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1
六、论述题（30分）
1．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论述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答：通货膨胀是指商品和劳务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严重的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加以控制。治理通货膨胀，应该从多方面综合进行：
（1）控制货币供应量。（紧缩的货币政策）
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需求管理政策）
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入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医治通货膨胀的其他政策。除了控制需求，增加供给、调整结构之外，还有一些诸如限价、减税、指数化等其他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
当前，我国存在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型和结构型通货膨胀。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基础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二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不相适应，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价格总水平上涨。
总之，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根据原因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对症下药。这种对症下药，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原因分析一一对应，也不能机械僵化地照搬别人或自己以往的经验。而且对症下药也要以某一方为主或优先，同时结合其他治理方案综合进行。也就是说，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系统工程，各治理方案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2．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挑战：（1）面临银行管理体制的挑战；（是否受政府干预，管理上的差距）
（2）面临经营模式的挑战；
（3）面临业务创新和优质服务的挑战；
（4）面临技术手段和金融产品的挑战；
（5）面临融资风险的挑战；
（6）面临人才竞争的挑战；
（7）面临金融安全的挑战；
（8）面临不良资产的挑战；
（9）面临金融宏观调控的挑战；
对策：（1）尽快处理不良债权，化解金融风险，轻装上阵。
（2）完善中资银行内部管理机制，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3）尽快实现业务经营的多元化、国际化和资产证券化。
（4）加快金融业务创新。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2
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明确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同时，通过一定的方法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将此预测与已经明确宣布的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相比较，并进行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使得届时的通货膨胀率落在目标区内。各采用国在具体操作上当然不尽相同，但均具有以下3特点：①中央银行明确地设定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②该目标的实现为中央银行的优先任务，因此，“经济成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的均衡”为次元目标；③对于目标的实现与否、变更等，中央银行负有信息披露的责任，以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信誉度。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所主张的“货币中性论”在经济学界、经济政策界日益被认同，即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只会对物价水平有持久的影响，而对产出、就业等实际变量不会产生长久的影响。而一个高水平、易变的通货膨胀，将降低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扭曲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从而阻碍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根据货币中性理论，货币政策的目标指向增加产出、提高就业是没有意义的，保持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才是合理的，它有利于以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但是，货币从短期来看又不是中性的，货币政策的缓和对产出的提高、失业率的下降具有短期效果。所以，货币当局会不时地受到来自于政府、国会、产业界等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政策的缓和。那么，如何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呢？这一客观需求促使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诞生。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明确公布，以及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都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强化，进而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
二、五个早期采用国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以下以90年代初期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5个工业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为对象，简括地介绍并评价这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践。
(一)此五国政策实践的共同点
1.以Cpi(或核心Cpi)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控制目标值为年率2%～3%。
2.在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普遍提高(特别是新西兰和英国为此特意改正了各自的《中央银行法》)，它们在货币政策操作时拥有相当大的自。
3.政策运行中，同时注重对产出等的影响，即，各国采用的是一种“有弹性”“灵活”的制度框架，中央银行在维持中长期价格稳定的目标内，灵活地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面临冲击时对政策进行相应的短期调整、允许目标发生短期偏离。按照Svensson(1997)等人的观点，一种“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心思想就是“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而且正是这种灵活性又可以同时稳定产出。
4.在实践中，它们十分注意政策的信息披露和政策的透明性。
5.在实际操作面上：①它们均建立了预测通胀的模型，而且利用通胀预测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②在实践中，它们都利用短期利率作为主要操作指标，并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影响长期利率等变量的改变，进而影响总需求、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
(二)评价
首先，我们看一下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前、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表1为这5国采用前10年以及采用后至2005年末的年平均通胀率以及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情况。可以看到，各国的通胀率在采用后大幅下降，同时，通货膨胀波动也急剧缩小。
当然，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通胀率由高到低的年代，许多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有着相同的经历，因此似乎无法简单地就此判断上述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用与之后良好的通货膨胀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上述5国中的英国、瑞典有着收益率与通胀率连动的国债市场，将它与一般的国债市场相比可以计算出预期通胀率。该2国的纪录显示，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经过2～3年的过渡、这一货币政策的公信度为公众所认可后，预期通胀率开始下降、并且之后保持着稳定。这一事实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降低预期通胀率、治理通货膨胀以及之后的物价稳定具有有益的影响。
第二，对产出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在做出涉及未来的实业投资、金融投资的决策和规划时，必然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情况。经济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显示，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较大的物价水平波动，它增加了相对价格和未来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阻碍经济主体的投资规划和决策，从而对产出的稳定增长产生负影响。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可靠的路径,减少了不确定性通胀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成本，因此，它将为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虽然目前为止的实证分析对此尚没完全一致的结论，但表2显示：此5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GDp成长速度加快的同时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明显缩小(新西兰除外)，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进而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信誉度得到了提高。除定期出版《通货膨胀报告》(一般为季刊)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官方网页、行长等高级官员不定时的演讲、记者招待会、接受专访等方式(英国、瑞典两国，事后还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议的备忘录)，分析经济运行情况、讨论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的金融和经济变量、并预测通货膨胀的前景，等等。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和监督。
综上所述，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行对这5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它有利于“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变动率，而一个清晰可靠的通货膨胀预期路径将有助于减少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投资、消费决策和规划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当然，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都有改善，都呈现出了低通胀、增长稳定的态势，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重要因素的贡献。
三、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中长期通货膨胀率“名义锚”的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引导公众、市场预期的简易性和大众化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将会使人们对未来的物价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简化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模型，并鼓励他们进行长期性的经济决策，这样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为衡量中央银行的业绩提供了一个相对严格的量化标准，从而也就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安排。
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可以“放之四海”的灵丹妙药，其适用性要求一定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没有维持其他变量尤其是汇率目标的义务、较高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保证这一制度安排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条件。通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此5国，中央银行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并且它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利率、汇率由市场决定，具备了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环境；同时它们皆建立了一个科学的通货膨胀预测模型。与其相比较，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现阶段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尚缺乏可行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
《中国人民银行法》阐述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字面上看是单一目标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增长、汇率稳定都居于重要位置。而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偏离价格稳定的目标。
(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做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
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金融体制仍旧处于政府计
划管理向市场转型的过程，利率、汇率尚未市场化，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状况。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工具，在我国尚未实现市场化，货币需求和投资的利率弹性都非常小，利率的高低不能反映市场需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汇率的形成处于向一个“合理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的过渡阶段，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必然引起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对价格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四)人民银行是否具备较强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
