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1
关键词：风险认知；气候变化；心理测量范式；双系统理论
分类号：B849：C91
1引言
Start（1969）在《社会利益对科技风险》一文中对“Howsafeissafeenough？”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系统而确切的论述，标志着在心理学领域系统研究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的开端。自此，国内外学者对交通、经济、医疗、消费以及科技等领域的风险认知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气候变化风险由来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过去20年中，研究者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探索大众如何理解气候变化风险（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生活中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认识和主观感受，包括对气候变化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认知、风险结果和风险责任的认知。
气候变化风险与其他领域的风险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利结果的特点，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第一，风险认知对象的特殊性。气候变化兼具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特征：在气象学意义上，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气候状态变化的渐进系统，通常涉及一系列相关现象，如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时，气候变化又是人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风险认知范围的广泛性。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从时间上来说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从空间上来说囊括了全世界各个地区，甚至关系到地球上每一个人。其研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许多类型的风险认知所不能比拟的。第三，风险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据主体是否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将主体分为大众和专家，二者在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引起的结果和采取行动等方面都有差异（Swim，Stern，etal.，2011）。第四，风险认知与行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现为人们虽然担忧气候变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决定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来说，第一，将风险认知研究的领域从自然风险扩大到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相结合的气候变化领域，为全面研究风险认知奠定基础；第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助于拓展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视野，本文围绕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线，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路径。从实践上来说，第一，公众与专家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上存在众多差异，因此，专家面临着如何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信息正确传达给大众的巨大挑战（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为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奠定了基础（pidgeon，2012）。第二，公众既是气候变化的导致者，又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执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风险的认知。
2心理机制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在风险认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气候变化风险的特点进行研究。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既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存在，又重视个人或群体在认知客观风险过程中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讲，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心理测量范式，二是双系统理论。
2.1心理测量范式
心理测量范式（thepsychometricparadigm）是阐释风险认知的主流理论。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在风险认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20世纪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测量的方法评估人们的风险认知，对预测到的、并且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险事物的风险认知结构进行分析，形成了风险认知两维度结构——“可怕风险（dreadrisk）”维度与“未知风险（unknownrisk）”维度（Slovic，1987），成为描述人们风险态度和感知的“认知地图（cognitivemap）”。
weber（2006）尝试运用该理论进一步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在认知地图中的位置。首先，从可怕维度分析，即激发人们危机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认为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人还没有将气候变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维度上得分较低。而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灾难性与可控性三个客观因素都影响着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观感受。第一，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上来看，当人们根据数据描述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分析时，加之气候变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难激发起人们强烈的危机感；相反，如果气候变化被形象描述为如电影《后天》中迅速变化的灾难，比如龙卷风、海啸、暴风雪等巨型灾难.就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关注和强烈的危机感（Leiserowitz，2006）。第二，从气候变化风险的灾难性上来看，当面对两种死亡方式，即死于飓风或死于冰川融化，虽然这两种情况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们对前者感到更恐惧，因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page和Howard（2010）认为人们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感知为更危险的因素。第三，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可控性上来看，由于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简单渐进的变化，比如飓风、气温升高或龙卷风等，这些风险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原则上是可控的（weber，2010）。当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有种控制感的时候，其危险感受性就会减小。
其次，从未知维度分析，即风险的可知性程度，包括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了解与气候变化风险影响本身的特点。一方面，个体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经常接触到的并有一定经验的熟悉风险，对新风险表现出更高的警觉性。例如，在对比温室效应和冰川融化的风险时，个体对冰川融化新风险更为警觉（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认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将减少个体的危机感。此外，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也将影响个体的控制感（Slovic，1987），进而影响其风险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延迟性，人们对一些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未知性。人们长期居住于气候变化的环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对气候变化的信号难以察觉（moser，2010），因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个体生活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中，感受到的是气温升高，却对其延迟的影响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认为当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迅速发生时，比认为气候变化是渐变时，感觉更害怕。
心理测量范式假设公众对风险的不同反应取决于风险的维度特征，但后续研究发现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结构的风险特征维度却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对风险特征维度构成的讨论成了风险认知研究的热点之一。于清源和谢晓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众对39个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进行因素分析后，将“影响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响的持续性”、“发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严重性”六个维度归纳为“客观认识”与“主动作用”两个新的维度，即个体的风险认知机制涉及风险的客观情况以及个体与风险事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该模型与Slovic的两维度模型有所不同，对比二者的研究，我们认为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研究对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谢晓非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人，不同国家的个体由于文化、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其风险认知可能不同，因此应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条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对一般社会情境的研究。包含30个社会现象，于清源和谢晓非研究的是环境条目，包括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和生活环境类，由此说明人们可能是根据不同的风险维度特征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认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据气候变化条目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建立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征维度结构。
心理测量范式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其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许多研究中问卷条目所涉及的风险问题可能是被调查者不熟悉的，这样被调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个体的判断；第二，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心理测量范式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也仅仅代表被试对风险事件的某些认知状况，并不能反映个体实际的行为反应。尽管心理测量范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风险维度上，探索了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判断的风险特征。
2.2双系统理论
过去15年来，双系统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对双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信息加工的两种方式（经验系统、分析系统）和个体获得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经验信息、分析信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之所以能得到重视是因为面对相同的信息，人们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行动（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经验系统中人们将目前现状与个人自己或他人的经验相联系，知觉过程自动、迅速，人们通过联想将环境各个方面的经验转化成各种情感，比如说害怕、恐惧、焦虑，进而影响风险认知和决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统中人们运用数字对事实进行描述，通过逻辑分析来评定风险，其过程相对缓慢且需要意识的控制（marxetal.，2007）。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区别在于信息呈现的方式不同：经验信息是对与个体经验有关的信息进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运用数字等来对信息进行描述。
首先，就两种信息加工系统而言。weber在2004年开始比较两种不同系统，关注两个系统中人们对气候变化不确定信息的理解差异。weber（2010）认为科学家和大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同归因是由于他们运用不同系统进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只有49%的大众同意这一观点。在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科学家更多地运用分析系统，而大众则更多地运用经验系统fweber&Stem，2011）。这可能是因为，首先，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能接触到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可信赖数据；其次，由于科学家受到的教育和专业训练，他们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运用数据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容易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会自动迅速地运用经验系统分析信息。当两个系统所得的结论不同时，经验系统往往要胜过分析系统，因为经验系统更快，更生动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显示英国民众更多的根据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甚至那些经济来源与气候密切相关的个体，比如说农民和渔民，当无法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中获得足够反馈时，他们也会运用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判断。类似的，在乌干达地区的雨养农业中，无论是雨水不足或过多都会导致农业受损，但是过去的研究表明在该地区的市民都将雨水预报根据个人经验转化为确定性信息，导致潜在的相关风险增加（marxetal.，2007）。虽然经验系统能帮助个体迅速做出决策，但也可能会使个体决策产生偏差。
其次，从个体获得两种不同信息的角度来看，当呈现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时，个人经验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响比数据信息更值得信赖（erev&Barron，2005）。这是因为在气候变化中，个人经验信息能激发起人们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并回忆过去相关事件（weber，2006）。其实大多数人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和经验都是间接的，是以新闻和电影中的描述为中介，比如将格陵兰岛或南极冰川融化归因于气候变化，个人经验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weber，2010）。此外，当目前情境不能与过去经验相匹配时，只要能激发起个体强烈的情感，也能预测个体的行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显示，当个体对气候变暖将导致冰川融化感到强烈的恐惧时，即使个体没有冰川融化的体验，也会更多地参与环保行动。
但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weber（2010）研究显示双系统所涉及的两种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统可以帮助个体重新分类与过去经验有关的气候变化信息，因此强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统中被激活。此外，两种类型的信息也可能在两种对应的系统中进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具体的、与个人有关的经验信息在经验系统中被加工，并且产生一种有效激励行为；相反数据信息在分析系统中被加工，除非决策者受过一定的训练，能有意识地注意数据信息及其影响，否则其结果对行为只有较小影响。
心理测量范式和双系统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心理测量范式侧重于分析人们是如何形成风险认知的地图，探索风险认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双系统理论从经验、分析两种认知途径和信息类型出发，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的过程。两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释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3影响因素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多研究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知识、个体经历、情感和世界观。
3.1性别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众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在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女性比男性经历了更强烈的情感体验（Loewensteinet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担心气候变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进一步细化研究了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分别对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源、风险事件、风险后果与风险责任的认知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对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整体认知上，男性的分值整体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而在风险后果的认知上，女性的认知程度要高于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更关注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3.2年龄
年龄对个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重要影响。Loewenstein等人（2001）认为风险认知的年龄差异是由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和生动的想象，所以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认为相比年长者，年轻人没有深刻体验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对气候变化过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年轻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个体对气候变化的知识相关，研究显示作为年轻人的大学生具有更多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知识，更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起源与后果，表示愿意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选取被试的差异，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强对大学生的气候变化风险教育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为产生一定作用。
3.3知识
目前研究表明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包括气候变化的现状、起因和结果（sundbladetal.，2007）。知识的横向和纵向结构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都有影响。从知识的纵向结构上来说，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并且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sjoberg，2000）。从知识的横向结构上来说，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显示个体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动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后果的认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显示一方面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诱发出一种控制感并降低风险认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气候变化后果的认知没有太大关联，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是对风险认知判断的影响。
3.4经历
气候变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现象，比如说冰川融化、温室效应、洪涝灾害、干旱、飓风等，个人经历主要是指对上述现象有过亲身体验。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发现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多的担忧，更多地看到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并且更相信他们的行动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由此，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更可能采取节约能源等措施去缓解气候变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关于洪水经历和空气污染经历是否影响个体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洪灾灾民与其他个体差异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气污染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和行为。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一旦离开这个地方，人们受到洪水的影响将变小，而空气污染则是一个缓慢、渐进变化的系统，人们将更长久、深刻地体验到空气污染带来的后果。在研究过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环境价值观的概念，认为有空气污染经历的人们有更高的环境价值观，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更可能把气候变化看成显著的风险并采取行动。
3.5情感
情感作为态度的组成因素，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调查显示关于气候变暖的消极情感，比如担忧、危机感、焦虑等。比人口学变量、价值观等因素能更好的预测个体对公共风险的态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的高忧虑组比低忧虑组具有更强烈的恐惧、焦虑等相关情感反应，并有更强烈的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动机。而weber（2010）认为形象、具体的气候变化结果能激发起个体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增加气候变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进个体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诸多研究表明增加对气候变化风险不良后果的担忧，能提高个体的风险认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忧虑也可以促进个体参与缓解气候变化风险行为（weber，2010；marxetal.，2007），因此，加强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和焦虑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动产生作用。此外，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一个渐进、可控的过程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意识就会降低；相反，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离的危险事物时，其风险意识就会增强（weber，2010）。总之，情感与风险认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焦虑等情感能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意识，反之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理解也将影响其情感强度。
3.6世界观
文化理论起源于Douglas，强调社会文化对风险判断的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决定了风险的内涵及个体对特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中，文化理论根据人际关系模式将人分成四种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等级主义者（hierarchists）、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和宿命论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观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不同的观点（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选择性地注意一些风险，而忽略另外一些风险（weber，2006）。比如说等级主义者更信赖专家，倾向于将科技看作机会而更少看成风险；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怀疑专家的知识，他们认为现在的气候变化已经非常严重，并觉得现在的新技术和对自然的污染将对后代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个人主义者更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对气候变化风险，他们认为自然能够自我保护，没有必要过多关注气候变化；宿命论者对个人无力改变的气候变化问题宁愿选择视而不见（weber&morris，2010）。
虽然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不同世界观对人们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文化概念本身的争议，文化理论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仍有待实施。
4研究展望
综合以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学科对风险认知的不同领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来分析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在国内是一个开端，因此需要后续的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对以往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4.1深入探寻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
