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借钱新政篇1
经历过这几年的宏观调控，现在北京房地产市场价格虽不及以前那般“高企”，但随着Cpi的不断涨幅，手中的人民币却也远远不如几年前那样值钱。如何控制好贷款买房的融资成本问题呢？
首次置业者
结束租房生活的首次置业者，应该让融资成本最低化。
郑先生，28岁，单身，某金融公司职员，税后月收入7000元。毕业后留京已五年有余，一直租房居住。现在，手中积蓄18万元打算贷款买房。
贷款指导：
目前像郑先生这样的“北漂一族”在京打拼多年之后大都想定居下来，因为多年的租房经验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与其租房还不如贷款买房还月供来的划算。郑先生作为首次置业者不受第二套贷款的限制，如果单位为其缴纳公积金贷款的话，使用公积金贷款买房会更省钱一些；如果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使用商业贷款也可以。
作为首次置业者的郑先生，在使用商业贷款时还能享受到基准利率下浮15％的优惠利率即6.6555％，首付三成，银行贷款7成20年。
根据借款人每月还贷数额不应超过月收入的50％的基本贷款规律，郑先生的还贷月供不超过3500元最为适宜，这样的话，总价64万以下，银行贷款45万以下的房屋较为适合郑先生购买。根据这个价位，郑先生可以购买一居室45平方米左右；二居室55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房屋，总价约在1.1万－1.4万之间。这个价位的房屋与现在房地产市场价格较为吻合，根据郑先生的月收入与存款积蓄来判断，还是在其承受范围之内的并不会影响日后的生活质量。
二次购房者
需要二次购房的置业升级者，应该首选公积金以降低二套房融资成本。
高老师，30岁，已婚，妻子刚刚生了小宝宝，与其爱人的家庭月收入在1.1万元左右，单位有缴纳住房公积金。未结婚之前自己贷款买了一处60平方米的小二居与父母住在一起，目前还有十年贷款尚未还清。高老师的父母在南城还有一套30平方米的平房等待拆迁。现在，他有了小孩之后，房子明显拥挤迫切需要更换大房子。
贷款指导：
根据去年宏观调控下发的“第二套房贷”政策，只要借款人的第一套住房贷款尚未还清，再贷款时都要被视为第二套住房。只有在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时，借款人再次向银行申请贷款可比照首套自住房贷款政策执行。很明显，根据高老师的现有条件并不符合这一优惠政策，而他又有着必须要再次购房的“置业升级”理由，怎么办才好？
根据商业银行的贷款政策，首套住房不论还清与否，再次贷款都视为二套房，按照二套房贷的相关政策执行。显然，如果高老师的第二套住房还使用商业贷款的话，那么只能按照国家政策来对待，执行首付四成，基本利率上浮10％即8.61％的利率。如此一来，无形中会增加高老师的许多购房成本与还贷月供。
为了节省开支，既然高老师单位有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他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来购买第二套房产。因为，根据现在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的相关政策规定，借款人首套住房是商业贷款无论是否还清，使用公积金贷款都不受影响，仍按首套住房政策执行。只有在借款人第一套也使用公积金贷款且未还清前，夫妻双方是不能够再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第二套房的。
目前公积金贷款的利率是五年以上5.22%，五年以内4.77%，根据借款人的资质不同贷款年限也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贷到8成30年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质信誉好的可能会有所上浮会更高一些。这样的话，高老师也能够节省出不小的贷款购房成本。
资金暂时周转不灵者
首付出现“缺口”急需周转的人群，可以选择房产抵押贷款以低成本解“困”。
钱老板是个生意人，三年前贷款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目前正处于按揭中。现在，随着生意的不断壮大，钱老板想要在繁华地段购买一套200平方米的高档公寓。他看好了房子之后也交了订钱，就在办理贷款支付首付款期间，钱老板的生意突然出了些状况，将家中全部积蓄和原本打算买房的钱全部急转到生意中。虽然生意的问题很快解决了，可是这边贷款买房却被“搁浅”了，既然已经交了不少的定金又不能打退堂鼓，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贷款指导：
根据钱老板的经济状况判断，其现在支付不了购房首付款属于暂时性的经济“缺口”，不能因为这样就终止掉本来就打算好的买房计划。
从目前金融市场融资渠道来看，在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情况下“搞活”了一批典当生意。典当看似简单只要借款人向典当行能够提供足够的资产抵押，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融资到位。但是其月利息却也高的“吓人”。根据相关规定，目前典当公司融资利率上限为月息4.5%，在这一上限的范围内不同的典当公司利率制定的水平有所不一，这样的高利率对于房贷借款人来说，无疑将会是一笔沉重的债务负担。
除了典当之外，还有一种方式既能解决钱老板首付款的“燃眉之急”又能达到低成本融资的目地，就是“抵押消费贷款”。根据抵押消费贷款的政策规定，钱老板可以将亲戚或者朋友市值较高的房产“借来”做抵押，然后向银行申请贷款。将现在还处于按揭中的这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卖掉，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应该能够卖到一个不错的价位，通过这一“抵”一“卖”将融到的钱用于支付钱老板想要购买那套200平方米公寓楼的首付款，剩余钱款还可以提前还贷将这套新买的房屋“解套”。最后，钱老板只需“专心致志”还亲朋好友借给他的那套抵押房产的月供，即可在新买的200平方米房屋内享受幸福生活了。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2
一、仔细贯彻执行稳健钱币政策,起劲为我市争夺更多的信贷支撑。2011年,我国稳健钱币政策的根本要求是“总体稳健、调理有度、构造优化”。在社会融资总量确定的前提下,为我市争夺更多信贷资本是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一项主要任务。市农刊行和列国有贸易银行、股份制银行要积极向上级行申报项目,扩展我市企业的授信额度。各法人金融机构要科学制订信贷规划,依照35%、29%、20%、16%的比例分季投放,完成金融机构本身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优越连系。人民银行、银监局要积极支撑全市金融机构用足用活信贷规划,为我市经济开展争夺更多信贷支撑。
二、仔细落实“3611”投资促进方案,知足重点项目建立资金需求。树立市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局、发改委、工信局等部分构成的协调机制,积极做好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标对接任务。市发改委、工信局要树立健全企业项目储藏库,仔细搜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活动资金需求,每季度初向金融机构推介一次。人民银行每季度要组织召开一次金融机构项目对接会,完成钱币信贷政策和财产政策、企业项目和银行资金的有用联接。市金融办、人民银行、发改委、工信局每季度要组织召开一次政银企项目洽商会,做好银企项目签约和资金落实的催促任务。各金融机构要对工业、现代效劳业、社会事业、城市根底设备和城中村革新、农林水利、交通等6个范畴的100个重点项目和财产集聚区的重点企业仔细研讨,积极供应信贷资金支撑,促进项目建立早完工、早投产、早奏效。
三、积极展开金融效劳方法立异,鼎力支撑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撑力度,尽量知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要实在增强企业财政指点,对中小企业财政指点的数目要比上一年增进10%以上;加大信贷产物立异力度,对企业执行差别化效劳,积极探究小额无典当借款、存货融资、应收账款典当、订单融资、商业融资、信任融资、金融租赁等愈加积极灵敏的融资方法,知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本年全市中小企业新增借款的增进幅度要高于全市新增借款增进均匀程度。
四、持续推进乡村金融产物立异,促进“三农”经济疾速开展。各金融机构要加大乡村信贷产物和效劳方法立异力度,积极做好成熟产物的推行复制任务。要把立异“三农”担保方法、拓宽抵质押局限、完美风险分管机制为切入点,鼎力展开乡村地盘承包运营权、林权和常识产权等质押营业,积极探究支撑农户和大学生村官等新的信贷产物。要加大对乡村根底设备、县域城镇建立、城中村革新和农业财产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撑,加速促进农业财产化转型晋级和农业构造调整,本年全市涉农借款增进的幅度要高于全市新增借款增进均匀程度。
五、加大金融政策支撑力度,起劲做好对民生信贷的支撑。持续依照“创业培训+小额担保借款+信誉社区”相连系的形式,鼎力展开小额担保借款营业,加大对大中专卒业生、改行退役武士、赋闲人员、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支撑。扎实展开争创国度级创业型城市运动,为巾帼创业、农人工返乡创业和大学生村官创业供应资金支撑。积极展开生源地助学借款营业,包管贫穷家庭学生助学借款实时发放。鼎力支撑廉租住房、经济合用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证性住房建立的资金需求,起劲改善我市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前提。
六、充沛发扬金融杠杆效果,鼎力支撑城镇化建立。各金融机构要以新区建立和财产堆积区开展为载体,依照凸起特征、培养集群、构成链条、完成轮回的准则,重点支撑主导财产敏捷开展强大,加强辐射带动才能,构成群体优势;要进一步完美效劳条理,进步金融效劳程度,促使一批“小巨人”企业疾速生长,敏捷提拔财产堆积区在全市经济开展中的位置,促进产城交融,进一步推进我市城镇化疾速开展。
七、积极运用多种融资东西,起劲拓宽融资渠道。充沛发扬直接融资本钱低、灵敏性强的特点,起劲推进更多企业上市,本年力争1—2家企业完成上市,推进2—3家企业完成上市指点报备,2家以上企业上报ipo请求。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做好金融立异任务,用好用活信誉证、保函、保理、银团借款等新型信誉东西,添加对上市预备队企业的资金支撑。积极推进许继电气等上市企业再融资,力争完成再融资打破10亿元。持续推进中小企业调集债券、短期融资券、信任、产(股)权让渡、融资租赁、典当拍卖、项目Bt、Bot等方法融资,进一步做好市县重点项目Bt融资和信任刊行任务。
八、加速金融机构设立措施,积极开展强大金融业。积极引进外埠股份制贸易银行,确保民生银行分行正式开业;推进银行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力争年内郑州分行开业;加速乡村信誉社体系体例变革,力争年内组建2家乡村贸易银行;积极发明前提,力争年内创办2—3家村镇银行;标准担保公司营业,扩展借款担保局限;指导民间本钱投向实体经济。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3
