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1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一、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魏后凯(1996)认为,全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已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异大小的第一重要的因素。陈宗胜、周云波(2002)[2]研究发现,就1988年和1999年两年比较,城乡差别变动对全国居民收入差别贡献率最大,达到83.54%,城乡之间差别变动是导致全国居民收入差别扩大的主要因素。
二、对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探析
1.从国家发展战略来分析
蔡昉、杨涛(2000)认为,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巨大是因为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相关的一整套干预政策导致了稳定的城市偏向。刘玫、陈玉光(2008)认为,我国长期实行“兴工抑农”、“兴城抑乡”的体制和政策,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
2.从经济体制角度分析
赵人伟、李实(1997)从经济改革或体制变化的有序和无序的视阈来研究其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赵满华(2000)认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
6.从二元经济结构角度分析
陈宗胜(1991)认为,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是二元经济结构。王兴力、刘颖(2002)认为,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政策和农产品成本的提高及农民自身素质低下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李实(2006)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我国现在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4.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角度分析
张克俊(2005)认为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的差距拉大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冉幕娟、吴永球等(2006)通过研究我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证明了城乡教育不平等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张海峰、来君(2006)认为,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不平等状况若得不到根本改变,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
三、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策的研究
1.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赵人伟、李实(1997)认为,只有改革影响城乡差距的无序因素、非自然因素,特别是改革那些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及体制因素,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蔡昉、杨涛(2000)认为,政府应推进要素市场的发育,改进要素市场的功能,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赵满华(2000)认为,应通过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农业产业化、振兴非农产业等方法和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实(2006)认为,必须加速转型二元经济结构才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2.加快城市化进程。
苏雪串(2002)认为,城市化滞后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提出加速城市化进程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性措施。程开明、李金昌(2007)研究发现,正确处理城市化、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的关系,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现实意义。
3.完善相关政策。
赵人伟、李实(1997)认为应通过个人所得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劳动力流动政策、教育政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的完善,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赵满华(2000)认为,要通过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加大农村扶贫的力度等措施来缩小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1]魏后凯: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分解[j].经济研究,1996,(11):66-73
[2]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j],2000(4)
[4]刘玫陈玉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8(4)
[5]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j].1997(9)
[6]赵满华: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0(3)
[7]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8]王兴力刘颖等: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为何如此巨大[j].党政干部学刊,2002(5):23一24
[9]李实赵人伟:收入差距还会持续扩大吗[j].中国改革,2006(7):44-46
[10]张克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5(6)50-53
[11]冉幕娟吴永球陈永丽: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关系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6)
[12]张海峰来君:人力资本积累、市场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跨省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2
[关键词]改革红利；城镇化；体制；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1；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57-03
目前，一种唱衰论正在影响着国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已有30余载，人口红利正随着劳动力廉价优势的减弱而几近消失，资源红利伴随土地、矿产等资源的耗竭行将殆尽，出口红利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成本、信用等问题在艰难维持，改革红利也随着原有改革措施的陈旧而日益减少，等等，中国丧失了比较优势，无以实现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这一观点过于悲观，但这种对现今及未来发展的担忧，可视为一种警示，激发国人对改革深化的思考。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产生原有优势减弱的问题，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到发展优势在于创造，只要在原有基础上创造新的优势，那么发展本身就会产生新的红利。
一、新一轮改革红利来自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和产品结构等四个方面。在今后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全面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进而释放出新的改革红利。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和优化。现今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农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这依然是我国经济结构中最突出的问题。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3.6亿人，而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万亿元左右。相应的，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包括农民工在内）大约5亿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6.23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5.85倍。这种结构性差别导致农业缺乏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能力，致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农民购买工业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使工业扩大再生产遇到障碍。因此，在新的改革思想指导下，在改革顶层设计的统筹安排下，通过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和开拓新的发展渠道，进一步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关系；进一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进一步延伸农业生产的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使农民从农产品深加工的经营中增加收益；同时，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防灾减灾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干预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及不断增加农业补贴，让农民从种粮务农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实现在农村经济改革发展中不仅农业得到了发展、农村得到了实惠、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而且农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诚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是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也具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国部分资源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结构中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资金、矿产、土地等核心资源领域逐步形成市场定价模式，打破垄断，促使资源企业与制造企业共生。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措施解决资源型产品生产过剩问题，引进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同时，通过政府干预手段，利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机，强化市场竞争，提高市场准入的技术经济标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协调发展。
总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质量，扩大经济效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加国家收益。
二、新一轮改革红利来自于城镇化发展
有效需求的增加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扩大内需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未来十年，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蕴藏在城镇化制度变迁之中。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内容、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新改革红利。中国发展消费经济，以培育稳定的国内消费群体。然而，由于现有城市消费质与量的提升速度的放缓，若要实现平衡投资经济与消费经济的目标，则关键在于培育新的高水平的消费市场和新生消费群体。因此，城镇化将释放出刺激消费的巨大潜力，若与配套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绝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让更多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为了实现进城的农民在城镇就业、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由“乡”到“城”的转变，需要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和保障房的建设，并推进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一系列综合配套制度的改革。改革对城镇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市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建设发展本身会促使新改革红利的释放。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进程，将更加有益于充分释放以新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内需潜力。
三、新一轮改革红利来自于改革旧体制、创新新体制
1.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亟须改善的不平衡现象，诸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不平衡；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均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资本回报率鸿沟；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生活现状的巨大差距；经济高增长与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的反差，等等。这些不平衡和差距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要想改变这些不平衡和缩小差距，只有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才能够实现。其中财税体制改革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更加直接的作用。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有益于缩小收入差距，有效刺激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另一方面会牵涉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一旦行政体制改革启动，一场重大而深远的改革行将启幕，伴随改革的推进，改革红利也将越发的显现出来。
2.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着力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既注重引导一般农户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又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着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服务主体，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来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通过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激发和释放农村发展活力。
