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1
关键词: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发展
引言
我国的批发市场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全国已有47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和多类型的市场体系,成为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枢纽和核心,承担着近70%的农产品流通任务。
但总体而言,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仍以外延扩大、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多数批发市场仅具备产品集散、价格生成等基本功能,对手交易仍是主要的交易方式,收取摊位费是批发市场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土地资源紧缺、消费安全问题突出、卖难买难现象频发的今天,如何完善批发市场功能、提升批发市场竞争力成为农产品批发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式发展型转变成为批发市场首要的任务。
本文在分析农产品批发市场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批发市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具体发展方式,以期为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现状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专门为农产品批发提供交易的场所和条件,并为农产品流通提供服务的组织机构。
我国现有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多形成于三种方式:一是在原有农贸市场或集贸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二是在原商业、粮食、物资、供销等流通部门的购销中心的基础上形成；
三是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较完备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满足日益增长的人们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随着超市的兴起和发展,经由超市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份额逐年扩大,但批发市场仍是目前我国鲜活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据统计,目前多数城市消费的鲜活农产品80%-90%仍由批发市场提供。即使在消费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如北京,70%以上的农产品也经过批发市场流通。
总体来说,目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功能单一
现代化的批发市场应具有商品集散、资源配置、价格形成、交易结算、信息中心、主题会展以及综合服务等多项功能。但我国目前的批发市场功能单一,多数市场还仅具备商品集散等初级批发市场所具备的简单功能;摊位制仍是大多数市场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投资主体对市场的管理仅仅停留在物业管理的层次上,通过收取摊位费而维持市场的运转。因为摊位固定,批发市场一般通过扩建或收购兼并其他市场进行发展,通过规模的提升来增加成交量,提高经营收入。以数量或规模的增长为特点的外延式发展方式是目前批发市场发展的主要途径。
2.交易方式落后,交易主体地位不平等
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以及交易规则的确定和完善直接关系市场运行的效果和各方利益的平衡。而目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对手交易仍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内交易的主要形式。
交易双方的地位也相对不平等,一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者,一方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采购商。交易双方这种地位、能力的不对称,难以形成公平的价格,也难以体现农产品的真实价值。纵观荷兰、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拍卖已成为主要的交易方式,农产品流通链条中的主体均从中受益。
3.经营环境较差,产品质量难保障
正是由于摊位制管理的特点,目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很少也很难在改善整体经营环境上下功夫。平时路面不平、菜叶满地,下雨天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场景绝不是个别农产品批发市场才有的现象。这样的环境不仅使农产品采购者兴味索然,更重要的是,容易腐烂变质的农产品的品质更加难以得到保障,而且农产品的损耗率也因此增加,相反农产品的增值率却随之下降。这不仅影响农户/供应商的收入,而且由于品质降低造成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也影响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消费。
4.经营设施不健全,服务功能难拓展
目前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多为露天或简易大棚市场,经营设施简陋且不完善,信息化的支撑手段更加缺乏。近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些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相继配套了检测、储藏等设备设施。但总体来说,这些设施的普及率较低,配套设施(如冷库)的应用率也比较低,设施不足和设施闲置的情况同时存在。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有的市场虽然已有所开展,但多数也只是建立市场门户网站、所在市场农产品的价格等方面的信息。设施的缺乏也是造成农产品批发市场服务功能单一的原因,这对农产品的保鲜、加工增值、运输、食品安全以及为经销商拓展销售渠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二、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性
内涵式发展模式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等手段达到提高成交量、成交品种乃至成交金额的发展方式,即在不增加经营面积的情况下提高收入,即提高单位经营面积的投入—产出效率。内涵式的发展方式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
1.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批发市场转变增长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市场用地与城市功能用地的矛盾越发尖锐。在这种背景下,靠扩大规模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外延式发展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会降低城市的容量,削弱城市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由于批发市场带来的大量人流、车流,也会对交通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降低城市运转效率,损害城市形象。以“修炼内功”为特点的内涵式发展方式成为必然。
2.激烈的竞争,促使批发市场“修身养性”自上世纪90年代超市在我国兴起以来,经由超市流通的农产品比例逐年提高。近几年国家“农超对接”工程的开展,也为超市自营或联营生产基地提供了动力,超市到生产基地/合作社直采的比例与日俱增。这不仅对进入批发市场交易的农产品货源造成冲击,也使原本到批发市场采购的超市数量或采购数量相应减少。而且由于超市具有方便快捷、购物环境好、质量有保障等良好形象,吸引了无数终端消费者的拥趸,这也对批发市场的客流造成影响。此外,由于基地按超市的要求进行生产,能有效保障产品质量,加上环节减少引起的流通成本降低、损耗小等特点,能使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链条中的主体从中受益,供应链整体效益得以提升。
这些因素的出现再加上批发市场相互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竞争,使得批发市场必须摈弃以前的做法,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3.卖难买难问题的频发,敦促批发市场充分发挥其功能近些年来,农产品卖难买难问题频发,尤其是卖难问题,已成为伤农害农的顽疾,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的丰产增收,也影响了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进而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作为当前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的批发市场,掌握着丰富的进场交易主体的信息资源,如能在摊位管理的基础上扩大信息采集和服务范围,比如采集交易的品种、产地、价格、销量、购买者、交易时间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经过分析加工,在农产品出现卖难之前或初期传递给相关主体,势必对缓解卖难有很大帮助。同样,批发市场将生产者/供应商的信息传递给需求方(采购方),需求方的买难问题也会有所缓解。
三、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发展的具体方式
内涵式发展主要通过拓展批发市场的经营和服务范围、本质上提升批发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来实现,具体体现在经营理念的提升及技术手段的改进等方面,主要包括以下方式。
1.完善设施及功能
设施设备是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必须首先转变思想,创新管理机制,改变传统单一摊位制管理的经营模式,增加冷库、包装、加工、质检、物流、质量追溯等设施设备,提供冷藏、包装、加工、配送、信息等多种服务,促进农产品流通增值的同时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收入来源渠道,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造血机能”。其次,要创新农产品交易方式,引入拍卖等新型交易方式和设施,创造一个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准确的、代表性强的价格信息,实现产品的真实价值。
2.加强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开展农村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手段和支撑。信息化的实施能有效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及时实现市场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共享,提高整个物流环节的协调性,以及有效解决农产品品质量追溯等问题。
批发市场的信息化建设需从软硬件两方面入手,相关的硬件设施是开展信息化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软件方面主要包括综合管理系统、电子结算系统(不仅包括批发市场和入场商户之间的结算,也包括为交易双方提供结算服务)、拍卖系统、物流配送系统、协同商务系统、质量追溯系统以及信息采集和平台等方面。其中协同商务系统是指将批发市场置于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其作为农产品流通主渠道和主要环节的功能,在原有基础上充分采集市场信息,加强与入场交易的供需双方的联系,搭建供需双方沟通的渠道和平台,并吸引原未入场交易的主体利用平台信息达成交易,拓展供需双方的交易渠道。通过批发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开展,不仅拓展批发市场的服务范围,增加批发市场的收入和核心竞争力,而且能提高整个农产品流通链条的效益和效率。
四、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1.观念不到位
观念是影响行为的首要因素。受传统观念和经营理念的影响,很多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开办者和经营者尚未认识到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内涵式发展的好处和前景,这影响了内涵式发展模式的顺利开展。
2.资金不足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一项投资大、回收期长的工程。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流动资金匮乏,运作成本昂贵,在巨额的投资面前往往望而却步,减缓了批发市场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3.农产品标准有待完善
由于农产品本身的季节性、多样性以及容易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特性,使得农产品尤其是果蔬类的农产品很难像其他商品一样实现标准化,这给农产品的拍卖式交易带来很大困难,也影响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开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还存在资金、认识等方面的障碍因素,但内涵式发展方式是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
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农产品批发市场必将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的作用,在提高农民收入、节约物流成本、保障消费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天天.批发市场发展的瓶颈.中国市场·商品交易市场,2008,(4).
