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概述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
一、信息经济的内涵
“信息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对于知识生产的有关研究。马克卢普1962年在《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中建立了一套关于信息产业的核算体系，奠定了研究“信息经济”概念的基础。1977年，波拉特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分类的四次产业划分方法，获得广泛认可。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尔・霍肯在《未来的经济》中明确提出信息经济概念，并描述信息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整个社会活动的新型经济形式，其根本特征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信息成分大于物质成分占主导地位，以及信息要素对经济的贡献。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拉开了讨论“信息经济”概念及理论体系的序幕。目前，比较成熟的研究观点认为信息经济可以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理解。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主要研究信息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系统中的运作规律。这种观点同知识经济相通，属于同一个范畴；而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信息经济所涉及到的重点研究内容是分析信息产业和信息产品的特征、以及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力度。这种观点强调信息经济是信息产业部门经济。由于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微观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而相当多的专家学者更倾向认为信息经济一定程度上主要是指信息产业经济。
二、网络经济的内涵
“网络经济”概念的提出同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因特网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网络经济又被称为因特网经济，是指基于因特网进行资源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为主的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在网络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及电子商务的蓬勃兴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伴随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大量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资源配置得以进一步优化，构成网络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带来虚拟网络交易模式，传统交易活动演变成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网络交易活动，构成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相比，网络经济这一术语的区别在于它突出了因特网，并将基于国际互联网进行的电子商务看视作网络经济的核心内容。
三、知识经济的内涵
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技进步，全球知识生产、流通速度不断提高，分配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在此背景之下，相当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知识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联系，知识经济的概念逐渐形成。例如，美国丹尼尔・贝尔和日本屋太一等学者分别从“后工业社会”、“知识价值社会”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这些论述虽然还没有提出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但却已经涉及到了知识经济的基本内容。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知识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因而“知识经济”是一种知识为基础要素和增长驱动器的经济模式。特别是随着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应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已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引擎。正如美国学者美唐・泰普斯科特（Dontapscott）所言：信息科技强化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换言之，知识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知识的创造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重大幅度地增加了。
四、比较及总结
通过上述各概念分析，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之间的确存在差异。知识经济强调知识作为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信息经济强调信息技术相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网络经济强调因特网进行资源分配、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则突出表现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数字化。但正是存在差异，才产生必然联系性。虽然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早已提出，但是“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并受到重视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知识经济的产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并最终孕育了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的诞生。同时，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的广泛应用更加促进人类知识的积累，并加速人类向数字时代的过渡。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经济、网络（因特网）经济这些概念在同一个时代提出并不是相互矛盾或重复，而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当前正处于变化中的世界。“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经济、网络（因特网）经济――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基础内容――催化中介――结果形式”。知识的不断积累是当今世界变化的基础；信息产业、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当代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催化剂；数字经济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表现形式。因而这几个概念相辅相成，一脉相传。
图1数字经济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参考文献
[1]乌家培，肖静华.信息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吴季松.知识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3]乌家培.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
[4]纪玉山.网络经济学引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5]刘列励.信息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1.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2
【关键词】城市；休闲产业；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45-01
一、引言和文献检索总体情况
文章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主要检索库，以“篇名”作为检索项，“城市”“休闲产业”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到2012年为止，13年间，得到文献135篇，筛选后剩余有效文献119篇。文章主要对这119篇文献进行初步的分类和讨论。
二、文献内容分析
（一）城市休闲发展研究
城市休闲产业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战略对策、区域发展、格局趋势、发展模式以及发展综述等方面的探讨。除了针对城市旅游产业进行整体综述性研究之外，也有部分文献探讨具体区域的休闲产业发展，如王琪延以北京为例，探索了国际化大都市率先进入休闲经济时代的条件和特征①。郝影利从国家战略层面讨论了上海休闲产业的发展②，虽然略显空大，但是显著的说明了城市休闲产业在大都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城市休闲产业基础及开发研究
城市休闲产业的基础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综述、相关概念辨析、产业结构3个方面。例如，黄安民，韩光明详细阐述了旅游城市、休闲城市这两个概念，并从两者的定义，两者间的渗透、差异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③。杨振之、周坤的“也谈休闲城市与城市休闲”，作者对休闲城市的标准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对城市休闲的基本问题从规划实践的角度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对城市休闲的产业体系、城市休闲的游憩方式与城市休闲的空间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④。城市休闲产业开发涉及产品开发、产业集群、开发原因、开发经验等内容。何建明提出了基于休闲需求结构与行为的分析对城市休闲产业与产品的发展导向研究的思路⑤。王红宝，张启，苗泽华在城市休闲旅游领域提出了产品“深度开发”这个概念⑥。刘滨，周帅则从旅游休闲产业集群的角度，探索了其在理论基础、形成条件和竞争优势上与普通产业集群的不同⑦。这对于研究城市休闲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城市休闲产业的功能
郝影利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城市化进程中休闲产业的作用⑧，不仅为发展城市休闲产业找到了更多理论支撑，更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措施。庞学铨和王景全均从文化的角度探索了休闲对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意义⑨⑩，文化作为软实力的关键因素，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研究切入点有待挖掘。产业的后期发展阶段，最终都应该形成相对完善的评估体系。
（四）从休闲经济的角度看待城市休闲产业的发展
苗建军提出了“中心城市就是休闲经济的空间结点”的学术观点，作者从空间安排角度来思考休闲的经济属性，较为新颖。付达院看到了我国城市休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他指出“我国大部分城市的休闲经济规模远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尽管我国城市休闲经济产业化呈现不断升级趋势，但与国外其他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三、研究小结及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
城市休闲产业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的视角日益宽泛，研究日益细化、深化。当然，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有一些问题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和思考的，比如研究的角度多有雷同，研究的范式主义过于严重，研究过程的反思性缺乏等等。因此，对概念的字斟句酌，思路的创新与批判性反思应该成为在日后的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①王琪延.北京将率先进入休闲经济时代[J].北京社会科学，2004（2）.②郝影利.从国家战略层面论上海休闲产业的发展[J].商业经济研究，2011（18）.
③黄安民，韩光.从旅游城市到休闲城市的思考：渗透，差异和途径[J].经济地理.2012，32（5）.
④杨振之，周坤.也谈休闲城市与城市休闲[D].第十三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23（12）.
⑤何建民.城市休闲产业与产品的发展导向研究――基于休闲需求结构与行为的分析[J].旅游学刊，2008，23（7）.
⑥王红宝，张启，苗泽华.城市休闲旅游产品深度开发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0，26（12）.
⑦刘滨，周帅.大力发展旅游休闲产业集群[J].经济研究导刊，2010（32）.
⑧郝影利.城市化进程中休闲产业的作用[J].企业家天地，2006（2）.
⑨庞学铨.试论休闲对于城市发展的文化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0（2）.
