税收制度各国应当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有效税率和有害税收优惠的具体认定上，对那些生活水平非正常低的贫困地区以及资源和环境条件恶化、存在严重失业的国家和地区，应制定带有援的例外条款。
四、结论和建议
(一)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
税收竞争既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最终解决有害的税收竞争还是要靠税收的国际化。虽然不可能使全球税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从我国关税税率的逐步降低到增值税的广泛开征直至如今的增值税转型，以及所得税的降低税率、拓宽税基，无不显示着我国渐进性地向税收国际化迈进。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随之税收制度与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理智的选择。
(二)站在国际税收竞争角度重新审视税收与协调
在当今现实制度约束条件下，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最切实可行的措施当数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这也是oecd国家的首推方案。一方面，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消除税收障碍，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尽可能跨国流动，谋求在全球大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在坚持税收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因而，我们同时面临着维护税收和部分超越税收管辖权的现实选择。
(三)从中性与非中性结合的角度规范税收优急
客观评价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制度，虽然税收优惠不一定都属于有害的税收竞争范围，但不能说我国的税收优惠不存在有害的税收优惠成分或者说非规范的税收优惠。如对内外资企业存在着不同的税收优惠、过分依赖税收优惠引进外资等，既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又产生了过高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既不利于公平竞争，又不利于税收调控。因此，从税收中性出发，要尽快统一税收优惠；从非中性出发，要保留投资环境较差的西部地区以及特殊产业诸如农、林、能源、高技术等需要特殊调控的优惠政策，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要逐步减少特殊优惠，以顺应正常、公平的国际税收竞争需要。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5
市场竞争是指有着不同经济利益的两个以上经营者，为争取收益最大化，以其他利害关系人为对手，采用能够争取交易机会的商业策略，以争取市场的行为。竞争是市场机制的灵魂，通过竞争可以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有竞争就有不正当竞争。竞争并不是天然就有序的，自然状态的竞争本身就具有为获得最大利益而排斥对方的特性，从而使经营者本能地有追求垄断的倾向。有不正当竞争就有反不正当竞争。随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日趋严重，国家开始对这种经济行为用法律进行协调。否则，经济无法有效运转。
税收竞争同样属于竞争行为，虽然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发生在特殊的竞争领域，但依然遵循同样的竞争规律。有税收竞争就有不适当税收竞争，即有害的税收竞争。
二、税收竞争的分类
笔者认为，在对税收竞争进行界定时，首先应加以分类。
(一)按税收竞争的范围划分，有国内税收竞争和国际税收竞争
西方财政学界有一种解释：“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等途径，以吸引其他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政府自利行为”。此种解释应属于国内税收竞争范围。那么，这种竞争延伸到国家之间则属于国际税收竞争。日本学者谷口和繁认为，“税收竞争指的是为了把国际间的流动资本吸引到本国，各国均对这种资本实施减税措施而引发的减税竞争”。
(二)按税收竞争的对象划分，有广义的税收竞争和狭义的税收竞争
欧盟对税收竞争有两种理解：“一是旨在吸引证券投资，尤其是个人有息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对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课征较低或不征预提税，以及不向目的国税务当局提供此类支付的信息；二是旨在吸引直接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一国通过较优惠的税收鼓励措施给外国投资者，使其投资于该国而非其他国家”，部属于狭义的税收竞争。
笔者认为，广义的税收竞争是针对国际流动性资源，诸如资本、技术、人才以及商品而展开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税收竞争。
(三)按税收竞争的后果划分，有正常的税收竞争和有害的税收竞争
对于税收竞争是否有害，理论界有不同的见解。拜里·布雷斯韦尔·米尼思认为，“如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几乎毫无例外或毫无条件地是好的，那么，政府间的竞争怎么能是有害的?”如此，税收竞争无害论的坚持者赞同税收竞争的理由不外有两方面：其一，使世界资源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得到有效配置；其二，就像市场竞争能够保护消费者免受厂商的掠夺一样，税收竞争也能保护公民免受政治家和官僚的掠夺。由于外部竞争环境的存在，使政府面临许多潜在的竞争者，也使纳税人的种种威胁和暗示如“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成为可能，从而使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公共支出水平趋于合理。
对于有害的税收竞争，笔者赞同前文所述“有竞争就有不正当竞争”的辩证观点，但需要坚持的是，税收竞争只是存在有害的成分，至于其到什么程度才属于有害的，这是下面要重点阐述的问题。
三、判定国际间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
判断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并非易事，既需要原则上的判定标准，又需要实务标准。而原则上的认定又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比如，某种税收优惠措施对于某一国来说属于有害的税收竞争，而另一国并不认为是有害的，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税收竞争到了各国无税的程度才是最理想的。在此，笔者认为，判定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应以两点为前提：
其一，是否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与税收竞争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全球化刺激了国际间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又将加速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国际贸易与投资规模日益庞大，如全球出口额1998年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4．3％，国际投资在近15年间增长了6．5倍。技术与信息的飞速发展也加快了跨国公司税基的地域流动。这不但增加了国际税收争议，还导致国与国之间为争夺流动性资源而引发的税收竞争。另一方面，税收竞争使一国政府行为受到其他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相互制约，客观上为资源国际间的优化配置和世界市场竞争提供了帮助。所以，只要税收竞争有利于经济全球化，就不能说是有害的。
其二，以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政府市场观”即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加上政府适当调控作为判断税收竞争合理性与否的理论标准。税收作为政府的重要经济调控手段，为了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而展开的税收竞争也不能说是有害的。
(一)国际税收职能——判定国际间有害税收竞争的原则性标准
国际税收职能实际上是国家税收功能的延伸。国际税收在全球经济中的功能不外包括3个方面：财政优先功能、税收中性和效率功能。基于这3个方面的考虑，理论界公认，一旦税收竞争产生如下后果，则视为有害的税收竞争：
1．侵蚀各国税基。财政收入优先功能决定了税收作为政府支出的来源，各国政府依据不同的税收管辖权保护应有的税基。在税收竞争过程中，由于一国采用较低的税率或优惠措施，使税基向低税或无税国转移，他国为了留住税源，相应降低本国税率、被动调节税收政策，从而带来世界性税基被侵蚀，进而造成全球性财政功能弱化，各国公共需要得不到满足。
2．导致税负扭曲。一因为挽留流动性强的资源，在降低有弹性税基的税率之后，往往会相应提高缺乏弹性税基的税率，如降低流动性强的资本的税负，而提高劳动力、消费品的税负，从而造成税负的扭曲和税制的不公平，甚至给劳动力供给带来负面影响。
3．扭曲国际资本流向，阻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流动。
4．增加征税成本。为避免税收竞争引起的税基被侵蚀和不公平，一国有必要采取保护本国制度的措施，以避免受到他国的不利影响。另外，为保证合理课征，有必要建立国际信息网络，这又会造成税制的复杂化，导致征税成本增大。
(二)有害税收竞争的实务认定标准
oeCD在其报告中所涉及到的有害税收竞争标准，由于比较详细，暂且可以作为主要参考。综合归纳oeCD报告，判定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不外有4个：(1)对所得实行低税率或零税率；(2)税收制度显得封闭保守，存在环形篱笆(ringfencing)；(3)税制运作缺乏透明度；(4)不能有效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信息交流。据此，认定两种有害税制：避税地税制(taxhaven)和有害的税收优惠措施(harmfulbenefitsprovisions)，并组织考察列出“有害税制清单”。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以上标准是由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oeCD制定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局限性。国际税收竞争广泛涉及到世界各国，不仅包括oeCD成员国而且还有非成员国。尽管oeCD报告和建议已具有权威性的约束力，但从更广泛的经济全球化角度，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应组织全球性的对话，本着和公平的原则达成国际性的反有害竞争协议，通过谈判协商认定有害税收竞争的具体标准。
其二，对于建立公开、透明的税收制度各国应当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有效税率和有害税收优惠的具体认定上，对那些生活水平非正常低的贫困地区以及资源和环境条件恶化、存在严重失业的国家和地区，应制定带有援的例外条款。
四、结论和建议
(一)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