[2]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流通研究中心联合编著.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实操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2
关键词：东北农村剧；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世纪以来，随着《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等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央视热播，东北农村剧创作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作为辽宁影视文化产业特色品牌，以“本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北农村剧凸显辽宁丰富乡土文化资源的魅力，浓郁的“黑土情怀”给荧屏带来清新的乡土气息。经过十年繁荣发展，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势头逐渐趋缓，创作中呈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如何有效提升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文化软实力，成为积极推进东北农村剧进一步深入繁荣发展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七大强调，提高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软实力主要以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为表现形式，其提升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建构。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作为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视剧类型，如何在当下多元价值不断碰撞的社会转型时期，更加有效地构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东北农村剧提升文化软实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文化品牌的关键所在。
一、提高文化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东北农村剧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文化自觉，彰显人文关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准确认知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是推进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繁荣发展的根本要求。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文艺创作在我国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新世纪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繁荣根植于特定社会时代语境，创作者应以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来审视自身创作与发展。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连续多年出台中央文件，把解决三农问题视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三农”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农民的生存状态都出现了巨大变化，新农村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同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凸显出来，丰富多变的现实生活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成为农村剧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从受众需求的角度来看，不仅农民需要和渴望电视剧讲述自己的故事，城市观众对乡村发生的新变也具有浓厚的兴趣，同时本色的乡土生活也带给生活在高节奏和巨大压力下的城市观众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在党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背景下，有效体现三贴近原则的东北农村剧从文化方面积极参与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事业中，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朴实自然的风格为新世纪的荧屏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需求潜力巨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东北农村剧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剧类型，创作者要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树立明确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创作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优秀作品放在实现东北农村剧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辽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位置。首先，创作者要深入领会、真正认知核心价值体系，使东北农村剧的创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以深厚的人文内涵做支撑，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真善美，创作生产能够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优秀作品。其次，要提高文化自觉，重视在东北农村剧在构建辽宁省良好文化身份和形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入挖掘并合理展现辽宁省特色乡土文化，将弘扬和传播传统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传播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赵本山曾表示就是想把东北的文化，展示给大家看，让全国的观众都了解东北农村。这种积极承担推动辽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文化自觉是东北农村剧发挥文化建构作用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此外，面对新世纪以来电视剧产业属性彰显，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情况，东北农村剧创作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传递感性娱乐的同时，注入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公众舆论的载体，其过度娱乐化倾向很容易造成公众个体选择上的迷惑，使公众呈现出理论性价值淡化，价值观念向个人本位偏移的特点，价值评价标准呈现出明显功利化倾向。”针对东北农村剧目前存在的模式化、庸俗化、审美内涵缺乏等较为明显的问题和不足，创作者不仅要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需求，更要注重对电视剧精神内涵的追求。特别要避免过度强化娱乐功能、以迎合大多数受众的低级趣味来博取收视率等情况，要在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同时，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将人文关怀理念注入东北农村剧，突出思想内涵，彰显主流价值，使剧作表现出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气质，进一步提升东北农村剧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二、增强文化自信，以深厚的乡土文化内涵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度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结果的能力。作为辽宁文
化创意产业辽宁的重要品牌，东北农村剧创作应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对自身文化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并坚定对自身文化发展的信心，用丰富深厚的乡土文化承载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体系认同度，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担当起推进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任。“无论是对于东北人还是对于东北文化来说，当前都是一个难得的重新认定自我、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整体行为，或者说，东北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容，又是振兴的动力。”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实现，文化建构是其中重要内涵。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作为构建辽宁文化形象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何有效利用宝贵文化资源，生产出“既大众通俗、多姿多彩，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的作品”，是东北农村剧创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东北农村剧可持续发展，需要以深厚的人文内涵为支撑，辽宁地域文化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饱含着优秀的文化因子，其中丰厚的内涵底蕴需要创作者深入挖掘和探寻。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文化资源丰富，民族民间文化、历史文化、旅游文化等资源优势明显，拥有人才济济的艺术家队伍，艺术积累深厚。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喜剧小品和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以辽宁特色乡土文化为依托，展现了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人文特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新农村三部曲”等热播东北农村剧塑造的普通农民群像中，从放弃安逸舒适的城市生活回乡带领家乡父老创建旅游度假村的刘老根，大学毕业回乡创业将荒山开垦为沃土的谢永强，在城市底层挣扎奋斗遭遇种种挫折却仍保持善良正直本性的农民工马大帅；到爱面子又怯懦胆小的酸腐“文化人”药匣子、世故圆滑却不失善良本性的范德彪、狭隘敏感却又对爱情执着勇敢的丁香；以及王小蒙、刘一水、谢小梅等一系列农村新青年的形象，既表现出新时代东北农民性格中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和率真朴实的一面，也刻画了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向保守和自私狭隘等人性弱点。东北农村剧用深厚的人文关怀关注普通乡民的精神需求和生存状态，立足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真实生动表现了现代农村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况的巨大变化，描绘了全新价值观和陈旧思想在农民内心引发的剧烈交锋与碰撞。作品对农民内心世界的关注、对人生命运的追寻和情感关系的展现，生动地诠释了“新农村建设”内容，以浓厚的人文关怀积极诠释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东北农村剧对普通农民衣食住行的描写则展现了东北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具有浓厚关东农村地域色彩的乡风民俗，从富有地域特色的红砖瓦房、热炕头、压水井到饭桌上摆着的大葱蘸酱、白酒和玉米棒，热情直爽的大秧歌和二人转，以及东北农民幽默诙谐的语言，都是东北农村剧中不可或缺的显著标志，流露出原汁原味的关东风情，“这种地域文化是几代演员都无法挖掘透彻的”。东北农村剧要重视挖掘东北乡土文化的厚重积淀，从本土特色文化土壤中汲取丰足养分，并在突出本土特色的同时，增加历史和文化的厚度，提升时代和创新的广度。使农村的面貌风情、农民的精神世界和富有地域特色的风土民俗等在东北农村剧中得到有机统一，真正展现出辽宁乡土文化的整体面貌和深厚内涵，用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东北乡土文化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
三、重视艺术创新，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路径
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只有勇于自我超越，重视内容和形式创新，创作出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才能具有内在的持久的生命活力。与享誉全国的东北小品、二人转血脉相连的东北农村剧在全国享有广泛知名度，已形成特色文化品牌，对辽宁现代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对于东北文化形象构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不容忽视的是，东北农村剧在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及对乡风民俗展现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概念化、同质化、模式化书写，使得农村剧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自身的困惑。
