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1
[关键词]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2-0019-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动因及其对生产率变动的影响》(70773078)。
一般意义上讲，资源是指能为人类所利用并能产生效益的一切物质，资源是一个广泛的范畴，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有效性和稀缺性。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都是资源的子系统，并且总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政治资源是指“能够使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客体发生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变迁、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实体性和规范性因素的总和”[1]，西方学者认为，财富、社会及政治地位、声誉、友谊、权力、知识等等都是政治资源，政治的主体既包括国家权力机构，也包括团体或个人，他们都可以利用政治资源[2]，而权力是政治资源的核心，因此人们一切政治行为与活动都是以获取权利为核心的[3]。经济资源是指人类在物质资源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方法、手段及其全部成果[4]。在一个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市场中，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资源被政治主体视为获取一定经济资源的手段，这里的经济资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资源，而是那些政府能够进行配置的资源，于是个人或地区政府总试图掌握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以获得额外的经济资源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存在着本质联系，两种资源的结合更能为主体创造巨大收益，所以，针对一个国家来说，政治资源的分配问题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分配问题，最终对经济的地区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产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研究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相互关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掌握大量的资源并对这些资源拥有分配权，同时没有合理的制衡机制来约束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在这个假设前提下，政府总是可以因“经济人”理性[5]而出现分配扭曲，因而掌握政治资源的多寡影响着经济资源的获取，“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成了主要的资金配置原则[6]。
一、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关系
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共性在于其价值性，这是由他们作为资源子系统的性质决定的，他们在内容上有许多交叉的地方[4]，所以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总是能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一般来说，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人或地区也拥有较多政治资源，反过来，拥有较多政治资源的人或地区，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且缺乏制度制衡机制下，也更容易争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在我国，这一联系目前来看体现的十分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因为政策倾斜掌握了大量的政治资源，从而集聚了更多的经济资源，由于他们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所以又可以反过来利用强大的经济基础索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中西部地区却恰好相反，而现在西部地区政府也意识到政治资源的重要性，于是尽可能多的争取中央的政治资源，以获取和积累更多的经济资源。所以，政治资源的配置与经济资源配置相互影响，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就会直接或间接导致经济资源分配不平衡，这种稀缺的政治资源对于经济资源的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7]，我们接下来的分析能很好的支撑这一结论。事实上，公平的政治资源分配对缩小差距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扶低抑高”的战略举措，即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和对高收入者的干预，政治资源缺乏容易导致经济资源更加贫瘠，经济资源的贫瘠会进一步恶化政治资源存量[8]，这显然是一个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高收入者因为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容易导致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扭曲结合，强化这种恶性循环。
所以，政治资源分配直接或间接决定经济资源分配，经济资源会强化政治资源分配的平衡程度，在没有有效制衡机制下，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扭曲结合恶化了资源分配的不平衡。
二、资源分配不均与收入差距
政治资源的分布对经济资源的分配有重要影响，因此对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如何影响经济资源分配不平衡从而最终导致收入差距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政治资源在各个国家、地区、各种集团甚至个人之间都有内容、性质和多寡上的差别[5]，政治资源的配置是否有效率影响到地区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差别。对政治资源分配问题的研究发现，我国政治资源高度集中在首都，在各地区分配十分不平等，政治代表性的分布不均衡，使各地区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力不同，所以各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对政治资源的获取和利用[2]。陈志武(2006)对中国政治资源分配的实证研究发现，权力结构决定了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而中国正是一个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从而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均决定了地区间发展机会，权力大小甚至决定了收入高低[6]。曾明(2007)对我国政治资源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中国政治资源省际间和三大地带间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分布，东部显著高于中部西部地区[7]。
(一)资源分配不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政府拥有对财政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全面控制权，政府就可以调动所有的资源进行配置[6]，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化改革虽然使非公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许多关键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也就是说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变。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战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富起来的部分再带动没有富起来的部分，既“先富带动后富”，所以，对工业化建设的重视导致了城市发展迅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缓慢。
“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下，政府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在城市，而没有在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政治资源在城乡分配的不均匀直接反映在政策上的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逐渐拉大。近年来对农村发展的重视有所提高，政治资源的分配有所改善，但是历史积累导致的比较优势使农村即使在政策引导下也很难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发展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改善。例如就2006年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差距扩大，城乡收入比已由2004年和2005年的3.21∶1和3.22∶1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8172.5元，而具体到广州市，其财政涉农资金不断增加，但农民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而且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初始政治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政策倾向导致了经济资源分配不均，从而造成比较优势(包括规模经济)在城市的积累，所以即使政治资源分配得到改善也不足以引导足够的经济资源向农村流动。
另外，从微观经济主体来讲，也存在着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结合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掌握更多政治资源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好处，这种政治资源与自身的经济资源结合，与那些没有掌握足够政治资源的企业拉开差距，从而形成企业所有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卫武(2006)对中国环境下企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政治活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为了实现其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目标，获得政治竞争优势，可能会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治资源，制定和实施合适的政治策略，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水平[9]。进一步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收入者首先意识到了政治资源的价值，所以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他们会主动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何深思(2005)认为，那些拥有一定资本背景的人士更热衷于各种政治活动[8]。这些都会因为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且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还会扩散到更广泛的领域，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二)资源分配不均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陈志武(2006)对四类国家形态下的收入分配机会进行了研究，发现虽然在理论上政府控制资源能够找到一条更为合理的配置方式，以实现贫富差距的缩小，而事实上，我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越强，地区间收入差距反而越大[7]，其主要原因就是制衡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政治资源分配不平等，从而与经济资源的结合出现扭曲。权利集中在北京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也就是政治资源的集中分布)，接下来依次是地区市和区县，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也从最高点依次下降到最低点，人均GDp也呈现出同样的走势，陈志武认为，这种“权利级别与人均收入结构之间的匹配是由不平等的投资分配造成的”，而不平等的投资分配正是政府拥有的权力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政策优惠，或政府直接进行投资，都会影响投资分配格局，政治资源分配不均直接导致了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均。他还发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并没有遵循效率原则而是权力原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投资回报率最低但人均投资最高，中部和西南省份边际投资回报率最高，但人均投资却最少。因此，基于政治资源多寡的资源分配，使掌握政治资源多的地区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地区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如果地区想获得好的发展机会，也不得不想方设法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
实际上，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几乎体现了首都的完全垄断和城市的寡头垄断[10]。政治资源在首都及省会城市的垄断拉大了他们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也使经济资源集中在了这些拥有垄断政治资源的城市和地区。庞风仙(2007)认为，资源在城市和地区间的非公正性配置直接导致了生产要素和财富在高级别的城市和地区集聚，由此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地区发展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两极分化的格局，而造成这种资源配置不公证的根本原因，正是政治资源分配不均[10]。我们也不难看出，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的来看，政府利用掌握的经济资源以及配置资源的权力，能够实施有差别的资源配置策略，形成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格局，各地区也会因掌握政治资源的多寡而得到有差别的资源。正如公共选择学派所认为的，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内部官僚集团也会因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建立起契约交易关系，从而导致政治资源流失或不平等分配，寻租与腐败现象滋生，政治资源也与部分经济资源不合理结合。所以，那些掌握更多政治资源的地区能够从政府获得更多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资源，促进本地区的发展，而那些掌握政治资源较少的地区也会为获得足够的支持而采用非公平手段来争取政治资源。
三、资源合理分配、结合与收入差距缩小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给出的前提下，政治资源分配不均的能够间接或直接导致经济资源分配不均，最终对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产生影响。遗憾的是，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政府掌握了资源的配置权，资源配置遵循的原则并非效率而是权力，因此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差距的扩大[6]。正如陈志武(2006)认为的，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找到一个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但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权力配置原则导致的不合理分配、道德风险、腐败等因素强化了地区间差异和收入机会的不平等，政府可以选择扶持某些区域而忽视其他区域。地区为了获得扶持，必然倾向于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经济作为政治的基础，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不合理结合使资源分配进一步不平衡。所以，“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资源在地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衡分配的现状和背后的“潜规则”，地区之间(尤其是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仍难扭转……，而现在体制下，经济资源的分配和发展战略带有东部沿海和大城市倾斜的倾向，其背后的实质是政治资源的地区分配不平衡”[11]。
我们认为，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扭曲结合是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不平衡的政治资源分配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经济资源的分配，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扭曲结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导致资源在少数人手中集聚和地区集聚，从而拉大了经济差距。如何解决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根本上讲需要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有效的制衡机制能使政治资源在配置过程中遵循效率原则，从而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不足。有效制衡机制的形成，需要从制度以及政府行政效率上入手，同时深化市场化改革，合理授予政府资源配置的权力，促进经济平衡发展，如何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来实现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合理结合，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将是进一步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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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Resource，economicalResourceandincomeDisparities
LuZheng
(Schoolofeconomic，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2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发展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分析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现代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分析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3
关键词：资源政治学；“大资源观”；政治市场；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55―05
“资源政治学”的概念2005年被提出来之后，在学界得到一定程度认可。笔者《资源政治学在中国：历史回顾与展望》一文(《探索》2005年第5期)，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资源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阶段，进行了粗略概括。从这一分支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看，接下来应该思考的问题便是：在各方面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资源政治学兴起的原因何在?应该从什么角度、以何种方法和话语体系来展开研究?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继续探讨。
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资源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其广阔的社会背景，既包括客观方面如经济的市场化、社会转型等内容，也包括主观方面如个体和群体观念的变迁等要素。
首先，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使市场、交换等概念深入人心，从而唤醒了政治行为主体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这是资源政治学兴起的基本条件和经济方面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体制在放权让利的改革实践中，由农村走向城市，从计划迈向市场，经济改革沿着市场化的主线展开。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到十二届三中全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再到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这一系列改革政策的输出，使得经济生活领域由以日用品、农副产品为主的简单商品交换，发展到以高级耐用消费品为主的复杂商品交换，市场的层次也由初级的商品市场逐渐向高级的证券、金融市场等纵深领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包括金融、劳动力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变革，必然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冲击，一些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概念和生活方式，开始深入人心。如市场、交换、公平、竞争等词语，开始为老百姓所耳熟能详。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它要求交换双方所持商品的价值必须对等，从而使得社会个体平等意识增强，这有利于将国民从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形塑出的那种隶属型人格中解放出来，交换双方的主体意识得以凸现。同时，市场经济还是一种竞争经济，它依照价值规律，对市场上的行为主体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从而使交换主体摆脱了那种“大锅饭”式的思维方式，交换双方的竞争意识也益发强烈。
