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的作用篇1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儒家思想思政
一、引言
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中一幕亮丽的风景，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根基，其中蕴含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政治教育、民俗礼仪、历史风情、建筑服饰、、民族性格等诸多方面皆与古代文学密切相连。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魏晋时期的纵论玄学、高谈佛道，从诗词中的黍离之悲、命运哀叹到小说散文中的觉醒挣扎，都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直至今日，其教育功能犹在，不可小觑。如何将古代文学的教育功能运用到当前教育中来，是每一个教育者都应深思、考虑的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方针政策的体现，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每个学生或青少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和人生观。进入新世纪后，计算机和网络迅速普及，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西方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很多青少年在思想得到解放的同时，染了不少恶习，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虽然整体的趋势是良好的，但也有部分学生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误入歧途，各种不良现象频频出现，如暴力、颓废、自杀、网络诈骗、性等，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政治教育缺失，不少学生在青春年华便付出了惨重代价。前些年的马加爵事件、付成励事件与他们自身政治教育的贫乏不无关系；近些年，大学生自杀事件屡屡发生；前不久，某大学生开车撞人后，为推卸责任，竟然藐视法律而欲杀人灭口；官二代或富二代犯错后，不敢承担，反而弃法律舆论于不顾，凭借权势、金钱的关系来息事宁人。可见，当前社会的价值观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形，不得不引起重视。
儒家思想影响了我国近两千年，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仁”是儒学的核心，在仁的基础上重视并发扬礼，“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从而建立起一套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政治观念是入世，为政治所服务，促进社会的和谐。“仁”的思想很广泛，坚守“忠恕之道”，不断升华自己，从“亲亲”到“泛爱众”这是基本要求。“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并不难，难在坚持，只有心中有“仁”，不断坚持，不管道路多么曲折，都矢志不渝，方能修成正果。儒、道思想在我国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道家在政治上崇尚“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在特定时代，其政治主张起着很大作用，但过于理想化，从当前的世界局势分析，并不是最佳选择。
三、爱国教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无完卵”，作为一种高尚的情怀，爱国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在现代教育中，也应从小培养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树立起集体意识。《诗经》中的《载驰》通过吊唁之事来表现许穆夫人强烈的爱国之心，《黍离》则是借助黍禾的成长展示对故国的哀思。屈原做《离骚》，为了楚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明知性命堪虞，依旧忠于祖国，不惜以身殉国。蔺相如在强秦面前毫不畏惧，以大局为重，只身拜谒秦王，只为赵国尊严，期间受武将廉颇多番挤兑，始终谦恭忍让，最终不但留下“将相和”的美谈，还维护了赵国的利益和尊严。苏武被困塞外十九载，餐毡饮雪，受尽折磨，从未言半个降字，此等爱国之心很值得我们学习。魏国大才子曹植在《白马篇》中塑造了一个视死如归的游侠形象，爱国热忱十分高涨。“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将诗人的豪迈气概及强烈的爱国情怀淋漓展示。
唐朝，诗歌高度繁荣，随着大唐王朝的式微，各种问题齐齐涌现，杜甫在此环境中成长，其诗中充满了对人民大众苦难的哀戚关怀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等诗句，将作者一腔炽热的爱国情怀尽情抒发；《三吏》、《三别》，尤为著名，因关怀现实和民生疾苦，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宋朝受周边多个国家侵袭，战争不断，此间产生了大批的爱国主义诗人，最为著名的如陆游、辛弃疾。陆游一生作诗近乎万首，以爱国诗为主，“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处可见诗人甘愿为国捐躯的拳拳之心，直到临终，诗人仍心系江山社稷，祈盼祖国早日统一，留有四句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等深情，感人泪下。南宋偏安一隅，爱国词人辛弃疾投笔从戎，征战沙场，只为有朝一日能够收回失地，重振大宋雄风，却众生未能遂愿。“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写出了词人誓杀敌兵的豪迈气概；“莫邪三尺照人寒，试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作琴伴，未须携去斩楼兰”，寄托了诗人的凌云壮志。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响彻千古，唱出了我中华民族的骨气，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明清时期，民族矛盾激化，文人志士的爱国之情再度高涨，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黄宗羲、孔尚任等人通过诗歌、杂文、散文、戏曲等多种文学形式来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思。
四、抵抗逆境教育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到处都隐藏着未知和挑战，尤其是现代社会，竞争加剧，各种压力袭来，由于教育的不足，大多学生的心理素质极差，承受力很是薄弱，在逆境中难以奋起，反而易堕落、颓唐，甚至导致更为严重的行为。因此，必须提升当代青少年的抗挫折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逆境中成长，敢于接受生活的各种挑战。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身处逆境，勾践没有轻生没有放弃，而是忍辱负重，经奋发图强，终于灭了吴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从这许多古人身上，我们都可看到，他们的成功是经过了许多历练和磨难后才取得的。司马迁忍受着奇耻大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洋洋洒洒，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一页；苏轼一生与政治打交道，多次被贬，但他从未气馁，反而积极面对，其豪放旷达、乐观处世的态度使之不仅在文学上颇有建树，千百年来，更是受到人民大众的极度喜爱。曹雪芹本是富家子弟，养尊处优，然而世事无常，家道式微，清贫的逆境生活并未将他打败，历经十年贫窭，终于写出千古第一书《红楼梦》。
五、情感教育
文学作品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其感情真挚。人是情感动物，一生都被各种情感包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应该处理好多种情感之间的关系。对当代学生来讲，自我主义比较严重，且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容易变得孤独，从而催生出心理上的疾病。
不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需要认真对待，学会感恩，有知己朋友，收获一份美好忠贞的爱情是许多人的梦想，古代文学在情感教育方面同样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从诗经中的《寥羲》到孟郊的《游子吟》，其中父母对子女的深情挚爱感动天下；从蔡琰的《悲愤诗》到左思的《娇女诗》更是将亲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表达了因战乱而离散的兄弟之情。伯牙、子期的故事从古至今一直未衰，两人的友谊之深如高山、如流水，长久不绝；李白、杜甫是我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大诗人，虽然年龄有一定的差距，但二人友谊颇深，李白与汪伦同样情谊深厚，“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用千尺潭水来比喻两人之间的友情，虽是夸张，但足以看到诗人与朋友间的情谊之深。现代的爱情大都功利化，而且许多学生都出现早恋现象，由于缺乏对爱情的正确认识，不少人会走向极端，自杀或杀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为此，有必要从古代文学中吸取经验教训，《诗经》中的淳朴无邪是爱情的经典，值得背诵学习。
六、结束语
古代文学涉猎范围甚广，对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其教育功能十分强大，本文对其中几个进行了分析。古代文学中的精髓部分正是当前教育缺少的，为提高教育水平，有必要对古代文学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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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作用篇2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价值；教学生活化
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新生力量，注重学生个体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成为教育界面临的一大考验。古代文学教学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重要途径。
一、古代文学的教育价值