轻松、愉悦的东北农村剧以轻喜剧的风格使黑土地风情被观众关注和接受，曾是吸引观众的有效手段，但过度追求喜剧性和娱乐性则往往使得作品对农村社会面貌和农民精神世界的描绘展现流于表面化。在东北农村剧创作中虽有诸多作品关注农村与城市的融合与碰撞、新思想与旧意识的交汇与交锋，聚焦农村变革和农民的内心世界，但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仍止于“隔靴搔痒”或“避重就轻”，呈现出浅层化和雷同化等现象。在东北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农村发展面貌和农民生存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更需要高质量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来表现现代辽宁农村发展的新成就和农民的新面貌，主题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而情节和人物方面存在的模式化和类型化等诸多为人诟病的问题，则使得一些作品后继乏力。如《乡村爱情》以永强和小蒙的爱情作为主线，描写了在中国新农村背景下，农民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但在续集中原本围绕新时代农村青年展开的爱情故事枝节旁分，在搞笑和戏谑中刻意化的情感纠葛使剧情失去合理性，过多的三角恋和模糊恋引起观众逆反，使农村剧的创作陷入通俗有余而审美内涵不足的窘境；你争我斗、相互攀比、无端猜忌等情节演绎强化了人物爱面子，耍派头等负面特质，使得东北农民给人落后愚昧、庸俗浅薄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此外，东北农村剧中存在的过度展示农民身上陈规陋习、突出放大农民瘸腿、结巴、面部痉挛生理缺陷等问题，不仅丑化了东北人的形象，还使东北的文化形象被观众误读，削弱了东北乡土文化的丰富厚重积淀，进而形成对东北文化的“刻板印象”。
艺术重在创新。东北农村剧要勇于自我突破和突围，否则当观众逐渐失去了最初的陌生感和新奇感后，必然会出现审美疲劳。东北农村剧的创作应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运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高超的叙事手段，建立良好品牌形象，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以高质量高品位的农村剧使幽默和欢笑增加丰厚的内涵，让人们在精神享受和艺术感染中潜移默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自觉的价值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自己的行为，为辽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自己不可替代的力量。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朱建婷，大众传媒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求实，2008,11。
[2]张福贵，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现代文化人格的缺失，社会科学辑刊，2004,6。
[3]刘云山，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讨会上的讲话，[J]，党建，2008,05，04。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3
摘要:基于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不同观点,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个性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及途径。
中图分类号:S-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更加富裕型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在党和政府日益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农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农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科学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讨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变论。人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的产业部门的过程。1
第二、过程论。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不是农业领域一个方面、一个过程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现代化及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2
第三、制度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而引发的组织制度、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创新。3
第四、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完整涵义是用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4
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的界定,不能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界定。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应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所应有的“共性”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个性”上去把握。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据国际公认的现代农业的标准来定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生态资源及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组织的社会化、农业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在分析、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位学者的观点表述上虽有差异,但通过疏理后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认为:从世界上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农业现代化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他们主要走从现代机械技术起步到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为代表,主要走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起步到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道路;三是以法、德、英等国为代表,走机械技术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同步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的实现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而应根据中国特定的条件,走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劳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5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少应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工程化等三个显着特点。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农业、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7
把农业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过程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应从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区域性、世界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上去分析。因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只有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以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同时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但强调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而也应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分析农业现代化,依国际标准来确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8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手段的学者们则从农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9
以上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特征的表述,都有可取之处,如同我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一样,对其特征的描述也可以是多角度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也要避免“一刀切”走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从整体上看至少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把现代生物科技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寻求传统的精耕农作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第二,农业现代化必将与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相伴随;第三,就全国而言,农业必将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四,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它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参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比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10也有的学者从区域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做了实证研究。11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差异(2001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数十种之多,白人朴在《关于衡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探讨》中有详细论述,原文刊载在《实验研究》2001年第2期),学者们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无论在速度、规模、结构、效益、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使人们日益关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农业生产要素的层面来探讨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未能向现代农业转型,劳动者(高素质)、土地、科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欠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高素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型劳动者,中国农业要实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2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撑。1314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个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资金保障体系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1516土地市场化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关注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利益。17
其二,从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制度的变革。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制度效益进行了历史考察。18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内涵、特点及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如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风险分摊制度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9
在对农业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的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公共政策的取向等方面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2021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4
