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1
关键词：精准营销；社交媒体；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2-0065-02
近几年，社交媒体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交媒体除了其简单的交流、沟通功能之外，越来越多的商家、企业已经将社交媒体视为企业在营销中的重要工具和平台。企业、品牌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在传播上的优势并通过社交媒体来收集不同受众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更好地确立自己的目标受众，进而确立自身品牌的精准营销目标和策略。本文立足于社交媒体发展的大背景，对商家、品牌如何进行精准营销进行简要剖析，同时学习与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经验，展开分析研究。
一、精准营销的兴起
精准营销已经成为当今营销的关键，如何做到精准，这是系统化流程，有的企业会通过品牌联播等营销做好相应企业营销分析，市场营销状况分析，人群定位分析，最主要的是需要充分挖掘企业产品所具有的诉求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营销。精准营销是时下非常时髦的一个营销术语，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可量化的精确的市场定位技术突破传统营销定位只能定性的局限；借助先进的数据库技术等技术手段保持与顾客长期沟通等措施，建立企业的忠实受众群。企业充分利用各种社交媒体，作为营销工具，将营销信息推送到潜在受众群体和市场中，使企业用最小的成本来达到利益最大化，完成企业的既定营销目标。
1.网络精准营销的兴起。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全面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转移，然而我们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极速发展的互联网也给我们带来了信息爆炸的问题。在互联网里，我们面临的、可获取的信息（如商品、资讯等）成指数式增长，如何在这些巨大的信息数据中快速挖掘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网络精准营销的概念应运而生。
2.网络精准营销的手段。运用个性化技术的手段（如网站站内推荐系统），帮助用户从这些网络过量的信息里面筛出他所需要的信息，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电子商务网站、媒体资讯类网站、社区都逐渐引进站内个性化推荐这种手段，进行精准营销了。
二、社交媒体营销发展格局
1.社交媒体营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以新媒体技术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社交媒体的出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突破了传统媒体单一的传播模式，让受众有更多机会去参与双向沟通与互动，社交媒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极大的调动了受众的参与性，使更多的普通人、平凡人成为传播者，成为信息的者，许多受众满足于传受两者角色之间的转换，参与性极强。社交媒体以其开放性、连通性和交流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不仅如此，社交媒体除了沟通交流功能之外，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交媒体渐渐成为了诸多企业、商家作为自身营销手段的首要选择。
社交媒体营销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工具来进行营销、销售，维护公共关系，开拓客户服务的一种方法。近几年兴起的口碑营销、品牌营销等概都基本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进行营销。
社交媒体营销与传统的营销有着很大的不同，社交媒体更多的是注重受众的使用效果，目标受众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主动分享对品牌的认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影响与自己相关的社交媒体圈里的用户，众多企业也正是利用社交媒体这一传播优势来进行品牌的推销，形成自己的品牌口碑，达到营销的目的。
2.社交媒体的营销现状。随着社交媒体营销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并且受制于环境和发展期较短等条件的影响，其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当前我们所处的营销现状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广告主的试探性。各种各样新型社交媒体的出现，给予了广告主新的尝试机会，广告主们开始对社交媒体加大投资，探索新的广告形式以适应社交媒体环境，并且不断扩张自身的广告辐射范围，做到营销最大化。（2）在线模式不够成熟。对于社交媒体不断涌现的当前社会里，其也有着自身的不足，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不明确，我们可以看到同质化的社交媒体数不胜数，大多数新的社媒往往都是效仿，并未有创新；其次，社交媒体的板块设置混乱，导致很多功能没有发挥特有的作用，板块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3）效果不佳。这对于商家来说是最致命的，也是影响较为明显的。由于传播目标的不明确，造成了传播效果达不到预期值，这要求传播者要对市场进行细化，收集正确的客户数据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找到自身的潜在受众市场进行精准营销。（4）方式单一。商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营销的方式较为单一，只是一味去以营销为中心，缺乏整合意识，出现了混乱、碎片化的现象，应该集中力量将去利用有价值的社交平台，着力与受众构建稳定的往来关系，并且努力维系与受众建立起来的关系，让受众感觉到重视，培养受众对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
三、社交媒体的精准营销优势
社交媒体是一种在用户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信息的分享、传播和获取的综合渠道。社交媒体精准营销则是以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用户量身打造各种营销策略，精准营销主要体现在“精准”两个字上，真正了解和分析用户的真实的行为以及真实需求，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精准营销，其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体现出来。
1.高介入度。社交媒体最为明显的优势就是媒体由传统的意识形态媒体变为了行为媒体，拉近了与消费者行为的距离，同时也增加了广告的转化率，使得受众在精准营销过程中的介入度由低到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受众切身感受了参与营销的过程，增加了受众的参与意识。
2.受众定位清晰。便于实现精准营销，基于数据、cookies、路由器等对数据的搜集和筛选，商家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处理，针对受众不同的喜好，生产能够满足受众喜好的产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营销计划，明确不同受众的定位，进行归类整合，有助于精准营销的正确施。
3.免费分享。免费分享在社交媒体精准营销过程中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体现，其主体大部分是用户自身，他们在使用过之后，在社交工具中主动分享用过之后感受和印象，对品牌产品加以评价，并为其他用户创造分享点，让更多的潜在用户去了解和关注，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口碑传播，而口碑传播的效果对于潜在用户的影响是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4.符合营销发展趋势。在这个充满营销的时代里，商家应该准确分析市场形势，制定适合市场的战略战术，应该把追求顾客满意度放在第一位，改变过去只以商家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观念，以4C理论为出发点，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市场，考虑消费者接触产品的便利性。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受众的体验效果尤为关键，社交媒体带给受众的便利性已经蔓延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商家而言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动了解受众的需求，利用社交媒体的便利性，减少受众接触产品的困难度，迎合市场的发展趋势。
四、社交媒体精准营销建议
1.受众分析（people）。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对于商家来说，对受众进行分析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商家可以通过受众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习惯来逐渐确立品牌的目标对象，依据目标对象和媒体受众之间的黏度，决定营销推广中较为恰当的内容，澄清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与受众建立联系，不间断地对受众进行科学合理分析，逐步细分、确立准确的受众群体，第一时间掌握满足受众的需求。