尽管风险认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别从测量、认知、情感等各个角度对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学领域迄今还没有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独立整合理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进行探讨。首先，对相关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验证。过去风险认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自然风险研究的基础上，由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许多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适用性和解释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以便全面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其次，对比分析不同领域的风险认知结果。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和医疗领域，人们的风险认知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weber&Stern，2011），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是风险类型的差异还是个体对不同风险有不同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从而为建立专门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理论奠定基础。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殊性，进一步探索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目前各个理论均从各自的角度对风险认知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心理测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风险本身的特征，却没有关注风险认知主体的特点；双系统理论研究个体内部信息加工过程，对群体分析却很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因此，我们应该尝试各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并试图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综合的理论框架。
4.2进一步探索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
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目前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虽然已有研究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找到一些变量，比如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等，但是还有一些变量没有得到验证，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发现保守的政治态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影响；Li等人（2011）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还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个体的风险认知，还会受到心理、社会、文化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次，研究者并没有对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研究者发现情感与风险认知之间存在中间变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在气候变化经历和行动中充当着中介的作用。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媒体和社会交流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个人经验也是通过媒体影响个体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而非直接发挥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发现信息的形象性影响人们的情感，从而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这些间接影响因素还没有得到进一步验证。基于此，我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数据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证据不充分的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二，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变量加以关注，为建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奠定基础。
4.3加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群体研究
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个体和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所区别。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风险放大研究中发现：当面对具体的情感体验信息时，群体比个人有更大的动力去采取保护行动；marx等人（2007）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也发现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受到经验信息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层面对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未对群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作详尽研究。此外，群体中包含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世界观的个体，个体与群体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上产生差异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对个体研究结果在群体中进行验证，并对人们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表现进行比较，找到联系与区别，分析其原因并分别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制定相关策略。
4.4拓展气候变化中风险认知的应用研究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2
关键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公众认知；中美比较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科学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趋势主要是气候变暖。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o.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厘米。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烧、大规模的工业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土地用途改变等种种人类活动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富国是否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特殊的义务，发达国家是否对很大比例的历史排放负有责任，排放所产生的成本是否已经不成比例地降临在穷国?世界各国应如何公平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正成为热议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根据目前的国际谈判情况，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在于转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美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则在于转变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中国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如何，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是否积极有力，对于国际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两国政府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对国内民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有着极大地影响，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应对行动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因此，比较中美两个碳减排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为两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促使两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国策的比较分析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各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以及气候变暖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国策。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两个碳排放大国，这两个国家碳排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着整个世界碳排放的趋势，而两国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也有所不同。
1.1 摇摆、消极的美国气候变化国策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法律与政策实体。政策制定的主体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制定气候国策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减排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比较中选择经济发展优先于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具体表现为：①早年美国在推进全球气候问题的对策研究上相当积极，1992年美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成员国，并且成为第四个批准该框架公约的国家。②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瑞德一海格尔决议，标志着美国进入气候变化政策的消极时期。该协议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将拒绝签署任何与《公约》有关的协议。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自1997－年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鲜有法律或政策的行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总体上处于最消极时期。③2005年，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美国感受到了来自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同年的卡特丽娜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气候安全法》，其目标是2005年的排放量作为2012年的总量的控制目标并逐年减少。④奥巴马政府就职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中仅次于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的优先议程。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表明美国的气候政策迈出了积极一步。
1.2 持续、积极的中国气候变化国策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中国碳排放国策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减排对于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在减排国策的制定上一直持积极的态度。①1993年1月5日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推动了中国各职能部门间政策协调的发展。自《公约》于1994年生效后，中国政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在《公约》下做出的承诺。2002年8月，中国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生效后，中国又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领导和管理体制。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②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提出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到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的能源密集度。③2008年6月9日，中国央行公布的国内排放贸易计划，包括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水污染的每一项，加快国家对“绿色”推动增长的初步轮廓。“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显示，中国“十二五”时期将着力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组织筹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并主动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应对气候变暖。2中美两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差异性比较分析
2007年，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促进委员会(aaaS)以及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工作组撰写的报告《气候素养：气候科学的必要原则》中正式提出“气候素养”这一概念，即指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对气候的理解，该理解包括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气候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个具有气候素养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主要规律原则；知道如何科学的评估哪些关于气候的信息是正确的；有目的的了解并与其他人交流有关气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影响气候的问题，能够做出有效和
负责的决定。国民气候素养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决定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态度及大众媒体的导向。
如上节所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国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在两国民众的气候素养上是否有所体现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一些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美国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小组(以下简称“联合小组”)和皮尤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联合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至2011年5月12日在美国做了关于气候素养状况调查。调查涉及101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30日至2009年10月4日开展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150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于2011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0日对网民、大学生以及县域居民开展了调查。对于网民与大学生采取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于县域居民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调查的网民为3599人，问卷总有效率为96.97％；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6750人，问卷调查的总有效率为98.15％；参与调查的县域居民为1513人，收回有效问卷763份。
2.1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同度极其相似
有关气候变暖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文献中是19世纪末。对于气候变暖的问题，科学界争论不断，两国公众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调查结果见表1。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惊人的相似。中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5％，美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4％。持否定观点的民众比例差距较大，中国公众认为气候没有变暖的比例为8％，而美国公众持否定观点的比例为18％。
2.2 科学结论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影响更大
2.2.1 科学家的结论对美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
应对环境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决策者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向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寻求建议。调查结果见表2。美国公众非常相信科学家确认全球变暖的比例为21％，中国公众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0％，美国公众相信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公众。由此可知，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确切认知主要来自于科学家的结论。原因是：一方面美国政府较早以前就非常重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权威性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为了推行其保守的气候政策，采取有目的系统性行动操纵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及结果，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使得美国公众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科学研究的信息。
2.2.2 欧美严寒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有所影响
自2009年末到2010年初，欧美各国先后出现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这是继2009年11月中下旬出现严寒天气之后，西欧部分地区和美国东部又出现降温天气。这种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对于气候变暖的观念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调查结果见表3。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非常怀疑态度的要高于中国公众10个百分点。可见切身感受会影响人们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但我们还要看到，尽管经历了严寒，仍有23％的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比例高于中国公众13个百分点。说明美国公众对于科学结论的信任程度非常高。
2.3 中国公众对于碳减排政策的支持比例远高于美国公众
有关对碳排放政策的支持情况调查，结果见表4。美国公众支持实施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50％，反对的比例为38％，不知道或者中立的占12％。而中国公众支持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76％，远高于美国公众。选择反对的比例为3％，远低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碳减排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支持，政策制定的空间比较大，而美国政策制定受到的阻力则会比较大。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碳减排政策的出台将会是个漫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虽然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要想通过参议院达到2020年削减以1990年为基础的碳排放量4％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2.4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在问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时，中美两国公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见表5和表6。我国公众中有27％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造成的，73％的人认为是由于人为活动带来的，其中36％的受访者选择了温室气体排放，有24％的人选择大气污染物增多，13％的人选择了城市化。美国公众中47％的受访者认为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比例远远小于我国。而有35％的人认为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
2.5 中国公众对于重要的气候政策更为了解
为了考察公众对国家气候政策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您知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吗?”这一题目对我国公众进行测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我国在国际社会进行气候谈判时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个基准点，是我国国际谈判的基础。相对应的，美国在碳减排方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我们用“您知道什么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吗?”这一题目测试美国公众的政策了解程度，结果见表7。美国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气候政策“总量控制与交易”表示不知道的比例达到55％，而中国公众中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人仅为17％。有46％的中国公众对于这个原则表示知道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在对国家气候国策的了解程度要远高于美国公众。
3、结论与建议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3
笔者想从哲学层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1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地球气候一直在变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②。同时认为“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③。
气候也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这不仅是哲学的推理，而且为亿万年的史实所证明。
地球大约在50亿年前后形成为行星，大约在2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大气圈和水圈，地球气候史也大约为20亿年左右。考证认为地球气候经历着时间尺度为几十年到几亿年为周期的气候变化，现在科学界公认的气候周期变化分三个阶段④。
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距今22亿年～1万年，其最大特点是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
历史时期的气候，一般指1万年左右以来“冰后期”的气候；
近代的气候，是指近一二百年有气象观测记录时期的气候。
1.1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又可分为
1）震旦纪大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6亿年前，曾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冰川气候。
2）寒武纪―石炭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3～6亿年，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志留记、泥盆纪和石炭纪四个地质时期，共经历了3.3亿年，当时整个世界气候比较温暖。
3）石炭纪－二迭纪大冰期，发生在距今2～3亿年。受这次冰期气候影响的主要是南半球。这时处于北半球的我国仍具有温暖湿润气候带、干燥带和炎热潮湿气候带，气候终年如夏，森林面积辽阔，是我国大规模煤田的形成期。
4）三迭纪―第三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2亿到200万年前，包括整个中生代的三迭纪、侏罗纪、白垩纪，都是温暖的气候，当时我国普遍处在湿热气候控制之下。晚第三纪末期世界气温普遍下降。
5）第四纪大冰期气候，从距今200万年开始直至现在。在这次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多次进退。在中国也发现不少第四纪冰川遗迹，定出4次亚冰期。在亚冰期内，平均气温约比现代低8℃―12℃，而在两个亚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内，气温比现代高，极地约比现代高10℃以上，低纬地区比现代高5.5℃左右，这时冰盖消失，甚至极地冰盖也整个消失。在每个亚冰期之中气候也有波动，每个相对温暖时期一般维持1万年左右。目前正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后期。大约在一万年前，地球各大陆的气候带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现代气候的特点。
1.2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
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全球进入冰后期。挪威的冰川学家曾作出冰后期的近1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图1）⑤，从图上可以看出近1万年来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它表明这期间世界气候有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最适气候期，当时气温比现在高3℃～4℃（雪线升高表示温度上升）；一次是15世纪以来的寒冷气候（雪线降低表示温度下降），其中1550～1850年为冰后期以来最寒冷的阶段，称小河冰期，当时气温比现在低1℃～2℃。图1中两条曲线――挪威雪线及中国温度变化线，二者显示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温变化（虚线）大体上与挪威雪线的变化相似。
根据对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可以将5000年来我国的气候划分为4个温暖时期和4个寒冷时期④：
第一次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3500～1000年间，当时黄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计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年降水量比现在多200mm以上，是我国近5000年来最温暖时期。
第一次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850年（西周时期），据记载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汉水两次结冰。
第二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东周-西汉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春秋》中提到鲁国（今山东）冬天无冰。
第二次寒冰期是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纪（东汉、南北朝），据史记记载公元225年淮河结冰。
第三次温暖期是7～9世纪（隋唐时期），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长安（今西安）无冰雪，梅和柑橘能在关中地区生长。
第三次寒冷时期出现在10～12世纪（宋代），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1131～1260年杭州每10年间降雪最迟日期是4月上旬，比12世纪以前延迟1个月左右。
第四次温暖时期发生在13世纪（元代），公元1200、1213、1216年杭州无冰雪，长安重设“竹监司”管理竹类，显示气候转暖。
第四次寒冷期出现在15～19世纪末（明清时期），时间长达500年，估计17世纪的冬天温度要比现在低2℃左右。
