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方法篇1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宏观调控法；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6—0001—06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应当注重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政府“有形之手”应立足于解决市场失灵，应立足于形成结构调整的规则和机制，同时，修改和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健全我国宏观调控法的法律体系。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中尤须加强宏观调控立法和引导。这包括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技术标准、准入门槛等来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多次宏观调控的实践，为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宏观调控实践中证明有关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总结好的经验，上升到宏观调控法律上来，经济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也需要制定有关宏观调控法律去解决，成为宏观调控法的组成部分，促进宏观（调控）经济法的发展。
目前，我国应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进一步完善产业调节法，综合运用财政法、税法、金融法等法律手段，引导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较快发展。
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立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一部总的宏观调控法指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往往会发生“失灵”，必须用国家之手对其进行纠正。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国民经济运行会遇到大起大落的情况，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总结我国几次宏观调控经验，尽快把国内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定我国宏观调控法，是目前我国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背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宏观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从原来对需求和通货膨胀的“单向调控”变为“双向调控”，即有时需要抑制需求和通货膨胀，有时需要扩大需求和防止通货紧缩。1998年到2003年，中央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进行的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扩张特征最明显的一次“扩张性调控”。2004年初到2006年年底采用的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组合的宏观调控，则属于持续时间最长、稳健特征最明显的一次中性调控。2007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使国民经济能够恢复正常运作，更证明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我国虽然颁布了许多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但缺乏一部总的宏观调控法。为了总结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应对非正常状态的经济波动，我国必须完善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进行宏观调控立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就是我国目前急需的宏观调控法。
制定宏观调控法有国外相关立法可资借鉴。二战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加强宏观调控立法，为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例如美国的《充分就业和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法》、《经济稳定法》、《联邦储备法》，德国的《经济稳定增长促进法》，欧盟的《经济稳定和增长公约》，英国于1988年制定的《财政稳定法》，日本的《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美国于2008年10月颁布《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等。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立法逐步成熟。我国已有法学专家组起草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草案）》；经济法学者制定的《宏观调控法（草案）学者讨论稿》；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宏观调控法（草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法》（草案）正在修改中。
《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章总则：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目标、基本原则、调控手段、宏观调控体制、宏观调控程序及监管、宏观调控效力与适用范围。第二章经济稳定增长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国务院职权、经济稳定增长委员会职责、办事机构职责、经济稳定增长的统计。第四章中经济稳定增长规划：中、长期规划的编制与修订、年度计划编制、计划的报告及授权、地方规划编制、经济稳定增长调控政策。第四章中经济稳定增长调控程序：经济稳定增长监测预警机制、国务院各部门监测预警、宏观调控政策建议、宏观调控决策、临时应急措施及限制、宏观调控政策公布、实施、宏观调控政策评估、相对人权益保护、宏观调控监督。第四章中异常经济波动的监测、确定与治理：异常经济波动、异常经济波动信息监测、异常经济波动的确定、异常经济波动的分析、宣布、异常经济波动状态的治理、异常经济波动的调控措施、调控措施的限制、应急调控措施、应急调控预案、应急调控实施、国外干扰的排除。第五章经济稳定增长储备基金：经济稳定增长储备基金、经济稳定增长储备基金的构成、经济稳定增长储备基金的启用。第六章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参与和咨询：社会参与、经济咨询机构、咨询人员的职权。第七章法律责任：政府及工作人员责任、企业、个人法律责任、民事责任、国家赔偿与补偿责任等。目前，应当集中经济法学界的研究力量，进一步研究修改发改委的《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法》（草案）稿，争取早日送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计划（规划法）
计划（规划）是宏观调控的三大支柱之一。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国有年度计划、五年规划（已经到了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长期规划（一般为十年）、专项规划（例七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我国已经制定《城市规划法》、《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但我国缺少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法》（简称《规划法》）。
目前，我国在规划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我国规划体系不完整，对于到底哪些领域需要编规划、哪些领域不用编规划，并没有给出明确意见。各类规划审批主体不明确、谁服从谁没有定论、相互之间衔接性差；规划不执行以及被随意篡改等现象并不鲜见，政府换届、领导调整都可能使之前的规划沦为废纸等问题。因此，我国亟须制定《规划法》，为各种规划确立法律规范。
《规划法》应包括以下内容：制定规划法的目的，规划法调整的主体，制定规划法的原则、国家规划体制、规划体系、规定政府各级规划的制定、审批、调整和执行，规划的监督，规划制定的程序，违反规划法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目前我国规划很多，但执行情况不是很好。因此，特别需要借鉴地方规划立法经验，在规划法中规定违反规划法的法律责任。将“行政问责”规定其中，即应当编制发展规划而未编制、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编制发展规划，或者擅自调整、修订发展规划，以及违反发展规划强制性、约束性规定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发展规划编制、实施和相关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在组织编制和实施发展规划的工作中，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快规划法的研究，是经济法学者目前迫切的任务。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调节法的立法
（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立法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战略意义。
国务院2010年10月10日下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力争达到8％左右。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确定战略性新兴七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形势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应当适时进行调整。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增加到10个。目前，加快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还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例如：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机制问题、技术创新成果转移机制问题，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管理体制问题，资本市场不完善、融资体系不健全问题等。要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加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法律研究。制定《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的实施细则，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加强相关规划和政策之间的衔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制定《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措施》，加强财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的法律，制定金融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等配套法律法规等，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二）产业组织法中企业兼并重组的法律
企业兼并重组是深化企业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重要途径。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美国几次兼并浪潮关系密切。目前，我国存在行业重复建设严重、产业集中度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竞争力较弱的问题，更要加快企业兼并重组，锻造大企业、大集团、跨国公司，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企业兼并重组的法律较薄弱。1989年2月，国家体改委等四部门颁布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一直暂行至今，立法严重滞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近年来，我国加强企业改制重组的立法，2008年颁布《关于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2009年4月颁布《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2010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资委在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时指出，除了促进国有资本向国家经济命脉集中外，还要推动国有企业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因此，我国目前须修改《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或重新制定《企业兼并重组办法》并配套相关政策和规章，做强做大优势企业，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骨干企业，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促进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的法律
尽快使我国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第三产业发展，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1993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10年9月颁布《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等，促进了我国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迅速发展。但我国第三产业整体水平不高，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因此，必须加快第三产业（服务业）立法。制定《第三产业促进法》、《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条例》等，促进我国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四）地区协调发展的法律
地区协调发展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重视地区协调发展，制定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等，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200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批复》等。这些法律法规有力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的进展。目前我国区域性经济发展迅速，但还需要进行总的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在条件成熟时，需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以更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的立法
（一）公共财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
我国应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建立财政法的框架体系。根据政府职能转变，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标，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在保证国家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需要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结构须转变，扩大社会公益事业支出。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事情，政府就不要通过财政手段去进行干预，只有当市场机制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时，才通过财政宏观调控来解决。
（二）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修改预算法
我国现行预算法是1994年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1995年施行，迄今已实施了16年d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预算法逐渐暴露出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政府更改预算，哪些变动需要人大的批准，哪些可由行政部门酌情自主改变；大量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预算编制粗放，预算本身缺乏科学、合理的定额和标准，有些预算还不够细化；预算没有完全公开，透明度还不够；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违反预算制度的处罚性规定不是很具体、很严格等。我国预算法的修改稿列出“行政性收费收入”，但未列“事业性收费收入”，更没有列“经营性收费收入”，而且没有把“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列进来，依照修改之后的预算法，现在的预算依然不完整。在《预算法》修改还没有经过全国人大通过之前，预算法修改问题仍然是经济法的研究课题。预算法修改应贯彻公共财政的因素；加强国家对预算的宏观调控，做到平衡预算，减少或平衡财政赤字；政府全部的开支须列入预算；加强人大对预算的审批监督，强化预算监管等规定。这样，预算法才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宏观调控的需要。
（三）加快制定政府转移支付法
为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规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一是按照集权和适当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二是按照财权、财力与事权相适应的原则，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财力，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尽快改革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中央财政是从1995年开始正式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十多年来一直在过渡，立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2008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测算办法，制定了《2008年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2011年中央制定了《2011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该办法中提出了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转移支付法有了一定的发展。
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存在一定问题，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众多问题，如事权与支出责任界定不清，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管理不够规范，转移支付监管水平不高等。根据国家有关审计机构审计，转移支付的资金大量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尽快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完善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
早在2003年，《财政转移支付法》已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此后，人大常委会预工委启动了财政转移支付法的起草工作。目前，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经济法教授接受有关部委的委托，起草出《财政转移支付法（草案）》，该草案应进一步修改后尽快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
（四）制定调控地方政府负债的法律
有关我国地方政府举债，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 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 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 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 695．66亿元，占15．58％。
近几年，地方政府举债存在较严重问题：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缺乏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债务监管不到位，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量多，管理不规范等。同时，地方负债率过高，新增负债过多，加之财政使用效率低，地方政府将无法偿还债务本息。长此以往，一轮地方债形成的银行坏账潮就有可能到来，地方政府信用将受损，甚至不利于地方政权的稳定。
目前，政府须加强调控地方政府负债的法律研究，制定《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管理规定》，从而明确政府举债的目的和用途，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范围和幅度，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进一步清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平台公司活动，全面推进信贷管理制度调整和完善，控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和数量，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保障地方经济的正常增长和发展。同时，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完善分税制法律体系，适当降低中央税收收入，提高地方税收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法律体系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我国须进～步建立、健全我国公共财政法的法律体系，包括公共财政基本法、预算法、财政支出法、财政转移支付法、财政补贴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财政采购法、财政投资法、财政监督法。目前，我国须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基本法、财政转移支付法、财政监督法的研究，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法的法律体系。
