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1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依法治疆；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03-11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是新疆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也是新疆各项工作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更是优化国际合作发展的法治环境，推动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开展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的强劲动力，特别是对于促进中华法治文明与中亚和欧洲法治文明的深入交流与对话，有着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古今中外的智者无不强调：法治是治国之本，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法治中国建设”做出重要部署，为依法治疆提供了最直接的政策和理论指导。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疆，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1]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充实和完善党和国家依法治疆的方略。依法治疆是一项集地方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制宣传教育等工作于一体，需要共同推进的综合性、系统性极强的复杂工程；是着力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完成党中央确定的两大历史任务，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法治保障，必须坚持依法治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积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努力推进民生建设及全面深化改革，使法治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疆建设的重要使命。加快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进程，是法治新疆建设特别是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现实需要，是认真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行动。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是积极优化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法治环境的迫切需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建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项宏大事业，依法有序规范推进自是必然。沿途各国在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基础上展开密切合作，其中的政策沟通就是指沿途各国在充分对话和磋商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合作发展的法律框架，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与措施，并且在这个法律框架下来消除各国合作发展的法律政策和贸易壁垒，寻找和规范合作各方的利益契合点，推进各方经贸、技术和服务业发展战略实现有机对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2]“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面积之和约50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亿，东倚亚太经济圈，西靠欧盟经济圈，是世界上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为欧亚地区整体合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和新平台。通过创新合作模式，将会使欧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更有助于充分挖掘中国与欧亚国家的贸易潜力，缓解贸易“荒漠化”，降低贸易成本，让全球供应链更加顺畅。[3]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腹地，这一区域的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无与伦比，而且能源、矿产、旅游、文化和农业资源极为丰富，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中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特别是实施向西开放，加强中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与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最佳区域。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发展战略空间，与亚欧广大区域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特别是新疆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战略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国内外对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合作是解决国际间一切问题的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有合作就有规范和调控，这就离不开法治这个基础。在国际合作的全部过程中，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国际贸易、国际旅游、客货跨境联运等各个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减少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摩擦与失衡，实现多方共赢，其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就是法律与合同。[4]512事实证明，依据法治来解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是一种成熟、现实而且有效的途径。积极促进合作各方国家法律之间的协调，减少因不同层次、不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给国际经贸合作造成的阻滞，则迫切需要法治建设来担负此重任。[5]86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进程中，应不断拓展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间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视域和领域，不断探索解决争端的新思路和新措施，不断健全争端解决的新机制和新体制。这是推进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间广泛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实现维护区域稳定与繁荣的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选择。
新疆战略地位取决于其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新疆应抓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机遇，积极为拓展国家发展的战略纵深、为新疆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必须以在更高起点上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优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法治环境为目标，加大全方位对外对内开放力度，努力将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教、医疗服务和游客集散等中心及核心区，建成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进一步加快向西开放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积极构建面向中西南亚和欧洲的国际大通道；积极完善和创新口岸管理体制，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实现便捷化过境通关、通行、签证，促进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积极服务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多层次经贸合作，重点是优化沿边开放经济带的开放带动功能，健全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交流平台机制，推进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间的农业经贸合作，加大力度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加强面向周边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打造对外文化交流品牌，重点是提升对外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水平，积极推进面向中亚、西亚和南亚国家的健康服务产业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全球瞩目的广大区域实现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应对各种各样的复杂局面和挑战的考验，始终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是根本。必须紧紧围绕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依法治疆、从严治疆这个强区之基，更加锐意进取，更加奋发有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边防巩固、民族团结和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坚持按照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规范“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秩序的要求，把全面推进法治新疆建设、坚持依法治疆作为当前和今后的首要政治任务之一，进一步突出紧紧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实践要求，更加注重加强与改进党执政的方式，领导各族人民实施好“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战略；更加注重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6]确保新疆的长治久安和国家安全。
法治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为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首先要解决对“法治”内涵的认识问题。“法治”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7]199即良法能够得到公民的普遍遵守。英国学者戴雪对法治有过系统解释，并且提出法治有三个特征：法治意味着权力武断的不存在，与武断权力相违反的是法律的至尊性，强调全体人民一律受法律的保护和违法必究；普通法与普通法院居优势是法治的特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宪法的通则形成于普通法院的判决是法治另一个特征，强调宪法原则涉及的公民所有权利是从司法判决中归纳出来的，而不是立法的结果，人民有权获得司法救济。法治的这些特性是因为国家政体的形成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所致。[8]231据戴维・m・沃克主编的《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法治是“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9]法治就是强调国家宪法和法律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自觉遵守，但同时也要求国家宪法和法律必须是良法，是正义之法，是公平之法，是讲情究理之法。法治不崇拜权力而崇尚宪法和法律，不服从权力而遵守宪法和法律，不追求权力而维护宪法和法律。[10]5依法而治是其形式，施行法治是其核心，依法治国是其基本方略。为此，依法治疆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具备推进法治的基本制度与措施，国家宪法和法律能广泛而深入地融入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并且具有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和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宪法和法律调整、规范经济社会生活具有公平性与公认性，尊重宪法和自觉学法用法成为人们的一种工作与生活方式。掌握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基本方向，检验依法治疆的效果，应当考虑上述的几个特征，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衡量尺度。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是新疆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保障
新疆全面深化改革、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始终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一切实际工作。坚持凡属重大改革、重大合作、重大共建工作，都要依据法律规定推进，改革、合作、共建模式都要由过去的“先试点、后立法”转向“先立法、后推进”，或者“边探索、边推进、边立法”。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果，也都需要及时用法律制度加以巩固和引导。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要重视充分运用国家法律资源，充分发挥法治对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充分激发、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确处理好敢闯敢试与依法改革之间的关系，力求将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依法治疆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标。
作为上层建筑，法治建设应该深深根植并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11]291今日新疆，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是与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疆体系和治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和“稳疆兴疆、富民固边”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丰富实践，也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内在需求和强劲动力，而依法治疆的不断深入推进，也必然会对新疆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并且发挥巩固成果、规范行为、引领风尚、保障措施和促进工作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新疆作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多，底子薄，欠发达，南北疆发展极不平衡。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谱写“中国梦”的新疆篇章，一方面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加快推进科学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全面深化改革和积极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挑战。规范人们的行为，化解各方面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都必须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来提供动力和保障。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必须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2]不断开创依法治疆新局面。这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标准，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根本遵循。其中，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关键，公正司法是防线，全面守法是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最根本的就是要结合新疆实际，把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贯彻落实好，就是要努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13]9严格按照法治建设的规范要求，夯实依法治疆的法治根基。
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事关新疆当前和未来的科学发展，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十分重要。因此，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坚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坚持以人为本，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的广泛权利，以法治方式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同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使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成为全疆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坚持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把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从法治层面建立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机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重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积极支持政协依法履行参政议政职能，认真听取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建议，主动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必须加快清理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相适应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努力为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多排除“路障”，多设“路标”，多提供保障与服务，坚持依法排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依法破解改革发展与合作发展的机制难题。各地各部门必须逐步健全依法、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进一步强化规范执法的制度、措施，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司法公开、行政管理公开、审计监督公开等制度措施，稳步推进电子政务，逐步规范微博等网络问政的制度措施，不断完善政府绩效考评和行政问责的制度措施，积极回应群众的新期待，确保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应重视强化保障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制度措施
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保障与核心动力。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新疆工作的中心。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更高的起点上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实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质性推进，不断提高新疆经济竞争力，充分发挥新疆在周边国家的比较优势；切实保障和改善好民生，真正让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充满阳光、尊严、幸福和希望；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依法治国总方略，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这都更加迫切需要加强法治保障能力。为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应牢牢把握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目标要求，依法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推动“新型五化”建设向数量与质量同步提升转变，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新型城镇化与农牧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确保“新型五化”统筹推进、协调发展。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依法大力实施“碧水蓝天工程”，让新疆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使大美新疆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坚持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稳定、和谐、健康的发展氛围，努力优化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新疆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与提升长远竞争力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新疆全力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争取在新疆设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都迫切需要在制度措施、体制机制和保障体系的构架与创设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健全法制体系，深刻凸显法制在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中的保障性制度措施与体制机制的核心地位，全面明确法治在新疆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的丰富、深刻和具体的内涵，全面提升法治对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保障、激励与规范功能。这些都必然会使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成为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形成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市场风险的有效防控力，使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成为长治久安和平安新疆、幸福新疆建设的基本制度保障。
法是实践的智慧，实践性是法治的显著特性和基本品格，实践是法治建设的生命线。立足当下，发乎问题，关注实践，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基本要求。“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14]实践没有止境，法治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要始终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战略，高瞻远瞩、把握大势，深入实践，扎实推进；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增强问题与实践意识，主动加强对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中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始终坚持紧紧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推进治疆体系的科学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深化治理体制机制和健全法律制度措施的研究，促进新疆全面深化改革，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始终坚持紧紧围绕建设法治新疆、平安新疆和幸福新疆，积极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有序、长治久安提供法治保障；始终坚持准确把握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点难点，切实抓住那些长期影响司法公平公正、制约司法能力提升的深层次问题，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深入调研论证，认真推进成果转化，服务于依法治疆。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要坚持妥善处理法律法规的稳定性与改革开放、变化变革、创新发展的关系，既要充分反映和肯定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做法，又为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的深入实施预留空间。
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应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重点，高度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继续坚持能动司法理念，进一步加强法治应对。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要坚持重点围绕促进跨越式发展和积极推进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全方位务实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积极利用好国家向西开放的政策优势，加快向中亚和周边国家开放的脚步，积极推进新疆与中亚欧洲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进一步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纵深空间，为新疆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积蓄力量，为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新契机。应针对经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各个具体环节，通过“立、改、废”等途经，[15]61积极健全相关法规措施，确保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调节、服务和保障作用。进一步清理妨碍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的法规和政策规定，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努力消除制约“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体制机制障碍。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应重视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新疆的和谐稳定与“丝绸之路”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凡新疆大局和谐稳定，“丝绸之路”就畅通无阻，沿线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每当新疆社会动荡，“丝绸之路”就道路阻隔，沿线人民苦不堪言。这一历史事实已经经历了我国汉、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检验。自东汉“丝绸之路”历经“三绝三通”，直到明代“丝绸之路”废弃，直接导致了新疆乃至中国从世界经济舞台上悄然淡出，其结局就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国家危机四起，陷入长期落后挨打的苦难危局，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一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充分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只有“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连四方，中国和沿线各国才能繁荣昌盛。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应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始终高度关注社会稳定问题，坚持以实现长治久安和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为目标，坚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断加快依法治疆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深入持久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特别是新疆当前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斗争的“激烈期”。[1]“双期叠加”更凸显了新疆反恐维稳、分裂与斗争形势的长期、复杂、尖锐、激烈和严峻的特性。越是在这种时期，就越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创新法治建设的理念、制度和措施，坚持依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谐，确保为各方面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良好的法治大环境。坚持服务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局，打造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基础。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新风尚。始终坚持和强化法治实践，全面落实依法治疆基本方略与具体措施，不断提升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水平，为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法治保障。