3.科技体制。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大多由科研院校及其他科研单位完成，由于这些创新成果的生产转换率低，故而需要通过科技体制的创新改革来提升科技改革的红利。未来的科技创新体系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体系，要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为依托，促进产学结合，实现科技成果高效转换。
4.投资体制。经济持续增长，既要靠内需，还是要靠投资，靠什么样的投资？单纯依靠过去单一的投资方式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积极推动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扩大民间投资，要充分利用民间投资本身所具备的能够主动选择产业的机制，转变投资与发展方式，以便获取更大的改革红利。
四、新一轮改革红利来自于关系民生的制度改革
1.分配制度。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进而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势在必行。分配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一临界值，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差距所引致的收入差距。其次，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中要注重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实现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橄榄形”收入水平分布结构，最终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在收益分配中获得合理的利益、享受到经济文明的成果。再次，分配制度改革要打破因垄断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监督制度，为行业发展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让收益分配在竞争中获得平衡。分配制度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分层次来完成。在建立了新的初次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再分配制度，还要配套设计出监管制度，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制度改革。
2.土地制度。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大幅提高征地补偿以增加农民收入。当农民手上有了钱，就会产生强烈的消费欲望，他们可以拿这些钱去购买生活和生产必需品，也可以将之用于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或进行生产的转型升级。这样一来，广大农民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力就被释放出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3.户籍制度。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成为了关键。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2.6%，但是按城镇户籍来计算，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左右，远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可见，现有的户籍制度若不改革，将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目前的状况是，碍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虽然有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他们依然享受不到市民待遇，消费需求也无法充分释放出来。因此，只有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才会使人口城镇化率提速，方能让新市民释放出更大的投资与消费潜能。
改革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原有改革带来的正资产很可能因为改革的滞后而变成一种负资产，所以我国改革进程还要进行不断地深化。只有靠新一轮改革才能寻找到更多的增长空间，也只有让改革顺应新发展的需要，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形成改革新红利，最终填平旧红利消失后而形成的坑洼。
参考文献：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3
【关键词】市管县；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处于一个激烈的转型时期，其中，省直管县的提出颇为引人注目。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1号，再次锁定“三农”问题。提出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研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面临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一、相关概念阐释
（一）市管县的定义及历史发展
所谓市管县体制，是指地级市对其周围县实施领导的体制。它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核心，依据行政权力关系，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共同发展，形成城乡一体的区域整体。
目前的“市管县”体制是改革开放后，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的考虑，为了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优势，对附近落后县乡产生辐射效应，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同时为了解决城市发展所需的原料、资源、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而提出的。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实行市管县体制的高潮。第一次是在50年代。为了保证城市的蔬菜、副食品供应，我国在一些地方如旅大市、本溪市实行过“市管县”的管理体制。195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辽宁省全部实行市管县体制。1959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市管县”体制逐步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试行、推广。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市管县体制。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到1981年，全国有57个市领导147个县，平均每市领导两县。1982年，为了充分发挥城市带动作用，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中央决定改革地区体制，推行市领导县的管理体制，并以江苏为试点。198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以后，市管县体制实施范围逐步扩大引发第三次市管县高潮，向西部地区和部分欠发达省份转移，地改市模式和切块建市模式也在继续推行。截止200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地级行政建制的80%。地级市领导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市管县”由此发展成为我国主导性的地区行政体制。
市领导县体制是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改革开放之初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较为发达的工业中心城市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并存。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于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不仅有利于推动城市工业向县域的辐射，而且对于加强行政管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有效地促进自身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二）省管县概述
“省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县”二级体制，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直接对县进行管理的模式。“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对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原由市管理的所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实行省直管县改革的主要目的，一是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体制条件；二是挖掘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力，为我国经济的新飞跃寻找新的支撑点，同时，也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层级改革。实行省对县的直接管理，市不再领导县，包括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原由市管理的所有方面都由省级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实行省直管县后，县级权力将大幅扩大，县级对本县区的管理权限和自主性大大提高。改革后的县与市也由原来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
二是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实施省管县将取消省辖市这一中间管理环节，使县级政府享有省辖市的管理权限，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拥有社会管理权限的县也会促使带领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三是政府机构改革。实行省直管县体制，省、市、县三级政府机构都要进行改革，主要是加强两头、压缩中间。减少中间行政层级，省级政府部门和县级政府部门需要充实机构、增加人员。省辖市的涉农部门和机构要大大压缩，人员要精简，同时要加强城市管理部门，集中精力搞好本市事务。
二、市管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现有市管县体制的弊端
1.市管县体制违背宪法
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自治州、县、市）、乡（民族乡、镇）三级制。但是，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我们看到在省、县之间又多了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在本质上是违背宪法原则的。且管县的地级市大多不是符合宪法规定的“直辖市和较大的市”。
2.市管县体制下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有限
地级市的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普遍存在“小马拉大车”现象。规模小、辐射能力弱的地级市，并未带动所辖县的发展。
3.市职能定位不清，市县竞争加剧
市管县限制了县级政府自治能力的发挥，市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对县的主动辐射与带动作用有限。另外，“市管县”体制下，一些市将县视为附属行政单位，要求其经济发展从属于市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地级市和县（市）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极大地阻碍了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结果往往是县被束缚，缺乏应有的活力。
4.“市管县”体制导致城市虚化现象严重
城市作为一个涵盖城市人文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公共设施子系统的社会生活的载体，是有其内在规定性的。实行“市管县”后由于地改市、地市合并等带来了城市数目的急剧扩张，地级市逐渐由“市管县”前单纯的城市变为城市与乡村的杂合体，这样就违背了城市规定性，导致城市虚化和泛城市化现象，在此机制下，没有实力的市也要维持庞大的行政架构，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5.“市管县”体制不利于新农村建设
在“市管县”体制下，地级市既要管理城市建设，又要对周边县的农村进行管理，而城市和农村的管理内容、管理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导致地级市在城乡管理上两手都去抓，两手都不硬的局面。很难对农业和乡村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心思专心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最终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三农”建设。
6.“市管县”体制不符合国际城乡分治规律
城市和农村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在人口结构与密度、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实行市管县体制，违背了城乡分治规律，不利于针对城乡的各自特点进行分类管理。
（二）实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优势
1.省管县体制改革与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方向一致
“省管县”体制将突破现有的政府架构，实现行政组织的扁平化，增强政府政策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管理绩效。且“省管县”体制下，由省管县必然减少很多审批环节，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对于加强省级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县（市）的行政管理效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省管县体制改革将推进改革和加快县域发展
“省管县”带来的好处是：一是信息直接获取，有利于县（市）更好地把握机遇，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二是项目资金直接下达，有利于提高资金下达效率，加快县（市）发展速度；三是减少审批环节和管理层次，加快信息的上传下达，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市一级也无法再截留、压制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划拨的用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村乡的主管单位县级政府能够对于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更及时有效地与省政府进行沟通、汇报，省一级出台的相关政策更快地得到落实。
3.省管县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城乡分治，有利于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清晰
使农村的事务不再由力不从心的地级市来管理，这样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4.省管县体制改革使市级政府更多的关注自身的改革和发展
有助于减轻市一级的负担，使其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市区的建设及经济发展上，更好地发展“市域经济”，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拓展城市规模，壮大城市产业，带动区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升区域竞争力。
5.省管县体制改革有利于全省经济统筹发展
