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1:56:52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1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层次汇率储蓄保值

一、引言

在当前我国Cpi一直高企的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80年、1984-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5年以及2007-2008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这几次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含义。对这几次大的通货膨胀进行总结,它们的相同点主要有:第一,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第二,历次通货膨胀都伴随着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上升;第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猛,金融环境不稳定等。它们的不同点在于:第一,政策强度不同,虽然每次通货膨胀发生时,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执行力度有较大的差异,这不仅取决与政策制定者对降低通货膨胀的决心,也与金融环境的敏感度有关,随着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金融业对政策的反映也越来越敏感,保证金融业的稳定成为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点;第二,成因不同,例如1987-1989年的通货膨胀与1984-1985年紧缩政策没有被彻底执行有关;第三,环境、形势有很大差异,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在人民币升值、其他大部分国家普遍通胀、次贷危机、原油和粮食价格高涨等环境下发生的,这在之前几次通胀中是没有的,这给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文献回顾

(一)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

经典通货膨胀理论依据通货膨胀的原因将其分区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而现代通货膨胀理论又将中央银行过度的货币供给和预期因素作为通货膨胀发生上涨的重要因素。在通货膨胀的成因方面,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货币供给方面,不同学者之间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异,Friedman(1968)认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效果。此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了一系列“政策无效”的命题,并指出积极的货币政策经常是反生产的,它会将经济推离其均衡位置,特别是当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图或立场已为社会公众所知时,货币政策就难以减少产出与失业的波动而只会增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李力、杨柳(2006)通过对1996至2005年我国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环境变化的分析,建立通货膨胀率的aRmaX模型,分析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较难解释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课题组(2004)通过对通货膨胀和投资、产出、过度货币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一系列的计量分析后认为,通货膨胀率上升也并不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结果。以上学者和机构的研究结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较难解释我国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二)通货膨胀与汇率

通货膨胀和汇率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说,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如果一国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又不愿让货币升值,就会因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并最终回复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2007)认为,汇率只是一种价格,它反映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在自由浮动和固定汇率下,汇率都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人为调整。此时汇率政策主要是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汇率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反应,应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汇率稳定这两个目标中,前者更加重要。

汇率变化对国内价格传导效应的大小亦是一个重要问题。过去20年间,出现了大批讨论汇率传导效应的经济文献,传统文献的重点是微观经济因素,如市场力量的作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歧视等。泰勒则于2000年提出了一种新视角。他认为,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传导效应的大小,因为货币政策会影响到通货膨胀预期。梁红,乔红(2007)运用1992年―2007年1季度的季度数据,对中国的汇率传导效应进行了估算。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如果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o%,在1年内将导致以消费价格衡量的通胀率下降1.2个百分点,而2年和3年内的通胀率累计降幅将分别为1.5和1.6个百分点。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收集及处理(1999-2008)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mo、m1、m2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其中,数据mo、m1、m2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pbc.省略),来衡量货币供给和汇率变动;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来源于数据库wind资讯,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变动。本文对mo、m1、m2进行处理,在介绍处理思路之前,有必要对mo、m1、m2进行简短的阐述。我国对货币层次的划分是:

m0=流通中现金;

m1(狭义货币)=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广义货币)=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

本文对数据进行处理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以上我国对货币层次的划分依据来看,简单的使用mo、m1、m2来进行回归可能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回归的准确度;第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是用同比增长率来衡量的,是一个相对数,而mo、m1、m2和汇率是绝对数,有必要对其进行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是:(1)将m0、m1转化为同比增长率;(2)在第一次回归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对m0,m1与m0的差(m1m0),m2与m1的差(m2m1),汇率取对数进行回归以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这在之前的研究是没有体现的,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

相关度检验与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最小二乘法

模型①:

其中,cindex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同比增长率,m0表示mo的同比增长率,m1m0表示m1与m0差的同比增长率,m2m1表示m2与m1差的同比增长率,erate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RmB/$),t表示回归模型为时间序列模型,为回归误差。采用1999-2008的月度数据,对上述时间序列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Cindex=1.338616+0.051662m0+0.076796m1m0-0.188895m2m1

(0.186587)(0.037649)(0.037462)(0.050709)

-0.124611log(erate)+0.000396t

(0.080780)(0.000115)

R2=0.608769,S.e.=0.014727,D.w.=0.288926,F=25.20775

分析回归结果可以的出以下结论:(1)对mo进行t检验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零假设,mo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的影响,即社会上流通现金的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在下文的实证回归中,本文将mo从模型中删除,不予考虑;(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汇率对通货膨胀也没有直接的影响。(3)m1m0的系数为正,这是本文的新发现。m1m0表示m1减去mo的差,即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等活期或短期存款之和,其回归系数为正,而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拒绝零假设,说明该类存款每增加1%,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会增加0.076%,因此,该类存款的增加不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相反,该类存款增加会增加通货膨胀的程度,这与通常的直觉是不同的。

通过对模型①的分析,接下来对模型①进行修正,得到模型②,与模型①不同在于:(1)模型②不包括m0,因为m0在10%,甚至1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但包括erate,因为erate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为了更加准确的检验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对汇率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2)模型②,将m1的同比增长率放进回归模型,同时将m1m0从模型中移除,重点考察m1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以来多重共线的程度会大大的降低。

至此,本文对不同层次的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探讨,结合现实的政策建议,例如储蓄保值计划(GiD)等,本文将在第五部分政策建议中予以讨论。学者王少平(1996)运用granger检验,验证了m1的同比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但是其使用的数据过少,本文在数据采集方面更为充分,准确度方面有较大提高。另外,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准货币(m2与m1的差)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的又一创新。

(三)实证小结

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实证检验与分析,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m0和汇率的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相关性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与通货膨胀负相关。

(2)准货币(m2与m1的差)的同比增长率与通货膨胀显著负相关,经因果检验后,准货币增长率下降是通货膨胀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3)m1同比增长率上升是通货膨胀上升的原因,通货膨胀上升进而导致准货币同比增长率的下降,此时m2的减少转换为m1的增加,进而又刺激通货膨胀的上升,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四、政策分析

本文重点探讨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有关货币政策及汇率政策方面的政策。结合上述第四部分的实证研究,具体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些观点。

(一)GiD计划

结合本文研究,通货膨胀的上升将导致准货币增长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就是通货膨胀的上升会使准货币同比减少,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和其他存款等定期类存款减少。适当的实行储蓄保值(GiD)计划,不仅有利与抑制通货膨胀上升对准货币的影响,而且能够通过阻止准货币的下降,进而防止m1的同比增长,从而对抑制了通货膨胀的继续上升。至于GiD计划是否昂贵的问题,本文认为GiD计划并非针对所有的存款,其所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会很高,是可行的。

(二)紧缩政策

以上讨论的GiD计划是以间接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为直接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研究结论,m1同比增长率的上升是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因此如何通过通货紧缩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应成为政策考虑的重点。在引言部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我国的货币政策更加关注如何反对通货膨胀,这将是治理通货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工具;财政部于5月26日起发行280亿记账式国债这一点同样显示出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我国的政策取向。

(三)汇率政策

在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汇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虽然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但是汇率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在治理通胀方面,汇率政策不应成为考虑的重点,这与余永定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汇率政策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1】Friedman.theRoleofmonetarypolicy[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8(1).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2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手段;金融工具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放缓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自2010年后,我国为缓解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而大量采取一系列激进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弊端性日行显现出来,出现了货币供给过量,市场货币流动出现混乱等情况,加上国内消费者购买水平指数(pmi)上升较快,出现了通货膨胀预期的现象,截止2015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上涨1.6%,非食品价格上涨1.0%;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2.1%。

一、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含义

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国家经济目标,运用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起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的目的。根据对总产出的影响,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两类: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般在总需求和经济低迷的时期使用,其功能是通过提高货币增长速度来刺激需求;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般在通胀严重和经济增长过快的时期使用,其功能是通过减少货币增长速度来降低需求。通货膨胀是指总物价或一般物价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上涨,货币供应畸形增长,出现投资和消费过旺,生产过热等现象。我国一般采用居民消费指数(Cpi)作为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发行量过多。究其深层原因还包括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失调、供给不足、预期不当、体制等因素。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

市场上,居民主要生活用品和食品以及非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是本次通胀的主要表现。其中,食品中包括大米、猪肉、蔬菜等商品价格上涨最具代表性。

货币流动性过剩是引发本轮全面通胀的根本原因。稳定物价水平、防止经济过热是目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目标。2010年末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运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货币政策工具,对调节通胀预期压力、遏制物价进一步持续上涨起到一定松缓作用。