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得以形塑之后，人们(包括个体、群体、社会组织等)必然会想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拿什么去和别人进行交换?由此，市场竞争中的不同行为主体，也必然会对科学开发、利用和保护自身所掌控的各方面资源，产生一种冲动和诉求。
其次，由经济资源的危机意识而促成的各方面资源意识的警觉，以及“大资源观”的形成，是资源政治学兴起的直接原因。本来，由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极度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危机所带来的民众心理上资源意识的警觉，远远超出了经济生活领域。要讲明白这个道理，还得从资源观念的演进说起。
人类对资源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构成人类社会的资源观念。一定社会的资源观，通常与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一致。从历史上进行考察，人类社会资源观的发展和演进，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以石器为标志的原始渔猎时代，人类社会的资源观以可再生资源为核心，如茎、叶、花、果、水产品、禽兽等；以铁器为标志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资源观以耕地、草场、森林、水域等可更新资源为核心；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资源观以矿产、科技、智能劳动力等为核心；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电子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大资源观”正式形成。所谓“大资源观”是与“小资源观”相对应的。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人类社会对资源的理解，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通常指的是自然资源，这就是其“小”之所在。到工业时代，“资源”所囊括的概念内涵，不仅包括经济领域的矿产、土地、水等资源，还包括科技、劳动力等内容。到了电子信息时代，“资源”概念的范畴进一步拓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与之相对应，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制度资源等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一“大资源观”之“大”，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领域。
资源观从“小”变“大”之后，人们对资源意识的警觉，通常会举一反三。比如，当因工业化而导致水、矿产、耕地等资源出现危机时，人们会很快想到其所在社会的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资源的匮乏；当一个民族国家和一些民间组织出现资源危机时，人们很自然会想到自身资源的流失和维护，等等。在当前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日趋匮乏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以及各种绿色环保组织的广泛宣传，进一步促使各政治主体的资源意识的觉醒，人们要求开发和保护自身政治资源的诉求将会更加强烈。
再次，新技术手段和新媒体的应用，为资源政治学的兴起提供了研究的工具和平台。就中国的社会发展而言，计划体制下，虽然由工业化而带来的资源警觉意识也局部存在，但由于政治制度上集权式的领导方式，使个体和民间组织政治参与的渠道狭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对奉献型伦理道德的大肆宣传，一种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资源分配次序，将民众要求维护自身资源的社会行动，远远排除在合法性的行为规范之外。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领域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社会领域由伦理向法理的转型，更重要的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的应用，打破了计划体制下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对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原有奉献型伦理道德也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遭到无情的消解。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尤其是高校中的大学生群体，他们通过互联网建立自己的博客(blog)，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QQ建立自己的交往圈子，在博客和bbs上发表自己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畅言维护自身资源的利益诉求。为了提高效率和扩大影响，他们还经常在网络上组建社区，成立各类组织，为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而奔走呼号。如果说青年人的行为代表了时代的方向，那么中老年群体(尤其是高级白领和知识分子群体)对互联网的热衷，则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新媒体的应用，虽然给执政党和政府掌控社会带来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为不同群体维护自身各方面的资源，满足各自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愿望，提供了工具和平台。这是资源政治学兴起的科技方面的基础。
复次，政治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为资源政治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目前，有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在经济领域进行得较快，而在政治领域却滞后，并因此而严重阻塞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如果仔细分析，这种观点是有纰漏的。如果单就政治体制的改革速度来说，这种观点可能有一定道理，但除了政治体制之外，政治领域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政治世俗化问题，与计划体制下相比，变化就很大。以普通百姓与执政党最高领袖的互动关系为例。“”时期，普通百姓对最高领袖的盲目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高领袖与普通百姓是伟大的“神”与普通人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在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典型的例子即1984年在首都北京庆祝建国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醒目横幅。当时一些国外媒体将此事称之为“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这表明，执政党最高领袖与普通百姓的关系，在百姓心目中已经回归到人与人(而且如亲人之间)的位置。到“胡一温体制”形成之后，政府的形象也实现了从计划体制下威权政府到市场体制下亲民政府的过渡。政治权威的世俗化由此可见一斑。
再就政治民主化(主要指思想层面而非制度层而的民主)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国民的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和竞争意识得以培育，与民主制度相辅相成的民主意识和妥协精神开始深入人心。再加上社会转型期“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兴起，它们依靠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发挥着自己的影响。政治领域的所有这些变化，为不同政治主体建设自身政治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又次，政治学科中权力理论的演进和“政治市场”概念的引入，改变了人们对权力的传统认识，提高了各政治主体建设自身政治资源的警觉意识，为资源政治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权力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计划体制下，中国学界对政治权力的理解，大多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也是当时西方政治学理论著作译介少，以及为适应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需要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政治权力的解释，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①政治权力是一种经济力，这种经济力的大小，由掌控该权力主体所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决定；②政治权力具有工具性，通常被看成是不同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将国家解释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具有代表性)；⑧在权力的作用方向上，国家公权的运用通常都是单向的(统治者用国家机器镇压被统治者，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人的在概念中就有鲜明体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西方政治学著作的译介，学界渐渐认识到，政治权力不仅是一种斗争和控制的工具，它还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权力主体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其所掌控的其他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物品(如声望、组织程度等)的数量和质量。在权力的作用方向上，“影响力”强调的是双向的彼此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对西方政治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引进，“政治市场”的概念也悄然兴起。在20世纪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三次革命”(主要指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中，“政治市场”的概念主要流行于第二次革命。它脱胎于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政治学者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生活的一次尝试，为人们观察政治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其理论基石主要包括理性经济人假设、民主原则、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立宪改革，等等。这一概念被翻译到中国之后，再加上上述权力理论的演进，社会个体或群体必然会想到：“我”在政治市场上可用于影响他人的政治资源有哪些?怎样才能开发、利用和保护好自身的政治资源?正是这些追问和反思，催生了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资源政治学。
最后，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与人们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这对矛盾，为资源政治学的兴起提供了用武之地。社会实践的需要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如果从纵向比较，中国社会大部分群体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提高，但如果从横向比较，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资本、股权持有者和劳动群体之间，其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比较严重。2005年，新华社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综合报道，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衡量社会两极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二是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上，城镇居民收入年增速为8％～9％，农村居民为4％～5％；三是就行业的人均年工资而言，收入差距从1.4到6万元不等；四是体现在职业上，企业的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之间，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五是就财富分布而言，占城市居民10％的“富人”拥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而占城市居民10％的底层“穷人”，则只占全部城市财富的1.4％；六是体现在财政分配和劳动分配上，1989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6％，而到2003年，反而下降至12％。另外，根据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城乡人户调查的数据估算，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而银行估算出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魏杰，潭伟，2006)。这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有所加重。
与社会两极分化现实形成对比的是，普通民众要求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望却在不断增强。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美好愿望?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答案。就政治学研究的内容而言，它必须谨慎思考并认真回答：到底是由政治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如此急剧的贫富分化呢，还是先由贫富差距引起政治资源分配不均，再导致两极分化剧烈扩大的呢?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遏制严重的两极分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先赋民以政治权利还是只要优先发展经济即可?这既是资源政治学诞生的社会牵引力，也是其社会价值之所在。任何一门学科，之所以能称之为“某某学”，除了有其存在的社会需求外，还必须有其固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下面将主要从这些方面来探讨资源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1．研究对象。所谓“对象”，根据《现代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是指行动或者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资源政治学在展开研究时，将哪些东西作为其目标事物呢?回答这一问题可以先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①国家学说、政府机构以及实行革命与的理论策略等；②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③国家，包括国家的一般理论、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活动以及与国家有关的一切政治力量、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等；④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一切政治关系的总和；⑤不限于国家问题，举凡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这几种观点虽然有较大差异，但其共同点是都不否认国家(包括国家起源、政权组织、国家管理等)是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核心。资源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自然也是以国家为核心，包括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如何丰富和拓展自身的政治资源，如何优化自身所掌控政治资源的结构，如何抓住机遇适时开发本国的政治资源，等等。
除民族国家外，政党(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民间组织、个体也都是资源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就政党而言，各国的执政党高度重视自身的政治资源，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政党体制中，各执政党都非常重视自身的民众基础(民众支持率)、领袖的声望魅力、所依靠财团的经济实力等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执政资源，因为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中，这些都是它们稳固掌控国家政权的“本钱”。而在野党为了登上最高领导权的宝座，也经常是为丰富和拓展自身的政治资源而奔走呼号。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竞争性政党体制，但执政党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也不可能对自身的执政资源不闻不问。早在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就已经认识到执政资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性，他在“南方谈话”时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这里讲的“手头东西”，实际上指的就是党的执政资源。2004年6月和8月，在论述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党的执政理论体系时，两次提及执政资源的概念。这表明，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搞好党自身的执政资源建设，已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组织(如一些基金会、行业组织、志愿者组织等)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壮大，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益发凸现，因此，它们也是资源政治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根据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统计，到2005年底，全国共有民间组织319762个，其中社会团体171150个，各级各类基金会975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47637个，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05％、11．6％、9．3％和9．2％。其增速之快可见一斑。就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而言，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比如，在2004年关于怒江大坝建与不建的激烈争论中，北京的“绿色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这两个民间环保组织的活动和声音，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使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坝工程暂时搁置，媒体称之为“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资源分析的角度看，民间组织主要掌有公信力(包括社会和媒体舆论)、国际社会的支持、服务性收入、政府的依赖与支持、信息的传递与沟通、专业科学知识等，这些资源都能为其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力，所以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平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如上文所述，对民众个体政治资源的研究，在计划体制下，是被奉献型伦理道德所摒弃的。但在市场条件下，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健全，个人在市场中的主体意识将会更加凸现。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个人政治参与、政治表达和展示的要求和愿望将更加强烈，自我权利的维护意识也愈加突出。这种社会发展现实，要求政治学研究必将深入到对个人政治资源的探讨。具体问题包括：个人政治资源的不均衡分布、社会经济发展对个人政治资源提取和利用方式的影响、政治国家和大众社会在权力和利益关系上对政治资源的博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为资源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研究内容。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两者的概念内涵既有联系，也存在区别。研究内容的含义更广泛，它涵盖了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诸多方面。因此，除了将资源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单独阐述外，还有必要论述这门学科研究内容的其他方面。它们主要包括：各政治主体自身政治资源的建设过程、因资源联系而结成的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各政治主体为丰富和拓展自身政治资源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目的，等等。下而以各政治主体自身政治资源的建设过程为例，进行具体论述。