由上述可见，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间，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是最适气候期。从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初期以后，气候有一系列的冷暖变动。其分期的特征是：温暖期越来越短，温暖的程度越来越低。从生物分布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例如在第一个温暖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在第二个温暖时期象群栖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659～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第三个温暖时期就只在长江以南，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生存。而5000年中的四个寒冷期越来越长，程度越来越强，从江河封冻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第二个寒冷时期只有淮河封冻的例子（公元225年），第三个寒冷时期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公元1111年），而在第四个寒冷时期在17世纪（如公元1670年）长江也出现封冻现象。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曾出现明显的波动上升现象。这种增暖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间的巴伦支海的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时高出8℃。巴伦支海在30年代出现过许多以前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喜热性鱼类；1938年曾有一艘破冰船深入新西伯利亚岛海域，直到83°05′n，创造了世界上船舶自由航行的最北记录。这种增暖现象到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点。此后，世界气候又出现变冷现象，以北极为中心的60°n以北，气温越来越冷。进入60年代以后，高纬地区气候变冷的趋势更加显著，例如1968年冬，原来隔着大洋的冰岛的格陵兰，竟被冰块连接起来，发生了北极熊从格陵兰踏冰走到冰岛的罕见现象。进入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到1980年后，世界气温增暖形势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从22亿年前地球气候的形成至今，全球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这些史实证明一条真理――地球气候一直在变化着。当代的气候变化态势，并未超出历史上气候变化的范畴。至于20世纪以来明显增暖的现象，它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个波动过程，还是永远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仍然需要冷静思考，认真分析，不应匆忙作出结论。
2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上一节中已经叙述了地球一直处在变化之中的史实，第二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本文作者曾在20年前的《试论干旱》⑥一文中作过论述，认为：一个大区域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有的还在天上。可把这些因素列入表1：
上述因素通过形成五个圈层系统――大气圈，海洋圈，冰结圈，陆地圈和生物圈，这五个系统的综合作用，直接影响着气候，决定着气候变冷、变暖、变干还是变湿。
在此对这五个系统略作说明：
1）大气圈是气候系统中最为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外部参数的影响下，大气环流的稳定特性时间大约是一个月。
2）海洋圈活动性较差，由于水的热容量很大，因而海洋成为太阳能的巨大贮藏库。它既可贮藏能量，随后又以热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形式把所贮之能转入大气层中。其循环的稳定特性时间，在海洋上层变化于数日到几年，在深层为百年到几百年。
3）冰结圈，它是气候系统中比较稳定的因子，多数循环可能是数百年、数千年，甚至几十万年。但是，冰结圈尤其强烈地影响着辐射量，影响到水在地面的分布，从而对气候施加明显的影响。
4）陆地圈的影响因子包括土壤、河川、湖沼和地下水，它们都是水循环的积极干预者和参与者，它们的分布和状况，影响着大气的辐射、热状况以及大气和大气溶胶的交换等。
5）生物圈主要表现为生物群落的数量，包括陆地和海洋中的生物界对水分循环、气体交换以及热动态的影响等。
通过对陆地圈、生物圈，尤其是对生物量施加影响，或通过以上各种方式间接地对其他系统施加影响，便形成人类影响气候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众多的、复杂的！人们至今还不能确切地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程度的定量关系。但是，存在着这些影响却是肯定的。同时可以断言：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从总体讲，自然因素仍然是影响气候的主导因素。人类活动至今仍然不足以影响地区性气候的基本属性，更不足以引起冰期或间冰期等巨大的气候变化。
只是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个别的、局部的气候变化，才被解释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如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毁草滥牧等。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气候变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当从更广阔、更深邃的领域去分析和认识，从而采取适当的应对之策！不要人云亦云，自讨苦吃。
3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⑦。
已如前述，气候是一个巨系统，它的发展变化受制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多数因素存在于人类出现以前，而且至今不受人的支配，要定量地评价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至今世人尚无这种能力，只能说处在探索阶段，本文也无法说得具体，只能在有限篇幅内，引用一些有关专家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作些推论，供大家参考。
这些成果包括：25万年来太阳夏季日照量变化图（图2）；50万年间地球轨道及旋转轴倾斜参数图（图3）；220年来太阳黑子数变化图（图4）⑧；1.1万年来印度拉贾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图（图7）；美国1900～1939年气候变迁图（图5）⑨；纪元以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图6）；1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化图（见图1）⑤。
这些研究和观测成果，可以使人产生如下认识：
1）影响气候的因子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由于这些影响因子变化的偶然性中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因此，气候变化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又由于影响因子的变化具有某种周期性和在周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气候变化亦有周期性和相对稳定性。认识气候的这种变化性、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可知性，对我们应对气候灾害，利用气候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2）影响气候变化的大因子人们尚难控制。如图2～4所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力对气候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发生在地球本身的一些影响因素，如海洋、冰川和陆地上的山原分布等，也不是人们在短期内可以控制和严重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某地区的气候变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原有自然因素的影响。
3）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中国气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并非完全一致，但彼此先后响应。因此，得不出外国气候变好，中国因为某种人为原因气候单独变坏的结论。
4）中国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图1及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编绘的图6可以看出：若把图中温度“0”线视为现今的温度水平，则在殷、周、汉、晋时代温度低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高于现代，最长的温暖期出现在唐代中期（公元811～1050年），约持续240年，当时在唐都长安可以生长柑橘⑤。
宋代以后，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气候开始变冷，期间虽有波动，但变冷居于主导地位。
5）世界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显著上升，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的巴伦支海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高出约8℃；1940年开始虽有变冷现象，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1980年后，世界增暖趋势更加突出，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并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中排放的Co2温室气体所致。
6）近代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永远的趋势？尚存争论！但更大的可能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温室效应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中是叠加于前述的诸因素中，还是单独在作用？作用有多大？亦有争论，但更可能只是一个尚未完全证明的叠加因素！
因此，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使全球变暖的论点，至今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不能作为肯定的结论。
4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气候变暖是好事还是坏事要做具体分析
前已述及，史实表明温暖的气候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简要的归纳如下：
1）在寒武纪―泥盆纪大间冰期地球气候比较温暖，特别是石炭纪是古气候中典型的温湿气候，当时在中国，全国都处于热带气候条件下，森林茂密，形成大规模的煤层。
2）在6000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现今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当时为大草原；青藏高原当时降水非常丰富，湖泊水面比现今高出8m～60m；古代四大文明古国，正好诞生在这一时期。
3）在图6中显示的公元600年～1050年，是我国最长的一段温暖时期，比较风调雨顺，这对盛唐的出现不无关系。
4）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气候变暖，往往是全球严重自然灾害较少时期。
有的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未来气候变化与农业的关系⑩，书中引述的资料表明，空气中Co2浓度的增加会提高C4和C3作物的水分利用率，还认为“气候变暖还可以由于生长季节延长，积温增加，因而可以采用生育期更长的品种以提高产量”。
对于未来尚难确定的变化，作者引述这些言论并非是在期盼气候变暖，而是建议对气候变暖问题深入研究和辩证思考，科学上切忌起哄和一家独言。
5具体矛盾具体解决，中国应寻求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之策
已如前述，气候变化是永恒的主题，气候变化可能诱发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变化早为史实所证明，人们应当居安思危，科学应对，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强化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努力探究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究竟，特别应注重我国或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形式，力争对未来气候做出比较科学的预测；
2）加强学科交叉和联合攻关，从不同角度研究气候变化可能给农业、工业、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3）加强气候及气候变化的科普宣传，使人们对气候变化具有正确的认识，以便沉着冷静地看待气候变化，做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4）继续贯彻节能减排的方针，该方针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一为节约能源，二为防治污染，要把防治大气和水土污染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努力造就大气安全、水土安全，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不要因为全球变暖原因的争论而影响节能减排方针的执行；
5）在小尺度上，人类强烈的活动可能对小气候或局域气候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危害人类自己。因此，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要加强人类活动影响局域气候的研究；
6）在大尺度上，由于影响气候的因素主要在天在地而不在人，因此，中国无力也无责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既要提防把所有灾害都归咎于气候变化，从而放松对具体灾害的具体分析，又要防止有人把自然问题政治化、国际化、用气候变暖大做文章而宣扬新的“黄祸论”。
6简单的结语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热议话题，但本文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以哲学为指导、以地质史和水文气象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主要包括：
1）运动变化是绝对的，20多亿年来，地球气候一直在变，人们早有认识，并非当今发现；
2）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3）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现在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段波涛，并非永远变暖的趋势；而且其变幅并未超出历史上出现过的范畴；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4
【关键词】欧盟《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政策演变
【作者简介】陈新伟,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怀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近些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程，学术界对世界各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气候变化政策的关注和研究也随之升温。欧盟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支特殊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旗手的角色。对于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欧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欧盟的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其气候变化政策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欧盟气候变化政策起源于欧洲早期的环境保护运动，并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国际法律文件谈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本文拟对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作初步的探讨，勾勒其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解析其特点以及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一、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起源
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起源与欧洲环境保护运动密不可分，两者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欧洲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欧洲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兴起为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二十年的大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1962年雷切尔•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开始引起西方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首次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容量的限度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思考。研究机构和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大量报道和持续关注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学生运动向环保运动的转型影响深远，这场青年学生运动不仅加速了欧洲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整整一代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为环境运动提供了主要的领导和干部。简言之，以群众运动为主体的环保思想启蒙和环保意识的形成是这一阶段欧洲环境保护运动的突出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环保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型时期，亦即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其突出标志是绿党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并开始参与政党政治。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欧的一些环境保护组织纷纷联合或改组相继成立了绿色政党。欧洲绿党的理论主张以生态保护主义为核心，其中最能体现绿党创新的是它的生态优先价值，即要以生态可承受能力为准绳，重新调整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放弃人口和经济的无限增长，减少人类生存对自然的压力。欧洲绿党的成立及其政策主张，为欧洲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尤其重要的是欧洲绿党推动了欧盟政治经济的“绿化”。自1995年起，绿党在欧盟的芬兰、法国和德国等国先后通过与其他左翼政党合作，组成全国性的红绿联合政府而成为执政党。在参与各级选举的竞选活动中，绿党宣传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对广大选民和普通民众也进行了绿色环保思想的教育，其生态优先的价值随之为广大选民所认识了解。进入各级议会后，绿党提出了大量环境立法的议案和建议，极大地推动了欧盟的环境立法和环保制度建设。欧盟拥有世界上迄今最为完备的环境立法和超前的制度建设是与绿党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
第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大体与第二个阶段相吻合，但是具有新的特点，即是以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欧洲环保先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环保政策，从而把环境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欧洲环境运动也从个别国家最终扩大到整个欧盟。绿党的生态优先价值观对欧洲传统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绿色环保的理念已经成为大部分政党之间的共识。欧洲民众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主流传统政党对绿党生态优先价值观的认同，推动欧盟内部产生了以德国为首的环保先锋国家。1995年瑞典和芬兰的入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环境运动的发展。瑞典是较早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其入盟后壮大了欧盟内绿色环保国家的力量，有助于在欧盟内形成新的环境力量格局。瑞典与环保先锋国家德国、荷兰和丹麦等国在欧盟内部组成了一个“绿色集团”，推动欧盟首次改变了在环境领域的决策程序，即由一致同意改为特定多数表决。
欧共体和欧盟环境立法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欧洲环境运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1957年的《罗马条约》并未触及环境问题；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对《罗马条约》的重要修订之一就是增加了环境部分，第一次为欧共体的环境政策提供了法律基础，是欧盟环境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通过进一步增强了欧共体在环境立法中的作用，明确规定环境保护的要求必须纳入共同体其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1997年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原则和目标写入了有关条约，进一步突出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这些条约赋予欧盟代表各成员国在欧盟内部和国际上行使环境政策的权力，欧盟在环境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力空间为欧盟以后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提供了基础。
总的来看，从绿党、环境先锋国家再到欧盟，欧洲的环境运动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一步一步走向深入的过程。早期的欧洲环保运动开启了欧洲环境运动的先河；欧洲绿党把欧洲的环境运动提升为欧洲的绿色政治运动，对欧洲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以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环保先锋国家将欧洲的环境运动推向整个欧盟层面。一句话，欧洲环境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欧盟气候变化政策起源的背景，也为该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早期基础。
二、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形成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并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挑战。通过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988年1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成立开启了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进程，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全面进入国际政治议程，成为一个事关各国重大利益的政治和外交问题。1992年5月9日，由联合国主导的政府间谈判最终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开启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政府间合作与谈判的先河，为以后的气候谈判确立了基本的框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欧共体对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且对公约的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欧盟气候变化政策还没有形成，但此时欧共体提出的一些主张已经反映出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某些基本理念。例如，1990年10月，欧共体提出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的目标。在公约的谈判过程中，欧共体主张公约应包含发达国家限制二氧化碳的时间表，而美国则坚决反对将这样的减排义务写进条约。另外，公约确立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此项原则成为后来指导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根本原则，欧盟从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原则与欧盟在治理环境污染中形成并的“污染者付费”（polluterpays）原则是一致的。该原则最早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基本理念是谁污染谁承担治理的费用。作为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政策，该原则不仅构成了后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的基础，也反映了欧盟一贯坚持的立场：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随后的《京都议定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同时也反复出现在欧盟的一些法律文件中。
但要指出的是，从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来看，虽然欧盟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但是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领导作用，公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立场和偏好。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地位是在随后启动的京都谈判进程中逐步确立的，也正是在参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围绕履行议定书的各项承诺的过程中，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正式形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但是公约确立的自愿减排原则不足以实现“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目标。为了推动即将举行的京都会议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欧盟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政策措施。1997年3月，在经过内部的协调之后，欧盟环境委员会提出一种减排方案，即欧盟国家集体支持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在201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应当低于1990年排放水平的15％。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3）在日本京都召开。在谈判中，美国提出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六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与欧盟的观点分歧较大，因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经过谈判，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应在2008年至2012年的“承诺期”内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要比1990年减排5.2%，其中，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承诺将减排8%。为了各国低成本地履行减排义务，议定书引入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和排放贸易（et）三个“灵活机制”。
《京都议定书》通过后，取得缔约方政府的批准使其尽快生效成了问题关键。在欧盟内部，欧盟于1998年3月召开了环境部长理事会会议，出台了《欧盟关于气候问题战略》文件，提出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立场和战略方针。文件肯定了《京都议定书》的积极作用，认为议定书提出的灵活机制有助于实现各国的承诺，并强调扩大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全球参与。扩大全球参与应遵循的原则是：各国有责，区别对待，即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虽然《京都议定书》尚未生效，但是欧盟要加速立法，以减缓气候变化。1998年6月，欧盟各成员国一致同意了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为了实现此目标，成员国之间达成了“责任分担协议”（BurdenSharingagreement，BSa）。责任分担协议将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任务分配给各成员国，从而解决了成员国各自的减排任务问题，使成员国把工作重心放在实施他们自己的减排计划上。为了在区域内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做好政策准备，2000年6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第一个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Ⅰ），旨在具体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在此计划中，欧盟委员会、工业团体和环保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根据成本效益的原则，确立和发展了30多项政策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建立了欧盟内部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tS）,2001年10月欧盟委员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措施中草拟了一个欧盟内部温室气体排放体系法令，旨在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
