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1
内容提要: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由“法律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一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它普遍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特定性、普适性、抽象性是其确立的形式标准，社会经济关系是其确立的实质标准；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则是其确立的基本方法。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通常分为具体原则和基本原则，前者包括权力有限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权责一致原则，后者则是指比例适度原则。
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要实现对于新型国家经济权力——宏观调控权[1]的法律控制，关键在于确立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因为，只有确立了这一公理性原则，才能够进一步确立相关的政策性原则，进而通过这些原则“有效地克服法律规则之局限性”，最终将宏观调控权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实现宏观调控权的法律控制。
一、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概述
在现代汉语中，原则的涵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原”乃“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则”为规则之意。[2]在法律英语中，原则（principle）的涵义是：（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或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份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份。[3]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则指出：“有些学者把原则和规则划分开。原则是高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有些人以略为不同的意义使用’原则’这词。’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4]
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高级规则，是制造其它规则的规则，亦即贯穿于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规则之中，对这些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和补充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准则”。一般来说，根据产生的基础不同，这一原则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5]前者是指，由“法律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一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它普遍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并且普遍适用于这些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后者则是指，由“法律的主观性”所决定的一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其仅仅适用于某一种类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并且仅仅适用于这一类型国家的某一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原则，应当仅指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应当具有稳定性，[6]而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无疑比政策性原则更具有稳定性——它不象后者那样，只要社会经济条件有所变化，也就随之发生变化。[7]更为重要的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同时也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政策性原则的根据，后者是不能与前者相冲突的。
当然，根据覆盖面的不同，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具体原则和基本原则。前者可谓之为，“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体系的神经分支”，仅贯穿于某一部份而非所有宏观调控权控制法律规则之中，是对该部份法律规则之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和补充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准则”。后者则可谓之为，“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体系的神经中枢”，是贯穿于所有宏观调控权控制法律规则之中，对所有法律规则之制定与实施，都具有指导和补充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准则”。显而易见，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具体原则与公理性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前者仅仅贯穿于某一部份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规则之中，而后者则既贯穿于前者之中，又贯穿于所有宏观调控权控制法律规则之中。
在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体系之中，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功能是殊为重要的。它不仅能够对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规则的良性发展起到指导作用——使这些法律规则保持基本稳定和协调统一；还能够“补充这些法律规则不可能巨细无遗之不足”，直接发挥控制宏观调控权的作用。反之，假使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体系缺乏这些公理性原则的“统领”，那么不仅其中“纷繁复杂”的法律规则必然会出现“杂乱无序”的情况，而且也不能避免由于缺乏相应法律规则而导致的宏观调控权失范——失去法律控制的状态的出现。质言之，只有在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统领”之下，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规则体系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其整体的控权功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它不设定具体的、确定的事实状态，亦即它不具有行为模式、条件假设和后果归结的逻辑结构，不规定具体的权利和具体的义务，操作性不强。此外，在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规则体系之中，这一公理性原则虽然是一种“统领”各种法律规则的“实践纲领”，但是其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一些例外的情况。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与宏观调控公理性原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一般存在于宏观调控法学领域之中，旨在解决宏观调控中的控权问题，具有法律上的“国家强制性”；而后者一般存在于宏观经济学领域，旨在解决宏观调控中的效率问题，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国家强制性”。虽然在宏观调控法学研究领域，探究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必须了解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宏观调控公理性原则，但是二者毕竟不属于同一学科领域，是不能够等同的。其次，在宏观调控法学领域，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与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公理性原则也是不能等同的。宏观调控权的法律控制，不仅包括对于宏观调控权行使的法律控制，还包括对于宏观调控权设定的法律控制，以及宏观调控权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而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公理性原则，仅仅是一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具体原则——贯穿于某一部份而非全部控制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规则之中，对某一部份的法律规则之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和补充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准则”。