古代文学教育可以将人文教育、历史教育、政治教育和礼乐教育等等融为一体。
1、传承文化
韩愈在《师说》中所提出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笔者认为“传道、授业、解惑”并不只是为“师”者的任务，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任务。“传道”是古代文学教育的首要任务，这里的“道”实际上指的就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古代文学教育既是通过一代一代的教育，才将中国古代的文化和传统的民族精神继承和传播开来。
2、树立经典
古代文学教育是指教师将教材内容传授给学生的过程。这里的教材是指文学文本，必须具备一定的权威性。由于文学教育与经学教育通常具有一致性，所以儒家的经典文本就成为古代文学教育的权威读本。
3、服务现实
在古代，就有无数士子都通过文学教育步入仕途，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在现代，从古代文学教育的功能来说，其形象性、生动性、潜移默化的功能，能够起到移风易俗、教化思想的作用。
4、塑造人格
古代文学教育要求以“德育”为先，以培养学生的品德为主要目标。《大学》中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教育过程更是渗透在许许多多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要求学生从文学作品中感知“德育”的思想和力量，塑造完美的人格，提升个人的修养。
5、发展学术
古代文学教育可以将经学、历史、哲学、政治和礼乐结合在一起。在文学学术得以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的文学作品中虽然选择了相同的经典篇目，但在分析评点时却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可供学生择善而从，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现状
虽然说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但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需求和价值观的改变，使得古代文学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不断下降。虽然说素质教育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是成效却并不明显。
1、古代文学教育的地位日益边缘化
古代文学教育不仅仅是学习“之、乎、者、也”，更是让学生学习做人，培养学生认知、情感和人格的重要途径。由于受到现实主义教育观和价值观的影响，部分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片面的认为教育就是以“会做题、能考试”，学生所学只为考取一个高分数，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未来职业生涯的可持续性发展，古代文学教育就成了可有可无的课程了。
2、教学内容陈旧、单一
由于古代文学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不够，学校对艺古代文学教育的投入甚少，缺乏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教学手段，这些都导致语古代文学教学内容陈旧、单一且授课过程过于模式化和流程化，所教授的内容过于强调共性，无的放矢。
缺少特殊性，使得课堂气氛死气沉沉，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3、教学缺乏时代特性
古代文学教育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而是应该时时站在社会的制高点，紧跟时展的潮流，并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教育工作者应从社会本位出发，对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深度挖掘，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三、古代文学教育的“生活化”
如前所述，古代文学教育的现状需要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去改变。笔者在此提出古代文学教育的“生活化”教育方法，有利于古代文学教育的进步和改善。教学“生活化”是指让教学处于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古代文学教学的“生活化”有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作者描绘的生活场景，解读文学作品中客观存在的内容。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体现。哲学讲“物质决定意识”，古代文学作品的出现，正是作者所处的时代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意识反映。这些反映有些是外显的，有些是内隐的，都需要教师帮助学生去发掘，帮助学生轻而易举的读懂作品，并作品的内容产生兴趣。
第二，了解作品创作时期，作者的现实处境，及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作者个人的经历等。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会被牢牢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帮助学生在作品中寻找当时社会的影子，也要联系当下的现实生活，追古溯今，为作品解读服务。
第三，“生活化”教学是指创造一个自然的、愉悦的教学环境，根据学生的既有认知和现实生活，采用通俗的方式，把日常生活的用语融合到古代文学作品的讲解中去，着重授课幽默感和通俗性。幽默的语言可以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俗易懂的解读，让学生能更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社会生活场景、人文环境，记忆作者的人生理念。
四、总结
与其他课程的授课相比，古代文学教育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学校领导和老师应提高对古代文学教学的关注度和重视度，推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保证古代文学能更好的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服务。
参考文献：
[1]张新科.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价值与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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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作用篇3
【关键词】六艺；尚礼好古
先秦时期的美术教育，没有明显的教学体系和课程组合，还没有独立，是含于提高文化教养，成就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之中。其美术教育思想史以“尚礼好古”为主要思想的经典教育思想。
一、“六艺”与百工
礼、乐是“六艺”中最主要的内容。《礼记》曲礼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尊卑亲疏等级名份的规范，并通过相应的礼仪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先秦百工美术教育，所遵循的礼仪典章制度即系于此。《论语》阳货云：“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记》乐论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中略）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乐是先秦文明教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是外在的规定，乐是通过钟鼓歌舞、五音八声，陶冶内心情感，以通伦理。“六艺”教育中的乐教，主旨在于以乐风德，同时也是主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对于艺术情感、艺术品味等素养的造就，有重要作用。
以贵族子弟为主要对象的“六艺”教育，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礼记》乐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六艺”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天文、历算、医术、匠造等技艺、技术，则通过学校以外的途径，由从事相应职业者，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并且世代继承。《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这些“执技以事上者”，社会名誉不高，“不贰事”即不能迁业，“不移官”即不能入仕，“出乡不与士齿”，与“士”相比，他们没有地位。由此，规定了中国古代百工的基本身份，三千年大体不变。在先秦礼仪典章制度规范之下、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要原则的百工美术教育，在整个先秦社会教育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
《考工记》篇首开宗明义提出了“百工”的概念，指出了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并规定了百工的职责范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中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中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后面的两句话，显然是告诫百工要安守本分，有明显的正名定份的教育意义。随后，指出了工艺精良的最高境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部分总论文字，从百工的身份本职和专门技艺两方面，作出了规定和要求，体现了明显的进行专业意识教育的目的。
总论之后，《考工记》划定出六类共三十个工种。分工的详细，反映出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为技艺教育的单一化和具体化规定了界线。
这样一来，美术教育就相应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高踞于社会阶级上层的贵族的教育，重在教育艺术鉴赏力，一种是对工匠，艺人等百工的教育，重在进行专业技能的教育。从这两种美术教育方式中，不管是收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还是靠师传徒、父传子的方式，都要遵循典章仪轨，通过不同的美术教育途径来反映“尚礼好古”的教育思想。
二、“尚礼好古”的教育思想