保证“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顺利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前提与基础。为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必须努力在与长治久安相适应的法治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实现长治久安既是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也是新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企盼。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必须牢牢把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个基本前提和大局，努力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筑牢稳固的法治防线。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维护好新疆的稳定大局，才能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才能保障新疆的繁荣兴旺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在新疆全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战略的同时，必须坚持同步扎实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确保把遏制极端暴力恐怖犯罪作为依法治疆的首要任务之一，紧扣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治理、公正廉洁执法、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等重点不放松；坚持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一反两讲”原则不动摇，以法治措施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的顺利推进，确保做到“两手抓、两手硬”，进一步完善以打促防、主动出击的法治措施，确保依法将暴力恐怖活动遏制在萌芽状态和消灭在行动之前。坚持深入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查禁“”的传播渠道，遏制其违法犯罪行为多发的势头，努力确保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确保为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
切实提升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对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根本保障力。为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必须针对各地反恐怖斗争的实际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健全各项法律法规措施，努力使打击“”、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法治措施得到认真落实，关键是要确保对“”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得到法律的严惩严防。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有效有力地打击、防范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打击始终是被动防范，而加强预防与防控才是最有效的主动措施。[16]41因此，应坚持关口前移，积极健全基层基础建设的制度措施，依法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健全防控措施，促进相关方面主动整治社会治安，确保影响稳定的各种因素得到及早消除。坚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从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大局的实际需要来谋划和推进地方立法，不断健全“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所需要的地方法规体系，并始终紧紧围绕坚决有效防范敌对势力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的实战需要，进一步增强法规措施的打击与防范能力。始终坚持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恐怖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犯罪、多发害人身与财产安全犯罪，积极推进平安新疆、和谐新疆、幸福新疆建设。坚持依法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强法制与司法执法的能动性，切实为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健全高效的法治保障，切实维护好长治久安的社会大局。坚持通过国家层面与周边国家达成反恐维稳的相关国际协议（条约、公约）。实现有效、彻底地打击和防范“”的目的，需要周边各国的互相协作与共同打击防范。1945年的《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法院所运用的国际法，包括“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这其中包括开展多国联合打击和防范“”的内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反恐维稳，坚持多国联动共同打击“”，共同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社会大环境，完全可以充分运用国际法上的双赢或多赢的法治资源，通过国家层面来签署双边或多边反恐维稳条约，据以确定其相互的权力与义务，依法保证通过合作来共同实施对“”的打击和防范。[17]51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还应重视充分发挥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打击“”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积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加强法治合作，共同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反恐维稳牢固防线，努力使境内外的“”无容身之所、无滋生之地。当然，完成这些复杂而繁重的工作，显然需要依靠依法治疆的大力推进和周密保障。
五、地方立法应积极完善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适应的法规
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新疆社会活力蓬勃迸发，但周边国家的社会问题也会不断出现，新老矛盾叠加交织，面对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任务之重、面临的挑战之大、难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德国著名学者茨威格特和克茨曾预言：“正在成长中的一代法律家，很可能还有其后的法律家们将面临法律生活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局面。这时，战争威胁减少了，社会主义各国同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将变得高度密切――同时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接近。”[18]35今日之新疆，正面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基于中亚各国经济结构、开放程度、经贸法制建设及法治水平等问题，我国与中亚国家双方在经贸合作进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现实的挑战，[19]50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如何从现实的重重挑战中突出重围，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跨越式发展相协调；如何推进地方立法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适应，在跨越式发展中实现长治久安；地方法规如何在立、改、废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动态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对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些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所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坚持依法治疆，地方立法应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坚持为全面落实“五位一体”和基层组织建设服务，积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着力解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现实问题，积极创造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外部环境。坚持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有效路径，进一步加快地方立法步伐，重视加强反恐维稳重点地区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立法，重视加强社会治理、民生建设、宗教事务、信息网络安全、法治政府建设、法律监督和反腐防腐等领域的立法工作，重视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视地方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相结合，使地方性法规能够适应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努力使新疆地方立法能更好更有力地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善于用地方立法的有效形式把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以及对口援疆的重大决策及时固定下来。重点加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的立法，积极完善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急需项目的立法优先机制，依法调整规范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巩固民族团结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健全相关的制度措施，理顺相关的体制机制，努力体现出新疆地方立法“以人为本、急需为先，质量为上、特色为重，适应实际、操作性强，密切关注、动态跟进”的特点，切实提升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促进力和保障力。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积极健全新疆地方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加强法律监督机制建设，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与促进作用。坚持从实践出发，立足于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积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不断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充分体现地方法规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坚持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重视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确保地方法规能准确反映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充分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重要作用。
坚持从“陆海开放”、“东西开放”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加快推进适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地方法治建设。为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进程中，新疆地方立法应积极完善与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相适应的法规措施，坚持在上位法的指导下，积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规范和调控国有经济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加快推进公有制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有效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动力和创新力。积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依法规范和调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依法推进各级政府加快职能转变，规范有序地推进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依法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坚持依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坚持配套完善相关法制措施，依法明确事权，稳步推进税制改革，依法稳定税负，坚持透明预算，不断提高效率，坚持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参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市场主体的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与服务，确保国家赋予西部大开发，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和国家对口援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得以顺利落实。坚持依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依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主动作为，积极推动新疆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不断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稳步推进内外资法律法规的统一，保持外资内资的政策平等、稳定、透明和可预期。
六、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应努力使法治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基本遵循
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形势下，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积极深化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方兴未艾，任重道远。特别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都迫切需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放在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坚决破除一切妨碍依法治疆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备；迫切需要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努力构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迫切需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政策与法律的沟通、交通与通讯的联通、贸易与合作的畅通、货币与物资的自由流通、民心与民意的相通，显著提升我国特别是新疆与中亚地区和欧洲的合作水平；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和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拓展和深化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平台与机制，积极服务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多层次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加快发展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及货物、服务和投资合作，积极与沿线各国共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重点是通过开展能源资源、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经济金融和服务贸易的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双边或多边贸易合作；[12]迫切需要新疆进一步健全“引进来”、“走出去”的法规和政策措施，依法保障和引导面向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的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促进特色优势产品出口，支持具备条件的新疆企业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大规模推进进口资源在疆落地加工；迫切需要积极打通中巴经济走廊，加快推进亚欧国家通信网络一体化建设，积极联手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完善区域性国际营销网络，实现欧亚现代物流网络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现代物流业发展水平。在国际合作发展中，各方面都要重视积极推进数量的不断递增，正确运用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特别是在相关的法治建设中，更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微小的关系和环节。因为，往往是一个微小的问题或者某一方面的细微变化，就很可能发展成为改变大局的触发点。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进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依法治疆各项工作无小事，务必要谨小慎微、严谨细致、精益求精。
毋庸讳言，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新阶段必将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深入实施而到来，并且呈愈加迫切之势。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面对时展的重大转变，必须积极推进学科研究框架的转型，使之达到新的演进。这种新发展需要实现从注重某一经验的部分借鉴转向注重规律指导的理性借鉴，从注重因素分析法转向多元统一的战略性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向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结合，并由此实现研究模式的创新。其主要表现为：全球化下的整体性，专业化下的科学性，本土化下的实践性，现代化下的战略性和服务化下的功效性。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要积极适应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需要，就必须主动走向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全面革新法治建设的观念，积极参与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改革发展实践，不断推进法学理论、法治实践、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的创新发展，在推进法制建设现代化和依法治疆进程中，努力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自身发展的时代创新。
重视构建科学的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这对于保障依法治疆的顺利推进、不断完善依法治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科学制定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可以预警和纠正破坏依法治疆的各种行为和现象。为全面深化改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实施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约束各方面行为的一项基本遵循。为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应提高对建立健全科学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意义的认识，明确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展和完善依法治疆的制度措施，目的在于推进依法治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应与依法治疆的目标、任务、要求保持协调一致，目的在于增强对社会的引领力和规范力。建立健全科学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应重视规范相关的标准与程序，充分体现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建立健全科学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应坚持“五结合”：一是全面与特色相结合。既能评价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层面的法治化水平，又能评价“五位一体”建设的法治化水平；既能综合评价保障人权、保障民生的法治措施，又能综合评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法治效果。二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既能对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进程进行综合评价，又能引导公众和社会组织自觉参与依法治疆，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对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认可度和自觉遵循情况。三是科学与简便相结合。既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现状，又能使评价指标体系做到宏观构建和微观设计有机结合。四是实用性与适用性相结合。既能使考核程序、内容和结果等具有适用性，又能做到实用性与适用性有机统一。五是可计量与可比较相结合。既能实现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计量、可操作，又能实现全疆层面评价数据的可计量与可比较，便于对全疆各地的法治建设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增强评价结果的可应用性和对工作的指导性。
纵观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看到，无论面临何种挑战与危机，人类社会总是一步一步地向着法治文明的方向前进。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日益广泛的交流和沟通所促成的区域和全球经济逐步一体化、区域内部法律的统一化，如欧洲联盟内部法律的逐步一体化，各种国际性的贸易条约和调整特定领域法律关系的公约，国家间的各种双边条约等，都进一步充分表明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人类社会之间越来越注重法律的协调与规范，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共同需要。新疆是国家实施陆上开放和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支点，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直接关系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宏愿也将新疆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推到了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必须充分认清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地位，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正确认识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坚持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法律为规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为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1]着力把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各项工作贯穿到围绕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之中，贯彻到新疆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之中。坚持以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为目标，加快法治新疆建设步伐，促进新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与时俱进，积极为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开展务实的全方位合作，为把新疆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为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规范、更管用的制度体系，确保法治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各方积极认同的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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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策略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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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3
进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界，应当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和挑战，例如：知识经济和新技术革命（网络化）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和世贸组织（wto）规则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等区域发展战略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变化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参与行政、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权力社会化等行政民主化进程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管理虚拟世界（网络社会）与建设电子政府等公共行政理念和方法技术创新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中国行政法治才有美好的前景。