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金融调控法的发展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金融调控法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须改变。“用社会融资总量替代信贷指标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我国应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加强对“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兼并、转移等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放贷管理，强化信贷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防范信贷风险，发挥信贷杠杆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有关金融调控法的研究须进一步研究有关金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法律，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法律；研究有关推动中小企业信贷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的法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研究有关“信贷审慎管理”的法律，重点是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和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管理。
宏观调控的方法篇2
一、宏观调控法的理论渊源和在我国的发展演进
（一）宏观调控法的理论渊源
宏观调控是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来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提出，政府退出市场，提出了用市场无形的手去自行调节市场中出现的问题。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确有着巨大的作用。随着社会化生产的日益复杂，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显露无疑。最明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前，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没有任何的办法。于是，以国家全面干预调节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当中，提出摒弃自由经济理论，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抗击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新政”，则被视为国家用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次重大实践。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1933年银行法》等被视为最典型的宏观调控法。
笔者认为，当市场失灵或者市场缺陷出现的时候，市场本身的机制无法自行愈合的时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之手把经济重新拉回正轨，为了避免宏观调控的滥用和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因此，宏观调控必须法治化。
（二）宏观调控法在我国的发展演进
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及其理论概括是中国经济法的独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无类似的概念。
“宏观调控”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兴概念，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出现了“宏观调节”的提法；1993年3月我国《宪法》做了重大修改，一个是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另外一个是增设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通过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给“宏观调控”赋予了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为了将宪法的宏观调控加以落实在2001年3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的把“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列入“经济法”中。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到了“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
目前，理论界对于宏观调控法也有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宏观调控法是法律。我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宪法》和全国人大通过的工作报告明确的说明了宏观调控是法律，尽管现在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但无论如何，政府的宏观调控行政行为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管制的。
二、宏观调控法的定义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定义，典型的观点有：
一是宏观调控法是规制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子部门经济法。
二是宏观调控法是指调整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经济法体系中重要的部门法，是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主要法律手段之一。
三是宏观调控法是指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程序、宏观调控手段（措施）的法制化。
四是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笔者比较赞同胡光志的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法是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法这样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在这种理解中，宏观调控是国家手中的一个工具，作为宏观调控的一方当事人的政府，是法律的主宰还是法律的规制对象？宏观调控法到底调控谁?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的手铐。
三、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典型的观点有：
一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或称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这几种：财税调控关系、金融调控关系、计划、规划调控关系、产业调控关系、投资调控关系、储备调控关系、价格调控关系、涉外调控关系。
二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或称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它涉及现实社会中的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根本与长远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计划调控关系、财税调控关系、金融调控关系、产业调控关系、投资调控关系、战略物资储备调控关系、涉外经济调控关系。
三是宏观调控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是各种经济总量。
笔者认为，尽管学者的表述更有千秋，但基本上都可以把宏观调控法分为计划（规划）、财税、金融三大类。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
一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是指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对宏观调控关系施加有影响力和法律后果的方式、手段的综合，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概括出不同的宏观调控的调整方法：
1．按照宏观经济政策业务范围为基础确立的调整方法，主要包括：财政调控方法、货币调控方法、产业政策调控方法、价格政策调控方法、涉外经济政策调控方法。
2．以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力度与方式为基础确立的调整方法：利益诱导方法、规划指导方法、强行控制方法。
二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或称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它是指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施加有影响力和法律后果的方式、手段的总和。
笔者对前两种观点表示赞同，但在实际的调宏观调控中，经常出现“治乱循环”，宏观调控法在调整方法上应该以诱导性调控为主，以强行控制为辅。政府少举“杀威棒”，多发“胡萝卜”才能使宏观调控的效果更加理想。
转贴于
五、宏观调控法的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立法的方向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和调整对象的基本准则，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王冠上的那颗蓝宝石。典型的观点：
一是促进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的合理原则、政府依法调控的法定原则、政府有限调控的适度原则、政府调控注重实现经济利益的效率原则。
二是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原则、政府调控法定原则、政府调控适度原则、注重调控效益原则。
三是决策集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维护受控者权利原则、保障宏观调控理性运行的原则、调控手段法治化原则。
各家的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毫无疑问，这些会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养分。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应该具备这几点：
（一）宏观调控法定原则
多数的学者都同意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笔者十分赞成。宏观调控法定主要包括两个领域，一个是宏观调控职权法定，另一个是宏观调控程序法定，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旦政府可以随意超越法律进行无法监督、管理的宏观调控，毫无疑问将对国民经济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由于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并不能保证每次宏观调控的政策都能够正确、有效，于是，职权法定和程序法定能有效的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避免权力寻租，纠正政府不恰当的调控行为，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效益最大化。
另外，由于宏观调控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并不适合将具体的调控内容法律化，一个是因为法律化的过程漫长，势必错过最佳的救治经济的时机；更为关键的是，宏观调控是针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所指定的特殊政策，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应该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而在和平时期，就应该调整政策。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特点，程序的完善也变得更加重要了。
（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
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之一。
评价宏观调控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应该就是从国家利益去考虑。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成功，从中国近30年来的奇迹增长就不难看出是完全成功的，让中国人能够体面生活，并且有效的刺激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激活了经济的发动机，让中国不断的往前奔跑，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分析，无疑是成功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不应该只算经济账，而不算未来帐。任何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是无法在财务报表里体现的。比如现在日益严重的土地沙化、非法占用耕地等现象。尽管对当地的gdp是有拉动，但从长远来看，容易造成环境对人类的报复，而等到这一天，再去治理，那么这样的经济效益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因此，在任何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的制定中，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个前提，在保证经济利益的同时，保证发展的延续性，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三）宏观调控适度原则
马克思提出了划时代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法律要针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制定，而不应该超前或者滞后。从这个角度讲看，宏观调控的力度应该掌握。在宏观调控中，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小步快跑，从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一点点的撕开体制的口子，使得中国到今天的经济富强。同样是对于中国，也出现过“大跃进”等不针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政策的情况，而无疑，对于国民经济是灾难。场经挤结构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
笔者认为，在使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科学系统的思考，一定要适度，不能盲目而为，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最大程度的给中国的经济造福。
（四）宏观调控政策为主和宏观调控法律为辅相的原则
宏观调控法政策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指导政策，具有原则性、抽象性，这类政策一般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作为总则和方向来看待。另一种政策是实施政策，这类政策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并且具有法律的效果。但是，这种政策只能作为宏观调控法所确认的一种手段，而且在制定过程中必须经过严格制定程序和监督机制。由宏观调控法律影响宏观调控政策，只有当出台的政策符合法律的认可，政策才获得法律的效力。反之，则只是一句口号而已，是不具备强制性的。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并不是一定要宏观调控的相关成文法律在前或者政策在前，而是要在法定的程序中合理的安排先后，如先通过政策试点，再通过法律最后确定；也可以先通过法律来进行总则性规定，再通过政策进行小范围调整。但无论如何，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选择，而不应该本本主义，造成国家经济利益的不必要流失。
六、宏观调控法的实证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确定理论的正确性。在人口众多，海内外环境复杂的中国，保持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尽管有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跑得如此之快。笔者认为，这个答案就在过去的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实践中。笔者转贴于
将就我国的重大宏观调控立法实践中的分税制改革进行剖析，力图破解中国奇迹的密码。
（一）分税制改革的背景
自从开始对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针对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确定上缴数额或补贴的财政体制。但在实际执行中去事与愿违，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使出各种对策：比如有的地方给企业减免产品税，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各种摊派收取企业费用归地方支配。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北京和上海，中央对北京市实行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年增长率4%以上上缴递增，北京便连续多年财政增长为4%，直到“王宝森案”，才发现北京隐瞒了财政收入98亿元；上海实行上解加递增分成模式以来，规定了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的定额，其中100亿归中央，65亿留在上海，超出定额部分55分成，执行结果是上海每年财政收入都不超过165亿元，实现了惊人的零增长。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的结果就是“弱中央”。然而，自从利改税后，财政收入中，中央拿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中央支七成，地方支三成。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500亿元，其中中央为1000亿元，地方为250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的财政赤字高达1000亿元，弱中央，穷中央，严重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分税制的具体办法
针对这样的情况，在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即中央税和地方税。
（三）分税制的实施效果
分税制的实行，让中央财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17.5%，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5%，比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有效的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赤字问题。
（四）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范畴来评价此次宏观调控
1．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来看属于财税类；
2．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来看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业务中的财政调控方法；
3．从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分析：
（1）基本符合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并没有权力滥用行为。（2）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使中央有效的把财权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的比重，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赤字问题，为改革开放后续政策的实施夯实了基础；（3）从适度原则来看却明显的感觉过度了。地方政府经过分税制改革后的税收收入几乎都是来源不稳定、分散、征收和管理难度较大的税种。反而地方政府容易破产，造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卖地来维持收支。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七、论宏观调控法在调结构、转方式中的作用
在发展这个问题上，过去的中国强调的是速度，以大量的环境资源作为代价进行发展，走的是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毫无疑问，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对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了未来社会的成本，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无异于埋下一枚定时炸弹。笔者认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是由调节民事主体的民法和调节行政主体的行政法都是很难做到的，而能够肩负这个历史使命的就是调节公与私的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
在调结构、转方式中，通过宏观调控法的积极作用体现在：
（一）调控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拿这次房地产调控为例，第一轮宏观调控用的是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减少流入房地产的流动资金。第二论的宏观调控是用的是政府的行政命令—限购令。通过对购买主体实施限制来减少投机性购房行为的发生，进一步遏制房价的上涨。而第三轮调控，极大程度上就是目前传得疯传的房地产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房价无法稳定，房地产税就基本会出现在重庆和上海等中心城市，而先期的房地产税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将决定下一步对房地产税的征收力度和试点的推广程度。在这样的政策压力下，如果试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能够稳定，那么试点的推广甚至都可能不放在议程中。如果说达不到预期，那么将迅速全国铺开，对楼市形成大规模的压制，甚至可能加大征收力度。一把在头上摇摇欲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掌握调控的主动权。
（二）资源配置优化
转贴于
通过宏观调控法来调结构、转方式能够用政府的强壮的双手矫正市场经济的轨道，形成经济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笔者认为，必须要警惕宏观调控法在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消极方面：
一是宏观调控决策者的“权力寻租”，由于宏观调控主体的责任追究、处罚还不完善，因此只有不断的推行法治化的进程才能有效的杜绝这一隐患。
宏观调控的方法篇3