2000年以来，国内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现代物流的热潮，从各类国内期刊中可以检索到几千篇相关的文章，然而，其中研究农村物流或农产品物流的文献却寥寥无几。是农产品物流研究没有价值吗？显然不是，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在长期的农产品流通研究框架下，受制于农产品交易的独特性质及隐含物流的传统模式，对农产品物流的研究没有像对其他行业物流的研究那样明确找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框架。
一直以来，国内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研究的重视是无可否认的，研究内容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而变化，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成果可高度概括地分为对农产品流通体制的研究、对农产品流通组织的研究、对农产品流通运行的研究三个方面。在秉承将流通划分为商流、物流、信息流的传统框架下，对农产品流通的任何一方面的研究都涵盖了商流、物流、信息流三个层面的问题，并以流通的概念统之。这种研究是在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中“三流合一”的背景下完成的。
而对现代物流的研究却是建立在“三流分立”的基础上的。显然，如果将现代物流的概念引入农产品流通领域，通过现代物流方式改变农产品流通的效果，就必须将农产品物流从笼统的农产品流通的概念中独立出来加以研究。
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中仍然不存在明显的“三流分立”的前提下，这是一种前瞻性的研究，是有一定风险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看作对农产品流通所研究内容的简单重复，可能被责问是不是仅仅为了追求概念的时尚而做的文字游戏。必须承认，这种责问是对研究的科学性的高度负责，因为，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对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清，对农产品物流的研究要么是不切实际的对企业现代物流概念的盲目仿效，要么是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新瓶装旧酒，都无法实现研究者试图通过引入对现代物流的研究来改善农产品流通效果的初衷。
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农产品物流研究与农产品流通研究的区别和联系，尝试构建一个农产品现代物流问题的研究框架，为今后的研究做一个定性的铺垫工作。
二、对农产品流通研究的回顾
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是以流通理论研究为基础的。
流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将流通置于整个经济运行的总过程中，通过剖析流通与生产过程、流通与社会再生产其他环节的相互关系，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了流通在社会和经济运行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整个社会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能。
一般认为，流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行为，是运动着的具有交换价值的物质在流动中寻找通道并得以实现的过程。流通具有双重涵义：一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一是实物在空间上的流动和时间上的延续。
综述文献可以看到，国内对流通问题的研究是从以孙冶方、卓炯为代表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对“无流通论”进行批判开始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流通过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80年代以后，对流通问题的研究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一个维度是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形态，将流通相对应地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流通初始阶段、流通一般阶段和社会化大流通阶段，并根据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重点分析流通一般阶段和社会化大流通阶段流通的构成要素、本质及特点等（例如林文益，1994；陈文玲，1997、1998、1999），目的是揭示流通中的经济规律，丰富和创新流通理论。另一个维度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对流通体制进行研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转换过程，也是对流通研究不断深化的思路的转换过程。这一维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对流通体制改革的认识以及各个阶段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和改革思路等方面（例如高涤陈，1994；郭国荣，1995、1996；朱绍文，1996；万典武，1996；范剑平，1996；侯善魁，1998；王德文、黄季?j，2001；罗必良，2003；郭乐欣，2004）。以上两个维度是在宏观层面上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第三个维度是对流通经济运行中流通组织、流通渠道等问题的研究，它是从要素运作和职能运行的角度揭示微观层面上的交易行为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袁永康，1995；罗必良、王玉蓉、王京安，2000；王之泰，2002：曹家为，2003；王晓东，2003；晏维龙，2004；刘星原，2004）。
农产品流通是整个社会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农产品流通是以增值为目的的农产品商品交换活动，是农产品在流通领域的运动过程（李大胜、罗必良，2002）。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考察一定是在社会一般流通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上文所总结的流通问题的研究框架也就框定了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范围。当然，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质，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又有自己的侧重点。
综述文献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从内容构成来看，流通体制、流通主体、流通运行是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农产品流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经历，对农产品流通体制的研究成为农产品流通研究的重点。流通体制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各类农产品的价格制定、市场建设、分级管理、宏观调控等政策的制定和变化（例如姚今观，1996；郭国荣、李冀，1996；丁声俊，1997；石磊，1999；李炳坤，1999；罗必良，2003）。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户、流通组织和流通中介组织（例如纪良纲，1995、1998；曹利群，2001；张磊，2001；卢凤君、寇平君、陈雄烈，2003）。流通运行研究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对整个流通领域的具体交易中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行为和交易环境的分析和评价（例如李泽华，2000；贾生华、刘清华，2001；文启湘、陶伟军，2002；张敏聪，2002；寇平君、卢凤君，2003）。从时间序列来看，流通体制的演变是研究的主线。由此可以大致勾画出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框架（见图1(略)）。
三、传统上农产品流通研究对农产品物流研究的涵盖
在以上的研究框架下，流通的概念是商流、物流、信息流的总和，因此，农产品物流作为农产品流通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被涵盖其中了。
首先，传统农产品物流活动的特征决定了其作为一种附属活动被涵盖于整个流通活动之中。物流被涵盖的原因有三：第一，传统的以商流、物流、信息流对流通的划分是以流通过程为视角的，划分的目的是更好地揭示存在于物质流动背后的社会交换关系，重点剖析由商流（即所有权转移）引起的各类主体间相互作用的机理。物流的存在是客观的，对于传统物流来说，其作用仅体现为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及物流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等，物流在流通运行中被作为成本项目进行管理，因此，对物流的研究多侧重于相对各种功能而言的技术处理和成本节约。当物流单纯以功能性活动为特征从属于流通活动的时候，它必然被涵盖于对总体流通的研究之中。第二，由于农产品流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农产品流通领域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是体制变革，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自然不自然地使人们忽略了对具体的物流活动改进的需要和研究，从而最终使对农产品物流的关注局限于体制演变的范畴之内。第三，长期以来，存在于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商流、物流不分，使农产品物流必然表现为一种隐含的模式，从而失去了独立研究的价值。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产品的销售机构有着严格的地域、系统和等级的划分，机构之间难以互通，物流活动各自承担，没有任何的专业化物流业务。在农村改革之后，逐渐允许包括农户和各类组织在内的主体进入农产品市场，但是，物流仍然作为商流的附属活动随着商流环节的变化不断地由各类主体重复执行，没有被专业化和独立出来。
其次，物流概念的独立性没有被强调，而是经常被涵盖于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之中。第一，它被涵盖于对流通背景和环境的研究当中。比如，交通、仓储等直接与物流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都被当作流通运行的环境受到关注。第二，被涵盖于流通技术的研究之中。对储藏、运输、保鲜等技术的研究和实践事实上都与物流相关，但物流经常被以流通技术的概念来概括。
事实上，从任何一个维度对农产品流通的研究都涵盖了对农产品物流的研究。比如，对流通体制的研究，必然涉及物流的制度及其变迁；对流通主体的研究，必然包含主体的物流行为以及基于物流行为而形成的组织间的相互联系；对流通运行的研究，必然包含各种物流业务运作的方式、环境和行为选择。
四、现代物流理论的发展使农产品物流研究走向独立
（一）现代物流的兴起及其在流通领域引起的变革
对现代物流的研究源起于美国，其最主要的动力仍是对利润的追求。至20世纪5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表现为市场起伏动荡，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特别是5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开始出现萧条，企业利润出现下降的趋势，在企业界产生了通过开发新的成本控制体系来降低成本的要求。于是，人们把目光集中于物流成本。
追踪现代物流理论的发展进程，以下几点使得现代物流区别于传统物流，从而使对现代物流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意义：第一，现代物流研究改变了传统物流中将物流单纯地看作功能性活动和成本项目的理念，而是将物流提升到战略高度，与生产、销售一起并列为企业经营的三大支柱。第二，传统的物流研究认为，由各个功能要素构成的物流系统是独立的，谋求系统最佳是努力的目标；而现代物流理论则认为，必须追求物流系统与生产、销售等整个经营系统的协调和最佳。第三，对信息技术的使用以及基于此对物流流程的全面整合和再造是现代物流区别于传统物流的一个重要标志。第四，基于物流业务发展伙伴关系和联盟关系的供应链管理思想使得组织和制度安排成为现代物流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四个特点在流通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变革：首先，物流的顾客服务职能日益突出。物流成本的最小化不再是物流活动的最终目标。以满足顾客需求的程度作为评价物流有效性的标准，使物流实践更多地关注通过满足顾客需求来获得顾客认可，通过获得效率与效益的均衡，完成物流活动的价值创造，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的战略目标。其次，供应链管理成为现代物流实践的代表形式，单个组织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能否深谙分工的本质，成功地扩大物流业务的外延，适时地融入某一条供应链，成为经济组织提升物流能力、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二）在现代物流的理念下，独立的农产品物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物流的概念已经被引入农产品流通领域。尽管农产品本身的生物属性对物流提出了独特的要求，但是，现代物流在工业物流和商业物流中所表现出来的强调过程的一体化管理，追求效率、成本与效益的均衡，注重满足顾客对物流服务的需求等特点，也正是农产品物流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换言之，整个物流业界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同样将使农产品物流受益。