政治资源建设，其本质就是政治主体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拓展自身政治资源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中主要包括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和保护四个环节，这足资源政治学需要深入研究的重点内容。开发政治资源，体现在政治主体的行为活动中，主要就是收集信息，进行思想、舆论等方面的准备．这就像自然矿产资源在被使用之前，必须勘探发现、取得所有权和进行开采一样，政治资源在被利用之前，毫无疑问也要有这样的“前期准备工作”。开发政治资源的关键在于抓住机遇。利用政治资源，就是政治主体进行政策(战略)的规划、制定、调整和付诸实施的过程，也就是政治体系输出政治产品”。的过程。这就像对自然资源的加工、提炼和能世转化一样，政治资源在经政治体系“加工提炼”后，必然也会在政治行为层面输出各种政治产品，从而赢得更多民众对自身权力和地位的认同。低耗高效是利用政治资源的关键。政治资源的配置，就是指政治主体对自身政治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优化组合。按照戴维・伊斯顿的观点，政治体系的本质特征就是能够对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权威性分配。分配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社会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也包括对自身资源的分配。由于政治主体单位大小不同，各构成部分的结构和功能也天然有别，因此，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自阶级社会以来也就理所当然。罗伯特・达尔对个体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积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是其两大基本类型。对其他如国家或政党等政治主体政治资源的分配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政治资源的保护，主要指政治主体从思想意识或政策层面，对自身既有政治资源的珍惜和爱护，它主要探讨的是“节流”问题。以上四大环节，是资源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3．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门学科分析问题的关键，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千差万别。资源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很多，但以下两种值得强调。
一是“成本－效益”分析法。这一研究方法最初应用于经济学，尤其是在经济决策中。在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朱乐斯・帕帕特的著作中，首次涉及到这一概念。其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对其进行了重新界定。到1940年，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德和约翰・希克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加工，形成了“成本一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即卡尔德一希克斯准则。此后，这一研究方法在经济领域被迅速推广。这一分析法的最终目的是使稀有经济资源得到最适当的配置，充分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大资源观”形成之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资源也存在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的问题，因此，这一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在经济学中。资源政治学中的“成本一效益”分析法，就是政治行为主体根据其活动目标，提出实现该目标的各种备选方案，利用数量分析方法来计算、评估各方案的全部预期成本和全部预期效益，通过比较净效益及益本比，确定最佳行动方案。“成本一效益”分析的目的是确定计划方案的可行性，以追求目标函数的极大值，使政治行为主体在进行政治决策和政策输出时，如何以最小的政治资源耗费来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收获，从而做到政治行为的低耗高效。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4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简政放权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强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一项涉及多个领域改革的宏大工程。文章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契合一致，做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篇大文章，必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简政放权助推国家“管理”走向“治理”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它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而得出的经验反思。而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强大的压力与动力使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势所必然。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中“政府主导经济”色彩浓厚。由于市场作为主要配置资源的机制尚没有理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在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确也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积累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政府管制矿产、能源、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价格，非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无法真实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鼓励了低成本竞争和长期依赖资源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政府通过行政法规使国有企业享有金融、能源、电力、航空、铁路等行业的特殊经营权、产业政策的倾斜支持、银行低息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的优先权等，不仅阻碍了各类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扼杀了市场体制的活力，而且政府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它迫使企业经营者不是把精力用于市场上寻利，而是用于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寻租，而寻租活动又诱使政府官员热衷于政策干预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官员腐败案件频发，政府手中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则是体制性原因。同样，“经济建设型”政府也是“政府主导经济”的自然延展，政府官员一味追求GDp增长，集中资源注入与GDp增长相关的事项，甚至不惜掠夺性使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打造“短平快”项目，制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忙于微观经济活动，替企业谈判、“招商引资”，越俎代庖，职能错位，但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长期供给不足，职能缺位。显然，这种现象背后是以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政治晋升机制的激励。以GDp增长论英雄，必然促使地方官员竭力运用手中资源追求GDp。因此说，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非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而必须有政治领域的改革跟进。从经济体制改革到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联动，正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演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经济领域深化市场化改革。要求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的市场监管，探索负面清单准入管理方式和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以改变原有经济发展中市场开放不足、竞争公平性欠缺、运行透明度不高的缺陷；加快要素市场的发展，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进水、石油、电力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把政府定价严格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的状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实现政府由“主导市场经济”向“服务市场经济”转变、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回归自己的职能本位，在搞好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环境和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深远。转方式，首当其冲就是从过去追求数量规模扩张转向追求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的协调，关切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与干部政绩考核和政治晋升机制有内在的联系。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以GDp为主要指标，一俊遮百丑，客观上阻碍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迫切需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同时，这一改革不能不触及对以权力过于集中为特征的政治晋升机制的反思。此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政府简政放权，公开权力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体现了现代政府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制度反腐”，促使反腐工作进入常态化；对建构权力运行体系，要求“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表明了更清晰的指向。
应该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领域的改革，相辅相成。简政和放权于市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用制度约束权力，从行政命令到依法行政，这种转变无疑为“国家管理”走向“国家治理”铺陈了条件。
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强化政府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角色，催化社会治理体制、方式创新
过去30多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导向下经济高速增长，“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但经济建设优先、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一是伴随经济增长，区域、城乡差距乃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是政府集中精力忙于经济赶超，社会管理职能弱化，公共产品供给长期不足。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之一，就是让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这就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推进社会领域改革与创新。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促使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这就为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同时经济、政治结构快速调整和变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多，民众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人们的自主性和参与意识增强，不同主体间的冲突、摩擦增加，客观上也需要公共管理者注重调解与协商，既让合法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又通过协商与谈判形成社会共识。因此，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新体制、新方式，是社会领域改革之必然。
第一，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由区域、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协调性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一般规律。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推动政府职能回归本位的直接因素。过去长时期里，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民生领域投入不足，造成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某种程度上缺失，离民众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转变发展方式，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年来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实施医改、城乡居民养老以及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的步伐加快。财政改革也促使“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民生财政”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既要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方面发挥经济职能作用，也要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社会职能作用。可以说，实施包容性增长，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深层次的国家治理。
第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改革不合时宜的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比如实施包容性增长，不能不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否“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不“分好蛋糕”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①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管理等要素所得较高，劳动所得比重较低甚至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过低；再分配中政府用于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长期徘徊在30%以下，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表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并不到位。②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缩小贫富差别、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再如，户籍制度虽然适应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支持城市、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目标需要，但它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和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户籍制度变革对于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其扩大内需有特别重要意义。
第三，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催化社会治理体制和方式创新。原有社会管理体制重政府作用、轻多元主体参与，重管理控制、轻协商服务，重人治、轻法治，而现阶段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情势愈益显现原有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因此，改革社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之举。探索社会治理体制，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既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又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这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在社会治理体制中各归其位，这是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的逻辑延伸；就社会治理方式来说，需要改变过去注重自上而下单向管制、以行政命令为主、过于刚性、生硬而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做法，既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制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又要注重民主治理，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参与，通过协商、疏导的方式解决问题。
转变生态发展方式：重塑“生态文化”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在传统发展观那里，生产规模扩大、产值增加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尽管资源、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增长主义并不顾及粗放型生产活动对于资源使用、环境保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代价，致使资源有限性、生态脆弱性与经济增长粗放性的矛盾十分突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也愈益凸显。原材料、能源短缺和对外部供给的依赖性加深；空气、水、土地被污染的情形加重，持续的雾霾天气，污染的湖泊、河流、地下水、田地乃至荒漠化的森林，都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基于中国排放二氧化碳量大幅增长，国际气候谈判中要求中国加大环保力度、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增大。因此，发展方式转变迫切要求由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型的经济增长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
第一，转变生态发展方式推动确立“生态文化”理念。污染、破坏生态环境与人们缺失“生态文化”有关，“与天斗、与地斗”、“人定胜天”、“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些陈旧认知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倡导“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适应了当时调动一切因素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落后面貌的时代需要，但如今中国已从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乃至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攀升的阶段，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而不惜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旧俗套转变到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上来，这是从“增长文化”到“生态文化”的重大转变。让“不管白猫黑猫，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就不是好猫”、“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化”真正确立。
第二，生态发展方式转变加速科技进步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上的应用。先进技术能够减小资源消耗、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它是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的根本之道。比如开发和使用低碳技术，是节能减排的关键途径；技术创新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更为重要。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能源革命，也是科技革命。目前世界上新能源的技术竞争异常激烈。美国在发展清洁煤技术上占有先天优势，德国重点发展低碳发电技术，英国重点研究可再生能源，中日两国在太阳能与风能等能源上持续给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传统能源不足又面临巨大环保压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来说，意义非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必然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消费后的废品燃烧或填埋，燃烧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毒气，填埋造成地下水和田地污染。循环经济模式下废弃物经技术处理后再生利用，使经济发展既减少对资源的开采使用，也由于不排放废弃物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清洁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等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