2.营销目标分析（objectives）。营销目标对于每个品牌而言都各有不同，这不仅取决于品牌自身的产品属性，也和受众市场的不同有关，社交媒体平台的不同也影响了受众的品牌选择。商家在确立自身营销目标时候，应该先确立自己的受众群体，了解受众使用社交平台的特点，不同社交平台适合不同的营销目标，商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不是面对不同市场采用同样的营销目标，那这样下去，商家定会丧失对原有市场的掌控权，后果将不堪设想，社交平台的不同意味着受众的需求就会有所差异，商家要针对不同社交平台的受众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进行营销目标的确立。
3.技术分析（technology）。技术层面的分析重点是对社交媒体技术进行分析，要求商家不仅要注重对受众和营销目标分析，也要对所用到的社交媒体进行足够的技术分析，并不是简单的只对使用社交媒体的人进行基数统计，充分了解社交媒体的技术特点，并将自身品牌与其特点相融合，定期更新社交媒体工具，制定适合媒介技术的精准营销战略。
4.营销战略分析（Strategy）。营销战略对于一个商家品牌而言至关重要，营销是否成功取决于商家实施的战略是否恰当，是否能够恰当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精准营销，是否符合发展的趋势。当然，商家应当注意到尽管社交媒体普及面很广，但社交媒体的受众也是部分受众，商家切记不能孤注一掷，放弃了传统的市场平台；社交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当前依然是以大众媒体为主导，商家应当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来进行精准营销，仔细剖析精准营销的准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恰当战略，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进行战略调整。
在当前社交媒体盛行的大背景下，整个市场的发展方向都是基于社交媒体进行拓展，而精准营销战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整个营销框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恰当利用社交媒体在传播渠道上的优势，使得营销的精准性、目的性更加明确和具有可操纵性。实现精准营销的基础是数据收集与分析，数据分析的核心是要充分了解客户关键行为和态度，对受众市场进行准确分析、定位，进而创造更具关联性营销内容，对客户的行为、倾向、意图和喜好越了解，就越容易有效传递关联性信息。同时，作为品牌的传播者也应该明白，和一般的大众营销不同，精准营销是一门致力于培养客户关系的学问，其核心不是品牌的打造，而是着力打造与客户之间的有效沟通，通过沟通向客户提供中肯的建议以及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
参考文献：
[1]潘洪亮.数字传播时代精准传播研究初探[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3.
[2]张丽.社会化媒体营销背景下微信的精准营销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2014.
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2
媒体所处的行业，惯称为传媒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开始大力探索市场化、产业化经营，形成了目前以电视、报纸、杂志、广播以及网络等新媒体为主体的庞大市场。
传媒业，是一个有着高投资回报的智力密集产业，本身在产业属性、目标市场、产品特性等方面就与传统产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我国，由于管理体制、政策环境上的差异，使得国内的传媒业，除了具备了一般意义上共性特点之外，又具有了自身所特有的一些特点。
第一，在产业属性上属于边缘产业。传媒业是信息传播的媒介，它涵盖了信息生产、加工、传播等领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同时，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又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这使得传媒业也属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传媒业可以被视为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交叉的一个边缘性产业。
第二，具有二元结构的目标市场。与其他产业不同，媒体产业要面对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一个是受众市场，一个广告市场。这就要求媒体必须为两个完全不同客户群体，提供两种截然不同产品，一个是面对受众的“传播内容”，另一个是面对广告客户的时段或版面。因此，要同时运用两种不同的营销方法：受众营销与客户营销。
第三，媒体的产品与服务不存在价格弹性。传播内容、广告版面或广告时段作为一种商品，几乎没有价格弹性系数，这与其它有形商品区别很大。消费者不会因为产品价格的下降而产生需求。传统的价格杠杆将无法对市场需求进行有效调控。这在种环境下，产品自身的竞争力成了市场竞争的核心。这就造成了弱势媒体无价格，做强是媒体经营的唯一出路。
第四，具有事业与企业的双重体制。虽然，我国的传媒业由先前的完全的事业属性，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实现了媒体经营管理的重大转变。媒体的产业化进程正在逐渐在加快，传媒业的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目前国内的主要媒体，大多数还都属于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或管理模式。这就要求媒体必须做到：一方面，要从政治属性出发，作公共服务的平台，完成舆论宣传与导向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从产业属性出发，直面市场竞争，不断加强经营、扩大规模、增强实力。要求媒体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第五，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我国，媒体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使用权、经营权归经营者所有。因此，政府对传媒业的相关政策，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就成了我国媒体的经营指针。媒体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的影响。
二、媒体对从业人才的特殊要求
由于媒体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属性，使得它同那些生产物质产品的组织有很大的不同，它必须兼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双重性。所以，媒体的经营管理难度要大于传统产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高，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第一，媒体首先要追求社会效益，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应该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
第二，媒体要面对市场竞争，必须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经营管理素质。
第三，媒体所涉及工作大部分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技术性，在保持政治性的同时，还要兼具文化艺术性，要求从业人员要有很强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因此，学习曲线周期较长。
第四，要求媒体将社会效益置于经济利益之前。因此，从业人员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不能只追求利益。一个有社会责任的媒体工作者，必须是社会的镜鉴，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先进的文化和思想。
三、媒体行业所需人才的特征
传统产业中的组织，尤其是生产有型产品的组织，价值链环节较多。产品研发设计、采购供应、生产、质量控制、销售、仓储物流、售后服务、后勤保障，环环相扣。其间，各类人员分工细致、协作紧密。
与传统产业不同，媒体生产的是无形产品，价值链环节较少，各环节之间的连接又不是非常紧密，基本属于模块运作。每个模块中或是单兵作战，或是团队作战，形成很多独立单元。如果团队作战，只在团队成员间有分工和协作。模块之间，单元之间，分工协作较少。
这样，就造成了媒体从业人员职类划分比较清晰，根据媒体的经营管理特点和对从业人员的特殊要求，媒体的从业人员可划分成三支队伍，包括：采编人才、经营人才、复合型人才。人才是媒体经营成功的关键，三支人才队伍就像三个轮子，尺寸大小，转快慢快，负载轻重，都要协调一致，才能平稳快速的运行。
1.采编人才
采编人才属于专业型人才，即包括记者、编辑、主持人等在内的一线采编人员。他们是传媒产品的制造者，负责着相当于有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研发设计、采购供应、生产、质量控制等众多环节。“内容为王”，他们传媒业的中坚力量，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直接决定着传媒产品的质量水平，决定着媒体的兴衰。
