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学的意义篇1
分组：(1)aLL组32例，男23例，女9例，年龄1．7～14岁，中位年龄4岁。低危10例，中危14例，高危8例。其中B-aLL26例，t-aLL6例。(2)amL组15例，男8例，女7例，年龄2．5～9岁，中位年龄5岁。其中m26例，m35例，m53例，m71例。(3)对照组20例，男12例，女8例，年龄4个月至14岁，中位年龄4岁。其中非恶性血液病骨髓标本5例，门诊体检正常儿童外周血标本15例。样本的采集均征得患儿家长或患儿本人同意。
免疫分型及融合基因检测：所有aL患儿均在初发时采集骨髓液1～1．5mL，用流式细胞仪进行免疫分型，根据白血病细胞表面抗原表达类别分为t-aLL、B-aLL、amL;采集骨髓液3mL进行BCR/aBL融合基因及染色体(9，22)异位的检测，所有aL患儿BCR/aBL融合基因及染色体(9，22)异位的检测呈阴性。
仪器及试剂：基因扩增仪miniCyclertm购自mJReSeaRCH公司;JS-380全自动数码凝胶成像分析仪购自上海培清科技有限公司。trizol总Rna提取试剂，cDna第一链合成试剂盒，2×taqpCRmastermix均购自tianGenBioteCH公司。
方法：
（1）提取单个核细胞。用常规Ficoll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患儿或对照组骨髓或外周血的单个核细胞，－80℃冰箱冻存，用于总Rna的提取。
（2）Rna提取及定量。取出－80℃冰箱冻存有单个核细胞的ep管，室温自然解冻后，加入1mLtrizol，用漩涡振荡器充分振荡混匀，室温放置5min;每使用1mLtrizol加入200μL氯仿，剧烈振荡15s，室温放置3min;4℃12000转/分(rpm)离心10min，把水相约600μL转移到新的ep管中，加入等体积的异丙醇，混匀，室温放置30min;4℃12000rpm离心10min，离心后在管侧和管底形成胶状沉淀;加入1mL4℃冰箱预冷的由DepC稀释的75%乙醇溶液洗涤沉淀，4℃5000rpm离心3min，小心倒出液体，室温放置晾干(约1～2min)，加入30μLRnase-freeddH2o，反复吹打、混匀，充分溶解Rna。取1μL总Rna溶液用Rnase-freeddH2o稀释到100倍，用紫外分光光度仪测定总Rna的量，oD260的值在0．1～1．0之间，oD260/280的比值在1．7～2．0之间;取4μL制备好的Rna，在1%的琼脂糖凝胶中电泳，结果有28s、18s、5s三条带。
（3）cDna的合成。将Rna反转录为cDna，反应体积为50μL:标本总Rna2μL，随机引物2μL，dntp2μL，补Rnase-freeddH2o定容至14．5μL;70℃加热5min，迅速在冰上冷却2min;加入4μL5×First-StrandBuffer，0．5μLRnasin，再加入1μLtianScriptm-mLV，充分混匀;ep管置于25℃温浴10min，42℃温浴50min，95℃加热5min终止反应;置冰上用Rnase-freeddH2o将反应体系稀释至50μL，－80℃冰箱冻存备用。
（4）引物合成。notch1和Jagged1基因引物及内参照β-actin基因引物由北京promega公司合成。见表1。
（5）二步法Rt-pCR反应液配制:反应体系25μL，包括反转录的cDna2～5μL，primer1(10μm)1μL，primer2(10μm)1μL，2×mastermix12．5μL，补Rnase-freeddH2o至25μL。(2)反应条件:notch1:94℃预变性5min;94℃变性45s，55℃退火45s，72℃延伸1min，35个循环;最后72℃延伸10min。Jagged1:95℃预变性3min;95℃变性30s，65℃退火45s，72℃延伸45s，40个循环;最后72℃延伸10min。β-actin:94℃预变性3min;94℃变性30s，60℃退火45s，72℃延伸1min，30个循环;最后72℃延伸10min。
（6）pCR产物分析。取pCR产物5μL，在15g/L琼脂糖凝胶上电泳(80v)，35min后紫外线拍照仪中读取结果。采用Rt-pCR检测notch1基因和Jagged1基因表达的电泳结果，以同时出现目的基因及β-actin基因电泳条带时，判断该标本notch1基因(或Jagged1基因)表达阳性。以β-actin作为内参照基因，应用GlykoBandscanversion5．0凝胶图像处理软件，读取notch1/β-actin、Jagged1/β-actin灰度值比值进行半定量检测。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用LSD-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notch1基因的表达情况
notch1基因阳性率:aLL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mL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LL组与amL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notch1基因表达水平:aLL组及amL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LL组与amL组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图1。aLL组32例患儿中，notch1基因阳性23例。其中B-aLL组26例，阳性17例(65%);t-aLL组6例，阳性6例(100%)，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aLL组与B-aLL组notch1基因表达分别为1．42±0．58和0．71±0．27，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35，p=0．001)。
2Jagged1基因的表达情况
aLL、amL及对照组3组间Jagged1基因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LL组及amL组Jagged1基因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LL组与amL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图2。aLL组32例患儿中，Jagged1基因阳性25例。其中B-aLL组26例，阳性21例(81%);t-aLL组6例，阳性4例(67%)，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aLL组与B-aLL组Jagged1基因表达分别为0．72±0．29和0．70±0．31，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27，p＞0．05)。
3notch1和Jagged1基因在骨髓及外周血中的表达水平比较
在发病初期同时收集骨髓及外周血的9例患儿，进行骨髓和外周血中基因表达水平的半定量比较。notch1基因在骨髓和外周血中的平均表达水平分别为0．79±0．24和0．77±0．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460，p＞0．05)。Jagged1基因在骨髓和外周血中的平均表达水平分别为0．75±0．19和0．74±0．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140，p＞0．05)。
4notch1与aLL临床分型的关系
32例aLL患儿中，低危组notch1阳性表达率为50%(5/10)，中危组为71%(10/14)，高危组为88%(7/8)。不同临床分型的3组间notch1基因阳性表达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讨论
notch基因最早发现于果蝇，该基因的部分功能缺失导致果蝇出现翅缘缺刻(notch)。在脊椎动物中，共发现4个notch同源体，notch1、notch2、notch3和notch4。在哺乳动物中有5种notch配体，Delta-like1、Delta-like3、Delta-like4、Jagged1和Jagged2。mummery-widmer等［6］研究发现了参与非对称细胞分裂的6个新基因及调控notch信号通道的23个新基因。notch信号通路是进化过程中高度保守的信号转导通路，调控细胞增殖、分化与凋亡的功能，几乎涉及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在血液系统中，notch受体及其配体在造血细胞增殖、分化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notch还可促使造血干细胞向t细胞方向分化，并促进外周t细胞和脾边缘区B细胞的分化与成熟［7］。notch信号在人类各种肿瘤中广泛表达。在肿瘤发生的过程中，notch受体可能扮演致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双重角色，这与组织类型、肿瘤发展阶段及notch信号强度有关。
notch信号通路与恶性肿瘤的关系最早在人类t-aLL中被发现［2］。在t-aLL中，普遍存在notch信号的活化和notch基因的高表达。notch1～4的失调均与t淋巴细胞恶性疾患有关。Chiaramonte等［8］通过对34例白血病患者的外周血和25个白血病/淋巴瘤细胞系的研究发现，t细胞恶性肿瘤几乎都有notch信号通路的活化。本研究发现，notch1在儿童不同类型aL中的异常表达有明显差异，t-aLL发病与异常的notch1信号通路有关。与正常对照相比，在aLL及amL患儿中，notch1阳性表达率增高，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aLL和am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notch1信号可能在amL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王冠玲等［9］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研究了11例amL患儿，发现notch1蛋白阳性表达率较高，考虑notch1信号可能在粒系来源的髓性白血病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notch信号与B淋巴细胞恶性疾患密切相关。Jundt等［10］在霍奇金病的恶性B细胞中检测到notch1受体高表达，与配体结合后，notch1信号通路激活，促进转化B细胞生长，抑制亚砷酸导致的细胞凋亡。wickremasinghe等［11］最近发现，notch高表达可以抑制p53介导的细胞凋亡，导致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细胞凋亡的发生，而阻断notch信号后，p53表达水平升高并启动凋亡程序促使肿瘤消退。本研究对表达阳性的患儿进行半定量分析，notch1在t-aLL中明显高表达，而在B-aLL中表达水平较低，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例t-aLLnotch1基因全部表达阳性，而26例B-aLL中17例表达阳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可能与t-aLL病例数偏少有关。
