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1
【关键词】气候变化；原因；对策
0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寻求共识和探索对策是人类的自然选择[1-4]。但是，由于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不足、意见不一，导致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立场存在严重的分歧与斗争[5-6]。于是，作者近来研究了各种可能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找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即随着地球质量的增加，地球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来自宇宙空间和人类生产的温室气体，使地球大气层逐渐增厚，被包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难以逃逸，导致温室效应逐渐增强，引起全球变暖[7-8]。这一研究成果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共同对策方面提供了科学基础，为人类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
1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
为了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首先必须弄清楚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然后再找出相应对策。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能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主要有：
1）地球轨道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微小变化就能改变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季节性分布和地理性分布。地球轨道的变化对气候的变化影响较大，而且与冰期和间冰期显著相关。
2）太阳辐射：自1978年以来，人们已用卫星精确地测量了太阳辐射。这些测量表明自1978年以来太阳辐射并未增加，所以在过去30年中，气候变暖不能归因于太阳辐射的增加。
3）火山活动：火山喷发可释放气体和微粒到大气层中，从而能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影响气候的变化。
4）磁场的强度和海洋的变化：一些近来的分析显示全球气候的变化还与磁场的强度和海洋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
5）人类的影响：有人认为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在这些人类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Co2浓度的提高，其次是制造水泥所产生的飘尘的增多，此外还有土地利用、臭氧层破坏、畜牧业和农业活动、森林砍伐等都会对气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成为气候变化的因素。
可见目前有些人偏向于认为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主因，但许多科学家仍然持怀疑态度。ipCC的第4次评估报告aR4也承认全球增温研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许多预测没有给出定量判断的科学依据[5]。2007年成立的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就针对aR4进行了逐条反驳，认为自然驱动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6]。针对当前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各种可能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获得了一个折中的研究结果，即发现随着地球质量的增加，地球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来自宇宙空间和人类生产的温室气体，使地球大气层逐渐增厚，被包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难以逃逸，导致温室效应逐渐增强，全球气候变暖[7-8]。
2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自然对策
既然我们找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应的对策。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既包含自然的因素又包含人为的因素，因此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酌情处理、对症下药。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控制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制定适当的能源发展战略，逐步稳定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温室气体吸收量，并采取必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生产和生活措施。一种简单但不够实用的方法是把废气排放到大气层的平流层之外。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事实上，老天爷早就给我们安排了巧妙的对策。那就是在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过程中，地球朝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大于背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这就会使地球沿螺旋线渐渐地远离太阳，从而使地球变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关于这一点可以证明如下[9]。
在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过程中，地球朝阳面受到来自阳光的照射，使该面的温度高于背面的温度，从而使该面蒸发起更多的水气及其他气体分子，这些气体分子被高速流动且层层叠加的平流层包裹在对流层中，逃不出去，所以两个半球的大气体积相当。由于地球上朝阳和背阳两个半球的大气参数近似地满足理想气态方程，即pV≈nRt，其中p是指气体的压强，V为气体的体积，n表示气体物质的量，t表示气体的热力学温度，而R表示理想气体常数。因此，根据计算可知，朝阳半球的大气压强通常大于背阳半球的大气压强。又因为两个半球的面积相当，所以朝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通常大于背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夏至时北半球地轴北端完全倾向太阳就是两面压力差造成的，如图1所示。另外，由于地球正常运转时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等于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因此当地球朝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大于背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时，就会使地球沿螺旋线渐渐地远离太阳。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一些观星家就曾发现地球正在逐渐远离太阳[10]。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进一步测得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每年都会增加15厘米。但关于地球逐渐远离太阳的原因，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许多解释无法令人满意。于是这里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和令人信服的解释。
3结论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2
有关气候问题的推测总能吸引众多关注，一家俄罗斯媒体日前引用波兰科学家的推测称：2010年，亚欧大陆将会出现“千年极寒”的天气。尽管只是空穴来风，但此消息一出，煤炭、燃气等诸多相关的股票价格在冬天来临之前就已经一路飙升。“千年极寒”真的会出现吗？
两个“圣婴”
南美的一些渔民早在19世纪初就首先觉察到了海水温度每3年～7年便会异常升高，当地渔民用“圣婴”来形容这股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就是人们常说的“厄尔尼诺”现象。
整个太平洋地区都处在它的作用之下，异常的洋流运动使得原本属于冷水域的太平洋东部沿岸变成了暖水域。洋流可以起到调节陆地温度的作用，“厄尔尼诺”现象打破了这种平衡。从理论上来说，这意味着大陆气温将会不可避免地保持增高趋势。
不过，决定气温的因素极其复杂，“厄尔尼诺”作为一种单一的现象，已经被证实不是改变温度的唯一主角。上个世纪，科学家们发现了它的孪生姐妹――“拉尼娜”。
“拉尼娜”在西班牙语中也有“圣婴”之意，但它表现出了恰恰相反的个性。在这种现象的作用下，大陆会出现飓风、暴雨和严寒天气。巧合的是，它通常出现在“厄尔尼诺”现象之后，因此，“拉尼娜”也被称为“反厄尔尼诺”现象。
原本科学家们认为，“拉尼娜”现象正在逐渐消失。因为从1950年以来，“厄尔尼诺”的发生频率要远高于“拉尼娜”。就在人们认为“拉尼娜”即将被“厄尔尼诺”完全取代时，许多反常的气候灾害却又频发起来。正是据此，有了“千年极寒”的说法。
“千年极寒”没有科学依据
尽管包括英国、俄罗斯、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都预测，2010年冬天将会异常寒冷。但“千年极寒”的说法，还是遭到了科学界的一致否认。
在支持“千年极寒”的原始报道中，提出这个推论的主要依据是，在“拉尼娜”的影响下，过去两年里，负责向北大西洋输送热量的墨西哥湾流减弱到了原强度的一半，因此，濒临北大西洋的欧洲大陆获得的热量调节也将急剧减少，从而出现千年难遇的严寒天气。这个消息没有被主流媒体所采用，但还是在公众当中引起了恐慌和猜测。
“千年极寒”观点的影响逐渐扩大，引发了主流科学界的澄清。反对者的最大质疑来自“墨西哥湾流减弱一半”的数据。几十年来观测的数据确实表明墨西哥湾流在减弱，但并没有达到一半的程度，而是以非常微弱的速度缓慢降低，有些观点甚至认为这仅仅是误差导致的数据结果。而即使墨西哥湾流真的影响到了气候，也不是短短几年、几十年就可以体现出来的。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就目前的科学发展水平，还没有“气候预测”的技术能力，最多只能进行中短期的“天气预报”，权威的气象机构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预测。
对于“千年极寒”在时间上的确切程度，也有人质疑，人类记录气候变化的历史仅有150年，“千年极寒”的概念究竟意味着冷到什么程度，在时间上没有可比的参照物，其中明显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除了直接的反对声外，有些机构还给出了与“千年极寒”完全相反的结论。哥伦比亚大学季节气候预报结果显示，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包括欧洲及中国）2010年冬季温度很有可能高于近年来的平均数值。
在历史上，最接近“千年极寒”说法的是发生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小冰期”，这个时期北半球的平均温度大概比20世纪低了1度左右，并持续了300年之久，是一个绝对的气候概念，并不是仅仅针对一个年份，它的成因也并非更多源于洋流的变化。看来，“千年极寒”的推论确实是被人为夸大了。但是，由于“拉尼娜”的活跃以及冷冬频现的事实，即使是反对者，也不敢否认2010年冬天的气温将会比以往更低，只是没有达到“千年”和“极寒”的程度而已。
什么在改变气候
决定天气的因素有很多，且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虽然气候变化的因素也有其复杂性，但它是一个周期较长的指标，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影响气候系统的因素主要包括大气、海洋、冰川和陆地等。同时，太阳辐射、地球轨道的变化、板块运动等都会使气候产生变化。欧洲历史上的“小冰期”便曾经被归因为太阳辐射造成的结果，太阳辐射是地球热量的最终来源，它的变化将会直接导致地球气候的变化。
而随着人类工业的发展，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主的人为因素被越来越多地列入到了影响气候的范畴，这其中还包括了特殊气体排放所造成的“臭氧层空洞”和影响大气吸收与传播太阳辐射的气溶胶。
目前，主流科学家基本上都认为近百年来全球变暖的趋势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虽然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联的推断还没有完全的证据，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这个结论成立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90%以上。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3
今年夏天,中国、美国等北半球多国遭遇历史罕见酷热,一些地区的气温更是打破多年历史纪录。2010年7月上旬,北京遭受39℃~40℃的高温;当地时间6日,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的最高温度也达到39.45℃。极端高温事件正在频频发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今年的特例,于是,各个媒体惊呼:全球真的变暖了!
那份由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于2007年,宣布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的报告里说“过去100年(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0.74℃”,这个0.74℃能有这么大威力以至于引发全球“高烤”吗?
三大因素引发地球“高烧”
全球高温频现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专家们主要有以下观点:
全球变暖是全球高温的大背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董文杰认为,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这种全球性的气候变暖是由自然的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所共同引起的。全球气温上升,而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尤其明显,这是北半球及我国夏季极端高温热浪频繁出现的大背景。
大气环流异常是直接原因。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丁一汇等气象专家撰文称,印度半岛上空持续被东进的伊朗高压所控制,干热的西北气流造成了持续的干燥酷热天气。而在欧洲,一个较强的高压脊稳定在欧洲中南部上空,使该地区热浪不断。同样的,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候专家任福民也表示,大陆暖性气团长时间稳定控制和太阳辐射增温是我国此次高温事件的“幕后真凶”。
城市热岛效应是催化剂。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候专家任福民表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生产、交通集中,在工业生产、家庭炉灶、内燃机燃烧、机动车行驶等方面消耗能源的同时,都有一定的废热排放,使城市区域增加许多额外的热量收入,形成热岛。同时城市规划建设使得土地利用发生变化,植被减少等城市化造成的热岛效应也加剧了极端高温的酷热程度。
全球高温是由全球变暖导致的吗?