土地出让金，顾名思义，它是一个与土地和土地使用权相联系的新范畴，是一个土地财政问题。土地出让金，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中具有双重功能：一是调节土地的利用，改进和调整产业结构，包括一二三产业结构、各业内部结构等，制约或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土地出让金的分配，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杠杆，调控在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间合理分配土地收益，调节市场竞争关系等。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作为所有者，要收地租。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就是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若干年限的地租之总和。地租，是土地的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即土地的价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个价格可以资本化，从而使土地具有资本的形态。土地之所以有价格，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拥有土地所有权，谁就可以定期获得一笔固定收入——地租。这同有一笔资金存入银行可以定期得利息是一样的。所以，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土地所有权，按照产权经济学和法学理论可以分解为若干具体的权利：如土地的田底权、田面权、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抵押权等。这些权利的主体可以是合一的，也可以是相对分离的。在相对分离状况下，每一项具体的权利都可能参与地租的分配。土地出让金的功能，说到底，就是保证平均利润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但必须看到，这里最关键的是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地租的分配必须有一个“度”的问题。土地所有者拿得多了，土地使用者得不到平均利润，就会影响他的竞争力和积极性，反之，土地所有者拿少了，土地使用者有超额利润，就可能盲目投资，任意扩张。两种情况都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可见，合理分配土地出让金收益，必须明确土地产权，建设土地市场，使地租、地价通过市场显现。在我国土地公有制下，作为所有者，要收地租（出让金、租赁费），国家作为管理者，要收税等等都表现为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选择。
简言之，现行的土地出让金的实质，可概括为它是一个既有累计若干年的地租性质，又有一次性收取的似税非税性质的矛盾复合体。
这里所说的累计若干年地租总和，本质上是公有资产的所有者收入，是出让土地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它是一种按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的市场交易行为。因而，土地出让金具有地租而非税性质。税收是国家作为管理者对纳税人为国家缴纳的经济义务，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土地出让金，将累计若干年地租总和，采取一次性收取，则又似有税收的非租性质。土地出让金自身就是这样一个内在矛盾的复合体。也就是说，土地出让金，是租非税，似税非税。
二、土地出让金成了“第四财政”
土地出让金的上述性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的地租总和是一次性收取的。按照现行法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分别是：居住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土地是归国家所有，国民对土地拥有使用权。由于我国土地不能买卖，我国实行土地批租制度并规定土地出让的最低年限为40年和最高年限70年。土地批租的最高70年限究竟根据何在？有的学者称，这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这主要是因为香港大部分土地是英国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清政府租让新界得来。由于土地并非香港当局所有，按法理在租借期满之后必须归还，所以在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时，香港实行了批租制度，即在一定期限内转让土地使用权。由于租让新界的期限是99年，所以香港的批租年限没有超过99年的。后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又达成协议，最长的批租期限到期日不能超过香港回归后50年左右。从国际上来讲，土地批租90年和100年都有。我国的这个规定居住用地70年限，主要是考虑居住用地上的房屋建筑物，一般在70年之后基本上价值就会折旧到零。同时，这也与当时对中国人预期寿命70岁左右等综合因素有关。
现在的问题在于，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将40年或70年累计的地租采取了一次性收取（征纳）。这样，势必造成地方政府希望土地能够“卖出”较好的价钱，以利于改善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土地批租收益绐各级地方政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地方政府一次性收取累计了50～70年的地租之总和的土地出让金。说它是地租，但地租一般是按年收取的；而将累计50～70年的地租一次性收取这又似税。这样。土地出让金似税，却非税，也就成了“第四财政”。
（2）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有很大比例是作为当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并安排作财政支出的，这样，实际上也即成了“第四财政”。所谓第一财政指预算内收入，第二财政指预算外收入，第三财政指制度外收入，而土地出让金也就成了“第四财政”了。这笔“第四财政”在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40～60%，有些地方甚至超过第二、第三财政之和。这样，政府实际上就不仅预收了未来50～70年的土地收益，而且也实实在在地预支了未来的土地收益。这种地方政府的“第四财政”反映了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利益博弈状况。与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把更多的支出责任下放给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中国财政总支出的65%集中在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上世纪90年代曾高达80%.但是在收入方面，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自。现在发现了“土地出让金”这座“第四财政”金矿，必然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3）土地出让金，按现行法规中规定一次性收取40-70年的土地使用费，其地租中又包括了土地使用消费者提前支付地租的利息部分。如果按70年的利率贴现计算，土地出让金的实际价格是土地出让金名义价格的34.7倍以上的价格。应该指出，土地出让金是可以明确地从房价中剥离的货币地租部分，同时土地出让金又成为土地价格和房屋价格组成部分的一部分，转换成计税基础，当土地首次进行交易时，土地出让金将被征收5.5%的营业税及附加和4%的契税。当房屋建成销售时，土地出让金再次作为计税依据被征收5.5%的营业税及附加和相应的契税。就房地产开发商而言，收取地租是履行代收代缴义务，但却必须在承担义务时为这种义务缴纳营业税和契税。土地使用消费者在向政府支付地租的同时，也同样为缴纳地租的行为承担营业税和契税。这样，土地使用者是实实在在的承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重复征税后的地租。这对城市的低收入群要买新房改善居住条件，简直是难上加难。究竟这种既有利息，又有租，还有税的土地出让金，是租耶，抑是税耶？总之，可以说是“第四财政”。
三、土地出让金的功过得失
怎样正确评价这座新发掘的超大型“金矿”——第四财政？从财政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土地财政的社会经济评价问题。应该看到，土地是财富之母，一国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出让金问题凸显，是近些年我国土地财政领域中一个突出的新问题。它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进入现代化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与以下四大背景条件息息相关的。
（1）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看，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重化工阶段，对钢铁、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等重化工产品需求上升，从而相应地带动土地供应的需求；
（2）从我国所处的城市化阶段看，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农民进城，一亿农民工进城，各地对市政、道路、交通、房地产、水、电、文化、教育、卫生等需求普遍高涨，从而也必然造成对土地供求紧张；
（3）从我国个人消费结构升级看，已从万元级商品提升至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级阶段，住房和汽车成为这一阶段的消费热点，改善住房条件要土地，发展汽车要道路等等，随之而来的是对土地需求的猛升；
（4）2003年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外资、民资等投资热情上涨，同样也必然拉动对土地供应的需求，令各地的土地供求矛盾缺口增大等等。
上述四大热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土地需求。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中曾经经历过三轮圈地热，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中用地（土地使用者）主体的多样化，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又改革了供地政策，对一些营利性的用地项目实行公有土地有偿使用，政府通过出让公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制度规定办法。推出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初衷主要在于：一是地方政府将50～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可增加地方可支配的财政收入，集中起来可以办些大事，以改善地方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二是将后50～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收取，将可遏制些过度扩张的土地需求等目的。