税收竞争既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最终解决有害的税收竞争还是要靠税收的国际化。虽然不可能使全球税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从我国关税税率的逐步降低到增值税的广泛开征直至如今的增值税转型，以及所得税的降低税率、拓宽税基，无不显示着我国渐进性地向税收国际化迈进。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随之税收制度与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理智的选择。
(二)站在国际税收竞争角度重新审视税收与协调
在当今现实制度约束条件下，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最切实可行的措施当数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这也是oeCD国家的首推方案。一方面，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消除税收障碍，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尽可能跨国流动，谋求在全球大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在坚持税收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因而，我们同时面临着维护税收和部分超越税收管辖权的现实选择。
(三)从中性与非中性结合的角度规范税收优急
客观评价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制度，虽然税收优惠不一定都属于有害的税收竞争范围，但不能说我国的税收优惠不存在有害的税收优惠成分或者说非规范的税收优惠。如对内外资企业存在着不同的税收优惠、过分依赖税收优惠引进外资等，既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又产生了过高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既不利于公平竞争，又不利于税收调控。因此，从税收中性出发，要尽快统一税收优惠；从非中性出发，要保留投资环境较差的西部地区以及特殊产业诸如农、林、能源、高技术等需要特殊调控的优惠政策，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要逐步减少特殊优惠，以顺应正常、公平的国际税收竞争需要。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6
关键词：企业竞争力；国际贸易理论；启示；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6)03-0006-06
决定一国企业竞争力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涉及的是各国间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而竞争优势涉及的是各国间的同一产业的关系。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的资源禀赋，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而竞争优势则更强调企业的策略行为，有利的条件未必能使一国的某产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相反，一定程度的逆境往往成为刺激一国特定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贸易理论对企业竞争力的解释，得出一些启示，即发挥比较优势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加快比较优势向国际竞争优势的转化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
一、企业竞争力的国际贸易理论解释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可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同类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即比其他企业更能创造价值的能力。
国际贸易理论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从国际资源配置的角度，研究稀缺资源在国与国之间的最优配置，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分析国际竞争力形成条件和影响因素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国际贸易理论分为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主要有绝对优势论、比较优势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等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它从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差异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认为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一国将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由于古典贸易理论是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无超额垄断利润。任何企业不能控制价格，只能接受价格，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要素禀赋，即比较优势。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古典贸易理论越来越偏离了国际竞争的现实状态，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学派。新贸易理论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成果，把国际贸易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阐明了在不完全竞争和产业内贸易条件下，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竞争力的来源。
1.新贸易理论对竞争力来源的解释新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企业或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规模经济。指随着产量扩大，生产的平均成本降低，收益递增，它包括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在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的产业中，大厂商将通过国际竞争获得更有利的市场地位。因为国际贸易扩大了产品的总体市场容量，从而拓展了大厂商的成本优势以及规模经济，所以在开放经济中，规模经济与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相互促进的。在存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产业中，规模经济使一国的产业具有相对成本优势并成为该产业中的出口国。
(2)产品异质。产品异质指同类产品的差别，主要包括垂直差异和水平差异。垂直差异指产品质量上的差别，水平差异为产品特征组合上的差别。新贸易理论认为由于各国的消费水平不同，国际贸易有助于异质产品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刺激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树立对进口商品的偏好，进而使国内厂商与进口企业之间重新分割市场，提供异质产品的厂商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3)企业的竞争策略。新贸易理论认为，厂商在国际市场上运用竞争策略是巩固和提高市场地位，确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布兰德和克鲁格曼采用同质产品的倾销模型论证了在有效市场分割和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弹性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寡头企业可以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之间的价格歧视策略，通过出口扩大市场份额，获取超额利润。
新贸易理论的政策含义是：不论是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干预以及相关的政策发挥作用。新贸易理论政策（也叫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国家确立本国的战略性产业(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并对这些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和促进，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国际竞争力。
(2)通过各种出口补贴，帮助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国际市场，这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影响最大的政策主张之一。
新贸易理论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本国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接受。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提高本国企业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政策体系已经在移动通信、半导体、计算机、商用飞机等高技术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联合创新、技术标准制定、市场分割、贸易争端解决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应用案例，对这些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启示