内容提要:面对金融危机及政府救市措施，宏观调控法关于目标、原则、价值、主体、责任等诸多研究成果却缺乏适用性。因此，迫切需要变革研究范式，构建程序主导模式的宏观调控法，并具体拓补宏观调控动议程序制度与退出程序制度。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秉承凯恩斯主义理论，以货币和财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试图熨平经济周期。我国政府积极应对，适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经济过热、防明显通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后又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惧、震惊和暂时的成功之后，人们进入了对危机及其挽救措施的冷静与理性反思阶段。经济法学界也从经济法理论、金融监管法、竞争法等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扩展和解决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面对上述“眼花缭乱”的宏观调控措施变化，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法（或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在这一进程中却几近“失语”。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取得的“理论成果”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为何显得如此“贫困”？
一、危机中的危机：宏观调控法理论研究的困惑
我国政策上明确使用“宏观调控”一词始于1988年2月。（注释1：学者一般认为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据笔者掌握的资料，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请示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始于这一阶段，初始研究带有明显的注释法学倾向。20世纪90年代后，宏观调控法研究逐步在价值、主体、权利配置、运行、责任等多层面展开。但回顾危机进程及政府救市措施，我们储备的这些知识却未能在危机“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我们“错”在哪里？
（一）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即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衰退或过热。但不同的目标又相互矛盾，如反通货膨胀和反失业，往往需要痛苦的权衡与抉择。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往往又区分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宏观调控法的目标，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与宏观调控法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或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具有层次性：即理性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宏观调控法的实施，能够直接保障宏观调控行为的安全、科学和有效率，能够间接保障经济危机的克服和避免、宏观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或认为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2]，等等。如此定位宏观调控法目标似乎是对宏观调控目标的法学超越，使其更具有法律品味。但这一论断也使目标进入了更为不确定性的层面。众所周知，即使宏观经济学领域用了大量数模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对同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的判断也总是争论不止。而现在，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被界定为诸如经济安全、公平、平衡等更加不可计量的目标。假若，我们自问一下：此次危机应对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中宏观调控法价值目标实现程度如何？我们又该如何作答呢？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学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对原则研究的偏好，宏观调控法也没逃脱这一定律，也一如既往的出现了诸如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现象[3]。当然，原则的主要功能是指导意义，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基本准则。但是，此次政府救市宏观调控法这一原则是否实现了指导功能呢？政府救市是干预过度，用“高压水枪灭小火”呢，还是“果断及时准确”呢？这一结论还依赖于时间的验证。
（三）宏观调控法的主体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是宏观调控法研究领域内又一长期争议的话题。或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体仅限于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认为应包括地方政府；或认为应包括全国人大；甚至有的学者走的更远，论证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宏观调控主体地位[4]。理论上的成果并未为本次政府救市作贡献，倒是救市的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
对于宏观调控法调整方式或认为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认为应该涵盖计划、产业政策、税收调控、财政调控、金融调控等。本次危机中，政府自2008年9月开始，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央行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除此之外，国家还采取了印花税单向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实施总额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显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也提示我们宏观调控法的研究更应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
诸如上述等等，宏观调控法的特征也许是为上述困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为什么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制定宏观调控法呢？简而言之，是宏观调控法研究对象上的经济性、专业性或技术性特质弱化了其制度性色彩和法律品味，使其在追求“实体真实”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我们对宏观调控法理论前景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陷入了实务操作上的困惑。
二、程序主义消解：宏观调控法的出路
宏观调控法的理论与实务“悖论”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们仅用“经济法的模糊性”[5]进行注解显然并非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根本出路首先在于对我们既有的研究进行整理。实际上，我们始终遵循的“主体—权利（权力）—行为—责任”的研究范式，根本上是在一种实体法框架下展开的。尽管，我们一再声称：宏观调控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但是，程序法始终未能成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主导问题加以讨论。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所致：一是大陆法系长期以来偏爱于通过法典化的实体法来规范和调整社会行为；二是我们传统观念上对法律程序总是以诉讼法为核心；三是宏观调控中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或参数的介入使得调控中往往并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直接争端。
行文至此，笔者试图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宏观调控法本质上是程序法，或者说程序主义是宏观调控法解救自己的最好路径。这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宏观经济政策是一面，宏观调控程序规范又是一面，宏观经济学与宏观调控法各自主导其一。倘若越界过大，各自在对方领域中话语权的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了。一如本次政府救市过程中我们所闻：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机、救市措施的实效等实体性问题的争论并无法学界的参与，有的只是律师提出程序上的质疑（注释2：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了公开财政预算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信息公开申请。）。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学者已有很好的解读：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是将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尽管这完全能够运用到宏观调控程序法框架之内，但程序之于宏观调控法的特殊价值仍有必要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证明。[6]
（一）信息选择价值
宏观经济经济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任何决策都会受到众多要素和系统的干扰。一个精巧的宏观调控程序将通过角色定位分工、时空限制、内容集中、专业判断等造就一个中立的过滤机制。通过对信息与理由的加工、分析，选择最有效和最相关的数据信息。
（二）说服价值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而非当事人的合意，客观上具有遭遇阻力的可能。程序的民主设计则具有疑虑与对抗的消解功能。正如日本学者谷中安平所言“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程序是能够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7]
（三）教育价值
由一系列晦涩而抽象的专业术语构成的宏观调控，远非一般公众所能理解，假若一个政策或立法的出台受到其影响的法律关系主体甚至难以去读懂它所表达的内容，那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宏观调控法所论及的术语、内容迫切需要进行反复学习与认识。程序天然的直观性加上信息公开与参与机制的配合，将会使任何一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成为一个宏观调控教育最好的范本。
三、纯粹程序正义：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约翰·罗尔斯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完善程序正义、纯粹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程序正义。完善程序正义具备两个特征，即具备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并可以设计一种保证达到结果正义的程序；纯粹程序正义是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过程或者程序，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当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显然，是否存在一个正当结果的独立判断标准成为三种程序正义形态划分的关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也就主要取决于此。
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结果体系是一个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多重判断标准。其中，经济增长是对效率的追求，增加就业则意味着公平，物价稳定则关乎秩序。可见，结果并非唯一，各种结果之间也难以孤立的判断。
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政策也并非如操作机器一般的简单，我们也无法对一次宏观调控对国民财富的影响进行一次物理学似的实验，各种调控手段的选择意味着该路径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
从判断上看，这样的一个概率分布，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等待去验证，甚至长时间等待后的结果评价仍然是分歧不止。因为解释同一经济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论与模型，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有着不同的模型偏好，不同的模型选择又意味着不同的结论。
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无法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标准，宏观调控法律程序具备了纯粹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这一判断也可从之前我国历次宏观调控后效果总是“众口难调”的事实中得到验证，也一如本次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成效的再次分歧；这一判断也再次印证了宏观调控间接性特征而无法溯及每个市场具体主体特殊利益的论断；这一判断也能为解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构建中的若干分歧提供一个解释工具。当然，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决定结果正当的程序必须被严格而实际的执行。
四、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拓补
在纯粹程序主义形态之下，具有独立要求的宏观调控程序法如何建构？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下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不尽完善之处略做“拓补”。
（一）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模式转换
法学角度分析，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9]。仅就文本意义而言，我国现有宏观调控法也并非毫无程序的“影子”，但这些文本意义上“程序”无不总是体现出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程序中审批事项总是按照政府级别高低、抑或官员职级大小“逐级申报”，政策落实总是遵循“上级传达，下级执行”的路径。这样的调控程序与其说是法律程序，倒不如说是一种封闭于机构之内的上下级之间的“手续”。宏观调控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也决定了绝不是“职级越高越可能达到理性”。宏观调控不仅仅需要“程序”，更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
整体而言，未来宏观调控程序法的构建需要两个模式转换：一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决策”向“权力机关主导决策”转换；二是由“纵向权力分配”向“横向权利分配”模式转换。
第一种模式转换不难理解，被广泛支持。纵观本次金融危机救助中，没有哪个法治国家在如此重大的关于国计民生的问题完全是靠行政权力决策的。这不仅有违基本法理，而且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
第二种模式转换要求在宏观调控全过程中，由纵向权力对权力的负责转为宏观调控参与权利的分配。比如，过去受控主体主要通过被动服从的方式接受调控；而模式转换后，受控主体通过知情权、建议权等方式参与调控执行过程，化解了消极抵抗的因素，有利于宏观调控的顺利施行；此外，横向权利的配置上，还可以考虑赋予权力机关质询权、监督权和公共媒体的监督权等。
（二）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补缺
从宏观调控手段的角度，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可按照计划程序、产业政策程序、货币政策决策程序、财政预算程序、减税程序和政府投资项目程序进行划分。这也构成了宏观调控秩序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我国在没有一部宏观调控法典的情况下，上述程序规范也主要散见于各实体法规范之中。但从宏观调控法研究的共识来看，学者们更偏好依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过程进行概括性分类，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主要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程序、宏观调控执行法律程序和宏观调控救济法律程序、宏观调控监督法律程序。
1.宏观调控程序法过程尚需完备
就整个宏观调控过程来看，上述程序尚存缺陷。从过程的完备性和科学性角度而言，还应包括宏观调控的动议和终止，因而需要设置并完善动议程序和终止（退出）程序。
动议程序的设置应把握一个原则，即要保持与决策程序的独立性和“对抗性”，就调控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从源头最大程度地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和完善。因此，该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动议主体与决策主体保持独立（注释3：比如，《预算法》中，预算草案的制定主体与批准主体之间独立；《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动议主体与决定主体应保持独立。基于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可通过动议程序的独立性，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宏观决策中更加独立的地位。）。其二，动议方案作出所依据的信息来源及其完备性要求；（注释4：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就做出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而言，其动议的做出不能仅靠决策部门的主观判断，或者政府部门的简单统计资料，信息的来源必须可靠、完备。要求动议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广泛获取信息，征集民意，尽可能掌握全面、客观的材料信息。这里还体现了宏观调控的广泛参与问题。公众可以在动议阶段即对宏观调控提出建议。）其三，宏观调控方案中明确调控的基本目标及期限设定。尤其是针对本轮政府大规模救市方案而言，这种前置性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对刺激经济的目标和时效有明确的规定，避免随意性；动议程序的设置对政府救助方案的科学性提出更高要求，并保证在执行前得到充分的论证，最大程度做到决策的科学性。
终止（退出）程序是整个宏观调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宏观调控措施不能无期限、无休止地反复进行。因此，应当设置宏观调控的终止程序，并详细规定终止的条件。比如，宏观调控设定的目标已实现；客观经济环境已发生变化，继续调控已无必要；预定目标无法实现等（注释5：基于本文将宏观调控程序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而我们可以设计完善的程序，但由于宏观调控面对的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并不必然能够保证调控目标的实现。而当预定结果无法实现时，应当为宏观调控设置一种及时退出的程序。）。我国政府金融危机救助计划中预设了总额为四万亿的资金支持。但是，当预设目标已经实现，或者客观无法实现时，应当适时终止计划，避免资金等资源的浪费。
2.救济程序的再思考
救济程序完善的逻辑起点是对宏观调控可诉性的认识。对于宏观调控可诉性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注释6：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9期；胡光志：《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载于《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我们认为，除了理解宏观调控的本质以及现有诉讼制度的供给之外，还可从宏观调控程序法本质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作为支持国家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理由。基于宏观调控程序法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性和决策主体认知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其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只要确保宏观调控主体严格依照程序行事、谨慎克己，则调控结果免受法律追究。这便对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程序正义，充分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尤其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问题时，调控主体无法保证一定出现期待的结果。过分苛责法律责任的追究，可能由于调控主体出于顾虑过分犹豫从而影响调控的最佳时机。当然，免受法律追责，并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救济程序的完善，还有赖于其他制度的配合，比如消极不作为或滥用权力的行政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担当、权力机关的监督等等。
总之，本次金融危机政府救市为宏观调控法研究反思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契机。假若论证中的宏观调控基本法是一部程序主导的立法，应该不会再被讥笑为是“很好玩的事”（注释7：在谈到宏观调控法立法时，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进行宏观调控法立法不可行，并认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们也期望它更应该是一部具有强制拘束力和可执行的程序性的基本规范，不再是一部仅仅宣示性经济活动纲领性的一个“软法”文件。
注释:
[1]李昌麒，胡代光.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2002，（2）：1011.
[2]叶珊.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试析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J].行政与法，2007，（11）：39~41.
[3]刘定华，肖海军，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1~62.
[4]鲁 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111.
[5]陈云良.经济法的模糊性研究[J].法学家，1998，（4）：68~73.
[6]季卫东.法治程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5~19.
[7][日]谷中安平.程序工争论[a].宋 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76.
