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1
“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是基于中国农村改革在行为主体和推进机制方面的特征。它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更多的是一种兼具实证性和象征性的政治话语建构。在这一话语建构和流行过程中，高层决策的信息来源，农村改革的实践选择，政治人物的地位变化，政治舆论的强势宣导，这些因素前后相继、相互作用、彼此强化。
农村改革；安徽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6）12-0010-03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这已经成为关于中国改革史叙述中的一个流行话语，遍见于党政文献、学术著述以及媒体文章之中。对于“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正不断受到其他省份农村改革材料的质疑，在实证意义上难以清晰界说。真正值得探讨、考辨的问题，或许在两个层面：一是为什么会产生农村改革发源地的话题，二是“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为什么会逐步成为流行而且强势的话语。
人们在叙述中国改革的时候，经常进行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划分。有趣的是，惟有在谈论农村改革的时候，才会突出强调改革从哪里开始，进而产生关于具体地点的争议，而在谈论城市改革的时候基本上不存在这一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不同的谈论问题的方式，答案或许可以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在行为主体、推进机制方面的差异上去找。
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早在粉碎“”之后，国家经委就开始运作企业改革。[1]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选择6家企业进行扩大自的改革试点。[2]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部门决定在京津沪三市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到1980年6月底，全国试点企业累计达6600多个。[3]
与此相反，作为农村改革初期最主要内容的家庭承包经营，则是由农民自下而上自发进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中明确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4]家庭承包经营在党和国家政策、体制层面上还是严禁的，因此，农民搞土地的家庭承包，实际是在突破禁令。但农民的实践也自下而上推动着党的认识和政策的转变，历经三四年的争议，家庭承包经营终于获得高层认可，并通过中央一号文件予以确认。
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其起始时间、地点和大致节点，自然比较分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改革。因此，关于城市改革从哪里开始，就不成为问题，更不会引起争议。
相形之下，农村改革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民自发、秘密地搞起来，后来逐步得到党和政府承认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农民什么时候开始，尤其是哪个地方的农民最先开始搞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则难以说得清楚。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农村改革起源地的争议正由此而起。
按一般的叙述，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秘密搞家庭承包经营，是在1978年底。其实在安徽，搞家庭承包经营，在时间上和小岗相仿甚至还要早的地方，也不乏其例。比如，1978年秋天，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在大旱灾胁迫下，就实行了包产到户。1978年10月底，安徽来安县十二里公社前郢大队农民也自发搞起“分田单干”。[5]
而在全国范围内，和安徽农民差不多同时搞家庭承包经营，甚至还早于安徽的地方，着实为数不少。比如，1978年贵州黔南州“5月底统计，发现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按产计酬的生产队共1886个，占生产队总数10.3%”[6]。广东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1978年进行包产到户试点。[7]山东的东明、曹县、高唐、夏津、莘县，在1978年就有开始搞包产到户的村庄。在安徽小岗农民决定大包干时，山东至少有几十个村已经包荒地到户了。[8]1979年3月26日，四川省委办公厅《情况反映》登载，丰都县有10%左右的生产队，有的公社有20%-3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9]各地类似的材料，不断被发现出来，反映了家庭承包经营的深刻历史动因和深厚民意基础。
第一，当时农民的类似行动很普遍。其实，自20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以来，农民自发或在当地政府默许下搞家庭承包经营，已经出现过多次起落，比较大的分别出现在1957、1959、1962年前后，均在政治批判的声浪中被“纠正”。但在整个集体化时期，一些地方一直秘密地搞着家庭承包经营。“”结束后，政治氛围趋于宽松，社会经济政策趋于务实，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过程中，各地又一次自发搞起家庭承包经营，又一次引发政策和意识形态争论。只不过，这一次家庭承包经营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最终获得中央的正式认可，并被构建为新时期党的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这种情形下，要从绝对时间上去比较究竟哪个地方农民搞得早，确实难以说得清楚。
第二，家庭承包经营这种形式也很平常。在中国千百年农业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将小规模家庭经营与较大规模的地产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10]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不断试图由家庭包（租）集体土地的做法，正与其有相通之处。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的确立，只是对一个古老事实的发现和肯定，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事实”。[11]因此，搞家庭承包经营，对于各地农民来说，算不得多么难的事情，这种耕作方式能否获得最高层的认可，报上“户口”，才是问题的关键。于是，在全国各地发现家庭承包经营不晚于安徽农民的材料，也就不足为奇。
质言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在实证上确实值得商榷。或许，它只是历史认知中的一个概而言之的说法，只是历史叙述中的一个典型选取的问题。由此，真正的问题就变成：安徽为什么会成为农村改革起源地的典型？
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中，叙述新时期农村改革开端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只说安徽，大多会兼及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地的情况。问题是，为什么在党政文献、媒体文章乃至大众印象中，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那么“深入人心”，近乎不言而喻呢？以下几个因素值得揭示。
（一）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较早被高层关注。虽然1978年前后，许多地方也悄悄在搞家庭承包经营。但发生不一定会被发现，更不一定会有影响。相比其他地方，安徽农民搞家庭承包经营比较早地通过多种信息渠道，为最高决策层所知悉关注，并成为高层决策的参考和依据之一。比如，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地方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表示：“我举双手赞成。”以后，万里又就这个问题同邓小平谈，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2]其后，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的情况时，举的正是安徽的例子，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13]邓小平引述安徽这两个地方的情况，无疑是对它们的支持，同时又无意中提高了它们的“知名度”。较早地为高层关注，并为中央领导人谈话所援引，自然使安徽的农村改革比其它地方有着更为“突出”的地位，从而较易让人形成安徽农村改革“率先”的印象。
（二）“大包干”的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在全国普及。家庭承包经营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种形式，农村改革之初，这两种形式是并存的。但在实践中，利益关系更直接、分配方式更简单的包干到户，亦即俗称之“大包干”，更受农民的欢迎，因而逐步覆盖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对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形式，人们基本上认定安徽凤阳的小岗是首创，起码是最典型的代表。早在1982年1月，万里就曾指出，“大包干从凤阳开始，现在遍及大半个中国，影响很大”。[14]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时明确说：“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15]农民的实践最终选择了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也成为新时期农村制度安排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极而言之，说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甚至说从小岗开始，确实不为过。
（三）与安徽一度齐名的省份淡出党政文献的相关叙述。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叙述农村改革时，一般是安徽、四川两省并提的。无论党政高层还是普通民众，也都有这样的认识。邓小平谈到农村改革初期情况时就曾指出：“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16]据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说：小平同志多次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安徽、四川等省开始的。[17]1988年4月，新华社的万里简介中，为了增加生动性，就曾写到：“万里10年前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以领导安徽省农民在全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而闻名。同时在四川省也实行了类似的改革。当时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18]由于特定的原因，80年代末之后，在党政文献和各类书刊中，就只说“要吃米，找万里”了。四川作为农村改革的起源地之一，在实证性的历史叙述中依然存在，但不再能像安徽那样，享有某种政治象征性地位。
（四）政治舆论宣导不断强化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和叙述逐步定型后，又不断得到政治舆论的强化。1998年9月，在农村改革20周年之际，前往安徽考察工作，并赴小岗。他说，改革开放“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农村改革又始于小岗村”。[19]2008年9月，在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也到了小岗。公开报道中未见他提到农村改革起于安徽的说法，但当时新华社报道稿中写道：“30年前，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20]2016年4月，到安徽调研，也到小岗并在此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他指出，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召开这个座谈会，具有特殊意义。[21]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赴安徽小岗，在这里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强调农村政策的稳定，推动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种政治舆论的宣导声中，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也不断得到强化，并流传得越来越广。
综上所述，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自有其一定的实证根据，但更多的还是一种兼具实证性和象征性的政治话语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高层的决策信息来源，农民的实践选择、政治人物的地位变化，以及政治舆论的强势宣导，这些因素既是前后相继的，更是相互作用、彼此强化的。
参考文献
[1]贺敏耀.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J].百年潮，2003（8）.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21.
[3][4]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Z].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243.81.
[5]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3.
[6][7][9]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69.310.379.
[8]李锦.大转折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60-61.
[10]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90.