基因组学的意义篇2
【关键词】pten；Survivin；胃息肉；胃癌
【中图分类号】R7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0106―02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标本
选取我院病理科2008-2012年存档蜡块标本。
1.1.2试剂
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3主要仪器
石蜡切片机、烤片机、不锈钢压力锅、37℃恒温水浴箱、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olympus显微镜、高清晰度彩色病理图文报告系统、水浴箱、振荡器、加热器。
1.2方法
1.2.1免疫组织化学法染色
2结果
2.1pten蛋白的阳性率
pten蛋白在正常胃黏膜组、炎性胃息肉组、增生肉组、腺瘤肉组、胃癌组中的阳性率分别为92%、88%、80%、52%、50%，表达率逐渐下降，胃癌组的阳性率明显低于正常胃黏膜组、炎症肉和增生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Survivin蛋白的阳性率
Survivin蛋白在正常胃黏膜组、炎肉组、增生肉组、腺瘤肉组、胃癌组中的阳性率分别为0%、0%、8%、24%、60%，阳性率逐渐上升，正常胃黏膜组与不同病理类型息肉组之间表达率明显低于胃癌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胃黏膜组、炎症肉组和增生肉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胃黏膜组、炎症肉组和腺瘤肉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pten与Survivin阳性率的比较
pten在正常胃黏膜组中的表达率最高，胃癌组中的表达率最低，而Survivin在正常胃黏膜组和炎症肉组中未见表达，在胃癌组中的表达率最高。ppten
在炎症肉组、增生肉组、腺瘤肉组中表达率呈递减的趋势。Survivn在增生肉组、腺瘤肉组、胃癌组三者表达率呈逐渐递增的趋势。
3讨论
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23%，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为癌前病变的终末事件。胃癌的发生发展从正常的胃黏膜、胃癌前的病变、胃癌及胃癌的浸润及转移的过程中与癌基因的激活、抑癌基因的失活、抗凋亡基因的过度表达、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分化和增殖等相关因素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表明肿瘤的发生不是癌基因的致癌作用或抑癌基因的抑癌作用单个基因作用的结果，而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的结构和表达发生异常，引起肿瘤的发生。采用多基因检测的方法同时检测相关癌基因与抑癌基因对了解癌前病变、预防肿瘤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对胃息肉的诊断和治疗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临床医生对胃息肉在临床上的的认识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胃息肉与胃癌之间的关系，对胃良性肿瘤胃息肉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研究胃癌这一给人类身体健康带来巨大痛苦的恶性疾病。
pten蛋白和Survivin蛋白在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中表达的研究报道较少，国内外集中报道在胃癌上。本实验对抑癌基因pten蛋白和癌基因Survivin蛋白在正常胃黏膜组、炎症肉组、增生肉组、腺瘤肉组、胃癌组中同时进行进行检测。结果经统计学处理分析，pten在正常胃黏膜组、炎症肉组、增生肉组、腺瘤肉组、胃癌组中的表达率进行性下降。正常胃黏膜组、炎症肉组与增生肉组间的表达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息肉组中腺瘤肉的表达率最低，与正常胃黏膜组、炎症肉组、增生肉组的表达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pten在正常胃黏膜和非肿瘤性胃息肉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和功能，在腺瘤肉和胃癌组织中存在着异常表达。肿瘤肉作为胃癌的癌前病变之一，相比于其它类型的胃息肉，有更多的致癌倾向。根据pten蛋白在各种胃息肉和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可推断其在癌前病变中有一定程度的失活，在胃息肉癌变过程中可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此检测pten可对指导临床的工作有意义。Survivin蛋白在正常胃黏膜和炎症肉组中不表达，但在增生肉和腺瘤肉组中可见其表达上调，在胃癌组中表达率最高，提示Survivin蛋白在癌前病变中有一定的表达，可能与胃息肉癌变发生过程相关。从实验的结果可看出，随着pten表达率的下降，Survivin的表达率上升，二者的表达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推测二者可能在作用机制中存在某种联系，通过相互调节作用，在胃息肉癌变和胃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协同的作用。有研究表明pten和Survivin都参与了细胞周期的调控和细胞的凋亡作用途径，但是二者的生物学效应却是相反的作用，Survivin的表达可受细胞pi3K/aKt信号传导途径的调控，但是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抑癌基因pten抑制了pi3K/aKt的信号通路的传导，从而抑制了Survivin的表达。这一过程的失调不但可影响细胞的生长，还与细胞恶性转化有一定的关系[39]。在某些病理情况下，pten基因表达下调或者缺失，就会对pi3K/aKt的抑制作用减弱，导致Survivin的表达上调。因此，采用多基因检测方法在胃癌及癌前病变胃息肉中同时联合检测二者，有助于了解癌前阶段的基因状态，用以指导胃息肉术后复查。对于病理类型为增生性和腺瘤性的胃息肉的患者应尽快胃镜下摘除并缩短术后的复查时间，以减少胃癌的发生，为基因治疗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4结论
4.1pten蛋白在正常胃黏膜组、炎症肉组和增生肉组表达率高，在腺瘤肉组和胃癌组中的表达率明显下降，提示pten蛋白在非肿瘤肉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和功能。腺瘤肉和胃癌组中表达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表明腺瘤肉带有更多的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和基因表达特点，在多种致癌因素作用下更容易转变为癌。pten在胃息肉癌变过程中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基因组学的意义篇3
【关键词】DLC-1蛋白；胃癌；表达；病理
中图分类号R735.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6805（2015）34-0092-02
doi：10.14033/ki.cfmr.2015.34.041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和工作压力的不断加重，越来越多的人们罹患胃癌[1]。据相关统计，我国每年至少有（300～500）万新发恶性肿瘤患者，其中有60%为胃肠道癌症。所以探索新的胃癌临床治疗途径成为了当今医学界所要面对的一大重要课题[2]。近年来发现，DLC-1作为一种新发现的基因，在肺癌组织、食管癌组织、鼻咽癌组织、卵巢癌组织等均有明显的表达缺失[3]。据相关研究表明，DLC-1蛋白为DLC-1基因的主要产物，是DLC-1基因能够作为抑癌基因发挥作用的关键物质。而DLC-1蛋白能够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RhoGap酶，它能够明显抑制肺癌、乳腺癌、卵巢癌及鼻咽癌等癌细胞株的生长[4]。但对于胃癌中DLC-1基因的表达情况，国内外鲜有报道。选取2012年6月-2015年3月笔者所在医院接诊并采取手术治疗的86例胃癌患者，进行DLC-1基因表达产物DLC-1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的检查，并分析其病理意义，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6月-2015年3月笔者所在医院接诊并收治的胃癌患者86例。年龄40～86岁，平均（65.6±5.9）岁，男45例，女41例，治疗前所有患者均被确诊为原发性胃癌，且无手术、放疗、化疗史。tnm分期：Ⅰ期13例，Ⅱ期19例，Ⅲ期32例，Ⅳ期22例；肿瘤原发灶部位：贲门18例，胃体部28例，胃窦部40例；肿瘤大小：直径≤6cm有60例，>6cm有26例；肿瘤分化程度：低分化者51例，中、高分化者35例。所有患者均排除凝血功能异常、脑部病变、严重的器官功能衰竭、心理疾病、精神疾病治疗部位外伤及感染。参加此次术后疗效分析的患者均为自愿，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检测方法
本次研究，所有患者均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胃癌组织、癌旁组织、正常组织的DLC-1蛋白的表达情况。取上述组织，做石蜡标本切片，染色前用波加热抗原修复液修复抗原，使用抗体为DLC-1兔多克隆抗人抗体，按说明进行操作。DaB染色，苏木精复染[4]。
1.3检测结果评价标准
检测每张切片3～4个高倍镜视野，计数染色阳性细胞数（细胞质深黄色为阳性），并取平均数计数每张切片阳性肿瘤细胞数，同时也要用此法计数每张切片的总细胞数。肿瘤阳性细胞超过总细胞数的60%，为强阳性（+++）；肿瘤阳性细胞介于总细胞数30%～60%，为中度阳性（++）；肿瘤阳性细胞介于总细胞数10%～30%，为轻度阳性（+）；无肿瘤阳性细胞，或肿瘤阳性细胞小于总细胞数10%的，为阴性（-）[5]。阳性例数=强阳性+中度阳性+轻度阳性。