世纪之初，中国行政法律制度建设需要系统深入地研究解决一系列新情况、新课题。例如，关于行政主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关于各类行政行为特别是新型行政行为的规范化、法治化，关于公私财产管理和保护的行政法制建设，关于建立健全以行政公开为重点的行政程序制度，关于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关于怨情申诉的制度化，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关于行政赔偿和补偿救济制度的完善，关于完善一国多法域带来的行政法冲突解决机制等等，这些都是世纪之初行政法治发展进程中亟待系统深入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下面择要略加讨论。
1.关于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
监督专员制度（ombudsman）是由监督专员对行政机关（一般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的制度。它发端于瑞典的议会司法专员公署制度（officeoftheparliamentaryJustitieombudsman，简称Jo）。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监督专员制度在许多欧美国家及一些欧美以外国家甚至行业性、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议会）得到发展，已成为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民主法治国家监督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各种类型的监督专员制度分布世界各地，据统计已有超过70个国家建立了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仅国际监察专员协会的国家成员就超过50个，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大，其成功经验值得重视。
那么，我国有无必要和可能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笔者认为，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要求推动我国监督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应以大胆改革、积极探索的精神，尝试设立人大监督专员，作为完善现行监督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以拓展监督方式和救济渠道。因人大监督专员是一种监督面较宽、独立性很强、跨区域设立的高级职位性监督机关（此项制度正式实施后，监督专员也不是按行政区划和系统逐一派出，而应跨区域和有选择地派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并接受其工作指导，拥有关于调查事实、人事处分和权益救济等多方面的通报权、建议权及临时处置权，故设立人大监督专员有助于避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和“说情风”对监督工作的干扰，能较好地满足某些特殊条件下加强监督行政法制的客观需要。由于设立人大监督专员是对常规监督体制的重要补充，也是我国人大制度的新发展，同时也涉及观念上、体制上、政策上的一系列问题，故亟需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尽快加以试点和推行。
2.关于怨情申诉的制度化。
怨情申诉也叫苦情处理，属于行政救济的范畴，在各国行政法制中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日本行政法中，苦情处理已是一项比较成熟和规范的制度，其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几乎都列专章加以论述。已经译介到我国的权威著作如室井力主编、吴微翻译的《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第十五章，和田英夫著、倪健民等翻译的《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第四编第三章，都专题论述苦情处理制度。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怨情申诉的法律调整机制尚不健全，有关理论研究也大大滞后，亟需加以弥补。
现代行政管理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失误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而任何一种救济方式都有其局限性，故需不断拓展行政法的救济渠道和完善救济制度。尽管我国已实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少数而已（仅从行政处罚行为来看，最终受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行政处罚行为实际上仅占行政处罚事件的万分之一左右），相对人认为受到行政伤害却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得到救济的情形仍然不少。例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公民受到执法人员的恐吓或辱骂，公民理应获得行政奖励而未能获得，公民向行政机关提出合理的咨询要求而得不到答复等等，公民遇到这些情况后都难以通过现行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常规渠道获得救济，其他的传统渠道（如信访）也不够规范和缺乏权威，而且稳定性差、保障力弱。因此，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民主化和纳税人需求多样化的新情况，更好地体现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应在坚持和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信访、行政首长公开电话和接待日等既有救济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救济渠道和形式，如人民代表定期接待选民和原选举单位及其成员并负责为之申诉行政怨情和争取救济的制度，在各级政府设立怨情申诉专员等等，并努力实现各项公民怨情申诉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简便化和高效化，以更好地弥补行政失误和不足之处，切实保证行政的合法合理合情，且在公民受到行政伤害后能通过法定和规范的渠道得到有效救济。可以说，这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行政法学新课题。
这里要特别提及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造问题。众所周知，政府信访工作多年来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社会转型发展进程中，各种利益矛盾突出，信访事件数量大、范围宽，信访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机遇。各地正结合实际加强政府信访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政府信访工作法律定位不明、主观随意性大、权威性不足、职权和职责不落实等问题。要进一步加强信访立法，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使政府信访机构具有沟通、咨询、解释、指导、劝戒、建议、调查、协调、服务、投诉、公布事实等职能，并具有完善的程序制度，使其能够解决一般的行政申诉并予以相应的权利救济，逐步做到政府信访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高效化和亲民化，有助于改善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公众形象。
3.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中，因受案范围限制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不力和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救济乏力的问题日显突出，其中由于行政争议的本源“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未纳入受案范围”，则常常是造成一些行政争议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法定理由。因此，许多学者提出并加以论证，应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对象范围，这是政治民主、行政民主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发展，行政法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正在起草中的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专家建议稿第11稿中，将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这一类抽象行政行为的的程序规范单列一章，便于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从根本上解决抽象行政行为的法治化，乃是我国行政法理论建构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关于行政法的救济理论与实务）亟待突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4.关于一国多法域带来的行政法冲突之解决。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设立，突破了关于单一制国家内一般只存在一种法律体系的传统法学理论，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开始同时存在两种法律制度，即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同时将存在三种法律体系，即社会主义法系、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这种一国两法制三法系多法域并存的局面即“一国多法域”的新格局，成为中国法律制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大新特点。[11]在这种新格局下，由于区际的经济与社会交流互动日益增多，以及法理念、法律制度、法律组织结构和人才知识结构等法文化上的差异，必然会在法制运作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区际法律冲突包括区际行政法冲突，需要妥善加以解决，逐步整合起来。故探讨此类行政法冲突的原因和解决途径，就成为世纪之初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内地和港澳台的行政法学者对此加以系统和长期的研究。
三、21世纪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趋势分析
面临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的中国行政法治在21世纪将如何走向？可以说，在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对我国行政法未来发展趋势和可能前景进行分析预测，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提出因应对策，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意义。故笔者从环境因素、一般论、主体论、行为论、救济论和部门论等六个方面入手，对中国行政法治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略加分析探讨，旨在为人们前瞻性地思考和解决与此有关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提供参考。
（一）关于环境因素之发展及其影响
行政法生存发展于社会环境之中，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要探讨中国行政法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首先需要认识其环境因素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要素的发展变化趋势及其影响。这里所谓环境因素，从空间范围来看，不仅包括国内因素，也包括国外因素（或者说全球因素）这样更大系统的因素。
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和调整，这是将长期延续下去的发展变化进程，对法制建设包括行政法制建设将带来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已经出现并继续演进且将长期存在和发生影响的重大发展变化包括：新技术革命的广泛深入发展特别是信息网络化和虚拟世界的形成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模式多样化的进程特别是wto原则和规则的运行，建立资源环境保护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不断努力，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和逐步得到改善并不断发展与接受新的人权理念，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权利（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之平衡协调机制的相应发展，国际冲突频发及其经济因素成分加重趋势和有关协调机制的探索（如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全球努力），全球范围民主化潮流的出现和深入发展，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调整和转变以及民营化进程的稳健发展，建立突发公共危机（自然灾害、全球重大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生化武器和恐怖主义威胁、核战争、烈性传染病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导致的公共危机）预防和应对机制的不断努力，建立传统和新类型重大社会问题（贫困、粮食、毒品、癌症、爱滋病、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人口老龄化、教育终身化、器官移植和克隆技术等现代科技对传统伦理的挑战、婚姻家庭观念的新旧冲突和多样化宽容化等等）解决机制的各国各界共同努力，政治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变形及其矛盾冲突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利益矛盾冲突的进程，文化的交流、作用、冲突和协调的范围和力度加强，传统文艺形式的扬弃与新型教化和娱乐形式的出现并存发展等等。这些发展变化对于法制建设包括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是极为广泛、强烈和深刻的。
例如，在讨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近些年来许多国外学者提出中国已进入第二代改革。他们认为：第一代改革是从20多年前开始的，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鼓励竞争，依靠政策调动人们争取先富起来的积极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二代改革难度更大，其主要内容是健全法制，依法保护产权并强调正当竞争，为此需要重新思考政府和国家在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12]]现代市场经济史已充分说明，经济发展完全由政府包办或政府严重缺失都会导致失败，必须重新思考和调整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正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所指出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投入，它还与基本的制度环境（即决定如何使用那些投入的规则和习惯）有关；而有效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制定、确认并维护这些规则和习惯；故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则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13]]而所谓有效政府，现在较新的认识和正在进行的实践就是要使政府行为方式进一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应在自由市场的“小政府”与激进主义（集权主义）的“大政府”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妥协，也就是建立规模适中的政府即“中政府”，而这些都需要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保障。[[14]]可见，在转型发展中的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调整和转变，这一因素对于健全现代市场经济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增强政府依法行政和宏观调控的能力，最终实现行政法治目标，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济和法制是对行政法的发展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两个特别重要的环境因素（这里所说的法制是指包括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整个法律制度系统，它也构成行政法的周围环境，而行政法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同时行政法的发展也对经济和法制发展产生能动影响。而中国的经济与法制在21世纪的发展，笔者认为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10年前后（可简称21世纪前期）。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与法制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实力加速增强，经济与社会趋于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2010年远景目标将得到实现；同时立法工作将取得全面突破性成就，比较完整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然，如果受到一些尚难预料的重大因素（如战争）影响，这个阶段也可能延续至2020年前后，即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之际。
第二阶段：2011（或2021）—2050年前后（可简称21世纪中前期）。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2049年）的时候，我国将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从人均水平来衡量也许还不是世界第一流国家）；同时，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在内的法律的实施将大大改善，公务员队伍及整个干部队伍的法律素质显著提高，在法文化革新的基础上开始推出一些重大的法制变革举措（如违宪司法审查制度的探索），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行收到一系列重大实效。
第三阶段：21世纪后半期（可简称21世纪后期）。此阶段特别注重加大质量效益型发展力度并获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高科技支持下的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人均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形成高水平上的经济稳健、持续和协调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强国；同时，按照宪政目标完成一系列重大的法制变革，在深入进行法文化革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善和富有成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特别是人事法治体系，大致形成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新型法文化，初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理想，基本建成现代法治国家。
（二）关于一般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与经济体制演进、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结构变化、文化交流多元、法治模式转换、管理理念务实化、哲学思维实用化等过程同步，行政法文化在20世纪发生了并将在21世纪继续发生深刻变革，从理念原则到制度规范进行全面持久的改革和发展，包括行政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制监督的一系列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以适应其环境因素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要素的发展变化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可视之为多元民主、行为科学、公共选择、专家行政、政治分层、利益集团等多学科的新理论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受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等世界性潮流的影响，各国行政法发生并将在21世纪继续涌现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曰行政疆域的变迁，即从全能政府（所谓行政国家）变为有限政府；二曰行政权行使主体变迁，即从责任政府发展到参与民主；三曰行政法原则的变迁，即从形式法治演进到实质法治；四曰行政目标和手段的变迁，即从管理、指挥、强制发展到服务、指导、合作；五曰行政控权机制的变迁，即从偏重司法审查变为司法审查与行政程序并重。[[15]]
从世界主要的法治国家的情况看，21世纪行政法发展的总趋势是：政府在民营化进程中将转移出某些传统职能，同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将承担更多的新职能，故需要依法赋予行政机关相应的职权、职责特别是行政指导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随着世界性行政民主化潮流深刻持续的影响，应当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主动参与行政过程的选择机会，同时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特别是多渠道监督和程序约束）增强对行政的监督效果和追究责任效果以及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效果和信赖利益保护效果，逐步建立起民主法治政府，具体表现为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包括相应的行政法治理念和制度），即体现出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的现代行政法治系统，从而实现符合现代宪政精神的行政法文化革新目标。
罗豪才教授曾专门对此进行过分析，他指出：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并展望21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设、法治理念的确立，以及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简言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现代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呈现出八大发展趋势：一曰行政法制观念进一步更新；二曰行政价值取向更加合理；三曰行政法权利（力）结构趋向平衡；四曰行政管理方式趋向多样化；五曰对行政程序价值日趋重视；六曰行政法机制日趋完善；七曰权利救济方式趋于多样与实效性；八曰行政法制方法更加丰富。只有把握好上述发展趋势，才能更加自觉地推动我国行政法在21世纪健康发展。[[16]]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法而言，行政法文化革新的主要内涵和追求就是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得以实现。而这三种精神追求的具体表现，也就是21世纪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如下三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进程：
1.行政法的民主化进程。例如，行政主体和行政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发展，行政相对人更广泛和主动地参与行政过程，在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更充分的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其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将受到更多关注，更加注重依法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公开、非强制性行政方式的采用、监督权利的依法行使等各项行政民主制度的逐步扩大与有效实施。
2.行政法的科学化进程。例如，在行政法制实践中更加注重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和行政管理理念与方法创新，特别是电子政务的全面推行和电子政府的稳步建立，更加注重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规范与效果、成本与效益的协调和平衡。将科学精神作为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前提，可使行政法制模式更符合我国实际。
3.行政法的法治化进程。例如，行政机关的行为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具有更强的预期性，具有“双刃剑”特性的行政权力将更严格地纳入行政法的原则和规则的约束下运作，人权保障更加受到关注和依法推进，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更加充分，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也将更有效地受到行政法原则和规则的约束。
可以预料，在21世纪前期，我国如下重要行政法律和相关法律将陆续制定或修订出台：行政制法，行政强制法，行政（信息）公开法，行政计划法，行政合同法，行政指导法，统一行政程序法，监督法，人大监督委员会法，等等。
在21世纪中前期或后期，由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立法技术发展的推动，以及出于对统一法典的功用与价值追求及其他主客观条件渐趋成熟，我国将会有部分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尝试制定统一法典式地方行政法规或规章总编，也不排除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尝试制定实体性（或实体为主）的我国统一行政法典的可能。
一国多法域（内地、港、澳、台）所带来的行政法制运作中的矛盾冲突问题，在21世纪前期将越来越尖锐地显露出来，系统研究和妥善解决好这方面问题，与解决好一国多法域带来的宪政课题相配合，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研究在21世纪前期、中前期将继续受到关注，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形成更多的共识。但总的来看，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各种学说观点（例如平衡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服务论等等）将长期并存发展，共同推动行政法的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交流对话口径不一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常见病”，必须重视解决。中国行政法长期存在的用语不够规范统一（如“规范性文件”、“非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等等不知使用哪一个较为规范）、使用者对某些重要概念（如“双方行政行为”、“行政司法行为”等等）缺乏共识的问题，在21世纪前期将会形成更多共识，到21世纪中前期将基本得到解决，这将大大有利于行政法领域的法律规范适用和学术交流对话。
从法律部门和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看，除本文后面将要提出来进行分别讨论的以外，21世纪中国行政法治发展将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行政法制实践中的方法手段日趋多样化的同时，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在21世纪将有越来越多的重要改进，此系中国行政法（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定量分析、案例分析、比较研究、交叉研究、边缘研究、社会调查、试点方法、网络技术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将受到更多关注和配合采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程度将显著提高。例如，行政法政治分析、行政法经济分析、行政法社会学、行政法文化学、行政法心理学等边缘交叉研究将有较大发展。
同时，与判例在行政法制实务中的作用逐渐加大的进程相适应，典型案例将更多地进入教科书基本内容中去，案例研讨成为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之一，而不仅仅是一种点缀和“佐餐”。同时，在行政法教学领域中，更加实用化的诊所法律教育（或称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方式，也将结合国情加以采用并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总体而言，从基本理念、指导原则、基本内容、方法技术、教学研究方式等各方面来分析，我国行政法学在21世纪将进一步从机械法学向能动法学、从静态法学向动态法学、从单一工具法学向综合功能法学演进，这一变迁过程将对整个法制建设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重大和深刻的影响。
（三）关于主体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在行政法的一般论、行为论和救济论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主体论在行政法学体系框架中的分量和地位是否会“日趋缩减和边缘化、次要化”？笔者给予否定回答。可以预见，行政法的主体问题研究在21世纪将受到更多重视，主体理论将重新获得较快较大的发展。其中，行政组织法和人员法在21世纪前期和中前期将有很大发展，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划分等方面将获得较大的进步，并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限争议（冲突）解决机制，以及对行政组织和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特别是行政编制法将受到高度重视并获得长足发展，其权威性将在逐渐严格的编制执法过程和公务员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得到增强，以利于克服行政机关职能交混、职责不清的现实弊端。行政法的主体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完善，与行政法的行为法律制度和监督救济法律制度的发展相协调，这是增强我国行政法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努力之一。