第三，保护资源、环境需要生态文明制度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补偿制度。可以说，这些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构。其中，深化资源税改革和实施环境保护税，让资源使用者、环境污染者付出补偿成本，是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心。深化资源税改革，由“从量”变为“从价”，提高资源税税负有利于限制资源消耗，促使人们在税负传导下注重资源使用中的节约，促进使用资源的厂商和消费资源产品的消费者有动力调整自身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而开征环境税，使用经济手段迫使企业为排污造成的污染承担成本，有利于淘汰污染企业和优化产业结构。因此，环境税的征收标准一定要高于治理成本，还要借助司法力量严惩主观恶意私排偷排的行为。
以上分析清楚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非经济改革的单兵突进，而是多领域改革的联动、协同，且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因此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分别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运行机制研究”和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和政府转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BZZ003、122400430131）
【注释】
①迟福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发展理念变革》，摘自魏礼群：《科学发展与行政改革》，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5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政府研究
自19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加强，已经不仅局限于国家的保护职能了，而是开始干预经济和调节经济；进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局部的、临时性的发展为全面地、制度化地干预。国家对经济实行调节、促进和管理；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对某些产业的扶植，或用刺激需求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管制，以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密切起来，国家问题不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开始研究国家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国家的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问题成为各学科关注的焦点。
1政治学发展的“国家—政府—国家”历程
发源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学一向以国家和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随着19世纪末实证主义的兴起，政治学开始注重国家的具体运作，国家内部构成成份、国内的政治团体等进入研究视野。本世纪初科学主义盛行于社会科学界，行为主义方法“侵入”政治学，“国家”被当作一种抽象的实体，被拒斥在政治科学研究之外，“国家作为历史上过了时的范畴，作为政治考虑的核心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2]“政府”取代“国家”，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传统的国家论基本上属于规范研究，主要使用哲学推理和演绎的方法。行为主义则主张经验研究，注重事实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有关国家的事实资料是由构成国家的个人的活动所提供的，或者是由作为国家的代表和执行者的政府的活动所提供的。行为主义据此认为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作为基本单位，政治行为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国家和政治制度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模式的组合。行为主义还把量化方法引入政治学，对个人的政治行为可以在调查的基础上，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关于政治行为的描述，所以转向研究政府。另外由于国家是个抽象的实体，无法使用定量化的手段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取向自1930年代形成，195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美国政治学家佛·i.格林斯坦和尼·w.波尔斯比主编，于1975年出版的八卷本的《政治学手册》，全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状况，其中没有把国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政府体制与过程”则专门设了一卷，[3]政府，而不是国家成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行为主义主导政治学以后，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沿用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比较的方法，而是引入了心理学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以政府的类型、政府的权力等作为主要对象，而是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政府的运作、政府的构成、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政策的各种因素等等。
对国家概念冲击最大的是政治系统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系统，与此同时，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利益集团，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系统。各种政治组织均依靠输入—输出体系与社会保持联系，维持自己的生存。伊斯顿用“当局”取代政府，进入政治系统分析。“这种权威角色的承担者我们称之为当局。实际上，我们经常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的政府。”[4]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在其政治结构—功能分析中也沿用了系统这个概念，认为国家这个名词范围过于狭隘。[5]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主张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传统国家观的也构成冲击。多元主义者反对国家的一元主权，“把国家仅仅看成形式和框架，或者看成是可以设想的人类联合体之一。”[6]按多元主义的观点，国家并不象传统政治哲学中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国家不过是压力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器。国家并不是高于其他团体的机构，而是与社会中的团体地位相等的“多元”政治主体中的“一元”。
1970年代，行为主义的一些缺陷显现，行为主义只注重了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价值和规范等问题排斥在政治学之外。实际上，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不能回避价值，实证方式不能把握规范问题。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的不可回避使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时期，个人的自由、政府的合法性等规范问题重新被提起。政治学仅仅探讨政府、行政、决策不能为人类面临的政治问题提供足够的答案。此外，政治系统并不能取代国家，政治系统的边界是模糊的，可能比国家的界限更难以确定。行为主义以后的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对政府研究继续的同时，国家概念再次被复活，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被称为政治学向国家的“回归”（returntothestateorbacktothestate）。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代西方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国家已经稳固，有关国家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政治学的研究重点转向探讨国家的内部构成和运行规律，政治学的研究深入到政府。政府、公共行政、政策的形成过程等等问题成为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传统的国家理论失去现实需要，政府的形式、政府的过程、政策制定等政治问题上升为政治学的主要问题，政治学走向应用。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发达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多元结构倾向明显，个人自由问题以新的方式出现，社会的整合遇到新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再次出现。当社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时，国家的作用便被记起，比如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就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合法性危机，应重新考虑国家的问题。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动力来自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在社会的构成成份集团化的现实中，政府官员、立法人员、院外游说者等等以政治或行政为职业的社会成员也有了自己的行业利益，成为利益团体，他们的利益可能与社会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国家的自主性”（theautonomyofstate）问题，政府不再是个中立的政治行为框架，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团体。由于官僚们掌握着分配的权力，在行事时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国家有把其自主性最大化的倾向，现实的这种变化也是国家重新引起政治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贴于2经济学对政府与国家研究的特点
20世纪之初，西方的经济学本已与政治学脱钩，特别是关于国家、政府等问题已经不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之列。但1930年代的大危机把经济学拉回国家面前，市场缺陷的灾难性后果把国家推上维护社会经济的前台。政府干预成为政策的首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应经济危机的需要，政府问题从而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大约也是在1970年代，政府干预政策的效力走到了尽头，西方国家普遍遇到了滞胀的难题。滞胀问题的出现表明政府也是有缺陷的，政府问题进一步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
经济学关注政府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政府介入经济，自然会对个人的经济自由有所限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滞胀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政府对个人的干预，政府插手市场过程，破坏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这个时代，自由问题不是由政治学家，而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先后发表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的宪章》、《自由、市场国家》等著作，反对国家干预，重申个人自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成为经济学关心的政治问题。
经济学中对政府问题的兴趣的另一原因是一些经济学家对公共财政问题的关注。财政问题自出现以来就与国家不可分离，近代国家的建立依靠一套税收体系，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放任主义盛行，国家的作用仅局限在提供保护和维持秩序的范围，有关财政只是经济学中较小的分支问题。进入现代，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政府的活动靠财政支撑，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加深，政府的规模扩大，政府的活动范围加大，财政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公共经济成为整个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共经济的关注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学术起点，作为公共经济的执行者的政府遂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经济学注重政府问题的第三个来源是对制度问题的关心。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的提高，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等与经济的关系愈发密切，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制度作为经济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制度问题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国家和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构成成份，成为制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
当代经济学家中有的从整体的角度谈国家，有的则重点讨论的是政府。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尔森的观点较具哲学色彩，以国家作为分析单元。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制度本体论，探讨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制度的角度看国家，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假设，把国家看成统治者的工具，国家由统治者群体组成。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功能等问题，提出较全面的国家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新经济史学密切相关，因为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才能显现，对经济史的分析一般都要涉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本人就既是经济史学家，又是制度经济学家。
奥尔森专门研究集团，他甚至没有独立地谈到政府。集团是在国家的制度环境中活动，集团理论必然涉及国家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奥尔森始终没有把国家当作一个抽象的实体。从集团决定论出发，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聚焦到分利集团上，认为集团的分利化倾向迟早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因而，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方式，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可以增进经济的繁荣。这是奥尔森对国家提出的任务。公共选择学派与行为主义政治学一致，以政府取代国家。公共选择学派反对把国家当成抽象的实体，只研究现实中的政府，他们对政府的研究涉及的内容最为广泛，政府的职能、政府的类型、政府的起源、政府的失败等问题都进入公共选择的视野，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较为丰富的政府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味道浓于公共选择学派，他们的分析术语是国家，而不是政府。相对于制度这一基本概念，国家比政府在逻辑上更为接近。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合理性给出了新的论证，在克服“搭便车”现象方面、[7]界定产权方面，国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经济上已处于低效率的政府持续存在的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家合理性理论中最具特色的一点，这是政治学国家论所没有提出的新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和改变者的立场解释国家的兴衰和政府的更迭，对于抓住政治经济演变的根本动力，有独到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以突出制度创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作为其理论的学术落脚点。
二国家的起源与政府的合法性
沿着国家和政府这两个不同的思路，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用产权理论解释国家的起源，公共选择学派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政府存在的理由。
1国家起源的新制度主义解释
国家的起源问题是政治学中的传统问题，自近代以来有过多种观点，其中社会契约论大体上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尚没有足够的考古学证据，迄今关于国家起源的看法或是被认为是假说，或是根据逻辑推演的结论。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政治学对国家的起源这类的难以用经验验证的问题减少了注意力。新政治经济学则再次提到了国家的起源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把历史上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归结为两种看法：契约论和掠夺论或剥削论。他从产权理论出发，解释国家的起源。契约论认为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契约制度和确保契约的实施，如果国家保护的是有效率的产权，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契约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框架，从而促进福利的增加。”[8]契约论已经包含了国家有制定产权的功能的观点。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表，国家的作用是代表这个阶级或集团向其他阶级或集团诈取收入。“掠夺性的国家将界定一套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9]
在诺斯看来，这两种理论均是不全面的，契约论只能解释最初定约时的利益动机，无法说明定约后各方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掠夺论忽略了定约时的得利，只着眼于掌握国家权力者从其他选民处诈取收入。也就是说，传统的国家起源论偏重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国家，没有注意国家建立后的行为。诺斯的这个批评并不恰当，国家起源论的任务只是说明国家的形成，至于国家持续的动力应是另一个问题了。另外，契约论虽然只是一种假说，但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却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学说不但打破了神权论的国家起源论，指出了国家是人类自觉创立的，而且发挥了统治权来自人民的人民主权观点。”[10]
诺斯用“暴力潜能”（violencepotential）分配理论来统一上述两种国家起源论：作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可能是平等的，也可能是不平等的，“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11]对于国家的起源，契约论和掠夺论又都可以归结为冲突论，建立国家的定约是为了避免冲突，由权威来仲裁人际纠纷；掌权的阶级掠夺或剥削其他阶级激化了社会中的冲突，同时也把冲突固定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的程度则取决于各方所掌握的暴力资源，因此控制冲突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控制社会中的暴力。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12]国家的作用正在于控制暴力和分配暴力。
根据我们的理解，关于国家的起源除了冲突说之外，还有合作说，即认为国家是社会成员为了满足共同的需要而建立起来。这种主张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解释为“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13]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一种政治动物”的著名论点也强调人的合作天性，人有趋向城邦生活的本性。在冲突说中除了上述认为内部的冲突导致国家的诞生之外，还有把外部的威胁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力的主张，“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国家本身就是以抗拒国际环境压力的形式诞生的。”[14]从政治学的发展来看，国家的起源问题基本上是个近代政治学问题，已经不再是现代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诺斯重提两种国家起源论的用意并不在于提出新的国家起源学说，而是突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地位，国家对暴力潜能的分配凭借的是制定产权制度。诺斯从国家的起源问题入手，目的是强调产权理论在其政治经济分析中的基础性地位。
2政府存在的公共选择理由
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政府为研究的对象，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政府存在的理由。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的价值在于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比如国防，单个公民无力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全部任务。再比如社会治安，个人可以保护自己或小范围的安全，采取雇佣保镖或个人卫队等方式，但任何个人都负担不起保持全社会治安的费用，因此国防和社会治安只能由国家来提供。“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决定通过集团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定义为公共商品或服务。”[15]公共物品的消费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无法把国防和社会治安按人头分解为每个公民一份，也不能因为某个公民得到安全感就使该社会的治安服务因而减少了一分。公共物品具有共同消费性，即一个人消费一定数量的财富时，他人亦可消费同等数量的财富。公共物品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对一个人提供财富或服务时，对他人也提供同等数量的财富或服务，而不管其贡献的大小甚至是否有贡献。