从货币政策操作到影响通货膨胀率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滞，我国又正处于不断改革之中，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各方面的差异较大，因此更加大了准确预测通胀率的难度，用计量模型来反映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运行规律并模拟其未来的运行轨迹难度很大。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3
摘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域陷入通货膨胀的状态，物价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不断上涨，并且表现出整体性的特点。追究造成这种境遇的原因，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进行研究，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希望可以通过对于历史的探究，给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具体的引导。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
所谓通货膨胀，是指在信用货币制度背景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了经济实际需要，由此引发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不断上涨的经济现象。作为纸币流通特有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如果通货膨胀超过了合理范围，就会对于经济，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
1.1抗日战争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给予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生产萎靡不振，社会经济动荡不安，民心诚惶诚恐，由此势必会导致纸币出现不断贬值。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外在因素。具体来讲，可以将其归结为以下内容：其一，军事失利造成的繁荣工商业区域的沦陷，使得经济生产不断下降，社会物资供求失衡；其二，军事战争造成对外贸易枢纽被掐断，使得外向型企业生产和消费受到阻挠，沦陷区也陷入经济封锁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出现是难以阻挡的。
1.2经济发展因素
从本质上来讲，造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战争。也就是说，即使在战争阶段，使得流通货币量和社会生产需求量之间保持均衡的状态，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简单来讲，如果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积极生产对纸币的需求量和实际的发行量之间的比重控制的好，通货膨胀也是可控的。将国民政府战前和战后的经济数据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工业生产总值不断下降，国统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在走下坡路；其二，工业重点区域依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生产规模出现了缩水的情况；其三，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的发展速度都低于战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并没有对法币的数额进行控制和管理，而是增加了法币的发行量，使得本来就失衡的货币总量和社会需求变得更加紧张，由此陷入到通货膨胀的状态，也是在所难免的。
二、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阶段
2.1通货膨胀的潜发阶段
通货膨胀的潜发阶段始于抗战爆发，止于1939年二战前夕。此时国民政府的政策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日本占领地区法币失效，使得部分法币难以进入到流通范围；其二，国民党统治中心转移，使得法币的流通范围得以扩展；其三，战争背景下的商贸资金周转速度减缓，纸币流通速度降低，使得商业资金的总量不断增加；其四，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国民党也积极参与抗日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国民政府的认识，对于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的信心也不断上升，其价值也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表面上看物价上涨速度并未超过法币增长的速度，通货膨胀的隐患也客观存在。尤其是国民政府以增发法币的方式进行银行垫款，以满足战争需求，却没有考虑到储备金和物质生产。
2.2通货膨胀的上升阶段
此阶段从1939年9月到1941年12月。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欧战背景下，英国严格控制英汇，使得英镑不断贬值，此时的国民政府的纸币难以发挥其外延性的效能；其二，大后方农业欠收，波及面积广泛，食物供应明显不足，食物价格不断增长，再加上战争需求，食物价格自然不断上涨；其三，随着战胜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民政府军费支出不断增加，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其四，国共合作机制被打破，国民党在日本作战中不断失利，从而诱发人民对于国民党纸币的信任感。
2.3通货膨胀的成形阶段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的成形阶段是从1942年到1945年，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对外交通枢纽被阻断，由此影响到国统区的经济发展，而此时国民党军费不足，为了发挥其在东亚战场的效能，就不断的祈求银行去进行赊借。1942年，颁布货币统一发行办法，以垫款的方式去满足政府财政开支，从而将通货膨胀推动到极致。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生产停滞，生产规模缩水，物资紧缺，商业投机行为多发，市场混乱，社会经济陷入到恶性循环的状态。
三、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给予我们的启示
对于抗战时期通货膨胀进行科学评价是研究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政策的关键点，也是在这样的结论得出之后才能够引导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政策：其一，以通货膨胀来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的确是解决财政困境的应急措施，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但是要掌握好度，毕竟这仅仅是应急措施，否则将会给予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二，通货膨胀使得社会贫富不断分化，社会生活不得安宁，正常的社会制秩序也被扰乱，使得人民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由此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3.1审时度势，警惕通货膨胀现象
正确认识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依照科学的经济理论，合理界定当前通货膨胀的层次和阶段，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去规避通货膨胀危机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忽视了这样的问题，一味的发行法币，使得法币需求和供应之间不断失衡，并且慢慢演变成为不可扭转的通货膨胀危机。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常都有着很久的潜伏期，对于潜伏期进行探析，也是很重要的话题内容。
3.2注重民生，积极进行调整改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正是由于忽视了民生问题，一味的将战争的压力置于人民的身上，忽视了民生问题，难以处理好战争需求和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由此给予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对此，我们在进行通货膨胀问题解决的时候，应该高度重视民生，将民生福祉与通货膨胀政策融合起来，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研究，是我们正视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也能给予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制定以具体的引导。相信随着在此方面研究的深入，我国财政政策将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申成玉.浅析1930年代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国内动因[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1)．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4
【关键词】民生问题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
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4总结
正如同温总理在3月份两会召开前,网上回答民众提问中提到,我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另一个便是通货膨胀。可以说政府早已把通货膨胀现象的预防与治理放在了很高的位置。通货膨胀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危害民生,损害百姓与劳动人民的直接福利。
我国今年由于高额的信贷发行量,而面临高额的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时候从民生角度考虑通货膨胀如果发生的治理对策,则更显的有实际意义,更为民着想。而文中试图提出的两个治理方案没有利用传统的货币主义学派与古典学派的政策,而是力图从经济结构根本与经济预期民众心理两个方面下手,虽然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但希望能够提供一种较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时势解码》,经济观察报,2010.3.29.
[2]文章中数据来源:wind资讯.
[3]朝洛蒙,中共阿拉善盟党校,《分析物价上涨与民生》,前沿,2008年第12期,p78.
[4]mba智库百科,词条“痛苦指数”,网址:/wiki.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5
关键词：人民币；通货膨胀；治理；陈云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B
近代以来，通货膨胀的阴影时隐时现，对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制度的转换，甚至社会制度的更替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通货膨胀问题及其治理①，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研究的内容各有侧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通货膨胀问题及其影响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业银行的基础上宣告成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简称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法定统一货币。人民币从此登上历史舞台。1949年3月，中原解放区的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至此，关内各个解放区的银行和货币发行基本实现统一。②受诸多因素影响，人民币发行区域扩大的同时，通货膨胀问题也随之而来。
人民币的通胀问题主要集中于1949年到1950年3月。众所周知，人民币自发行之日起，为支持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发行量短期内迅速增加。据中央财经委1949年8-9月份工作综合报告中的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数额已经从185亿增加到4851亿元③，即增加了25倍”[1]。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的发行量仍不断增大。11月底，发行总额近2万亿元，12月又增发1万亿元；截止1950年1月下旬，“发行累计数为41000亿元”[2]。人民币发行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市场物价也迅速上涨。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全国刮起四次物价涨风。陈云在1950年1月22日的财经旬报中曾指出：以1949年12月底为基期，至1950年1月19日止，全国物价平均上涨30%。另有资料表明，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倍[3]。在人民币流通较早的天津市，自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1年的时间内，面粉、小米、小麦、20支纱④、白细布五种商品价格综合上涨了1037倍。人民币的通胀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首先，人们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陈云曾指出：“钞票如果发多了，物价涨了，还是老百姓受损失”。以小米为计价单位，自人民币发行至1950年1月底，“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165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825亿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们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其次，社会生产，尤其是对工业生产的破坏非常严重。通胀引起投机，投机冲击生产，社会出现“工不如商，商不如机”的局面。许多工厂不愿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乐于进行投机，正常的工业生产受到冲击。陈云认为：“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意拿出钱去经营工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没有活干了。这样，势必造成资金和劳动力的浪费，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次，人们对纸币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心理。当时商品交换中以物易物的情况并不少见，正常的商业贸易因此受到影响，结果是“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金融、贸易的周转失去正常，为害很大”。