1.4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7.0分析处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结果
2.1DLC-1蛋白在不同组织的表达情况
经观察比较，所有患者经治疗后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DLC-1基因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含量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和癌组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DLC-1蛋白在不同性别患者的癌组织表达情况
女性患者的DLC-1基因表达情况与男性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2.3DLC-1蛋白表达与肿瘤部位、肿瘤大小关系
2.4DLC-1蛋白在分化程度不同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对于分化差，有远处转移，且浸润程度较严重的患者，DLC-1蛋白的表达情况较差，说明DLC-1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与癌症的分期、分化程度、远处播散有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DLC-1基因编码的DLC-1蛋白为一种123kDa，含有1091个氨基酸的蛋白质。在人体的正常组织中均有DLC-1基因表达，但在癌组织中，DLC-1蛋白常为缺失或低含量。有关资料表明，DLC-1蛋白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扩散的作用，这就为治疗方法提供了全新的途径[7]。但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只证实了肺癌、鼻咽癌、乳腺癌、卵巢癌等癌症的DLC-1蛋白的表达情况和病理意义，无充分的资料支持胃癌的DLC-1基因表达情况与病理关系[8-11]。为此，笔者所在医院在2012年6月-2015年3月，做了有关DLC-1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及病理意义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患者经治疗后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DLC-1基因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含量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和癌组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DLC-1蛋白表达与肿瘤部位、肿瘤大小均无关（p>0.05）；对于分化差，有远处转移，且浸润程度较严重的患者，DLC-1蛋白的表达情况较差，说明DLC-1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与癌症的分期、分化程度、远处播散有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DLC-1蛋白对于推测和判断胃癌的分期、分化、转移等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有关其细胞生物学功能与胃癌的预后还有待研究。可以预计的是，DLC-1表达水平可以预测胃癌的侵袭转移、复发、预后等。并对肿瘤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指标。鉴于上述研究分析结果说明，DLC-1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及病理意义仍有待临床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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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学的意义篇4
关键词肝炎病毒乙型肝硬化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07.078
拉米夫定(Lam)可抑制病毒，改善肝功能［1］，长期使用易耐药，阿德福韦酯(aDV)起效慢，对HBV野生株及耐药株均有抑制作用［2］，恩替卡韦(etV)在失代偿期肝硬化报道不多，本研究对失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应用etV、Lam、aDV进行头对头的比较，观察48周内病毒学应答、耐药发生及安全性。
资料与方法
2009年1月～2011年9月收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诊断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的诊断标准［3］，均未接受抗病毒治疗，HBVDna≥500iU/ml，除外原发性肝癌及其他原因(酒精性、免疫性、代谢性及其他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硬化。
治疗及检测方法：90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在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基础上分别服用etV0.5mg/日(博路定)，aDV10mg/日(名正)，Lam100mg/日(贺普丁)，疗程48周，若出现病毒学反弹，则根据基因型耐药检测加用药物。检测方法：HBVD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HBVDna阴转为＜500iU/ml；HBV标志物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肝肾功能：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观察指标：基线及4、8、12、24、48周的HBVDna水平、HBV标志物、肝肾功能、Child-pugh评分。
统计学处理：用SpSS16.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计数资料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般资料：90例患者中，男72例，女18例，年龄30～73岁，平均47.5±9.7岁，患者HBVDna均为阳性。3组在性别、年龄、HBVDna水平、Child-pugh评分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p＞0.05)。
HBVDna水平变化：4、8、12、24、48周时，3组两两比较(LSD法)，etV组的HBVDna水平均低于aDV、Lam组(p=0.000，0.001；p=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23)，而aDV、Lam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4；0.278；0.552；0.636；0.103)。见表1。
HBVDna阴转率、YmDD变异、HBeag血清学转换情况：治疗24、48周时，etV组的HBVDna阴转率分别为93.3%、96.7%，均高于aDV组(60.0%、63.3%)和Lam组(66.7%、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V、Lam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8周时，etV、aDV、Lam组的YmDD变异例数分别为0、0、2，HBeag血清学转换例数分别为3/8、2/7、2/7，3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病毒变异：etV组、aDV组无耐药发生，Lam治疗组2例耐药，1例基因耐药，1例表现为临床耐药。
安全性和耐受性：3组均显示耐受良好，未发生与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安全性好。
讨论
HBVDna水平是肝硬化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和预测因子［4］，国内外已达成共识，对失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只要HBVDna阳性，即应抗病毒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禁用干扰素，抗病毒均用核苷(酸)类似物。Lam长期服用易病毒变异的问题，aDV常用于Lam耐药的患者，有潜在肾毒性，etV具有强效抑制病毒，选择性抑制HBVDna多聚酶的启动，进而抑制前基因组mRna逆转录酶负链及正链的合成，具有高基因耐药屏障，长期服用耐药率极低。
本研究表明，etV抗病毒效果显著，在第4、8、12、24、48周HBVDna水平与Lam组、aDV组相比有大幅度下降，抑制HBVDna效果均优于Lam、aDV。24周时，etV组的大多数患者出现HBVDna阴转，48周时仍有很高的HBVDna阴转率，显著高于aDV和Lam组。
Lam和aDV比较，4、8周时，两者的HBVDna水平相似，这可能与两组基线HBVDna水平较低，两组HBVDna均有下降，但两组下降幅度尚达不到有统计学意义。随后的12、24、48周，aDV、Lam的HBVDna结果均显示两者抗病毒作用相似，这与杨清等的研究一致［5］。
本研究还显示，治疗48周，etV、aDV组无病毒变异，Lam组有2例YmDD变异，加用aDV，但3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Beag血清学转换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上述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及入组的HBeag阳性患者较少有关，需加大样本量，延长观察时间进一步观察。48周内无明显不良反应，无严重肾功能损害，说明etV、Lam、aDV安全性好。
总之，核苷(酸)类似物可有效抑制HBVDna复制，安全性好，etV强效、快速抑制HBVDna至不可测水平，抗病毒作用优于aDV、Lam，而aDV、Lam治疗48周抑制HBVDna作用相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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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J］.实用肝脏病学杂志,2006,9(1):8-18.