实行省管县有利于增强省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实行省管县有利于统筹协调省域经济利益关系的和把握社会公平，提高城乡统筹协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同时，要进一步推进中心城市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完善中心城市的政区架构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布局更具特色性；并建构辐射与服务型、具有可持续性行政管理体制，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全面发展。
（三）省管县体制改革的依据和条件
1.省管县体制改革的依据
第一，宪法依据。
根据我国《宪法》第30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自治区分为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我国省以下地方行政管理层次主要是三级，即省-县、市-乡镇。依据宪法规定，县和市是两个平行的行政区域。即使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市与县之间的法律关系，只是市接受省（自治区）的委托对县的各项工作进行代管，而非法律意义上的管辖。因此，实行省直管县的体制，取消市对县（县级市）的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是回归到《宪法》规定的法律轨道上来。
第二，行政管理扁平化符合科学管理原则。
根据对目前世界上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初步统计，地方行政层次为二级和三级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60个和68个，二者合计约占67%，四级及以上的只有21个国家，占11%。我国实行省管县体制，是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高效化的重要体现。
2.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条件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政府改革力度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为省直管县提供了制度保障；现代科技手段的普及应用，为省直管县提供了技术支持；基础设施的改善，为省直管县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央提出了新的战略思考，为省直管县提供了政策发展空间。
第一，政策层面。
总理在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试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减少行政层级”“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目前，全国有12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方式，而且，河北、山西、江西、河南、云南5省从2005年开始对部分县试行“省直管县”。
第二，生产力发展水平层面。
首先是省级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即省级财政有一定财力来解决县财政困难或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其次是政务信息化和电子政府建设，大幅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近些年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特别是现代交通、通讯与管理的发展，对行政区划与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原来需要面对面或近距离办理的行政事务以及通过层层下达文件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可以通过政府网络系统快捷地办到，而且，电子政府体系为我国政府系统“精兵简政”，转变工作职能、工作方式、工作作风，行政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使省管县成为可能。再次是县级经济自身发展能力的崛起。浙江的客观条件比较有利于实施省直管县体制，至2002年底，浙江全省财政总收入上亿元的县达57个，县域经济占全省GDp70%，而且在全国经济实力百强县中，浙江占了26个，居全国第一位。
第三，领导干部素质状况。
目前，我国的市县领导干部，经过长期培养、严格挑选和实际工作锻炼，特别是一大批具有较高学历的年轻干部通过公开考试、竞争上岗的方式走上市、县（市）级领导岗位，大大提高了市、县（市）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文化素养、理论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这样使政府的决策更科学，执行更有效，真正把省管县落到实处，达到预期效果。
三、市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一）全国省管县改革的现状
我国从2002年开始逐步实施“省管县”体制改革，截至2008年全国24个多地区试点实施“省管县”改革。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不适合实行“省管县”外，我国实行“省管县”试点的覆盖面已经超过了2/3。因为各地具体情况差异较大，省管县的类型也不尽相同。浙江和海南两个省在“省管县”模式上作了比较成功的表率。浙江省在当初撤地建市的时候，一直保留着原有“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比较容易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也是最早进行强县扩权改革的省份。1992年该省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从2002年起，湖北、河南、广东、江西、河北、辽宁等省也先后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在经济社会管理方面形成了类似于“省管县”的格局。江苏从“省管县”财政体制寻求突破，实现全省13个省辖市、27个县级市、25个县都直接和省财政对接，改革也卓有成效。[2]
从运行情况看，一方面，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增强了县级可用财力，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创新了财政管理方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了地区、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3]另一方面，经济管理权限扩大的县（市）改善了发展环境，拓宽了发展空间，促进了项目建设；激发了加快发展的自主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财政收入普遍保持较快增长，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4]
从改革的结果看，“扩权强县”有利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如从2000年起，浙江进入全国百强县的数量不断增加，到2003年已有30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范围，占了百强县的三分之一，而且有21个县排在前50名。湖北，省管县的20个县（市）全部享受地市级管理权限，一年后，“扩权县”实现工业增加值总计近300亿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5.4%。其中11个县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一倍上。安徽通过“省管县”较好地缓解了县乡财政困境。
（二）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改革，必定要克服很多困难，跨越重重阻力，进行反复的试点，总结经验，不断探索，这个体制才能不断地成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同样，“省管县”体制改革也要经过这样的过程，面临着多重而复杂的困境。正视并认真研究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消除阻力的有效措施，是推行“省管县”改革的重要任务。
1.“省管县”体制改革致使省政府管理半径过大，省级管理将会难以完全到位
省管县后省管理的数量增多，幅度增宽，使许多方面因鞭长莫及而管理不到位，造成管理上的真空或盲区，从而导致县级政府因得不到应有的指导而出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而且，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县域还会给省带来一些不利因素：一方面，给省级财政增加了压力，另一方面，限制了省级部门及时、准确掌握各县的实际情况并迅速做出反应。
2.“省管县”体制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相关利益团体一定会采取博弈行动
“省管县”改革是对现有体制下的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其阻力之大不难想象，其间困难也应该充分估计。在已经试行“省管县”的地区，阻碍“省管县”推行之一的因素就是来自于作为此次改革利益流出者的地级市的阻力。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市级政府在可能的范围内，会采取一定的博弈手段。比如，湖北省的一些地级市以“县改区”作为“省管县”的博弈手段，在浙江强县扩权之时，市里抵制情绪较为突出，因此，浙江的强县扩权分三次推开。这仅仅是比较外露的一种手段而已，在改革中，市级政府凭借着行政级别优势截留权力的手段绝不会仅限于此，而现在只是财政上的省管县财政体制上县（市）直接与省结算，但人事任命权等其他权限仍然保留在市里。
3.削弱了市级帮扶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实行财政省管县，市级财政将把财力更多的投向市区，削弱了市级帮扶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容易造成区域经济的分割，影响已确定的各个功能之间的规划和协调，还有可能出现市政设施建设上分散和重复，影响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内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
4.不利于地级市自身的发展，不利于城乡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影响区域发展格局的优化
省管县体制实施后，由于监督和行政约束力的削弱，可能会出现县行政权力的滥用，以至于盲目攀比、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从而滋生腐败现象，且会使县域间竞争加剧，使原有市域间竞争下至县域之间，而且省管县将打破“市管县”形成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市域为腹地的城镇体系格局，这不利于地级市自身的发展，不利于城乡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影响区域发展格局的优化。
5.省管县体制改革实后会出现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
财政体制的核心问题，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据调查，我国不少地方实行省管县体制后，政府间财政关系有所调整，财政体制有所变革，但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随之改变，因而出现了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的状况。
6.省直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使得事权、财权难以界定
县扩权以后的事权、财权难以界定，而他们各自都有自上而下的一套行政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扩权政策在这种既定事实面前无能为力。
四、关于推进市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1.市管县体制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出现新的分割
市管县到省管县的改革是将本来属于县市的行政权力归还给县市，其本身是一种依靠行政力量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的行为，是一种通过重新分配公共权力资源推进城市-区域经济按市场规律运行的重要举措，促进省域内形成扁平化的政区模式与行政管理结构，节省行政成本，使县（市）经济更具活力。省管县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行为。但是目前的行政区划仍然对城市-区域经济产生约束，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行省管县新体制时，必须十分强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出现新的市场分割、盲目竞争和新的“小而全”、重复建设。
2.推进市管县体制改革要根据各地情势，灵活推进不能一刀切
我国目前32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由于各地发展情况有较大差异，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这种模式，也并不是所有政府职能不呢不都做好了相应准备。在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上，要对各地“市管县”体制及其存在问题、存在问题的性质及原因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估，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对经济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要区别对待，要兼顾东部经济发达和中西部欠发达省区在实施“省管县”体制所选择的时机和模式上的差异。
3.市管县体制改革要加强权力监督，防止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由于监督和行政约束力的削弱，可能会出现县行政权力的滥用，以至于盲目攀比、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从而滋生腐败现象。因此，在放权的同时，进行必要的“限权”。尽快出台政策法规对于如何对扩权后的县级政府进行监管作出规定，建立健全权责统一的县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制定具体的考核目标，定时不定时相结合进行考核监督。同时，县级政府也要善于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发挥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作用，还要有意识地培育基层群众的公民意识，鼓励他们主动参与改革，让他们与政府组织内的决策团体形成制度创新的合力，相互以政策输出和民间反馈的互动方式彼此促进和沟通、纠偏和磨合。
4.市管县体制改革要兼顾市县关系，形成新的合作分工关系
市管县体制改革后只是原有的“市管县”体制将被完全打破，原有的地级市的行政权限与经济权限并不会被改变，地改革后市域经济和县域经济由于摆脱了以往行政干预的阴影，能够形成正常的互动关系，这也有利于地级市自身的良性发展。所以改革后的县与市之间应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竞争关系，使城市与区域相互依托，合作发展。
5.市管县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仍是要排除阻力，贯彻落实到位
市管县体制改革是中国国情下推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一项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举措。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对它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有些地区在放权过程中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省管县的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受到来自内外部的制约，必须采取措施，排除各种阻力，认真贯彻实施，边实践，边总结，在实践中使这一制度不断完善。
6.市管县体制改革要有步骤地综合推进
市管县体制改革要从财政管理体制入手，首先要在财政上实行省级直接对县（市）的管理体制。注意在理顺省、市、县各级政府之间关系和各级政府职能基础上，科学地划分财权和事权，并将这种划分制度化、法制化。其次，要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行政单位数量等因素，将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与县域经济的发展、行政区划的合理调整、城乡经济的融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省管县体制改革与相关的配套措施的推进。
五、结语
