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特征篇1
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导致其流动过程的复杂性和产生问题的多样性。因此，把握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处理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条件。流动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有：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入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对优势，占流入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每户流动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一个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据抽样调查，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相对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居民，即便是在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克扣和变相克扣工资问题。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等形式，生活和卫生条件差。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差，卫生保健知识缺乏，容易引发传染病和流行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流动人口特征篇2
一、国外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的特征
（一）城镇化初期：农村人口的流入推动中小城市人口不断增长
1、欧美工业化国家：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双引擎
一般而言，城镇化初期指的是城镇化率低于30%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业革命是欧美工业化国家中小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以英国和美国为例。1840年之前，英国处于城镇化初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后果就是就业人口分布的变化。具体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城镇地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选择进城务工。此后，英国出现了工业集中化的趋势，包括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在内的一大批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从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处于城镇化初期。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革命进程快速推进，东部和五大湖区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尤为迅速，以这一区域为核心的制造业区逐渐形成，大批农村人口向这一区域聚集，形成了以纽约和芝加哥为中心的中小城市群。此外，美国的铁路网建设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快速发展，铁路的“西进运动”不断强化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联系，促使作为贸易与服务中心的许多新兴中小城市在中西部地区不断涌现。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移民也是美国城镇化初期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原因是：在这一阶段，有数千万国际移民涌入美国，这些人中从事农业的只占16%，绝大部分转移到了包括中小城市在内的城市地区。
此外，“农业革命”是欧美工业化国家城镇化初期中小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推动力。同样以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通过“农业革命”完成了农业的商品化和圈地运动，农民阶层不断分化，自耕农消失。除少数移居国外之外，大多数人流入城市成为工人，从而促进英国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城镇化初期，美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这不仅解决了城镇化过程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也为推进工业化提供了原材料和广阔的国内市场。19世纪60年代，美国农业实现了以畜力为动力的半机械化，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转移创造了条件。
2、亚洲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和政府的政策引导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推动力
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相比，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初期阶段历时较短，但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却非常迅速。在这一阶段，日本和韩国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日本的城镇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起步，到1940年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37.9%。也就是说，日本的城镇化初期阶段历时仅仅20年。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城市集中，逐渐形成了包括京滨工业带、中京工业带、阪神工业带和北九洲工业带在内的四大工业带。在这些工业带中，一大批中小城市开始形成和壮大。韩国的城镇化从1960年开始起步，到1977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也就是说，韩国在短短17年间已经完成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在这一阶段，韩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城市圈和东南海岸流动，从而形成了包括大邱、釜山、仁川在内的一大批中小城市。
二是政府的政策引导，即通过实施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日本历来非常重视发挥政府在工业发展和城市空间布局方面的作用。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中央政府就建立国家工业企业作为“导航工厂”，虽然后来转为私营，但是政府一直提供补助、保护措施和税收优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六个五年计划，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韩国政府以原有的经济、技术、交通设施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汉城（首尔）―釜山铁路沿线中心城市。在这一区域，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产业是发展的重点，由此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这些中心城市及周边中小城市。20世纪70年代，中间产品、原材料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是韩国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由此形成了以釜山为中心的东南沿海经济增长极，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促进中小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以“农业革命”作为推进城镇化的基础不同，日本和韩国在城镇化初期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足，从而不利于中小城市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直到城镇化中期才有所调整。
3、发展中国家：以薄弱的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推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追求高速工业化的时候普遍忽视了农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中小城市发展缺乏牢固的农业基础，而大量贫困的农村人口涌入中小城市又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人炸，出现所谓“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其中以拉美国家最为典型。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许多拉美国家过于强调市场机制而排斥政府作用，奉行土地私有制，加剧了农村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因破产而涌入城市，导致大量的城市失业群体，导致贫民窟的产生和犯罪率的上升等社会不安定问题。
与西方国家自主型工业化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出现了“非工业化”的倾向，即成为西方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而本国的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城市主要是为出口型经济而建造，一般布局在沿海地带，目的是为西方国家获取原料和销售产品提供服务。这一现象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城市的传统服务业相当发达，但是制造业发展却严重滞后，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问题。比如，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60%，但是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在劳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低于30%。
（二）城镇化中期：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促进中小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1、农业现代化成为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所谓城镇化中期，指的是城镇化率为30%―70%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现代化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重要助推器。一方面，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产品产量也随之不断增长，从而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英国为例。从1520年到1801年的200多年间，英国的农业劳动力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80%下降到50%，但是农业生产率却提高了60%―100%。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大农场的建立，使英国能够以越来越少的农业人口养活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从而为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从而推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以韩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为了解决城镇化初期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所引发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开始实施“新村运动”。通过这场运动，韩国不仅改善了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而且也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多的韩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包括中小城市在内的城市地区转移，由此推动韩国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
2、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
在城镇化中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带动国外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最为重要的引擎。首先，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加快了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的步伐，从而带动人口和劳动力向作为重要产业聚集地的中小城市迁移。以日本为例，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钢铁、造船等重工业与化学工业不断向濒临太平洋的沿岸地区集中，由此带动运输、交通和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促使大量人口和劳动力不断流向该地区。这不仅带动包括东京、名古屋和大阪等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动这些大城市周边众多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从而形成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大阪都市圈这三大都市圈。