另外，本人认为，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与宏观调控法的公理性原则[8]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却存在着共通之处。因为，如果仅对宏观调控法进行没有价值取向的事实说明，那么宏观调控法可谓既是维护宏观调控权（力）之法，同时也是控制宏观调控权（力）之法；但是，如果在法学的语境之中，亦即在法学家看来，宏观调控法并非是维护宏观调控权（力）之法，其仅仅只是一种控制宏观调控权（力）之法。当然，如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那么也可以认为，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大致相当于宏观调控法的公理性原则。
二、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确立
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难题”[9]一样，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确立，也是宏观调控权研究领域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确立这一公理性原则，首先必须正确把握这一公理性原则的确立标准。因为，如果确立标准不明确，那么确立过程就存在“随意性”，并且使最后的结果，亦即所确立的原则，与“科学性”大相疏离。当然，除了要把握确立标准之外，正确地把握确立的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2
一、宏观调控法的理论渊源和在我国的发展演进
（一）宏观调控法的理论渊源
宏观调控是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来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提出，政府退出市场，提出了用市场无形的手去自行调节市场中出现的问题。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确有着巨大的作用。随着社会化生产的日益复杂，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显露无疑。最明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前，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没有任何的办法。于是，以国家全面干预调节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当中，提出摒弃自由经济理论，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抗击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新政”，则被视为国家用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次重大实践。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1933年银行法》等被视为最典型的宏观调控法。
笔者认为，当市场失灵或者市场缺陷出现的时候，市场本身的机制无法自行愈合的时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之手把经济重新拉回正轨，为了避免宏观调控的滥用和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因此，宏观调控必须法治化。
（二）宏观调控法在我国的发展演进
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及其理论概括是中国经济法的独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无类似的概念。
“宏观调控”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兴概念，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出现了“宏观调节”的提法；1993年3月我国《宪法》做了重大修改，一个是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另外一个是增设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通过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给“宏观调控”赋予了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为了将宪法的宏观调控加以落实在2001年3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的把“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列入“经济法”中。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到了“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
目前，理论界对于宏观调控法也有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宏观调控法是法律。我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宪法》和全国人大通过的工作报告明确的说明了宏观调控是法律，尽管现在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但无论如何，政府的宏观调控行政行为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管制的。
二、宏观调控法的定义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定义，典型的观点有：
一是宏观调控法是规制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子部门经济法。
二是宏观调控法是指调整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经济法体系中重要的部门法，是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主要法律手段之一。
三是宏观调控法是指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程序、宏观调控手段（措施）的法制化。
四是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笔者比较赞同胡光志的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法是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法这样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在这种理解中，宏观调控是国家手中的一个工具，作为宏观调控的一方当事人的政府，是法律的主宰还是法律的规制对象？宏观调控法到底调控谁?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的手铐。
三、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典型的观点有：
一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或称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这几种：财税调控关系、金融调控关系、计划、规划调控关系、产业调控关系、投资调控关系、储备调控关系、价格调控关系、涉外调控关系。
二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或称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它涉及现实社会中的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根本与长远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计划调控关系、财税调控关系、金融调控关系、产业调控关系、投资调控关系、战略物资储备调控关系、涉外经济调控关系。
三是宏观调控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是各种经济总量。
笔者认为，尽管学者的表述更有千秋，但基本上都可以把宏观调控法分为计划（规划）、财税、金融三大类。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
一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是指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对宏观调控关系施加有影响力和法律后果的方式、手段的综合，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概括出不同的宏观调控的调整方法：
1．按照宏观经济政策业务范围为基础确立的调整方法，主要包括：财政调控方法、货币调控方法、产业政策调控方法、价格政策调控方法、涉外经济政策调控方法。
2．以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力度与方式为基础确立的调整方法：利益诱导方法、规划指导方法、强行控制方法。
二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或称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它是指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施加有影响力和法律后果的方式、手段的总和。
笔者对前两种观点表示赞同，但在实际的调宏观调控中，经常出现“治乱循环”，宏观调控法在调整方法上应该以诱导性调控为主，以强行控制为辅。政府少举“杀威棒”，多发“胡萝卜”才能使宏观调控的效果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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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宏观调控法的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立法的方向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和调整对象的基本准则，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王冠上的那颗蓝宝石。典型的观点：
一是促进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的合理原则、政府依法调控的法定原则、政府有限调控的适度原则、政府调控注重实现经济利益的效率原则。