对于一名优秀的专业型采编人才来说，要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传媒人，只有通过深刻地关注和记录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最终的职业成果才能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要学会理性观察与思考。作为传媒产品的制造者，每日每时都要面临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如果说事实判断是所有传媒人都应具备的基本功，价值判断则是优秀传媒人的特质。在媒体提供的资讯量已经出现“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必须为受众整合、梳理看似杂乱无章的资讯，为人们提供有序而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才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及传媒影响力。
第三，要有专业精神。对于传媒人而言，拥有更多的表达机会。所以，必须秉承专业精神，用好所拥有的“话语权”。
第四，要有自己的风格。对于媒体来说，注意力就是命脉。那些泛泛而谈和同质化的内容，无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于是风格就显得尤为重要。
2.经营人才
经营人才属于市场营销型人才，即担负着市场、策划、发行、广告、品牌运营等职责的人员。过去，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只重视专业人员，不重视市场经营人员，造成了如今这种能搞采编的人才多，能搞市场经营的人才少的局面。例如，在大部分报社，能搞新闻的，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能搞市场经营的，只占到百分之一二十。要想在传媒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有一支过硬的市场经营型人才队伍。作为优秀的市场经营人员，必须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
第一，要有市场运营的专业知识。目前传媒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手段不断升级。同时，由于新媒体的不断出现，使传媒业的市场格局、行业成功因素、客户消费习惯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市场运营人员能够不断的审视市场环境、做出快速反应，分析客户行为、制定竞争策略、创新商业模式。所以，一定要由丰富和扎实的市场营销、销售管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广告促销、创意、策划方面的相关知识；合同法、经济法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第二，要掌握市场运营的专业技能。作为市场经营人员，要不断分析研究行业发展态势；追踪并研究国内外行业热点；收集、整理、分析市场信息、客户信息和反馈意见。通过分析判断，最终作出市场预测，确定市场定位，制定发展规划、推广发行计划、多种经营项目投资计划、地区覆盖策略、广告经营策略、品牌管理策略等。所以，必须掌握制定经营规划、商务计划、实施方案的专业技能；商务谈判的技巧；信息搜集、整理、分析的方法与工具。
第三，要有市场管理的综合能力。要想使经营计划、经营策略、营销方案等能够顺利实施，顺利完成推广发行和广告经营任务，最终完成经营目标。市场经营人员要有较强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能力；鼓动、激励、影响他人的人际沟通能力；应变与危机处理能力；商业机会分析判断能力；市场运作能力。
3.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属于媒体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节目制片人，报业传播业务项目经理，出版界项目负责人等。这类人才的突出特征是能够融媒体传播与经营管理的知识和能力为一体，是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既懂传媒、又懂管理，学有专长、经验丰富。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快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传媒经营管理型人才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国内这类人才极其缺乏。
媒介产业是一个特殊产业，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经济运行规律。因此，传媒组织的高层经营管理人才应具有如下特质：
第一，具备把握体制和政策的能力，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深刻的政治意识。媒介产业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作为媒体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必须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质。
第二，具有敢于冒险的组织家精神。与其他产业相比，我国的媒介产业正处于市场化的起步阶段，大部分媒体还在转制过程当中。媒介产业将是中国最后未开垦的高利润产业，这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跟随者将进入媒介产业，从而促使媒介产业的风险将大大加强。对于正在转型和新兴的国内媒体，迫切需要的是风险意识强，具有创新、冒险精神的决策与经营者。
第三，要有较强的机制创新能力。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只注重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造成了我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困境。作为中国的媒体经营者，必须将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只有不断的改革体制、创新机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要有较强的业务的能力和组织经营管理的能力。要想经营好一家媒体，首先必须要熟悉掌握基本业务知识，熟知中国传媒国情。同时，他们还不能仅仅关心新闻产品的加工生产等业务层面的运作，更要关注新闻产品的市场、受众和客户的需求以及传媒机构本身的管理和运作。所以，必须具备组织经营管理的能力，要懂得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财务学等基本经管知识。他们要精通现代管理和经济学理论，具备战略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善于分析市场和制定有效的竞争策略，懂得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与资本市场对话，善于运用资本工具谋求传媒机构的扩张和发展。
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3
关键词：财经媒体；第一财经CBn；传播效果；传播失效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045-02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综观现今的中国财经媒体，整体而言，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从2000年开始，财经媒体的崛起和迅速火爆成为中国传媒发展的新亮点。《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等一批财经报刊的兴起，其在传媒市场中的地位日益显著。与此同时，专业性的财经频道也应运而生。2003年7月，第一财经（CBn）成立。2007年l月至8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第一财经产业价值链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强势中国财经媒体的支撑，需要一个能向世界传递财经权威信息的话语平台。财经专业性媒体占领财经资讯的制高平台，其财经报道反映了社会经济中财经子系统的动向，借助媒体的高普及率、信息量大的优势，以及长期以来在观众心目中形成的专业权威地位，成为人们获取经济信息的重要渠道；尤其对于我国发展尚未成熟、信息传播秩序不稳定的证券市场而言，财经媒体不可避免地应成为一无经验，二无专业知识的广大散户投资者判断市场、获取收益的主要信息源泉。
本文通过对财经媒体传播的效果研究——以《第一财经》服务性报道对受众的影响力为例的问卷调查搜集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旨在考察广大受众对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的认知，揭示了财经媒体在传播效果方面遭遇的现实困境，并以此为契机来重塑财经媒体的影响力。
二、实证调查研究SpSS分析
1.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法来对广大受众关于财经媒体传播效果影响力的认知进行实证调研；调查研究对象包括投资人士（白领人士、学生投资者）、第一财经工作人员以及基金、证券公司工作人员。此次调查采取滚雪球式抽样调查方法，共发放调查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5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4%。本次调查问卷获得的所有数据均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iBmSpSSStatisticsVersion2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处理。
