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建议篇1
1，当你发出任何一条Facebook信息，tweet，帖子，email时，问你自己：
a)这个信息对接受者而言有价值吗，还是会让他们觉得很烦?
b)如果你是顾客，你愿意接受这条信息吗?
2，周末是开展社交媒体营销的最佳时刻。
3，不知道更新什么内容?在本子上写出你的顾客喜欢的东西，不要滔滔不绝的讨论你们公司的产品，服务，而是去发掘客户兴趣所在。换位思考一下，作为顾客，什么内容能让你去点击那个like按钮。写出至少十个能够让顾客like的内容。
4，观察记录你的顾客谈论的话题，包括那些看上去与你公司毫不相关的话题。基于这些记录，在你的社交媒体上展开讨论。
5，你的公司是否有工作可以与顾客协作完成?比如新产品的命名，新logo的设计，最受欢迎产品评选等等。
6，在内容更新到社交媒体上之前，可以发给你的朋友看看，他们觉得这个信息有用吗，还是觉得你又在打广告或者吹嘘自己公司如何如何。
7，欧美客户对优惠码的喜爱程度超乎你的想象。如果你的产品能够提供折扣，不妨试试。
8，分享你的公司的创建历程，甚至可以是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等等，能够提升贵公司在顾客心中的可信度。可信度是中国公司的一个重大问题，想办法让你的顾客/潜在顾客觉得你是可靠的。
9，看看你的公司还有没有其他值得说的地方，比如办公室照片，生产照片，员工故事，度假照片等等，自己斟酌。
10，分享公司新近发生的事，比如新的合作，订单量创历史新高，发货速度加快等等。
11，发掘产品特质，同竞争对手相比，你们的产品有何独特优势，是质量好还是价格低，还是售后好?分享给公众。
12，定位你的死忠客户。只要你的产品不是烂的可怕，总会有人喜欢你的产品，了解他们在哪里活动，然后看可不可以给他们提供额外优惠，鼓励他们向朋友或者在社区分享他的购物经历，如果你的客人里面有意见领袖，千万不要放过他们，可以跟他们商议比较深度的合作。
13，鼓励顾客分享他们的购物经历，提供给他们分享的工具，提供给他们优惠码，等等。
14，给顾客惊喜。可以是他们生日的一句祝福，包裹里面额外的小礼品，一张给老顾客的明信片等等，在社交媒体的王国里，口口相传是最佳的传播渠道，心情愉快，觉得自己被关心重视的顾客更倾向于向朋友推荐你的产品。
15，创建独特且一致的社交语言风格，是风趣幽默还是严谨扎实?取决于你们的产品性质。尽量创建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交语言。
全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当你有太多顾客在你的Facebook上留言的时候，优先回答那些朋友更多，影响力更大的顾客。可见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地方，即便在社交媒体上，人也会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这很残酷但却真实。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根据我的实践经验，优先处理重要顾客并不意味着对其他顾客置之不理，你可以告诉那些不重要的客户，我们正在研究，晚点再回复你。如果完全视而不见，会极大的激怒客户，因为他们能够看到你在回答别人的问题，而把他们当做空气。没有人喜欢被歧视，尽管歧视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不在。
《全球社会化媒体营销行业研究报告》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2
[关键词]欧洲媒体欧洲一体化欧盟
欧洲一体化从最初的“煤钢联营”起步发展到今天的欧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伴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欧洲媒体的出现既是由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交流联系需要的增加，也是由于欧盟政体这一准国家政治主体的出现，因而，可以期待一种欧洲媒体的出现并发挥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
笔者在本文中所说的媒体，指的是结合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洲超国家层面上的媒体（或曰跨国媒体）。我的看法是，，至少是依附于某一欧盟国家但明确具有欧洲影响的媒体。比如，BBC或者依托于欧盟某一机构的媒体。
欧洲媒体的形成和欧洲一体化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盟机构负有这样的责任：一方面，它要制定文化和媒体政策，为各国的交流和争论提供制度保障，开辟交流渠道，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它还要把握欧洲发展的方向，做出坚决明确的政治意志和行动，这要求它要把握欧洲的特质和了解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欧洲认同，并在欧洲层次的大众争论和信息交流中树立一种最终的价值取向；作为互动的另一方面，欧洲媒体将对“欧洲事务”展开争论，对各项欧洲议题发表看法，形成舆论对欧洲建设的激励与监督作用，这有利于形成真正的欧洲公民意识和欧洲层次的公共领域。本文将从单方面角度研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媒体所发挥的作用。
一、欧洲议题的影响
从伯纳德科恩于1963年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议程设置理论作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研究的热点课题一直得到发展和丰富。议程设置理论就是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一般而言，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媒体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议程。舆论导向正确的重要性也可由此证明。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陷入停滞。1965年7月，共同体机构改革谈判破裂，法国宣布召回其驻共同体机构的代表，禁止其官员去布鲁塞尔的共同体各种机构工作，也就是著名的“缺席抵抗”或“空椅子”政策，使共同体陷入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机构危机。1965年底，在卢森堡举行的一个不包括委员会的理事会会议上，常设代表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并达成了对法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某些妥协。作为回应，戴高乐也作了让步并允许共同体重新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卢森堡妥协。
1985年提出的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白皮书》和1986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令》，使欧共体重新有了活力，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政党宣传的影响
20世纪中叶后现代媒体的出现和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党政治的传统运作方式。一方面，政党可以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很快地将自己的政治和政策主张传递给社会公众，过去那种依靠政党媒体、政党组织、政党积极分子来层层传送政治信息的方式过时了；选民也可以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公共媒体来了解一个政党的选举纲领和政策方案，而不必通过自己所属的政党或参加由政党组织的宣传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媒体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开政治或平民政治的色彩。另一方面，政党的政治纲领与政策的宣传和选民的投票选择越来越受到媒体需要、媒体规律、甚至媒体利益的影响。比如，政党制定选举纲领时要更多的考虑媒体传递信息的适宜性和视听效应而不是纲领自身的系统性、严谨性，政党挑选候选人时要在相当程度上考虑甚至投资于他们的传媒形象而不仅是他们是否承诺坚持政党的政治纲领，而选民思考和判断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与辩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媒体偏好的影响。应该承认，媒体在欧洲国家现代政治中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媒操纵政治”的现象。但是，现代媒体毕竟为欧洲政党政治运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先进的物质手段，而且，欧洲选民的相对高素质和媒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是限制媒体过度介入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欧洲民主政治下的媒体基本上是政党民主的一个支持性因素，而不是相反。
三、对欧洲政治空间的影响
谈到欧洲政治空间，就不能不说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和“西方学界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经常以“公共领域”知识分子自居，因为他的一系列研究活动都直接指向德国和欧洲的实际政治社会生活。哈贝马斯是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对于欧洲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其中“政治公共领域”就是其分析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用以分析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核心范畴。它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在公共领域，人们通过有批判精神的意见交流，即“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领域当中，大众传媒的功能居于中心地位，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舆论才得以形成。最初，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这一范畴仅仅用于国家内部状况的分析，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把这一范畴又扩大到了超国家的层次上。
通过媒体，欧洲普通民众也加入到一系列重大的“欧洲议题”的讨论中。这种全欧洲范围的大讨论，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角度来看，对于欧洲大众认同意识的建立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四、对欧洲民主的影响
“民主赤字”问题是一个困扰欧盟多年的老问题。所谓“民主赤字”是指欧盟机构的政治领导人并非成员国民众选举产生，欧洲议会虽自1979年以来实行直选，但其职责与成员国议会不同，尽管权力近年来有所增大，但并不掌握立法权。因此，欧洲民众认为他们缺乏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听不到他们的意见。近年来，民众要求减少“民主赤字”、参与欧盟决策的呼声很高；欧盟也一直试图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在宪法条约中增加了增大欧盟机构决策透明度、扩大欧洲议会权力等内容。但所谓“精英”与“草根”阶层脱节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各国精英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民众所关心的事情有很大的距离。欧洲媒体在弥补“民主赤字”和当前欧洲的民主转型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要列举欧洲国家政治的两个主要特征，那么，第一个应当是议会民主制，第二个则肯定是政党政治，而且从两者的关系上说，政党政治构成了议会民主制正常运作的基础。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政党作为政府与公众间的重要中介，沟通和协调着社会抗议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然而今天它在这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了。相比之下，一些作为挑战者甚或替代者的新中介则一跃而起，其中最抢眼的就是大众传媒。“传媒民主”在西欧民主政治中的作用空前的扩大。实际上，西欧许多党都在以“领袖＋媒体”的新方式，实践着政治社会学家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
