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知识点篇1
（1）科学性。科技新闻特点决定了科技新闻内容必须满足科学性原则，如果科技新闻不能满足科技性原则那么科技新闻将失去意义，科技新闻必须报道的是科技事实，符合逻辑和科学。［3］科技新闻担负着正确引导受众认知和舆论，所以，报道的内容必须有科学依据。
（2）知识性。科技新闻以科技事件为报道对象，新闻内容中必然会包含大量科技知识，如果不了解科技知识的受众，很容易受到误导。因此，科技新闻报道时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反映科技新闻中包含的科技知识，客观反映当前科技成果，正确体现科技知识量，避免夸大。但目前我国很多科技新闻内容虽新鲜，却经不起推敲，缺乏权威性，一些不正确的科技知识，严重影响着科技新闻的可读性。
（3）规范性。实际上科技技术研究中有着很多专业术语，科技新闻不能随意自由使用其他词汇去描述，避免曲解科技技术研究成果，科技新闻报道必须使用科技术语。但目前我国很多网络媒体对科技新闻的报道五花八门，用词缺乏统一，一个专业词汇有多种翻译，这就导致了受众无法理解，最终科技新闻价值难以得到体现，科技新闻规范性必不可少。
二、受众视角下科技新闻传播模式的创新
（1）故事传播模式。实际上科学科技新闻枯燥死板，很多受众并没有耐心看下去，往往看一点点就失去了兴趣，这是目前科技新闻的通病。故事传播模式能够有效改变科技新闻的枯燥问题。例如，使用故事案例开篇，通过故事激发受众对新闻的关注，而后进行科技传播，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故事传播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将知识信息传达给受众，并且故事传播模式很容易被受众记住和理解，一些受众人群觉得有趣，还会讲述给他人听，这便大大提高了科技新闻传播率。故事传播模式有效提升了科技新闻可读性和感染力，加强了人们对科技新闻的接受力。并且在阅读故事后，人们对科技新闻便更有兴趣，更加关注。
（2）套餐传播模式。套餐传播模式是近些年新闻传播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式，但一直以来都没有融入科技新闻中。套餐新闻传播模式指的是主打新闻配若干副新闻，组成套餐新闻。例如，加入图片、背景介绍、相关信息、点评等等，以实现给受众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套餐新闻可以理解为合成新闻，套餐新闻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比较容易受到大众关注和认同。套餐传播模式融入科技新闻，将大大提升科技新闻的传播力。
（3）竞赛评选传播模式。竞赛评选过程中是吸引受众关注的最佳时机，竞争过程比单纯的科技新闻报道更富有吸引力。科技新闻传播中可以评比出“十大科技新闻”，“十大科技人物”等等，往往这种模式下的新闻是吸引受众关注的最直接手段，受众往往十分关注评比结果和真相。但是评比内容必须真实，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规范性，避免引起受众反感。如果不能进行真实报道，可能会降低受众对科技新闻的信任，进而影响科技新闻发展和传播。
（4）受众参与传播模式。科技新闻传播中如果能够加入受众的参与，那么关注科技新闻的群体将会变得越来越多，参与传播模式，可利用网络、手机、微信、微博，为受众解答对科学新闻报道中的疑问，接受受众的批评和点评及意见，让受众成为新闻的监督者，这样大大提高科技新闻的客观性。
三、结论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2
定义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报道对象是科技，二是时效上要求新，指新近发生或是最新报道。然而，只具备这两点尚不充分。正如科技全方位渗入经济社会，科技新闻与经济、社会等其他新闻也存在诸多交叉，界限并不清晰。如果科技新闻只限于科技领域的新鲜事，则易将部分具有科技内涵的信息排除在科技新闻之外。因此，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发生的事件中，只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就应算为科技新闻，否则则是经济新闻或是社会新闻。应该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科技新闻更加容易亦更为清晰。笔者认为，明确科技新闻的分类比研究科技新闻的定义更具实际意义。但相对于后者，国内对科技新闻分类的研究更为缺乏，仅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亦不统一。胡钰将科技新闻分为科技成果类新闻、科技人物类新闻、科技政策类新闻三类。赵炎龙则认为科技新闻包括政策类科技新闻、建设类科技新闻（指科技队伍、科技工作理论方面的建设）、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自然事件类科技新闻（指对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气候等自然界发生的事件进行科学解释或观察性的报道）、批评类科技新闻（对科技系统的新闻监督）等六类。赵炎龙的分类完全包含了胡钰的分类，不但政策类科技新闻、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表述的内涵比科技成果类新闻、科技人物类新闻、科技政策类更宽，而且还区分出了建设类、自然事件类和批评类三类科技新闻，更为全面地反映了科技新闻的全貌。
然而，赵炎龙的分类仍存在明显的瑕疵。一是自然事件类科技新闻过于狭窄。如2003年SaRS疫情发生时，在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中，涉及防治和诊疗技术研究进展的，无疑可以列入成果类科技新闻，但是更多的关于SaRS发病原因、发病条件、疫情地区、防治要求等方面具有科技内涵的新闻，因不属自然事件，难以归类。其实，现实中后一类新闻越来越多。二是分类对象重叠。建设类科技新闻和批评类科技新闻的对象均为科技管理或是科技工作，而且我国批评类科技新闻数量很少，单独归类实际意义有限。因此，笔者认为，科技新闻除了包括意义明确的政策类科技新闻、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外，还应包括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和管理类科技新闻两类。其中，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指事件具有深厚的科技背景，如嫦娥三号登月探测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在月情况等类的新闻，或是需要通过科技阐释事件发生背景、预测发展趋势，如2004年对印度洋发生海啸的报道等，以及揭示事件背后科技现状的，如《华盛顿邮报》2014年4月在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失联事件报道中指出“全球航空业的数据通信、数据备份技术实在太落伍，今天的航空业仍在使用上世纪70年代的落后技术”等。这类新闻与成果类新闻区别明显，应单成一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科技角度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管理类科技新闻指反映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推动科技事业发展中的举措或阶段性成果的新闻，包括科技工作进展、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情况、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等，如召开重大科技会议、科技规划、科技人才选聘等情况。
2科技传播与科技新闻传播
科技传播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国内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同时强调“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科技传播作为科技知识扩散的方式，对推动和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科技传播在学界受到高度关注，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与科技新闻一样，学界对于科技传播也是未形成公认的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有：孙宝寅认为，“科技传播是科技信息运动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实现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翟杰全认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即为科技传播。需要说明的是，在科技传播研究中，一般有“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两种表述。由于“在科学传播的语境下，科学被认为包括了纯科学、数学、统计学、工程学、技术、医学及相关领域”，实际研究中，此两种表述一般不加区分。就科技传播与科技新闻传播的关系而言，各种研究对其并不明确。从修辞上来说，不能确定“科技新闻传播”属于“科技传播”，就像“成人职业教育”属于“成人教育”，而“工商行政管理”却与“工商管理”没有关系。从学术上来说，很多学者在对科技传播研究中没有涉及科技新闻传播。对于科技传播的构成，学者们多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类。