2.研究假设。本次关于财经媒体传播效果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假设：（1）财经媒体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已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受众都会收看财经媒体（第一财经为例）。（2）信息成本的高度、信息内容的强大决定了财经信息越来越成为广大受众期望获得的重要资源。（3）财经信息的公开制度和传播渠道问题。财经媒体是广大受众获取正规财经资讯的唯一传播渠道（除政府之外），因此，财经媒体的传播效果对广大受众的投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
3.问卷调查结果SpSS分析。通过回收有效调查问卷，通过SpSS软件分析的描述性频率数据结果显示，本文前两个假设都成立，说明财经媒体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传播影响力还有待考察，如下表：
SpSS软件分析的描述性频率结果数据表明，以专业性财经媒体第一财经为例，其传播效果影响力对广大投资人士的投资决策度影响调查结果为一般；卡方分析结果显示：卡方值过大，p值
三、财经媒体传播的现实困境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所谓的传播失效是由于财经媒体内部功能缺陷与外部条件缺陷，导致信息资源无法形成最佳的配置，从而不能有效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主要表现为经济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不准确等。”[1]由此，笔者根据SpSS的分析结果，主要从财经媒体内部对传播效果“失效”的原因进行分析。
1.财经信息的滞后性。一般情况下，财经新闻是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登场，从一开始就需对市场的变迁非常敏感，它主要着眼于市场经济中各种主体的行为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和博弈，重视对新闻事件的深入剖析和趋势判断，力图向受众展示出各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为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提供参考[2]。因此，财经信息的滞后性必然会导致资本市场（股市、债券、公司、财报、银行、金融以及理财的那等）秩序的混乱，投资人士哀鸿一片的现象。作为经济社会燎望者的财经媒体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毫无察觉的“失语”表现、“不作为”表现，或者仅仅表现为后知后觉的态势，成为人们指责的焦点。
2.财经信息的误导性。财经媒体的“守门人”理论，要求在财经信息传播过程中，能够对财经信息进行有效地取舍和塑造。财经信息传播误导受众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财经媒体没有把真实可靠的、有意义的信息传播给受众，那么，投资者在对财经相关信息的现实需要无法从大众媒体的正常传播渠道得到满足，这就促成了种种非正常传播渠道（群体传播、流言传播）的产生，其结果势必会误导广大投资者并且会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噪声”[3]；另一方面，财经媒体“权利寻租”现象滋生[4]。
3.财经信息的不对称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对于一般散户投资者而言，其受知识、能力及时间等多方面的限制，要搜索众多上市公司的价值信息，并从纷杂的信息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成本非常高昂。正常情况下，一般散户投资者会把目光投向拥有专业信息渠道和分析人士的财经媒体。然而，在当前的投资市场上，广大的投资者，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中国股民在面对财经媒体提供的铺天盖地的信息时，却无法从中汲取充分“营养”进而来指导自己的投资决策，财经媒体“形同虚设”。
4.财经信息的专业化过硬。我国财经媒体的素质和能力还有待进步，对专业性的财经信息要么没有深入的解读，要么就是玩概念，整篇专业术语，让人摸不着头脑。“外行看不懂，内行不想看”是当前财经媒体的通病[2]。经济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专业性、理性和对象要求财经新闻向专业、深度方向发展，要对新闻进行迅速反应和判断，要以专业的方式、方法进行深入地剖析，揭示其背后的社会经济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规律。它还要求在一定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快速传播、互通，大量使用专业术语、缩略语等来提高单位时间的信息量，实现对信息深度的挖掘。这就在无形中为受众接受此类信息设置了障碍，人为地提高了获取信息的难度。
四、财经媒体传播效果的突破之路
现今，世界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对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财经媒体快速传播及正确深入解读变得尤为重要。
1.财经信息的时效性：关键。作为经济社会燎望者的财经媒体的时效性急需解决，其对信息的及时性传播是关键，现阶段要改变这种“不作为”表现以及后知后觉的状态。为此，财经媒体应在财经事件发生之前就洞悉其规律，在财经事件发生时应在第一时间抢占报道的制高点，及时满足受众的充分知情权；在解读财经事件时不能只局限于官方解析或者某学者的一家之言，应将其放在广阔的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深度考察、形成专题系列报道，从各个角度详细深入地解读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且能够透过表象形态的经济信息来深加工，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接近经济现象的本质。由此可见，财经媒体是公众的经济信息的载体，财经信息应及时的公开，在充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的同时，也将保证了广大公众的利益。
2.财经信息的准确性：保证。对于以数字、报表、趋势分析为基本手段，以精确、严谨为基本要求的财经媒体而言，稍有差错便会带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因此信息的准确度对决策的正确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大投资者需要更多充分的、准确的财经信息和知识来提高其经济决策的合理性，从而更高效率地进行投资。因此，在全社会对财经信息需求旺盛的情况下，财经媒体必须在财经信息的拣选、组织和分析能力上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准，提供财经行业更多充分、准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广大投资者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
3.财经信息“深入浅出”：前提。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他们受到信息采集能力、信息分析能力、专业知识、资金、精力、时间等多方面的限制，则会把目光转到专业性的财经媒体渠道上，然而，如果财经信息（通常以数据、报表、趋势为主）的专业化程度过高则会影响财经媒体传播效果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财经媒体针对财经事件应坚持“深入浅出”的原则，用新颖的内容、大众化的语言、故事化的表现方式为大众传播解读，以此降低广大公众进入这一信息领域的门槛，真正实现大众化的财经信息的有效传播。比如《第一财经·解码财商》栏目就以脱口秀的方式，亦庄亦谐的语言想广大受众讲述财经重大事件，为老百姓的投资理财给出建议。
4.财经媒体专业素养：提高。强化社会责任和自律意识。在社会主义市场中，财经媒体传播者要充分认识到财经媒体的社会角色和担负的社会责任以及自律意识。现今，财经媒体与中国证券市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潜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它要承担信息、教育、宣传、服务、监督等社会功能，特别是在证券财经新闻领域，新闻与证券结合，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容易出现财经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弱化的问题，因此，这就对财经媒体和财经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操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必须以严格的新闻行业自律来要求自己。
综上所述，财经媒体在财经信息方面占有的制高平台，其对广大公众的投资信息需求以及对中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财经媒体在传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导其致了财经媒体传播角色的“失范”和传播效果的“失效”。总之，财经媒体在传播效果的研究之路上，还将继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举。
参考文献：
[1]石研著.中国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现象研究[J].中国出版，2010（5）.