“尚礼好古”、以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这种教育思想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的教育历史，成为我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无论百工、宫廷画师或是贵族、文人，莫不以此为入门手法。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诗》大雅蒸民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正义云：“古训，先王之遗典也。式，法也。”凡古训、古典、古雅、古道、古义、古意、古风之谓，不惟在时间上追溯仰慕古人，更重要是强调其典则、经典、肃正、典雅、雅正的品格，并归乎于礼。孔子“信而好古”其所谓古者，要义在此。这一“信而好古”、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主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又表现为对“为人师表”的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大略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儒效曰：“有师法，人之大宝也。无师法，人之大殃也。”《荀子》大略曰：“言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师云亦云”是基本的要求，未可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相诋讦。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孟子.离娄上》曰“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礼记.玉藻》“周还中规，折还中规”；《荀子.劝学》中说“其曲中规”。做人的“礼”在美术教育中转化为一种“中规”的要求。要合乎规范，就必然要求崇尚古代的范本，也就是“好古”。《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后世论画论书，凡所鉴评，高古、古雅、古邈、古香、古风、古意，俱为上品。无论百工伎匠，宫廷画师，或是轩冕贵胄，士子文人，莫不以模范经典为入手法门，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最基本的原则与最普遍的观念。
三、“六艺”与“尚礼好古”的美术教育思想对后世美术教育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美术教育始终贯穿“尚礼好古”的基本教育原则。对整个中国古代的美术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现代美术教育也有深刻的启发。东晋顾恺之“以古求人”以及中国绘画讲究“古意”的传统，追求画面的“神韵”，书法方面也始终以《兰亭序》《多宝塔》等为范本，绘画方面《介子园画谱》等的流传都与先秦时期尊崇的“尚礼好古”原则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六艺”教育所强调的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则是对现代美术教育中人的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要求文武兼备，人格和谐。“礼”是外在的规定，即德育；“乐”是通过钟鼓歌舞、五音八声陶冶内心的情感，以通伦理。“礼”着重于社会规范的设定和教育，而“乐”着重于社会统一性的心理感化和培养，礼乐分工，但又相辅相成。“六艺”中的“乐”和“书”是一种艺术的教育，乐教，主旨在于以乐风德，是主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对于艺术情感、艺术品位等素养的造就有重要的作用。可见礼、乐是古代六艺中代表了德育的教育形式。？“六艺”中的射、御、数是我们现今认识当中的体育和智育。儒家用“六艺”概括，规定了一个儒者所要修习的主要方向，不管这种六艺之知曾经合理与否，至少提示我们一点：要成为一个可堪大用的人才，必须先有一个全面的学习，既包括知识修养上的，也包括道德品格上的，甚至于待人接物的方式，言谈举止的风度。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其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总之，先秦时期的美术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美术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素质教育的实施也是有所启发的。
【参考文献】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m].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
古代教育的作用篇4
不识不懂文言文，就等于不能读古典书籍，又如何能受传统文化的薰习。这必然导致民族的文学、文化传承的断层，甚至消亡。而丧失其传统文化教养的人，也很容易丧失理性、反省力与创造力。对古典的学习正是使中国人一面提升语文能力，一面启发理性、开拓胸怀的最直截有效的教育。中国语文一直重视古诗文的教学，注重对学生的古典教育。虽颇多曲折，却是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中国古典教育历史：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古典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无论哪个历史时期，人们都十分注重对前代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直是古代儿童学习的不变读本，以便在教儿童在学习识字的同时，渗透古典教育。这是中国语文古典教育中值得重视的经验。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西方教育制度开始传入中国。清政府1902年颁布《钦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奏定中学堂章程》。这两个标志着中国语文学科的正式成立的章程，都把“读经”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1月，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代之以修身、国文和历史等。而高校里有关儒家经典的内容，也只是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学的文献，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从此，中国语文中的古典教育冲出了“读经”的藩篱，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后，1915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曾提出《教育纲要》，仍强调读经教育，遭到陈独秀等人的猛烈抨击。
1934年2月，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的演讲，提倡“尊孔读经”。1937年，何键还在三中全会上提出过一个明令读经议案，希望中小学十二年之间，让儿童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也遭到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读经”运动最终不了了之，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文化广阔视野下的古典教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语文中的古典教育受到严重冲击，有时甚至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其中，1956年，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叶圣陶先生的主持下，由游国恩、周祖谟、隋树森、吴伯箫、张毕来等组成编写组，编写了全套中学文学教科书。
在这套文学教科书中，古典教育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语文教育逐渐受到政治的影响，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古代作品被视为“封、资、修”的内容，古典教育逐渐成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十年“”期间，整个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古典教育更是少人问津。直到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教育的“春风吹又生”，古典教育才又成为各级各类学校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1990年代末，中国文化教育界对过去几十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展了一场大讨论。经过这几年的总结、反思与重新审视，中国语文教育正在拨乱反正，回归传统，古典教育又重新受到重视。
古代教育的作用篇5
关键词：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着古人在道德教化领域的思考与实践。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环境、多元的思想交流、多样的价值观碰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汲取古代思想智慧，探究传统的经验方法，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探讨。
1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概念界定