基因组学的意义篇5
[关键词]学生基层党建问题分析强化环节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任务,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把握住青年就把握住了国家的未来。如果说,高校学生的思政工作侧重于为社会主义培养千千万万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那么,高校的党建工作就应该侧重于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项工作,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高校学生思想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思想迷惘
1.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继续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企图“西化”中国的图谋没有改变,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仍然尖锐。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进入我国,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他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存在的优势,通过输出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而大学生正处在求知欲旺盛的时期,他们社会阅历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较深的文化底蕴,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尚不成熟,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下,往往出现皂白不辩良莠不分的情况,进而产生思想上的困惑和迷惘。
2.从国内环境来看,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是中国经济建设发展最快,社会结构转型最为激烈,价值观也最为多元化的时期。大学生的成长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由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等复杂原因,大学生在许多问题上呈现出矛盾心态,比如,表面上趋于务实,深层里陷入困惑;自我意识强,成才意识弱;参与意识强,集体观念、组织纪律观念差;求知求新意识强,心理素质弱。这种种的矛盾心态已经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正不断冲击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突显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拜金主义、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对在校大学生也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念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观念较差、重个人利益、轻国家集体利益,重权利、轻义务等问题。
(二)价值取向多元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量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思潮深深影响着年轻一代,使现在的大学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价值取向,即他们的价值观由原来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显著特点,体现着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现状特有的认同程度和适应方式。具体表现在:
1.注重用自我价值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对于社会问题,他们多从现实生活中去认识去理解,从自己实际感受到的利益中去评判去思考,评判是非多采用市场经济的标准,而非变化发展了的传统道德的标准,忽视国情,缺少较强的鉴别能力。
2.难以形成正确的“三观”。他们的价值观基础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偏移,价值判断标准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青年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进步的价值观念常常导致积极的政治认知政治评价和政治心态,从而形成正确的政治倾向,众多的大学生申请入党,正是这种积极价值观的印证;而落后的价值观念则往往表现在政治上消极,或者在政治思想上出现偏差,导致错误的政治倾向。大学生在拥有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缺失,缺少对社会的理解,缺少对自己清晰的定位,缺少面对挑战的信心和决心,缺少接受失败和挫折的良好心理准备。一句话,他们缺少的是成功的观念,即正确的“三观”。没有完整正确的“三观”,给大学生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3.价值取向多元化导致入党行为出现偏差。大学生在价值观念变化形成过程中,受到某些错误观念的影响,造成一部分人政治上的迷惑,许多学生在对待入党问题上就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学生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确立自己的政治信仰,入党就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一些学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因素影响,把入党仅仅当成荣誉和任务,表现出盲从性;有些学生将入党作为增加就业竞争力找到好工作的砝码,存在功利倾向;有的学生没有很好的把追求进步、积极要求入党的愿望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言与行表现出一定的反差。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产生一种错误的政治观点和态度,个别申请入党的人,把入党看成就是为当官、为将来捞好处。
(三)学生心态呈现浮躁趋势
从1999年高校扩招到现在已十年有余,扩招是我们向人才强国迈进的举措。但扩招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就业难,并由此导致人心浮躁。学生中普遍存在厌学情绪,良好学风难以形成,上大学只是为了找工作,对专业课讲实用主义,考试讲突击,缺乏勤奋踏实、刻苦严谨、钻研探索精神。在争取入党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浮躁表现,有些学生不是扎实地学习和党的基本知识,注重自身党性修养的锻炼和提高,而是从网上随便下载申请书、思想汇报,上党课也是敷衍塞责走过场,入党后组织生活观念淡薄,把申请入党这件很庄严神圣的事情,变得很随便简单,政治素养亟待提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积极稳妥地预防和解决,寻找相应对策。
二、基层党组织建设需要强化的几个环节
针对以上问题,高校学生基层党组织应以务实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自己的工作。应该把几个重点作为抓手,把几个重要环节抓好抓强,从而把大批的优秀青年团结在党旗下,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党的事业注入生机与活力。这几个环节是:从个体层面――强化对新生的启发教育;强化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对预备党员的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强化对所有正式党员进行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组织层面――强化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强化建设创新型党组织;强化基层组织的各项制度建设。
(一)从个体层面
1.强化对新生的启发教育
现在,虽然有的高中学校也注意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但由于年龄等硬性条件的规定,高中入党的学生还在极少数,绝大多数刚入学的新生则成为党组织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但是因为年龄偏小,他们对党的概念比较陌生认识肤浅,因此对新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可采取的措施是,在入学教育中举办关于入党问题的各类专题讲座,通过积极的教育和帮助,引导新生在刚入学的关键时期就能找到人生方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为他们打下牢固的政治基础,从而帮助他们顺利走好大学路以及将来的人生路。
2.强化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理想信念教育,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
用好党校这块阵地,重点放在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学习,而且要以理想信念为重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积极分子头脑,对他们开展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国情、基本经验以及科学发展观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信念。
3.强化对预备党员的思想政治素养教育
这一环节是整个强化环节中的核心环节。提高年轻一代的理论素养至关重要,因为今天二十几岁的年轻党员,二、三十年后就是党和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今天的政治理论素养如何,将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和前途。“思想政治素养不过关不合格,就会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迷失方向,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的东西还很多,这些都需要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养,进而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去,我们党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战胜千难万险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共产主义信念,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高。而今天,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面对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更需要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要“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因此,我们要强化预备党员的思想政治素养,教育他们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责任意识,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我们强化了所有预备党员的思想政治素养,就可以不断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注入强大动力,从而保证我们的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更好地担负起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4.强化对所有正式党员进行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中国共产党近九十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相结合的实践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潮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制易帜教训惨痛。唯有中国共产党勇立潮头,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就的取得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发展着的理论,并且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老人家的谆谆告诫,警醒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会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只要党不变,中国的大局就变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就变不了。因此,在高校学生党员中要大力宣传普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信仰地位,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党员的影响力,让他们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信仰、人生准则和行动指南,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思考我们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只有全体党员理论水平提高了,才能保证我们党在理论上、实践上永葆先进性。
(二)从组织层面
1.把基层党组织强化为学习型党组织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也提到了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面前。“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假如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没有共同信念的鼓舞,基层党组织就不能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奋发精神。高校学生基层党组织建设学习型组织的意义更为深远,高校作为培养和选拔高素质和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其中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大学生党员作为未来的国家党政接班人,本身就应该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敢于和能够承担民族振兴的历史责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将来才能接好班。从社会发展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创造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每个人都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世界潮流,因为道理很简单,不学习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来讲,高校学生党组织必须把自己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这是历史的抉择。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都需要建立在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学无止境,知行合一的基础之上。