吴国盛认为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以及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科学界内部的交流包括学科同行间的交流与跨学科交流，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是指科学与其它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对话与交流；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是科学传播狭义的指称，既继承传统科普的科学向公众传播，又强调公众向科学传播。翟杰全认为科技传播既包括科学的传播，也包括技术的传播，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技术传播是科技传播的四个基本渠道，其中技术传播指的是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交流与共享活动。凌小萍、谢慎兰把科技传播分为学术交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分析上述分类，总体而言，是将科技传播划分为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学（技）术交流，指在科技专业人员之间传播、交流科技信息的过程和行为。开展学（技）术交流避免了科研活动中的重复劳动，使学术研究由个体劳动成为集体劳动，有利于肯定学术成就、纠正学术错误、拓展学术交流的范围，有助于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大大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吴国盛的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翟杰全的专业交流、技术传播，凌小萍、谢慎兰的学术交流，都可归于此类。科技教育，是指通过传授科技知识、研究方法，传承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来培养科技人才。科学教育培养了科技专业人员队伍，使得科技劳动成果的创造、传承与扩散得以延续，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科技传播方式。吴国盛的分类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此重要的科技教育，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即使他提出的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在广义方面似乎包括科技教育的一丝味道，那也颇为勉强。科学普及，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一直被认为是科技传播最基本的含义。科学普及拉近了科技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公众理解和支持科学。正如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所说，“科学技术正是通过普及的途径和手段变为生产力的。”吴国盛将科学普及拓展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强调了公众向科学传播和科普者与公众的平等关系。上述三个层次的分类，也不是没有问题。当前，科技传播的范畴已经比以往包含了更多的因素，由于科技信息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很多日常普通的信息(如新闻、广告等)或多或少含有科技传播成分。因此，不能忽略科技新闻对科技传播的作用。一些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刘华杰认为“科学传播”在中国有“科普”和“科技新闻”两大传统，很多科技新闻报道都是“标准的科普工作”。吴国盛也强调了新闻媒体对科普的重要作用。徐孝枫、李云娣则按照科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将科技传播分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向其他领域专业人员的传播、教育机构内部面向学生的传播、科技公共传播等四个不同阶段，并认为科技新闻是科技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
尽管如此，刘华杰、吴国盛提及科技新闻是为了强调新闻媒体的科普功能。徐孝枫、李云娣虽将科技新闻作为科技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但所说的科技公共传播还是在科普意义上的扩展，其他三类还是没有脱出上述分类的窠臼。结合前文所述，科技新闻除大多有科普的作用外，其所蕴含的新闻价值也常常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一些引人瞩目的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管理类科技新闻有时甚至并不具有直接的科普价值，如SaRS疫区的划分、科技规划等。但是这些科技新闻由于可以满足人们希望了解科技的需求，吸引人们关注科技，讲述了科技事实，符合科技传播中科技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要求。科技新闻传播具备了科技传播的基本内涵，毫无疑义属于科技传播的范畴。由于科技新闻的科普作用并不能涵盖其在科技传播中的意义，因此，将科技传播划分为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科技新闻四个层次更为合理。在四个层次的科技传播活动中，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有相对固定的传播对象、明确的传播内容、清晰的效果评价标准，分别通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合作研究、专利许可，以及专业教育、培训等方式进行。科学普及、科技新闻有共性也存差异。共性在于传播对象均为全体社会成员，都无明确的传播内容要求和效果评价标准，传播形式上需要依靠大众传媒，传播内容都具有“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作用。差异在于，前者目的明确，不讲求时效，重复性、长期性特征突出，更多强调对人的观念的影响和素质的提高；后者时效性强，属一次性消费，目的是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在四个层次的科技传播活动中，知识的专业性依次降低，受众的范围依次扩大，社会的参与度依次提高，传播的社会性依次增强。广泛性多意味着基础性。科技新闻传播作为最广泛的社会科技传播活动，对其他形式的科技传播活动起着基础作用。从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省区的实际情况来看，科技传播活动活跃的地方，科技新闻传播发达；科技新闻传播发达的地方，科技传播活动的水平亦高，效果显著。因此，实现科技新闻的高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3从科技传播视角衡量科技新闻传播效果