[11]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备忘录（1）[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43.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2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的。至今已有42年了。这期间我国农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个历史时期。随着我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能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2年一贯制的农业税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主要反映在以下4个方面：
（一）立法时限过长
当时开征农业税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农村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税制的设计也是同建国初期农村农业合作化经济相适应的，并且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现行的农业税制在立法的意义上也就远离了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更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二）计税依据失衡
现行的农业税制，采用以亩计征、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鼓励农民增产增收。其计税依据是农业收入，即以粮食常年产量为计算标准。而常年产量都是在50年代或是60年代测算评定的，与目前实际的常年产量没有可比性。以吉林省和长春地区为例，吉林省的计税常年产量为每亩86斤，长春地区每亩105斤，而现在实际的产量每亩都在千斤以上，计税的常年产量远远低于实际产量。吉林省农业税平均税率确定为14.1％，而全省实际依率计征额仅占实际产量的1.98％；长春地区仅占1.83％。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使得税率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三）计税土地面积失准
计税土地面积是农业税计征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长期以来新开垦的耕地在减免期后没有及时纳入计税土地面积；同时，各种形式的占用耕地使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大量减少，也没有及时核减计税土地面积，造成有地无税和有税无地的现象较为普遍。
（四）税种交叉重叠
我国以往的农业税制改革，重点是农业特产税，原农林特产农业税、原产品税和原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合并，改为农业特产税。新的农业特产税出台后，其课税范围与农业税有交叉重叠现象。农业税条例征收范围包括从事农业特产品生产取得的收入。而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实施以后，对特产品收入实际上又是按照一个独立的税种进行课征，造成税种交叉、重复课征现象，有违税收的公平原则。
二、构建农业税制的原则与目标
要解决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的国情实际，重新构建农业税制，总体设计农业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是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二是我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近9亿是农民，并依靠土地生存和为国家提供粮食。三是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在农民手里，第二轮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第三轮、第四轮承包……四是我国加入wto，面临机遇与挑战。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一）农业税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调控与聚财的原则。
税收的基本职能是组织收入、调节经济、监督管理。农业税收同样具备上述职能。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调控与聚财相统一的原则。所谓调控，就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当前，一方面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需要充分发挥农业税收调节的职能，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时，农业税收入是我国县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长春市为例，农业税收入在农村各项税收收入中占74％以上，对巩固地方政权建设，维持政府运转，发展地方事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农业税收必须保持总体税负不变和地方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使农业税的聚财职能逐步增强。
2.适度减负的原则。
当前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是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而且也是我国农村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构建农业税制必须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坚持减负与适度相结合的原则。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减轻农民非税负担是根本目的，适度是衡量减负的尺码。农村税费改革通过对“三提”、“五统”进行“三取消”、“两调整”和“一改革”，使农业税税基扩大，农业税收增长，但农民总体负担要减轻20％或者更多。因此，既要考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又要兼顾县、乡级财政的承受能力，保证县、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履行职责和基层政权正常运转所必要的经费支出。既要考虑全国的统一要求，又要兼顾各地的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问题。一方面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向基层倾斜。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管理，量人为出，节约开支。
3.区域区别的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差异较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及区域优势、产品优势各有差异。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区域区别的原则。农业税制就全国而言应该是统一的，但要根据各地区的差异性，研究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4.简便效率的原则。
农业税收主要是在农村和面对农民。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简便与效率相一致的原则。设计税制要简便、易懂，为广大的农村纳税人创造纳税上的便利条件，力争做到计税简单、操作简便、农民易会易懂。同时，也要考虑降低税收成本，账、册、表统一规范，为不断提高农业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创造有利条件。
依据上述原则，新的农业悦制应充分体现农业税收聚财、调节的职能作用，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为目标。农业税制模式也要在近期内实现三个转变：（1）实现以评定常年产量作为计税依据向以纳税人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和农业产品产值作为计税依据转变；（2）实现农业税以实物征收、货币结算相结合的方式向全部以货币形式征收转变；（3）实现农业税征收由政府行为为主或是乡镇财政所、造成执法主体移位向依法治税和以税务机关征收、回归执法主体的方向转变。初步建立以占用土地和农业收益为课征对象的复合税制，最终实现以土地税和个人所得税替代农业税的税制格局。
（二）农业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
在近期农业税制改革的进程中，如果按照上述目标模式展开和实施。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将形成下列具体目标模式和基本特征。
1.建立以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相复合的税制。将现行的农业四税中以行为目的为课征对象的契税并入地方的工商税收。将耕地占用税取消，变为土地占用税，并设立两档以上的多级税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耕用土地，以低廉的地租每年征收土地占用税。非农业占用土地则以较高税负多级税率课征土地占用税。将现行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合并为农业收益税。对纳税人在完税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在销售环节征收农业收益税。
2.理顺国家、集体、个人分配机制。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应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保障。在减负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业税的税负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为农民创造和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断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建立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的目标机制。一是充分发挥农业税制调节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产业化的作用，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对全国和区域性的商品粮基地和主导农业产业的发展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有步骤地实施。这对十我国粮食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整个农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农业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
农业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是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进一步增强调节功能和聚财功能。为加快实现我国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系列化和农业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创造优良的税收环境。基于这一目标，要根据国际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对土地资源占有和使用者，课征土地税；同时，对农民的个人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最终实现取消农业税。
三、构建农业税制的途径与环境
（一）改革农业税制的途径选择
1.简化合并税种。
将现行契税并人工商税收；农业特产税由于其课税范围与农业税交叉，又是在农业税基础上派生的，可并入农业收益税；把耕地占用税改为土地占用税。使农业四税归并为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
2.合理确定税率。
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的税率确定，关系着农民负担的承受与地方财政的需求。要根据国家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有关政策，同时考虑地方财政的实际需求，从调节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出发，兼顾国家、地方和农民个人三者间利益关系，做到合理负担，取之有度，实际可行。
对农民承包和占用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每年征收一次低廉土地占用税。对非农业生产占用土地，采取高额分级的税率征收。在确定具体税率时，应充分考虑经济发达地区与老、少、边、穷地区的差别和土地使用价值。课征土地占用税额度以占现行农业税总额的60％－70％为宜。农业收益税可按若干档次税率征收，对生产销售五谷杂粮，采用低税率；对农特产品依不同品种设计多档次税率。农业收益税总额占现行农业税收总额的30％－40％为宜。采用上述复合税制后，对土地占用税实行当年征收，对农业收益税在销售环节征收，可以跨年度，极大地缓解了以往农业税征期的巨大压力。
3.减免税政策的界定。
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应继续保留社会减免和灾情减免的税收政策。要针对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科学合理地确定农业税收减免政策，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怀。
（二）改革农业税制的环境要求
1.改革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一是改地方财政“吃农业”为“扶农业”。消除和改善地方政府对农业只取不予的做法。目前，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已处于工业化初期并向工业化中期过渡，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时期应停止农业资源的净流出，逐步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多方面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其中，财政保护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加大投入，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保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的需要。二是改地方财政“收支统管”为“收支分离”。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全国的农业税征收管理没有规范，在全国相当一部分县级财政中，既管财政支出，又管农村税收，前者是财政的主要职能，后者是地方各自为政的行为。因而，在财政体制上要改革和规范农村税收管理，明确农村税收征管是地方税务机关的职能，体现“收支分离”，充分发挥财政和税务机关的各自功能。
2.改革和完善粮食流通管理体制。
粮食永远是同计民生之必须。就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仍然要对粮食等重要商品进行规范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的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相当突出，农民的市场风险比自然灾害风险还要大。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市场价格走低，粮食部门按保护价收购粮食难以做到顺价销售，粮库饱和，粮食积压，收购资金紧张，粮食消化和转化渠道受阻，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基于此，我国要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大力加强国家对粮食实施的主导收购，拓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渠道。要建立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化生产和乡镇一体化的经营，引导所在地农民，以及市场辐射作用所覆盖地区的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及时提供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农产品。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要做好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包括提供市场信息、优良种子、农用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服务等。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3
农村金融中介的变迁
从组织形式的规范性看，在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着正规、非正规两种金融中介。现有资料显示，农村的金融中介形式要比城市丰富得多，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1.正规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及其特征
我国正规农村金融中介以农村信用社为标志。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根据当时“两放、三统、一包”的财经管理体制，农村信用社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变为集体金融中介，实质上成为其的一部分，管理集体储蓄。后来，随着农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的逐步专业化，农信社转为农行的基层组织。直到1994年以前，农行是农村的唯一正规金融中介，一方面开展政策性金融业务，一方面吸纳农业储蓄为城市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专门经营从农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1996年，农信社与农行“脱钩”，恢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金融中介性质，而农业银行则收缩农村业务向城市进一步纵深。