[2]李本乾，李彩英.财经新闻[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4
【关键词】停车场媒体车主广告社会分层
停车场媒体，简言之就是覆盖城市主流商圈、高档写字楼、高档住宅等场所的停车场范围内的一种户外媒体，媒体广告展现形式是灯箱。这种媒体是以高档、封闭、精准为特征，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户外媒体。停车场媒体的广告形态主要包括：入口大牌、指示灯箱、立柱中牌、电梯厅灯箱和出口大牌。
一、背景因素分析
停车场媒体最早出现在2000年以前，起步阶段并没有引起很高的关注度，也没有引起广告界争相涌入。十年前中国的有车族数量不如今天这么庞大，楼宇停车场规模和条件也存在诸多问题。停车场媒体也被认为是受众覆盖面小、开发成本高、运营难度大的一种新媒体，因此，起步阶段的停车场媒体没有迅速成长。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有车一族”大量涌现，与此同时楼宇内部停车场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中。2005年，以往作为媒体支柱性广告投放行业的房地产、汽车等行业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打压，房价回落、车价下调，消费者观望态度持续增强，全行业面临洗牌，广告投入紧缩。①正是由于这一年国家的各种政策在起作用，导致广告主寻找新的性价比更高的媒体来投放广告，也就使自2005年开始有新企业开设涉足停车场媒体，停车场媒体自此升温。2006年是停车场媒体真正走向规模化的一年，一个专门经营停车场媒体的公司凭借独特的商业视角，把停车场媒体推向了全新的发展高度。从安徽市场上看，合肥市2009年专门经营停车场媒体的只有一个公司，且公司真正拥有使用权限的停车场只有9个，而在2010年，就有两家专门从事停车场媒体的公司，进入商业运转的停车场也从不到10个激增到50个。
1、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带来停车场媒体的出现。社会发展细化社会成员，导致广告界重新踏上出击分众的营销策略。
经济飞速发展给社会阶层结构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从而导致消费者消费行为和消费仪式呈现多元碎片化。根据马克思・韦伯的看法，阶级的分层不仅源于生产资料的控制或者缺乏控制，而是源于对财产有直接影响的经济差别。韦伯相信，一个人的市场位置强烈影响其整体上的生活社会。②
由于社会分层的影响，社会成员间趋同性日渐下降，尤其是消费者群体。甚至是同年龄层、同行业、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消费行为趋同性也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消费格局，带来的结果是大众市场特性越来越不明显，细分市场的规模也越来越难以达到，消费者、消费市场呈现出一种离散状态。社会阶层碎片化最终导致了消费行为碎片化，引起了媒体接触碎片化。③这样的市场状态不仅使得企业要重新考虑广告媒体投放形式，而且使得更多的人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挖掘新的适应市场发展的媒体形式。分众媒体形式是专门针对分众消费者的，定制化媒体才能直接对话碎片式的消费者。其实在广告界最先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现在日趋火热的“目标营销”。这种独特的沟通方式当然不能是任意的受众都要进行沟通，必须是极具价值的目标受众，也就是广告主关心的目标消费者。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将大众分为209个细分市场，其中，高端商务人士是购买力最强、最难接触、也最难把握的市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具有持续的财富增长力，也是社会中最活跃的消费阶层，是中高档时尚商品的领先购买者和意见领袖，是最有价值的目标群体。⑤根据CtR市场研究在停车场做的实地调研显示，车主人群不仅是不俗的经济实力，也是高端品牌的追求者，这个群体就是细分的高端商务人士，而这个群体恰好就是分布在市场中的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批人。
2、市场的发展带来停车场媒体的出现。中国的私家车发展是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但当时的发展是潜伏式的，而且并没有受到公众的期盼。直到1994年的时候，国家放开政策，鼓励个人消费私家车，也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才开始出现4S店的概念。2003年的时候，我国私家车的数量是1219万辆，而在2006年的时候，私家车就达到了2925万辆，仅2009年我国的汽车销量就达到1000万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这样庞大的经济滋生品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标识，更是地下停车场媒体赖以生存的基础。由于社会的分化，媒体的细分，所有的媒体都在竭力找到自己的最直接受众群。“车主”这一庞大的人群就是停车场媒体的最直接的受众，而且是十分有效的受众。停车场媒体的媒体依托地――停车场在作用于这些人群的时候，真正的成了这些“车主”的第一大堂。而同样的这些媒体的作用也是十分显著。根据CtR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表明，有车族是汽车及相关用品、it/数码产品、酒类、保健品、旅游、保险/金融、培训、航空等产品或服务的重度消费群或核心消费群，他们比一般消费者有更强的购买力。此外，根据CtR提供的另一组数据表明：第一，近3/4的车主能够接受停车场广告，接近或超过一半的车主对停车场传媒持有积极态度；第二，使受众群有更多机会频繁接触该媒体，广告信息到达率高；第三，受众群的消费能力强，产品营销优势突出。⑤
3、符合受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使其得到发展。从受众的角度考虑，受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靶子”，而是在面对媒介信息时，有自主判断能力的大众，这样的受众特点就注定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会进入受众的记忆中，而只有受众感兴趣的那部分，或者受众需要的那部分信息才能进入受众的印象中。在封闭的环境中的灯箱广告不仅帮助“车主”打发在空荡的停车场内的时间，而且停车场媒体的信息多是高档商品的信息，这又给受众提供了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不自觉的将自己和高端、品味联系起来。在受众分析的期望――价值论⑥中认为个体对自己的媒介经验进行评估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效果，有时可以被称为媒介“满足”。停车场媒体是在给受众提供方便和舒适环境的同时传达广告信息。这样的媒介形式，不仅完成了广告主的传播需要，也充分从受众角度进行了考虑，给受众提供了一种乐于接受的广告形式。
二、停车场媒体的特点
1、网络化的方式：根据新生代新富报告显示，自驾车是新富人群出行最常用的交通方式，而停车场则是讲原本碎片化的高端人群重聚起来的平台，停车场媒体是将原本碎片化的传播重聚起来的载体。⑦停车场媒体遍布了城市的主流商业圈建筑、高档写字楼、高档酒店以及娱乐中心建筑等等，全面的覆盖了受众生活工作和休闲的轨迹，在受众眼球下不停地冲击着受众。从住宅到写字楼，从写字楼到商业中心这样的网络形式使得有车族不停地接收这里的广告信息。停车场媒体所的广告对车主无疑是会产生重复性记忆的，从而提高广告到达率与记忆度。
2、封闭空间带来高到达率：停车场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区别就是本身的环境是十分适合广告宣传的，和传统媒体比较不仅有价格优势，而且也避开了广告集中轰炸的受众，和一般性户外媒体相比，停车场媒体避开了嘈杂混乱的环境，也避开了令受众紧张的氛围，在停车场里受众会处于放松状态，而且停车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也是一个信息空白区，广告信息的传播效果就变得十分有效和明显。
3、高度的色彩冲击力吸引受众：心理学家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人们接受的外界信息中，83％以上的是通过眼睛，在相对封闭的空间，视觉信息干扰少，色彩鲜艳、画面精美的停车场媒体广告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信息记忆度。⑧在停车场的媒体光线十分暗的环境中，停车场的灯箱广告就给受众明显的眼球吸引，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结语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停车场本身的客观条件在不断地完善。但是还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停车场媒体还有着一定的弊端：其一，不适用于快速消费品的广告信息。因为停车场媒体不是普适性的媒体，而是面向特定受众的小众化媒体，快速消费品是面向所有的消费者的。其二，不适用于做大范围的品牌推广和普及。其三：不适用于做活动推广的广告信息的。
参考文献
①③黄升民、邵华冬：《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变革与突破――2005年广告市场现状与趋势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25、432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译：《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6-257
④曹栩：《中国传媒经济（第三辑），中国楼宇液晶电视经济系统研究：以系统经济学分析》[m].科学出版社，2007：235
⑤唐悦，《“掘金”停车场媒体市场》，中国广告网,2007-8-29