由市管县到省管县的改革符合目前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它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又涉及到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和各方关系，必须深使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必须深入调查研究，理性思考、科学决策，依法探索创新，不断总结经验，按照中央的精神，遵循逐步推进的原则，理顺各种关系，协调好各方利益，稳扎稳打，积极有序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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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龚克桢.市管县体制的由来与发展[oL].中国行政区划网，2006（7）.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4
关键词：城乡统筹 改革发展 原则及重点
2007年6月中央将成都和重庆设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立改革实验区1年以来，重庆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但实际调研发现由于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崭新的历史任务，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目前还没有现成的可借鉴的东西，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中还存在着对改革应该把握的原则不够清晰，对改革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同层面的误区以及改革中的工作重点不突出等一系列关键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中遇到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发展实力不够，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基础薄弱
目前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非常显著，二元经济结构还比较突出，总体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体系以传统产业为主，大部分行业居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不强，链接城乡的产业体系不完善，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弱，经济总量还较低，整体经济实力不够雄厚。各级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完全承担城乡统筹改革的所有成本：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温饱和低质量的小康之间，他们更是无法承担城乡统筹制度改革的过高成本。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基础还很薄弱。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欠缺相应的经济基础和实力。
(二)相应配套政策缺乏，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力有限
改革相应配套政策缺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法规配套。按照市委、市政府“先行先试”的总体要求，改革工作实际落实时，就会遇到如进城农民不愿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等很多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的解决，这就需要相关部门迅速出台一些有利于统筹城乡改革的法律、法规文件，指导具体工作的开展和实施。二是缺乏资金配套。调查发现很多改革项目的实施最终都涉及到资金问题，且数额巨大，改革的成本较高，而改革中县级财力不足。上级政府又没有相应的财政配套，因此改革成本与资金投入不足和财政配套的矛盾就成了制约统筹城乡改革最突出的矛盾，
(三)现行规章制度陈旧，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进程受阻
现行的土地、户籍等制度对于现今的改革发展已显得十分陈旧，严重阻碍着各项改革工作的推进。集体土地不能转让。农村土地闲置、抛荒严重，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利用效率低下。农村发展中建设用地指标受限等问题十分突出。土地流转没有形成固定的工作机制，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和经费，土地流转信息不畅，土地流转保障金的收取、管理和处置机制还不完善。乡镇协调、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土地流转仲裁机构还未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城乡之间人口、资源、技术的交流。加大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成为阻碍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改革发展中各部门间的利益争夺问题严重。
(四)农村教育水平低下，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智力不足
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缓慢，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且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机制，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职业技能不强，市场观念淡薄，改革中“等靠要”思想严重。自力更生思想缺乏，对现代农业生产理念不易接受，对农业科技实用技术掌握程度较低，推进不仅使得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缺少谋生手段，缺乏竞争优势，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活，极大限制了其择业、就业的渠道和范围，严重阻碍了农民工自身的发展：还直接导致农业耕作方式传统老化，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缓慢，农村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效益不高，调整难度大，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
(五)理论学习研究滞后，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认识不准
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地区对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相关理论的学习研究滞后。存在较多认识上的误区和偏差。对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缺少系统性的认识。急于求成，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规划：农民进城只注重大城市，忽视了广大县域城市和中心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带动能力；将统筹城乡发展理解为城市单方面支持农村，忽视城乡两个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将统筹城乡发展简单理解为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盲目将农村变为城市，将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并最终消灭农村，缺乏对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外延的认识；仅注重硬件设施的建设，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忽略科技、教育、文化、制度等软件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中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严重，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观念依然存在。
(六)实际调研分析肤浅，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主次不明
改革试点中各试点区县基本都是将土地流转、户籍制度、保障制度、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农村金融、劳动力转移等各方面工作一起抓。但由于没有针对改革进行深层次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使得工作的主次不明确，没有抓住改革工作的关键和突破点，改革效果并不理想。调研中发现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是各试点区县抓的两项重点工作，一般都有具体的工作指标，比如全年要流转多少土地，要转移多少剩余劳动力等。但他们的工作往往就土地流转抓土地流转。就劳动力转移抓劳动力转移，没有更加深入地去挖掘促进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对农民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土地、农民进城的最大顾虑是什么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
二、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工作原则
(一)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原则
作为一项“探索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寻找中西部地区新型发展模式”的改革。必须触及土地、户籍、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原则。积极地对不合时宜的政策、规章、习俗、习惯性做法进行大胆调整和探索。准确把握“重庆城乡统筹改革”与既往改革以及“上海浦东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成都城乡改革”等在改革目标、试点重点和自由空间上的差异性。对转型时期制度阻碍作先导性探索。大胆触及制度边界，对符合生产力标准、有利于激活农村资源的做法积极试点。
(二)坚持依靠市场推动为主的原则
城乡统筹改革是在我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wto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的，国家“优惠政策”的“边际空间”趋近于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基于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现实资源条件，遵循内在规律提升发展实力，坚持依靠市场推动为主的原则，促进民间和社会资本参与，重点以“市场资源”为主体依托资源，更多依靠产业发展实现改革的财力保障，综合运用计划、行政与法律手段。推动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进程。不能坐等中央优惠政策和
项目资金的惠顾与支持，也不能继续沿袭政府积极的财政支出增加宏观经济有效供给的“凯恩斯疗法”。
(三)坚持优势资源互通互补的原则
坚持城乡之间优势资源互补互通的原则，消除阻碍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种体制性、政策，破除条块分割、地区封锁。打破城乡壁垒，增强城乡市场的联系，促使城乡资源要素相互流动，通过加大城乡资源整合和对接力度，充分发挥城乡双方的优势。从城乡两个层次统筹考虑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确保城乡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联系，优势叠加、产业协调的区域综合经济体。
(四)坚持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应坚持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以城乡协调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建立统筹兼顾的发展模式，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补。城乡互促的城乡协调发展目标。协调好城乡产业关系、城乡资源流动和配置关系、城乡居民权利义务关系、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关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城乡优势，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农民与市民的差距，实现城乡共同进步。
(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大课题，涉及面广，是今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现阶段的改革绝对做不到面面俱到。各地应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清改革的主次轻重，注重改革的原则、方法和策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寻求突破点，合理规划发展，抓住改革亮点，形成发展特色，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步伐。
三、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工作重点
(一)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全面促进经济发展
重庆在今后的改革探索中应充分抓住并利用好川渝合作、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全市“一圈两翼”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实施的大好历史机遇和优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断推动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提升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紧紧依靠产业调整和升级来带动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提高各产业尤其是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二)以城带乡为纽带，做好城乡互促发展
国家的宏观政策应向处于明显弱势的农业、农村、农民适当倾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或就业，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村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要改变城乡分割格局，充分发挥城市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扩散与辐射作用，通过以城带乡这一作用纽带。走上城乡互促、协调、统筹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上，以城市为龙头，形成城乡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和一、二、三产业联动的发展格局；在社会文化发展上，以城市文明带动农村文明，形成城乡社区特色鲜明、相得益彰的发展格局。
(三)以体制创新为根本，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随着新农村建设，农村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不断深入，必须以体制创新为根本，建立和完善适合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构建功能互补、产权明晰、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二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吸收社会资金进人农村，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三是适应不同层次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多元化、梯度化，融合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的农村金融制度体系。
(四)以技能培训为途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统筹城乡发展要注重长远，加强农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要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力度，以技能培训为主要途径，加快提高剩余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与就业能力。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农民和失地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接受就业指导和职业技术教育，端正就业观念，了解择业方法和途径。要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当地产业发展，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建立定点定向订单教育培训制度和区、乡(镇)村、企业、教育培训实体联合教育培训基地，鼓励各类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以改革试验为契机，改善农村投资环境