随着科技进步，媒体不仅手段日新月异，政治性作用也给出了这样的演绎趋势：从单纯信息传播，到阶级和政党的造势工具，再到政治上相对独立的舆论监督工具，直至实现对政治走向的某种操控。
当政党政治这根西欧民主的历史顶梁柱老朽倾斜时，媒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新型支撑手段作为政党政治的补充物和替代物强力登场了。
在对欧洲媒体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做了总体论述后，笔者想以欧洲新闻频道为例具体谈一下。欧洲新闻频道——eURonewS，是欧洲广播联盟于1992年在法国里昂牵头创建的，并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开播。创建欧洲新闻频道的宗旨是为欧洲观众提供及时、全面的信息服务，并反映其观点和共同的利益。欧洲新闻频道总部设在瑞士，是一家不设主持人和播音员，也没有记者，除了现场直播以外全都是“新闻汇编”的电视新闻频道。就是这么一家以简简单单“拿来主义”为宗旨的电视新闻频道，在欧洲大陆却拥有不平凡的业绩。欧洲新闻频道是欧盟总部所有办公机构和会议场所的锁定频道，可以与美国Cnn并驾齐驱。
我们看一下欧洲新闻频道的运作状况。欧洲新闻频道是第一家泛欧全新闻频道，用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6种语言共享相同画面，进行同步播出。欧洲新闻频道使用的是先进的卫星数字播出系统。欧洲新闻频道目前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43个国家已经拥有9500万个电缆和卫星用户，正因为如此，欧洲卫星频道成为广告商不可或缺的媒体。欧洲新闻频道的新闻来源有美联社、路透社和独立电视新闻社。欧洲新闻频道有17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国家的国家电视台作为股东，并能得到欧广联新闻交换节目。这些都确保了欧洲新闻频道的新闻来源，它的新闻分析对欧洲和欧洲公民产生着直接和巨大的影响，欧洲新闻频道拥有一大批忠实的电视观众。与其他新闻频道不同，欧洲新闻频道考虑到面向整个欧洲和世界，考虑到世界上不同的政党和宗教，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它对政治、宗教和地区纷争持中立态度，不管收视者信仰和文化背景如何不同，都能对欧洲新闻频道感兴趣。
欧洲新闻频道有几个栏目在影响欧洲一体化方面尤其值得一提。（1）欧洲（europa）反映在建设新欧洲、实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演变和思想发展进程。(2)欧洲人（europeans）一个杂志性栏目，涉及任何话题。比如，欧洲无烟问题、消费问题，等等，正是这些小问题组成了一个大的欧洲。(3)国际（international）杂志型报道，既有对欧洲的报道，也有欧洲以外的报道，用欧洲的眼光加以审视并揭示新闻背后的事实。(4)议会（parlamento）链接议会和普通公众，反映议会辩论、议会政治对生活在东西南北欧各个角落普通公民的影响。(5)新闻观察（perspectives）每次一个主题，以欧洲人的角度，反映欧洲的电视传媒如何对本周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各种评论和观点。
欧洲新闻频道体现了欧盟培育欧洲认同感的典型努力。它从欧洲的角度出发播报新闻，试图构建欧洲共同的政治、历史、传播、劳动市场、消费者、艺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现在每天用7种语言24小时播出相同的画面。但是，相对于近30种欧洲地方语种来说，7种语言显然不足于交流。这一局限更多是由于资源有限，而不是蓄意排斥小语种，事实上，欧盟政策支持内部所有国家的语言。
目前，欧洲媒体本身对欧洲一体化的能动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不是决定性的。大多数欧洲媒体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发挥作用的，没有欧洲媒体时，欧洲一体化能够照样前进，但从长远来看，今后欧洲范围内的政治传播值得世人关注。
参考文献
[1]郇庆治.多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50.
[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赵光锐.欧洲大众传媒领域一体化运动评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5，(12):137.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3
【关键词】自组织机制；议程融合；公共领域；民粹化
近年来，中国网络舆论发展非常迅猛，据2011年7月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研究认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89起。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曾在文中言及：“当今中国事实上存在两块舆论场：一块是官方主流媒体舆论场，包括党报、国家电视台受文宣口径节制中规中矩。另一块是民间舆论场，没有网络之前主要是口头舆论，今天主要反映在网络社区，包括BBS、博客、QQ群、微博等。”[1]
长期以来，在传统媒体居于统治地位的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往往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传统媒体议程左右和支配着民间的公众议程，但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博、SnS等社交媒介的应用，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开始下降，那种自上而下单一而普遍的议程正在减少，民间舆论场开始强势崛起，广大民众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互动性和便捷性，使其成为自我发声和思想表达的首要舞台，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事件的报道中独领，引领媒体议程，这在近两年的“邓玉娇事件”、“宜黄拆迁自焚事件”、“郭美美事件”、“动车追尾事故”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可以这样说，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公众借助新媒体有机会得到形式上的言论赋权，并由此介入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民主化进程。但就公众个体而言，由于参与到这个平台和渠道中的网民所属群体不同，地位和经历也不尽相同，他们关注的焦点和议论的角度也必然不同，现实生活中大众一盘散沙、素不相识的状况在网络中也好不到哪里去，因而网络中的众声喧嚣言论的多元化倾向非常明显，如此一群乌合之众来设置和引导组织严密专业队伍强大的传统媒体议程确有令人难以想象之处，是什么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如此精深的作用？本文借助议程融合理论来一窥究竟。
“一个议题在媒介议程上的位置对其在公共议题上的显著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精髓，它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但随着互联网、数字电视、手机等媒体的普及，传统大众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能力已风光不再，影响议程设置过程的中介因素逐渐增多，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广泛运用，也在承担大众传播的效能。1999年，基于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麦库姆斯和肖在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第17年又提出了议程融合理论假说。[3]该理论的出发点源自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它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安全需要”这一层次，个体可以通过加入一定的组织和群体以获取社会归属感。因此议程融合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为了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加入某社会群体的需要，然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媒介寻求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一致的媒体，为了融入自己想要加入的群体，个人必须接触与该群体相关的媒体，使自己的议程与这一群体的议程保持一致。
具体来说可分为六个阶段：①寻求群体归属阶段；②寻求群体议程阶段，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议程，缺乏这些信息将无法被群体其他成员认同；③定向需求阶段，个体所拥有群体信息的多少将决定他们的定向需求行为；④媒体接触阶段，这种需求行为导致个体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去利用大众媒介、人际传播或其他媒介；⑤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⑥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对媒介的使用导致这两个层次发生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影响某些对象的显著性进而来影响人们的关注对象以及对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对对象某些属性的强调，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框架）。
议程融合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议程融合理论研究的角度是社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如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以及如何使用传播媒介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而议程设置理论则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角度出发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公众议程。导致这两者理论角度研究的差异乃是时势使然，由于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在降低，而受众的主动性大为增强，这主要源于新媒体的易得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容易迅速聚集人气，这在近两年兴起的社交平台SnS、微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抗衡并不是由众多单一的个体力量来决定的，而是由被集合在一起的群体力量所决定，议程融合理论为我们理解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在麦库姆斯和肖看来，人类生来就有强烈加入群体的欲望，为了降低认知的不协调性，人总是要从属于一个或多个群体，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知社会，感知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在网络空间中，由于兴趣、共同目标和报偿机制（比如获得社会认同或支持）、意见领袖等因素存在，使得这种自组织群体很容易形成，而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而言，只有加入网络群体，他们才能在网络活动中寻找到归宿，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一旦决定加入某一群体就必须有了解这个群体议程的需求，个人只有通过充分了解和接受群体议程才可能与群体其他成员相联系，于是他就会通过相应的媒介来寻求信息引导。正是这种议程的融合作用，使得素不相识的人经过群体内互动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分工，进而形成一种协同效应，这在一些传播活动如维基百科和人肉搜索中都有鲜明的痕迹，同时在近几年不断涌现的网络公共事件中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我们知道个人议题、群体议题、媒体议题一同构成了公共议题的来源。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议题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议题、群体议题进行选择并加以过滤、加工和放大来设置公共议题，甚至是自行设置公共议题。而新媒体时代，由于以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的介入，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流通不再需要依赖传统大众媒体，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议题很容易与群体议题相融合，同时经过群体间的竞争，一些反映转型期社会公众普遍情绪的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形成与议程设置中传统媒体力量相博弈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媒体议程。有学者把容易上升为公共议题的网络事件分为四大类：①民族主义事件；②权益抗争事件；③道德隐私事件；④公权滥用事件。[4]