但是，农产品物流终究不同于工业物流和商业物流，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人们可以从诸如Jit（Just-in-time，准时制）、QR（QuickResponse，快速反应系统）等名词注意到工业物流及供应链管理注重的是流程再造，是厂内物流和厂外物流的连续性整合，而农产品物流领域的重点问题则有所不同。农产品大众生产、大众消费的特点及产品较小的差别化程度，使得物流链上各组织主体之间相互选择的余地很大，这很容易造成物流链的动荡；同时，农产品的易腐易烂的鲜活特性要求物流时间尽量缩短。显然，如果物流链是动荡的，就无法保证物流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法适应农产品的物流特性，无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对于农产品物流来说，在各类物流链条上，组织之间的相互选择和关系的确立以及维护关系稳定性的制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研究的侧重点是否不同，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如果要根据现代物流理论强调物流系统的整合和优化，就必须将农产品物流的概念独立出来，将基于物流功能性活动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统一在这一概念下加以研究，探寻通过现代物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改善农产品流通效率的途径。
五、农产品现代物流研究框架的试构建
（一）国内文献对农产品物流的研究
随着现代物流理念的深入人心，国内一些学者尝试将现代物流理论引入农产品流通领域，开始关注农村和农产品物流的现状，提出以现代物流理论指导农村物流实践的建议。
对农产品物流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呼吁重视农产品物流。这类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强调农产品物流的地位：一是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宏观背景出发，认为农产品物流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涉及农业现代化，涉及农民的根本利益（丁俊发，2002）；二是从消费的角度，认为人们的农产品消费观念已经从传统的农产品消费的单一性、繁琐性转向现代的农产品消费的多样性和快捷性，这需要农产品物流改变传统模式（丁华，2004）；三是从农产品特性的角度，提出生产的地域性、季节性与消费的普遍性、全年性之间存在的矛盾要靠农产品物流来解决（丁俊发，2002；杜小芳、张金隆，2003）；四是从现代物流的本质出发，认为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标，把制造、运输、销售等市场情况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
2.对当前农产品物流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国内学者一致认为，当前尚未形成高效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在农产品物流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农产品供应链中产销之间的行政壁垒、技术瓶颈以及缺乏标准化体系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王新利、张襄英，2002；万寿桥、李小胜，2002等）。其次，物流主体发育不良，农民呈无组织分散状态进入市场，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多数农产品物流企业规模小，网络不健全，市场覆盖面狭窄，带动作用较低（秦代红，2002）。再次，物流政策环境发育不良。
3.提出改善农产品物流现状的策略。主要包括一体化战略、第三方物流战略、农业产业化战略等（孙剑、李艳军，2003；杜小芳、张金隆，2003；温思美、杨顺江，2000）。
总的来说，对农产品物流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已经开始，但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研究框架，以完成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和对实践的有效指导。
（二）农产品物流研究整体框架的构建
综合上文的分析，笔者在这里尝试构建一个农产品物流研究的整体框架（见图2(略)）。
1．农产品分类。农产品种类繁多，既有粮食、棉花、油料等量大、面广、生化性能相对稳定的大宗农产品，又有水果、蔬菜、畜禽等易腐易烂的生鲜农产品。农产品种类不同，与消费衔接的特点不同，其交易特性和物流特性也不尽相同，因此，依据生物特性和物流特性对农产品的种类进行划分，是农产品物流研究得以深入的前提条件。
2.农产品物流体系。依据系统的概念，农产品物流体系是指与农产品物流相关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本文将与农产品物流相关的要素划分为物流主体、物流通路、物流功能三类，认为不同的主体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选择不同的通路以不同的组织形式执行物流功能，由此形成了具体的物流活动，所有物流活动及包含在其中的各类关系的总和构成农产品物流体系。农产品物流体系是实行现代物流战略的舞台。
3.农产品现代物流战略与供应链管理。农产品现代物流战略的执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选择物流模式，即组织物流活动的形式；第二是打造物流链条，即在某种物流模式下寻求总体利益的增加和各方利益的协调，以形成稳定的物流链；第三是评价物流绩效，并形成反馈机制，以追求物流模式的不断创新。三个阶段统一在供应链管理的思想下进行。
4.组织与制度。农产品物流与其他行业的物流有很大的差异。工业品依靠现代物流获取价值增值的原因在于，工业品从原料到制成品之间已经形成高度分工，这使企业之间形成天然的相互需要；同时，不同企业在产品质量、性能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会使供应链各节点的相互选择本身就存在增值的潜力，流程再造和各环节匹配形成的增值能力又成为维系供应链稳定的条件。农产品则不然，在现有农产品流通领域，农产品从生产者手中到达消费者手中，如果是生鲜农产品，几乎不经过任何加工，因此，在整个供应链条上，各节点之间不存在由制造分工引起的上下游关系，而存在由职能分工引起的相互竞争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从瓜分流通利润的竞争转变为谋求整体增值的合作，最重要的是创新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保证获得潜在的利润并能够将其合理地分配到各个环节。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5
【关键词】民生观；“三农问题”
民生关系不仅关系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更关乎广大基层居民的切身福祉。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围绕“三农”具体问题表现，积极出台一系列政策，不仅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素养，也有效的改善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本文尝试从民生观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今后科学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优化思路。
1民生观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的探讨、丰富民生的内涵以及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途径和政策。指出：民生无小事，它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应该是我党的主要奋斗目标。民生观不仅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积极探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经验，更是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获得更广大人民群众拥戴的重要经验和法宝。指出，树立科学的民生观，将改善民生作为执政的重要方向，充分的体现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民生观视域下“三农问题”解决现状
一直以来，围绕“三农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由于主客观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环境改善，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和不足，不仅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1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农业、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理应发挥出榜样示范、引领带头作用，但是，在具体的农村发展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无论是在组织框架方面，还是在责任使命的践行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甚至部分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散乱，不仅没有发挥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还对当地的农业、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所以，在今后的“三农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应该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地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组织框架等方面进行完善。
2.2农村居住环境有待改善
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打造“美丽乡村”为契机，积极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涌现出一大批特色乡村、美丽小镇。我们在看到农村居住环境改善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农村居住环境改善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挑战。特别是，农村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例如，如厕方式等都在一定层面上不利于农村居住环境的改善。如何在亮化、美化、净化、绿化的基础上，不断的巩固农村居住环境改善成果，切实发挥出广大农民在农村居住环境改善中的积极性，应该是今后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方向。
2.3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我国不断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的强化农耕等基础设施补贴，但是，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等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近年来由于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农业减产，农民减收已经成为降低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今年夏季以来，山东、河南、安徽、河北等地多次遭受台风影响，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在此背景下，农业增收、可持续发展面临来的挑战与困难重重。所以，如何进一步的结合农业发展需求，提高农业发展抗风险能力，也是今后在民生观视野下“三农问题”解决的一个主要方向。
2.4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有效的对接。从目前来看，由于城镇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现象比较突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也存在着发展较为滞后的现象，共建美丽乡村，不仅需要物质方面的美丽，更需要从广大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出发，进行切实的完善。所以，在今后的民生观视野下“三农问题”的解决中，还应该将农村居民精神文化建设纳入重要的内容。
3民生观视域下“三农问题”解决存在不足的原因
在上文中，主要基于民生观，探讨了“三农问题”在解决过程当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导致这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从主观角度来看，广大农民并没有积极参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换句话说，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对农村、农业发展所具有的主人翁意识。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素质、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在部分落后地区，农民作为农业的主体，其所具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发。一些农民对于脱贫以及诸多农业工作的开展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这不仅背离了“三农问题”解决路线，也影响了农业、农村环境的改善。所以，如何在思想层面激发广大农民自身觉悟，提高其参与农村农业发展的积极性应该是今后民生观视域下“三农问题”解决需要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从客观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城镇建设，还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整体的农村人口基数正在减少，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农村居民参与农业发展的积极性，由于受到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正在下降.很多农民放弃了传统的农业发展思路，开始从事包括建筑业、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这在一方面，体现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整个“三农问题”发展来看，如果缺乏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的有效互动，将不利于实现正向的循环。