⑩王景全.休闲产业：城市经济发展的文化路径[J].城市观察，2012（4）.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3
[关键词]课程体系更新贸易政策
纵观世界经济可以发现，任何一个谋求自身发展和增进本国国民财富的政府，都希望能趋利避害地利用对外贸易来发展本国经济。世界各国中也不乏将国内发展战略与政策延伸至国际贸易领域，相机抉择地利用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作为增强经济实力与巩固竞争力之重要手段的国家[1]。具体来讲，对外贸易政策是世界各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对本国进出口贸易所实行的政策。它大体包括：对外贸易总政策；对不同国家或不同国家或不同类别国家所实行的对外贸易国别政策；对不同商品或不同类别商品所实行的进出口商品政策。
一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以增强国家国际综合竞争力为宏观目标，以提高本国居民收入及社会福利为具体目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同时，由于各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又使得其贸易政策具有非静态变化的基本特点。例如，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宗旨是服务于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巩固与发展；俄罗斯对外贸易政策的宗旨是利用能源出口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日本则是通过对外贸易奠定其科技优势地位。上述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随偶有变动，但其宗旨却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因此，《贸易政策比较》课程的重点，理应放在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政策动态比较，通过比较分析法的广泛应用，使学生了解贸易政策的延续性与波动性。但现行课程体系设置中，存在着知识点重复、政策比较实例较少、各国政策特点分析不足等一系列有待改进之处。
一、《贸易政策比较》课程中概念的教学创新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本科阶段所采用的《贸易政策比较》课程，在开篇第一部分“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中往往包含以下几点内容：国际贸易中的专业词汇及其概念；国际贸易产生的发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特点；国际贸易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其用意是使学生对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有一个直观性的了解，同时学习国际贸易产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掌握不同阶段国际贸易的特点与变化。但是，对于本科阶段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来说，这部分内容与其前面所学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两门课程多有重复，而且，不同教材其专业用语也不尽相同，极易造成学生对国际贸易基本概念记忆混淆，或概念模糊。
因此，笔者建议在《贸易政策比较》课程体系中对本部分可做出如下更新：
第一，以教师课堂带领学生简单回顾相关概念为主要方式，强调概念的理解，而不再要求学生对具体概念强制性记忆。例如，在“国际贸易地理方向”的概念回顾中，可主要阐述其分布特点，以及世界各洲、各国或各个区域集团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的指标。同时，引用中国、美国及其他各国近10年的进出口数据，对比分析其在世界进出口市场中所处位次。再如，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概念中，除讲述进出口商品结构外，还应着重分析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所反映的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科技发展水平等贸易与国内经济联系的具体情况，使学生认知到国际贸易的最终目的是为发展本国经济所服务，其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第二，强调excel等统计软件工具的运用。基于多数学生对统计表格阅读、分析知识的欠缺，在本部分教师可针对各班学生的具体情况，差异化实施实训课程的相关训练。例如，使用excel表格时可分为如下步骤：1.填写我国1978-2009年度进出口商品结构数据，区别不同统计指标的经济含义；2.令学生找出所占比重较大的商品种类，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中所学Standard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SitC中的分类标准，总结我国进出口商品的具体类型；3.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减比例（%）的计算，观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的变化，对照与变化折点时间相符的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细节，找出其中所蕴含的国家对贸易政策宏观调控的具体思路与趋势。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加深国际贸易相关理论性概念的理解，熟练掌握各种常用国际贸易专业词汇；另一方面，强调概念的灵活运用，特别是注重培养学生对相关统计软件、统计表格、统计图表的认知程度，加强其自我动手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贸易政策比较》中“政策和措施”解释的教学创新
在现行《贸易政策比较》课程体系中，通常将“政策和措施”部分作为重点内容，其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政策概述、国际贸易政策演变、进口关税及非关税措施、出口管理方法等。笔者认为，在这一部分可适当减少对概念性问题的阐述，转而增加对与现实世界相耦合的国际时政及其与贸易关联性的内容讲解。例如：
国际贸易政策概述部分，在帮助学生分析、掌握国际贸易政策的含义与构成、类型与区别的基础上，着重讲述各国政府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实质是，代表本国统治阶级，为本国统治阶级利益及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其出发点主要是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有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积累资金并维护本国对外的政治关系。各国政府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往往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各国的经济发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思想和外贸理论而随时调整和改变。但不论如何变化，总不外乎是两种基本类型：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演变部分，重点讲述：自资本主义初期重商主义的产生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超保护贸易政策的进化过程，以及现阶段国际贸易所呈现出的保护与自由结合的混合贸易政策。这里，可引用如下的中美两国贸易政策演变为实例。（1）中国实例：1978年之前，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是以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为主要贸易对象，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力争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与制裁；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转向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更加强调国际间的沟通与合作，将对外贸易转变成为引领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并通过鼓励出口等措施的实施，扩大外汇储备、增强综合国力。（2）美国实例：在2007年金融危机波及国内实体经济之前，美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但是应当看到其贸易政策的利己性和攻击性，特别是美国“301条款”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实质是美国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其威力不在于条款本身，而在于它所带来的报复性后果和制裁的可能；2007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扩散，基于向外扩散危机以及提高国内就业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主动放弃了对自由贸易的捍卫，转而公然违背wto准侧，持续加大贸易保护，这一切均是美国贸易利己主义的集中体现。
进出口关税措施部分，则重点应放在进口方面。主要包括进口关税的税率标准、分类标准、普惠税的给惠方案等，在细节上，应关注学生对非关税壁垒的理解程度。例如，在进口配额方面，以中国为例详细阐述绝对配额、关税配额的定义与区别；在自愿出口限额方面，使学生分清自愿出口限制的原因、配额的协商机制；在进口许可证制度方面，重点讲述进口许可证发放规则、发放手续、管理程序以及进口许可证的种类等；在外汇管制方面，帮助学生理清数量性外汇管制、成本性外汇管制、混合性外汇管制在管制方法上的不同点，并分析中国自1994年实行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取消原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行的双轨制度的原因及其影响等。
出口管理措施部分，重点在于分析不同国家对出口的鼓励措施和实际应用效果评价。例如，我国出口信贷政策对中小型外贸企业的优惠措施及具体实施细则；短期信贷、中长期信贷的政策提供与企业选择之间的耦合关系；出口补贴，特别是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补贴制度的联系与区别，详细向学生讲解wto《农业协定》第10条之规定（即不得通过出口信贷和食品援助来规避出口补贴减让承诺，并要求按一定的纪律来管理出口信贷和食品援助）；偶然性倾销、间歇性或掠夺性倾销的原因与影响。
综上所述，在第二部分“政策和措施”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必须从全球现阶段经济与贸易发展变化的特点出发，通过对比分析、引用实际案例等多元化教学手段，使学生对贸易政策及其执行措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并能够正确解读国际贸易热点问题的起因与后续可能发生的影响。
三、《贸易政策比较》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的教学创新
传统的《贸易政策比较》课程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准侧”部分将解读wto原则作为重点部分，主要阐述wto中的非歧视性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等。在传统教学课程中，对本部分往往单一注重基本准则的文件性解释，针对具体操作以及如何在wto框架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实际案例较少。
因此，笔者建议在这一部分的课堂教学中，应将美国等发达国家如何利用wto准则干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以及新世纪以来我国如何应对历次wto诉讼等案例作为重点，通过实例分析，使学生理解并能够掌握如何合理运用wto准则。例如，在本部分中，添加“发展中国家与wto案例”，讲述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运用wto准则的具体措施，具体案例，如美国向wto提起的关于对中国用于生产钢、铝和化学产品的多用工业原料实施出口限制的投诉，本案的诉讼方都以wto准则和中国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即《入世议定书》）的承诺为重要的诉讼理由，美方的诉讼理由主要包括中国以出口配额、征收出口税以及建立招标体制分配矾土，氟石和碳化硅配额，向企业收取费用等，违反了中国在《入世议定书》和《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中关于取消出口产品税费和出口限制的承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入世议定书》中附件6仅列明84个税号的商品不承诺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许多在近年引起关注的资源性产品（如稀土、锰等）并未被列入，这为今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由于中国对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出口配额及关税制度和此案中涉及的9项原材料适用的wto条款差别不大，因而，若wto做出不利于中方的裁决，可能会引发中国更多的贸易政策在wto的争端仲裁台上成为被告[2]。
除此以外，在本部分中还可在课堂实践教学过程中，根据各班学生的兴趣度及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适当讲述美日贸易冲突、欧美钢铁保卫战等著名案例，提高学生对wto准则的认知度，并使其能够根据现实案例分析wto准则如何适用于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如何利用准则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等。
四、《贸易政策比较》中“国际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的教学创新
在本部分中，笔者认为，讲述的重点应放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分析以及国际贸易新变化所带来的政策取向问题上。
首先，在课堂教学中着重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与成因。在含义方面，应明确阐述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由政府间通过协商缔结条约，建立多国的经济联盟，并分析广义经济一体化与侠义经济一体化在概念上的区别；在成因方面，以“三环外交”、北美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实际案例为基础，帮助学生理解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成因与必然趋势。
其次，以欧盟为例，讲述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演变过程，以及经济一体化给欧洲各国带来的影响。例如，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加速了整个欧洲经济一体化，而非仅仅局限于欧盟成员国，其后续影响应结合当前欧盟国家，如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出现的财政危机，着重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列举其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使学生深刻认识到经济一体化并尽善尽美，而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第三，结合我国及东亚周边地区形势，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联系与区别。在这一部分，也可对未来apeC的发展趋势，以及亚元区形成的可能性进行展望，加强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能力，促进其多元化经济思维模式的形成。
五、总结