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代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态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在积极构建服务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建设高效的科技新闻传播体系是科技传播在新时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新闻传播的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明确方向，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科技新闻传播作为面向大众的科技传播活动，对其效果的评价不能仅限于新闻传播，还需兼顾科技传播方面。因此，科技新闻传播的高效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的形式、方式、手段不断完善和范围、内容不断深化上，体现在科技知识和新闻信息的大规模的、多向互动的、快速的扩散上，还要体现在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伦理道德的有效传播上。具体来说，科技新闻高效传播评价应涉及以下几个维度。一是传播形式。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不但科技新闻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而且一切经济新闻的背后也似乎总能找到科学技术的影子。因此，科技新闻传播不仅是科技专业媒体的任务，其他主流媒体也要全面介入；科技新闻不仅继续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也应成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媒体传播的重要内容。科技新闻报道的形式要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更好地吸引社会的关注。随着现代传播观念的深入，科技新闻报道不再仅是科学向公众的单向灌输，还要成为公众理解科学的双向活动。二是传播速度。科技新闻能够快速响应、快速传播。从新闻线索的发现，到新闻产品的生产，再到新闻产品的扩散和接受，时间效率都要大幅度提升。科技新闻同其他社会关注的新闻一样，能够准确及时迅速公开，乃至实现实时化传播。如玉兔号月球车通过微博，拟人化实时了第二次月夜休眠前遇到故障的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各种社会新闻热点所蕴含的科技新闻点也应被迅速挖掘，满足公众的需要。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3
关键词：跨学科 交融 人文素养 新媒体技术
传播学相对于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传统学科，还是一个“小兄弟”。但它并不是仅仅依靠单一的学科知识体系，而是海纳百川，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呈现出聚散共生的趋势。近年来，传播学与文学等相关人文科学的交融，尤为引人关注。如何改变传播学学科范围的局限，打破学科壁垒的羁绊，需要开放的思想、宽广的胸襟、多元的文化，而文学恰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多元资源——方法、技法、审美、实用等，让我们在多位的视野、广阔的视域下探讨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寻求学科交融下传播学的发展之路。
本文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董小玉教授(以下简称“董”)与学生程赛博(以下简称“程”)就“文学与传播学交融”这一话题的对话。
程：董教授，你如何看待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呢?
董：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相互受益。文学是人文学科、历史悠久、基础雄厚，文学可以为新闻提供坚实的写作基础，新闻写作离不开文学的典型选择、人物形象、情感因素、事件描述、细节刻画和语言个性。复旦大学黄旦在谈及自己由文学转向新闻学时曾说道：“我认为从中文转向新闻，评报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要先会读报纸，这就如同赏析文学作品，看起来简单，涉及面却很广。”同时，新闻有助于我们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感悟生活，激发创作灵感。
从传播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和传播学的渊源。传播学科建立的历程中，文学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的分立与分工才使得两者分道扬镳，传播学偏向整合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文学研究越来越脱离实用与语文识读层面，走向纯文学与美学的研究发展。
程：那文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董：新闻传播需要广博的知识面，从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等学科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其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点和结合点。可以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和研究共同的话题，并做到由点到面，融为一体，实现“1＋1>2”效果。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可以充分利用“文、理、艺等”资源，以工科背景为技术支撑，以文学积淀为素养基础，以艺术熏陶为发展平台。在新闻传播的学习研究中，既要讲个性，又要讲共性，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是培养复合型传媒人才的基础条件。
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交流、人类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的特殊性质必然要求其进行多学科间的互相融合和贯通，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有效的整合，使传播学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传播学的根系伸得越广，扎得越深，就会更加枝繁叶茂、茁壮成长，这就需要在新闻传播和各学科之间搭建有效的联系和平台，从研究实际和传播实际出发，建立稳定的学科体系，实现学科间的支撑和融合。要实现传播学科在我国的合理布局与建构，一方面还需要专家学者拓宽学术视野，进行纵向横向比较，采众学科之长和最新成果。用新的研究视野、用有原创性的教材来带动学科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也需依托各传媒业界、行业部门在实践中、资源上的支持，以期早日促成传播学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
程：在当今新的传播格局下，你认为传媒专业学生如何在学习和实践中适应传媒环境的变化呢?
董：首先，传媒专业学生要做一名社会认可、业务能力强的新闻传播者，必须具备以下几点基本素养，即自身定位上，要有浓厚的人文素质，敢担当，敢立言；从业基础上，要有专业精神、职业素质和技能；发展目标上，要有前瞻思维，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发展；求学态度上，要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第二，传媒专业学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新闻采写能力，做“高理论性+强实践性”的复合型人才。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做具有较强专业理论素养的深邃的思想者。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术、能力，提高媒介素养，即获取信息，解读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也包括社会交往能力、新闻敏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网络操作能力等。传媒学子还要努力改变“重技巧轻素养、重知识轻能力、重专业轻人文”的现状，切实提高新闻采写能力。
第三，传媒专业学生要培养自己的“思考力”、“传播力”、“实践力”。作为传媒专业学生，不应只将眼光停留在一些短期发展上，要有长远的眼光、自觉追求可持续发展。要自觉培养发展自己的“三力”：通过不断阅读、钻研知识、观察现实，培养自己的“思考力”；通过内外兼修、广采博取，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把理论转化为实际的“实践力”；通过各种演讲、辩论以及日常交际等活动，培养自己的“传播力”。
程：传媒业永远都是新的，你认为传媒专业学生需要关注哪些传媒前沿话题?