在国际层面，欧盟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不利形势之下，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协调各方立场，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作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3月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欧盟对美国单方面退出的行为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但美国的退出也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即欧盟籍此担当起了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的世界领袖角色。在劝说美国回归京都进程无望的情况下，欧盟表现出了撇开美国单独推进京都进程的决心。欧盟以身作则于2002年5月31日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退出客观上也促进了欧盟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接近。国际社会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相继达成了《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议》，使国际气候谈判进入了缔约各方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关键阶段。美国退出后俄罗斯的态度对《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至关重要。欧盟再次发挥领导作用，它不但把批准《京都议定书》作为其与俄罗斯关系的核心，还将此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挂钩。批准议定书是俄罗斯“不得不作出的政治决定”。在获得俄罗斯批准后，《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而欧盟对此贡献甚多。有分析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欧盟的推动，使得《京都议定书》这样一个多边环境协议在美国这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退出的情况下能够存续，从而挽救了全球气候变化多边治理的进程和模式。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欧盟的政策重点转向内部。2005年10月，第二个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Ⅱ）在布鲁塞尔正式启动。该计划回顾了第一阶段欧洲气候变化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把未来政策的重点放在碳捕获和碳储存上，主要内容包括：从2011年起将航空业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制订降低新车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关法律，审核现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并在2013年修订，制定安全运用碳埋存技术的立法框架等。
为了落实《京都议定书》承诺的减排目标，欧盟制定了多个重要文件，并依据欧盟各成员国不同水平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2000年和2005年欧盟相继推出了两个欧洲气候变化计划，其直接目标就是加强欧盟区域内部的整合力度，约束成员国制定具体的减排措施。欧洲气候变化计划的通过和实施标志着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正式形成。该政策的内容表现为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通过的一系列法规、指令、决定以及建议等。欧盟设计和运用了一些形式多样和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政策。其中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是其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欧盟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基础和途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覆盖国家最多、横跨行业最多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其他政策工具还包括财政政策、能源政策、交通运输政策以及农业和林业政策等。减排措施针对的重点是能源、民用、服务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领域。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良好的减排效果，欧盟的一份报告表明，从1990年到2005年间，欧盟15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1.5％，欧盟27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与1990年的排放水平相比减少了7.9％。另外，欧盟不断加大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力度，力争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在每次参加国际谈判之前，欧盟委员和欧盟成员国都要举行多轮磋商，以期形成共同立场。欧盟理事会在气候变化谈判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主导作用，确保欧盟的共同路线，并加强欧盟在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地位。在决策方面，欧盟为实现《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所采取的措施在欧盟理事会也大多采取了有效多数的表决方式。同时欧盟作为单独的一个政治实体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由轮值主席国代表欧盟参与谈判并作为单独一方与成员国一道签订条约。这样，在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中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发展成熟，也最终从成员国的政策中独立出来，成为欧盟一个新的政策领域。
三、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新发展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九款的有关规定，后京都阶段（《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之后）的谈判不迟于2005年启动。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第13次缔约方会议（Cop13），会议的最终成果是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规定在2009年底之前，达成减缓全球变暖的新协议，以接替《京都议定书》，为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新任务，为进一步证明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2007年1月，欧盟委员会首次提出，为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继续显示欧盟在减排方面的积极和领导作用，不论其他国家如何行动，到2020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至少比1990年降低20%。2007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提出了一项能源和气候一揽子决议，此项决议在欧盟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核心内容是“20－20－20”行动，即: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若能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其他发达国家相应大幅度减排，先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相应义务)，则欧盟将承诺减少30％；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将能源效率提高20％。为了实现此决议提出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该项立法建议也被称为欧盟气候变化扩展政策。该计划在同年底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随后欧洲议会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
从上述一揽子计划中，可以窥见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些新动向和新特点：一是修改了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使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etS)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二是在运输、农业和住房等非etS部门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三是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推行生物燃料；四是制定了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以及环境补贴的规章制度。一揽子计划提出了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第三阶段(2013年至2020年)的实施内容，大大扩展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扩大了该体系的覆盖范围；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排放上限而不再是各欧盟成员国设定它们自己的目标水平；改变了配额由各成员国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分配计划的做法代之以在欧盟层面上分配配额；更灵活地使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等减排信用。这些举措表明欧盟加大了内部政策整合的力度，欧盟机构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节能减排措施更加完善。当然，这些举措对促进欧盟整体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市场和推动欧盟产业革新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还成为欧盟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依据与基础。2009年12月7日-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谈判代表共同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为2012年后设计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欧盟对此次会议原本抱有很大的期望，但由于与会各方在诸如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的存续、资金供给和受援对象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哥本哈根会议后，欧盟于2010年3月了题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行动起来重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政策文件，明确了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战略。该文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文件认为《哥本哈根协议》与欧盟希望达成的“充满活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相去甚远，但是该协议“朝着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协议迈出了一步”，欧盟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谈判。其次，文件指出，达成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充满活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是欧盟一贯坚持的目标，为此欧盟为未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设定了一个路线图。最后，文件认为“欧盟所能表现出的最令人信服的领导力是采取行动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气候最友好的地区”。文件重申了欧盟的近期减排目标，另外欧盟委员会将制定2050年欧盟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发展路线，实现欧盟温室气体到2050年减排80%-95%的目标，为发达国家总体降低50%的目标作出贡献。
2010年5月31日，为期12天的2010年第二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在德国波恩启动。本轮谈判中，各方将首次展开实质性磋商，为年底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于5月26日报告指出，金融和经济危机大大降低了欧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成本，因此欧盟应考虑把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由20％提高至30％。尽管欧盟内部一些国家对欧盟单方面提高减排承诺表示反对，但不排除欧盟可能会在未来气候谈判进程中，择机打出单方面提高减排承诺这张牌，以期占据主动，向其他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重塑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地位。
四、结语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5
关键词：气候变暖；全球变暖；美国；京都议定书
背景介绍
受白宫2001年5月11日的委托，隶属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理事会地球生命研究部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以下简称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于2001年6月6日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咨询报告，以供布什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决策参考。该报告根据美国的全球变化研究工作对10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对ipCC关于气候变暖的的研究成果与预测作了剖析。ipCC一直呼吁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并于1997年12月达成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中明确指出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世界38个发达国家6种温室气体（以Co2作用最为突出）的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美国减少7％，欧盟成员国减少8％。但布什政府对是否存在全球变暖趋势、变暖的程度以及其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应承担的义务持怀疑态度，这引起了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各国的不满。事实上，美国离《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却越来越远。按照美国在1995年至2000年间Co2排放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08年时，美国的Co2排放量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要比1990年高出35％，这将严重影响全球减排计划的实现（eneRData能源信息统计所，2001年6月8日）。如何履行美国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义务，成为布什于6月12日的首次访欧中的第二大焦点问题（首要问题是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该咨询报告承认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如关于自然变化对全球变暖的作用有多大等，但总体上支持欧洲国家领导人和环保组织以及ipCC的观点。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主席RalphJ.Cicerone说：“我们知道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并导致地面气温上升。但对于迄今为止的气温上升，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但是，根据物理原理和计算机模拟，我们认为气候变暖会继续加剧，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仍在继续”。
对于在全球变化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认为主要是由于假设的差异、模型的差异以及替代数据的准确性等原因造成的，但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全球变暖以及海平面的上升都将伴随着整个21世纪。为减少目前全球气候变化模型预测中的不确定性，需要在以下两点的认识与模拟上取得较大进展：①决定大气温室气体与气溶胶浓度的因子；②决定气候系统对温室气体增加的敏感性的反馈机制。对气候监测来说，规划一个全球观测系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由于人类活动，温室气体在地球大气中不断积累，引起了陆表与海表温度的升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观测到的变化很可能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变化的一些重要部分也是自然变化的反映。人类引起的变暖以及与之有关的海平面的上升预计会持续整个21世纪。由计算机模型模拟和基本的理论推算得出的一些相关影响（包括雨量的增加、半干旱地区干旱程度的增加）十分依赖于变暖的程度及其发生的概率。
由ipCC（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对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进行的基本可信的评估是以气候驱动力*增加为前提的，如Co2将加速全球变暖的进程。到21世纪末，全球温度升高3℃的预测是与云层和大气相对湿度影响全球变暖的假设相一致的。这一预测也与通过比较冰期－间冰期的温度振荡所得到的气候敏感性结论相一致，冰期－间冰期的振荡导致了气候驱动力的变化。所预测的温度升高对有关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的升高的反应极为敏感。因此，国家的决策在目前以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将影响脆弱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遭受损害的程度。因为目前对气候系统在自然状态下如何变化以及如何响应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的认识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一预测结果应当看作是暂时的，需要根据未来的变化进行调整。
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所提交的咨询报告中力求对气候变化科学问题以及ipCC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进行更为清晰的描述。详尽的表述对政策制定者很有帮助，因为他们需要考虑缓解气候变化或是适应气候变化等多种选择。该咨询报告主要回答了以下一些白宫以及民众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
1自然气候变率的幅度有多大？
众所周知，在局地和区域空间尺度上，以及短至十年的时间周期上，自然气候变化的幅度十分宽广（超过几个摄氏度），降雨的变化也十分大。例如，有证据证明像20世纪30年代的“尘盆（DustBowl）”的剧烈干旱，在10-14世纪的美国中部非常普遍。通过冰川反复进退的对比研究得出，局部地区的平均温度变化已经超过10℃。评估全球平均温度的自然变化非常困难，因为现有的数据空间覆盖较小，且替代数据推断温度难度大。虽然如此，仍有证据表明，在最近一次冰期的冰川后退期间，全球变暖的速率是2℃/千年。
2温室气体和其它对气候变化具贡献作用的气体的排放正在加速增长吗？不同的温室气体与排放物是按不同的速率增长吗？温室气体与其它对气候变化具贡献作用的排放物浓度的增加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吗？
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增加，但也有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呈减少趋势。在某些个例中，气体排放的减少是决策的结果，但是在另外一些事例中，气体排放的减少却很难理解。
在直接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是Co2、CH4、n2o和CFCs。人类活动排放的气溶胶也可以影响气候（表1列出了大气中的气候驱动因素所产生的驱动力）。
分析取自格陵兰和南极的冰芯所获得的Co2浓度变化的记录具相当代表性，其范围从冰期的接近190ppmv（百万分之体积浓度）到较温暖的间冰期（如开始于大约1万年前的最近一次间冰期）的接近280ppmv。直到业革命为止，Co2浓度一直没有超过280ppmv。当1958年开始系统大气测量的时候，Co2浓度已经到达了315ppmv，目前其浓度大约为370ppmv，并以1.5ppmv/年的速率增长（这个数值比1958年有记录以来的早期的增长速率略高）。人类活动应该对这种增长负主要责任。化石燃料的燃烧是碳的主要排放源，其实际排放量大约是所观测结果的两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热带森林的砍伐对Co2排放也具贡献作用。过量的Co2由海洋和陆地生物圈吸收。
目前Co2、CH4等大气层中的气体含量高于其它的任何时期。从1978年以来，温室气体的浓度大致以每年1%的速率平稳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其增长的速率变得缓慢，但更具不确定性。大约当前2/3的CH4是由于人类的活动产生的，如水稻种植、畜牧业增长、矿业开采、秸杆回填、天然气处理，所有这些在过去的50年中都有所增加。
对流层中的臭氧一小部分是平流层中的自然过程产生的，到了20世纪，又有一部分臭氧补充进了这部分“对流层臭氧”。在局部区域，这部分臭氧是由阳光对污染大气（由机动车辆尾气、化石燃料燃烧、电力工厂以及生物燃烧等产生的气体造成）的光化学反应产生。
n2o由土壤和水中大量的微生物的反应形成，但含氮化肥的大量生产与使用也造成n2o的增加。能够产生n2o气体的一些人工化学过程已经得到确定。在过去的200年里n2o的浓度增加了大约13%。
自1928年首次合成CFCs以来，其在大气中的含量一直稳定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含量达到最高。许多工业上有用的其它含氟化合物（如CF4和SF6）在大气中具有很长的寿命，尽管有些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还不足以产生大的辐射驱动，但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CFCs的替代产品HFCs具有温室效应，因为其在大气中寿命较短，其作用尚不明显。
3还有哪些排放物是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如气溶胶、Co、煤烟等）？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是什么？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6
2008年英国正式制定《气候变化法案》开始以法律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3月经王室批准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建立起法律约束性的国家。在气候变化法案中最关键的莫过于“碳预算”方案。作为《气候变化法案》中的核心条款,碳预算第一阶段将建立三个具有法律约束力执行周期,每个执行周期为五年,每五年为一个周期,分别是2008到2012、2013到2017、2018到2022,其中2018到2022年排放至少要比1990年减少34%;如果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将增加碳预算。
碳预算与现有减排体系相比有哪些不同?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值得探究?
碳预算为何物?
碳预算是借用财政科学中预算的概念,表示在给定的一段时间内允许排放到大气中碳的数目,碳预算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概念,联合国开放计划署《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明确指出碳预算开启于《京都议定书》策划者们。从范围上看碳预算有可以分为全球预算和国家预算,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升温2℃是人类能够承受气候变化的最高极限从而基本确定了人类能够排放的最高上限,这是全球碳预算;而国际社会减少碳排放主要途径是建立国际框架国家履约来实现,而国家履约过程一般又会设定预期年份和预期目标,如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60%等等,这是国家预算。然而国家预算的设定并不代表在实现预算目标的过程中就能实现预期排放限额,一个时间点减排目标的达成很可能在达成过程中出现超出自己预期的后果。
如上图假设i+ii代表着国家预算,向下倾斜的直线代表着实现国家预算的履约轨迹,然而减排一般不会直线下降,往往是某一时间点达成碳排放目标后有一个微小的反弹,因此现实的排放限额只能是曲线下方的面积,所以碳减排以具体时间点目标来设定可能并不能反映出事物的全貌,再加上碳在大气的累积效应,能够表示承载力的碳预算优势凸显。碳预算不仅要完成具体年份的减排目标,如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的目标,还关注在实现这个目标背后所具备的潜在含义,如以GDp计算的碳强度的逐年下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或快或慢的持续减少,碳预算还要求其目标一旦设定那么减排的整个过程将持续受到关注,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碳排放量都必须控制在预算范围内。碳预算概念本身也说明人类社会第一次把碳排放和国民经济运营联系起来,使碳减排工作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方面,并要求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考虑碳的排放和吸收。
执行与规模是关键
既然碳预算关注碳减排整个过程,也试图比现有减排体系拥有更好的结果控制,那么碳预算就必然需要比现有减排体系拥有更为充足的政治意愿、更为完善的设置原则和更为坚定的执行机构,显然《气候变化法案》也做出了相应安排。
《气候变化法案》明确指出为确保碳预算长期正常运转,政府首脑应对碳预算负有直接政治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执行周期碳排放超过了预算那么政府首脑将承担法律责任;气候变化法案还要求碳预算清晰具体,每个执行周期详细而确定,不得因为任何原因而擅自改动;在日常监测和管理上,气候法案还要求设立独立的专门机构(气候变化委员会),政府提供使该机构正常运转的资金和技术;此外在执行上碳预算应尽量避免与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等现有减排体系重合,但在政策措施上却又要尽量利用现有的体系和政策过程,争取把它们有效整合进来。碳预算具体实施过程中还需切实考虑预算成本有效原则,即在诸多政策组合中尽量选择成本最小化。总的说来碳预算要成功实施必须经历以下几个步骤:评估和计算确立总预算;分解总预算至部门预算;为预算实施确定责任主体;对碳预算实施过程监测和评估;超预算惩罚机制;预算系统的灵活性包括“借”未来预算的制度安排;排放
权交易在总预算中的作用。
碳预算设置过程和执行上的完备性说明了碳预算对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严肃性,但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碳预算规模,预算规模太大不可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规模太小又可能成本巨大而难以实施,因此对碳预算规模评估显得就尤为重要。评估不仅包括全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技术潜力还包括碳预算应该涵盖的范围。预算是对整个英国设置预算还是像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一样只是对某些重点行业;预算能否对6种温室气体都做出要求,国际气候机制目前尚无管制的航空和航运排放量能否包括进来等等;如果国内减排经济代价过于昂贵那预算能否可以通过购买碳信用执行。英国还基于到后京都谈判的成功与否,明确提出了意向性预算和过渡性预算,也同时考虑到了后京都机制在国家减排承诺和排放权交易的可能性,因此碳预算并不鼓励通过购买排放权尤其欧盟之外
排放权来实现,更何况排放权购买还意味着碳泄露和环境目标的没有真正实现。
碳预算的“双刃”效应
碳预算在环境权可诉性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政治领导人没有完成碳预算那将可能面临被的风险。确立了气候是环境权的一种,而环境权又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的法律观念,这也意味着政府作为公民的委托人如果没有起到应尽的环境保护责任应受到法律的问责。
碳预算设置过程和种种制度设计充分说明碳预算是目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最完善的制度创新。碳预算的任何实施步骤都需要企业、个体经济主体的相关行动,和现有减排体系一样经济主体行动也需要成本,这种成本多大,在不在能力承受范围内需要及时有效的反馈,密切经济主体制度化参与渠道,毫不夸张的说碳预算在推动公众参与的民主价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公众参与的民主价值方面又将进一步推动碳预算实施。碳预算最初确立和实际执行都少不了成本收益的分析,即实现预算成本多大,不同部门经济技术减排潜力又是多少等等,然而,这种成本收益分析始终只具有程序性价值,碳预算设置的目的和宗旨本身渗透了风险预防的政治文化。碳预算制定过程和英国意欲在欧盟和全球推广说明碳预算本身具有的强烈的国际政治经济涵义,本身也隐含了发达国家―发展国家如何分割全球碳预算的分歧,发达国家希望自己实施预算的同时也让发展中国家大幅减排从而迷糊和混淆发达国家早已是巨额预算赤字的事实从而最终淡化自己的责任颠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虽然碳预算在制度和具体操作上都具有相关优势,但这并不代表碳预算在实施过程中不会遭受困难。英国公众认为任何绝对限制都会妨碍自由,对温室气体设置绝对减排目标显然也是自由的部分丧失,因此当视自由为生命的英国公众对注重结果的碳预算投以怀疑的眼光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如果说观念上对自由热爱使英国公众有所迟疑的话,那么,碳预算对英国经济和就业的可能损害则进一步使英国公众对碳预算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碳预算只在英国实施会导致英国经济竞争力下降、贸易机会外流、产业和就业机会转移,因此制定第一阶段三个具体执行周期时便考虑到了全球、欧盟和实施技术的可行性三个方面,并提出了在欧盟和国际范围内实施碳预算的可能性。英国政府认为碳预算要欧盟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推行需要以下几个条件:碳预算在英国成功推行,垂范国际社会;碳预算在英国成功经验为欧盟其他国家仿效;碳预算的经济成本在该国或地区可以承担的范围内,同时该国和地区拥有实施碳预算所必需的技术;碳预算实施过程得到企业、居民和其他行为主体等利益攸关者主动配合。
碳预算需要英国采取包括碳税、排放权交易和拍卖配额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而这些政策工具必然会加大生产成本并最终对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构成压力,更重要的是碳排放主要集中交通和建筑的结构决定了英国碳预算实施的方向的是低碳社会,导致无论覆盖面还是深度上碳预算都比现有的减排体系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从目前已经施行的碳预算政策看来碳政策对贫困阶层生活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力后果,碳预算本身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财富转移效应,因此政府能否通过转移支付或者其他形式对这些阶层予以实质性帮助也很紧要。总之碳预算未来能否持续运转就在于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准备以应付经济学界和科学界没有充分掌握的经济、社会和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并最终争取生态、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平衡。
碳预算,中国可否?