应该说，总体上看土地出让金的出台，既基本适应上述四大热潮带动的土地需求，同时，也为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集聚了一笔巨额的可支配财力。而且，配合了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由国债形成的基础设施及公共产品累积的积极效应。进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为推进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注：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全国人大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的报告。）。1992年至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10000多亿元，其中近三年累计达9100多亿元。浙江省在2003年有82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等。
短短十余年，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制度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成绩，聚集了10000多亿元的巨额可支配财力。激发出潜在的活力，把全国的土地资源盘活了。但是，与此同时，土地出让金制度带来的一些弊端也相当显现突出。
弊端之一：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没有自的财政压力下，土地出让金可使地方政府将后50～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必然造成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出售土地换取收入的短期行为。为了扩大土地批租量，获得短期高额收益，往往突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越权减免税收，以吸引外商或民间投资。这种行为，既有悖于“代际公平性”即代际之间利益关系公平性，又有损于土地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在代际公平问题上，绝对倾向于任何一个特定时代都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防止过高的积累率影响当前消费，从而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又要坚持可持续发展，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土地资源这个不可再生的资源，更稀缺珍贵，其使用的有效性更关键。
弊端之二：土地出让金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土地出让金是若干年土地使用期的地租之和，本届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一次性预收并一次性预支了未来若干年限的土地收益总和。从现任届和未来届的地方政府看，则是现任届政府提前支取了下一届政府的收入，是一种对土地收益的“透支”，这对于未来往后届政府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目前的土地出让金制度下，现任届政府将土地出卖，卖地收益都由本届政府支配，这样，就使得各届政府无法实现收益共享，令地方政府在任期内热衷于批地卖地。这种土地收益行为短期化，往往也导致了土地滥用。再者，有时下一任地方政府，还需要负担土地卖出之后的开发配套投入，乃至提供一些征地的补偿费等等不公。更重要的弊端是由于各地的土地储备是有限的，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不断出让，各级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获得的财政收入也将有朝一日而锐减，长此以往，将会出现没有土地可供出让的尴尬局面。
弊端之三：征地与卖地之间的巨额利益诱使土地“寻租”。不少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或经营土地等名义，炒作土地。国家的供地政策改了，即实行土地有偿使用，政府通过出让公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但征地政策却没有改变。当前，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在征用过程中，行政权力对土地资源配置起着绝对控制和支配作用，这就使得地方当权者有了滥用权力的机会。突出表现在，一方面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拿地，另一方面用市场经济办法高价供地，低进高出，炒作土地，客观上形成了多占多得的机制。行政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的巨额差价，既是驱动不少地方政府大量批地卖地的动力，也是当地“寻租”行为产生的温床。由于权力的监督机制缺失，势必导致权力和利益在幅度上、范围上的随意性和滥用，导致腐败的产生。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次次圈地热、开发区热等等，究其深层原因，无不都是不少地方政府把土地当成生财之道，很多土地储备中心甚至把农民地预征后直接纳入土地储备，也是屡见不鲜了。
土地出让金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可以从浙江省对市、县政府在农地转非和土地限额审批中究竟能够获得多大收益的调查佐证。这些收益大致有以下几种：耕地占用费、耕地开垦费、土地有偿使用费。有些市、县还有城市增容费、交通建设基金、商业网点建设费等征地附加费。这些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很多由地方政府作为“第四财政”进行“体外”循环。这一项调查表明，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成至三成、企业占四成或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5%～10%.这样，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必然成为严重挑战。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从全国范围看，2001年，政府从征地中取得的一级市场的收入是1300亿元，企业取得的二级市场的收入是7000亿元。到了2002年，一级市场的收入是2400亿元，二级市场的收入达到了10500亿元。而这10500亿元中，有9%以上是抵押，即拿着土地到银行去抵押贷款。所以说，如果土地存在泡沫，它实质上就是金融泡沫。
正是上述这些凸显的突出弊端，近年我国宏观调控作出重大决策，推出了既抓信贷超贷，又抓冻结土地供应的两大杀手锏，而且又决定在2005年继续收紧地根。我认为，与此同时，在宏观调控已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还应对土地出让金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整顿，这似应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义。
四、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一个新理财理念的辨析
“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应该说，这是一个合乎财政金融学理论逻辑的新理财理念。这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一场以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新金融革命的要义和精髓所在。国际理财学界流行着一句话：当今美国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借来的资金和借来的时间基础上的。这实际上就是“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美国版，说的是同一意思、意念和理念。
我国土地财政领域推出的土地出让金，也就是将明天未来50～70年的地租采取一次性收取的资金收入，来办今天的事。这里内含着这笔资金是提前透支的，从而也可以说是“借来的资金”。概括起来，我认为它包含着以下四层意思：
首先，无论是宏观的一国的经济，还是微观的市场主体的企业，大至跨国公司，小至中小企业以至个人家庭理财，都不能全靠“自有资本”而还靠“借入资本”和个人消费信贷等“借来的资金”。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它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尚且如此，更何论其他国家；
其次，“借来的资金”，说到底，其实就是抓住了时间机遇，即“借来的时间”。借来的资金其形式和手段有多样性，但其实质内容也就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资金同借来的时间，两者是相通的，甚至是等价的；
第三，土地出让金，同新金融革命中的金融衍生品如期货、期权等是相通的。其要义都是“做预期”，即把未来50～70年的钱，来办今天的事。这一点最重要。
做预期，就必须要讲求和遵循经济规律办事，新金融革命的首条规律，是风险和收益交换律（trade-off）。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这条规律，讲求的就是“取财有道”。
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是先有成本支出风险在前，才是有无收益和收益多少在后，而且这个“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即收益的程度大小直至零的不确定性。
“取财有道”，就是说要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要讲求风险（成本）收益（效益）交换律，要作风险（成本）与收益（效益）比较。不能是只顾“借钱”而不管“办事”。新金融革命的首条规律，看似浅显简单却蕴含着丰富和深邃的科学哲理。
风险收益交换律的理论基础是理财三原则：[1]
1.钱多比钱少好；
2.今天（现在）的钱比明天（未来）（同样数量）的钱好；
3.无风险的钱，比有风险（同样数量）的钱好。或风险小的钱比风险（同样数量）大的钱好。
理财三原则的核心思想是：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理财要有利息概念。资金有空间配置的有效性问题，也有资金的时间配置有效性，以及资金的时空配置是否得当的有效性等问题。
土地出让金，是做预期，是做未来50～70年的预期，从财政金融学意义上已不是一个“长期”而是一个“远期”的土地期货、土地期权等衍生品远期概念了。再说，它又是同“土地”这个实物资产，这个稀缺、不可搬动资源结合在一身的实物期权，其高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这个今天的“事”既包含了要办投资之事，也要办消费之事，如“三农”等事。投资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不应顾此失彼。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是此长彼消，因而，必须强调投资与消费之事一定要协调发展。