2.把基层党组织强化为创新型党组织
当今世界,创新能力已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只有创新,我们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只有创新,我们基层党组织才能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保持旺盛活力,进而吸引广大青年向往党组织,愿意入党并为党工作。高校的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好了,无疑可以为我们党培养和造就大批善于治国理政、开拓创新的优秀人才,增强我们党应对新挑战、履行新使命、开创新局面的综合能力,使党永葆青春。但事实上,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与时展结合不密切。没有创新,党组织就容易失去吸引力,就容易僵化停滞,从这点来说,基层党组织创新的意义非同一般,创新的道路任重道远。
3.对基层党组织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条道路坚持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了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方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是引领中国社会进步和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前提。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坚定不移地带领党员深入学习,提升水平。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一切问题。让广大年轻党员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从实践中探索出的新道路,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它是未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
4.对基层党组织强化制度建设
有了好的制度和机制,工作才能落到实处。首先,基层党组织要制定好制度并严格执行。如: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党员参加会议考勤制度;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定期交思想汇报制度;党内外的民主评议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主题党日制度等等。通过制度建设达到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的目的,对大学生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的锻炼和培养,使之尽快成熟起来,用党风带动学风校风。其次,为适应时展和大学生的特点,基层党组织必须多开展一些丰富多彩、年轻人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活动。再次,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推动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些都需要机制做保障,高校组织管理部门应努力完善各项措施,学校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对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的物质投入,对基层党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在经费、场所、指导教师及后勤服务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
参考文献:
[1]刘云山.以高度政治自觉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基因组学的意义篇6
1.蛇口人民医院产科，广东深圳518067；2.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内科，广东深圳518028
[摘要]目的探索基因tCF7L2rs11196218与中国汉族妇女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关系。方法依据美国糖尿病学会2004年颁布的GDm标准进行诊断,将2009年6月—2012年6月收取的289例患者排除糖耐量异常以及i型糖尿病、胰腺炎及胰腺手术者，随机分为对照组145例，病例组144例。且经rs11196218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对等位基因在二组间频率分布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发现两组之间对照组剖腹产69（47.9%），非剖腹产75（52.1%），病例组剖腹产94（66.7%），非剖腹产47（33.3%），病例组剖腹产比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两组间rs11196218位点基因的基因频率aa、GG、Ga，对照组分别为5(3.5%)、86(59.7%)、53(36.8%)，病例组分别为9(6.3%)、77(53.5%)、58(40.2%），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而两组间等位基因a及G分布频率分别为对照组31.5（21.9%）、112.5(78.1%)，病例组38(26.4%)、106(73.6%)，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结论未发现rs11196218与中国汉人GDm发病相关联。高龄和双胎妊娠是中国汉人妇女GDm的发病因素，合并GDm患者剖腹产率升高。
[
关键词]妊娠期糖尿病；单核苷酸多态性；rs11196218
[中图分类号]R47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654（2014）12（c）-0007-03
妊娠期糖尿病（GDm）在全球发病率逐步升高。国内外的研究表明GDm与2型糖尿病（t2Dm）有相似发病机理。转录因子7类似物2（transcriptionfactor7like2,tCF7L2）基因位于人类10号染色体q25.3区,其rs7903146多态性是至今人类发现与t2Dm相关性最显著的。但ng[1]等人发现rs7903146点位在香港汉族人群中突变率很低。以往研究表明，很多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是外国人种某些疾病的遗传基础，但在中国汉人中研究结果不同。tCF7L2的另一点位rs11196218在课题申请时仅有ng等报道与汉人t2Dm相关[1]。有必要在汉人GDm中开展调查研究。该研究选取2009年6月—2012年6月在该院产科住院的孕产妇为研究对象，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2009年6月—2012年6月在该院产科住院的孕产妇。于孕24~28周行75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依据美国糖尿病学会2004年颁布的GDm标准进行诊断。研究对象均为同期住院分娩孕产妇,排除糖耐量异常以及i型糖尿病，胰腺炎及胰腺手术者，其中病例组144例，年龄22~45岁，平均（31.88±4.21）岁，新生儿体重1740~4900g,平均体重(3366.88±529.36)g;对照组为145例，年龄18~41岁，平均（28.78±4.23）岁，新生儿体重1050~4750g，平均体重（3265.07±510.92）g，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如年龄、新生儿体重等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该研究获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研究方法
收集病例组和对照组的静脉血，用酚氯仿法提取全血基因组Dna，采用美国sequenom公司massaRRaY时间飞行质谱技术，先通过pCR扩增，Sap酶处理，延伸引物单碱基，树脂除盐纯化。芯片点样，质谱仪检测等实验步骤，最终使用typer.4软件分析实验数据，获得分型结果。标本准确率为99.66%。引物序列如下。见表1。
1.3统计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SaS8.1版软件完成,计量资料（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用[n(%)]表示。非正态分布资料经对数转换后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病例组和对照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布比较采用χ2检验。等位基因患糖尿病的风险用比数比(oddsratios,oR)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interval,Ci）表示。所有统计学均为双侧概率，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采用在线软件(ihg2.helmhotz-muenchen.de/cgi-bin/hw/hwal.pl)进行分析。
2结果
2.1研究对象的临床特点
2.1.1产妇年龄比较病例组144例,最小年龄22岁，最大年龄45岁,平均年龄（31.88±4.21）岁;对照组145例，最小年龄18岁，最大年龄41岁，平均年龄（28.78±4.23）岁；两组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248，p=0.0001）。
2.1.2新生儿体重比较病例组141例，最大体重4900g，最小体重1740g，平均体重（3366.88±529.36）g；对照组144例，最大体重4750g，最小体重1050g，平均体重（3265.07±510.92）g；两组婴儿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52，p=0.100）。
2．1.3两组间不同产式比较病例组剖腹产比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0.230，p=0.001），见表2。
2.2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
经分析rs11196218的基因型在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5）。
2.3两组间位点差异情况比较
rs11196218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见表3、4。
2.4与国内报道结果的比较
见表5。
3结语
rs11196218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GDm组和对照组无统计学显著的差别，表明未发现rs11196218与中国汉人GDm发病相关联。我们与张春[4]等报道的rs11196218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不相同。高龄和双胎妊娠是中国汉人妇女GDm的发病因素，合并GDm患者剖腹产率升高。
4讨论
上述研究中除回园敕等和该研究的病例组为GDm外均为t2Dm。SyedaSadianajam[3],等研究发现rs11196218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t2Dm显著性相关联，其他研究均未发现该Snps与t2Dm或GDm有显著的相关性。由以上结果可知，对照组和病例组采用GDm和非GDm方式相比较，对照组剖腹产69（47.9%），非剖腹产75（52.1%），病例组剖腹产94（66.7%），非剖腹产47（33.3%），病例组剖腹产比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两组间rs11196218位点基因的基因频率aa、GG、Ga，对照组分别为5(3.5%)、86(59.7%)、53(36.8%)，病例组分别为9(6.3%)、77(53.5%)、58(40.2%），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而两组间等位基因a及G分布频率分别为对照组31.5（21.9%）、112.5(78.1)，病例组38(26.4%)、106(73.6%)，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均与花巍，窦昊颖，黄海超，等[7]在关于细胞周期素依赖性激酶5调节亚单位相关蛋白1类似物1基因多态性与2型糖尿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中的相关数据相一致，具有临床意义。且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表明t2Dm与GDm有着相似的发病机理。
与其他学者报道的差异如何解释?有人从该Snps对研究的所有人群(包括病例组和对照组)某些影响糖代谢的生理特征如早相胰岛素分泌量进行定量研究。巳知GDm和t2Dm一样是受多基因遗传影响的[7-9],假定G纯合子可使早相胰岛素分泌量产生一定量减少,但由于其对疾病发生贡献量很小，且影响疾病的其他基因均正常或同时携带有抑制糖尿病的遗传基因，各种基因相互作用，从整体水平上不会发生GDm[10]。也就会出现有国人报道对致糖尿病的某一生理特征有影响，该研究发现在整体水平上等位基因在两组间分布无显著差别的情况。由于条件限制该研究标本量小，也应扩大标本量来得出更可靠结论。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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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9-11）
·编读往来·