近年来，规模较大、舆情争议较激烈、社会影响较深远的“郭美美事件”可谓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的最好脚本，在微博平台上，“郭美美baby”炫富照被某网友曝光，因女博主20岁年纪和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身份，触动了网友的敏感神经，而迅速引发众网友的热议和转发，使该议题迅速成为群体（众粉丝）议题，在众粉丝热议过程中，深化个人议题内涵，提炼出具有核心价值的部分“郭美美是谁，为何暴富，和红十字会是什么关系”。在议程融合的最后两个阶段，传统媒体进入议程，试图主导议题进程，绝大多数传统媒体本能地替红十字会辟谣，批评网络炒作。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的介入，引发更多网友的关注，且网络舆情继续发展，开始进入议题设置的第二层次，郭美美本人渐成为舆情中无关紧要的次要因素，而红十字会的重重黑幕成为众网友关注的目标，正如《新周刊》微博中点明：“人们不是不愿意放过郭美美，而是不愿轻易放过红十字会。”
随着众网友的人肉搜索和曝光，十多个组织和新闻人物陆续浮出水面成为质疑漩涡的焦点，传统媒体此时的立场态度也出现转化和网络议题汇流，形成巨大的舆论浪潮，持续月余的网络事件最终引发红十字会的全面信任危机。在此次“郭美美事件”中，众网友可以说是事件的披露者和推动者，整个事件议程的掌控都由微博主导，包括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由于众网友的通力配合，赋予事件本身及其属性的显著性，从而影响了公共议程的设置。在此后的“动车追尾事故”中，微博的这种自组织效用也得到了充分显现。由于中国庞大的网民基数，往往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在网络中能迅速聚集大批网友围观参与，这种巨大的集聚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议价能力，当公民对网络事件的意见汇成集体的非正式决议时，便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促使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回应，并进而要求有关方面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
公共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公民自由参与，具有平等、开放、自由、理性的交流空间。“它作为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部分，立足于不受公共领域管辖的私人领域，却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5]58公共领域的前提是自由参与、身份平等，同时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17世纪由一些出版物和报刊把市民阶层的私人成员联系起来，“被传媒力量尤其是大众传媒影响和控制的公共领域，既汇聚着无数个体，同时又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5]234媒体在连接私人成员时还逐渐造就了公众这样一个理性的群体，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私利，还本着理性大公无私的立场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但19世纪后，由于市场的垄断和国家职能的扩大，公共领域出现转型和衰弱，也就是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它突出表现为私人的新闻写作被广告宣传所取代，把公众由过去积极的批判者变成被动的文化消费者。
哈贝马斯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情形，他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但他关于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的作用以及自由参与、平等理性的公民是构建公共领域的前提的观点于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
就我国目前的情形来看，传统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的效用并不明显，这主要是源于我国传统媒体的体制性原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从未停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话语权。其次，由于传统媒体的商业化浪潮，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也越来越多地为某些个人和集团利益所控制。最后，传统媒体强大的把关人机制使公众意见必须迎合媒体议程，这样就背离了自由开放的初衷，也就无从谈起公共领域的构建。
就公众而言，他们更多地是被塑造成媒体眼中的受众，只有娱乐和消费的权利，而公民的自发组织和结社往往受到官方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自组织机制基本很难发挥作用。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开始突破这一切束缚。网络平台的匿名性、便捷性、开放性极大降低了参与者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在网络中，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精英还是草民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同时相较于现实的结社集群所需的物理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的易得性也使参与者的交流更为便利，手机功能和网络的融合也使人们不再受地域和场所的限制，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交往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具有强大的自组织机制，伴随着信息的日益公开，公民自身的公共意识也开始觉醒，他们在网上构建了一个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规模庞大的传播群体，并开始超越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过渡，进而与国家政府的意志产生互动，这在一些网络公共事件中已有鲜明的体现。一些争议性的事件由个体上传到网络迅速成为群体议题，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能够聚合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事件进程，伴随群体参与者的增加，其多元化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将会丰富对事件的解析，使得冲突和矛盾焦点由表及里直至触及制度性反思，最终对现实层面的权力行为产生影响，推动体制变局。总之，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平台更容易成为汇聚民意的公共平台，使公共利益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得到保证。
如果从好的方面考察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这种电子乌托邦式前景无疑十分美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警惕网络中弥漫的民粹化倾向，网络中甚嚣尘上的仇富、仇官、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总能获得最大范围的支持。由于网络把关机制的弱化以及网络的匿名性，现实中的一些情绪很容易在网络中放大并极端化，且个体一旦加入群体，易为群体态度和意见所左右，有时会湮没理性的思考。一个帖子只要打着民意的旗号以同情弱者的名义，贴上反抗精英的标签，就能赢得最多的关注和最强势的转发，人们甚至会不辨是非、不问真假，随着这种自以为正义的情绪去讨伐和咒骂，典型的如“炮打茅于轼事件”。2007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先后发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章，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引发网上如潮的批判声讨，一些匿名网民甚至以恶毒的词语咒骂茅于轼，以致评论家笑蜀撰文：“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于轼渐成时尚。”而实际上茅老已声明，他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但网上仍骂声一片，这种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可见一斑。且民粹主义的目标往往是基于破坏而不是建设，尽管破坏有时是建设的前提，但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就不会有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只有当建设性思维开始成为网民价值取向的主流时，才会使网络社会的公众参与对社会发展产生更强大且持续的推动力。因此，网络自组织机制的健康运转需要网民理性精神的培养和社群间的良性互动，当然也需要政府的善意回应，因为只有在决策过程中重视民意并有一套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实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消除民众的戾气，公民社会才能不断成长、发育。
总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网络社群中去，这也将带来更多样化的“自组织”，基于网络“自组织”的社会协作在社会中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郭晶.网络舆情：社会转型期的解压阀[J].网络传播，2011（8）.
[2]迪林・罗杰斯.传播概念[m].agenda-setting，倪建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92.
[3]DonaldLShaw，maxwellmcCombsDavidH.weaverandBradleyJHamm:individualsGroupsandagendameldingatheoryofSocialDissonance[J].JournalofpublicopinionResearch，Volume11，1999.