以这次改革试验为契机，用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农村投资环境。一是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二是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加大农村饮水、公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整治，改善人居环境。三是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继续支持农村科教文卫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四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监管，特别防止出现重复建设、投资浪费、甚至违背农民意愿等问题。
(六)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完善县域城镇体系
各区县要立足自身，打破各种发展瓶颈，在加快县城建设、提高县城承载能力、增强对农村辐射带动功能的同时，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合理配置小城镇建设资源。重点加快小城镇，特别是中心镇的建设步伐，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发挥中心镇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高度集聚人口、承接产业转移、服务农村区域、促进县域经济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和就业能力，有梯度地往县城和中心镇转移。
(七)以理论研究为重点，深化对改革的认识
以理论研究为重点，深化对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学习和认识。一方面要从强化干部综合素质和转变干部思想观念人手，以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重点，加大对知识更新和相关能力的培训，帮助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提升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法律、公共管理等业务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要寻求实力雄厚的专家队伍参与到改革的一系列制度、措施、机制的研究和制定过程中，认真总结各项实践工作，进行理论提升，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理论，为地方政府提供智力支持，指导改革的不断推进。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5
30年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率先启动的。并由此有效地带动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整个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战略基础。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只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的一个重要支柱，即政社合一的农村，而另一个重要支柱，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以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带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甚至可以这样说，正由于保留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才推动了国民经济如此高速度的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建立在抑制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抑制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别，还导致城乡差别的扩大，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客观上要求必须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心转向农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当前，我国改革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从总体上说。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三个“最”，把“三农”问题上升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方面。
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从新的历史起点，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业、农村发展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础。抓住农村改革发展这个重点，就能掌握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就能带动我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
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深化城乡改革的主要目标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它把城市与农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为的是让农民承担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任务。在改革开放以前的29年间，我国之所以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资源，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快工业化步伐，加快国防建设。而在一个农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超前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任务。主要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其方式是通过强制性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实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为此，就必须运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其基层经济组织形式，则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农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农村，但是，为什么没有相应废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需要农民继续为其提供资本原始积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除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1979―1994年共转移收入15000亿元)，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把农民工工资压到很低的水平。与此同时，还借助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禁止农民转让稀缺程度较高的土地。国家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高价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把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级差收益转化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启动资本。这就有利于降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成本。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目前土地出让金约占地方财政的60％。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度基础。目前全国许多地方户籍制度的改革，更多的是属于取消形式上的户籍歧视，仅仅在户籍登记上体现城乡统一，依托在户籍身份上所产生的一系列差别待遇，进展甚慢。我们认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赋权、增利。即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逐步赋予农民与市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利益分享机会，最终改变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户籍登记制度。而是在于增加农民的福利和权利。城乡差别不完全在于收入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平等。与这些不平等的权利相比，收入差距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正因为权利的巨大差异。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直接表现出来的是城乡差别悬殊，但实质上是城乡居民的地位、权利、义务、身份的非对等性。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由一系列城乡有别的复杂的、系统的制度体系所组成的。在这种制度体系的制约下，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要进行一系列制度性变革。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保险制度、财税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等。其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而且改革的力度不能超越于发展的程度。
为了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就必须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要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制度建设是一个渐渐过程，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以取消“农业四税”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公平统一的税赋和制度过渡；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同等义务教育制度转变：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平等的医疗服务制度的方向转变；以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方向转变：以全面保护农民工权益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方向转变，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完成农民工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我国城市化所面临的特殊难题。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充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返乡创业。
三、准确把握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土地级差收益归谁所有。由谁支配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给地方政府大搞城市化建设提供了便利。即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当农民的农用地要
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土地的性质必须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成国家所有，由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失地农民和集体的补偿，是根据土地作为农业用地的产值的若干倍补偿。而土地作为非农建设用地即城市建设用地所带来的巨额级差土地收入与农民无关。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是必须逐步加以改革的。
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上，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首先强调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基本经营制度。明确指出，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与此同时，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在维护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包括发展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以适应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小，主要原因不在于家庭经营，而在于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指完全转移)速度缓慢。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家庭承包制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它是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要求，或者说是适应生物生产过程的要求，与生产力水平高低没有内在本质联系，不存在着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就得加以改变的问题。也就是说，家庭承包经营，既适合于传统农业，也适合于现代农业。当代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极具说服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6
【关键词】农村市场经济改革
党中央坚持把搞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不断加以强化和深化，这充分说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村的经济搞上去。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国农村的改革实践证明：没有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农村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同样，在新的发展阶段，仍必须通过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如何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全面提高农村市场主体的素质，使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应从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市”两个方面：在深化改革方面，通过深化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和大力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健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成本控制机制、市场供求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依法治“市”方面，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调整财政信贷分配格局，加大农村经济发展扶持力度程传兴强调，农业是弱质产业，客观上需要支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下，农业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投资力度。