土地出让金这个土地财政问题，进而言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高意义上说，它只是一种发挥“资金是经济第一推动力”的手段或工具功能。在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而言，消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第一推动力”。因此，消费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长远的、根本的最终目的。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大局，有专家称：靠着美国旺盛的消费和中国强劲的投资，支撑和推动了2004年全球和亚洲经济获得了10多年来最高的增长率。尽管美国还有“双赤”，2003年让美元下降15%，2004年美元又下降了5%（谢国忠，2004）。
这里，且不评论美国人的旺盛消费力。但把中国强劲的高投资，与之等量齐观，着实令人不安。消费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最终完成和归宿，也是起点和根本动力。只要翻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消费发展史，的确可以看到广大城乡居民消费的绝对额有了大幅度上升，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7%.但我国的消费率，2003年降至25年来的最低，只有55.4%，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严重失调，而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最终都要靠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来解决。这是一个关系子孙后代的代际公平问题。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资金积累和提高文明、文化水准的费用如何在代际之间被分担的问题看来不容有明确的回答，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推论说，某些有意义的论理约束的界限不能被阐明。”[2]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25年前，在广东佛山首届中国财政学会上薄一波同志题词：综合财政也是科学。这是一个对我国社会主义财政颇有远见、有宽博容量、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现今中国财政，既有适度紧缩财政、公共财政、积极财政、中性财政和稳健财政之说，又有第一财政、第二财政、第三财政和第四财政之称，我认为这些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通通都可以把它们放在“综合财政”的理论框架中去考察分析。
「参考文献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4
一纸借据，让谢汝忠从黑发人熬成白发人。
这位广西南宁市横县陶圩镇荔枝村的农民想不到，自己1999年借给陶圩镇政府和财政所的20多万元钱，至今仍要不回来。讨了14年账，讨回了镇政府的一堆公章印。
2009年，心力交瘁的谢汝忠把讨账的事托付给儿子谢振新，将镇政府和镇财政所诉上法庭。可官司赢了，钱依旧没要回，反倒贴进了不少诉讼费和律师费。
3月22日，记者假借朋友身份，和谢振新一起踏上讨债路。
讨债路上——
“一个章，没有10次盖不下来。”
前些年，谢氏父子已搬至南宁市生活。南宁市距陶圩镇逾百公里，我们8时许便出发了。谢振新说，为了讨账，这段路他从2009年11月起已往返了11趟，油费、差旅等费用花了4000多元。
上世纪90年代，为发展农村经济，各地纷纷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谢汝忠陆续将一家人辛苦劳碌攒下的积蓄投放到陶圩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入股，共计28万元。
1999年，国务院出台政策清理整顿各地基金会。其时，陶圩镇政府和镇财政所从基金会贷了许多款，须尽快归还。两个单位的负责人找到谢汝忠，希望借他的28万元代为偿还贷款。
记者在三方所立借据看到，款项借期为3年，分4期归还，并备注“借来归还基金会贷款”。
“但他们在2000年1月还了4万元后，再也没有还过我们钱。老父亲每年都要低声下气地去催款，可总是碰壁。”谢振新说，“担心时间久了他们不认账，父亲要账时都好说歹说求他们盖个章认数。”
在借据的下方，已密密麻麻盖了7个公章。除去两个是当年立据时镇政府、镇财政所所盖，其余5个章印下均写有：“某年某月某日已来追过款，但因目前没钱无法归还”字样。最新的章印是2009年9月4日的。
“每个章，都是一段辛酸啊。父亲说，一个章，没有10次盖不下来。每次去，不是领导不在，就是管章的出差。”谢振新说，“2009年下半年，父亲的糖尿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加重，身心俱疲，再没有精力催债了，便让我来跑。”
催债无果，“子承父业”的谢振新决定走司法途径。
2010年横县人民法院一审、2011年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都判定要求陶圩镇政府和镇财政所共同归还24万元本金和相应利息。
“赢了官司，为了顺利要回欠款，我们向横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执行局主持下，双方见面协调。经过沟通，我们同意让步，少收一部分利息。但镇政府却坚持说没有钱，要求不还利息，分7年还完24万元本金。”谢振新摇着头说，比起10年前，这24万元的购买力已大大贬值，利息分文不给，还再等7年还完，这样的要求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再说，这7年中，镇领导如果换人，继任者不认账，怎么办？”
终审判决已过去两年多，谢氏父子还是一分钱没要回，还贴进了不少诉讼费和律师费。“父母都年逾花甲，多年积蓄没追回，一直没有本钱搞生产经营，加上治病花费，家里生活都要靠借钱度日了。”谢振新叹息道。
陶圩镇政府——
“很多人笑我，这么久的账了，还理什么。”
9时56分，我们赶至陶圩镇政府，径直来到镇长陆周的办公室。
“你们这是1999年的数了，而我是2011年才来这当镇长，10多年了。对这个债务，我从来没有回避过，一直正视这个问题，有心履行，也都努力在做。去年年底，我们已经交了3万元到县法院了。”陆周开门见山地说。
“但这钱，我们一分都没拿到。你看，我们这些钱都拖了这么久了，能不能想办法帮解决了？”谢振新说。
“我们也有困难，希望你们能理解。”陆周倒起了苦水，“现在，乡财县管，乡镇里都是零户头，所有工资都是县里发，办公经费申请一点就拨一点。你们这是历史债务了，目前已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解决这类债务了。”
“那我们的钱怎么办？”
“只能从办公经费挤咯！我们每个月只得两三万元的办公经费，整个镇政府机关的运转，油啊、接待啊，都包在这里了，确实紧张。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办公经费可能还要缩减。你们能不能退让些，不要利息了？”
“就不能向上级反映反映？”
“反映啦，我们一直向县里反映。但都没有明确经费支持，困难就在这里。如果县里每年给我三五万，我们自己再攒个两三万，几年就可以还清了嘛。”
“县里为啥不给解决？”
“县里也有县里的困难。当初，我们也拿着判决书和财政局长沟通过。但其他乡镇也有一大堆历史欠债，论百万几十万的，工程款、基金会欠款等。你一个人的事，县里好解决；但这么多事都摆出来，就难解决了嘛。说实话，你这个事，对你个人、对陶圩镇是大事，但对整个横县，就是小事，甚至不算是事。”
“那其他乡镇都是怎么解决历史债务的？”
“你找你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在乡镇工作的，问他政府欠债怎么解决，大多数都是拖，拖得几年是几年。”陆周说，“说实话，我也很矛盾。能帮你解决，就算我们艰苦一点，能理顺就理顺了。但真的很多人笑我，这么久的账了，还理什么，拖拖几年就过了，化作无形。所以，我也有压力。但我知道，不直接面对问题也不对，群众反映问题，不理不睬不认真解决，到时候我们工作会越来越难做。”
“现在真正的办法是，我们达成一个协议，逐步想办法解决。”一番“掏心掏肺”后，陆周提出了解决方案：本息共付25万元，分5年结清。
这让谢振新难以接受。“我愿意退让些，但起码要合适点。算上利息，欠款已经有40多万，25万太少了！”谢振新的底线是：本息共付34万元，最多4年结清。
“我现在不能表态，方案要整个班子讨论。我会把你们的诉求向书记、向班子汇报。到时再定。”陆周最后说。
离开镇政府时，我们看到了贴在大门口的陶圩镇简介。其中一段写道：“2011年全镇完成财政收入1000.4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4亿元，增长80%；工业总产值3.3亿元，增长44.9%；农业总产值6.77亿元，增长8%。”
“这么多钱，为啥还差我们那点钱？”谢振新嘀咕了一句。
陶圩镇财政所——
“所长和我都是新来的，所长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答复你们。”
从镇政府出来，已是11时。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镇财政所。
在财政所办事大厅墙上的公开栏，谢振新看到原来打过交道的所长已经调走，现任所长邓四海出差。
所长不在，我们只好找副所长黄小梅反映问题。一听我们的来意，黄副所长便锁起了眉头：“你们这个事，我大概知道。时间过了这么久，镇政府领导换了好几任，我们所的领导也换了几拨。所长和我都是新来的，所长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答复你们。”
“钱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呀，过了这么久，希望领导帮帮忙，向县财政局反映反映。”担心被敷衍，谢振新满脸堆笑地掏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复印件递给黄小梅。
“嗯。所长回来我向他报告。我们会和镇政府商量怎么处理的。”
横县人民法院——
“涉及党政机关执行难的，我们已经上报。”
离开财政所，我们驱车20多公里，赶往横县县城。找到县法院执行局局长甘凤强，谢振新自报家门，并说了上午找镇政府和镇财政所的情况。
“百合镇有一个，马山乡也有一个，你看，情况都和你差不多。确实难。”甘凤强找出几份材料给我们瞄了眼说道，“涉及党政机关执行难的，我们已经一案一表上报南宁市，市政法委也在考虑开一个专门会议处理。”
