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1
论文关键词会展知识产权保护
会展作为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速，会展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伴随着会展业的发展也会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会展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会展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都有了一定的措施和法律依据，但会展的知识产权问题仍然困扰着会展的健康发展，成为会展提升水平的一个瓶颈。
一、我国会展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会展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各类会展知识产权保护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1.会展保护多头管理，会展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不足。会展活动的特点，使其在活动过程涉及到社会的诸多方面，会展活动的成功举办依赖各个领域的大力支持，而如此多的部门和单位参与其中，很容易导致各部门之间权利义务的不统一，有利益大家争，有风险时大家推诿。各部门的职能协调性差，无法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力，影响了保护效果。
2.知识产权滥用问题严重，克隆会展日渐增多。许多办展公司剽窃其他公司的展览项目，很多有影响且效果良好的会展经常受到模仿。对于多数参展商和参观者来说，难度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或手段对展览名称进行有效辨别。目前，我国只能对展览会标进行相应的注册，还没有更加有效的办法对展览会名称进行保护。
3.会展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严重。一是商标侵权，商标的主要功能是便于消费者区分商品生产厂家和经营单位。商标侵权行为在会展中相当常见，尤其是模仿国际知名品牌商标更是屡见不鲜。二是专利侵权。会展上的专利侵权有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展品被仿冒和新产品被抢先申请专利等形式。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虽然有些参展企业对会展知识产权保护较重视，但是由于企业缺乏会展知识产权保护的专业知识，以至于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4.会展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力度不够。由于各有关部门职责不同，部分执法人员的业务知识水平欠缺，以致会展知识产权侵权的处罚力度各有差异。此外，在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查处中，仍然存在的问题是本地区各执法机关之间对于职责和责任互相推诿，跨地区的执法部门缺乏合作，地方保护严重的情况依然存在。此外，单个部门执法多、联合执法少，而且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有待进一步加强，尚未有效地形成执法合力，影响了会展侵权的打击力度。
二、我国会展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原因探析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2
关键词：tRipS协议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归责原则
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它旨在减少国际贸易扭曲与障碍，给予知识产权有效和适当的保护，同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不会成为贸易障碍，并通过多边程序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我国在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以有效的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为此，我国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先后分别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侵权法律领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冲突形式，因而成为国内法、乃至国际法规范所着重控制和规范的对象。随着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主要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文拟就tRips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构成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就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
一、在侵权的归责原则方面
在传统民法上，民事侵权的归责原则大体上有二大原则：一是主观归责原则，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是以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作为构成责任的必要条件，“有过错始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通称为“过错责任原则”；二是客观归责原则，以人的意志以外的某种客观事实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将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作为构成责任的充分条件，只要有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存在，即不得免除责任。此一原则亦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对于一般侵权行为，现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一些受害人难以证明被告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如动物致损和建筑物致损，则采用“过错推定”，即原告若能证明其所受到的损害是由被告所造成的，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推定被告负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无过错责任原则肇端于近现代的工业事故，并逐步延伸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核反射以及产品责任等。但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是适用过错原则还是无过错原则，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国家也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和判例。在我国，也存在应该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分歧。郑成思先生在总结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后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已为许多国家所确立，并极力主张放弃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普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tRips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定中，并没有关于归责原则的概括性规定。它一方面在有的条文规定了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如：第45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足够的损害赔偿，来补偿由侵权者侵犯其知识产权所造成的损失，且侵权者知道或有充足理由知道他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第37条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善意侵权”行为规定“不知道所销售、进口或配送的物品中含有布图设计因素时，不应视为侵权行为”。在第44条第一款中，对进口、购买或订购侵权物品的情况也做了类似规定。另一方面，该协议第45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了无过错承担责任的情形，即：“司法当局也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全部费用，可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在适当的时候，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合理理由知道自己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缔约方也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对于tRips协议上述规定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从现代侵权法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是涉及高度危险和产品责任等行为。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一般也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仍然有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依据。尽管如此，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无形”，权利人往往只能在其主张权利的诉讼中，才能显示出自己是权利人；权利人之外的使用人因不慎而侵权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有形财产的使用人。而且，与这一特点相联系，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很困难，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又很容易。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如果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显然制裁不力，不足以激发人们创新或创作的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如全面适用无过错原则，则打击面过宽，容易造成权利人在市场上的垄断，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从tRips的现有规定的结构来看，第45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以侵权人主观上“知道”或“应该知道”为条件，该规定放在该条款的首要地位，其指向应该是明显的；第二款则规定在某些“适当的时候”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费用，它不以主观上是否知情为条件，其适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而且，从条款的法律性质看，第一款是强制性条款，成员方应在国内法中加以确认；第二款则是一个选择性条款，成员方不采取这一规则，并不能认为违反了协定。因此，认为tRipS协议确认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依据是不足的。在笔者看来，结合侵权法的发展现状、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以及trips的上述规定，将tRips的归责原则理解为“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主，特定条件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较为合理的，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上述要求进行了修改。1992年的《专利法》规定了善意使用原则，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行为。修改后的《专利法》对此作出了限制，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62条）新《商标法》也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可以看出，这些修改限制了免责事项范围，在侵权的损害赔偿方面，确立了根据主观有无过错而区别对待的原则，与tRips协议的要求保持了一致。
第
二、在“即发侵权”理论引入法律方面
“即发侵权”被认为是对传统民事侵权行为理论的一种超越。“即发侵权”，英文称为imminentinfringement，是指在侵权活动开始之前，权利人有证据证明某行为很快就会构成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侵犯，或该行为的正常延续必然构成侵权行为，权利人可依法予以。这类可诉行为就是“即发侵权”。“即发侵权”的理论依据在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一是，知识产权的权利是“无形的”，它不能象有形财产的所有人那样，通过占有来达到保护其财产的目的；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开发难而复制易”的特点，它较其它财产权更容易受侵害，一旦受到侵害，其损失也往往巨大。因此，当今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均明文规定了“即发侵权”，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规制，不再仅局限于侵权行开始之时，而是扩展到侵权行为开始之前，即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防治，以更为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tRipS协议第50条第一款规定，对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权利人有权提出申请，“司法当局有权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以“（1）阻止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发生。（2）制止侵权货物流入市场，或经海关检查扣留制止其进口或出口。（3）保护侵权诉讼的证据，即诉讼保全。”根据这一规定，wto的成员应授权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一是颁发临时禁令，以制止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二是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获得的证据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固定和保存。这种规定显然是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的结果。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中原来对“即发侵权”并无规定。原则上讲，只要侵权未真正开始，权利人即无权诉讼。1992年的《专利法》要求对侵权的认定必须以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为条件，强调对已构成侵权行为的处罚，并未对“即发侵权”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专利侵权案件的临时保护，主要依赖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保全”和“证据保全”两种方式，但都不能在之前禁止侵权行为。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在法律的修改中及时地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增加了诉前的三种临时措施，包括“诉前禁令”（也即“临时禁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其内容是：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专利法》第61条、《商标法》第57、58条、《著作权法》第48条）“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商标法》第58条、《著作权法》第50条）这样，经过修改后的知识产权法，全面引入了tRipS协议中的“即发侵权”规定，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扩大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完善了临时保护措施，使得侵权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
但是，立法仍有不足。上述修改仅就诉前临时措施作了规定，而对于在诉讼中发生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颁发“禁止令”制度，却未能作出相应规定，提供诉讼中的保护。而在实践中，专利案件的审理时间往往较长，权利人在这段时间里仍面临着持续的或不可挽回的侵害的威胁。
第
三、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由科学技术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知识产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作为智慧财产，要想突破、创造它十分困难；但是，一旦有所突破，他人要模仿、假冒它却十分容易。因此，对于这种无形财产的保护，便成为国内法和国际法调整的重点。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也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客体），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该公约第2条将知识产权定义为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种规定显然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但目前各国立法中，大多采用狭义的、或称传统的知识产权，它包括工业产权与版权两部分；其中，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权等，版权则包括作者权与传播者权等。
tRipS协议所说的知识产权，是特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从贸易的角度出发，tRipS协议主要突出以下内容：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强调对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酒类地理标志的保护；强调对几乎所有的发明给予专利保护，统一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除此之外，还突出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第一次纳入国际公约的范围。具体来讲，tRips协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范围是：(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产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7)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加入wto以后，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范围作了调整，使得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体系更为完整，其主要的变化有：
第
一、完善了原有三部知识产权法律的权利体系。在专利法中，增加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进行“许诺销售”的行为属于侵权的规定（第11条）；在商标法中，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从己注册的商标扩展到了未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第13条），以及作出了驰名商标持有人申请撤销恶意注册商标的时间“不受五年期限的限制“的特别规定（第41条），以及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第16条），明确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6条）；在著作权法方面，扩大了作品的范围，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品”、“模型作品”等。更为重要的是，突出加强了对网络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规定了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以及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规定（第47条第6、7项）等。
第
二、在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将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延伸到“最终用户”。所谓“最终用户”，就是计算机软件的实际使用者。最终用户侵权，主要是指购买、使用、复制非法软件，也包括将合法购买的正版软件未经授权擅自复制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行为。这种规定突破了以往将计算机软件盗版主要界定为非法复制的界线，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
三、新增加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过去我国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知识产权从法律上未予以保护。新颁布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根据trips的要求，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出了三个层次的保护要求：布图设计本身、含有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以及含有布图设计集成电路的物品，包括设备仪器等。这意味着不仅非法使用他人的布图设计来制造集成电路产品是侵权，利用侵权的集成电路组装其他产品也是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调整尽管反映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并非以tRips协议的七项权利简单地取代我国原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它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向国际标准进一步靠拢的体现。
但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中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商业秘密权的保护，tRips只要求商业秘密具有“商业价值、是秘密的、权利人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三个条件；而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则规定，商业秘密除了以上三个条件之外，还必须是“实用的”，这种保护显然低于tRips的标准，需要予以研究和解决。
四、在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方面
侵权责任是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它反映出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否定性评判。在民法上，各类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归结起来，有停止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消除影响等，其中的损害赔偿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知识产权侵权中，由于“损害”在知识产权侵权的构成要素中不占有核心地位，损害赔偿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体系中的位置就不如一般的民事侵权。在实践中，许多情况下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不法利益或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往往难以计算，因而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额便成为审判机关的一大难题。而如果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解决不好，又会在事实上不能真正有效地制裁和制止侵权活动。
tRips协议的执法部分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并不多，大量条款都集中在停止生产、停止侵权销售活动、销毁冒牌及盗版产品等方面。但是tRipS协议中，多次提及法定赔偿额问题。tRips执法条款第45条规定，“成员方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种“二者并处”，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措施。为了表明惩罚性赔偿是对故意侵权行为的惩罚，tRips还在第45条第1款中突出了“明知故犯地(knowingly)或有理由认定知道(withreasonablegroundtoknow)”的侵权活动的较为严格的赔偿标准，即“支付足以补偿因他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赔偿金，而且还要“支付有关费用，包括律师费在内”。可见，tRips协议确立了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制度。
我国原来的知识产权法中对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不完善的。旧《专利法》并未规定损害赔偿，新修改的《专利法》吸纳了法定赔偿制度。该法明确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赔偿额，即“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第60条）新《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除了规定损害赔偿额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或者“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外，还明确规定，前述“因侵权所得利益”或“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56条、《著作权法》第48条）。可以看出，以上规定充分反映了tRips法定赔偿制度的要求，也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
结语