英国政府设定碳预算,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先锋角色,也向全球展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中国作为碳排放增长迅猛、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一的发展中大国是否也可以应用碳预算呢?笔者以为从全国层次来说,中国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在看得见的时间内碳排放还会持续大量增长,因此过早的进行总预算可能会对经济造成过大的成本负担。然而即使碳预算的设置不应过早,也不代表我们不可以从英国的做法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我们必须有预期目标,不能让温室气体无限制排放,可以制定一些指标体系比如在在基准年基础增长多少、碳排放强度降低多少、碳生产率提高多少等等,虽然这些指标这并不代表减缓战略,但确实有助于树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形象;
其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从制度上确保政治意愿的充足,不能因为经济一时的困难而暂缓气候政策的实施,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同根同源,中央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有大量资金技术投入,也了国家方案,但在地区层次却始终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如何从中央―地方关系对地区予以足够激励确保足够地区政治意愿的充足甚为重要;
再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目前中央给各省下达节能减排指令属于命令控制性,从成本收益来说未尽合理,可以参考碳预算整合效应在执行现有政策时引入环境税、碳税、总量―排放权交易体系等新的政策工具,也可以参考碳预算的分解效应,对建筑、石化等重点行业和交通等重点部门提出具体要求;充分利用法律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目前看来制定一部完备的气候变化法案对明确不同经济主体的责任,统一利益攸关方行动大有裨益,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气候变化决议草案是一个好的开端;,要在公众中间加大风险预防的政治文化建设,实践证明应对气候变化成本收益分析是必要的,但只应该是程序性价值,公众要树立低碳意识就必须向公众灌输即使气候变化并未造成损害,应对行动也应该积极进、提前预防的观念;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7
2010年12月11日，为期12天的坎昆会议结束。经过在多方博弈，会议终于达成了坎昆协议。虽然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坎昆协议仍未能取得实质进展，但是仍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气候基金的设立，无疑是此次会议的一个惊喜。坎昆会议，进一步引起人们对政府公共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
在会议开幕前，坎昆会议普遍不被人看好。南非《星报》甚至在报道中指出：开幕式当天即发生混乱的交通，可以看作是坎昆气候大会的“凶兆”。出人意料的是，当会议闭幕后，人们又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坎昆会议表明，人类共同命运重于狭隘的个体利益，分歧不能掩盖责任，普世价值观终竟会战胜偏见。
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尽管坎昆的口号“坎昆，能”(CancunCan)听起来令人兴奋，但坎昆注定不像一年前的哥本哈根那样令人期待。一直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指标、气候资金、技术等问题上分歧严重，“看空坎昆”是世界各国媒体的调子。欧洲电视台称，虽然开幕式激动人心，但会谈的前景却不容乐观。《基督教箴言报》援引联合国政策规划助理秘书长罗伯特・奥尔的话称：我们需要在坎昆会议中有所进展，但没人认为大会能达成最终协议。
此次坎昆会议的亮点之一是气候基金的设立。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每年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而在技术转让和适应条款方面，坎昆会议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正如英国首相卡梅伦所表示的那样，“关注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欧盟也认为，坎昆决议朝着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行动框架迈出重要一步。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天通过其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坎昆气候大会取得了“世界急需的巨大成功”，“各国政府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并就进一步应对我们当今面临的巨大挑战达成了协议”。
参加坎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会后向记者提供的书面材料中说，本次会议的成果体现在，一是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保了2011年的谈判继续按照“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双轨方式进行二是就适应、技术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等发展中国家关心问题的谈判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谈判进程继续向前，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比较积极的信号。
坎昆应对气候变化决议，标志着向全面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行动框架迈出重要一步，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站在全人类角度、履行其公共责任迈出的一小步。坎昆决议的达成表明，多边谈判机制是可行和有效的。世界各国政府在保护人类共同家园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也表明了一种承担责任的决心和意识。
媒体关注新进展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从中国的大面积冰灾雪灾到俄罗斯的高温森林大火，从美国东部的持续高温到澳大利亚几个州正在肆虐的洪灾，还有近期报道的全球动物大量神秘死亡现象。种种灾难事件让人们认识到气候的变化正在带来可怕的后果，其发展速度可能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而全球气候谈判所处的这种胶着状态却无法跟上地球毁灭的速度。此时，坎昆会议让人们看到一线希望，在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时，人们有理由摒弃国家之间的偏见，也是到了各国政府需要妥协、认真思考其公共责任的时候了。
《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中称：坎昆气候变化会议前进了一小步，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重回正轨。《坎昆协议》的大部分内容最终转变成了正式的联合国进程，气候基金的设立也有积极的意义，虽然具体细节仍然模糊不清，但这毕竟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进步。
据英国《卫报》报道，欧洲议会议长布泽克表示，虽然坎昆气候谈判取得了进步，但是扪心自问，这种进步的速度是否足够?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会等待人类的拉锯战。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尽快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议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法国《费加罗报》发表评论认为，全球气候谈判陷入僵局，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失去了耐心，有人质疑通过联合国渠道来解决气候问题的可行性，每次气候大会召开之时都有不少组织和个人表示抗议。这次坎昆会议代表能够寻求共同点，达成某种妥协，是人类向普世价值靠拢的一种积极行动。
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坎昆会议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基础上再无进展，一些重要参与者将不再有兴趣通过联合国来解决气候问题。不过，幸运的是，人们终于能重视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向前迈出了一小步，这总比原地打转要好。
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认为，从坎昆会议之后，气候变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平稳、沉闷、低调的阶段。毫无疑问，在未来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各国依然会讨价还价，真正达成各国所能接受的条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仅仅寄望于联合国来解决气候问题恐怕不是唯一的道路，企业的作用和主动承担责任的作法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关注。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去年11月份来中国参加由气候组织发起的“碳路未来――中国企业碳战略”项目的北京启动会上表示：由于受到美国目前复杂的政治局势影响，坎昆会议不会在气候谈判上有实质性突破，企业才是推动低碳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技术创新和低碳实践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经济活动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是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使命的重要方面。
“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正在成为企业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日前开幕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表示，在他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社会责任不但是备受关注的一个课题，还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经济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吕植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每一个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首先各国政府必须站在全人类角度，寻求共同点，履行其公共责任的职能。其次，企业家也应当承当社会责任。她表示，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将进一步明确国家的节能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尽快制订节能战略，尽早加入“绿色竞跑”。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8
关键词节气；生物灾害；防治历；精确管理；时间管理
中图分类号S4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1）02-0225-04
二十四节气是以黄河流域的气候为依据，以自然季节现象和农业生产活动相结合为内容的一种自然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生物灾害的灾害源和承灾体都是生物，它们的生活史与其所在的时空环境密切相关，并通过时间变量，建立了节气（时间）与成长、地域、气候关系模型。利用这一关系，编制生物灾害防治历，对生物灾害实施时间管理，阻止生物灾害的发生。根据这一原理，提出了生物灾害防治历编制原理与方法，并据此编制了通用林业生物灾害防治节气历、季节历和潜山县板栗园生物灾害防治历等。
1生物灾害精确管理与生物灾害时间管理
1.1生物灾害精确管理
生物灾害的精确管理就是对生态系统实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非健康生态系统，找出影响生态健康的因子，采取先进的生态管理措施，及时、快速地恢复“患病”生态系统的健康；对处在健康、亚健康状态的生态系统，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维护并保持生态系统处在比较稳定的健康状态。生物灾害精确管理措施包括生物管理、时间管理、空间管理、精确治理、精密监测、精准施药等。
生物灾害精确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健康理论，精确管理策略是GCSp管理，其管理原理包括精密监测原理、精确治理原理和生物管理原理。
精确治理就是利用精准预报结果，通过已经建立的、比较完备的、接近有害生物在自然条件下的生态模型（生活、发生发展模型），建立人工干扰模型，尽量使用生态系统自身修复能力使其恢复健康。精确治理措施包括时间管理、空间管理、生理调控、生态调控和精准施药等措施[1-13]。
1.2生物灾害时间管理
生物灾害的时间管理就是利用生物的生长发育与时间密切相关的特性（时间性），加强对承灾体（作物、林木、牲畜、人类等）的培育与保护，提高承灾体的健康水平和抗性，加强对灾害源（有害生物）实施调控，将其对承灾体的危害控制在允许的阈值内。
生物灾害的时间管理关键是开展生物灾害精密监测，准确找出防治关键期，在防治关键期内，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有害生物的快速增殖，防止生物灾害的发生[1]。生物灾害最常见的时间管理措施就是研制防治历，按照防治历实施生物灾害管理。
1.3工作历
工作历就是根据工作对象的时间性、按照时间排定的工作顺序序列，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工作历实际上是一种标准化了的工作流程，通过工作历，推广新的工作技术和管理技术，并为工作质量评估提供依据。
按照工作对象的时间决策策略不同，分为不同的工作历：①按时间流程，即工作日程安排，分为工作日程、工作月历、年历；②按工作对象的活动周期安排的工作历为周期历，如作物管理周期历、病虫害发生与防治周期历、灾害管理周期等。
2节气
2.1节气渊源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二十四节气是以太阳历为基础，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从黄经0°起，每15°为1节，每月1个“中气”和1个“节气”，全年分12个“中气”和12个“节气”，以后合称为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按天文、气候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赋予有特征意义的名称。其中反映四季更替的有二分、二至和四立；直接或间接反映温度变化的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白露、寒露和霜降；反映降水的有雨水、谷雨、小雪、大雪。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处暑则是反映物候的节气[14-41]。