由上述图表数据可知,通胀率衡量指标Cpi几乎随着央行货币利率调整而呈正相关上下波动,根据SVaR模型,研究货币供给、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得出结论:货币供给的增长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并且滞后4个月后达到最大效应。

综上,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现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堵为主。其次,Cpi和ppi仍在高位徘徊,通胀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三、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综合治理。由于导致通货膨胀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原因,有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失调方面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防止收入超分配又要改善供应,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优先发展农业及能源等基础与瓶颈产业,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因此,借此其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打破该行业背后的利益寡头。

动态监控。由于预期通胀率和实际通胀和利率有很大关系,所以预期通胀对当期实际通胀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央行如能调整货币政策来改变通胀预期,则对控制通胀水平有很大帮助。由统计局数据统计可知,货币政策与导致的利率变化对最近的物价波动的影响较大,所以以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应该得到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适度采取宽松政策,总体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目前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归因于外汇长期占款,如果此时政府过多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造成利率提高,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所以政府因为合理利用货币政策,对相关企业降低门槛,环节整体趋势。

第二,放开金融管制。现在民间资本合法化成了国家金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间信贷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金融机构出于资产安全性的考虑,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体制不完善。所以国家在近两年应当在政府工作中提出完善民间金融市场的目标,降低金融机构的门槛国有银行为了资产的安全,对中小型企业不能提供支持,所以在2011年底政府相关部门也提出了要完善民间金融市场,适度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增加政府鼓励和支持。

第三,加速产业改革和升级。在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当中,还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缺乏新兴的可持续型企业和有广阔前景的朝阳行业,这导致了我国的经济质量水平较低,再加上我国上世纪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如果再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持续下去,会进一步加剧通胀水平,所以政府应引导企业对创新型和高科型企业进行投资。

第四,拓展其他资本市场。由统计数据可知,近年来银行资产大幅扩张,而证券市场资产不断萎缩。长期倒挂的利率水平对证券行业影响巨大,政府应当适合考虑调息,这也是社会各界的广大呼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证券市场和其他诸如民间信贷等资本市场。

四、结论

笔者认为,要创立和谐稳定、积极向上、统一有序的市场环境,不仅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大基本经济因素上考虑,也需要从国家宏观和个体微观上的角度上进行考虑。

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人民银行将利率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依据,将价格水平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人民银行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力。在央行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和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努力建立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在经济目标、政府债务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及时进行沟通协调,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力。随着我国财政收支以及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保持政府的预算平衡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保证了财政的预算约束,将政府赤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保证预算公开透明,才能避免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让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其在调控价格水平中的作用。(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徐静.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与成因分析.[J].财会研究,2013(4).

[2]王勇.对运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J].改革与战略,2013(5).

[3]杨毅.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6)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作用非对称性主导性成因

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开展过大量的研究。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是指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有效性较高,而在治理通货紧缩方面有效性较低。本文对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予以分析,并探讨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情形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

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看,他们通常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情形下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非对称性,国外学者的研究并不多。就我国的经济实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方面,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1985-1989年、1993-1995年期间,我国出现过通货膨胀,中央通过出台趋紧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现象被有效控制。1998-2002年期间,我国出现过通货紧缩,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尽管将利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一再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货币政策对促进总需求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存在梗阻,应采取多种措施消除货币政策传导的梗阻现象,才会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分析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情况下出现的有效性的非对称性,关键是先搞清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看主导性成因是否皆出在货币方面。如果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皆产生在货币方面,那么,通过完善货币政策的制定方式和传导机制,货币政策的作用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下应呈现出对称性;如果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不一致,产生通货膨胀的主导性成因在货币方面,而产生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不在货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自然会呈现出不对称性,此时即使中央银行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不对称性仍会存在,因为导致二者产生的主导性成因不一致。

从国外和我国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成因看,笔者认为,产生通货膨胀的最终成因通常在货币方面,即受多种原因影响,在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超过了社会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导致物价上升、货币贬值。产生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通常多发生在经济结构失衡方面,如消费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出现较严重的失衡,导致社会的总需求严重低于社会的总供给。就货币政策的作用看,它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管用,而只是在它起作用的区间才会发生作用,一旦超出它产生作用的有效区间,其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由于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通常存在非对称性,因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常也存在较明显的非对称性。面对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方面呈现的有效性的非对称性,我们应重视分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产生的主导性成因,针对其产生的主导性成因制定对策,而不宜对货币政策给予太高的希望,因为它毕竟不是一种万能的政策,它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作用的一种经济政策。如果对它期望过高,超出它产生作用的有效区间,它不但难以有效产生作用,甚至还会对以后的物价波动奠定基础。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产生的主导性成因看,笔者认为,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通常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合理性。

货币政策的运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分析

对货币政策的运用,应依据导致经济波动的主导性成因而定。从当今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运用看,货币政策的目标呈现出简化的倾向,即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再呈现出多重化、复合化,而是突出币值稳定,在此基础上兼顾其他目标。中央银行通过适时调节货币供求,促进币值稳定,为居民和企业开展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交易环境。如果赋予中央银行过多的目标,容易使中央银行顾此失彼,偏离币值稳定的基本目标。在产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责无旁贷,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应以货币政策为主,以合理的货币政策促进币值稳定。在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产品大量积压的情况下,宜多运用分配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以货币政策配合以上政策的实施。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4

【关键词】民生问题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

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4总结

正如同温总理在3月份两会召开前,网上回答民众提问中提到,我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另一个便是通货膨胀。可以说政府早已把通货膨胀现象的预防与治理放在了很高的位置。通货膨胀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危害民生,损害百姓与劳动人民的直接福利。

我国今年由于高额的信贷发行量,而面临高额的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时候从民生角度考虑通货膨胀如果发生的治理对策,则更显的有实际意义,更为民着想。而文中试图提出的两个治理方案没有利用传统的货币主义学派与古典学派的政策,而是力图从经济结构根本与经济预期民众心理两个方面下手,虽然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但希望能够提供一种较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时势解码》,经济观察报,2010.3.29.

[2]文章中数据来源:wind资讯.

[3]朝洛蒙,中共阿拉善盟党校,《分析物价上涨与民生》,前沿,2008年第12期,p78.

[4]mba智库百科,词条“痛苦指数”,网址:/wiki.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5

[关键词]通货膨胀;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住房需求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7%,此后出现明显攀升,2010和2011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涨3.3%和5.4%,2011年7月该指数更是高达6.5%的涨幅,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一般在2%左右,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大多在3%左右,当物价涨幅高于4%以上时可以认为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销蚀了现金资产的价值,使资产组合中能对冲通货膨胀影响的资产吸引力增强。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如果将和房地产有关的投资加入到某种投资组合中,由此得到的资产组合的通货膨胀风险要显著低于最初的资产组合的通货膨胀风险。房地产被认为是唯一的对于预期和未预期的通货膨胀都有完全对冲能力的资产,因而是对通货膨胀最好的对冲工具[1]。居民对置业的保值预期,使购房成为抵御通货膨胀实现资产保值的手段之一,从而增强了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

房地产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强大的住房消费需求。居民购买住房一般通过商业银行按揭贷款,通货膨胀及其预期所导致的实际支付力下降及银行贷款利率的上升都将对首次购房置业消费者的住房需求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使购房者在预算约束不变条件下降低对住房的需求。那么,通货膨胀到底会对本来已经问题重重的楼市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实现机制又是怎样的?中国的现实状况与理论分析的结论是否一致?这些问题亟待研究,也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由于我国不同城市的经济和人文发展存在区域差别,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也不尽相同,通货膨胀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就必须考虑这种城市差异。因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合理解释。

二、文献回顾

大量研究表明,住房需求与通货膨胀之间往往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通货膨胀时期,出于既是治理通货膨胀的目的,也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升的结果,利率将上调并保持在新的高水平上。一旦工资、物价和利率水平随着通货膨胀进行相应调整,对住房的需求也必然会增加。Hendershott的研究说明通货膨胀率的升高对独立住宅(single-family)的购买需求具有积极的影响[2]。Fran?oisortalo-magnéandSvenRady通过实证检验也发现住房自有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升高正相关[3]。此后,学者们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基于通货膨胀时期资产保值增值的考虑,通货膨胀对购房需求无疑具有促进作用。根据“费雪效应”假说,在完全预期情况下,资产的预期名义收益等于预期实际收益加上预期通货膨胀率。如果“费雪效应”成立,则可认为资产的实际收益不会随通货膨胀发生系统性变化,投资者由于通货膨胀而导致的购买力下降将会完全得到补偿。相对于其他资产,房地产具有更好的抵御通货膨胀的作用,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投资组合能够在确定收益的条件下减小资产组合的系统性风险或在风险不变的条件下增加投资回报。Fama和Schwert利用美国1953~1971年的数据,比较分析了美国政府债券、票据、私人住宅类房地产及普通股这四项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对冲能力,结果发现,只有政府债券和房地产符合“费雪效应”[4];martinHoesli运用1943~1991年瑞士房地产信托基金月度、季度、年度和五年期数据,实证检验了房地产和股票资产对通货膨胀的抵御效果,发现在长期房地产相对于股票更具有抵御通胀损失的特性,对于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更是如此[1]。