tRipS协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上，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又必须依赖于国内法对侵权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入世之前以及入世之时，中国已经广泛地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了及时、大幅度的修改，同时加快了对新法律的立法，力求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符合wto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实践方面，中国的法院在入世之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已经总体上适用了tRipS协议的规定，中国法官通过司法实践完善和丰富了知识产权的侵权理论，高度重视过错推定原则在确定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的运用，并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审理中逐步形成了若干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是最为先进和最为接近国际水平的。
无庸讳言，中国入世后在知识产权的实施方面，如何切实而有效地保护本国和他国的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还涉及全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以中国没有认真完全地执行或实施tRipS协议为由，发起针对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甚至以诉诸贸易制裁相威胁。对此，我们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并及早研究对策。
但是，笔者认为，在按照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来进行立法和司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深入透彻地研究tRipS协议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务求使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既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又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学者在总结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时，尖锐地指出我国立法和司法中已经存在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以及保护水平持续攀高的问题。因此，在确定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保护范围以及损害赔偿等问题时，仍然需要我们认真理解tRipS协议对侵权界定的最低标准和其它相关规定，加强对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侵权以及知识产权发展的关注和研究，避免在立法和司法中出现违背公平原则，过高保护知识产权的现象，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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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郑成思：“民法典（专家意见稿）知识产权篇第一章逐条论述”，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3
关键词：tRipS协议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归责原则
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它旨在减少国际贸易扭曲与障碍，给予知识产权有效和适当的保护，同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不会成为贸易障碍，并通过多边程序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我国在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以有效的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为此，我国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先后分别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侵权法律领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冲突形式，因而成为国内法、乃至国际法规范所着重控制和规范的对象。随着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主要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文拟就tRips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构成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就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在侵权的归责原则方面
在传统民法上，民事侵权的归责原则大体上有二大原则：一是主观归责原则，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是以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作为构成责任的必要条件，“有过错始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通称为“过错责任原则”；二是客观归责原则，以人的意志以外的某种客观事实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将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作为构成责任的充分条件，只要有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存在，即不得免除责任。此一原则亦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对于一般侵权行为，现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一些受害人难以证明被告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如动物致损和建筑物致损，则采用“过错推定”，即原告若能证明其所受到的损害是由被告所造成的，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推定被告负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无过错责任原则肇端于近现代的工业事故，并逐步延伸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核反射以及产品责任等。但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是适用过错原则还是无过错原则，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国家也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和判例。在我国，也存在应该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分歧。郑成思先生在总结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后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已为许多国家所确立，并极力主张放弃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普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tRips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定中，并没有关于归责原则的概括性规定。它一方面在有的条文规定了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如：第45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足够的损害赔偿，来补偿由侵权者侵犯其知识产权所造成的损失，且侵权者知道或有充足理由知道他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第37条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善意侵权”行为规定“不知道所销售、进口或配送的物品中含有布图设计因素时，不应视为侵权行为”。在第44条第一款中，对进口、购买或订购侵权物品的情况也做了类似规定。另一方面，该协议第45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了无过错承担责任的情形，即：“司法当局也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全部费用，可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在适当的时候，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合理理由知道自己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缔约方也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对于tRips协议上述规定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从现代侵权法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是涉及高度危险和产品责任等行为。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一般也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仍然有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依据。尽管如此，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无形”，权利人往往只能在其主张权利的诉讼中，才能显示出自己是权利人；权利人之外的使用人因不慎而侵权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有形财产的使用人。而且，与这一特点相联系，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很困难，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又很容易。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如果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显然制裁不力，不足以激发人们创新或创作的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如全面适用无过错原则，则打击面过宽，容易造成权利人在市场上的垄断，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从tRips的现有规定的结构来看，第45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以侵权人主观上“知道”或“应该知道”为条件，该规定放在该条款的首要地位，其指向应该是明显的；第二款则规定在某些“适当的时候”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费用，它不以主观上是否知情为条件，其适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而且，从条款的法律性质看，第一款是强制性条款，成员方应在国内法中加以确认；第二款则是一个选择性条款，成员方不采取这一规则，并不能认为违反了协定。因此，认为tRipS协议确认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依据是不足的。在笔者看来，结合侵权法的发展现状、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以及trips的上述规定，将tRips的归责原则理解为“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主，特定条件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较为合理的，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上述要求进行了修改。1992年的《专利法》规定了善意使用原则，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行为。修改后的《专利法》对此作出了限制，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62条）新《商标法》也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可以看出，这些修改限制了免责事项范围，在侵权的损害赔偿方面，确立了根据主观有无过错而区别对待的原则，与tRips协议的要求保持了一致。
第二、在“即发侵权”理论引入法律方面
“即发侵权”被认为是对传统民事侵权行为理论的一种超越。“即发侵权”，英文称为imminentinfringement，是指在侵权活动开始之前，权利人有证据证明某行为很快就会构成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侵犯，或该行为的正常延续必然构成侵权行为，权利人可依法予以。这类可诉行为就是“即发侵权”。“即发侵权”的理论依据在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一是，知识产权的权利是“无形的”，它不能象有形财产的所有人那样，通过占有来达到保护其财产的目的；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开发难而复制易”的特点，它较其它财产权更容易受侵害，一旦受到侵害，其损失也往往巨大。因此，当今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均明文规定了“即发侵权”，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规制，不再仅局限于侵权行开始之时，而是扩展到侵权行为开始之前，即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防治，以更为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tRipS协议第50条第一款规定，对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权利人有权提出申请，“司法当局有权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以“（1）阻止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发生。（2）制止侵权货物流入市场，或经海关检查扣留制止其进口或出口。（3）保护侵权诉讼的证据，即诉讼保全。”根据这一规定，wto的成员应授权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一是颁发临时禁令，以制止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二是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获得的证据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固定和保存。这种规定显然是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的结果。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中原来对“即发侵权”并无规定。原则上讲，只要侵权未真正开始，权利人即无权诉讼。1992年的《专利法》要求对侵权的认定必须以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为条件，强调对已构成侵权行为的处罚，并未对“即发侵权”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专利侵权案件的临时保护，主要依赖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保全”和“证据保全”两种方式，但都不能在之前禁止侵权行为。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在法律的修改中及时地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增加了诉前的三种临时措施，包括“诉前禁令”（也即“临时禁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其内容是：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专利法》第61条、《商标法》第57、58条、《著作权法》第48条）“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商标法》第58条、《著作权法》第50条）这样，经过修改后的知识产权法，全面引入了tRipS协议中的“即发侵权”规定，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扩大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完善了临时保护措施，使得侵权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
但是，立法仍有不足。上述修改仅就诉前临时措施作了规定，而对于在诉讼中发生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颁发“禁止令”制度，却未能作出相应规定，提供诉讼中的保护。而在实践中，专利案件的审理时间往往较长，权利人在这段时间里仍面临着持续的或不可挽回的侵害的威胁。
第三、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由科学技术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知识产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作为智慧财产，要想突破、创造它十分困难；但是，一旦有所突破，他人要模仿、假冒它却十分容易。因此，对于这种无形财产的保护，便成为国内法和国际法调整的重点。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也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客体），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该公约第2条将知识产权定义为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种规定显然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但目前各国立法中，大多采用狭义的、或称传统的知识产权，它包括工业产权与版权两部分；其中，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权等，版权则包括作者权与传播者权等。
tRipS协议所说的知识产权，是特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从贸易的角度出发，tRipS协议主要突出以下内容：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强调对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酒类地理标志的保护；强调对几乎所有的发明给予专利保护，统一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除此之外，还突出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第一次纳入国际公约的范围。具体来讲，tRips协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范围是：(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产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7)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加入wto以后，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范围作了调整，使得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体系更为完整，其主要的变化有：
第一、完善了原有三部知识产权法律的权利体系。在专利法中，增加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进行“许诺销售”的行为属于侵权的规定（第11条）；在商标法中，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从己注册的商标扩展到了未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第13条），以及作出了驰名商标持有人申请撤销恶意注册商标的时间“不受五年期限的限制“的特别规定（第41条），以及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第16条），明确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6条）；在著作权法方面，扩大了作品的范围，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品”、“模型作品”等。更为重要的是，突出加强了对网络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规定了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以及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规定（第47条第6、7项）等。
第二、在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将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延伸到“最终用户”。所谓“最终用户”，就是计算机软件的实际使用者。最终用户侵权，主要是指购买、使用、复制非法软件，也包括将合法购买的正版软件未经授权擅自复制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行为。这种规定突破了以往将计算机软件盗版主要界定为非法复制的界线，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三、新增加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过去我国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知识产权从法律上未予以保护。新颁布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根据trips的要求，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出了三个层次的保护要求：布图设计本身、含有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以及含有布图设计集成电路的物品，包括设备仪器等。这意味着不仅非法使用他人的布图设计来制造集成电路产品是侵权，利用侵权的集成电路组装其他产品也是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调整尽管反映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并非以tRips协议的七项权利简单地取代我国原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它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向国际标准进一步靠拢的体现。
但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中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商业秘密权的保护，tRips只要求商业秘密具有“商业价值、是秘密的、权利人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三个条件；而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则规定，商业秘密除了以上三个条件之外，还必须是“实用的”，这种保护显然低于tRips的标准，需要予以研究和解决。
四、在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方面
侵权责任是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它反映出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否定性评判。在民法上，各类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归结起来，有停止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消除影响等，其中的损害赔偿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知识产权侵权中，由于“损害”在知识产权侵权的构成要素中不占有核心地位，损害赔偿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体系中的位置就不如一般的民事侵权。在实践中，许多情况下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不法利益或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往往难以计算，因而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额便成为审判机关的一大难题。而如果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解决不好，又会在事实上不能真正有效地制裁和制止侵权活动。
tRips协议的执法部分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并不多，大量条款都集中在停止生产、停止侵权销售活动、销毁冒牌及盗版产品等方面。但是tRipS协议中，多次提及法定赔偿额问题。tRips执法条款第45条规定，“成员方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种“二者并处”，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措施。为了表明惩罚性赔偿是对故意侵权行为的惩罚，tRips还在第45条第1款中突出了“明知故犯地(knowingly)或有理由认定知道(withreasonablegroundtoknow)”的侵权活动的较为严格的赔偿标准，即“支付足以补偿因他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赔偿金，而且还要“支付有关费用，包括律师费在内”。可见，tRips协议确立了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制度。
我国原来的知识产权法中对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不完善的。旧《专利法》并未规定损害赔偿，新修改的《专利法》吸纳了法定赔偿制度。该法明确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赔偿额，即“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第60条）新《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除了规定损害赔偿额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或者“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外，还明确规定，前述“因侵权所得利益”或“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56条、《著作权法》第48条）。可以看出，以上规定充分反映了tRips法定赔偿制度的要求，也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
结语
tRipS协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上，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又必须依赖于国内法对侵权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入世之前以及入世之时，中国已经广泛地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了及时、大幅度的修改，同时加快了对新法律的立法，力求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符合wto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实践方面，中国的法院在入世之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已经总体上适用了tRipS协议的规定，中国法官通过司法实践完善和丰富了知识产权的侵权理论，高度重视过错推定原则在确定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的运用，并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审理中逐步形成了若干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是最为先进和最为接近国际水平的。