2.2节气与物候
二十四节气是以黄河流域的气候为依据，以自然季节现象和农业生产活动相结合为内容的一种自然历。春分、秋分表示昼夜平分，气候适中；夏至、冬至表示暑夏寒冬的到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雨水表示降雨季节的开始；惊蛰是冬眠蛰虫开始复苏，出土活动；清明表示天气开始转暖草木新绿，景象清新；谷雨是降雨开始增多，有利于谷物的生长；小满表示草木开始繁茂，夏熟谷物子粒开始饱满；芒种是一年中农事繁忙的时节，需要及时进行夏收、夏管、夏种；小暑、大暑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处暑表示炎热季节的结束；白露表示气温下降快，湿度尚大，多露水；寒露表示地面辐射冷却快，凝结的露水温度低；霜降表示进入霜冻季节；小寒、大寒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
此外，我国古代还有用来指导农事活动的物候历――七十二候。七十二候是我国最早的结合天文、气象、物候知识指导农事活动的历法，源于黄河流域，完整记载见于公元前2世纪的《逸周书・时训解》。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一年二十四节气共七十二候。各候均与一个物候现象相应，称候应。其中植物候应有植物的幼芽萌动、开花、结实等；动物候应有动物的始振、始鸣、、迁徙等；非生物候应有始冻、解冻、雷始发声等。七十二候候应的依次变化，反映了一年中气候变化的一般情况[14-41]。
2.3气候变化与节气
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的起源很早，对农事活动曾起过一定作用。虽然其中有些物候描述不确切、不科学，但对了解古代华北地区的气候及其变迁，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在黄河流域物候现象已发生变化，其他地区的物候更是千差万别，如果一味地机械照搬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安排农业生产，显然是行不通的。
现代工业化生产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与Co2的增加，导致气温升高，并伴随着干旱化、沙漠化的加剧，以及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导致的气候变化更加复杂，旱涝灾害濒繁，气候变化对物候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更加复杂，进行预测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郁珍艳等[42]利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中国599个观测站1961―2007年逐日温度资料，分析了我国近47年来四季开始日期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四季开始日期在全国范围内主要表现为春、夏季提早，秋季、冬季推迟，其中以夏季的变化最为明显，且在显著增温的21世纪初最为明显。这种趋势在空间分布上有所差异，北方比南方明显，东部比西部明显。东北最北部、华南最南部以及新疆局部区域春季推迟，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最北部的小范围地区夏季推迟，华南及西南局部地区冬季提早。
2.4我国的区域气候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高差显著，各地冷热差异甚大，自然季节也大不相同。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6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国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对于四季的划分，天文学上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分别作为四季的开始。中国古籍上多用立春、立夏、立秋与立冬作为四季的开始。气候统计上，因一般以1月为最冷月，7月为最热月，故以阳历3、4、5月为春季，6、7、8月为夏季，9、10、11月为秋季，12、1、2月为冬季。这种四季的分法，较适宜于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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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中国学者张宝坤结合物候现象与农业生产，提出另一种分季方法。他以候（每5d为1候）平均气温稳定降低到10℃以下作为冬季开始，稳定上升到22℃以上作为夏季开始。候平均气温从10℃以下稳定上升到10℃以上时，作为春季开始。从22℃以上稳定下降到22℃以下时，作为秋季开始[43]。
2.5节气的农业意义
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联。在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早期，由于播种、收获等农事活动的需要，就开始观察自然与农业生产的联系，并认识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到了秦汉时代，农业已相当发达，和这种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便有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用以指导农业生产。中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农时和季节的运用。东汉《四民月令》记述按月和节气安排农事活动，北魏《齐民要术》阐明以节气为依据安排耕、种、收。后世各代也都以二十四节气为决定农时的依据。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二十四节气的内容趋向丰富，而且因各地区气候变化不同，农事活动也有所不同[44-45]。
2.6节气与生物灾害管理
生活史又叫生活周期，是指生物在全生育期中所经历生长发育和繁殖阶段的全部过程，反映了物种的生长、分化、生殖、休眠和迁移等各种过程的整体格局。不同的物种具有不同的生活史特征，例如一、二年生和多年生的，一年中只生殖1次的和多次的，有休眠的和无休眠的，有卵、幼虫、蛹和成虫各个阶段的完全变态昆虫，有多寄生和复杂生活史的寄生虫，有改变栖息地的候鸟等，彼此间生活史的差别极为明显。
比较各个物种的生活史特征，揭示其相似性和不同性，进而联系其栖息地环境条件，探讨其适应性，联系物种的分类地位，探讨各种类型和亚类型生活史在生存竞争中的意义。根据各物种的生活史，对生态系统实施有效地调控或保护，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生态环境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时空角度看，节气实质是一年内气候周期性变化在时间―空间上的具体表现，在某一具体空间上，是一个时间序列。生活史则是生物全生育期中的成长变化在时间―空间上的具体表现，对某一具体生物个体或种群而言，这种表现也是一个时间序列。生物的生活史通过“时间”这个变量，同节气联系起来，建立了生物成长与地域、气候、时间的关系模型，也就是该物种在某一具体地域上的成长模型，或者说是生活史模型。显而易见，不同的物种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其表现是不同的。
3生物灾害防治历
生物灾害防治历属于工作历。防治历就是根据承灾体（作物、林木、牲畜等）或灾害源（有害生物）的发育、发生、发展的时间性，利用现有技术，按照时间序列，安排防治措施，控制生物灾害发生。
3.1防治历的种类
防治历按照编制的对象分为承灾体生物灾害防治历和灾害源（有害生物）防治历。某一具体的承灾体在其不同的生长发育周期中，有不同的生物灾害危害。承灾体生物灾害防治历，就是根据其危害特点编制的防治历，如小麦生物灾害防治历、板栗园生物灾害防治历等。灾害源防治历则是根据有害生物生活史编制的防治历，根据有害生物不同发育阶段的不同特征，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
防治历还可以根据时间管理策略进行划分。按时间流程，分为防治月历、防治年历等，如二十四节气与生物灾害防治历（表1）、马尾松毛虫防治节气历（月历）。按照防治对象的活动周期安排的防治工作流程的为防治周期历，如马尾松毛虫防治周期历、生物灾害分期管理（表2）等。
3.2防治历的编制原理
防治历的编制原理就是生物灾害的时间管理原理。生物灾害的灾害源和承灾体都是生物，它们的生长都与其所在的环境密切相关。同样，它们的生活史也与其所在的时空环境密切相关，并通过时间变量，与节气建立了成长与地域、气候、时间的关系模型。利用这一关系，对生物灾害实施时间管理，编制生物灾害防治历，通过改善承灾体生长环境，促进承灾体生长发育，提高承灾体健康水平，增强其抵抗生物灾害的能力。通过一定措施，恶化有害生物生存环境，抑制有害生物生长发育，或者直接控制其种群数量至安全水平，阻止生物灾害的发生。
3.3防治历的编制方法
防治历的编制，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①选题与搜集资料。选定需要编制防治历的对象，确定所要编制防治历的适用地区，搜集该地区气象资料和该对象的生活史资料。②补全生活史资料。如果生活史资料不全，就需要进行野外观察和室内饲养，补全生活史资料。③收集防治技术资料。搜集有关防治措施资料，查阅相关监测、防治技术标准。④确定防治历类型。选择合适的防治历类型，如果编制对象是承灾体，则以承灾体的生活史或经营管理周期为时间序列进行编制；如果编制对象是某一种有害生物，则以该有害生物生活史为时间序列进行编制。如果生产需要，也可以按照自然时间序列（日历、节气）来编制。⑤防治历编写。由于防治历的使用者多是农民，不是专业人员，防治历编写要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专业术语，以便于推广使用。⑥专家审核。防治历编写完成后，要递交专家审核，修改。⑦推广应用。⑧反馈修改。在应用中，若发现问题，要及时反馈、修改。⑨技术更新。随着防治技术的发展，防治药剂、设备的升级，要及时对防治历中相关内容进行更新，保持防治历的技术先进性。
4潜山县板栗园生物灾害防治节气历
对安徽省潜山县调查和有关文献资料检索分析，潜山县板栗主要害虫有345种，其中，中等发生的害虫20种，局部严重发生的害虫14种。
根据潜山县气象资料和板栗生长发育规律与管理周期，以及相关害虫生活史资料，编制潜山县板栗园主要害虫防治节气历（海拔300m），如表3所示[5]。
5参考文献
[1]张国庆.生物灾害管理理论研究综述[eB/oL].[2010-11-27]..
[9]张国庆.我国林业生物灾害管理体系研究[eB/oL].[2008-03-25].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19376.
本文为全文原貌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原版全文
[10]张国庆，赵文琴.论林业生物灾害精准预报――以潜山县马尾松毛虫预测预报为例[C].//李典漠，武春生，伍一军，等.昆虫学研究动态――中国昆虫学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暨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11]张国庆.林业的特点与林业标准化原理研究[eB/oL].[2010-10-23].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376252.
[12]张国庆.生物灾害管理标准化原理研究[eB/oL].[2010-10-23].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376256.
[13]张国庆.再论生物灾害的精确管理[eB/oL].[2010-11-22].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386221.
[14]郭文孝.“自然历”与农时预报[J].陕西气象，1990（6）：49-50.
[15]唐国利，林学椿.1921―1990年我国气温序列及变化趋势[J].气象，1992，18（7）：3-6.
[16]朴世龙，方精云.1982―1999年我国陆地植被活动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季节差异[J].地理学报，2003，58（1）：119-125.
[17]翟通毅.独特的二十四节气[J].当代农机，2010（5）：67-68.
[18]赵士维.二十四节气集解[J].科技潮，2003（1）：43-44.
[19]高宽宏.二十四节气循环图与农业生产时间计算表[J].农业科技通讯，1975（1）：32-33.
[20]刘炳林.二十四节气与农业气候[J].陕西气象，1981（3）：24-26.
[21]宛敏渭.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考[J].气象杂志，1935（1）：24-34.
[22]宛敏渭.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考（续）[J].气象杂志，1935（3）：119-131.
[23]房若愚.哈萨克族节气的牧业特点及比较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4（4）：83-88.
[24]李秀萍，罗勇，郭品文.近20多年来季节可预报性的研究进展[C].//国家气象中心.气候变化与气候变异、生态-环境演变及可持续发展.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131-134.
[25]任国玉，郭军，徐铭志，等.近50年中国地面气候变化基本特征[J].气象学报，2005，63（6）：942-956.
[26]瀛云萍.自然历――对现行历法改革的设想[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27（4）：118-123.
[27]张晶晶，陈爽，赵昕奕.近50年中国气温变化的区域差异及其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6，20（4）：1-6.
[28]任国玉，徐铭志，初子莹，等.近54年中国地面气温变化[J].气候与环境研究，2005，10（4）：717-727.
[29]屠其璞.近百年来我国气温变化的趋势和周期[J].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84（2）：151-162.
[30]王绍武.近百年我国及全球气温变化趋势[J].气象，1990，16（2）：11-15.
[31]刘莉红，郑祖光.近百余年我国气温变化的突变点分析[J].南京气象学院学报，2003，26（3）：378-383.
[32]李克让，林贤超，王维强.近四十年来我国气温的长期变化趋势[J].地理研究，1990，9（4）：26-37.
[33]张丕远.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J].地理学报，1979，34（3）：238-247.
[34]张明庆，刘桂莲.我国近40年气温变化地域类型的研究[J].气象，1999，25（4）：10-14.
[35]辛若桂，屠其璞.我国气温长期变化的区域特征[J].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97，20（1）：54-63.
[36]陈文海，柳艳香，马柱国.中国1951―1997年气候变化趋势的季节特征[J].高原气象，2002，21（3）：251-257.
[37]江霞.中国的节气与气候[J].华夏文化，2003（2）：61-63.
[38]韩超，丁德平，李讯.中国物候季节时空分布规律研究[C].中国气象学会2008年年会气候资源应用分会场论文集.北京：北京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2008：15-21.
[39]何福林，孙伟华，张明坤.自然物侯在生产和科学领域的应用[J].承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94-95.
[40]石惠恩.刍议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的关系[J].湖北植保，1999（2）：26-27.
[41]陈丹.二十四节气在现代农业应用中须注意的问题[J].广西气象，2001，22（2）：63-64.
[42]郁珍艳，范广洲，华维，等.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四季开始时间的变化特征[J].气候与环境研究，2010，15（1）：73-82.
[43]林之光，张家诚.中国气候[m].上海：上海科学技出版社，1985：26-33.