其次，“非均衡战略”的实施带动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流动。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为获得更高的发展速度和效益，许多国家在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发展上普遍采取了“非均衡战略”，即把有限的资本投入于少数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实现最高的集聚效应和最低的基础设施单位成本，而外国资本的注入对这一过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工商业分布都很不平衡，由此形成以大城市甚至于特大城市为中心，并包含众多中小城市（也被称为卫星城市）的大都市圈。在城镇化中期，这些大都市圈内的城市人口规模非常巨大而且增长迅速。比如，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都市圈就是一个以墨西哥城联邦区为中心，包括阿斯卡波特・萨尔科、古斯塔沃・阿・马德罗和米格尔・伊达尔戈在内的16个卫星城市，它集中了墨西哥全国大约50%的工业、商业、服务业和银行金融机构，2010年人口超过了2000万，成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都市圈。
（三）城镇化后期：大城市人口的回流促进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
1、产业布局分散化带动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回流
所谓城镇化后期，指的是城镇化率超过70%的阶段。在城镇化中期，边际产出递增和集聚经济导致资本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从而带动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然而，到了城镇化后期，大城市的发展提高了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然而，随着运输业的快速发展，运输成本逐渐下降，集聚经济的优势开始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逐渐向大城市周边地区扩散，带动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回流，从而使城镇化逐渐从集中阶段向分散阶段转变。以韩国、美国和日本为例。
为了解决由于人口过度向首尔和釜山这两个大城市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韩国政府从1984年起开始在城市空间开发管控和经济政策调控方面采取了分散化发展的措施，限制这两座大城市产业发展，引导产业布局向周边其他中小城市扩散，以此带动这些中小城市的发展。此后，大城市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而其他中小城市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2007年，首尔和釜山的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49.73%下降到31.35%。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出现大城市人口流向郊区的现象。这一现象出现的部分原因在于，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大多数企业开始从大城市转向土地宽广、空气清新的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市，带动中小城市（镇）的发展，进而带动大城市人口向这些中小城市（镇）转移。1970年，美国中小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大城市人口。目前，美国中小城市的人口已经占美国总人口的相近一半。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分散型城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制造业从包括东京在内的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大城市的部分人口也随之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带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
2、大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促使人口向中小城市回流
在城镇化后期，人口规模的过度膨胀、城市空间的过度扩张和产业布局的过度集聚等因素导致一些国家的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比如犯罪率居高不下、环境污染愈发严重、交通拥堵不堪等。面对这些问题，大城市的部分人口选择流向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更为优越的中小城市，从而带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出现所谓“逆城市化”的现象。
逆城市化现象首先开始于北欧和西欧，随后许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出现这一现象。以英国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的人口减少了8%，伦敦的人口减少了54万。在1970年至1985年间，伯明翰、利兹、伦敦和曼彻斯特人口增长率为负。在1985年至1995年这十年间，这几个大城市的总人口也基本没有增加。
二、启示
（一）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推动农村剩余人口向中小城市有序转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然而，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比较薄弱，农业从业人口在我国劳动人口中所占比重仍然比较大。因此，应大幅增加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息息相关的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大力推动我国农业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二）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提升中小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都是提升中小城市人口吸纳能力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来看，以低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高资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的“旧型工业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大力推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对于我国的中小城市而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人口吸纳能力，关键在于：一是同步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促进人口增长与工业化发展基本保持同步;二是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走出一条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协调发展的道路;三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通过对传统工业的信息化改造实现跨越式发展;四是发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积极效应。
（三）以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抓手推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合理聚集和流动
根据国际经验，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重要手段。与大城市相比，目前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现有产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相对有限，从而导致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明显不足。因此，应大力推进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将部分产业合理有序地向中小城市转移，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分流大城市人口等方面的作用，促进人口向中小城市合理聚集和流动。
（四）以清除制度性阻碍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创造人口向中小城市合理流动的良好环境
流动人口特征篇3
关键词：Logit模型居返意愿南京市
中图分类号：F24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44-02
流动人口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大城市对流动人口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流动人口试点抽样调查。如果我们把流动人口测量放在一个动态的维度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近年来流动人口数量虽然呈现短期波动状态，但从长期来看，人口总数有一个明显的增幅。迄今为止，已有研究证明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并未对其作具体定量分析研究。本文在对比分析大城市流动人口居返意愿的基础上，选取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若干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流动人口是否留在城市为因变量，构建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居留的影响因子及各自的权重，并对此种现象的出现作出一定程度的解释。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8年南京市“流动人口状况与服务需求”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该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直接调查对象1224人，976份有效。
导致流动人口是否长期居留大城市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知：从宏观上看，城市发展状况，收入差别和就业机会、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各项政策决定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意愿和可能性，从微观上看，流动人口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影响了个人的长期居留决策，外来人口他们会根据自身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对未来作出合理规划，从而作出适合自身的合理安排。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共筛选了个体特征、就业及经济情况、社会融合情况三个一级指标以及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九个二级指标（见表1）进行本次研究。
表1流动人口居返意愿指标体系
二、样本概况
南京是江苏省省会，长三角第二大城市，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经济结构为二三一结构，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口。目前，外来人口数量已经接近本地户籍人口数量，因此选择该区为外来流动人口研究案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整体问卷调查，占58.7%的流动人口对是否留在南京发展有明确的选择，在有明确居返选择的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居多，超过六成年龄在29岁以下，只有11.7%在40岁以上，50岁以上比例更低；在这个群体中，男性占52.5%，高于女性；文化程度普遍较低，67.9%在初中及以下；初婚和未婚是主要婚姻状态，再婚、离婚比例较低。另外，问卷调查样本统计结果表明，配偶情况对居返意愿关系影响较大。
三、居返意愿概况
1.个人特征与居返意愿。统计结果显示，本研究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对流动人口居返意愿影响作用差别不明显，但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留宁的可能性越大；配偶是南京的均选择留宁发展。
2.就业及经济情况与居返意愿。就业及收入等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留宁发展的根本影响因素。在宁工作时间越长、月平均收入越高、对当前工作比较满意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留宁发展。
3.社会融合度与居返意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能够反映出他们对居留地的归属感，进而对其居返意愿产生影响。本文用更换住地次数以反应社会融合度，数据表明，更换住地的次数越少，流动人口留宁的可能性越大。