很多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概述。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德育是以儒家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融合道法墨各家伦理道德传统、道德规范和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而形成的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活动的行为规范、道德教化体系和价值行为标准的总和。”也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等既在德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等问题上相互颉颃相互论争，又在德育的目的、功能和本质等问题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指出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家思想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产物，同时也指出了儒家德育思想在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结合前人的表述，我们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做出如下界定：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儒家道德规范为主体，吸收融合了道墨法释等各家道德思想、伦理规范、道德实践的，涵盖广泛、多元一体的德育思想结构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是在古代历史条件中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在德育与政治的关系上，德育政治化超出了合理限度，遮蔽了生活世界，导致了德育本质和功能的异化；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上，对群体价值的过分注重，压制了个体道德的充分发展，弱化了德育对个体生活世界的精神关怀能力等。”因此，在继承与发扬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时，需将其与当代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实际状况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做出符合时代的解释，使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在高校焕发新的生机。
2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内涵与方法
（一）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内容丰富、涵盖广泛，其中“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的含义有两个，其一从个人修身的角度来讲，仁即为“修己”。孟子曾说：“仁者也，人也。”（《孟子・尽心下》）《礼记・中庸》中也讲：“仁者，人也。”这里的“人”，是指社会人，是经过后天学习修养而形成的。因而要“修己”以为仁，加强自身修养，养成良好人格。其二从对待他人的角度来说，仁即为“爱人”。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要求人们有仁爱之心，爱他人、尊重他人，首要的就是对亲人的爱，“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爱，悌是对兄长的爱。《孝经》上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指出了孝是做人的根本。试想如果连有生育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尊重关爱的话，如何尊重关爱他人？如果人人都不孝敬父母，不尊重他人，这样的社会又怎能和谐稳定？因此孔子说：只有对亲人保持孝悌之心，才能推己及人，对他人关心友爱；才能由小家到大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直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使得‘孝'由家庭伦理范畴的概念上升为国家伦理和政治伦理。”但后来扭曲的“愚孝”观念也使得现在很多国人对孝悌思想存在诸多误解。今天我们讲求孝道，更应该返璞归真，回归孝的本质含义，爱父母、敬父母，父母是对的，应该遵从，父母错了，应该指出其错误，这样才是真正的孝，才能保持和谐有爱的家庭关系。“仁”从个人的角度提出了修身处事的准则，“礼”则从社会角度进行了制度规范。礼所反映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已经不适用于现今社会，因此我们不谈礼的具体制度指向，而是吸收借鉴其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本质和功用在于“和”。通过规范人们的言行，使其守礼，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借鉴仁、礼的思想，教导学生内以修己，外以爱人，遵守校园规范，从而在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的同时，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
（二）中国古代德育目标
在德育目标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看重人的精神气节，注重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等都表现了高洁的精神气质，令今天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精神信念的力量，深受鼓舞。北宋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传统德育的教育目标，从个人修养到太平天下，从小我到大我，一层层推进，培养受教育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对天下的责任意识。传统德育的熏陶将有助于大学生提升自我修养意识，自觉地完善人格品性，提升精神气质，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三）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在德育方法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蕴含着多种有效的方法。启发式教学法，得名来自“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启’指的是教育者引导学生思考，‘发’指的是教育者指导学生如何去表达，教育者对学生的启发作用在于引导而不是直接告知其结果。”通过这样的启发诱导，不仅能教给学生知识，更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教育家都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对人的后天成长的重要影响。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嗣，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孔子家语》）傅玄的《太子少傅箴》中也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都比较形象地说明了环境的影响作用。环境作为无形的、不易感受到的存在，是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产生着影响，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除了教育者可采用的德育方法，中国古代也十分重视人的自我教育。《周易・蹇卦・象辞》中有言：“君子以反身修德”，即通过反省自身来修养德行。曾子进一步指出了自省的具体内容：“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当然自省的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生活学习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反省的范围。“慎独”也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修养的方法，即在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况下，要自我监督，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陆九渊说：“慎独即不自欺。”袁采也说，慎独即“处世当无愧于心”。这些都表明“慎独”要求人的高度自觉性，强调自律意识的培养，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不断自我观察、自我约束和自我反省。
3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在高校中的应用
（一）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融入课程体系中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中蕴含着对当今社会有积极意义的时代价值，在对其作出现代诠释的基础上，可以适时地融入到教学中。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特征，但当前的思政课无论是在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上过于强调政治性，从而导致课堂内容空泛、枯燥乏味，无法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任何课程都不只是单纯地知识传授，思政课作为思想性政治性的教育课程，更应注重对受教育者品性的塑造与思想的引领。因而将古代德育内容适时地融入高校思政课中，不仅可以丰富课堂的内容、提升课程的趣味性，改善政治意味过浓的弊端，还可以通过对古代德育经典、人物故事的讲解让学生感受到道德的力量，体会传统的精神气节，在潜移默化的感染下提高对德育的认同度。
（二）结合古代德育方法，改善教学方式
启发诱导法告诫教师避免单纯的灌输说教，采用探索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育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的思考与探索；自我教育法启示教师应经常鼓励学生多思考、多反省，将教师的引导教育与学生的自我教育有效结合。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善也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应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教学技能水平，开展高水平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同时应不断充实自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升个人修养。教师作为教育者和引导者，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带来思想上、行为上的影响，他们对理论的讲述与践行，对工作的理解与态度，对现实的看法与思考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发展和行为判断。因此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也应注重自我教育，养成良好的个人素养，以身作则，发挥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