宏观调控的方法篇4
一、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文献，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我国目前市场发育不全面，竞争不充分，通过反垄断法，可以更好的促进市场的健全，促进市场竞争的优化和升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鼓励竞争的信息。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而应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正如上文所分析，作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基础，必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这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有待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和良好实施。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继续健全宏观调控法体系，真正做到依法调控。此外，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调控目标，需要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且，如果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核心地位，是否会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限制竞争的错误信息？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杨紫?@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宏观调控的方法篇5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问题解决方法
一、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原则、内容
（一）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及对象
“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法就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关于宏观调控的调整对象，有的学者认为是宏观调控关系，宏观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与受控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也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一方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一方依法定职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是宏观调控关系产生的根本动因。宏观调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调控与被调控的行政隶属性质，实际上不全是平等和协商关系。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术界有很多论述，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以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宏观调控法本身就是经济法中最重要具有普遍共识的一部分。鉴于理论体现的一致性，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为己任的社会本位原则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看，它的出发点也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稳定。再次，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来看，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三）宏观调控法的内容构成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
“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计划具有的弥补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对计划进行约束，对计划主体进行约束，保证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则需要计划法的规制。
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计划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法主要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这些法律主要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实体性内容。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可使其内容更规范，以保障更好的实施。各种调控手段的法制化是保证宏观调控依法进行的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调控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及方法，可以防止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做到依法调控。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目标
（一）必要性
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弊端。如果仅由市场调节，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发生经济波动和混乱，社会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继而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公有制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国家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二）重要性
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它能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
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三、我国的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业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投资增幅仍然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明显；基本建设贷款继续增加，贷款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煤电油运供求关系依然相当紧张，电力迎峰度的形势严峻；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依然较大；粮食供求总量和品种结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粮食库存下降较快。
四、宏观调控实施的具体可行方法
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要合理控制投资增长，努力优化投资结构。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要处理好进出口、利用外资与扩大境外投资的关系。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积极有序地扩大境外投资合作；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和优化信贷结构；要注意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调控；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继续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五、结束语
中国市场化改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涵之一。应该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不失时机地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去决定项目的生死，让行政审批制这只有形之手淡出经济活动。只有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
参考文献：
宏观调控的方法篇6
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委任立法；法治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048-06
按照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行为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宏观调控是政府行为，当然也应当法治化。法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二是得到普遍服从的法律都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宏观调控法治化是指国家对宏观调控制定有法律，政府宏观调控是依法进行，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严格的执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宏观调控法治化进展缓慢。本文探讨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及其实现路径，希望为推进宏观调控法治化进程提供支持。
一、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
(一)宏观调控的技术性和灵活性
宏观调控法治化首先要求有法可依。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这个“法”应当是国会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政府自己制定的法规、规章或其他。但这在宏观调控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是由于“行政国”的出现和发展。“自从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行政国’(administrativestate)的出现和发展，议会中的政治精英所掌握的知识似乎也无法应对日益专业化的立法需求。随着行政管制范围的扩大以及管制事务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立法职能日益转移到行政部门。时至今日，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规则大部分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由议会制定的规则反倒成了冰山一角。行政国时代的法治，与其说是‘法律的统治’(ruleoflaw)，还不如说是‘规章的统治'(ruleofrules)。”也就是说，政府的统治权主要由行政部门来行使，立法部门并不能完全控制行政权力。这就是20世纪以来各国广泛出现的“委任立法”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宏观调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化以来政府的新职能，与“行政国”的出现是同步的。它是指“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它具有两项典型特征：一是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宏观调控必须是在占有大量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把握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采用一定的手段来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平抑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二是灵活性。宏观调控就是相机抉择，因时之需，灵活多变。正是由于这两个特征，宏观调控成为造成“行政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传统的法治理论，政府治理国家的正当性来自议会民主正当性的传送，这就是所谓的“传送带理论”(transmissionBelttheory)。就宏观调控来说，人民通过国会制定法律，法律授权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就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就算是达成了法治的要求。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正当性，并不是真正的法治。有学者深刻地指出：“传送带理论最大的缺点也就在于它这种‘法律形式主义’仅强调是否有通往国会的传送带，并不能恰当地描绘或解释现代管制国家中行政权行使的实况。在当今行政权世纪状态中，往往在法律上很难找到坚实的传送带，或只能勉强找到丝缕关联。在牵涉浓厚科技基础的管制领域固然如此，即令在传统的管制领域，任何政策执行点上，行政权都会有立法者无法控制的政策回旋空间存在，包括实际工具的选择、标准的订定，甚至是政策价值间的优先设定与选择等。在此时，传送带理论用国会控制行政权以建立行政权正当性的说法，就显得薄弱而缺乏解释力了。”这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困境，也构成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巨大障碍。
(二)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特殊性带来的障碍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一般认为，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事实上，伴随这一伟大转型同时发生的，还有三大转型：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从集权经济到分权经济的转型、从传统意识形态到现代意识形态的转型。这四大转型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环境。
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带有明显的转型烙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法治化相比，其法治化面临更多的障碍。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的整体水平；二是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自身的特点。
在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和人们的法治观念还不强，还存在对人治的某种迷恋，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市民社会培育不足，政府权力独大；崇尚“和为贵”的文化意识难以培育出监督制衡的现代法治理念，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未能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制衡；等等。以上原因导致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的整体水平不高，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水平。
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自身的特点对宏观调控法治化也造成重大影响：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具有阶段性、临时性的特点，即在转型时期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都是不同的，这样就缺少了比较稳定的法律规制对象，可能总结前期经验制定的法律刚出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法律的“时滞”现象会更为明显；转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政策错了纠正起来比较容易，而法律错了，不仅纠正起来十分困难，而且法律的朝令夕改会对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带来冲击；转型时期需要政府有更多的自力以及时应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始料不及的问题，法治化容易束缚政府的手脚，影响其及时解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复杂，而立法者又缺乏相关经验，很难及时制定法律满足宏观调控实践的需要。
二、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路径
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遇到很多的障碍，可以说是荆棘丛生，但都不能否定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可能性。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被确定，宏观调控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不应当游离在法治之外。在转型时期，虽然宏观调控存在多变的特点，但多变并不妨碍它遵循法律的规定，只是需要我们探讨适合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方式而已。关于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水平整体不高的问题，需要随着转型的逐渐完成逐步提高。本文主要针对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自身的特点阐述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一)宏观调控基本规则法定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的宏观调控实践中，我们有了一些基
本的调控经验。在此基础上将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上升为法律，实现宏观调控基本规则法定的条件已经具备。宏观调控基本规则法定包括：
1.宏观调控体制法定
宏观调控体制包括宏观调控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划分。宏观调控决策权由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两级行使；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由各级政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分别行使。另外，决策权的划分还包括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划分。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体制具有过渡性，是可以调整的。例如，按照税收法律主义的原则要求，税收立法权应当归属立法机构，但我国目前很多税收法律制度还是行政法规。严格说来，这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但这正是转型时期的特点。转型时期是一个逐渐实施法治的过程，即从没有规则到有行政规则再到法律规则。在确定了宏观调控体制之后，不享有宏观调控权的机构就不能行使宏观调控权，这对于防止政府越权行为有积极意义。
2.宏观调控方式法定
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构成对人民利益的影响或者人民自由的限制。法治社会中的政府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每个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己所做的事是有法律授权的，几乎在一切场合这都意味着有限的授权。否则，它们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法律授予政府宏观调控权的同时，必须对政府可以采取的宏观调控方式予以规定，否则，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就会没有边界。没有边界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甚至走向权力行使所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我国法律在授予某些专门的宏观调控机构职权时，明确规定了该机构可以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如《人民银行法》第23条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规定。但是对国务院、省级政府这两级最重要的调控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调控措施，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是今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3.宏观调控程序法定
程序本身也是规则，是实行实体规则的方式。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典型标志。程序对于实体规则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程序是实体规则实行的方式，任何实体规则都必须借助一定的程序才能得以实行，因此，程序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体规则的实现。程序是实体规则公正实行与否的标尺，实体规则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正当的程序来实现，人们才能确信实体规则被公正实现了。只有给人们规则被公正实现的内心信念，人们才会对规则产生敬畏，从而信任规则和规则的执行者。程序是防止擅断和专权的保障，规则执行者拥有执行权，任何权力都可能被滥用，而程序对于防止权力滥用的作用非常明显。没有程序的约束，执行者就可能为所欲为，滥用权力，而程序则通过对权力行使方式的规定对之加以约束。宏观调控程序是宏观调控权实现的方式，对于树立宏观调控的正当性、可信性，保障宏观调控权正确行使，防止宏观调控权滥用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在对正义的追求上，重实体正义，轻程序正义，为了实体正义，甚至可以破坏程序正义；以为只要结果正义，手段无所谓；以为政府及其官员只要是为了人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就可以不讲程序规则。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方面，对大量的实体规则没有规定执行的程序；另一方面，即使有程序规定，也往往不按程序办事，违反程序不被看成严重的问题。这样，实体规则的执行就缺少了程序保障。即使实体规则得到了严格执行，由于没有通过正当程序来彰显，也难以给人们规则得到正确执行的内心信念，不能培养人们对规则的信任。另外，它还为政府及其官员借宏观调控之名，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或为利益集团服务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程序的立法，是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重要内容。
4.监督规则法足
任何权力都有滥用和腐败的趋势，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宏观调控权不仅是一种权力，而且该权力的行使影响很大，其滥用的后果也特别严重，故必须加强对宏观调控权行使的监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时期，大量的本应由立法机构行使的权力通过委任立法的形式委托行政机关行使，这种监督显得更为重要。在没有授权给政府的情况下，政府的越权行为会显而易见；在立法机构通过委任立法方式授予政府自主设定宏观调控权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将其各种不适当的宏观调控行为通过立法形式合法化。因此，除了建立一般性的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外，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以保障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不至于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至于超越宪法的规定。有关违宪审查的论著有很多，这里不做赘述。