⑥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2
⑦⑧广告人策划部，《终端营销解决方案之停车场媒体广告投放攻略》，《广告人》[J].2009（6）：167、168
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投资 报业集团 媒体
1. 目前报业集团现状
①报业在媒体中的地位及衰退的现实
近年以来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报纸发行量下降，盈利减少。1995-2003年间美国的报纸发行量下降了5%，报纸已经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减少。
在国内市场，报业曾经位于第二大广告媒体的位置。经过了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进入近几年来，也出现一些下滑的趋势。特别是近几年，国内报业集团上半年广告实际收入平均下跌10%左右，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移动媒体，互联网媒体，电子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必须品。
②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分析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或者一个行业从进入市场到完全退出市场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对于中国的报业市场，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报业现在所具有的千人日报拥有量和发达国家或者是和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比，还是很低的。如果只从数据上来看，中国报业现在的状况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长期。但是还应考虑到新媒体信息技术不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互通互用。所以，在市场上留给报业的已经没有多少空间。考虑到新媒体提早瓜分了市场份额，中国的报业应该提早进入了成熟期。
2. 对现行状况的优劣分析
2.1 报业优势
①报纸具有一定的公众信服力。与其他的媒体比较，报纸的形象往往是权威，是官方的喉舌。比如人民日报的社论。与网络媒体相比，人们更相信报纸的真实。
②品牌，在传媒市场上，报业集团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品牌价值是一个很大的无形资产。品牌的价值是无法模仿和短时间积累的，一个良好的品牌，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③媒体行业拥有从业经验和高素质的采编人才。报业集团拥有着许多路径依赖性资源和时间依赖性资源，这些都是无可比拟的。
2.2 报业的劣势
①报纸媒体对于新闻的及时性较差。对于突发事件，不能第一时间给读者讯息，从记者现场采访到读者手中，这个过程往往要经过大半天的时间。
②报纸的大众化传播方式无法给受众进行分类。没有针对性的受众，这时的报纸无法配合现行的宣传方式和广告定位。
③赢利模式较单一，针对盈利性来说报业已经发展成靠广告广告生存的模式了。对广告市场的依赖性太高，导致了经营的高风险。
3. 针对现行的情况报业集团的投资方向
3.1投资文化创意产业
针对目前报业面临的情况，以上作了简要的分析，笔者提出针对报业想在的情况可以投资文化创意产业。报业集团需要升级，其产业结构的发展要多元化，实现报业的综合品牌传媒企业，就是要引用市场化资本运营等方式，积极寻求跨领域、跨行业，甚至跨地区的投资、经营和融资渠道，综合经营运转，从而解决产业的弊端，实现多元化运营模式。
文化创意产业必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应景。对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报业拥有自身的优势条件。一方面，有内容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而这一条件正是报业的优势。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在市场发展中需要宣传和推广，而传媒具备这一能力，报业向产业领域推进的进程将会加快。
文化产业的内涵应是丰富的，既包括传统的广电业、报业，也包括新兴传媒业，还应该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形态的资产，这一认识是制定报业发展战略的基础，也应该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选项。报业要想发展下去，就必须要改革，要适应当今快速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科技带来的发展。
3.2 投资建立现代传媒体系
“对于现阶段报业发展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信息，以更强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去创新和实践，去布局和突破。投资建立现代化传媒体系，有利于适应现行的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变化，传播环境的变化，可以更好地形成主流宣传格局，更高速的传播文化，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与此同时也做到了增强传播力、提高引导力的产业发展需要。更好的完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市场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最终实现引导力的提升。此外，打造现代传媒产业，充分发挥主业优势，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做出了更大的支持。
同时报业发展要遵循现代企业标准，进行必要的判断，保障企业的业务正常运行。作为现代传媒企业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水平，要积极地研究新业务，跟上时代的步伐，同时也要重视已有的项目，设立保障机制，扶持新项目，稳抓稳打。并且，注重和关注人才，实施人才战略，基于事业体制由于自身原因，难以在市场中选择优秀的经营人才，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学习并引入现代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慢慢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传媒体系。
4. 有关投资的风险防范
①要选择准确、合理、科学的风险应对方案
在投资工作的过程中，各类投资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所以投资者在风险防范这一环节，要做好防范。投资者可以选择风险保留、风险转移、风险消除、损失控制等来防范风险。风险保留是一种较为经济的方式，即投资者自己支付资金；风险消除这一方式较为困难，是指通过预测分析技术，来得到预期的投资后果，如果投资后果不理想则将风险化解；损失控制是指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及计划来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②逐步完善投资风险预防的管理制度。
在进行投资时，从可行性分析研究到决策，都要充分考虑风险的影响，将风险防范的管理制度融入到整个的投资过程，特别是财务风险，更要细微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风险防范的作用，从根源上减少风险的发生。
③将多元化思维融入投资工作中。
多元化投资是一种新型的投资模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是将风险分散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多元化的投资是指投资主体在充分了解市场情况的基础上，并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投资最终将风险分散。
5. 总结
随着报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报业决策者的经营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考验。新媒体的发展带来给报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应对战略来保持报业集团的发展。本文针对报业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根据报业存在的优劣势，以及发展机会和可能遇到的苦难，逐一分析，提出报业投资方向应向文化创意产业和建立现代传媒体系发展，对报业集团的架构，业务进行改革，进行多元化发展，积极进军传媒其他领域。实现我国报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雪昆，报业集团与资本市场如何对接，新闻前哨，2011（8）
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6
关键词新媒体传统四大媒体概述优劣性对比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上，“媒体”的出现可谓是一大创举，它有效地传达了社会信息，引领人类不断进行交流和促进，提高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同时，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新媒体，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当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也是媒体行业本身的一种进步表现。值得思考的是，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四大媒体，其存在都意味着一定的道理，把它们在一定时间内相互对比来看，各有千秋。