[4]邱林川，陈韬文.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
[5]于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4
关键词：新闻公评人；新闻自律；社交媒体；转型
在社交媒体时代是否有必要保留新闻公评人岗位是近年国外媒体中备受争议的话题。2017年5月，纽约时报撤销了新闻公评人岗位——公共编辑（publiceditor），决定开放文章的评论功能，借助社交媒体用户的力量进行媒体监察。[1]与此同时，英国卫报等媒体仍然保留了新闻公评人。本文围绕新闻公评人的争议困境、价值以及发展路径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
媒体变革时代新闻公评人的争议与困境
在国外媒体中，新闻公评人负责接收读者关于新闻内容违背伦理标准的投诉，针对投诉展开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告知公众。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些媒体开始取消新闻公评人岗位，这与新闻公评人面临的争议和困境有关。（一）公众质疑：是独立的批评者还是媒体的公关手段媒体设立新闻公评人岗位是为了增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但在运作过程中公众对新闻公评人本身产生了质疑。公众对新闻公评人的质疑之一是他能否独立地批评媒体。一些新闻公评人受雇于媒体，薪酬由媒体发放，还有一些新闻公评人曾在当前的媒体机构工作过，公众因此质疑新闻公评人难以对媒体机构进行彻底的批评。如华盛顿邮报的第一任新闻公评人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Harwood）是该报的国内新闻编辑，之后的两任新闻公评人也是来自报社内部。[2]新闻公评人从媒体机构获取薪酬，即与媒体机构之间形成了经济利益的联系，而新闻公评人曾在供职的媒体从事新闻工作，与其他记者、编辑是“熟人”关系，公众因此质疑新闻公评人难以对媒体机构进行彻底的批评。公众对新闻公评人的质疑之二是新闻公评人的权利受到制约。新闻公评人在媒体机构中的权利有限，虽然他们可以针对读者投诉展开调查，要求相关人员作出回复，并向媒体上层汇报读者投诉的调查结果，但对违背职业伦理、工作出现失误的记者和编辑没有处罚乃至开除的权限，难免令公众质疑公评人是媒体机构的“装饰品”。公众对新闻公评人的质疑之三是新闻公评人回复读者投诉时更多呈现媒体的积极作为，对媒体的批评较少，更像在帮助媒体进行公关。研究发现，新闻公评人很少批评新闻机构，的内容侧重新闻机构已采取的积极措施。[3]一些新闻公评人在网上回复读者投诉时会登载媒体管理层的回应，并以媒体机构的编辑标准作为依据，解释记者的行为没有违背本单位的准则，展现出记者遵循伦理规范的良好形象，这与公关从业者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工作不谋而合。
（二）技术冲击：社交媒体挑战了公评人的设立价值及其信奉的规范
社交媒体对新闻公评人的岗位造成冲击，体现在社交媒体为公众提供了直接监督媒体的途径，无需公评人作为中间人传达公众的投诉。纽约时报取消公共编辑岗位时，出版商阿瑟·苏兹贝格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和网络上的读者可以共同作为现代化的监督者，比一个人更加机警、力量更大。”[4]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基于传统媒体环境的新闻伦理准则有些已经不太适用。但媒体机构多选择具有丰富从业经历的媒体人作为新闻公评人，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公评人会将旧的媒体规范应用到今天的新闻业中。[5]
（三）生存困境：同事关系紧张与媒体机构经费有限
在媒体机构内部，新闻公评人可能遭到同事的不满和孤立。新闻公评人纠正记者、编辑的新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记者、编辑的职业权威和管辖权。被投诉的记者会对公评人产生排斥、怨恨的情绪，甚至“认为他们是告密者”[6]。新闻公评人与记者、编辑的紧张关系，反映出社会责任（公评人制度）与自由主义（编辑独立性）之间的冲突。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新闻公评人容易成为最先被媒体撤销的岗位。赞同撤销公评人的人认为“新闻公评人的成本过于昂贵，紧张的新闻经费花在记者和编辑身上更好”。[7]由于报纸经济状况不佳而取消新闻公评人职位的情况，在美国、荷兰（尤其是地方报纸）均有发生。[8][9]新闻公评人是媒体重塑信任与新闻专业正当性的良器虽然新闻公评人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争议和困境，但不能因此忽视其在提高公众信任、增强从业者伦理意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媒体设立新闻公评人有以下三方面的价值。
（一）缓解新闻媒体机构的信任与生存危机
新闻公评人的工作缓解了媒体的信任危机，首先是因为公评人接收读者投诉，更正事实性、语言等错误，树立起媒体注重新闻品质、传播事实的形象。纽约时报于2003年设置新闻公评人即是为了应对记者布莱尔新闻造假引发的读者信任危机[10]。其次，公评人向公众解释信息的采集过程、媒体的编辑方针，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新闻生产的“黑箱”，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如研究发现设有公评人的报纸处理读者投诉，对公众认知报纸的质量和可信性有积极影响。[11]再者，公评人使公众感受到媒体对自己的重视，提升了媒体在公众中的形象。研究表明，与公评人联系并对回复感到满意的读者，对报纸的认知更加积极。[12]新闻公评人缓解媒体机构的生存危机，既体现在维护媒体形象，进而增加报纸发行量，达到盈利目的[13]，还体现在减少媒体的法律诉讼，避免更大的诉讼开销。公评人向公众提供了申诉渠道，可以“避免读者向报业评议会和法院”，他们“将某些可能导致法律诉讼的严重投诉解决于萌芽之中，节约诉讼成本”[14]，这对媒体经营而言无疑是有益的。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的伦理意识与优化职业分工
新闻公评人依据伦理标准评估新闻报道，体现出媒体机构对这些伦理准则的认可，这反过来强化了从业者的新闻伦理意识。有研究显示，媒体编辑认为新闻公评人在一定程度上使记者和编辑更重视报道的公平和准确。[15]设立新闻公评人还能优化新闻机构内部新闻从业者的分工，将原本需要编辑和记者应对的读者投诉统一由公评人处理，节省了编辑和记者的时间。
（三）向公众提供反馈渠道与增进公众对新闻业的认识
新闻公评人为公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在设立新闻公评人岗位之前，公众通过写读者来信等方式表达对新闻媒体的意见，但不是所有的来信都会收到媒体的回复。当媒体设立了新闻公评人之后，只要读者投诉的内容属于公评人的管辖范围，公评人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复读者。[16]如果读者对处理结果不满，还可以申请审核或上诉。新闻公评人的设立，为公众搭建了一个有效的表达渠道，规范的申诉程序为维护公众自身利益提供了保障。新闻公评人的工作还增加了公众对新闻工作的了解。以往新闻生产过程不向公众公开，是公众无法了解的“后台”，新闻内容乃至新闻机构时常会受到质疑。新闻公评人在答复投诉时，介绍新闻生产过程，解释新闻业的理念和规范，增进了公众对新闻行业的了解。
社交媒体环境下新闻公评人的发展路径与启示
社交媒体对保留新闻公评人岗位的必要性形成威胁，但也要看到社交媒体用户取代新闻公评人从事媒体批评的局限性。一些媒体已经从聘任、薪酬发放等方面采取措施，并借助新媒体技术完善新闻公评人的运作方式，这为新闻公评人的未来发展以及我国的新闻自律提供了启示。（一）多种手段确保新闻公评人的独立性面对独立性缺失的争议，一些媒体采取了改进措施。在聘任对象上，《卫报》曾聘任律师为新闻公评人。在聘任方式上，新闻公评人不由媒体直接任命，而是由媒体、公众代表参与的委员会来聘任。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公评人由有公众参与的遴选委员会选拔。[17]在薪酬发放方面，新闻公评人的薪酬由媒体划拨经费而成立的基金会支付，基金会的管理工作由聘任委员会管理。如瑞典新闻公评人的薪酬由新闻公评人基金会资助。[18]在办公地点方面，荷兰的新闻公评人在新闻编辑室之外的地点办公[19]，与媒体机构保持一定距离。
（二）借助新媒体技术实现新闻公评人工作的数字化转型
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公评人岗位是否应该被取消成为争议，争议点在于新闻公评人的工作能否被社交媒体的用户取代。虽然新媒体技术为公众监督媒体、与媒体直接联系提供了便捷、低成本的渠道，但社交媒体用户要真正起到新闻公评人的作用，还面临着现实的困境。社交媒体用户无法要求记者或管理层必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20]；当社交媒体用户被非理性情绪主导时，其发表的针对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评论不一定都是高质量的[21]；媒体可能删除社交媒体用户的评论，不是所有的批评都会被媒体高层看到。从媒体实践来看，新媒体技术与新闻公评人工作相结合反而促成了新闻公评人的数字化转型。如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公评人通过网站接收读者投诉、回应；英国卫报在twitter上开设新闻公评人的官方账户，公评人在账户上更正说明的专栏内容、转发新闻伦理方面的文章。[22]
（三）新闻公评人对我国媒体自律的启示
我国一些媒体也设立了类似于国外新闻公评人的制度。1999年，新疆经济报系旗下的都市消费晨报建立了新闻督察制度。[23]2004年，新疆日报设立新闻督察员，听取读者的批评建议、开设专线专栏向读者做出答复。[24]如今我国新闻业面临新技术的冲击，国外新闻公评人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媒体完善自律机制带来了启示。国外新闻机构将新闻公评人的工作扩展到网站、博客、社交媒体，启示我们可以借助新媒体实现新闻自律运作的数字化，增强新闻自律工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例如可以在媒体网站、微信公众号上设立更正与说明栏目，及时更正新闻报道中的错误，解释新闻实践的规范，顺应公众数字化阅读的习惯。