上述农村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正规金融中介具有强外生性。农信社、农行和农发行的设立、合并、拆分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行为，更非农村经济主体——农户的自主性行为；二、正规金融中介的经营效率——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并未随组织形式变迁而发生质的提高。笔者（2004）在一项中发现转轨以来，除了金融中介行政化扩张的数目与农业绩效高度相关外，金融中介自身经营水平、人员素质以及市场化水平等效率因素与农业绩效基本不相关。
2.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形成与发展
非正规金融中介又称为民间金融中介。活跃在农村生活中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组织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合会。合会已有上千年，如今仍活跃在农户的生产生活里。合会按各地习俗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标会、拔会、轮会等，各会都有自己一套运行规则，同时又有合会的一般原则。合会作为金融中介，主要是融通资金，建立一种借贷联系。
钱庄。钱庄始于明清，起初经营货币汇兑业务，逐步开展起存贷业务。，钱庄小范围地存在于闽浙一带，又称为“钱背”、“钱中”。由于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私人公开挂牌经营金融业务，钱庄由“地上”转为“地下”，其活动能力似乎丝毫未受，倒是当地的税收减少了一大块。郭斌等（2003）一项研究表明，浙江温州地区的地下钱庄为当地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发挥了显著作用。然而，钱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模较小，由于信用问题引发金融纠纷，甚至暴力冲突等。
农业合作基金会（简称农金会）。农金会始建于1984年，是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成员遵从自愿互利、有偿使用原则，主要从事集体资金管理和融通活动，通过调节资金余缺，支持本地农户及乡镇发展生产。农金会强调互助性，不以盈利为目的，故不办理存贷款业务，会员筹资多用于短期、小额的农业生产活动性周转。
从上述不难看出，比之正规金融中介，非正规金融中介似乎更贴近农户的生产生活，更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那么，为什么非规范性、半公开性的民间金融中介如此生机盎然，而置正规金融中介于在农村难以施展的尴尬境地呢？似乎答案除了与前文已经提到外生性正规金融中介的自身问题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农户的金融需求，下文将给予详细的阐述。
农村的金融需求考察
本文认为，农村的金融需求，是以我国农村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户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运行的基础，其基本特征：农户及其行为，是经济单元与单元的统一以及生产和消费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户有了劳动自主权和收益权，农户从事的产业逐渐多元化和非农化，收入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成为农村发展和农业化的基础力量。
1.农户的经济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的同时，农户经济特征也区域化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农户是基本融入到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农户，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无论以粮食生产还是以其它农产品生产为主，都以通过市场，最大限度实现产品价值增值为目的（孔祥智，1999），因此，农户除了务农，还从事着加工、销售等下游产业。他们的主体要素是资金，除了运用自家的劳动力以外，还常常从外地雇佣人手帮农、帮工。
第二类农户指从经济或小商品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农户，大体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他们的主体要素是劳动力和少量资金，他们在做经济决策时，通常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两个因素：劳动力较多而资金较少的农户可能倾向于选择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外出打工；反之，资金充裕而劳动力较少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资金密集型的农或非农产业（黄宗智，2000）。
第三类农户即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以贫困地区农户为代表，其经济行为特征侧重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户收入主要是实物收入，现金收入很少（彭川西，2001）。他们的储蓄能力很低，而外部注入资金又很少，无法新增农用生产资料或改进投入品质量，农业生产一般维持在简单再生产水平上。
2.需求的特征
上述农户特征基本勾勒出了他们金融需求的特征。农户金融需求分为：融出资金需求与融入资金需求。前者比较简单，主要是储蓄；后者相对就复杂一些，尽管是借款，但却表现出许多值得关注的特点：
（1）从借款额度看，普遍比较小，但借款额度总体与各地农村经济水平呈正相关。借款额度小，是由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规模较小决定的，中西部地区农户借款额度大多在几百、几千元左右，东部地区农户借款则可达万元以上。
（2）从借款来源看，农户价款中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较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比重较大。根据央行的一个课题（温铁军，2000）显示，农户从民间金融中介处借贷比重约70%；正规金融中介贷款比重约25%左右。在正规金融中介中，农村信用社所占比重较大，但仍然不到农户借款总额的20%。
（3）从借款用途看，主要分为生活性贷款、生产性贷款和非正常贷款。在大多数地区，农户生活性贷款超过了生产性贷款。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活性借款需求呈递减趋势，生产性借款需求呈增长态势。这样的趋势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基本吻合。
（4）从借款方式看，农户希望采用较少或无抵押贷款方式。农户收入水平虽比改革前有所提高，但除住房（而且很多农户住房是祖辈留下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能抵押、变卖，否则会受到舆论谴责。）外，农户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很有限。这样农户就很难从一般商业化组织贷到款，往往会从当地合作性民间金融机构那里，凭人脉关系贷款。
（5）从借款程序看，农户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简便、灵活。由于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原因，农户往往难以应付复杂的贷款手续，加之，农户贷款需求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烦琐的手续经常会贻误时间。人民银行广东茂名支行抽样调查中发现，约有87%的农户不愿到正规金融中介组织贷款，是因为手续烦琐、耗时太多（刘为霖等，2001）。除此以外，农户借款还要考虑便利性等一些实际因素。
显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各种交易活动越活跃，金融需求也就越旺盛、越复杂，当外生性金融中介不能满足融资需求时，活跃的交易环境会内生出替代的安排。因此，农村经济活动越活跃的地方，正规金融中介之外的民间组织就越多、越发达。
通过上述农户金融需求特征的描述，我们就能清楚，农户的一般融资次序是：内部融资、熟人借贷，自发性融资合作组织（比如：合会，农金会）、民间私人金融中介（钱庄，典当）、正规金融中介（农信社，农发行，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中介体系的建立
上述表明，构建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中介，首先应考虑农户的金融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农村金融资源，更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以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
1.合作性金融中介
第一，鼓励引导如合会这样的金融中介公开化、规范化。这类组织规模不宜过大，以便于管理，加强联系，充分发扬互助合作传统。第二，突出农金会的民办性。恢复农民对农金会的自治性，让农民成为真正的负责人和受益人。鼓励农金会资金分流管理，一部分资金发挥互助作用，为成员提供优惠贷款，加强成员向心力；一部分资金发挥商业性作用，成立专门的投资性机构，以盈利为目标，增加成员福利。至于像钱庄这样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核查，可效仿台州商业银行，转变成名符其实的私人银行，纳入统一的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中。
2.政策性金融中介
政策性金融的唯一承担组织是国家农发行，这一点在转轨过程中必须明确。这意味着农发行提供的金融支持是完全意义的公共产品，是对农户的脱贫支持，而不是致富支持。这种支持直接面对农村及农户，提供基建资金，平抑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降低农民系统性风险。政策性金融的任务在西部广大农村比较艰巨，甚至要在西部农村金融上起主导作用。
3.商业性金融中介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4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财政法治;农业税法;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正文】
从2000年起,安徽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一年多来的试点实践表明,农村税费改革,既是农村中财政分配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提出了财政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新课题。为此,本文拟首先分析安徽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实际效果,进而分析农村税费改革提出的几个财政法方面的主要问题,并就此提出作者的一些初步思考。
一、安徽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内容与初步效果
2000年从安徽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是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首先,从经济方面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改革,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但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并无较大的实质性提高,因此,联产承包制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大体上全部得以释放,农业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程度大大降低。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进入了比较冷静的调整和十分激烈的竞争时期。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这种状况,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十分缓慢。例如,安徽省从1997年起,在农民人均收入已接近2000元的情况下,连续三年提出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000元的目标,但均未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直接制约着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城乡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二元化,农业劳动比较效益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这固然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充实了有生力量,但由于青壮年农民是农业发展最可宝贵力量,他们的大量离乡,不能不使农业发展的长期经验积累和农业生产力的实质性提高受到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拉动内需增长,从而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
其次,从政治方面看,自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先后经历了取消人民公社、撤区并乡、建立和完备村民委员会制度等多项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从总体上看,这些改革扩大了基层民主,推动了农村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但在相当一些地方,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远未配套,加之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和中央的指示执行,结果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乡镇机构人员众多,相当一部分不属于财政供给范围,完全靠增加农民负担来供养。二是一些基层干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和领导方式转变的要求,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负担问题上农民意见较大,在安徽和其他地方,都出现过农民大规模上访的事件,有些地方农村基层干群关系紧张。三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条条主管部门为了显示政绩,热衷于各种检查、达标和评比活动,如要求乡镇派出所办公用房必须达到若干平方米,或乡镇企业资产与销售额必须达到一定指标等等。在没有财力保证的情况下,只有靠增加农民负担来完成这些任务。屡禁不止的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之风,对不甚了解法律和政策的农民来说,危害尤烈。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据笔者的调查,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主观上也不希望增加农民负担,但对于上面交办的各项工作,却不得不努力完成。所有这些都表明,对农村的财政分配关系进行系统的改革,从源头上遏制农民负担加重的趋势,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安定和基层政权的建设。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安徽农村税费改革的实体内容可归纳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和一项改革。三个取消是取消乡统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政府性基金和集资(不含水费、电费等市场化收费的生产服务性收费),取消屠宰税。其中前两项改革前主要用于农村各项事业开支,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取消后统由财政供给。屠宰税过去实际上按人头收取,并不按实际是否有牲畜和是否屠宰,所以予以取消。一个逐步取消是逐步取消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过去两工每年约30个,主要用于兴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或公益性工程。考虑到尚有一些在建工程,故将分三年逐步取消,以后小型公益性工程将实行一事一议,由村民自主决定。两项调整一是适当调整农业税税率,从过去实际负担的土地常产的约3%调高到不超过7%,实际上是把一部分过去不规范的乡村征收改为按税收征管办法征收,以弥补财政对农村事业方面的支出。另一项调整是调整农业特产税,主要内容是不再实行生产和流通环节重复征税,并适当调整税率。一项改革是改革村提留的征收和使用办法,将过去的公益金和管理费改为农业税附加来征收,并且不超过农业税的20%,过去的公积金则改为由村民一事一议自主决定。
安徽农村经过2000年一年的改革,收到了一些较好的效果。一是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据测算,不考虑集资因素,2000年农民负担比上年减轻达20%以上。①二是农业分配关系比过去规范了,尤其是征管环节较过去统一和规范了。三是通过推行一事一议,促进了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四是推动了基层政府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财政、教育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五是改善了农村的干群关系。②但是,税费改革的初步进行,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一是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过去主要靠乡和村的三提五统作为经费来源,改革之后如何从财政支出方面予以保障,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定性、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二是干部供养与机构改革方面,由于历史形成的机构和人员包袱沉重,在税费改革之后,有些乡镇基层政权运作发生了经济保障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乡镇的经济改革和人员精简比中央和省一级难度大得多,不象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可以把相当一部分精简人员安排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或带薪读研究生。如何安排好乡镇机构的分流人员,是一个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课题。三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由于公积金改为一事一议,而村的规模比较小,通过这种方式,很难为一些农田水利工程筹集资金。③四是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公益金改为农业税附加,今后财政对这方面的支出保障机制也有待于完善。目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仍在进一步深入推进,期待着通过逐步探索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二、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与公民之间基本财产关系的法律定位