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是个不容忽视的政治问题，对新政权建设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政权的，与法币和金圆券的恶性通胀不无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通货膨胀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能否站得住脚，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政治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经济上。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资本家们所极为关注的，“很多善意的人，包括工人、学生、民主人士，对我们的经济十分担心，”对中共是否可以搞得下去，感到很不安。陈云认为，通货膨胀问题是对中共的考验，因为“这不仅关联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且关联到中央人民政府的信誉”。毕竟，政治的稳定有赖于经济的稳定，经济的稳定又有赖于通货的稳定。如果通货膨胀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党就无法在经济上站稳脚，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根本胜利也无保证。因此，能否治理好通货膨胀，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建设恢复起来，把社会生活安定下来，就成为党在军事斗争之外首要解决好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二、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与物资供应的不平衡，但就建国前后人民币的通胀问题而言，其成因则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民币的过度发行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由于，各解放区曾发生过地方币的区域性通货膨胀，党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偏重稳定物价，人民币发行额适度增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目前全局中最重要的工作仍是军事工作，因此，货币发行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显然，第二种意见更具战略性和长远性。在此背景下，为解决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人民币的发行量开始迅速增加。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时指出：“作战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据统计，一九四九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4]。此后，陈云进一步指出，“钞票发行太多”，……“物价上涨是因为追不上钞票的发行量”。显然，人民币短期内的过量发行，与特殊时期军事形势发展导致的财政收支不平衡有关。换言之，财政性过量发放是人民币通胀的主要原因。
其次，物资供给不足是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导致物资供给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是最主要的。近代以来，中国经历多次内外战争，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物资严重匮乏，供给严重不足。解放前夕，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1949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幅下降。其中，煤炭产量3200万吨，生铁产量25万吨，钢产量158万吨，分别占历史最高年产量的576%、239%和17%。农业同样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可耕地面积减少4%左右；粮食产量11318万吨，棉花产量444万吨，分别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下降25%和476%；此外，烤烟、茶叶的产量减产更甚，分别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下降76%和818%。[5]原料短缺致使许多工厂停工，大量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人们的基本生活面临着严峻考验。
战争对交通的破坏，所致的物资流通不畅，加剧了供给不足问题。战争时期各地处于分割状态，国内统一市场无从建立，同时战争对交通的破坏，使物资的调运和流通问题进一步恶化。解放前，全国有两万公里铁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因受到严重破坏而无法使用。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多年不能全线通车。全路的机车有1/3受到破坏而无法行驶。铁路状况如此，公路、海运、空运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以解放前夕的上海海运为例，可使用的船舶只有145万吨，仅为原有吨位的127%。因此，陈云指出：“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
自然灾害对物资供给的影响也很大。不可否认的是，1949年中国自然灾害频发，水灾、旱灾、虫灾等对农作物生产破坏极大，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受到直接冲击。全年“约有12亿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6]。在华北地区，“自春至夏，旱、虫、风、雹、霜、冻等灾不断发生。雹灾近300万亩，虫害达600余县”。“自夏至秋，阴雨连绵酿成严重水灾。河北省报告被灾面积2600余万亩，一半毫无收成，统计数据可能大，但灾情确实严重”[7]。很显然，天灾对社会生产和物资供给的影响非常大。
此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与外部封锁也加剧了物资供给不足问题。大量资料表明，离开大陆时不仅带走数目惊人的财物，而且还破坏了许多重要厂矿和设备；同时，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实施经济制裁和贸易封锁。这都进一步加剧了物资匮乏的程度。
再次，市场投机行为是通货膨胀加剧的直接原因。通胀引起投机，投机加剧通胀。建国前12年的通货膨胀在市场上造就了一批投机分子，形成了一股投机之风。上海市过去靠“踢皮球”、“抢帽子”的投机者有二三十万人，专门从事投机活动的纱号有360家，棉布号2371家，糖行644家，还有数以百计的地上、地下钱庄。投机者利用通货膨胀给人民造成的重物轻币心理，对工业原料、纱布、粮食等主要商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人为制造虚假购买力和社会需求，使物资匮乏程度更显突出，通货膨胀问题更趋严重。从建国前后的四次物价涨风看，每次涨风背后都有投机商的影子。特别是在上海解放之初，投机分子借人民币尚未立足之际，大肆投机银元，炒卖外币，使银元价格轮番暴涨，带动物价指数成倍上涨。投机银元活动被打击后，投机分子又转向投机纱布、粮食等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商品。在第三次物价涨风中，上海投机者主要囤积纱布，而华北投机者则主要囤积粮食。不法投机行为加剧了通货膨胀，成为扰乱市场秩序的主要破坏力量。
最后，旧中国十多年恶性通胀的惯性影响是历史性因素。全国抗战爆发后，物资需求扩大，而供给减少，扩大发行法币以弥补财政不足成为国民政府的不二选择，抗战的八年也成为法币通胀的八年。抗战结束后，发动内战，法币膨胀问题更趋严重。1947年底，法币发行总额达33万亿元以上。随着军队的溃败，1948年8月，法币寿终正寝时，发行总额高达6045万亿元。同年8月19日，南京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一元兑换法币300万元。初期，金圆券发行总额22亿元，两个月后，则高达159亿元。1949年初，军队败局已定，金圆券的滥发更是惊人。1月底，金圆券发行额是208亿元，4月底则达5万多亿元，5月底更增至近68万亿元，“增长了近34万倍”[8]。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即行崩溃。长达十几年的恶性通胀，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极具传递性的通胀预期心理。当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后，人们在通胀预期心理支配下，产生了不正常的抢购和囤积行为。这种现象看似由物资短缺引起，而实质却是旧中国长期恶性通胀的惯性影响所致。
三、通货膨胀的治理措施及成效评析
中国共产党对通货膨胀问题极为重视，在短期内采取了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方法和措施，有效治理了人民币的通胀问题，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一是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改革财经管理体制，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体制保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前，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控制在各地方手中，而军费、行政费、救灾费等则完全由中央负担。中央只出不进，金融物价必然大乱，通货膨胀难以避免。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就开始考虑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财经工作。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中财委由此开始处理全国性的财经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改属政务院领导。鉴于1949年10月的第三次物价涨风具有了全国性特点，早日实现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就显得更为紧迫了。1950年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就是统一全国财政经济。3月3日，政务院正式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即改变过去的各自为政分散管理为集中收支统一管理。此后，人民币的通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二是使用行政手段严管投机分子，通过增调物资、改善抛投打击投机资本。前已述及，投机分子的投机行为在通货膨胀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上海解放后，银元投机猖獗，人民币难以进入上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为制服银元投机，华东局决定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云起草了同银元投机斗争方针及策略的电报稿，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肯定了政治手段打击投机分子的必要性。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238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者。当天，上海银元的价格，“即由02元跌至012元，降了40%。[9]武汉市人民政府逮捕银元投机首要分子200余人，查封了两家专门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市人民政府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的“剃刀门楣”（即街头兑换店）337家。在政治打击的基础上，迅速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10]继“银元之战”后，投机资本又掀起“米棉之战”。在中财委统一部署下，各地继续使用行政手段打击投机资本。其中，北京市逮捕投机粮食者16人；广州市逮捕投机金、银、外币者200多人；上海逮捕投机商7人。上述手段对抑制通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行政打击投机分子的同时，中财委还非常重视通过集中增调物资，改善抛投，打击投机行为。当时在通货膨胀中，物价最为突出的商品是粮食和纱布，所以，掌握充足的粮食和纱布就成为打击投机、稳定物价、抑制通胀的关键。上海财经会议期间，陈云针对粮食和棉花等物资调拨提出专门对策。关于粮食，陈云主张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到上海；关于纱厂所需棉花，陈云认为可通过调集存棉、组织收购新棉解决。[11]经过努力，“大米抛售量逐步增加，由占市场成交总量的5%上升至55%以上”，“纱布等物资，亦进行机动抛售”，7月下旬的物价涨势，即开始缓和下来。[12]第三次物价涨风再起后，陈云决定：为应付京津需要，“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的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并“力促华中棉花东运”；而为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则要求财政部“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在各地共同努力下，国营商业控制了煤炭供应量的70%，棉纱的30%，棉布的50%，食盐的66%，商品粮的30%，[13]为抑制通胀、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做了必要的物资储备。有资料表明，从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仅在上海依靠手中掌握的物资（米、面、纱、布），“合计回笼货币约5000亿元”，[14]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次物价涨风过后，荣毅仁曾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正如陈云此后的总结：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质，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
三是紧缩通货，包括发行折实公债，严格贷款与投资，严管军费使用和地方经费发放。通胀的本质是流通中货币量供大于求而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上涨，那么治理通胀就需要通过紧缩银根的办法，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时紧缩通货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方面：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严格贷款与投资、加强军费使用管理，以及适度推迟部分地方经费发放，等等。关于发行公债，早在上海财经会议前，中央就曾有过讨论。上海财经会议期间，陈云指出，“少发票子就得发公债”。11月18日，陈云在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就发行公债再次提出看法和建议。12月2日，他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从全体人民的利益说来，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并“提出了一个提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次公债”。会议最后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币胜利折实公债。由于准备充分，预测准确，组织到位，新中国第一次公债的发行较为顺利，对回笼货币、抑制通胀起到重要作用。在研究发行公债的同时，中央还对银行信贷、工商业投资等进行了严格控制。1949年11月13日，陈云代表中财委，明令“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至于何时解禁，则须“听候命令”；对于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一律暂停支付”；至于各地军费虽全部拨付，但明确要求军费“不得投入商业活动”；为进一步紧缩银根，配合物资抛售，陈云还要求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以上紧缩退货的措施，缩小了物资与通货之间的差额，市场上的现金流大为减少，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