结语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5
近年来，每当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北京网络媒体总是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借助网络媒体平台优势，凝聚人心、积蓄力量、传递爱心。2008年6月2日，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新闻信息评议会召开，对会员单位在抗震救灾行动中的突出表现进行了评议；2009年5月12日，即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评议会对会员单位在灾后重建中的表现和作用进行了表扬；2010年5月12日，评议会召开“建立机制、传播创新、用心运作、重在实效”探讨灾难面前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会议；2011年5月12日，评议会向互联网全行业发出倡议，将每年5月12日设立为互联网行业“社会责任日”，以此进一步挖掘网络媒体潜在优势，深化社会责任的内涵，扩展外延。
社会责任日一周年
自2011年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倡议设立“社会责任日”以来，首都互联网界在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的鼓励和指导下，借助网络媒体平台凝聚草根力量，发现身边好人好事，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同时，过去的一年也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史上异乎寻常的一年。面对公众质疑，首都互联网业界同仁毫不气馁，并且紧紧抓住机遇，迎难而上，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宣传报道力度，进而使公众了解公益、关注公益、投身公益。在加强线上传播推广的同时，业界同仁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实践，身体力行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下活动，促进全社会参与爱心公益事业。
2011年10月，搜狐网联合京华时报社共同发起“平凡的良心”大型报道活动，通过网络寻找、挖掘、传播平凡人物的感人故事。短短的66天里，共征集到“平凡的良心”人物作品5.5万余篇，总点击量超过4亿，网民跟帖49万条，成为催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新浪网2012年推出了微博求助施助互动平台——微公益，支持支教助学、儿童成长、医疗救助、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五个重点方向救助内容，让更多网民参与到慈善、公益当中来，真正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截止4月30日，微公益上线3个月时间，募款总额43.33万余元。
凤凰网广泛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发起“i&U美丽童行”主题公益活动，关注中国贫困儿童教育。2011年，凤凰网走进川藏，探访了八所贫困小学，并捐建了第一所“凤凰爱心书屋”。10月的“美丽童行慈善晚宴”募集善款498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中国地区母婴健康保护项目。
2011年10月，优酷网发起了“不做看客做侠客，记录身边好心人”的公益视频征集活动，在网友中倡导拒绝冷漠、选择责任、救人于危难。在网友上传的视频中，涌现出很多弘扬正气、温暖人心的视频，该专题的视频播放量已经突破千万。
2011年5月至今，搜房网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同基层社区服务机构合作，共同为社区居民组织了超过200场跳蚤市场，大力倡导低碳、节约的生活新风尚。活动受到社区居民极大欢迎，共有超过20万人次参与。活动还邀请了同心互惠公益机构收集跳蚤市场中未交易的物品，捐献给希望小学。
2011年12月和2012年4月，开心网分别联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壹基金等慈善机构，发起了“温暖传递、开心同悦”跳蚤市场义卖、关爱自闭症儿童的“蓝色行动”等慈善活动。
爱奇艺发挥网络视频媒体的内容制作与传播互动优势，先后携手吴奇隆、周笔畅等明星开展了“爱奇艺绿色浪漫季——新绿行动”、“爱心包裹项目圆梦2012大型公益行动”等公益活动。通过组织媒体、明星、粉丝群体间的线上互动，搭建了一种全新的网络互动公益模式。
2012年1月，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提议并联合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网、百度、千龙网、第一视频等104家会员单位共同发起组建的互联网公益联盟，成为首个由行业协会发起的互联网行业公益组织。该联盟成立半年来，致力于整合网站会员现有公益频道、论坛、微群等网络资源，加强互联网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强化网络公益信息交流，达到网络传播优势互补，搭建起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公益爱心实践的新平台。2月19日至21日，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组织互联网公益联盟“走转改马山行”活动在广西马山县举行。由千龙网、新浪、搜狐、网易、百度、凤凰网、第一视频、优酷等8家网站高管组成的互联网公益联盟代表团一行13人，与20多家传统媒体负责人共同走进广西贫困山区，实地调研学生营养状况，为改善学生营养计划献计献策。
社会责任成为常态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相继发生的西南五省旱灾、青海玉树地震等每一次灾难面前，广大网络媒体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自觉行动起来投身救灾，并且积极应用社交网站、微博等新的传播手段和形态，充分整合信息资源，使社会援助体系得以更加顺畅、高效地运转。在此过程中，网络媒体自觉将行业的发展创新与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行业不断走向成熟、迈向主流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负责人表示，媒体必须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世界各国对大众传媒的共同要求，也是新闻传播应当遵循的一项工作原则。互联网作为大众媒体的社会属性和其他媒体一样，在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网络媒体的传播力、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重要信息交流平台。北京是中国的“网都”，主要商业网站在北京聚集，总量多、规模大、形态广、受众强。因此，时代赋予了首都互联网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弘扬社会浩然正气的历史使命。业界同仁应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为搭建中国互联网行业公益爱心实践新平台做出贡献！2012c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6
政府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是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社交媒体为例，通过分析我国政府在境外社交媒体中的传播行为，评估其传播效果，在此基础上展望2017年政府对外传播实践的增长点。
一、政府海外社交媒体发展现状
前期研究发现，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虽然传统媒体比新媒体更具影响力，但新媒体使用更有助于增进他国公众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①政府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包括内部体认和外部认知两方面，如果外部世界对政府形象的印象，与政府自身的期待、本国国民的内心感受以及自我认知不一致，就意味着政府形象的对外传播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②
中国政府部门较少独立运营海外社交媒体。近年来，中国政府部门和媒体开始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开设中英文帐号。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中，以机构名命名的社交媒体帐号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家。其他一些部委，包括以外交部、国防部、审计署、公安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命名的twitter帐号有15个、Facebook帐号有两个，但大多仅有账号没有信息更新。除以机构名作为帐号外，还有一些机构以相关名称在社交媒体上信息，比如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注册了@youthchina（中国青年），也在问答网站Quora、在图片分享网站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了一系列信息。
以国新办命名的账号在海外社交媒体中较为活跃。以国新办命名的twitter帐号@ChinaSCio于2015年9月注册，目前有粉丝数1638名。截至2016年12月，共计推文5256l，日均量30条。此外，以国新办@ChinaSCio为名的Facebook和Youtube帐号也较为活跃，了不少文字和视频信息，运营相对成熟。