无庸讳言，中国入世后在知识产权的实施方面，如何切实而有效地保护本国和他国的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还涉及全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以中国没有认真完全地执行或实施tRipS协议为由，发起针对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甚至以诉诸贸易制裁相威胁。对此，我们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并及早研究对策。
但是，笔者认为，在按照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来进行立法和司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深入透彻地研究tRipS协议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务求使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既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又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学者在总结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时，尖锐地指出我国立法和司法中已经存在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以及保护水平持续攀高的问题。因此，在确定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保护范围以及损害赔偿等问题时，仍然需要我们认真理解tRipS协议对侵权界定的最低标准和其它相关规定，加强对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侵权以及知识产权发展的关注和研究，避免在立法和司法中出现违背公平原则，过高保护知识产权的现象，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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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Reflectionsontrips’effectsonChina’stortLaw
Concerningintellectualproperties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4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1
知识产权是指原创者对其设计、创作出的产品特殊功能、外观、著作等专享的权利。我国通过设立《知识产权法》来保护拥有知识产权的作者不受其他企业、个人通过仿造、伪造等非法行为侵害原创者的合法利益，以促进原创者对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保证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顺利进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企业要想在世界经济之林拥有一席之地，那种原来以粗放式的小作坊、依靠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及缺少自主品牌创新的产品生产模式均已无法适应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在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技术服务收入已经占到全球技术转让收入的近9成。而我国目前仍处于技术创新的起步阶段，主要科技创新项目还停留在模仿国外先进生产者上，缺少国内自主创新品牌。虽然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但国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存在着诸多待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内驰名商标未得到必要的国外保护。虽然我国目前已注重对如“全聚德”、“狗不理”等驰名商标的扶植与保护，但这些驰名商标在国外被外国企业以相同或类似的名称抢注，使我国驰名商标企业无法享受到国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严重阻碍着我国老牌企业的生产与国际化发展。
（二）原产地标记管理混乱。目前在国际上通行的贸易规则中，对每个出口国家规定必须标明货物的原产地，即货物的生长地或加工制造地。标明产地不但是证明产品信誉与质量的标志，也是防止其他非法生产者冒用知名品牌进行销售的有效方法。由于我国政府及企业对原产地标记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致使大多数知名企业的产品被冠以“某某原产地”的标志，严重侵害着合法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政府部门监管力度不够。一是执法部门经费保障不足。目前我国执行知识产权监管的部门是地方各级知识产权局，由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危害的隐蔽性，政府未能向对待公安、检察机关一样对产权局给予重视。表现在经费方面，财政只拨付该部门正常运转经费，未从人、才、物方面给予查处侵权案件的办案经费。二是政府各部门沟通不畅。由于注册商标、著作权、专利权的授予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加之各部门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协调，未对企业、消费者进行信息沟通，导致政府部门在办理授予、调解、查处侵权案件时缺少必要的经验。三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对侵权行为的违法行为处罚额度较低，无法对侵权当事人起到震慑作用。
二、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一）从政策层面保护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不受侵害。一是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促使我国企业内部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引导企业及时将生产经营中、科技研究中的发明创造向国内外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形成科技优势，避免知识产权被不法分子侵占。二是国家建立各种知识产权补助基金，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市场前景广阔的项目给予一定的开发研究奖励，并降低申请奖励基金的企业的门槛，鼓励中小企业增强自我创新能力。三是国家出台“原产地”标准，强制企业在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知识产权登记时将产地信息录入网络，实现企业产地信息共享，使广大消费者可以通过网上查询验证产品的原产地，同时规范企业原产地标准。
（二）加强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一是尽快修改《知识产权法》中有关侵权行为处罚程序，从法律层面震撼不法分子，使知识产权执法部门有法可依。二是财政部门应加大对执法部门的经费保障力度，增加执法专业人才的数量，解决查处侵权案件办案经费不足的困难。三是知识产权部门积极协调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查处，形成监督检查常态化、综合化。
（三）提高企业、个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化市场后，自主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产品适销与否以及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国家通过加大研究经费和补助发放，鼓励企业积极进行科技创新，主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企业自身合法利益。知识产权部门应加大《知识产权法》宣传力度，使企业提高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提高其解决、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
（四）发生纠纷，积极应对，依法维权。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可能经常会发现权利被他人侵犯；而作为市场经营者，又可能会面临知识产权人的侵权指控。一旦发生纠纷，应合理运用诉讼策略，实现利益最大化。首先，企业对于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诉讼应当积极面对，而不能消极回避，应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全方位衡量诉讼利弊得失，选择适当的应对策略；其次，应确定整个知识产权诉讼的核心问题，搜寻案件的突破点，争取在诉讼中占据有利地位；第三，应将知识产权诉讼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以诉讼为核心，辅以行政处理手段、媒体宣传等，全面开展工作。
（五）企业应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内部管理制度，善于运用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自己。企业之间未来的竞争将主要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因此一定要多学习知识产权方面的新知识，多学习国内外优秀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管理上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起本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使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纳入企业研发、生产与经营的全过程。要及时将自主创新成果、核心技术、名优产品在国内外申请相应的知识产权注册，以期得到有效保护。要以企业的核心专利技术为依托，构筑自身的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措施体系。
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因为特殊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而产生了很多问题，进而阻碍了知识产权保护系统充分发挥其作用，不能切实地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要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需要首先明确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上述几个问题比较典型，影响力也比较大，也可以说是比较根本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如此才能够真正做到治标治本，从而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积极、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 wto 现状 差距 建议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际间双边、多边的谈判，特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促使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wto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加入wto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会产生深刻的，本文试图从wto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来分析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差距。
一、知识产权在wto中的重要地位
1、知识产权贸易在wto当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知识产权贸易，从狭义的角度讲，就是以知识产权为标的的贸易，包括我们平常所讲的专利许可、专利转让，商标许可、商标转让，版权的许可和版权的转让，商业秘密的许可等等。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指版权产业和版权产品[1]。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版权产业已经在发达国家成为了国民经济当中一个重要的产业。知识产权贸易逐步地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形式，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构成了wto的三大支柱。各国都把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国际贸易竞争的手段和竞争工具。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成为wto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2、tRips协议在wto当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全球因知识产权侵权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800亿美元[2]。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观察，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使得知识产品不能像有体物一样在空间上进行占有，从而排斥他人未经允许的利用。正是如此，各国才逐渐颁布知识产权法，以禁止非法使用他人的技术、作品、商标等知识产品[3]。为克服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与知识产品的全球传播性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双边安排到多边条约的过程，使公约成员基于一定的保护标准，相互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1986年关贸总协定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时，知识产权被列入多边谈判的议题。1995年7月1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协议》（又称tRips协议）签订生效，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被列入多边协议。tRips协议由序言和7部分组成，共73条，是世贸组织3个新协议中最长的协议，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中，涉及面最广，保护水平最高，保护力度最大，是wto中最重要的协议之一。
二、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
1、tRips协议的宗旨、目的与基本原则
tRips协议的宗旨：减少对国际贸易的扭曲与阻碍；促进对知识产权在国际范围内更充分、有效地保护；确保知识产权的实施及程序不对合法贸易构成壁垒。
tRips协议的目的：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权利的行使，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与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促进生产者与技术知识使用者间互利互惠，并促进世贸组织成员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重申了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保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健康原则、对权利合理限制原则、地域性原则、专利商标申请优先原则、版权自动保护原则等。另一部分是新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争端解决原则、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司法审查和复审原则以及知识产权的私权原则。tRips协议确立的这些新原则对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影响较大，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1）最惠国待遇原则。该项原则的含义为"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任何成员给予另一方成员国民的优惠、特权与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与所有其他成员国民"。tRips协议将关贸总协定（Gatt）的原则引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显然是增加和扩大了该协议的适用效力和范围。
（2）争端解决原则。tRips协议颇具匠心的将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的谅解》机制直接引人解决知识产权争端，可以利用贸易手段，甚至交叉报复手段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得以实现。这正是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并将知识产权纳入wto体制的初衷，也是各个成员国家之间平衡稳定经贸关系、促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和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动力和鞭策。该项争端解决机制依托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tRips理事会）的职能，以专家组断案为模式以保障实施。
（3）知识产权的私权原则。tRips协议在序言部分明确规定："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又规定："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tRips协议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这一规定对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我国法制中的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民事权利定位，以及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提高执法水平意义重大。
（4）透明度原则。tRips协议第63条规定了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透明度要求。其目的是防止缔约方之间出现歧视性行为，便于各方对相互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尽快了解，以便加强保护。其含义为各成员方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要增强透明度，要公布有普遍适用性质的法律法规、贸易协定、司法裁判及行政决定，除非有关信息和资料的披露有损于法律的实施、公共利益或当事人正当的商业利益。这也就说除了对法律、法规的透明度要求外，对法院的裁决也要求一定的透明度。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5）司法终局复审原则。tRips协议明确规定了各成员应当就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程序，给当事人提供司法复审的机会与程序。涉及行政复审的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关知识产权授予程序的司法复审；二是涉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的司法复审。
2、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
tRips协议规定的知识产权权利范围限于7种知识产权：专利、版权与相关权、商标、地理标志、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未公开的信息[4]。
第一，专利权保护。对专利权的保护，tRips协议规定获得权利的条件为在一切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只要其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可付诸工业性的"三性"，都应当有可能获得专利。tRips协议同时强制性的规定各成员应当给专利权的获得和享有不能因为发明地点不同、技术领域不同、产品是进口或当地生产等的不同而进行歧视。对可以不授予专利的情形tRips协议也作了规定，包括：（1）诊断人类或动物的诊断、方法和外科手术方法；（2）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主要是生物的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但是，协议规定，对植物新品种应予保护。对专利权的范围tRips协议也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它包括对产品专利，权利人有权制止第三方未经许可制造、使用、提供销售、销售及为此目的的进口行为。对方法专利，权利人有权制止他人使用和提供销售、销售或为上述目的而进口该产品。tRips协议还规定了专利可享有的应不小于自提交申请之日起的20年年终。tRips协议对专利申请人的条件或要求也作了规定，统一各成员对专利申请人最为重要、基本的义务规定。包括：以足够清楚和完整的方式披露其发明，以使同一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并可要求申请人指明在申请日或在优先权日该发明的发明人所知的最佳实施方案。对专利权最低的保护标准还包括对侵权方法专利举证责任的规定，我国专利法已经相应规定了有关条款。
第二，对商标权的保护。tRips协议对商标权构成的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能够将一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的标记或标记组合，均应能够构成商标。tRips协议对商标注册条件作出了要求，把“标记应系视觉可感知”作为注册条件，可将“使用”作为注册依据，但不得将商标的实际使用作为提交注册申请的条件。tRips协议虽然未明确列举不予注册的情形，但却规定了注册商标不得损害任何已有的在先权利。对于注册商标的权利内容与范围，tRips协议第16条规定商标权人应享有防止任何第三方未经许可而在贸易活动中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记去标示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以造成混淆。tRips协议明确将服务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规定在保护范围中，并规定了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5]，对于不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相同标识的使用，只要对该驰名商标产生不良影响，使商标权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就应当原则上适用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对驰名商标予以保护。对商标的首期注册及各个续展注册的保护期，该协议要求均不少于7年，续展注册可以无限次。我国商标法相应规定均为10年，实际上可以无限次续展注册[6]，已经达到了tRips协议的保护水平。但我国对商标续展实行实质审查，这并不是任何国际条约的义务，而是一种对商标权的限制，应当予以摒弃。
第三，对版权及相关权的保护。tRips协议规定，全体成员应遵守《伯尔尼公约》实质条款的的规定。同时对著作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并明确了版权对机程序与数据汇编的保护，以及对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出租权的肯定。tRips协议对版权的权利内容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伯尔尼公约中找到[7]。作品受保护的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加50年，如不按作者有生之年计算，则另有规定。tRips协议对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及广播电视组织权利的保护作了界定。有人说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的对作品内容违反法律该作品不受保护的条款，不符和tRips协议最低保护原则的观点，其实是一种误解。著作权的该项规定符合tRips协议不得妨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第四，对工业品外观设计（industrialdesigns）的保护。tRips协议第25条规定对独立创作的、具有新颖性或原创性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全体成员均应提供保护。tRips协议强调对纺织品外观设计的保护要求，成员可以选择以版权法或外观设计法保护外观设计，但要特别保证对纺织品本身关于对成本、检验或公布方面的要求，不至于不合理地损害对外观设计取得保护的机会[8]。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内容和范围，包括制止第三方未经许可为商业目的的制造、销售或进口带有或体现有受保护设计的复制品或实质性复制品的物品。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不少于10年。
第五，对商业秘密的保护。tRips协议对商业秘密定义为未披露过的信息，所谓未披露过的信息就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该协议将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概括为3个：秘密性、商业价值和采取了保密措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构成概括为4个，即又加上了实用性。但在实践上，并不妨碍对商业秘密实施符合协议规定的保护。tRips协议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也作了界定，即未经许可以违背诚实商业行为的方式，至少包括违约、泄密及诱使他人泄密的行为，通过第三方以获得未披露过的信息（无论该第三方已知或不知此种获得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制止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10条之2的规定为不正当竞争的行为[9]；二是保护前述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三是根据协议第39条第3款的规定，保护向政府或政府机构提交的数据。
第六，对地理标志的保护。tRips协议专门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作了规定，并对地理标志的概念作了界定。所谓地理标志，是指下列标志：其标识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成员的义务主要包括：第一，如果某商标中包含有或组合有商品的地理标志，并具有误导公众忽略认明真正来源地的，成员应依职权驳回或撤销该商标的注册或者依一方利害关系人的请求驳回或撤销该商标的注册。第二，不论以任何方式在商品的称谓或表达上明示或暗示有关商品来源于非真正来源地，并使公众对该商品来源产生误认；第三，依照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10条之2的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由于酒类的地理标志的保护涉及欧盟等发达国家的重大利益，因此对葡萄酒与白酒的地理标志提供了更为严格的保护。协议规定，成员方应采取措施，防止将葡萄酒和烈酒的专用地理标识，用于来源于其他地方的葡萄酒和烈酒。