四是厉行节约，减少支出；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建国前后，由于特定的军事、政治背景，军费和行政费用的支出非常大，财政收支失衡状况较严重。据统计，1949年8月，军政公教人员约600余万，12月初，则超过700万，而1950年1月更是高达942万。军政公教人员如此之多，财政支出必然不少。所以，要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还须在财政节流上下功夫。为此，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增加生产，减少支出。不仅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而且要求后方的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应该尽可能进行生产，以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没有直接战斗任务的部队，在可能的条件下，要进行农工业生产。中央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核实编制、精简机构和人员问题，并筹备成立厉行节约委员会。陈云认为，“一切可能节省的支出，要统统加以节省”。陈云在1950年1月的财经旬报上指出：提倡节约，减少办公杂支等费用，计5亿斤小米。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此后，他进一步要求：所有机关和公立学校必须定编定岗，国家工厂和企业必须实现原料消耗定额制度，坚决杜绝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必须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总之，“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
节流重要，开源更重要。税收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政府通常可通过增加税收，抑制企业投资需求，并将其部分利润收归财政，一定程度上起到控制货币总量，调控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正确、适当的税收调控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胀。早在上海财经会议期间，陈云就对当时的税收情况做了分析和说明，认为在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暂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第三次物价涨风再起后，陈云在税收方面明令“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到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11月的全国首届税务会议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并附发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全国税收制度自此统一。此后，除批准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均归中央统一调度使用，国家治理通胀的力量大大增强。
五是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物资供给；改善交通运输，促进物资流通。社会生产凋敝、物资供给不足，导致财政收支不平衡，是人民币过度发行的根本原因，也是人民币通胀的根源。有鉴于此，及早结束战争，恢复生产，就成为增加供给，解决通胀的根本方法。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5]。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专门谈及生产问题，认为：“改造旧上海，主要的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他进一步提出：确实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中心是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扩大棉田至两千万亩，花生800万亩。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开始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事业。在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资供给的同时，党和政府还非常重视改善各地的交通运输。陈云认为：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他要求各地既要重视水路运输，也要支援铁路运输的恢复和发展，曾专门提及津浦线的修复和平汉线的修通问题。经过努力，交通运输的恢复取得了较好成绩。以铁路为例，1949年底，京汉线修通，粤汉线接轨，同蒲线大部通车，衡阳至桂林铁路基本完工。交通运输顺畅了，物资流通就活了，客观上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1950年3月以后，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以及其他一系列治理措施的实施，通货膨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几点启示
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用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方法和措施，成功治理了通货膨胀问题，对新形势下通胀问题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政治稳定是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前提和基础。建国前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最根本的原因是，旧中国没有一个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马寅初曾指出：“纸币之发行与管理，必须以强有力之政府为后盾”[16]。随着1949年国共军事局势的明朗化和新政治基础的日趋稳定，人民币暂时性的通胀问题具备了成功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已经证明，建国前后通货膨胀问题的成功治理，伴随的正是中共政治上的全面稳定。当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具备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对此，我们要树立坚定的信心，并进一步维护好这一前提和基础。
2.必须充分发挥政府无形的手在治理通胀中的作用，注重综合治理和手段的多样化。建国前后党在治理人民币通胀问题时，所采取的抛售物资、紧缩通货、厉行节约、行政打击和发展社会生产等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尽管一些方法具有时代性特征，但却充分说明发挥政府在治理通胀中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大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经济领域中的投机行为难以消除，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仍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尤其是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地方债务问题，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有必要利用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广泛使用货币、财政政策和必要的行政、法律手段，因地制宜地调节货币和物资供给，打击投机，治理通胀。
3.治理通胀应根据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方法。对于历史上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切忌对其手段和措施的简单复制和模仿。建国前后的通货膨胀问题，离不开国共军事斗争发展和帝国主义外部封锁的大背景，具有一定的暂时性和特殊性，因此，其治理手段和方法的行政特色较为突出。而我国近年来发生的通货膨胀则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一定程度上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所以，做好通货膨胀主要成因分析和研究的同时，在治理手段和方法上，需要更多地考虑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
4.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物资有效供给，做足关乎民生的主要物资储备，提高物资调剂能力。从平抑第三次物价涨风来看，最主要的经验是在中财委统一部署下，掌握了足够平抑物价的粮食和棉花。物资充足了，流通保障了，物价就很难波动。如果物资生产不充足，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储备，其中最主要的是关系民生的衣、食、住、行等物品。这些物品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一个方面准备不足，就可能在其他方面产生连锁反应，继而影响全局。反之，储备足了，则民心稳，社会稳、经济稳、政权稳。
5.注重通胀预期心理的调节和管控。社会通胀预期心理是通货膨胀的助推器，极易促成人们的抢购和囤积行为。新形势下，对社会通胀预期心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一些新兴媒体和传播中介，如手机、网络、电视，等等。这些新兴媒体中大量有关通货膨胀的报道、判断、预测和分析，多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其中不乏一些带有特殊目的的评论。所以，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措施，加强对这些新兴媒体相关报道、评论的引导和管控，从而在全社会树立治理通胀的必胜信心。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信心往往比手段更重要。
注释：
①[ZK（#]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董志凯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启示》；史林2008年第4期贺水金的《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龚建文的《建国初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和经验》；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薛暮桥和吴凯泰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稳定物价的斗争》；等等。这些成果的研究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对本文的研究启发极大。
②当时关外的东北解放区特殊情况，为尽快恢复工业生产，减少战时财政对东北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东北币制暂时不与全国统一。
③本文人民币数字系指1955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币值，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④支纱是表示纱的粗细的一个计量单位，通常在我国纱支越高，表示纱越细。[ZK）]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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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6
关键词：居民消费；通胀预期；可支配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4-0106-03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十一五初期，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实施了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转入稳健的财政政策阶段。但2008年下半年，全球性经济危机波及我国，使经济出现下滑，为稳定经济增长，中央政府相机抉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各主要经济体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采取注入流动性的办法来恢复经济以及缓解债务危机。因此我国整个十一五期间都面临控制通胀的艰巨任务。而2011年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坚持量化宽松政策、欧洲经济恢复形势不够明朗、中东地区局势不稳，这些带来的国际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都将推动物价总水平进一步上涨。因此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预期作用于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而成为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所以研究预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现实政策意义。
一般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它使人们在一段时期内对其支出行为作出调整。Hendeon和Quandt(1971)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居民消费和储蓄的权衡取舍关系。认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加会使人们的近期消费增加，这是由于通胀预期一般会降低人们的真实利率预期，所以人们在储蓄与消费之间就会选择消费。同时DeLong和Summers(1986)也基于凯恩斯主义模型得出了同样结论，对于价格上涨的预期可以通过真实利率和对财富的再分配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而另一份基于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报告和Justerthomas、paulwachtel(1972b)的研究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较高且不确定的通胀预期会增加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人们降低他们的真实收入预期，所以使其当期支出减少。thomasJuster和paulwaehtei(1972b)运用人户调查数据，针对通胀预期对消费者支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通胀预期确实会影响人们消费的跨期分配，进一步地，较高的通胀预期，会导致非耐用品和劳务消费支出的增加以及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减少。SusanButch和Dinewemeke(1975)也持同样观点，即较高的通胀预期会导致较高的个人储蓄以及耐用品支出的减少。目前研究我国通胀预期与居民消费行为的论文并不多，与此相关的有李成、马文涛、王彬(2009)对1995-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认为通胀预期偏差冲击、能够解释20％左右的消费波动。
二、模型和数据
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城镇和农村无论是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市场发达程度、信息获取能力和传递速度有较大差异，所以本论文将建立模型对城镇和农村消费行为分别进行分析。
其中城镇(或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反映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基础。真实利率是当期消费的机会成本之一，早期研究也证明了在通胀预期提高的时候，人们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所以同时加入真实利率变量。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和未来收入预期指数则是反映未来通胀预期和居民经济信心的指标。
模型选取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的季度数据，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城镇(或农村)居民季度人均消费性支出，为观察通胀预期等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运用Cpi平减的方法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剔除价格因素。其中，由于公布的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以上年同月为基数的统计结果，为观察整个十一五期间的价格变动趋势，对2007-2010年各月Cpi均以2005年同月为基数进行处理。Cpi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再用月度数据获得调整后Cpi的季度内几何平均值，作为当季度Cpi。城镇(或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居民生活数据库中的全国季度统计数据。