国际贸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各国贸易政策的适时调整则凸显了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正如前文所述，《贸易政策比较》课程是本科阶段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其教学重点应有别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两门课程：（1）《贸易政策比较》应更注重对各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采取的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定义与概念的讲述；（2）《贸易政策比较》应更注重对现实案例的解读，其案例的特点应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即结合当年发生的各国贸易摩擦、贸易政策调整等；（3）《贸易政策比较》在教学过程中，应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国际贸易政策能力放在第一位，力争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具备自主分析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4
但事实却非常清楚：历史“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3]，其本身的一度性、过去性和不可逆性特点，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亲身经历那种“历史的过去”，不可能亲眼目睹“客观的历史”。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历史记载之间，只能是无限接近，而非完全符合。我们所能考查体会的仅仅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原始史料、遗存遗物、历史叙述。“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它不仅需要我们“低头拉车”，通过历史史实和史料完成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和重构，还需要我们“抬头仰望”，借助历史理性和历史智慧实现对历史价值的守望和超越。
拙文试图沿着历史本身解构的理路即“存活着的过去”，以《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课为例，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重构做一次方法上的梳理。
一、理解和重构：走出文本的藩篱
中学历史知识主要包括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特征的重大历史事实、基本历史概念、基本历史线索和基本历史规律等内容[4]。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或者说解释）和重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学科体系、理解历史知识的内涵和作用、掌握基本的历史思维能力、学会运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技能。
思维和体验的结合赋予历史知识以“活”的灵性和生动。因此，要正确理解和重构历史，我们就必须从主体的思维和体验两个维度出发，帮助学生把握正确的历史概念，厘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发掘史实、史料、史论的历史价值，探寻理解历史的基本思维方法，在体验情境再现的经历感悟中找到一条符合历史理性的解构之路。而这一充满理性、满怀激情的“旅程”，至少包含这些特征：必须是以学生获得知识的丰盈、思维的活跃、生命的发展为根本旨要；必须是一种使人感到愉悦的、富有意义的、饱含激情的且高屋建瓴又平易近人的亲历体验；必须让学生领略到探究历史问题沿途的秀丽风景、体验历史场景下的真实意味、感受冗杂史料中梳理考证的乐趣……
只有这样，历史的理解和重构才能跳出教材文本，无限逼近历史事实。
1.揭示历史概念的内涵理路
学科概念是组成本学科知识体系的“筋骨”，是表述学科属性的基本“基因”，每一门学科的思维活动都需要学科概念在中间“牵线搭桥”，离开了概念的学科，就不能称之为学科。历史学科的概念是“人们在适量的历史表象基础上抽象概括而成的，可以深刻地提示历史的内在联系，提炼相关内容的历史特征”[5]。掌握好历史概念是学好历史的基本要求，是剖析、理解历史的基本手段。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概念教学的目标意识、方法意识和能力意识，努力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揭示意蕴、理解历史。
比如，在“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一课中，涉及到的基本历史概念颇多，且易误解。既有自然经济、洋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等一级概念，也有像民用工业、军事工业等二级概念。正确理解这些概念可以说是学好这一课的关键。对于不同概念的解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如自然经济的概念，可以基于基本的历史史实，通过展示小农经济生产的基本史实来让学生概括；又如民用工业、军事工业的概念，可以用类比整合的方法，即类比两类企业的不同特性，分析两者的不同点，从而类比出概念的不同含义。又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可以通过事例法，即透过某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衰史，归纳概念。一定的历史概念总是和一定历史时期密不可分，在解读概念的时候还要注意概念的时间属性。
2.解读目标要求的核心本原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把课程目标定义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本课为例，课程标准要求是“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本课的核心知识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教学目标可以设定为：通过学习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认识到列强侵略既破坏了传统经济结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通过学习洋务运动的内容，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认识到洋务运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条件，是中国大规模近代化实践的开端；通过学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认识到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历史艰难，探讨民族工业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中的作用。
3.探寻文本叙述的思维方法
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叙述我们称之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和历史真实之间，往往受时代、阶级、方法、史料的局限，总是和真实之间“格格不入”，或是“擦肩而过”。可能今天看似公认的“定律”，在明天就可能因为新材料（考古发现）的发现而成为“过去式”。但是，在追寻历史真实的过程中，人们也形成了合理的理解方式，或者说叙述历史的方式，我们习惯于将这些方法论意义上的思维方法叫做史观，即我们认识、理解历史的角度。
人教版教材将“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动”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专题之后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知识的建构。实际上，教材编写者在文本叙述时更多的是站在全球史观的角度，即站在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上，将世界看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把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看做是西方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在具体内容的组织上，编写者又转向了现代化史观，即从中国考量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中的经济现象。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我们就可以更加豁然地引领学生来看待历史的发展，坦然地引入学生从更宏观的层面理解历史事实的真实价值，淡然地引导避免只会用“唯物史观”“革命史观”单一地看问题。
4.发掘史实史料的质朴本真
历史是今天和昨天的对话，是当下和过去的会话。真实的历史早就淹没在汗牛充栋的故纸堆中，失落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里，埋藏在尘封已久的秦砖汉瓦下。我们今天理解历史，只能是通过历史记载、文物资料来还原、重构历史。因此，要接近真实的历史就必须从史料论述出发。关于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的史料论述多如牛毛，如何取舍就显得非常重要。本课中，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19世纪40年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60年代洋务运动的基本情况，笔者选取了当时的两份奏折，既拓展了历史知识的深度，又便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奏折一：……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
——敬数《请变通收税章程折》
奏折二：……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洋船炮折》
5.理解历史论述的精彩意蕴
教师在运用史料论述时除了要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外，恰当合理地借鉴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史学观点，也能加深学生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历史素养。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理论体系蜚声学界，其诸多论述已成为经典。以本课为例，笔者就发现陈氏有两段论述颇为精彩：
论一：“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含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论二：“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的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6]
如果从培养学生的史证意识出发，立足于在理解历史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分析历史结论，阐释、解释、论证历史观点的能力出发，我们可以以下问题为突破：比如论1可以设问为：“能够论证这一观点的史实有哪些？”“为什么1860年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论2可以设问为：“‘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指的是什么？‘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的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指的又是什么？”这样的理解便于学生更好地认识19世纪60年代洋务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思想背景，理解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如果要放到更广阔的时间段、更宽广的空间里，可以把视线移到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两个时间点，比较两个时代的不同，从而站在时空的更高处思考历史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论述的运用必须要避免以论带史的错误倾向。
6.体验情境再现的经历感悟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吾人今日所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之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立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说。”[7]要像古人一样“神游冥想”，还得创设合理的历史情境、再现事实发生的场景。
本课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集中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两个历史时段，为了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历史在思想、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身临其境地深入到历史的意蕴中去，笔者设置了两个“历史镜头”，结合图片史料，巧舍历史记述，形成了如下两张投影：
让学生在感受图片中的场景后，说出镜头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由于场景设置的“生动逼真”，学生很快就对本课的两个关键时间段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除了以史料带出情境外，角色扮演在本课中也不愁没有“市场”，比如说“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笔者就进行了尝试：“假如穿越时空隧道，回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你是一位手中拥有一定资金的商人（或者地主、政府官员、手工作坊主），此时你是把资金用于买房置地还是投资于办企业？请说出你的理由。”“假如你想投资办企业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办厂？投资于什么行业？为什么？”看似熟悉的甚至有些老套的问题，只要合适，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创设合理的历史情境，可以拉近今天和昨天的距离，可以使学生在体验中提升历史智慧，获得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
二、守望和超越：回归理性的教化
余英时先生把“解释”一词理解为“explanation”与“interpretation”两词，前者“的作用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后者“则是人所加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看法”[8]。钱钟书先生也提出：“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9]可见，对历史史实的理解和重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化”的倾向。主观臆断、以论带史、孤立“不相往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常在我们解构历史时，横加阻挠，迷惑混淆，使我们离“历史的真实”愈来愈远。
历史理性自然是需要守望的，它赋予我们的是科学的严谨和艺术的张力。价值判断、文化认同、人文素养等一系列有关价值诉求的要素，都需要我们超越历史知识本身，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理解和重构，仅仅是历史课堂这一激情旅程中的其中一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史为鉴，获得历史精神不可或缺。
许倬云先生有云：“历史的镜鉴就是你能从经验里面汲取一些可以超越自己局限的东西，让自己看事情看得明白，就是智慧了。历史是经验，经验是知识。知识之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变成了智慧，这就是有用的东西了。”[10]“历史固然不会如重放旧电影一般的重现，从人类在历史上累积的经历中，人类的足迹是可以提撷对人类整体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于自己也更有自知之明。尤其‘知道自己’这一点，才是‘以史为鉴’的真义。”[11]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洋务运动的基本理路，同时还要让学生产生“洋务运动迈开中国经济近代化第一步的艰难”；不仅要让学生知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更应该使学生体会到民族工业发展的困境和动力……