随后，甘凤强要了陆周的电话，现场打了过去：“你们再向县政府打个报告，争取些资金？老这样拖，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嘛。他们到这里反映你们有车有什么，为什么不执行？我们也不好办。作为政府，你们有什么理由总不履行呢？”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5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资源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盖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资源。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财政的信用资源。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资源，而且这个信用资源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资源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不是没有余地。还有余地。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会”上，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持续增发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媒体，也对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国债规模占GDp总额的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继续动用财政资源还有余地。但这个信用资源即便有余地，也要慎用。因为财政的信用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信用资源应该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多地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配置在经营性资产的扩张上。公共产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也包括推动城市化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以及调整社会公平程度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一方面，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另一方面，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过度了。正因为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过度了，才有了人们所说的“三角债”，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诸多的社会现象；才有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但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相对照，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个人信用资源则几乎处在空白状态下。而个人信用资源恰好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有人说中国现在信用缺失。这个看法不对。信用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注重信用的话俯拾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贩夫走卒到文人仕子都格外强调信用的重要。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用呢？中国怎么会是个信用缺失的社会呢？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混乱，我们上面提到了。再一个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下开拓信用资源的方式尚远不熟悉。例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这个认识很片面。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债市。一年期以上的债市也是资本市场。在所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债市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股市。在过去七年中，发达国家债市的融资规模是股市的七倍。而在我们国家，债市小得可怜，和股市的规模相比明显失衡。
我国的个人信用资源没有被合理地动员出来，和我们的社会服务、社会投资、社会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块儿。
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发的各种各样的卡，数一数，没有一百种，大概五十种也有了。每一个银行自己发的卡就有很多种。如果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口袋里和抽屉里的卡，用的和不用的大概有十几种。但是这些卡在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分割着个人信用资源。
假定你拥有某银行的信用卡。信用卡通常都有一个可以透支的额度，当你一不小心花了7000元超过你的5000元的透支额度了，并且忘了按期归还，这可能给你惹下很大麻烦。实际上，你的信用资源是不是连这7000元都不能支撑呢？远不是。可能在同一个银行，你的活期账户上还有5000元，一年期定期存单还有三万元，甚至存款还有几千上万的美金。但就是在同一银行，所有这些账户中的个人资产信息是被分割的，不能够相互支撑。
最近几年，老百姓逐渐熟悉了一个词，叫消费信贷。这个问题值得多说几句。从1999年上半年迄今，各种媒体在“消费信贷”问题的报道上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让老百姓转变观念，要人们“敢于花明天的钱”。有的媒体甚至还用“敢不敢”的说法来挑战读者。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误导，会造成很不良的社会后果。
改革开放20年多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最大变化是人民积累了一定量的私人财富。“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说法深入人心。而“敢于花明天的钱”的说法给人一种心理印象，好像小平同志尚未走远，国家就要把老百姓在过去20年多中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钱折腾出去；折腾积蓄还嫌不够，还要人们把尚未挣到手的钱也提前消费。这种说法老百姓能“买账”吗？可见，把信贷消费说成就是要负债消费，这不仅是对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曲解，而且会造成对改革进程的严重阻滞。
什么是信贷消费的真正意义呢？是开拓信用资源，放大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投资能力。举个例子说。假如你有了一笔100万元的私人资产。这笔钱可用于买个别墅住进去，改善你的住房条件；也可投资股市或者和你熟人合伙开个饭馆，以便挣更多的钱。那怎么决策呢？市场经济下合理的选择是，或者说一个有益组合是，先买别墅住进去，然后把别墅抵押出贷款来再用于投资。
在这个例子中，对个人来说，是“一笔钱办成了两件事”，而且你的私人资产价值不仅没有因为动用信用资源而减少，反而增加了增值机会。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可从这种组合中获取极大的好处。因为个人信用资源的参与使一份财富创造出了倍增的消费与投资需求。
在开拓信用资源的过程中，不光我们的媒体把信贷消费说成是让老百姓“花明天的钱”，我们的金融部门也有这样的想法。但为了防止贷款人不守借贷信用，他们制定了种种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成本变得极其巨大，交易过程也变得极其复杂。你要申请消费信贷，就要求你有这个文件，要求你有那个章。还得有人给你担保等诸多手续。实际上，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那么没信用呢？不是。金融部门把信用资源单纯理解为道德信用。其实，最有意义的信用资源不是道德信用，而是资产信用。
目前，中国老百姓的资产信用已经累积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从全国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经有十万亿元。这还不算老百姓手里的国库券和企业债券，还不算他们在股票市场的金融资产。从理论意义上说，这十万亿元存款就足以担保人们借同样多的钱。在目前的城市居民中，保守的估计，有20％的家庭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元。这是从人均抽样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在沿海开放城市，10万元的家庭金融资产算不上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请注意，中国城市家庭的20％是多少呢？是2630万户。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时候，人们常常说要建立个人信用记录。我们的确需要完善信用记录这样的一个社会信息系统。这是必要的。上海最先举办了征信公司。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开拓社会信用资源，最重要的还不是道德信用。
给大家作个比喻。我现在拿了一些文件来，有幼儿园老师给我开的证明，说我从小就不说假话；有小学同学给我写的书面证明，证明我上小学时就拾金不昧；有大学同学的证明，说我跟同学借钱都是按时还的；包括我们单位组织部门的证明，说这个同志一向廉洁奉公。拿着这么一些道德证明文件，银行敢不敢给我贷款？仍然不敢。反过来说，我现在就在同一个银行有5000美金的存单，还有10万元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我把这些金融资产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给几万元炒股票成不成？肯定成。银行明知道对方是个无赖，他也可以放心无误地把钱贷给你。对不对？这就叫资产信用。
开拓个人信用资源首先需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开拓个人资产信用。我认为有必要向我们的银行家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千万别以为老百姓到你那里去借钱是因为他们太穷了，而是因为他们钱多了。是因为他们的钱多到需要“理财”的程度了。理财是什么含义呢？首先你得有资产。而且有一定规模的金融资产。然后你需要为这一定规模的资产寻求一个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组合。满足这个组合要求的工具之一，就是消费信贷。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私人信贷。
市场经济一定要求多层次、多元化的财富归属，一定要求尊重、保障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一定要求产权明晰。
我特别希望大家深想一下，信用这种资源是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呢？不是和“大公无私”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财富、产权的多元化归属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保护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下才有了动用信用资源的可能性呢？因为在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几乎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资源都是国家的，都是归于一个利益主体的。还钱不还钱只是一个记账的要求，国家欠国家的，无所谓产权。无所谓产权，也就无所谓信用。