在一国发展中，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会同时发生作用，竞争优势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较优势。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形成较强的企业竞争力，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国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常常是相互依存的。从新贸易理论和政策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运用，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发挥比较优势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普遍资本匮乏，技术水平低下和劳动力丰富，因此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具有比较优势的是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是从长期看，发展中国家根据专业化分工而密集地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产品，会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永远局限于非熟练的生产力不高的活动方面。这将抑制所需要的资本、企业家精神、技术性能在国内的增长。这种产业分工格局必然是后进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发展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只能使落后国家永远落后。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把比较优势从静态向动态转化，即通过各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使比较优势获得重新调整。在工业化初、中级阶段，发展中国家主要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使用较多的廉价劳动力，减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其产品因相对成本比较低而具有竞争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增加速度，资本将由相对稀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资本价格将相对便宜，技术创新能力有了提高，市场经济制度也更加完善。这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应逐渐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乃至信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来。
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比较优势，但是制度创新、技术革新与扩散等能推动比较优势从静态向动态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的工业化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强制地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尽快建成工业化体系，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战略的实施结果虽然建立了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也促进了经济的较大增长，但由于通过牺牲农业实施赶超战略，致使工业化的某些方面达到了较高的阶段，但却使农村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改变了传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经济发展开始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通过市场上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品生产成本表现出来。以城乡集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着重发展吸收劳动力多、资金投入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片面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出现产业空洞化的断层，既大大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又加快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现了从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转变，并被视为成功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的国际典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也加快了。但是，在现阶段，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技术比较落后，仍然是我国要素禀赋的基本特点。中国劳动力在2004年是7.52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29%和低收入国家劳动人口的一半。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包括熟练劳动力)成本低(美国15.29美元/小时，韩国8.9美元/小时，中国内地0.67美元/小时)，原材料(总量)丰富(如棉花、合成纤维)，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对扩大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换二元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着片面强调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升级的倾向，这是不对的。我国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农村有效需求不足。拓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路子，扩大出口，扩大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扩大有效需求最重要的措施。因此，产业结构调整要因地制宜，分层次分地区进行。在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工业基地，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为主，在内陆地区和广大农村要以拓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拓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包括劳动密集型工业也包括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劳动密集型工业虽然目前在总量上似乎已趋于过剩状态，但这是盲目上马，乱铺摊子造成的结果，仍有市场细分、产品创新的巨大潜力。而对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来说，更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加快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中，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特征的比较优势越来越需要借助外资才能实现。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额中外资企业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995～2003年期间外商投资企业对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6%，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了66.8%，在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占70%以上。这说明外资企业在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为什么外资企业能够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而我国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这说明了在当代国际竞争中，仅仅靠比较优势还不足以形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中，人力资源的素质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劳动熟练程度、劳动态度等比劳动力的数量更为重要。生产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非熟练劳动力生产的，而在发达国家可能是包含较多人力资本的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但由于发达国家熟练劳动的生产率比较高，可能也具有竞争优势。这样，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替代，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在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中，知识和技术创新在产业和企业发展中也具有主导性、战略性作用，而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则下降。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等为主的新科技革命，对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产生了一批节能、低耗的新技术，降低了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特别是减轻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局限。因此，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下降了。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改变了生产结构，传统的物质生产的比重降低，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上升。以美国为例，2000年信息通讯业产值约占GDp的8.3%，但它对经济增长所做贡献却达1/3。取代了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成为美国新经济的增长点。在美国，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惊人的成长是90年代整个经济破纪录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信息服务业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由于信息技术及其成果迅速而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带动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和高技术化，彻底改变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的制造、加工、运输、信息获取和传递，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在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仅仅拥有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很难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在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中，更重要的是企业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提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出现，已成为重要的资源配置主体和竞争主体。