而以上这些说法中,最被大家所熟知的便是“全球变暖”了。“人类活动―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全球高温”这似乎是一个完全顺理成章的逻辑。
2010年7月,原中央气象台台长李小泉在谈及中国北方出现高温天气时就说,“虽然极端高温事件,每年都会出现,不过近年来确实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比较高,这个就和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背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里,他用的是“有一定关系”这样的说法,但,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李小泉并没有说明。
2007年5月,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大气物理研究所气候理论实验室主任莫霍夫就表示,俄部分地区近日出现的罕见高温天气可能由全球变暖导致。2006年7月,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首席科学家斯托特说,虽然气温屡创新高不能直接证明全球气候在变暖,但全球变暖无疑增大了出现异常高温天气的可能性。他指出,反常的持续高温天气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反映。
美国的科学家们用的是反证法。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11月美国《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报告说,如果全球变暖现象没有发生,美国每年创纪录的高温天数和低温天数应大致相等。但目前的情况是,从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全美创纪录的高温天数要远远多于创纪录的低温天数。
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候诊断专家翟盘茂则认为,大范围高温天气的出现是否与全球变暖有关,现在还不能贸然下结论。全球变暖主要体现在冬半年(每年10月~次年3月),有两个最明显的证据:霜冻日数的下降和极端冷的天气事件的显著减少。然而,事实上,这两项证据并没有出现。而且,从过去50多年的变化来看,35℃以上的高温日数没有出现明显增多的趋势。因此,这种高温天气很可能只是一种主要受自然原因支配的年际变化的表现。
为何看上去这么顺理成章的事儿,到了科学家那里,却变得复杂了呢?因为我们把还有待验证的假设当成了结论。
全球变暖导致全球高温,这个因果关系里其实包含了多层问题:第一,全球到底是不是在变暖?第二,全球变暖是一个气象学上的概念,还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就是说,全球变暖的程度是否足以如此强烈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更重要的一个隐含问题是:即使全球在变暖,那么,这是人为导致,还是地球的自然规律呢?层层分析下来,你会发现,事情根本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一半是寒冷,一半是火焰
2006年5月24日在美国上映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让全球变暖的话题变得家喻户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2007年2月ipCC的第四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声明:“气候系统正在变暖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个结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像真理一般铁定的事实。
但是,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发生的“气候门”事件,却对这个“事实”产生了巨大冲击:俄罗斯黑客入侵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计算机服务器,并盗载了该中心主任菲尔•琼斯教授等气象学家上千封电子邮件和三千多份有关气候变化的文件,并在一个气象科学家网站上将这些邮件等资料公布了出来。资料显示,一些科学家涉嫌操纵数据,选择科学流程,支持其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结论。
自此,“全球变暖”这四个字后面被打上了问号,关于这个结论的激烈争论浮出水面,并愈演愈烈,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是政客们为了通过限制碳排量而限制某些国家发展的闹剧。
2007年的冬天,本来美国国会计划要在华盛顿召开全球变暖的听证会,结果不但预期的暖冬没有降临,天气反而变得异常寒冷,最后这个全球变暖的会议因为天气太冷而推迟了。2009年底,哥本哈根大会后罕见的严寒席卷了几乎整个北半球。2009年12月中旬,暴风雪横扫欧洲,部分地区积雪深度超过50厘米,交通瘫痪;2009年12月19日至20日,美国东部普降暴雪,华盛顿地区的积雪深度达61厘米,创下1932年12月以来之最;2010年1月6日,北京最低气温达零下16.7℃,突破1971年以来1月上旬最低气温纪录。
这些与全球变暖说截然相反的事实,都让ipCC的报告受到了质疑。
全球变暖证据不足
有科学家指出,2007年ipCC的评估报告是基于公元1400年以来的北半球平均夏季温度序列作为对照的古气候资料。但是15世纪是一个介于“中世纪温暖期”和“小冰期”之间的时期,如果用包括了中世纪暖期的10世纪以来的气候资料作为对照的古气候资料,就会发现现在所谓的全球变暖还根本未达到中世纪暖期的温暖程度。
“气象记录并不能被看作是气候变化的证据。”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约翰•克里斯蒂指出。他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着眼点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数千个气象站。150多年来,它们被用于收集气象数据。但城市化进程、土地使用的改变等因素对它们产生了严重的干扰。气象学家安东尼•瓦特原本是全球变暖的“铁杆”支持者,但在实地调查534个气象站后,他的看法改变了。按照美国官方的标准,他们发现已调查的气象站中有56%是严重不合格的(误差高于5℃);87%的气象站是不合格的(误差高于1℃)。这些为“全球变暖”提供原始数据的气象站,有的位于空调设施附近,有的位于废弃物处理厂边上。在英国,曼彻斯特机场旁边的一个气象站原本被田野包围,而现在,它周围全是散发热量的建筑。
当然,ipCC在报告中所描述的、证明全球变暖的证据,确实有一部分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事实,比如:地球上冰川覆盖的面积正在减小;20世纪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了0.1~0.2m等等。
科学家们在那边口诛笔伐,而我们,面对一半是寒冷,一半是火焰的世界,还是不知道:这个地球是不是在变暖。
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的吗?
其实,大家之所以对全球变暖如此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基于一个定性思维:人类活动引发温室效应,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
那么,如果全球真的在变暖,就一定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吗?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因素是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升高的主要原因”。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的海洋模式模拟结果表明,“全球主要由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比重占所有原因的95%”。
我国气候专家郑国光说:“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仅考虑太阳活动、火山爆发等自然因子,是无法解释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现象的;只有考虑人类活动的作用,特别是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大幅增加,才能再现出近50年来全球气候的变暖趋势……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气候变暖不能排除人类活动的作用。”
但这并不是被所有科学家都承认的一个结论,其主要原因是科学家不可能造出一个没有人为影响的实验地球,以对照确定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于人为因素还是其他因素。气温升高的原因主要是根据数学模型拟合的,即在数学模型中不断加入各种因素,直至达到最佳拟合实际观测的气温。现在的纳维叶―斯托克斯模型(该模型于1800年初,由英国的G.G.Stokes和法国的m.navier推导而来)正是在加入了二氧化碳因素后达到了最佳拟合。因此,科学家们认为,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了近几年的全球高温。
对碳排放影响的多方面质疑
但由纳维叶―斯托克斯模型推导出来的人为活动引发温室效应的结论,正受到越来越多方面的质疑:
比如说,实验并不能严谨地验证各因素的得失。物理学中对于多因素(多变量)的问题,常常采用控制因素(变量)的方法,把多因素的问题变成多个单因素的问题(即每次只改变其中的某一个因素,研究其对事物的影响),分别加以研究,最后再综合解决,这就是控制变量法。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正因为无法造出一个实验地球的原因,专家很难只控制单一变量(即二氧化碳)来得出准确结论。
另外科学观测与研究表明,由于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和气候系统的内部调整过程等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的变化并不是直线式上升或下降,而是存在着多种时间尺度的波动。这一结论表明,高温产生可能其中包含了一些我们尚未确认的由其他活动所带来的间接影响。
还没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随机漫步模型的新观点,即全球气候变暖是自然随机现象。这是由广西科学院研究员严少敏和吴光提出的新解释,他们认为,全球气温变化犹如用随机漫步解释醉汉行走的路线,醉汉向目标行走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会儿向左侧一会儿又向右侧,地球气温变化或许也如此。
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发现,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因而当前的高温,很可能是地球冷热交替中较热的一个时期。
人类碳排放仅是“零头”
并且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已有证据显示人类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威力巨大,甚至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德国马普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克里斯蒂安•比尔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今年7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在全球采集数据和具体测量,首次回答了气候变暖所涉及到的一个全球温室气体平衡问题,即有多少二氧化碳通过人、动物和植物释放到大气中,又有多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这项研究对气候变化后果的预测比迄今的气候变化数学模型要准确和可靠得多。他们的测量数据显示,大气中每年约有1230亿吨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被吸收掉,而在另一方面,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所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每年约有70亿吨。也就是说,人类的“高碳”相比较于光合作用的吸收量,仅仅只是个零头。更进一步说,这个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一些人士所鼓吹的“减排”、“低碳”更像是个骗局。
据2001年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地球气候的变化与太阳活动是有联系的。太阳辐射只要稍微变化,就能引起地球气候的明显变化。另外,印度地球科学家夏尔马认为,全球变暖是太阳磁活动的一个周期变化。他认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太阳活动,而非人类活动。如果我们以100万年历史的气候变化为对照,将会发现现在的气候变暖并不剧烈,它只是1500年气候自然周期中的一部分。
ipCC的评估报告里说,“过去100年(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0.74℃”,然而,即使这个数据是正确的,它横跨的区域是整个地球面积,而纵向囊括的时间是100年,并不意味着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一年比一年高,也不意味着地球所有地区均同步发生同样幅度的变暖现象,所以,全球高温,并且准确地说应该是“北半球高温”,和“全球变暖”之间最多是个远亲关系。
“地球变暖”从何而来
全球变暖的理论于1824年被首次提出,当时法国数学家让•B•J•傅里叶发现,地球的气温正在缓慢上升。19世纪后期,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把傅立叶的理论贴上了“温
室效应”的标签,用以说明二氧化碳是如何在地球大气层圈闭热量的。1976年科学家斯蒂芬•施奈德首次预测全球变暖。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4
可是3000年后的今天，野象们全都不见了踪影，它们就像一群匆匆过客，从成都平原彻底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3000年前的野象乐园
四川盆地位于我国西南部，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沛，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特别是成都平原一带，更是“沃野千里、鸡犬相闻”，自古以来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不过，这个人人向往的“天府”，在3000年前却是野生大象的乐园。
事情还得从2001年2月的一天说起。这天上午，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一处建筑工地上，几台大型挖掘机正不知疲倦地挖掘着泥土。一名眼尖的工人突然发现泥土中有一根根骨头。大家停下来仔细一看，原来这些骨头是象牙。
农田下面竟然埋着象牙！工人们觉得十分好奇。随着挖掘的继续，越来越多的象牙重现天日，举世震惊的金沙遗址就这样被发掘出来。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平原东南，是中国进入21世纪的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它在地下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遗址区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其中包括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1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考古专家从象牙和其他文物存在的时间推测，金沙古蜀王国所在的成都平原在3000年前曾是野象、犀牛等典型热带动物的乐园。那时，成都平原可不像今天这样种满了庄稼，而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茂密繁盛的青草和随处可见的森林为野象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它们在这块乐土上悠哉游哉地生活，幸福地生儿育女。
按理说，无忧无虑生活在“蜜罐”中的野象族群应该越来越大，数量也会越来越多，可事实恰恰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野象非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彻底退出了成都平原。