基因组学的意义篇7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句法的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对“字”和“句”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字”和“句”中间,完全没有“词”的位置。即无须“词”的转换,汉字天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单位。而“词”这个观念,在汉语中原来是一种文学样式,是将诗文配上曲调加以演唱的形式。“词”的word含义,是由翻译外来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概念。在现代汉语的分析范畴中,“单音词”和“字”对应,两者并无冲突。“双音词”把两个字的较为稳定的组合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单个汉字字义丰富,却不够明确。虽然中文高度依赖语境,但当我们仅仅指称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称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个基本条件。中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称,其方法就是将有限的汉字灵活组合,产生新的组合义,从而创新了语汇。由此,新的组合义(1+1>2或1+1≠2的组合义),是双字组结构“合法性”即“词化”的必要条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两者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组合义)。其次,中文的表达喜好单双音节交错的节律,因此新的概念的产生,即字的组合和“意会”,大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双字组范围内。甚至即使在意义上是1+1=2的字组,也会因双音化而“凝固”起来,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前者如“然则”,王力分析说:“‘然’是‘如此’,‘则’是‘那么’,‘然则’本来是两个词,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来由于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就凝固起来,成为一个连词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仂语,在古代汉语里是最常见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组,其组合不惜以意义的冗余去凑足一个双音节。例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偏义复词”,诸如用“吉凶”指“凶”,用“国家”指“国”。“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实指“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出入”实指“出”。又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涕泪”同义,“诛杀”同义,“忧虞”同义,“愿望”同义,“爱怜”同义。“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输》)的“既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组合。在汉语史的发展中,基本表达单位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即使受双音化的影响,汉语的“双音词”仍然与欧洲语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关键在于汉语的双音组合是“字”组,汉字在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世纪纠结:当两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哪些组合是“word”,哪些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断为“词”的字组,只要提供合适的语境,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独立表意,由此形成汉语表达中十分独特的“组义分合二重性”。经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则为“很”,分则为“不寻常”;又如“半天”,合则为“好久”,分则为“白天的一半”。汉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组合中都潜藏着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甚至能转换结构的性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动宾强势转换”。例如,联合结构“唱歌”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唱了一个歌”),联合结构“睡觉”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睡好觉”),偏正结构“小便”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小便小不出来”),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连绵词、音译词也难挡汉字的游离,连绵词“慷慨”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慷他人之慨”),音译词“幽默”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幽他一默”)。这一因汉字特点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扩展就成为汉语表达中习以为常的“结构重新分析”。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音韵节律的基点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汉语的表达,天然讲究对称与和谐。这种讲究,在口语中粗放地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规律,必须推敲书面语中每一个字的音韵表现,所谓“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字正”才能“腔圆”,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意义的基点也是“字”。汉语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汉语的说话人奉行“听话人负责”的言说策略,对听话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汉语句子的建构讲究“人详我略”。句子的意义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会,这样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意义支点,在多方意会中灵活地组合起来,字义成为句义乃至篇章之义的基础。汉语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间”展开,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的意义格局。这样一个特点,造成了中文简洁凝练、灵活自由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正如张新所说:“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汉字的凝练是中国文学充满诗意、中国人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重要原因。中国语文研究传统高度评价“字”在汉语结构的组织和理解中作为基本要素的功用。刘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刘勰)强调‘因字而生句’,这是同西方形态语言的因‘框架’(形态配合关系)而生句完全异质的一种组织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统小,以虚摄实,是先有句法关系模式,然后在这个图式内的各条‘透视线’上刻意经营。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体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组大,散点经营,以流程见局势。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流造句。刘勰所谓‘正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
当然,就汉语句子的格局而言,仅仅有字的立足点还是不够的,字的运用必须和“气”联系起来,并且浑然一体,形成句读段,才能产生强大的铺排延宕能力,使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流动起来,在语境的观照下形成生发语义的整体(这一点,正是后来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语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气”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节律的组合。汪曾祺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作为汉字书面语的诗歌和小说,用口语朗诵,甚至配乐朗诵,听上去就像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因为离开了汉字视觉,会损伤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为例,指出:“这写得很美。但是听朗诵的都是识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诗的素养的,他们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如果叫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学素养的普通农民来听,大概不会感受到那样的意境,那样浓厚的诗意。‘老妪都解’不难,叫老妪都能欣赏就不那么容易。‘离离原上草’,老妪未必都能击节。”因此,汉字书面语的阅读效果比耳听更好。与其听书,“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正由于“字”在中文表达和理解中强有力的核心作用,所以汉语的思维,从书面语的角度说,本质上是汉字的思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汉字下这样的文化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汪曾祺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更为入木三分地指出:“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国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饶宗颐进一步认定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苏美尔人(Sumerian,闪族人)在两河流域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他们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了城市,由氏族制度向文明时代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创造成为苏美尔文明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字最初的形态是图形文字。由于它产生于公元前第三个一千年时期,有的西方人认为它是汉字的源头。甚至发现它也是“先作纵书,后来九十度转为横书”。但就其图形本身而言,饶宗颐认为:“自然以之表达具体的东西较为容易,抽象观念则困难滋多。在乌鲁克时代①,若一涉及泥板上写刻大部分的神庙的有关经济记录,尤以羊牛的数目最为常见,表达的事物十分简单。它的显形文字发展未达规范化,远不像汉文的形声构造的齐整和严密”。更重要的是,苏美尔人的语言是黏着语,大部分是单音节,很少形态变化。“到了巴比仑人②接替了苏的字体时,继续发展这种音节系统,由于巴比仑人是屈折语系,需要在字的音节上来表示意义,不像苏人之为黏着(单音语),只有于‘字’上来取义,于是更增加了复杂性,因而需要多量的限定词(determination),而且每个符号不少为多音节符号”。显然,语言的特征决定了文字的走向。表意字对语言的控制,拼音文字“为语言所吞没”,划出了人类文字与文化类型的深刻界域。
基因组学的意义篇8
【关键词】健康管理措施；基层高血压病患者；评价
原发性高血压（pH）是我国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随着人们生活方式转变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基层pH发病率逐年升高。长期、规律的用药是治疗、控制血压的关键，与此对应的是，我国基层人群的遵医情况却不容乐观，因此，在依靠传统用药的基础上，给予pH患者科学、有效的健康管理措施便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1]。本研究通过采取科学用药+健康管理措施的应用，对基层pH患者的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我院收治的pH患者450例，其中男性248例，女性202例，年龄44-76岁，平均58.2岁。诊断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高血压联盟（wHo/iSH）对pH的定义和分类并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和严重心血管疾病。将pH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25例。干预组男性128例，女性97例；年龄44-74岁，平均57.9岁。对照组男性121例，女性104例；年龄45-76岁，平均59.1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高血压分级和血压水平、工作性质、学历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药物治疗对照组患者仅给予常规药物治疗。根据中国高血压联盟2005年修订的高血压指南（基层版）[2]，采用联合降压治疗方案[3]，基本原则是：①联合用药有协同或相加的降压功能；②药物不良反应尽可能抵消，以增加患者耐受及遵医性。联合治疗包括固定剂量和非固定剂量联合两种方式，尤以钙拮抗剂（CCB）为基础的药物联合、以血管紧张素（RaS）抑制剂为基础的药物联合和利尿药与β受体阻滞剂的联合治疗方案最为常用。
1.2.2健康管理措施干预组患者在对照组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健康管理措施：①收集健康信息，评估风险因素、制定健康计划并建立健康档案是实施进一步治疗及健康管理的第一步。②在pH患者及高危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进行社区综合干预。在街道建立固定宣传栏，固定时间举办关于pH的健康讲座，赠送pH相关材料等。③实行心理、行为干预，纠正患者心理状态及不良生活方式，实现对pH危险因素的控制。④定期随访与监测，每月电话回访≥1次，每个季度至少1次进户家访，随访内容除姓名、性别、年龄、血压等基本情况外，还包括高血压知晓率、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治疗情况等，监测服药依从性；动员家庭成员协助监督。⑤合理膳食，限制钠盐摄入，控制体重、减轻精神压力及其他日常生活指导。
1.3观察指标及疗效标准观察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干预治疗前后收缩压（SBp）及舒张压（DBp）的变化。疗效判定按[4]，显效：DBp下降≥10mmHg（1mmHg=0.133kpa）并降至正常，或DBp未降至正常，但下降≥20mmHg；有效：DBp已降至正常但下降幅度
1.4统计学方法采用统计软件SpSS15.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χ±s）表示，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血压控制情况比较管理干预前两组比较、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管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治疗效果比较管理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0.7%（204/225）、82.7%（186/225），干预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pH是我国重点管理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目前公认高血压是在环境因素和自身遗传易感性的共同作用下发病，通常，环境因素约占60%，遗传因素约占40%。已有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pH发病与体重超标、高盐饮食和酗酒等因素显著相关[5]，另外，除遗传因素外，pH发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嗜烟、职场竞争压力、社会经济因素等。pH的健康管理与干预对基层pH患者和高危人群实施健康管理、危险因素评估，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适时改变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减轻或消除pH的危险因素，提高整体健康水平。在实施健康管理措施的过程中，始终把“三级预防”原则贯穿始终，在一般人群的预防和高危人群、pH患者中降低危险因素，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减低靶器官或组织的损害。
参考文献
[1]张文申.基层高血压现况及危险因素调查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09，11（19）：25.