只要我们体会历史的精神价值，并将其转化为观照当下、昭示未来的历史理性，以史为鉴，我们就能在“真实历史”的维度下，形成对历史现象、历史概念、历史规律、历史叙述和历史方法的本质性的、理性的认识，就能在历史和存在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生成正确的历史观念和价值理性，从而回归理性的教化，达至历史的智慧。这可能正是历史教育必须坚守和超越的底线吧！
参考文献
[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6）.
[3]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刘军.中学历史教学探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沈玉林.历史学科教学中概念解读的缺憾及其对策.教学月刊，2008（3）.
[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8]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转引自王尔敏《史学方法》.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5
一、对旅游非优区的理论认识历程
(1)对某种类型旅游非优区的分析
许春晓在1993年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1995年提出“欠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是“旅游非优区”概念的某一方面、某一层面或某一类别,是“旅游非优区”的两个可指明的方面,即概念的两个“维度”,通过对概念不同维度的分类研究,逐步抽象出对其“共性的、一般性”的认识。随着旅游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学者们以“导致特定区域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处于非优、劣势地位的影响因素”作为变量指标,如旅游资源、地理区位、区域经济背景、自然生态环境等影响因素,划分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经济非优区、旅游区位非优区、自然生态环境非优区等不同的亚类,分别对其进行研究,而且还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如经济发达的旅游资源非优区、经济欠发达的旅游资源非优区等等不同的研究维度。
(2)旅游非优区概念的明确化历程
在旅游学科的相关理论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旅游业发展水平处于相对优势状态的区域,而旅游非优区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对旅游非优区概念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资源因素方面,以及“从景点组合、分布状况对旅游资源非优区的界定”(杨晓峰,2007),或者认为非优区是“缺乏高等级的旅游资源,资源数量不丰富的区域”等(赵宁曦等,1997)。与此同时,关于欠发达地区旅游业的研究也逐步增加,如孙根年(2001)将资源与区位有机结合,分析非优区旅游开发的新思路;孟清超(2006)将旅游非优区界定为“旅游开发条件不理想、开发状况较差、发展阶段落后的区域”;杨晓峰等学者对旅游非优区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
可见,旅游非优区的概念内涵逐步明确,即“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处于落后状态的区域”。对非优状态的描述如“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低、旅游业对社会发展不能起到促进作用”等都可以归结为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落后。而“由于受资源、区位、区域经济背景、客源市场等影响”都是旅游非优区的形成因素。
二、对旅游非优区几个认识误区的解释
旅游非优区并不等同于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资源非优区”与“旅游非优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旅游资源非优区是原生性资源差的地区,是从资源的角度对区域的界定;而旅游非优区是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角度对区域的界定,两者的研究角度不同。旅游资源非优区可能是旅游非优区亦可能是旅游优势区,旅游资源差并不一定是旅游非优区,原生性旅游资源是决定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许春晓,1993);反之,旅游非优区也并不一定缺少资源或者是资源级别低,区位条件、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如政府、居民的观念意识等因素都可能制约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非优区并不等同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非优区的相关研究是对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描述与考量,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可能是旅游非优区;而旅游优势区亦可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最高(张志宏,2010)。
旅游非优区并非指旅游业发展无望的地区。旅游非优区是对所研究区域内部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的一个客观评价,是对现实状态的分析与描述,主要是对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次、旅游业对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张志宏,2010),以及旅游业对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等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指标的客观比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发达”与“发展”是相对而言的,“旅游优势区”与“旅游非优区”也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处于旅游业发展的“非优”是一段时间的状态,不是发展无潜力,而是处于不同的发展历程。
三、旅游非优区概念的界定
(1)旅游非优区概念的具体化,形成抽象定义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6
读完基本准则，我有以下三点整体印象：
(一)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准则共11章，第一章总则明确基本准则的法律地位，以及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记帐方法。在该部分，权责发生制位列会计假设之中，显然是受国际会计准则编报框架的影响(当然原基本准则也有)。在fasb等制定的概念框架中，权责发生制并不在会计假设之列(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比较模糊)。该部分关于“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特征确定会计要素”的观点也是取材于国际会计准则编报框架。第二章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大部分也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将“实质重于形式”明确列为原则之一，即显然受国际会计准则影响。第三章资产、第四章负债和第九章会计计量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确认和计量，受国际会计准则影响较大。比如，将资产定义为资源，资产的确认的可计量标准将“成本”可计量和“价值”可计量列为可选标准，都明显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是折中产物，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比如前述可计量标准的选择)，这是借鉴它的好处。但与fasb等制定的概念框架相比，国家会计准则的会计理论水平就稍显不足，前瞻性相对差一些，这是借鉴它的坏处。
(二)根据现代会计环境进行调整。一是原准则提出“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新准则完全抹去了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迹”，政府成了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信息使用者”，排序还靠后。二是结合了会计发展的大趋势，引入了公允价值。
(三)增强基本准则的“基础性”，并尝试增强其可操作性。这是新基本准则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前者表现为三、四、五、六、七、八关于会计要素的规范，剔除了原准则对“具体要素项目”的内容，只描述基本要素本身。第十章对会计计量进行了一般性规范。后者突出表现在准则制定者尝试对一些概念进行了定义，包括：对资产定义中的“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拥有”、“控制”、“预期带来的经济利益”等概念的解释;对负债定义中的“现时义务”的解释;立足会计主体角度对所有者权益的定义，对利得与损失的定义;在费用部分对成本、费用、支出的区分等。不过，之所以称后者为“尝试”，在于依我之见，其结果很不成功，留待下面评述。
二、具体章节评述
(一)关于第一章总则
1.关于持续经营假设。我认为第六条关于会计主体存续状态(持续经营)的假设是不完整的。企业会计准则规范一切会计活动，基本准则规范一切具体准则。除了持续经营会计，还有清算会计、中止经营会计，这些会计也应是会计准则规范的范畴。所以，我认为基本准则将会计假设直接限定为“持续经营”这一种情况是不完整的。该条款应补充这类内容：企业处在非持续经营状态，应变更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前提。相应地，根据该条款，应修改第九章会计计量等章节的内容，增加清算价值等计量属性。将来的具体准则则相应应将企业终止经营会计纳入规范。
2.关于会计要素。第十条提出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特征确定会计要素”，其中“经济特征”是模糊的。我个人的观点是会计要素是会计对交易或事项的构成要素的抽象，而非其经济特征的抽象。其中资产是交易或事项中的价值物或权利，而负债或所有者权益则是义务(企业本身就是股东之间的一项长期交易安排)。
(二)关于第二章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第十六条关于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的描述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首先，“经济实质“的对应概念是”“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的对应概念是“法律实质”，将“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并列，容易造成混乱(法律形式反映法律实质，会计应该反映法律实质);其次，我个人认为这一条款近似于哲学，而且该条款的主旨已体现在第十二条“如实反映”的意蕴中(后者实际上也是哲学式的规范，属于难以检验的、形而上的终极理念)。
(三)关于第三章资产
1.关于资产的概念。第二十条的资产定义包含了一些缺陷。首先，定义一般不宜循环定义，但该条款关于“拥有或控制”的定义是循环定义。“拥有”可能是指所有权，大家容易理解。对容易引起歧义的是“控制”概念，准则制定者却只给出了循环式解说。在关联交易、投资等准则中会大量使用控制概念，我觉得准则制定者在基本准则中，应该给控制一个严肃的定义(我对该概念有过专题研究，相关文章可参看我的个人空间)。其次，拥有或控制不是并列概念，而是包容概念，即控制包括拥有。所以我觉得“拥有”显得多余。第三，该条款关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的说明是不成功的，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应该是有反向的、对“未来交易或事项”的排除。比如，关于购买，我认为其包括订立合同、交换财物等一系列活动;而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另有许多会计学者所谓的交易就是指交换财物的活动，而将订立合同的情形视同为未来交易;该条款究竟持何种认识，传导得不清楚。
2.关于资产的确认。第二十二条资产的确认也有一些瑕疵。其中第一个确认标准是“概率标准”。在资产的定义中有“预期”这种表述，其实也是说有一定“概率”，但概率值不确定。“很可能”条件是确认门槛，琐定了概率值，我觉得应该对“很可能”进行明确诠释(何种概率值算是很可能)。第二个标准是“可计量标准”。会计中普遍使用这几个术语：经济利益、价值、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但价值与其他两个术语的关系，却很少描述。如果价值就是经济利益，这一条款为什么不将价值用“经济利益”概念替换，而要引入一个新术语呢?(即象负债的确认条件那样)!
(四)关于第五章所有者权益
在各要素的规范中，问题最多的就是关于所有者权益的规范。表现在：
1.关于所有者权益的定义。第二十六条所有者权益的定义“那是相当的不成功”。首先，大家可能未必注意到这样一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是立足于“交易或事项”，而所有者权益的定义是立足于“企业”或“会计主体”。也就是说前者是基于单项交易或事项，而后者是基于企业整体。其次，这个定义建立在一个计算公式的基础上，其是一个“量”的描述，而非性质的描述。这两个方面导致的问题是：依据该定义是无法识别单项交易所产生的所有者权益的。比如，投资者向企业投入现金100万元，在这项交易中，我们是可以依据资产的定义将现金确认为资产的，但我们没办法依据所有者权益的该定义将投入资本确认为所有者权益。另外，收入、费用本质上是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或减少(即属于所有者权益)，我们在确认它们时也无法依据该定义。我个人认为，所有者权益的定义基础应该与资产与负债保持一致，比如可以这样表述：所有者权益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预期归企业股东享有的经济利益。
2.关于利得和损失的定义。第二十七条关于利得和损失的定义也是“相当不成功的”。首先，会计要素都是交易或事项的结果，对要素及要素项目的定义应该立足于交易或事项，即应明确利得和损失是哪种交易或事项产生的结果。“非日常活动所形成”这类表述指向是不清楚的，比如资产价格变化(如企业持有的股票)，是日常活动呢，还是非日常活动?我看它既不是日常活动也不是“非日常活动”，它根本就不是企业的“活动”，而只是外部原因导致的“事项”(这种事项是经常发生的)。其次，“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这里涉及“所有者权益”概念;诚如前述，依据第二十六条对所有者权益的定义，在单项交易中无法识别所有者权益，相应地，也就难以在单项交易中识别利得和损失。
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关于利得与损失是计入损益，还是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区分纯粹是废话。在第二十七条定义“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时，其表述是“不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而在第三十八条定义“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时，其表述是“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依据这两个划分，我们实在无法区分清楚哪种利得应该直接计入损益，哪种利得应该直接计入所有者权利。关于损失的规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3.关于所有者权益的计量。第二十八条提出“所有者权益的金额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这个观点显然建立在第二十六关于所有者权益的定义的基础上。立足于创造所有者权益的单项交易来看，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会计实践活动告诉我们，所有者权益并不是在总资产、总负债都计量出来后才得出其计量值，而是在每项交易中得出其计量值，而且其计量并不由资产和负债计量共同决定。
比如，股东投入现金的交易活动，产生了“实收资本”这项所有者权益，但其计量并不取决于任何负债。又比如，在债转股交易中，产生的所有者权益的计量也不取决于资产的计量。另外，哪些产生收入或费用的交易，收入与费用计量(即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计量)也未必由资产与负债的计量共同决定。