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之一,是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增加了农民负担,引起干群关系紧张。即使在城镇,三乱现象也一度成为公害。三乱现象屡禁不止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行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与公民尤其是农民的财产关系问题上,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财产关系的规定比较简单,仅在关于国家基本制度的第一章总纲的第十三条中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而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第二章中,并未规定公民享有私人财产所有权或财产权,仅在第五十六条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哪些国家机关有权向公民和农民征集收入,其形式、程序和条件如何,对违法的征集如何处罚和救济,本来应当是我国宪法和财政基本法的重要内容,但直到目前,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对国家机关来说,并不存在任何对其征集行为的法律约束。
我国宪法中对国家与公民之间财产关系规定的简单化,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其盈亏都由财政享受或负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因此国家与公民个人的财政关系问题,并没有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同时,除财政手段外,国家还可通过计划价格调整等来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财政关系变化对公民个人的影响不太直接和明显。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5
第一阶段大体是1978～1983年。主要标志是1980年中央发文推广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产承包，分田单干，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分田单干”，本质是把农民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自。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地解读为以劳动效率的提高换取粮食等农产品的增产，改革的制度收益是每亩净增250斤粮食（以粮食主产区为例，下同）。
第二阶段的大体是1983～1990年。主要标志是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本质是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农民“综合发展”——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加工业、建筑业、流通服务业）。这一次改革，顺应和保护了农民在乡村创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地解读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现金收入和资本，改革的制度收益是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村约1％的农民成为老板，约10％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
第三阶段大体是1990～1996年。主要标志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本质是把农民和农村各种资源从乡村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创业发展。这一次改革，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能力的农村老板和又敢闯敢冒的青年农民从农村解放了出来，让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在城乡异地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性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小城镇也呈现大发展之势。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就农村而言）是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8000亿元（每个农民工收入6000元）。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改什么？开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弊端，开放就是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总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突破口是经济体制改革，着力点是解放农民和扩大农民生产经营的权力。
第一步改革开放就是把农民从的桎酷中解放出来，给了农民组织农业生产的自和农产品的收益权。随之，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地释放出来，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绝大部分是自己的。随之，农民有了积累，有了购买能力，有了投资的冲动。农民购买力的扩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农民的积累，为农民创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原始资本。
第二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给农民在本乡本土发展乡镇企业的自。随之，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一个乡镇企业就像一艘大船，企业家就是船长，农民工就是船员，经过几年的发展，乡村的沟河港汊已满足不了他们扬帆启航、乘风破浪欲望了。
第三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给农民企业家以更大的发展领空间，给农民工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找就业的机会。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的流动，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
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过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公营退民营进”，是按照两根主线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放开对劳动力的束缚，过程为：束缚在制度里——放开到责任田里——放开到乡村社队里——放开到全国城乡。第二条主线是对农民开放经营领域，过程为：没有经营权——经营责任田——在社区范围内经营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行业经营（几大特殊行业除外）。
经历了上述三步，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局已定。经济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政治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应该是“官权退民权进”。农村政治改革开放在80年代与经济改革开放是基本同步的。
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的经营职能让渡给了农民。中央随之在1983年作出决定，撤销和生产大队，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至此，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消失了。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民间，1983年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国家给予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但是，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步伐停了下来，有的改革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和倒退，是直接导致了90年代农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负面作用
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分田单干，每亩增加粮食产量250斤。当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每亩上缴50～60斤粮食就可以了。农民得到了约200斤/亩的实惠，这是第二步经济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由于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1985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过的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如果加上国税和地税的人，超过了200人。1985年以前，乡镇党委政府的机关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人，到90年代，乡镇下面又设置了管理区，乡（镇）区的机关人员一般都在100人以上。80年代，村级民办小学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到后来全是公办教师了，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四个民办教师的总和，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实质上是教育特权垄断的结果。1985年以前，农村的征粮征税成本大约10％，到90年代中期，农村征税成本高达90％（农村税费现在已经不够发县乡干部的工资了）。
到1987年，农民每亩土地的负担需要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到1998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进入90年代，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此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中西部乡镇企业面临双重压力，加上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消费能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尽管1994、1995、1996三年粮食涨价，也没能扭转中西部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局面。到1997年，中西部地区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苛捐杂税。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滞后，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乡镇政府及其部门成为村民自治最大阻力，村民自治十几年几无进展，乡村矛盾尖锐、干群关系恶化。毫无疑问，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农村凋敝和各种矛盾交织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改革没有捷径可走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6
一、财政在农村综合改革中的重要位置
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最理想的做法是整体推进，根据事先拟定的改革系统方案，全面启动，各个部分之间互相促进，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现实的改革进程并非如此理想，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受实践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分步到位。我国农村改革走的也是一条渐进式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进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作用主要在于理顺了集体组织内部不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队内部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问题。但是，家庭承包制并没有解决好农户与集体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这一分配模式，曾经被作为家庭承包制的优点大加赞扬。然而正是这一分配模式为其后的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埋下了伏笔，成为农民负担加重的体制性根源。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讲，在劳动者的成果分配中，应该首先确保劳动者本人得到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必要产品，然后才把剩余产品在国家与雇主或地主之间进行分配，也才衍生出了税收、利润和地租等分配形式。如果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我国农村分配关系中去，就应该是“留够农民的，剩下才是国家与集体的”。而“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分配模式，恰恰颠倒了这一分配顺序，它先人为主地把农民在与国家及集体的博弈中，强制地置于一种弱势地位。究竟什么叫缴够?什么叫留足?它们在数量上如何把握?有没有一个制约机制?如果缴够和留足之后没有剩余，那么农民又如何生存?其后的实践恰恰证明了这种担忧，证明了这种分配模式的不合理。众多的不合理的税费都假国家和集体之名，在缴够和留足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强加到农民身上，甚至出现剩余产品侵犯必要产品的情况，农民不堪重负。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真正贯彻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反而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下放，农村乡镇及村级组织的管理费用，只能向农民征收。农民负担过重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障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意在减轻农民负担。从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践来看，它曾经在短期内和较小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并没有消除农民负担加重的体制根源，也没有构建起减轻农民负担的动态长效机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扬汤止沸，而非抽薪止沸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理顺农民与国家、集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从官方对这场税费改革的定性就可以看出，认为它是费改税.即把对农民征收的收入从费这种不规范、不稳定的形式改变为税收这种规范而强制、从而有保证的收入形式，许多地方的改革方案就是按照这种理解来设计的。其结果，农民负担并没有多大的减轻，反而更有利于乡镇及村干部理直气壮地向农民征收税费，难怪这种改革方案并没有博得农民的拥护，反而得到了乡镇村干部的赞成。
其实，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在于家庭承包制后农民与国家、集体之间的分配关系不合理，它是从上世纪50年代国家推行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中对农民实行“多取、少予”分配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必然结果。由于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农民不仅要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积累，即国家财政无节制地向农民“多取”，而且农民不能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产品服务，国家财政不能向农民“多予”，功能缺位，而由农民自己承担这些公共产品费用，即“三提五统”和“两工”费用。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不改变这种城乡差别的经济体制，特别是不改变“多取、少予”的财政体制，农民负担就很难减轻。而这场农村税费改革并没有改变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分配关系，而只是改变这种分配关系的具体形式，甚至更便利于国家与集体从农民手中敛取财富，因而也就更不合理。