解释变量选取与消费行为相关的真实利率、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可支配收入和通货膨胀预期。其中，真实利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根据每个季度内变化的利率进行平均，求得该季度内平均名义利率，季度内未出现利率变动的，则直接用央行公布的名义利率作为当季名义利率。再减去调整后的季度内通货膨胀率得到实际利率。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居民生活数据库统计数据，农村居民可支配数据则采用该数据库统计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减“税费支出”计算得出。两个指标均进行了Cpi平减，以考察真实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预期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季度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是消费支出的先行变量，选取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通胀预期所反映的通胀水平与消费支出之间的相互影响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收入预期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季度未来收入预期指数。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季度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和未来收入预期指数在2009年第三季度发生统计表示方法变化，按照新算法对之前的指数进行换算，得到新的表示方法下的统一数据。
三、回归及假设检验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回归结果：通过第一次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真实利率项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所以考虑利率项数据变动幅度较小，并且我国居民的理财习惯，比较偏好储蓄，因此舍弃真实利率变量，重新回归，结果如下：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回归结果中，拟合优度R2=0.952220，可见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城市居民真实消费支出，三个自变量系数在l％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方差膨胀因子XiF，远远低于10，所以可以判定解释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D.w统计量在该自由度和待估参数个数下可确认无自相关问题。可以最终得出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回归方程为：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2077.769+0.498563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1.77867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35.36344未来收入预期收数
该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季度人均真实消费受当季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和未来收入预期影响。其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元钱，人均消费将增加约0.5元；而当季度居民对未来通胀预期增长1％，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约11.78元；而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每降低1％，则会增加当
季度消费约35.36元。
同样对农村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显示，真实利率对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影响也不显著，所以同样去掉真实利率变量，由于未来通胀预期指数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变量，所以予以保留，并考虑到农村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传递速度与城镇的差别，以及农村居民消费选择较城市更加保守，所以采用滞后一期的未来通胀预期指数来替换当期未来预期通胀指数，即改为观察农村上一期对本期通胀预期对本期消费的影响。
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农村消费者行为的回归结果中，可表明变量解释了多数农村居民真实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和未来预期指数自变量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滞后一期未来通胀预期指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方差膨胀因子ViF，远低于10，所以可以判定解释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D.w统计量在该自由度和待估参数个数下可拒绝自相关假设。所以认定无明显自相关问题。
可以最终得出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回归方程为：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2199.641+0.461609农村人均可支出收入+13.77352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49.54699未来收入预期指数(滞后一期)
该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季度人均真实消费受当季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滞后一期的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和未来收入预期影响。其中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元钱，人均消费将增加约0.46元；而当季度居民对未来通胀预期增长1％，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约13.77元；而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每降低1％，则会增加当季度消费约49.54元。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分析可知，在我国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和未来收入预期对消费者的支出行为有较明显影响。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提高和未来收入预期的走低会导致居民增加消费，并且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大于通胀预期。其次，城镇居民当期消费受当期未来通胀预期影响显著，而农村则可能因为消费决定较为谨慎和保守，而呈现居民当期未来通胀预期对下一期消费影响较为显著的结果。未来收入预期则对城乡居民当期消费的影响都比较显著。而且对比城乡居民消费可以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根据预期进行调整的幅度更大，即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更易受到预期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规模较大，因此，总体上，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上涨和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走低会导致居民消费总需求的上升，进而对物价总水平形成拉动力量，加速通货膨胀。因此在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
管理通胀预期并不是要使通胀预期减小，而是使之趋于合理，从而防止个人经济行为的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和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应注意：
1 完善工资、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金等的指数化制度。定期根据物价波动调整构成居民收入的各项，使得居民收入与物价上涨联动，以及保持真实收入长期平稳，从而降低收入预期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减少其对物价总水平的顺周期作用。
2 形成政策联动体系，同时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市场主体的活动是分散的，苛求公众时刻保持镇静和理性又是不现实的。要管理通胀预期，就要使政府政策达到内在的一致性，让公众了解政府政策不存在冲突和相互抵消，使公众的预期不至于因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而失于合理。同时，政府定期公布政策目标、实施进程等信息，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形势判断依据。政策效果也应及时公布，并说明政策效果与目标的差异形成的原因，不断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度。
3 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安全感”。从回归结果看，农民的消费行为受预期的影响较城市大，这反映了农民生活中更缺乏“安全感”。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可以提高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能力。从而降低农民受通胀预期和收入预期影响而增加的支出。
4 加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调节通货膨胀预期。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把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分析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从而形成前瞻性的货币政策，以这样的货币政策对居民的通胀预期进行导向，降低通胀预期与物价上涨的同步性，减小预期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7
【关键词】信用货币风险性货币本质
本文想研究和说明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是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的风险性质和风险来源。传统的货币理论是建立在金本位制时代的，它把货币当成了一种真实价值的资产，本身是其他资产的价值尺度，而且尺度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作为价值尺度的信用货币，其本身就不再是一把标准尺子。这把尺子自己在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货币自身的价值风险问题。这个问题对整个货币理论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是一种风险资产
1、传统货币与货币理论
传统的货币理论可以追溯到费雪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提出著名的交易方程式mV=pt。之后不久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剑桥方程式。在这些理论里面货币认为和一般商品是一样的。本身的货币价值受供求关系影响。
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提出了人们持有货币需求的三个动机，他的理论基本就忽视了货币本身的风险因素（当然在那个时候金本位制下货币风险可能是很小的）。他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其中有个凯恩斯陷阱。凯恩斯陷阱认为当利率极低，债券价格极高时，认为无论有多少货币人们都愿意持有在手上。如果是在信用货币时代这个理论是否成立，可能需要重新考查货币本身了。现代信用货币本身具有风险，某些时候货币可能比债券的风险更高，这样的话人们在流动性陷阱里面愿意不愿意持有货币就很难说。后来鲍莫尔的平方根公式和惠伦的立方根公式也是发展了凯恩斯的三个动机，也并没有考查货币风险本身。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数量问题。该理论把货币当作一种资产（财富）的一种形式来分析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但是该理论也没有把货币的风险性拿出来做为一个因素来考量。
萨缪儿森在1958年对现代货币提出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但是从消费借贷模型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需求理论。华莱士等经济学家在后来对该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提炼出叠代模型。这里考虑到了货币去其他资产的收益的问题。但是没有去论述货币本身有没有风险。
但是现代信用货币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些理论都把该因素忽略了呢？以前可能是金本位制下，货币风险小。但是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用现代货币的性质来重新考查我们的传统的货币理论呢？正是这个想法，我想先论述下现代货币的风险性质为以后的研究做准备。
2、现代信用货币的资产性质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世界进入了“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时代。现代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具有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信用货币已经具有了风险性。信用货币不在是像金属货币一样的无风险资产，而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货币一开始就是一般等价物，其购买力来源于自身，是由其本身的价值所保障的，无需求助于任何外在因素。其购买力随着其价值变动而变动，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实质上就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
纸币时代的货币与其购买力保障彻底分离，货币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纸币发行中，与金属货币等值的部分是具有购买力保障的，其保障就是国库中的金属货币。所以货币在退出流通，执行储藏功能时可以转换为金属货币。国家以强制力一方面保证纸币的流通，一方面保证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兑换。所以原则上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纸币的购买力是由国库中金属货币的价值来保障的。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基本都属于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由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工具。