第七，对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的保护。根据tRips协议第35条的规定，对拓扑图的保护适用《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7条，第12条和第16条第3款，第6条第3款除外。根据这些条款的规定，对拓扑图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根据各成员自己情况适用特别法、版权法、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工业品外观设计法、不正当竞争法或其他法，或任何这类法的结合。权利的取得要求该拓扑图应当具有原创性，对不具有独创性的拓扑图不能获得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受到保护的集成电路不论是否被结合在产品中，都应该同样得到相同的保护。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内容和范围，tRips协议第36条作了明确规定。对未经权利人许可的为商业目的的进口、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发行受保护的布图设计，为商业目的的进口、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发行含有受保护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为商业目的的进口、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发行含有上述集成电路的物品（仅以其持续包含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为限）。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保护期分为三种情况：以注册为条件的成员，保护期从注册申请的提交日起，或从该设计于世界任何地方首次付诸商业利用起10年；不要求注册为条件的成员，保护期不得少于从该设计于世界任何地方首次付诸商业利用起10年；成员均可将保护期规定为布图设计创作完成起15年。
三、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的现状
1、加入wto后我们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当我国与其他缔约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发生争端时，可以适用世贸组织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个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有助于减少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过去极少数发达国家动辄使用的单边报复的行为，使我们在可能与发达国家发生的知识产权争端时，能够在协议的框架下通过多边谈判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对有关缔约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就有可能被终止应享有的减让等优惠待遇，直至受到交叉报复和跨部门报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对假冒、盗版行为进行有效、有力地打击和制裁，就已经成为我国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这当然也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2、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方面所做的工作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了wto。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入世前我国政府已经按照wto管理下的tRipS协议的要求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并制定了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为全面贯彻实施上述法律和条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特别是为实施新修改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例如，《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适用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司法解释等等。自2000年12月至2002年10月共制定公布司法解释10多件，健全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救济措施、举证责任和诉前禁令，以及行政司法复审等诉讼制度。在我国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通过上述司法解释，构筑起我国新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知识产权法律的实体权利保护方面与wto要求基本相当。
3、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方面所做的工作
近年来，我国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充分运用司法审判权，审理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据对2003年的司法统计，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9271件，同比上升18.86%，审结8978件，上升25.36%。人民法院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对551人予以刑事处罚，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12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253人，拘役、管制等其他刑罚325人，并处罚金419人，单处罚金57人，较前几年加大了打击力度[10]。我国除了有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司法程序外，相关的行政机关也有权在知识产权执法的框架内处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纠纷，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商标侵权和商标违法案件的查处。这些成绩反映了我国执法的巨大努力和决心。
4、存在的
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二是对别人的知识产权不够尊重。三是制定的法规方面还有缺陷。
在我国，人们并没有把知识产权真正作为财产权来看待，只注重有形财产的积累与保护，却忽视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观念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方面表现在：（1）原产地标记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如山西老陈醋。（2）商业秘密泄露的事件经常发生，像景泰蓝、宣纸等民族绝技的泄密，以及"两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的泄密等。（3）国内大量的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我们在大力保护国外驰名商标时，却忽视了对国内驰名商标的扶植与保护，如"同仁堂"等。（4）招商引资项目中政府行为严重，不懂国际规则，屡屡上当受骗。一是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外商用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过期知识产权（专利）冒充处于保护期的知识产权（有效专利）；要求对已经处于公有领域的所谓“专有技术”支付费用；没有分许可权而许可要求国内对其在国内并不享有权利的外国知识产权支付费用。二是外商在投资中利用将相关知识产权分割转让的方式对我方企业进行控制。三是外商将侵权技术或产品到国内投资生产，将来我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时出问题[11]。
对别人的知识产权不够尊重主要表现在：（1）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如报刊杂志上披露的某些造假专业村，当地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可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迟迟不打击，甚至还颁发“免检企业”牌匾，设立“宁静工作日”制度，严禁监管单位日常监督检查。（2）音像市场盗版情况严重，打击力度不够。
已经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存在缺陷。比如《企业名称登记条例》和《商标法》之间的衔接问题，注册名称的限制是地域性的，而注册商标方面的限制是全国性的，要是碰上企业商号与商标相同，很容易出现矛盾；又比如仿冒装潢问题，商标往往是装潢的一部分，而只有具备注册条件的装潢才能申请注册，经核准后才能成为商标的一部分，这就要求《商标法》和《专利法》必须协调。
四、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在了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和对知识产权最低保护要求及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的现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及执法机制，总体上是符合tRips协议规定要求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差距，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指“对知识产权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保护，即由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国家公诉人向法院对侵权人提起刑事、民事的诉讼，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民事责任。”[12]。
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执法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加强司法保护不但是tRips协议等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规定，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所迫切的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一是要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司法解释在解决适用tRips协议中难题和对立法不足补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在审理机著作权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遵照著作权法保护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执行，在没有具体行政法规前审判中，仍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二是要正确确定举证责任，要正确适用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等原则，当事人提出他人侵犯其专利权的主张的，也要首先举证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和被控侵权产品与使用专利方法生产的产品相同，然后才能将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由被告证明其生产的产品使用的是什么方法。三是要贯彻全面赔偿原则[13]，这一原则与tRipS协议关于侵权人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要按照全面赔偿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所有损失能够赔足、赔够，在上不受损失。依法公平合理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对滥用知识产权的权利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当适当进行赔偿。
2、加强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
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指当知识产权被侵犯后，行政机关以权利人的申请或主动的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竞争秩序。“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中都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14]。行政保护具有应变性，可转授性，及成本小，速度快，能迅速恢复当事人的权利等优点，行政保护一般是主动的保护。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执法，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机制的特色之一，曾起到很大作用，也为tRips协议所允许。继续保持行政执法的威力和民事的救济功能，同时也要保障当事人对行政终局决定司法复审的权利。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执法任务十分繁重，行政执法将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较长时期并存，行政执法要强调依法行政和程序公正，同时要加强法院的知识产权行政审判，以支持正确的行政执法，纠正错误和不当的行政执法。
3、建立政府权威机构统一协调有关wto事务
wto的工作几乎涉及国内所有经济部门，而各部门的利益往往互相或相互矛盾，当前，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及行业垄断是制约中国市场经济的严重问题，因此，应建立中央权威、高效、统一、精简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协调机构，从全局出发筹划涉及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和对外关系等重大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以及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制度逐渐提升到了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并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知识管理的一项重要。
4、要做好原有法律条文修改及立法工作
要充分理解公约条款要求，特别关注条约的最低标准，运用过程观点、动态观点、改变过去“应急性”的立法状况。立法要做到前瞻性与稳定性的有机结合。我国在融入国际化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入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某些强权国家的意志，导致我国某些法律法规竞高，超出了国际条约的最低标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就引起过非常大的争议[15]。在今后的国际合作中我们要非常关注此类规范，通过的观察，收集充分的数据资料，不能让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保护别人利益的武器而侵害了自己的权益，司法应该选择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规则做出判决。对于现行国际条约未予规范的，根据情况斟酌立法。比如对于基因的专利保护、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应当进行调查研究，如果对本国产业不利，则应拒绝保护。而对于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等于我有利，应当尽快立法加以保护。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国际条约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有利规定。
注释及：
[1]李顺德《wto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中国法官网（）李顺德网络文集
[2]李晓西《知识产权保护与wto》 中国法官网（）法学
[3]袁真福《论知识产权的全球化---以国际条约为线索》《中国知识产权报》2001年11月1日第三版
[4]黄勤男《知识产权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5]即应当顾及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包括在该成员地域内因宣传该商标而使公众知晓的程度予以认定。
[6]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期为10年，到期前6个月起一年内可办理续展，每次可续10年
[7]该公约规定了权利人至少享有翻译权、复制权、公演权、广播权、朗诵权、改编权、录制权、制版权等8项财产权，以及各成员可视具体情况授予作者的"追续"权。
[8]知识产权协议的有关纺织品外观设计的规定，主要是要求成员把对于纺织品作为商品本身的要求，与对该商品的外观设计的保护区分开来，不能因前者而影响后者。参见郑成思著《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第108页。
[9]即：凡在工商事务中违反诚实的习惯作法的竞争行为，特别禁止以下三项行为：1、不择手段地对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造成混乱性质的一切行为；2、在经营商业中，具有损害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商誉性质的虚伪说法；3、在经营商业中使用会使公众对商品的性质、制造方法、特点、用途或数量易于产生误解的表示或说法。参见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
[10]蒋志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进展》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法官论坛
[11]刘彧常虹《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图书馆网（）法律论文资料库
[12]蒋志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预展望》，《知识产权研究》第七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13]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论其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因其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多少和精神损害大小，来确定民事赔偿范围。见王泽鉴著《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7页。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tRips协议，国际投资，wto
一、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我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余劲松教授在论及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时曾指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若未作为投资，则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无论海外投资企业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有些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若对知识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其技术就有被竞争者自由和无偿取得的风险，它们当然也就不愿意前往投资了。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低成本地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1]（p.329－330）.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一个跨国公司越是有能力开发新技术，就越是有能力向海外开发新市场和占领新市场，越是有能力通过含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投资海外，就越是有能力取得国际垄断地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投资-竞争-投资模式。可以说，由技术引致的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知识产权投资在未来国际投资竞争中将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侵权往往会使投资者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的避免关税障碍、降低生产成本、直接占领海外市场的优势在瞬息间荡然无存对于高新技术投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这些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可以被轻易地仿制和假冒。举例而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一种被掩膜的三维立体集成电路原件布局图，其设计极其复杂，投资巨大，但这种布图设计却可以轻易地通过拍照等手段复制。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使跨国投资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的国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因为，这些投资在东道国形成成品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时，虽然没有关税阻挠，有东道国各种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使产品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在母国的生产成本。但作为高新技术产品，产品的研制开发费用不会降低多少，而且还面临着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负担、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等许多新的困难。因此，实现高新技术投资的高利润并非易事。但是，一旦产品被低成本仿造而又不能依靠强有力的当地知识产权立法加以制止和制裁，投资者的产品不但难以进入东道国以外的海外市场，就是东道国当地市场也难以保住，投资不仅不能得到预期利润，还会血本无归。
我们认为，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推动高新技术投资在全球的顺利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国投资环境好坏的一个重要象征。令人忧虑的是，乌拉圭回合前的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角度看，都存在着种种缺陷，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需求。
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内立法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从国内立法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差异和保护水平的参差不齐是知识产权投资、知识产权产品和服务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全面保护和同等待遇的重大障碍。有学者甚至认为，侵权产品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造成的[2]（p.714）.笔者认为，地域性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也是跨国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
以专利制度为例，各国立法不一，迫使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不得不劳心劳力地详细分析研究各拟投资的市场所在国的专利制度，仔细考察如下问题：（1）该国是采取审查主义还是采取非审查主义，审查的范围如何；（2）该国是采取先申请原则还是采取先发明原则；（3）新颖性的要件如何规定（如是采取相对的新颖性还是采取绝对的新颖性）；（4）何种发明可以获得专利；（5）专利权的有效期限为多少年；（6）是否采取以登记为实施权利的基础的制度；（7）实用新型制度是否在专利制度之外作为另制承认等等。
再以商标制度为例，由于各国均采用属地主义（限于按国别申请，才在该国有效）原则，各国具体立法不一，跨国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也不得不详细分析下述问题：（1）商标是因向专利机关申请注册后才享有权利（登记主义），还是以在申请商标注册前已经使用该商标为要件（使用主义）；（2）具备同样要件的商标注册申请时，如有复数申请者，是否先申请者才能取得权利（先申请主义）；（3）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要件，须经专利机关审查为原则（审查主义）；（4）商标注册申请时，是否不仅须经专利机关审查，还须通过公告作为一般社会审查的对象；（5）对于同一的或类似的商品是否不承认使用同一或类似商标（即一商标一注册主义）；（6）专利机关对不服拒绝审查处分或对已注册商标已经提出异议的争议是否可自行审判；（7）是否承认作为服务业标志的服务标章制度等等。上述问题的研究考察，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同和保护水平的不一，不仅增加了跨国投资的成本和投资风险，也使知识产权投资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人为地扭曲了跨国投资的正常流向和流量。而这种扭曲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因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水平不高，保护水平低下，使得急需技术密集性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吸收到高新技术投资，这些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各国往往依据本国情况自立知识产权保护水准和保护范围。经济落后的国家难以自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难以对一些新出现的知识产权类型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法律保护。例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建立计算机软件的立法，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版权立法，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对全球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知识产权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阻碍了这些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际立法的不足之处
从国际立法的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乏力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注。从全球性立法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固有的缺点或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3]（p.283－284）.