[44]廖宏，朱懿旦.全球碳循环与中国百年气候变化[J].第四纪研究，2010，30（3）：445-455.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9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转让和传播气候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现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阻碍了气候技术的有效转让，发展中国家获取气候技术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巨大。调适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以法律生态化为调适原则，以利益平衡为调适法理，以强制许可为调适路径。
关键词：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知识产权调适；利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DF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3-0162-09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概况
2013年9月，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致近万人丧生，损失不计其数，美国和英国在2014年相继发生极寒天气和洪涝灾害，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已被证实与气候变化相关，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人们采取措施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刻不容缓。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新的气候协议谈判分歧较大的争论议题，处理好气候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意义重大。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的定义
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下称“气候技术”）在性质上是环境友好技术的重要类型，二者在逻辑上属于种属关系，前者包含于后者。环境友好技术(environmentallySoundtechnology，简称“eSt”)又称环境无害技术，这一概念直接源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34条的相关规定，是指那些保护环境、污染少、以更加持续的方式利用所有资源、回收大部分废弃物以及比他们所取代的技术以更加可以接受的方式处理残余物的技术①。气候技术虽未在任何一部相关的国际法中直接界定，但相关气候保护的国际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无害环境技术谓之。
气候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气候减缓技术，是指那些直接作用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例如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另一个则是气候变化适应的相关技术，通常指的是那些借助于政府干预并主要针对集体和公共产品的技术，例如农业、水资源、生态系统和公共健康等领域的应对技术。结合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现实，气候技术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当前的气候变化技术还不能与传统的技术完全割裂开来，因此其转让仍与普通制造业技术一样须遵循国际技术转让已有的法律规范，二是气候技术性质上是有别于普通制造业技术的，其具有明显的应对气候变化之公共利益目的属性，三是气候技术大部分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已申请专利，受专利法的严格保护。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概念
技术转让多指私人企业、大学、金融机构、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对技术和技术诀窍(Know-how)的传播和采用，强调技术要素的动态流动和空间转移，全球化使得技术要素超越国界进行国际流动和转移，即为国际技术转让，主要是借助跨国公司来完成转让过程，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下称“气候技术转让”）意指涉及气候变化的所有技术要素的跨时空转让或转移。当下气候变化国际法律规范并未对有关气候变化的技术及其转让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只是将其隐含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条款之中，比如，《框架公约》第4.5条表述为“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的技术和技术诀窍(know-how)，以使它们能够履行本公约的各项规定”，或附注于相关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相关定义之中，如《21世纪议程》第34章第1条对无害环境技术转让的概念作界定，或直接出现在一些气候规范性文件之中，如《关于开展气候变化技术需求评估手册》就特别指出技术转让是“经验、诀窍和设备的国际流动，包括市场化技术和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技术，再比如ipCC在2001年撰写的《技术转让的方法学和技术问题》对技术转让作了较为完整的定义，是指一系列内涵广泛的过程，包括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就专门知识、经验和硬件等促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推广，报告所指的技术转让比UnFCCC或其任何具体条款所指的技术转让范围要广得多，包括技术和技术合作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之间的扩散。事实上，技术转让的内涵不仅限于转让，根据历届气候大会形成的决定文件述及，还包括技术的研究、开发、演示、部署和推广。尽管如此，《框架公约》之下有关技术转让的概念在具体实践中还是欠缺可操作性，甚至漫无边际，虽说是气候软法妥协性及国际政治现实的无奈，但对于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和国际气候协议的制定并无益处，因为清晰的概念是法律的必备要素，在任何法律体系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有助于合理地进行司法解释和有效运行法律，围绕着法律概念而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当属相关方合理和高效履约的保证和关键，国际法尤为如此。
二、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依据与冲突
技术转让通常发生在私人领域，由民商法律调整，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法、合同法等部门法对其规范和保护，侧重对技术转让方私权的保护，强调转让方与受转让方之间的意思自治和私权神圣。
（一）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依据
从国际立法的成果看，目前并无统一的国”际法规范技术转让，已有的是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系列条约、联合国体系中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法文件及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协议等为主的国际法体系。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2001年编撰的有关国际技术转让的文集看到，多边条约性质的国际法文件总共28个，涉及环境或环境保护约15个，超过总数一半。气候变化国际法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技术转让的主要国际法律依据。总体而言，《框架公约》只是对无害环境技术转让作原则性规定，《京都议定书》也仅是在《框架公约》基础上稍作细微的具体化，涉及技术转让的内容主要还是见于历次气候大会的相关会议决定之中。《框架公约》在第4条第5款就作出规定，“发达国家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的环境技术和技术诀窍”，这一条款是技术转让最重要的国际法来源。《京都议定书》是迄今为止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变化国际法规范，对技术转让的条款规定较《框架公约》具体。比如，第2条第1款规定，为履行排放量限制和削减指标的承诺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缔约方均应促进、研究、发展和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减排技术和对环境无害的先进新技术；第3条第14款规定，发达国家应当履行将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不利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考虑包括资金筹措、保险和技术转让等措施来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第10条(c)项进一步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制订政策和方案，以便有效转让公有或公共支配的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并为私有部门创造有利的环境以促进和增进转让和获得有益于环境的技术”。《京都议定书》较《框架公约》进步之处在于，不再局限于宣示口号，而是提出了一些技术转让的具体措施，包括敦促发达国家制定政策与方案，为私人部门创造有利于技术转让的良好氛围。
世界气候大会所形成的会议决定也是气候技术转让的主要法律依据，几乎在历届会议决定之中都有涉及。自Cop3以来，为落实减缓承诺，几次比较重要的气候大会通过了一些决定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表1可以看出，每次气候大会都在之前取得的成果上有所突破，历次大会的重要决定除不吝对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加以表述外，更重要的是在解决技术转让的具体办法方面，气候大会循序渐进地提出一些切实方案。199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决定建立协商进程，2001年马拉喀什会议决定设立技术转让专家小组和技术转让行动框架，2007年巴厘岛会议将技术确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决定性措施，2010年坎昆会议决定创建技术执行委员会、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两个技术机构，2011年和2013年的两次会议是对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的职权、工作范围、作用、模式和程序等内容作更进一步的规定，但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几乎没有对技术开发与转让有任何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开始被边缘化或忽略。
（二）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及其根源
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主要是在气候变化国际法与专利国际法之间产生，国际法冲突的实质又是气候技术受专利法的私权保护与基于气候环境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
1．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
从现有的可操作及权利义务明晰程度上看，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依据还包括知识产权法，甚至主要适用该法律制度。气候技术在内涵方面与专利法调整的传统专利并无二致，权利客体的重叠，使得气候技术及其转让同时适用气候变化法和专利法，气候技术转让因此与知识产权之间发生密切关系。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发达国家将气候技术转让到发展中国家是否造成了阻碍？就此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和立场截然相反，发达国家主张应该加强知识产权对气候技术的保护，不应该为气候变化而专门设置知识产权制度，现有的知识产权不会成为气候变化的障碍，甚至有些国家建议取消气候谈判的知识产权议题；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技术转让的成本，应当对气候变化技术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行调整，以促进气候变化技术的有效转让。事实上到底如何？如前述发展中国家所言，知识产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阻碍了气候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制度对私权的严格保护使得气候技术转让变得极为困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获取技术的经济成本极大，实践中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技术转移，特别是核心技术转让，这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变得极为艰难，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气候生态的脆弱性，尽管上述气候变化法律及其系列决定文件一再强调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技术，但事与愿违，在刚刚闭幕的2014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应尽快落实其之前的一系列有关技术转让承诺。面对这一窘境，《框架公约》下的国际气候会议试图通过书面文件形式厘清气候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模糊关系，2001年马拉喀什气候大会最后达成的《马拉喀什协议》在相关的决定中专门述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要求各方在知识产权政策的应用上避免阻碍技术转让。另外，《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第七届会议2009年会议报告附件案文汇编作为非正式文件首次提及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强调需要确保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与《公约》目标相互支持而非背道而驰。从法律关系的客体来看，气候变化国际法是规范气候技术及其转让的特别法，知识产权法是一般法，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法理，气候技术及其转让应该优先适用气候变化国际法，但现实情况是，气候技术转让实际上还主要由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调整和规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国际法对技术转让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和强制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在气候技术转让方面无法适用，另外，知识产权制度过度强调私权保护，公共利益的灵活性条款适用极为困难。
2．气候技术转让法律冲突的根源分析
首先，国际环境法具有的“软法”(softLaws)性质决定了《京都议定书》虽有法律效力却无强制力，虽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有具体规定却无法对相关国家违约行为作出相应惩罚，虽有严厉措辞被频繁使用却因过于原则性和任意性给法律适用留下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诸如“适当、鼓励、尽力”等概念表述几乎充斥整个条约文本，同时也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吸引相关国家遵守条约。《京都议定书》的现状使得气候技术转让也无法得到很好地履约，首先是对其概念没有作明晰界定，正如上文所述，概念是法的要素之一，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就无法确定权利客体，自然也构不成法律关系，更徨论权利和义务内容；其次，对技术转让的具体操作、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及不遵约的法律后果等方面没有作明确规定，使得气候技术转让的预期落空。上述气候大会决定是有助于推进气候技术转让，比如，2001年《马拉喀什协议》决定成立技术转让专家小组，2010年《坎昆协议》决定建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技术机制，包括成立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但从性质和实施效果上看，这些决定没有法律约束力，更像是政治宣言。以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为例，《京都议定书》第12条规定了清洁发展机制(CDm)条款，据此规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CDm项目在2000年至2012年间的减排量计人其总的减排量之中，发展中国家因此也可获得必要技术，理论上有助于激励发达国家积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技术，但实践并不理想，发达国家在利益驱动下，并没有转让核心技术，发展中国家仍为气候技术转让支付高额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不进反退。其次，国际层面保护各国技术专利的国际法规范主要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称“tRips”）。根据tRips协议第27.1条规定，专利一般可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该协定强调对知识产权进行确权和保护私权，对技术转让从而实现社会价值不太关注，从tRips协议对技术转让仅有零星的原则性规定可见一斑，第7条和第8条规定了协议的目标和原则，第66.2条特别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应鼓励其域内的企业和机构，促进对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技术转让，以使它们创造合理的和独立发展的技术基础”，但实践中难以适用。在协议中有关强制许可条款中，未提及“应对气候变化”是需要特殊考虑的公共利益。目前只有涉及公共健康领域的药品专利技术可以强制许可实施，但适用条件却极为严格，必须是发展中国家受到公共健康紧急情势困扰，2005年wto总理事会通过了《修改tRips协定议定书》，在第31条之下增加第31条之二条款，允许利用强制许可所生产的药品出口至在医药领域缺乏生产能力的国家，这被认为是在公共健康、药品的获取与专利保护问题上，国际社会形成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tRipS协议框架最新的、也是最重大的发展。
三、气候技术转让国际法的调适进路
如何打破知识产权对气候技术转让已构成的实质障碍？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存的现实条件下，能否考虑通过国际法律制度的调适或重置来解决或缓和上述冲突关系？从本质上来讲，知识产权法为气候技术转让这一动态过程的顺利发生提供了静态的制度保障，明确和保护了气候技术的产权归属及权利人正当的无形财产，理论上应该可以充当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气候技术转让过程中利益平衡的“调节器”。
（一）法律生态化作为调适的指导原则
法律生态化是指从环境保护的理念出发，对现有各部门法从观念到法律制度进行更新、改造，使法律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实现法律理论以及法律制度的生态化。美国法社会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也提出“回应型”法律是未来法律改革的方向，相对于关注形式理性的自治型法律而言，回应型法律是现代法制的一种实质理性追求，它把社会的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迫使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作出回应。
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态化指向演化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趋势。2008年6月wipo举办的一个专题研讨会就专门讨论了多边环境协定下知识产权在技术开发和转让中的作用，同年9月第41届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年会将环境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列入大会议题，2009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宣扬的“提倡绿色创新”主题强调知识产权对推进研发绿色技术和环保产品的重要作用，表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必须朝生态化方向发展和改革，如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主席H．e．akikoDomoto所言，“20世纪的法律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为基础，但21世纪要求从环境角度，尤其是从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退化以及污染等重大环境问题的角度重新评判所有的法律”。因此，为更好地转移气候技术，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当以生态化为指导原则对既存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加以调适，以利于气候技术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二）利益平衡作为调适的法理依据
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根源在于利益冲突，共同的气候利益和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共同的气候利益不仅受国际气候法调整规范，也应该在知识产权制度内得到体现。从本质上来讲，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制度，指制度内的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知识可以看成是一定的信息，知识产权就是信息产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信息是有限的，信息的专有和公有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专有成分太多会影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及信息的自由流通，公有成分太多，则会形成知识产权的弱保护，不利于知识产创新，造成原动力不足，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在信息的专有和公有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
就气候技术而言，其本身具有公共利益特性，就是说对其发明创造最终的目的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这里，为了激励人们更多限度的自由创造，以专利制度对其进行私权保护，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味强调对专利权利人的私权保护，势必造成对专利信息的垄断，不利于社会对信息的获取，不利于技术的传播和扩散，发展中国家或支付巨额专利许可费来获取技术，或因无力承受巨大经济代价，陷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极度茫然，这与共同的气候环境利益保护及专利制度“促进公众充分获取专利信息”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以利益平衡为法理依据调适知识产权制度，衡平气候公共利益和私有知识产权，针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涉及公共利益条款稀少、多为原则性规定和难以适用、操作等困境现状进行调适，增加公共利益适用的范围、内容和具体化程度。
（三）基于环境利益的强制许可作为调适路径
基于利益平衡的法理，实施以保护环境利益为目的的强制许可是气候技术转让国际法调适的具体路径，具言之，就是在tRips协议中增加对气候技术转让的强制许可适用条款。专利权是一种独占的垄断权，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实施该专利，但为了平衡专利权人财产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专利制度对利权人的权能进行限制，强制许可是最典型的限制形式之一，也是知识产权制度利益平衡理念的具体表现。
气候技术能否适用强制许可？强制许可的发生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为了公共利益目的强制许可、普通强制许可和交叉强制许可。其中，为了公共利益的许可可以作为气候技术强制许可的原因，因为气候技术转让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公共的气候环境利益，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对气候利益的获得尤为迫切，这直接关乎其生存问题。但目前tRips协议和各国的专利制度并未将环境作为公共利益加以考量适用强制许可。tRips协议第31条虽然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允许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有其他极端紧急情况或有公共的非商业使用情况时，各成员国可以在未经专利人许可而使用其专利，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因为没有对这些情况加以细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对强制许可的适用存在明显分歧。直到2001年多哈wto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多哈健康宣言）第一次列将公共健康危机明确列为上述强制许可事由，《多哈健康宣言》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它确认了公共健康应优先于私人财产权，并且明确wto成员充分利用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的权利，2005年wto理事会通过《修改tRips协定议定书》，以法律形式将基于公共健康作为强制许可事由确定下来并在内容作了适当扩充。
调适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气候技术转让的规定从tRips协议对强制许可的规定条款人手。前述分析可知，知识产权制度终极目标是实现知识信息的社会传播和公共利益，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过度保护知识财产权而轻视公众利益，是工业革命以来崇尚经济利益至上的理念使然，气候变化应对刻不容缓，涉及广泛的环境利益，如上文所述，现代法律制度改革应朝生态化方向发展，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达到平衡状态是其内在要求．只有利益平衡才能维持机制的长久存在。因此，气候技术作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和扩散气候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气候技术转让作为公共利益被明确列入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之中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2013年3月，由厄瓜多尔向tRips理事会提交的一份题为《知识产权、气候变化与发展》议案作为“其他事项”被提上会议议程，并引起会议各方长时间讨论，在今年2月和6月的tRips理事会上更是被作为主要议题讨论。议案认为当前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阻碍了环境友好技术(environmentalSoundtechnology)的使用与发展，必须对tRips协议进行修正，参照2001年《关于tRips与公共健康的多哈部长宣言》，缩短绿色技术的专利保护期限、放款tRips协议的灵活性条款适用及参照特殊药品专利增加对气候技术强制许可适用。厄瓜多尔同时表示将在今年10底召开的tRips理事会上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该议案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家，当然，由于触犯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利益，受到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强烈反对。可以想象，气候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的问题必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wto及tRips理事会内争论的重要议题。强制许可的具体操作包括，首先要对气候技术的概念作清晰界定，将涉及气候变化的技术类型化，将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的气候技术抽离出来，与其他的一般技术或主要是商业用途技术相区别，于那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技术允许在tRips协议下适用灵活性条款强制许可，放宽对最不发达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专利保护条款适用条件制约。其次，在tRips协议有关强制许可的条款中将气候技术及其转让明确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事由，将气候环境与公共健康一起，规定为人类的公共利益，适用强制许可实施。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篇10