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本质仍然和以前的一致吗？恐怕是不一致的。本文认为货币从中央银行进入信用领域之后它已经变为了一种资产（中央银行的债权债务凭证）。但是由于它本身不具备价值（或则说它的价值与自身的购买力不匹配）因此信用货币的购买能力不再由自身价值决定而有可能出现购买能力的大幅度的变动，从而信用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已经具有了较强的风险性。实质上信用货币就是一种风险性资产，只是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它有国家信用做保证而风险性比较低。
二、信用货币的风险来源
现代信用货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它风险来源主要是在造成它购买能力变动的因素。本文认为信用货币的风险来源主要两个：一是来自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风险，二是来源于政治风险的退市风险。
1、通货膨胀导致信用货币购买力水平变动是信用货币的主要风险
货币作为一种资产，人们最关心的是它购买力水平的变动，因为信用货币一般有信用作为保障，而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无风险资产。但是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不断，各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增长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世界性的货币宽松政策也导致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货币的购买力的变动。以中国为例，十年前的一元钱的在国内购买力在现在可能贬值了50%以上。如果在国内把人民币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储备或投资的时候就已经有明显的风险性。
当前有些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变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关键是人们的收入是否随着价格上涨进行增加，也就说是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价格上涨是否影响到人们的实际收入购买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当前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甚至被认为一种无风险资产的时候，原有货币存量有增值保值的要求。收入增长也许是赶上了通货膨胀的增长水平，但是原有货币存量的购买力却发生贬值。这样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就已经贬值。
有些观点会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利率水平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时候，货币可以实现增值保值从而没有发生购买力的变化。但是这种观点本文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利息一般被认为是人们让渡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而不是对货币风险的补偿。其次市场化的利率水平下也不可能保证市场利率总高于通货膨胀率。所以只要有通货膨胀风险的存在，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
2、信用货币具有因信用变动而导致货币购买能力变动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认为是中央银行对人们的负债，这种负债是用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一旦国家信用产生问题的时候，货币就有贬值的风险。国家信用跟很多因素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以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等都是国家信用水平的影响因素。第一，一旦一个国家发生政治动荡，作为信用的货币资产就面临贬值甚至退市的风险。这种风险比通货膨胀的风险发生的概率低但是一旦发生，货币资产的损失概率很大。第二，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经济常态可能会持续存在，美国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欧债危机又开始兴风作浪，这种经济上的动荡是的世界主要评级机构纷纷降低欧洲各国甚至美国的债务评级。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该国对人们的负债，实际上该国的货币资产的风险因为债务评级降低而上升。意味着该国的货币购买力有可能不能得到国家的全额保证。从而货币资产因为信用变动而具有风险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现代的信用货币存在购买能变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不是货币本身价值变动引起的，而是货币的外部风险引起的。所以得出货币资产是一种风险性资产。
三、信用货币的风险度量
1、通货膨胀率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的直观指标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频繁的经济危机让人们经历了频繁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人们已经慢慢对信用货币的风险与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变化作为信用货币的风险度量手段。其中通货膨胀率是最直观的指标。现代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宽松货币政策是能够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是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因为发行了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同时通货膨胀的发生改变了原有货币存量的价值，所以人们原有的货币资产在未来的购买水平发生变动的大小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这样人们会把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资产风险大小的直观指标。
2、真实利率水平是对信用货币风险实质指标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利息是让渡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这种观点忽略了信用货币的风险性。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利息不再完全是人们出让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同时也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补偿。所以利率水平也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这里说的利率水平是指实际利率水平即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的真实利率。不同国家和地区信用货币因为本身具有的风险性大小不一样，所以各国的实际利率水平的差距不一样。这和有些观点认为的各国生产力水平决定各国利率水平的观点不同。生产力水平只是影响信用货币风险大小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因素如上面分析的会影响到信用货币的风险大小。利率可以当作货币资产的投资回报率，跟他的风险大小是相匹配的，这也符合现资学的观点。所以真实利率水平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实质指标
通过上面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膨胀率是信用货币度量的直观指标，而不能从根源上反应货币资产的风险。而真实利率水平是对货币风险综合性度量，这才是货币资产风险性的实质指标。这也能过解释各国真实利率水平的差异性。
四、结论与后续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两个主要的结论，一、货币资产不是无风险资产而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二、利率是对货币资产风险的补偿。
这样货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的存在将改变原有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观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建立的时候，特别是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之前，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本身是一般等价物存在。现代信用货币本身已经没有了价值，而是一种信用保障下风险资产。传统经济学把货币一直作为一种无风险资产来考查，其经济理论会有很多不能解释信用货币时代下的经济现象。
后续研究希望在信用货币作为一种风险性资产的条件下重新去考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以及货币学派的货币理论。进而去研究现代信用货币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希望为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找到制度上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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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8
我们首先来分析利率目标的零利率限制问题。以利率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前或已经发生时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而在经济衰退之前或已衰退时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从理论上来讲，中央银行总可以将利率提高到足以抑制通货膨胀的高度，但是，在经济衰退期，中央银行却不能将利率降到零以下以刺激经济，这就是以利率为货币政策目标所可能面临的“零利率限制”问题：在通货紧缩或经济衰退期，由于市场信心难以恢复，其他金融资产的市场利率也很低，企业的信贷需求萎缩，金融机构失去向中央银行出售金融资产以及从中央银行再贷款的积极性，即使中央银行尽可能降低利率，保证向银行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商业银行也很难扩张信贷来刺激经济。一些批评家因此认为，利率并不是可信的参照物，降低利率实际上只是中央银行的法令，并不必然伴随着流动性的增加，很多迹象表明，利率下降的同时，货币仍是紧的。也就是说，降低利率以增加货币供应量只是中央银行单方面的意愿，货币供应量是否会增加，在持续的经济紧缩期要取决于公众货币需求的变化。
“零利率限制”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表现得最为真切。90年代初期，当日本泡沫经济刚开始崩溃时，日本中央银行尚有8.3个百分点的降息空间，但随着经济开始进入持续低速增长时期，货币市场利率越来越低，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越来越小。1998年9月，日本银行将隔夜拆借利率降到0.25%，1999年2月12日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0.25%降到0.15%，随后日本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将利率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从1999年3月到2000年8月初，隔夜拆借利率基本保持在0.02%到0.03%的低水平。2000年8月，日本中央银行考虑到经济有可能回升，暂时取消零利率政策，将无担保隔夜拆借目标利率设定为0.25%，但到2001年初，经济复苏的动力减退，于是，日本中央银行在2月又将货币市场利率降为0.15%，2001年以后，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再次接近零利率，然而日本经济却一直复苏无力。
美国在2001年也曾多次降低利率，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这使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钉住利率是否是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正确途径。日本中央银行也因零利率政策未能使日本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而受到多方指责，考虑到零利率政策的局限性，日本中央银行从2001年2月开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新尝试，逐渐改变以利率为单一目标的操作策略，不但监测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而且监测各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同时进行，以便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零利率限制”问题其实是整个货币政策在面临经济衰退时的无力表现。有人将日本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失效归罪于其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策略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单一依靠利率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终有其山穷水尽之时。
以利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紧缩或通货紧缩时期往往会因零利率限制问题而失效，然而其在紧缩经济、治理通货膨胀上却往往非常有效。不过，这也有例外，比如，在经济滞涨时期，利率目标会显得无所适从，1979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就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不得不改变钉住利率而采取钉住货币增长率的货币政策策略。实际上，沃克最终使通货膨胀得以抑制的主要手段还是提高利率，那么，他为什么要对外宣称改变货币政策策略呢？美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得以抑制是由于沃克的策略改变呢？还是由于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实际上这其中就体现了单纯钉住利率的另一缺陷，那就是缺乏稳定公众预期的货币政策“名义锚”，使长期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受到阻碍。
货币政策的“名义锚”是指能够提供物价水平被唯一确定所必要的条件，能够对中央银行自身对货币政策操作的相机抉择动机及来自于政府的实施膨胀性货币政策压力加以约束，中央银行也能够以此来锁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在长期内保证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的经济和金融变量，是保证国内物价长期稳定的约束机制。单纯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操作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不利于物价稳定目标在长期内的实现。
第一，单纯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操作必然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置于无序的境地，不管实证中人们如何争论货币量与物价的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大量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威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缺乏可靠的“名义锚”来合理引导人们的预期时，通货膨胀会在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下飞速发展。