四、留宁意愿的回归分析
上述统计描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流动人口概况，但是该种描述并不能说明变量的相关性是否显著，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变量之间的统计差别有可能是抽样误差所致。因此，本文借鉴肖昕如（2009）所提出的方法，将流动人口留宁及返乡作为因变量，以个人特征、就业及经济指标和社会融合情况为自变量构造二元Logit回归进行进一步分析。分别进行三个模型的检验：第一个模型检验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居返意愿的影响；第二个模型是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就业及经济特征，第三个模型则是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就业及经济特征的情况下，检验社会融合状况的影响。
1.模型1――对个人特征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只有受教育程度、配偶情况具有统计学意义，一般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适应性就会越强，发展机会的选择就会越多。同样，一旦配偶迁到南京，流动人口更倾向于留在大城市发展。
2.模型2――对就业和经济指标的检验。模型二是对就业和经济指标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就业及经济指标中，留宁意愿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表明基础在留宁选择中处于重要地位，这与外来人员在宁的生活压力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收入越高，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留宁的概率也相对增加。
表3留返意愿的Logit回归（模型2）
3.模型3――对社会融合状况的检验。模型3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融合变量检验其对流动人口居返意愿
表4
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更换住地次数的影响并不大。社会融合指标包括许多，由于各种方面的条件限制，文本仅选一项指标，未免有失偏颇，进而造成本文结果与实际结果有一定差距的原因之所在。
五、结语
影响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和返乡的因素很多，本文的社会融合的相关指标并不完备，受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的局限，本文仅尝试构建Logit模型来筛选真正影响流动人口居返的因子。此外，鉴于资料可得性，本文没有就户籍因素对流动人口居返意愿的影响进行验证。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是否在流入地定居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户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显现出一部分时间效应，即在短时间内，户口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可能并不大，但从长远看，户口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并且随着他们在大城市居留时间的延长，尤其当户籍差别在子女教育等方面体现出差异时，户籍因素的影响便会体现出来。
南京要真正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就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心胸，只有将大量的创业者和优秀人才吸引到南京居住和发展，不断加强城市发展的劳动力储备和人力资本储备，努力促进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及和谐化，才能提高所有居民的社会福利，才能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和人文环境，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2008，(6)：70-71.
[2]韦小丽，朱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就业特征[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21-22.
[3]任远，戴星翼.外来人口长期居留倾向的Logit模型分析[J].南方人口，2003，(4)：2-4.
[4]王春兰，丁金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人口，2007，(1)：3-24.
流动人口特征篇4
【关键词】p2p；行为关联；深度包检测技术（Dpi）；深度流检测技术（DFi）
1.引言
p2p即端到端网络应用，又称为对等连接或对等网络，是一种新的通信模式。p2p网络中的节点是对等的，且每个peer能同时充当服务器和客户端。相对于传统C/S模式，对等网络（peer-to-peer，p2p）技术充分发挥以往被忽略的众多个人计算机（peer节点）的作用，使服务分散化，具有很大的优势。近年来，p2p的用户规模、应用类型和流量均呈爆发式增长。腾迅日前最新数据显示，基于p2p技术的QQ聊天软件同时在线人数日均4000万。同样，中国互联网实际流量模式分析报告表明，p2p流量已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60%。德国互联网调研机构ipoque称，p2p已经彻底统治了当今的互联网，其中50%～90%的总流量都来自p2p程序。
随着p2p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人们在享受这项技术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据最新的统计显示，累计端到端业务已占互联网业务总量的60%以上，这无疑会引起网络带宽的巨大消耗，造成网络拥塞，降低网络性能。因此，对p2p应用实现识别及控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几种常用的p2p识别方法
随着p2p技术的迅猛发展，p2p软件的越来越多，快速高效的识别p2p流量数据包越来越困难。现在比较常用的p2p检测方式有：端口识别方法、深度包检测识别方法和深度流检测识别方法。
2.1端口检测识别方法
端口检测识别方法是一种很简单的识别方法，它具有简单、高效、易实现的优点。该方法在早期的一些p2p控制管理软件中经常被使用，此时，网络管理员只需要将源或目的端口与p2p应用的默认端口（如表1）进行匹配即可，如果匹配成功表明这个流是p2p应用产生的流量，否则就不是p2p应用产生的流量。这种方法的精确度和实时性都很好，但是随着p2p技术的发展，p2p软件经常使用动态端口或伪装端口，有时为了躲避防火墙的封堵，还用一些常用端口，如80端口就被很多非web应用程序使用，以躲避那些不过滤80端口的防火墙。因此，不能再单纯的依赖端口来识别这些协议，而要结合其他的方式一起来识别，如表1所示。
2.2基于深度包检测的识别方法
Dpi（Deeppacketinspection，深度包检测）技术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协议识别技术，Dpi技术在分析包头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应用层的分析，是一种基于应用层的流量检测和控制技术，当ip数据包、tCp或UDp数据流经过基于Dpi技术的网络设备时，Dpi引擎通过深入读取ip包载荷来对oSi7层协议中的应用层信息进行重组，从识别出ip包中的应用层协议。
不同的应用通常会采用不同的协议，而各种协议都有其特殊的指纹，这些指纹可能是特定的端口、特定的字符串或者是特定的Bit序列。基于特征字的识别技术，正是通过识别数据报文中的指纹信息来确定业务所承载的应用。根据具体检测方式的不同，基于特征字的识别技术又可细分为固定特征位置匹配、变动特征位置匹配和状态特征字匹配三种分支技术。通过对指纹信息的升级，基于特征字的识别技术可以方便的扩展到对新协议的检测。
这种识别方法对大部分的常规协议都是适用的，但是对加密协议和扩展协议还有困难，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识别。表2中是几种常见协议的举例，用该方法识别及控制都很好，几种常用p2p协议负载特征见表2。
2.3基于深度流检测的识别方法
与Dpi进行应用层的载荷匹配不同，DFi采用的是一种基于流量行为的应用识别技术，即不同的应用类型体现在会话连接或数据流上的状态各有不同。例如，网上ip语音流量体现在流状态上的特征就非常明显：Rtp流的包长相对固定，一般在130～220byte，连接速率较低，为20～84kbit/s，同时会话持续时间也相对较长；而基于p2p下载应用的流量模型的特点为平均包长都在450byte以上、下载时间长、连接速率高、首选传输层协议为tCp协议等。DFi技术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流量的行为特征，建立流量特征模型，通过分析会话连接流的包长、连接速率、传输字节量、包与包之间的间隔等信息来与流量模型对比，进一步识别应用类型。该方法对p2p加密协议和扩展协议类有效果，但是针对具体协议不是很准确。当使用Dpi技术不能识别时，可考虑使用该方法。该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基于行为关联的有状态的检测方法
一个典型的p2p是由许多终端构成的，每个终端都是一个服务器，这个终端可以同时为其它终端提供服务。基于行为关联的有状态识别技术的基本思想是从终端双方的通信过程中寻找特征数据，这些特征数据不限于某条特定的连接，如果特征匹配，那么系统将记录该终端的行为，而不是某条连接。一旦该终端的行为被识别出来，那么后续同该终端通信的数据流量无须重新验证，就可以被识别为相同的应用。这种方法不但提高了识别效率，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在基于行为关联的有状态识别技术的基础上向智能方面进一步发展，该技术可以从多条连接中自动根据某种统计规律来识别某些特征不明显或者被加密了的通信协议（如Skype、百度影音、迅雷下载等），在保证性能的同时，提高了系统识别的准确性。这种技术针对p2p应用尤其有效。
使用该方法对迅雷，快车，ppstream及各类p2p下载软件进行实践分析，发现大部分p2p软件都是通过UDp连接进行下载的。且p2p软件使用UDp进行下载时，都有一种行为特征：本地端口虽然是不确定的，却有个共同的特点，即端口一旦生成，后续所有UDp数据包均会通过该端口进行传输。此时就需要寻找一种行为或状态特征来将这种行为特征具体化---找到本地下载端口，便可控制所有的UDp连接。根据p2p软件的行为或状态特征有以下两种获取端口的方式：
①DnS获取端口方式
p2p软件的行为特征：终端通过DnS（域名解析）请求得到服务器ip地址，终端ip地址请求域名解析得到的ip地址，建立UDp连接。根据以上行为特征，通过连接关联性，得到终端端口，该方法即为DnS获取端口方式。
以迅雷为例加以说明，如图1所示。
第一步：迅雷软件通过域名解析得到的ip地址：222.141.53.2。
第二步：本地ip地址请求服务器ip地址：222.141.53.2，其ip地址对应的目的端口为8000，通过该目的端口得到的源端口为11371，在后续的UDp数据包中均会使用11371端口。但是这个本地端口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域名得到的端口，需将所有端口记录下来，但是只有一个是主要流量下载端口；
此外，迅雷还有一个特点：每隔5-10秒会向两个服务器进行心跳，这样可以保持端口的生命值。
第三步：对以上得到的目的地址和源端口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封锁，即可对UDp数据包进行控制。
②Dpi获取端口方式
p2p软件的状态特征：即p2p数据包负载的共同特征。从具有该共同特征的数据包中提取终端端口的方法即为Dpi获取端口方式。
以pps为例加以说明，如图2所示。
第一步：找出数据包的共同特征：数据包Data部分偏移1byte为起始位置的2byte为“0043”，且数据包中包含字符串”pps：//”。
第二步：具有该特征的数据包的源端口为1594，在后续的UDp数据包中均会使用1594端口进行请求。该源端口并不是唯一的，也还有其他的端口，需要将所有的端口都记录下来。
第三步：将上述得到的原端口在一定时间内封锁，即可对UDp数据包进行控制。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即可识别控制p2p的UDp连接。剩下的tCp连接可以结合使用Dpi方式或DFi的方式进行解决。如：通过迅雷数据包负载内容的8byte开始的4bits为其长度特征来识别控制其tCp连接；ppStream数据包的tCp流则有以下特征：“vodguide.pps.tv”、“”和“pl.pps.tv”特征，可通过这些负载特征对其tCp流进行识别和控制。
4.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基于行为关联的有状态的识别方法是在方法2.1和方法2.2的基础上加上特定的行为特征而提出的的一种高效的识别方法，对p2p应用有很高的识别效率，大部分p2p应用都可以通过该方法得到有效的控制。优点如下：
1）该方法沿用了基于端口匹配技术简单、高效的特点；
2）具有深度包检测技术的高可靠性、高准确度的特点；
3）由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行为特征，所有能够识别一些加密的数据流。
综上可知，本方案是将端口匹配方法、负载匹配方法及数据的一些行为特征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高效的识别方法，该方法既提高了整个p2p识别系统的识别率、精确度，且减小了误报率，还能有效地识别一些扩展协议和加密数据流。所以，该方法是一种比较好的识别方法。
虽然基于行为关联的有状态的识别方法是一种不错的识别方法，但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即该方法只能用于UDp连接，对tCp连接无效。为了更好的识别控制p2p流量，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研究tCp连接。具有明显负载特征的tCp数据流，可用深度包检测方式来识别；而无明显负载特征的tCp数据流主要考虑使用DFi技术来实现。所以，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研究DFi技术，通过使用该技术来识别p2p中无明显负载特征的tCp数据流，其主要包括p2p加密协议和扩展协议。
参考文献
[1]周维，刘芳好，罗宇，谈子龙，赵留涛，刘东映.p2p应用特征检测与识别[J].计算机应用，2009，29.
[2]刁娜.p2p流量识别技术研究[J].电信快报，2009（2）.
[3]温超，郑雪峰，戚翔，于真.基于流量分析的p2p协议识别方法的研究[J].微计算机应用，2007，28（7）：1-2.
[4]龙坤，陈庶樵，董永吉.p2p流量识别方法比较研究[J].信息工程大学学报，2009，10（2）.
[5]鲁刚，张宏莉，叶麟.p2p流量识别[J].软件学报，2011，22（6）.