产权的多元化并不等于就是所有的财富、资源都归私人，不等于就是“全盘私有化”。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产权形式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例如，我们办企业的都知道，除了自然人所有的产权外还有企业法人所有的产权。近年来我们还知道，除了对应于实物资产的产权外还有知识产权。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6
货币供应量增长提速，GDp与Cpi增速却放缓、回落，甚至低于预期；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与国民经济紧密关联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需求资金却未有同步的增长……“此种矛盾的现象处处可见。”喻春指出，发生在今年6月的“钱荒”现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钱荒。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隔夜拆借利率曾一度飙升至30%，而正常情况下却只有3%左右。但是中国政府却依然保持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不松手，就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并不缺钱。只是因为资金在银行表内、表外快速出入，钱生钱，社会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进行“空转”。
面对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喻春谈到，实体经济要发展，一方面要靠自身经营模式的转型，要改变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另一方面，也要靠资金的支持。过快的金融化，使得金融资金过多挤占实体经济所需资金，中小企业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现状之下，又没有很好的融资渠道，因此造成了中小企业主的发展困难。喻春认为，只有实体经济方能真正带动GDp的增长，如果实体经济有下行风险，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
金融、实体需兼顾平衡
针对当前金融热、实体冷现状，喻春认为，应加强金融监管、政策支持，支持民间借贷。
首先，“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检测、监管和规范；其次，政府还应继续加快推进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鼓励和引导实体经济不断改进自身的盈利模式；再者，支持民间借贷或将更有力地增强经济活力。
中国人民银行在刚刚过去的8月21日表示，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人民银行决定将信托公司贷款信息全面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对其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本应协调并进，就像跷跷板的两端，无论哪一边太重，都将成为重压之下的无力，喻春向记者表示。
奠基实体经济
时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金融服务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折与机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使得金融服务业越发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高速引擎。
在泰和财富的微信简介中，“功能介绍”一项，紧凑地写着62个字：“为中小企业及个人提供专业的投资理财、信贷等服务的p2p投融资平台，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新渠道，更为个人提供创新性投资理财服务。”成立于2007年的泰和财富，主做p2p，一方面为有资金周转困难的中小企业主、个人提供急需资金，另一方面还能为手中有大量闲散资金的客户找到更好的投资渠道。喻春在提到泰和的主做业务p2p时，尤为自豪，“我们算是中国最早一批做p2p业务的。”
他向记者介绍，借款人只需提出申请，递交相关资料，用房产作为抵押，进行房产评估、贷前调查、审批，审批通过，办理手续之后，最快24小时之内就可发放资金。
为响应国家号召，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泰和财富规定，借款人正常资金需求，不得用于证券、期货和股本权益性投资，不得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以及用于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得经营的项目。
对于资金的应用，泰和财富实行三方监管账户保证出资人资金的安全。
秉承“天道酬勤人为本，商道酬信行至诚”的服务意识与敬业精神，截止2012年，泰和财富累积运作资金超过30亿元，形成了以北京为总部、各地分公司为战略部署的金融服务网络。在《财经界》专访喻春先生时，他转达正在出差的董事长周成海的一个理念——公益。
在公司成立之初，便有“参与公益，大行善举”的重要经营目标。多年来，泰和财富积极参与“汶川地震捐赠”、“玉树地震捐赠”、“关爱残障人群”、“关爱地球家园”、“奥运环保行动”、“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等各种公益活动，主动承担起一个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如今，成立将近7年的泰和财富依旧专注于搭建良性的借贷平台，并且将继续为公益事业加枝添彩。
互联网金融创新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倒逼融行业变革。
2007年6月，在阿里巴巴布局互联网金融的最初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10年3月，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式获批成立，也许人们还不知道阿里巴巴想要干什么；而今年春夏交界，伴随着一份数据的透露，人们再也坐不住了——2013年6月末，案例小贷投入贷款总额已超过1000亿元，客户超过32万户，户均贷款额度4万元，而且其不良率也只有0.84%。
一声巨雷！当阿里巴巴铺垫互联网金融市场时，传统的金融行业再也按捺不住，就连马蔚华也说“招行的危机所在，就是马云，而不是其他银行！”固步自封，注定走不长远。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众多的银行亦在布局“e时代的互联网金融”。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7
在西部，招商引资恐怕是每个地方最热衷于做的工作了，它既不用自己花钱，又能对经济起到吹糠见米的效果；许多地方甚至全民皆“招”，给每个单位、每个干部下达招商引资任务。不过表面上看招商引资不花成本，但弄不好也要付出代价。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原副区长曾昭敏就因此触犯了法律。
招商有功如愿当上副区长
曾昭敏是个头脑十分灵活的人，能说会道，社交面极广，这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不断遇到好机会。他参加工作后进了工厂，几年后就调入行政机关，很快升任南宁市江南区科委副主任，两年后又升任科协主席。这年曾昭敏才38岁。
谁知当上科协主席后，曾昭敏的仕途戛然而止，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6年。曾昭敏心里着急，无时不在盘算怎么干出点成绩来，以受到重视。
江南区在南宁市属“穷区”，企业不多，为此区里号召各部门各单位主动出击招商引资，并将其作为政绩考核内容。这在别人看来困难的事情，却让曾昭敏看到了机会。
1993年上半年，曾昭敏认识了在青秀区琅西办羽绒厂的叶老板，便鼓动他到江南区办厂。当时叶老板的羽绒厂规模还比较小，也就是比作坊大点，经不起折腾，不大愿搬。但曾昭敏不泄气，极力向其宣传搬到江南区的好处和实惠。叶老板被说动了心，但向曾昭敏提出了搬到江南区的两个条件：一是想把羽绒厂“升级”为羽绒工业公司，要江南区政府帮助解决注册资金和流动资金50万元；二是帮他办好执照。曾昭敏说，第二个问题好办，可50万元不是他拿得出的。
几天后，曾昭敏说服江南区有关领导来叶老板的羽绒厂考察。经曾昭敏的游说和实地考察，这位领导同意帮他解决50万元。这样，叶老板便在江南区重新注册成立了江南区羽绒工业公司。
好机会都凑到一块了。不久江南区政府在槎路至友谊公路办一个工业园。羽绒公司作为第一家引进企业进驻工业园，买下10亩地，占了工业园面积的四分之一。这件事在江南区机关单位轰动一时。曾昭敏被作为招商引资能人在四家班子会上作经验介绍。
曾昭敏终于引起了领导的注意。1993年11月，曾昭敏被推举为副区长候选人，并被选上。由科协主席当上副区（县）长，在基层政界是极少见的。
副区长借钱保旗帜
曾昭敏当上副区长后，除了分管文教科卫计生等部门外，还分管工业园。
叶老板连50万元的注册资金都要借，他的经济实力可想而知。因而他的公司落地工业园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问题，买地要钱，建厂房要钱，采购原料要钱……可是他在江南区基本上没有人际关系，曾昭敏也就成了他惟一的救命稻草。
1995年2月，叶老板找到曾昭敏，说没流动资金了，请他帮忙。“我一定帮你去借。”曾昭敏坚定地说。他找到科协下属的一家汽修厂，硬是说服厂长拿出50万元。曾昭敏打了张私人借条给汽修厂，之后以个人名义将钱转借给了叶老板。这笔钱叶老板只还了20万元，还有30万元至今未还。
1996年初，叶老板又一次提出借钱。曾昭敏这时刚好听到江南区财政局资金管理所融回了100万元，他风风火火地跑到资金管理所“公关”，毕竟是副区长，话还是要听的，资金管理所将100万元借给了羽绒公司。
后来，曾昭敏又替叶老板借了60万元。
确实，那几年，羽绒公司也算办得红红火火，产品远销东南亚、日本，成了工业园的一面旗帜，自治区、南宁市有关领导都先后到羽绒公司视察。自然它也成了曾昭敏的一块招牌。
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风暴，东南亚市场急骤萎缩，以出口日本、东南亚为主的羽绒公司也受到冲击，产品大量积压。叶老板又出现流动资金短缺了。
曾昭敏显然不愿让这面旗帜倒下，此时他已当了3年多的副区长，多少也认识些“人物”了。他找到南宁市某银行行长张某，游说贷款给羽绒公司。了解到羽绒公司只是一家集体小企业，任凭曾昭敏磨破嘴皮，张行长就是不点头。不过也不能太过于无情，张行长便向他推荐了南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说他们可能会借。
抱着一丝希望，曾昭敏带着叶老板踏进了南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李总的办公室。经过一再会谈，李总又和其他老总商量，觉得可以借，但不能直接借给羽绒公司，只能借给江南区财政局资金管理所，再由其借给羽绒公司。借给企业风险大得多，而资金管理所是政府的机构，不可能还不起。
曾昭敏得到这个答复后，立即找到江南区财政局李局长。此时已有政策，资金管理所不再办理放款，并且要清理以前放出去的款。李局长心里有些忐忑，他问：“这么大一笔数，羽绒公司有还款能力吗？”曾昭敏说：“它有10亩地，一亩地16万元，就有160万元了。”李局长又问：“区里主要领导知道吗？”曾昭敏说：“我在区常委会上通报这件事了，领导已同意，并叫我负责这件事。”