这些野象去了哪里呢？近年来，随着相关专家的探索和研究，野象失踪之谜慢慢浮出水面。
野象被人类毁灭了？
根据金沙遗址挖掘出的大量象牙，有人推测，因为人类无休止的贪欲，野象们集体“牺牲”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成都平原不但适合野象生存，也是人类生活的“温床”，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于是，人与野象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方面，当时金沙古蜀王国的人们喜欢用洁白的象牙祭祀，这导致人类滥捕滥杀野象，以获得珍贵的象牙;另一方面，大象身材高大，力大无穷，人们骑在大象上作战，往往令敌人闻风丧胆，所以，人们争相驯化捕获的野象，并将其投入到战争中，导致许多野象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在冷兵器时代，即使人类再怎么捕杀，也不可能将野象完全消灭。
瘟疫毁灭野象？
排除了人为的因素，有人提出了瘟疫说。
在人类或动物王国里，瘟疫都是十分可怕的杀手。特别是对喜欢群居的动物来说，当瘟疫袭来时，疾病在群体间传播，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因为野象是群居动物，平时总喜欢三五成群地扎堆生活，瘟疫很容易在它们之间流传开来。于是，有人推测，在大约1000多年前，一场针对野象的瘟疫在象群中流传，无数野象被夺去生命;为了逃避瘟疫，活着的野象不得不逐渐退出成都平原，迁到了其他地方生活。
但瘟疫之说也不能令人信服，因为科学考察发现，一个地方的瘟疫过去后，只要这里的气候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动物们还会回来生活，而且，族群数量也会逐渐恢复。比如，在今天的非洲大草原上，虽然时时有瘟疫发生，野象们仍生活得十分幸福。
洪水和地震造成的恶果？
有人从分析金沙古蜀王国灭亡的原因入手，提出了“洪水灭国”之说。
目前，成都平原的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左右，年降水日数约300天左右，可以说比较“温柔”;但据考证，几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年降水量比现在多得多，而且降水分布很不均匀，盛夏时节经常发生暴雨并造成洪涝灾害，特别是特大暴雨袭来时，成都平原转瞬便洪水滔滔。
专家们在清理金沙遗址的古河道时，发现沙砾层里有一些破碎的陶片和树干――这说明，当时确曾发生过大洪水，并推断古蜀王国是因洪水灭亡的。有人因此认为，由于当时尚未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一旦盛夏暴雨来袭，岷江中的洪水就像野马般奔腾而下，给成都平原带来灭顶之灾;洪水在冲毁金沙古蜀王国的同时，野象也难逃厄运。
除了暴雨之说，还有人提出了地震灾难说。
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山地，自古以来便是地震频发区。2008年，距离成都平原仅100多千米的汶川便发生了举世震惊的里氏8级大地震，导致山河变迁，并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有人推测，数千年前岷江河谷一带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直接导致许多生活在山林中的野象丧生;同时，地震还造成山体滑坡，阻断岷江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并最终导致崩坝，惊天动地的洪水直接冲向下游，在冲毁金沙古蜀王国的同时，也使野象彻底毁灭。
不过，无论是洪水说，还是地震说，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成都平原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面积有10多万平方千米，而洪水和地震只是局部自然灾害，不可能将野象们“一网打尽”。
气候变化迫使野象南迁
在排除了上述种种推测之后，专家们将研究目光转向了当时的气候状况。通过分析金沙遗址土壤里植物留下的孢粉和种子，专家们得出距今3000年前成都平原的古气候状况：那时，成都平原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约3℃左右，最热的时候，月平均气温达到了28.6℃;降水比现在更为频繁，气候更为温暖湿润，而且因为处于四川盆地内，平原上的风力通常较弱――这种高温、高湿、多雨、静风的天气，与现在西双版纳和东南亚的气候十分相似，可以说，这种气候正是亚洲野象最适宜的栖息气候。后来，由于成都平原气候发生变化，不再适宜野象生存，它们不得不举家南迁。
那么，成都平原的气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5
气候变化事实
揭示与观测、研究气候变化是科学领域一项极其平常的事务。科学界早就普遍认识到,气候始终是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无论是地质时期,还是历史时期和现代,从来都没有停息过。冷暖交替、干湿变化,一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特点,它的时间尺度有长达数百万年直到数千万年的地质时期冰期和间冰期的循环,有数千年至数万年的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也有数百年、数十年、甚至几年的近代和现代的气候变化。
对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使用地质沉积物、古土壤和古生物学的方法。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还引用了同位素地质学方法;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使用物候、树木年轮、历史气候记录、史书、方志等;近代气候变化主要依据气象观测记录,也有用物候期或历史记载等。在此基础上应用各种气候模型来模拟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情景。
距今约22亿年到1万年的地质时期,地球气候就不断发生大冰期和间冰期变化。距今1万年以来,地球古气候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冰后期。在这1万年中,地质、冰川、地貌、植被等资料进一步丰富,气候记载的历史文献客观地反映了气候变化,为研究冰后期气候变化提供了依据。挪威的冰川学家曾作出冰后期近1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当时的气候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气候转冷,则雪线下降。根据一万年来的雪线变化,这位挪威冰川学家把这1万年分为四个寒冷期和四个温暖期:
第一次寒冷时期:距今约8000～9000年,是第一次寒冷时期,主要寒期在公元前6300年前。
第二次寒冷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气候温暖时期中,出现了一次气候转寒时期,主要寒期在公元前3400年前后,即冰后期第二次寒冷时期,由于这次寒冷期持续时间不长,降温幅度也不大,所以在气候变化史中,仍然把从公元前5000年起,至公元前1500年止,称为这1万年中的“气候最适宜时期”。
第三次寒冷时期: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持续1100年之久,这是在冰后期内,跨公元前后的寒冷时期,主要寒期在公元前830年前后,有人称这个寒冷期为新冰期。
第四次寒冷时期:公元1550年到1900年,发生了冰后期的第四次寒冷时期,这次寒冷期距今最近,主要寒期在公元1725年前后,其终期发生在距今100多年以前,欧洲称这个寒冷期为现代小冰川。
冰后期共发生四次温暖期,分别是:
第一次温暖时期,发生在冰后期的初期,距今约1万年,这个时期冰川后退,雪线上升,植物带向高纬度带推移,标志着气候变暖,这个温暖时期大约持续了1000年。
第二次温暖期发生于距今7000年左右,这个温暖时期较长,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起,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500年,历时3500年,在这个时期中,气候相当温暖湿润。
第三次温暖时期发生于距今1100～700年之间,被称为第二次气候最适期,其间仍有一系列较小尺度的冷暖起伏。
第四次温暖期,即从20世纪初叶开始,气温波动上升,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应属于冰后期的第四次温暖期。
上述研究成果虽然不是直接观察记录的准确气候变化资料,但仍然可以说是研究1万年来气候变化方面的一项经典性成果,在学术界得到普遍承认和确信。近几百年来,人类有了仪器直接观测记录气候变化。毫无疑问,近代有仪器观测的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以来,唯一用各种现代仪器直接观测大气――海洋――陆地系统得到最准确、最完整的记录,其中包括地面、高空、海洋和由卫星观测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温度、降水、风速、太阳辐射、日照和蒸发等。这些气象要素可用来研究大气――海洋――陆地系统的季节变化、年际和十年际变化及其这些变化成因诊断性的研究。
用各种现代仪器直接观测得到的许多完整的气候记录的确表明,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2001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在20世纪,地球的平均温度上升了大约0.6±0.2℃。其中大部分的温度上升发生在20世纪最后40年。在这40年中,即数据最为可靠的一个阶段,温度大约上升了0.2℃～0.3℃。研究表明,不同区域、不同季节和不同温度类型升温幅度不同,陆地升温比海洋明显,高纬度比低纬度升温明显,冬季比夏季明显,最低温度升温幅度比最高温度升温幅度明显。
中国气候变化具有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一致性,又有它的特殊性。由于中国有着5000年连续的文明史,保存了其他国家无以伦比的丰富史料,是研究气候异常变化的重要证据。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家利用年代学、沉积物的生物化石、考古发现、树木年轮、历史文献,建立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中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中国古代的物候记录、文字记载及一些考古发现,作出冰后期近5000年的温度变化趋势线。提出:近5000年来可以明显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第一个温暖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原始氏族的仰韶文化到奴隶制社会安阳殷墟时代,大部分时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是中国近5000年来最温暖时期。在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中,由发掘出的动物骨骼遗迹表明有獐和竹鼠;在河南安阳殷代遗址中,发现如象、獐、熊、竹鼠、水牛等大量动物残骨,现在西安和安阳这些动物已绝迹,由此可推断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这以后,年平均气温有2℃～3℃的摆动,第一次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左右(殷末～周初)、第二次寒冷期出现在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第三次寒冷期出现在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南宋时期)和第四次寒冷期从公元1400年(明末清初)开始,17世纪是中国近5000年来最冷时期,特别在1650年至1700年为最冷。在这50年中太湖、汉水、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三次,在中国的亚热带地区,冰雪也极为频繁。始建于唐朝,经营近千年的江西的橘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发生的两次强烈寒冬中完全冻死了,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第二个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秦汉时代)。第三个温暖期发生在公元600年到1000年(隋唐时代)。第四个温暖期发生在公元1200年到1300年(元代)。从总体上看,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气候变化中,前2000年气候比较温暖,自公元前1000年周代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冷暖交错的变化。秦汉、隋唐、元初等朝代比较温暖,周初、三国六朝、南宋、明清朝代比较寒冷。
近百年来,我国的气温记录也显示出中国气温在变暖。中国的气温变化与北半球气温变化一致,从1880年～1910年为持续低温期,1920年～1940年为持续高温期,1950年～1970年中期为又一个低温期,而1970年末期到现在为第二个高温期,1990年是最暖的10年。1860年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0.6±0.2℃,近百年来,中国气温增温率为0.58℃/100a,和全球平均接近。过去的100年是过去1000年中气候最暖的,而最近20年又是过去100年中最暖的。最新研究资料表明,近20年年均温增加1摄氏度,每年增加0.05摄氏度。
气候变暖的原因
从万年到千年的长时间尺度来看,气候一段时间处于温暖期,一段时间处于寒冷期,大多数时间处于温暖湿润时期。对于这种正常的气候波动,人类其实没有能力改变,对其原因也并不完全了解。我们告别了1550年到1900年为期350年的最新一个寒冷期后,现在我们处在开始于1900年的一个温暖期。本来,从人类生存角度,人类更担心寒冷期,但或许我们已经经历了百年的温暖期,人们就特别关注和担心气候变暖,并一直在寻找气候变暖的原因。
气象学家首先会想到太阳辐射。太阳辐射是地球――大气系统最重要的能量来源,也是产生大气运动的主要动力,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地球――大气的热状况。根据全球地面太阳辐射站观测表明,近50年来,全球平均每年减少0.05wm-2,每10年平均减少2.7%,对全球各地来说,地表太阳辐射降低的速率则呈现着区域差异:前苏联欧洲部分每10年地面太阳辐射减少6%～7%,其中西伯利亚平原和远东部分每10年减少1%,主要农业区则减少2.4%;在爱尔兰的8个太阳辐射测站中,有7个测站太阳辐射减少,在其南部和中部每10年减少4%,在其北部减少1%。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太阳总辐射的降低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个别地区。据对中国1961～1990年来55个辐射站的日总辐射量研究结果表明,自1976年以来,约大部分台站的辐射日总量距平为负值,在参加统计的55个站中,有50个站为负距平,初步认为,太阳辐射是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大气混浊度和大气中的气溶胶颗粒增加是太阳总辐射下降的原因。这些研究结果说明,气候变暖不是地面太阳辐射增加引起的。
影响气候变化的因子非常复杂,有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原因。自然原因包括地球系统本身的某些因素,如火山爆发、海――陆――气相互作用、地壳运动和地球转动等;有的是地球以外的因素,如太阳辐射、银河系尘埃等。科学家现在主要是把气候变暖的原因聚焦在了温室气体增加。
由于1860年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模式越来越依赖机器,这就需要更多的能源来维持其运作。能源需求的增加,意味着需要燃烧更多化石燃料来满足需求,结果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温室气体主要有6种,即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其中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Co2,它产生增温效应占所有温室气体总增温效应的63%,且在大气中存留期可达200年,并充分混合,因而最受关注。
地球上对于大气中Co2浓度的直接测量是1957年在夏威夷开始的,观测结果清楚表明,Co2浓度从1957年以来是直线上升,大致从315ppmv上升到2000年的368ppmv。大气中的Co2等温室气体可以透过太阳辐射到达地面,同时又吸收地面放射的长波辐射,阻碍地面长波辐射向外空发射,也就是说,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通过它们引起的辐射强迫地球气候变暖。