公共物品的存在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rider）现象”。既然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非排他的，无法区分享用者是否为公共物品做了贡献，不付费而白享用公共物品便成了个人最合算的选择，“搭便车”现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合理选择的结果。但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都只想索取不想贡献，公共物品的匮乏便是不可避免的了。经济学上把之称为“合成谬误”。除此之外，还可能导致因对公共物品的争夺而产生人际冲突，无政府条件下，个人行动不能自动提供公共物品，因此需要公共权威来维护、管理和分配公共物品。从理论上，不排除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比如由个人组织卫队保护社区的安全，但与国家的警察系统相比，个人提供的社会安全服务的成本明显高得多，因此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比个人效率更高，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效应。
公共物品的维护、管理和分配要经过集体决策，由集体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品种、数量，以及每个成员应分摊的成本。这就是公共选择，公共选择专指非市场决定，即不能由个人自由地独立地选择，其价格和供求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经集体决定的决策。
由于公共物品不能自由买卖，民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无法通过市场反映，只能经由政治程序表达。由于不同群体政治影响力上的不平等，政府对民众到底期望获得多少公共物品难以做出准确判断，所以公民所希望得到的公共物品的量与公共物品的实际供给量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公共物品既是政府存在的根据，也是政府出现缺陷的契机，在提供公共物品这一职能上蕴含着在任政府与潜在的统治者之间竞争的可能。
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政府的优势十分明显。按美国政治哲学家R·诺齐克的观点，政府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来自自由竞争。诺齐克认为国家起源于个人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财产权的需求。在国家出现以前，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个人的劳动成果和财产权可能受到他人的侵害，保卫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受人雇佣，负责保护雇主的财产。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商业竞争，经过优胜劣汰的过程，最后形成垄断性机构，其职能是代替个人行使保护个人财产的权利。最初的政府是各个地区性权威性保护机构的联合体，后来演变为具有独立强制力的专门机构，政府不过是放大了的保护性机构。[16]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的行使，在提供秩序这种公共物品上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经济学也持同样的观点，著名产权经济学家科斯(Coase)认为，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17]政府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用较低的代价办到私人企业难以办到的事，有关公共问题的很多事情由于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只有通过政府是最节约的方式。与公共选择学派不同的是，科斯提出政府的行政机制运转也是要花费成本的，只有在行政解决的方法的费用低于市场解决的成本时，政府才有理由介入。
三国家的本质与政府的职能
对于国家的本质和政府的职能这样的典型政治学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看成一种企业，用企业的组织理论分析国家，并把克服“搭便车”现象和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公共选择学派则强调政府的职能本质上以消极的方面为主。
1国家的企业性质
与公共选择理论一样，新制度经济学也用交换的观点来分析国家。国家提供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安全和其他社会服务，得到的是征税的权力。国家通过征税来扩大自己的收入，税负就是国家服务的价格。“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18]选民以交纳税赋来换取安全和秩序，作为交换的一方，选民也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公共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成为评价国家的一种标准，这使得执掌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当政的统治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过高，就会受到来自国内或国外的想成为统治者的个人或集团的挑战，他们以较低的税率或较好的公共服务来竞争统治权。选民因而有了其他的选择，选民会因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转而追求来自别国的或国内的另一个统治者。“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越大。”[19]
新制度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看成一种企业，可以根据其产出——公共物品来衡量其效果。科斯把国家比喻为一个超级企业，比照企业运行来分析政府。用交易费用来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诺斯则把关于企业的组织理论引入国家分析，他认为国家的行动由统治者和人来完成，这与企业中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那种“委托--”关系是一样的。就像企业的管理一样，国家的统治能力也会受到问题的困扰。国家由统治者和官僚构成，统治者位于权力的最高层，官僚按政府的行政系统分层，各个等级的官员有自己的利益。它们与统治者的利益有重合，也有区别。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官僚倾向于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时统治者的意志往往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因为下级官员会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上级的命令。作为对策，统治者为了避免受到来自下级的牵制，一般不愿意给下层人过多的权力，目的是避免造成成本过高或失去对下层的控制。
我们认为，这是对政府官员监督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政治学谈监督问题多数是从权力的制约的角度，没有深入到官员的个人经济动机。从历史的经验看，最有效的监督发生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双方之间，这种情况下，监督者的动力最强。在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对厂商的监督正是出自消费时个人的切身利益。政治过程里，选民与官员的关系远没有消费者与厂商那样直接，对政治过程的监督动力低于市场情况，效果自然也会降低。即使在市场条件下，当企业出现以后，仍会有“内部人控制”问题。按新制度经济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即借用“委托—“关系，建立逐级控制机制，可以对官员的监督提出了一个更为可行的方法。
转贴于2提供公共物品
国家的职能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一般而论，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学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职能。现代国家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国家研究上也有明显的交叉，政治学也开始涉足国家的经济职能，经济学则开始关注国家的政治职能。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放在制度的理论框架中讨论，认为国家是制度安排中的一种，国家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具有提供安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合作、增加个人收益等功能。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实施机构。宪法秩序层次的制度，即社会的基本规则就是国家所提供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实施也主要依仗国家的强制权力。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的一个区别是对合法地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因而国家是一种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一种组织，“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到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20]国家垄断了最强大的暴力，国家所具有的强制力使它在提供秩序和界定产权方面效率最高。
科斯从产权经济学出发，认为由于存在着交易费用，关于交易双方的产权制度就会对交易活动，进而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通过界定产权，或变动产权结构，降低市场过程引起的社会成本（包括交易费用），可以起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国家的积极职能即在于此。
奥尔森从集团理论出发，也主张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国家是组织的一种，具有组织的功能，比如提供集体物品，因而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如法律、秩序、国防等。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也会限制经济自由。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民的经济自由，比如增税，从而造成个人消费自由的减少，就无法投资增加国防力量、警察力量和法律系统。政府的维持并不是靠其提供公共物品，不是依靠公民自愿的贡献，而是靠强制性税收来支付。
从公共选择的立场出发，奥尔森倾向于用税收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公共物品靠个人提供，不可能实现均衡，只能依靠强制的索取，这就是税收的本性。关于税收的强制性，奥尔森赞成瑞典财政学家维克塞尔（Knutwicksell）提出“一致同意”的纳税理论，维克塞尔认为公民不反对强制性税收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这类公共物品无法在市场上购买，也不会有任何机构自愿提供，只能靠征税来支持。维克塞尔坚持旧式自由主义观点，反对强制，坚持国家在一个公民同意之前绝不能向他收税。具体而言，政府提出的每一项开支，如得不到国会的一致同意，就应该取消。
奥尔森反对传统政治学关于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在出发点上的二元论观点，主张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和在国家中的行为出发点是同样的，均以自利为初始动机。个人并非在市场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在组织中却自我牺牲压倒一切。奥尔森在其理论中只谈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坚持用个人来说明国家，认为国家的功能是提供个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这两点与公共选择学派的立场是一致的。他没有专门论述国家的形态、国家的制度，而是用集团来说明国家。在他看来，国家不过是集团活动的场所，制度本质上是中性的。从纯粹政治学的角度，可以认为奥尔森没有国家理论。
3克服“搭便车”现象
国家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用于克服“搭便车”现象。选民的“搭便车”心理是民主政治可能失效的一个原因。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一人一票原则和多数决定原则，“从逻辑上看，这种思路是将民主社会的政治程序建立在完全（免费）信息的模型之上。”[21]实际上获得政治信息需要专门的渠道，使个人的利益要求进入政府决策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活动都是有代价的。普通选民在知晓政治信息、游说官员和议员方面要么是无法知情，要么是不愿或无力付出这方面的成本。因而，真正在政治过程中起作用的是那些组织良好的，有能力支付参政成本的利益集团，民主政治的结果就像奥尔森指出的，政策往往有利于少数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得不到考虑，有时甚至会受损。
“搭便车”现象解释了选民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听任少数利益集团左右政策。在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中，不管单个选民是否尽力，都可从结果中受益。这种形势使得理性的个体可能采取“搭便车”行为，致使在有关大众的利益问题上难以形成有力的团体。这就是“无组织的大众和组织严密的小团体之间的斗争为什么总是后者得胜的……理由。”[22]国家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思路是迫使个人参加集体行动，方式是制定排他性产权，使那些不愿意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不能“搭便车”，或给以集体成员排他性利益，或者强迫那些不参加集体行动的个人为自己的“搭便车”行为“付费”。
国家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式是制定产权，产权的基本特性是其排他性，产权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我们把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叫做‘产权’，产权系统就是‘分配权力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23]新制度经济学讲的产权比法律意义上产权概念更宽泛，大体包括三类：使用权、用益权和让渡权，因此可以把产权看成是一“束”权利。交易的过程中既有物品或服务的交换，也有权利的交换。而新制度经济学更看重的是交换过程中附在物品或服务上的权利束的交换。产权制度是制度结构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强制力。国家的出现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成就。”[24]
诺斯从制定产权这个国家的功能中得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团体不仅通过界定和实施产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基本激励结构，而且在现代世界中，政府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以及由它实施的无所不在的各种管制，也是经济绩效好坏的最关键问题。”[25]国家由于负有确定财产权的责任，进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决定性作用也不为过。
“搭便车”现象是使经济效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每一位当事人都抱有“搭便车”的心理，公共物品将会枯竭，结果将是一种“合成谬误”。搭便车现象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也都有可能存在，主要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过程，以个人自愿的方式解决。在市场领域，“搭便车”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政治过程中“搭便车”现象更是一种顽症。解决“搭便车”问题只能靠来自外部的强制，各个不同社会曾采取过种种方法，对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从界定产权入手，应该说抓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4政府的最小功能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政府：保护性的和生产性的。保护性政府的职能是确保契约性协议的执行和实施，生产性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
保护性政府对于其保护的对象而言，是外在的，它不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而行动。保护性政府并不制定法律，而是在既定的法律的规范下，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裁定契约是否被违反了。如果有违反契约的行为，给以适当的惩治。政府处于一种类似弗里德曼所说的“仲裁人”角色，担任着产权的保护与保证契约的实施的任务，“最低限度政府的法律保护伞下及一定条件下，市场‘运转着’”[26]尽管保护性政府外在于其治下的成员，但还是必须从这些成员中挑选担当执行者的人，同时又要把他们看作似乎是外在的。
诺齐克（Robertnozick）提出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也是保护性的，国家没有超出保护功能之外的任何责任。[27]政府的优越性来自市场过程，来自政府在起到保护作用时的规模优势。布坎南认为保护性国家相当于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守夜人的国家”和诺齐克的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28]
生产性政府是内在的，且必须考虑其中每个个人的愿望。生产性政府决定那些应由自己提供的物品的生产数量，所用的费用分摊方案。生产性政府的这些功能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参加决策的每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不依靠固定的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性政府是一种机制，它使得个人能够参与公共物品的决策，并得到公共物品。
保护性国家所做的是执行现行法律的集体行动，类似于裁判员的工作，生产性国家负责的是在现行法律内的集体行动，“这一套活动包括提供资金，供给和提供‘公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个人和私人在现行法律范围内的活动可能不足以充分供应那些商品和服务。”[29]布坎南区分这两种国家时实际上是分别论述了政府的两种功能：保卫个人安全和公共物品的生产。
保护性政府与生产性政府并不是两个政府，而指的是一个政府的两种职能，公共选择学派提出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指出国家的有限职能的合理性。国家的职能是有限的，仅限于提供安全、秩序和公共物品，超过这一界限，就成为“剥削性”国家了。
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中国家就像政治团体论者本特利所说的，政府是“一系列利益集团的调节过程。”集团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多元主义，按多元主义观点，国家并不重要，政府只不过反映社会上各个集团利益的平衡。政府过程不过是接收来自各个利益集团的种种压力性要求，转换为国家的政策。国家充其量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在这个问题上，公共选择派的观点有些极端，奥尔森与公共选择派有所不同，是他还认识到利益集团可能控制政策，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出于自己的利益，国家可能维持无效产权。
四国家的兴衰与政府的效率
国家兴亡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古老话题，在此问题上产生过种种理论和演义。奥尔森从集团理论出发，对这个老话题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国家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能力，公共选择学派提出政府的效率这个概念，从经济的标准评价政府行为。
1国家兴衰的集团原因
奥尔森从集团的分利倾向出发，在国别研究和比较分析中，探讨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原因。历史上许多兴盛强大的大帝国曾败在落后的蛮族手中，大英帝国自19世纪最后20年以来，增长率落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后面。相反的例子是二次战后法国、德国、日本的快速增长。法国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先是曾濒临武装革命的边缘，而后又有左派执政，尽管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到1970年法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却明显地高于英国，与西德速度相同，仅比美国低1/4。[30]作为战败国，西德几乎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日本也同样几乎是白手起家，但西德和日本却创造了战后的“经济奇迹”。奥尔森认为这些国家的兴衰原因在于其社会中的利益集团结构。
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国内既无极权统治，又无革命动荡，也没有被占领的年代。在这样的“超稳定”社会中，“各集团领导人的利益保证了绝大多数组织集体行动的集团会生存下来，因此这种社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数目与日俱增。这些团体，至少是其中的小型团体，对提高社会的生产力缺乏兴趣，却致力于从国民收入中攫取更大的份额，即使这样的活动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也在所不辞。由分利集团筑起的对自由流通的障碍以及由于决策的缓慢和相互扯皮大大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和增长率。分利集团还增添了种种清规戒律，官僚主义，以及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31]奥尔森把这种现象称为机构僵化症（institutionalsclerosis），“随着英国社会年龄的增长，在其中已形成了如此众多的强有力的各种组织和行会，从而使它患上了机构僵化症，以致适应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步伐十分缓慢。”[32]他认为古代史上的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的衰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西德、日本国内的利益集团很多在战争中不复存在，集团之间形成的旧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coalitions)被摧毁，新的集团力量弱小，还不足以左右政策。集团成立的时间短，还没有形成新的分利联盟。社会中致力于分利，甚至不惜阻碍经济增长的势力几乎没有。法国的情况是不稳定与增长同时存在，按奥尔森的理论，在动荡的环境中，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包括正面的功能和负面的功能，所以法国在战后有快速增长。“极权主义、动荡、战争使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锐减，而稳定与和平却使英国的这类集团持续发展。”[33]