流动人口特征篇5
近年来，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不断提升，已高达2.47亿人，其中，外来人口基本就业于底层劳动市场，不仅工作的稳定性差，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风险，而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立可有效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为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一、数据调查分析
本文的调查对象在本地居住的时间基本保持在一个月以上，且年龄在17～58岁之间，选择调查样本的过程中，采取了?S机抽取的方式，所有的员工均是通过正式的培训并取得合格成绩之后才能参与到本次实验中。流动人口具有流动性强、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特征，故相关调查人员提前与调查对象约定了正式时间。本次实验共调查了外来流动人员123860人，其中包括农民工104899人，城市流动人口为16046人，结合本次研究目的，剔除了操持家务人员和在校学生，最终得到103709个观察值。
经实验调查，发现外来流动人口社会保险覆盖率较低，其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为12%、16.68%、18.05%，而住房公积金、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分别为2.04%、5.64%、7.98%。在所有的观察样本中，有59%是男性，其中农民工的比例41.5%。在文化程度上，有73.01%为初中及以下学历，仅有14%接受过专业职业培训。通过上述实验数据不难看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且技能水平偏低，工作稳定性差。
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覆盖率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社会保险项目与受教育程度呈现一定的正比关系。如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保比率分别为7.79%、14.12%、28.56%。从企业所有制性质上看，外企的参保状况相对良好，其次是国企、私企，如在养老保险上，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上的覆盖率分别为50.48%和65.06%，而个体和私营仅占15%左右。
二、影响流动人口社会保险覆盖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社会保险是劳动者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社会保险，是劳动者获取个人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通过随机效用模型，可有效诠释这种理性决策行为，其标准化模式如下：
当选择a时，则h=a；当选择B时，则h=b。上述公式中，表示的是个体决策效用；m代表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各种评估参数；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率一般取决于的大小，若假设a代表参加社会保险，而B代表不参加，当时，则表示流动人口参与了社会保险，反之则代表人员不参社会保险，可通过以下公式表示人口的决策行为：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人员样本的数量庞大，且数据呈正态分布，为此，本文主要选择应用probit模型进行实验研究。
（一）就业特征、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个人特征具体包括流动人口的户籍类型、婚姻状况、培训、教育、年龄、性别等等。为考察和研究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参保率方面的差异，本文将人员的年龄设置为二分变量，并对相应的户籍类型变量进行设置，目的在于判断社会参保率的城乡差异问题。就业特征主要包括人员的月工资、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社会资本等等、流动特征包括流动地区、城市类型、流动时间等等。
（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
社会保险是人工总收入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为此，流动人口工资与社会保险之间也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最终导致统计分析结果出现偏差问题。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向老家汇款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对于社会参保率却未产生突出影响，为此，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将流动人员过去一年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作为工资收入变量，并以此解决上述提到的内生性问题。
（三）企业所有制类型
企业所有制类型也会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保率产生一定影响，通过上述实验不难发现，相比之下，外企和国企人员社会参保覆盖率较高，而私企和个体经营参保率较低。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外企在发展过程中具有较高市场化程度，且利润空间大，十分注重企业的规范化运营，与此同时，也最大限度的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待遇。而其他企业类型的情况则完全相反，若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机制，则企业自身往往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流动人口特征篇6
【关键词】跟踪算法;光流特征匹配算法;运动轨迹;运动速度
引言
在体育竞技和训练当中，常常需要不接触运动员任何身体部位，对运动员的位置、动作、姿态进行检测和跟踪，获取运动员自身的动作参数，以便对运动员的姿态进行规范，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和比赛成绩。肘关节检测和跟踪算法是基于特征点的检测和跟踪算法。基于特征点的目标检测和跟踪算法主要分为特征点提取和特征点匹配两个部分，特征点检测可以用Harris算子对肘关节进行了特征提取。本文则详细介绍肘关节的跟踪算法。在特征跟踪过程中，主要对特征匹配阶段进行分析。匹配技术如何满足实时系统的需求同时又能保证匹配后得到特征点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是本文研究的关键。因此就射箭运动员射箭的视频对其肘关节检测算法进行研究。
1.基于特征匹配的肘关节跟踪算法
本文所选的视频是一组运动员射箭过程的视频。迄今为止，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及需求，研究人员已经研发了许多的目标检测和跟踪方法。一般情况下目标跟踪方法被分为以下几类：（1）基于目标区域的跟踪。该方法利用高斯分布建立目标模型和背景模型，目标的像素点被分配于不同的区域部分，通过跟踪各个小块区域的匹配来完成对整个目标的跟踪[1]。（2）基于变形轮廓的跟踪。该方法通过跟踪目标的轮廓信息在图像中找出感兴趣的部分，缺点是跟踪的效果受系统初始化和局部噪声地影响[2]。（3）基于特征匹配的跟踪。该方法通过提取图像中的特征元素，在连续帧图像上对这些特征进行匹配从而实现目标跟踪。图像特征是图像中呈现的特有属性。与其他类的目标跟踪方法相比，基于特征匹配的目标跟踪原理简单易懂，在跟踪过程中对目标物的定位比较准确，并且对遮挡也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同时该方法只利用了目标上的局部特征进行计算，因此计算量比较小。
2.特征点匹配技术概述
在基于特征点的目标跟踪系统中，特征点的匹配就是寻找两幅图像的特征点之间某种映射关系或者特征点坐标之间的某种变换矩阵。目前，特征点匹配技术可以大概分为两类：一类为基于穷尽搜索的特征点匹配技术，该技术是较为经典的匹配技术，即分别获取两幅图像的特征点以及特征描述子，根据一定的搜素策略对这些特征点和描述符进行计算，最终获得最优极值点即为匹配结果，典型的如SiFt和SURF特征点的匹配就是采用的穷尽搜索的特征点匹配策略。这种基于穷尽搜索的特征的匹配准则的计算量很大，不适合实时目标跟踪系统。另外一类匹配技术是基于最优估计的特征点匹配技术，这种匹配技术只需要获取参考帧图像的特征点信息，并利用它在当前帧上的一个搜索范围内寻找其最优值，估计匹配点的最优位置，这种匹配准则的最大的优点是只需要提取参考帧的特征点，节约了一半的特征点提取的时间。其中基于最优估计的特征点匹配技术最经典的算法是KLt光流匹配算法，本文就是采用了KLt光流匹配算法[3]完成对视频流中肘关节进行跟踪。
3.KLt光流匹配算法原理
KLt光流匹配技术[4]由LucasKanade等人提出，是一种典型的利用帧间连续的特征点信息并且采用最优估计策略实现帧间特征点的匹配。其中该匹配技术采用了图像灰度差的平方和（SumofsquaredintensityDifferences，SSD）作为特征点的匹配准则。该匹配技术由于原理相对较简单、耗时量少，被广泛的应用于实时目标跟踪系统中。
该算法定义了一种不相似准则，在仿射变化模式下通过这种准则来量化序列图像相邻两帧的差值，将所得的差值用牛顿迭代法进行迭代来跟踪选好的特征点。与传统的匹配技术相比，该匹配算法不需要分别全局提取参考帧和当前帧的特征点，只需要提取参考帧的特征点，对其采用最优估计策略实现参考帧上的特征点匹配，这样大大减少了匹配过程中的搜索范围，降低了匹配算法的耗时量。
在视频图像序列中，用一个平移模型来描述特征窗口内（设特征窗口为w）的像素点变化，则在特征窗口w内，t时刻对应的图像序列表示为时刻对应的图像序列表示为，根据第一条目标物的亮度不随时间变化的假设，则它们的位置满足式（1）：
（1）
根据第二条空间邻近点相似的假设，即特征窗口w内所有点的运动偏移量一致，则在的每个像素点，都可以由征窗口w的像素点平移得到。设两幅图像分别为i和J，该算法的核心是寻找使相邻两帧在特征窗口w上SSD（用表示）最小化的d，则表示为：
（2）
式（2）写成积分的形式为：
（3）
（2）式中，w为视频序列中既定的特征窗口，是不同像素点的加权函数。可以是高斯分布函数，这样可以强调从窗口的中心区域。为了最小化则应对式（3）求导，使得极值点导数为零。即：
（4）
对式（4）中的进行泰勒级数展开，根据第三条假设目标运动是连续的“小运动”，即d要比X小的多，因此可以去掉高次项，只保留前三项得：
（5）
将式（5）代入式（4）得：
（6）
其中：
（7）
则令式（6）为零，得到：
（8）
上式等式可以写成的形式，则：
（9）
（10）
为了使d能得到解，要求矩阵Z为可逆矩阵，一般情况下特征点满足这样的特点。这样，将参考帧中的特征点代入式进行牛顿迭代，直到迭代满足一定的精度就可以找到当前帧的最优匹配特征点，求得最终解，实现特征点的跟踪。
（11）
式（11）中，d表示特征窗口中心的平移，表示第k次牛顿迭代法计算得到的d的值。迭代计算d需要一个初始估计值。Lucas使用了最简单的估计。
本文的基于特征点的目标跟踪算法流程做一个介绍。特征点跟踪算法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
4.实验结果
本文对一组运动员射箭过程的视频图像进行肘关节的检测和跟踪，把运动员摆好拉弓姿势的那一帧图像作为首帧图像，用本文所用的算法对视频图像进行肘关节的检测和跟踪，图2所示是对几幅视频帧图像的检测和跟踪结果进行了截图。
图1基于Harris角点特征点的目标跟踪算法基本流程图
a.1494作为首帧的特征检测结果b.1495帧图像的特征跟踪结果
c.1496作为首帧的特征检测结果d.1497帧图像的特征跟踪结果
e.1498作为首帧的特征检测结果f.1499帧图像的特征跟踪结果
图2用KLt光流匹配算法对肘关节特征点的跟踪结果
图3运动员箭射出瞬间肘关节运动轨迹
5.肘关节运动轨迹
本文通过研究视频流中人体肘关节检测和跟踪算法，想要得到视频中射箭运动员在箭射出的瞬间，运动员肘关节运动轨迹和运动速度，因此需要重点分析射箭运动员从拉满弓开始到箭出靶的这段时间内肘关节的运动情况，通过本文的检测和跟踪算法可以得到这段时间内肘关节的运动轨迹的坐标，通过对这些坐标进行拟合，得到了箭出靶瞬间肘关节的运动曲线，如图3所示。
图3所示为运动员肘关节的运动曲线图，视频流每秒有25帧图像，所以两帧图像之间的间隔是0.04s，如果知道视频图像中运动员的身高与运动员实际身高的比例，就可以计算出运动员射箭瞬间肘关节的运动速度。
6.总结
本文主要对肘关节的跟踪算法做了详细的研究，利用光流特征匹配算法完成了对肘关节特征点的跟踪。胳膊肘运动幅度不是很大时，该算法能有一个很好的跟踪效果，并且给出了运动员从拉满弓到箭出靶这段时间内肘关节的运动曲线。当运动员肘关节运动幅度很大时，将不能很好的进行跟踪，本文用的光流匹配肘关节跟踪算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此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剑，王敬东，.一种基于主动轮廓模型的自适应模板更新算法[J].光电子技术，2009，29（1）：42-46.