董：做为传媒专业学生，要做到“三敏”，即敏感、敏锐、敏捷，要有一双善于捕捉和发现的眼睛。当下，新媒体技术普遍应用、新闻热点层出不穷、三网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认为传媒专业学生应该关注这样一些话题：
一是关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当下，网络舆论热点事件研究已成为传媒研究热点。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八件大事能触动老百姓神经：涉及政府官员违法乱纪问题的事件；涉及代表国家强制机器的公检法部门问题的事件；涉及垄断部门问题的事件；涉及群众利益的衣食住行、深层需要问题的事件；社会分配不合理、社会分化问题的事件；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问题的事件；敏感国家和地区的突发性事件；影响力较大的热点明星火爆事件。这些热点事件总结，能开启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这些舆论热点事件值得我们去关注、思考、报道、应对。
二是从新闻价值、新闻视野出发关注当前新闻热点。其一、新闻价值。“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候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言记者“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影响新闻价值的因素主要有：新闻本身、国家因素、国际博弈等。其二，新闻视野。作为记者，不仅要做一名会报道的记者，还要做一名具有新闻视野、能够深度洞悉新闻背后隐藏着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挖掘新闻背后的真实，理解新闻背后的真实，思考新闻背后的真实，做把握新闻能力的记者。
三是关注三网融合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互联网、电信网及广电网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对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关注法规、掌握技术、加强管理、开放竞争。
程：现在很多高校都在进行专业硕士的培养，你能以新闻传播为例，谈谈未来学术型硕士与专业硕士之间各具怎样的优势?
董：首先，来看国内外专业硕士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西方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种类多、规模大，是研究生教育主体。如美国不完全统计有74种专业学位，2006年，占硕士学位的63.7％。而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过小，仅占硕士学位的10％。2009年，我国首次下达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5万名，并逐渐推出一系列教育体系、评价体系的改革，目的在于优化研究生的整体教育结构。
我国现有报纸近2000种，广播电台近1000家，电视台3000余家，期刊杂志近万种，形成了纸质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三足鼎立的局面。据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近日的《201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16.3％，远远超过2009年gdp8.7％的增长率。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超过3亿，手机用户6.6亿，手机上网用户超过1.176亿，网络和移动媒体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平台。
在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国家大力振兴文化产业的背景下，我国传媒行业现有的从业人员亟需进行知识更新、观念更新、能力提升，掌握多媒体融合的传播技术。树立社会责任感，具有引导社会舆论、疏导公众情绪的能力，目前学术型硕士的培养不能满足传媒发展的实际需求，设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培养大量适应产业升级环境的新型内容生产和传媒经营管理人才，是提升中国传媒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需要，也是振兴文化产业的需要。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以实务为导向的学科，随着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与变迁，对新闻传播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诉求。当今的传媒行业需要能够把握市场动态、聚合社会资源、驾驭资本运营的高端人才，需要文化事业广阔、深诸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精锐人才，需要精通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学术型硕士在学术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学术型硕士是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涵养和较强的科研能力。主要从事学术研究、高等教育等学术性工作。
而专业型硕士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专业硕士将更加适应新闻传播学学科特点的需要，为传媒教育培养真正具有强实践能力的人才。专业硕士是应用型人才，他们夯实专业、注重运用、善于交流，将理论性与实践性、学术性和职业性紧密结合，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在学科知识维度上，专业硕士熟知新闻传播专业核心知识，如新闻采写、广告策划、广电编导、资本运营等；能力结构维度上，专业硕士能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将文化理论、市场经济的知识应用到创意和策划中，将语言文学知识应用到新闻编辑和校稿中，将计算机网络知识应用到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等；在工作经验维度上，专业硕士能更好的在工作中培养、积累和丰富自己的工作技巧和能力。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4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5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学科争相编辑自己的辞典，可以说是良莠不齐。但是，2012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辞典http://》却为学界和业界雪中送炭，可圈可点。两位新闻传播学界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程曼丽教授和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主持编撰，各学科的领军人物陈卫星（传播理论）、段京肃（新闻理论）、匡文波（新媒体）、杨海军（广告学）、彭焕萍（新闻业务）、陈开和（外国新闻事业）等组成的编撰团队，本着“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宗旨，通过严谨、扎实、规范、细致的长期工作，为学界、业界呈现出一部信息量大、科学准确的专业辞书。该辞典是新世纪中国出版的唯一的新闻传播学辞典，这本辞书的出版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
这本辞典是从事编辑、新闻传播工作、研究人员的手边书，各种知识齐全，是传播学的知识库，而且分类清晰，方便查找，不仅是专业人员的手边书，也是初学者学习基本知识的重要参考书。我们已进入多媒体时代，人人可以是记者，人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博客、微博来发表新闻，转发传播资讯，但是又要求人人应有媒介素养，辞典的出版是极好的学习读本，可为人们提供学习查找的工具书，为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铺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彩，其意义不言自喻。