20世纪后期出现的行政主体多元化及其表现形态多样化的现象，在21世纪将会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机关的类型将进一步增多，在越来越多的高技术、高成本和复杂巨系统的新公共管理领域（如科技发展新领域管理、灾害危机管理、虚拟世界行政监管等等）会增设或强化行政管理机关[17]；二是被授权组织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随着行政管理民营化进程，会有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授权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如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依法独立行使某一方面的行政管理权；三是被委托组织的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为了行政的效率化、便宜化和民主化，会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将某些单项行政事务委托给其他组织承担，尽管委托事务产生的法律后果仍归属于委托者。[18]行政主体多元化及其表现形态多样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行政权力的社会化，即行政权力由过去单一地为行政机关专有行使，逐步扩展为有更多的社会组织选择性参与行使；其根本原因在于“二战”后以及20世纪后期一再持续出现的世界民主化潮流引起的行政民主化进程对行政权力的分配与行使所带来的持续深刻影响，它使得人们对于行政法治的价值具有更大的认同程度，对于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和参与机会。[[19]]随着行政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行政权力社会化这一趋势在21世纪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地方制度为：一般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特别行政区；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陆续出现许多在政策条件乃至立法权限等方面有别于传统体制的各类特殊区域，尤其是城市的变化发展更为显著和深刻，如经济特区、出口保税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较大的市、市地合并后的市等等；而且我国地方制度今后肯定还会更加多样和深刻地发展。[20]伴随地方制度的多样化和地方自治成分的增加，关于分类型、分层次的有限地方自治制度的探讨和实践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并有较大发展，因此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立法问题也将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将促进地方行政组织法的有关部分从21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令人嘱目的发展。[21]
关于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行政主体（如公法人、公务法人等被授权组织）的研究将有较大发展，那种混合组成、“官民”结合、地位独立的行政委员会一类的机构（类似美国的独立管制委员会）在21世纪将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未来行政组织体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此相关的立法和行政立法以及理论研究也将有新的发展。
在21世纪前期以及中前期，以《公务员法》和配套立法的陆续出台为基础，公务员制度在规范化运作方面将有较大进步，公务员队伍的总体法律素质在健全的行政组织法推动下将有更显著的提高，基本形成科学化高效化法治化的我国公务员制度。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权利，特别是监督行政、行政参与、权利救济等问题，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和解决，成为所有重要的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性内容，并出现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和权利保护的专门立法。简言之，关于行政相对人的理论研究和立法保护在21世纪将会有较大发展，这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四）关于行为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首先是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依法行政的制约因素、宪政与依法行政的关系、依法行政与行政救济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各级人民政府将制定更加科学规范、符合实际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划和计划来指导实践，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在21世纪前期能够获得更快更大更理性的发展。
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乃是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和走向合理的福利政策国家（所谓合理的界限是福利政策不至于压抑发展的活力），所以给付行政、保育行政和服务行政等方面的行为在21世纪将大量增加，相应的行政作用立法也将有更大发展。
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纠错机制，切实规范抽象行政行为，特别是重新定位和严格约束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这对于21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行政行为的外延将日益宽泛化，行政行为的抽象与具体之界线也将淡化、模糊化。
经过坚持采取完善立法、强化监督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在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行政收费法、公益捐助法、行政强制法等等），过去长期和普遍存在、人民群众反映极为强烈的“三乱现象”（即乱处罚、乱收费、乱摊派）和“审批经济现象”，可望在21世纪前期基本纳入法治轨道，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和实施区域开发战略的要求，将通过一系列行为法律制度创新，包括废除不符合wto原则和规则以及不符合区域开发战略要求的过时法律规范，为更好地符合wto的要求和推进区域开发提供更适用配套的行政法律制度。
现代行政法在强调依法行政的同时也注重行政的民主性、效率性、灵活性和积极能动性，所以行政机关的非正式行为、非权力行为或非强制行为等等（如指导性行政计划、行政契约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信息行为和各种行政服务行为）在21世纪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和稳健发展，并基本走上法治轨道，表现为比较适度、规范和可救济。
行政专门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等行政司法行为在21世纪将呈多样化发展，并通过专门立法加以规范化，其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调整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出来。
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相辅相成，具有规制行政主体行为的积极作用。在行政民主化和行政法治化的双重进程的强有力推动下，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在21世纪前期和前中期将有较大发展，其中与行政公开制度有关部分的发展将尤为迅速和突出。例如被称为参与主义的行政立法、行政执行就要求：重要行政立法草案公布出来听取民众意见的草案公告制度将更加规范化、便民化（公众评论期间应尽可能延长），行政立法审议会制度将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行政执行过程中的听证程序制度的完善化等等。而且，涵盖面广、包容性强、适应性好的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典，可望在21世纪前期制定出来，这具有行政法治发展的里程碑意义，而且单行法中的行政程序立法也会不断加强和完善以与之配套；但行政程序制度的有效运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更长时期的行政程序法制实践来逐渐整合。
还应指出，由于行政程序制度一方面可以规制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刻板性、高成本性等缺点，且在发展成熟并超过一定限度后会进一步凸显和放大这方面的缺点，所以辩证和长远地看，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目标应定位于适度发展，而不是程序设置得越多越好。一般说来，行政程序与行政的规范和公正有关，但也存在成本和效率方面的问题，对此应有辩证认识和理性的行政程序立法政策取向。
由于各种自然灾害、传染病暴发流行、社会动乱、人为重大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出现往往导致公共危机，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加以特殊的应对和管理。这种“危机管理”也称为“紧急状态管理”（emergencymanagement），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一个国家和地区为防止突发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全面失控，就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系统配套的紧急法律规范，来调整公共紧急情况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这就是所谓公共应急法制，它具有权力优先性、紧急处置性、程序特殊性、社会配合性、救济有限性等诸多特点。危机管理＋利益平衡，就是公共应急法制的功能。由于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大量的即时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中断某些法律规范的实施，甚至暂停或限制公民的部分宪法权利（但不得限制和剥夺生命权、语言权、宗教信仰权等最基本的人权，这称为不得超越权利克减底线），具有极大的优先性、紧急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因而也具有恣意和滥用的特殊条件和可能，必须对其加以更为严格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而紧急情况下的特别行政程序、司法程序、救济程序等程序约束乃是最有效的约束机制之一。从20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立法实践来看，针对特殊和紧急情况的行政法治需要，在行政程序法典中专门设立若干紧急程序条款，是一种比较普遍和有效的做法。因此，在21世纪前期将要出台的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对于如何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必须有所回应，也即在行政程序法典中专设一个部分来规定紧急行政程序，就公共危机中的行政应急管理措施的适用范围、程序原则、约束机制、补救机制等等加以具体规定，这对于满足公共危机管理的紧急需求，通过规范紧急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权力伤害具有特殊意义。因此，2004年修宪将紧急状态理念和法制明确地载入宪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宪法依据后，我国应急法制建设将在21世纪前期出现较快发展，要制定出龙头性的紧急状态法（或突发事件应急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以满足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五）关于救济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行政法的监督与救济环节中许多曾长期争论的内容，以及新的监督与救济制度，在21世纪将陆续形成共识、得到确立。例如，关于怨情申诉的法律制度将通过现有信访投诉举报制度的法治化改造得以建立健全，新闻舆论对行政的监督将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和规范，将有更多的行政机关的外部行为（包括行政契约行为、行政指导行为、非正式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等等）纳入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范围，涉及和影响到公民权益的行政内部行为和一些准行政行为也将逐步纳入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范围，新的复议、诉讼类型将得以确立（如行政公诉、集团行政诉讼等等）。[22]简言之，监督行政法律制度中的司法化因素将逐步增大（但也不是无限度地增大），直至达到对行政的必要监督力度后与其他监督行政方式处于动态平衡和协调状态。同时，公开的典型行政判例在司法审查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将进一步加大。
应当指出，我国行政法的监督与救济环节中，人大监督的牵头作用在21世纪将会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特别是人大对政府的“人事监督”和“钱包监督”这两大权力将会更强有力地行使（例如审计监督今后也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或指导）。而且，我国的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可望在21世纪的前期或中前期建立起来。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的理由在于：监督专员制度（ombudsman）是当今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监督体制中一个重要和有实际效果的组成部分，其运作经验值得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我国借鉴；在探索新监督体制的过程中，作为完善现行监督体制的特别措施之一，应以大胆改革、积极探索的精神，尽快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拓展监督方式和救济渠道。在具体操作上，可先进行试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选择地向部分行政区域和特殊地区派出监督专员（不是按行政区划逐一派出，而是跨区域派出），由其对相应区域、机关的行政权力（也可包括其他的国家权力）行使过程实行一种比较及时、直接和有超越性、权威性的特别监督制约。
在纠纷解决行政终局进一步减少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运动）获得发展的同时，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将在21世纪得到深入发展，其显著特点是受案范围将大大扩展，审理程序和审查标准将更为丰富，证据制度将更加完善。[23]
同时，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及相应的个人追偿制度和立法也将在21世纪前期和中前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将更加便利、充分和可靠，同时对有严重过错的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追究也将更有力、更规范。
（六）关于部门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部门行政法也称分论行政法，或称行政法分论，其包括的领域和门类甚多。尽管以往行政法学界（包括一些国外行政法学者）对于部门行政法没有太大的研究兴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部门行政法应当取消或预言其将会消失，但多数学者认为部门行政法有其特殊的作用，不能轻率地否定其存在价值，而且部门行政法的实际发展和在实践中的作用也与上述判断不相符合。从历史经验来看，随着现代行政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行政方式的不断变化，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今后应摆脱单一的总论研究模式，谋求研究对象的多样化，尽可能研究行政领域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运用实证方式揭示和解决各部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行政问题，如改善金融行政监管方式和手段等金融行政法领域的问题，以及公安、工商、土地、税务行政等领域的行政法制改革等等。总的来说，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国家职能和政府角色的变化走向，21世纪我国的部门行政法将获得与总论行政法（常称为行政法总论）大致相应的发展，其中主要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给付性、服务性和保护性领域发展较快。具体而言，预料如下五个方面的部门行政法制和专题研究在21世纪将受到更多重视，获得较快发展：
1.关于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秩序维护（包括金融秩序监管）、资（能）源利用与保护、环境（生态）改造与保护等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行政法；
2.关于教育、科技（含知识产权和新科技领域）、文化、卫生保健、体育运动方面的行政法；
3.关于人权、安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方面的行政法；
4.关于网络领域管理和服务（包括电子商务、电子社会事务管理和服务）以及电子政务建设和运行方面的行政法；
5.关于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涉外因素（国际间、区际间事务）方面的行政法。
21世纪中国行政法将出现的上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发展演进不会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交叉复合进程，它们与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以及宪政、刑事法治等其他公法领域都将有强烈深刻持久的交互影响；故须以宪政发展的眼光，根据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从观念上、体制上、规范上和具体制度及方法技术上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把握发展趋势，作出正确选择，积极推进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努力推动中国行政法的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在21世纪获得更大发展，促进宪政和行政法治目标的完整实现。
参考文献
[1]皮纯协。行政法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313以下。
[2]这一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行政法（系其“六法全书”之一）已包括内政、军政、地政、财政、经济、人事、律师、会计师、行政救济及司法服务等诸多门类的法律规范，其中既有基本法，又有单行条例，还汇集有各种解释例，内容已较丰富。现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南京国民党政府从立法上作了上述努力，特别是其中还包括一些具有行政法治外观的行政监督和救济方面的法律规范，但借用高道蕴教授对中国早期法治思想的一段论述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不宜将此“看作是对保护个人权利的程序正义关心的表现，而应看作是为了自己目的保持人类和物质资源的一种手段。……不过是其他更实际考虑的一个附带后果而已。”高道蕴等：《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3]这一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所谓“战时行政法”理论指导下，借“戡乱”以稳定国家局势为名制定了一些特别行政法，某些法规的效力甚至高于宪法，如《国家总动员法》、《戡乱总动员令》等等，旨在增强一党专制统治，限制民主自由，表现出明显的反动性和专断性。参见张晋藩、李铁：《中国行政法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416页。
[4]法学教材编辑部《行政法概要》编写组。行政法资料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462-465.
[5]限于资料、时间、篇幅等方面原因，这里未对20世纪下半叶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行政法治发展情况一并进行考察，容另文对其演进轨迹和特点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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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据查阅，我国法学界大约从1988年开始呼吁依法行政并逐渐展开对此问题的讨论，在短时间内发表了一大批专题论文，但随后沉寂了一段；1992年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关于依法行政的众多专题论著又陆续发表出来，讨论显得非常热烈，行政实务界也积极参与讨论和进行实践探索，但总的看来深刻性似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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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许崇德主编：《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53页。而且，将来台湾问题获得解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时，还将设立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规模效应的台湾特别行政区或者台湾特别自治区。那样，“一国多法域”的轮廓将更为丰满，实践将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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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有的学者认为，从权力来源看，现在的行政机关已包括两类，即法定行政机关和《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增加规定的“被决定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这就是受到人们较多关注和争议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它针对我国行政处罚实践中的突出矛盾，通过立法调整和扩展了行政处罚执法主体的范围，在行政法的主体理论与制度创新方面具有特殊意义。此处所谓“一个行政机关”，可称之为“国务院决定或其授权省级政府决定的执法主体”，或简称“被决定行政机关”，它在权力来源等方面与“法定行政机关”似乎有所不同。因此，从行政处罚制度的角度看，现在直接面对行政相对人的具体执法主体实际上有4类，即法定行政机关、被决定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被委托组织（其执法后果归属于委托行政机关）。
[18]尽管被委托组织是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使某一方面的行政管理权，其公务行为后果归属于委托机关，但直接面对千百万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该公务行为的管理和服务对象）的毕竟是该被委托组织。
[19][美]艾伦·S.科恩（eilenS.Cohn），[美]苏珊·o.怀特（Susano.white）。法制社会化对民主化的效应[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2）。
[20]例如未来在三峡库区，也可成立类似美国的独立管制委员会那样在特殊地域或领域发挥作用的三峡库区发展管理局，以适应其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上的特殊需要。又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今后可发展成为地方自治成分较之港澳特别行政区更大的我国“特别行政省”或“特别自治省”或“特别自治区”。
[21]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学界历来有不同见解。一般认为，现实生活中已很难找到一种完全不带有自治成分的地方制度，我国的地方制度实质上也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但在习惯上不这样提，而统称之为民主集中制。今后我国有限地方自治制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地方自治成分在现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增大。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44—245页。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4
关键词：行政救济；行政复议；诉讼；国家赔偿
一、行政救济制度的概述
行政救济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自己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请求行政主体审查，有权的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后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给予补救的法律制度。
行政救济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行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它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分立、相并列，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和对国家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权力。行政权力具有国家支配力和国家强制性、具有执行性与公益性、具有扩张性与有限性以及腐蚀性与侵权性等特征。因此，行政权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行政权的特征又使得它很容易被权力主体滥用，进而不利于社会公益利益的维护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因此，行政救济制度孕育而生，并在各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我国行政救济的途径总的来说包括6种，即监察救济、立法救济、复议救济、诉讼救济、行政赔偿和补偿救济以及救济。监察救济的特征体现在内部性上，只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诉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人事处分等内部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诉。立法救济则是立法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但与公民并无直接的关系。复议救济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纠错机制，是主要的救济途径之一。诉讼救济是我国最主要的救济手段。救济则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制度，虽然带有人治的色彩，但是在发挥救济作用方面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随着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救济制度也是随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表现在救济手段的增加、救济范围的扩展、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日益增多等方面。我国行政救济的现状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比较落后，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趋势是乐观的，公民享有的每一项权利将都会取得相应的救济。
二、三大救济制度的发展趋势
2.1行政复议救济的现状及发展
行政复议法相对于行政复议条例而言，对行政复议范围进行较大的调整，扩大了行政复议的权利的保护范围，体现了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必须扩大的趋势，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和更为便利的行政法律救济的渠道。但是，行政复议制度的缺陷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行政复议的范围仍然很狭窄，使很多相对人的权利仍然得不到相应的救济，这在当今行政权力已经扩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现实是不符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
(1)《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行政复议范围所列举的11个事项，全部是行政机关所为，那么，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可否复议呢?
(2)《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中的“规定”到底是什么?界定很不清楚，很容易成为执法人员手中的“令箭”和复议机关不予审查的借口。因为现实生活中处理具体行政事务所使用的规范性文件不乏各级人民政府所属的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法律称其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所以在复议中就会产生疑问，这些规范性文件可以提请附带性审查吗?