4民生观视域下“三农问题”解决优化策略
为了更好的探讨在民生观视域下，三农问题解决的相关方案与方式的优化，本文在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民生观为基础，尝试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今后的“三农问题”优化策略。
4.1树立科学的“三农观”
在今后的“三农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应该切实在思想层面，树立科学的“三农观”。所谓的“三农观”就是一方面科学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围绕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环境改善等方面，切实进行必要的制度体系建设，只有将三者进行正向循环，才能够实现“三农问题”根本性的解决。需要强调的是，在树立科学“三农观”的基础上，应该科学把握民生观的核心内涵和具体实现路径，将科学民生观与“三农观”实现有机统一。只有将两者进行科学衔接，才能够实现民生观的基本内涵诉求。
4.2切实激发农民改善民生的积极性
改善民生不仅是一项政府行为，更关乎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在今后的“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地探讨如何从思想观念方面，切实调动广大农民积极发展农业，改善民生居住环境的积极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榜样示范的作用，引导广大农民向身边榜样学习。特别是，向身边的致富模范学习，以身边榜样提升自身努力科学致富的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充分的发挥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所具有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地完善党的思想，积极提高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主动性。科学武装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农业发展提供支持。
4.3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农业是民生之本，农业关乎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了更好的巩固农业发展成果，实现广大农民根本性收入的增加。在今后的“三农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应该牢牢把握农业发展的“牛鼻子”，围绕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不断的在政策方面，人才方面，抗风险能力方面进行强化。围绕当前农业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农业发展抗风险能力较低等诸多情况，国家应该采取行政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切实从根本上为农业安全、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尤其是，应该积极健全农业险等诸多制度，不断地提升广大农民参与农业保险意识，最大层面的降低不可控因素对农业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4.4建立“三农问题”解决长效机制
“三农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今后的“三农问题”解决过程当中，相关部门应该不断的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念，从自身岗位职责入手，加大金融资金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通过远程教育，特别是农业新技术、新技能培训等方式武装广大农民，提升广大农民综合文化素养。尤其是，充分的借助农村电子商务的开展，为广大农民增产增收提供更大层面的渠道支持。随着我国对农业经济发展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应该进一步的探讨农业向第三产业发展转型的可能性。围绕地方农业、特色农村等发展点，切实推进地方特色旅游、农家乐旅游等发展模式，不断地实现农村、农业、农民增收的多元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农民精神文化的发展需要。
5结语
民生观进一步的强调了新时期我国建设与发展的思想，“三农问题”的科学解决，既是对民生观的践行，也是改善民生的现实路径。本文主要探讨民生观的具体内涵以及当前我国在“三农问题”解决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探讨了民生观视角下“三农问题”解决的优化策略，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有助于我国“三农问题”在理论及实践层面获得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1]于伟峰，魏蜻，张星火.民生观视角下的“三农问题”研究[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7，34(9)：96-99.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6
1．1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界定
“休闲农业”一词源自台湾Recreationalagri－culture或Leisureagriculture的概念，引入中国三十多年来，对其准确的概念定义以及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均没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文章参考前人关于概念界定与内涵划分的研究成果，结合休闲农业产生的时代背景、资源利用类型、开展范围以及社会功能属性，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指导，对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如下表述：即休闲农业是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以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农业观光、农事与文化体验与休闲的新型农业业态．并认为休闲农业与观光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实质相同，而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都市休闲农业相区别．
1．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内涵
休闲农业产生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背景之下，是依托农业多功能性理论而开展的新型农业形态．地方通过实施休闲农业能够有效缓解农民就业压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为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三农”问题提供发展思路．所以文章在进行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时，对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概念做了如下界定：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即对于农村、农民与农业所产生的表现在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多维度的综合效果．
1．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支撑理论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产生源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保护国内的稻米市场，增加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话语权，在其“稻米文化”中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即农业除在传统生产中具有经济效应外，还具备生态、环境、社会等效益．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遵照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演化出一种新型农业形态，即以农村环境为背景，以农耕文化、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游览观光、参与体验、科普宣教、休闲度假等多种形态的旅游活动．休闲农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除拥有一般的经济属性外，在促进农村环境改造、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方面也表现出环境、生态等综合效益特征．
1．4休闲农业综合效益作用机理
通过对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的界定、内涵和支撑理论的分析。
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休闲农业作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演化为以农业资源、农事劳作、农业文化为卖点，集游览观光、参与体验、休闲度假等形式于一体的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形态．不仅丰富了农业产业形式，而且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元化的收入结构，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提供了宣传与交流的平台，为传统农业如何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为社会主义新农建设中“三农”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文章基于休闲农业的多种功能属性，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三农”视角，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特别要注意的是，为便于清晰的解读休开展休闲农业活动对于“三农”所产生的效益问题，在秉承科学性与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代表性与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将休闲农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分解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
2．1编制方法
指标体系主要有三种编制方法，分别是系统法、目标法和归纳法．考虑到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指标涉及面较广的问题，文章根据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选用目标法和德尔菲法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首先，根据文献分析法和实践经验分析构建初级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初级指标打分表，向华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等高校从事农业研究、旅游研究、经济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请他们从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代表性等角度对各指标进行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的连续性分值评估，并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其次，计算收回的初级指标打分表中每个指标得分，剔除平均分值低于4分的指标，并汇总专家意见以调整现有初级指标；最后，对得分在4分以上但标准差大于均值一半的指标与专家再做沟通和复议，最终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2．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为休闲农业社会效益，准则层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指标层为18个评价指标构成。
2．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阐述
将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定义为目标层，它由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准则层组成．以下就各准则层所代表的涵义以及对应的评价指标含义进行解释：
2．3．1农业经济效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随着时代格局的改变，农业在三产中的地位下降，但其产业经济效益仍关乎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适应现代社会过程中产生的新型农业，通过开展旅游业促进了地方财政增收和地区农业发展，对农村地区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发展环境、贫富差距现状、社会就业等问题有深远影响．
2．3．2农村环境效益地方发展休闲农业要注重其核心资源的维护与培育，而其核心资源主要体现在便捷的交通、清晰的空气、安全的人居环境、淳朴的乡土风情和欢乐的农村文化等优秀的农村环境，所以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既是产业发展的需求又是产业生存的条件．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7
[关键词]民生新闻内容 拓宽有效传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地方化、本土化为特色的民生新闻，迅速走红我国各类地方新闻媒体。这些民生新闻围绕着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传播理念，关注民情、民意，聚焦社会热点、难点，且具有时效性强、现场感强、人情味浓等特点，在受众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和好评。