二是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原则、政府调控法定原则、政府调控适度原则、注重调控效益原则。
三是决策集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维护受控者权利原则、保障宏观调控理性运行的原则、调控手段法治化原则。
各家的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毫无疑问，这些会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养分。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应该具备这几点：
（一）宏观调控法定原则
多数的学者都同意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笔者十分赞成。宏观调控法定主要包括两个领域，一个是宏观调控职权法定，另一个是宏观调控程序法定，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旦政府可以随意超越法律进行无法监督、管理的宏观调控，毫无疑问将对国民经济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由于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并不能保证每次宏观调控的政策都能够正确、有效，于是，职权法定和程序法定能有效的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避免权力寻租，纠正政府不恰当的调控行为，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效益最大化。
另外，由于宏观调控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并不适合将具体的调控内容法律化，一个是因为法律化的过程漫长，势必错过最佳的救治经济的时机；更为关键的是，宏观调控是针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所指定的特殊政策，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应该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而在和平时期，就应该调整政策。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特点，程序的完善也变得更加重要了。
（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
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之一。
评价宏观调控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应该就是从国家利益去考虑。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成功，从中国近30年来的奇迹增长就不难看出是完全成功的，让中国人能够体面生活，并且有效的刺激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激活了经济的发动机，让中国不断的往前奔跑，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分析，无疑是成功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不应该只算经济账，而不算未来帐。任何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是无法在财务报表里体现的。比如现在日益严重的土地沙化、非法占用耕地等现象。尽管对当地的gdp是有拉动，但从长远来看，容易造成环境对人类的报复，而等到这一天，再去治理，那么这样的经济效益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因此，在任何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的制定中，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个前提，在保证经济利益的同时，保证发展的延续性，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三）宏观调控适度原则
马克思提出了划时代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法律要针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制定，而不应该超前或者滞后。从这个角度讲看，宏观调控的力度应该掌握。在宏观调控中，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小步快跑，从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一点点的撕开体制的口子，使得中国到今天的经济富强。同样是对于中国，也出现过“大跃进”等不针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政策的情况，而无疑，对于国民经济是灾难。场经挤结构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
笔者认为，在使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科学系统的思考，一定要适度，不能盲目而为，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最大程度的给中国的经济造福。
（四）宏观调控政策为主和宏观调控法律为辅相的原则
宏观调控法政策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指导政策，具有原则性、抽象性，这类政策一般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作为总则和方向来看待。另一种政策是实施政策，这类政策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并且具有法律的效果。但是，这种政策只能作为宏观调控法所确认的一种手段，而且在制定过程中必须经过严格制定程序和监督机制。由宏观调控法律影响宏观调控政策，只有当出台的政策符合法律的认可，政策才获得法律的效力。反之，则只是一句口号而已，是不具备强制性的。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并不是一定要宏观调控的相关成文法律在前或者政策在前，而是要在法定的程序中合理的安排先后，如先通过政策试点，再通过法律最后确定；也可以先通过法律来进行总则性规定，再通过政策进行小范围调整。但无论如何，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选择，而不应该本本主义，造成国家经济利益的不必要流失。
六、宏观调控法的实证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确定理论的正确性。在人口众多，海内外环境复杂的中国，保持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尽管有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跑得如此之快。笔者认为，这个答案就在过去的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实践中。笔者转贴于
将就我国的重大宏观调控立法实践中的分税制改革进行剖析，力图破解中国奇迹的密码。
（一）分税制改革的背景
自从开始对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针对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确定上缴数额或补贴的财政体制。但在实际执行中去事与愿违，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使出各种对策：比如有的地方给企业减免产品税，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各种摊派收取企业费用归地方支配。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北京和上海，中央对北京市实行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年增长率4%以上上缴递增，北京便连续多年财政增长为4%，直到“王宝森案”，才发现北京隐瞒了财政收入98亿元；上海实行上解加递增分成模式以来，规定了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的定额，其中100亿归中央，65亿留在上海，超出定额部分55分成，执行结果是上海每年财政收入都不超过165亿元，实现了惊人的零增长。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的结果就是“弱中央”。然而，自从利改税后，财政收入中，中央拿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中央支七成，地方支三成。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500亿元，其中中央为1000亿元，地方为250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的财政赤字高达1000亿元，弱中央，穷中央，严重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分税制的具体办法
针对这样的情况，在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即中央税和地方税。
（三）分税制的实施效果
分税制的实行，让中央财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17.5%，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5%，比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有效的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赤字问题。
（四）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范畴来评价此次宏观调控
1．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来看属于财税类；