政府借助媒体、民间机构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开展对外传播。虽然独立运营帐号少，但官方媒体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等帐号在社交平台上了大量政府信息，近年来对十三五规划、十八届五中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等重大会议进行了报道与解读；国内新媒体比如新浪微博在Youtube上的官方主页也参与了中国政府形象的对外传播；还有民间机构比如复兴路上工作室在Youtube上了系列宣传视频，获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
二、主要议题与传播效果
一是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从营销学角度看，政府对外传播中包括“硬销”和“软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传播哲学。③新媒体时代，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介绍更适宜通过软性的社交媒体来传播。国新办@ChinaSCio的Youtube主页转载了中央电视台《如何成为一名党员》《关于外国人是否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视频，详细概括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七个步骤。还有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政党，但这是事实吗》等视频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中国的派等。
二是解读重大国家战略和规划，介绍中国经济发展。以国新办命名的社交媒体在“一带一路”建设、南海仲裁等重大问题上，了一系列信息。复兴路上工作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首推中英双语版《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在国际舆论场中引发关注。2015年有关十三五规划的视频《13what？13五！》，该音乐短片以动感的说唱形式介绍了“十三五”的含义和形成过程。复兴路上工作室还借助中国功夫讲中国经济，视频《功夫和中国经济》在Youtube上被观看15，542次。
三是开通领导人社交媒体，助推大国外交。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秉持君子“敏于行、讷于言”的作风，在多边外交和形象塑造上不管是“硬销”还是“软销”都极为含蓄，社交媒体的兴起为中国领导人的形象“软销”提供了平台。2015年访美前夕，经认证的Facebook专页@Xi’sUSVisit开通，该专页了大量访美信息，10天内粉丝量突破100万。2016年在访问孟加拉、柬埔寨等国时，又开通了新的认证帐号Xi’svisit@xivisit，主页总赞数2，640，604，使用英文，以图片、视频等形式了大量活动信息，成为中国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的一次创新。
四是取得了一定的对外传播效果。从现有的海外社交媒体发展来看，从各部委到地方政府，都很少直接用机构名注册账号，内容包括领导人活动信息、政务信息和时事新闻等，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海外传播的效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议题相对单一、海外受众关注度低、互动少等问题。
三、展望2017年：政府对外传播实践的增长点
一是建议具备条件的政府机构开通海外社交媒体帐号。目前我国较为活跃的政府机构账号仅有国新办，其的大量信息向海外受众介绍中国的方针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历史和文化，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作出了积极探索。未来具备条件的机构比如外交、文化、教育、商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可以借助海外社交媒体表达中国立场、弘扬中国文化、推广中国企业和品牌。不仅是中央国家机关，而且像北京、上海在创建“全球城市”的进程中，新疆、在破解国际社会刻板印象时，都可作些尝试。操作中既可注册官方帐号，也可注册相关领域帐号。像团中央的@youthchina就是以“中国青年”为名注册，以青年人关注的新闻、喜闻乐见的文化等为载体与海外青年互动。未来政府机构还要尽可能地进行认证，提高账号可信度。
政府部门要以“从容、淡定”的心态面对争论。以前有些政府部门在国内开了微博，引发大量负面舆论，这可能会给政府部门带来担忧。实际上，海外社交媒体具有高度离散化、碎片化的趋势，数据显示，海外的年轻网民对华态度相对友好，政府对网上的负面舆论无需过于担忧，现有的政府海外社交媒体上也罕见极端的、具有大量攻击性的负面回应，总体上比传统媒体舆论场态度平和。不可否认，有些争议带有意识形态性，但大部分争议是事件导向的。
二是组建多语种的、专业的、年轻的团队负责运营。在全球社交媒体竞争中，腾讯的“微信”已经跻入第一梯队，拥有近8亿用户，开设了20余种语言，但是中国政府的新媒体战略仍不清晰，目前罕见多语种的政府网站，社交媒体发展更是滞后。在这方面，媒体和高校的官网引风气之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国际在线）是中国语种最多的网站，有48种语言；上海外国语大学官网是语种最多的大学网站，拥有21个语种。中国政府部门在建o社交媒体平台时，既可以借鉴国外政府的经验，也可以借鉴来自民间的国内外经验，组建一支懂专业、懂技术、懂跨文化传播的年轻团队进行运营，以较少的成本，将公共外交“落地”。
三是以多模态话语，在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中引导舆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回避和隐瞒不仅是对公众的不负责，还会使自己处于国际舆论的猜疑和放大中。而在民族、宗教等敏感问题上，@ChinaSCio曾经以“哥们，你来过中国吗”回应海外网民的诋毁，取得了网友的称赞。
政府对外传播中还要善于运用多模态话语。多模态话语不仅指文字，还包括图像、音乐、表情、手势、姿势等各种符号。如果说表达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是“硬话语”、草根话语是“软话语”，那么多模态话语传播的就是软硬结合的“巧话语”，巧话语就是要将传播内容分成不同层次，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将中国价值观、中国政策、中国文化、中国品牌向海外传播。
目前，在世界各国政要中，有77%的领导人使用社交媒体④，而在普通公众中，世界上大多数Facebook和twitter用户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利用海外社交媒体进行政府对外传播，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注释
①韦路、吴飞、丁方舟：《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7期。
②周兆呈：《全媒体时代的媒体融合与政府形象传播》，《对外传播》2015第9期。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7
奥巴马是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政客。
他虽然已经入主白宫两年多，但仍然“不安分守己”，经常做出一些令他的政敌难以理解的事情来。4月4日，奥巴马合弃传统的电视媒体，通过网站及电邮视频的方式，向全国民众宣布他竞选连任的消息。
奥巴马竞选委员会在网站上视频宣布：“我们现在以这种方式宣布竞选连任，因为我们所信赖的政治，不是来自昂贵的电视广告或豪华表演，而来自您们这些一个一个街区的组织，来自与邻居、工人及朋友的交谈。”
于是，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成为了美国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平台。
“奥巴马效应”
显然奥巴马更懂得年轻人的心，也能跟上年轻人的潮流。2008年竞选时，奥巴马就随时拿着他心爱的黑莓智能手机，因为这款手机不仅可通话，还能随时上网并收发电邮。进了白宫，出于安全考虑，对手机有种种限制，为此他深感身为总统，没有平民百姓自由，并抱怨白宫科技落伍，很多新玩意民间有了，白宫出于安全考虑却不给用。对苹果推出的iphone，他也非常心动。
不过，奥巴马毕竟是白宫新主人。在他的推动下，白宫迅速跟上时代新潮流。年轻人风行的社交网站，如Facebook，不仅奥巴马个人有账号，白宫官方也有账号。Facebook在台湾译为“脸书”，中国大陆非官方译为“脸谱”。奥巴马私人的“脸谱”吸引了2000万粉丝，白宫官方网站也有97万多粉丝。白宫的网站还推出手机网站。
4月20日，奥巴马到加州竞选，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参加“脸谱”总部举办的市民会议，再次显示他对社交网站的器重。他先录制30秒的视频预告，放在白宫的官方“脸谱”网站及Youtube网站上。48小时之内，就有近3万人回复。竞选助手又通过twittr发出短讯，同时放在白宫博客上以吸引更多人气。竞选活动通过“脸谱”网站实况转播后，视频放在网站上，方便选民随时上网观看。
奥巴马在市民会议的开场白中声明，他之所以选择在“脸谱”总部通过“脸谱”网站举办市民会议，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现在通过不同的媒体获取信息。很明显，大家所共同构造的，就是要使人们获取信息与处理信息的方式，以及如何互相联系的方式产生革命。
他说，好的政治，是要使民众获得信息并参与其中。而“脸谱”所做的，不是一个单向的谈话，不仅他可以面对民众讲话，民众也可以对他讲话，这就是互相交谈与对话。他认为，“脸谱”为他达成这一目标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所。
正如奥巴马所说，“脸谱”与其他社交网站和传统电视的重要区别，在于电视传播是单向的，只能总统对民众讲话，民众不能与总统对话，而社交网站则可以互动，总统可以立即得到不同的反馈，听到不同的声音。不仅可以在现场互动，还可通过网络，与全美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民众互动。