首先，尽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管辖的多边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十分庞大，但其中许多条约的缔约国甚少，约束力有限，尤其是那些保护水平较高的国际公约，往往因为参加国太少而失去应有的作用。
其次，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界定权利，缺乏保证权利实施的国内措施，难以保证公约作为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再次，现存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大多都没有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又次，由于现存公约在国际协调方面仅提出国民待遇，因而往往难以建立普遍的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合理保护水平。同时，现存公约对于高新技术之类的知识产权往往缺乏规定，难以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形势的需要。例如，在著名的伯尔尼公约中，就没有关于计算机程序是否作为文学作品加以保护的规定。
最后，对于差异颇大的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现有公约体系缺乏有效的机制加以协调和监督，难以保证各国现存立法差异的逐渐缩小，更难以确保未来各国知识产权立法朝更高水平的方向趋同。
从区域性国际立法角度来看，虽然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战后发展迅速，有些区域性经济条约已经开始重视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重要手段，在少数区域经济条约中甚至订立了高于现存所有知识产权全球性公约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条款。但是，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区域性经济条约毕竟只在区域范围内协调少数成员方国内立法，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同时促成多数国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也难以形成大多数国家一致承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可以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所管辖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有着明显的不足和区域性立法的局限性，是促成主要知识产权大国转向在多边贸易体制内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及遏制盗版侵权问题的重要原因。围绕着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则的普遍实用性、确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标准、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国内执行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问题而进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和尽快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这种改革，也是对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全球范围内改善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协议，正是国际社会谋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多边立法的一次重要努力和成功尝试。虽然tRips协议并不直接规定外资待遇，也没有条款与国际投资问题直接挂钩，但由于知识产权常常成为出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则是加强了对包含知识产权的外国投资的保护。考虑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同是进行技术密集性的外国投资的最大障碍，tRips协议的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4]（p.712）.
四、tRip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一）协议促成知识产权实体法上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
综观tRips协议的实体法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处处体现着人类追求知识产权更高保护标准的精神。tRips协议无论是在保护范围还是在保护标准方面都比以往知识产权公约有了很大的突破。
tRips协议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同时，协议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有助于成员方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公约中，一般并无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只是规定提供有条件的双边待遇。因此，tRips协议将最惠国待遇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大新发展。
在专利权保护方面，由于各国在专利保护上的分歧较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修改巴黎公约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tRips协议引入了当今发达国家专利保护的一般原则（而引入巴黎公约的条款并不多），协议完善了国际专利保护制度，统一了专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协议不要求成员方采取强制许可制度，而且依据协议的规定，如果采取强制许可，应服从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多达12项，从而进一步保护了专利所有人的利益。协议将可申请专利的标的扩及农用化学品、药品及其生产程序。保护期限自申请之日起算，不得少于20年，这无疑也是一大进步。
虽然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巴黎公约的保护对象之一，但巴黎公约并没有任何实体性的规定。而tRips协议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规定为实体性规定，因而，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多边保护方面，tRips协议较巴黎公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商标和地理标识保护方面，tRips协议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延伸到服务领域，要求成员方将巴黎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扩大适用到服务商标。巴黎公约第6条只是对驰名商标保护作了原则规定，tRips协议则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上述原则性规定：一是将驰名商标保护扩大到了服务领域；二是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这些商品或服务上的商标与驰名商标产生某种联系，损害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也应禁止注册和使用。协议规定的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实质上是扩大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它不仅保护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更把与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也纳入其保护之列，因而具有防御商标的作用[3]（p.295）.tRips协议在保护地理标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仅对地理标识进行了详细的定义，而且规定了地理标识假冒方面的规则和纪律。
tRips协议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成员方保护未泄露的信息的国际协议，它充实了巴黎公约关于反不公平竞争的一般规则，反映出商业秘密已成为专利、商标和版权之外第四知识产权的重要地位。tRips协议对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拓展到伯尔尼公约没有涉及的计算机程序，要求成员方必须将计算机程序，不论是原始代码还是目标代码都作为伯尔尼公约中所指的文学作品加以保护。协议还对数据编排和其他资料汇编也加以保护，只要其内容选择或安排，构成知识产权所要求的具有创造性。在版权保护方面，协议还首次引入了“版权的租让权”的概念，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
（二）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加强是知识产权多边立法在现有知识产权公约基础上的重大进步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各项公约的法律框架内都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发达国家寻求在Gatt框架内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借助Gatt的广泛影响，解决知识产权执法机制长期欠缺的问题。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的主张和要求，就不难看出，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体制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及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为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追求的目标[5]（p.391-397）.换言之，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法标准能够得到普遍提高，而且希望扭转因为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的不力局面，减少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以及投资领域中的扭曲和损害[6]（p.1371）.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其确立的谈判目标更为明确：Gatt成员方必须承认和履行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和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标准[7]（p.1371），包括对既已确立的权利的有效执行，执行措施不仅包括边境措施，还应包括可以利用的民事、刑事等措施和手段，包括有效的争端解决手段。
与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同的是，tRips协议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规定应保护的权利，而且要求成员方采取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实施协议，阻止知识产权侵权。协议提出了严格的法律实施规则，要求成员方采取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手段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堵截冒牌货和盗版侵权货物。这将改善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全球在制止冒牌货和侵权方面的协调行动，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扭曲和不正当竞争。
（三）透明度原则的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意义重大
法律法规透明度对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经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tRips协议将Gatt中的透明度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是一个重大进步。依据协议第63条的规定，涉及该协定的问题，无论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问题，还是知识产权的取得、实施或保护问题。由任何一成员方通过的法律、规章、司法裁判和行政决定，都应以该成员方的官方语言及时颁布，应以各成员方政府和权利人可得知的方式公开。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性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间生效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考虑到各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差异和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协调各国立法差异方面的软弱无能，鉴于各国在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标准的统一要远比贸易立法的协调统一艰难，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立法的透明度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有利于各跨国投资者充分及时地了解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现状和未来立法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也有利于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在随时处于国际社会的监督的压力下，更快地走向协调和趋同。而且，各国相互间缔结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过程和内容也可为国际社会知悉。我们认为，在透明度原则要求下产生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和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将进一步打破知识产权保护的狭隘地域性和各自为政的状况，有利于为含有知识产权内容的国际投资创造一个更为宽松、有序和安全的国际投资环境。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已如前述，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大多未能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国际立法模式显然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严重障碍，造成了如下恶果：（1）不利于知识产权公约的贯彻落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普遍标准的建立；（2）因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不力，使公约参加国对公约本身的效力产生不信任；（3）刺激某些强国寻求公约框架外的单边报复和制裁，不仅造成了强权政治的流行，也减损了知识产权多边法律体系的效力；（4）单边措施往往引起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形成知识产权争议这种商业性争议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争端的解决。
将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条约法领域，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未来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将一个完整、统一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本身就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上的一种创新，它结束了长期以来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缺乏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机制的历史，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重要进步。
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独立的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审案、严格的时间限制和程序规则、强有力的交叉报复补救制度，将有力地保障tRips协议的贯彻实施，充分保障协议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这种效果是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难以获得的。
再次，tRips协议是迄今为止保护水平最高的全球性多边知识产权条约，也是所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条约。它所确立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和国内执行规则，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障下，才会发挥较任何现有公约更大的作用，否则，一切高水平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都只会形同虚设。
最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力地排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单边行动，减少了知识产权争议政治化的危险，保障了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只服从同一国际规则，并只能借助该规则解决分歧和矛盾。
五、协议的不足和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困难
应当注意的是，tRips协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国际条约，甚至在与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比时，tRips协议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举例而言，在版权保护方面，尽管tRips协议在总体上为版权保护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但对于电影和录音制品保护却缺乏规定。协议在这些领域不但没有要求实行国民待遇，反而实行互惠，这意味着Gatt的成员方必须就共同一致的权利单独地与这类作品的所属国家进行协商。再如，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进行了限制，任何成员方均可在罗马条约许可的范围内对协议14条第1-3款提供的权利规定条件、限制、例外和保留。而且，某些成员方可依据14条第3款规定不授予广播组织者以邻接权，因此，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低于罗马条约。另一方面，协议在不少地方的规定是比较模糊的，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指导性，难免为协议的准确实施增添困难。例如，对于什么是数据编排和资料汇编的创造性，协议并没有能够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人们只能从版权法的原理出发推定创造性是否存在。又如，协议规定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不得损害他人的在先权，但由于各国对在先权范围的界定差异较大，协议在此问题上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作具体规范而交由各成员方自行制定。因此，什么是国际公认的在先权范围，人们仍然不能从协议中直接找到答案。
从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角度来看，虽然协议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在一些条款中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适当照顾的规定，但这些条款并没有多少具体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条款无疑是过于抽象和难以具体落实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优惠安排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体现在实施协议的过渡期安排上有限的优惠待遇，协议对如何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提供技术援助只字未提。从总体情况看，协议更多重视反映发达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协议本质上是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协议将使发展中国家为履行义务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是主要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较少可保护的知识产权。在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保护义务，无疑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在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中处于严重的劣势，我们认为，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欠公平的。也不利于弥合两类国家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从协议的立法导向来看，tRips协议明显倾向于更多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从tRips协议具体条文来看，协议序言所规定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完全公平的体现，协议过分偏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对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对发达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滥用其技术垄断地位和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作出有效约束，实际上是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传播和全球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议对权利所有人明显的倾向性保护，在tRips协议确立的规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例而言，为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而允许未经专利所有人授权而对专利的内容进行强制使用的制度，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专利技术尽快推广应用的一项重要制度。tRips协议虽然承认强制许可制度的合法性，但却设置了强制许可的众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十分苛刻。虽然协议第31条冠之以“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其他使用”，但综观该条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规定了对专利权的限制，不如说是规定了对权利限制的限制，因为整条内容都是关于要求成员方在实施强制许可时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再如，在国际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投资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谈判实力以及关键技术独占的特殊地位，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从事种种限制性商业行为，从而限制竞争和谋求不正当暴利，严重损害了技术接受方和东道国当地投资者的利益。协议虽然规定各成员方有权在其国内法中具体规定协议许可的权利滥用的构成条件以及防止或控制权利滥用的行为，但这种抽象的立法方法无疑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打击权利所有人的反竞争行为，发展中国家希望协议能够同时成为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典的良好愿望最终落空。换言之，协议没有确立有效控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国际法规则，也没有有效地维持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技术受方利益与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
上述倾向于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的立法方法，无疑创造了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国际投资环境，但对于主要是作为知识产权投资输入方的发展中国家却相当不利甚至有失公平。过分注重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和片面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立法，无疑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对抗情绪，难怪至今仍有发展中国家认为Gatt是“有钱人的条约”（过去也有人认为Gatt无非是富人的俱乐部），并抱怨发达国家的代表强迫欠发达国家接受tRips协议。有观察家甚至注意到：“美国已好像分割和操纵了tRips协议，它接受发展中国家说服他们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提供更大的保护。”[8]（p.162）上述立法的偏袒引起的对抗情绪可能会妨碍tRips协议的进程和效力。
参考文献：
[1]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markL·Damschrodel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Gatt：UnitedStatesGoalsintheUruguayRound[J].Vanderbilt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Vol.21.，1998.no2.