(五)关于第六章收入
1.关于收入的定义。第三十条对收入的定义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如上所述，“日常活动”不宜作为定义基础，而应回到与资产与负债定义的相同基础上：哪种交易或事项的结果产生收入。第二，既然资产和负债的定义使用了“预期”这种不确定性的表述，收入定义中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这种肯定表述就不适当，应该改为“预期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第三，收入被定义为“总流入”是不适当的。“总流入”定义的是“总收入”，而非“收入”。依据这种定义法，同样是无法识别单项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的。在这一点上，我国准则制定者应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收益”定义，后者就是立足于单项交易或事项的。
2.关于收入的计量。第三十一条关于收入的确认存在的问题是：其可计量标准与第二十一条资产确认的可计量标准协调性需增强。资产确认的可计量标准是资源的“成本”或“价值”可计量，而收入确认的可计量标准是“经济利益的流入额能够可靠计量”。如前所述，“经济利益”通常可等同于“价值”概念，据此理解则两条款有冲突嫌疑。后者宜改为：经济利益的流入额或取得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六)关于第七章费用
费用的定义及确认存在与收入章节相似的问题。除此之外，第三十五条关于成本、费用、支出的规范存在内在矛盾：
1.关于费用与成本。第三十三条已明确将费用定义为计入损益的项目，但第三十五条又提出“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应当在确认产生销售收入、劳务收入等时，将已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当期损益”。这里引述内容中所使用的“费用”，又是可不计入损益的(作为存货资产反映)。费用概念在这里显然是混乱的。引述内容中的“费用”一词应该用“成本”一词替换才合适。
2.关于支出与费用。第三十五条的第二款“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的，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也存在一点瑕疵，主要问题存在于“或者”之后的内容中。资产确认主要有两个条件(除符合资产定义之外)：概率标准和可计量标准。一般地，如果一项支出“能够产生经济利益”，那说明其符合资产确认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这个条件(概率标准);既然有支出，通常说明其符合资产确认的“成本或价值可计量”这个条件(可计量标准);既然如此，这里所谓的“不符合或不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通常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3.关于费用与负债。第三十五条第三款“企业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导致其承担了一项负债而又不确认为一项资产，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存在不严谨的问题。在债务置换交易(一项债务换另一项债务)或在利润分配事项中，导致企业承担了一项负债，而且也不确认一项资产，但是否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呢?显然不能。我觉得严谨的表述应是：企业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导致其承担了一项新增负债而又不减少原有负债、或不直接减少所有者权益、不增加经济利益，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七)关于第九章会计计量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7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需求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概念。它指全社会对商品（含服务）的需求，即总需求，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
那么，凯恩斯是如何定义有效需求的呢？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第一次用明确的经济学语言对有效需求概念作了如下界定：从供给方面看，每个企业家都期望所雇用的一定就业量生产出的产品能得到这样一种“卖价”，这个卖价应该不低于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所付出的生产要素的成本，加上他所预期的最低利润之和。把所有企业家的“卖价”加起来就是所谓“总供给价格”。令Z为雇佣n个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Z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为Z=Φ（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供给函数。从需求方面看，全体企业家也会预期他们在雇佣一定工人时，社会购买这些工人生产的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即全体企业家预期社会上用来购买全部商品的价格总和，这便是“总需求价格”。令D为企业家雇佣n个人时所预期的买价，则D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为D=f（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需求函数。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相等时的总需求价格，就是有效需求。若用方程组表示，有效需求就是
Z=Φ（n）
D=f（n）（Z=D）的解D=Z=D*。
从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解释中可得知：尽管凯恩斯借助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定义有效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均衡点一定处于充分就业水平。这与萨伊定律所表述的“规律”是不同的。当总供求的均衡点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时，就是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可见，“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以充分就业时总供给为基准的，它表示有效需求小于充分就业时的总供给的情形。
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定义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践背景的，这个概念直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吗？
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市场机制成熟，市场体系完备，而且已实现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已被吸纳，因此，充分就业的情形是可能存在的，以此情形下的总供给作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基准是有实际意义的。然而，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里，不仅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是相当不完善的，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可能被完全吸纳，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充分就业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存在，相应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也不可能实现，若以这个总供给作为发展中国家总需求不足的基准，则意味着，即使除劳动力以外的资本等资源处于超负荷使用，宏观经济过热，也要被判定为总需求不足，这显然是荒唐的。所以，本来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概念不能简单地用于发展中国家。
二、对发展中国家需求不足概念的定义
虽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概念不直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它却给我们以启示，使得这一概念在经过适当改造后能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充分就业时的总供给实际上就是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潜在产出量。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充分就业，但经济体的潜在产出是存在的，因此，可借助于潜在产出来定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足概念。这意味着对潜在产出概念需要重新加以界定。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潜在产出或潜在增长率（潜在的产出和潜在增产率在数量上是不同的概念，但对其中一个概念的定义必然限定了另一概念的内涵，因为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绝对量，后者是前者的相对变化率）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在国外，有学者将潜在产出定义为充分就业的产出。而国内一些学者对潜在增长率的表述也各异，有将其表述为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时的增长率；有将其表述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率；也有将其表述为通货膨胀为零时的增长率。还有学者提出：“潜在增长率不仅仅指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时的增长率（此时的增长率可以定义为“自然增长率”），而且是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利用时的增长率，是自然增长率、结构效率和体制效率共同处于最佳状况的增长率”。
将潜在增长率定义为通货膨胀率为零时的增长率，实际上是将供求平衡下的产出量等同于经济体的最大产出量。而将潜在增长率定义为自然增长率、结构效率和体制效率共同处于最佳状况的增长率，实际上是将具有短期性质的潜在产出概念长期化了。上述其他三种定义在内涵上实际上是相同的。如前所述，这种定义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任何类型的国家，在既定的制度、结构、技术和生产资源等条件下，经济系统的最大产出是存在的。因此，可以将潜在产出定义为：在制度、结构等长期因素和生产要素既定的情况下，经济系统的最大产出量。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种最大产出量就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产出量，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最大产出只能是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时的产出量，与此同时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存在，甚至大量存在。
至此，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足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足是指总需求小于制度、结构和生产要素等既定的条件下经济系统的最大产出的情形。在此情形下，除存在自然失业外，公开性失业和隐蔽性失业仍大量存在，甚至还存在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因此，闲置生产能力是否存在可成为判断需求不足存在与否的直观判别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生产能力闲置不是局部的、结构性的，而是大范围的、总体性的。
三、中国存在总体性需求不足
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从实践经验看，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出现长时间的需求不足，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也许正是受传统理论观点和以往经验的影响，有的学者至今都对中国近年来存在总需求不足持否定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并非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生产过剩。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的欲望永远也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因此，过剩现象的存在，是由于体制等因素的阻碍，使得资源不能向新需求指示的方向流动。应当承认，中国的确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经济增长也受到来自供给方面的约束。但是，在当今中国，从消费欲望上看，大多数居民对现有商品的需要远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有一部分居民还未越过本来就很低的温饱线，在此情形下，却有大量生产能力过剩。因此，否定需求不足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另外，这种观点还隐含有一种严重的误解，即将建立在人的欲望上的需要同宏观经济学中的需求混淆了。
还有学者认为：最终消费的物质面需求不足的问题并不明显，内需不足的是服务业。作者用以支持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有：1998－2001年，国内市场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05％，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2个多百分点。另外，2002年1－8月份汽车销售量大于产量。通讯类产品的销售量增长率均在10％以上。笔者认为，上述依据不足以支持作者的观点。因为，第一，商品零售总额与GDp的口径不同。即使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大于相同口径产量的增长率，最多也只能说明相应的新增库存量在减少，而不能说明生产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不过剩。在非意愿库存量较大时，厂商完全可能在生产能力部分闲置的情况下，动用库存填补当期的供给缺口。第二，汽车的销售量大于产量以及通讯类产品销售量增长率快并不能说明这两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即使这两类产品的生产能力无过剩，也不能以偏概全，因为总需求不足毕竟是一个总量概念。
根据前面的讨论，判别中国是否存在需求不足的标准应该是总需求（有效需求）是否小于潜在产出量，直观性的判别方法是看是否在较长时间里，大范围地存在生产能力的过剩。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8
[关键词]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economic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arehighlycorrelated.Sustainedandrapidurbanizationprocesswillformastrongpushforeconomicgrowth：populationtransitionprovidessufficientlaborforeconomicdevelopment；scaleeffectpromoteseconomicgrowth；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promoteseconomicdevelopment；optimizationofresourceallocationpromoteseconomicgrowth；theurbanizationpromotestheimprovementofeconomicquality.