自1979年召开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损失,同时气候变化问题由于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尽管气候变化研究在不断的深入,但仍存在不少未知问题。鉴于气候变化是世界性的问题,各国政府在作决策时,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较权威的依据,于是在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为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到目前为止,根据ipCC报告,全球大气Co2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v已增加到现在的356ppmv,每年大气Co2浓度增加2ppmv,人类每往大气中排放1Gt碳,大气Co2浓度会增加0.47ppmv;当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达到400ppmv时,温度会增加1.7℃-2.3℃;当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达到500ppmv时,温度会增加1.9℃-4℃;当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达到600ppmv时,温度会增加2.2℃-5℃。总之,根据ipCC的观点,结论十分清楚:(1)气候变暖实实在在地发生着;(2)温室气体排放是可能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ipCC评估报告越来越强调人类活动对气候变暖的作用。但是,必须清楚认识到人类活动对未来气候变化的估计,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其一,计算模式参数不完备性,模式中仅主要考虑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溶胶的影响,未包括自然外强迫因子(如太阳活动)和地球内部的可能变化。其二,也未考虑气候系统内部的反馈作用和过程,而这种过程是极其复杂,人们还不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气候的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ipCC评估报告除了代表科学的最新进展外,同时对气候变化决策和国际谈判具有重要影响,就是协调和敦促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份额和数量。
气候变暖的影响
气候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尺度和多层次的,既包括正面影响,也包括负面效应。但目前它的负面影响更受关注,因为不利影响可能会危及人类社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气候变暖,使温度带北移;(2)冰川、冻土减少;(3)海平面升高影响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4)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加;(5)病虫害增加,有利于病虫害的越冬,使农业生产面临病虫害的危胁,需要更多的农药控制这些农业害虫,农业生产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也造成土地污染和人类疾病增加;(6)气候变暖将导致地表径流、旱涝灾害频率等发生变化,特别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7)人们因气候变化而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也会助长某些疾病的蔓延,使病情加重,甚至导致死亡。据研究,气温变化与死亡率有密切关系,在美国、德国等国的城市,当有热浪袭击时总体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全球变暖后,疟疾和登革热的传播范围将增加,这两种通过昆虫传播的疾病将殃及世界人口的40%～50%。而且,气候变化可使各种流感病毒滋生蔓延,并通过各种渠道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爆发的禽流感不仅使全球的家禽大量死亡,也导致人类的死亡。
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地区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一些气候寒冷的国家甚至倾向于认为,气候变暖会给本国带来正面的作用,比如更适宜于居住,可以种植更大面积的作物等。当然,不管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效应,气候变化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各种经济活动。目前,我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还只限于对现实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各种影响上。
应对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空间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一个长期目标: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应当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稳定要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的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危险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这一目标已具体化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下”。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各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不间断的国际谈判,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至今未能在确定碳排放空间分配的前提下确立减排行动的承诺,因此也不可能使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趋势发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逆转。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中Co2的环境容量成为全人类日益稀缺的宝贵环境资源,Co2排放份额一方面成为各国在国际谈判中需要争夺的重大国家利益,同时也日益演变为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约束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武器。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消耗量也在不断地增长,不可避免会出现碳排放量大幅增加的情况。在国际谈判中争取尽可能对中国有利的Co2排放份额,成为我国越来越重要的涉及发展权的国家利益。
碳排放空间的分配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首先,在现阶段减少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一些碳排放量可观的工业化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使更多的国家拒绝为气候谈判的进展做出贡献;另外,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身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在谈判中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利益集团。随着谈判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公平和效率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迫切期待着一个具有实践性的减排方案,这意味着必须确定一个获得国际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和地区认可的碳排放空间分配方案。随着生产活动的日益繁荣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碳排放空间愈加稀缺,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依据不同的减排方案,中国可获得的碳排放空间相差很大,对区域功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要应对减排压力,并且实现国家全方位的发展,应设法增大可获取的碳排放空间,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的关键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碳排放空间。
碳排放空间的分配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减排责任,中国的历史碳排放量相对较小,并且拥有众多的人口数量,因此基于历史公平和人均原则的分配方案对我国相对有利;在未来要缓解来自国内外的巨大的减排压力,在获取碳排放空间方面,中国就需要在国际谈判中坚持按人均分配以及历史公平原则,同时还需要进行更多而且更深入的科学研究,为提出被世界接受的“中国方案”提供足够的科学依据。
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立场与对策
全球变暖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问题。在碳排放上,中国是人均低碳与历史低碳的,在碳减排问题上,为全球近1/4的人口争取公平发展的权利是中国政府与科学家的共同责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及世界不断增长的生态环境压力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对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负有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源泉在于化石能源燃烧。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燃烧对人为二氧化碳排放负有96%左右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随着能源消费的增长将长期居高不下。
全球变暖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问题,低碳经济成为缓解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风险的长期战略抉择。关于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1992年签署的《气候公约》和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促进低碳经济从萌芽到行动。2007年底,为了配合巴厘岛峰会,英国将减排二氧化碳和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口号,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纷纷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加以宣扬。就连拒不签署二氧化碳减排的美国政府,也表示要发展生物燃料、风电等低碳技术。巴厘岛会议形成的新气候变化协议号召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来减轻气候变化。这样的条款暗示出像中国这样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的发展中国家将因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协议而面临更多的减排责任和压力。现在,中国已成为减排责任与压力的“目标”。对此,我国应当弄清楚应当承担多少碳减排的责任,这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发展态度并不矛盾,也不至将中国推向发展的环境陷阱之中。
首先,要明确发展的公平性,即人与人之间,无论贫富,均享有平等的发展权。中国不否认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现实,但是中国人口的生活方式是低碳的。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将较长期维持。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使其人口增长率在近几十年里整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为世界低碳作出了重要贡献。单纯强调碳排放总量来定位减排责任,显然是忽视甚至剥夺了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居民的公平发展权,也遗忘了中国为降低自身及世界的人口压力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其次,要明确发展的历史责任。造成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历史排放造成的。它们的排放已经使中国这样的发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应对已形成现实的环境约束。现代的发达国家普遍以广纳全球资源、广用全球环境容量的先发优势,实现了经济、技术、基础设施等的实力积累,也提出了更高质量的环境诉求。无疑,它们应该是全球碳排放的最先责任者。从发展的过程看,中国累积碳排放在全球的份额仅为7%,是非常低碳的。
但是,基于对未来人口负责和能源安全角度考虑,中国应当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然而,推行低碳经济与承诺碳排放,无论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与国家立场,不应将它们等同、混淆。在碳减排的国际谈判中,中国政府与科学家的共同责任是必须客观地为占全球近1/4的人口争取公平发展的权利。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行低碳经济,可采取的节能减排对策有:
(1)捍卫自己的碳排放空间:对于现阶段和未来几十年的中国来说,争取碳排放空间就是争取发展的空间。着眼大局,考虑自身,提出中国的全球减排方案,为进行实质性减排谈判做好科学研究上的充分准备,是我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当前国际热点事务时争取主动的必然选择。进出口贸易指标对我国有利,并且这一指标同时体现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各国之间通过国际贸易形成的联系纽带,但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全球减排方案的指标。因此,可将进出口贸易指标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制定对我国有利、体现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平等人权的“中国方案”。具体来讲,我国“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方案是为我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不得已的选择。面对愈来愈大的国际压力、愈来愈突出的资源环境矛盾,中国已不能在全球减排中作为搭车者了,而且也无车可搭。我国只能加强碳排放相关研究,积极主动参与新的国际规则制定,为国家拓展发展空间,也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良好契机。
(2)改善能源结构:煤炭和石油两类化石能源是人为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我国化石能源结构中,煤炭和石油的比重超过90%,尤其以煤炭为主。要改善我国能源结构,面对的选择有三:一是增加石油开采和进口量;二是增加天然气开采和进口量;三是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但不管哪个选择,都有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我国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才有望实现。