很显然，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少壮派在利用社交网站等新媒体方面，走在保守的共和党前面。不过，共和党方面也在奋起直追。共和党的新星、阿拉斯加前州长佩林也仿效奥巴马建立“脸谱”和twitter账号，并已经有了290万粉丝。共和党大佬罗姆尼(mittRomney)4月12日宣布竞选总统，也通过Youtube和“脸谱”播放视频，并利用推特吸引人气。他的“脸谱”粉丝，也已经有近85万人。
华裔议员“围脖”角力
美国媒体评论说，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对社交网站的依赖程度将是空前的。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极力争夺网络阵地，因为保守的共和党和茶党以及越来越多的老年选民也开始参与社交网站的活动。
可以说，如今的美国政坛，不会上“脸谱”、不会用手机发送twitter的，已经相当罕见了。美国首位华裔女性联邦国会众议员赵美心(JudyChu)告诉《世界博览》特约记者，她有“脸谱”、twitter及Youtube账号，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定期更新信息，通过这些社交网站，结交更多朋友。她的“脸谱”已经建立一年多，目前已经有数千粉丝。twitter账号建得晚一些，现在正在成长中。
她说，她通过这些社交网站，与不同年龄及背景的选民联络与沟通。社交网站为她提供了与不同选区选民沟通并回答他们问题的直接途径。例如，几个星期前，美国国会两党对预算的分歧，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面临关闭的危险。有一位选民通过“脸谱”问她，如果政府关门，国会议员是否还能照样拿薪水。她说，“脸谱”为她提供了一个立即答复选民的途径。她告诉这位选民，她认为如果政府关门，国会议员应该放弃他们的薪水。她本人向这位选民承诺，如果政府关门，她如拿到薪水，会捐给慈善机构。
赵美心说，这只是社交网站为选民与民选官员所提供的开放、透明及接触途径的一个例子。在国会辩论某个重大问题时，她也会通过“脸谱”和twitter发表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让选民了解她的立场，并希望选民通过twitter和“脸谱”向她提出反馈，表达选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是她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
加州议会众议员伍国庆(mikeeng)告诉《世界博览》记者，他通过“脸谱”新闻稿及照片，与选民沟通，同时通过“脸谱”与社团组织联络。
他说，他有“脸谱”和twitter账号。现在他的脸谱已经有2000多粉丝，而且粉丝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伍国庆说，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定期更新网站内容。现在这两个网站已经成为他向大众及追随者消息、告诉他们州议会内发生什么事情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了解选民对某些重大问题有何看法的重要窗口。
关于社交网站对美国政治及选举会产生何种影响，伍国庆认为，社交网站会吸引年轻人更多参与政治活动与选举，因为年轻人习惯于使用这些新媒体。他说，奥巴马和其他政界人物已经成功地运用社交网站推销自己。社交网站也是政治人物筹款的新途径。
政治人物及候选人利用传统媒体做宣传时，是有针对性的。传统媒体往往根据经验来选择地区或某一性别与年龄层的选民做广告或发消息。南加州大学教授布拉克雷3月在悉尼举办的澳大利亚付费电视与广播协会年会上发言说，社交网站给传统媒体提供一条有关受众喜欢什么新闻的直接途径。她说，随着今后5年社交网站的继续发展，媒体如何针对受众的方式势必发生变化。她认为，社交网站将对传统媒体发生转换性的影响。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8
本文将逐一解开社交媒体的营销谜团。我们已经确认了社交媒体的四大功能，即消费者行为的监测、回应、放大和引导，它们足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掌握社交媒体究竟在何时、何地、如何影响消费者，有助于高管制定的营销战略确实把社交媒体融入消费者以及量化出投入产生的回报。
简而言之，企业领导不能再把社交媒体视为仅由营销或公关部经营的次要活动。社交媒体绝非变相的付费营销，它需要很多支持来经营：一套协助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层主管评估社交媒体投资的清晰框架；一项建设基础设施的支持计划，以及一套绩效管理系统帮助企业灵活管理社交媒体。拥有这三项要素的企业能够创造出新的关键品牌资产（例如来自消费者的内容以及对反馈的洞见），开启新的互动渠道（例如通过微博提供客户服务、Facebook新闻动态等），并且借由员工与顾客或第三方互动的新方式，将品牌崭新定位。
社交媒体消费者的决策历程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9
得益于传播技术的便捷性和移动媒体的伴随性，自媒体时代的网络用户构造了彻底迥然于以往精英时代的舆论格局。在这一格局下，新旧媒体交互联动、官方草根集体进发，信息传播众声喧哗，议程设置多维并举。但是，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和用户创造新闻现象的涌现，是否意味着传统媒体及职业记者的黄昏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新闻实践的最新动向来看，由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引发了不少积极的社会反响，这似乎可以印证传统媒体依然具有很强的议题建构力和话语阐释力，这也同样意味着在崭新的传媒环境下，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应该也能够担当和履行其必然的社会责任。
一、“我是建设者”对新闻主体性的实践
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媒介技术的广泛采用，每个公民个体都成为新闻信息的生产者，通过社交媒体的节点式运作，每个人都能够在网络上建构社会现实。这种拼图式的信息生产成为当下公众认知外部世界图景的重要源泉，与之相随的是社会化媒体中的把关人角色正在缺失，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交叉涌现，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影响力正逐渐地演变为旨在吸引眼球的注意力经济。如果说社交媒体诞生之前的时代，传统媒体是话语权的垄断者和掌控者的话，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成为信息言说和价值阐释的主体。多个主体的共时性存在，颠覆了信息传统的传播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力和价值阐释力。
由此，部分传统媒体主动探索媒介融合的方式，试图通过加强新传播技术的使用来实现自媒体时代的自我救赎。但遗憾的是，在琳琅满目的新闻线索面前，在滚滚而来的公民新闻面前，部分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自信力、独立性、阐释力正一步步面临着极大的考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化媒体裹挟，变成了社会化媒体的扩音器。
传统媒体如何在这一背景下保持其审慎的态度，遵循媒介融合的趋势又不至于演变为网络媒体的传声筒？职业记者又如何在众人皆在贡献信息和意见的背景下，既要充分尊重公众个人化的意见表达，又不至于被极化的网络民意所裹挟？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为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考路径：强调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的主体性，厘清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摆脱旁观者的漠视姿态，远离批判者的对抗姿态，以敢于担当的精神深入新闻采编工作的一线，强调对新闻正能量的贡献力量，强调信息采集中的人文关怀，强调信息传播中的观点阐释，将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信息贡献提升为对社会建设有益的意义贡献和价值贡献。
二、“我是建设者”对新闻开放性的探索
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理想定位应该是以其专业的职业素养、担当精神、使命理念完成对公众的理性启蒙，建构起一个理性讨论、公众参与、形成共识的开放空间。开放空间的特质也在于其参与的理性，它允许公开的辩论，却不能忽视背后的讨论秩序：它允许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但不能将批判转化为非理性的对抗。换言之，社会舆论需要注重参与和批判，但更需要重视理性与建设，尤其通过理性、审慎的辩论建构对社会发展有益的舆论氛围。
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开放空间，但在发挥其作用、彰显其角色的同时，却面临着一种群体极化的现象，而“网络义和团运动”不时涌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为公众关注社会焦点话题提供了一些思考，但在思考之后，却没有相应给出更为理性的分析和对策。对于公民记者而言，信息的采集、，观点的阐释和传播往往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个体的理性，而新闻记者对信息的采集、，观点的阐释和传播往往先是社会性的，进而才是个人性的。大众媒介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其所传播的观点往往以社会上最为普遍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为直接服务对象。