与此同时，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是长年无战事，但却有比英国好得多的增长记录。奥尔森仍然用集团理论来解释。瑞典与挪威均有强大的，且成立时间较长的特殊利益集团，但两国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那里的工会是全国性的，雇主的组织也是相容性的，主要的集团都是广泛性集团。广泛性组织有考虑社会利益的动机，不是通过分利，而是通过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来为自己的集团谋利。比如，“挪威和瑞典劳工组织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与更具广泛性的劳工党派部分地联合起来（与英国的情况相反），不时强调要鼓励保护高效率和增长率的政策。”[34]而英国的利益集团大都历史悠久，范围狭隘，只代表特殊利益，缺乏广泛性，它们只注重分利，没有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动机。加之英国人的正统观念顽固，阶级壁垒森严，有的集团排他性强，倾向于排斥新成员，反对社会变革。英国僵化的集团结构遂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35]根据奥尔森对上述国家的兴衰的分析，打碎分利集团的联盟，消除制度僵化症是国家发展的一种重要条件。
另一种例子是19世纪后期美国、德国、日本的高速发展。美国独立以后到一战前，在短短100多年里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德国在19世纪初仍十分贫穷，但到1914年却超过了英国。日本在1868明治维新以后仅半个世纪内就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非西方工业强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境内的众多小邦国，日本的明治维新消藩设县，剥夺幕府将军的特权，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统一是这两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助推剂，奥尔森认为近代欧洲在世界上的率先现代化也出自同样的原因，即由政治上的统一扫除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1957年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法、德、意、比、荷、卢）到1980年代前的经济增长也明显地高于二战期间未遭受军事侵略与政治动乱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36]
这类国家的发展动力来自管辖权的统一(jutisdictionalintegration)，即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允许生产要素相对自由地流动，把一部分重要的经济决策的权力转移到新的权力机构手里。[37]共同体内的自由贸易政策对阻止垄断和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强有力的约束，管辖权的统一摧毁了原来较小辖区内的垄断势力，实现了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制度环境。欧洲国家在近代的兴起大都经历了政治统一，市场扩大，分工专业化，贸易增加这样几个阶段。“一般说来，在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比实行地方性限制的地区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38]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也正是发生在实行宪法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内。
正统的政治团体论的一个缺陷是忽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研究，被批评为只研究有限的政治现象，无法处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等更为宏观的政治现象。奥尔森的集团国家分析正好弥补了政治团体论的这一缺陷，他的方法并不是把国家、民族等实体当作一种团体，而是通过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结构的角度分析集团互动对国家的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奥尔森没有专门论述国家问题，但他从集团活动形成的结构性后果出发，找到了一个建构集团与国家之间逻辑联系较好的一个渠道。
2政府类型的效率分析
从政府的有限职能出发，根据政府的目标，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分为三类模式。一种叫仁慈的专制者模式，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但以社会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并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政策的出发点，又可称之为柏拉图式的政府，即无私的、只为全民利益的公仆政府。政府根据社会的偏好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没有任何统治者个人的，或政府自身独立的利益。政府的全部收入都用于公民的福利，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社会的总产出能达到极大化，这种政府是有效率的。
另一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模式。政府机构庞大，目标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政府整体的利益在于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官员的目标则是追求权力和待遇等。巨物型政府包括两种：一种是专制君主政府，与公仆政府相反，这种政府的目标只是使统治者的收入最大化，民众所需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君主强征暴敛，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专制君主政府是低效率的。另一种是官僚政府，与专制政府类似，这种政府的目标只是使整个官僚机构的收入最大化，选民的偏好永远是第二位的，这类政府治下的社会总产出少于柏拉图式的政府，因而也是低效率的。官僚政府与专制政府还是有区别的，统治者不是专制君主个人，而是官僚群体，官僚之间在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存在相互制约，社会的福利损失可能会减少，因而官僚政府的效率可能高于专制政府。
再一类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全体公民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决策，政府的决策与公民的偏好之间从而建立起联系，政府行为受选民的约束。选民与政府之间还有个重要的中介——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集中和综合了选民的意愿，通过种种渠道影响政策，政府的决策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民主政府中选民的偏好能反映，社会总产出有可能达到最大化，因而是有效率的。但民主政府的效率带有约束条件：社会总产出与利益集团的竞争占用的资源量成反比。
公共选择学派对三种政府模式的区分以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率为重要依据，在这点上吸收了福利经济学的观点。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分析集体的福利是如何增进的，这个目标是否实现，用帕累托最优作为标准，即“如果某个经济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以致于一个人的状况不可能再变得更好，除非使其他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坏时，社会福利就不再有改善的可能，”的时候。[39]公共选择的学术目标是研究理性的个人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借助政府决策，实现集体福利的增进。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现实中的政府介于“巨物模式”与“民主模式”之间。从政府官员的角度，作为经济人，他们的目标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有可能以权谋私，从而使国家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另一方面，现行制度下选民对政治家和官员又有制约，限制了政治家和官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消极后果。
公共选择学派在这里评价政府效率的标准是一个政府是否与尽量多的选民，或选民的尽量多的偏好相符。这时他们对效率的理解不是增长，而是切中民意，他们以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来定义效率，这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
五国家的悖论与政府的失灵
国家不能抽象地谈论，不同的国家或同样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条件下，国家并不总是主动促进经济，提高国民的福利，低效的经济和不良的政府可能会存在。新制度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国家的悖论”，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存在着“政府失灵”现象。
1国家的悖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有两个基本目标：界定产权，制定社会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收益最大化；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的产出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国家的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与使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40]这个提法被称为“诺斯悖论”，即由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而国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又不是[41]中立的，国家的目标是增加自己的岁入，统治者的目标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家的目标和统治者的目标与社会总收入的最大化不总是一致的，“新创制的制度协定往往不是使社会收益最大化的那些制度协定。”[42]
“诺斯悖论”涉及的是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所谓国家的自主性，是指国家“具有其自己的，与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或政治体（polity）不一致的利益结构和逻辑。”[43]国家自主性的提出基于国家的非中立性质，国家并非抽象的实体，而是由作为统治者的官僚群体组成。作为一个组织，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经济人，统治者们有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动机。由他们所构成的国家有自己的利益，遇到国家的偏好与市民的偏好不一致时，国家倾向与按自己的偏好行事。由于国家垄断了强制性权力，国家可以控制市民的偏好，把自己的偏好转化为社会的偏好。国家不仅有把其自主性最大化的倾向，而且国家的自主性有潜在地与社会相分离的倾向，国家的自主性问题即来自于此。在现代政治中，国家的自主性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事实，政治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集中在权力关系上，新政治经济学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式，对国家的自主性从个人动机给以解释，具有独特的说服力。
“诺斯悖论”反映的也是政治与经济的对立：出于统治的需要，一种经济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却可能是合理的。诺斯认为美国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我们故意建立起一个效率低下的政治制度，防止受到一个效率很高但想干坏事的政府的危害。”[44]政府行为并非只遵照效率原则，公平同样是政府做事的出发点，必要的时候为了公平，有可能牺牲效率。在存在权力竞争和政治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及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2政府的失灵
1930年代以前的西方经济学信奉的是市场制度和完全竞争，1929年大危机显示出市场是有缺陷的，凯恩斯主义随之兴起，主张政府是市场的合理调节者，认为“私人家庭的愚蠢行为，也许正是处理国家大事的精明行为。”凯恩斯主义假定政府是公正的，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的竞争能合理地反映社会意志。这种政治经济主张导致政府的作用大为增强，政府膨胀，预算赤字高居不下。19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滞胀的困境，失业率上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破坏市场的自由运转，使资源配置不合理，个人丧失积极性。“凯恩斯经济学导致政治家过度自由，它摧毁了对政治家正常欲望的有效约束，用凯恩斯主义武装起来的政治家能大肆花费并不因急需征来的税金。”[45]由此可见，政府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应限制政府活动的范围。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人的角度，指出了政府缺陷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
政府失灵首先表现为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民选的官员和政治家不是经济上的“阉人”，他们在参与公共决策时有自私的动机，不必拔高他们政治行为的动机。作为个人，政治家和官员不管其头衔多高，首先都不是为了追求正义，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参与政治的。“公共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都不可能成为政治家竞选和行为的最高标准。他们有可能不代表公共利益，而只代表自己或自己集团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完全可能不顾公共利益。退一步讲，政治家和官员的理性和知识是有限的，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弱点。政治家和官员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备的，信息可能是不充分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即使他们的动机是公共利益，其行为的结果也仍可能走向反面。布坎南曾指出，在“公共选择”的透视下，社会目标、国家目标和社会福利函数之类是不存在的。
政府失灵的第二个表现是政府行为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机制，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官员行动时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政治产品过剩，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资源的浪费。还因为官员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政府行为的低效率还表现为政府决策达不到帕累托最优。一是立法对行政的权力制约无效。立法只涉及政府的决策规则，政治家很难确定官员在行政中的政策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二是官员决策的出发点是部门利益，官员的动机是机构规模的最大化和预算的最大化，结果使政府开支扩大，只有利于部门，公共福利却因此而受损。官员的另一方面的动机是减少个人的成本。避免错误，减少风险。其方式是故意把决策的程序复杂化，以使一旦错误发生，责任不是由特定的个人承担，而是由官员[46]阶层承担，实际上是由社会来承担，“在试图避免明显错误的同时，他们忽略了必须由公众承担的各种成本。”[47]三是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是困难的，关于某项政策的边际社会成本在哪一点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往往很难以确定。
在现行的政府体制下，受经济人本性指引的官员和政治家的官僚主义行为模式有一定的必然性。政府部门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公众作为服务对象，无法用“退出”的方式对抗垄断。政府官员利用垄断地位，抬高服务价格，降低服务质量，变相地谋取个人利益。政府善于做表面文章，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政治家在进行政府决策时的着眼点不在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他们看待政策的是宣传效果，而不是实际效果。“一场大肆渲染的为节省几个美元而取消政府高级官员轿车待遇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可能超过为纳税人节省成百万美元的复杂的政治机构改组计划。”对于官员，政策的舆论效果大于实施效果。政治家的利益与公众的情绪一致，而不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因为公众的情绪易受舆论左右。
另一方面，选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作为监督者的选民关于监督对象（政府及官员）的信息不足，信息被政府部门所垄断。由于政府是唯一的，选民在监督时无明确的考核指标，也无法对公共部门进行比较。监督者又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的工作质量既缺乏热情，又缺乏经验，处于“理性的无知”状态。
政府失灵来自政府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一是政府部门中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的制度约束比私人企业松弛得多，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政府部门中的人们最有可能姿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最容易损害公共利益。官员越是进行合理行动，政府的膨胀可能就越严重。政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缺陷的问题，而是常常使问题恶化。“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时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出现了。”[48]二是不存在可以准确、及时反映公众对公共物品偏好的有效机制，个人偏好的加总尚无有效的技术解决方式。三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各种政策措施之间有可能相互抵消，这会使其效力大打折扣。因此，把政府视为圣人，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来解决市场缺陷的想法是幼稚的。
市场失灵问题学术界已经盖棺论定，政府失灵也开始逐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界所认识，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总结较为中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为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放弃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呢？经济学无法回答如此深刻的政治问题；它全部能做到所有的一切是研究集体和市场选择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并指明各种机制(例如污染税或承担后果的法规)，在这些机制下，一只经修补的看不见的手也许比纯粹的自由放任或无限制的官员的政治规则的制订的极端情况更有效率。”[49]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认为政府失灵问题并不象公共选择派所讲的那样严重，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时候，政府并不需要直接干预，只需要对产权做出规定，使得纠纷双方的权利明确，能够以支付费用的方式解决纠纷，即把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可以恢复市场正常运行。他甚至认为，通过适当的产权安排，公共物品也能依靠市场途径提供，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新政治经济学谈政府失灵的依据之一是人的经济人本性，在我们看来，他们在这一点在哲学上并没有超出霍布斯的性恶论。霍布斯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50]霍布斯的契约论建立性恶论的基础上，认为在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中借助国家这一公共权威机构对人际敌对状态进行控制。霍布斯把国家放在绝对的主权者的地位，认为个人一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就必须绝对服从它。与霍布斯式的政治学传统相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进步在于指出国家不是神圣的，国家并不具有天然正确性，而是有可能犯错，对国家的权力必须限制。“布坎南的理想是一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的原形是自愿的市场交换行为。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遍及于人类交往活动的很多领域，例如，人们排队买东西或等车时，虽然不存在什么正式的公式，但相互容忍的道德观念是存在的。”[51]
政治学从没有认为国家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圣人，古代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循环的学说表达的就是由于国家无法克服自身的错误而导致的制度更替，近代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对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相互制约，其出发点就是权力可能被其执掌者所滥用。政治学传统的缺点之一是认定国家可以天然代表公共利益，尽管政体有变动，朝代有更替，但国家总是公意的化身。当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了这一理论假定，以之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合法性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的意义在于指出国家的出发点并不是公共利益，政府的政策倾向性取决于官员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政府的政策可能符合大部分选民的立场，也可能只代表少部分人的利益。更进一步的是，公共选择从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来指出政府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打破了官员无私，自动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学神话。