目前，全球的跨国公司大约有65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拥有大约87万家国外分支机构，雇员大约有5400万人，公司的销售额大约是19万亿美元，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创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1%以及全球出口额的1/3。与全球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相适应，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得到很快发展，其总销售额约占全球GDp总额的一半，打破了过去那种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的分工。在这样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合战略优势资源相比，发展中国家仅仅根据要素禀赋原则组织生产，在国际市场中并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虽然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扩大就业，但跨国公司往往只是把加工装配等某个生产环节布置在发展中国家，核心技术和最主要的部件生产仍然放在母国，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可见，在现代国际经济竞争中，发展中国家具有自然资源、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并不等于就具有竞争优势。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结构是非常脆弱的，单靠劳动力、自然资源的要素禀赋是难以获得持久的国际竞争优势的。
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包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科技创新能力、相关的支持性产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增长的国内需求条件等。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显示政府的作用。如1985年日本汽车工业规模只及美国的1/135，西德的1/13，但在政府有意识的扶持下，到1994年已经称霸全球，在美国市场上也有20%～25%的市场占有率。
3.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培育企业国际竞争力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提升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水平。根据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政府最传统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以及“有没有一套能持续提升生产要素的机制”。政府在提升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一要重视教育和训练。二要提高研发能力。三要发展现代化的、高级的基础设施，包括先进的交通运输、后勤补给和电信设施等。四要培养信息整合能力。政府要扮演收集和传播信息的角色，建立产业发展信息网。
（2）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在创造市场竞争环境方面，要建立健全产权制度、反垄断法、市场公平交易法、行业守则和行规及价值规范等，要更多地发挥专业团体、工商组织、半官方机构、银行财团、保险机构、投资公司等机构的作用。
（3）制定和调整创新性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后起国提升比较优势、重塑国际分工形象的主要调控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如果任凭市场调控发展自己的经济，就会在国际分工中永远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只有根据国情特点，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适当干预资源配置，保护幼稚产业，扶持主导产业，升级支柱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不断地引进、积累自身的稀缺资源，才可以逐步地改变比较优势，使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比较优势产业，最后达到提升比较优势的目标。
（4）制定和调整区域经济布局政策，为产业集群创造条件。产业集群是影响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要创造条件引导相关产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要求政府根据各个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进行规划，制定发展计划，确定优先发展的区域。在优先发展的区域，政府要重点支持，建立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电信、能源、教育培训机构，提升区域内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水平，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创造条件。
（5）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需求对培育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满足国内市场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基础，是企业、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动力和源泉。一方面，本国企业在满足国内需求、把握国内市场机遇和创造竞争优势等方面，要比国外企业和在国外市场容易，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成长；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需求的成长和规模的扩大，会剌激企业扩大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更新设备，相反，国内市场需求缓慢，则会使企业的投资和设备更新趋于保守，不利于企业成长。同时，如果国内市场规模太小，成长慢，会使本国产业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而受国际市场波动和保护主义影响。因此，政府要把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作为重要的任务。
（6）制度创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就需要改革。我国20多年的实践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有很多困难。比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打破城乡分割体制，形成城乡统筹兼顾的就业制度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如何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如何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有效规制自然垄断行业，等等。这些都对不断深化改革推进体制创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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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7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新形势
目前，明确解析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发展趋势，对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共同发展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自由化脚步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也发展快速，国际贸易也成为了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主要枢纽。故熟悉我国国际贸易的状况，对解析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方向、确定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目标都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1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现状
对外贸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它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在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进步的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中速甚至高速的新状况。面对经济内部需求力量不够、生产成本持续增多、全国经济复苏贫乏、投资速度缓慢、人口红利不断衰退等一系列问题时，国际的进出口贸易商品逐渐减少，从而促使了中国的经济得以赶上国际经济的步伐，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利益。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十分不理想，我国的外贸经济发展贡献率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差距十分明显，为了改变现状，就要求我国要稳定出口、扩大进口。如此一来，我国的经济才能稳定发展，也更容易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2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意义
2.1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促进科技进步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紧密相关的。（1)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发展少不了经济和贸易的支持。首先，每个国家都是借助贸易的方法来从别的国家引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从而实现自己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所以先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其次，从国家内部的角度分析，科学技术服务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增大技术研发的力度、创造与自身经济发展规律相一致的设备。（2)先进的科技为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在技术和设备上，高效的加快了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步伐。