(二)长期稳定的宏观调控规则和重大临时性调控措施法定
1.长期稳定的宏观调控规则法定
虽然说宏观调控以相机抉择为特征，但实际上，政府为了引导经济发展，始终存在一些长期性的调控政策。如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等。我国为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制定有《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是，该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缺少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对于这些将在很长时间内实施的调控政策，不仅需要转化为法律，而且要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使之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2.重大临时性调控措施法定
当宏观经济出现重大变故、需要采取临时性的重大调控措施时，应当通过立法程序采用特别法令的形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更有力地保障临时调控措施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重大临时措施所涉及的利益调整影响范围广，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体现人们意志以获得正当性，防止政府滥用临时处置权。
(三)完善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制度
法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法律所应当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得到执行的保障措施。人们在考虑是否遵守法律时，往往会根据自身效用做出判断，当不遵守法律更符合自身效用时，就很难自觉遵守法律。此时，应通过加重违法的不利后果，使违法的成本增加，从而导致遵守法律成为行为人的最佳选择。对于法律执行者来说，执行法律虽然是其职责所在，但他们往往不会因此就自觉执行法律，他们在执行法律时也同样要进行效用判断，当不执行法律更符合其效用时，也会选择不执行法律。因此，也需要法律责任来对法律执行者进行制约，规定不执行法律的消极后果，使执行法律成为法律执行者的最佳选择。
转型时期很多的规则不是法律规则，而是政策。有些规则虽然采取了法律的外形，但其内容实质仍是政策。政策的特点表现为导向性，而不是强制性，学术界称之为“软法”。这样，大量规则的执行就缺乏强制性的保障措施，违反规则，没有相应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规则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规则被肆意破坏和践踏的情况严重。这种情况在宏观调控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宏观调控法对宏观调控决策责任的规定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像传统的民事、刑事等方面的法律那样，特别是有关对调控主
体或规制主体如何追究责任的规定，往往‘尚付阙如’。”没有法律责任的法律制度就会失去其权威性和不可违反性，难以得到贯彻实施。我国转型时期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实施受阻，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制度，对违反宏观调控法的行为给予惩罚，以达到遏制违法行为的目的。
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包括调控主体的法律责任和调控受体的法律责任。对于调控受体的法律责任，相关法律已有较多规定，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落实，使遵守宏观调控法成为调控受体的最优选择。
调控主体的法律责任分为宏观调控决策主体的法律责任和宏观调控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主要是对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因此首先需要建立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主体法律责任体系。这包括：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对于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的法律责任，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已有规定。但是，对于没有谋取个人私利，只是为了政绩，为了地区利益、集团利益而违反宏观调控法的政府官员，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填补这方面的不足。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的法律责任。除非参与犯罪，现行法律对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不执行宏观调控法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相反，一些地方政府因为对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反而从中央政府谋得了更多的地方利益。这种现状不改变，宏观调控法的执行梗阻问题永远没法解决。必须明确规定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违反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责任，使不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不能获益，而且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责任问题是争议最大的。一些学者对宏观调控决策责任问题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宏观调控决策行为属于国家行为，决策者只应承担政治责任，而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决策者也应当为决策失误承担法律责任。第一，决策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等，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已有相关法律规定。除此之外，法律还应当对于决策机关工作人员非因上述原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做出错误的宏观调控决策承担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第二，宣布决策违法、终止决策的执行或变更决策。对于违法的决策，经法定程序(如违宪审查)，宣布决策违法，并终止执行；对于重大失误的决策，经有权机关宣布终止执行或者予以变更。对于终止执行的决策，原决策机关有义务采取措施恢复到决策以前的状态，不能恢复的，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四)不断实行宏观调控法从“弹性”向“刚性”的转变
弹性是指制度、规则本身具有能够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发生动态变化的能力。制度需要一定的弹性，弹性一方面为制度执行者的主观能动性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至于因制度过于僵硬而在执行时出现不适应的状况，从而使制度得到更符合制度目的的执行；另一方面，制度的弹性为制度创新留下了空间，从而推动制度的优化。因此，具有一定弹性的制度可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动态需求。但是，制度的弹性并不是越大越好。弹性同时也意味着制度的明确性、指引性下降，从而降低了制度的约束作用和指引作用。同时，由于留给了制度执行者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为执行者滥用执行权种下了恶果。
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立法，一方面，由于经验、理性的局限，不可能制定得很有刚性，不得不选择了很有弹性的立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创新知识，中央政府通常要借助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实验’，以便对其加以事后的追认或制止。”这样，在即使可以明确、详细规定的情况下，法律也往往要预留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我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立法实践中，强调立法“宜粗不宜细”，大量使用委任立法、“空白立法”“例外立法”等。这种弹性一方面适应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政策多变的特点，便于政府灵活地采取调控措施；但另一方面，也使宏观调控法的约束力和指引作用受到了消弱，政府信用受到影响。
面对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的这种特点，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保留其弹性，特别是对于处于试验阶段的制度，要保留足够的弹性，以鼓励制度创新：在执行有弹性的宏观调控法律时，要从有利于立法目的实现的高度灵活解释和执行法律。另一方面，对于宏观调控的基本制度规则必须形成刚性较强的法律制度规则，防止权力滥用；对于一些已经被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成熟的规则，也要从弹性转化成刚性。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是一个不断将弹性规则转化成刚性规则的过程。
(五)建立宏观调控中的良性违法机制
与法律弹性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良性违法的问题。把违法行为定义为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行为，这只是对形式上的违法行为的界定；而实质上的违法行为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且被法律所否定的行为。从理论上说，只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才应当将其规定为违法。但是，一方面，立法者是人不是神，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可能出现偏差；另一方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绝对的，与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来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能就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就是说，法律过时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治时，不仅强调了法律得到遵守，而且要求得到遵守的法律是良法。但问题是，怎样判断法之良与恶?又由谁来判断呢?如果由人们来判断，人们就可以以个人好恶任意地不遵守法律；如果由执行机关来判断，执行者就可以任意地不执行法律。因此，法律一经制定生效，无论良恶，均具有约束力。那么，怎样消除恶法的影响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立法者发现恶法后予以修订或者废止：二是良性违法。
良性违法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表面上违反法律的规定，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中，由于对转型时期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宏观调控的规律缺乏充分的认识，既要做到有法可依，又要避免恶法的影响，仅靠法律弹性是不够的。首先，弹性是有限度的，法律毕竟是一种行为规范，过多的弹性，就会失去其指引作用和规范作用；其次，即使充满弹性的法律法规也可能是不恰当的；第三，转型社会变化快，而法律总是存在时滞，今天合适的法律，明天可能就不合时宜了。所有不适当的法律法规都要等到立法者来纠正，危害很大。因此，应当允许良性违法行为的发生。
在肯定了良性违法的必要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判断某种违法行为是良性违法呢?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悖论。但是，“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众所周知的或者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或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行所持有的偏见，在法官决定人们都应一体遵守的法律的时候，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三段论所起的作用。”从经验判断，这也许并非一个难题，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存在一个自然演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旧法死亡、新法诞生的力量并不只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法官、新
闻媒体、利益集团以及社会公众等，都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良性违法的确认权，并不属于政府的某个部门或机关。一种行为被认定为良性违法行为，并不是某个执法机关或某个司法机关处理个案时的法律选择和态度；而是指这种行为或类似行为反复被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认定为良性违法行为，或者某种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对等，说明该种行为的实质合法性已被公众所认同。
良性违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风险与收益的问题。法律一经颁布生效，就产生约束力，违反法律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行为人之所以选择违法，是因为违法能给其带来收益。行为人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基于自身利益判断选择是否遵守法律，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后果。执法者在决定对违法者予以制裁时，由于转型时期法律的弹性较大，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如果执法者认为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可能放过或者从轻处罚违法者。这样，良性违法者就获得了超出守法者的额外收益。这种额外收益的正当性在于：行为人突破落后的现行法律的羁绊进行了创新，额外收益属于创新收益：行为人冒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额外收益也属于风险收益。
对良性违法的宽容是有副作用的，它可能会产生鼓励和纵容违法的效果，可能会被执法者滥用，作为其消极不作为或包庇违法犯罪行为的借口。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树立良性违法观念，建立良性违法制度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对良性违法者宽容，符合实质正义。因为从本质上说，良性违法行为是不具有违法性的，它形式上的违法是错误地外加的。其次，良性违法者在行为之时是冒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的，其获得的额外收益，是一种风险收益，是有正当性。第三，良性违法有利于鼓励创新，有利于立法的科学化，避免法律对经济发展形成障碍。转型时期，一切都在探索当中，更应当鼓励创新。而一些陈旧、僵化的法律制度成为创新的壁垒，良性违法制度对于消除这一壁垒具有积极意义。最后，良性违法观念为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生活当中某些“违法者得利”现象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转型时期，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人默守陈规，另一些地区、另一些企业、另一些人敢于创新。许多创新突破了法律、政策的界限，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而获得了额外收益，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守法吃亏，违法占便宜。在良性违法观念下，我们就要具体分析违法的性质了，如果是良性违法，则其获得收益是正当的。
三、结语
宏观调控法治化是理想，也是过程。作为理想的宏观调控法治化目标，我们只能无限接近，但永远也无法达到；作为过程的宏观调控法治化，我们应当也可以不断推进。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虽然存在一些特殊性，导致宏观调控法治化面临更多的困难。但这些困难不足以构成拒绝宏观调控法治化的理由，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法治化是可以不断推进的。我国虽然没有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但已经有了很多的宏观调控法律，宏观调控法治化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接下来要做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并在宏观调控基本法的指引下，修改完善现有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实现两大转化：一是法规逐渐向法律的转化；二是法律的弹性不断向刚性的转化。此外，为了满足转型时期创新、试错和地方实验的需要，需要树立良性违法的观念，并为良性违法免受法律追究提供一定的机制保障。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宏观调控的方法篇7
【关 键 词】宏观调控权/合法性/权力配置/权力行使
基于经济法上的“二元结构”假设（注：经济法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假设，是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的一系列“二元分立”的框架。例如，从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出发，可将人类的欲望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进而在经济层面区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在政治、社会层面区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法律层面区分公法与私法，等等。基于上述“二元分立”，又可进一步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政府与市场、公法主体与私法主体，等等。参见拙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可以归结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提供（注：自从萨缪尔森提出“公共物品”的较为公认的定义以来，对于公共物品的研究日益深入，从而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这在财税法等宏观调控法的具体领域已经有了突出的体现。为此，有必要把公共物品理论推广到整个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之中。），其中包括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适时适度地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宏观调控及相关制度具有极大的外部性（注：这里的“外部性”包括“好的”外部性，也包括“坏的”外部性。实际上，从经济学上说，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极端体现；从法学上说，法学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是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经济法也不例外。），因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实施和相关制度的构筑必须慎重，以尽量减少宏观调控对经济活动的负面效应。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关联日益密切，制度已逐渐被视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因素”。各国的实践表明，无论是鼓吹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还是强调外力推动（注：其实，演进主义与建构主义、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等诸如此类的各类主义，在交替兴衰沉浮，这在20世纪体现得最为突出。但如果把某一种主义绝对地理解，则对于实践贻害无穷。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恐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排除或否认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或重要性。即使是哈耶克之类的自由主义大师，也都强调对“国家干预”或“政府活动”应有正确的理解。参见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9-281页。），实际上都并不完全排斥国家的经济政策或宏观调控。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后发国家”，宏观调控被认为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财税、金融等领域所取得的一些调控成果也为此做出了佐证。但是，我国目前主要还是侧重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实施，对于宏观调控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建构，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还十分欠缺。为此，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解析宏观调控问题。
通常，权力／权利被视为法学研究上的核心范畴；与此相应，宏观调控权亦应在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尚十分薄弱。在鉴于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宏观调控权方面的几个较为基本的问题，包括宏观调控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权的配置、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这些探讨对于完善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制度甚为重要。
一、宏观调控的合法性
宏观调控的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义理性、正当性等）问题（注：合法性是一个有诸多复杂含义的概念，韦伯、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其认识亦不尽相同。本文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主要限于符合法律规范或规律，以及得到社会公众的拥护和承认的意义。），是研究宏观调控权首先要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有助于认识宏观调控权的来源和产生基础等问题。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包括其在法律、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性。其中，法律上的合法性是最直接、最受关注的。如果某项宏观调控行为在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则在强调法治的情况下，其效力就会受到质疑和削弱。因此，从合法性的角度，宏观调控首先就被分成了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和不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