（三）营造德育环境氛围，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中国古代重视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注重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使其渗透到每个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随着传媒的发展，高校里也出现了很多方便又高效的校园媒体。每天的校园报纸、广播可以开辟德育模块，进行德育宣传；利用校园微博、微信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推送德育美文、德育故事，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感受古代德育的熏陶。还可以开展相关的德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使学生近距离接受德育的熏陶教育：组织相关的学生社团，引导学生诵读经典，并通过相关实践活动的举办，使学生在活动中加深对伦理道德的认识，促进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邀请有关的教授学者，开展学术讲座；利用话剧、小品、舞蹈等形式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搬上舞台等。通过这些有形无形的方式，使书本上的理论知识逐渐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认识，提高道德修养与实践。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应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加强自我修养。自我反省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修养方法。德育内容的特殊性，要求受教育者经常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不足，从细微处培养自身的自律意识，提升德行修养。现代社会喧嚣浮躁，人们通常为浮华名利所累，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静下心来修养身心。大学生处于风华正茂、拼搏奋斗的时期，也应该时常静心自省，这样既可以使自己在奋斗中时刻保持动力，又能养成良好的品性修养应对社会的浮华喧嚣，以更加坚强的姿态接受社会的洗礼。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借鉴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改善当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面对更复杂的情况，这些都需要高校、教师、学生的长期并持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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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作用篇6
为了解中学生对祖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我地三所中学的10个教学班共632名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中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所知举出中国古代对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物理知识的总结及运用的实例或故事、记载等，并指出自己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调查表明：（1）中学生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掌握总体较少，特别是热学、光学；已知部分较为集中且限于历史常识，如乐器、指南针的应用。（2）知识的来源单一主要靠课外阅读及对历史的学习体会。
2“现状”探因
当代中学生对祖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掌握呈现出内容少、了解来源单一等特点。造成当前现状的原因除学生的课外阅读量不够外，应有以下两大因素：
2.1教材编写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重视度不够，轻描淡写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首要资料，被师生视为教学之纲，学习之本，在教学活动中有重要的导向性。在许多学生的心中这样认为“课本中没有的就是不重要的”。尽管是错误的想法，但足以体现课本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现行中学物理教材虽然突出了许多好的新理念、新思想，但是在涉及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方面却给人惜墨如金的感觉。以下是对北师大版初中物理教材和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涉及情况统计：统计表明，北师大版初中物理教材总共引入中国古代物理知识13处，平均每册4.33处，而人教版高中教材总共引入7处，平均每册1处，且一些引入只是一笔带过而已。不难理解，中学生为什么觉得学习的都是外国人的物理知识，我们的教材对祖国古代物理应用史是有些忽视了。
2.2课堂教学缺乏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渗透
课堂教学是传授知识的主要环节。在中、高考的无形指引下，多数老师只讲考查内容，在课堂上渗透中国古代物理知识被视为浪费时间。因而，课堂教学忽视中国古代对物理知识的应用是普遍现象，当前的教学模式也是导致中学生对祖国古代物理知识缺乏了解的主要因素。
3加强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的必要性
新时期，我国倡导素质教育与能力教育，而素质教育，德育为先；能力培养，重在探索精神的培养。
3.1加强德育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是全民族奋力拼搏的强大动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是加强德育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当代中学生心目中，引以为豪的五千年历史文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而非科技。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在物理学的发展上，有许多成就都领先于世界。如：早在《墨经》中就已记载了对光的直线传播，影的形成及小孔成像的科学论述；春秋末年《考工记》已准确描述了惯性：“细登马力，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也。”这种认识早于亚里士多德100多年，且亚里士多德对惯性的错误论断影响欧洲近2000年。《考工记》《论衡》《梦溪笔谈》等历史著作对物理知识的记载涉及力、热、光、电、磁等各个领域。加强古代物理知识的教育必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加强德育教育的实施。
3.2用先人的智慧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
在一次讲授磁现象的课中，笔者介绍了我国北宋时期沈括对指南针的特性进行探究的经历。他曾将指南针浮于水面（水浮法），放于碗边（碗唇法）及悬挂起来进行观察，总结其特点并记录于《梦溪笔谈》一书中。在得知沈括对指南针进行了世界最早、最全面的研究，且在磁偏角的观测中早于哥伦布400多年，学生的探究精神被调动起来，不少同学找来指南针设计了不同的实验，还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现象。在教学中加入民族科学史，不仅弘扬了民族精神，而且有助于激发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4加强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的策略与实践
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源于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其中的故事性、科学性为中学生所喜闻乐见，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加强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的实践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4.1教材应突出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重要性
尽管现行教材中已涉及一些中国古代物理知识，但这还远远不够。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第一手资料，应不吝笔墨，浓墨重彩地加入民族科技知识部分。可以举例、阅读材料、物理学史、科学漫步、历史人物、插图、说一说、做一做等形式，灵活多样地展现出来。增加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在教材中的内容，突出其学习的重要性，可有效增强学生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学习与了解。
4.2将渗透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引入教学三维目标
教师在备课与上课环节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引入三维目标中，使之成为教学常规行为。有效地将古代物理知识引入课堂可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如：张衡运用惯性知识设计候风地动仪；古人运用杠杆原理捣谷、汲水、制作杆秤等；《吕氏春秋》记载“磁石招铁”等都是很好的素材。
4.3在实践活动中体验中国古代物理的博大精深
在教学中适时开展活动，让学生自主探究，亲身体验，将更有利于加强祖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网络的普及给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在学习某部分物理知识后，可让学生亲自查阅资料，寻找与当前所学知识相关的古代史料，在筛选甄别过程中既能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与体会，又能感受中国古代物理的广博。
4.4历史教材应增加科学发展史
在我国，中学生毕业后回顾起来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朝代的更迭，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也表明，历史教材没有重点突出科学发展史。加强古代物理知识教育，应从全方位，多角度加以实施，历史教材也应起到应有的作用，适当增加科技发展史内容。
5结语
古代教育的作用篇7