2．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来看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业务中的财政调控方法；
3．从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分析：
（1）基本符合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并没有权力滥用行为。（2）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使中央有效的把财权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的比重，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赤字问题，为改革开放后续政策的实施夯实了基础；（3）从适度原则来看却明显的感觉过度了。地方政府经过分税制改革后的税收收入几乎都是来源不稳定、分散、征收和管理难度较大的税种。反而地方政府容易破产，造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卖地来维持收支。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七、论宏观调控法在调结构、转方式中的作用
在发展这个问题上，过去的中国强调的是速度，以大量的环境资源作为代价进行发展，走的是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毫无疑问，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对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了未来社会的成本，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无异于埋下一枚定时炸弹。笔者认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是由调节民事主体的民法和调节行政主体的行政法都是很难做到的，而能够肩负这个历史使命的就是调节公与私的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
在调结构、转方式中，通过宏观调控法的积极作用体现在：
（一）调控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拿这次房地产调控为例，第一轮宏观调控用的是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减少流入房地产的流动资金。第二论的宏观调控是用的是政府的行政命令—限购令。通过对购买主体实施限制来减少投机性购房行为的发生，进一步遏制房价的上涨。而第三轮调控，极大程度上就是目前传得疯传的房地产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房价无法稳定，房地产税就基本会出现在重庆和上海等中心城市，而先期的房地产税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将决定下一步对房地产税的征收力度和试点的推广程度。在这样的政策压力下，如果试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能够稳定，那么试点的推广甚至都可能不放在议程中。如果说达不到预期，那么将迅速全国铺开，对楼市形成大规模的压制，甚至可能加大征收力度。一把在头上摇摇欲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掌握调控的主动权。
（二）资源配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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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宏观调控法来调结构、转方式能够用政府的强壮的双手矫正市场经济的轨道，形成经济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笔者认为，必须要警惕宏观调控法在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消极方面：
一是宏观调控决策者的“权力寻租”，由于宏观调控主体的责任追究、处罚还不完善，因此只有不断的推行法治化的进程才能有效的杜绝这一隐患。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3
一、宏观经济调控法形成的客观条件
任何一种新的法律或法律部门的出现，都有其一定的客观条件或产生的一般原因。为了阐明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概念和本质，具体考察一下它产生的一般原因或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一）宏观经济调控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逐渐由一般的简单协作发展到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较高级的复杂协作，继而发展到系统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种大生产条件下，要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保持社会再生产的合理比例和基本平衡，避免或者减少大的波动，客观上就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在这里马克思将经济的职能管理，比做乐队指挥。其实这种指挥就包括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因此，为了使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和调控能规范有序地进行，一方面需要公司法、企业法、经济合同法等调整微观经济活动的经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要体现国家对生产过程、宏观经济行为进行引导、规制和监督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以协调和管理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中的经济活动，使之服务于宏观经济效益的统一目标。
（二）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共同要求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首先，市场机制本身不能够解决社会目标问题，有时还会造成对社会公正的严重损害，激发社会矛盾；其次，市场经济无法承担公共职能；再次，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事后性和惯性；最后，市场还会造成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其他的市场失灵现象。上述种种弊端，如果不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加以防止和纠正，则非但市场自身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且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施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效结合起来，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所谓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其中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许多现代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制订了称之为“市场经济宪章”的反垄断法、反竞争限制法和预算法、税法、银行法等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以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集中反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越来越重要。20世纪以来，不同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不介入经济生活的作法，更多的注意发挥“有形之手”（即国家干预）的调节作用。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最主要的经济职能，这种经济职能作用需要一定的法律保障，如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税法强制力。由于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需要借助法律形式，宏观经济调控法便应运而生。无论哪个国家制订的宏观经济调控法都集中地体现了国家经济职能的要求。
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和特征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财政关系
财政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集中性分配活动，同社会再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政已从只是单纯地组织收入以满足政府活动的需要，发展为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调控的有力手段。政府运用财政调控手段，其中包括预算支出结构的安排、税率的提高和降低、国家信用、财政补贴等，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所谓财政关系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对社会产品祖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所产生的特殊分配关系。它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二）金融关系
由金融活动产生的金融关系是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贷相联系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一类经济关系。货币调控和信贷资金的调控是国家调整经济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因此，调整货币发行和流通关系；银行信贷关系和外汇管理关系是宏观调控法的重要任务。