2.2贸易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国际经济增长
国家要想在经济市场立足，其根本就是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经济是促进世界各个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一方面，国际贸易作为推动国际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仅仅在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可以提升各个国家本身的经济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国际经济增长模式，国家从传统的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慢慢转化成国际范围内的全球多元化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多个国际领域共同进步。
2.3提高企业国际竞争意识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最终会提升各国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意识。（1)在企业不断把其管理理念和生产经营模式创建在适合国际经济发展、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不仅很大程度的加快了企业的生产、营销和管理效率，也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2)从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根本点出发，发掘了企业和人才的潜在能力，让企业不断进步，最终促进了企业的整体经济，加强了企业的竞争意识。
3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
3.1当今国家新形势
目前国家发展新形势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于全球经济的普遍增加。指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逐步多元化，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发展模式从单一化转化为多元化。经济发展多元化的具体表现是世界三大经济集团的产生和进步。北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的根本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全球都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发展程度和规模大小。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曾明确解析国际的发展形式，具体写道:“多元化趋势在全球或者地区范围内，它在经济、教育、政治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在不断的贸易来往中逐步完善，各种力量也会有新的分化和结合。”欧洲的经济也在欧盟和欧洲共同体的创办下跨出了新的一步，让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越走越远，1989年启动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它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论坛，它着重经济技术的合作，要求人们自主自愿加入，是比较轻松开放的。
3.2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
3.2.1国际贸易结构高级化
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根本就是知识经济的发展。现如今，各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促使国际经济与贸易也转向知识化。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知识化的影响下，人们的创新精神也不断增强。新兴服务业的不断进步，使得传统的旅游业、运输业份额不断减少。约20多年以来，国际贸易服务模式逐步扩大，已从1990年的3700亿美元变成现在的2.1万亿美元，金额就占据了全球贸易的21%，份额明显增大。
3.2.2贸易自由化
科技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促使了世界范围内的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密切，贸易的传播方式也变得自由化，国际贸易的规模也随之增大，但同时也伴随着多种问题的产生。所以，在国际贸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象下，对自己贸易的保护措施显得尤为重要。现如今，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迅速的高峰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贸易的保护花样层出；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多等等。
3.2.3贸易模式多元化
科技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更方便的进行贸易交流，让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也开始了网络时代的贸易多元化。首先，借助网络渠道人们可以进行信息的传递，从而也就增加了国际贸易的利润，减少了贸易的运营成本。其次，在全球性的互联网笼罩下，人人都需要遵守网络特有的交往规则和机制，也就保障了贸易的安全度。所以，在新时代的趋势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全球化。
3.2.4国际贸易进人高速增长期
现如今，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已经达到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就2005年，全球的货物贸易增长到22%，是27年来的最高纪录。在各国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增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的因素下，造成了各国之间的贸易进行逐渐频繁，有竞争才有压力。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得全球货物、服务贸易都快速的增长，世界经济整体飞步前进。
3.2.5贸易格局固定，中国成为贸易“新宠”
以发达国家欧、美、日为主体的贸易格局一直保持固定不变的姿势，且会长期持续下去，但现在中国也成为了国际贸易的新一支力量队伍。正是由于以欧、美、日为代表的三大经济一直是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借助多边贸易机制和区域贸易合作来主导国际贸易的秩序，从而出现发达国家在贸易交流中获取很大利益的现象，其货物出口和服务贸易都占到总额的80%以上。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增长，使得中国的世界地位逐步上升，贸易总量的占有份额也在提高，对全球贸易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也就成为了国际贸易与经济的“新宠”。
3.2.6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
贸易的快速发展，迫使主要贸易大国一致采取扩大区域间合作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争取区域贸易安排的主导权，这也为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国际经济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其主要的就是区域贸易安排，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慢慢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转化；各区域成员国快速发展区域贸易；区域内贸易的总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比重过半。区域贸易安排现在已经是提高国际地位、各国获取市场资源、增大发展空间的重要措施。
4针对当前形势的发展做出相应对策
4.1着重提高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创建现在备受全世界各个行业领域的关注，其原因是，企业文化的创建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企业构建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持续发展下去的垫脚石。我国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就走向了世界，企业文化的创建却一直停滞不前。为了提高我国企业文化的国际竞争软实力，就要求我们不断钻研加快企业文化步伐的新措施。
4.2紧抓人才引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人才不仅企业和国家进行服务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和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的重要基础保障，也是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量。目前，不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其竞争力都是非常激烈的，其竞争的实质也就是人才的竞争。只要培养出一支具备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才能让国家或者企业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上长久持续生存发展下去。
4.3完善制度，创新管理方式
企业能否可以在长期竞争中保持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各项管理制度。从某个角度分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就是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各项管理制度，这种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竞争力的提升给予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为了赶上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企业要对自己的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对内部的制度、规章进行改善。
4.4施行名牌战略，打造中国品牌
在目前竞争激烈的企业营销中，其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品牌化经营。创建、培养国际化的中国品牌，既可以让我国获取长久的利润，也可以提升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强化自身实力。企业在国际经济和贸易的活动中，要积极努力的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品牌。换言之，企业长久持续发展和生存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名牌战略，企业未来利润的获取取决于企业品牌的力量。而且，我国的企业在竞争中要意识到，品牌的创造是一个复杂和长久的过程，既需要企业在国家竞争中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也需要企业在日常的经营销售中做到细心、努力，长期积累的品牌效力，能够帮助企业的管理和营销。企业要实施好品牌化经营战略，着重品牌的经营和创造。