(3)某些属于事业编制的单位如房管部门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获得授权而享有行政复议的权力，这与行政复议法明确将行政复议的权力限定给行政机关是相矛盾的。
(4)对“规定”进行附带性审查的前提是与具体行政行为一并提起，那就意味着行政相对人只有违法了才可以实现对规定的审查，很有鼓励违法之嫌疑。
(5)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案例，复议机关经常以某某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内部行政行为而不予审查，那么，什么是“内部行政行为”?所谓内部行政行为只是学理上的概念，法律上并没有予以界定。但是笔者认为，界定与否并无多少意义，因为任何内部行为都应当成为复议的对象。学界曾经热度讨论公务员的救济问题，其实直接将其纳入复议范围便是捷径。
以上是笔者认为行政复议法中存在的一些漏洞，也是行政复议法将来的发展方向，要想向前发展必须先打补丁补漏洞，才不会导致恶性循环，避免建立“空中楼阁”。
2.2行政诉讼救济的现状与发展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不得不说是行政界的一大里程碑事件，它是我们国家第一次用最高立法形式提出了司法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使得行政机关有了“危机感”，促使行政机关开始规范其行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诉讼法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
《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解释将相关利害关系人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还是不足以满足一些相对人的要求，使得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利害关系人的范围是什么，是否只要有点联系就是厉害关系人呢?学界也曾经讨论过“利害关系”发生于何时的问题，大部分学者赞成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有利害关系的人为利害关系人，实际中法院审理案件也是采取这种观点的。但笔者在一场亲身经历的行政诉讼中感受到这样的学理解释并不能真正保障所有人的权利，根源就是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才有了使用中采纳学理解释的现象发生。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是最广的，公民的任何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救济，因此，凡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得不到救济的权利都应当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包括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建立。这也是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趋势。
2.3国家赔偿诉讼救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国于1994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但是这部法却被称作国家不赔法，除了赔偿范围狭窄、赔偿标准太低等是他方面的原因外，其程序设计也是其重要的方面。所以赔偿法的修改被提上了日程。时至今日，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已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笔者将其与现行国家赔偿法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进步了很多，如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但同时仍然有漏洞没有弥补。
2.3.1没有规定立法赔偿、精神损害赔偿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5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6
时下，学术界和实务界针对日益繁杂的治安现状，就治安承包的争议开始升温。社会治安究竟是应该强化的政府职能，或者可以适当进行私化；治安承包是否应该是一道解决好众多社会治安问题的良药？但仅就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法律层面而言，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治安承包尚不具有合法席位。横向来看，实施治安承包应该是顺应社会潮流，那么国家可以运用行政法法理作为理论视野，以行政法作为主体法规手段，科学地对治安承包进行控制、引导与完善，促使政府与民间组织或个人形成开展治安工作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对构建和谐社会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治安承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合理性
治安承包在理论上契合新公共行政理论。倘若按照传统公共经济学所倡导的公共物品的有关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所共同进行消费的相关物品，特征表现在消费方式上具有明显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治安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比较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上午公安队伍通过治安防范与治安管理等运作手段，保证安全并提升公民的安全感，所有在治安区域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收益，从而无法排除他人同类受益；就提供公共治安而言，单位公共治安的成本供给，根本不需要特别地追加资源的个体投入；同样，每个人对公共治安的实际消费不排斥与妨碍其他人同时享用享有。伴随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公共提供并不等于公共生产”已经在公众流行，公共政府提供和私人生产的现象一并出现，因此公共物品消费与提供引入了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各国政府都面临着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以及财政赤字等压力，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不断的降低。于是，公共行政逐渐变化：政府公共权力重新进行配置，政府的地位开始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为开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要求政府以全新方式同社会、公民与组织开展合作和竞争。政府与民间开始建立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的新型公共行政。
治安承包契合当代警务改革的实际与理论。被称之为第四次警务革命的社区警务，在国外大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社区警务依托社区与服务社区并举，其目标是改善与密切警民关系，从而保持社会治安构建的良性秩序。治安承包实际上不是单纯政府行为，也并非单纯民间行为本文由收集整理，综合表现为警察职务行为和居民自治行为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主导并对各种社区治安资源进行整合完善，因此，治安承包实际上符合第四次警务革命发展时代潮流。当前，第五次警务革命已经开始酝酿：对警察部门内部运用企业化管理模式来规划警务考虑成本与效率；利用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推行警务工作的社会化。治安承包在新世纪同样满足这次警务革命的特殊需求。
二、我国治安承包的运作模式
我国当今的治安承包起源于农村。在1996年，山东泰安一名退伍军人承包该市一个村的治安，从而被媒体称为中国“治安承包”第一人。据相关资料统计，各种治安承包目前在我国的近十个省（区）运作，而且治安承包涉及范围与区域，已由单纯的安全防范已经扩展到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管理。根据运作的情况大抵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治安承包的山东泰安模式。治安发包人一般为村（居）委会、综治委或者物管公司等机构，相应的治安承包事务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等实务，所需的承包费用由发包人承担或由直接受益人提供，相应派出所只负责具体业务的监督指导。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治安承包就是这种模式，一般将村或街道或单位的整体治安或项目进行治安巡逻看护与安全防范，一般采取以合同价格承包给一定量的个人。而相应的发包方为村委会、居委会或其它单位，对应的公安机关与发包方共同对治安承包人进行量化考核，产生的承包费用则由发包方出一部分与群众出一部分加以解决。
治安承包的嘉兴嘉善模式。在2002年8月，嘉兴市嘉善魏塘镇推出一种“治安防范组合承包”的新模式。治安事务的发包人为地方公安机关，相应承包人的身份较为特殊，一般是公安机关内部的在职警察，然后再由所承包警察挑选组织保安队员。治安承包事项往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和管理，治安承包费用向直接受益人进行募集。另外还可根据发案与破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民警与保安队员的对应经济收入，相应的治安承包经费则由警方出面收取保安费来进行保障。
治安承包的宁波郸州模式。2002年12月，在宁波市的郸州区五乡镇明伦村的一个村民名叫张伟忠公开竞标，比较顺利地拿到该村第二年度的安全防范承包权。一般而言，这种模式的治安发包人往往为村委会，对应的治安承包人为非公安机关或警察，是完全的民间组织或个人，并且治安承包的事项仅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工作与部分治安管理一般性的事务，另外还可负责私房出租户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等。相关产生的承包经费往往由发包人提供，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协助综治委的组织竞标并审核承包人的相应资格资质，并且负责对承包人进行考核。
三、治安承包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不足
治安承包的法律困境有待行政法进行破解。现行的法律框架使得治安承包只能在法律与规则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在社会治安上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分野在于，在古代社会普遍合理存在私力救济现象，在现代社会一般以公力救济为主，少数私力救济只在正当防卫和进行扭送等情况才可以，还比较严格地规定这些权力均来源于相应的法律明确的授权。如果按照现代行政法的相应要求，行政行为如果非有法律授权不得开展；如果出现法律缺位，往往相应就排除任何行政行为；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应该受到目前法律的制约和约束，有责的行政机关应该主动积极地执行明文法律，而且不得推卸和怠慢履行法定职责。在我国《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之前广泛适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有明确规定的条文，公安机关以外的组织与个人未经法律明确授权或委托均无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相关行为行使管理与处罚权，社会治安是各级政府及治安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目前运行的法律框架下，还不存在法律明文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将治安管理权赋予民间任何组织与个人行使。
转贴于
治安承包具体模式在运作中存在先天不足。治安承包顺着市场经济而生的新生事物，具体在实践中运作必然存在欠规范甚至违法的做法。治安承包的参与主体混乱，就目前几种治安承包模式而言，发包方既包括有公安机关和众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繁多的居（村）民委员会和众多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等。有的发包方甚至将不属于自己行政范围内或职责范围的事务，错乱地发包给相应的承包人。与此对应的承包方分为组织和个人，这两者必然在治安业务的专业性与组织管理规范性方面均处于不规范不完善的阶段。我国至今还没有实质性引入规范化的与私人保安行业相匹配的市场运行机制，因此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科学提升治安承包双方主体的相对应的专业水平明显不切实际。治安承包模式的具体运作也目前呈现无序状态，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警察机构与专业社会组织之间关于治安承包的理性合作关系。
治安承包在现实中往往引发负面作用。治安承包在推行市场化运作与管理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与一段时间内能够达到较好的治安效果，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的职业化与报酬货币化等相应的困境与难题。但是，治安承包从长远来看，必然会随之产生一定副作用。一是容易导致政府的治安职能错位。政府治安职能的错位表现为该管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到位。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在管理经济和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力度相对而言较大；但是在提供法治与秩序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治安承包虽然一方面可以使公安机关减轻工作压力，但同时也容易对治安防范和管理工作采取一包了之，甚而至于成为甩手掌柜。二是治安承包过程容易导致滥用职权。我国长期以来的公安机关具体的治安行政执法对治安实体与程序均有严格的一套规定，成熟的专业警务人员往往需要经若干年专业培训与实际工作方能合格。然而，治安承包却将专门由警察才能行使的公安行政执法权，放心地交给既无执法资格又没有法律专业素质与基本警务技能的对应承包人来行使，如果监管不力或不当，一定会造成承包人滥用职权或者非法办案，甚至发展到私设公堂和刑讯逼供，或者可能出现法盲执法怪圈与恶人治村的诸多怪现象。三是治安承包很容易引起权力寻租。就治安管理而言，公安机关所应该追求的是社会公众效益，然而治安承包者往往首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可能会使相关的经济激励异化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赚钱工具。四是治安承包容易加重负担。在承包经费的来源上，一般的模式差不多均遵循谁出资谁受益和花钱买平安的交换原则。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提出了“多元共治”和引入社会公众力量来参与管理，这种目的应该是为了降低政府管理的运营成本进而达到减轻公众负担，但往往这种花钱买来的平安在客观上却使公众承受了经济分摊的繁重负担。
四、我国治安承包制度的法律化过程
在我国，应该从行政法等法律方面和制度规则方面对治安承包进行规范和完善，从而不断增强其存在夫人生命力，应该尽量避免可能因无章可寻而致其无声无息消亡。理性地看，我们国家对治安承包进行不断的控制、引导与完善过程，其实质就是自身法律化的完善过程。
第一，明确设定承包事务的法定范围。就治安承包在承包事务范围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治安防范承包”与“治安管理承包”这两种类型或者两个方面。目前的治安防范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治安管理重点，肯定要将预防放在首要位置。法律明文规定的部分非强制性治安管理事务可开展相应的治安承包，主要内容主要涉及治安行政教育与治安行政监督等具体事务，都可以列入治安承包的对应的事务范围。
第二，法律明文规定治安承包人的专业资格。配好与选好承包人是实行治安承包的关键核心环节，就现实情况而言，如果对治安承包人的资格作过高的要求显然不合实际，法律应该规定基本条件和选任程序。另外还要抓好治安承包与开展保安服务的科学结合，还要促使承包人进行整体素质普遍提升教育，保证能够有效承担治安防范与管理的专业职责，另外也要建立和完善专业化的私人保安队伍进行运作。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7
【关键词】政府职能行政作用经济分析公共选择
自有人类政治共同体以来，公权力由而产生，而有关政府问题的研究，自古至今也可谓多矣，依现有的学科划分衡量，对于政府问题分析的视角也是多种多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作是政府的道德分析，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则开创了从政治角度研究政府问题的先河，而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始，开始了从经济角度去研究政府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作是从政府问题的经济分析，而在罗尔斯的《正义论》那里，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待政府问题。众多的思想巨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足以说明政府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从另一方面看，也实是这一问题触及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关涉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甚至存亡，问题本身的提出即足以聚讼纷纭了，更逞论对其有一劳永逸的说明。本文仅简要介绍公法学（主要是行政法学）和经济学上有关政府职能、作用定位的理论，并尝试说明经济学上的有关分析之于行政法学的借鉴意义。
一、公法学关于行政作用的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公法的产生本源在于对公权力的规范和控制的法，这一本质内核的界定使其具有了区别于私法的独特性，而依照近代立宪主义以来的权力观念，权力一般可以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所谓公法也即是对于这三种权力的规范和控制，但是公法的首要任务却是在于界定公权力的作用范围，之后才有权力的具体分配、行使、监控以及救济。而就现行的公法学研究体系而言，关于权力作用范围的界定在公法学各个分支学科之中并没有独立的地位，或者说研究并不是深入。如果依照奥特玛雅的思路将现行公法体系分为立法的公法、行政的公法、司法的公法以及宪法的话，我们依次检视各门公法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各学科的研究多是集中于对权力的分配、行使、监控以及救济之上，而对于权力的作用范围（尤其是应然的作用范围）这一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反而有所缺漏，惟有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有关于行政作用法的研究，有界定公权力作用范围的意味，所以本文梳理公法学上对于权力范围界定的研究主要就是梳理行政法学上关于行政作用法的研究。
分析行政法上对于行政作用的理论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在行政法理论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分野，虽然现在两大法系颇有互相借鉴乃至融合的趋势，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至少在行政法上是这样，在行政作用法上同样也是如此。
（一）英美法系上有关行政作用的理论
依照韦德的行政法体系，英国行政法除了导言介绍行政法的基础梗概以外，主要就是行政机关及其职能、权力、管辖以及自由裁量权，而构成英国行政法核心的是行政权力的救济与责任，此外还有行政立法与司法。其中涉及到行政权力范围的论述主要集中于行政机关及其职能一编里，在介绍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警察以及国有公司之后，该书阐述了一些政府职能。比较系统的分类主要有福里德曼的分类，他区分行政作用有：1、作为维持秩序者的机能；2、作为社会服务者的机能；3、作为企业经营者的机能；4、作为经济统制者的机能；5、作为仲裁者的机能。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中介绍的英国行政法体系基本类似，其中关于行政作用范围的论述也比较少，仅有的只是在地方政府职权的范围中列举了法律赋予地方政府的一些重要的地方政府职务，主要有1、道路；2、公共秩序，包括警察、防消、民防、公众保护措施；3、环境卫生，包括排污、垃圾、公害、卫生检查、消除贫民窟、供应住宅、海岸保护、美化环境；4、城乡计划；5、公用事业；6、福利服务，包括文化和教育、青年就业、社会服务。由此可见，在英国行政法上有关政府作用的研究并非深入，而且其认识的方法主要是从实证法中寻求政府的作用，从规范的角度归纳总结政府的作用范围，并没有关于政府作用的应然分析以及实然分析。