（三）产业关系
国家通过对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区域布局的规划和安排，达到对经济建设的总体的合理的布局，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因此，应当将产业关系纳入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
（四）固定资产投资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重要原因。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时不影响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安排。因此调整投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任务。
（五）计划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主体，但这并不排斥计划的作用，而是要实行市场调节手段和计划调节手段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三者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因此，计划的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法应
当调整好计划关系。
（六）价格关系
价格作为市场参数，是调节市场最有效的手段。市场价格的变化，既关系到生产者的利益，又关系着消费者的利益。《决定》指出：“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平抑市场价格。”要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理顺政府定价，平抑市场价格。这就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也有必要在特殊条件下对价格进行干预。
（七）个人收入分配关系
正确的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不仅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战胜工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是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决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微观分配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在宏观收入调节过程中，要贯彻公平原则，把少数人收入畸高降下来，国家应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把过低的收入补上去，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形成两极分化。因此，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也是宏观经济调整法的任务。
（八）对外宏观经济关系
《决定》指出：“国家主要运用汇率、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调节对外经济活动。”同时，“对少数实行数量限制的进出口商品的管理，按照效益、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实行配额招标、拍卖或规则化分配。”为保持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健康发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家需要对涉外经济贸易活动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因此，由国家宏观调控措施作用产生的对外宏观经济关系，应当由宏观调控法调整。
（九）市场竞争关系
《决定》指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市场竞争能够保证经济活动的最大效率，但是，伴随而来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出面保护公平竞争，反对和制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制定被称为“市场经济宪章”的竞争保护法。从维护国民经济整体利益角度看，市场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范围。
上述九大类经济关系涉及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志，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其一，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都具有经济活动内容，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因为经济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2]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资本主义经济管理虽然具有两重性（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但经济管理依然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受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规律，而不是行政首长们的主观意志；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作为主体一方的国家与对方当事人，虽然地位不平等，但是双方存在的经济利益是主要纽带，组织上的联系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主体之间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利益，而主要不是政治利益。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
其二，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体现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特征。国家干预既有直接的干预，也有间接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间接调控经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间接调控关系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主要对象。
其三，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国家或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这几类经济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即调控主体），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的关系，既存在着命令与服从的性质，也存在着协调合作的性质。
其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在实践中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立法的轨道。例如，计划法、预算法、税法、投资法、信贷法、中央银行法、外贸法、物资储备法、反垄断法等都已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立法规划。上述情况表明，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已经形成为一类独立的社会关系体系，应当由宏观经济调控法统一调整。同时我们认为，根据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经济性、国家干预性的基本特征，宏观经济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
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是在宏观经济法的制定、执行以及主体参加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具体经济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各项宏观经济法律制度和全部规范的总的指导思想。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宏观经济调控法区别于经济组织法、微观经济运行法等其他经济法制度的显著的标志。笔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有以下几项：
（一）平衡优化原则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就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价值总量的平衡，是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协调状态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可以用一定的总量指标来反映。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主要有：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经济结构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劳动力结构等都是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总量的平衡是经济结构赖以实现的基础，经济结构优化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质内容。