[2]孙宁玲.采用新的中国高血压指南指导对基层高血压患者的治疗[J].中国社区医师，2006，22（4）：8-9.
[3]初少莉.基层高血压的联合治疗方案[J].中国社区医师，2011，27（19）：11.
基因组学的意义篇9
【关键词】现代汉语；颜色词；超常组合；语词特征；语用价值
引言
颜色词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体系，已得到了语言学家的普遍承认。特别是伯林和凯・保罗《表示颜色的基本词汇》一书的问世，向人们揭示了人类语言中基本颜色词具有相似性的特点，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语义普遍主义的观点。因此，一些语言学家纷纷从各自所熟悉的领域并从不同的角度，在心理、物理、文化及模糊性等方面对基本颜色词进行探索。
1.现代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
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如：红、黄、绿、蓝、紫、黑、白、灰等。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指使用频率较高、由一个语素成词、表示确切色彩的词语。基本颜色词跟色彩学中的基本色不是同一个概念，基本颜色词表示的色彩不一定是基色。如“绿”通常认为是基本颜色词，但它表示的却是“黄和蓝合成的颜色”。石毓智（1990）按照能否用程度词“有点、很、太、十分、最”分量级，可以首先把现代汉语单音节的颜色词分为两类：能用程度词分量级的叫非定量词，不能用程度词分量级的叫定量词。前者如红、黄、绿、青、蓝、白、黑；后者如定量颜色词：橙、紫、粉、灰、褐等。他又认为现代汉语中的复音节颜色词都是定量的，基本颜色词一般为名词，可以与其他普通名词和动词组合构成双音节词，也可以受到其他词或短语的修饰，其词语意义和色彩意义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基本颜色词的组合一般以偏正式和联合式为主，其组合主要考虑到可能性、词序和意义三个方面的因素。
2.颜色词的基本组合
2.1偏正式组合
偏正式是指由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关系的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结构。颜色词以偏正式组合之后形成aB式双音节词形容词，如青紫、紫红、紫黑等等。
（1）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
（2）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4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3）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
（4）一身肌肉，晒得紫黑紫黑的。
这类形容词在语义上也遵循一般偏正式结构的语义特点，“aB”即“像B似的a”，“B得发a”。前一个颜色词作定语修饰限制后一个做中心语的颜色词，它所指的仍然是一种颜色。例如“紫红”是指非常红、红的发紫，所指的仍然是红色。在语形上，aB式组合的颜色词可以构成aBaB式重叠形式。如“紫红”可以出现“紫红紫红”、“紫黑”可以出现“紫黑紫黑”等。aBaB式重叠的颜色词其基本意义保持不变，但是感彩会随着重叠形式的运用得到强化。在语用上，大量的语言事实表明，aBaB式要比单纯的aB式具有更浓的感彩，使用频率要更高一些。
2.2联合式组合。联合式是指语素之间的关系不分主次，平等的联合在一起。（邢福义2006）联合式组合形成的aB式颜色词，表示的基本意义有所改变。它不再仅指单一的颜色，而是两种独立的颜色。如黑白、红绿、粉红等。与偏正式不同的是，联合式的aB类颜色词一般不能说成“B得发a”。如“红绿的标语”不能说成“绿得发红的标语”（*）。
3.颜色词组合的语素顺序
现代汉语中的颜色词无论是以偏正式组合还是以联合式组合，它们都要遵循一定的语序。石毓智（1990）认为词群内部词语的排列顺序是在意义上跟小类名称较亲近的列前，较疏远者置后。也因此，不同的语序下所形成的双音节词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如我们可以说“红绿”而不说“绿红”，说“红绿的墙壁”而不说“绿红的墙壁”；可以说“粉红”，而不说“红粉”，说“粉红的窗帘”而不说“红粉的窗帘”。即便存在少数颜色词可以语素互易的情况，所形成的颜色词的的语义也不相同。如“紫黑”和“黑紫”两种颜色词在现代汉语中都可以见到，但“紫黑”是指像紫色似的黑色；而后者却是指“像黑色似的紫色”。另外，颜色词组合的顺序还与人们的认知心理有关。也就是说，人们在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在心理上最容易接受的，使用频率就越高，组合顺序也就越稳固。例如尽管“灰”和“黑”都是基本颜色词，但“黑”与“灰”相比，更常见，使用频率更高。所以“灰黑”组合比“黑灰”的组合更常见。经数据统计分析我们认为基本颜色词的使用频率：白>红>黄>灰>黑>绿>紫>青>蓝。使用频率越高，认知上就越容易接受，组合性就越强，在搭配上的主体地位也就越稳固并常常占有中心语的位置。如我们常说橙黄、褐黄而较少说黄橙、黄褐等。
4.基本颜色词的超常组合
4.1组合规则的超常性。在一般情况下颜色词的组合都会遵循一般名词的组合规则，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的红霞、青山绿水、黑云、白纸、灰布、蓝天、黄金、紫薇等词语。其超常组合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一般转换为区别词后有的色彩义消失；其后所加的名词可以是任意类型的名词而且一般不含有色彩义，即便是含有色彩，也是外在色彩，一般不会是该事物本身的色彩。第二种形式，随着语言演变和交际的需要，在网络语言的促使下，字母词更加随着交际的深入和语言的发展，字母词兴起并流行起来，如：绿色GDp、绿色LeD、绿色Gapp等。但这种汉字+字母的组合形式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三种形式比较特殊，内部既有重叠形式又有名词的组合，常用该色彩代替物体本身的含义。如：我不知不觉的被那红红的甜带入了无限幻想中。
4.2语素顺序的超常性。形容词性的基本颜色词组合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被短语或词组修饰，同常式（C0+n）相比，组合的词序发生了变化，成为一种新词序：X+C0/C0’。如：趾高气扬的玫瑰红和呆板冷淡的铁灰色、“毁绿杀手”、年青的绿迷人的紫、冬日的蓝、冰冷荒凉的蓝。这些超常组合的颜色词出现了相对特殊的组合方式，其内部的相对关系也较之上述有所不同。如“玫瑰红”被联合短语“趾高气扬”修饰，“铁灰色”也被联合短语“呆板冷淡”修饰，“绿”跟动词“毁”组合，“紫”被“迷人”修饰，“蓝”被时间名词“冬日”、联合短语“冰冷荒凉”、动宾短语“吞噬一切”和联合短语“庄严神圣”所修饰，表现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与其它词语组合的超常性。
5.结语
颜色词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属于常见词汇。颜色词的基本组合形式以偏正式组合和联合式组合最为常见，有其固有的组合规则和词汇特征。除此之外，基本的颜色词还可以超常的组合形式出现，其语素顺序和结合的可能性不同于基本组合形式，形成特殊的颜色词，传达出新的词汇意义和色彩意义。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潘峰.谈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范畴[J].武汉：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4）.