5结束语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自由化脚步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也发展快速，国际贸易也成为了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主要枢纽。国际经济与贸易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我们要善于结合科学技术的力量，创建系统、完整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模式，从而使得我国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竞争中占有主导地位，并促进我国经济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王晨辉单位:河南工程学院外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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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雯茜,黄刘衣紫.浅析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东方企业文化,2015,(05):244.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8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合理性；贸易政策应用
中图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引发多端争议，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假设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之上的，所以也有人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众多缺陷和不足还不具备合理性，也无法取代传统竞争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政策介入经济贸易的合理性的理论化概述，也被众多专家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政策不同于传统认识下自由竞争市场为最佳的理论，是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合理性的论证，在不同的国家这一理论的实践效果大相径庭，所以世界各国对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和应用都持有不同的态度。而在中国，面对这一理论也是对本国经济政策选择的重新定义，合理应用和适当把握是对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的理论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对国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尽可能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政收入造福于人民。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而这一理论在许多处于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假设，因为以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的自由竞争市场。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分析也是其实施的理论基础，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心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默许了政府对国外寡头厂商的战略性垄断，对本国寡头厂商的贸易扶持，通过实施进口壁垒等措施来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
2.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对国外同类竞争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就有可能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同样的经济壁垒的打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环境从国内来看，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满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针对具有较高的行业集度的产业实践政策，在妥善处理市场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预想效果才能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效益；从国外环境来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中，本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本身在其中就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政策实施强度和政策选择机遇。
3.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化角度分析，对本国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比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验证了国家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国家在本国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庸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培养产业中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优势，促进国内优势企业、战略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扩大本国某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增加改过厂商理论和本国福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1.市场的非完全竞争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都是基于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的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与之对应的许多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是随规模的增加而增长的，一个行业因为社会的报酬递增而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即使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许多行业的规模扩大，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与经济效益同比例增长的，这样一来企业的内部经济效益就得到提升，而这种企业内部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完全可能和存在的，这就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与规模效益的理论相悖。
2.技术创新改变企业生产函数
R&D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带来企业的技术创造与革新，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最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企业生产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对新产品的开发，会不断减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对动态规模经济的阐述可以选取学习曲线这一方式。某一包含众多先进技术的产品，在其本身出产贸易过程中自然的就传播了它所自带的先进技术，这样就是“技术外溢”的现实例子。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贸易和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发生，同时也给各国技术改良与模仿的范例，这使得新技术的源发国家很难长期维持优势地位。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给各国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动力，新技术的开发每个想要取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和行业的共同使命，也促使技术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3.政府干预经济的重新定义
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伴随着诸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设置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的影响的名词，也就是传统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先入为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有着不够全面、准确的认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定义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以维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正常秩序，特别是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大危机时，政府的宏观干预经济能及时有效的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扶持国内战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扩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最终造福于本国人民。政府干预经济积极效应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号召力和决策力。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1.全球应用环境分析