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学说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从经济出发评价国家，包括从个人经济自由和社会整体两个角度。对个人经济活动国家是否有权干预，经济学界已经达成了大体上的一致：国家代表着社会整体，由于无政府状态下个人的经济自由会对社会整体带来损害，国家干预个人经济活动有了合法的理由。国家介入经济活动又会造成负作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经济学界的争论由此而起，如何使国家的作用限制在既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又不致于出现政府失灵的限度，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的新课题，因而也是政治经济学的课题。新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领域中的贡献是指明国家问题分学科单独研究难以深入，必须由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研究，国家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影响在研究对象上，用政府取代国家。在经济学领域，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到严格区分国家与政府的程度，由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直接面对的是政府，所以经济学家更多的是谈论政府，而不是国家。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是它的主要内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方法论特征也与行为主义在政治学中的流行有关，行为主义主张实证方法，认为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能够成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实体只能是政府。在新政治经济学兴起的时候，政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是关于政府行为的，已经出现了“政府学”这样的准分支学科。当经济学进入政治学的“领地”，研究政治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学科的学术规范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新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政府乃至国家研究，都是一种深入，其学术地位是政治学无法取代的。这也再一次说明政府问题的跨学科性——它已经成为政治—经济问题。
注释:
[1]当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而是指一种研究取向。美国公共选择派经济学家布坎南(Buchanan)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做出了较为恰当的勾勒：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包括公共选择、调节的政治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公共论丛》第2卷（1996），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8页。）本文所涉及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产权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使用的是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公共选择是西方经济学分析政治现象的主要方法论工具，因而这两个流派的观点在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
[2]（德）克·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0年版，第126页。
[3]（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前言”，第4-5页。
[4]（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233页。
[5]（美）加·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第3-4页。
[6]（德）克·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第126页。
[7]FreeRider，指不付费用而享受某种待遇的行为。
[8]（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1年版，第22页。
[9]《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2页。
[10]王惠岩：《政治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5页。
[1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67页。
[13]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58页。
[14]（日）猪口孝：《国家与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15页。
[15]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3年版，第20页。
[16]（美）罗·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1年版，第35-6页。
[17]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中译文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页。
[18]（美）道格拉斯·C·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99年版，第11页。
[19]《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7页。
[2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1页。
[21]（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第60页。
[22]（冰）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第63页。
[23]（冰）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第35页。
[2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06页。
[25]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4年版，第149页。
[26]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7页。
[27]（美）罗·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35-6页。
[28]《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114页。
[29]《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244-245页。
[30]参见（美）曼.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3年版，第7—8页。
[31]《国家兴衰探源》，第81页。
[32]《国家兴衰探源》，第84页。
[33]《国家兴衰探源》，第85页。
[34]《国家兴衰探源》，第98页。
[35]参见《国家兴衰探源》，第85页。
[36]《国家兴衰探源》，第8页。
[37]《国家兴衰探源》，第129页。
[38]《国家兴衰探源》，第137页。
[39]魏埙等：《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4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0页。
[42]《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26页。
[43]Scokpol，t.，StateandSocialRevolu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27.
[44]诺斯1995年3月9日在北京的演讲，摘自《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
[45]布坎南等：《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4页。
[47]（英）安·B·阿特金森等：《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96页。
[48]（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册，第1189页。
[49]（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下册，第1209页。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001-02
从我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进行经济改革和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仅限于学习表面，更要深入到实践中去。在当代，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对于其发展理论不能照搬照抄，对于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部分要进行改革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大胆经济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立足于社会现实，从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出发。在我国当代，就是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出现的一般性律进行总结，对提炼出来的结论再做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探索，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进行探索，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并且不断实践与发展，形成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邓小平是对这一经济理论的有力实践者。他提出，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有计划地实行市场经经济。这是适应了我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是邓小平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创新性经济发展理论，这种创新性发展，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改革创新，经实践发展证明，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次成功的实践之后，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进一步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的调控作用，直到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2]。
在一系列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就改革主要讨论的是究竟是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还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自动调节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究竟谁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的作用与发挥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看起来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实则不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并不排除市场经济的作用。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这么多的实践，我们不难得出，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或者是单纯依靠政府调控，其弊端显露无疑，只有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的发展，是经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探索与发展
目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都是在我国基本国情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科学理性地对待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根据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要想做到科学理性的对待，就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哪一部分是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时代局限性，在当代哪一部分基本原理不适合新的国情，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哪一部分的论述不能生搬硬套。
三、全面构建小康社会
曾多次提出，在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践与探索，在坚持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同时，要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完善理论。在当代，对于其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上，在充分把握当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后，稳中求变，随时应对来自国际或者是国内的经济变化形势，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步的增长。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求发展，在当代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与探索，其根本目标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中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地位[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生产率，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辩证统一，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
最后，根据时展的要求，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由过去的“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方向发展。扶持新型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向现代化发展方向迈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资源，以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抵御国际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系统完善的体系，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时代，应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经济实际发展特点相结合，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丰富马克思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学习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论述[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6，（4）：9-11.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8
关键词：民粹主义；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权力结构扭曲
中图分类号：D50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0-03
在最近几年中，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事件层出，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胜选都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民粹主义兴起打破了之前的社会平衡，社会秩序变得脆弱，社会主流思想被动摇。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林红（2006）将民粹主义归因于缺乏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推波助澜，刘益梅（2016）认为难民危机和政党制度的弊端导致了欧洲民粹主义迅速崛起，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社会既有结构，推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郭中军，2012）。当前对民粹主义快速发展并全球蔓延的探讨多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但是民粹主义与经济的关联尤为密切。民粹主义兴起的一大成因就是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变化，英国民众之所以逾半数者同意脱离欧盟，是因为脱离欧盟后英国政府能够将更多的财政储备用于本国民众生活福祉的改善，特朗普也是用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拉拢着期待更多就业机会的社会中下层白人选民。同时民粹主义下的社会选择也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英国脱欧后欧盟区的就业机会将重新分布，特朗普当选后国际贸易格局也有可能发生较为明显的改变，至少各国对贸易的预期更趋于谨慎。本文从公民个体的权力角度阐述个体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螺旋式关联，并由此解释为什么在近一阶段出现大量的民粹主义事件。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内生关联
1.多维度的利益诉求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直围绕着经济人假设展开，经济人的本质是趋利的，趋利性让社会活动变得丰富，让社会组织变得复杂，让政治与经济产生并长期处于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人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社会公民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表现在对不同类型利益有着不均等的偏好，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有对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向往，因此社会公民是追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同体。
首先，人追求经济利益。在人类发展初期，人的经济利益表现的简单而直接，为了解决温饱和维系生存，人们务必通过部落群居的生活方式建立协同合作的经济生产关系，共同完成狩猎、农耕等生产活动，因为他们发现合作化的生产能够跟有效的提高存活的几率，抵抗更大的自然危害带来的风险。慢慢地，人类通过在生产活动中总结经验，将智慧融入生产环节，生产工具不断革新，农耕社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发展激发了贸易往恚同时也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促进社会从自给自足的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催生不断膨胀的商品需求，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企业控制物质和人力成本，同时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社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人类的经济利益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不断得到满足。
其次，人追求政治利益。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来带了经济的繁荣，还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从而社会结构也慢慢变得复杂。城邦、国家这些高于社会的组织形态先后出现，政治也随之产生。政治一向都是与权力联系最为紧密的，关于权力的讨论也始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政治不仅关联着权力，还关联着利益，特别是在阶级统治的时期，权与利是同步甚至是无法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求现代社会中分工越来越细化，政治与经济活动也逐渐剥离开，虽然这种剥离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是形式上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分离也就意味着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分离。因此政治利益是指在政治活动中利用政治权力获得的利益满足感。这种政治利益可以看做是社会个体的政治抱负、当他的政治抱负得以施展的情况下而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就是他所获得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是可以完全独立于经济利益的，甚至可以与他的报酬关联度极低。