施瓦茨定义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它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行使的权力，确定行使这些权力的原则，对受到行政行为损害者给予法律补偿。这个定义把行政法分为三个部分：1、行政机关所具有的权力；2、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要件；3、对不法行政行为的补救。”从这一定义即可以看出美国行政法的研究领域，在这一比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概念狭窄的多的概念中，并没有行政作用的位置，而界定政府的作用范围却正是确定行政机关权力的前提问题。相反却是通过行政权力的扩张、变动来认识政府职能的范围，诚如施瓦茨对于行政权力扩张的描述，“自1935年社会保险法制定以来，出现了行政权力深入社会立法领域的倾向。现在这种倾向加剧了。”“此外，行政程序还扩展到传统上由法院管理的领域。”同时施瓦茨还区分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进而区分两者在行政作用方面的不同。类似于英国行政法的情况，王名扬在其《美国行政法》中架构的美国行政法的体系主要包括一般理论、行政主体、行政程序以及行政的监督和控制。关于行政作用，同样也是没有专门的论述，只是在地方政府的职能中略有介绍，其中分别列举了郡、镇、市、特别行政区、学校区等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主要包括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管理经济活动和职业活动、公共教育、福利事业、娱乐设备、执行法律、办理选举等等。这种列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的作用范围，但是其职能分类显然缺乏内部系统的逻辑，而且这种列举的方式同样主要是从规范角度出发对于政府职能的认识，并没有应然的判断。当然这与美国行政法的研究范围（主要是限于行政权力以及行政权力的行使和监督救济）和研究方法（相对重视实际问题解决、轻视理论逻辑抽象）莫不相关，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研究领域则更为广泛，尤其是在理论建构中有专门的行政作用法对政府作用予以阐释。
（二）大陆法系上有关行政作用的理论
首先我们来分析法国的情况，法国行政法学中“制度理论”的奠基人莫里斯奥里乌在其成名作《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中开卷明义介绍行政法的源起及其本质含义，而其论述的起点便是行政制度下行政的定义，公共行政部门是一种凭借公共权力履行行政职责的机构。这个定义阐明了三大要素，依顺序依次为行政职能、行政权力（也叫公共权力）、行政机构。在这里行政职能成为了行政法理论的起点，进而分析行政职能的目标在于实施一些管理行为和行政操作，即通过一些法律的、技术的行为和程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实现对公共事业的管理。而一个国家中的公众需要可归结为两个大的概念，即“治安”和“公益”。治安就是社会和平所不可缺少的秩序；公益的目标是进行社会治理，既是为个人提供便利也是为了维持治安。这些公众需要直接导致公共事业的组织、产生，公共事业就是一种为满足公众需要的，由国家组织的，固定、持续地向公众提供的服务。更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行政职能要有一定的界限，1、公共事业实际上就是一些维持治安的手段和保障公共秩序的方式，因此只有当它们对公共秩序有利时，对它们的组织才是合法的；2、一个共同体对公共事业的管理仅仅只是以自动的程序进行，在这些程序中，所有参与这项管理的个人就不再承担责任；3、国家是一个基本平衡的政体，其中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应该仅仅由一种力量去承担，而是相反，应该有各种对抗的力量进行相互的平衡。如后文所述，这一点殊为重要。
德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精细入微，在诸多领域都有着比较深入的探讨，引领大陆法系潮流，但关于行政作用的研究德国行政法却并非深入。关于行政作用的问题，毛雷尔也只是在行政的分类中才有提及，根据行政的任务或者目的，行政可以分为秩序行政（其作用是排除有关危险，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给付行政（其作用是通过为个人提供特定目的的支持和建设公共设施，保障和改善公民的生活条件）、引导行政（其目的是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全部领域进行广泛、适时的促进或者引导）、税务行政（其作用是通过向公民征收税费为国家提供必要的金钱手段）、后备行政（保障执行行政任务所需人力物力随时可供使用）。沃尔夫则将行政作用分为：秩序行政、给付行政、分配行政、征调行政。
日本行政法的建构过程中主要学习了德国行政法，但是日本行政法的发展在诸多方面甚至更为精细，在行政作用领域主要表现在，对于行政分类、对于行政作用法的更多研究。盐野宏区分行政的种类为规制行政、给付行政和私经济行政，其中主要是规制行政与给付行政的分类，前者是指通过限制私人的权利、自由，以实现其目的的行政活动，后者是指设置、管理道路、公园，设置、运营社会福利措施，进行生活保护，给予个人及公众便利和利益的行政。杨建顺在《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则是有专门的行政作用法一章，其中理解的行政作用法是指以行政作用为共同法原则来支配的几个类型化领域。比较各国的模式、总结日本的模式将行政作用法分为：秩序行政作用，是指以维持国家或公共团体的存续为目的的作用如防卫、警察、财政作用；整备行政作用，是指以整备和形成秩序为目的的作用，如环境整备、经济整备、空间整备作用；给付行政作用，是指以保障生活和提供福利为目的的作用，如供给行政、社会保障行政、助成行政作用。这种分类方法殊为细致而且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现代社会政府的各种职能，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类别区分的标准是为行政作用的不同，而不应该是权力手段使用的有无，因为给付行政里面同样存在权力因素，秩序行政、整备行政里面同样存在非权力手段，所谓规制行政和给付行政与权力行政和非权力行政并没有所谓的对应关系。
由上分析之后，简要归纳行政法学上关于行政作用的论述，可以发现其内在的特点：首先，行政法上对于行政作用分析主要是从规范的角度出发的，即主要从现行的实定法规定中分析、提炼行政作用的一般种类。相对而言，比较少地关注价值层面上的行政作用问题，即行政作用究竟应该划到哪里、行政作用应不应该有界限、划定界限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甚至是事实层面的行政作用问题，在这种规范的行政法学研究中也有不适当的忽视，如行政在实践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当然这也是纯粹法学的研究方法，注重调整、规范的具体规则、制度、原则的架构，注重各个行政作用领域的法原理的概括；其次，行政法学上划定行政作用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方法，即主要是从各种具体的行政作用中提炼出一般性的行政作用的种类，然后再架构其内在的法原理、理论。只有少数的学者是从行政的一般性本源上演绎推论出行政作用的范围，如上述的莫里斯奥里乌。
二、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经济学角度看政府的作用
如上所述，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就已经开始关注政府的问题，亚当斯密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自私的个人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是有利于整体福利最大化的，但即使是这一推崇市场的鼻祖式人物也同样在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市场的局限，即市场纵使神奇但亦有失灵的时候，依照公共选择出现以前的经济学理论，这时候就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是公共选择的理论在此后论证了政府也可能出现失灵，而且更有可能出现失灵，市场的失灵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政府的介入，也就是说市场与政府并不是当然意义上地具有某种互补关系。下面本文简要梳理经济学上关于政府作用的论述，这里又可以从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两个层面予以展开。
（一）规范经济学上关于政府作用的应然范围界定
1、公共物品
经济学上一般根据排他性和竞争性对物品进行分类：所谓排他性或者说是可分性是指任何一个人的消费即排除了其他人对这一物品的消费，消费者这可支配的物品总量是可以细分到每个消费着的身上的，相反，非排他性或者说不可分性是指任何一个人的消费并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这一物品的消费，每一消费者可支配的的物品总量即是该物品的总量；所谓竞争性是指物品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不为零，相对非竞争性即是指物品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据此可以将物品分为四类：公共公益物品，具有不可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私益物品，具有不可排他性和竞争性；私有公益物品，具有可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私有私益物品，具有可排他性和竞争性。基于产权界定成本的原因，一般而言，私有私益物品界定成本较低，是典型应该由市场提供的物品，公共公益物品的界定成本则过于高昂，所以一般由政府提供，中间两种物品性质上介于这两者之间，在提供上也介于两者之间，如私有公益物品一般由地方政府或者社会团体提供，所以又成为“俱乐部物品”，公共私益物品同样也多是采取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运营方式。如此即简要地阐释了政府作用范围的粗略基准，但是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几个问题：
（1）从广义上理解，公共物品包括两种，“一是有形的物品，如国防等；二是无形的，指各类制度规则。”而且作为界定产权的法律制度更是市场运行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无疑是需要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共同协作提供，并非行政一个机关所能解决。
（2）物品的属性是物品本身所具有的，但物品的属性不是静止不变的，随着技术、环境等因素的变化，物品的属性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即使如国防这种这种最传统的公共物品，在现在的高科技条件下也开始失去其纯粹的公共物品性质。也有一些物品本来不是稀缺资源，但随着人类技术以及需求的增长，从而也成为公共物品，如水资源。
（3）物品的性质决定物品的供给方式，但是这不是绝对的。现代世界的私有化浪潮表明，政府并非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当然的是有效率的选择，市场在这些物品的提供上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诚如毛寿龙所言，“实际上，它（指国防和治安）也不必由政府来垄断，政府也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并且引进市场的机制，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国防和治安的最佳供给。”
2、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是指“生产或者消费对其他群体强征了不可补偿成本或给予了无须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具体有两种：否定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和肯定的外部性（外部经济）前者指给其他群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后者则是给予了无须补偿的收益。由于有生产与消费的不同，所以在经济生活中，外部性可以分为四类，消费行为的外部经济、消费行为的外部不经济、生产行为的外部经济以及生产行为的外部不经济。“当资源具有外部性时，市场就不能提供正确的信号，一般来说，对于外部不经济的产品市场会生产过剩，而对于外部经济的产品市场会生产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政府的介入，而政府作用的原理就是，对于外部不经济的行为进行征税，用于弥补其行为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后果，对于外部经济的行为进行补贴，以此弥补其在成本上的损失，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外部效应内部化。
但是这一解决方案最致命的弊端就在于信息上的不完整，政府可以进行征税、进行补贴，但征收多少、补贴多少，如何达到最优的水平，都需要详尽的信息，显然在现实的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这一条件几乎是不能满足的。基于此，解决的途径还是转向了非政府的解决方式，如产权界定、组织设计、改变管制和控制、污染费、押金退款制、可交易许可证或者干脆让位于市场。但问题并非能够完全地得到解决，正如科斯对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提供的选择，“一是明确有必要明确的产权；二是如果交易成本合算的的话，政府介入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三是如果市场、企业不能以较合算的成本解决外部效应问题，而政府的解决成本又远高于市场或企业的解决成本，那么该外部效应问题就没有必要解决。”
3、垄断
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相当程度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的，这个假设即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但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状况是很难实现的，相反却常常出现个别企业影响产品价格的情况，当个别出售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某一行业的产品价格的能力时，该行业就处于不完全竞争（imperfectcompetition）的状态，当这种不完全竞争达到极致的时候，就是单一的出售者完全控制某一行业，这样即是完全的垄断，但这种完全的垄断如特许的地方服务性行业现在也并不太多，现实中多是位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经济学上可以证明垄断是没有效率的，所以需要削减垄断，而为了削减垄断可能的一个选择即是政府干预。政府控制不完全竞争的手段主要有税收、价格控制、政府所有权、管制、反托拉斯政策以及促进竞争等等。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政府对垄断进行管制，反而会引起更多的效率损失，这也许是当初试图解决问题时所没有预料到的，经济分析同样表明，政府通过征税的办法不可能解决由于垄断带来的福利净损失的问题。其实垄断的形成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原因，诸如技术原因、政府法律原因、规模经济原因等等，事实上较难解决是政府垄断和自然垄断问题。其中政府垄断恰恰是由于政府过多作用引起的，而对于自然垄断问题，“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需要政府直接经营或者政府管制，但新的实践表明，自然垄断可以进一步的细分，除了政府介入之外，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可以进行充分的竞争了。”我国电信行业现在逐渐进行的拆解、分立也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4、公平问题
市场自然竞争的必然结果就是有人成功、有人失败，由此必然形成人们收入上的不均等，甚至会形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问题，这样就造成了竞争起点上的不平等，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无疑是不利的，于是有福利国家的兴起，主张由政府介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不同的分配方式对于效率是有影响的，随着各国试图使其公民收入平等化，它们在刺激和效率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大的不利影响。所以问题是，在平等与效率两种发生冲突的价值之间进行协调和选择中，需要多大程度的再分配。这并不是完全能由经济学回答的问题，只有在政治哲学中寻找不同的平等分配准则，一是要素禀赋的准则，主要指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起点平等，在市场条件下出现任何结果都是可接受的；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主要认为收入分配应该追求社会总福利和人均总福利的最大化；还有就是罗尔斯著名的两项正义分配原则，即“（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用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可见不同的理论基础必然会推出政府的不同作用范围或者作用方式，其中罗尔斯的观点笔者最值借鉴，但是在我国现行市场经济正在建设中的条件下，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在后一个原则上安排的失误，而是对第一项原则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二）实证经济学上关于政府作用的实然范围研究
以上讨论了政府应该做什么以及其作用的局限，而政府何以会在现实的运作中出现比市场失灵更糟糕的政府失灵呢，实际上政府是如何发挥作用呢，公共选择理论将试图阐释这些问题。公共选择主要是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向政治领域所作出的一种拓展，其基本的理论假设主要是：经济学不是选择科学，而是交易科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学派经济学；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由此而架构的理论体系，必然会破除政府作为公益代表而完全恰当地履行立法或者理论赋予其的职责的神话，现实中关于政府的诸多问题也由此得以一定的理解，如政府规模扩张、寻租、利益集团、腐败、政府失灵等等。
关于政府规模何以会不断地扩张，公共选择理论有着细致的解释，如塔洛克就认为多数票规则下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是政府增长的原因，对政府规模增长做出了开创性的分析，之后诺思、沃利斯、缪勒、奥尔森则对此有更为精细的分析。财政幻觉假说则认为，统治机构能够在政府的真实规模方面欺骗纳税人。
寻租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对政府腐败等问题都有着相当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当国家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当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不恰当的人时，政府失灵就产生了，具体表现为：没有代表性的政府、政府目光短浅和行为短期化、政府活动的低效率。斯蒂格利茨把政府失灵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信息不完全、政府官员的动机、难以预期私部门对政府计划的反应，从而使政府行为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三、有限政府经济分析之于行政作用类别的借鉴意义
如上关于行政法学与经济学上政府作用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两种学科遵循了不同的进路，对于同样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阐释，但是同样也可以发现，两种不同进路之间并非如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在认识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互补性，方法上虽有不同，但在实践中对于许多的问题遵循不同的逻辑却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一）研究层面上的互补：价值、规范与事实
在以上的分析中，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纯粹的行政法学对于政府作用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规范的分析，采用的方法也主要是规范研究的方法。如行政法学研究行政作用的范围主要即是从法律的规定中抽象出一般性的行政作用种类，继而就是根据这些种类的区分，从中架构起不同的法支配原理，从而为进一步法律规范的调整打下理论上的基础。这正是纯粹法学强调法的确定性、严密性、逻辑性所衍生出来的研究进路，也正是法学的独特性所在。与此相对经济学的重点则是在于，一方面以效率为导向推演出各个应然的命题（规范经济学）；另一方面以现实为对象作出解释和预测（实证经济学），区别于法学的规范研究，前者集中于价值层面，后者则集中于事实层面。如此，扩大显现两个学科之间的区别之后，很明显也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如果以问题为共同的依托点的话，单纯的价值研究、单纯的实证研究或者单纯的规范研究都很容易陷于片面，从而也缺少一种综括全局的整体概念，如行政法学可以回答政府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应该遵循什么程序、有什么救济等，却很难回答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或者实际上在做什么的问题，相反经济学可以从效率的角度告诉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或者实际上政府会那么做，但是却不能回答支配政府运作的规范结构以及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问题。而几个层面的结合研究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矫正这一不足，首先可以确认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然后结合政府作用的不同原理，在规范上架构政府运作的制度框架，然后观察、分析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偏差的原因，反过来再修正制度框架，最终逐渐引导政府作用趋于应然与实然的接近、契合。