(3)产业结构升级:2006年我国每千美元GDp能耗为1.21吨标准煤,是美国的3.8倍。我国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造成的。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0.347吨标准煤/万元,第二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单位)2.53吨标准煤/万元,第三产业0.414吨标准煤/万元。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改变。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将会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3)转移国内产能: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外贸易拉动的。在进出口产品结构中,高资源、高能源含量的低端产品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依然是资源净流出国,工业制成品净出口总额与“三废”排放量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在招商引资中,污染密集型企业仍占引进外资项目投资总额的36.8%。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还比较低,这是现阶段我国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等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众多产品虽然在我国生产,却是出口到别国后被消费,从而有大量为他国排放的温室气体被转嫁到我国自身的“账户”。在这种计算方法下,转移国内部分产能,可以减少我国的排放量。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以优势产业为重点,引导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促进产品原产地多元化。扩大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投资领域,推动过剩产能适度境外转移。
(4)增大陆地碳汇:森林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相当于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2005年,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增加到2005年的18.2%。我国人工造林的固碳率为1.4吨碳/(公顷・年),因此增加林地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结语:在气候变暖背景下保持冷静
气候变化本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活跃领域,这里有4个基本问题需要解答:全球气候是否变暖?气候变暖是否是碳排放造成的?碳排放量与大气Co2的浓度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气Co2浓度与地球温度到底是什么关系?以ipCC报告为代表的目前主流的看法是:近20年年均温度增加1℃,每年增加0.05℃;工业革命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280ppmv,2009年达到380ppmv,现在每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5-2ppmv,碳排放每年增加3.2Gt碳,往大气中每排放1Gt碳就增加大气二氧化碳浓度0.47ppmv,主要结论就是:气候变暖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温室气体排放是主要的原因。这看似明确的结论,实际上忽略了地球――大气系统的复杂性。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研究领域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简单而确定的科学规律都几乎已经被发现和揭示,留下像气候变化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科学家的任何一个发现都可能只代表一个局部现象而非基本规律,这样,上述结果就难免要受到质疑。正因为基于不同区域研究结果的ipCC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些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所提出的新主张和国内政策也依赖于ipCC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围绕ipCC评估报告的争论也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些学者和专家公开质疑ipCC评估报告夸大了气候变暖的速度和人为影响的程度。事实上,目前的气候变暖到底是一种自然现象呢还是仅仅因为人类碳排放导致的?即使目前的气候暖化是正在发生的过程,那么靠减排Co2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目前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已经政治化了。欧美发达国家实际上就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毫无限制和毫无节制地使用了大气碳排放空间。这次《哥本哈根协议》中,确定了2℃增温的共识,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下”,这意味着大气Co2浓度控制在450ppmv以内,全球总共有约8千亿吨Co2排放空间。我们清楚地知道,现有经济运转体系是建立在消耗能源基础上的,能源消耗又是建立在排放Co2基础上的。Co2排放空间意味着发展的空间,意味着消耗能源的权利。毫无疑问,Co2排放空间是越来越宝贵的稀缺战略资源,国际间争夺会异常激烈。国际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旗帜下各国碳排放权的争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就认为,当前国际主要减排方案和发达国家的主张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多是“陷阱”,一定要严肃对待。就按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2020年前无减排指标来计算,这意味着为10亿发达国家人口率先获得44%碳排放权,而留给55亿发展中国家人口56%碳排放权。现在国际上提出的G8减排方案、UnDp减排方案和oeCD减排方案如果被接受的话,发达国家在2006~2050年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6
选择希拉里的原因不言自明：眼下，特朗普的性格会危及整个地球。
就环境问题而言，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既有恐惧又有希望。如果延续目前的政策，气候变化的前景将极为堪忧，但同时，远离这条毁灭之路的前景也充满希望。这一切都取决于未来几年是谁最终入主白宫。
在气候问题上，还记得否认存在气候问题的人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暂停，气温自1998年至今并没有上升吗？这一直是一种垃圾观点，而且，现在一系列新的气温纪录，以及预示着可怕的潜在灾难的其他指标更广泛地为人所知，这些都打破了这种观点。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领域快速的技术进步，让另一个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的糟糕论点变成了无稽之谈，该论点声称，我们无法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解决温室气体的排放。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一年比一年便宜，并且发展迅猛，甚至不需要采取什么激励措施就能让大家从使用化石燃料中转变过来。如果有这些激励措施的话，能源革命指日可待。
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可怕的事情近在眼前，但是可以通过相对温和的、政治上可行的措施来避免。你或许希望有一场革命，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用革命来拯救地球。现在需要做的是，在美国实施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及其他行动，从而让美国继续扮演去年《巴黎协定》中所规定的角色，为带领全球朝排放量大幅减少而努力，这些甚至无需新的立法，只要最高法院不强加障碍就好。
但如果下任总统不相信气候科学，或者说不相信任何麻烦的事实，那又会怎样呢？
人们通常认为，意识形态和特别利益的驱动导致了共和党对气候科学和气候行动的敌视，这两点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更倾向于拒绝科学，而不愿承认，过往有的时候，政府的监管是必要的。同时，收买政客对于科赫兄弟那样的化石燃料巨头来说，也是一笔相当不错的商业投资。
不过我总是觉得还有第三个因素，基本上是心理因素：一些人（几乎总是男性）一想到为了公共利益必须牺牲自己的要求，就会感到无比愤怒。通常，这种愤怒与他们的牺牲不成比例：比如，一些知名的保守人士建议以暴力手段来反对政府官员，因为他们不喜欢无磷洗涤剂的功效。而这些污染者的愤怒并非出于理性的思考。
我们再来说说共和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现代保守派的本性在他的身上以最的形式展现，剥去了政客用以掩饰自己的偏见、让自己看上去十分高尚的各种伪装。
毫无疑问，特朗普痛恨环境保护部分是出于通常的理由。但是他亲污染的立场当中还有另外一层恶意，这种恶意是纯属个人的，并且令人难以置信的小气。例如，他曾多次谴责旨在保护臭氧层的各种限制，这些限制其实是全球环境政策的巨大成就之一，而他谴责的原因是，这些限制让他的发胶效果不如从前。这可不是我编的。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7
关键词：电力变压器；故障监测；电容器保护；
中图分类号：tm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变压器故障和电容器保护
1.1变压器故障
变压器上面的技术经济指标都是由变压力的绝缘系统决定的。绝缘系统直接决定着变压器运行的可靠性和经济性。通常，电力变压器主要分为干式树脂和油浸两类变压器。各类绝缘材料组成的绝缘系统直接支撑着变压器的正常与基本运行，而且绝缘材料的寿命直接关系到变压器的使用寿命。经验表明，相当大部分变压器故障和损坏都是绝缘系统出现损坏造成的。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通常绝缘材料具有很长使用寿命。通常，小型油浸配电变压器的温度在95摄氏度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使用寿命可以达到400多年。根据实际的线程运行和设计条件，如果能够很好的对变压器进行保养，其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70年；厂商的技术指标和设计要求变压器的预期寿命为20-40年。因此，如果能够很好的保养变压器的绝缘系统，这将可以很好的提升变压器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能够更好的保障供电安全。
1.2电容器保护
通常，配电网通过在低压侧串联或者并联电容器对电网进行无功补偿，电容器可分散使用，分组投切。这种方式具有投资小、操作维护方便和灵活性好的优点。电力电容器组通常配有保护配置，这样给电力电容器的运行提供了有效的保障。电容器按照不同的运行方式有过电压保护、不平衡电压保护、三段式电流保护、不平衡电流保护。
2电力变压器的故障诊断
2.1变压器运行中常见故障及分类
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常见的故障可以按照变压器结构、回路和故障发生的部位来分类。根据变压器结构可以把运行变压器故障分为绕组故障、铁心故障和油质故障以及附件故障。按回路有磁路故障、电路故障、油路故障；根据故障发生部位可以分为绕组故障、绝缘故障等。
其中绕组故障主要是指变压器中绝缘物和绕组出现故障。这可能是由于绝缘材料老化，或者绕组受潮，绕组相间、匝间、层间和高低压绕组间出现击穿、短路、断路、接地和烧毁故障；冲击电流和系统短路造成的绕组故障等。绕组故障根据具体故障位置可以分为：匝间短路故障、相间短路故障、股间短路故障等。
铁心故障的原因主要有铁心组件中夹件损伤和松动而碰触到铁心，夹件烧坏和铁心接地不良，铁心安装出现问题，铁心叠装不齐能够和铁心绝缘老化等。通常可以分为铁心多点接地故障、铁心过热故障等。
分接开关故障有无载分接开关故障和有载开关故障。其中无载分接开关故障是由于：某些原因导致电阻增大，使得绝缘材相间距离不足，在过电压的时候发生相间短路故障；紧固金属栓或者触头等原因造成悬浮放电等故障。有载开关故障是密封问题造成绝缘材料的绝缘性能下降；电阻被击穿或者烧坏；滚轮卡死造成短路等原因造成的。
油流带静电故障。一些大型变压器是通过油循环冷切，这样会使得油在冷却循环的时候与固体绝缘界面产生静电电荷，这种电荷容易产生电场，从而出现静电放电等现象给绝缘材料带来故障。
2.2变压器故障诊断方法
通常，诊断变压器故障的方法有电气检测法和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法。这里主要分析如何应用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法进行检测。
2.2.1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的来源
烃类作为一种良好的介质是变压器油中的主要物质，其主要是起散热和绝缘的作用。通常，变压器出现故障的时候这些烃类物质的性质会发生改变，比如发热、放电等出现的时候会导致烃类物质的C-H或C-C键断裂，从而产生一些不稳定的碳氢自由基，这些自由基经过一些化学反应产生如乙烯、乙炔等气体。
即使变压器中固体绝缘材料也会由于变压器故障等问题产生烃类气体，通常这些固体绝缘材料有大量的绝缘纸板，这些纸板在高温下碳化和裂解产生许多烃类气体。并不是任何气体的产生都是由于变压器故障造成的，也可能是变压器绝缘材料和制造工艺、或者绝缘材料的老化等原因，造成烃类气体的产生。
2.2.2成分超标分析法
实践过程中，可以对于某项气体含量的检测来判断变压器的具体故障：（1）当只有H2超标，另外一些气体成分正常，这主要是因为油纸绝缘受潮；（2）当只有C2H2超标，并且呈很快的速度增长，这可能是因为电弧、悬浮放电或者多点接地短路造成的。（3）当Co和Co2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应该要根据其他烃类气体的含量来判断，不能单纯认为油老化故障。另外，由于绝缘材料本身的老化也会产生这些气体。因此，这样不能单纯的判定变压器出现故障。
2.2.3根据特征气体分析判断
通过特征气体分析判断变压器故障的原理是分析变压器油和绝缘纸其热分解的性质。由于变压器产生故障的时候，每一种故障产生气体的成分和含量都不一样。通常，绝缘纸老化会产生少量低分子烃类气体。而绝缘油分解，主要产生CH4和C2H4，并且这两者的总含量高达占整个烃类气体含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且随着温度的变化，C2H4的含量会不断增长。通常，当变压器中主要气体在含量为H2的时候，主要是油中有气泡。当为C0和Co2的时候是由于变压器油老化。为CH4的时候，并且含有C2H4，这故障是由于变压器油过热。当变压器内部主要气体的含量是CH4、C2H4、Co、Co2、CH4、C2H4，并且次要气体为H2、C2H6的时候，这种故障是因为绝缘纸和绝缘油温度过高。主要气体是H2、CH4，次要气体是C2H2、Co、C2H6，这是由于缘油纸局部放电造成变压器故障。
3电容器保护监测
通常，为了维护整个电网的运行，需要对电网进行保护，这必须要使得整个供电电压和频率稳定在安全的范围内。主要是通过无功补偿的方式来对配电网进行保护，无功补偿的措施是在低压侧串联和并联电容器。因此，电容器组的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到电网的正常运行，下面主要介绍电容器故障和电容器保护有哪些方式。
电容器主要有两类故障。第一类是内部故障，第二类是端部故障。其中内部故障是由于电容器组间中某个电容器出现故障。由于电容器组是通过串并联多个电容器来组成，当其中某个电容器出现故障的时候，另外的电容器之间的电压会发生变化，从而陆续的引起其他电容器出现故障。当时，故障产生后随着故障电流的持续存在，导致绝缘油产生大量易爆炸气体。端部故障是由于断路器和电容器组之间的绝缘子、套管间和引线出现短路引起的。
另外，当整个电容器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时候也会出现低电压和产生过电压的现象。其中过电压分为合闸过电压和分闸过电压。其中合闸过电压油分为合闸时触头弹跳电压和非同期合闸过电压。合闸时触头弹跳过电压是由于真空开关的触头在接通的时候发生瞬间弹跳，但是这时候电容已经充满电荷，这时候载合闸就会产生过电压。非同期合闸过电压是指当一相先合闸的时候使得电容充电，而其他两相接通时可能遇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工况。分闸过电压是由于电容器组开关已经切除后又出现开关重燃的现象，这时候电流熄灭时会在电容器中残留电荷，从而产生直流电压，使得电容易被击穿。电容器低电压是由于在电容器组放电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合闸，造成瞬间过电压和冲击电流；停电后，变电站恢复送电的时候，由于电容器和变压器同时使用，造成过电压和过电流。