当今国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促使国际经济转向为多边贸易，各国间的联系一日密切，经济交流和往来也进一步增多，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外市场。但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依然是不完全竞争，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存在并将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各国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自由竞争假设理论指导下不断培育能够长期有效维持本国经济利益的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最有性的质疑和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否定，也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完善国际市场竞争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2.战略性贸易国外应用实例分析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分平衡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受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益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促进本国农业发展，一方面通过R&D（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对农业发展技术研究，同时对研发的技术通过农业机构广泛推广。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开发补贴，这些措施都为这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时美国政府充充分尊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发展。
3.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企业往往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是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重要因素。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已具备相当的条件：中国人民的人均GDp在不断的增长，具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技术研发、借助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外溢等优势，在生产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并且像化纤制造业、大型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虽然对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国际经济市场的格局十分复杂，具体大规模应用起来所产生的效果都具有不平衡和变动性。但是要清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突破，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贸易政策的纠结点就在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竞争更能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些成功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案例也是佐证其经济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柳剑平，程时雄.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9
关键词：技术标准；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分析；格兰杰检验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4－0015－05 收稿日期：2007－09－19
一、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回顾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标准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战略，试图以此获得国际竞争的优势，说明技术标准已经引起了人们足够的重视。
Gregorytassey(2000)研究发现标准的作用可以分为四类：(1)质量／可靠性作用。标准在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水平、服务期限、效率和安全性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2)信息作用。标准给出了产品的有关信息；(3)兼容／协同作用。在产品系统中标准规定了产品与辅助产品之间兼容协同所必需的特性；(4)多样化减少作用。标准减少多样复杂性以取得规模经济作用。Swann(2000)也分别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标准的效应，他认为标准的兼容性可以带来网络效应；标准的质量规定可以避免“格勒善法则”(劣品驱逐良品)的出现，减少交易成本；标准的多样化减少作用能使得产品达到临界量，取得规模经济作用；标准的信息作用可以促进贸易，也能降低交易成本。Veall(1995)认为标准化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竞争。Semerjian和watters(2000)认为标准是进行国际贸易和消除技术壁垒的重要工具。anSi(2000)的报告中说到标准化在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赵树宽等(2004)分析了技术标准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
在技术标准对宏观经济作用的影响机制方面，Swann(2000)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标准树”的理论。图1表示分别在有标准和无标准情况下的产品创新的不同表现。图中的空间表示科技空间或特征空间，横轴表示水平产品差异性，不同点表示不同的产品设计和配置；纵轴表示纵向产品差异性，不同点表示不同的产品功能。产品创新的目的是用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填满产品空间，有效的创新过程是形成一个茂盛的产品“树冠”。
在实证方面，Hemenway(1975)首次用到系统的实证方法，他发现兼容标准的缺失带来了效益的降低。Swann等人(1996)对标准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标准能促进贸易和增强竞争优势。德国标准化协会Din(2000)的标准化经济效益研究运用了计量方法测量了资本、劳动力、专利和技术标准对德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发现在平均3.3％的经济增长中，技术标准贡献了0.9％，仅次于资本的1.6％，另外该研究还发现了标准能促进国际竞争力。Blind和Grupp(2000)发现竞争力不能单靠创新本身，还来源于创新的有效传播，而标准化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贸易工业部Dti(2005)对标准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包括了标准对英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标准对制造业生产力影响的产业和国际比较等。
结合学者以往的研究，我们认为：(1)技术标准可以通过规范市场、加强竞争、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规模经济来促进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产业的竞争力；(2)Swann的“标准树”理论是为数不多的解释标准经济作用机理的理论，在一个产业中，创新的最终结果表现为竞争力的大小，因而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衡量也是检验该理论的一个有效方法；(3)虽然存在着一些关于技术标准的实证研究，但直接分析技术标准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并不多见；(4)当前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技术标准都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实际的意义。因此，关于技术标准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问题，本文拟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尝试性的研究，希望能对当前的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和扩展。
二、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的选取
本文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两类指标，技术标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关于技术标准，之前的实证研究用到的多是技术标准的数量。因为技术标准的积累反映了技术标准的发展状态，而技术标准对经济的影响正是通过这种累积显现的。在一个行业内，技术标准越多，说明该行业的标准化程度越深，技术标准所起的作用就越大。而且从实证的角度看，标准数量易于衡量和分析。比如Dti的实证研究中用到的“标准存量”，就是指到当年为止所有技术标准的数量。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所以本文用到的是行业标准数。所选取的产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因为该产业的技术标准的作用最为明显，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标准的微观经济作用研究也多是以信息产业为例，而当前关于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也是人们热衷的话题。笔者从通信标准与质量信息网选取了1985～2005年的数据，整理得出电子信息行业技术标准数量(见表1)，是由通信行业和电子行业的行业标准数相加得到，属于存量数据，表示到当年为止的该行业内的总标准量。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常用的指标有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等。RCa描述了一个国家某产业的相对出口竞争能力，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xij表示i国家j产业的出口，xi表示i国家的总出口，wj表示世界范围内j产业的出口，w表示世界的总出口。RCa表示了产业i在国家i的出口份额与产业i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份额的比值，或者i国家i产业的出口占世界该产业出口的份额与i国家占世界总出口份额的比值。如果RCa大于1，则认为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具有较高的竞争能力，如果小于1，则认为缺乏竞争力。