新闻传播学与许多学科相比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18年10月，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开始了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之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传播学引入中国，90年代末传播学获得迅速发展。在社会信息化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结合交融，为新闻传播的研究打开了广阔的道路。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紧密的交融在一起并日臻完善。为此，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契机。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目前有新闻传播教育的高校有900多所，新闻传播的从业者100万以上。《新闻传播学辞典》的出版可为从事编辑出版、新闻采访编辑、新闻传播研究的专业人员，提供一本内容比较全面、知识可信的工具书。
编撰辞书是件很严谨的事情，词典学家一致认为辞书有几个特点，比如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检索性、条理性等都应该有所关照。而《新闻传播学辞典》的意义远远大于此。
首先，该辞典不仅填补了学科空白，而且追随学术的新成果，与时俱进。新闻传播学在国际上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各国政府和世界人民的重视，新闻传播已经被看作建立国际形象的“软实力”，是有旺盛生命活力的学科。与该专业相关的辞书中国新世纪却迟迟未有，说明了编辑这样的辞书是有一定难度的。遇到一些问题，既不方便查找，也难以把握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加速，伴随数字信息时代新媒体的到来，改变了人们以往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途径，该辞书特别考虑到了这一层意义，用相当大的篇幅编撰了数以百计的有关新媒体的词条，所占比重为总词条数量的百分之十。季羡林曾说：“从辞典的编写思路上看，跟上时代要求是一件很值得赞许的事情。”这正是《新闻传播学辞典》成功的意义所在。在当前这个新媒体时代，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e时代的到来，网络传播、手机通讯、博客载体、微博便捷、电子出版物普及等新的传播途径在改变着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与接受习惯，于是传播学专业
转贴于http://
术语、网络用语、各种传播理论名词应运而生，为了体现辞书的社会性、时代性，需要及时把这些专业知识、人们约定俗成的新语汇及时编入辞典里去。本辞典第二编“新闻传播学实务”里“新媒体”下收入了360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条目，从各种存储介质到电子传播方式应有尽有，这是一部令人开卷有益、跟上时代要求的辞典。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6
在改革开放前，新闻学学科①的头上始终戴着意识形态“紧箍咒”，使得新闻传播学这个本该活跃的学科显得十分沉寂，新闻学科的知识生产都得按照意识形态律令进行计划生产，毫无学科主体性可言，致使这个时期的新闻学领域的知识生产严重萎缩。当然，社会对新闻知识的需求也十分单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很少有机会进入新闻特权的深宅大院。新闻知识作为权力资源，往往不能让一般人染指，新闻知识消费被限制在少数政治、文化精英圈子里。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从原来的板结的身份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多元的社会需求渐渐浮出水面，信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生活休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媒体原先单一刻板的宣传功能渐渐得到改变，媒体的监测环境功能、娱乐功能、社会沟通功能以及文化传承功能渐渐发育起来。媒体受众面也迅速扩大，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开始成型。在这种背景下，整个社会的新闻需求空前高涨，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
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的迅速扩张，与对外开放这一大环境也是分不开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知识围城，西方新闻传播学知识汹涌而入。特别是传播学理论被大面积地引进到中国来，渐渐改变了中国新闻学学科版图。整个社会对于新闻传播知识的需求也被刺激起来，新闻传播知识渐渐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社会需求面的迅速扩大，极大刺激了新闻传播知识的生产和消费。
近几年来，新闻传播学著作出版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夺目景观。不少出版社对新闻传播类图书的出版兴趣持续增长，一些在出版新闻传播类图书有传统资源的出版社，如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多在考虑如何将新闻传播类图书出版做大做强；新起的出版社则是冲劲十足，比如南方日报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在新闻传播学著作出版领域表现活跃。还有一大批其他出版社，也纷纷介入新闻传播图书出版，比如中信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等，据说收获也很可观。
“劣币驱逐良币”的隐忧
但是，新闻传播类知识生产的喧闹背后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隐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新闻传播类知识生产的繁荣主要表现为中低端市场的繁荣。新闻传播类图书出版中，最可观的就是教材的生产，而且呈恶性竞争之势。新闻传播院校的专业教材本应是一种高端产品，因为教材的质量影响着所培养的人才素质。有了高质量的教材，再经过高水平教师的诠释和专业性传播，才有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在教材把关方面相对比较严格，学术质量相对较高。但这些出版社在四面喧嚣的新闻传播类图书大生产运动中，很难抵挡其他出版社大干快上的生产冲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看中新闻传播类教材背后丰厚的利润，纷纷下箸，想从市场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许多新建立的新闻传播院系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也瞄准这个不愁销路的题材，低水平的重复、拼凑，甚至抄袭的教材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即便是上面提及的少数有影响的大学出版社，他们出版的新闻传播教材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因为出于利益考量，这些出版社在安排教材出版时，市场指标的权重开始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严肃的高端图书的出版显得比较困难。
学术专著的质量一般能够代表新闻传播领域高端产品的水准。近年来，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学术专著，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新闻传播学在整个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声誉，垫高了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台阶。但是随着学术虚热的扩散，新闻传播学学术生产的浮躁之风也有日益炽烈之势，真正沉潜下来，十年磨一剑的学术耐心日渐稀少。在日益“数字化”的学术评价机制面前，很多学者选择了“多快好省”，学术生产周期被大幅度压缩，专业著作的质量自然就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造成了学术生产的“快餐化”。再者，学术图书出版难是一个现实问题。出版市场对学术著作的需求相对有限，一般出版社对这类图书的积极性往往不高，有些高质量的学术专著，被冷藏在学者的抽屉里或者电脑中，没有机会问世。另外，还有一部分学术专著，由于在内容表述方面与现有体制有种种冲突，还没有机会出版。