正是由于这种指导思想的偏差，注定了这场税费改革的作川必然极其有限，在经过长期的博弈与拉锯战后，农民负担并未明显减轻。在许多地方，按下葫芦起来瓢，农民负担减轻了，但是农村公共产品却缺乏费川，供应严重不足，例如教师发不出工资，甚至乡镇干部发不出工资；农村道路、水利设施无钱修建；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丁作也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事业更是缺乏资金，无法启动。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财政在“三农”方面的严重缺位，正是由于公共财政之光不能普照“三农”，才造成了农民负担的加重及其他一系列问题，而治理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财政要在“三农”方面到位，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十六大后，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上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治理“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强调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落实“重中之重”的具体政策，便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体现在财政丁作中，便是要把长期以来向“三农”的“多取、少予”政策改变为“多予、少取”政策。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三提五统”、“两工”后，又实行了“三补”等支农惠农政策。在农村改革中，改变了以往的单项突进策略，而实行综合改革，包括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土地征川制度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等内容。通过农村综合改革，真正建立起一套城乡统筹的新制度，逐步实现从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农村综合改革中，会涉及到众多利益关系的整合与重建，而财政无疑处于各种利益关系的中枢及矛盾的焦点，因为财政是国家参与农村剩余产品分配及统筹城乡利益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农村综合改革必然会调整国家与集体及农民的利益关系，也会调整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财政关系能否理顺。关系到农村综合改革的成效。
二、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
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是基于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界定，而财政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经济手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履行社会管理职责，向居民提供市场不能有效供给的公共产品，而对于那些可以由市场提供的竞争性产品，政府应尽量不要涉足。我国长期沿袭下来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财政体制，其主要弊病一是在于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经济建议支出挤占了公共产品支出，职能严重错位；二是实行城乡差异，城镇居民可以享受较多的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教育、道路、交通、社会保障等，而农民则不能平等享受这些公共产品，农村中的公共产品要由农民自己掏钱供给，于是演变为农民负担，在农民无力承担的情况下.其公共产品供应就严重不足，表现为农村教育水平低下，辍学儿童增多；农村医疗、养老、最低生活费用、失业等社会保障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农村道路建设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农村文化事业落后，农民精神生活贫乏，等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制约着农村乃至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在农村综合改革与新农村建设巾，必须解决上述问题。为此，就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这一工作的核心内容。在于要让公共财政之光普照城乡，给农民以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让他们平等享受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把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少予”变为“多予”。具体地说，凡是城镇居民可以免费享受的公共产品，农民也应该享受；凡是城镇居民不承担的公共产品费川，农民也不应该承担。尽管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确立这个目标，然后积极创造条件，向这个目标迈进。这种平等待遇不仅是我国《宪法》等国家根本大法赋予农民的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对农民过去几十年中对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的补偿，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体现。一讲到这个问题，总会有人以国家财力有限为由而否定，如同当年他们对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否定一样。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并非国家财力不能为也，而是某些利益集团不愿为也。它的实质是对不同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与矫正，而上述观点正是那些在调整中利益相对受损的某些利益集团的博弈与代言，并非不偏不倚。为了建设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就必须调整现有财政资源的配置格局，优化其支出结构，除了大力压缩财政川于经济建设方而的支出，让市场履行这一职能之外，还应该痛下决心，压缩财政中用于公车、吃喝、出国旅游这几方面广为社会关注和诟病的支出。据大致测算，口前这三项支出达7000亿元以上，如此大的财政漏洞，如果任其存在和扩大，不仅会造成严重的腐败，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而且会成为吞噬财政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无底黑洞，再多的财政资源，也会被它消耗殆尽，从而成为建设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障碍。此外，还应该减少乃至杜绝城市化建设巾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城市化中，我国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浪费现象，例如花费巨额财政资金建设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城市巾的道路过宽，绿地与广场过大，大批基础设施标准过高，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还有大量的乱拆乱炸，使大批建筑物提前报废。所有这些，造成的资金浪费起码在数万亿元以上。如果能够克服这些浪费现象，必然会为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持。可见，在日前的财力范围内，其支持“三农”的空间和弹性还很大，可以有很大作为。
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市，在构建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其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苏州市不仅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而且成功地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对接，目前，苏州市农村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学保障、就业保障、失业保障、农业保险、创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到2006年底，全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参保率、老年农民社会养老补贴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96%，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人口覆盖率超过96%。目前人均医疗保障基金达到145元，最高大病医疗补偿达到20万元。2006年，全市农村累计发放老年农民养老资金7.7亿元，全市共有4.9万个困难农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资金6013万元，农民获得村集体以外各项救助、补贴1.56亿元，全市农村低保实现应保尽保，低保标准自然调整机制基本形成，目前为每月200元。此外。苏卅农村的道路交通、自来水、有线电视等文化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展。苏州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当然首先得益于其雄厚的经济与财政实力，但是领导重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要我们真正确立起让农民平等共享发展成果的指导思想，财力问题并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的税制走势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我国城乡税制并不统一。农村中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为主，杂以“三提五统”、“两工”等负担形式，而在工业与城市中，则实行以增值税、流转税、所得税等为主的另一套税制。2004年以来，我国调整了农村税费改革思路，由此前的“费改税”变为取消上述各种税费，到2006年，这一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有人认为，应该统一城乡税制，在农业与农村、农民中也推行增值税与取得税等税种。
统一城乡税制的观点从表面来看，是客观公正、一视同仁的，但是实际上并不合理，也不可行，起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暂缓实行。其理由在于：第一，农业作为一个同时承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弱质产业，应该得到同家的特殊支持与优惠政策，包括有别于其他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特别是在我国，几十年来，农业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数万亿元的资金积累，严重失血，基础不稳，频繁波动，同时还要承担为13亿人口提供食物的巨大任务，理应得到围家的重点支持。为了支持农业发展，在财政上除了实现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粮食直补等“多予”政策之外.同时还应该实行免税等“少取”政策，以让农民休养生息，逐步恢复其“造血”功能，从而夯实农业基础。如果在统一城乡税制的名义下改换名目。向农业征收其他税收，等于农业税费改革前功尽弃，农民负担势必反弹，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第二，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2006年达到3.28：1，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仪3500多元，每月不到300元，而按照新修订后的所得税法，其起征点为月收入1600元以上，农民远远没有达到起征点。向他们征收所得税根本无从谈起。当然，在农民内部，也有巨大的收入差距，有少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收入远远超过所得税起征点，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大部分工作、居住在城市，已经在所在地缴纳了所得税，而不用再在户籍所在地重复纳税。所以，起码在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达到全面小康社会之前，不宜向农民征收所得税。重要的问题仍然在于如何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从而为今后培植税源。
四、各级财政关系的重建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所建立起来的分级财政关系，并没有真正体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由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导致地方财政，特别是乡镇财政捉襟见肘，财力严重不足，不仪演变为农民负担，而且相当一部分乡镇政府负债管理。在农村综合改革中，为了巩固免除农民税费的改革成果，就必须依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合理的各级财政关系。
首先，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层次。我围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共有5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乡（镇）。从其实践效果来看，明显层次过多，这不仅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而且造成行政机构膨胀臃肿，人员过多，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行政机构改革都因为未能触及这个问题而收效甚微。因此，必须依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大幅度压缩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相应减少行政层次，以降低行政管理费用。减轻财政负担。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方案，目前正在讨论之中，例如有人主张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行政体制，而取掉市、乡（镇）两级行政机构，或者将其作为省、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力，实行省管县或乡（镇）财县管体制。从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的改革实践来看，实行省管县体制是完全可行的，不仅有利于增强县级政府的自，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而且可以精简行政机构，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而乡（镇）政府除了大幅度撤并之外，同时大幅度精简其部门设置及人数。例如在2007年8月推出的《苏州市乡镇机构改革实施工作指导意见》中就规定，10万人以下的乡镇机关设立3个综合办公室和2个所，不要求与上级行政部门一一对应。10万人以上的乡镇机关经批准可以适当增设综合办公室。对镇管事业单位除国土管理所、水利管理服务所和动物防疫站外，其它的归并成5个以内（不含学校及卫生院）。10万人以上的乡镇事业单位最多不超过7个。各镇行政编制在2001年核定的总数上精简10%，事业编制在2001年前的基础上总数精简44%。乡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职数一般控制在7～9名，其中包括党委书记1名，副书记2名，乡镇长1名，副乡镇长3～4名，三套机构之间领导职务可以兼任。对编外人员，要进行清退。通过上述措施，真正使乡镇政府消肿，减轻财政负担。
其次，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各级财政合理分工。农村公共产品量大面广，性质不同，有些属于纯公共产品。有些则属于准公共产品；有些属于全社会性公共产品，有些则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不同，应该由不同层次的财政进行分工，各司其职。一般说来，属于中央、省级财政负担的农村公共产品有：义务教育费用、民兵训练费用、社会治安费用、计划生育费用、跨地区的环境保护费用以及跨地区的道路交通、防洪排涝抗旱等基本建设费用，还有覆盖全国或全省的文化事业，社会保障费用等。而属于省级以下地方财政负担的是容易区分受益与责任边界的农村公共产品，例如本地区内部的道路支线，为地区发展服务的专门性教育，农村自来水建设，地方性文化事业建设，高于全省或全国标准的社会保障部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防洪排捞抗旱等水利设施建设等。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7
当前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所进行的争论,其焦点在于合作制在我国农村到底具备不具备生存条件?如果具备,那么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如何规范和发展?如果不具备,那么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形式应该是什么?实际上,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个事实本身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合作制这种金融组织形式在我国农村确实存在着客观需求。然而,围绕合作制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且至今尚未得出明确结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合作制是否存在客观需求,不一定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可能是需要进一步认清现阶段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作出新的选择。
一、合作制问题为什么会争论不休?