[2]Kassm，witkina，terzopoulosD.Snakes：activecontourmodels[J].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puterVision，1988，1（4）：321-332.
[3]BruceD.Lucas，takeoKanade.aniterativeimageRegistrationtechniquewithanapplicationtoStereoVision[C].proc.iJCa181，VancouverB.C.Canada：1981：674-679.
[4]ShiJB，tomasiC.Goodfeaturetotrack[C].ieee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SeattleUSa：ieeepress，1994：21-23.
流动人口特征篇7
abstract：thespatialdistributionofShaoxingpopulationcharacteristicsanditscausesareanalyzedinthispaper，andtheevolutiontrendsofpopulationmigrationareforecasted，theresearchshowthatlong-termpopulationdensityofShaoxingcitywillshowaslowgrowthtrend，andthegrowthrateofthefloatingpopulationishigherthanthatofhouseholdpopulation.especially，YuechengdistrictandKeqiaodistrictbecomethemajormigrantsgathering.meanwhile，weanalyze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spatialdistributionofthepopulationandconsiderthemeasuressuchasstrengtheningcoordinated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optimizingtheallocationofpublicresources，andenhancingcityservicesconducivetoscientificallycontrolpopulationsizeandstructure，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andeconomy.
关键词：人口流动；空间分布；人口密度；演变趋势
Keywords：populationmigration；thespatialdistribution；populationdensity；theevolutiontrend
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19-03
0引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分布反映了空间上的迁移动态与迁移规律，研究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对于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许多学者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原因、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李若建（2003）通过分析广州流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发现职业结构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1]。由于城市能提供“综合机会”，边际报酬递增以及生活质量提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拉动因素，人口流动规模逐年扩大（孙峰华，2006；于涛方，2012；）[2，3]。对于人口流动空间变化的特征，包书月（2012）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北京的人口空间演变特征，认为北京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并呈逐年分散趋势[4]。同为大都市的上海，流动人口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郊区人口空间集聚明显，且其人口分布的演变存在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高向东，2013；刘乃全，2015）[5，6]。本文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绍兴六个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分析其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试图揭示人口空间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绍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1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现状特征
1.1.1各区域人口数量分布差异较大
绍兴市包括六个区、市、县，分别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其中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属于绍兴市区。从表1来看，在2013年中六个区域的出生率均在7%以上，最高的是新昌县，达到了8.15%；死亡率在6%～7.5%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最大的是越城区，达到了1377人，而嵊州市出现了负增长（-207人）。就人口总量而言，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分别为744647人、642922人、779484人、1046467人、733667人、439415人，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是诸暨市、上虞区、越城区、嵊州市、柯桥区、新昌县。绍兴市人口总体分布态势集中在以越城区为中心，柯桥区、上虞区为的市区。市区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诸暨市人口数在六个区域中排行首位，占据总人数的1/4左右。而新昌县人口最少，只有43万多，约占总人数的1/10。由此可见，各个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1.1.2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密度总体呈现北高南低
绍兴市人口流动总体上较为频繁，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流动人口数分别为342932人、858888人、197520人、384664人、90740人、44963人（见表2）。特别是柯桥区流动人口超过了85万，占了该区总人数的57.19%。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人口密度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人口密度分别为2206、1409、695、619、461、399人/km2，人口密度极不均衡，密度最大的越城区达到了2206人/km2，而最小的新昌县仅为399人/km2，人口密度区域级差达到了1807人/km2。另外根据图1与表2对照可以得出，绍兴市人口密度以越城区为中心，向不断降低，明显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
1.2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1.2.1区域经济发展
就绍兴市而言，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主要源于外来流动人口，而各县域经济水平则是影响人口流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以柯桥区的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柯桥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轻纺产品销售额占全国三成，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1137.6亿元，增长6.3%，财政总收入145.1亿元，增长9.4%；在册流动人口60.87万人，登记发证85.59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居全市第一。由此可见，柯桥区的人口密度仅次于越城区，与其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该区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其它地区也越强。
1.2.2城市服务功能
相对密集的人口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丰富的劳动力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而服务业又对人口集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吸纳大量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在六个区域中，越城区的工业型企业已基本外迁，服务业呈领先增长的态势。根据2014年越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244.97亿元，占GDp比重达75.8%，三产对越城区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3.5%。随着，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日趋显现，越城区的服务功能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世茂广场、金帝银泰城等重点服务业项目的相继建成，不但丰富了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而且提升了全区商贸服务业的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1.2.3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配置同样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资源对人口移动的强大吸引力。从全市范围来看，绍兴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越城区的基础教育为例，鲁迅小学、北海小学、建工中学、元培中学等名校多集中在老城区，这些学校在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硬件设施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少家长纷纷购置名校学区房。尽管，这几年绍兴也在郊区组建一些名牌小学的分校，然而，分校升学率以及教育综合质量还有待考证，公众认可度偏低，进而影响人口空间的分布。
2绍兴人口流动的演变趋势预测分析
2.1绍兴市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预测分析
绍兴市户籍人口总量增长较为缓慢。2005年户籍人口总数为435.09万，至2014年底增加至443.04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0.2%。不过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几个区，人口密度比较高。下面将绍兴市2005-2014年的人口总数以及人口密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法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绍兴户籍人口数未来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柯桥、越城区、诸暨等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口密度随之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807人/km2增到到2020年的912人/km2。
2.2绍兴市各区域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绍兴户籍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平缓，从2005-2014年绍兴各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中也不难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这与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有关。下面我们对绍兴各区域的人口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不难得出，在未来六年中，绍兴各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人口数量相差不大，在65万-80万之间。诸暨人口总数超过108万，而新昌不到46万，只是诸暨总人口数的42.5%。
从人口密度来看，绍兴越城区、柯桥区人口密度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未来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我们针对这种增长趋势，通过拟合曲线进行密度趋势预测，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绍兴各个区域的人口密度未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人口密度增长速度也有所下降。上虞区和诸暨市是工业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流入较多，人口密度增速较快。而嵊州、新昌离中心区较远，外来人口流入不多，所以人口密度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总而言之，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持续增长与增长停滞并存，中心地带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越城区、柯桥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上虞、诸暨、新昌则呈现出“增长-放缓-增长”的态势。而嵊州的人口密度表现出“负增长-增长-负增长”的人口密度变化规律。
3结论与建议
从绍兴市人口流动的空间演变来看，各地区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逐渐放缓，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速率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速率。由此可见，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是绍兴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经济发展、城市服务功能、公共资源配置等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加大对薄弱区县在教育、医疗、基本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以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绍兴市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传统行业。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要以信息技术突破口，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元素植入到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三是，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商贸等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心城区要加快工业型企业向郊区的转移，通过现代服务业，发挥中心城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若建.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3-80.
[2]孙峰华，李世泰，杨爱荣，黄丽萍.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6（11）：974-977.
[3]于涛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12（4）：47-58.
[4]包书月，张宝秀.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74-78.