[3]石毓智.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用法[J].汉语学习，1990（3）.
基因组学的意义篇10
【摘要】目的 探讨第10号染色体上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缺失的基因(pten)及cycline蛋白在胃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70例胃癌及相应距癌组织5cm外的正常胃黏膜组织，采用免疫组织enVision两步法检测癌及癌旁组织中pten、cycline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 pten及cycline在胃癌组织中阳性率，与癌旁组织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32.46、4.83，p均＜0.05）；pten及cycline在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腺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20.59、5.47，p均＜0.05）；pten、Cycline在胃癌tnm分期中Ⅰ-Ⅱ期的阳性率与Ⅲ-Ⅳ期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6.57、4.02，p均＜0.05）；同样在淋巴结有转移的胃癌组织中阳性率与无淋巴结转移的胃癌组织中阳性率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7.46、5.16，p均＜0.05）。结论 pten及cycline蛋白表达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及生物学行为有关。
【关键词】pten； cycline； 胃癌； 免疫组织化学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expressionandsignificanceofptenandcyclineingastriccarcinomaandadjacenttissues.methodsimmunohistochemicalstainingenVisionmethodwasusedtodetecttheexpressionofptenandcyclinein70casesofgastriccarcinomaandcorrespondingadjacentnormaltissues.Resultstherewasstatisticallydifferenceintheexpressionofptenandcyclinebetweengastriccarcinomaandadjacenttissues（χ2=32.46，4.83，p
Keywordspten; cycline; gastriccarcinoma; immunohistochemistry
近年来研究发现，第10号染色体上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缺失的基因(phosphataseandtensinhomologydeletedonchromosome10，pten)突变、缺失及表达异常与人类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Cycline是一种核蛋白质，最初是从酿酒酵母菌中提取出来的[2]，cycline的表达受细胞周期调节，并在G1期末达到高峰，激活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2（cyclin-dependentkinase，CDK2），cycline/CDK2复合物在细胞进入S期前显示出短暂而强烈的酶活性，并引起Rb蛋白的进一步磷酸化。本次研究主要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回顾性研究pten、cycline在胃癌组织、癌旁组织中的蛋白表达，探讨它们与胃癌的发生发展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0例标本取自2005年5月至2008年6月乐清市人民医院手术切除胃癌组织蜡块、瘤旁黏膜为距肿瘤灶5cm左右的正常黏膜。其中男性41例，女性29例，年龄31~78岁，平均年龄（63.50±2.12）岁。tnm分期：Ⅰ、Ⅱ、Ⅲ、Ⅳ期分别为11、19、24、16例。高、中、低分化腺癌分别为23、20、27例。有淋巴转移33例、无淋巴转移37例。所有受检病例术前均未经放疗、化疗治疗。
1.2 方法 组织切片脱蜡至水，高压抗原热修复后，依照enVision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免疫组化法染色。所用单克隆抗体pten、cycline以及enVision试剂盒（由丹麦Dako公司生产）。染色中采用中性磷酸盐缓冲溶液代替－抗作为阴性对照，已知阳性切片作为阳性对照。采用微波抗原修复，设阳性、阴性对照。pten阳性位于细胞质，为棕黄色。cycline阳性位于细胞核，为棕黄色颗粒，计数5个高倍视野。pten阳性（＋），即阳性细胞数＞10%；阴性（－），即阳性细胞数＜10%。cycline阳性（＋），即阳性细胞数>5%；阴性（－），即阳性细胞数＜5%[3]。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ten、cycline在胃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比较见表1
由表1可知，pten在癌旁组织中阳性率显著高于胃癌组织中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46，p＜0.05）；Cycline在胃癌组织中阳性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3，p＜0.05）。
2.2 不同病理组织类型胃癌中pten、cycline的表达情况比较见表2
由表2可知，pten在高分化腺癌中的阳性率高于中、低分化腺癌中的阳性率，三者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0.59，p＜0.05）。高分化腺癌中cycline的阳性率低于中、低分化腺癌中的阳性率，三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7，p＜0.05）
2.3 不同tnm分期及有无淋巴转移胃癌中pten、cycline的表达情况比较见表3
由表3可知，pten、Cycline在胃癌tnm分期中Ⅰ~Ⅱ期的阳性率与Ⅲ~Ⅳ期的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6.57、4.02，p均＜0.05）；同样在淋巴结有转移与无淋巴结转移的胃癌组织中两者的阳性率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7.46、5.16，p均＜0.05）。
3 讨论
目前研究认为，肿瘤的发生发展是多因素、多阶段、多因子作用结果，其中癌基因的激活与抑癌基因的失活是其重要特征。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发展特点在肿瘤学研究中具代表性意义。与细胞支架蛋白tensin同源在pten是人类新发现的第一个具有磷酸酯酶活性的抑癌基因，能通过脱磷酸化作用调节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从而调节细胞正常的生长、发育及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粘附、转移。抑癌基因pten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其编码的蛋白有蛋白性磷酸酯酶活性和脂性磷酸酯酶活性，参与细胞生长调节，并在肿瘤细胞浸润、血管发生及肿瘤转移中起一定作用[4]。
pten的抑癌机制由几条途径协同完成：①通过抑制G1-S期进程，影响细胞的周期过程及增殖；②通过对局灶粘附激酶的去磷酸化抑制细胞转移及侵袭；③通过抑制促细胞分裂素激活的蛋白激酶细胞信号传导途径抑制细胞的生长和分化。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胃癌组织中pten的阳性率明显低于瘤旁组织（p＜0.05），提示pten蛋白的表达异常参与胃黏膜恶变转化过程。同时本次研究显示pten蛋白的表达与癌组织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情况密切相关，随着分化程度降低，表达率降低，阳性率亦低，分化程度越高，阳性率亦高；淋巴结有转移的病例，pten阳性率低，淋巴结无转移的则阳性率高，提示pten在诱导肿瘤分化过程和转移过程中也起重要作用。
Cycline是肿瘤细胞由G1进S期的限速蛋白因子，表达可以促使细胞由G1期向S期过渡，或在G2期异常出现的cycline与CDK2复合物，使正常细胞增殖失控导致肿瘤发生。近60%以上的原发胃癌和转移淋巴结有cycline的阳性表达，并且cycline的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组织学分期和预后明显相关，与无病发生率和总生存率呈负相关，提示cycline可能成为胃癌的预后指标[5]。国内外学者在肺、肾、胰腺、胃、结肠及子宫、睾丸等肿瘤的研究中发现认为cycline可能是一个致癌基因，在肿瘤组织中它的表达在质和量上均有异常[2]。本次研究资料显示cycline在肿瘤组织中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瘤旁组织（p＜0.05），并且与胃癌的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情况相关。
在对胃癌预后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均注重肿瘤分化程度、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情况，而pten及cycline在这几种情况下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提示着对恶性肿瘤预后的影响，也提示对肿瘤术后化疗放疗方案的设计，同样将来可以通过转基因治疗来防止术后复发，根治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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