既然这样，李局长也就不再有疑问，何况羽绒公司以前两次向资金所借钱都还清了，有着良好的信用。1997年9月22日，三方签了合同，南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经过资金管理所将150万元借给了羽绒公司，羽绒公司以10亩土地作为抵押。
后来，当时的江南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都对调查的检察官出具证明说，“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委托曾昭敏帮企业融资”，“曾昭敏当时没有向我汇报过，也没有提交办公会讨论。”
招商又“养商”终吞恶果
半年过去了，羽绒公司并没有还本息给南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李总找到曾昭敏，曾昭敏解释说：“羽绒公司资金还没有到位，请缓一缓吧。我负责追他们还，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李总从1998年追到2001年，曾昭敏还是“缓一缓”这句话。
事实上，1998年后叶老板已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中，欠了一屁股债，叶老板借的这150万元并没有全投入生产周转中，大部分都用来还了欠别人的债，也就是说这笔钱对他的生产没起多大的作用，产生不了效益，哪还得了钱。
无奈之下，2001年7月，南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将资金管理所及负连带责任的江南区政府告上法庭，官司自是胜诉。法院拍卖羽绒公司10亩地抵债。让曾昭敏料不到的是，羽绒公司还欠有香港某公司200万元，而且香港公司先一步羽绒公司了。这样法院拍卖所得款几乎全抵给了第一债权人香港公司。南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只有通过法院从江南区政府的资产中划走了120多万元。此时，表面上颇有政绩的曾昭敏被调任南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羽绒公司被拍卖后，做了7年老板梦的叶老板又成了一名一无所有的打工仔。江南区政府的120万元没有了着落，于是向江南区检察院举报曾昭敏。2004年7月19日，曾昭敏被逮捕。
2005年1月底，江南区检察院对曾昭敏提起公诉。5月初，江南区法院以罪判处曾昭敏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8
【关键词】同业拆借利率相关性信贷规模招商银行
一、引言
2013年6月，内地银行陷入了严重钱荒的境地，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飙涨。6月20日，银行间银行拆借利率继续大幅飙涨，隔夜拆借利率大幅上升578.40个基点至13.44%，一周拆借利率上升292.90个基点，至11.0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飙升，并没有伴随着货币总量的极度短缺。相反，五月末数据显示，我国广义货币余额已高104.21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处于较高水平，显示出我国大量资金被央行锁定。所以，以整个金融市场来看，市场并不缺钱，此次的同业拆借利率飙升导致的钱荒是一种结构性短缺。
二、利率飙升的影响因素
（1）银行面临检查，资金留滞。一方面，4、5月是企业纳税的高峰期，银行也纷纷准备6月底的半年度检查，有的机构在年中也要冲存款规模。银行在拆借市场变得谨慎，使得拆借市场中流通资金减少。另一方面，《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在6月底实施，迫于外币纳入贷存比考核的压力，一些银行提前开始买入美元补充外汇头寸，以求达到监管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银行间资金面紧张状况。资金紧张便推高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2）央行施行不注入流动性的政策。央行重启央票发行，发行额度上百亿元。如在6月6日将发行110亿元三月期央票，6月18日招标发行20亿元人民币三月期央票。央行此举，意在调节货币市场流动性。通过发行央票控制货币流量，这样做相当于将市面上流通的资金收回央行金库，给资金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央行迟迟不愿入市“放水”，释放出实施稳健审慎政策的坚定决心，意在对信贷和“影子银行”规模的过快扩张予以警示，以抑制整体债务规模扩大和金融风险的持续积累。
（3）中国国内资金外流。5月新增外汇占款为668.62亿元，环比增幅大幅下滑。当月新增外汇占款较上月大幅减少2274.9亿元，环比4月降低了77.3个百分点。外汇占款减少，表明热钱有流出的迹象。热钱的流出便导致了国内流通资金的减少，加剧了国内的流动性危机。这一部分资金有的流入了美国市场。美国曾对外示意，表示将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加上美国就业数据良好，外贸带来的修正作用推进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经济对世界的吸引力增强，造成了新兴国家资本外流入美国，其中也包括中国的资金。
三、利率飙升对招商银行的影响
（1）打压招行股价。从理论分析入手，招商银行股票面临较为萎靡的中国股市。同业拆借利率飙升显示出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极度紧张，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和交易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使股票内在价值下降，从而引起股票价格下跌。通过流动性偏好理论分析，利率的变化将影响投资者的预期，利率大幅上升，让投资者预期股票市场行情的持续走弱，从而减少对其的需求，使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普遍下降，银行板块的股市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总体银行版快走弱的情况下，招商银行股价也将面临下降风险。
从数据分析入手，通过多次相关分析，我们发现6月拆借利率与招商银行股价的相关性最大。利用SpSS软件得到的Kendall、Spearman、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278、-0.376、-0.719，对应p值均约为0。二者存在的一定的但并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考虑到利率调整与股价变动之问通常有一个时滞效应，利率对于企业的经营成本影响同样需要一个生产和销售的资本运转过程，因此，短时间内，难以体现出来，所以对利率和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必须从长期来把握。
（2）紧缩信贷规模。从理论分析入手：在实体经济层面，信贷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途径。由于同业间拆借利率的飙升，对各个银行的信贷规模和信贷周期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招商银行也不例外。我国上海同业拆借利率是基准利率，基准利率的提高，会从多方面影响宏观经济，高度灵敏地反映货币市场资金的状况，其他利率也会相应的提高，借贷利率的提高在资金的供求分析中也就是资金价格升高，会导致需求的减少，需求曲线向下移动，那么交易量自然会减少，也就是信贷规模减小。
从数据分析入手，用2006年6月31日到2013年3月31日的招商银行客户贷款量和同期隔夜同业间拆借利率做相关分析，得到Spearman相关系数为-0.252，p值小于0.05。信贷规模与隔夜拆借利率呈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可以预计在利率进一步市场化的中国金融市场，此次6月份的同业间拆借利率明显上升，将导致招商银行采取紧缩性措施，提高贷款利率，延长批贷时间，使公司贷款规模减小。
四、对招行的合理性建议
（1）应对股价下跌。提升股价的关键是重振投资者的信心。招行可以通过具有法律效应的公告，增加对外公布的信息力度，同时规范公司行为，尽量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持公司的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提升市场满意度。同时可以考虑大股东和管理层增持股份，在增加资金供给的同时，对外释放提升市场信心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升投资者的普遍预期。也可以放过来进行股份回购，通过回购后注销股票，减少总股数，以提升股东回报率。投资者接收到积极信号，跟进开仓，有助于股价回到正常水平。
（2）改善信贷经营策略。从长远发展来看，钱在流向高收益领域时也要注重风险管理。首先，应该将额度投放到利润较高，风险较小的消费类贷款上，虽然其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但重在稳定。其次，上半年招行大部分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开发行业。近期由于流动性资金较为紧张，并且相关方面监管力度加大，在配合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同时，招行应该增加对房地产项目审批的谨慎操作。最后，借新还旧是房产利用银行资金的惯常做法，这样做也能给招行带来一定的高收益。但是对于项目进度跟进，资金周转情况的关注，抵押物的重估等方面，招行做的不够，隐藏了很大的风险，在这方面的监管需要适度加强。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9
这是2012年8月的鄂尔多斯，高速运转十年之后，突然几乎陷入停滞。
这座城市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在本轮经济繁荣周期中，鄂尔多斯GDp增速连续9年全国第一，人均GDp先后超过北京、上海和香港，成为全国最富的城市。
但奇迹几乎是戛然而止。2011年下半年起，火爆的鄂尔多斯房地产直接冰冻，民间借贷大案频发。随着2012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另一个支柱产业——煤炭——也危机深重，“鄂尔多斯时间”就此停滞。
“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整个城市经济体的激进冒险，不计后果地使用了高杠杆。”资深信托业人士刘擎说，“好比只有10块钱的资本，它却做了200块钱的事，产业自身盈利不能支撑过分透支。”
“筹资是头等大事”
在中国最富的城市，政府正在绞尽脑汁找钱，他们甚至打算向拆迁户借钱。
这个北中国的财富汇聚之城，二十多万外来人口正在陆续撤离。老城区东胜一套三室的红砖平房，月租金已经从近4000元跌到了不足2500元。
而找钱，成为鄂尔多斯政府的关键词。
在此之前，融资平台是救命的稻草。以东胜城投为例，2011年净资产仅为2008年时的2倍，而同期债务规模却翻了21倍。尤其是2009年，负债从6.3亿激增至91亿。
东胜城司审计报告显示，这家注册资本为12.4亿元的区县级融资平台及其关联公司，2011年末向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贷款的余额为45亿元，主要以质押的方式。其中国开行贷款占37.9亿元。
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地方财政的还款能力却无法同步增长。根据东胜区政府提供的数据，2012年区财政可用财力仅增加4.26亿元。