一、新媒体与传统四大媒体概述
（一）新媒体。
所谓新媒体，是指以新的技术为支撑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媒体形态，主要包括：数字电视和电影、数字杂志和报纸、数字广播、触摸媒体、移动电视、手机短信、网络等等。新媒体具有形式丰富多样；有超强的互动性；媒体渠道十分广泛；覆盖面积宽；精准度高；方便快捷等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新媒体在当代传媒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整个媒体界的发展起到了极具影响力的作用。我国在2010年上半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国际新媒体艺术节”，并成立了“新媒体专项基金”，这表明新媒体在中国社会得到了重视和推广。
（二）传统四大媒体。
传统四大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是人类社会产生的早期媒体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对一些社会信息进行宣传或者实现主体之间的交流。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传统四大媒体曾经各种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一度成为信息行业的龙头。但是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一度发展，信息化技术和相关平台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市场，传统四大媒体的地位逐渐面临挑战。
总体看来，当前的信息行业正因为科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态势，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些矛盾，但其根本性质和作用是大致相同的。两者之间并不能确切地区分谁更优秀、谁落后。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它们各自拥有着不同的长处和缺点，能够实现一定的调和。
二、优劣性对比分析
（一）传统四大媒体的优劣性分析。
（1）优点：市场基础深厚，受众数量多。相对而言，传统四大媒体早在80年代就开始风靡社会，为广大受众所推崇和喜爱。80年代报纸的广告营业额曾一度占领第一位。发展时间长，相对成熟和稳定。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四大媒体已经拥有了既定的发展线路、市场规模、业务覆盖面积、专门的技术和人员等，并且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其中电视的有点可以概括为，能够通过相对固定的方式和途径，将社会信息立体地展现给广大受众群体；杂志的优点为，针对性地为部分受众提供专业的并带有较强刺激性地信息服务，是所有媒体当中生命力最为顽强的媒体；报纸能够及时、动态地提供社会信息，且便于受众保存与自主查阅；广播则是快速地利用带有强烈感染力的方式进行信息传播，具有更强地便捷性。（2）缺点：传统四大媒体之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受到冲击，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够灵活多变，程式过于固定，且本身技术发展缓慢，不能以大幅度的创新形式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
（二）新媒体的优劣性分析。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以一种新形势、新姿态、新技术实现市场切入，成功地剥夺和占领了相当一部分传统媒体的市场和受众。这主要是因为，新媒体能够更加快速便捷地进行信息交互，并且通过互联网等新型平台进行传播，符合当代新生受众的价值观。（1）流动性强，覆盖面积较之传统媒体更加广，影响力更大。（2）跳脱了传统的媒体模式，实现了个性化的突破。能够更加细致地划分受众，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具体需求，针对性地推荐相关信息。（3）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除了一般单一的文字、图画、音视频等，还能够实现这些元素的结合，使最终的信息产物更加立体。（4）受众的地位实现可转变。在新媒体里面，用户可以同时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和者，这样丰富了受众群体的地位体验，增加了整个信息传播过程的趣味性。
而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因为发展迅速，内容过于庞杂，因此仍旧存在很多缺陷。（1）发展过于快速，市场、技术、人力资源等综合根基较浅，难以做到厚积薄发，因为内容上常常会出现浮夸、失真的情况。（2）内容过多，流动性强，更新速度块，管理难度大，存在较多的管理漏洞，例如：安全漏洞等。（3）个性化和商业化追求过度，造成媒体基本性质的转变，可能对市场产生不良影响，或者使部分市场紊乱。
（三）优劣性综合比对及未来展望。
传统四大媒体仍旧能够占据传媒行业的主导地位，其发展和改革均影响着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则为社会改革带来了巨大推动力，同时活跃了市场经济。两者的优劣点可以实现理论上的互补。在未来的信息行业发展过程中，人们必将挖掘出两者的特点，继而实现两者在实践中的结合，以科技和新传媒的经验等，带动创新传统四大媒体，创造出以网络技术、电脑技术等为基础的未来高科技时代新型复合式四大媒体。
三、总结
总而言之，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们不能就此忽略了传统四大媒体，应该思考结合相互之间的优点，扬长避短，更好地使“媒体”这一事物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冯思婧.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比较研究[D].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08.30.
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7
集中在社会化媒体上庞大的用户群及发生的用户行为将会产生巨量的数据回馈，这些包括评论、视频、照片、地理位置、个人资料、社交关系等由用户在社会化媒体中产生或分享的各类信息即社会化数据。
社会化数据与以前采集的静态的、事务性数据完全不一样，它具有实时性和流动性。人们在社会化媒体上通过交流、购买、出售和其他日常生活活动以免费的方式提供着大量信息。这些数据由每个网民的微行为汇集而成，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将使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企业在市场调研和营销方面产生巨大变革。
大数据驱动政府公共管理扬帆起航
2012年5月，联合国推出了名为“全球脉动”（Globalpulse）的新项目，希望利用“大数据”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使用自然语言解密软件来对社交网站和文本消息中的信息进行“情绪分析”，帮助预测某个给定地区的失业率、支出削减或是疾病爆发等现象，其目的在于利用数字化的早期预警信号来提前指导援助项目，以阻止某个地区重新陷入贫困等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化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减少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时间滞后。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充满波动又相互关联的社会，类似安全事件这样的公共事务一旦发生动辄则以“井喷式”速度波及全社会，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时，更加快速和灵活地进行决策。但过去，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时，却只关注政府内部的数据，而由于掌握的有用信息十分有限，并且缺乏实时性，导致政府的决策常常滞后于危机的出现，从而造成较大损失。
社会化数据实时性的特点，使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平台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来自广大网民群体的第一手信息。同时，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通过这种渠道去表达自己的个人想法。由此产生的庞大而又全面的信息将会成为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时了解真实社情民意的有利渠道。因此，大数据将大幅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增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和公众服务。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决策时，既需要政府外部的数据又需要其内部数据作为数据来源。而政府内部数据，包括政府搜集的各种资料，还有由政府业务产生的相关数据，比如大家从机场过安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就收集到了很多文本数据和多媒体数据。