与上述观点不同,也有一些研究认为,通货膨胀将降低对住房的有效需求。通货膨胀和按标准固定支付按揭贷款的联合作用将使用于购房的按揭贷款规模减少,从而减少了通过按揭贷款购房的数量。美国国家统计局(UnitedStatesBureauoftheCensus)构建了一个模型对这种结论进行定量的表述。在住房需求方程和买租替代方程的基础上,利用了6000个家户的住房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认为即使通货膨胀降低了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也并没有促使住房需求旺盛,增加住房自有率[5]。Kearl则认为由于大多数的购房者是由银行按揭贷款提供购房资金来源,通货膨胀率的增加将会提高还款的名义支付,当家庭的资金状况因此恶化时,就会减少对住房的有效需求[6]。Robertm.Schwab对通货膨胀和住房需求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指出购房需求是通货膨胀和实际利率的函数,而非名义利率的函数。研究结果显示,通货膨胀对由于不完美资本市场造成资金约束的家庭的购房需求将有更大影响[7]。

也有学者将通货膨胀对住房需求的正向和负向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Joycemanchester利用1971~1978年美国42个城市新交易一手住房的价格数据,通过估计实际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对实际房价的弹性值,得出实际房价和实际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前期还款负担加重对购房的负面影响和住宅资产升值获益对购房的积极作用同时存在,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际还款金额的下降,从而产生购房需求的增加[8]。但是,该论文的前提是政府为了提高住房自有率,对首次购房可获得减税或财政补贴,并不适用于我国的购房税收政策环境。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在不同时期,通货膨胀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一种情况是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高通货膨胀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另一种是本世纪初的低通货膨胀与住房需求旺盛共存而造成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现象。针对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monikapiazzesiandmartinSchneider从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幻觉”角度进行了建模分析。由于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存在“货币幻觉”,使得经济活动中各种名义变量值而不是实际值成为购买决策的关键决定因素。金融系统内的货币周转使人们产生货币幻觉,从而导致投资炙热[9]。

结合经济基本面因素进行分析向来是研究房地产相关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JohnBaffoe-Bonnie利用非结构估计技术(anonstructuralestimationtechnique),分析了4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家和区域层面房价和住房交易量的动态影响,运用VaR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促成了房地产周期波动,不论是国家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市场对于来自就业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方面的冲击都非常敏感[10]。YumingFu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家庭的流动性对住房需求的影响。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房价,利用Henderson和ioannides的住房消费-投资模型分析,发现常住居民对房地产升值预期的增强并没有刺激买房投资行为。这一结论意味着家户的流动性对房地产实证研究的重要性[11]。ClausGreiberandRalphSetzer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繁荣共同降低了居民总的储蓄倾向。鉴于20%的有价证券从股市涌入楼市,文章运用迭代模型分析了这种资产结构的转变,指出步入成年的婴儿潮一代激增了对住房的需求,同时高企的通货膨胀率侵蚀了有价证券价值,使房地产和股票相比更具吸引力[12]。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通货膨胀对住房需求确有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最终影响到宏观变量。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引入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从时间和空间的视角,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系统考察通货膨胀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一)通货膨胀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模型

在房地产市场上,购房置业涉及住房这种长期资产的买卖,从而使购房需求和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实际房价和实际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3],当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低时,业主拥有住房的资金负担较轻,住房需求旺盛,房价快速上涨,住房所有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而当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较高时,居民持有住房的资金负担加重,住房需求减少,房价上涨缓慢或下跌。

1.通货膨胀对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影响的一般分析

住房所有权成本是指业主为拥有住房所承担的年总成本,annDougherty和RobertVanorder认为住房所有权成本有两种计算方法[14]。一种方法被称之为“使用者成本”法(usercost),另一种被称为“内含租金”法(implicitrent)。两种方法得出的住房所有权成本是相同的(但现实中这两者并不一定相同)。“使用者成本”是指消费者以购买住房和其他物品支出的组合而实现效用最大化时,为使消费者推迟1年购买住房必须支付给他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其价值表示为:

(1)

其中,表示所得税税率,表示名义利率,为通货膨胀率,为房屋的折旧率,为总房价。为了便于对不同价格住房的比较,使住房所有权成本更具一般衡量指标的意义,设定为1,由此得到单位价值住房的年总成本定义为“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由于住房也是一种资本性资产,考虑到住房的资产升值性,(1)式并不是最终的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房价上涨率,如果假定房屋作为资产符合“费雪效应”,房地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基本一致,资产的实际收益将不会随通货膨胀发生系统性变化。公式括号内的第一项是总的实际利率,可以认为是一个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量。因此,可以得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将降低净的实际利率即的值,从而使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降低,即有:

(3)

由(3)式可知,通货膨胀率的升高将降低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从表面上看,这将扩大住房需求,但消费者实际的购买决策,要比单纯考虑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复杂得多,因而不能从(3)式简单得出扩大住房需求的结论,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

2.通货膨胀对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影响的两阶段分析

对于有购房计划的消费者来说,相比资产升值的收益,更多还是要对购房所承担的资金负担和收入状况进行权衡。借鉴Robertm.Schwab构造的住房需求的两阶段模型[7]做进一步分析。假定一个选择按揭贷款方式购买住房的购房者,整个还款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不考虑折旧;在第一阶段的开始,消费者通过标准支付的按揭贷款购买了单位的住房,房产在第二阶段末期被卖掉,消费者的效用来自于对住房和其他商品的消费,其效用函数为:

(4)

设和为两阶段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量,为折现率,假设贷款额为房款,为实际利率,则在每一阶段的名义利息为,和分别是两阶段的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由于假设房产在第二阶段末期被卖掉,资产升值的收益被实现,和因此产生差异:

(5)

(6)

从而有:

(7)

(8)

由公式(7)、(8)的含义可知: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第一阶段的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将增加,使得消费者购房时的资金负担加重;第二阶段的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将减少,从而使拥有住房的业主认为住房所有权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

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消费者不受收入等资金约束的影响,由通货膨胀导致的前期资金缺口可以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借贷弥补,从而实现对自有住房的需求,使住房需求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事实上,在现实中完美的资本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体现在借贷限制和借贷利率的差别上。当按揭贷款提供的资金支持是购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时,通货膨胀率的升高将对住房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通货膨胀增加了第一阶段的实际住房资本成本,而降低了第二阶段的实际住房资本成本,在购房者的资金约束下,住房需求的改变是这两时期住房资本成本变动影响的结果。

(二)通货膨胀对住房需求的作用机制

在房地产市场上,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变动和房地产泡沫的推动都会对一个城市的住房需求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收入、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失业率、建筑成本和利率等经济变量,它们共同决定了房地产的基本价值和交易量,其理论依据是存量-流量模型。然而,现实经济现象表明,短期内房价波动常常会使价格显著偏离其基本价值产生泡沫,投机因素造成的资产升值成为影响住房需求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货膨胀既会对经济基本面的各变量产生影响,也会对各种资产的保值增值产生削弱或促进作用。因此通货膨胀通过对利率、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和房价等变量的作用最终影响到住房需求。在个人住房贷款支持下的房地产市场,这种作用机制变得尤为显著。

究其原因,假设存在一个标准化的按揭贷款工具,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购房时个人贷款的名义利率和名义还款额也会上升。在等额还款的条件下,每期的名义还款额相同但由于通货膨胀上升造成的贴现率上升,实际的还款额会前多后少,使前期的实际负担加重,这就可能导致一些购房者的资金状况出现问题。例如:一笔20万元30年期的按揭贷款,实际利率为3%,通货膨胀率为0,按照年金算法计算,每年名义和实际的还款额都为10200元。假设通货膨胀率上升到8%,则第一年的实际还款额将上升至21300元而最后一期的实际还款额将降至2290元。我国目前的个人住房贷款属于定期调整、浮动名义利率下的按揭贷款工具,利率是在五年期以上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与固定还款额抵押贷款(Fpm)相比更类似于美国抵押贷款工具中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aRm)。由于都是以名义利率为计算还款的依据,因此“抵押贷款倾斜”现象依然存在,即购房者真实的还款负担在前期较高,随着时间而递减。