但很快，这根稻草也难以救命了。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银监会了关于切实做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具体的平台贷准入门槛。
“融资平台在国家相关政策调控下，成效有限；其他筹资渠道也比较狭窄。”东胜区财政局在2011年的工作总结中提道，“面对巨大的支出需求，筹资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银行融资之门缩窄，政府转头找上了当地的“财主”——2011年，东胜城投向当地大型民营企业伊泰集团、鄂市满世房地产公司及市国司，以委托贷款的形式，融资近9亿。
此外，还直接向北京星河湾公司、鄂市佳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及内蒙古雄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共计14.75亿元，向东胜区建设局和国资公司融资4.5亿元。
资本市场，迅速成为新的救星。
2011年末东胜城投通过新华信托和新时代信托融资余额9.5亿元。2012年2月，东胜城投又发行6年期20亿元城投债。
公开资料还显示，鄂尔多斯国投集团于2010年5月发行10年期28亿公司债。鄂尔多斯市城司于2011年4月发行7年期10亿城投债，并且通过中信信托发行的近9亿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目仍在发售中。
政府所拖欠的工程款，也正在通过这些金融设计，曲线蔓延。
一位地产公司高管告诉记者，他们正在试验的新设想是，通过信托公司进行项目贷款，未来本金和利息由政府还，“相当于把我们的债务转嫁给政府，冲销政府对我们的欠款”。
“政府已经同意了，现在需要我们自己找信托公司。”他说。
绞尽脑汁找钱的，还有康巴什国司，他们甚至瞄准了有钱的拆迁户。
公司副总经理苏润飞向媒体证实，康巴什国投试图以17.523%的年利率向拆迁户进行委托贷款融资，资金来源是每个拆迁户数百万的拆迁补偿金。
“我们不愿意借钱出去，我们只想要现金。”一位曾接到上述通知的哈巴格希移民新村拆迁户说。
不过，拆迁村民与苏润飞均证实，这一计划后来并未执行。
楼市冰冻，痛在政府
2011年10月至今，销售总监魏晨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出手了近100套住宅——不过没有一套属于正常销售，全都用于抵债。
冰冷的楼市，映射着财政的窘境。
2012年5月9日，鄂尔多斯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市长廉素表达了对财政收入放缓的隐忧：截至4月，鄂市财政总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34.5个百分点，低于年初预定增速13.2个百分点。
为当地政府贡献大量财政收入的鄂尔多斯楼市和土地市场，正恍若一潭死水。
2011年10月至今，销售总监魏晨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出手了近100套住宅——不过没有一套属于正常销售，全都用于抵债。
公司已有半年未发薪水，魏晨在几个月前干脆遣散了销售部，而自己专职负责融资——老板承诺，若通过信托融资3个亿，他可以从中提成100万。
鄂尔多斯五百多家地产公司，境遇大多如此。
根据市政府的数据，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约150万平方米，销售额106亿元，均价仍高达每平米7000元。但实则“有价无市”——成交商品房主要集中在两种形式：一是过去已认购但因手续不全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在补签合同，占销售总量的62%；另一种则是开发企业以房抵债，占销售总量的29%。真正的市场成交量不足10%。
在此之前，鄂尔多斯楼市之疯狂举国闻名。2006年，鄂尔多斯城市化建设步入黄金期，2007年出现第一轮房价增长。煤炭价格上涨及大规模征地拆迁补偿款带来的丰厚民间资本，一手疯狂购房推高房价，另一手又通过民间放贷赚更丰厚的钱来滋养房地产业的泡沫。
泡沫游戏中，一个楼盘的一半甚至全部建设资金都来自民间借贷，房地产公司几乎不需要自己掏多少钱，就能毫不费力地滚动开发一个个楼盘。
公积金借钱新政篇10
透过直接金融进行资金融通，既不涉及制度调整，又可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可作为相关企业的借鉴
谢德宗在台湾金融界与经济学界一直以敢言著称，他所教授的货币银行学也是台大经济系的“热门”课程。关于金融改革，谢德宗的观点颇显“与众不同”，他不认为“台湾经验”有太多可借鉴之处，因为两岸的金融环境差异太大，投、融资的主体也不同。
谈及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谢德宗教授认为，类似台湾兴柜市场（编者注：场外市场）这样的直接金融模式，既不涉及制度调整，又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可以作为借鉴。
温州金改刚届满一年，外界普遍对其试点不太满意。在你看来，祖国大陆金融改革面临的局势如何？跟台湾有没有类比性？
关于金融改革，必须看到两岸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台湾可以提供借鉴的地方实在不多。硬要用台湾的经验看，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以管窥天”。原因主要是两岸的金融环境完全不同，一种是大型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另一种属于小型的开放经济体系。台湾基本上是物价跟着国际原物料价格走，货币宽松程度并不影响台湾的物价水平。
大陆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往往严重影响物价水平，一旦货币过度宽松，物价水平马上提高，因此物价因素往往是大陆货币政策考虑的第一要素。台湾则不必顾虑这个问题，台湾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银行的烂头寸过多，顶多造成房市跟股市的过热而已，对于民生物价影响有限。
货币政策不能过度宽松，因为会造成物价问题，这是金融改革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所以大陆的中小企业借钱是不容易的。
是否在货币工具的运用上，也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又有何深远影响？
大陆的利率是还未完全市场化的，台湾则不然。为何选择统一利率？我的理解是如果动用利率这个价格工具来调整货币存量，就会产生副作用――很多企业将无法负担资金成本的变动，这在货币政策偏紧的时期会造成很多企业倒闭。以国有企业为例，很多企业的经营目的是配合国家政策进行生产与投资，利润并不高，一旦资金成本过高将会造成巨大压力，这样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一方面国家政策推不动，另一方面会造成就业压力加大。
利率这种价格工具不能轻易动用，那就只能动用数量工具。紧缩时，存款准备金率一口气可以调十几次，调到18%甚至是19%，其他经济体也许只能到3%?4%的水平。你算算看，这种准备金水平下，银行可以动用的资金还有多少？
国有大型企业因为有政策放款，只要利率不升，就不太可能会出现“雨天收伞”的情形；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则不然，原本企业的借款利率就高达8%?9%，一旦出现数量管制，资金更加紧俏，自然影响银行放贷。
台湾固然也走过金融管制跟地下金融横行的年代，但是台湾在开放民间银行进入时，一口气放了数十家民股银行进入市场，基本上是一个overbanking（过度金融）的情形。台湾的银行设点密度恐怕也是世界前茅的，利率低、银行过多，台湾在早期固然有所谓信用分配（分配借款额度）的情形，但是在overbanking的情形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样的情形。台湾金融业者每天是忙着消化烂头寸，整个台湾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副作用是很大的，因此，在这方面的参考意义并不大。
那你认为，台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模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两岸的“金融主体”有所差异，一种是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要融资对象，另一种则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二者差异甚大，营运模式也大不相同。
大陆很多金融业者想参考台湾中小企业的经营模式，但其实帮助不大。台湾毕竟是一个小岛，而且人际纽带强烈，银行业者与客户关系往往是长期发展起来的，固然征信制度的多年发展和健全帮了大忙，但主要还是银行跟客户的长期关系让信贷可以长期维持。一家中小型企业可能资本额只有几亿元新台币，却可以从银行拿到上亿元的借款，只因为银行熟知该企业的家族在地方拥有多少土地，不虞吃倒账。这一套对中小企业放款的做法，换作他处可能不太行得通。大陆一方面地方太大，不易征信；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太快，企业更迭迅速，银行端更不易掌握信息。这样看来，台湾的金融经验又如何帮助大陆呢？
我注意到，台湾的银行业者进军祖国大陆大多选择从租赁公司布局，你能否说明下原因？台湾的租赁业发展又有哪些特质？
台湾租赁公司在大陆的发展，简单说是四个字“长、空、短、多”，短期看好，但长期不看好。
为何这么说呢？租赁公司性质相当特殊，有人说它是“不能吸收存款”的银行。目前台湾银行进军大陆租赁市场，就有第一金、台湾工银、中华开发、新光金、台新金、永丰金、中信金、国票金及华银等十多家，目前账面上看起来都有钱赚，发展相当不错，但是之后就很难说了。它们中的大多数从租赁着手，是因为现在对租赁公司的管制不严格，同时可以因《公司法》设立而相对宽松。但不要看租赁公司好赚，其实会跟租赁公司融资的客户都是所谓的边际（margin）客户，风险高出普通客户很多。
现在租赁公司账面上好像赚钱，那是很多应收账款没打入呆账，不然可能都亏钱了，这些问题可能数年后都会浮现。台湾这些银行其实对租赁公司的经验并不丰富，更谈不上能提供什么参考。固然进行营业租赁时，机器设备都是租赁公司的，不行就扣住，但那是法律面，事实运作可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一旦客户倒掉，债主对设备可能还是照搬不误，租赁公司的资产未必就有完全的保护。
台湾最大的租赁公司只有两家，一家是中租迪和，一家是华夏公司。华夏十几年前上市，半年账面亏了“一屁股”，证券监管机构吓得不敢让第二家上市。中租迪和辗转从新加坡上市，十多年后才在台湾上市，可见当局对此行业的慎重。
就以中租迪和为例，其在台湾承做租赁已有30多年历史，有长期经验，发展出很细腻的风险控管模式。同时不像台湾的其他业者，中租迪和对于打销呆账十分果决，加上中租迪和的股东方辜家可以取得国企资金来进行放贷，这个优势其他的租赁公司就没有。对租赁公司而言，资金放完就没生意做了，没有稳定资金来源，基本上就是小打小闹。台湾的业者没经验，大陆的业者也大多是银行下去投资设立，经验也在培养当中。固然，租赁产业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中占30%以上份额，而大陆只占3%左右，但这一行又需要高度细腻的操作技巧，实在不是现在应该主推的金融模式。
至于小额信贷公司，如果不解决资金来源持续性问题，以及根本上的资讯透明化问题，在利率偏高、信用薄弱的情形下，还是摆脱不了地下钱庄的非正式讨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