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的原则,所以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龚方乐,2000)。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些原则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是行不通的,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谢平,2001)。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放弃合作制的观点。
根据合作金融理论,合作制原则包括以下一些要点:(1)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民主管理;(2)对所有人平等开放;(3)不以盈利为目的;(4)不负债经营以保护会员利益等(史纪良,2000)。如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那么,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确是非常不规范的。但是,在不同时期导致不规范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具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环境,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过是为打击农村高利贷而设立的、为农民发放口粮和基本生活(医病)贷款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事实上,当时不但缺乏实行合作制原则的主观意愿,也不具备实行合作制原则的客观条件。所以,对这个时期里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然而,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基本上还是作为政府机构而不是市场经济主体来办,仍然相当缺乏经营自主权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所以一直由(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管理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也主要是表现为数量型的扩张,其性质和经营仍然主要受到行政体制的影响。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和社会信用环境的初步改善,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在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方向是必须办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银行的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按照合作制原则来办的观点也日益成为主流观点。并且,合作的某些原则,如合作社“由社员人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等,已经写入了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之中。但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进程必然会受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的制约,即在国有商业银行尚未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前,很难想像合作社原则会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另一方面,社会信用环境还相当不尽如人意,按合作制原则经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客观条件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在这个时期里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尽管已经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却还难以有效实施。
再次,从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进入了一个以注重规范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这一特征在金融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系列整顿金融机构,规范金融秩序的措施陆续出台;无论在城市金融领域还是在农村金融领域都相继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破产、关闭、兼并、重组等案例。这些案例,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原来早以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并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是早晚都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对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趋向规范和改善社会信用环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金融机构行为规范化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所以,从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合作制问题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而且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以至于可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实行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如何实行的问题了。
如此看来,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各有短长。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始终看到合作制原则在我国农村存在着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这种客观需要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和体制条件的演变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是否具有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也是实行条件之一,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个实行条件,再强烈的客观需要也难以转变为现实。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则正确地指出,几十年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远离合作制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按照合作制原则去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而只要缺少这个主观意愿,不但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就是在客观条件具备时,合作制原则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但是,正像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一样,主观意愿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当客观条件已经变化之后,主观意愿的变化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正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这一点。由于这两种观点各有短长,所以虽然争论不休,却很难有实际结果,而事物的实际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
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特征
经过2o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都有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在城市经济领域有明显体现,而且在农村经济领域也有明显体现。一是由于各地区经济的普遍发展,国民经济总量水平显着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从数量型扩张向效益型提高转变。这种转变对经济体制也提出了相应的客观要求,促成其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二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明显趋于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多元化是指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经济组织类型、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都已稳定地占有相当的比例,且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一特点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多层次化是指在全国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特点在农村经济领域体现的尤为突出,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对经济组织结构也提出了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客观要求,并促成了经济组织结构向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方向转变。三是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经济体制进一步呈现市场化。现阶段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加以规范。削除不公平竞争,整顿不规范市场秩序,不仅成为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且也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特点集中表现为各经济主体的市场风险意识普遍得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普遍得到提高。而市场风险意识的增强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现阶段的上述特征在金融领域也得到明显体现。一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金融总量也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业务的发展也呈现出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二是金融机构也明显多元化,这不仅表现为金融组织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表现为金融市场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业务量在金融市场业务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三是金融体制也进一步市场化。金融作为高风险行业,在过去一些年里吃了更多不公平竞争、不规范市场秩序的苦头,因而也形成了更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规范竞争要求,这为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竞争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特征对农村金融改革的要求可以概括为:通过多元化和规范竞争促进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受单一化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总是想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对农村金融改革思路的设计。如前所述,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主张按合作制原则来办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点上是无可非议的,但似乎把合作制原则绝对化了,以为仅靠这一种办法便能解决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所有或主要问题。再如前所述,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分析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规范的历史原因方面是十分深刻的,但却因此否定合作制原则今后仍然可以得到贯彻执行,这就像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过去不规范而得出今后必然不能规范的结论一样显得缺乏内在逻辑的~致性;而且用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单一化思路来取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流露出受传统思维模式影响的痕迹。说到底,像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农村金融改革思路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主观设计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农村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从而按照或适应这种客观需要去设计。在农村经济金融已经并且还将更加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特征的今天,我们需要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8
关键词：农村经济改革；深化；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4）-01-18-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过去的式的经济体制变成了家庭承包经营的经济体制，使农民的劳动成果与自己的所得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的收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2004年以后，国家对农村实行了“两税减免、三项补贴”的政策，统称为“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种地的收入大大提高。据有关部门测算，此项改革给农民直接增加收入是人均100多元，再一次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此次“农村税费改革”又一次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两次改革，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还有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地方：土地使用制度束缚着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每个家庭几亩到十几亩地，三十年不变，不利于土地向种田大户和种田能手集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政企不分，不伦不类，每况愈下；农民与城镇居民有许多不平等的地方，村集体经济组织担负着许多公益性支出，如环境建设、道路建设、文化教育、乡镇政府管理等方面的摊派支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应从如下三方面进行，使农村经济再一次产生历史性的飞跃。
1调整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
目前农村普遍实行了“三十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政策，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的规模经营，限制了农业的机械化的发展，现代化的实现步伐。应对农村土地等资产的使用权制度进行改革，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农村土地国有制，允许农村土地等资产参预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土地的使用权自由流通，只有这样才能使土地向种田大户和种田能手集中，才能出现家庭农场或较大规模的私有农场，使土地实行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和现代化的管理，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制
集体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全体集体成员所有的经济体制。目前我国农村管理体制是村级有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党支部是上级党组织在村级设立的一个管理党员的机构；村民委员会是村级群众性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全体村集体成员组成的经济实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是村级最高权力机构，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时由村民委员会代为管理。目前，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出现了很多空壳村、资不抵债村。
3完善惠农政策
惠农政策是指政府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给予的政策倾斜和优惠。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也需进一步完善。目前国家惠农补贴工作行政成本高，工作量大。不论是对种粮大户还是对分散的种粮农民，发放惠农补贴存在环节多、手续繁琐等问题。就单个补贴项目而言，由于补贴标准偏低，资金量小，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为此，建议对补贴资金进行整合，减少审批程序，并尽可能集中统一发放。如将分属于社保和计生部门的两个补贴系统统一纳入“一本通”系统，减少行政成本。同时，将各项惠农补贴进行梳理、整合，统一交由基层财政部门为农民发放，以此真正方便农民。
要对“惠农政策”进一步完善，一是要国家对农民该免的免，该补的补。二是要将这些补贴集中起来用于农村的公益性事业或者是劳动保障等方面，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如农田水利建设、村屯道路建设，特别要高度重视对农村环境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投入。四是要逐步在农村建立城镇化管理模式，村民委员会要像居民委员会一样管理，管理的费用由国家负担，农民要像居民一样享受劳动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逐步取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实现共同奔小康的目标。
4结语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9
一、合作制问题为什么会争论不休？
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的原则，所以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龚方乐，2000）。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些原则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是行不通的，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谢平，2001）。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放弃合作制的观点。
根据合作金融理论，合作制原则包括以下一些要点：（1）实行一人一票制的**管理；（2）对所有人平等开放；（3）不以盈利为目的；（4）不负债经营以保护会员利益等（史纪良，2000）。如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那么，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确是非常不规范的。但是，在不同时期导致不规范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具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环境，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过是为打击农村高利贷而设立的、为农民发放口粮和基本生活（医病）贷款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事实上，当时不但缺乏实行合作制原则的主观意愿，也不具备实行合作制原则的客观条件。所以，对这个时期里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然而，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基本上还是作为政府机构而不是市场经济主体来办，仍然相当缺乏经营自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所以一直由（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管理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也主要是表现为数量型的扩张，其性质和经营仍然主要受到行政体制的影响。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和社会信用环境的初步改善，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在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方向是必须办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银行的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按照合作制原则来办的观点也日益成为主流观点。并且，合作的某些原则，如合作社“由社员人股组成，实行社员**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等，已经写入了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之中。但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进程必然会受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的制约，即在国有商业银行尚未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前，很难想像合作社原则会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另一方面，社会信用环境还相当不尽如人意，按合作制原则经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客观条件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在这个时期里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尽管已经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却还难以有效实施。