[6]eCandJapanpresentintellectualpropertyproposalsforUruguayRoundnegotiations，4int‘1tradeRep.（Bna）（Dec.2，1987）。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tRips协议，国际投资，wto
一、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余劲松教授在论及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时曾指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若未作为投资，则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无论海外投资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有些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若对知识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其技术就有被竞争者自由和无偿取得的风险，它们当然也就不愿意前往投资了。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低成本地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1]（p.329－330）.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一个跨国公司越是有能力开发新技术，就越是有能力向海外开发新市场和占领新市场，越是有能力通过含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投资海外，就越是有能力取得国际垄断地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投资-竞争-投资模式。可以说，由技术引致的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知识产权投资在未来国际投资竞争中将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侵权往往会使投资者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的避免关税障碍、降低生产成本、直接占领海外市场的优势在瞬息间荡然无存对于高新技术投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这些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可以被轻易地仿制和假冒。举例而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一种被掩膜的三维立体集成电路原件布局图，其设计极其复杂，投资巨大，但这种布图设计却可以轻易地通过拍照等手段复制。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费用高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使跨国投资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的国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因为，这些投资在东道国形成成品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时，虽然没有关税阻挠，有东道国各种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使产品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在母国的生产成本。但作为高新技术产品，产品的研制开发费用不会降低多少，而且还面临着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负担、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等许多新的困难。因此，实现高新技术投资的高利润并非易事。但是，一旦产品被低成本仿造而又不能依靠强有力的当地知识产权立法加以制止和制裁，投资者的产品不但难以进入东道国以外的海外市场，就是东道国当地市场也难以保住，投资不仅不能得到预期利润，还会血本无归。
我们认为，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推动高新技术投资在全球的顺利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国投资环境好坏的一个重要象征。令人忧虑的是，乌拉圭回合前的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角度看，都存在着种种缺陷，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需求。
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内立法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从国内立法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差异和保护水平的参差不齐是知识产权投资、知识产权产品和服务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全面保护和同等待遇的重大障碍。有学者甚至认为，侵权产品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造成的[2]（p.714）.笔者认为，地域性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也是跨国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
以专利制度为例，各国立法不一，迫使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不得不劳心劳力地详细研究各拟投资的市场所在国的专利制度，仔细考察如下问题：（1）该国是采取审查主义还是采取非审查主义，审查的范围如何；（2）该国是采取先申请原则还是采取先发明原则；（3）新颖性的要件如何规定（如是采取相对的新颖性还是采取绝对的新颖性）；（4）何种发明可以获得专利；（5）专利权的有效期限为多少年；（6）是否采取以登记为实施权利的基础的制度；（7）实用新型制度是否在专利制度之外作为另制承认等等。
再以商标制度为例，由于各国均采用属地主义（限于按国别申请，才在该国有效）原则，各国具体立法不一，跨国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也不得不详细分析下述问题：（1）商标是因向专利机关申请注册后才享有权利（登记主义），还是以在申请商标注册前已经使用该商标为要件（使用主义）；（2）具备同样要件的商标注册申请时，如有复数申请者，是否先申请者才能取得权利（先申请主义）；（3）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要件，须经专利机关审查为原则（审查主义）；（4）商标注册申请时，是否不仅须经专利机关审查，还须通过公告作为一般审查的对象；（5）对于同一的或类似的商品是否不承认使用同一或类似商标（即一商标一注册主义）；（6）专利机关对不服拒绝审查处分或对已注册商标已经提出异议的争议是否可自行审判；（7）是否承认作为服务业标志的服务标章制度等等。上述问题的研究考察，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同和保护水平的不一，不仅增加了跨国投资的成本和投资风险，也使知识产权投资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人为地扭曲了跨国投资的正常流向和流量。而这种扭曲对于发展家尤为不利，因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水平不高，保护水平低下，使得急需技术密集性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吸收到高新技术投资，这些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各国往往依据本国情况自立知识产权保护水准和保护范围。经济落后的国家难以自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难以对一些新出现的知识产权类型提供及时和有效的保护。例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建立机软件的立法，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版权立法，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对全球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知识产权的推广和，极大地阻碍了这些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际立法的不足之处
从国际立法的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乏力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注。从全球性立法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固有的缺点或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3]（p.283－284）.
首先，尽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管辖的多边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十分庞大，但其中许多条约的缔约国甚少，约束力有限，尤其是那些保护水平较高的国际公约，往往因为参加国太少而失去应有的作用。
其次，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主要是界定权利，缺乏保证权利实施的国内措施，难以保证公约作为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再次，现存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大多都没有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又次，由于现存公约在国际协调方面仅提出国民待遇，因而往往难以建立普遍的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合理保护水平。同时，现存公约对于高新技术之类的知识产权往往缺乏规定，难以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形势的需要。例如，在著名的伯尔尼公约中，就没有关于计算机程序是否作为文学作品加以保护的规定。
最后，对于差异颇大的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现有公约体系缺乏有效的机制加以协调和监督，难以保证各国现存立法差异的逐渐缩小，更难以确保未来各国知识产权立法朝更高水平的方向趋同。
从区域性国际立法角度来看，虽然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战后发展迅速，有些区域性经济条约已经开始重视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重要手段，在少数区域经济条约中甚至订立了高于现存所有知识产权全球性公约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条款。但是，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区域性经济条约毕竟只在区域范围内协调少数成员方国内立法，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同时促成多数国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也难以形成大多数国家一致承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可以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所管辖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有着明显的不足和区域性立法的局限性，是促成主要知识产权大国转向在多边贸易体制内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及遏制盗版侵权问题的重要原因。围绕着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则的普遍实用性、确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标准、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国内执行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问题而进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和尽快完成的重大使命。这种改革，也是对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全球范围内改善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协议，正是国际社会谋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多边立法的一次重要努力和成功尝试。虽然tRips协议并不直接规定外资待遇，也没有条款与国际投资问题直接挂钩，但由于知识产权常常成为出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则是加强了对包含知识产权的外国投资的保护。考虑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同是进行技术密集性的外国投资的最大障碍，tRips协议的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4]（p.712）.
四、tRip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一）协议促成知识产权实体法上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
综观tRips协议的实体法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处处体现着人类追求知识产权更高保护标准的精神。tRips协议无论是在保护范围还是在保护标准方面都比以往知识产权公约有了很大的突破。
tRips协议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同时，协议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有助于成员方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公约中，一般并无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只是规定提供有条件的双边待遇。因此，tRips协议将最惠国待遇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大新发展。
在专利权保护方面，由于各国在专利保护上的分歧较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修改巴黎公约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tRips协议引入了当今发达国家专利保护的一般原则（而引入巴黎公约的条款并不多），协议完善了国际专利保护制度，统一了专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协议不要求成员方采取强制许可制度，而且依据协议的规定，如果采取强制许可，应服从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多达12项，从而进一步保护了专利所有人的利益。协议将可申请专利的标的扩及农用化学品、药品及其生产程序。保护期限自申请之日起算，不得少于20年，这无疑也是一大进步。
虽然品外观设计是巴黎公约的保护对象之一，但巴黎公约并没有任何实体性的规定。而tRips协议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规定为实体性规定，因而，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多边保护方面，tRips协议较巴黎公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商标和地理标识保护方面，tRips协议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延伸到服务领域，要求成员方将巴黎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扩大适用到服务商标。巴黎公约第6条只是对驰名商标保护作了原则规定，tRips协议则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上述原则性规定：一是将驰名商标保护扩大到了服务领域；二是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这些商品或服务上的商标与驰名商标产生某种联系，损害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也应禁止注册和使用。协议规定的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实质上是扩大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它不仅保护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更把与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也纳入其保护之列，因而具有防御商标的作用[3]（p.295）.tRips协议在保护地理标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仅对地理标识进行了详细的定义，而且规定了地理标识假冒方面的规则和纪律。
tRips协议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成员方保护未泄露的信息的国际协议，它充实了巴黎公约关于反不公平竞争的一般规则，反映出商业秘密已成为专利、商标和版权之外第四知识产权的重要地位。tRips协议对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拓展到伯尔尼公约没有涉及的计算机程序，要求成员方必须将计算机程序，不论是原始代码还是目标代码都作为伯尔尼公约中所指的文学作品加以保护。协议还对数据编排和其他资料汇编也加以保护，只要其内容选择或安排，构成知识产权所要求的具有创造性。在版权保护方面，协议还首次引入了“版权的租让权”的概念，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
（二）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加强是知识产权多边立法在现有知识产权公约基础上的重大进步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各项公约的法律框架内都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发达国家寻求在Gatt框架内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借助Gatt的广泛影响，解决知识产权执法机制长期欠缺的问题。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的主张和要求，就不难看出，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体制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及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为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追求的目标[5]（p.391-397）.换言之，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法标准能够得到普遍提高，而且希望扭转因为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的不力局面，减少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以及投资领域中的扭曲和损害[6]（p.1371）.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其确立的谈判目标更为明确：Gatt成员方必须承认和履行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和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标准[7]（p.1371），包括对既已确立的权利的有效执行，执行措施不仅包括边境措施，还应包括可以利用的民事、刑事等措施和手段，包括有效的争端解决手段。
与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同的是，tRips协议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规定应保护的权利，而且要求成员方采取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实施协议，阻止知识产权侵权。协议提出了严格的实施规则，要求成员方采取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手段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堵截冒牌货和盗版侵权货物。这将改善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全球在制止冒牌货和侵权方面的协调行动，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扭曲和不正当竞争。
（三）透明度原则的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意义重大
法律法规透明度对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经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tRips协议将Gatt中的透明度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是一个重大进步。依据协议第63条的规定，涉及该协定的，无论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问题，还是知识产权的取得、实施或保护问题。由任何一成员方通过的法律、规章、司法裁判和行政决定，都应以该成员方的官方语言及时颁布，应以各成员方政府和权利人可得知的方式公开。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性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间生效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考虑到各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差异和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协调各国立法差异方面的软弱无能，鉴于各国在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标准的统一要远比贸易立法的协调统一艰难，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立法的透明度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有利于各跨国投资者充分及时地了解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现状和未来立法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的依据，也有利于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在随时处于国际的监督的压力下，更快地走向协调和趋同。而且，各国相互间缔结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过程和也可为国际社会知悉。我们认为，在透明度原则要求下产生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和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将进一步打破知识产权保护的狭隘地域性和各自为政的状况，有利于为含有知识产权内容的国际投资创造一个更为宽松、有序和安全的国际投资环境。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已如前述，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大多未能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国际立法模式显然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严重障碍，造成了如下恶果：（1）不利于知识产权公约的贯彻落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普遍标准的建立；（2）因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不力，使公约参加国对公约本身的效力产生不信任；（3）刺激某些强国寻求公约框架外的单边报复和制裁，不仅造成了强权的流行，也减损了知识产权多边法律体系的效力；（4）单边措施往往引起国家间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形成知识产权争议这种商业性争议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争端的解决。
将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条约法领域，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未来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将一个完整、统一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本身就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上的一种创新，它结束了长期以来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缺乏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机制的，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重要进步。
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独立的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审案、严格的时间限制和程序规则、强有力的交叉报复补救制度，将有力地保障tRips协议的贯彻实施，充分保障协议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这种效果是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难以获得的。
再次，tRips协议是迄今为止保护水平最高的全球性多边知识产权条约，也是所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条约。它所确立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和国内执行规则，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障下，才会发挥较任何现有公约更大的作用，否则，一切高水平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都只会形同虚设。
最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力地排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单边行动，减少了知识产权争议政治化的危险，保障了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只服从同一国际规则，并只能借助该规则解决分歧和矛盾。
五、协议的不足和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困难
应当注意的是，tRips协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国际条约，甚至在与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比时，tRips协议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举例而言，在版权保护方面，尽管tRips协议在总体上为版权保护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但对于电影和录音制品保护却缺乏规定。协议在这些领域不但没有要求实行国民待遇，反而实行互惠，这意味着Gatt的成员方必须就共同一致的权利单独地与这类作品的所属国家进行协商。再如，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进行了限制，任何成员方均可在罗马条约许可的范围内对协议14条第1-3款提供的权利规定条件、限制、例外和保留。而且，某些成员方可依据14条第3款规定不授予广播组织者以邻接权，因此，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低于罗马条约。另一方面，协议在不少地方的规定是比较模糊的，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指导性，难免为协议的准确实施增添困难。例如，对于什么是数据编排和资料汇编的创造性，协议并没有能够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人们只能从版权法的原理出发推定创造性是否存在。又如，协议规定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不得损害他人的在先权，但由于各国对在先权范围的界定差异较大，协议在此问题上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作具体规范而交由各成员方自行制定。因此，什么是国际公认的在先权范围，人们仍然不能从协议中直接找到答案。
从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角度来看，虽然协议考虑到了家的特殊情况，在一些条款中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适当照顾的规定，但这些条款并没有多少具体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条款无疑是过于抽象和难以具体落实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优惠安排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体现在实施协议的过渡期安排上有限的优惠待遇，协议对如何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提供技术援助只字未提。从总体情况看，协议更多重视反映发达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协议本质上是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协议将使发展中国家为履行义务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是主要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较少可保护的知识产权。在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保护义务，无疑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在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中处于严重的劣势，我们认为，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欠公平的。也不利于弥合两类国家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从协议的立法导向来看，tRips协议明显倾向于更多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从tRips协议具体条文来看，协议序言所规定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完全公平的体现，协议过分偏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对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对发达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滥用其技术垄断地位和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作出有效约束，实际上是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传播和全球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议对权利所有人明显的倾向性保护，在tRips协议确立的规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例而言，为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而允许未经专利所有人授权而对专利的内容进行强制使用的制度，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专利技术尽快推广的一项重要制度。tRips协议虽然承认强制许可制度的合法性，但却设置了强制许可的众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十分苛刻。虽然协议第31条冠之以“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其他使用”，但综观该条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规定了对专利权的限制，不如说是规定了对权利限制的限制，因为整条内容都是关于要求成员方在实施强制许可时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再如，在国际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投资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谈判实力以及关键技术独占的特殊地位，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从事种种限制性商业行为，从而限制竞争和谋求不正当暴利，严重损害了技术接受方和东道国当地投资者的利益。协议虽然规定各成员方有权在其国内法中具体规定协议许可的权利滥用的构成条件以及防止或控制权利滥用的行为，但这种抽象的立法无疑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打击权利所有人的反竞争行为，发展中国家希望协议能够同时成为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典的良好愿望最终落空。换言之，协议没有确立有效控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国际法规则，也没有有效地维持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技术受方利益与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
上述倾向于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的立法方法，无疑创造了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国际投资环境，但对于主要是作为知识产权投资输入方的发展中国家却相当不利甚至有失公平。过分注重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和片面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立法，无疑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对抗情绪，难怪至今仍有发展中国家认为Gatt是“有钱人的条约”（过去也有人认为Gatt无非是富人的俱乐部），并抱怨发达国家的代表强迫欠发达国家接受tRips协议。有观察家甚至注意到：“美国已好像分割和操纵了tRips协议，它接受发展中国家说服他们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提供更大的保护。”[8]（p.162）上述立法的偏袒引起的对抗情绪可能会妨碍tRips协议的进程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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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曹建明、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markL·Damschrodel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Gatt：UnitedStatesGoalsintheUruguayRound[J].Vanderbilt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Vol.21.，1998.no2.