但是，认真审视近年来我国各地新闻媒体上的民生新闻，我们也不难看到，相当数量的民生新闻在报道题材和报道内容的选择上，存在着市井化、平庸化、琐碎化、娱乐化、同质化等倾向。
首先，部分新闻媒体在传播民生新闻过程中，报道了大量灾难、琐碎、暴力、性犯罪等，而一些重要的、直接涉及到广大群众日常生活的资讯和问题，则报道不多，带来民生新闻的窄化。其次，由于部分暴力的、血腥的、的、不文明的内容出现在报纸版面和电视屏幕上。从而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品位。
上述问题的存在，必然给民生新闻的健康发展带来困扰。生活的海洋是丰富多彩的，民生新闻的报道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为进一步提高民生新闻的报道质量，笔者认为，当前应该从深化报道内容入手，进一步丰富民生新闻的内涵，拓展其报道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厘清以下几种关系，进一步开阔报道思路。
一、处理好小民生和大民生的关系，多在大民生上下功夫
对于民生新闻的内涵，有人仅仅理解为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和切身经济利益的新闻，这有失偏颇。从广义地说，所有新闻都是为了民众和民众关心的，因此，都可说是民生新闻。因此，把民生新闻看作是所有和百姓民生有关的新闻的集合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从题材上看，民生新闻的题材，既包括小民生。也包括大民生。所谓小民生，可以看作是狭义的民生新闻，即关乎百姓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等方面的新闻，为百姓提供资讯和服务；所谓大民生，则是指广义上的民生新闻，即是从百姓生活的角度反映国家的方针政策、建设成就和其它重要新闻事件。相对而言，小民生是初级形态的民生新闻，偏重于展示平凡生活的“原生态”。努力在普通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经历和境遇中挖掘戏剧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大民生则是在时代背景下，通过设置公共议题，由感性的生存体验深入到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由解决一家一户所面临的具体的生活困境升华为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由解决一家一户具体的纠纷升华为化解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小民生强调的是新闻内涵的话，那么大民生则强调的是新闻的视角。民生新闻既要以小民生为基础，突出实用性和服务性，又要以大民生为突破口和发展出路，更充分地发挥新闻守望环境、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
联系时下的新闻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小民生仍然是民生新闻的主力军，题材大多局限于社区、街道以及家庭生活，展现一幅世俗生活的全景图。表面上看，它再现了原汁原味的生活。达到了具体的事件真实，可是在实际上，则由于报道过于表面化、琐碎化，满足于街谈巷议、家长里短，使得新闻报道陷入琐碎叙事的误区。报道选材的片面化、题材的平庸化，有可能部分遮蔽新闻传播的“社会能见度”，消解生活的本质真实，这样就会使新闻报道陷于平庸。
要避免报道内容的片面化、表面化和琐碎化，应该多层面地关注民生，从多种层次反映民生问题和民生主题。在时下的民生新闻中，不少报道人为地规避了本应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生存、生计”方面的时政、经济新闻的题材，导致“民生”内涵的窄化。因此，民生新闻应回归“民生”的本质内涵，将报道题材、报道内容进一步深化。例如，从民生角度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民主法制建设，解读国家政策，反映百姓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引导民众参政议政，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等等，不断扩大报道空间，将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科教新闻等民生化，实现由“小民生”到“大民生”的超越。
二、处理好市民与农民的关系，多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
民生中的“民”是民生新闻的主体。所有具有公民权利的自然人都可以被称为“民”，包括城市的市民和农村的农民。可是，在新闻实践中，许多新闻工作者仅仅把民生新闻的主体定位在城市市民，而忽视了本应受到关注和重视的农民。导致在新闻报道中对市民的偏爱和对农民的冷落，使得农民这一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被边缘化，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其实，农民和市民一样，都应该成为民生新闻的主体，成为民生新闻的报道对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三农问题”的严峻性，由于农民处于更弱势的地位。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民生新闻既是一种新闻题材，更是一种传播理念，它更多地体现为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它是在执政为民的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对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本位新闻、启蒙教化新闻的反叛，是站在民众的立场反映民众的生活、关心民生的疾苦。这种对民生的反映，应该是全面的、全方位的。既要反映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又要反映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但是在我国不少新闻媒体的民生新闻报道格局中，特别是在部分都市报和以城市观众为主要受众的电视节目中，有关农民民生问题的报道并非尽如人意。不仅报道数量少，而且不少涉及农民的报道并不是以农民为主体和主角，而是在写到城里人的菜篮子或水果丰收时，顺便连带到农民。另外，一些新闻中的农民形象，常常是贫穷的、愚昧的，是与都市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而有意无意间忽视、淡化了他们的善良、勤劳和朴实。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是对民生新闻定位的歪曲，长此以往将对民生新闻的发展走向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
其实，市民和农民都应该成为新闻媒体民生新闻报道的主体。市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深刻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我们在关注城市市民民生状况的同时。也应同样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不能忽视民生新闻中的农民题材。实际上，在农民的民生题材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其中有不少报道内容具有重要
的新闻价值。认真挖掘并报道它们。将进一步拓宽与丰富民生新闻的报道内容，进一步提高民生新闻的可接受性。
三、处理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加强人民精神生活的报道
民生新闻是关乎老百姓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的新闻，其内容涉及到物质生活层面和精神生活层面两个方面。相对而言，老百姓物质层面的有关衣食住行的信息，在民生新闻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反映，如交通、治安、住房、购物、求医问药、物价浮动、消费维权、人才招聘和下岗再就业等为民众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参考坐标。仅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在2008年下半年。各大新闻媒体都报道了“三鹿奶粉”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报道了事件的处理情况，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体现出鲜明的指导性和服务性。但与之相比，对“问题奶粉”事件在人们精神层面上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则报道不多，且缺乏深度。有学者认为，民生新闻拓展内涵、实现自我转型的途径之一，应该是“从对民众生活的‘原生态’的描述转入对民众精神生活和心理生活的表现”，以深刻地反映出当代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生活同样是新闻资源的富矿，他们的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民主精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所恩、所想、所感等，蕴涵着丰富的新闻价值，应该得到更为充分的反映。
应该看到，新闻报道在告之以事的过程中，还在传播文化道德理念。实现审美享受和休闲消费。大众传媒既是重要的舆论工具，又是典型的休闲文化。理应将笔触伸向人们的精神世界，满足受众休闲需求的娱乐需求。民生新闻强调民本意识、民生情怀，更需要反映民心和民声，培养高尚的情趣。因此，将民生新闻报道的视角，更多地投向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用较多的篇幅去反映他们的精神追求和喜怒哀乐，不仅是拓宽民生新闻报道领域的需要，也是民生新闻报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处理好专家视角和平民视角的关系，力求让平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民生新闻所讲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同样是讲故事，却存在着一个由“谁”来讲和“从谁的角度”来讲的问题。具体说来，民生新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还要进一步做到由“老百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就涉及到讲故事者的视角问题，即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角度问题。目前有不少民生新闻把话语权交给了普通百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也有相当多的民生新闻，在报道中仍然采取专家视角和业内人士视角来讲述，报道的口气常常是“据专家分析”，普通老百姓则很少有话语权。
民生新闻的受众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更关注、更容易接受同类人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由普通老百姓以平民的视角来观察和解读民生新闻，所产生的效果往往要好于以专家视角的解读，因为这种解读更具贴近性，能更好地反映他们的看法。对于以反映百姓生活为宗旨的新闻而言，要提高报道的接近性、亲近性，就应该善于从百姓的视角出发来讲述新闻。不能由专家唱独角戏，要在新闻的舞台上看到群众的亮相、听到群众的声音。这声音不仅仅是呼声、愿望和要求，还包括标志着话语权的讲故事的声音。
民生新闻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平民视角，视角常常和聚焦相关联。视角不同，聚焦点也常常不一样。如果专家叙事居于强势地位，就意味着平民的失语。平民只作为叙事的对象而不能成为叙事的主体，就不可避免地丧失其自身的自在性，而只能成为受动的、屈从的对象性存在。从个人的角度讲，这是身份感和归属感失落后的精神家园的迷失；从叙事文本的角度说，这是富有个性棱角的鲜活记忆丧失后，“专家”外表所掩饰不住的抽象和残缺。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发展；交易信用
一、交易视角的农村金融内涵
在交易视角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只有真正具备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能确保农村金融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市场自然会诱导出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相反，如果忽视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人为地向农村经济系统强行输入某种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带来农村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使这种农村金融机构陷入运转困境。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组织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因此，农村资金融通只是农村金融外在形式的概括，而非农村金融本质属性。农村金融不论其数量、规模、现代化程度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如何，其本质都是信用关系制度化的产物，是不同产权主体基于信息、信任、信誉和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活动，它通过信用工具将分散资金集中有偿使用，以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组织这些活动的制度安排构成经济系统及其运动形式。农村金融系统是由资金的流出和流入方，连接二者的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中央银行和其它农村金融监管机构及其运行制度和机制共同构成的。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农村金融交易不足的问题，更进一步讲，是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问题。基于交易视角，农村金融形态的变迁应该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只是其功能的实现形式。因此，农村金融的概念内涵在功能意义上表现为：