问题的成因
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既与整个社会转型大环境有关，也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小环境直接相关。造成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喧嚣与疲乏的根由何在？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知识生产向市场社会转型所致
市场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一个解放的力量。在市场之手的推动之下，知识生产，特别是深陷意识形态围城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生产得以摆脱僵化，以前所未有的开放面目出现在知识共同体中。市场刺激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也带来了社会需求和诉求的多元化，刺激了社会对新闻传播类知识的旺盛需求。但另一方面，新闻传播类知识生产在向市场社会转型过程中，往往是被动的，是被市场力量牵着走，缺乏自觉的自主意识，一边倒地扎进了市场的怀抱。就连那些坚守精英立场的大学出版社在强大的市场浪潮面前也渐渐难以自持，纷纷收缩自己的精英地盘，主动或半推半就地走向完全市场导向。
由于市场本身还不成熟，而出版机构在不成熟的市场面前，又缺乏成熟的生产理性，冷落了高智性知识的生产，热衷于对社会需求高的大众化知识的生产，造成不同层次的知识生产比例严重失调，致使新闻传播类知识生产处在知识平均线之下，长此以往，自然不利于知识的上行发展。
2.知识生产的行政割据
中国原先的知识生产体制的行政割据并没有彻底打破，由于行政力量保护，阻碍了优质的知识资源流入需要它的市场。相比之下，那些劣质资源因有行政力量的保护，可以大批量地生产，人为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3.新闻传播教育超速扩张
新闻教育的刺激了新闻传播类知识的大生产。高等教育从原来的精英教育渐渐转向大众教育，在校大学生规模超速扩张，迅速生产出上千万的知识消费者，极大拉动了知识消费，刺激了知识的生产。新闻传播专业近年发展更是神速，据去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点已多达661个。在读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有十多万人，超过了现有媒体从业人员的规模。近年新闻传播类教材的激烈竞争都是为了争夺这块巨大的市场蛋糕。由于教材含有巨大的经济利润，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对出版教材持有空前的热情，许多出版社利用行政保护手段，高质量的教材不能进入，而低水平的教材却牢固地占领新闻教育市场。行政保护实际上纵容了低水平的知识生产，大面积的低层次生产只会造成新闻传播类知识的虚假繁荣。
4.知识创造力缺乏后劲
由于历史原因，新闻传播类知识生产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新闻传播学科绽放了勃勃生机，渐渐发展成为时下最热门的社会学科之一。在新闻传播学知识共同体内，新的理论范式渐渐成形，一大批学术精英活跃在知识生产第一线，几代学者携手合力，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加之新闻实践的繁荣又有力地拉动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创造热情，新闻实践第一线不断地向知识界提出新问题，激发了知识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一时间，新闻传播学界表现出惊人的学科想象力。
但是，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存在明显的后劲不足问题。目前，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正进入瓶颈期。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对快速转轨的社会环境还不适应。现有的知识生产机制还不能适应快速膨胀的社会性知识需求，还没有找到一条通向社会的知识生产的合适通道，造成伪劣知识的泛滥。二是新闻传播学科自身发展逻辑所致，新闻传播学在经过了一段快速发展之后，现在正处在学科知识结构的调整期，在这期间，可能会出现一定周期的疲软，该学科处在大盘整理期，如果调整顺利，可望爆发新的创造力。三是现有的宏观教育体制和知识生产体制不利于创新知识的发育和生产。功利主义的知识生产体制不利于那些创新理论和创新人才的问世。现有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显然对知识创新不利，这会给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生产造成一定的干扰。
结论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对现有的知识生产体制进行改革。如果现有功利主义的知识生产体制不改变，很难改变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生产格局。需要在大学教育体制和出版体制上双管齐下，从制度改革入手，在根本上解决知识生产的无序状态。
二是打破行政割据的知识生产和流通格局。打破由非学术、非市场因素造成的人为垄断。理顺出版、发行市场中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建立统一、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规则，并以立法形式规范起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
三是分类管理，促进高端知识的可持续生产。理想的知识生产和流通状态应该是：精英化的知识和大众化的知识各行其道，彼此不会经常打架。现有的问题是：低水平的大众化知识大肆泛滥，而高质量的知识创新则十分不足，结果是两败俱伤。大众化知识的大批量生产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不能真正提升社会的知识素养和相关能力，高端知识则被侵蚀和沙化。目前，急需解决的是高端知识的创造和生产问题。其出路是对高端知识的创造和生产进行必要的保护和激励。这需要政府或者学术机构通过必要的机制，拿出足够的生产资金来激励高端知识的生产。而不能仅仅依靠出版单位的职业伦理软约束来保障高端知识的生产，仅仅依靠出版机构的职业良知很难抵挡惊涛拍岸的商业化浪潮。
四是建立科学、有效、公正的知识评价体系。建立一个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有利于知识共同体对自己的知识生产行为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规范行业的知识生产行为。西方的大学出版社已经建立了同行评议制度，我们可以借鉴这套在西方实行多年、富有成效的专业评价机制。
五是新闻传播学知识共同体的学科主体性的确立。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可以排除非知识因素的干扰，在比较宽松的空间内进行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7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教学思考优化与整合学习激情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8