网络语境下百家争鸣的舆论态势，使信息和观点越来越多元化，其结果必然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这种形态利于公众舆论表达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整体观念的分裂和断层。因此，开放的舆论空间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捍卫者、话题的引领者和共识的建构者角色，唯有如此，一切公开的辩论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其对社会发展的建设意义。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闻记者和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新闻媒体能够做到。
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强调对开放空间进行“建设”的主动性和贡献力，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强调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对合法、理性的开放空间的建构――以一种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提出社会议题，再现社会现实，培育公众的理性参与意识，服务于正能量传播的大局。这一实践充分说明：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只有秉持开放性，并且有效地将社会价值放在首要位置，摒弃私人性的观点和见解，才能实现与自媒体和公民记者的差异性，也才能充分体现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
三、“我是建设者”对新闻价值观的重塑
在日渐为消费主义思潮和机械工业渗透的传媒语境下，公众公开表达诉求、多样化的信息使用诉求、多元化的声音表达等都成为舆论的重要组成，信息的高度碎片化、非主流化和娱乐化日益蚕食着权威、主流信息的传播，在这一背景下，重塑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新闻价值观，是对偏离主流方向的新闻导向进行的修正，也是对新闻传播正能量的有效呼吁。
在社会化媒介语境下，比信息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意义的建构和价值的分享，一味追求眼球效应的注意力经济必然导致各种低俗、庸俗、媚俗的消息不断涌现，这虽然有助于将硬性的新闻以“变软”的方式吸引公众的关注度，但久而久之，媒介文化的狂欢色彩必然会带来受众的审美疲劳，不仅挤压了重要新闻信息的传播空间，而且会导致媒介“涵化”作用的负效果积累下去。传统媒体、传统记者在新的传媒语境下，其角色和职责有何不同？通俗地讲，记者的身份是在媒体作为一种稀有资源的背景下，因专业的技能和精良的知识储备被赋予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和闭合性，使公众获得“加冕”，但在人人都是编辑或记者的时代，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新媒体的把关人和传话筒，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以积极的姿态传播信息、建构现实，强调媒体和职业记者的存在感和使命感。
社交媒体的建议篇10
关键词视频会议；特点；标准；H.323
中图分类号：tn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13）22-0016-02
视频会议系统是现代计算机技术与传统的交流方式相融合的产物，近年随着数字信号处理、数字编码压缩技术和ip网络传输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并随着全球互联网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得到广泛的应用。利用一些专业的设备，通过局域网络，互联网，专线网络，无线网甚至卫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地点之间建立通信，能实现数据流、图像和语音的交流，突破了传统交流方式所受的地域限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支持的一种典型的应用系统。视频会议技术可以让相隔千里的两个或多个会场或端点共同参与开会协商，图像声音和数据同时在多个会场和站点时实的展现，支持多用户进行远距离实时信息共享、进行实时语音和图像交流，开展协同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简单的说，视频会议系统是能够提供远程召开双方或多方会议的一种现代高科技技术支撑的通信系统。
1视频会议系统的特点
视频会议系统，使在地域上相隔千里或非常分散的企业人员可以更迅速的“聚在一起”，共同处理问题，不但能节省差旅费用，还能降低人力成本，加快企业决策速度，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机会；特别是高清视频会议系统真实再现面对面交流的感受，能真实、实时的召开会议，更迅速、更准确的把握决策机会。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能够使非常分散的企业部门和人员“聚在一起”，可以提高企业培训的质量和数量，能更快的提高员工的业务技能和专业知识，并且更节省培训经费。视频会议系统还能够帮助企业更迅速应对突发事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领导远在千里之外就能够“亲临现场”，可以迅速的对分散在各地的部门和员工下达指令。视频会议系统的数据传输可以采取加密据通信，以保证商业机密不被泄漏。视频会议系统的应用可降低差旅费用、提升整体办公效率，加速企业迅速反应速度，增强企业竞争力。
2视频会议系统的主要国际标准
2.1国际电讯联盟制定的t系列国际标准
t.120是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系列国际标准，此标准是为多媒体会议系统中传输数据而制定的。t.120也为非视频会议及文件传输和连接白版提供规范。
2.2国际电讯联盟制定的H系列国际标准
H.320、H.323及H.324系列标准是专门针对视频会议而制定的。
1）H.320是应用最早最为成熟的标准协议，支持e1、t1模拟线路和iSDn数字电话网络，带宽从64kb到2m。
2）H.323是描述无QoS保证（用来解决网络延迟和阻塞问题的一种技术）的Lan（局域网）视频会议标准协议。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视频会议协议。
3）H.324是描述采用公用交换电话网GStn的视频会议标准协议。
4）Sip是基于ip协议的类似于http的协议。Sip可以减少高级应用的开发时间。
目前在全球比较有影响的的协议包括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的H.323协议和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提出的Sip协议，本文重点介绍目前应用最广泛H.323协议。
3H.323协议标准介绍
3.1H.323协议栈和拓扑结构
H.323有三个模块：信令控制模块、媒体传输模块和会议数据流模块。信令控制模块由认证/接受/状态信令、呼叫信令与媒体控制信令组成。媒体传输模块由音频和视频两部分组成。会议数据流模块则主要由建立在tCp上的t.120协议族来负责。
3.2H.323组件
3.2.1terminal终端
terminal终端是一个产生和终止数据流端点。功能是：实时控制图像、声音的采集和重现、对图像、声音的压缩，音视频的输入和输出，网络协议接口。产品形态多种多样，可视电话、会议室终端、基于操作系统的软终端，甚至paD，智能手机等。
3.2.2mCU
mCU主要负责终端接入、声音混合、视频交换、编码转换、会议管理等功能。mCU由一个必须的mC多点控制单元和可选的多个mp多点音频处理器组成。mC多点控制单元负责信令控制，mp多点音频处理器负责混音。
3.2.3Gatekeeper交换服务器
Gatekeeper是一种采用软交换方式的交换服务器，主要负责认证、解析地址、信号交换及控制功能。Gatekeeper是一个可选组件。
3.2.4Gateway视频网关
Gateway视频网关也是H.323网络中一个可选组件。主要作用是协议转换，实现不同协议的终端之间的相互通信。通过Gateway视频网关让两个不同协议的网络得以握手通信。当通信要经过不同协议的网络时，Gateway视频网关是必须的。
3.3H.323的信令控制
3.3.1H.225RaS控制信令
H.225主要有两个部分：呼叫信令和RaS（注册、接入允许和状态），作用是设备的注册、允许接入认证、呼叫的建立等方面。
3.3.2H.245媒体控制信令
H.245媒体控制信令在呼叫建立完成后进行，主要负责端到端的信息交换，这些信息包含各个终端的交换能力信息和打开或关闭某逻辑通道，提供音频和视频流传输。
3.3.3H.225呼叫控制信令
H.225呼叫信令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呼叫控制信令Q.931和RaS（注册、接入允许和状态）。H.225呼叫控制信令对控制流进行格式化以便输出到网络接口，同时输入检索出接收到的控制流，还完成纠错与检错功能。
3.4H.323的媒体传输控制协议
为保证音频、视频等信息传输质量，需要在UDp户数据包协议加上检错、纠错机制，所以需要制定另外的协议，例如音频：G.711、G.719、G.722、G.723.1，视频：H.261、H.263及H.264。还有控制实时传输的协议Rtp，保证服务质量的RtCp。
4H.323呼叫建立过程
4.1无GK呼叫建立过程
无GK呼叫建立过程是指两台终端之间不通过GK注册认证而直接发起呼叫的信令结构。呼叫中首先发起的H.225呼叫控制信令，即Q.931信令；然后发起H.245媒体控制信令；最后是Rtp媒体流的建立。
4.2有GK呼叫建立过程
有GK的呼叫建立过程是典型的H.323通信过程。通信过程分为4步：建立RaS信令、建立呼叫信令、建立呼叫控制（即媒体控制）、传输音频或视频等信息。
5结束语
视频会议系统的广泛应用可降低差旅费用、提升整体办公效率，增强企业迅速反应能力，增加企业竞争力。随着现代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随着计算机硬件设备的推陈出新，随着其他新技术如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视频会议系统将会更具人性化，更方便，更让人身临其境，真正成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工具。
参考文献
[1]张飞碧，王珏.数字音视频及其网络传输技术[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