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重要原则。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形式。形式必须反映内容。宏观经济调控法必须确认平衡与优化则就治理不下来。“[3]但是，国民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环节和层次，而且国家大情况复杂，要处理好重大经济问题，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必须实行分级管理，赋予地方和部门必要的调控权限，促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的发展。统分结合的原则反映了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结构的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宏观经济调控法确认这一原则，从法律上保障合理分权，既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的统一得到切实的保证，又能充分调动地方、部门的积极性。
四、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
我们认为，按照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的要求，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上要包括引导、规制和监督三种。
（一）引导的方法
所谓引导的方法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采用经济利益诱导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国家通过制订经济法规确定价格、利率、税率、汇率和工资标准等经济参数调节经济活动。因为经济参数是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的上下变化，不断改变着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调节各种生产要素，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要求的合理配置和组合。本来多数经济参数完全可以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即无形之手，但也可以由政府根据价值规律和宏观经济发展情况自觉地运用这些经济参数发挥调节作用。这就是说政府通过法律中介将经济参数转换为国家参数或政府参数来使用。之所以将经济诱导方法称之为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调整方法，是因为经济参数在一定时期的确定与变化，须通过经济立法程序确认和公开，全体经济主体都必须执行，而且必须由享有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国家机关掌管和运用。例如，税率、汇率、利率的确定都是法律规定的，称之为法定参数，分别由税务机关、外汇管理机关和中央银行掌管和运用，任何个人和其他机关不得擅自变动。二是采取计划指导的方法。前面我们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诱导方法，计划指导方法是通过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的经济计划指标来引导经济行为的，其影响力要比经济参数作用直接得多。但这种计划指导又不是计划部门的行政指令，而是通过计划法确定的原则和程序来制订经济计划、修改经济计划，一切计划执行主体必须依法实施计划，完不成计划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计划指导不是一种行政手段，而是一种由法律规范着的经济手段。计划指导方法应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特有的方法之一。经济诱导和计划指导都属于经济手段的范围，我们将二者归为一类，称之为引导的方法。应当注意的是引导不是一般意义的引导，而是通过法律中介转换的引导，它是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特有的调整方法，而不是民事方法，因为具有行政干预的因素；它们不是行政手段，因为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一次性适用的、临时的行政指令，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固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件下，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引导或调整方法是以诱导为主，结合计划指导的方法。
（二）规制的方法
“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其含义是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条例的制约。[4]它与“管制”、“控制”、“制约”等概念有紧密联系，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在日本学术界一般将“Regulation”译为“规制”，以区别于“管制”、“控制”等概念。在我国，“规制”一词是八十年代从日本引进的名词。
规制作为法律用语，其含义是丰富的。据日本著名的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先生的解释：一般所谓“规制”，“在最狭义上，可以理解为是由于对一定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5]广义上“可将‘国家的干预’换言为‘规制’。”[6]我们将规制诈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其内在涵义是：政府依照一定的规则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所进行的某种限制。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施行这种方法的只限于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关；二是必须依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政府的规章，但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和制度不能作为政府规制的依据；三是规制的目的是限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相背离的行为和损害宏观经济整体效益的行为。从上述分析可知，我们使用规制的概念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因为广义的规制是国家干预的同义语。而国家干预一般涉及积极行为（促进保护等）和消极行为（权利限制）两个方面。积极的干预我们是采用引导的方法（“引导法”），消极的干预我们就采用规制的方法（“规制法”）。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最重要的特征。引导和规制两个手段，保证着干预目的的实现。
规制的方法在宏观经济调控法中适用性较广，既可规制影响公正分配、经济稳定增长、经济总量和结构保持平衡等行为，也可规制可能造成地区封锁、部门集团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
（三）监督的方法
所谓经济监督是对经济行为的监察和督导。监察宏观经济活动，就是检查、考察宏观经济行为是否符合既定的宏观调控目标，调查一系列体现目标要求的标准、指标与定额是否出现偏差及偏差的程度，指示行为者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督导宏观经济活动，就是通过检查等方式督促、指导经济主体从事符合既定目标的经济活动，从而预防偏离目标的行为发生。
宏观经济调控法所采用的监督方法具有如下四点特征：第一，监督所参照的标准、指标和定额等是由经济法规如审计法、会计法、统计法、标准化法、质量法等事先规定的，也就是说这种监督是以法律为依据的；第二，这种监督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机关授权的单位进行的，而不是任何个人或企事业单位或群众团体可以实施的；第三，监督者有权责令被监督者纠正偏差行为，这种监督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监督；第四，具有法定的监督程序，任何监督活动均按程序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监督办法一般通过计划监督、财政监督、税收监督和国家银行监督等具体方式作用于监督对象。
上述三种调整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所以要综合适用，发挥整体功能。
通过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概念理解为：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家管理经济职能需要而产生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因实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形成的具体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它是我国经济法体系中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家要加强经济立法，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
[4]参见（日）植草益著，朱绍文等译《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第304页。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4
关键词：经济宪法；宏观调控；经济权利；经济权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7&ZD0019)。
作者简介：赵莉(1967－ )，女，河南新乡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5－0148－05 收稿日期：2010－06－25
一、问题的提出