第二，当经济受到负向的供给冲击时，货币政策“名义锚”的缺乏会使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从而使中央银行在物价稳定上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当中央银行做出提高利率以稳定物价的努力时，会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美国和英国的实践是很好的例证。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没有明确的货币政策“名义锚”，而英国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自己的货币政策“名义锚”。1997年春天，美联储在连续几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后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将利率目标提高了25个基本点，尽管提高的幅度很小，而且当时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就业率也相当高，美联储这一提高利率的举动却遭致了来自国会和其他多方面的强烈批评。然而，同一时期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的举动却被公众平静地接受了，因为在通货膨胀目标这一货币政策“名义锚”下，英国公众对货币当局所努力的长期目标有更好的理解。
现在我们可以来解释为什么沃克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没有改变却要对外宣称货币政策策略改变的原因了。当时，货币主义理论盛行，人们相信货币量是比利率更好的中介目标，相信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当局只要钉住货币供应量，就能控制通货膨胀，于是沃克宣布改利率目标为货币增长率目标，来稳定人们的预期，显示美联储抑制通货膨胀的决心，此时，货币增长率目标就发挥着货币政策“名义锚”的作用，有助于美联储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制止通货膨胀，同时也使美联储在提高利率时免遭责难。沃克在1979年10月公告策略改变后，使短期利率上升了5%，到1980年3月超过了15%，上升幅度之大在利率目标下是不可想象的。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9
关键词：大学教育基金；管理；投资收益；
作者简介：孙国茂，山东烟台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济南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高校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资本市场制度经济学；
作者简介：陈国文，山东泰安人，美国肯塔基大学盖顿商业和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
一、引言
大学教育基金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大学实行自主管理、民主监督与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支撑。对于中国大学而言，大学教育基金面临的问题是“重募集、轻管理”。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与校友捐助意识的增强，中国大学更容易募集到资金，部分大学累计受捐已形成规模，支撑学校教学与科研发展；但较少学校能对募集来的大学教育基金进行有效管理，基金无法进行保值增值，从而无法为大学教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持。从资产管理角度而言，数额庞大的大学教育基金无法有效获得投资回报是资金的浪费，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费紧张的大学教育活动的开展。
在此现实基础上，本文强调的是中国大学教育基金应选择何种途径加强管理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大学教育基金极少有长期专业化的投资经验，我们从一般商业性基金投资回报的经验来模拟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回报。
二、经验事实与文献综述
大学教育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校友捐赠。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了“增长的奇迹”，以近两位数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增长。在中国经济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中国大学也造就了一批富豪校友。随着校友捐赠意识的不断增强，大学募集到的校友捐赠数额也在不断增加。表1描述了截至2013年累计受捐额超过一亿元的大学校友捐赠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累计受捐额度较少。截至2013年底，中国大学累计受捐额度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大学数量还非常少，总共为12家，其中仅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受捐数额超过10亿元，远远超过其他大学累计受捐额度。而美国大学累计受捐额度普遍较高，以哈佛大学为例，截至2013年6月，哈佛大学受捐赠基金的规模达到了327亿美金，资金规模超过中国受捐规模最大的北京大学的100倍以上。从2012年至2013年，大学累计受捐额度的增幅差异较大，部分大学增长幅度较大，是由于2012年大学累计受捐额度基数较小导致的。从整体上看，大学受捐额度数量与大学排名有着较高的正相关性，累计受捐额度较高的大学其综合排名也都比较靠前。另外，受捐额度较高的大学一般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区域之间大学累计受捐额度相差较大。
由于中国大学忽视对教育基金的管理，从而导致大学教育基金收益较低。相比而言，美国大学教育基金不仅数额较大，而且收益可观。以哈佛大学为例，在过去十年里，其大学教育基金年平均投资收益率近10%，如果剔除期间金融危机的影响，收益率则更高。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多数美国大学教育基金的年投资回报率都在10%以上。美国大学教育基金数额不断增加，除了有完备的大学董事会制度和专业的劝募机构外，最重要的是美国大学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管理大学教育基金。除少数教育基金规模庞大的大学成立了非营利性全资子公司来进行大学教育基金的自主管理外，多数大学委托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来管理大学教育基金，并且支付给基金管理公司一定的管理费。从历史数据来看，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为大学教育基金带来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有效避免了大学教育基金贬值的风险。
对于中国大学教育基金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提供了部分研究结果与决策建议。当前研究多是涉及如何规范发展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如何晓梅和张大方认为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捐赠和校友捐赠，能为高校教学科研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同时应当建立基金会专门管理部门来协调运作。1黄建华等对清华大学基金会捐赠款去向进行了分析，捐款用途主要包括基建款、奖助学金、学生活动经费、教学科研活动经费及非定向基金，其中非定向基金主要来源于校友捐赠。2陈秀峰和郑杭生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营业性收入占比极低，投资风险较高，并且在运作时曲解了管理费的含义。3郭秀晶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存在资金规模小、管理模式以行政管理为主、基金会运作机制不健全、组织机构不健全等问题，而导致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欠缺慈善文化和传统、政策和法律的局限及基金会积极性不足等。4孟东军等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模式对基金会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的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项目组制组织结构模式和事业部制组织结构模式都不能很好匹配中国大学基金会管理组织结构模式，提出采用矩阵式组织结构来实现管理机构与捐赠者的长期沟通和联络。5王佩军等认为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完善发展必须从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激励机制和完善基金会内部运营机制入手，社会保障激励机制方面重在从法规层面对基金会的权利和义务做明确规定，内部运营方面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保证基金会的持续发展。1而对于大学教育基金如何进行治理来进行投资获得收益，范跃进和孙国茂从制度和治理角度对大学教育基金的发展进行了剖析，制度和治理的不完善导致大学教育基金重募集而轻管理，缺乏信托责任意识，导致投资收益低。监管当局应当从完善税制，规范大学教育基金的自身监管和社会监管来实现大学教育基金的规范运作。2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对大学教育基金进行有效投资来获得较高收益以避免资产贬值来进行策略研究。多数文献对基金会的发展运作做了详细研究，并且部分文献指出大学教育基金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并未从实证角度提供证据。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会为大学催生更多的富豪校友，大学教育基金随着校友捐赠的增加也将会不断增长，因此大学教育基金必须进行投资来保值增值，避免资金闲置从而浪费时间价值。从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基金投资运作可行的渠道而言，极少部分高校对基金进行自主投资管理，多数高校没有专门团队来管理基金投资。另一渠道是交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支付管理费，获得基金的投资回报。综合而言，多数高校并未对大学教育基金进行有效投资管理，本文选取了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的投资收益，来模拟大学教育基金投资指数，探究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是否能为大学教育基金投资带来高收益及能否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三、投资指数构建与数据描述
大学教育基金具备一般商业性基金的基本要素，即以货币形态存在的基金资产(捐赠者捐赠的货币或实物资产)、特殊的基金存续目的(以支持大学教育教学及科研等为目的)、基金资产的所有者(大学接受捐赠后成为基金所有者)和基金资产的管理者(大学自主管理或交由专业机构管理)，因此大学教育基金具备交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条件。鉴于多数大学目前没有经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进行投资管理，大学教育基金投资收益没有可得数据，因此本文利用资本市场上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的投资收益来构建指数模拟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
本文选取的是winD数据库里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基金公司平均收益率的月度数据，样本内包含有74家基金公司的平均收益率数据3。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操作，总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大学教育基金所有者也需要衡量应该交由哪家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因此我们构建最为简单的一种机构策略，假定大学教育基金所有者每个委托投资周期为1年，每年会根据基金管理机构投资收益表现来更换基金管理委托机构，并且每年会委托上个年度表现最好的前10家基金公司来进行投资管理，在此选取策略下对10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取平均数得到指数1。即使大学教育基金所有者采用其他选取策略，每年都选到了表现最差的10家基金公司委托管理，在此策略下取10家基金公司投资收益率的平均数得到指数2。在一定程度上，指数1代表收益较好的基金公司的投资收益情况，指数2代表收益较差的基金公司的收益情况。
本文实证研究的重点是大学教育基金委托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是否能够获得高收益，并且是否能够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问题。在构建好大学教育基金模拟指数1和指数2之后，选取winD数据库里相同时间段的沪深300指数作为对照，并且选取了Cpi4作为变量来检验指数是否能够规避通货膨胀风险。构建好的指数1、指数2、沪深300指数和Cpi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指数1与指数2的趋势变化如图1所示。
表2描述了指数1和指数2及其收益率1的基本统计情况，指数1和指数2的收益率指的是基金净值变化，二者的概念不完全一致，此处用以衡量收益变动趋势。在样本期内，平均通货膨胀率接近0.3，指数1和指数2的平均收益率都超过了平均通货膨胀率。图1描述的是指数1和指数2累计收益率的变动情况，从整体上看，指数1和指数2具有较为一致的波峰和波谷，走势一致，指数2的收益率要显著低于指数1的收益率，说明指数1的投资者的选取策略相对较好。在金融危机前期，指数1和指数2表现都相对较好，指数1的累计收益率甚至超过100%，金融危机时两个指数都遭遇大跌，之后的表现都有升有降，指数1在波动中有所上升，指数2表现较为一般。
四、实证检验分析
本部分将对大学教育基金投资的模拟指数来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检验指数的收益性、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和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
收益性主要从指数1和指数2的年平均收益率及其波动性来分析，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指数1和指数2的年平均收益率整体为正，2006年指数1年平均收益率超过60%，指数2超过40%；指数1和指数2均在2008年损失较大，指数1超过40%，指数2损失接近60%，两个指数在2011年也出现了负向收益，原因不仅与股票市场整体表现不佳有关，也与2011年基金市场负面影响有关。在收益为正的年份，基金的收益有降低的趋势，超额收益越来越少，基金收益逐步进入正常收益通道。而样本期内指数1和指数2的平均收益分别为10.67%和2.49%，指数1的投资策略可以帮助大学教育基金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如果把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2008年剔除掉，指数1和指数2的平均收益率可以分别达到18.46%和10.96%。
接着对指数1和指数2正向和负向收益率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指数1和指数2的正向收益均值相差并不大，分别为3.85%和3.19%，正值个数分别为63和61个，约为负值收益率个数的1倍。指数1和指数2的负值收益率均值均比较大，分别为-4.91%和-5.14，并且负值收益率的方差均比正值收益率的方差大，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出现负向收益率时波动更大，这与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场表现急剧下跌有关。从这一统计结果来看，指数1和指数2更容易获得正向收益率，负值收益率受到样本期内金融危机冲击波动更加剧烈。