（一）农村金融是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是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对应、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为认定农村身份，或只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金融，或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组织体系。只有那些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才属于农村金融的范畴，即农村金融的交易功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形态，而不是相反。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机构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现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发挥程度。
（二）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的交叉系统。农村金融从属于农村经济系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应包括农村金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影响；同时，农村金融又属于金融范畴，是整体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研究金融问题不能回避农村金融。同样，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不考虑整体金融的影响，农村金融系统运动既是金融系统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与农村经济需求相一致的独特形态，是宏观经济环境下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农村金融是内部功能和结构复杂多样的系统，农村金融的内涵既要从理论层面上根据整体金融状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来理解，又要从现实层面上根据农村金融的现实状态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理解。在理论上，农村金融应当包含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储蓄、信贷、结算、保险、投资、理财、信托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组织体系，或者说和整体金融应该是保持一致的组织体系。在现实上，农村金融则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点的不断演化的动态结构。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分析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向普遍主义信用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金融发展的过度干预，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
参考文献：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9
【关键词】农村包围城市内涵马列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就是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中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长期的斗争中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夺取全国政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国人民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经历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从小岗村到华西村，从乡镇企业崛起到深圳特区的奇迹，中国经历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民正在胡总书记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经历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广义内涵，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最重要内涵
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同志注重调查研究、科学实践，发挥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精神，认清了中国的国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反对本本主义》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基础，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到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的变动问题，而是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将革命的立足点放在何处的战略问题。在实践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从中国社会的性质来看，中国民主革命必须从农村的武装斗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制度，从中心城市发动和平斗争开始，再转变为武装夺取政权。而中国社会没有这样的民主制度，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
2.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来看，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3.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分布来看，革命力量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过程经过如下路径：
城市中心城乡并举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邓小平讲过：“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很朴实的道理，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在中国具体化而又有说服力的高明之见。
二、重视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又一重要内涵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而军队建设、战略战术也与此有关。1925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阐明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为了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不同的土地政策。
1.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必须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依靠力量是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早年的农村调查，使其认识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乡村豪绅阶级的力量是农民。认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3]这就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农民运动的经验，为我党在今后制定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奠定了基础，从而解决了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村革命斗争中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2.“农村包围城市”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拥有土地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不在依附于土地。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1928年12月，主持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农民获得土地的神圣权利。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而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的联产承包既保证了土地国有的性质又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现在胡总书记领导的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革命”，正在解决三农问题。如果正确解决了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的野蛮拆迁问题，低保和农保等问题，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邓小平所倡导的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就指日可待。
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第三个重要内涵
1.保持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向胜利，是因为我党既充分发动群众，又保持先进性。而不是把先进政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演变为农民起义。“假使共产党不预先整顿自己的队伍，不巩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民中的领导权，就是发生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也不能利用这种客观的条件，来取得革命的胜利。”[4]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强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同时要求加强对农民的领导。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将党员和战士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党在“农村包围城市”过程中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2.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认为，革命战争必须与民众相结合，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还认为，民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淮海战役则使典型的人民战争，山东的独轮车，东北的大炮弹一个都不能少。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是：（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2）党指挥枪的原则。（3）人民军队建设还包括必须坚持的政治工作的原则。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这一建军原则也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美国记者的感叹可以看出战争的伟力确在人民之中。
除了以上三方面，“农村包围城市”思想还有很多内涵，甚至还有很多拓展。早在1930年5月，就从理论上总结历史教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批评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等中国共产党人不唯上，不唯书，非常重视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独立思考，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从而有理有据地敢于突破“城市中心”的旧模式，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新模式。
“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包含了从实践中学习、从历史中学习的内涵。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错误，显示了根据地的重要性。这是处于弱势情况下的生存办法，既保存了实力，也树立了信心。井冈山是一面旗帜，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希望，就能坚定信仰，消除流寇思想。虽然“水泊梁山”、“晚清白朗啸”、袁文才等都做过山大王，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新山大王，是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思想的论持久战、游击战争、运动战等到了卡扎菲那里为什么就不行了？关键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人民利益而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留给我们太多的启示。从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到抗日战争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从解放战争根据地力量的壮大，到新中国的土地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从小岗村联产承包到华西村的集体经营，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到深圳特区，从浦东开发到全方位改革开放，无不体现“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继续挖掘。
参考文献：
[1].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10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