流动人口特征篇8
【关键词】麻疹；流行病学；特征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于2012年消除麻疹，使麻疹的发病率控制在百万分之一以下，但从目前情况看，麻疹发病形势依然严峻，为了寻找到消除麻疹的更为有效的措施，现将镇海区2004年-2012年麻疹发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麻疹发病资料来源于2004-2012年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和麻疹监测系统以及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资料，个案调查采用面对面调查形式进行，所有人口资料来源于国家分配人口数。
1.2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2004-2012年镇海区麻疹发病情况进行分析。
2结果
2.1发病概况
2004-2012年间，镇海区累计报告麻疹确诊病例479例，平均发病率为130.22/100万，无死亡病例，2004年和2008年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发病高峰，详见表1。
2.2发病时间
麻疹的发病以冬春季发病为主，2-4月份发病较高，详细见表2。
2.3发病地区
病例分布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较多的蛟川街道、骆驼街道和庄市街道，以蛟川街道最多，详见表3。
2.4人群分布
2.4.1年龄
2004-2012年镇海区报告麻疹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15-40岁组，共有221例（占46.14%）。各年的年龄段构成变化明显，8足月-15周岁年龄段的报告病例数明显呈下降趋势，详细见表3。
2.4.2户籍所在地
病例分布中流动人口占了64.93%，除了2005和2006年本地人口报告病例数高于流动人口外，其余年份均是流动人口病例占了绝大多数，详见表5。
3讨论
我国政府2002年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到2012年消除麻疹，也就是发病率控制在百万分之一以内，但从2012年麻疹发病情况，形势不容乐观。镇海区2012年的麻疹发病率高达69.83/10万，远远高于百万分之一的消除麻疹目标，且发病水平和周边地区类似。从近9年我区的麻疹发病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征：
3.1存在周期性发病高峰
在常规免疫的情况下，我区的麻疹发病有明显的周期性，平均每4年左右流行一次，和其他地区基本类似【1】，2012年这一波发病高峰没有形成主要和近两年包括麻类疫苗的强化免疫、查漏补种，初三学生的麻风疫苗加强免疫以及针对麻疹密切接触者的应急接种范围大幅扩大等过于密集的消麻的措施有关。麻疹发病季节性分布明显，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特别是2-3月份乍暖还寒时期，这和全省的发病情况基本吻合【2】。
3.2发病“两极化”趋势明显
0-8月龄和15-40岁年龄组麻疹发病构成比逐年上升，分别由2004年的10.0%和31.0%上升到了2012年的27.6%和51.7%，而8月龄-15周岁年龄组的发病构成比则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4年的59.0%下降到了2012年的6.9%，从一个层面上反应了我区这几年免疫规划工作，特别是在麻疹疫苗接种工作中取得的成果。
3.3流动人口发病明显高于本地人口
纵观9年来我区麻疹的发病情况，除了2005和2006年本地人口麻疹报告病例数略多于流动人口外，其余年份均为流动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联系到3.2所提及的逐年降低的免疫规划内人群（8足月-15周岁）麻疹发病所占的构成比，反映了全国免疫规划水平，特别是麻疹疫苗接种水平的参差不齐。
3.4发病存在地区差异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区近年来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打破了人口的地区分布。从麻疹的发病地区看，病例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蛟川街道、骆驼街道、庄市街道和招宝山街道，而九龙湖镇和浦镇病例数相对较少，这和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病特征吻合，也和3.4提及的流动人口发病高于本地人口吻合。
4意见和建议
麻疹的防控工作任重道远，这从近些年我区麻疹发病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消麻措施主要集中在提高麻疹疫苗的接种率以及麻疹首针疫苗的及时率，经过努力，目前这两项措施针对的8月龄-15周岁儿童的麻疹发病已经控制在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但是8月龄以下以及15周岁以上麻疹的防控并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在实施的初三学生的麻风疫苗加强免疫工作的成效也不是一年两年内可以体现的，因此要想达到消除麻疹的目的，必须要做到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4.1提升麻疹疫情监测的灵敏度，加强对儿科、内科和全科等临床医生的麻疹诊疗和防控知识的培训，对出疹类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治疗，防止出现麻疹的暴发疫情；
4.2继续做好初三学生的麻风疫苗的加强免疫工作，降低15岁以上人群麻疹的发病水平；
4.3扩大麻疹疑似病例发生后的应急接种范围，特别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或者集体单位；
4.4和民政以及妇幼保健部门紧密配合，落实育龄期妇女的麻风疫苗接种工作；
对于目前所实施的麻类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应当根据各地的麻疹发病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对没有必要的或者实施后效果不明显的防控措施应当进行筛选，避免出现已种儿童多次接种的现象。而需要将麻类疫苗的查漏补种工作纳入常规工作中去，没有必要经常性地实施集中式查漏补种工作。
参考文献：
流动人口特征篇9
关键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驱动力
国家规定，农村宅基地流转只有国家征收征用和集体组织内部流转两种合法形式，但实际上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十分普遍，特别是在城市郊区。农村宅基地的普遍流转必然有其驱动力，概括来说宅基地流转的驱动力主要包括城镇发展驱动、经济发展驱动、经济利益驱动、文化传统驱动、国家制度政策驱动等。根据宅基地流转主体的不同，可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分为国家征收征用流转、农村集体组织转用流转、农村居民自发流转。由于流转主体的不同，其相应的流转动力也应是不同的。
一、国家征收征用流转驱动力
国家征收征用流转是国家因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从农村集体手中或农村居民手中征收征用宅基地。征收是不仅使用权发生改变，所有权也发生了改变；征用只是使用权发生改变，所有权不发生改变。但无论是征收还是征用，其使用权都发生了流转。本文不将征收与征用加以区别，统一称为“征用”。
国家因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需要产生了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内在需求，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列在其中。国家征用宅基地的内在需求包括城市规模扩张的需求、经济发展的需求、区际联系的需求等，这些需求构成了宅基地征用的内在动力；国家征用宅基地所依靠的强制力具体表现为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些正式制度的实施形成一种外在动力，即制度诱致力，来保证宅基地征用的实现；地方各级政府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引致其自身的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形成了一种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外在动力，利益驱动力。
1.城市规模扩张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诺瑟姆（Raym.northam）把城镇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即初期发展缓慢阶段、中期加速阶段、后期缓慢停滞阶段。周一星（1995）认为[1]，我国的城镇化已从初期阶段迈入中期加速阶段。城镇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不仅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更表现为城市规模的迅猛扩张。在中期发展阶段，由于城市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便捷的交通网络和较发达的通讯、邮电设施，使城市具有发展某些主导职能部门的优势，并有主导职能部门相继发展的‘乘数效应’带动其他相关行政、经济职能部门的相继发展。”[2]城市的加速发展吸引了人口、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大量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促使城市规模不断向外扩张，城市周围的大量集体土地通过征用转为城市用地，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也由农村居民转给了地方政府和其他相关主体。
2.经济发展驱动
经济发展扩大了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需求，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基础设施建设占用的宅基地也被一并征用过来，推动了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同时，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对居住环境、生活环境、交通便捷等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给居民带来了居住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等众多的城市问题，城市中工业企业特别是重污染企业的发展不仅受到城市日益高昂的地价的制约，也受到城市居民的抵制。工业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搬离市区。工业企业的新建不仅需要厂房办公用地，还需要配套设施用地，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宅基地的征用也不可避免。
3.制度诱致力
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与补偿。”第2条第5款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第43条第1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43条第2款规定：“前款所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车裕斌（2004）分析了土地征用制度在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动力作用，指出：“由于土地征用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相应的土地规划制度和土地保护制度因内在的种种缺陷，实施执行的强度远远不如土地征用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在运用其征地权时往往将征用制度的强制性发挥到了极致，在征用范围上农户没有发言权，在补偿费用上农户更没有发言权，这种征用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促进了农用地征用流转的加速，甚至出现农用地征用规模远远大于地方经济发展对非农建设用地需求的情况。”虽然宅基地的征用比农地征用复杂一些，代价高一些，但由于国家对农地征用的管制越来越严，同时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将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加上征用土地的巨大利益诱惑，征用农村宅基地也就成了必然趋势。
4、经济利益驱动
征用宅基地虽然相对于征用农地要付出较高的代价，但相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单位面积宅基地征用补偿费仅相当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巨大的利润空间促使地方基层政府利用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加大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力度，置换出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征用更多的农村集体土地。二、农村集体组织转用流转驱动力
农村集体组织转用流转的驱动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驱动，这种表现在城镇郊区、特别是大城市郊区表现得特别突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城市住房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对房产投机投资，造成各城市房价一路飙升。目前城镇房价已与普通城镇居民收入严重失衡，房价已大大超过居民的购买力，这从各界纷纷要求政府控制房价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可窥见一斑。作为理性的城镇居民在买不起市区住房的情况下，定会将目光投向郊区价格较为低廉的“村产房”，也就是“小产权房”。
农村集体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作为理性的代表来说，其必然为本集体组织谋取更大的利益。由于非农建设用地的收益远远高于农地农用的收益，市区房价一再高涨，“小产权房”存在较大的市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必将集体的土地转为宅基地进行“小产权房”开发。况且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收益如何分配和使用，目前法律法规尚无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对这一部分收益具有完全的支配权。利用宅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必会激发农村集体组织运用各种手段将集体土地转为宅基地，就是违反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也在所不惜。何况他们还会采取规避法律法规的做法呢？如各地普遍存在的“以租”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农村居民自发流转驱动力
农村居民自发流转宅基地包括宅基地继承、买卖、出租等，其驱动力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和文化传统驱动。
1.经济利益驱动
经济利益驱动应是农村居民自发流转宅基地的主要驱动力。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1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户多宅现象还比较突出，农户住不了那么多宅基地，特别是在城市购买了商品房的农户，遇到合适的买主就会将宅基地卖掉。