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现代经济法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可以说，宏观调控是经济法首要的内容，这是由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所决定的。因为，国家的干预首先是宏观层面的干预。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表现形式是什么?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往往是从单纯所谓的经济法角度来看的，比如认为表现为金融调控法、财政调控法、价格调控法等。这些认识并非不正确，他们都在一定意义上看到了宏观调控的法律外在表现形式和复杂性，因而从立法角度有利于相应宏观调控法的出台和制订。但是，通过法律规范宏观调控，不仅意味着要制订一部相应的立法，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通过法律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进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它不仅涉及政府是否有权以及如何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到公民、企业等个主体切身的利益。可以说，宏观调控不是一个政府的普通行政职能，而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因而，它首先是一个宪法层次的问题。
二、经济宪法的含义
经济宪法是德国学者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概念，该国学者伯姆最先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豪依塞尔认为，经济宪法是一个国家与其经济的整体关系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法律秩序的基本内容，所以其基本原则立场需要通过宪法加以规定。
基于此，德国学界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上边所说的经济宪法还只是从狭义角度而言的，除此之外，还有广义上的经济宪法，即不仅包括宪法中的规定，还包括具有宪法性的法律规定。如有学者认为，广义经济宪法是指那些不受其法律部门范围制约的，能够从根本上长期决定经济生活流程的规范的总和(施托贝尔，2008)。而对经济生活特别重要的法律规范或能够从根本上长期决定经济生活流程的规范包括营利事业法、卡特尔法、经济稳定发展法。这些法律已不是一般的基本法律，而是现代民主国家根本性的规范。因为从内容上看，它们并非简单规定行政机关与公民或企业等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更是规定保护个体基本自由(如营业自由、自由竞争)和制约政府的东西，所以，它们事实上是规定国家与整体经济的关系的法律，是经济宪法。
经济宪法包含以下含义。
第一，它是规定国家与其整体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经济宪法是对一个国家基本经济关系的规定。所谓基本经济关系是指一个国家中涉及公民基本经济权利与国家经济调控权的经济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涉及公民基本经济权利的社会经济关系，二是国家或者说是政府的经济调控权的经济关系。前者是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和保护，后者是宪法对政府经济权力的赋予和限制，二者统一于宪法之下的以权利为中心的权利与权力的架构与平衡。
第二，其重点在于国家的经济调控权，即主要规定国家基本的经济权力。尽管经济宪法理念在于平衡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经济权力，但其目的是赋予政府相应的经济调控权，以推动政府的经济行为，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能动作用。
第三，它以规范和制约政府经济调控权为己任，即经济宪法在赋予政府相应经济调控权力的同时，也要在的框架内规范和约束其经济调控行为，防止政府不当的经济调控行为，其理念就是首先要充分保护个体的基本经济权利。
所以，我国有学者指出，经济宪法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规律确立起来的，保障公民经济权利与自由、制约国家经济权力的根本法规，以及据此形成的宪治经济秩序(赵世义，2001)。
经济宪法最早源于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第151条就规定，“经济生活秩序要符合正义的原则，其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生存价值的要求。在这一界限内，单个主体的经济自由应受到保护。”“法律强制只可以行使于恢复受害者权利及维持公共幸福的紧急需要。工商业的自由，应依国家法律的规定予以保障。”这一条被认为是经济宪法的先驱。二战后，德国的《基本法》中也有相应规定。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宪法史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宪法价值的重心和基点从传统人权和政治领域转变到经济领域，开始由所谓政治立宪向经济立宪转化。后者是指在这一历史阶段，有关国家通过制定或修改宪法，以引导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内容，即将侧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因而呈现出所谓“宪法之经济化，或由政治宪法至经济宪法”的发展态势。
美国宪法主要是通过“经济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等来保护公民自由和制约政府经济行为的。美国大法官波斯纳谈到，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之前的50年里，依据联邦最高法院所解释的美国宪法第四和第五修正案，契约自由一直是正当程序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契约自由原则是联邦最高法院废除(虽然并没有一直这么做)许多管制经济活动的州和联邦法律的理由。美国特有的司法审查机制对于保护公民个人自由，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只要政治人心目中不存在公共利益，同时缺乏宪法约束，则无论是哪种政治过程，都会产生不好的经济政策。因此认为应该有合理的宪法规则约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所以，经济宪法已成为现代宪法学中重要的内容，成为一个包括经济生活中有关国家与整体经济关系规定的法学问题。可以说，经济宪法的出现是国家对经济干预发生质的变化的必然结果。对国家经济干预上升到相应立宪层次，一方面使得国家经济干预取得宪法的认可，一方面则使得国家经济干预限制在相应的度内，即不得因此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界限，国家干预经济就会成为侵犯公民权的代名词，“自由权力取消了自由权利。”
三、经济宪法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指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法学角度看，宏观调控意味着国家和政府从大的方面对现有社会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因此，宏观调控并不是说是一个简单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利益调整机制。这种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是国家利用其强力和掌
握的庞大的公共资源而进行的，因而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如何有效或者说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利用其强力和掌握的庞大的公共资源而进行的经济调控的成功，并因而不会损害公民和企业现有的基本权益。对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分析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即从宏观调控的主体、内容和客体上着手。由此才能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宏观调控中相应的社会关系，并因而看出宏观调控的法律要求。
第一，从宏观调控的主体上说，其主体是国家。前已述及，宏观调控事实上是在重新分配社会利益，显然，这种对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是涉及到一个全社会的问题，而并非简单地对某个人或某个具体问题。因而，宏观调控是一个应由立法、行政、司法三机构的共同的协同机制，由此，才能产生宏观调控的合理、合法和可执行性。现代民主社会中，任何人包括任何行政机构都不能随意决定重新调整或分配业已形成的合法利益配置。
第二，从宏观调控的内容上说，它是国家为了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对社会经济实行的调节与控制。可以说。宏观调控的内容极其复杂，涉及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但其根本特点是其总体性或者说宏观性。因此，宏观调控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涉及国民生活现在和未来福祉的重大课题。这就必然对宏观调控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确立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原则、手段和合理的调控权力配置体系。
第三，从宏观调控的客体上看，其是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民经济，二是运行中的国民经济。也就是说，宏观调控针对的是动态中的国民经济，而非静态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因此，宏观调控绝不针对具体的人或事。而且，宏观调控的对象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就为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宏观调控要求对被调控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并有科学的经济理论。即使如此，宏观调控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往往是基于以往信息的认识进行的，它带有预测性，其前景并不确定。其需要国家有关机构与广大人民合力在一个稳定的基础或框架内进行，而绝不能简单地由一方主导。