电容器根据器工作原理不同有三段式电流保护、低电压或过电压保护、不平衡电流或不平衡电压保护。
参考文献
[1]苏鹏声，王欢，电力系统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的分析[J]，电力系统自动化，2003，27(1)：59-62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8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国农业气象灾害；病虫害；影响
中图分类号：S1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4-0366-01
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气象灾害以及病虫害都产生明显的影响，不但使气象灾害情况复杂化，致使在天气预测方面的难度加大，而且气候的变化也加剧了气象灾害的生成，使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增加，加上恶劣的天气变化激化了病虫害的爆发，这些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将带来严重的灾难。
一、农业气象灾害与气候变化
1、气候变化对干旱的影响
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对我国的干旱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气温的升高，加剧了水分的挥发和气化效益，致使地表水分流失速度加剧，土壤、河流、湖泊等所含的水分也在不断的减少，比如鄱阳湖在近几年来的水量急剧下降，湖面不断萎缩。在我国干旱地区比较严重的是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平原，气候的变化造成年降水量较少，区域内得不到充足的降水作为补充，加上气温的升高，华北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干旱威胁。从近几十年的状况来看，我国整体干旱形势严峻，干旱发生的次数和频率都在不断地增加，从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内10%的干旱发生率，到近几年40%的干旱发生率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干旱局势在不断严重化。
2、气候变化对洪涝的影响
由于我国地域面积广，国土面积内所包含的气候种类较多，所以洪涝灾害的发生可能在一年内的任何时间段，而由于我国受东南季风和西北季风的影响，洪涝灾害发生最为严重的时间段无疑是夏季，最严重的区域基本有两个，一个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梅雨”的影响，降水量在短时间内暴涨，致使城市以及农业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降水压力，导致洪涝灾害发生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则是东南沿海地区，这片区域在夏秋季节深受“台风”灾害的影响，虽然缓解了夏天的酷暑，但是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大量的降水，导致洪灾频发，从近几十年的状况来看，这些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发生的次数都在不断的增加，我国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洪涝灾害的威胁。
3、气候变化对大风冰雹的影响
除干旱、涝渍灾害以外农业风雹灾害是中国农业自然灾害中处于第三位的农业气象灾害且在全国均有分布、相对比较分散，中国每年平均发生风雹灾害近1000次，最少为400余次（1977年），最多达2150余次（1987年）。由于这种灾害发生范围广、频次高，局部灾情重，所以累积灾害造成的损失比较重，约占中国自然灾害年总损失的10%左右，其中冰雹发生最多的地区是青藏高原，除此之外，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多数省份都可能受到冰雹灾害的影响，大风冰雹灾害的发生极大地破坏我国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冰雹灾害的发生，甚至可以造成局面农作物的绝收。
4、气候变化对热害与冷害的影响
热害和冷害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同样不容小觑。热害和冷害主要发生在夏天，热害是指在夏伏天气，由于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出现高温酷暑的状况，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国干旱灾情，夏季的高温抑制了农作物的良好生长，导致农作物在一些方面营养不良，出现减产等现象，在气候变化的条件下，长江流域的最高气温以及最低气温都在不断地上升，这对农业产量的提高无疑增加了较大的难度。而冷害主要发生在东北地区，夏季东北地区的气温过低，导致夏季作物生长缓慢甚至无法生长，出现农业灾害。但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在上个世纪严重影响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冷害在新世纪出现的次数逐渐较少，甚至很少出现，但我们不能降低对于冷害的警惕，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引起了升温，也加剧了极端恶劣天气爆发的可能性，这对于农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二、病虫害与气候变化
1、暖冬的危害
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我国冬天严寒的低温在一定程度上，对病害虫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消灭的作用，为来年的农作物生长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气候变暖，使我国冬天气温升高，虽然有利于冬季农作物的生长，但是也增加了病虫害顺利过冬的可能性，导致了大量的越冬病虫卵蛹死亡率降低，病害虫数量上升、出现范围扩大、农业害虫的年发生世代增加等。另外，气候变化还可能使新的病虫害类型出现，农业因病虫害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同时，大量病虫害的存在，可能对我国来年整体的农业生产产生深刻的影响，导致病虫害的大规模爆发，造成农作物大面积的减产绝收。
2、气候变暖对病虫害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使气温提前达到病虫害生长繁殖的需要，一方面让虫害在冬眠期大大缩短，繁衍生殖的时间增长，这不但增加了虫害生长繁衍的代数，而且繁衍代数的增加将导致虫害的数量上几倍增长，提高了虫害防治的难度，增加了虫害危害农作物的时间。另一方面受持续变暖的影响，主要农作物病虫害范围明显扩大，造成其发生界限、越冬北界北移。水稻纹枯病和小麦赤霉病属高温、高湿型病害，当气温为23～25℃并伴有降雨或高湿度的情况下，病情加重，特别是水稻和小麦生长的中后期，气候条件对这两种病害的影响最大。中国长江流域及东北东部春麦区为主要小麦赤霉病害区。随气候的变化，小麦赤霉病已向淮河和黄淮流域蔓延扩展，在江苏省淮南、淮北地区近年也发生较重。
3、气候变暖对迁飞性害虫的影响
温度的变化是迁飞性害虫决定迁飞的最主要原因，气候变暖，将缩短迁飞性害虫迁飞外出的时间，将提前进入我国地区，导致其首次出现期、迁飞期及种群高峰期提前，加剧病虫害的严峻形势，另外，气温的增加将导致东南季风在风力上有所加强，导致大气环流出现异常情况，这也导致大量的病虫害随着季风提前进入我国，另外，大气环流的原因也导致在一些害虫的迁徙路线发生变化，有可能会集中出现某一地区，这些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
三、结语
气候变化对于我国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以及病虫害的生长爆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整体来讲，气候的变化，在短期内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这不仅需要我们加强气象方面的监测，提高监测的效率和准确性，而且也需要针对不同区域可能多发的灾害，进行有针对的防灾治灾的工作，尽可能减少农业的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王颖，王晓云，江志红，曾宪宁.中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危险性评估与区划[J].气象，2013（05）
[2]邱海军，曹明明，郝俊卿.1950～2010年中国干旱灾情频率-规模关系分析[J].地理科学.2013（05）
[3]王向辉，雷玲.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适应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9
1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1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不断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近60a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严峻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产生了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现已导致了约2600万气候移民，在未来40a，将有约2亿的气候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8］。全球气候在持续暖化恶化的同时也导致冰川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面积融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称，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70m［8］。而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区（如纽约、伦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势必将导致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此外，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还表现在臭氧层破坏（ozoneDepletion）、酸雨（acidDeposition）危害加剧等方面。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突变性气候风险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出现飓风、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气候灾害的可能性加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极端突变性气候变化使得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如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岛屿。
1．2气候变化与历史、现实中的人口迁移关系探讨根据陈绍军等［9］对气候移民的定义，气候移民是指由于气候的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在相关气候政策或气候工程的影响下，而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离开其家园进行迁移的人或人群，他们既可以是国内迁移，也可以是国际迁移。气候移民既指由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如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资源性枯竭（不可逆荒漠化石漠化、土壤侵蚀、长期性干旱）等造成的永久性人口迁移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又涵盖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飓风、风暴潮、高温热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沙尘暴等气候灾害导致的人口迁移；也涉及为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生活造成的胁迫性、破坏性等不利影响而实施的气候工程（如干旱地区的引水灌溉工程、沿海低洼地区的围堤造坝工程等）造成的非自愿性气候工程移民；以及由于气候变化原因直接、间接导致的其他风险（泥石流、滑坡等）造成的人口迁移行为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且从迁移意愿及是否具有自主迁移决策的权利将气候移民划分为自愿性气候移民和非自愿性气候移民；从迁移时限的长短上将气候移民分为永久性气候移民和暂时性气候移民；按照气候移民迁移的空间区域和距离远近将气候移民分为国际性气候移民和国家内部性气候移民；根据气候变化导致气候移民的不同致因将气候移民分为直接性气候移民和间接性气候移民等。
气候移民虽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但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从浩繁的史料记载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历史时期上因气候变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气候变化致因下人口迁移路径图大致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灾害环境变迁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总体轮廓。中国的气候类型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其特征是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由于最近几千年来，中国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气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因为年平均温度降低1～2℃，等温线即要向南推移200～300km，气温变化直接影响着农牧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10］。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以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为主，其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明显。纵览中国历史上的4个寒冷期，其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第一次寒冷期的到来，西部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西周的东迁；第二次寒冷期的到来，爆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三国鼎立以及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第三次寒冷期的到来，唐朝爆发黄巢起义，导致五代十国割据并且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南侵，使得南北宋一直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辽、金、元的威胁；第四期寒冷期的到来，明末爆发农民起义，满族入主中原。这些历史事实恰与气候变冷相吻合，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11］。