[6]eCandJapanpresentintellectualpropertyproposalsforUruguayRoundnegotiations，4int‘1tradeRep.（Bna）（Dec.2，1987）。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8
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进程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883年2月，法国、比利时等11国在巴黎共同签署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并根据该公约成立了保护工业产权联盟。此后国际社会又先后缔结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工业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并据此建立了统一的专利权、商标权国际保护体系及专利国际审查和商标注册制度。另一方面，以1886年的《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和1952年的《世界版权公约》为代表的著作权国际保护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为了更有效的在国际上保护知识产权，管理、监督执行各个公约，1967年7月14日51个国家在斯德哥尔摩签定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并根据该公约将巴黎公约与伯尔尼公约的国际机构合并，成立了一个政府间的国际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niation，简称wipo）。该公约于1974年4月26日正式生效，该组织也于同年12月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有效的协调和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①
以上述众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内容为基础，以世界产权组织的工作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到20世纪末开始面临挑战和发生动摇。传统的国际贸易已从单一的有形货物贸易转向多元的有形货物的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贸易标的也从原料向工业制成品转化，从服务行业向技术转让转化。知识产权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和提高，而知识产权保护也日益表现为世界性的贸易问题。处于现今世界经济条件下，原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已出现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义务主体不定。只有参加该公约的国家才有义务遵守，且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并不尽相同，一些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甚至由于签约国的局限性而没有实际效力或效力甚弱。
（二）保护程度不等。原有的公约未能建立起约束各国法律所提供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共同的保护准则，而各国由于各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保护范围、保护期限、保护措施和权利救济程序或途径以及权利限制等的规定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可能使同一公约的缔约国对同一知识产权主题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
（三）整体保护水平不高。这些公约制定于一个世纪以前，不可避免的滞后于迅猛发展的国际贸易形势，一些新的知识产权形式如集成电路、生物工程。
（四）保护机制不全。现行公约普遍缺乏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成员国之间一旦发生争议，必须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果，再通过国际法院诉讼解决。
二、tRipS的有关内容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萧条席卷全球。以美国、欧共体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回首检视其日益衰退的国际竞争力和现存资本，才猛然发觉知识产权正是其大宗尚未动用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正处于利用欧美的知识产权以创造其经济财富的转折点上。这些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组织渐生抱怨。8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另辟蹊径，求助于关贸总协定，力求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在埃斯特角城部长宣言中，将其正式列入谈判议程。“乌拉圭回合”谈判历时七载，形势一波三折，时晴时阴。美国代表提出，“如果不把知识产权等问题作为新议题纳入，美国代表将拒绝参加第八轮谈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利益关系上态度明显相左。巴西代表则认为，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关贸总协定，犹如把病毒置入计算机一样。1991年12月18日，谈判各方初步达成了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签定丰富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贸易的“知识化”与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在tRipS协议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995年1月1日wto正式运作，标志着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已纳入多边贸易体制。②
tRipS共分为7个部分计73条，另加协议正文前的序言，与以往有关国际公约相比，tRipS不仅例举了各国应当遵守的原则，而是有相当详细的实体法规定，它还规定了各国可以采取的行政处罚措施。
协议的序言明确了谈判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要达到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和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和公约的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取得、范围和适用的适当标准及原则；针对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使用有效、适当的方法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采取有效迅速的程序来多边防止和解决各国间争议；为了使谈判结果有广泛的参加者而进行的过渡安排。谈判的目标是通过多边程序达成强有力的协定，以解决此方面问题的争议，从而减少紧张局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tRipS许多规定的原由。
tRipS的第一部分是总则和基本原则，其中第3条和第4条分别规定了在知识产权领域应适用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同时明确规定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应背离缔约方根据《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有关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所产生的现存义务。第一条还规定缔约方可以在本国实施比协议要求更广泛的保护。第二部分是整个文件的核心，分别对版权、商标、专利、产地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未泄露的信息及许可证协议中反竞争行为作出了规定。第三部分关于知识产权的实施。第四部分关于知识产权的取得、保持及相关程序。第五部分关于争端的防止和解决。第六部分关于过渡期安排。第七部分关于机构安排和最后条款。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着重分析tRipS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和核心第二部分的内容：
（一）、tRipS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
1、重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1）国民待遇原则：这是在巴黎公约中首先提出，在tRipS中（第3条）再次强调，各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2）保护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公众健康原则：这是立法、执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在tRipS第8条第一款、第27条第2款等条款中又进一步作了明确和强调。
（3）对权利合理限制原则：知识产权如同其他权利一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有合理的、适当的限制。tRipS第8条第2款提出“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原则。在tRipS第13条、第16条第1款、第17条、第24条第8款、第26条第2款、第30条中分别提出对版权、商标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和发明专利权给予一定的权利限制的前提条件：一是要保证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二是不能影响合理利用，三是不能损害权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4）权利的地域性原则：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各国的知识产权法是相对独立的。在tRipS第1款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5）专利、商标申请的优先权原则：这是在巴黎公约中首先提出的，tRipS中再次加以强调和肯定。
（6）版权自动保护原则：这是在伯尔尼公约中首先提出的，tRipS中再次加以强调和肯定。
2、新提出的基本原则有：
（1）最惠国待遇原则（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这是在tRipS中首次把国际贸易中对有形商品的贸易原则延伸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条原则来源于Gatt第一条关于最惠国待遇（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简称mFnt）原则，列于tRipS第4条。
（2）透明度原则：这是在tRipS中第63条规定的原则，来源于Gatt第十条贸易基本原则，其目的是防止缔约方之间出现歧视，便于各方对相互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尽快了解，以便加强保护。
（3）争端解决机制：即确认Gatt原则运用于解决知识产权
争端的原则，这是在tRipS第64条中规定的它把Gatt中第22条、23条关于解决贸易争端的规范程序，直接引入解决知识产权争端，可以利用贸易手段，甚至交叉报复手段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得以实现。
（4）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司法审查和复审原则：tRipS明确对于知识产权有关程序的行政终局决定，均应接受司法或准司法当局的审查（第62条第5款），或者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第41条第4款）。
（5）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原则：在tRipS的前言中明确提出“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各类知识产权。
（二）、tRipS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1、tRipS对专利权的的规定：
tRipS对专利保护对象的限制很少，只要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三个条件，除了医疗方法和动植物外，都应授予专利。协议规定专利权的内容包括制造、使用、销售及进口专利产品，使用专利方法或使用、销售、进口以专利方法直接生产的产品。
专利保护的期限自申请日起不少于20年。各国规定的专利保护期限长短不一，这样规定，即使某一成员在其国内法中规定的专利保护期限较短，但其他成员国的专利在该国内仍可得到不少于20年的保护期限。
协议规定对新的或独创、非因技术或功能原因而产生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予保护，其权利包括生产、销售或进口带有外观设计的标的物，保护期至少10年。
协议对专利许可规定了较多的限制条件，发展中国家为防止专利权滥用，规定有强制许可制度，发达国家则持否定态度。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作了较大让步，最后tRipS一方面规定各成员国可以实行强制许可，另一方面又对强制许可的使用规定了若干限制性条件。
2、tRipS对商标权的保护。
tRipS与《巴黎公约》不同，给商标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15条规定：任何标记及其组合只要能够将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就构成商标。即必须要具有“识别性”。此外，各成员还可以将“视觉可感知性”作为商标注册的条件，只有在视觉上可识别的标识才能作为商标注册，而以听觉、味觉识别的标识不在此例。每项商标注册均应公告，成员提供合理机会以备他人就此提出异议和申请撤消。《巴黎公约》中没有此类要求。
对驰名商标的保护。tRipS比《巴黎公约》更进了一步的是：第一，宣布《巴黎公约》的特殊保护延及驰名商标的服务商标；第二，把保护范围扩大到禁止在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识；第三，对于如何认定驰名商标，也作了原则性的简单规定。该协定在1993年修订文本第84条中，以“未穷尽”的例举方式，指出了认定驰名商标的四条标准，即：有关商标在消费者大众的知名度（在法国，20%消费者知晓的，可初步定为驰名；在德国，则为40%左右）；该商标使用的年头及持续使用的时间；该商标的广告或其他宣传传播的范围；该商标所标示的商品产、销状况。由于这一例举是“未穷尽”的，所以还可以辅之以更多的其他标准。
tRipS对各成员有关贸易的特殊要求作了一定限制，即：各成员规定的有关贸易的特殊要求，不得妨碍商标的正常使用。
tRipS例举了几种常见的特殊：如要求将注册商标与另一商标一起使用，要求以特殊形式使用注册商标，要求的使用方式有损于辨别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能力等。以往的关于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中，几乎见不到对贸易中的特殊要求加以限制的条款。tRipS作出此规定主要原因在于该协定是从贸易角度规定商标的国际保护制度。
3、tRipS对版权和邻接权的保护
tRipS继承了《伯尔尼公约》的大部分原则和制度，除了第六条之二对精神权利的保护内容：扩大了《伯尔尼公约》的适用范围，凡是wto的成员，无论是否为《伯尔尼公约》的缔约国，都必须遵守其规定（除第六条之二）；增设了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的的保护制度。计算机程序受版权法保护的历史，至今还不到三十年。1972年菲律宾首开对计算机程序给以版权保护的先河。1971年在巴黎修订《伯尔尼公约》时，由于计算机保护程序的版权保护问题尚未引起各国重视，所以没有规定此内容。因此，tRipS要求各成员对计算机程序给以版权保护，丰富了版权国际保护制度。另外，tRipS还补充了版权中的财产权利。《伯尔尼公约》没有规定作者或其合法继承人享有出租权。作品的出租是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tRipS要求各成员国对某些作品的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所享有的出租权给以法律保护。tRipS规定：至少在有关计算机程序和电影作品方面，每个成员都应当保护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的出租权。
tRipS加强了邻接权的保护力度，重申了《罗马公约》的有关规定，并增加了以下强化邻接权保护的新规定：第一，要求各成员国对录音制品制作者及录音制品权利持有人的出租权给以法律保护。《罗马公约》中没有此规定；第二，延长了某些邻接权的保护期限，对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保护期限延长到不少于50年，但广播组织的保护期限仍与《罗马公约》的规定相同。
tRipS的影响面大于以往任何一个协议，它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协议必将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里程碑。③
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及应采取的措施
尽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并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但与tRipS协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客观的认识这一距离，并采取措施弥补和完善，使我国在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总体来讲，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对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这个主要体现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
（二）、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对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还不完善；
（三）、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中；
（四）、在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内容和保护水平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主要是还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
（五）、缺乏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必要的、完善的限制措施。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特点、新形势，我们应采取对策：
（一）、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顺应国际大趋势，又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对于个别国家将知识产权“意识形态化”，对知识产权保护搞“双重标准”的做法，我国应坚持立场，当仁不让。
（二）、自觉吸收外国法的“合理内核”，完善我国立法。我国知识产权终将汇入世界法制发展的洪流，者应当按照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觉吸纳外国法律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三）、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工作。理顺和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行政管理和行政保护，同时还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确保其依法行政；强化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和救济，应加强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力量，健全审判机构，提高业务水平。此外，我国审判机关应加强同国外的司法交流，以使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达到更高的水准。