Keywords：urbanization，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theoreticalstudy
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率越高的国家更富裕，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并且综合各国发展看，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所以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城镇化的表象和本质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或乡村形成城市。笔者认为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好的入手点是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山东为例，对城镇化进程概念和经济发展条件进行分析，再阐述山东城镇化进程概况，最后通过对《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解读，得出山东推动城镇化建设能够达成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结论。
一、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概念阐述
在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有必要对城镇化进程的表现与经济发展的概念做一个简要的解读，以更好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是指大量的农村人口向乡镇聚集形成城市，其间伴随着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即农业（第一产业）向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第四产业）转变。城镇化概念的核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人口转化。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化。从“量”上讲，即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从“质”上讲，即转移人口由农业转而成为拥有新的适合城市发展需求的经济观念、价值观、职业技能等。
2.产业调整。正如概念所述，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调整的过程。现代化城市拥有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包括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城镇化进程，正是劳动力由农业解放出来，聚集到城镇，大量的投入第二、三、四产业中去，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形成新的城市体系
3.资本聚集。城镇化是一个多元化概念，还表现在随着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土地、劳动力、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也被聚集在一起。
4.科技进步。大城市拥有更广阔的信息资源和更充足的人才储备，因此城镇化相对于原有的乡土社会来说还表现为生产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形成科技创新和信息交流的中心。
5.区域性。城镇化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往往在一个地区内进行。其成因有两种，一种是外力推动，如政策等，将一个地区的人力、物力聚集到一起形成城市；另一种是，区域内某一地区拥有更好的资源优势、就业优势等，自发的拉动周边的劳动力向此地聚拢，形成城市。
（二）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其包括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经济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1.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指物质财富或者物质产出的增加。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认为其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两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劳动、土地和资本）和生产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决定要素生产率）。
2.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克拉克，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表述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3.经济质量改善。经济发展还表现在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区域经济体经济效益的提高、稳定程度的增加、制度的进步等。
二、山东城镇化进程概况
据统计，2005年以来，山东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45%提升到2013年的53.75%，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2.97%。“山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主体，7个大城市、9个中等城市、89个小城市、1086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格局。”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宋军继在接受中国日报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根据2014年10月9日山东省省政府颁布《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山东将继续扩大其城市化规模。规划提出：“到2020年，山东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努力实现700万农业转移人口和1000万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三、山东城镇化对于山东经济发展的推动分析
（一）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按照规划内容，推进改革户籍制度，从2015年起山东每年实现转移农业人口100万，到2020年实现700万农业人口与1000万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姜清海表示：“为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我们依托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和定点培训机构，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培训以及创业培训，以解决农民工城镇化后的基本诉求。2015-2017年，全省每年培训180.7万名农民工。”可见，山东省城镇化能为城市建设，社会生产提供大量的、适合各岗位需求的新增劳动力。
丹尼森在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对经济增长的各生产要素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下表结果。
总国民收入增长的源泉表（1929-1982年）
资料来源：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554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34%，是其各决定因素占比最大的。由此可见，山东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由于劳动力增长的因素，推动山东城市的经济增长。
（二）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按照规划：“到2020年，济南、青岛两市城区人口达到500万左右；淄博、烟台、济宁、临沂4市达到200万以上；枣庄、潍坊等10个设区市达到100万以上；50-100万人的中等城市15个；20-50万人的小城市50个；10-20万人的城镇35个；5-10万人的小城镇50个。”
在上述表中，规模经济占经济增长权重的0.26%，表明增加规模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Henderson将美国城市按人口分为5-50万，和50万以上两个规模，研究人口规模与城市化经济、专门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职能有着很高的正相关性。而资源配置，吸纳资本与劳动力正是城市职能的一部分。根据表1的数据显示，山东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扩大城市规模的目标，能够带动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增长。
（三）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巡视员赵锋，在发言中提到：“加快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等园区的转型升级，推动符合条件的省级园区升格为部级园区，加快由单一产业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型。”山东城镇化市化规划中，提出依托园区建设，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正是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要求。
（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中提出：“建设城乡统一的人才、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生产要素的统一规划有利于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占总经济增长率的权重为0.23%，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体系能够对总体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五）城镇化建设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
再次分析山东省城镇化建设规划，可以发现城镇化建设对与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首先，由上述分析城镇化建设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状况、形成规模经济和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即要素产出率，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再次，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城镇的土地流转制度、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城市的基本功能等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促进制度、文化的不断进步，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最后，城镇化建设是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逐渐进行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四、结语
总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城镇化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经济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城镇化化具体表现出来的特点，以及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借助分析《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规划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进程所形成的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进步等经济要素变动，得出城镇化过程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R].鲁发[2014]16号文件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
[3]杨金凤.关于加速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建设教育，2006（5）
[4]罗建玲.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5]徐雪梅，王燕.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经济学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4（2）
[6]谢守红.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探析[C].黑龙江省生产力学会年会论文集下册，2007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9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角度看,产业集聚是一种地理现象,因为它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
第一，早期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绝对利益理论、，从分工协作的角度，通过产业聚集对聚集经济做了一定的描述，他认为产业聚集是由一产业聚集理论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大卫?李嘉图根据比较利益学说，研究了生产特定产品的区位问题，也指出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聚集经济问题。韦伯指出产业集聚是源于各种因素的集中和彼此相互作用带来的经济收益、成本节约动机下的产业集中。Krugman（1991）认为产业集聚就是大量的产业集中。
第二，现代产业集聚理论早期研究。波特在《论国家竞争优势》中将企业集群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联系起来,创立了产业集聚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指的是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集中。与此相对应的英文是cluster，也有叫产业集聚的，具体表现是在一个适当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中间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从而显著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要研究产业集聚，
二、基于核心概念的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各学派所取得的一致意见是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源动力，而外部性又是规模经济所致，交通运输费用在解释产业集聚时非常重要的。因此，对上述重要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和辨析也构成了产业集聚研究的重要部分
第一，外部性。marshal将外部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三是公司创新导致的技术外溢。前两种称为金钱外部性，其特征是在降低本企业成本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其它企业的效率；最后一种称为技术外部性,特征是每个公司都不能排他地完全拥有自己生产的技术和知识。marshal的外部性概念是后来研究产业集聚难以绕开的核心概念。
第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由马歇尔最早提出，他将规模经济分为两类：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前者是指随着企业自身内部规模的扩大，企业成本减少，效率提高；后者又分两种情况：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区域化经济是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投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行业规模的扩大导致单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城市化经济是行业间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投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城市整体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城市化经济和区域化经济被认为是集聚效应的两种形式。
此外，Henderson还指出，专业化城市产业更依赖于区域化经济，因为这种专业化城市可能就以生产某种标准化工业产品为主，更依赖于行业内的集聚；而大都市的产业集聚更依赖于城市化经济，因为大都市中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产品生命中期的成长阶段的、未标准化的产业需要的是差异化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市场容量等。专业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第三，运输成本。以Krugman、Fujita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空间经济学派对运输成本非常重视。Krugman认为将运输成本纳入其数理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的关键之一，空间结构的集聚和分散是规模经济导致的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的权衡。Krugman、Fujita所创建的空间经济学也是以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权衡为主体轮廓。运输成本在决定产业集聚的强度和地点时有重要作用。当其它条件不变时，运输成本越高，离心力越大，向心力相对较小，则产业集聚越难；运输成本越低，向心力占优明显优势，产业集聚越容易。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10
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对资源、资产及企业资源、企业资产均有所论述但三者之间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当贯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分析方法时，经济理论中的资产和资源、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资源将取得逻辑上和形式上的统一，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在理论上是同义反复；但考虑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的外延和内涵将不同于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本文结尾还提出了加进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以及本文有待发展的地方。
关键词
个人资产禀赋；企业资产；微观基础
1.引言
在会计理论中，我们看到大量的资产尤其是企业资产概念；在经济理论尤其是现代经济理论中，我们也看到无数的资源、资产乃至资产市场概念；但在管理理论中，我们发现大量的企业资源概念而不是资产和企业资产概念。直觉地，我们可以立刻感到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中对资源和资产概念的论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同时存在着某种差异。那么这种必然的联系以及这种差异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方法直接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一切经济活动和人类社会的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最终都将归结为对个人的心理、信念、态度和选择等等微观分析，并且我们的分析还直接建立在现代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尤其是契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结论是，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对资产及企业资产的解释之所以与经济理论对资产及企业资产的解释出现不相容的地方即差异性，恰恰在于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忽视了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十分强调的微观基础或个人主义方法论，但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内容却没有贯彻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便是三者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要消除这种分歧并重新将三者相统一，我们需要重新在企业资产分析中加进微观基础或个人主义方法论。