人类在30多万年以前，就开始了进化的历程。在农业产生以前，人类依靠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果实、根茎等生存，过着饿则捕食、采食，饱则弃之的生活。由于野生动、植物的季节和地域等方面限制，人类的生活是没有保证的。人类的生存欲望和创造欲望使人类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农业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之一。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通过研究提出，“地中海、西南亚、印度、中国北部与中部山区、东非山区、墨西哥、秘鲁等是几个基本的、独立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由这些中心形成了全世界的农业。”[1]1954年，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炭化栗和菜籽，经测定为7000年以前的遗物。1976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炭化栗粒和猪骨，88个灰坑贮存着粮食，有的窖底腐朽粮食厚达2米，经测定，这些都是8000年前的遗物。近年来，我国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址。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是最早出现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的进化繁衍、发展强大提供了物质生活条件，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古代教育就一直受着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当代也依然存在。
一、中国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古代教育的萌芽
中国古代教育活动是从农业教育开始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朝代，人类通过耕作、畜牧进入原始农业状态。农业一旦开始，人类就需要将耕作、畜牧的方式方法进行传播推广。这就开始了原始的教育活动。原始人群“为了供劳动更有成效，必须制造劳动工具。他们的劳动工具虽然简单粗糙，经验虽极有限，但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年青的成员，使他们知道群体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2]古籍中可以找到原始教育活动的记载，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写到“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叙，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原始人类传播农耕技术的教育活动。
原始教育活动是不可能与生产劳动互相分离而独自存在的，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了聚集性的教育活动，因此有了教育场所。古籍中记载的可能是最早用于教育活动的原始场所有两种。一是“成均”。“成均”被考证为平坦、宽阔的场地，用来堆积捕获物与农耕作物和聚会的地方，被认为是五帝时代的教育场所。二是“庠”，被认为是虞舜时代的学校，“庠”也是储存谷物之处。《礼记•明堂位》中这样阐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可见，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述的非集中的教育活动还是“成均”、“庠”等集中性的教育活动，都是和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许多考古发现都说明中国古代教育是源起于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
二、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农思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政治稳定。人们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统治者依靠农业维护稳定，农业在古代最具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之本，中国古代教育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重农恪印。在许多史籍中，都有重农思想的描述。法家李悝、商鞅等人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李悝在魏国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禁技巧”，即发展农耕，约束手工业。墨子在他的论述中强调农业生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聊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否则“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为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思想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论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这些重农言论的传播是古代思想家们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言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民众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拿唐代来说，唐代实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允许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同时在役期上规定农民的最高役期，让农民有更多的耕作时间。唐朝到745年有人口九百零六万，比唐初增加数倍，开垦的土地面积大为增加、粮食充盈，这些都是唐朝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和农民接受重农思想说教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活动的成果。
中国农业文明也使得中国古代教育把是否知农、会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在《论语•微子》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记录，说的是孔子带众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一天，子路迷路，遇一老农，问其看到老师没有。老农说，既不劳动，又不知道劳动知识，哪里配得上称为老师。可见“四体”勤，“五谷”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才标准存在的。1811年出生的晚清大儒、两江总督曾国藩8岁时能读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亲身感受使他非常重视对子女、亲眷的劳动教育。他教育两个儿子每天都要劳作，“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并且以同样的要求对所有女眷包括自己的老婆。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织布，什么时候种地。以至于曾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家织做的。曾国藩教育自己的子侄们:“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中国历代史籍的许多记载都反映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标准的影响。
三、中国农业社会蕴育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天人合一特点
农业生产是人们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繁殖与生产，以此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古代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吕氏春秋》“审时篇”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任地篇”提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把天时地利的自然变化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3]古代人们敬畏自然、顺从自然、寄希望于自然。中国农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点导致了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涵，使中国古代教育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说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不是天和人的实体存在，天是说指自然及其客观运动，人着重强调的是情感、欲望，即人的主观世界。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常有“天人合一“的论述，《尚书》有“惟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以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阐述。《老子•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云，“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田子方》)。“大地与我并生，而大地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典籍中又常有人与物相融的意境描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摆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大自然的变化影响人的情感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是与西方文明对自然的理性剖析所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教育。古代教育家们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他们都在教育活动中，著书立说，演讲说辩，传播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赋予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调了人性与万物的融合思想，也强调了认识自我与认识自然的统一。