出租宅基地主要是出租房屋连带出租宅基地，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城镇郊区，特别是在“城中村”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城市边缘区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农村聚落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成为“城中村”[3]。城市的扩张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排外的住房政策”使外来人口只能从“城市住房体系”之外寻找住房；租赁、尤其是租赁私房，成为外来人口获取住房的主要方式[3]。“城中村”依靠优越的区位，低廉的价格成为外来人口首要的房源地。城市郊区农村宅基地的大量流转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伴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自发形成的，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2.文化传统驱动
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两种文明，即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两种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吸引、共同发展，由此产生了城乡之间的流动。城乡之间流动促进了城乡文化信息交流，使农村居民认识了城乡之间的差异，形成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产生进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欲望[4]，当条件成熟时，就会诱致其进城定居。其在农村的房产和宅基地，特别是“一户多宅”的，就会想办法进行流转。同样，城镇居民也受到乡村文明的吸引，特别是农村优美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情、清新的空气等成为吸引城镇居民的引致力。虽说当前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会对这种需求有很大的约束，但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各种条件的改善，这种需求必将会越来越大。
继承是文化传统驱动力促进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另一种形式。虽然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宅基地不能继承，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上辈的东西遗传给下辈是天经地义的。在农民眼里，农村宅基地和其房产、树木等附着物一样，都是农民的私产，很多都是其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既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也包含对先人追思的深厚情感。
风水说也是文化传统驱动力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几千年来，农村建房就讲究风水一说，许多农户宅基地流转就是受了风水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88.
[2]张安录.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机制与制度创新[J].中国农村经济,1999,(7):43-49.
流动人口特征篇10
关键词：户籍制度功能；演变特征；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5-0165-05
客观准确地认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对制定科学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新中国户籍制度在社会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变动情况，分析其功能的构成、演变特征及类型划分，以便更好地为户籍制度改革服务。
一、研究综述
新中国户籍制度之功能发生了异化。它不仅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功能，还具有维护社会治安、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等功能。它不仅对中国工业化的顺利推进产生积极影响，还通过控制人口和土地进而控制农村。因此，新中国户籍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新中国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和农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新中国户籍制度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等相结合，使户籍制度异化成一种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机制。户籍制度通过控制农民的行动和职业选择来控制农村劳动力，影响农民收入、农业和农村发展。其次，新中国户籍制度是导致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新中国户籍制度是剥夺农村的重要手段，户口划分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不是仅用收入就能完全加以衡量的……还包括权力等非货币特权、优势资源的消费，以及国家及社区福利分配制度。再次，新中国户籍制度是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户口制度促成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空间等级形态”的形成，决定农村居民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以及集体化时代的社会结构的特征。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强化了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之后，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子女教育、工作技能提高、社会融合等，是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产生的重要原因。此外，新中国户籍制度对婚姻家庭结构和家庭幸福产生影响。二元户籍制度在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设置婚姻障碍，制造家庭痛苦、使得城乡居民难以通婚，或夫妻难以团聚。总之，新中国户籍制度构筑起扭曲的城乡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城市等级制”，以及区域社会发展不均衡结构。
上述研究成果对深刻认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的研究尚存不足：一是对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功能有所夸大。把户籍制度同其他多个制度结合而形成的“系统功能”说成是单一的户籍制度的“个体功能”。二是缺乏对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动态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而逐渐转向。研究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决不能忽略其动态特征。三是缺乏对新中国户籍制度诸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对新中国户籍制度不同功能的地位的差别认识不足。
本文从新中国户籍制度及其同就业制度、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城市收容与遣返制度等相关制度相结合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效应出发，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在社会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分析其功能的构成、演变特征及类别划分，以及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启示。
二、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构成
户籍管理是“依法搜集、确认和提供本国居民的公民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国家行政管理”。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其功能皆为人口登记和统计。然而，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中国户籍制度却具有多种功能。
（一）人口信息统计功能
自其萌芽，新中国户籍制度即具有人口信息统计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对接管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各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开展户口登记、户口查对和户口清查工作。如1949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北京市市民申报户口规则》明确表示，户口申报之目的是“精确了解本市户口、搜集统计资料、以作为市政建设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对公民“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和变更更正”等信息的登记进行了详细规定。
（二）居民身份定格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居民被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分别被赋予“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两种户籍身份。户籍制度同业已形成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等相结合，分别给予“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不同的福利待遇。居民的户籍身份一旦确定就难以改变，即户籍制度具有居民身份定格之功能。
（三）限制人口流动辅助工具的功能
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之后，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得到有效遏制。其一，农村居民的户籍身份同“”管理体制相结合，特定的制度安排使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农村土地上。其二，以户籍身份为据，业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因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相关待遇而难以在城市长期生存。其三，借助于户籍身份，城市收容遣送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将被遣送回原籍。显然，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不是新中国户籍制度的“个体功能”，是户籍制度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相结合所产生的“系统功能”。
（四）政治斗争辅助工具的功能
“整风反右”运动中，绝大多数的“”原来拥有城市户口，对“”的六种处理方式中，“，监督劳动”和“离职后被遣返原籍”的占所划“”的大多数。“，监督劳动”的被在农场改造时的劳动强度之大、生活资料之匮乏令常人所无法忍受。“离职后被遣返原籍”的“”，其工作、生活同农村居民并无两样。
“”中，数以万计的干部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或“五・七”农场等进行劳动改造。部分下放干部的户口性质由城市户口转变为农村户口。
对“”分子和下放干部进行改造有多重措施，其中户口性质的改变对他们就业岗位、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和食品供应等产生重大影响。其间，户籍制度仅发挥了居民“身份变更”和“身份标识”功能。所以，新中国户籍制度仅发挥了政治斗争辅助工具的功能。
（五）思想教育辅助工具的功能
户籍制度对教育青年一代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因其户口性质的改变带来了生活上的困苦。但辩证地看，困苦的农村生活对下乡城市知识青年的成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坎坷的经历，使他们磨练出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脚踏实地的作风和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此户籍制度发挥了居民“身份变更”和“身份标识”的功能，成为思想教育的辅助工具。
（六）促进城市（区域）发展辅助工具的功能
在GDp政绩观和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制定适当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来促进城市（区域）发展，从而赋予户籍制度促进城市（区域）发展的辅助工具的功能。其具体表现：将企业投资额同落户人口数量相挂钩；将申请人在当地购买商品房的面积、申请人的专业特长等作为落户的条件；对所辖的特定区域、特定岗位的工作人员申请落户条件给予政策倾斜；对申请人的学历、技术职称等设置门槛；对申请人在计划生育、刑事犯罪等遵纪守法方面提出一定的要求等。以吸引投资、吸引人才，促进城市（区域）发展。其间，户籍制度是居民“身份变更”和“身份标识”的信息平台，具有促进城市（区域）发展的辅助工具的作用。
三、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演变及其特征
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具有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特点。为了准确认识户籍制度的功能，需对户新中国籍制度各个功能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进行分析，以准确把握其功能的差异。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演变
新中国户籍制度具有多种功能，不同功能产生的背景、形成的条件、演变的机制不同，其存在的时间和演变过程必然具有其各自的特点。
1.人口信息统计功能的演变
新中国户籍制度的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始于解放初期城市军管政府进行的人口查对。1958年之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盲目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人户分离现象几近消失，户籍制度的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得以加强。1980年中央下发第75号文件之后，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人户分离”现象不断增多，户籍制度的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受到削弱。1984年“自理口粮”户口政策开始实施，城镇落户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此后，小城镇落户制度改革、城市落户制度改革、居住证制度的实施、“居住证转城市户口”政策的出台，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人户分离”现象得到一定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户籍制度的人口信息统计功能。