本文选取RCa指标作为反映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我们从wto在线数据库中搜集了“办公和电子通信设备”的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了1985
年到2005年中国该产业的RCa数值。从表2可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RCa值在逐年增加，说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高。1985年到1997年，RCa值均小于1，这个阶段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还没有比较优势，竞争力不强。1998年RCa值首次超过1，并且此后几年继续增长，到2005年达到2.435。说明我国该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国际竞争力。
在实证的过程中。本文首先对技术标准数量和RCa之间进行相关分析，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和密切程度。由于相关分析仅能证明变量之间的联系程度，所以笔者接着进行了格兰杰检验，以发现技术标准是否构成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原因，也就是技术标准是否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三、基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实证分析
(一)相关分析图2表示了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内技术标准总量和该产业RCa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出该行业内的标准数量是不断增加的，同时RCa值也在不断的增长，二者之间都呈现了相同的增长趋势。
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二者之间变化的相似性，使用SpSS13.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无论是常见的pearson相关系数，还是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和Kendalltau相关系数，都在0.9以上，且p值均为0.000，尤其是Spearman系数竟然达到0.997，说明技术标准数量和RCa高度相关，联系非常紧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技术标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当技术标准数量增长时，也伴随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长。虽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但这种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其他未被考虑的因素和长期趋势造成的，而且相关分析无法得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所以我们接下来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格兰杰检验，以找寻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格兰杰检验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技术标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具备相关性，如果我们又能验证技术标准确实构成了竞争力的原因，那么就有理由说技术标准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这里笔者用eviews软件进行格兰杰检验。在进行因果检验之前，首先要确保数据是平稳的，如果数据是非平稳的，结果就会产生问题。周建、李子奈(2004)运用蒙特卡洛模拟得出当变量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任何无关的两个变量间都很容易得出有因果性的结论。标准数量和RCa值都是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一般不具备非平稳性，我们对这两个变量J(技术标准)和RCa作aDF单位根检验，发现它们都不是平稳的数据。所以有必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在此分别对他们取对数得到Lnj和Lnrca，再进行aDF检验，为了便于比较，和前面两个变量的检验一样选择0.05的显著水平，结果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数据是平稳的(见表4)。
确认了Lnj和Lnrca的平稳性，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格兰杰检验。由aiC-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检验的假设前提是一个变量a不是另外一个变量b的格兰杰原因，如果检验结果为接受该假设，就说明a不是构成b的原因，如果结果为拒绝该假设，则说明a是b的原因。从表5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检验拒绝了Lnj不是Lnrca的格兰杰原因这个零假设，也就是说Lnj是Lnrca的格兰杰原因。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1)相关分析证明了技术标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高度相关，格兰杰检验表明了技术标准是构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原因，因此实证的结论是技术标准的存在和发展是决定该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前人的理论研究表明了技术标准能通过规范市场、促进创新、减少交易成本、促进规模经济、推动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产业的竞争优势，结合这些理论支持和实证结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技术标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再是孤立的两个话题，而是彼此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探讨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方面提供了思考方向――可以从技术标准的角度入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从本文的假设和结论出发，要提高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需要制定和采用更多的标准。
(2)实证结果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标准树”的理论。正如Swann(2000)所说，标准的存在和运用使得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销售和购买变得更容易，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产品的创新。但是这里用到的“标准数量”指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标准数量太多同样不利于产品的创新。Swann的后续实证研究表明了随着标准数量的增多，标准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增强。但当标准数量过大时，就会表现出更多的限制作用(Dti，2005)。因此对于标准是否产生了限制的负作用，还有待证明，不过至少以经验来看，我国现行的标准数量并不多。
(3)技术标准的作用具有时滞性。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滞后l的显著水平为10％，滞后2的显著水平为5％，也就是前年的技术标准对今年的竞争力的影响比去年要大，这说明了技术标准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标准的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个结果符合现实中的情况，因为任何标准从投放市场到起到作用，都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国家或者行业中，在标准颁布之后。企业实施这些标准需要一定的时间，实施标准到标准产生作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时间构成了标准作用的延迟。当前科技发展的速度很快，这种延迟可能表现为标准的发展跟不上产品更新换代的节奏，也可能表现为旧标准还没有发挥作用，新标准就已经产生。因而我们不仅要关心技术标准本身的发展，还需要考虑怎样做才能使技术标准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四、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本文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用实证分析了技术标准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技术标准是产业国际竞争力重要的影响因素。要提高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加强其他方面建设的同时，不应该忽略技术标准的作用。对于如何建设我们的技术标准，如何发挥它的作用，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我国在标准基础建设方面还比较薄弱，应该加强标准制定和实施工作，努力完善我国技术标准的体系，同时应该加强标准的实施力度，减少因延迟而产生的消极作用；其次，如今许多国家都已提出了自己的标准战略，我们也应该从战略上注重技术标准的作用，我国政府大力支持tD-SCDma并使之成为全球三大3G标准之一就是一个可喜的例子；另外前面提到技术标准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加强技术标准的建设，有利于技术的创新，当前我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注重技术标准的作用正符合该战略方向；最后，作为标准的最终应用和受益者，企业应该加强标准意识，配合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使得标准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为企业服务，提高竞争力。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篇10
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国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这需要富有远见的理论指导。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揭话阒荒苌掷嘤邢薜牟罚缓笸ü的诿骋桌丛鼋降纳缁岣＠5谌员冉嫌攀莆〉牟导涿骋缀鸵怨婺＞谩⒉凡钜煳〉牟的诿骋资强梢怨采⒋娴摹?/p>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