0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崛起，更是让媒体等传播方式发生很多变化。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更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很大的改变，让人们与外界联系变得更加方便，让人们在获取新信息变得更加便利。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受到新型媒体传播方式的影响，使得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型媒体传播方式结合的传统媒体的优点和新的科学技术，在整合资源时，利用了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媒体的共同点，从而与新型媒体形成互补，让其优势最大化的发挥出来，从而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融媒体最早是在美国提出来的，它是通过将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多功能的媒体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可以让媒体传播实现价值最大化，使其功能和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很大的提高，从而在媒体竞争当中，更具有媒体竞争力。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新闻编辑具备更大的压力，从而对其创新意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1创新广播新闻编辑的观念和意识
为了突破和培养广播新闻编辑者的创新意识，那么就必须要让他们对融媒体时代下的传播环境有所认识，还要认识传播对象的变化。在融媒体传播时代的背景下，广播新闻编辑者需要从听众出发，以满足听众的需求为目的，在策划、整合、编辑新闻的过程当中，要不断找寻听众的需求点，以便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听众的需求。与此同时，在打造广播品牌的过程当中，也应该加强其创新意识，因为对于广播竞争来说，品牌竞争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广播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而听众的需求也决定了广播新闻的形态和内容，为了能够让广播新闻与广告和经营等部门共同发展，就要以听众为本，一切都以听众的需求为出发点，从而提高广播新闻编辑的综合能力，让广播新闻实现可持续发展[1]。广播新闻编辑工作要求编辑者具有创新开发能力,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关系,这样才能使广播新闻编辑的各项工作得到发展。广播新闻编辑工作既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就注定了编辑者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可以说,创新是一切新闻工作的灵魂,当然也是广播新闻编辑者的灵魂。这也是一个平庸的编辑和一个优秀的编辑的本质区别。
2创新广播新闻编辑的内容
作为整个广播新闻编辑的基础和着力点，广播新闻编辑的内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选择广播新闻编辑的内容时，就需要对其加以创新。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为了让听众对广播新闻编辑的内容更加满意，就需要提高广播新闻编辑内容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广播新闻编辑者所找寻的新闻内容就要以满足听众的需求为主，从听众角度来对新闻内容进行考虑，所挖掘的新闻内容也必须接近听众的生活。随着现代化脚步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提速不少，人们所在乎的新闻内容不仅需要有高质量高品质，获取起来也需更加方便与快捷，所以，现代媒体广播新闻在传播新闻的过程当中，就要将新闻内容的信息化和知识化完美结合，从而使得听众获取信息更加快捷与便利，让现代媒体广播这种传播方式成为一种具有权威性的知识平台[2]。
3创新广播新闻编辑的形式和手段
融媒体时代是一种将传统广播传播方式和现代媒体传播方式相结合的媒体时代，这种媒体时代不仅融合了一些新型技术，还使得广播变得更加方便，易于观众收听，从而改变了广播传播方式的一些特征。对广播新闻编辑的形式和手段进行创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广播新闻编辑的综合竞争力。首先，通过对广播新闻内容特点的了解，就可以增加一些听众感兴趣的内容，让广播传播方式的声音传播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给观众造成一种比较深刻的、令人难忘的印象，增加一些互动情节，制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其次，根据广播传播方式中声音滞留时间短的特征，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内容，那么就可以进行反复播放，以便扩大新闻的传播范围，广播新闻编辑者也可以对这些重要的新闻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以便增加它的时效性，从而提高新闻内容的传播速度。最后，在对广播新闻内容进行编辑时，就需要对策划和编排广播新闻内容加以重视，以便提高听众对本节目的收听兴趣，从而让听众对本节目产生一种信任感[3]。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9
传播心理学是一门结合传播学与心理学的综合类学科，而其创立者正是因为看到了在众多传播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受众群体的心理具有可追寻性，从而建立了此门学科，也为如何准确地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了更好地利用传播心理学对目前社会中新闻传播环节的误读现象进行阐析，本文将首先介绍传播心理学的一些主要研究内容。
（一）研究传播活动对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整体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传播心理学看来，传播工作者在通过对传播心理学学科知识进行研究讨论之后，设计出能够切实引导大众心理发展的具有实质心理引导性质的活动节目。而这是因为在相关心理研究中表明，当人们接受到来自于外界具有暗示引导作用的信息时，人们的内心将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心理层面也会出现一些与传播者所预期设定相符的变化内容。总体上，整体传播活动对于人心理的影响是从行为、态度以及认知这三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心理学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将为传播工作者提供项目设计方向，使例如新闻消息等相关传播内容从影响人的行为、态度、认知来进一步影响人群的心理变化、发展。例如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国传统美德的新闻，那么在新闻的正确指引之下，这位观众可能会学着从生活行为做起，在自己的个人言行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德，而他的整体认知态度也将随之向其靠拢，从本质上逐渐成为一名坚守，并且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的社会公民。
（二）研究心理因素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相对地来说，传播心理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因素影响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研究心理因素对于传播活动影响的学科。由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于同一现象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往往是不同的，因而对于传播者来说，如何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特征来设计传播过程将对整个传播活动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电视节目的传播过程中，女性观众比较倾向于家庭伦理剧，而男性观众则更喜欢观看战争剧情，因而针对这一心理层面的不同特点，电视节目的编导可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节目设计。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群体心理因素的把握，传播者往往能够在传播活动正式开展之前就能估计到整体传播信息的主要接受群体以及其群体心理的主要特征。在实际新闻报道的环节中，考虑到各国民众的生活习性上的差异，新闻传播者也往往加以区别化报道，以生活习性迥异的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为例，有关新闻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报道时，其具体的报道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说，在对美国民众进行报道时，往往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而对中国民众则实施具有渐入性的指引性报告。这种新闻报告中的区别化对待就是对于传播心理学的一种典型应用，但是无论是在何种形式之下，新闻报道者都必须要保持其新闻内容的真实性，而不能作出具有过度修饰性的报道。