对于大学教育基金投资模拟指数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检验，采用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作为变量，来反映系统性风险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沪深300指数能够代表上海证券市场和深圳证券市场的综合表现，因此可以较好地反映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分别检验指数1和指数2提前3期与滞后3期与沪深300指数的相关性，结果如表4所示。在滞后期为0期时，指数1和指数2的收益率与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分别为0.86和0.88，并且结果显著，说明指数1和指数2均无法规避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其他滞后期的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在月度数据层面，沪深300指数收益率和指数1与指数2之间不存在引导关系。大学教育基金投放到资本市场，专业基金管理机构采取策略投资，也无法有效规避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接下来检验指数1和指数2是否能够有效抵御通货膨胀风险。图3描述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指数1、指数2及Cpi的走势情况。在样本期内，累计通货膨胀率呈现上涨趋势，从2006年至2013年累计增加了27.5%。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指数1表现依旧良好，累计收益率一直较高，而指数2在金融危机前的繁荣阶段表现较好，金融危机后累计收益率表现较差，2011年下半年后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累计收益率一直呈现负值。说明大学教育基金采取指数1的策略投资方法，能够获得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较高收益。同时，进行了样本期内指数1和指数2的收益率与通货膨胀Cpi指数的相关性检验，利用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与Cpi指数的相关性检验做对比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滞后期为0的序列检验结果较为显著，指数1与Cpi相关性达到了97.4%，沪深300指数与Cpi相关性达到了85.4%，结果都非常显著，说明指数1和沪深300指数与Cpi走势高度一致；而指数2与Cpi相关性检验结果不显著。综合而言，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指数1仍然能够获得较高收益，并且其收益率与Cpi波动趋势高度一致，说明能够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而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指数2收益较低，并且其收益率与Cpi走势没有显著相关性，因此指数2无法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
通过对指数1和指数2收益性、抵御系统性风险和抵御通货膨胀的检验发现，样本期内指数1和指数2都有较好的收益性，即使样本期内包含金融危机的影响，指数1仍然有10%左右的年收益率，指数2也能取得正向收益。但指数1和指数2都与代表系统性风险的沪深300指数有着较高的正向相关性，说明指数1和指数2也无法有效规避系统性风险，如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同沪深300指数一样，指数1和指数2的收益率都出现了较大的负向收益。另外，指数1可以较好抵御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指数1仍然可以获得较高累计收益，而指数2则出现了负向累计收益，并且指数1与Cpi相关性较高，因此指数1可以有效抵御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五、专业机构投资管理与自主投资管理
在进行投资决策之前，中国大学教育基金面临的一大严重问题是治理问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主要采用市场运作模式、行政管理模式、委员会模式、海外拓展模式和行业依托模式五种治理模式，这五种治理模式均没有成熟发展，治理缺陷明显。多数大学成立发展委员会、发展办公室及校友会等机构来管理不断增加的大学教育基金，没有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基金会，以现代公司制度角度看来，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从而难以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与投资回报。同时，中国大学教育基金治理问题的另一表现是重视基金的募集，而忽略基金的管理。多数大学的发展委员会、发展办公室、校友会或董事会等多是重视如何来募集资金，未见有大学公开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管理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忽视了大学教育基金投资管理情况。重募集、轻管理的现状会制约大学教育基金的发展，因此必须解决此问题，将大学教育基金投资管理的渠道主要有交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和大学进行投资自主管理。
大学把教育基金交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存在其合理性。理论上，如前文所述，大学教育基金具备一般商业性基金的特征，基金资产的拥有者(大学)完全可以把以教学或科研等为目的而募集来的基金资产交由基金资产管理者来管理，大学可以选取的基金资产管理者范围也比较广，除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还有其他证券公司、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等。另一方面，通过前文指数1的表现，专业基金管理机构完全有能力实现大学教育基金较高的收益，规避通货膨胀因素带来的资金贬值风险。在大学教育基金管理较好的美国，绝大部分高校也是采用交由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来管理。专业基金管理公司为大学教育基金带来了较高的收益，部分高校通过投资管理获得的基金收益比新募集到的资金数额还高，并且专业基金管理机构利用其经验可以降低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风险，这对于大学教育基金的进一步募集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中国大部分高校而言，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来进行大学教育基金的自主投资管理还有一定的难度。高校对大学教育基金的治理模式不完善，重募集轻管理的现状长期存在，成立基金管理公司须克服不完善的治理模式，困难较大。虽然校友捐赠数额越来越多，但多数中国高校的教育基金数额仍然相对较小，成立基金管理公司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财力等成本，成本费用会限制规模较小的大学教育基金获得高额回报。美国大学仅资产规模巨大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成立了专门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自主投资管理，大学教育基金规模较小的和多数规模较大的高校都委托专门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另外，中国大学教育基金的使用多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的制约，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自主投资难以完全不受行政管理手段的束缚。因此，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自主投资对于多数高校而言条件尚未成熟。
六、结论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支出占GDp比重依然较低，大学教育基金规模的不断增加为解决高校教学科研问题提供了可能，但大学教育基金重募集、轻管理的问题制约了大学教育基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本文利用一般商业性基金的收益构建了大学教育基金模拟指数，发现样本期内表现较好的指数和表现较差的指数都能获得正向收益，即使包含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较好的指数也能实现约10%的年投资收益；样本期内表现较好的指数还能够有效规避通货膨胀风险，实现较好收益。这从而为大学委托专门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大学教育基金提供了实证支持。通过本研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篇10
【关键词】黄金价格；因素；变动
一、美元与黄金价格波动的关系
美元走势一直都被认为是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因素。一般说来，美元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黄金的价格。一是，因为国际黄金价格一直都是以美元计价，所以，如果美元贬值，必然会导致其它货币的购买力增强。也就是说，可以用更少的其它国家的货币购买等量的黄金，从而刺激了黄金需求的增加；二是，如果美元汇率波动，会引起了人们对美元预期的变化。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但是，黄金依然被认为是可以相对于美元套期保值最理想的工具。所以，如果美元贬值，会导致投资者对美元的预期下降，投资者将为了减少手中的美元而购买黄金等原材料实物资产。2001年以后，美国持续“双赤字”现象，即经常性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使得美元对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汇率下跌。美元贬值，美元汇率下跌，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2001年后的黄金价格持续上升。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美元与黄金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通过eViewS计算也可得出：2001-2010年，美元指数与黄金价格十年内的相关系数为-0.75，呈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经济、政治局势与黄金价格波动的关系
纵观历史，宏观的经济、政治局势影响着基本上所有资产的价格，黄金价格也在其中。每当战争爆发时，由于人们对战争局势如何发展的未知，所以，更喜欢将资金投资在黄金等可以保值的资产上。
政治局势动荡会引起金价波动，但通常时间都比较短。例如，1980年的两伊战争、2001年的美国“9.11”恐怖袭击、2002年的美伊战争、2005年的伦敦地铁连环爆炸和同一年下半年发生的伊朗核问题、2007年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刺身亡、2009年伊朗进入伊拉克等政治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金价的上升。但是，在政治事件平息之后，金价基本上又回到原来水平。一般说来，美国的政治局势在较大范围内影响着黄金价格，而其他国家的政治局势则在小范围影响黄金价格波动。例如，80年代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并没有引起国际黄金价格的上涨。80年代的金价一直处于较低沉状态。
经济形势好坏也会引起金价波动，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经济形势导致金价波动最大的事件就是2007-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2008年，雷曼兄弟宣布破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当天，国际黄金价格涨幅近100美元。由于次贷危机的后续影响一直难以根除，导致近几年国际金价不断上涨，并呈现相当大的上升趋势。紧随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欧元危机，更是让国际黄金市场金价如虎添翼，一路飙升。美元和欧元都处于不稳定状态，造成国际金价持续走高。
三、通货膨胀与黄金价格波动的关系
有关通货膨胀与黄金价格波动关系的研究国内外都比较多。通常选择Cpi作为研究通货膨胀的依据。根据1977-2009年美国Cpi与黄金价格走势数据可以发现美国Cpi与黄金价格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
四、美国经济政策与黄金价格波动的关系
美国的货币政策一般通过增发货币和改变利率来实现，这些因素对黄金价格的影响相对复杂。
根据2001年到2010年的数据，利率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利率上升会加大股票等金融产品的投资风险，投资者会转而投资黄金以防止系统性风险。所以，一些期间内，利率与黄金价格呈现同向变动的关系。
然而，一般情况下，利率下降会在引起金价的上涨。通常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当利率下降的时候，投资者通常会将更多资本投入到金融产品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货币流动性，从而拉动了消费，导致黄金价格增长；二是由于美国自2001年开始迄今，18次降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预期。当投资者对美元的预期下降时，通常会选择与美元反向变动的黄金来套期保值，进而增加了黄金的投资需求，黄金价格上涨。三是利美国利率的下降会引起美元外流，从而导致美元贬值，因此也会引起金价上涨。
有些研究学家认为，美联储前主席alanGreenspan在位时美国所实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黄金价格大幅度上扬，所以，很多人对此类宽松的经济政策持有负面看法。实际上，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虽然alanGreenspan在位时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了美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却忽略了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因此，出现了市场泡沫。根据上述论述的通货膨胀与黄金价格关系知道，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黄金价格会跟着上涨。尽管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市场恢复的政策，其中，包括大量向市场划拨救市资金，但这些政策无疑都增加了美元波动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对美元的预期下降，从而更加刺激了黄金价格的上涨。实际上，自2001年后，美国不仅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后的三次减税，也对黄金价格的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世界原油价格与黄金价格波动的关系
原油等大宗商品与黄金的价格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二者2001年-2010年的月数据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8之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原油的价格通常会影响一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而通货膨胀率又会影响金价的走势；另一部分原因是原油和黄金具有很多类似的属性。例如，它们同属于工业用原材料，同用美元标价。
六、黄金供求关系与黄金价格波动的关系
黄金有三种需求，工业需求、首饰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需求与黄金价格的相关系数为0.96，相关性最高。近年来，由于黄金特殊的双重属性，黄金的需求量不断提高，而黄金的供给并没有随之增加，这最终导致了黄金价格的变动趋势总体上是上升的。在短期内，黄金的需求还会受到节日、宗教等因素的影响。通常，春季为黄金购买淡季，此时黄金消费下降；而在年终岁尾诸多节日到来时，黄金消费增加。另外，黄金租赁利率也会通过影响黄金的供求而影响黄金的价格。当黄金租赁利率上升时，则会抑制黄金价格的上涨；反之亦然。
综上所述，美元、国际局势、通货膨胀、美国经济政策、世界原油价格、黄金供求关系都与黄金价格有或大或小的关联，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黄金价格，导致了黄金价格的居高不下。
参考文献
[1]JuanCarlosartigas,Linkingglobalmoneysupplytofutureinflation,worldGoldCouncilReport,2010.
[2]JuanCarlosartigas,Rediscoveringgoldasanassetclass,Journalofindexes,2010.
[3]爱迪生.维金.美元的衰落[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