总之，中国古代教育的天人合一教育内容是丰富精深的，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古代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民族生产生活的范围极小。正如钱穆指出的，农耕民族“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4]由于农业生产的空间局限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限制，以及农耕发展民族企望家族繁衍、代代相传的心理特征，使中国古代教育家把家庭作为社会实施各种教育活动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单位，使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要求，使家庭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教育家们认为“天下之本在家”，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齐家”。“在封建社会，父兄在家庭中是家长，他们负责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家庭的准则。宋王弘官至尚书并进位太保，他知道自己应是人们的表率，因此注意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法，以致写书信均有一定格式，这是他的家庭准则。后人都仿效他，称为王太保家法。齐中书令王延之家教很严，见子弟要先规定时间。他的儿子伦之也用这个方法。里面包含了封建因素，但家长作为榜样注意严肃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左仆射，侍中王旸，敦敦教诲诸弟，兄弟三十余人因受到规训，所以家庭和睦。”[5]古代的许多名人大家在家庭教育中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写下了大量的“家训”、“家教”类著作，以教育子孙，警戒后代。现存最早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流传最广，被称为家教之祖。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劝人治家勤俭、安分守己，是影响最大的家教典籍之一。古代教育家的家教观对中国的家庭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曾国藩就深受儒家家教思想影响，他自己的家书又对中国近代、现代乃至当代都产生着更大的影响。钱穆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认为是影响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典，他称曾国藩为“一大教育家”。李鸿章常以曾国藩“敬恕”二字诫其弟子。冯天祥也以曾国藩的“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自勉及教育部下。的岳父杨昌济抄录过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以其中的精神教育学生。还在延安时期建议党员干部们都要读读曾国藩家书。
中国历代家教典籍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家庭教育观念虽然有不少带有封建社会的糟粕内容，但它们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重视营建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家庭结构的稳固，其中有许多思想、方法在今天都是可取的。象古人对慈、善、孝、贞、悌等家庭伦理要求，对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就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古代教育的作用篇8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古代教育的作用篇9
一、古代书院产生与发展
古代书院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首先，当时的官学衰落，士人大量失学，尤其经过“安史之乱”，唐朝陷入严重的军阀割据状态，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战争连年不决，以致于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困顿，整个社会陷入了无序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官学逐渐衰弱，大量失学士人被迫另辟奇径；其次，书籍积累和传播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民间的印刷作坊也不断涌现，所以当时的书籍得到了快速的传播；最后，私人讲学形成风气。自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就有私学之风，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加之佛教禅林影响，古代书院逐渐形成。
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发展历程从南宋兴盛，到元代官学化，经历了明代的复兴，再到清代的类型分化与清晚期的学院改学堂。[1]南宋兴盛时期，官学作用减小，为维系文化教育传统，朱熹等人重振书院。这一时期的书院多是理学家用来讲学的地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等。到了元代时期，书院逐渐官学化，汉族儒家学者们不愿做官，也不愿任教，于是退到书院自行讲学，当时的元朝政府只能对其加强控制，以致于书院进逐渐走向官学化。明朝立国后大约130年的时间里，因统治者将教育重点放在了官学兴办、科举等方面，所以对书院并不重视；直到正德年间，书院渐兴。清代书院根据不同的类型有所分化，在清代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学术思想以及学风频繁变化，因此书院深受其害。到了清末，清政府下诏对现有书院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理由，并且将各省的书院，其中省城书院改名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至此，一千多年的古代书院教育性质有了质的改变，并且以全新的形式发挥着它兴学育人作用。[2]
二、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虽然古代书院已经走向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但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指引。
（一）古代书院的讲会会讲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3]
对于古代书院而言，百家争鸣、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对现代高等教育以启示；实际上古代书院在某知程度上相当于现代的高校，其实行的讲会会讲制度，也体现出开放办学以及自由交流的教育思想。实践中可以看到，为何当前国内高校会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即多数从本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留校任教；从整个大的教育环境来看，很多高校在学术上存在着多年吃老本的现象，缺乏创新。笔者认为，高校学术并非闭门造车，相反需要多交流，甚至只有在讨论、争辨中才能有所创新，才能实现进步。正如蔡元培先生所制订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才能成为了国内高等教育的佼佼者。从这一层面来看，现代的高等院校继承了古代书院办学特点以及自由交流的价值取向。在当前新的历史形势下，高校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书院的精神，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反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大胆地去借鉴古代书院采取的会讲讲会制度，并将其分成校内讲会、校外会讲等形式，而且每会会期都规定天数，以保证其具有合理的周期性。对于校内讲会而言，可利用新课标中的研究性教学活动开展，在兴趣小组内部举行；在此过程中，高校先规定统一的讲会活动时间，不同兴趣小组可以根据研究方向，同时参加多场讲会，这样就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促使各兴趣小组的研究得以实现，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时间利用率；对于校外会讲而言，则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地去聘请有影响力的教授、学者或者老师，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自由辨别，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使学生的论辩能力以及辨识能力得到锻炼。从实践来看，校内讲会、校外会讲之间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对时间相对富余，自由度相对较大的高校开展的活动，而且其借鉴意义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更强。[2]