根据竺可祯［12］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寒偏干，旱灾、沙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的时期，同时也是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强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了畜牧业的严重减产，使其产量已不能维持秦汉、隋唐湿润时期已增长起来的人口需求而发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动，并多次导致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迁移［13］。在13世纪40年代蒙古地区由于连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纪》）；加之冬季暴风雪的侵袭，气候风险导致北方地区环境严重恶化，引起元代内、外蒙地区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迁，因灾害而“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14］。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不仅诱发了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南迁，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并导致了社会加速变迁。一方面是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直接迫使受灾地区的人口进行迁移；另一方面气候灾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促进了历史朝代的更迭。一般是在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11］，间接地导致人口迁移和广大民众的逃亡，从而引起了中国历史上南北、东西人口分布比重的变化。类似的现象也见诸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历史时期玻利尼西亚群岛人口的迁移；干冷时期气候干旱迫使中亚地区的人口向欧洲迁移，中亚游牧民族大规模的向西、向欧洲迁移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5］。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条件的加速持续恶化导致了环境的变迁，进一步催生了气候移民。目前，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已呈现出“气候变化局部地域生态失衡环境变迁气候政策出台气候工程实施气候移民局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趋势。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不断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近60a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称现在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和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风暴”，曾使北美数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城镇被一度弃为空城。在亚洲，据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2010年亚太灾害报告》称：气候变化已使南亚地区的台风、洪涝发生频数增强及海平面持续上升，加之这一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灾害适应和救助能力仍较薄弱，南亚地区已成为气候风险最高、最脆弱的地方。这一区域将产生数以千万计需要永久安置的气候移民，这些气候移民或被迫搬迁到邻近村庄谋生，或成为南亚城市贫民窟的新居民，或越过边境成为偷渡者。气候变化、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过去20a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已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全球气候变化继续演变的整体背景下，地球上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域越发集中凸显，作为一种生存因应策略，气候移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异域他乡寻求生存、生活的机会，藉此引发了与气候移民相关的种种迫切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如何规避各种气候风险导致的显在或潜在的气候灾难，以解决人类遭遇的逐渐恶化的环境问题和发展难题，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显化并浮现在了世人面前。
2气候移民问题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频发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愈发突出，使得“气候移民”成为了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气候移民及与之相关联的问题，逐渐进入了国际相关组织、政府部门与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
2．1气候移民的数量规模不断攀升受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直接导致了气候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数激增，气候变化成为了21世纪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8］。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的报告称，仅2010～2011年，亚太地区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已达4200万以上。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了一些地区气候条件持续加速恶化，使得世居一隅的广大居民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进而催生了世界各地“气候移民”大军的大量涌现，且有愈演愈烈之态势。
2．2气候移民波及的区域持续扩大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改变，地球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临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没入水底）遭遇异地动迁的风险。气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压的气候风险之下奔波在不同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现阶段气候移民波及区域明显呈持续扩大的态势。未来20～50a全球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将主要集中于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区的沿海低洼地带、河口三角洲、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区域，这些地域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气候移民的重灾区［16］。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常住人口不超过40万的亚洲岛国———马尔代夫，正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无独有偶，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已经与新西兰签订协议，全国国民将陆续“搬迁”到新西兰，现在已有5000多名图瓦卢人在新西兰安了家［9］。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及肯尼亚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气候移民。一些学者预计，国际性气候移民将会越来越多，涉及地区将进一步扩大［17］。极端突发性和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的叠加交织，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多发，使得中国许多靠天吃饭地区的人民群众的生计难以为继，广大西部地区，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已经或正在成为气候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以中国陕西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应对辖域内南部山区频繁多发的多种自然、地质灾害，不得不从2011年年末开始计划并着手实施一项为期10a、投资约1280亿元人民币、搬迁约279．2万人的宏大移民规划。这其中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避让49．16万人，洪涝灾害避险搬迁32万人。如何将深受极端气候风险影响和难以快速有效脱贫的居住生活在陕南地区的民众向陕西其他地区进行迁移安置成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气候变化及由其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压力，将导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2．3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气候移民正在或将要经历短暂临时性迁移向永久移民的艰难过渡。气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缺乏迁移的资源，在遭遇台风、暴雨、洪涝、干旱、泥石流或突发疫病侵袭时，人们一般是暂时性的避难迁移。不过随着气候风险在某一区域的持续化常态化，临时迁移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永久性的迁移成为无奈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西海固地区，以前普遍存在着人口的季节周期性流动。但由于这一地区“十年九旱”的趋势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养活不了一方人”，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干旱的气候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得不将中部干旱地区、南部山区约76万人进行永久异地转移安置，安置到扬黄灌区或水源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为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干旱带的发展问题，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于2007年组织编制了《宁夏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规划提要（2007～2011年）》。规划将中部干旱带缺乏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地区的35万人再度进行外迁，实施移民异地永久性安置。与此同时，在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亦导致一些低洼地区被淹没，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进行永久性气候移民。如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移民；随着巴布新几内亚卡特利特群岛的淹没，卡特利特群岛上的居民也必须永久地迁移到新的居住地；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中亚半干旱或不太湿润地区，由于干旱及其导致的土地生产力退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维持生计的资源基础，使得这些地区约10％～30％的人，将成为潜在的永久性气候移民［5］。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永久性改变和生产居住环境条件的恶化，已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永久性气候移民成为了现实气候移民的典型类型。
2．4多种因素叠加交织致使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间，气候风险引发的“气候移民”将持续增加，气候移民问题将更趋复杂化。首先，气候移民将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局势。气候风险引发的自然灾害会迫使一些受灾民众暂时涌进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陡然加大，有可能恶化现有局势、加剧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因素，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次，气候移民除了会造成国内的社会矛盾外，更为严重的是，气候移民问题将威胁到脆弱的、濒临冲突边缘的国家与地区间的沉重关系，威胁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在气候移民集中地区及其边界区域，出现气候变化环境衰败气候移民社会冲突恶性循环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由此将导致一些局势脆弱国家加速崩溃、种族问题与宗教冲突激化、政治激进主义抬头，致使世界部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之，由全球变暖因果关系造成的不公正感，叠加于气候移民问题之上，将激发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的国家与遭受最严重气候变化灾害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仇恨，促使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和人口问题激化、南北冲突加剧、政治关系紧张。致力于解决冲突的国际警报组织（internationala－lert）于2010年4月列举了44个极有可能因为气候变化而爆发武装冲突的国家；德国波恩的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学院院长加诺斯•博加迪博士也把气候移民问题视为“一个刚刚崭露头角、无比棘手的重大全球性问题”［18］。第三，气候移民的贫困问题与环境恶化交织叠加，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气候移民肇始区域一般是贫困与自然资源条件严重恶化的区域，气候移民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区域分布格局高度耦合，极易引发“气候贫困”产生的次生灾害风险。此外，气候移民所面临的既有需要迫切解决的食物和栖居地等生存性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模式、实现文化及身份认同、逐渐融入迁入地的社会融合问题，以及某些低洼岛国完全消失后引起的气候移民无国籍等棘手问题。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影响，使得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