但由于政府的机构设置等历史原因，很多机构和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导致信息不对称，这样极大地妨碍了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大数据的包容性将打开政府各部门间、政府与市民间的边界，使数据共享成为可能。
政府若能把庞大的社会化数据作为一项战略资源，以社会化数据为支撑，利用社会化数据的实时性、流动性，则可通过广大民众在社会化媒体上反映出来的真实的社情民意，使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做到提前预警、实时监测、动态跟踪、科学决策和有效评估。另外，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平台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解决方案，提供令人信服的服务，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好的健康医疗、教育、金融、农业等相关配套服务。
数据驱动市场调研和营销变革
面对社会化数据如洪水般泛滥，商业帝国就如同飘浮在数据海洋上的航空母舰，浩瀚的大海每一秒都在孕育着万千变化，企业要想做到游刃有余就必须如熟悉水性的鲨鱼一般熟悉和用好海量的社会化数据。那么企业在此背景下，应该秉承怎样的营销智慧？
数据支撑“智慧”的市场调研。传统的市场调研是根据提前设计好的调查问卷来搜集市场资料，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化媒体的流行，使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汇集了庞大的用户群。如此巨大的用户群及其产生的大量用户行为为市场调研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源，为企业提供了分析消费者群体特征的机会。
社会化媒体天生的开放性，使消费者在社会化媒体上自愿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其在社会化媒体上谈论的话题面非常广，并不仅仅局限于调查问卷中的话题，同时，这些话题还包含了消费者的情感因素。这样，一方面使市场调研人员获取了大量来自于消费者的一手资源，另一方面弥补了市场调查问卷由于提前设定问题而存在的局限性。同时，社会化数据的实时性，使市场调研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确认理解和追踪消费者的反馈，制定更科学的营销决策，从而开展更有效的营销活动。
数据带来市场营销的掘金潮。2011年国内社交网络市场规模超过40亿元（43.8亿）。现在网络上的几乎每篇文章、每个广告、每段视频都鼓励用户进行社交分享及评论，我们已经进入社交网络爆炸式发展的时代。
社交网络在全球的火爆，社会化媒体迅猛的发展，导致了整个用户市场环境的变化。用户接触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用户与商家产生交互及购买行为的渠道和方式、用户之间产生交流和分享体验的渠道和方式都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用户已经从信任由生产商、渠道商、传统媒体所构建的垂直信息渠道，转变为更愿意相信来自朋友或陌生网友口口相传的水平信息渠道，已经从原来简单的、同质化的物质需求发展为个性化的需求，消费心理更趋主动和理性。
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8
2004年，全国共设电台282座，电视台314座，广播电视台1913座，开办广播节目2355套，电视节目1255套，另有1759个县级广播电视台在电视公共频道的预留时段内插播自办节目。媒介市场的拥挤以及媒介经营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使得媒介竞争也相应地升级。
媒介之间的竞争，由过去简单的收视率竞争，向多元化、深层次的竞争转变。各媒介在定位上层开差异化的竞争在实力上层开规模、资金、人才等的竞争在节目上层开质量与编排的竞争在政策上充分利用政策给予的空间和保护展开竞争在受众层面上，媒介的竞争也由过去受众数量的竞争，转向受众质量和受众满意度的竞争。媒介之间的定位竞争、实力竞争、节目竞争、政策竞争、受众竞争，说到底都是为了扩大自己对于受众和社会的影响力，以赢得竞争优势，培养媒介经营的核心资源。
媒介的影响力，同媒介竞争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的媒体布局和体制与行政体制保持一致，媒体层次和中央、省、市的行政层级相一致，国内的电视媒体分为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市级电视台、县级电视台四层，是一种金字塔结构。这种分布格局层次分明，由于各级电视台所隶属的行政层次，政策层次，信息来源、支配的资源以及在人才、技术、节目等硬软件上存在差距，就造成了中国的电视媒介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影响力。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几大电视网呈现出均衡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几大电视台之间也是具备影响力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不是层次性的。更多的表现是不同目标市场之间的影响力差异，例如美国的Cnn，新闻节目就具备很大的影响力，而DiSCoVeRY频道，则是在专题片节目上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实力相当的电视媒体影响力差别主要是体现在不同目标市场影响力的差别。
二、媒体的价值
广告主对于其在媒介的广告投放，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我投放了这么多的广告，我的回报是什么，媒介需要给出一个答案，需要明确自身的价值。
那么，究竟什么是电视媒体的价值，又该如何评估媒体价值呢，
许多媒介公司都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之中总结出了各自对媒体价值的认知及评估准则，如实力媒体公司的日oi理论，传立媒体的mediaDna等，都是希望为广告主的媒介投放提供关于媒体价值的有效信息，实现广告效果最大化。
对于电视媒体广告价值的评价体系，时至今日，媒体价值评估的发展先后有三个体系覆盖率评估体系、收视率评估体系、满意度评估体系。每一个媒体价值评估体系都有各自的基础指标，并都得到了业界相对一致的认同。
“影响力”营销概念的提出，也是尝试从更广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探讨和分析电视媒体的价值。媒体资源决定媒体影响力的形成，媒体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共同构成了影响力形成的媒体要素(如图)。
每一个价值评估体系都是一次全面展示媒体价值的努力，是对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媒体价值的一种方法。
三、价值的体现
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优胜地位和竞争力，必须对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有较高的驾驭能力和控制艺术，与持有各种利害关系的人员或团体构筑良好的关系。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企业的影响力。企业的影响力一方面要靠技术研发、产品质量、销售渠道和服务等方式实现．另一方面，企业的影响力也来自于大众媒介的广告和宣传。因此，企业需要向媒体购买影响力，形成企业的影响力。
企业的需要影响的外部关联者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提供宏观指导政策大环境的政府，第二层次是构成供应链上下游市场环境的相关者，包括供应商、销售商和消费者，第三层次是提供企业社会小环境的社区。
企业通过与以上关联者的广告沟通，主要目的是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在政府面前树立模范企业的形象，在股东面前树立具有发展前途、可为股东带来巨大收益的可靠形象，在员工面前树立坚定的事业信心，在供应商和经销商面前树立可带来商机的、值得信赖的友好合作伙伴形象，在消费者面前树立品牌形象和提品信息，在人才市场面前事业舞台和有价值的发展机会的形象。
大众媒介作为社会重要的信息渠道，自身对于不同消费者群具备影响力，成为企业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平台。媒体通过反映市场信息可以影响政府对某一行业整体情况的认知以及对某一企业的实力的印象，而企业恰恰需要影响政府已获得有利于经营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政策优惠，媒体信息可以传播产品信息和消费主流意见，促进购买，企业则要借助媒体进行产品宣传并劝服更多消费者购买，媒体信息传递出的市场竞争状况与发展趋势，企业可以据此调整与关联企业的关系，修正发展战略。所以，媒体影响力可以售卖于企业，形成企业自身的影响力。
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9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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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市场分析篇10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中特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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