2.居民身份定格功能的演变
新中国户籍制度建立之后，居民在户籍身份、福利待遇等方面被区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户籍制度开始具有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政策的实施，部分农村居民通过申请转变为小城镇居民。尽管其福利待遇同小城镇的“原始居民”仍然有一定的差别，但其身份发生了改变，使户籍制度的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受到弱化。居住证制度的实施、落户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得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转变变得相对容易，对户籍制度的身份定格功能具有削弱作用。
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等同户口相关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差异不断缩小，甚至消失，居民对其户籍身份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对户籍制度的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具有削弱作用。
3.限制人口流动辅助工具功能的演变
限制人口流动辅助工具的功能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实施。而1980年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户籍制度所具有的限制人口流动辅助工具的功能开始弱化。随着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政策的实施、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的实施、城市落户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生活必需品统购统销制度、就业制度，以及流动人口遣送制度的终结，使得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逐步丧失。
4.政治斗争辅助工具功能的演变
新中国户籍制度所具有的政治斗争辅助工具的功能存在于“整风反右”和“”中。而1980年底，全国范围内给“”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全部结束，中央及地方组织部门还复查了“”中的冤假错案。到1984年底，复查和纠正了“”及以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妥善解决了失去公职的27万名“分子”和85万名“下放干部”的工作问题。他们的城市户口得以恢复，户籍制度的思想政治教育辅助工具的功能正式消失。
5.思想教育辅助工具功能的演变
思想教育辅助工具的功能始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极而消失。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年不再组织和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与国家劳动总局合署办公，绝大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工作，且他们城市户口得到恢复，户籍制度的思想教育辅助工具的功能几近消失。
6.促进城市（区域）发展辅助工具功能的演变
城市落户制度改革、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制度等的推进，给户籍制度赋予了促进城市（区域）发展的辅助工具的功能。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行政区域的增加，户籍制度所具有的促进城市（区域）发展的辅助工具的功能发挥作用的地域空间随之扩大。可以预见，户籍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取得突破之前，在GDp政绩观和财政分权背景下，只要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该功能就将发挥作用。
（二）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演变特征
新中国户籍制度不同功能所存在的时间、发挥作用的区域等方面具有差异，且不同功能之间还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需深入分析。
1.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演变的时间特征
新中国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等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进而引起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户籍制度功能存在的时间特征有三种情形：一是户籍制度的某些功能一直存在。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即是，该功能同户籍制度相伴随，只是其功能的强度具有动态变化。二是户籍制度的某些功能贯穿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始终。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即为此类，新中国户籍制度建立伊始即有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在真正实现户口自由迁徙之前，该功能不会消失。三是户籍制度的部分功能仅存在于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某个特定阶段。限制人口流动辅助工具的功能、政治斗争辅助工具的功能、思想教育辅助工具的功能等具有该特征。它们因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存废。
2.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演变的空间特征
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具有空间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户籍制度的功能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存在差异。如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发挥作用；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在实现户口自由迁徙的区域不再发挥作用；促进城市（区域）发展辅助工具的功能仅存在于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的城市。其二，户籍制度功能的强度具有空间差异。以居民身份定格功能为例，落户制度改革实施之后，不同城市的落户门槛不同。城市规模越小，落户门槛越低，外来人口落户越容易，户籍制度的居民身份定格功能越弱。反之，居民身份定格功能越强。其三，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动具有空间差异。以促进城市（区域）发展辅助工具功能为例，因落户制度改革从小城镇开始，逐步向中等城市、大城市推进，所以户籍制度所具有的促进城市（区域）发展的辅助工具的功能也是先出现在小城镇，然后逐步向中等城市、大城市推进。
3.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演变的关联性特征
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诸功能之间具有关联性。如人口信息统计功能与限制人口流动功能具有关联性。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辅助工具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户分离”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户籍制度的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强大。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户籍制度的身份定格功能依然存在，而限制人口流动辅助工具的功能却不断弱化。因流动人口往往无法在常住地落户、“人户分离”现象加剧，人口统计的难度不断增加、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受到削弱。
同样，户籍制度的人口信息统计功能与居民身份定格功能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户籍制度的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同思想政治教育辅助工具的功能、政治斗争辅助工具的功能，以及促进城市（区域）发展辅助工具的功能之间也有很强的关联性。
四、基于演变特征的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分类
根据新中国户籍制度不同功能的演变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关联性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可将其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别。
1.户籍制度的本原功能
人口信息统计功能是户籍制度的本原功能。从动态变化性看，人口信息统计功能贯穿于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各个阶段。从发挥作用的空间看，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从相互关联性来看，人口信息统计功能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其他功能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户籍制度其他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人口信息统计、都以人口信息统计功能为基础。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户籍制度，人口信息统计功能是各个户籍制度所共有的功能，故称其为户籍制度的本原功能。
2.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
居民身份定格功能是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从生命历程看，居民身份定格功能贯穿于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全过程。从发挥作用的空间上看，只要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空间差异该功能就在发挥作用。从户籍制度功能的关联性特征看，二元户籍制度其他功能的发挥都要借助于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可见，居民身份定格功能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区别于一元户籍制度之关键。若没有居民身份定格功能，户籍制度就不能称之为二元户籍制度。
3.二元户籍制度的派生功能
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派生功能包括限制人口流动辅助工具的功能、政治斗争辅助工具的功能、思想教育功能辅助工具的功能、促进城市（区域）发展辅助工具的功能等。这些功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二元户籍制度同其他社会管理制度相结合形成的“系统功能”，不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个体功能”。且这些功能仅存于二元户籍制度演变过程的特定时期，同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共生共灭。
上述研究表明，新中国户籍制度三类功能在户籍制度功能体系中居于不同的地位。人口信息统计功能是户籍制度本原功能，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其他功能存在的基础；居民身份定格功能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二元户籍制度同一元户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派生功能形成的前提与基础；二元户籍制度的派生功能是身份定格功能同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相结合所形成的。
五、启示
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构成、演变特征、及其功能的分类，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使户籍制度的功能回归其本原。建立全国统一的能够自由迁徙的一元户籍制度的实质是使户籍制度的功能回归到人口信息统计之上，这必然要求逐步革除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公民身份定格功能，以及由此派生的诸功能。“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实现城乡社会身份与机会结构一体化。”
其次，实现户籍制度功能回归本原的关键是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均等化。实现户籍制度功能回归人口信息统计之本原，消除户籍制度的居民身份定格功能及其派生功能，必须消除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即消除户口福利承载量的空间差异，包括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
再次，实现户口福利承载量均等化需要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在此方面难有建树：GDp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利益主体的代表，“会从减少成本的角度出发，尽量从户籍制度改革上收回成本，甚至于谋取地方利益”；受自身行政权力和经济实力所限，地方政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缩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的空间差异。
此外，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应根据户口福利承载量的空间特征而分区推进。“各地区人口的户籍状况差别非常大，可采用分区域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在户口福利承载量较小、外来人口较少的小城镇或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实现户籍制度一元化的风险较小，应直接进行城市落户制度改革。在经济发达、人口规模大、外来人口多、落户需求强烈的大中城市，甚至少数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快速实现户籍制度一元化的风险较大，应实行居住证制度和“居住证转当地常住户口”制度。在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不断缩小的情况下，逐步增加居住证的福利承载量；“科学而渐进地降低大城市外来常住人口落户标准”，为实现户籍制度一元化准备条件。
最后，在制定户籍制度改革分区推进战略时，区域的划分标准不该是城市的行政级别或城市的人口规模，应该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户口福利承载量、城市规模、外来人口数量及其落户需求等多因素综合作用所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