二、新闻误读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影响
由新闻误读而引起的对于社会民众的负面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而总结地说，新闻误读所造成的消极性影响主要体现于新闻接受者的认知层面、行为以及态度方面。首先，根据社会心理的观点，公众传播新闻将会对受众群体的认知层面造成心理暗示，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传播一定的新闻内容来指引民众的认知思维方式。在多数新闻播报工作的开展环节，可以说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特定的新闻事件使受众人群的心理认知产生其预计的变化。因而当新闻误读现象出现的时候，民众的认知心理往往也可能得到不正确方向的引导。例如在国际新闻的传播中，倘若国际上对于我国某一具体事件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新闻误读情况，那么将可能影响国际人民对于我国的认知情况。以事件为例，假如国家新闻报道中，世界人民对于事情的真相产生了读解偏差，那么将可能误以为是日本方面的国家土地资源，而我国则是在进行恶意的侵踏，而这些则都是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其次是新闻误读现象对于受众群体行为及态度方面的负面影响。以犯罪报道类新闻为例，部分青少年在心智尚未发育成熟阶段期，倘若其对于电视报纸中所报道的犯罪新闻进行了偏差性的解读，认为新闻报道中的犯罪人员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具有英雄气慨的英勇行为，那么这种误读现象将会造成青少年树立起不正确的价值观，并且也可能引起青少年盲目的行为模仿，可以说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就是由于其本人对于犯罪事件的错误理解所引起的。因而为了对青少年等群体树立起更高的社会价值观，新闻播报者必须要对其播报事件的真实性负责，并要阐明其新闻重点，避免不正当的表述措辞，以免引起青少年群体的误解。
三、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对新闻误读现象进行原因分析
（一）新闻信息中“噪音”过多
此处所说的新闻信息中的“噪音”，是指新闻传播者在就某一事件进行具体传播报道的过程中，添油加醋地附加了过多不必要性要素，而这些不必要因素即成为了新闻信息报道中的“噪音”。但是新闻工作者之所以进行这种额外添加行为，却也是由于社会大众方面所造成的原因。在目前的社会新闻传播过程中，研究者发现错误的信息有的时候反而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上进行分析，错误信息恰好能够使人们的不良情绪得到很好的发泄。例如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其所附加的照片内容可能与实际播报消息并不相符，是传播者为了加深受众者对于此条新闻内容的认识与印象而故意设定的，譬如在对城管殴打事件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事情的真相只是城管对于市民不法行为的严厉批评，但是相关新闻传播着为了更好地引起受众者共鸣，使该条新闻得到最大范围内的传播，可能会故意将新闻配图扭曲，使人们所接受的是一个残暴的城管与一个受难市民之间的故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民众对于城管的不良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发泄，但是这种本质上的报道失真却对构建良好的城管形象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二）新闻媒介之间缺乏统一性
随着媒体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新闻传播者所能利用的媒介类型是各种各样的，电视、报纸、电台以及网络都是常用的新闻传播媒介。根据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不同的媒介传播之下，受众者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反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熟悉与接收的新闻传播媒介已然倾向于网络媒体，而对于老一辈的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报纸新闻则是他们更为青睐的传播媒介。正是因为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认识不同，所以如果同一事件在各类媒介中得以报道之后，人们对于此事件的理解的分析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就小月月事件来说，在同一家庭中，年轻一辈从网络视频中得知该新闻事件之后，可能会将理解重点放在对于冷漠路人的批判，而老一辈则可能从报纸上得知新闻之后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于幼儿安全的保护问题中。从新闻播报的本质来看，新闻工作者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对于现实社会中日常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具有更为详细的了解，而各种各样的媒介更是为了拓宽受众范围而产生的。但是当各种新闻传播媒介之间的认知缺乏统一时，当同一事件对于不同人群的信息传播重点出现较大偏差时，新闻工作者往往难以达到最初的传播目的。
（三）受众群体的主观信念在作祟
尽管熟话说，流言止于智者，可是在现实的新闻传播环节中，当与实质新闻消息出现严重偏差的流言，在人与人之间得以广泛传播之后，却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制止，而难道这是因为目前社会中缺乏智者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新闻传播工作中受众群体出现认知偏差之后，即便新闻传播中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公开的纠正、澄清工作，但是由于民众作为个体其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网友及报纸浏览者在得知新闻事件之后，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得出其主观性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是难以再通过外界的信息更正发生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流言总是难以得到制止，甚至其传播者的态度总是信誓旦旦的原因。当一条新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时，每一个新闻转述者都会以坚信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进一步的新闻传播，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自我否定，他们始终以捍卫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传播。而这时这种来自于广大民众的主观信念在作祟，使得新闻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误读现象得以发生，甚至说这些误读现象都是部分新闻转播人员故意而为之的。
四、结语
新闻传播知识点篇10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