二、加强经营体制改革，培育农村市场主体
1.引导农户适应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市场经济调节范围的扩大，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也在提高，但总体上还是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主要是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生活，习惯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缺乏自主决策的经验和能力。而且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掌握市场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运用农业科技也受到限制对外招商引主体。农业投入问题是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瓶颈”。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启动境外资本、工商资本、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是招商引资的主要任务。
2.组建公司兴主体
主要是发展公司制农业，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培植一批加工型、流通型、生产型和复合型的农业企业。
3.鼓励干部转化为主体
根据上级有关政策，鼓励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离岗创业，兴办和领办农业经济实体。
三、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1.发展成熟的生产要素市场
劳动力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应改革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富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提高他们的素质，以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资金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很大一部分在于资金不足。因此，我们应着力解决农村的资金问题。我们的政府应转变职能，加快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
2.政府应加强对各种政策法规的调控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立法空白区制定相应的促进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法规，按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要求去贯彻执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我国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所承载的权益是不一致的，这种城乡不统一的户籍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使户籍登记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职业状况。由于“二元结构”的限制，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亿，流动人口已经从城市体系中占较少比例的群体成为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的经济联系、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化。同时，由于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体系的边缘人，他们在城市中遭到的一系列社会排斥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随着城乡迁移和人口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户籍制度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迫切需要推进城乡户籍体制和相应的公共福利体制改革。
3.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
我国医疗、养老、住房、劳动保护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市民。城乡不统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阻碍了城市对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吸收。因此，要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制度，消除在城乡分割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在获得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与营养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与城市劳动力存在的巨大差别。
四、兴办村办企业是实现农村发展的有效方式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7
【关键词】农村市场经济改革
党中央坚持把搞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不断加以强化和深化，这充分说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村的经济搞上去。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国农村的改革实践证明：没有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农村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同样，在新的发展阶段，仍必须通过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如何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全面提高农村市场主体的素质，使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应从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市”两个方面：在深化改革方面，通过深化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和大力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健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成本控制机制、市场供求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依法治“市”方面，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调整财政信贷分配格局，加大农村经济发展扶持力度程传兴强调，农业是弱质产业，客观上需要支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下，农业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投资力度。
二、加强经营体制改革，培育农村市场主体
1.引导农户适应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市场经济调节范围的扩大，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也在提高，但总体上还是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主要是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生活，习惯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缺乏自主决策的经验和能力。而且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掌握市场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运用农业科技也受到限制对外招商引主体。农业投入问题是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瓶颈”。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启动境外资本、工商资本、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是招商引资的主要任务。
2.组建公司兴主体
主要是发展公司制农业，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培植一批加工型、流通型、生产型和复合型的农业企业。
3.鼓励干部转化为主体
根据上级有关政策，鼓励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离岗创业，兴办和领办农业经济实体。
三、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1.发展成熟的生产要素市场
劳动力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应改革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富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提高他们的素质，以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资金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很大一部分在于资金不足。因此，我们应着力解决农村的资金问题。我们的政府应转变职能，加快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
2.政府应加强对各种政策法规的调控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立法空白区制定相应的促进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法规，按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要求去贯彻执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我国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所承载的权益是不一致的，这种城乡不统一的户籍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使户籍登记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职业状况。由于“二元结构”的限制，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亿，流动人口已经从城市体系中占较少比例的群体成为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的经济联系、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化。同时，由于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体系的边缘人，他们在城市中遭到的一系列社会排斥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随着城乡迁移和人口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户籍制度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迫切需要推进城乡户籍体制和相应的公共福利体制改革。
3.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
我国医疗、养老、住房、劳动保护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市民。城乡不统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阻碍了城市对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吸收。因此，要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制度，消除在城乡分割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在获得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与营养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与城市劳动力存在的巨大差别。
四、兴办村办企业是实现农村发展的有效方式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8
体改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它为何成立，又为何消失？它所承载过的那些人和事，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
“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
在经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该小组领导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预备期后，“体改委”成立。当时五届全国人大决定：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国务院成立体改委，由总理兼任主任，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到1990年8月，除1987年至1988年由李铁映担任主任外，一直是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体改委‘志在改革’。”曾于1990年至1993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曾撰文指出当时对这一新部门予以“高配”的原因：“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
曾于1985年至1993年担任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当时则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改革难度很大，改革要冲撞部门利益，靠部门自己改革不现实，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
1982年4月，被撤销的机械委大批人员进入国家体改委。原本担任机械委主任的薄一波，改任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高尚全也于同期被调入。
不久，体改委先后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随后各个部门学者型官员集中到这两个部门。“这批人当中包括吴敬琏、杨启先、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华生等人。”高尚全如数家珍。如今，这些名字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几次重大“突破”
说到体改委，有必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体改委存在的18年中，是中国改革大放异彩的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中早期，可谓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学界一般认为，80年代的中国改革实现了三个飞跃：1978年底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年到1987年十三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而体改委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体改委是思想碰撞、交锋最激烈的地方，甚至是众矢之的；也是国内国际人士寄托了最大理想，期望最高，最感兴趣的地方。似乎中国的奇迹，将从这里发生。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在沙市、常州、重庆等市做实践，同时要求：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步伐；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开放市场，搞活流通；探索城市新的计划管理体制，完善市领导县的新体制，增加一批改革试点城市等项措施和建议。
商品经济艰难形成共识。在80年代初，人们害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变成资本主义，因此商品经济形成共识经历了艰难的磨合过程：1980年，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经过多次商议，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计划与市场关系看法的突破。1990年10月，在改革被质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风口浪尖上，陈锦华组织编写了名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内部材料。当时由于情况特殊，通过机要渠道，直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各寄了2份，没敢送给别人。