（二）充分尊重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古代书院教学课程的设置、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法来看，均体现了学生中心主义教育思想，旨在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发展。从主观层面来讲，古代书院的教育形式给人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教育就是体验教学的过程，这与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苦役”完全不同。对于知识传授型高等教育而言，实践上就是将学生观众、知识容器，而高高在上的老师就是主宰，他们在课堂上尽量给学生管输知识，即填鸭式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该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启发意义非常的小，只是告诉学生对现有的结论不容置疑，而且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教学完全单向性；这种没有弹性的教学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被动适应，以致于学生的学习热情、创造积极性被磨灭了，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改正该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古代书院教育中得到启示――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并且以老师为指导进行教育教学；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该种启示下，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学会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并且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擦出智慧火花，及时更新知识体系。目前来看，国内很多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均提出了以生为本的基本理念，促进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生、老师角色转变，将课堂还给学生。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特点以及学校的整体水平等，摸索一套最合适本校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从古代书院教育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主导，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都是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主要是以学生自学、自主钻研为中心，强调的是学生自己的深造体会，老师的作用只是讲授、辅助教学而已；古代书院的该种教育模式，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治学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教多学的目的，这是古代书院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发非常的大。[4]从现代高等教育教学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书院更加注重自学研讨，这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学生自主性学习。从实践来看，古代书院强调的学生中心主义、自主学习方法，均符合知识建构特点――知识建构靠学生，老师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引导者而非包办或者代替者。从教学实践来看，通过一味地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想要使学生们有效地掌握知识、构建牢靠的知识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接受现成结论以后，一旦离开了老师的引导，则无法自主学习，就是以老师为中心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造成的严重弊端。随着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课程理论中提出的过程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标准的借鉴，从这一层面来讲，书院重视学生的自学研讨是有其科学依据和现实意义的。古代书院采取学生自学研讨的教育模式，给学生留出了大量的自主学习时间以及读书交流空间，即便是有问题向老师请教，也应当先自己独立思考；值得强调的是，在学生请教过程中，老师并不急于告知，或者强求学生立刻认同、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相反，在古代书院中，老师更多时候采取的是鼓励法，即鼓励和引导学生另辟蹊径。从这一实践过程来看，学生的角色始终具有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去接受知识、观点，学生在书院环境中，能够体会到师友中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因的感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自学研讨教育方式要比老师一味地灌输知识来的给有效，前者更有价值。所以，在现代的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古代书院的该种精神和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自主性。
（三）古代书院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古代教育的作用篇10
古代文学是人类在历史变迁中精神、思想的文字表达，既可以体现历史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情感、愿望，又可以折射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文学作品对后世人类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为后世社会发展提供参考，深度挖掘古代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一、古代文学作品为教育改革提供支持的依据
（一）针对思想教育展开
古代文学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在进行人物设定、环境描写、故事陈述等过程中都会蕴含作者内在生活态度，寄个人主观情感于作品内容，以期与读者达成共鸣，从而解脱自己或警示世人，由此可见古代文学不可能脱离思想而单独存在，即使作品文字中没有明显的思想论述，通过作品的写作背景和作品脉络也能发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1]。例如吴承恩《西游记》，从表面看是一部讲述师徒四人历经艰辛西天取经的故事，可通过与明朝中期历史背景相结合，可以看出作者对政治日渐败坏，百姓生活困苦现象的不满和反抗，但被迫屈服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无奈，作者试图通过虚构的故事暗示社会，警示世人。而教育改革注重素质教育，其主要包括思想素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由此可见思想教育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古代文学为教育改革思想教育提供支持。
（二）涉及教育体制对个人、社会的影响
古代文学作品大多由古代文人所编创，文人是古代教育的直接参与者，所以其作品会直接反映出当时的教育体制，表达出文人对当时教育体制的态度和对未来教育体制的期盼，影射出教育体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例如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讲述了范进花费35年时光于八股文学习，54岁中举人后精神崩溃的故事，借此表达封建八股取士教育体制对受教育者的迫害，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人才定义的扭曲，借此讽刺清朝教育体制的刻板必然导致社会发展滞后。现阶段教育体制改革是为了使人才培养方式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整，所以其不论对受教育者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古代文学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2]。
（三）对人才素质都具有强调性
不论是古代文学作品还是现代教育改革都将人才素质放在首位，古代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将素质明确的规定，但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过程中对素质都有涉及，通过故事、脉络精心设计，指导读者何为好、何为坏，从而起到提升读者素质的作用，例如罗贯中《三国演义》虽将杀戮贯穿故事始终，但也强调义薄云天、知恩图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蒲松龄《聊斋》虽全篇讲述鬼怪，但也劝人向善，由此可见，古代文学中对素质已经有所偏重，为素质教育改革提供素材。
二、古代文学对教育改革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爱国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育改革强调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需要，所以人才必须具有爱国情操和正确的价值观，而古代文学中表达先贤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比比皆是，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有针对性的选择阅读，可以在无形中使学生受到精神熏陶，从而形成爱国情操，例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辛弃疾“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表现出作者浓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直接素材，使学生通过选择性的古代文学阅读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认清历史使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加深学生对“和谐社会”的认识
教育改革强调学生个性发展、能力培养等，在和谐社会的创建过程中，必然要使对学生“和谐社会”的认知全面，才能推动教育改革顺利进行，和谐是我国优秀的思想集合，《老子》强调“天人合一”，儒家尊崇“协和王邦”，当今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通过文学作品使学生对“和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为教育改革创新途径
文学作品在对教育体制存在问题侧面揭露的同时，也对理想教育体制进行和构想，这不仅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也为其扩宽了创新途径，例如孔子《论语》提出“因材施教”；《两小儿辩日》强调个性化发展；《三字经》《千字文》强调道德、素质在生活中的作用；强调能力培养重要性的古代作品更是比比皆是，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命运、《三国演义》中各路英雄的仕途起伏等，通过古代文学阅读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对人才定义的不同，但始终未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由此可见，教育改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段历史时期教育体制都会随之调整，只要与社会发展同步，就是有意义的教育改革[3]。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