通过加进微观基础，我们得出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是同义反复。然而这时的企业资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不同于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考虑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所涉及的内容将包括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又包括实物资产和契约资产，其中契约资产又包括金融资产、企业文化、企业商誉等。为了论述这一观点，我们将从企业资产的微观基础即个人资产禀赋出发，结合有关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主要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对企业资产进行逻辑论述。显然，本文的论述将直接将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相关知识相融合，这种融合将使得我们对企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2.资源、资产与资产的本质
在经济理论中，资源总是被假设为稀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何有效的配置稀缺资源。然而对于什么是资源，经济学似乎并不太关注。但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要素均可以称为经济资源。在人的理性假设和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相对稀缺的假设条件下，根据产权理论的观点，任何经济资源都应该为经济行为者所有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或者说，经济行为者最终都应该对所有相应的经济资源拥有财产权利即产权。按照阿尔钦(armena.alchian)的观点，这些产权可以分为私有产权、企业或公司产权、政府产权、非存在产权、共有产权。当任何资源都对应一定的产权形式的时候，资源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中的概念，更是一种经济行为者的资产。在这个时候，经济行为者的资源实际上与其资产是同义反复，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也便成为企业资产。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会计》对企业资产的表述如下：资产是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资产具有如下特点：1.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2.资产都是为企业所拥有的，或者即使不为企业所拥有，但也是企业所控制的；3.资产都是企业在过去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中获得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将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定义为企业的资产，而这实际上是对我们上述观点的某种支持。
如果我们将上述资产定义中的企业主体抽象掉，我们将得到资产的本质性的东西：经济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给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这就是资产的本质！从这一本质性规定出发，显然地，除了传统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当人力资本、社会契约能够为经济主体拥有或控制并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我们同样在理论上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资产。
下面我们首先阐述个人的资产禀赋，然后阐述企业的契约性质，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将推出企业资产构成。
3.个人资产禀赋
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理性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财富最大化，而在微观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的财富则通过资产来表现。经济行为者追求财富最大化等价于追求资产或资产增值最大化。然而，经济行为者参与经济活动总是基于一定的资产禀赋，任何一项经济契约的签订也以一定的资产禀赋为前提和基础（但传统的资产概念仅仅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我们要问的是：经济行为者的资产禀赋到底包括哪一些？
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注重微观基础，但同时却又作出经济行为者同质性假设：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都具有相同结构的效用函数等。这种同质性假设遭到阿罗(arrow)的质疑和批判：自斯密(adamSmith)开始，经济学分析的真正基础就是经济行为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而关于非同质性，我们可以追溯到卢梭(J.J.Rousseau)的思想，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论述道：“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契约），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至少是它的的存在是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他人尔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贵、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 即便是马克思，还要“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我们想强调的是，会计理论和管理理论之所以没有注重企业资产的微观基础，不仅源于没有贯彻新古典经济个人方法论，还源于沿袭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行为者同质性假设。当我们将非同质性假设加入微观资产分析时，我们将得到与传统理论很不相同的资产禀赋结构。而由个人及个人资产的非同质性，我们在逻辑上可以推论企业及企业资产的非同质性，这正是现代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theory)所强调的。
我们将个人资产禀赋首先划分为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而非人力资产又划分为实物资产与契约资产，如此层级递分，得出如下表所示的个人资产禀赋结构。
关于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现有文献已经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论述。但契约资产尤其是非金融契约资产则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下文将对资产禀赋进行解释。
表-1：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
个人资产禀赋人力资产人力资本资产脑力劳动力：技能、知识、信息、阅历
体力劳动力：强壮、健康
个人的道德、信誉、品质、性格
非人力资产实物资产
契约资产金融资产货币金融资产
非货币金融资产股票
债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约资产社会地位、关系网、权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1人力资产
显然地，按照本文对资产的本质性规定，人力是一种资产并且成为首要资产。现代会计理论首先提出“人力资产”、“人力成本”、“人力资产摊销”等概念，但由于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会计理论并没有比其他理论走得更远。个人人力资产包括哪些？事实上该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目前尚无统一的规定。我们暂时采用现有理论的观点，认为个人人力资产的一个主要构成是人力资本，包括脑力劳动力（如技能、知识、信息、阅历、能动性等）和体力劳动力（如健康、强壮等）。不同的是，本文将道德、品质、性格等因素也视为一种不同于人力资本的人力资产：显然，良好的道德、信誉、优秀的品质、宽厚的性格等也应该属于一个人获得经济利益的资源，而鉴于我们采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我们也将不可能不涉及个人的品质、信念、目标等。而正是道德、信誉、品质、性格等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的自然人。当我们将个人放进企业框架中论述企业的人力资产时，我们将在人力资产中加进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企业家才能。
新古典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人力资产，而简单地将资产划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一方面与新古典试图将经济学精确科学化的追求有关，因为加入难以定量化的人力资产，将使得经济学理论的精确表达遇到困难甚至遭受破坏，有如加入企业家因素一样。另一方面则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行为者的同质性假设。将非同质性假设加进企业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子是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所进行的假设：在只有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的经济中，个人存在如下三方面的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2.个人财富；3.风险态度。附加的假设是：对所有个人来说，每人的资产财富是共同知识，而经营能力则是私人信息。但按照本文的逻辑，张维迎进行假设所依据的标准不过是个人资产的不同：经营能力、风险态度属于人力资产；而财富则属于实物资产或契约资产中的金融资产。
3.2契约资产
我们首先解释契约概念及社会的契约本性，然后回答为什么契约为什么成为个人的一项资产。
基于博弈概念，我们将契约概念定义如下：契约是人们基于满足和维护某种需要，在连续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某种约定。其三个要素为：需要、博弈、约定。显然，这里的契约概念是广义的，我们可以将契约简明的定义为博弈规则，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社会期望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将契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界定，而社会关系包括血缘亲族关系、朋友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尤其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生产力一起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契约作为一种约定，其内容则是社会关系，或说契约是社会关系的载体。
在我们看来，整个社会的背后无非是无穷无尽交错相连的契约，而作为主体的人、组织、集体、民族乃至国家则是契约的节点。这就是社会的契约本性。
契约资产的提出乃在于人的社会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按照我们的经济哲学，人总是生活在契约之中，人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契约框架中进行，而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事实上成为我们的契约概念的内涵。人们一方面总是受一定的契约所约束，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加上我们的理性假设，不难得出：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将会利用这种遍布极其广泛的契约（社会关系）来谋取自己的财富或效用最大化。马克思指出：“······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当这种契约被当作经济行为者牟取自身财富最大化的资源时，我们说，这种契约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行为者的一种资源或资产，我们称之为契约资产。这是与我们的经验相符合的：关系网络（契约网络）同样可以为经济行为者带来经济利益。然而一般的经济文献却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但是正如下文我们在企业资产中所看到的一样，正是个人的这种非金融契约资产，在组织或企业中演变成了极其复杂而重要的企业的另一种资产或资源：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显然，正如金融理论所阐述的，金融资产是一种契约结构尤其是法律结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金融资产也归入契约资产的原因，这是一般的文献所没有注意到的。我们可以断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资产可以归入契约资产的范畴。将个人契约资产划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一方面在于任何金融工具不过是一种契约结构尤其是法律结构，另一方面则在于诸如社会地位、权力、关系网等固然来源于社会契约，还在于我们无法将这些契约结构以一个类似于金融资产的合适的概念来表达，只好将它们全部归入非金融契约资产中。
4.企业的契约性质
按照我们的定义，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是同义反复，然而目前管理理论中用得较多的概念则是企业资源。但出于概念上的统一，我们采用企业资产概念。并且基于我们采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我们试图由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以及企业的契约性质引伸出企业资产的构成。但在此之前，我们得首先论述企业的契约性质。
科斯(Coase,1937)将市场和企业看作配置资源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的转换取决于交易成本；张五常(Stevenn.S.Cheung)明确指出，科斯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不如说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正确的观点是一种契约代替另一种契约”；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etz,1972)提出企业的“团队生产”观点；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ing,1976)在论述成本时同时提出“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不仅对雇员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供应商、顾客和信贷者等来说也是如此。”明确将企业定义为不完全契约的是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在他们之前，经济学家们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一种契约的长期性(Long-runContracts)，相对而言，市场被理解为一种短期契约(SpotContracts)。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ng,1994)发展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型。事实上，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理论之所以被归入契约理论中，在于这些理论均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的契约性成为契约理论的中心和发展的假设前提。作为对企业契约性质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必要再次引用前文张维迎的个人非同质性假设，见前文。由于作此非同质性假设，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经济行为者而言是有利可图的。
然而建立契约的前提是经济行为者拥有个人资产。周其仁进一步将企业的契约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一种特别契约。尽管周其仁使用的是人力资本概念，但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可以提出相似的命题：企业是经济行为者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之间的特别契约。这样，个人为建立企业契约而按照契约规定投入的个人资产的组合便构成了企业资产，而企业资产也便相应地逻辑地以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形式存在，企业资产和个人资产在逻辑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5.企业资产构成
如上文分析，由于企业的契约性质，与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相对应，我们认为企业资产也具有同样的资产结构：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又划分为实物资产和契约资产，契约资产再划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我们首先给出企业资产的构成，然后再进行解释。
表-2：企业资产构成
企业资产人力资产人力资本资产脑力劳动力：企业家才能、技能、知识、信息、阅历
体力劳动力：强壮、健康
委托人与人的道德、信誉、品质、性格
非人力资产实物资产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矿山
契约资产金融资产货币金融资产：现金、银行存款、资本金
非货币金融资产股票
债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约资产基础结构资产：内部契约安排、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等
组织经验
组织资本
品牌资产：商誉、企业形象
知识产权资产：企业专利、版权、商标、商业机密
外部关系网络资产：供应渠道、营销网络、行业关系、企业同外界力量所形成的各种协议安排和制度安排等
资料来源：自己整理
前文曾谈到会计理论对企业资产的定义。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按照资产流动性而划分为流动性资产和长期资产（或非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货币资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存货等；长期资产又分为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可以看出，除了无形资产，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的其他资产均可归入我们前文所提出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即便能够将无形资产归入我们的非金融契约资产，但人力资产（尽管现代会计理论首先提出“人力资产”、“人力成本”、“人力资产摊销”等概念，但这种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和其他更为重要的非金融契约资产如何表现呢？我们的结论是，财政部工业会计中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内容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反映资产的定义，以致人们一直以为资产仅仅指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可以计量的资源，但这并不符合资产的本质规定，资产概念的外延决不应该仅仅指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尤其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忽视了作为企业的根本的、对企业其他资产起着整合作用的、至关重要的企业人力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其中人力资产是人力资产管理理论所强调的，而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则是组织理论、企业战略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等重点研究的。但要将非金融契约资产定量化，将遇到一定的难度或尚需一个统一的标准。
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资源概念似乎更接近于本文提出的企业资产概念。芮明杰的《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中将企业资源归纳为：1.人力资源；2.金融资源；3.物质资源；4.信息资源；5.关系资源。杨瑞龙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的性质、信息、知识等”。然而与会计理论一样，管理理论由于忽视了经济理论所强调的微观基础，因此也和会计理论一样不能基于微观基础对企业资源（资产）进行全面的阐述。
需要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之间的一种特别契约，其对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组合或整合并不是线性的或机械的，正是这种非线性作用机制导致企业资产虽然基于个人资产却比个人资产更为复杂和难以理解。我们的问题是：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在形式上相同，那么在内容上有何区别呢？我们的回答是，关于人力资产、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二者的形式和内容并无多大差异；关键的是非金融契约资产在个人与企业之间的重大差异。在前文我们曾有所提示：由于企业契约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个人资产按照企业契约组合之后将导致非常不同的非金融契约资产。