再次，人类同时还追求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内涵因“社会”概念的认识差异而不同，边沁所指社会利益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利益加总，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而产生的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此处所指的社会利益是以公众为主体的一种集体利益。个体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排他的，即相对其他个体利益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社会利益因主体的广泛性而使获利方能够共同获利。因此人类追求社会利益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
2.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螺旋式关联
权力决定了公民获取利益的多寡。《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后简称《通论》）一书阐述了经济权力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市场活动中，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或是金融市场，经济权力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权力关系下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和货币及金融衍生品的价格都会发生改变，不同的权力关系下企业的治理结构、市场的组织结构也会发生改变，甚至整个经济制度都会被改写。平衡的经济权力体系能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广泛地取得收益，实现经济利益的共赢局面，达到一种经济帕累托均衡。除了经济权力，公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政治权力是由社会公权赋予的，并且已经普遍通过法律形式得以确定下来。社会权力通常通过社会组织契约确定权力边界。现实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行使边界与社会制度环境息息相关，在强制度约束或者强自我约束的社会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边界较为明晰，反之三者会相互影响，综合使用，形成不同领域的权力寻租。因此，社会公民的权力实际是由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构成的集合――权力束，多维度的权力束满足社会个体多维度的利益诉求。
在《通论》中影响权力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权力博弈过程弈方掌握的资源，资源的数量优势、稀缺性等因素能够增加博弈方的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二是制度也对权力有重要影响。在短期权力博弈中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决定了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而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又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内生形成并发生演变。在政治-经济关联活动中，经济权力分布影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逻辑过程，这与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BusinessCircle）理论阐述的逻辑相吻合。概括起来就是主体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展开权力（束）博弈决定新（政治、经济）制度，新（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赋予主体在既定资源禀赋下的权力束，如此循环往复。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螺旋变化，当社会公民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后，会借助经济权力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并且借助制度或者契约巩固和增进其政治权力，进一步再利用政治权力谋求更有丰富的经济资源来提高其经济权力，并以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会出现螺旋式增进。反之，当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被削弱时，也会相应地影响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螺旋式递减。
3.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替诉求
社会阶层关系演变印证了上述权力关系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权贵阶层掌握着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资源，底层民众则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如道格拉斯・海和尼古拉斯・罗杰斯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把英国社会分为暴民和贵族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胡玲，陈祖洲，2014）。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会与当地政府之间交涉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表现为对税收制度的讨价还价。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将集中在政治权贵手中的财富和权力部分的拆解出来，社会财富出现了分散的趋势，政治也走向了民主发展的道路。工业化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分散化。以福特为代表的制造业厂商发现提高职工工资并不会带来利润的降低，不但可以提高劳动积极性，还能培育更大的消费市场，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支柱，他们是市场中最重要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过程的重要贡献者。科技发展让资本不再是新财富产生的唯一依赖，无可限量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为本处于物质资本劣势的中产阶级带来了获取新财富的筹码。
当中产阶级的规模在社会中已经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后，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开始显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样都具有利益分配的属性，政治制度更是从更基础的制度层次确立社会主体在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强弱关系。当中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分得一杯羹后，不断要求从政治领域维护他们的利益，人数规模的优势更是让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占据优势。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拥有丰富财富的富裕阶层不得不让渡政治、经济利益于中产阶级而保持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是他们实现财富不断增值的必然选择。在政治资源分散的过程中，也是就是将政治权力从社会精英或者社会权威手中转移到人民的手中，并且逐渐形成“人民对人民的权力”，这即是民主（萨托利，2009）。所以在财富分散化趋势下能够引致民主的逐步形成。
民主政治还会进一步保障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经济权力，至少中下层社会群体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能够通过手中的选票选择伸张阶层利益的人，虽然这个人通常是归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人为了保障自身的执政机会，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委托人的经济利益。
政治和经济的蛋糕被各个利益阶层切分，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虽然经济利益可以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实现共赢，但是政治利益总是处于有限状态，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此消彼长，政治冲突也就显得更加尖锐。最优的稳定的分配方式是政治权力在各个阶层之间实现平衡，而经济权力关系则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为宜。但是从各个社会的发展经验看，这种权力结构的平衡关系是难以实现并持续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努力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利益，社会利益冲突总是不断迸发。
二、经济权力扭曲与民粹主义发生的必然性
欧美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出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二战后各个国家休养生息，政治领导局面也相ξ榷ǎ社会民主秩序良好，社会阶层的法定政治权力相对均衡。这保障了政治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发展。但是在最近40余年，社会财富分配并没有持续走向分化，而是出现了一定的财富聚集的马太效应，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分化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后，由于就业机会一度减少和社会福利的限制，一些中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从美国的收入数据看，在最近十几年美国民众遭受了收入严重下降的窘况，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与普通民众收入下降相伴随的，却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剧。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而从世界银行的低收入、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数量来看，高收入人群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中低收入人群比例则显著增加（图2中上方三角形标记曲线表示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人口数量比例变化趋势，下方星状标记曲线表示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人群人口数量与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人群人口数量比例关系走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人群掌握的财富量却显著增长，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1月16日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8个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较贫穷的一半人口（36亿人）的财富总和。
相对于分散的政治权力，在最近三十余年社会财富却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主体的经济权力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失衡和扭曲，其结果是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会通过其拥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要求改善经济权力结构，从而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通过政治活动提高其个体家庭的财富量。在政党政治环境下，政党领袖为了获得执政的权利，会利用各种社会政治资源，整合各个阶层的政治力量，因此在宣传上一部分政党就会竭尽其能地宣传民粹主义的政治观点，以拉拢社会底层民众的政治选情。而底层民众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状况，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民粹主义政治宣传的诱惑下就会积极投向民粹主义的政治派别。
三、结语
本文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分析了公民个体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螺旋式关联关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政治权力广泛分散在社会公民手中，因此在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时就必然有底层社会民众借助政治权力改善经济权力结构的结果，民粹主义事件也必然地发生。可以说，正是社会长期的精英主义发展方式导致了当下民粹主义的集中爆发。
因此，社会若想避免民粹主义频发的根本办法在于调节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权力结构，避免社会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到少数经济主体手中。尤其关键的是，经济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会增加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其结果可能会迫使底层民众通过暴力方式强制改变社会权力结构，这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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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玲，陈祖洲.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中的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7-16.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9
【关键词】决定资源配置三中全会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5-0070-02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指出改革方向,从而开启中国经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长周期，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观点。对于政治教学而言也要及时地“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更好地利用政治教学来适时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基于此本文解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观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中政治“市场作用”教学探索方向。
1.三中全会新观点解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新观点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原有《经济生活》教材中提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一新一旧两个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1）“决定作用”更加凸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用性，强调了“市场”的主动调节能力，要忽视政府部门的硬性调节。（2）“基础作用”的表达带有综合性的特征，不能够充分说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首要地位。总之，这一全新概念重新确定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要依靠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能力，逐步弱化政府的直接干预作用。这个全新的政治观点与经济生活指标与高中政治教学的理论是相契合的。首先，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看，效率有生产效率、劳动效率、投入和产出的效率，但最重要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配置就是所有的资源在现在和将来，如何分配到各个领域、各个产业、各个区域，才会效用最大。而这个理论知识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是有理论基础的，在市场经济生活的方面表现较多。其次，借助高中政治课教学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个观点，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整理更多的经济生活知识，再反过来用经济生活的相关知识解释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的热点问题。
2.“市场作用”教学探索
政治教师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学生对新观点的理论认同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得以实现，因此设计了如下的教学探索对策：
2.1课堂理论联系实际教学
高中政治教材之中有许多市场经济的知识点内容，例如：人教版高中必修一就包括很多“市场作用”的相关理论知识。其中，第四单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包括了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许多具体的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个理论完全可以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而之前教材或者是教师备课准备的相关实际材料与理论知识，可以结合全新理论做出相关的调整，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转变，也是活用教材的一个点。例如：教学《市场配置资源》时，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进行的，在指导着生产经营者，使人、财、物等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合理优化配置。其优势就是能够及时、灵活的反应市场供求变化。而具体怎样更好地理解就需要做出实际的研究。首先，要举出案例，在市场经济的促进性，社会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目前市区内会自然形成蔬菜、水果的供应区；人力资源也会根据能力受市场需求而适当增减、流动，使人财物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而忽视市场的资源配置就会使得这些合理性被打破。例如：计划经济时期沈阳有个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变压器，旁边有个冶炼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联系，变压器的生产还需要从全国来调动，这样的企业没有自，产供销、人财物都掌握在国家。然后，让学生分析这个案例所体现出的理论，也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结合教材内容可以创新知识点的介入方式，例如：举出案例“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案例再说明：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也不可以否认政府的监管作用。这样一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教材的知识点完整结合，学生理解问题更为全面了。
2.2课外时政专题拓展教学
时事政治主要是指最近期间发生的，能够体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体现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事件。高中政治教学离不开时政专题教学，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理论点都属于时政教学的内容，因此开展相关的专题学习活动，同时结合经济生活的相关理论知识，使得教学内容的专项指向更为明显。首先，设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事园地。教师要组织高中生充分利用所在班级的墙报或黑板报，设置时事园地这一内容，主要是刊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组织相关的课外学习活动，组织演讲、资料收集等活动，推动思想政治教学形象、生动地开展。其次，要拓宽理论知识。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讲，市场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是有一定深度的，因此教师可以利用课后的专题学习，引导学生掌握更多的市场与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例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核心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的干预太多。教师可以组织这方面的相关材料，引导学生分析探索，思考政府干预过多带来的不良结果。例如：分析国有企业的发展困局、政府招商引资行为失范等。
综上所述，十八届三中全会下高中政治市场作用教学要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方向，并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联系当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新观点，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两方面做出积极探索。
参考文献：
[1]本刊.三中全会《决定》新意亮点[J].《创造》2013(11)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篇10
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1](p119)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表示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这正是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现象的认识根源。因此，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