再次，从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进入了一个以注重规范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这一特征在金融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系列整顿金融机构，规范金融秩序的措施陆续出台；无论在城市金融领域还是在农村金融领域都相继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破产、关闭、兼并、重组等案例。这些案例，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原来早以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并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是早晚都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对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趋向规范和改善社会信用环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金融机构行为规范化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所以，从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合作制问题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而且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以至于可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实行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如何实行的问题了。
如此看来，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各有短长。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始终看到合作制原则在我国农村存在着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这种客观需要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和体制条件的演变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是否具有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也是实行条件之一，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个实行条件，再强烈的客观需要也难以转变为现实。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则正确地指出，几十年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远离合作制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按照合作制原则去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而只要缺少这个主观意愿，不但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就是在客观条件具备时，合作制原则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但是，正像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一样，主观意愿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当客观条件已经变化之后，主观意愿的变化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正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这一点。由于这两种观点各有短长，所以虽然争论不休，却很难有实际结果，而事物的实际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
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特征
经过2o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都有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在城市经济领域有明显体现，而且在农村经济领域也有明显体现。一是由于各地区经济的普遍发展，国民经济总量水平显著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从数量型扩张向效益型提高转变。这种转变对经济体制也提出了相应的客观要求，促成其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二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明显趋于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多元化是指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经济组织类型、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都已稳定地占有相当的比例，且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一特点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多层次化是指在全国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特点在农村经济领域体现的尤为突出，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对经济组织结构也提出了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客观要求，并促成了经济组织结构向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方向转变。三是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经济体制进一步呈现市场化。现阶段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加以规范。削除不公平竞争，整顿不规范市场秩序，不仅成为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且也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特点集中表现为各经济主体的市场风险意识普遍得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普遍得到提高。而市场风险意识的增强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现阶段的上述特征在金融领域也得到明显体现。一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金融总量也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业务的发展也呈现出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二是金融机构也明显多元化，这不仅表现为金融组织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表现为金融市场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业务量在金融市场业务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三是金融体制也进一步市场化。金融作为高风险行业，在过去一些年里吃了更多不公平竞争、不规范市场秩序的苦头，因而也形成了更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规范竞争要求，这为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竞争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特征对农村金融改革的要求可以概括为：通过多元化和规范竞争促进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受单一化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总是想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对农村金融改革思路的设计。如前所述，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主张按合作制原则来办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点上是无可非议的，但似乎把合作制原则绝对化了，以为仅靠这一种办法便能解决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所有或主要问题。再如前所述，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分析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规范的历史原因方面是十分深刻的，但却因此否定合作制原则今后仍然可以得到贯彻执行，这就像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过去不规范而得出今后必然不能规范的结论一样显得缺乏内在逻辑的～致性；而且用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单一化思路来取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流露出受传统思维模式影响的痕迹。说到底，像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农村金融改革思路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主观设计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农村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从而按照或适应这种客观需要去设计。在农村经济金融已经并且还将更加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特征的今天，我们需要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三、转换思路，推动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什么要提出农村金融改革转换思路，为什么要提出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要从目前正在试点的以县为单位的农村信用联社一级法人说起。去年曾经提出过两种农村金融改革方案，一种是把农村信用联社改造为由农业银行控股的农村合作银行；一种是取消各个独立的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以县为单位组建只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联社。后来在江苏开展了以组建县农村信用联社一级法人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这项工作计划于今年内结束。届时有可能允许各地农村信用联社依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或者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或者组建一级法人的县农村信用联社。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条件较差，距离组建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的差距较大，因此自愿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数量不会很多。即使在东南沿海经济金融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会因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要求高、经营约束严而缺乏自愿性。我们曾在宁波市9家县级农村信用联社（包括已于3年前完成了一级法人组建的鄞县联社）搞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家条件有一定差距的联社自愿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以外，其余8家（既有具备条件的，也有暂不具备条件的）都不愿意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而只愿意改组为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县农信联社从主客观两方面都难以适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造要求。如果可以另作选择的话，不少县农信联社愿意选择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指望利用这种变通体制，既可以享受到股份制扩充资本金等方面的好处，又可以免受股份制治理结构对经营者的约束。由此看来，在目前情况下实际选择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远远多于农村合作银行。
那么，对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这种改革方案到底应如何看待呢？第一，这种方案不失为从实际出发的一种现实选择。但是，也不能不同时看到，这种方案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而且过渡期越短越好），而不宜作为一种长期性制度安排。因为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不是一种规范的金融企业组织形式，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相比，它既没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也缺乏有效的内控机制，极易受到来自外部的行政干预而演变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第二，从宏观管理角度选择这种方案的一个主要考虑恐怕在于，通过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人组织扩大，达到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纳人到可控范围的目的。因为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庞大，且有国家信用作担保，其系统性风险基本上处于可控范围。而农村信用合作社各自为政，不成系统，其系统性风险没有国家担保，也超出地方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采取某种方式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纳入可控范围。但是，这可能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值。以前通过扩**人组织以降低金融风险的尝试（如海南发展银行兼并18家城市信用社）没有成功的先例；已有的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试点经验也表明，除非政府拿钱（如江苏），否则即使扩大了法人组织，县农信联社的风险也不会得到降低或有效控制（如三年前已实行了一级法人的宁波市勤县农信联社）。而如果政府有足够的钱的话，那么与其扶植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如扶植长期性制度安排。第三，这种方案即使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在选择时也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要同时作出长期性制度安排。不但要明确长期性制度安排是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演变方向，而且要鼓励并创造条件让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够同时生长。否则，过渡性制度安排将失去过渡的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需要从以单一模式为主转变为以多元化模式为主，从以过渡性制度安排为主转变为以长期性制度安排为主。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既然在现阶段经济金融发展条件下，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或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都不宜作出单一性的制度安排，那么，就应该允许（可以是逐步允许）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形式在农村同时生存和发展，以满足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目前，这些适宜在农村经营和发展的金融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原有的农村信用联社（独立法人的和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等；还应包括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制的农村合作银行（可以由农业银行控股，也可以不由农业银行控股）、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对原有的、以承担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外资和合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等；以及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租赁公司的分支机构或网点等。
然而，允许多种金融组织形式在农村金融领域共同生存、竞争和发展，并非单纯出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的考虑，更重要、更长远的考虑在于把农村金融领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和长期性制度安排结合起来，并且更突出地强调长期性制度安排。所以，除了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这种过渡性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之外，其它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包括政策性农村金融组织形式）都要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格外强调规范化。只有农村金融组织（从治理结构到内控制度）按规范化的要求进行组建或改组，其经营行为才能够规范，才能逐步形成规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农村金融风险。不同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其规范化的要求有所不同，但结合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种形式的规范化。
合作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制原则前面已经列举过。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不规范．主要是没有按照这些原则来办，而是按照国有商业银行的模式在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再继续这样办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应该明确，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社区化的、互（非盈利性）的、数额有限的金融服务。那些技术要求高、数额大、盈利性的金融服务应该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去承担。因此，目前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都应该按照一人一票、**管理、合作互助、非盈利性、社区化服务等原则逐步进行规范化改造。在欧、美那些经济金融条件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互的信用合作金融组织至今仍大量存在的事实表明，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无论在经济金融条件较不发达地区，还是较发达地区都有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此，还需解决的另一个认识障碍是，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规模小并不是导致金融风险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力的原因，而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不规范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通过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才是解决当前农村信用社风险真正有效的途径。
股份制的农村合作银行。目前，我国农村还没有股份制的农村合作银行。但是，如果允许组建的话，也不要只允许（或者说最好不要）组建由农业银行控股的农村合作银行，而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和鼓励组建向社会募股的农村合作银行。理由很简单，农业银行自身离规范的股份制要求的商业银行标准还差得很远，还面临着很繁重的规范化改造任务，显然，在这样的过程中由农业银行控股不利于农村合作银行的规范化组建和发展。如果农村合作银行从一开始组建就不能走上一条规范化的发展之路，那还不如不组建，以避免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向社会募股的农村合作银行，不但对银行治理结构和银行管理制度的内部要求高，而且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的外部要求也高，因此会相应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但如果不能坚持按照规范化的要求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话，从长远看，则必将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10
当前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所进行的争论，其焦点在于合作制在我国农村到底具备不具备生存条件？如果具备，那么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如何规范和发展？如果不具备，那么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形式应该是什么？实际上，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个事实本身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合作制这种金融组织形式在我国农村确实存在着客观需求。然而，围绕合作制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且至今尚未得出明确结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合作制是否存在客观需求，不一定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可能是需要进一步认清现阶段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作出新的选择。
一、合作制问题为什么会争论不休？
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的原则，所以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龚方乐，2000）。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些原则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是行不通的，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谢平，2001）。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放弃合作制的观点。