（四）、健全知识产权的中介服务机构。成立和健全多种形式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机构、咨询机构以及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以加速知识成果的产权化和商品化进程，从而为知识产权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保护。④
参考文献：
①赵生祥《wto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法学》2000年3期p131。
②丁丽英《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体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1月p54。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9
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一百七十余人参加了“知识产权理论与审判实务研讨会”。研讨会的八个议题分述如下：
网络传输与连线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数字版权的授权方式仍然要遵循著作权人的自愿许可原则。具体的操作方式包括权利人与数字作品的传播经营者签定合同、由出版商或专业公司作为数字版权的机构、服务营运商的代收代付、征收硬件设备版税、开放式许可及默示许可等；其中最令与会者关注、也是发言人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法定许可的配套措施和版权集体管理体制的建立问题。其次，也有发言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详尽探讨了版权的限制与例外在数字网络环境下的发展，指出不能因权利人专有权的扩张使公众获取作品的可能和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另外，来自审判实践的专业法官则讲述了司法实践中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确认侵权形式及责任的具体做法和依据。讨论中还就iCp、iSp、iap等术语作了解释，指出今后此类议题的讨论应在一致的语境下进行。
地理标志的保护
研讨会上，专家们指出，目前世界各国对应当保护地理标志没有疑义，但就应以何种方式进行保护却存在较大差异：以欧洲大陆为主的国家主要采用专门立法保护模式；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移民国家主要采取商标法中的集体或证明商标保护模式。
从总体看目前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仍处于混乱状态，如大量的地理标志被注册成普通商标、地名商标、原产地证明商标、原产地标记、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等由不同部门分头实施的各种制度并存，矛盾冲突明显。这种矛盾和冲突不仅使地理标志的保护复杂混乱、成本增加，还容易造成驰名商标或标志的淡化，不利于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专家们一致认为，应明确地理标志是一种可以通过民事司法程序获得救济的私权，这样才能真正对外主张权利。
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达与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
这个问题的讨论当前在知识产权界仍显得相对薄弱。其实，如郑成思教授所言，这个问题与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十分相近。专家们指出：尽管我们还很难在国际上推行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达与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至少我们可以先在国内展开建立此类制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讨论。不言而喻，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历史锤炼，我们在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达与遗传资源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充分认识并发挥这一优势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知识产权研究和实务不应永远被发达国家追赶着被动往前走。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留意整个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目前至少能做的是：明确权利人对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达与遗传资源的权利，以此阻却其他人不付出智力劳动却利用现有知识产权法获得不正当利益。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包括此次研讨会的与会者对究竟应以何种方式保护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达与遗传资源远为达成共识。
知识产权侵权认定与赔偿标准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认定和归责原则问题一度在我国理论界引起争论，其根源是混淆了侵权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认同民事侵权责任构成的四要件：即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因此，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分支，必然应遵循《民法通则》确立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但事实证明，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因被侵害客体的特殊性日益呈现复杂性，套用原有的民事侵权归责原则难以科学地认定侵权行为并准确界定侵权者的责任。
郑成思教授多年来关于关注知识产权特殊性，从实际出发设计侵害知识产权责任制度的倡导在此次研讨会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无论是来自理论界的学者还是来自司法实践中的专家，都肯定了因为知识产权侵权在个别专门法中都有明确列举，也即表现为侵权行为法定，不应轻易将过错因素加入考虑是否构成侵权的过程中；司法酌处权仅限于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及其额度的确定。专家还认为，在认定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及责任时，除了适用一般侵权理论外，在复杂情形下区分直接与间接侵权、对直接侵权人实行无过错责任并责成承担一定条件下的返还不当得利责任、对间接侵权人使用过错责任原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思路。
反不正当竞争与商业秘密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我国向来被认为是知识产权专门法的补充保护制度，但是，这种补充并不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知识产权比别的专门法中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民事权利地位要低；相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的权利应当得到与其它知识产权同等的保护。来自不同地区的法官主要探讨了实践中有关竞业禁止合同效力的认定、商业秘密的判断及知名商品的保护问题；其中关于竞业禁止的讨论非常务实，引起了与会者、尤其是来自律师界、事业界的与会者的十分关注，这是当今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激烈竞争现实使然。专家们认为，要判断竞业禁止条款的合理合法性，应考虑的因素包括：是否确实存在商业秘密、限制的对象范围是否合理、受限制的期限及地域、补偿费的合理性，等等。
电影作品及音像制品的保护
在当前的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音像制品案件已成为主要的案件类型之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知识产权案件狂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盗版音像制品的泛滥。法官们在介绍了相关案件审理情况后，主要就诉讼主体的确定、原告行使诉权的自由及被告的选择、举证问题、不同侵权人的责任认定等实际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本议题的讨论反映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官们勤于思考，善于将经验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的可贵努力。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及其司法解决
在详细介绍实践中关于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字号与特有商品名称、商标与域名、商标与知名商品名称、商标与外观设计专利或著作权等方面的案件及处理情况后，几位来自审判一线的年轻法官在发言中都不约而同地论述了知识产权的“先用权”或“在先权利”问题，提出了保护在先权利的法理依据及正当程序建议。
实践中遇到的其他问题
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因篇10
一般来讲，权利本无先后，因为权利与其主体与生俱来。有些权利虽然是主体产生后依照法定程度获得的，但由于各类主体依法所得的权利或不相同、或虽相同，但均各有边界，应该是互不干扰，因此一般不会产生冲突。这是因为，某一物质产品，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只能由某一个人或社会组织来实际占有使用，所有人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有形财产，以排除他人的不法侵占。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智能产物应受法律保护的日益增多，知识产权的范围的逐渐扩大，知识产权的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日益越来越复杂，例如受保护对象扩大到版面设计、实用艺术品，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植物新品种、基因、网络虚拟财产等，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或增加。从权利产生及人们认识问题的逻辑规律来看，任何利益均须先取得法律的确认才受保护，因此，法律对利益的确认是产生权利的前提，而维护合法的利益，是推动和扩大权利的基础。但由于现实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法律立法技术的相对滞后性，也由于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表现为认识和利用。因此产生权利冲突知识产权纠纷就在所难免。何谓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权利冲突呢？它是指一方当事人根据其享有的知识产权向对方提出诉讼请求，对方当事人以行使自己享有的知识产权为由进行抗辩而形成争议的情形。换言之，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是指在同一客体上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形式上合法的知识产权，从而导致不同主体在同一时间、地域行驶权利时发生冲突。
在审理涉及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纠纷案件中，当两权发生冲突时，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保护在先权利原则。
保护在先权利原则，是处理权利冲突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是指在后权利的设立与行驶不得侵犯妨碍他人在先已经存在并受法律保护的在先权利。在先权利与在后权利是一对概念。应该说，正因为有了在后权利及其与在先产生的权利的冲突，才有认识和讨论在先权利及其效力的必要。问题的焦点是：建立在他人在先权利基础之上，但又依法定程序取得的“权利”能否作为一种在后权利继续存在并受保护。有学者认为，在先权利一般都具有实质上的法律依据和形式上的法律依据，而在后权利具有合法形式，但其来源并不一定合法，一般来讲主要有三种情形：①一是剽窃、抄袭、模仿他人智力成果形成自己的权利；②二是通过许可受让他人智力成果形成自己的权利；③三是独立创作但偶然与他人相同或近似的智力成果上形成的权利。其中第二、三种情况中的在后权利既有实质上的法律依据，也有形式上的法律依据。第一种情况中的在后权利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但其产生侵犯了在先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这种在后权利依法是可撤销或可宣告无效的权利，但在利害关系人行使撤销权或无效请求权之前，该权利的“权利状态”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可见，要构成一项冲突的在后权利，具有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就已足够。是否具有实质上的法律依据，不是确立的在后权利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在后权利效力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在先权利的效力，是指在同一客体上依法衍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在先产生的权利所具有的法律地位。目前，世界各国对保护在先权利基本形成共识，但在具体做法上还有差异，一是采取绝对保护原则，即在先权利一定优于在后权利，当在先权利和在后权利发生冲突时，保护在先权利而不保护在后权利，即“谁在先，谁优先，谁在后，谁灭亡”。二是采取相对保护的原则，就是在决定保护哪个权利而不保护哪个权利时，不仅取决于权利取得的时间，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我们赞同采用在先权利相对保护原则。应该看到，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冲突。在选择解决权利冲突的方案时，我们不能不透过权利表象去探求其后的利益和价值冲突，法律既要重视冲突权利的各自价值，又要在利益比较的基础上，对冲突所涉及的权利作必要的限制。应该看到，保护在先权利是处理权利冲突案件最为基本的原则之一。此类案件中，相冲突的权利之间一般有先后顺序，依照该原则处理纠纷。不仅有利于保护在先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通过审判确立商事主体市场行为的评价标准，规范市场主体的注册、使用商业标识、广告宣传以及其他经营活动，保障市场经济程序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形成与发展。
2、坚持诚实信用原则。
坚持诚实信用，禁止欺骗、误导公众原则。诚实信用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得到普遍适用，在商事活动中更应遵守。在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时，可依据法律精神和基本原则处理一些新类型案件。比如，当商号权和商标权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生产、消费领域，在商标没有产生任何声誉或者商号还没有产生良好商誉具有商号权时，商号与商标发生偶然冲突引致纠纷的情况较少，大多数情况是当一方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良好的商业信誉，对该商标或商号的使用能带来增值的商业利益时，他方才会为商业目的去使用他人的商标或商号，因此对于背信弃义，采取欺骗手段使用他人知识财产、足以误导公众的行为应认定为侵权行为。
3、坚持权利覆盖原则
坚持权利覆盖原则，这一原则在有关商标、企业名称权（商号权）等权利冲突问题运用比较多，我国地域广大，难以建立在全国范围内保护所有的商号权的制度，对商号权的保护只能限定在商号权产生的地域范围内，但商标权的范围是全国性的，这就产生了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地域保护冲突。为此要坚持地域覆盖原则。对于全国驰名的商号，赋予全国的地域效力，当商标侵害这种商号权时，应当责令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侵权；当商号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商号权时，则商标的侵权认定应当只限于该地区。同样，当商号侵害商标权时，侵权的范围也只限定于商号权存在的区域。（1）
4、坚持禁止混淆和保护公平竞争的原则
实践中发生的权利冲突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经营或服务范围大都相同或类似，发生冲突的商业标识完全相同或主要突出部分相同，或者相近似，使消费者误认、产生混淆，影响到双方或一方的竞争利益。因此，
混淆是权利冲突的一种表象，如被告对商业标识的使用，客观上会使相关公众对商事主体及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等结果，不仅会不正当地截取在先权人商业标识的商业信誉和价值，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扰乱了市场次序，因此，但同时禁止混淆，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和环境也是处理冲突案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见》（1999年4月5日工商标字[1999]第81号第四条）规定：“商标中的文字和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同或者近似，使他人对市场主体及其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包括混淆的可能性），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应当依法予以制止。”可见，是否混淆或有混淆的可能是处理此类案件的评判标准。适用该原则的关键是认定被告的使用是否构成混淆，应该根据每个案件的不同情形，根据被告使用商业标识的地域、时间、使用方式等情形综合认定被告对商业标识的使用，是否会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与误认。如，原告的“福汉”企业字号和商标用于经营木芯板业务类，在湖北地区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某企业将福汉二字作为企业字号，并在相同板域内广泛使用，故应认定这种使用会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2）
5、坚持利益均衡原则。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商事主体利益的冲突或矛盾。在处理权利冲突案件时，法官应基于其对法律条款和法律原则的正确理解和诠释，把握立法精神，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在尊重权利独立性原则的前提下，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合理分配社会公平和正义，合理分配社会资源，限制权利人垄断商业标识，制止滥用权利，保护公众利益。如原告拥有“孝感”这一地域名称作为商标，用于经营麻糖产业的专用权，有权制止孝感地域之外的生产者使用该商标，但是，他不能限制该地域同种商业的生产者，为了表明该麻糖产品产地地名而正当使用该地名。
注释
（1）参见《我国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冲突的解决》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