如果存在完美的资本市场,或者资本市场的资金约束对购房者无效,那么这种前期还款压力的加大相对而言就无足轻重;而在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上,那些受制于资本市场资金约束的购房者将受到通货膨胀率上升的不利影响,相应的会在购房、当前其他物品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上述由通货膨胀对购房需求造成的影响将通过住房所有权成本这个中间变量进行传导(见图1)。

从图1可见,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主要有两个构成部分,一个是使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增加的按揭贷款资金成本,另一个是使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降低的资产升值率。通货膨胀率上升使得名义利率上调,具有购房意愿的消费者购买时的还贷压力将加大。若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借款人能够摆脱前期资金流的困境,将购买意愿付诸实施,由于房地产具有“费雪效应”,有对冲通货膨胀的功能,使得在通货膨胀时期的住房需求增加;但是,现实中通常是不完美的资本市场,如果由于在既定收入下的借贷约束无法实现购房者的跨期消费,这将对购房人的资金实力,特别是首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导致住房需求降低。

四、实证分析

(一)通货膨胀和住房需求变动的特征描述

从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关系看,泰勒规则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操作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泰勒规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货膨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工具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实现产出和就业的稳定。刘斌[15]用中国的数据对泰勒规则及麦科勒姆规则进行了检验,表明泰勒规则更好的刻画描述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状态。根据修正的泰勒规则,对经济活动中可观测的变量进行追踪,当预期通货膨胀率高于目标值时,目标名义利率会上调,自动调节通货膨胀。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会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影响房地产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课题组的研究报告[16]指出,升息推动国房景气指数下降,利率每上升1%,同期国房景气指数下降0.5%。在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情况下,我国中央银行通过对基准利率的调整引导市场利率,加强对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引导,进而影响投资和其他经济决策,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随着央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不断放松利率管制,利率传导机制将逐渐发挥作用,实现对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效能。

1997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试行办法》,在全国223个城市推广实施。1998年我国开始推行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住房制度改革,施行并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房地产发展的信贷政策,激活了商品房市场。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住房商品化使有购房意愿的居民突破了资金流的约束,通过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方式实现对住房的有效需求。1999年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增长迅猛,增长率达到247.89%,2000年仍激增了128.81%,之后增长率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达到18366亿元,是1998年的100多倍,远远高于同期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010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更是高达6.2万亿元。住房已占居民家庭财产的50%以上,住房贷款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负债。由此可见,住房需求已经和金融业的支持息息相关。

由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迅速增长,住房按揭贷款成为消费者购房的重要资金来源,通货膨胀的变化和存贷款利率的调整,直接对住房需求产生影响。用2000~2010年中国通货膨胀率(Cpi的年变动率表示)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两组数据,绘制成图2分析通货膨胀和住房需求的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在大多数年份通货膨胀率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存在着相反的走势。2000~2003年之间,通货膨胀水平处于-1.4到1.2之间,走势比较平稳,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变动趋势也比较平稳。2004年以来,通货膨胀与商品房销售面积的波动幅度大,通货膨胀水平处于-0.7到5.9之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在-14.7%到45.1%之间波动,并出现了明显相背离的趋势。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借鉴住房和其它商品消费两阶段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分析住房需求与金融环境及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一个简单的住宅需求模型表示为:

;(9)

其中,为对住房的需求,表示人口,表示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住房所有权成本,其他影响需求的因素概括为。当住房作为一种长期持有的资产时,可将其持有的成本和收益分别视为一个永续年金,在完全竞争的房地产市场长期均衡条件下,持有成本等于收益,从而住房所有权成本等于租金即:。因此,可以将住宅所有权成本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分解为利率、通货膨胀和单位面积房价等变量的作用。为反映短期和长期因素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根据(9)式建立一个线性方程,并对部分变量取对数消除异方差:

(10)

与住房购买决策有关的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主要是由拥有住房所承担的费用率(如资金的占用成本、折旧、维护和税金等)和资产升值率两部分构成。“通货膨胀会降低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进而增加住房需求”的论断是假设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的各个构成成分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是均等的,忽略了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的构成成分对购房决策的影响差异[17]。例如,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3%的按揭贷款利率、0%资产升值率所对应的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数值上和一个50%的按揭贷款利率、47%资产升值率所对应的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相等,从而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应该是无差异的。但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贷款利率会相应升高,货币政策在预期通货膨胀压力下也将由宽松转变为从紧,使购房者在资金约束条件下最终不能实现对住房的有效需求。所以,构成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的房地产升值率和贷款利率并不是以相同的权重影响住房需求,这就使通货膨胀条件下的住房需求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在假定住宅的维修、折旧和税收等费用忽略不计的情况下,考虑到住房需求对贷款利率和资产升值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会有不同,可将需求方程中的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分解为房地产增值部分和借贷资金成本部分,从而进一步考察这两部分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情况。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11)

由于中国地区和城市间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平衡性,对房地产市场特征的研究,若只采用全国整体数据会掩盖地区和城市间的差异,所以要选用城市数据。本文以中经网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9~2009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对住房需求与通货膨胀及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中,=1,2,3,4…,35,代表中国35个大中城市,=1,2,3…,11,代表1999~2009年的时间段;住房需求量d用每年各城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表示;y是收入水平,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房价p用各个城市不同时期的住宅平均销售价格表示;s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表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是影响住房需求的城市间差异因素;为拥有住房的年资金成本,以35个大中城市一年期商业银行贷款实际利率作为指标,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名义利率按时间加权平均后扣除各城市的物价得到;是通货膨胀率,用Cpi表示;是五年期以上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扣除了通货膨胀影响的实际利率水平,表示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中所承担的资金成本;为实际房地产升值率。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假定1998年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以此为基础将城市各年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比值转换成定基指数,收入水平、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等变量的名义值除以消费价格定基指数,得到对应变量的实际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对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固定效应(Fe)及随机效应(Re)分析。由式(10)、(11)可得到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模型1和模型2由式(10)得出,分别列示了住房需求、通货膨胀和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收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支出等对住房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房价、通货膨胀和拥有住房的年资金成本等对住房需求产生负向影响,上述变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所以,通货膨胀对住房需求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果与两阶段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表1的模型3和模型4由式(11)得出,分别列示了住房需求、资金成本、房地产升值率和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根据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认为随机效应模型4的实证结果比较可信。对式(11)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实证得出,收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支出、房地产升值等对住房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房价、住房按揭贷款的实际利率等对住房需求产生负向影响,上述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住房按揭贷款实际利率的上升将降低住房需求,购房按揭贷款实际利率的变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资产升值的影响。这说明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对住房需求影响程度不同。

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尽管房地产保值升值的特征促进了住房需求的扩大,但伴随对通货膨胀的治理而出现的住房按揭贷款实际利率的上升降低了住房需求,由于后者的影响大于前者,最终导致住房需求减少,这进一步印证了式(10)的实证检验得出的通货膨胀将降低住房需求的结论。所以,虽然通货膨胀预期使得已拥有住房的居民感受到资产升值和住房所有权成本降低的好处,但是却抑制了有购房意愿的居民的住房需求,减少了当期基于按揭贷

五、结论

本文从既定收入约束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出发,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构造理论模型,分析通货膨胀、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和住房需求的关系。研究发现:尽管通货膨胀率的升高将降低住房所有者资本成本,对住房需求有促进作用,但通货膨胀增加了第一阶段的实际住房资本成本,降低了第二阶段的实际住房资本成本,现实中由于住房按揭贷款提供的资金支持是购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而通货膨胀加大了购房的还款压力,进而导致住房需求减少。根据理论模型的思路,建立计量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确实降低了住房需求。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由于房地产资产升值刺激住房需求扩大的数量小于对通货膨胀治理引起住房按揭贷款实际利率上升而减少的住房需求量,最终导致住房需求减少。

当然,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通常伴随流动性过剩。流动性充盈的资金在寻找投机获利的机会时,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房地产所具有的保值增值功能使投资人对其趋之若鹜。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来说,通货膨胀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不同收入阶层对资金约束的敏感程度不同,通货膨胀使高收入阶层享有了资产升值的收益,而更多的抑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所以,通货膨胀对住房需求影响的结果是使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inflation,UserCostofCapitalandtheDemandforHousing

-basedoninter-provincialpaneldataof35largeormediumcitiesinChina

【abstract】thearticleanalysestheinnermechanismhowinflationaffectshousingdemand.theempiricaltestingof35largeandmedium-sizedcitiessuggestthatinflationwillreducethedemandforhousing.Undertheinteractionoftheincreaseinearlyusercostandcashflowrestriction,theinflationhasunfavorableeffectonhousingdemand.andbyanalyzingthecomponentsofusercost,itfindsthatcapitalgainsandthecarryingcostoftheloan,whicharetwocomponentsofusercost,havedifferenteffectsuponhousingdemand.thehigherinterestratesarousedbyinflationbringmorenegativeeffectsonthedemandforhousingthanthepositivesbyassetappreciation.whenthepurchaseofthevastmajorityofallowner-occupiedhousingisfinancedbyself-amortizingmortgages,inflationdampenshousingdemand,andrestrainstherealestatemarket.