从法律上说，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应当是由具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依法实施的。因此，如果一个主体本身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则该宏观调控就不存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宏观调控权对于确保法律上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从形式上看，宏观调控权来源于法律上的明确授权。在把法律仅理解为制定法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权的确立、分配和行使等内容，要通过国家制定的法来加以体现。此外，宏观调控权也是国家的经济管辖权的具体化。作为国家主权或更为具体的管辖权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宏观调控权同样是整个国民总体的一项重要权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职能和权力也在不断膨胀（注：对此，不仅“瓦格纳定律”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都不断地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各国政府财政支出占本国GDp比重的不断扩大，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参见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调控权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一个较为公认的命题，因此，宏观调控也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新获取的一项重要职能，其目标是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诸多现代问题。[1]此外，由于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私人主体所不能提供或无力提供的，因而只能由国家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调控首先是国家的一项义务，其次才是国家的一种权力。
依据上述的公共物品理论，宏观调控权只能由国家而不能由其他主体来享有。尽管在特定的时空人事方面，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说或其他一些经济学理论，“政府失灵”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但对于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其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人们并非一概排斥。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在经济、社会等层面比其他主体有更多的合法性，同时，也与国家对宏观调控立法权的垄断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对于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都非常重视。从立法上看，宏观调控已被提升到宪法的层次（注：例如，我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从而把宏观调控提到了宪法的高度，同时，也提出了市场经济、经济立法、宏观调控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在一些重要法律中，也加入了宏观调控的目标或内容（注：例如，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制定本法”；我国的《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的”，等等。），从而使“宏观调控”被转化为一个法律概念，使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进而确立了贯穿于相关法律之间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依据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所实施的宏观调控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或者说，是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这是前面谈到的宏观调控的一种分类。此外，根据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效力状况，也可以进一步把宏观调控分为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无效的宏观调控。这里的有效与无效，是从法律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意义上而言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法律上无效的宏观调控，可能是经济上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有时是很难取舍的。如果从强调法治的角度出发，则一般会认为，无效的宏观调控，即使在经济上有效，亦应弃之不惜。但如果从实用主义出发，也许会认为经济上有效的宏观调控，即使在法律上无效，也是必要且有益的。由此又引申出经济上的合法性问题。
宏观调控在经济上的合法性，取决于经济上的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经济上的“合规律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是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而其他的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等，都是间接性的目标。如果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符合经济规律，取得了较好的绩效，在总体上增进了社会福利，则该宏观调控就具有合理性，从而就会得到市场主体或社会公众的支持和拥护，获得合法性。因此，即使一些宏观调控行为不符合现实的法律规定，也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并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例如，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不断上调出口退税率，虽然本身缺少法律依据，但在经济上和公众信心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就是一个例证。（注：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本身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但宏观调控必须有法律依据，但我国在实施此类宏观调控时，往往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甚至违法调控的问题。出口退税率的频繁变动，同现行制定法的规定存在着抵触，实际上是对纳税人的退税请求权的侵犯，也使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价值、原则受到了不良的影响。因此，必须真正完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之所以存在上述情况，是因为国家制定的法律总是相对滞后于现实的不断流变的经济活动，而是否符合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则是衡量法律的生命力和有效性的至为重要的标准。许多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或实施的宏观调控，大都是突破已有法律规定的框架的过程，有一些甚至是违反宪法的。但因其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而这种违宪行为被一些学者称为“良性违宪”。对于“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问题，人们尚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不管怎样，在宏观调控领域存在的“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问题应当越来越少，因为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可以通过相关法律的完善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对宪法的几次修改，对相关法律的制定和频繁变动，都体现了在这个方面的一些认识和努力。
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宏观调控，由于会取得良好的绩效，对于国家和国民的总体福利的增长是有效的促进，因此，它会使政府的调控行为得到市场主体的遵从，使国家的制度改革得到国民的拥护和支持，使经济能够得到稳定增长，使社会政策目标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样就能够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获得合法性。因此，对于经济上具有合理性或合规律性的宏观调控，必须考虑如何在制度上予以保障，使其同时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从而提高其遵从度，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上述对宏观调控的合法性问题的简要讨论表明，宏观调控权在形式上是来源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但在深层次上它还导源于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法性，导源于市场主体或社会公众的认同。宏观调控权因其在根本上是人民的权力，因而仅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是不够的。宏观调控只有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国情民意，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为目标，才是真正合法、有效的，才是具有各个方面的合法性的。
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
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权力，必须对其进行有效配置，使各类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力明晰，职责明确，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集权与分权等问题，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
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其核心是如何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始终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带来很多问题，甚至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对于如何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的理论，也提出了中国的“贾谊定理”（注：我国西汉名臣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以使义，国小则无邪心”，这被认为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现实主义原则解释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其思想亦被张宇燕等学者概括为“贾谊定理”。参见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3页。），其核心是通过分权来“强干弱枝”，避免出现“弱干强枝”或“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2](p120-121)这些对于认识分权的问题都会有所帮助。
宏观调控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级次的。不同级次的公共物品从提供的效率来看，是不尽相同的。一般说来，中央级次的物品应当由中央政权来提供，而具有地方特色的物品，应由地方来提供。这是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的基本精神。对此，施蒂格勒、奥茨、布坎南、蒂布特等著名学者都曾经有过许多具体的论述，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理论。[3](p338-356)从公共物品本身来看，实行适度的分权是较为必要的，这在发展不均衡的大国更为必要。
但是，具体到宏观调控这类公共物品，究竟应当如何来提供，由谁来提供，谁有权来提供，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认识，人们一般认为，尽管在现实中“宏观调控”一词被泛化和滥用，但它在经济学和法学上是有其较为明晰的边界的，即宏观调控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总体立场上对宏观的经济运行所实施的调节和控制。因此，宏观调控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应当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机构，而不是基层的政权机构，否则就不能说是“宏观”调控。因此，对于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实施宏观调控的主体，不能是地方政权，而只能是国家的最高政权。也就是说，尽管宏观调控同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动和利益相关，但它是一种中央级次的公共物品，只能由中央政权来提供。（注：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就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保障收入的公平分配来说，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宏观调控主要是解决上述问题，因而诸如财税、金融等领域的调控，应由中央政府实施。参见前引何帆著，第192-195页。）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对抗问题很值得关注。例如，在财税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谈判”已经形成了一种“主—从博弈”；在金融方面，地方的盲目或违法投资、集资、融资等行为，已经形成了对国家金融调控的弱化或对抗，等等。由此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更符合“邪恶假设”，即其行为更会引发经济波动。（注：何帆认为，地方政府的“邪恶行为”恰是分权的不规范所致。参见前引何帆著，第106页。）如果能够把宏观调控作为中央级次的公共物品来认识，并施以必要的法律保障，则会有助于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以及地方对宏观调控的对抗问题。
此外，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不仅涉及到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宏观调控本身的理解，以及对本国国情的把握问题；同时，尤其要明确享有调控权的主体，其具体的职权与职责是什么，对其超越、滥用或弃用宏观调控权的行为应如何追究责任等问题。在宏观调控制度建立之初，明确享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尤为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享有该权力。此外，要完善宏观调控权的配置，还需要有较为系统的国家理论，以及合理的分权体制来支持，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韦伯说系统的公法理论只会产生在西方，以及为什么孟德斯鸠说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公法的概念（注：韦伯指出，对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话要作出全面的理解，需要看到系统的国家理论和合理分权体制对于公法理论形成的重要影响。参见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同时，也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法的公法性质。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离不开必要的法律形式。从权力来源的角度说，应当实行“调控权法定原则”（注：与调控权法定原则相一致，应当有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计划法定原则等一系列的原因，这些原则主要强调各类宏观调控手段的立法权应实行议会保留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即使是政府调控部门的权力，也应当由法律来赋予，而不应假借调控之名，侵害经济和社会秩序。）。从更高的层次上说，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应当首先体现在宪法的层面。在国家的宪法中，不仅应对宏观调控做出宣示性的规定，而且还应在总体上做出规定。例如，在我国，宏观调控的立法权应归属于全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而宏观调控的执法权则应归属于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这是对宏观调控权的一次分配。此外，对各类具体的宏观调控权还应做出具体的划分。例如，在中央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就涉及到如何更好地划分宏观调控权的问题。另外，在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还可能存在授权立法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如何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这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于国家的法治水平的提高，都非常重要。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在具体地、大量地行使着宏观调控权。特别是掌握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的部门，更是实施宏观调控行为的主力。例如，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后，曾明确与计划、财政、金融三大调控手段有关的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为宏观调控部门。这实际上是对宏观调控主体的进一步明确和调控权的再分配。
如果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调控权，则凸显出一个问题：政府是否应享有宏观调控的立法权？这是一个存在深刻的矛盾和背反的现实问题。从权力监督的角度说，政府应主要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执法者本身不应成为立法者，或者至少不应成为主要的立法者，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国务院系统实际上大量地行使着宏观调控的广义立法权。其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比较大。为此，从长远看，仍然要强调和坚持“调控权法定原则”。
要贯彻“调控权法定原则”，需要在宏观调控领域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在我国的财税领域，应当坚持各国通行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在这些领域实行“议会保留”或“法律保留”原则，即预算的审批权、税收的方法权原则上应由立法机关来行使，国家在这些领域应享有专属立法权，这也是我国《立法法》相关规定的基本精神。为此，我国应尽快解决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空白授权、模糊授权等问题，应当尽快至少在形式上结束开征二十多种税却只有三部税收法律的情况[4]，尽快结束预算审批流于形式或执行不严的情况，等等。这样才能使财税宏观调控的法治水平能够不断得到提高。
又如，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我国根据具体国情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但是，对实施该项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律保障不够，制度保障不足。我国至今尚无一部国债法，对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使用等缺少法律监督，对于财政赤字的压力，以及未来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估计不足，缺少对分配秩序的法律规定。这同样需要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上强化“法定”观念，或者如布坎南(J.Buchanan)所说应当“立宪”，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总之，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如同整个宏观调控法的制度供给不足一样，我国在权力配置方面也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对国务院的各个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权的赋予，还缺少充分、明确的法律根据。在宏观调控权的权限不够明晰的情况下，越权、弃权、争权、滥权等情况都可能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宏观调控权的实施，从而影响宏观调控的具体效果。事实上，在宏观调控方面，至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各类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制度等方面的协调。如果调控权的配置不明晰，或配置失当，就会产生如同私人产权配置不清一样的问题。而私人的交易成本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只会影响到相关私人主体的私人利益；但若调控主体的权力配置出现问题，则会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负面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方面必须慎重，并要尽量明晰和协调；同时，还必须遵循“调控权法定”之类的法治原则。
三、宏观调控权的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下面主要探讨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原则、力度以及在与其他相关权力的比较中所体现出的独立性等问题。
（一）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
行使宏观调控权，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对于确保宏观调控以及其他相关目标的实现尤为重要。从公法、私法上的一般原则出发，可以认为，在宏观调控法上同样适用下列一般原则，即比例适度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注：诚实信用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是公法、私法共同的一般原则，在拙著《税法原理》（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和《财税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中，曾经涉及到两类原则在税法和预算法上的适用问题。其实，这两个原则在宏观调控法中同样可以推而广之。）
比例适度原则，也称比例原则或适度调控原则，它是公法上的比例原则在宏观调控法中的具体化。它主要包括两个具体原则，即“必要性原则”以及“成比例原则”。其中，必要性原则也称“最小侵害原则”，强调国家的调控行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使国民所受到的侵害最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成比例原则或称“狭义比例原则”，它强调宏观调控的手段应当与调控目标成比例，因而调控必须是适当的、正当的、理性的、均衡的。（注：参见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于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23-125页。像其他公法上的其他一般原则一样，比例原则也是适用于行政法、经济法等各类公法的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各类法律的共通原则，是对于人类基本道德要求的法律化，它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要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量排除个体或群体的私利的影响，真诚务实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同时，要言而有信，确保公众的“信赖利益”。这样才能提高人们对调控行为的遵从度。