（二）逻辑方法上的差异：归纳与演绎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政府作用的研究，行政法学与经济学运用了两种相反相成的逻辑方法：归纳与演绎。行政法学上研究行政作用主要运用的逻辑方法即是归纳的方法，即从众多的行政作用具体形式中抽象出行政作用的一般类别（而且这种抽象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历史的脉络，例如大陆法系研究行政作用首先是抽象出秩序行政，然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又抽象出给付行政的概念），而且依此建构起来的行政作用理论、制度随着现实行政作用具体形式的增加变化而增加变化，如在夜警时代的国家，行政法主要抽象出来的就是秩序行政的原理，而随着福利国家兴起，行政法进而从理论、制度上进行修正，建构起新的给付行政的原理。显然，随着生活的发展，行政法的理论、制度也将随此而不断发展。相应的，经济学上研究政府作用主要运用的逻辑方法却是演绎的方法，即先是假设一个基本的前提，继而根据经济学上的一般原理、理论，以效率为归依，分析现实中的问题，解释实际中的政府现象或者提出对政府的应然要求。但是如下所述，这两种不同的进路在最终的结论上却是不乏类似甚至相同之处。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所谓法律理性与经济理性是有所不同，但也正是这种不同才使得多纬度地研究问题成为必要，世事纷纭复杂，对其的分析说明非某一个学科所能所能胜任。
（三）问题乃至结论的对应性
具体地对照可以发现两种研究之中，在问题乃至结论上都有着相当地对应关系。从广义上讲，所有的政府职能都可以归入所谓的公共物品这一概念当中，因为其本来意指的就是涉及到公共的事务需要由公共的选择来决定，政府本身即是公共选择的产物，政府所有的作用自然也都是公共物品的不同形式，所以包括秩序行政、保护行政、给付行政都属于广义的公共物品范畴，尤其是秩序行政中的防卫、警察、财政都正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公共物品，也可以说是狭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进一步细致地比较可以看出，保护行政中所讲的环境保护行政问题相当程度上都是为了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尤其是外部不经济的问题，空间保护问题同样也是如此。经济保护行政则很大程度上对应于经济学上所论述的垄断问题。给付行政则更多地对应于经济学上论述的政府在解决公平问题上的作用，但主要是指社会保障行政和资助行政，供给行政也是主要的对应于狭义上的公共物品范畴。从研究的结论方面两者同样有诸多的互通之处，如关于秩序行政，行政法学上架构的消极目的原则、公共性的原则、违反秩序的原则和比例原则与经济学上的有限政府理念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契合点：都隐含有对政府的限制、规范。关于给付行政更是如此，给付行政有所谓补充性原则、禁止过剩给付原则，这一点与经济学上甚至政治哲学上所讲的起点公正原则、不平等分配要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原则等无疑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当然，笔者考虑是否能够这样理解，即经济学或者政治哲学上所讲的原则可以作为对行政法学上所谓补充性原则内涵的进一步界定，从而丰富、充实补充性原则的内涵结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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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8
以下本文先论述法学的对内范围，次及法学的对外范围，然后是分科，最后是关于分科问题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部门法的划分问题。如果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科学体系就如由许许多多座大楼组成的一个蔚为壮观的建筑群；这许许多多座大楼就是各门学科。法学即其中一座大楼。这座大楼与其他大楼，特别是最近邻的一些大楼的比较关系，就是法学的对外范围问题；这座大楼内部的结构和它的许多房间，则分别表明了法学的对内范围和分科问题。
一、法学的对内范围
社会科学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法学是社会科学之一，它研究的对象是法律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但具体地说，法学研究的范围又是什么呢？在法律思想史中，不同阶级和不同派别的思想家、法学家，由于对法律本身的不同解释，作出了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本质上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从形式上看，法律是以国家意志出现的、普遍性的、强制性的规范。我们在确定法学的范围时就是从对法律的这种科学
解释出发的。
我们试图从三个不同但又相互交错的角度来分析法学的对内范围。首先是从横的方面对法律进行解剖，即区分各种类别的法律，来考察法学的对内范围。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法学的对内范围首先是各种各样的部门法学，如宪法学、选举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民法学、诉讼程序法学等等。这些部门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内法，但法学的对内范围还包括与国内法学相对称的国际法学，这里讲的国际法学是从广义上讲的，包括通常所讲的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民商法学、国际刑法学等等。
以上这些部门法不仅现在有，历史上也有；不仅一个国家有，其他国家一般也有，尽管名称可以有所不同。再有，对各国的法律也可以作比较研究，因而法学的对内范围就又包括了法律史学以及外国法和比较法学。比较法学包括了比较法学家通常所讲的“宏观比较”，即对不同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或不同法系（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律的比较研究；以及“微观比较”，即对同一社会制度和同一法系的法律进行比较；还包括了对不同社会制度、法系或国家的法律进行总的比较（即比较法总论），以及就某一部门法或某—特定法律制度进行特殊比较，如比较宪法、比较民法或陪审制、国籍法的比较研究等等。有的比较法学家还将联邦制国家中联邦法与邦法或各邦法之间的比较也列为比较法学。事实上，我国《唐明律合编》、《九朝律考》等书也可列入广义的比较法学。其次，我们可以从纵的方面对法律进行解剖，即从法律的制定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这一角度来看法学的对内范围。
中外历史上都有过所谓注释法学，或可称为法律解释学，其特征是主要从文字逻辑上对法律条文进行阐释。对传播或实施法律来说，这种法学是不可少的。欧洲中世纪以波伦亚学派闻名的注释法学家对传播罗马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历史上马融、郑玄、杜预、张斐以及长孙无忌等人的律学，事实上都可称为注释法学或法律解释学。
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当然要求从文字和逻辑上，对法律条文作出正确的解释，但法学的对内范围不限于也不应归结为这一要求。法学还应研究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法律，应否制定这种法律，怎样制定法律等问题，也即研究立法的原则、对立法的评价，立法的技术和立法的程序等问题，在法学上称为文法学。这里讲的法律和立法二词，都是就广义使用的。即除了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外，还包括宪法以及次于法律的法令、决议、命令等所有法规。
进一步讲，法学还应着重研究法律制定后在社会中的实施，即如何实施，是否实施，怎样得以保证实施，这种法律在社会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在法学中，一般称为法律社会学。
以上分别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看法学的对内范围。此外，我们也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像一般科学一样，法学也可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两大类。前者研究法律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后者主要指各部门法学和国际法学等。之所以称这些法学是应用法学，就因为它们主要是研究有关法律规范，而这种规范。相对地说，是比较具体的；与社会实践直接联系的；理论法学则相对地说是比较抽象的，是从应用法学中概括出来又用以指导应用法学的，理论法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仿佛是通过法律规范的中介而建立的。
理论法学中最重要的是法学的基础理论，它研究对整个法学都普遍适用的概念、原理和规律。在西方国家，法学的基础理论通称为法律哲学或法理学（英语中Jurisprudence的一种意义）。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是理论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理论的历史。从形式上看它和法制史一样，都是法律史学；但从内容上看，它不同于法制史，法制史是应用法学，而法律思想史是理论法学。
综上所述，从横的方面解剖法律来看，法学的对内范围包括部门法学、国际法学、外国法和比较法学以及法律史学。从纵的方面解剖法律来看，法学的对内范围包括法律解释学、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从认识论角度看，法学的对内范围又可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以上是从不同角度讲的，因而这些法学相互间必然会存在交错以至重叠，在以下法学的分科问题中再作申述。
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以上讲法学的对内范围是从总的意义，就世界范围来说的，不分国家和时期。但如果就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法学而论，它总是以研究本国的现行法律为重点的，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法学，是不会有例外的。这一点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许多实际问题，例如法学研究单位、法学研究规划、培养法学人才、法律院校教学计划、法学书刊出版等等方面的方向、比重等问题，在每个国家中，总有相当数量的法学研究单位和法学研究工作者是以研究国际法学、法律史学、外国法和比较法学为专职的，但就这一国家法学的整体而论，它所研究的重点是本国的现行法律。
二、法学的对外范围
以上我们概述了法学的内部结构，现在就来察看一下法学的对外范围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在调整人类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极为广泛的，以致我们几乎可以说，法学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这里我们仅概述法学与最为密切的一些学科的比较和关系。
法学与哲学
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它既不属于自然科学也小属于社会科学，但它又是建立在这两类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对这两类科学起指导作用。
我国的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的，从中汲取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我国的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代替法学的基础理论，可以将这二者混为一谈。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讲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尚不充分发展，科学尚未明确分开，哲学曾作为“科学的科学”出现，以自己代替一切科学；特别是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力图建立一门包罗万象的体系，将包括法学在内的一切学科都当作这-体系中的一个环节。19世纪黑格尔的哲学就是这种体系的最后尝试，他的《法哲学》就是他的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由于这种历史传统，在西方法学界，即使在法学早已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后，还习惯于将法学的基础理论称为“法哲学”，但这一名称一般并不意味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法学与哲学之间的学科。
法学与社会学
社会学的内容相当庞杂，历来缺乏对社会学含义的一致了解，一般地说，它是将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实际问题作为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如上所述，法学是以法律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社会学与法学，正如它与政治学、经济学等一样，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而且交错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通称为法律社会学这一学科，它是法学和社会学都分别持有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可以说是介乎法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
例如拿青少年犯罪这一问题来说，它是社会学家和法学家都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涉及很多社会因素的重大社会问题；对后者来说，这虽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但却直接涉及到法律问题，特别是法律的作用和效果问题，因此，在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社会学和法学之间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需要综合各种社会因素来研究这一问题；后者着重研究这一问题的法律方面，但又决(文秘站:)不能局限于法律方面。
法学与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其中包括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包括工业、农业等部门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
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直接导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法律所反映的阶级意志，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反过来，法律又影响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法学研究法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经济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了经济与法律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律和经济的关系集中体现为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供法律根据，为此，就应制定大量经济法规，要求这些法规充分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并在管理经济法活动中严格地执行这些法规。
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对现在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认真加以改革。这种改革的总方向是改变过于集中的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管理体制，扩大企业的自和企业职工参加管理的权力；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主要依靠行政组织、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依靠经济组织、经济办法和法律办法管理经济。这一改革为我国经济学和法学两者的并行发展和相互协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法学与政治学
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国内外学者也没有统一的见解，一般地说，它是以国家、政府和政党等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在历史上，政治学与法学曾长期结合在一起。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世界上第一本政治学著作中，政治学和法学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王权占有绝刘优势，但在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居于统治地位，政治学和法学都隶属于教会的神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学和法学摆脱了神学的桎梏，但在当时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下，政治学和法学是很难分开的，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是兼具政治学和法学两重性质的著作。到19世纪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立法的大规模发展，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我国在解放后，政治学和法学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取消，法学则在不同形式下改为国家和法律的学说，直到粉碎后，政治学和法学才都获得了各自作为独立学科的正常地位。
当然，政治学和法学是两门独守的学科，决不意味可以忽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将它们混为一谈或将它们截然割裂，都是不应该的。
法学与伦理学
伦理学是研究评价人们行为荣辱、善恶、正义与否的道德规范的学问。正因此，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法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息息相关的，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有时是很难分开的，法学也当然与伦理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即使到近、现代，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法学与伦理学已明确分开，但法学与伦理学都极为关注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法律与道德是否可分？两者共同与不同是什么？在治理国家中应强调法律的作用还是应强凋道德的作用？法律与道德之间有什么相互影响？两者如何有效地配合？法律是达到某种道德目的的一个手段，还是道德应服从法律？如果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发生矛盾时，应服从哪一个？一个违反道德义务的法律是否还算法律，等等。
法学的对外范围主要是指法学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的比较和关系问题。除此以外，介乎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或法学与其他学科兼有的边缘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法学的对外范围问题。
以上已讲过的法律社会学就是这种边缘学科之一，其他还有例如：法律心理学（尤其是犯罪心理学）、刑事侦察学、证据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司法鉴定学、法律统计学、法律教育学，等等。
在法学的对外范围问题上，法学工作者还应注意近年来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新动向，即随着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兴起了不少新的、综合性学科，其中有些将法学或法律问题也列为它的一个分支学科或组成部分，例如环境科学中包括对环境保护法的研究；科学学中包括科学法学这一分支学科；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将“法治系统工程”列人系统工程的专业之一，并认为法学就是该专业特有的学科基础（2）。法学工作者应注意这些动向，因为这里不仅涉及法学的对外范围问题，其中有的还涉及法律的概念等重大理论问题。
三、法学的分科
在对法学的对内和对外范围有了概括的认识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法学如何划分自己的分支学科，即分科问题。
法学的分科并不等于法律院校的课程设置，因为课程设置中既包括了法学学科以外一些课程（非专业课），也不可能包括所有法学的分科。一门课程的内容既可以兼跨几个法学分科，也可以仅是某一分科中的一个专题。但法学的分科与法律院校的课程设置具有密切联系，一般说，课程设置是以法学分科作为基础的。在制定法律院校教学计划、确定课程设置时，不认真研究法学的分科这种做法，未必是适当的。
法学的分科与法学研究工作者的专业范围无疑具有直接的联系，有的研究工作者的专业范围可能是法学某一分科的全部内容，例如法律史学。当然，法律史学的范围可以说是浩如烟翰的，一般很难要求一个法学研究工作者将全部法律史学的内容当作自己的专业范围，而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小的分科，可是也应注意的是，在日前法学的情况下，法学研究工作者的专业范围似不宜分得过细，怎样正确地处理法学分科和法学研究工作者（包括法学教育工作者）专业范围的问题，是当前和今后培养法学人材的一个重大问题。