【Keywords】inflation;Usercostofcapital;thedemandfor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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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6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经济周期 菲利普斯曲线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波动中前进的,且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以GDp增长率的峰谷变化来划分(图1),1979年以来经历了4次高峰,即1984、1987、1992、2007年,同时低谷年份也有4次,分别为1981、1986、1990、1999年。图1中2009年的增长率(8.0%)是估计数,有可能是第5个低谷年。与经济增长波动变化相伴的是通货膨胀,这里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的变量。在1997年以前,与GDp增长率的大起大落相对应,通货膨胀的起落幅度甚至更大。1997年以后,随着GDp进入平稳增长期,经过多年的逐渐上升,于2007年达到高位,然后下落。与其相对应的通货膨胀则在低位波动徘徊,以缓慢上升的趋势进入到2008年的相对高位,预计2009年将会下落。分析和思考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联动变化关系既饶有趣味,给人启迪,又可就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是否成立的问题进行验证。

菲利普斯曲线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是从西方市场经济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是否成立,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主张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成立的有:陈学彬(1996),刘树成(1997),范从来(2000),庞明川、解威(2000),崔建军(2003),张焕明(2003),陈乐一(2006),等等;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不成立的有:赵伟等(2007),马征、(2008),等等。

要验证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是否存在负相关关系存在一个困难,即中国目前还没有全面的失业率统计,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利用该不完整的统计进行验证,不管结果是肯定抑或否定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成立,都会受到质疑。为了避免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不完整的尴尬,可考虑用其他变量替代。奥肯定律认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既然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那么,通货膨胀就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了。如此看来,要验证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是否成立似乎很简单:只需验证通货膨胀序列与经济增长率序列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刘树成(1997)在《论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中,曾经进行了论证。他不是直接采用经济增长率指标,而是采用“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作为替代变量。从数学变换的角度来看,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来代替实际增长率,是一种很简单的线性变换,它只是改变了横坐标的原点和坐标上的数值标注,并不改变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曲线形状。

本文采取的论述方式有所不同,一是直接采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原始时间序列,不作任何变换;二是在设置横轴(经济增长率)与纵轴(通货膨胀率)的交点时有所选择,使横轴和纵轴相交形成四个象限,并对四个象限赋于相应的经济意义解释。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中对应的各点分布到四个象限中,如此可以直观地描述经济增长周期的演变过程,且有规律可循。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周期联动

从图1可以大致看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存在着“同起同落”的特点,而且通货膨胀(Cpi)的变动似乎要滞后于经济增长率(GDp)的变动。不过,仅用图1的折线图还不能清楚地反映两者的联合变动关系。下面我们借助数学上的直角坐标系,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图解。

在本文的直角坐标系中,横轴是经济增长率(GDp),纵轴是通货膨胀率(Cpi)。数学上一般都把横、纵坐标轴上的0点作为坐标轴的交点(原点)。考虑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正值,由这两个变量确定的对应点大都落在第1象限,这不便于对各经济周期的变化进行描述。本文对横轴和纵轴的交点作出新的规定,不是在0点,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把一个周期中各年样本中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均值作为横轴(GDp增长率)和纵轴(Cpi上涨率)的交点,使其成为经济周期的中心点(或平衡点),这个小小的改进为下面的分析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丰富了周期分析的内容。这样的直角坐标系把平面分成4个象限,分别对应4类不同的经济发展区。仿照数学上的习惯,从有上角开始滑逆时针方向的象限依次为:

第1象限(右上角):高增长一高通胀,为经济膨胀(双高)区。

第2象限(左上角):低增长一高通胀,为滞胀区(低增高胀)。

第3象限(左下角):低增长一低通胀,为经济紧缩(双低)区。

第4象限(右下角):高增长一低通胀,为理想发展区(高增低胀)。

各年样本点散落在坐标原点的周围,对应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

利用1979-2008年的历年数据,可在坐标平面上画出与相应年份的经济增长率(GDp)和通货膨胀率(Cpi)所对应的点,依照年份顺序逐次把相邻各点连接起来得到折线图。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在一个图上只画出一个周期中的各年,上一周期的终点年同时作为下一周期的起点年,如图2--5所示。各图的坐标尺度都相同,以便对各周期的图形进行比较。下面分别说明之。

图2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周期(1979-1986年)。若不考虑较为特殊的起点1979年,从1980-1986年,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正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1980年落在第2象限,然后以后各年就沿逆时针方向运动,经第3象限(1981、1982年)、第4象限(1983、1984年)、第1象限(1985年),再回到第2象限(1986年),正好形成一个周期环。本周期的周期环是“扁平”型,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开始腾飞,但价格仍受到计划管制,故在纵向上变动不大的特点。

图3是1986-1991年经历了第二个完整的周期。本周期的起点在第4象限(1986、1987年),以后各年同样沿逆时针方向运动,经第1象限(1988年)、第2象限(1989年)、第3象限(1990年),再回到第4象限(1991年),同样形成一个周期环。本周期的周期环是

在横向和纵向上兼具的“丰满”型,反映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1987年的价格“闯关”引发了1988年、1989年的两位数高通胀,治理通货膨胀的“一刀切”措施固然把通货膨胀降了下来,也使当时我国经济增长率经受“硬着陆”而降到了最低点。

图4是1991-1999年经历了第三个完整的周期。本周期的起点在第3象限(1991年),以后各年同样沿逆时针方向运动,经第4象限(1992年)、第1象限(1993、1994年)、第2象限(1995年),再回到第3象限(1996、1997、1998、1999年),再次形成周期环。本周期的周期环是“瘦长”型上拖了一个小尾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高增长,随后引发了高通胀。不采用“一刀切”的高超宏观调控艺术使过热的经济实现了“软着陆”,通货膨胀得到了治理,经济增长率未有过大的下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中国经济在紧缩区里持续徘徊,形成了周期环的小尾巴。

图5是1999年至今的各年,是第四个周期。其中2009年数值是笔者估计的。本周期的起点在第3象限,共有4年(1999、2000、2001、2002年)在第3象限的紧缩区,以后各年再次沿逆时针方向运动,进入第4象限的共3年(2003、2005、2006年),2004年较为特殊,从第3象限直接进入了第1象限,接下来的两年又重新回到了第4象限,然后沿逆时针方向依次进入第1象限(2007年)、第2象限(2008年),再回到第3象限(2009年),形成第四个周期环。本周期的周期环是“娇小”型,反映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变动幅度都较小。在本周期的初期,国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正面效果削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近乎零通胀下经济增长逐步加快。

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后世界经济的良好走势,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了快速增长的机遇,投资和出口的强劲拉动产生了连续5年(2003-2007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兼低通胀,其后在2008年出现的“高通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仅为5.9%。本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较为令人满意的一个周期。

三、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周期联动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同起同落”在周期联动图上形成了4个完整的周期环,分析这些周期环的特点可得到若干启示。

1、周期环上的点数即为该周期的长度(年数)。正因为经济增长周期和通货膨胀周期相同,且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并不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严格同步,才在周期联动图上形成了周期环(若严格同步的话,将使各年对应的点以坐标原点为中心,大致在第1、第3象限内来回摆动)。四个周期的长度(年数)各不相同,说明经济上的周期不像数学上的周期那么严格。

2、在四个周期中,周期环上各点的移动方向均表现为相同的逆时针方向,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变动在先,通货膨胀的变动在后。当经济增长高于一定的速度(潜在增长率),通常达两位数以后,通货膨胀将如影随形而至。而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一定速度(潜在增长率)以下后,通货膨胀也将跟着下落。从这个事实可推理得出两个含义:其一,若使经济实现很高的增长,就要冒引发高通胀的风险;其二,若要把高通货膨胀降下来,需要以降低经济增长率为代价。

3、各周期环的形状和大小反映了各周期的特点。周期环面积越大(或越小),反映了该周期的波动幅度越大(或越小)。四个周期环的演变过程:扁平型、丰满型、瘦长型、娇小型,除了体现各周期本身的特点外,其变化顺序既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也反映了各周期中宏观调控措施的特点。总体上说明宏观调控艺术日臻成熟。