情势变更原则，也是“实质高于形式原则”的体现，即在遇到重大的情势变更时，
国家应当对原来的“调控预期”作出调整，即对国家与国民之间的“调控契约”作出调整，以真正在实质上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例如，在遇到重大的国际或国内事变，或者发生了重大不可抗拒事件、致使经济不振的情势下，就需要对原来的调控方向、目标等作出变更，通过实施减税、扩大支出等手段来解决相关问题。
上述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原则，体现了近些年来法学和经济学上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例如，从法学上说，宏观调控法作为新的领域，是高层次的法，因而需要以传统的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原则等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而上述原则作为各类法律中共通的原则，对于规范复杂的、高层次的宏观调控活动，当然也是适用的。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也为体现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信息、财富、公共物品交换的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都对宏观调控权的行使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借鉴。研究这些理论，有助于反思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使宏观调控的相关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例如，依据卢卡斯(R.Lucas)等提出的号称经济学上的“第六次革命”的理性预期理论，以及纳什(nash)等提出的博弈论（这两位学者都因自己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着“国家有政策，国民有对策”的问题[5](p14)，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为此，在行使宏观调控权时，必须要考虑到相关的可能抵消政策效力的因素，力争实现国家与国民之间合作的、良性的遵从博弈，这样才能真正使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在认识到相关的路径依赖的情况下来实现制度的有效变迁。这些思想，与上述的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
在具体行使宏观调控权时，要求宏观调控主体能够对拟调控事项的轻重缓急做出权衡，以确定适当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力度主要通过调控的广度和深度来体现，并且，要把“有为”和“无为”结合起来。而如何努力做到“适度”或“止于至善”，实现“最优调控”，则是研究调控力度问题的核心。可以说，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过程，也就是在宏观调控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进行权衡的过程，以及通过适当的调控力度来追求预期效果的过程。
与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密切关联的，一是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宏观调控效力。其中，宏观调控能力尤其重要。作为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它是国家把自己的宏观调控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2](p6)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调控权的具体行使及其力度，也影响着宏观调控的效力。而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则既受制于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又影响着汲取财政能力的变化。
此外，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还与对经济和社会时势的估计、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等直接相关。因此，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既定的情况下，实施宏观调控的力度究竟应该多大，需要依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和裁量；同时，还要把调控的力度掌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增进宏观调控的效力和效益。事实上，经济法并非仅是掌握在国家手里的用于进行国家干预的武器，更是约束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类主体行为的规范体系。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必须要体现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在合理的限度和人类认识所及的范围内，给政府一定的调整空间，使政府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真正审时度势地去进行调控，这与“限权论”特别强调的对政府权力的单纯限制是不同的。应当看到，政府该有的权力必须要有，否则它就无法及时、足额、高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同时，政府的权力也必须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度”之内，使它不致滥用或越权。这样，才能在宏观调控部门与国民总体之间形成权力的平衡和利益的均衡，才能确保调控的稳定性和常态性。
可见，宏观调控法不应仅限于反周期的“非常法”，而且也应当是一种常态法，因为依据经济运行适度进行放松、紧缩或中性的调控，综合运用各类调控手段，都应当是调控经济运行，解决相关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通常手段，而不应仅限于狭义的“干预”、“管制”、“集权”之类的概念，这对于全面理解宏观调控法和整个经济法的本质，都是很有价值的。
（三）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
宏观调控权是否属于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此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权就是政府的一种行政权力，因而宏观调控法就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法不同于行政法，宏观调控权也不是行政权；还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权并非独立的权力形态，因而也不存在它与其他权力的关系问题。由于在行使宏观调控权过程中会产生与其他权力的关系问题，从而会涉及宏观调控权独立性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此作出研讨。
本文认为，宏观调控权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权，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行政权膨胀的结果，因其产生基础、实施手段、行权目标等都与传统的行政权不尽相同，因而是一种新型的权力。事实上，对于传统的行政权，行政法学界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解释，但对于新型的宏观调控权，则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并往往认为行使宏观调控权的主体都是政府职能部门，因而宏观调控权就是行政权，宏观调控法也就是行政法的一部分。
其实，各类行政机关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行使着行政权，也就是说，它们都有行政权，但并不是各类行政机关都有宏观调控权。事实上，宏观调控权不仅不全部归属于行政机关，而且即使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权也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我国在机构改革后，在国务院各部委中，被称为宏观调控部门的也仅有几个（当然这种提法本身也存在问题），这说明其他部委并不被认为是直接担负宏观调控职能的部门。由于职能的特定化、专门化，决定了权力的范围、类型和属性的差异，因此，仅是基于宏观调控职能的特定化以及宏观调控权的专属行使，也可以认为，宏观调控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都能够行使的行政权。
应当看到，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有着特定的目标、领域、手段、程序、评价体系等，在这些方面与行政权的行使是存在区别的。两类权力的产生基础、保护的权益等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使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职能相伴生的宏观调控权，与传统的行政权有所不同。[1]如果认为这就是传统行政权的发展，则可能会与传统行政法的理论存在不相一致的地方，从而可能损害行政法既存理论内在逻辑的严密性。
宏观调控权虽然具有独立性，但其有效行使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一系列协调的、配套的制度作为支撑。只有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等，才能使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取得更好的效益。
四、简短的结论
宏观调控权十分重要，本文仅是基于研究的现状，对其合法性、权力配置与行使等基本问题略作探讨，但许多问题的探讨尚待深入。此外，还有诸如宏观调控权的类别、效力，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责任，与相关制度的协调等重要问题，还需要做出专门、具体的研究。上述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为我国完善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具体方向。
宏观调控权的研究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所产生外部效应是巨大的，无论其对受众是否有约束力，都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很好地解决宏观调控权的问题，就会有助于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度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和谐的调控关系，而这些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宏观调控权及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提高宏观调控水平，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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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方法篇8
一、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宪法基础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各族人民深刻体会到一个软弱无能、支离破碎的政府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因而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历史复兴成为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呕心沥血英勇奋斗的政治目标和毕生追求。在经过了实业救国、西方宪政救国和社会主义救国的历史抉择中，苏联的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实践成功为中国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1918年《苏俄宪法》构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最理想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诚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从而实现政府对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及资源的全面控制，确实更有利于政府自由利用经济调控权力，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迅速集中全国的人财物，以举国之力办大事要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族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定《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来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和强大的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赋予其强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问题，而不是考虑如何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由于历经战乱，人民饱受痛苦，当时选择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并依法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强大的、近乎全能的国家经济调控权，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宏观调控，促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实践证明，《共同纲领》赋予政府强大的几乎不受控制的宏观经济调控权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从1949年至1952年，全国人民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很快得到全面恢复。3年间，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速为36.9%，1954年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1949年的4.2倍，粮食产量等于1949年的1.5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相当于1949年的1.8倍。
同时，政权更加稳固、政治更加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指数直线攀升，国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在实践上充分证明了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正确性，也更加证明了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发展中国经济，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于是，国民经济恢复后，通过宪法将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下来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事实上，这也是党领导人民制定1954年宪法的直接目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宪法(1954年宪法)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写的。可见，毛泽东主席一直把这个宪法作为指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宪法服从于国家政治目标这一观点，将宪法降格为政治目标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许质疑的真理来对待则是错误的。因为对它的绝对化理解必然导致实践中当宪法有利于强化政府权力时，宪法可能得到尊重和支持;而当宪法不利于政府权力时，宪法就必然会被弃之不用。这种宪法服从政府权力，而不是政府权力服从宪法的观点，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我国法治不彰的思想根源。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被随后的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所继承。1982年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第2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换句话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力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手段，这种手段是宪法赋予并极力保障的，宪法只能保障而不能限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力。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宪法含义
对现行宪法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含义的准确把握，同样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回顾。如上所述，长期以来极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特别是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并将其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区别的传统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大跃进共产风让全国人民经历了重大苦难。
随后，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也从根本上打破了国家经济调控权不受制约的传统观念，拉开了国家宏观经济控制权宪法控制的序幕。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由于十四大报告提出的上述目标与1982年宪法第15条规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内容不相符合，修宪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于是，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7条将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通过以上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在我国经历了从政府和市场和平共处、优势互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到政府计划完全取代市场的极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让市场作为政府计划的补充时代，到当前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作用。
综上，本文认为，宪法上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是指国家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全体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以加强经济立法和依法制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为手段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国家干预的一种国家公权力。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从创设目的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力是宪法创设的一项国家公权力，其目标是为了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对经济发展的宏观引导和规制作用;二是从法律属性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国家公权力而不是公权利;三是从内容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力是一种严格受立法权控制的政府行政权力;四是从运行方式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应当在宪法法律轨道上运行。
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宪法控制的必要性
当前实践中，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乱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多。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外，国务院，国务院职能部门，很多准行政部门如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也在行使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
二是宏观经济调控权限乱。实践中，不仅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可以设定宏观经济调控权，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可以设定宏观经济调控权，某些准行政机构的红头文件也在设定宏观经济调控权，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甚至地方政府文件也居然设定宏观经济调控权。
三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繁多，且相互抵触现象比较严重。
四是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解混乱。学界对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性质、权限范围和适格主体等至今没有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导致实践中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难以形成基本共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施主体多。不仅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多，而且很多主体违法将其权力委托给一些单位，甚至是国有企业实施。二是有权主体行使宏观经济调控权随意性较大。有些宏观经济调控主体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仅直接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且体现出鲜明的部门利益或群体利益。三是宏观经济调控缺乏严格的实施程序。
在实践中，具体程序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四是有权主体不作为和无权主体越权作为现象严重。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也存在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很多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宣示性、倡导性有余而可操性不足。二是现实中大量违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政府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三是部分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实施效果不佳。实践证明，乱用和滥用宏观经济调控权难免会出现国家权力硬性挤压市场，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宏观经济调控权过软，政府对市场调控不力，则难以消除自由竞争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宏观经济调控的乱滥和软，都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宪法是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当然也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准则。因此，要彻底解决宏观经济调控的乱滥和软问题，应充分发挥宪法的规制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宪法控制思路和建议