关键词：美国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新能源政策
中图分类号：D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6-0072-77
自奥巴马总统2009年宣誓就任以来，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这种调整不但对美国国内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国际政治格局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要完整地分析和理解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必须结合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这也是由气候变化问题的独特性质所决定的。
一、气候变化政策分析框架
气候变化问题最初只是作为环境保护问题在科学家中间讨论和研究，但是现在，它已经跃升为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诸方面的综合性问题。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判断一国的气候变化政策，需要结合决策者、国内和国际三个层次。
首先，从决策者层次来说，决策者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很重要，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决策。这种认知包括是否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上是否坚决，是否将气候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认为气候变化是有利还是有损国家安全等等。
其次，从国内层次来说，要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对产业结构尤其是能源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显然，要创造出能减少气候变化威胁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既有经济的发展。相关的传统能源产业必然会受到影响，而这背后则牵涉到一些巨大的利益集团。此外，现代军队的建设仍然主要依赖传统能源，改变能源结构必然影响军队的建设与发展，进而削弱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从国内层面来看，气候变化政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政治价值认同的重塑，国家安全战略的变革。
第三，从国际层面来看，要在有边界的国家之间对没有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达成共同协定和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之间无疑会存在激烈的博弈。在气候变化上达成的任何国际协议，其实都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需要所有国家的集体行动。但关键问题是：如何促使集体行动得以发生？仅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对气候变化所负的责任不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同，它们之间必然会进行多轮博弈。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内部，要达成共识也很艰难，更不用说那些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的小岛屿国家了。因此，从国际层面来看，气候变化政策其实就是国家之间相互博弈与较量的结果，意味着全球经济秩序进行大范围的重构，国际政治利益进行深层次的重组，国际安全态势发生重大的变革。
二、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美国历届政府之所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政策反复无常，与决策者的认知、国内经济政治发展以及国际力量博弈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奥巴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内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虽然还存在分歧，还有少部分人声称气候变化是“伪问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认为气候变化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以及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观点占主流地位。其中，奥巴马本人的看法极具代表性，他甚至被称为“最绿色总统”和“新能源总统”。
从奥巴马的各种政策演讲和公开谈话来看，他显然是相信气候变化一说的，并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2007年10月，就在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主办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会议之后不久，奥巴马在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发表政策演讲时宣称：“全球变暖不是将在某一天会发生的问题，而是现在就发生了。”[1]奥巴马不但相信和接受气候变化的事实，而且一再强调，美国要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充当领导者角色，这和小布什的退缩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巴马曾经坚定地表示：“当世界来到白宫的阶梯，来聆听美国对气候变化有何看法的时候，我会让他们知道，美国正迎接挑战，美国已准备好再次领先”。[2]
虽然奥巴马内心是否真的相信气候变化一说还值得推敲，但他在接受气候变化一说并强调美国要大有作为，却自有他一套内在逻辑。除了强调气候变化会对环境造成威胁，进而影响下一代美国人的生存环境外，奥巴马一再表示，气候变化会继续削弱美国的经济，威胁美国的安全。为此，美国必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不过，奥巴马并非是要通过牺牲美国利益来和气候变化作斗争。相反，他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举措，认为投资与开发清洁能源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内容，它不但能够创造出数百万个就业机会，而且可以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奥巴马甚至将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提升到战略和安全高度，认为能源和环境问题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解决好能源与环境问题，可以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奥巴马宣称：“将能源安全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让美国军队做好准备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3]
应该说至今为止，奥巴马及其班子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是比较明晰的，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科学事实，美国应当积极应对并领导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因为气候变化会削弱美国经济和威胁美国安全。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来应对气候变化，不但能够振兴美国经济，而且可以加强美国安全。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正是遵循着这样一种认知逻辑的。
（二）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国内行动
气候变化问题实质上主要涉及能源和环境问题。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主要国内政策行动是改革美国的能源结构。奥巴马将发展新能源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内容，希望能够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改善气候，振兴经济，加强安全。
为了有效地推动他的新能源政策，奥巴马首先着手组建了一个新的能源和环保班子。新班子都是支持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紧迫行动目标的人，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但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更具有政治意愿和行动能力，忠实地履行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例如，新任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促进节约能源和同气候变化作斗争。被奥巴马任命为国务卿的希拉里也明确表示，同气候变化作斗争是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她在对参议院的主旨讲话中强调，她将通过外交恢复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希拉里任命了托德•斯特恩（toddStern）作为美国气候变化特使，领导美国谈判小组参加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包括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斯特恩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主持克林顿政府的气候变化工作，还作为白宫高级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在日本京都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谈判。斯特恩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要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必须从以高碳能源为基础向以低碳能源为基础过渡。
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美国历届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确保石油进口和提高国内的供应来满足美国的能源需求上。奥巴马一上台就着手改变布什时期美国的能源政策，把能源改革放在其政策的优先位置上，并把全球变暖当作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能源独立”的口号，开始推行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其能源政策的核心是努力提高来自国内的能源供应，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奥巴马上任第一周，就签署了两项总统行政法令，即《2009年恢复与再投资法》和《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要求美国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并允许州政府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汽车尾气二氧化碳含量标准。奥巴马政府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大力推行新能源计划。这项新能源计划内容广泛，涉及到方方面面。例如在石油方面，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主要是降低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石油的依赖，采取了提高燃油经济标准、鼓励私人购买采用先进的油电混合技术的轿车、大力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等具体措施。在电力方面，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要求到2012年美国电量的10%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核能。目前，核能占美国非碳发电的70%。到2020年，美国能源部计划将电能的需求水平降低15%，到2030年将让消费者节省1300亿美元，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创造就业。在减排方面，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包含一个雄心勃勃的建议：建立一个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奥巴马决定实施“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对所有污染额度进行拍卖，用市场机制激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研发经济有效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显然，奥巴马政府的核心思路是将气候变化和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统筹起来考虑，强调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对美国未来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大影响。不同于其前任，奥巴马政府并非孤立和消极地看待气候变化问题，更没有将应对气候变化当作纯粹的“支出”和经济的负担。相反，奥巴马认为，对气候变化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是美国未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键。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增加“绿色岗位”来缓解就业压力，将新能源产业建设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有评论甚至认为，奥巴马的能源革命将推动一场新的经济革命，为美国再次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建立清洁能源结构，改造美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意义远比信息革命更为重大、更为深远。[4]
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在美国国内有较好的民意和实践基础。现在低碳经济的理念和思想在美国可谓是深入人心。仅从2008年的大选来看，角逐候选人的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都承诺美国将承担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以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即便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退缩和回避的小布什总统，他在任期的最后阶段，为了迎合美国国内民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松动。美国国内各州在气候和能源政策、立法等方面已取得不少进展，为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奠定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但是，美国国内政治中也存在一些对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不利的因素，其中最大的影响是来自院外利益集团。美国国会的院外利益集团对国会立法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主要以军工、能源、钢铁、汽车、石化等高耗能产业为主。由于气候变化政策对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最大，他们也因此构成了最大的反对力量。例如，美国石油巨头向来就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国会拥有庞大的说客军团，如果美国将用于购买石油能源的巨大资金用于国内的新能源产业，势必会引起美国石油巨头的反对。《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就是在利益集团压力下妥协的产物。在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压力之下，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将85%的排放额度免费发给石油企业，将钢铁、水泥等等行业的配额发放的淘汰期从2020年延长到了2026年，并给予15%的免费配额，放松了对中西部和东南部煤炭企业碳排放量总量的限制，并降低了那里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但是，奥巴马政府背后其实也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奥巴马政府大力开发乙醇燃料，而奥巴马的支持者，前参议员主席戴希尔（thomasandrewDaschle）现在是美国3家乙醇燃料制造公司的董事。奥巴马本人曾因领公费，两次免费搭乘亚丹米公司的乙醇燃料专机而引起非议。有评论认为，奥巴马拿政府的钱来补贴乙醇燃料大公司，其实损害了中小农业主的利益。[5]所以，对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而言，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组合，他们之间的博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
（三）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行动
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成为至今唯一没有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但美国仍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国，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居各国首位。任何有效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都离不开美国的参与，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对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同其国内行动相比，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上的气候变化行动显然不太主动。2009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气候变化会议就是对美国的“试金石”。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国际社会普遍要求美国一方面应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另一方面要将自己的减排目标确定为2020年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0%。但实际上，直到2009年11月25日，奥巴马政府才匆忙决定2020年目标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与欧盟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的承诺差距很大。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奥巴马政府虽然做出表态，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同其他发达国家一起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同时强调，这是以各主要经济体采取有意义的减排行动并保证执行透明为前提的。而且，对于美国承担的具体份额以及具体参与方式，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明确说明。显然，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打算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以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如国际社会所期望的成果。相反，奥巴马更热衷于向国际社会“表功”。他亲自给多国领导人打电话游说，试图让他们相信，自从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奥巴马不但拒绝做出新的承诺，而且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进行强制减排，并接受国际监督。而在提供技术和资金方面，奥巴马政府却态度强硬，不肯让步。这同奥巴马政府所宣称的“历史性责任”、“合作”、“领头”等美丽言辞相差甚远。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执政两年多来，虽然提出了一些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措施，如要积极参加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建立新的“全球能源论坛”、建立石油进口国联盟，以及建立全球防止温室气体排放中心等，但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奥巴马政府的国际行动更多的是指向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早在2008年，奥巴马就表现出了对中国和印度的“格外关注”。他强调“会要求采取措施，确保中国的燃煤排放也同样得到控制”，因为“来自中国污染工厂的一些煤炭污染已经开始进入加州”，并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美国建立一个洁净煤厂，中国也能。如果我们找到利用下一代生物燃料的途径，印度也将知道如何做到。”[6]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多次强调，国际减排协议必须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可以提供节能技术帮助中国，尤其在建设施工方面，如果中国不同意的话，美国就需要重新考虑政策的制定。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中国时将气候变化作为重要议题之一。一方面是希望同中国建立起互信，改变以往相互猜疑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也是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承担起强制减排的责任来。就在奥巴马访问中国约一周后，他在同来访的印度总理辛格会晤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同样是要求印度做出强制减排的承诺。在美国这些行动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借助气候变化问题，将气候与能源、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联系起来，以降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我国的启示
奥巴马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契机，并将其提升到战略和安全的高度，不但制定了以新能源为核心的国内气候变化政策，而且在国际上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施压与控制。可以说，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基本成型，其影响也将在未来逐步显现出来。对于我国而言，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清醒认识美国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中美两国都是能源消费大国，面临同样的战略难题，国内供应不足，难以承受任何能源危机或持续高油价的影响。多年来，美国对中国获得稳定的海外能源供应一直施加压力和实施控制，中美两国在油气领域里一直是零和游戏的竞争。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目标是结束美国对海外石油进口的高度依赖，若美国这一目标逐步实现，并不意味着会因此放松对中国的压力和控制。相反，逐步摆脱对进口石油依赖的美国在全球能源力量格局中会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更便于加强对中国的海外能源供应的控制，而中国在未来的能源博弈中会明显受制于美国。对此，我国政府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第二，努力扩大同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同时做好应对美国竞争的准备。美国在高科技尤其是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并且制造成本相对低廉，从这点上讲，中美两国正好形成互补。在未来，中国可利用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带来的技术合作机会，继续加强与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提升整个能源产业的竞争力。但是，中美两国在未来的能源竞争和贸易摩擦可能会更加激烈。例如，《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至2020年，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这将对中国高耗能产品的对美贸易产生巨大的冲击，两国的贸易摩擦也将增多和加剧。对此，我国政府应该做好积极应对同美国竞争和发生贸易摩擦的准备。
第三，吸取和借鉴美国在推行新能源政策方面的实践经验，加快我国国内能源结构的转型。我国需要积极吸取和借鉴美国传统能源产业转型的经验。中国和美国的能源结构类似，都是以煤作为发电的主要能源品种。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张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为主导，提出通过技术创新来平衡环境保护和煤炭产业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进行清洁煤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美国在能源服务方面的金融创新经验也值得我国学习。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于2003年开始二氧化硫交易，如今已经有200多个跨国参与者，这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实现社会目标的全新模式。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排放权交易所，我国应尽快建立“气候交易所”，并加入全球网络。
第四，我国应尽快推动国内气候变化的立法进程。气候变化法律实质上是一国关于能源、环境、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等法律的综合。近些年来，美国逐步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气候变化法律体系，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社会经济切实转型。自2007年以来，美国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国家议案，如《气候责任和创新法案》，《全球变暖污染控制法案》，《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法案》，《低碳经济法案》以及《美国气候安全方案》等。目前，我国已经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气候变化法案，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城乡规划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今后，我国应继续完善节能减排和能源方面的立法，尤其是要健全促进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提供必要的政策基础和法治保障。
第五，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面对的国际压力会日趋增大，我国需要掌握好国际话语权，在外交战略上积极做好应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一直是全球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关注焦点。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大幅度调整了气候变化政策，高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积极倡导要领导国际气候变化行动，获得了不少国际赞誉。国际上开始将关注重心逐渐移向中国，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为此，我国需要主动应对，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方案，团结好发展中国家，努力化解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压力。
注释：
[1][美]巴拉克•奥巴马：“奥巴马对新能源未来的另类憧憬”，载《资源与人居环境》2008年第12期，第36―37页。
[2]同上，第35页。
[3]同上，第38页。
[4]杨元华：“奥巴马新能源政策透析”，载《中国远洋航务》2009年第5期，第19页。
[5]孙永祥：“奥巴马和美国未来能源之路”，载《中国石油石化》2008年第16期，第52页。
[6][美]巴拉克•奥巴马：“奥巴马对新能源未来的另类憧憬”，第38页、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