4、各周期环中心点(均衡点)数值相应的经济含义。从各周期横坐标的中心点来看,数值相差不大(10.0,8.0,11.0,10.0),可以认为,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从各周期纵坐标的中心点来看,数值变化较大(4.0,11.0,11.0,3.0),反映了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里,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位势,似乎不存在一个与“潜在增长率”相对应的“潜在通胀率”。这就意味着,在实施反周期调控措施治理通货膨胀时,需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定通货膨胀率目标。

5、第四个周期是包括了现在的周期,此周期环的变化为判断我国未来的经济走势提供了基础。认识到通货膨胀如影随形地跟着经济增长的变动而变动,且两者之间形成逆时针运动环,我们就可以大致预测未来经济形势的变化。

如图5所示,2009年将进人经济紧缩区,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都将低于2008年。至于国民经济会紧缩到何种程度,在紧缩区内停留多长时间,将取决于宏观调控措施的力度,同时也会受到国际经济走势的影响。总的说来,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尽量减少在紧缩区内的停留徘徊,走出低谷,尽快进入下一轮增长周期。

四、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成立的验证

把图2―5各周期的散点图画到一张图上,如图6所示。粗看起来这是一张杂乱无章的散点图,图中虽然可以得到一条趋势线,但R2很低,只有0.044,说明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无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然而,正如上文中所分析过的那样,通货膨胀的变化要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变化,当把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对应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时,就得到图7所示的散点图。此图表明,当年经济增长与下年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趋势线的R2为0.311即为佐证。不过这条趋势线的R2较小,证明正相关的说服力似乎还不够强。

能否得到R2更高的回归方程?可以这样考虑,不同的经济周期的趋势线可能有不同的截距和斜率,不宜强制回归成单一的截距和斜率。为此可增加3个周期虚拟变量来区分四个周期,并把四个周期的分段回归合并在一起,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Cpi1=-5.28*D2-37.83*D3-9.98*D4

(-1.84) (-5.88) (-2.13)

+0.37*GDp+1.44*(D2*GDp)

(3.92) (4.20)

+3.73*(D3*GDp)+0.86*(D4*GDp)

(6.88) (1.75)

R2=0.89 Dw=1.98 (1980―2008)

式中,Cpi1是下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GDp是当年经济增长率,D2、D3、D4是周期虚拟变量,在对应的第二、三、四周期的年份取值为1,其他年份取值为0。各周期的虚拟变量可解释为在各周期内实施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且仅对本周期有效。本回归方程的常数项因不显著而去掉了。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其中5个t检验值都很高,只有2个稍稍偏低,不显著的概率为9%,可以接受。调整后的R2达到0.89,相当不错。Dw为1.98,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这个合并模型可以令人满意,它实际上包含了下列四个模型:

第一周期:Cpi1=0+0.37*GDp

第二周期:Cpi1=-5.28+1.81*GDp

第三周期:Cpi1=-37.83+4.10*GDp

第四周期:Cpi1=-9.98+1.23*GDp

四个周期中GDp前面的系数(即斜率)0.37、1.81、4.10、1.23确有较大差别,分别反映了不同周期中GDp增长率变动1个百分点时,通货膨胀率变动的百分点数。

以上的验证结果表明,只要考虑到通货膨胀滞后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很强的正相关。这就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是成立的。

五、结论

1、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同周期的联合运动,但并非严格的同起同落。

2、在变交点直角坐标系上,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联动表现为相应的周期环。周期环的形状和大小反映了不同周期的特点。周期环的形状变动顺序既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也反映了宏观调控艺术的日臻成熟。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7

关键词:通胀;通胀预期;分析

一、前言

通胀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决策层及公众。自2000年以来我国已发生过多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2006年至2008年,上涨阶段持续了9个季度,Cpi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最大涨幅8.0%;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连续出现了11个季度物价上涨,Cpi在2011年第三季度达到了最大涨幅6.3%。考虑到食品和居住价格的上涨、劳动成本的上升、资源价格以及货币供给等因素,防通胀仍然是较长期限内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难题。而通胀问题在我国一再反复出现于我国的通胀治理理念不无关系。2009年之前,决策层主要依靠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需求等措施来抑制物价上涨,但因为存在政策传导的时滞性,这些措施往往起不到良好的效果。2009年10月,中央决策层首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将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列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显示了中央调控理念的日趋成熟。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慕斯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思想,后经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萨金特和华莱士作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成为区分传统与当代通胀理论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市场预期的作用。

尽管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日益突出,我国国内对于通胀预期的研究却大多在感性认识以及定性分析上,对于通胀预期与真实通胀的系统理论、实证分析不多。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储户调查数据,对通胀预期与真实通胀间的关系作较为规范的实证分析。

二、理论分析

通货膨胀预期是指公众对物价水平在未来的变动方向以及变动幅度的一种事前估计,是公众在利用包括实际通货膨胀率、宏观经济政策、当前经济形势等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通胀预期通过从微观层面改变经济个体的消费、投资、储蓄等行为,进而对一国宏观经济及真实通胀产生影响。

通胀预期与真实通胀的关系可以

首先,总供给方面,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加会使工人认为未来生活成本提高,于是向企业要求增加工资,企业在有同样的通胀预期下会同意给工人增加工资,并且增加产品的价格,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产品价格的普遍上升又会形成新一轮的价格通胀预期,于是工人又会要求增加工资,这样循环往复,呈现预期-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状态,形成真实通胀。

其次,总需求方面。通货膨胀预期的存在会使得预期实际利率下降,这时,家庭会减少储蓄从而增加消费,企业由于考虑利率的下降投资成本的降低会增加投资,企业投资支出、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都会使得社会总需求增加,在总供给不变或者减少的情况下形成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形成真实通胀。

三、实证分析

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通胀预期通过需求、供给两个方面可以影响宏观经济中个体的行为进而影响真实通货膨胀。

本部分首先对我国居民通胀预期具体数值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通胀预期与我国实际通胀之间的相互作用。

1.数据选择与变量处理

样本区间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

真实通胀指标。通胀率的衡量指标选用Cpi。Cpi选用环比数据,为与城镇储户调查数据一致,分别采用3-5,6-8,9-11,12-2的季度环比数据。记为π。

通胀预期指标。通胀预期测度方法主要包括四种:债券利率期限结构估算法和计量模型法、问卷调查法、通胀指数化债券估算法。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储户调查数据,采用C-p概率法计算出预期通货膨胀率。记录为πe。

2.通胀预期与真实通胀的格兰杰检验

(1)平稳性检验

计量分析中,一个假设是分析的数据必须是平稳的。只有当变量平稳时,传统的计量方法才有效;当变量不平稳时,就会产生虚假回归或伪回归。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平稳的,因此,有必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检验结果看应当拒绝原假设,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两个序列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2)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讨论只是得出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具有一定的稳定关系,但是到底是通货膨胀预期引起了实际通货膨胀,还是实际通货膨胀引起了通货膨胀预期,则需要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进行验证。

检验结果如下:

首先构造一个实际通胀与真实通胀的var模型,以判断最佳滞后期,结果显示各项指标推荐滞后期为1。

然后在滞后期为1的条件下对实际通胀与通胀预期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如下:

由结果可知,对于第一个原假设,通胀预期不是引起实际通胀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其F值=6.62475,相应的概率值p=0.0139,小于5%的检验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即可以认为“通胀预期是引起实际通胀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对于第二个假设,实际通胀不是引起通胀预期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其F值=2.1577,相应的概率值p=0.1497,大于10%的检验水平,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可以认为“实际通胀预期不是引起通胀预期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且通胀预期是引起实际通胀的原因。

(3)脉冲响应函数

由上述检验可知,通货膨胀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存在因果关系,但到底这种影响具体来看是什么,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动态过程,则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这个过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给通货膨胀预期一个正向的冲击后,对实际膨胀的影响的在第一季度不明显,在第二期时内,通货膨胀对其做出剧烈的反应,出现与通胀预期冲击方向相同的变化,并且在第三期的影响效果开始减弱,第四期正影响有所反弹,但在随后一段时间内影响逐渐消失。这表明通货膨胀预期的突然上升并不会引起实际通胀立即做出调整,因为市场需要一段时间做出微观反应,通过需求供给或者资产的机制作用于物价水平。而在之后的几期预期的作用已充分被市场行为消化,作用的影响也就之间减少。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1)实际通胀和通胀预期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长期中两者的关系是正相关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引起实际通货膨胀变化的格兰杰原因,通货膨胀预期不是引起实际通货膨胀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2)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并不会立即引起通胀的调整,在第二期时内,通货膨胀对其做出剧烈的反应,出现与通胀预期冲击方向相同的变化,并且在第三期的影响效果开始减弱,第四期正影响有所反弹,但在随后一段时间内影响逐渐消失。