法学分科是以法学范围，特别是以它的对内范围为基础的，因此，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我们以上讲法学对内范围时是从三个不同角度讲的，在某些法学之间会发生交错以至重叠现象，因而应用法学和法律解释学就不必作为一个独立的分科了。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建议将我国法学分为七个分科，每一分科又可分为若干较小的分科：
（一）理论法学：法学基础理论
现代西方法律哲学
苏联法律理论
（介乎理论法学中国法律思想史
和法律史学之间）外国法律思想史（其中又均可分为通史、
（二）法律史学：中国法制史专史、国别史、断代史
外国法制史等）
（三）国际法学：国际公法学
国际私法学
国际民商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刑法学等
（四）外国法和
。.比较法学：各国法律制度
比较法总论
比较宪法学、比较刑法学、比较民法学
（五）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
（六）法学与其他学科
之间的边缘学科：法律心理学（包括犯罪心理学等）
刑事侦察学
证据学
法医学
司法鉴定学
司法精神病学
法律统计学
法律教育学等
（七）部门法学：宪法学
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程序法学
民法学
经济法学
劳动法和社会福利法学
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学
家庭法学
刑法学
司法诉讼程序法学
军法学
在以上七个分科中，最后一个分科内容最为广泛，问题最为复杂，其关键是关于我国部门法如何划分，以下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简述。
四、我国部门法的划分问题
我们在上面曾经指出，法学的对内范围，就世界范围来说，可以是不分国家和时期的，但就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法学而论，它总是以研究本国的现行法律为重点的。如果这个论点能成立，那么就可以由此推论出另一个论点：我国法学分科中的部门法学，如宪法学，虽然不能理解为仅限于我国现行宪法，它也涉及外国宪法、比较宪法、宪法史和宪法社会学等，但它主要研究我国现行宪法。由此电可得出结论：我国部门法的划分是部门法学本身如何分科的基础，究竟如何划分我国部门法呢？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设想。
首先，这种划分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应广泛地、认真地研究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经验，但决不能盲目照搬。
所谓划分部门法，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将本国全部现行法律分门别类，建立起—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法律体系（仅指国内法而言）。划分部门法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例如宪法对一国的社会关系作了全面的规定：行政法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在其行使职权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家庭法则规定了家庭、婚姻领域中的社会关系，等等。
社会关系以及调整这种关系的法律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因此部门法的划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和立法的重大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改变的。例如，为了四化建设，为了改革国家领导体制以及经济管理体制，我国必须制定大量经济法规，并将大部分调整经济领域的法规统称为经济法，将它作为一个与传统的行政法、民法等并列的部门法，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划分部门法时，除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这一标准外，还应考虑到社会关系本身的广泛程度和相应法规的数量。例如，选举法调整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至少就目前而论，相应的法规也还有限，就没有必要将它列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可以将它作为宪法这一部门法的附属部门。
反过来，有的社会关系，例如通常所讲的经济领域，其范围是极为广泛的。我们几乎可以说每一部门法都在不同方面调整经济领域。因此，很难设想可以把一切调整经济领域的法规都列入作为部门法之一的经济法，笼统地说的“经济法规”和作为一个部门法之一的“经济法”法规并不是同一概念。明确作为一个部门法之一的经济法与有关部门法，特别是行政法、民法、劳动法以及我们所建议的作为部门法之一的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之间的范围，是划分部门法的一个迫切任务，各种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特别在都以调整经济领域为对象的各部门法来说，相互之间必然会存在交错关系。科学地划分部门法要求善于区别必要的交错和不必要的重复以至混乱。
在划分部门法时也应考虑到法律调整的方法。例如刑法涉及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它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就在于它是以刑罚作为手段来实现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任务的。
部门法与法规（宪法、法律、法令等成文法）并不是一个概念。有些部门法与相应法规的名称是一致的（例如作为部门法之一的刑法与称为“刑法”的法规），但有的部门法却并不如此，例如行政法、经济法等部门法，事实上只是对许多类似平行法规的总称。
部门法的划分不宜过宽也不宜过细，两者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一个部门法中可以再分为几个较小的部门。对这一大的部门法来说，这些较小的部门法，或者是同类的（例如在作为部门法之一的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中，能源法、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等）；或者是附属的（例如各国家机关的组织法，选举法都可附属于作为部门法之一的宪法）；或者是接近的（例如在司法诉讼程序法这一部门法中，除民刑事诉讼程序法外，律师法、劳改法等也包括在内）。
以上我们曾将我国部门法学分为十个分科，也即将我国部门法划为十门：（1）宪法；（2）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程序法；（3）民法；（4）经济法；（5）劳动法和社会福利法；（6）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7）家庭法；（8）刑法；（9）司法诉讼程序法；（10）军法。与国内有些法学著作中的分法相比，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宪法这一部门法中，列入各国家机关组织法这一附属部门，这些组织法中也包括了法院、检察机关组织法。而在有的著作中，有的组织法在部门法中的地位是不明确的，司法机关组织法则往往被单列为一个部门法。
第二，在行政法这一部门法别补充了行政诉讼程序法。1978年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控告。为了保证公民真正享有这种宪法权利，除了司法诉讼程序法外，似还应有行政诉讼程序法的规定。
第三，为了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将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列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其中涉及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经营管理、规划、保护以及国家对土地的征购、征用等方面的关系。在有些著作中，往往将土地管理法划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其他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则分散在其他部门法中。事实上，土地管理法中的主要内容对其他自然资源法也是适用的，因此，将土地法与其他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合并为一个部门法是比较适宜的。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9
关键词：公法视域行政监管范围
在公法视域的研究条件下，要求行政监管中对于公法的研究需要冲破传统意义上受到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及行政学研究领域中所形成监督管理理论体系的以来。转而需要在有关政府监督管理工作权利，以及监管相对于市场作用范围问题的研究过程当中，以政府制度为着眼点，以权力-权利关系为基本遵循原则，以此种方式，实现对公法监管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同时确保监管多学科交融背景下，行政监管的公法属性仍然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与保障。因而，要求相关工作人员以公法为视域与着眼点，以行政监管权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优势的体现设置一定的边界，从而从实践层面上确保现代行政国家在社会公共行为治理过程当中，行政监管的合理、合规、以及正当。为此，本文即针对上述相关问题展开详细分析。
1、公法视域下的行政监管水平范围分析
在公法视域下，行政监管所对应的水平范围即横向范围，其所指的是，建立在监管对象特定的前提条件下所生成的横向性监督管理工作范围，即被监督管理的对象。被监督管理对象的特征在于：以产业、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政治活动为表现载体，且受到行政监管主体的干预以及控制影响。政府部门对社会市场行为进行监管的最主要诱因在于市场运行机制的失灵，其表现形式较为丰富，包括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过度竞争等均属于市场运行机制的失灵形象。同时，市场失灵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包括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对环境的保护、公共安全的保障、以及效率标准等因素也同样会对市场失灵现象产生一定的干预与影响。
立足于以上分析，不难得知：在政府监督管理行为的实施过程当中，为了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的限制市场体制运行环境下出现的垄断问题，避免信息的失衡，确保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问题，面向社会大众提供高效率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加速社会福利工作的发展，就需要以行政监管作为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此背景对应下的行政监管水平范围涵盖了公共事业部门、国防、安全事务、环境保护、食品行业企业、以及药品行业企业等多个方面。举例来说：1）针对电信、公交、供电、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言，行政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市场机制下的垄断，强化规模经济下所对应的效益水平；2）针对农药、化工、冶炼、采矿、火电等致污行业而言，行政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环境保护，避免因污染治理所产生的成本转移至第三方；3）针对国防安全事物、信息、天气预报等公共物品而言，行政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防范道德层面上的风险，确保在利益共享过程当中对成本的均衡分担。而以上规范，均需要以公法的介入作为基本前提。
2、公法视域下的行政监管垂直范围分析
在公法视域下，行政监管所对应的垂直范围即竖向范围，其所指的是，以行政监督管理工作职能特定为前提，所形成的监督管理工作范围。在此研究视角下，行政监管的工作职能则主要倾向于描述行政监督管理实施主体在整个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过程当中所对应的功能以及职责。在当前的研究过程当中，相关研究学者倾向于通过社会性监督管理职能、以及经济性监督管理职能这两个层面来对行政监管的垂直范围进行界定。其中，前者的主要概念是指：以对市场机制下劳动方以及消费方安全、健康、卫生的保障为目的，以产品、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为对象，通过制定标准规范的方式，达到对特定行为进行限制，乃至禁止的效果。而后者的主要概念则是：以避免出现低效率资源配置问题，确保使用方资源利用公平性为目的，以企业市场进入、市场退出、价格行为、服务行为、投资行为、以及财务行为为对象，通过对法律权限的合理应用，达到对上述行为对象进行监督管理的效果。
而在公法视域的研究前提下，对于行政监管行为而言，需要综合对其经济性职能、社会性职能、政治性职能、辅职能、以及风险性职能这几项因素的考量，同样在社会性监督管理职能、以及经济性监督管理职能这两个层面的前提条件下，对具体的监管领域做出进一步的细化。首先，针对社会性监督管理职能而言，需要重点考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针对空气、水资源污染问题、资源消耗问题、以及能源短缺等问题而言，行政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因环境保护及控制所产生的成本转移至第三方，需要通过许可证购买等经济性的激励型监管方式加以实现；2）针对食品药品、金融证券、以及商业广告等一类与消费方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对象而言，行政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出现信息不充分以及不真实的问题，需要通过信息披露机制强制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及时补充。其次，针对经济性监督管理职能而言，需要重点考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针对产权问题，行政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因市场界定能力薄弱而出现的产权侵犯问题，从而为市场的良性运行奠定基础；2）针对公平交易问题，行政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因市场维护能力薄弱而出现的交易非公平问题，从而为交易成本的控制提供保障；3）针对资源短缺问题，行政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出现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通过对短缺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与管制的方式实现。
3、结束语
在行政国家的发展背景作用之下，经济学研究领域、社会性研究领域、公共行政学研究领域、以及法学研究领域均开始将行政监管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之一，由此使得新时期当中行政监管问题开始凸显不同研究视域下的诉求特征，以及制度方面的特色。总而言之，本文针对公法视域下，行政监管范围的界定及划分等重要问题展开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望能够引起同行业工作人员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以促进行政监管职能的进一步发挥。
参考文献：
[1]刘文萃.食品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功能分析与推进策略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2，（1）：44-49.
[2]陈儒丹.证券监管机构行政执法权行使的理论剖析――以证券市场的现实为背景[J].证券法苑，2011，05（2）：968-981.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篇10
关键词：法律；生态系统；生态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75-01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的不断的进行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影响法律发展的有实定法和实定法之外的附生性要件，包括对法律有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所以笔者将法律存在的生态环境定义为法律本身和法律以外对法律有影响的因素的总和。
一、生物生态圈与法律生态化
法律系统本身存在着自身不能解释的东西，需要到法律系统之外去证明。也就是说，法律的存在要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其存在和发展是与外界环境中其他因素的存在和发展而相互协调的。
生态学上，对于一个生物体来说，它存在于生态体系中，即生态圈内。生物生物的生存、发展、灭亡都与这个生物圈里其他物种环境有关。相应地，如果将法律本身看作是一个生物体，那么法律存在一个生态圈内。法律的存在、发展、变革也都与其所存在的生态圈内的其他因素有关，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生物生态圈的正常循环需要需要各个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的协调融合，法律生态圈的发展也需要各个因素的相互协调、互相促进。具体来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能促进法律的完善。例如:在政治上，政治逐步民主化，以权力为标志的政府也逐步步入了依法行政和权力制约的轨道，良好的政治环境为法律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氛围；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为法律思想的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社会上，人民和政府官员的法律素养和法律信仰日益增高，法律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良好的法制环境为法律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文化上，各国传统文化为法律的发展提供史观之维，深化了法律发展的民族特质。因此，在法律存在的生态圈内，法律之外的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发展。
为跟紧当前发展形势，法律必须与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必须全面发展。我们将法律存在的体系称为法律的生态圈，将法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称作法律的生态化发展。要使法律生态化发展，就必须具备紧密联系的生态关系。在生态关系的前提下，法律生态化发展即符合法制发展的趋势，同时，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借鉴生态规律推进法律生态化发展
根据上文，从结构上看，法律也像生物体一样存在于一个生态圈内，那么要想推进法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法律生态化发展，也可以借鉴生态圈中的基本规律。
（一）借鉴生态学耐心定律推进法律生态化发展。根据生态学谢尔福德耐性定律：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有个生态学最小量和最大量的界限，生物只有处于这两个限度范围之间才能生存，这个最小到最大的限度称为生物的耐受范围。具体来说，任何一种环境因子对每一种生物都有一个耐受范围，范围有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一种生物的机能在最适点或接近最适点时发生作用，趋向这两端时就减弱，然后被抑制。相应的，法律的发展也有耐受范围，法律也要适应法律自身的生态圈。法律也有生态化的最小和最大的界限，法律发生僵化，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停滞不前，法律就会被社会淘汰，这个淘汰点即法律的最低耐受范围；反之，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法律发生革命性变化，法律改革过快超出了耐受范围，也会使社会关系不适应。法律的改革只有处在人类社会关系两个限度范围之间才能生存发展。
（二）借鉴生态学生物入侵理念推进法律生态化发展。根据生态学上生物入侵概念，某种外来生物进入新分布区成功定居，有的生物能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迅速扩展蔓延；但有的生物却不能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最终走向灭亡。相应地，各个国家的法律也会受到其他国家法律的入侵。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有些政府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政策，无视经过数千年历史积累而成的优秀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生存和繁衍土壤之中的事实，否认它的可传承性及在促进国家发展种的积极作用；90年代，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有些人又打起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号，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变迁和时代转换，对传统文化不加区分地一味加以褒奖，将“复古”视为“拯救社会”的灵丹妙药。显然，这两种方式都不适应中国的发展，在面临法律文化的入侵，各国应该抱有肯定和否定的态度，既要积极的参考国外法用以解决本国的问题，同时也要摆脱本国教条主义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