尊重宪法、推进宪法实施是规范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思想基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在最终彻底消灭不合理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的生命不在于条文有多么完美，而在于实施。即便再不完善的宪法，只要在生活中得到贯彻和实施，也必然能够发挥其作用。
要保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不仅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而且还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也就是说，在法治社会里，宪法是各级政府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正确把握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宪法性质是规范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前提。
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法律属性，学界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宏观经济调控权是依宪法和经济法等公法确立的国家公权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国家依照宪法法律享有的公权力;三是宏观经济调控权兼有公权力和公权利的属性。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究竟属于哪种国家公权力以及这种公权力应该由哪一国家机构行使，学界也存在争议。在主张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国家权力的学者中，宏观经济调控权究竟属于哪种权力方面，尚未达成基本共识，有学者认为属于立法权，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行政权，还有学者认为是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之外的另一种权力。
本文认为，上述宪法条文的基本含义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加强经济立法是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因此，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立法权。依照宪法规定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性经济事项是规范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关键。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来看，宏观调控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性经济事项的合理界分。如果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央宏观调控权过大过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势必出现中央替代地方问题，结果导致中央该管的事情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更管不好。
宏观调控的方法篇9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日益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与创新。绩效评估、法制建设、行政问责是宏观调控制度建设与创新的主要任务。绩效评估应以政策程序为评估内容、以程序成本为评估方法、以地方政府为评估对象；法制建设应从宏观调控法和绩效管理法两个进路出发；行政问责应以科学评估和法治调控为前提。由此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仍要以宏观调控法治化为终极取向。
面对国内经济在通胀与增长之间的艰难徘徊、以及国际金融风暴的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毅然启动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二轮宏观调控。相对于2003一2004年首轮调控而言，本轮所处的环境更为复杂、条件更为困难、争议更为激烈。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不仅在于政策的选择、更在于政策的施行。本文试图就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估、法制建设、行政问责等问题展开讨论，相信此种讨论既可为当下调控建言献策，亦可为“中国模式”拾薪添火。
一、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估
作为典型的中国化国民经济管理术语，“宏观调控”有别于日常的政府经济管理行为[1]，对其进行的绩效评估显然也应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绩效评估相区别。关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不胜枚举，但迄今为止尚未有直接针对宏观调控进行的绩效评估，此中难处一方面在于作为“例外行动”的宏观调控自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在于评估内容、方法与对象的模糊性。
（一）评估内容：实体与程序之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行为当然具备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属性，调控实体主要指具体的政策选择，调控程序主要指具体的政策实施。关于调控实体的绩效评估本质上属于目标绩效评估，也即对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关系的考察[2]，经济学界对此已经有着较为充分的讨论，例如丁伯根法则、政策损失函数等政策评价的技术方法[3]。暂时不考虑评价技术设计的目标选择问题，对调控实体绩效评估的理解并不困难，而且基本属于学院派的理论讨论和政策争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绩效评估范畴。
相比之下，调控程序绩效更应成为评估的核心内容，一是因为调控程序较之调控实体更充分地表现了政府公共管理和危机管理的基本能力；二是由于宏观调控的高度专业性与临时性使得实体评价的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而历次调控的基本程序却相对稳定；三是源于政府集体决策的“公共负担原则”，对调控程序的问责比对调控实体的问责更有意义。
（二）评估方法：成本与收益之议
经典的绩效评估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政府绩效评估的大多数类型也属于此，西方国家近年来盛行的标杆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等技术方法均深刻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直接引人政府经济管理、进而是宏观调控领域，则会出现一系列困难和悖论。例如，宏观调控引致的全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可能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完全体现，也即所谓的“管理时滞现象”，再加之收益的无法完全货币量化的特点，使得绩效评价至少在理论上是难以操作的[4]。
客观地讲，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管理工作确实要占用一定的社会资源，无论是物质的、货币化的，还是非物质的、非货币化社会资源，都是调控成本的必要组成，绩效评估目的之一就在于逐步降低“成本/收益”比率，但问题依旧在于比率量化的困难。此外，由于‘快策黑箱”的存在，使得实体绩效较之程序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更为困难，而行政程序实施成本相对容易把握，那么关键就在于调控程序收益的技术处理。考虑到调控中政府自身限制因素的影响[5]，调控收益可以量化为包括政策实施时间、政策分解效果、政策执行程序以及主要实体指标及其改进情况在内的一整套指标体系[6]。
（三）评估对象：中央与地方之争
在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体系中，主要矛盾体现为政府与企业间关系，那么评估对象自然为克服市场失灵的政府主体。但是，从历次宏观调控实践来看，我国矛盾主要体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且调控程序的实施成本也主要来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化解”，由此导致了宏观调控绩效评估对象问题的复杂化：调控实体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中央层面、调控程序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地方层面。
宏观调控的方法篇10
关键词:经济法视角;房地产;宏观调控;问题;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并得以逐步健全和完善。2008年以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影响，我国城市房价出现井喷式增长，过高的房价与较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形成鲜明的对比，涌现出一大批“蜗居”、“蚁族”等。为了遏制房价过高、解决人们买房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国务院连续多年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办法，利用经济手段对房地产市场予以宏观调控，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然而，与预期目标相比，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本文研究意义重大。
一、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通常而言，国家对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市场供需结构平衡、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和谐进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因素的逐渐增多，房地产市场出现不均衡发展态势，为了引导房地产市场有序、均衡化发展，国家从政策层面出台了一些经济宏观调控办法，利用经济法等法律手段予以宏观调控，逐渐引导房地产市场步入正轨，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现阶段，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房地产市场资源分配过程中，受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致使部分信息传输过程出现差错，并且具有随意性和滞后性。因此，政府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调控和约束，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正规化运行［1］。第二，有利于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产业的一大核心支柱，同时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会对其他有关产业形成影响，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政府基于经济法视角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是极其有意义的。第三，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由于房地产市场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大，所以需要政府出面均衡各主体关系，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予以正确引导。唯有通过经济宏观调控，方可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才能为房地产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中的问题
(一)经济宏观调控认知存在偏差
长期以来，人们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理解为:房地产市场宏观条款是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政府调节，这种理解存在明显的偏驳。如前文内容所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应当建立在合理的价格定位之上，市场消费从高到低自然形成。倘若需要明确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目标、方法以及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进行科学评价，那么必须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房地产市场外部效益并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体现，市场机制下的公共价值是不存在的［2］。房地产市场调节过程中，价格作为一种事后补充调节方法，定价到信息反馈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房地产市场定价过高，势必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甚至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健康发展。因此，经济宏观调控认知偏差，将会给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带来难题。
(二)经济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尚未完全意义上制定出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其潜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依靠房地产市场本身去维护社会公平显然是不可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持续增高，人们所需承受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长期的高房价，必然会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尽管我国针对房地产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制定了一些文件、通知，但是立法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空白，缺乏系统、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支撑，现有的文件、通知在传达、执行过程中，并未产生积极成效。例如:土地的自然垄断性造就了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我国关于该方面的立法并不完善，缺乏经济法律调控，给房地产市场的运营和发展产生极大阻力［3］。
(三)经济宏观调控主体权责不明
由于房地产市场规模较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较好，所以致使部分宏观调控主体之间权责不明，对于一些困难问题，相互推诿扯皮、推卸责任;对于经济利益，相互之间又存在争夺的现象。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权定义不明，没有明确的权力和义务范畴。正是因为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权责不明确，所以给房地产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创造了良好条件。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主体作为法律关系的维护者，在房地产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中有着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享有财产全、经营权等，并且需要履行公共经济利益及市场公平、公正保障义务。从某种层面来讲，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主体必须全面掌握房地产市场信息，理性参与市场决策，提出最优的建议和策略。近年来，国家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权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来规范房地产市场，对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起到一定的平衡和优化作用，为维护房地产市场持续经营、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主体之间权责不明的问题十分严重，致使权力和义务透明度较低，不能满足房地产市场各类利益主体的基本诉求，直接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又好又快发展［4］。
三、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的对策
(一)政府行为规范化
经济法视角下的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是在体现经济法价值的基础上，改变传统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向开放、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转型。可以说，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将改变政府集中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市场的齐抓共管格局。政府的直接干预程度将降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保持高度一致。实践证明，政府并不能为市场失灵而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办法，其干预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甚至过多的干预将会影响到市场经济。因此，政府的行为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化，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法规的约束，而需要通过主动的改变。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必须突出公平、公正和公开性特点，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用权，防止权力滥用和制度失灵，服务型政府正是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
(二)构建完善的经济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体系
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必须依靠强大的法律支撑，这就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这也是保证我国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职能转变、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法立法过程要科学、全面，确保资源优化配置，重视政府职能发挥，维护市场良好秩序，逐渐适应市场经济新常态［5］。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领导者和宏观调控者，需要在经济与法律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颁发和制定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以此来引导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必然会对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干预方法和方式灵活多变、科学合理。中间层主体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权代表了市场各主体的意见，然而并不能达到有效的规制目标。如果从立法层面入手，构建完善的房地产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体系，政府干预则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那么必然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三)规范经济宏观调控模式
通过规范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模式，明确各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充分发挥法律主体地位，将对于房地产市场经济增长来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研究发现，世界各国由于政治背景、经济模式存在明显差异，所以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手段有所不同。基于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主要是为了防止市场失灵。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逐步提高，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规范经济宏观调控模式过程中，需要重视土地增值税的调整工作，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增值税相关条例及细则，根据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要求，做好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针对不同房产，分别征收不同比例的税费。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必须重视土地价格的增长变动，根据土地价格来调整投资策略［6］。目前，我国在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制定速度明显慢于发展速度，从而缺乏统一、可行的衡量标准。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根本法，需要结合房地产市场变化，做出适应的调整。例如:房地产产品结构不合理会对房地产市场均衡化发展形成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出面解决，要求房地产开发商按照市场供需结构，适当调整各类房地产产品比例，从而确保市场供需平衡、结构合理。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进行简要阐述，分析了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研究认为，经济法视角下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国家政府部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力求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结构合理，从而形成良性运营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张玥婷．房地产市场中的利益集团行为规制研究［D］．长安大学，2015．
［2］赵亮．经济法视角下的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研究［D］．中央财经大学，2015．
［3］杨倩，尤海星，谢昆谕．浅析经济法视野下房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J］．金融经济，2014(16):11－13．
［4］雷蕾．房地产价格调控的经济法分析［J］．商，2014(22):243．
［5］张涛．我国房地产价格法律调控研究［D］．甘肃政法学院，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