其中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几条原则：第一，从正面提供观点和信息，不批评、不指责任何人；第二，用事实说话，观点隐含在事实中；第三，所有的事实、引语都要有可靠的出处，保证内容准确；第四，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尽量让决策者看出材料中隐含的结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推行股份制改革。紧接着体改委主张搞股份制，这是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1984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受到的启发，报告对198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作了一个分析，说最好是借鉴股份制，搞好了也不违背公有制原则。
1992年5月，体改委等五部委下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总算有了个正式的说法。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出任证监会首任主席，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出任副主席，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青原出任证监会国际司司长。
同年，国家体改委被赋予中央企业上市资格的部分审批权，由生产体制司具体承担。地方体改委也同时获得了对地方国有企业上市的部分审批权，这种行政审批权为体改委（办）20多年的历史中所仅见。
1993年底的时候，当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么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呢？《决定》给出了十六字定义：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此外，体改委主导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如设计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方案。即使是在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的几年，也在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供销社体制改革、小城镇改革以及整顿药品市场流通秩序等方面，为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参考。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9
关键词：高房价；城市化；瓶颈；小产权房；破局。
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景气，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已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而要扩大内需，除继续改革分配体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外，最大的动力应该是加快城市化步伐，提高城市化质量，解决伪城市化、半城市化问题，让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
而要加快城市化，除户籍体制外，最大的障碍应该是高昂的房价，因此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尽快降低中国的房价，使其回复到合理水平。
一、中国城市化遭遇高房价瓶颈。
在当前世界，城市化程度已成为衡量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国家经济越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越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越低。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已取得很大成就，城镇人口已突破全国人口50％的比例，但与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依然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如果再考虑到由于高房价，二元户籍体制催生的大量蚁族，漂一族的半城市化、伪城市化，那么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可能远低于城市人口比例。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加上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收入、生活质量等方面越来越大的差距，导致城乡人口的过度流动，产生大量的城乡边缘人群体，加重民生痛苦，影响社会稳定。城市化的滞后发展也使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缓慢，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城市化滞后发展还导致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土地被低效利用或抛荒、弃耕，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城市化滞后也催生庞大的留守儿童、妇女与老人问题，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可以说城市化滞后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严重危及到现代化的持续。
造成中国当前这种城市化滞后局面的原因很多，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总起来说，思想观念的落后，土地制度改革、户籍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因此造成的高房价是造成中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从思想观念来看，由于中国长期的王朝周期循环深受马尔萨斯定律的影响，大量流民是导致各王朝最后覆灭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传统学者基本主张农本主义，对农民城市化持反对态度。毛泽东时代选择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化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弱，难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加上农村集体所有制效率低下，生活资料剩余有限，难以提供充足的消费资料；两者一起制约了中国城市化。并且，为防止城乡差距过大导致农民自发的城市化流动，产生大量流民，毛泽东时代还通过二元户籍体制和土地国有来固定农民，阻止农民的城市化。因此，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缓慢，并受知识青年下乡这样的逆城市化运动影响，城市化比率三十年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规模越来越大，农民城市化已不可阻挡。
但由于受传统维稳思维影响，政府对大规模的农民城市化感到恐惧，主要采取堵的政策，主张离土不离乡，企图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施小城镇建设来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但由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发展规律与极化效应，工业天然地具有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沿海地区与大中城市资源聚集，交易成本低，具有天然的工业化优势，随着乡镇企业比较优势的消失和大规模破产，小城镇建设成为无源之水，自动停滞。
随着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缺问题日趋严重，社会治安也趋于恶化，传统思维中对流民的恐惧又开始回潮，1996—2003年粮食产量连续八年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机感，一些保守学者借此强调继续保留二元户籍体制和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必要性，认为只要保证农民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权，就可以防止农民过度流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但这种保守思想随着2003年后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中国粮食产量的恢复性增长，伪城市化人口规模的不断膨胀，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的到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的不断恶化而削弱。随着新生代经济学家的成长，农村发展范式向正统新自由主义与发展经济学的回归，农业保护，农业补贴，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已经成为维护粮食安全的新路径。农民城市化不再是一个消极因素，而是一个积极因素，它不再是问题的制造者，而是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只有加快城市化，才能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只有城市化，才能拉动内需，继续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城市化，我们才能顺应农二代的城市化诉求，减轻他们的挫折感；只有城市化，我们才能减轻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缓解社会危机。
对于绝大部分的学者和清醒的政府官员来说，快速城市化已成为解决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钥匙。然而，二元户籍体制与土地的政府垄断形成的高房价却成为中国继续城市化的瓶颈：过高的房价使投机盛行，实业资本短缺，产业升级困难，大量企业破产，减少城市就业机会；过高房价也使租金，薪酬，价格普遍上涨，抑制个人创业；高房价已经超越普通工薪阶层和普通白领的购买力，使伪城市化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高房价也导致中产阶级下流化，阻碍了农民的城市化。要加速中国的城市化，就必须先打破中国的高房价瓶颈。
二、小产权房转正是打破城市化瓶颈的最佳选择。
其实，高房价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的隐痛，在一线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早已远超国际警戒线，普通大众早就被踢出购房者名单，或者合两家三代之力付个首付，成为终生房奴。房价的畸形上涨已经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成为社会痛苦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还是从政治稳定出发，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势所必然。然而，在短短10年之内，尽管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已经进行了8轮调控，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房价却越调越高，对于本次调控，民间的观望态度更为明显，对房价下降基本不抱希望。
民众之所以对房产调控失去信心，历次房地产调控之所以难以取得成效，就在于这些政策基本治标不治本，并且受到利益集团与地方政府的抵制，难以真正贯彻下去，并且即使贯彻下去，也由于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能取得暂时性效果，难以持久。从历次房地产调控政策看，政府打压的主要是房地产商，社会资本投机者，但他们并不是房产价格暴涨的元凶，而只能是从犯，房产价格暴涨的元凶应该是政府的土地垄断，货币超发，扭曲的财税体制，不合理的分配体制，以及因此造成的恶劣投资环境。因此，板子应该打到政府自己身上才对，但在缺乏权利监督、问责的现有体制下，政府不可能自己为难自己，并且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政府内部人员的寻租倾向非常强烈，他们不可能自断财路。这样，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就只能敲边鼓，搞搞形式主义，比如通过提高银行的二套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对二套房交易增值部分征收20％的房产税、甚至直接限购来抑制住房投机需求［1］；通过收紧对房地产企业的银行信贷，提高房贷利率，打击非法集资，禁止炒卖楼花等增加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资金压力，通过打击房产商的土地囤积、捂盘行为，并通过增加政府的土地供给，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措施来增加商品房供给。这样，政府企图通过减少投机需求，增加住房供给来制止房价上涨势头，然而，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土地产权的政府垄断，难以进行有效的货币控制，改革强干弱枝的财税体制和不合理的分配体制，住房价格上涨势头很难逆转，暂时压制的刚性需求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需要释放，形成新一轮的价格上涨。并且，由于房价上涨符合政府，银行，房地产商的共同利益，房产调控政策就很难完全执行，即使执行也要打很多折扣，时间也不会太长，加上调控政策内部存在相互抵消因素，导致房产市场调控最终形成扬汤止沸的局面，越调越高。更可怕的，长期的调控失败已经严重削弱政府公信力，在老百姓中形成越调越涨的预期，使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降低。
鉴于传统调控政策治标不治本，难以扭转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局面，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打破土地的政府垄断，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比例，精简政府机构，优化分配制度，以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应该说，这些学者所提出的都是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治理房产市场的治本之策，不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中国的房产泡沫就难以消除。但鉴于中国房产乱象是国内各种体制扭曲的集中表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积弊沉重，虽然仅仅依靠治标文火治理只能贻误时机，使病情加重，但如果用药过猛，也可能会引发全局性的震荡，导致整体性的崩溃。因此，对中国房地产调控也不能太过激进，应该循序渐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只能是最后目标，它需要逐步创造条件，由量变到质变，否则，激进的改革可能会遭遇利益集团激烈的抵制，结果适得其反。比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利益集团一直以农村人口过剩需要蓄水池，18亿亩耕地红线来证明自己垄断土地的合理性，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大量土地被抛荒、弃耕、复种指数下降但粮食供求却基本稳定，证明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一个谎言，土地产权改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但在土地确权问题，土地产权保障问题，国土资源规划，城市土地功能规划完善之前，过快地进行土地私有化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利益集团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造成资本对土地的垄断，城市化质量的下降，使结果适得其反。
而政府职能转变，精简机构也要求进行深刻的民主体制改革，只有民主化，法制化才能有效制约政府的膨胀，制约政府的寻租，降低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涉及大量的利益再分配，阻力非常大。在利益集团非常强大并相互勾结的背景下，全面推进改革很难成功，必须寻找突破口，瓦解利益集团，形成新的路径依赖才有机会。