3应对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对策思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极端气候风险事件将更加频繁，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将成为民众迁移的又一个推动力，气候风险将是21世纪造成世界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眼下各国主要将精力放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关涉气候移民的议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还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及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风险，将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对气候移民问题的关照与因应，易受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实施更广泛的应对气候移民的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应对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3．1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地区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力促进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气候移民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领域都可能给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它事关各方利益、地区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应对，加强应对能力建设，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首先，要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人口迁移纳入到各国政府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计划之中，使其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建立各相关成员国官员、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对话机制，推动在气候移民方面的国际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偿接纳气候移民（虽然新西兰接纳了一部分气候移民，但它也仅仅局限于适合本国移民法的前提下且大多为技术移民）的伦理道德责任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将现阶段国际社会仅局限于对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气候移民实施的救助，逐步扩大到对缓发渐变性气候风险引起的自愿性气候移民也给予适量考虑和关注，并倡导国际社会直接为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导致的移民进行捐赠、救助和投资。第三，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发生的潜在压力［5］。世界各国在气候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展合作，各国政策制定者立即行动，在全球建立一个应对气候风险引发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
3．2在国际社会建立灵活应对气候移民迁移的政策、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从目前气候移民遭遇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而言，气候移民还未完全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尽管世界上已有约3个国家将气候移民纳入了其国民政策之中），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从速召集国际社会移民研究的权威机构和组织，尽快形成世界公认的气候移民定义的权威性论述，明确国际移民组织（imo）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的权责内容，使气候移民摆脱游离的中间人角色，制定相应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机构、组织制度与治理机制，已是当务之急。首先，可在国际社会构建起一套灵活应对气候移民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包括在认识和分析气候移民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基础之上，探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以使气候移民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建立气候移民预测预警系统，完善预防和减少与气候移民相关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有效降低与规避气候移民给社会良性运行带来的原生冲突和次生风险。其次，要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预报预警机制建设，建立地区主要气候灾害的历史信息库和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气候移民救助体系建设，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体系，在法律、政策、组织、制度等层面强化救助体系制度能力建设；同时，加强移民管理及国际经验交流和高效的气候移民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应对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适应机制建设［19］。第三，基于预防胜于治理的认识，加强对气候移民的监测和评估。建立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对气候移民的规模、分布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摸索；在监测和评估体系基础上出台更切合气候移民的政策与管理制度，设法处理气候移民被迫迁移和冲突的根本原因，以预防气候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发生矛盾、冲突抑或战争。
3．3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降低气候移民被迫迁移的社会风险全球气候变暖几成定势不可避免，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在气候移民问题上减缓和主动适应成为主要的应对措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不同，应对气候移民问题在减缓和主动适应过程中可考虑以下3个层面。首先是进行事先预防。在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未雨绸缪着手建立防洪堤、建筑大型水库等工程，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后果引发的大量气候移民。其次，展开知识普及教育。普及应对气候风险的相关知识，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现象的认知了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灾害的措施等；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融入气候变化视角的适应性项目，采取适应措施如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相关技术、开拓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选择，出资协助贫困人群改变生计、耕作或使用能源的模式，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减少迁移的必要性和非自愿气候移民的数量。第三，进行人口迁移。迁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应对策略，不只是在气候过程和气候风险事件发生之前组织进行的人口迁移，也包括气候灾害发生后的非自愿气候移民。目前，对气候变化引致非自愿气候移民有所准备的国家较少，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提到把迁移或人口重新安排作为一种可能的政策回应方式［20］。在此情形下，考虑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减少人口盲目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将气候移民问题的减缓、适应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与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础设施建设协同考虑，有助于气候移民减少脆弱性增加适应性。
3．4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提升气候移民适应能力建设弱化气候风险影响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家庭的社会脆弱性差异很大。弱势或边缘群体更容易从灾难中流离失所，如果受气候风险影响地区有更多的弱势群体，更大的建筑环境密度，则飓风过后这部分人外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气候风险降低了潜在气候移民家庭的社会承受力，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从而导致移民［21］。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人类不能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脚步，那么面对各种可能引发移民的因素，人们至少可以想办法增强社会的承受力，降低社会脆弱性，而不总是选择移民。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因为气候风险而移民总是痛苦的经历，而对全世界来讲，气候移民问题又是一个无比棘手的会引发地区政治冲突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一方面，这就要求人们在选择气候移民迁移安置区时，需要借鉴社会脆弱性理论，尽量迁往就近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提高移民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为搬迁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为后续发展留下隐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资金适应机制，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努力突破贫困地区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瓶颈，有助于降低高风险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欠下的气候债务，气候移民也应该在发达国家主力下解决，发达国家有责任施以援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和免费的技术转让，增强其抵御气候风险、实施移民规划和管理的能力。此外，在气候风险形式严峻区域，进行项目扶持和产业规划设计以降低区域社会脆弱性时，要综合考虑地区的气象、地质、水文等条件，需要立足前期调研进行多方论证，以提升风险管理优化水平对症施策物尽其用，避免对有限紧缺资源的浪费，防止出现尽力不尽事的现象。
4结论与讨论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篇10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大范围地区遭遇洪水袭击。往年，我国主要的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是南方；而今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洪水的肆虐似乎无处不在。如此大范围的洪水袭击造成惨重的损失。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7月21日消息，我国洪水造成的遇难人数已超过700人，目前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而且失踪人数并没有计算在内。
气象灾害的受害者不止我国。7月下旬以来，全球多个国家遭受了气象灾害。在巴基斯坦，这个曾倾举国之力支援四川灾区的国度，一场罕见的全国范围的洪灾造成至少1600人遇难(联合国数据)，失踪人数至今没有明确统计，超过1400万人口受到影响。巴全国多个地区变成“泽国”――而这一地区往年一向受干旱缺水之苦。
在俄罗斯，一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大范围火灾造成至少53人遇难，超过4000人流离失所，全国20％的农田将绝收，由此也造成本已居高不下的国际粮食价格暴涨――这场火灾很有可能与俄罗斯今夏的异常高温相关。
在秘鲁，一场多年来罕见的寒潮侵袭全国，直接造成至少数百人死亡，其中仅在一个省份就有超过200个5岁以下的孩子死于严寒或由严寒引发的疾病。
更大范围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也许正在西非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或称萨赫勒地区)酝酿。由于从去年以来天气异常干旱少雨，萨赫勒地区有超过11300万人饱受粮食危机之苦，其中在乍得一国就有超过200万人面临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
巨大的灾难，使得人们在悲痛之余应该反思：人类为什么在不断改变世界的同时，却对那么多同胞的逝去束手无策?
有专家认为，上述极端气象灾害，也许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气候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副主席范・伊佩尔塞勒(VanYperse-le)上周接受采访时认为，今年以来的所有极端气象灾害都与气候变化有关，而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英国气象局气候监测中心主任彼得・斯托特(peterStott)上周发文表示，已有“确凿证据”显示，极端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的确与气候变化有关。他说，暴发极端气象灾害的周期已大大缩短，到本世纪中叶极端气象灾害甚至有可能会常态化。
斯托特认为，上述极端天气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大气活动异常。通常，印度洋西南季风可以越过青藏高原直达内陆，而今年西南季风却与来自亚洲内陆的气流在巴基斯坦相遇。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洪水、俄罗斯的火灾都是这种大气异常的后果。
当然，不能将每一场气象灾害都与全球气候变化相连；断言今夏全球气象灾害多发就是气候变化的后果，也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过。这已经足够警醒世人，要加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与应对行动，其别要通过国际气候谈判来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权益。
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其中的重要一项是加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这包括加强海堤(以对抗海平面上升)、加强防洪设施(以应对洪水)、合理利用水资源(以应对干旱)、防沙治沙(以应对荒漠化)、改善农业(以应对粮食危机)等措施。
退一步讲，即使将来的科学研究证明，气候变化不存在，或与气象灾害无关，上述这些措施也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灾害的水平。
令人遗憾的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长效合作机制特设工作组的最新案文中，“加强适应行动”的章节并未取得明显进展，主要症结是发达国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移技术方面扭扭捏捏，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显然，要想更好地防止气象灾害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气候谈判代表们需要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