下面我们对上表所阐述的企业资产进行解释。我们将首先并且将重点对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进行解释，然后再对企业人力资产进行一下解释。同样，我们略去对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解释。
5.1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我们将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分为基础结构资产、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品牌资本、知识产权资产、外部关系网络资产。其中组织经验、组织资本的思想直接来自J·弗雷德·威斯通(J.Fredweston)等的思想。基础结构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则直接来自安妮·布鲁金的思想。不同的是，威斯通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是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的产物，但我们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参见下文对企业人力资产的解释）；布鲁金将将无形资产划分为：市场资产、知识产权资产、人才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但我们认为将企业资产划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则是笼统的，并且布鲁金的划分将产生逻辑悖论。
(1)基础结构资产
企业本身是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的特定契约，事实上企业设立过程中的设立契约（单人业主制企业无所谓设立契约，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的设立契约则首先表现为发起人契约再表现为企业章程或公司章程）首先初步奠定了企业的权力安排或组织结构。企业所有的行为都将被限制在设立契约的范围之内。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芮明杰认为企业管理活动总是在限于一定的组织框架之内，从而将管理定义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然而，本文的企业资产在内涵和外延上应该说大于芮明杰意义上的组织资源（见上文）。
企业的基础结构主要指企业的内部契约安排（包括组织结构、规章制度）、企业战略、管理哲学、企业文化。之所以把企业的基础结构当成企业的一种资产，是因为它是企业经营运作的一个框架，对企业的获利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资产的创新（如制度创新）、积累和升级将成为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源泉。企业基础结构资产对于企业其他非金融契约资产如下文的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品牌资产、外部关系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制度安排、企业文化、企业战略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2)组织经验
我们将组织经验(organizationexperience)定义为雇员由于参与企业契约，而在企业内部通过对经验的学习而获得的技巧和能力等。应该说，这是与自然人的经验相对而言的。罗森(1972)在解释由什么构成了“生产知识”时指出，一种情况的经验存在于经济地组织和维持复杂生产过程的企业家才能或管理能力的领域之中即管理经验。我们将组织经验划分为一般管理经验和行业专属经验。前一种形式的组织经验可以称为原始管理经验，指的是在策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一般管理职能中以及财务策划和控制中发展起来的能力，如企业的成本控制方法和流程、企业内部有机的信息交流机制、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管理流程、企业的创新管理机制等。后一种形式包括行业专属管理经验，指的是与某特定行业的生产、营销特点相关的特殊管理职能能力。第三种形式的组织经验则属于非管理领域：如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通过对经验的学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提高。
这三种领域中的组织经验存量——一般管理经验、行业管理经验和非管理性质经验——本身（指单纯的管理经验）在企业理论种并不重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离开企业，跳槽到另外一家企业中。然而当组织经验与企业专属信息或组织资本结合起来时，从而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自由地转移到其他企业中时，组织经验就变得相当重要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行为者参与某个企业可能仅仅是获得或锻炼组织经验而不是为了物质报酬。
(3)组织资本
罗森(1972)、普雷斯科特和菲瑟尔(1980)对组织资本(organizationcapital)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一种类型的组织资本是雇员（有别于人）拥有的关于所属特定企业的私人信息，是体现在个别雇员中的企业专属信息。当雇员逐渐熟悉企业所特有的生产安排、管理和控制机制，熟悉企业内部其他雇员的技能、知识程度和工作责任时，就会获得这种信息。第二种类型的组织资本可以称为雇员最优职位安排的信息，包括关于雇员特点的信息，它使得企业可以在工人和工作间进行有效的组合，由具有特殊天赋和技巧的人来更好的完成一些工作。第三种类型的组织资本则是关于工人之间的组合信息：最优工作团队安排信息。
第二种和第三种组织资本被称为协作效应资本。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可能比工人更能了解产生协作效应的有关工人的信息，而这种信息转移到另一个企业时，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并且这种转移过程会产生交易成本。
(4)品牌资产
在博弈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威胁或承诺的可信性。经济行为者可以发送或传递某种信号以表明自己的行动的可信性。但是，这种信号必须承担足够大的成本，否则其他的经济行为者也将可以轻易的选择同样的信号发送，所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混合均衡(poolingequilibrium而非分离均衡(Separatingequilibrium)。企业为增强自己行动的可信性而付出的成本将成为一种“沉没成本”，构成企业的品牌资产，如企业的良好声誉。
前文所阐述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商誉无形资产实质是一种品牌资产。
(5)知识产权资产
从法律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产。具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主要包括企业的专利（专利技术和专利技能）、版权、商标、商业机密以及各种设计专有权。前文阐述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等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知识产权资产。
知识产权是保护企业资产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机制。企业的各种技术可以受到一项或者多项专利的保护。由于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如企业的专利、商标等）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企业在一定的期限内对受到保护的法律对象拥有垄断权；企业凭借这种垄断权可以转化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已拥有的所有知识产权资源都转化成了现实的竞争优势源泉，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并不具有相关的一些技能，从而使得相应的知识资源不能商品化。
(6)外部关系网络资产
这是与企业的契约性质直接相关的，我们将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顾客、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广告商、政府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视为一种契约，显然，这种契约关系也应该属于企业的一种资产，并且是典型的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关系营销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企业的最好资产，即营销网络。营销网络由公司与其所有利益相关者：顾客、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广告商、大学科学家和其他人，建立互利的业务关系。这样，竞争不是在公司之间进行，而是在整个网络之间进行，一个建立了更好的关系网络的公司将获胜。
5.2企业人力资产
前文曾指出，人力资产的主要构成部分为人力资本。马歇尔(a.marshall)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生产的四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在马歇尔那里，企业家才能似乎是独立于资本的。然而马歇尔的资本概念属于古典的物质资本概念，从而企业家才能独立于物质资本是成立的。但在上表中，我们在企业人力资本中加进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并不独立于人力资本，而是属于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李忠民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四类：一般型、技能型、管理型、企业家型，并将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定义为“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市场具有决策、配置资源能力的人力资本，即在不确定性市场中，构建新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然而这里的企业家的内涵事实上是颇为奈特(Knight)主义的。而我们所采用的也正是这种观点。芮明杰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的管理资源相提并论，应该说是一种不同于本文的观点。
舒瓦茨(theodoreSchultz)将人力资本划入生产函数的资本要素中，使新古典主义的资本概念既包含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用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来衡量。在贝克尔(GaryS.Becker)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如李忠民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物资本分析范式。
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将人力资产分为：1.签约前人力资产：微观主体即个人在加入企业契约前便已经具有的人力资本；2.签约后人力资产：个人在参与企业契约后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显然，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的影响，并且有可能来源于企业的投资。前文提到威斯通将企业人力资本视为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显然和经验相违背：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不完全由企业所决定。
会计理论已经试图将人力资本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并努力建立起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体系，但会计理论的这种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并且尚未得到企业界的普遍承认和实行。而我们的分析应该支持并更加坚定了这种努力。
6.区分企业资产的意义
上文对企业资产的构成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所缺乏的是我们尚未对现实中的单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实际资产进行实证研究。我们的理论分析使得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在资源、资产和企业资产概念上取得了逻辑上和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种分析较具争议性。下面我们补充解释区分企业资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借助于个人主义方法论，企业行为的背后将是理性微观主体的理性行动。而理性主体追求的则是财富的最大化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这将直接导致一个传统的问题：企业行为的目标是什么？企业的性质是各个资产所有者所投入的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特定契约，那么企业的契约安排也必须符合“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或个人理性（追求自产增值最大化）约束(individualrationalityconstraint)”与“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compatibilityconstraint)（或自选择(Self-selection)）”，那么企业首要的目标也应该是追求资产增值最大化，用传统经济理论的话说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是我们从企业资产及其微观基础分析所得出的逻辑命题。认为企业应该首先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我们认为是缺乏微观经济理论支撑从而也是行不通的，除非社会责任成为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组成部分，如罗宾斯(Stevenp.Robbins)所探讨的一样。
2.既然企业行为都围绕着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原则进行，那么有关企业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学的、管理学的乃至会计学的）都应该建立在企业资产的基础之上。人力资本会计、组织理论、核心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人力资源理论应该说均基于企业资产。事实上，组织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与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主要建立在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的基础之上。
3.企业行为如企业兼并、企业资产重组、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控制等的背后，其实是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这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而一旦政府超经济力量对企业行为的介入导致企业行为原则的破坏，均衡结果将不再是满足契约约束的纳什均衡，而按照博弈论，这必将导致效率的损失。
4.有待发展的问题：(1)企业哪些资产构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将涉及现代企业核心能力理论；(2)企业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如何演变？这将涉及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古老命题；(3)企业资产理论如何与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进一步相结合？(4)中国企业的资产结构及其竞争力如何？这将涉及经济全球化及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威胁问题；等等。
注释
a·a·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张维迎著：《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economictheoryandtheHypothesisofRationalily)”，载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法）卢梭的《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62年，第70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杨瑞龙、胡琴：“资源基础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拓展”，《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明确提出“人力资本资产”概念并将资产分为人力资本资产和非人力资本资产的学者是李忠民，参见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7、58页。现代会计理论明确提出“企业资产”概念，而管理理论则仍然限于人力资源概念。
在贝克尔(GaryS.Becker)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如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这些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另参见李建民著：《人力资本通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
事实上，宏观经济学中的资产概念也偏重于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多恩布什论述到：“资产可以归属于两大类别，即金融资产和有形资产。”参见多恩布什等著：《宏观经济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我们将博弈定义为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互动，类似于康芒斯(mons)制度经济学对分析单位即交易的定义：个体间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有的文章将金融资产视为一种有形资产，这显然是对金融资产的误解。金融资产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虚拟资产，这种虚拟，在我们看来，正是来源于其契约性质。
Coase,R.H.1937.thenatureofFirm.economica,newSeries.Vol4,issue16.386-405.
张五常：“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载李风圣等译:《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Jensen,michaelandwilliammeckling,“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th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1976):;305-360.
周其仁：“市场中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
杨瑞龙、胡琴：“资源基础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拓展”，《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J·弗雷德·威斯通等著，唐旭等译：《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0～83页。
安妮·布鲁金著：《第三资源：智力资本及其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同上，第82页。原文如下：“企业可以获得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最后一项的人力资本资源是由组织检验和组织资本的结合所带来的产物。”
按照布鲁金的划分，金融资产应该属于有形资产，但金融资产显然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是一种逻辑悖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献同样将金融资产视为无形资产。这就是我们对布鲁金的划分进行修正的原因。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雇员概念有别于人概念，雇员与雇主（所有者）相对，而人则与委托人相对。委托关系未必是一种雇佣关系，因此这里不采用人概念。
（美）菲利普·科特勒著，梅汝何等译：《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第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5～36页。
马克·卡森(markCasson)：“企业家(entrepreneur)”，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另参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5页。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3页。
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3～408页。
马迎贤：“资源优势理论与完全竞争理论的比较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1997年第10期。原文写道：“资源优势理论提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优异的财务绩效”，“财务绩效用利润、每股收益、投资报酬和资本增值等指标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