2.政策建议

(1)完善通货膨胀预期度量及检测体系

目前,本文所使用的人民银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系统还不十分完善。问卷的问题设计过于简单,真实性也没有确切的保证。因此问卷的设计可以进一步细化,系统化。而且关于定性的数据如何转化定量的通胀预期数据,人民银行可以设计出一套自己的方案,便于今后的研究。

(2)中央银行积极引导通胀预期

由于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央行有必要对公众的通胀预期进行适当的引导,以防过于激烈的波动产生对宏观经济的恶性影响。加大信息的范围以及加快信息的速度,让公众拥有充分的信息,作出适时的反应。实施公开、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通货膨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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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8

货币政策操作方式选择中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RulesVsDiscretion)可谓由来已久,从19世纪中叶英国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之争开始,至今已达一百五十余年。尽管时过境迁,争论的主题始终末变,即究竟选择规则的货币政策还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更有益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对货币政策规则(monetarypolicyRules)的研究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且在实践中日益被各国的中央银行采用,其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方面越来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设计出最优的、时间一致的、前瞻的、稳健的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学术界和应用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通过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可信性和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对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为货币政策体制的设计及货币政策的评价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考基准。本文就近年来主要的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二、货币政策规则的内涵

狭义的货币政策规则,是指货币政策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而调整货币政策的一般要求。简单的规则原型是,工具变量根据目标变量进行调整。广义的货币政策规则:包括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Svenssonl等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定义货币政策规则.认为货币政策规则是指货币政策行为的指令性向导.包括工具规则与目标规则。工具规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政策规则。目标规则是指使一个特殊的损失函数极小化的一种安排。根据目标变量的不同,目标规则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通货膨胀目标、价格水平目标、名义收入目标。

货币政策规则的具体形式主要有:货币数量规则、利率规则、麦卡姆规则、通货膨胀定标规则等。

三、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的发展

1.货币数量规则

通过规范货币量供给方式来稳定宏观经济波动,这样的政策操作程序或原则被称为货币数量规则。从费雪交易方程式到现代货币主义,货币数量的变化都被认为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费雪认为当货币流通速度和产出增长变化很小的时候,货币数量的变动成为价格水平变动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避免价格的不稳定,费雪倡导美元盯住固定的黄金价值(钱小安.2002)。作为货币数量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弗里德曼旱在1950年代就提出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美联储都应该保持稳定的货币增长率,以实现经济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治理“滞胀”,许多国家采取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日标。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货币量与实际经济的关系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因此许多国家转用利率取代货币量作为调控指标。

2.利率规则

Johntaylor(1993)提出了著名的泰勒规则也称利率规则,描述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对后来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认为利率调整要以实际收入对其趋势的偏离、实际通货膨胀对其目标的偏离为依据;央行在制定政策时应将利率调整到能使之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的水平上,从而使得经济可以自身的潜能在目标通货膨胀率下持续稳定增长。金(King,2000)却认为,货币政策不能绝对遵从泰勒规则。典型的泰勒规则没有指出利率变化的路径,这与通货膨胀和产出本身对其早期的变化相关。从技术上说,通货膨胀和产出是内生变量,典型的泰勒方程并未描述出利率变化路径。贾德和雷德布希(Judd和Rudebusch,1998)则首先对典型泰勒规则给予肯定,认为其可以解释联邦基金利率走向但他们认为GDp缺口不仅可以作为商业周期条件的度量,而且可以作为菲利普斯模型中未来通货膨胀的度量,并认为由于潜在的GDp水平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技术发展,对潜在产出的度量将显得更不合理。在此分析基础上,他们通过对泰勒规则进行调整最终形成动态的泰勒规则。之后,克拉里达、加利和格特勒(Clarida、Gali、Gertler,1998)提出了简单的前瞻性利率规则,认为每一期利率目标是预期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以及相应通货膨胀水平的函数。这样实际操作目标又一次通过部分动态调整与理想基金利率联系起来,有利于确定基础利率与未来通货膨胀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此,利率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要,调整利率可以改变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

综上所述,大部分利率规则理论都主张央行根据实际经济状况调控利率水平而不是变动货币供给量以实现经济的潜在发展,主张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到利率的转变。

3.麦卡姆规则

麦克勒姆规则又被称为基础货币――名义GDp目标规则。与泰勒规则一样,它也是一个适应性政策方程,但具有不同的政策工具及其背后的不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麦克勒姆规则的政策工具是基础货币而不是联邦基金名义利率。根据这一规则,基础货币增长率依名义GDp增长率(或水平值)与设定的目标之间的离差而变动。这一规则中也包含了基础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在基础货币增长率变化不是很大时,名义GDp目标和基础货币目标可以说是等同的。

麦克勒姆规则包含三个主要部分:(1)名义GDp增长目标;(2)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移动平均值(即,相对于名义GDp的货币需求的变化);(3)名义与实际GDp之差。麦克勒姆规则可以表述为:

这里,是作为政策工具的基础货币增长率是名义GDp增长率的目标值――个常数,麦克勒姆假定此数年率为4.5%,是平均的基础货币流通,是速度增长率(麦克勒姆用滞后四年期的平均值),基础货币流通速度定义为名义GDp与基础货币的比率。是名义GDp与其目标值的差额。麦克勒姆假定λ值是0.5,如果将λ值设为0.5,那么,麦克勒姆规则可以写为:

4.通货膨胀定标规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采用了通货膨胀定标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如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新兴工业国和新兴市场如巴西、智利、以色列、南韩、墨两哥、南非、菲律宾和泰国等;以及最近的属于经济转刑国家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等从实施的总体效果上讲,盯住通胀的货币政策体制在稳定经济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效应,采用该规则的国家不仅保持了产出的平稳增长,而且使通胀率控制到合理的水平。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上述国家中没有一个放弃通货膨胀定标这一目标。正是由于实践上的效果,众多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一目标规则开始进行研究。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定标是中央银行以对未来一定时期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即对外公开通货膨胀的调控目标,以此规划货币政策操作的货币政策制度。本质上,通货膨胀定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不是仅考虑通货膨胀,而是对于通货膨胀与产出都赋于不同的权重,从而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都加以考虑。

四、西方货币政策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目前,国内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泰勒规则。原因主要在于:(1)泰勒规则以短期利率为政策工具,因而更符合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2)泰勒规则以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为目标,这也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相符;(3)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国家非常关注美国的货币政策,而泰勒规则较好地模拟了美联储政策操作的实践,因而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与泰勒规则不同,麦卡勒姆规则以基础货币为工具、以名义GDp为目标,这给麦卡勒姆规则在西方国家中的实际应用和实证检验带来了很大困难,因而也制约了西方学者对麦卡勒姆规则的研究。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9

上述事实显然没错,然而我们接下来要问:固定汇率下的通胀和通在国家间传导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吗?到底是固定汇率本身还是其他原因使得这种传导成为严重问题的?我们也不能不问:金本位下各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了,而且还是最为严格的固定汇率,但那时通胀和通的国家间传导情况怎样?如果当时这种传导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对经济不构成较大威胁,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为什么在法定货币制度下固定汇率带来的通胀和通的国家间传导就成为了严重问题?

在金本位固定汇率下,通胀和通的国家间传导不会成为严重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会经常地成为严重问题。原因在于,金本位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休谟现金调节机制。这个机制是,国际收支顺差货币量增加价格上升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国际收支逆差货币量减少价格下降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减少。无疑,这一机制也是国家间物价水平的自动调节机制;既是通胀和通的国家间传导机制,又是通胀和通的自动消除机制。而更为重要的是,金本位制下货币量取决于本位物品的数量,不容易滥发货币。事实上,货币稳定正是至今很多人仍然留恋金本位的重要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通胀和通的国家间传导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原因并不在于固定汇率本身,而在于:其一,国内价格和工资不具有弹性,特别是工资不具有弹性,经济偏离了古典环境。当经济不具有古典特征的时候,通胀和通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会用实例给予说明。其二,不恰当地过多发行货币。诚然,固定汇率会使通胀和通在国家之间发生传导。但是,如果没有通胀和通发生,又怎会有通胀和通在国家之间传导?如果没有严重的滥发货币,没有严重的通胀和通发生,固定汇率所传导的通胀和通又怎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弗里德曼曾作过精辟地论述: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量过多所致。

所以,不是固定汇率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没有节制的滥发货币的问题,以及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盛行使得市场失去基本弹性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假如我们不是关注于国际货币制度本身的缺陷,不是关注于经济运行于其上的微观基础,而是死盯着固定汇率的所谓缺陷,那么我们就是在做着舍本逐末的事情。假如我们的货币制度存在根本缺陷,假如我们的市场不具有基本的弹性,就算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难道就不会发生严重问题了吗?很显然,答案并非如此。试问,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放任汇率,让其随行就市自由波动?