根据合作金融理论，合作制原则包括以下一些要点：（1）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民主管理；（2）对所有人平等开放；（3）不以盈利为目的；（4）不负债经营以保护会员利益等（史纪良，2000）。如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那么，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确是非常不规范的。但是，在不同时期导致不规范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具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环境，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过是为打击农村高利贷而设立的、为农民发放口粮和基本生活（医病）贷款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事实上，当时不但缺乏实行合作制原则的主观意愿，也不具备实行合作制原则的客观条件。所以，对这个时期里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然而，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基本上还是作为政府机构而不是市场经济主体来办，仍然相当缺乏经营自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所以一直由（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管理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也主要是表现为数量型的扩张，其性质和经营仍然主要受到行政体制的影响。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和社会信用环境的初步改善，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在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方向是必须办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银行的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按照合作制原则来办的观点也日益成为主流观点。并且，合作的某些原则，如合作社“由社员人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等，已经写入了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之中。但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进程必然会受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的制约，即在国有商业银行尚未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前，很难想像合作社原则会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另一方面，社会信用环境还相当不尽如人意，按合作制原则经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客观条件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在这个时期里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尽管已经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却还难以有效实施。
再次，从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进入了一个以注重规范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这一特征在金融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系列整顿金融机构，规范金融秩序的措施陆续出台；无论在城市金融领域还是在农村金融领域都相继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破产、关闭、兼并、重组等案例。这些案例，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原来早以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并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是早晚都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对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趋向规范和改善社会信用环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金融机构行为规范化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所以，从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合作制问题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而且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以至于可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实行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如何实行的问题了。
如此看来，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各有短长。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始终看到合作制原则在我国农村存在着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这种客观需要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和体制条件的演变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是否具有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也是实行条件之一，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个实行条件，再强烈的客观需要也难以转变为现实。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则正确地指出，几十年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远离合作制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按照合作制原则去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而只要缺少这个主观意愿，不但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就是在客观条件具备时，合作制原则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但是，正像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一样，主观意愿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当客观条件已经变化之后，主观意愿的变化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正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这一点。由于这两种观点各有短长，所以虽然争论不休，却很难有实际结果，而事物的实际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
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特征
经过2o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都有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在城市经济领域有明显体现，而且在农村经济领域也有明显体现。一是由于各地区经济的普遍发展，国民经济总量水平显著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从数量型扩张向效益型提高转变。这种转变对经济体制也提出了相应的客观要求，促成其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二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明显趋于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多元化是指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经济组织类型、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都已稳定地占有相当的比例，且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一特点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多层次化是指在全国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特点在农村经济领域体现的尤为突出，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对经济组织结构也提出了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客观要求，并促成了经济组织结构向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方向转变。三是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经济体制进一步呈现市场化。现阶段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加以规范。削除不公平竞争，整顿不规范市场秩序，不仅成为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且也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特点集中表现为各经济主体的市场风险意识普遍得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普遍得到提高。而市场风险意识的增强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现阶段的上述特征在金融领域也得到明显体现。一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金融总量也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业务的发展也呈现出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二是金融机构也明显多元化，这不仅表现为金融组织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表现为金融市场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业务量在金融市场业务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三是金融体制也进一步市场化。金融作为高风险行业，在过去一些年里吃了更多不公平竞争、不规范市场秩序的苦头，因而也形成了更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规范竞争要求，这为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竞争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特征对农村金融改革的要求可以概括为：通过多元化和规范竞争促进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受单一化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总是想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对农村金融改革思路的设计。如前所述，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主张按合作制原则来办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点上是无可非议的，但似乎把合作制原则绝对化了，以为仅靠这一种办法便能解决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所有或主要问题。再如前所述，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分析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规范的历史原因方面是十分深刻的，但却因此否定合作制原则今后仍然可以得到贯彻执行，这就像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过去不规范而得出今后必然不能规范的结论一样显得缺乏内在逻辑的～致性；而且用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单一化思路来取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流露出受传统思维模式影响的痕迹。说到底，像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农村金融改革思路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主观设计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农村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从而按照或适应这种客观需要去设计。在农村经济金融已经并且还将更加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特征的今天，我们需要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三、转换思路，推动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什么要提出农村金融改革转换思路，为什么要提出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要从目前正在试点的以县为单位的农村信用联社一级法人说起。去年曾经提出过两种农村金融改革方案，一种是把农村信用联社改造为由农业银行控股的农村合作银行；一种是取消各个独立的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以县为单位组建只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联社。后来在江苏开展了以组建县农村信用联社一级法人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这项工作计划于今年内结束。届时有可能允许各地农村信用联社依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或者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或者组建一级法人的县农村信用联社。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条件较差，距离组建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的差距较大，因此自愿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数量不会很多。即使在东南沿海经济金融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会因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要求高、经营约束严而缺乏自愿性。我们曾在宁波市9家县级农村信用联社（包括已于3年前完成了一级法人组建的鄞县联社）搞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家条件有一定差距的联社自愿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以外，其余8家（既有具备条件的，也有暂不具备条件的）都不愿意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而只愿意改组为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县农信联社从主客观两方面都难以适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造要求。如果可以另作选择的话，不少县农信联社愿意选择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指望利用这种变通体制，既可以享受到股份制扩充资本金等方面的好处，又可以免受股份制治理结构对经营者的约束。由此看来，在目前情况下实际选择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远远多于农村合作银行。
那么，对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这种改革方案到底应如何看待呢？第一，这种方案不失为从实际出发的一种现实选择。但是，也不能不同时看到，这种方案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而且过渡期越短越好），而不宜作为一种长期性制度安排。因为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不是一种规范的金融企业组织形式，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相比，它既没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也缺乏有效的内控机制，极易受到来自外部的行政干预而演变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第二，从宏观管理角度选择这种方案的一个主要考虑恐怕在于，通过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人组织扩大，达到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纳人到可控范围的目的。因为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庞大，且有国家信用作担保，其系统性风险基本上处于可控范围。而农村信用合作社各自为政，不成系统，其系统性风险没有国家担保，也超出地方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采取某种方式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纳入可控范围。但是，这可能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值。以前通过扩大法人组织以降低金融风险的尝试（如海南发展银行兼并18家城市信用社）没有成功的先例；已有的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试点经验也表明，除非政府拿钱（如江苏），否则即使扩大了法人组织，县农信联社的风险也不会得到降低或有效控制（如三年前已实行了一级法人的宁波市勤县农信联社）。而如果政府有足够的钱的话，那么与其扶植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如扶植长期性制度安排。第三，这种方案即使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在选择时也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要同时作出长期性制度安排。不但要明确长期性制度安排是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演变方向，而且要鼓励并创造条件让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够同时生长。否则，过渡性制度安排将失去过渡的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需要从以单一模式为主转变为以多元化模式为主，从以过渡性制度安排为主转变为以长期性制度安排为主。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既然在现阶段经济金融发展条件下，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或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都不宜作出单一性的制度安排，那么，就应该允许（可以是逐步允许）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形式在农村同时生存和发展，以满足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目前，这些适宜在农村经营和发展的金融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原有的农村信用联社（独立法人的和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等；还应包括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制的农村合作银行（可以由农业银行控股，也可以不由农业银行控股）、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对原有的、以承担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外资和合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等；以及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租赁公司的分支机构或网点等。
然而，允许多种金融组织形式在农村金融领域共同生存、竞争和发展，并非单纯出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的考虑，更重要、更长远的考虑在于把农村金融领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和长期性制度安排结合起来，并且更突出地强调长期性制度安排。所以，除了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这种过渡性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之外，其它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包括政策性农村金融组织形式）都要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格外强调规范化。只有农村金融组织（从治理结构到内控制度）按规范化的要求进行组建或改组，其经营行为才能够规范，才能逐步形成规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农村金融风险。不同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其规范化的要求有所不同，但结合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种形式的规范化。
合作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制原则前面已经列举过。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不规范．主要是没有按照这些原则来办，而是按照国有商业银行的模式在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再继续这样办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应该明确，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社区化的、互（非盈利性）的、数额有限的金融服务。那些技术要求高、数额大、盈利性的金融服务应该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去承担。因此，目前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都应该按照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合作互助、非盈利性、社区化服务等原则逐步进行规范化改造。在欧、美那些经济金融条件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互的信用合作金融组织至今仍大量存在的事实表明，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无论在经济金融条件较不发达地区，还是较发达地区都有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此，还需解决的另一个认识障碍是，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规模小并不是导致金融风险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力的原因，而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不规范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通过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才是解决当前农村信用社风险真正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