完全绕过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无法成功，激进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容易失控，必须找到一个折中的改革方案，既要触动根本性的制度问题又必须让对立利益的双方都能够接受。要找到这个方案，依靠顶层设计显然不可能，因为顶层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很难做出利益让步，中国的改革一直是由底层推动，因为底层知道妥协，愿意双赢，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股份制改革都是民间首创，政府只需要对民间的首创精神进行承认，使底层设计合法化。对于当前的房价问题，中国老百姓继续发扬了首创精神：小产权房交易。尽管对于政府来说，小产权房不符合政策规定，但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房价已经严重脱离普通百姓的购买力，真正的商品房交易量很小，特别是数量众多的三线，四线城市，没有外来人口的购买，精英、资本大量流失，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地方政府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短期政绩还是财政收入考虑，允许小产权房存在都是有利的。对于开发商和银行来说，无论是小产权还是大产权房开发与贷款，都能获得可观利润。对于老百姓来说，价格只有大产权房1／3到1／4的小产权房使用价值一样，非常实惠，能够圆他们的城市化梦，因此，小产权房交易对于参与各方来说是一种多赢的行为［2］。当然，由于小产权房开发抛开地方政府，使一些依靠土地寻租的利益集团失去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失去部分土地垄断租金，前者是寄生集团，早就应该消失，而地方政府虽然失去一定的土地垄断租金，却可以收获城市化加速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利益，赢得民心，避免社会动荡，总体上利大于弊。
正是由于小产权房相对于大产权房具有更大的价格优势与合理性，因此就有存在的空间，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各利益集团出于自己小集团利益的考虑，不断地进行打压，但小产权房却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开花，缓冲了城市化的压力，并在一些中小城市获得地方政府暗地里的承认，逐步合法化。从数量上来看，全国小产权房面积已经达到60亿平方米，超过全国住房面积的4成，据一些资料显示，即使是号称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一线城市深圳，小产权房面积也占到住房总面积的50％左右，更不要谈那些四线、五线城市居民对小产权房的依赖了。如果扣除掉大部分城市原住民的房改房，城市化扩张中新建的回迁房，各地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以及体制内建设的大量所谓集资房，剩下真正的商品房比例肯定远低于小产权房比例。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小产权房的功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肯定更加滞后，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将更加严重。从笔者寒假回家的印象看，农民大学生进入体制后主要依靠体制内集资房解决住房问题，农民进入城镇绝大部分购买的是小产权房，禁止小产权房交易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因此，要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小产权房转正可能是一个最优选择，就像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既不会导致全局性的动荡使局面失控，也打破了制度僵局，为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创造了空间。
三、小产权房转正的制度支撑与后续推进。
小产权房转正的目的是促进农民的城市化，但这种城市化也必须遵守两根红线，一是小产权房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不能乱搭乱建，对于不符合城市规划，影响交通，卫生，市容、公共利益的小产权房，政府应该责令房主整改或拆除。对于小产权房的建设，政府应该根据规划确定建设的基本高度范围，住房容积率范围，住宅之间的间距，绿化要求，基础设施要求，改变过去城中村的混乱状态，防止贫民窟的大量出现。二是小产权房的建设应该本着土地高效利用的原则，不能将受保护的基本农田转作住房建设之用，至于哪些土地应该作为农业保护用地，需要专家进行充分论证。鉴于中国城市化的继续，政府应该对农村地区私人住宅建设做一些限制，禁止一定人口的家庭住宅占用总面积过多，这既有利于耕地保护，也可以防止资源过度浪费。由于小产权房之前长期处于灰色状态，缺乏监管与规划，导致很多小区基础设施普遍不完善，容积率过高，住房之间的间距过小，交通不方便，卫生条件很差，环境恶劣，存在大量安全隐患。因此，在小产权房转正之前，应该有半年到一年的冻结期，在此期间，政府各部门应该完成对原有小产权房的评估，凡是与城市规划不符合，小区基础设施，环境不符合国家要求的小产权房，限期整改，并禁止其销售，对于已经销售的，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在此期间，政府应该制定长远的城市规划与小区建设要求，使一年后的新小产权房建设有章可循。
小产权房转正后会形成重大的利益再分配，对于已经交易的小产权房，政府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补收部分城市建设费，土地出让费，这个数额不应该太高，本着普通老百姓可以接受为前提，并对小产权原所有者征收所得税，然后才核发产权证。但这种转正的小产权房与经济适用房一样，由于价格偏底，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容易被投机分子钻空子，因此应该对其上市有所限制，比如可以规定获得产权证5年后才能够上市，并且对增值部分政府征收50％的税收，以抑制对小产权房的投机。对于还没有交易的小产权房，政府应该根据土地增值情况，征收合理的土地出让费，并加收城市建设费等，对小产权房所有者征收个人所得税，使土地收益分配更为合理。经过政府调节后，小产权房成本与价格会有一定提高，但小区环境，基础设施、住房质量也会有很大改善。这种新入市的小产权房已经履行比较完善的手续，可以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但对于二套以上的住房交易，政府也应该征收20％的增值税，继续打击投机。小产权房的转正必然会严重冲击大产权房的价格，鉴于小产权房的庞大规模，这种冲击力度会非常大，房产价格的大幅度下降最受伤的是房产开发商、银行、投机商以及房产寻租官员与利益集团，对于后几者，没有必要同情，但银行与一些房产商却必须拯救。
政府可以通过合理价格将已经开发但没有卖出的商品房买下来，然后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销售，亏损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分拆，出卖慢慢补充。对于还没有建成的商品房，政府允许开发商转让，其因为地价变动导致的亏损可以在今后的开发税费中扣除。当然，在小产权房转正过程中，政府可以收取一大笔补交的土地转让费和其他税费，但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必须终结。
在一个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和扩大生产的经济结构中，要保证市场正常运转和生产效率，首先要保证要素能够自由流动［3］。小产权房转正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其最终目标应该是打破政府的土地垄断，实行土地、住房的自由交易，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因此，要巩固小产权房转正后形成的有利改革局面，实现最终目标，我们还必须进行更艰巨的改革。（1）土地确权，只有土地确权，赋予农民完全的土地产权，我们才能打破政府对土地这种重要生产要素的垄断，促进土地的自由流动，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房价，一劳永逸地为农民扫清城市化的障碍。（2）户籍体制改革，只有废除户籍体制，实现统一的国民待遇，使农民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我们才能有效解决农民的半城市化状态，提高城市化质量。（3）征收房产税，逐步废除各种不合理的临时性房产调控措施，全面征收房产税，打击投机。（4）进一步规范廉租房建设，为城市新人和底层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5）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政府在税收分配中的比例和份额，使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平衡，减轻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6）加强货币政策的监管，对货币发行进行硬约束，防止流动性过于泛滥；对政府的财政预算，地方人大有权力进行审核，否决和监督，加强财政支出的透明性，防止政府乱花钱。（7）改革分配制度，特别是初次分配必须突出市场的作用，尽快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打破各种不合理的市场垄断，促进竞争，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便利，制定各种有效政策促进个人创业。再分配领域主要以公平与人道为主，尽快征收遗产税，建立平等的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此外，政府还应该积极鼓励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分配公平。（8）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庞大的行政机构，猖獗的寻租是中国大部分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严重扭曲的根源。只有进一步完善民主法制，我们才能有效约束政府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最终摆脱土地财政依赖。
小产权房转正只能为中国继续城市化破局，要巩固改革成果，使中国的城市化进一步深入，化解当前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况伟大.房地产税、市场结构与房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篇10
居民收入差距，只有深化改革和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水平逐渐扩大。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从缩小到扩大的过程。居民收入差距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据专家计算，城乡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是60%。另外，1997～200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是2.47、2.51、2.65、2.79、2.90、3.11、3.21；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分别是3070元、3265元、3644元、4027元、4494元、5227元、5850元、6486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远远大于官方统计的数字。因为在统计方法上，农民纯收入中包括生产资料费用，如果将生产资料费用扣除，农民的生活费用只占其纯收入的65%。如果再把城市居民能享受的，但农民享受不到的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实际差距已经达到5∶1或者6∶1，这个数字将居世界之首。
（二）反映生活质量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扩大。恩格尔系数是指人均消费支出总额中用于食品支出总额的百分比。人们通常用此比例来衡量生活质量的好坏。一般来说，该指标大于59%时，说明生活贫困；指标在50%～59%表示解决温饱；指标在40%～50%达到小康；指标小于40%，生活富裕。近年来，该指标城乡均有所下降，但差距仍很明显。从已知数据可以看出，1996年城镇恩格尔系数为48.6%，农村为56.3%，城镇居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农民还在温饱水平上，到2003年城镇降至37.1%，生活比较富裕时，农村还处在小康水平。由此可见，城乡居民的差距一直很大且呈扩大之势。若按近4年平均下降程度计算，农村要达到城镇目前水平，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农村比城镇至少落后12年。
二、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国收入差距呈现扩大之势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经济水平、产业特性、体制及制度性阻碍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经济水平和产业特性因素
1、经济水平。经济水平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基础性原因，一般来说，经济水平越高，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发达国家的城乡差距小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和上海）的城乡差距小于西部地区的基本原因是他们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从已知数据可以看出，人均GDp越高即经济水平越高，则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全国人均GDp比较高的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浙江等，他们的城乡收入差距之比都比较低，在2.3倍左右；而人均GDp较低的地区，如甘肃、贵州、云南、安徽和宁夏等城乡差距之比都超过了3倍，尤其是贵州和云南甚至达到了4.25倍和4.76倍。因此，经济水平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2、产业特性。城乡之间的差距同样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现在的农村虽然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与城市区别的一大特征。而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注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城乡其他方面的差别，单从产业自身扩张性上来看，农村自然就处于劣势。城市产业比农村产业更具扩张性，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要快于农村。最近十年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二、三产业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20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农村在经济机制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农村的第二产业曾经有过较快的增长，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导致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优势不复存在。从九十年代开始，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已明显下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的乡镇企业停滞不前，甚至还有萎缩。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逐渐拉大。
（二）体制和制度性阻碍
1、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核心，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性制度因素。我国确立户籍制度以来，农民不能自由地向城市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困难，农村有超过35%的富余劳动力得不到转移，即使有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机会及社会地位，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条件和报酬收入，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必然的。
2、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长期以来，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城乡居民之间形成了重城轻乡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然以家庭自保为主，亲友互助为辅，基本上处于无助的自然状态。目前，国家在社保方面的投资，90%以上用于城市。而作为占全国近70%人口的农村居民，因其经济发展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各地区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居住地域分散等诸多原因，至今仍是最薄弱的地方。从年人均占有社会保障费上看，城镇人均占有达455元，农民人均占有达15元，相差整整30倍。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