当汇率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就需要国内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来进行调节,同时货币发行就得受到严格的约束。现在后者出了问题,却把一切怪罪于固定汇率,这分明是个荒谬的逻辑。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用真实发生的事件来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先看一组数字。1995年至1997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7.1%、8.3%和2.8%,1998年至2002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则降为-0.8%、-1.4%、0.4%、0.7%、和-0.8%。从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自1995年起供货膨胀大幅度回落,至1997年近于零,1998至2002年又出现进一步的通货紧。考虑到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在同期有很大的改进,当时中国的通货紧程度应该远高于这些数字。有上述严重的通,然而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GDp保持平均8%的高增长水平。在严重的通货紧之下,之所以失业率不高,经济反而高速增长,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工合约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有的要不是件工,(要不)就是低底薪加分红,此外工人要走就走,雇主也可以挥之使去,既没有工会,也没有过高的最低工资的政府规限。”一句话,通货紧之所以对中国经济没有大影响,这得益于中国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得益于中国劳动市场的高度弹性。相反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弗里德曼认为主要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货币量应加不加,应减不减。张五常则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工会林立,福利主义大行其道,最低工资不低,重要的件工合约被判为非法,所有这些限制了劳动合约的选择。他的意思是,假如当时美国的劳动市场富有弹性的话,那么就算萧条发生,也不会出现巨大灾难。就算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

早在2002年,市场上就存在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然而此前和之后好几年,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一点也不高,分别是,2001年0.5%,2002年-0.8%,2003年1.2%,2004年3.9%,2005年1.8%,2006年1.5%。到了2007年之后才有明显的上涨迹象:2007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为3.2%,下半年就达到了6.4%。当然,从2005年开始,主要是从该年下半年开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上升尤其快;粮食、原油、煤炭、铁矿石等原材料和大宗物品价格也大幅攀升。但我们能够把这次的价格上涨归因于固定汇率和人民币币值低估吗?当然不能!恰恰相反,是货币当局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讲话,是人民币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大规模流入,造成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高通货膨胀。此一时彼一时。如果说在没有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没有过度膨胀的时代,本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那么在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今天,人民币升值反而会引来热钱流入,加剧通货膨胀。

对于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高通货膨胀,以及2010年以来的高通货膨胀,有很多人从国际大宗物品价格上升导致国内价格上升的角度,强调所谓的成本推动。可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要知道,假如货币量不增加,那么一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必然降下来,一般价格水平不会发生变化。反过来思考一下,难道国际大宗物品价格上升本身就不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了吗?一路追回去,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货币制度出了问题,还是滥发货币的问题。是美国的货币制度出了问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出了问题。然而我们却不问青红皂白,错误地把这一切归咎于是固定汇率制度的过错。没有错,是美国在滥发货币。不过,还要提醒大家:是美国更容易滥发货币还是中国更容易滥发货币?还是那句话,会不会滥发货币,不是由愿望和口号决定的,而是由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假如和美国相比较,中国更容易滥发货币,那么固定汇率就不是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而是减轻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事实上,2011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之所以有所减缓,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减缓,热钱流入减少了。

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维持汇率稳定的话,那么就不能不让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特别是让劳动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我们也不能不尽可能地恪守货币政策是要保持货币稳定的本分。货币政策经常地用于实现别的经济目标,而不是专注于货币稳定,这才是经济波动,通胀和通国家间传导并成为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篇10

关键词:通货膨胀;流动性;货币政策;供需平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0-02

通货膨胀是指由于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表现为物价的普遍上涨,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通货膨胀的产生,常导致价格信号的失真,从而误导生产者进行盲目生产,使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发展畸形,引起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同时,由于物价上涨所导致的货币贬值,使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可能会给社会安定带来不良的影响。当前我国通胀压力依然较大,所以研究我国经济通货膨胀的成因及防范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起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分析

就我国的当前经济情况来看,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动因交叉作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较为复杂。这些成因都与我国特有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紧密相连,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待这些因素。

1.流动性过剩

这一因素主要是过去几年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超发货币所致,一些无法被实体经济所吸收的资金以及不断流入的海外热钱都需要有载体,而这种载体并不仅仅是绿豆、蔬菜和住房这样简单,屡创历史新高的黄金、成交价屡屡过亿的收藏品等等都为这类无处可去的资金提供了有效的载体。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的再贷款一直都是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但是1994年之后,我们每增加1美元外汇储备,就意味着央行要发行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因此,外汇占款就逐渐成为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流。起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民币币值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有益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可是近年来,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膨胀,央行的货币政策几乎被美元“绑架”,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在成倍地增加,按照货币乘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衍生出了四至五倍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另一方面原因是信贷危机过后,货币当局都会倾向于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了过多的货币量,然而西方的高人力成本和低储蓄率致使资金单向流动。在我国增加的外汇储备中,并非所有的盈余都是由实物贸易顺差产生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海外直接投资甚至“热钱”的渗透。

2.有效需求的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匮乏而劳动力丰富,因此,在分配领域采取的策略是收入向资本倾斜,资本和权利就容易勾结起来,从而为了维持既定利益锁定低廉的劳动力。另外,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未能有效打破垄断,资源控制者能够更为有效地可以获得高收入,就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偏低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处于少部分的高收入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缺乏消费的动力。国内市场的不足意味着生产的产品就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在当前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大量出口换回的就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出口企业不断把收回的美元兑换给国家,国家就得不断向经济体系投放人民币,久而久之,就又形成了流动性过剩。

3.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许多发达国家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会极大地增强国际市场的流动性。由此引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比如油价)以及美元的贬值,很有可能会传导到中国。美元贬值会导致国际大宗商品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猛涨,而中国又是这一类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大国,从而也会推动中国的通货膨胀。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兑美元基本上是浮动汇率,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相对固定,因此美元下跌必然导致其他非美货币升值,进而会导致其他非美货币兑人民币升值,所以会出现一般商品的输入性通货膨胀。

4.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

虽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流动性过剩,但不可否认房地产价格上涨所起的作用。由于房价上涨会导致房租增加,房租增加必然导致商品成本的上升,所以最终导致了物价的上涨,最终还是转嫁给消费者。此外,由于我国的负利率长期存在,资本持有者为了让所持资金保值和升值,多数会选择购买房产,这样必然促进房价的上涨。因此,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只要房价持续上涨,通胀的压力就难以得到缓解。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近年来连续攀升的情况下,大量甚至泛滥的流动性涌入房地产市场也是必然的。在我国,房地产目前是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主要传导渠道,其价格的上涨带动了钢材水泥等产能的扩张,从而加大了对煤炭、铁矿石、石油等资源品的消耗,而我国目前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资源品的消耗,所以资源品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又给国内带来很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二、抑制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高度的通货膨胀会扰乱正常的生产、分配以及流通的秩序,加剧社会贫富差距,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现实中比较好的选择就是低通胀率与高增长率的结合。对于目前通货膨胀的对策研究,不但需要借鉴以往的治理经验,同时还要明确引发此次通胀的成因,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1.关注银行信贷

银行信贷目前仍是非银行部门进行外部融资的一个主要来源,和其他融资来源相比较,它具有创造货币的独特功能。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可以适当减少针对商业银行的利差补贴,从而控制银行的信贷扩张规模;通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结构的调整力度,改善货币政策尤其是间接调控工具的调控效力。

2.控制货币供应量

由于通胀的基本成因就是超额的货币供应量,因此,治理通胀的一个基本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这就要求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央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其保持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范围内。国际上使用最多的方法有:提高利率,限制信贷总量或者限制信贷扩张量。这些货币政策都倾向于对货币总量的增长做出种种限制,其优点在于能够快速的付诸实施。

3.调控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通胀的治理强调的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关系: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世界各国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主要是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然,在控制需求的同时,商品的有效供给也要适当增加,比如通过降低成本以及减少消耗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投人产出比,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支持短缺商品的社会生产等。

4.汇率调整

通过汇率来治理通胀的原理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使出口量减少、进口量增加,减少贸易顺差,消除由此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使通胀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其次,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大宗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下降,必然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相应降价,从而对输入型通胀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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