从以上对宏观调控的主体、内容和客体的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宏观调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非说是政府部门简单地运用相应手段影响经济运行的问题。特别是。宏观调控事关一个国家、公民和企业现有经济利益的维护和变动，其实质是一个宪法性问题。
所以，宏观调控首先是一个经济宪法的问题，它为宏观调控架构了基本的结构。
第一，经济宪法通过规定国家的宏观调控权，从根本法角度解决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合宪性。宪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明确界定国家与普通民众的权力与权利，使得国家与普通民众在宪法框架内各有其合适的位置，因而达到国家与普通民众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均衡。在这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均衡的框架内，一方面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是国家和政府存在和开展活动的基点；一方面是国家和政府基本的权力。这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延伸。在一定意义上，宏观调控权体现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要求。所以，通过宪法赋予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对于实现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是一种质的飞跃。
第二，经济宪法通过界定国家宏观调控的界限和范围，在法律上真正解决了国家经济干预的度的问题。经济宪法一方面规定或者说赋予了国家相应的宏观调控权，其实是通过宪法框架约束和制衡其宏观调控权。这是因为，经济宪法同时是规定和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它在经济宪法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家宏观调控权尽管从理论上说是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延伸的，但其天生的权力扩张和侵害权利性使得其必须得到有效的制约和平衡。经济宪法正是通过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政府经济权力的平衡和相互制约来达到这一目标的(诺伊曼，2010)。
第三，经济宪法通过规定公民和企业基本的经济权利和自由，在根本法上和宪法性的法律中明确肯认了公民和企业在国家干预时的毫无疑问的应受尊重的法律地位，因而使得经济民主成为现实，并最终有利于国家与公民等个主体良性互动关系的实现。公民和企业等个主体永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所在，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具有一些必然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自由，如私有财产权、营业自由权，这些权利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权必须基于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而进行，否则其调控权就必然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四、作为宏观调控基本架构的经济宪法的基本内容
经济宪法，其内容共同构成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该框架一方面通过宪法典架构了宏观调控的主体、基本内容以及相应权力制衡，并同时严格而明确地指出了公民在其中的基本权利和地位。另一方面，该框架通过宪法性的经济立法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宏观调控的基本程序、方法、原则以及宏观调控中应该遵守的其他法律规则。
(一)宪法典中的宏观调控架构
各国宪法典中宏观调控的法律架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确定公民基本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其中往往明确肯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格尊严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经济权利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国家和政府的一切行为均应在充分考虑和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即国家和政府的调控行为不能违宪。在1937年以前，美国最高法院利用其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的“正当程序条款”对政府通过的有关调控措施进行了有力的控制(黄卉，2009)，如从1934年到1936年，最高法院作出了12个判决，宣布新政措施无效，其中包括新政时期著名的《国家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两个法案。
第二，确认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权。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即国家有权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在这一点上，宪法往往是通过赋予国会以较大的立法权进行的。如美国宪法第1条第8节第18项，规定联邦政府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给的各项权力时，国会有权制定一切必需的和适当的法律。这就是有名的“必需及适当”条款。正是这个条款，使得宪法中所列举的联邦权力，在日后适应社会客观需要而运用的时候，有了极其惊人的弹性(荆知仁，1984)，从而成为美国国会制定经济法的法律依据。二是确认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由政府代表国家进行的，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承担者。各国宪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如美国宪法中的“必需及适当”条款，使得政府在行使宪法以明文列举方式所授予其权力时，可以因行使该项权力之必需，而衍生出其他适当的权力。通过委任立法，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得以灵活有效地以法律法规的名义实施，从而使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够权威地推行下去。
第三，确立宏观调控的宪法监督机制。宪法监督是指宪法确立的专门机关对国家的立法机关的立
法活动，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所实施的监督，其实质是对广大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和国家、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权之间的平衡。宪法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确立宪法监督的机关、对象、原则和方式。实施监督的机关各不相同，如美国由最高法院实施，法国则由专门的进行。
(二)宪法性经济立法中的宏观调控架构
宪法性经济立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宏观调控立法，主要是经济发展促进法、财政预算法；一类是保障自由竞争的根本法，主要是反垄断法、营业自由法。这些法律之所以称之为经济宪法，是因为它们在现代社会中对国民生活具有长期重大影响而对于公民和国家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些法律中宏观调控的法律架构主要表现为：
一是宏观调控立法直接规定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其中，经济发展促进法规定了宏观调控的目标、方式、决策程序及有关独立的机构。财政预算法则通过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划分及有关预算程序规定了政府能够据以宏观调控的财权及支出范围。正是这些法律，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法律框架更加具体，而宪法典的规定则更为原则。
二是其他经济宪法为国家和政府搭建了宏观调控的基础和界限。如果说，上边所说的宏观调控立法为国家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宏观调控平台的话，那么。反垄断法、营业自由法则为其搭建了宏观调控的基石和边界。这就是说，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得因此损害公民等个体的基本自由权，自由竞争和在法律范围内自由进入社会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和要求。可以说，现代各国经济中基本的经济公共政策是促进和维护竞争，以此作为最理想的资源分配手段。德国学者欧根(2001)认为，应该把现代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处理。把建立完全竞争的、功能正常的价格体制作为各种经济政策的主要标准。这是经济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
五、构筑我国的经济宪法体系，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法律架构
从我国目前宪法有关规定及应成为经济宪法的经济法上看，经济宪法体系十分薄弱，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架构远远还没有建立起来。
(一)宪法典规定之现状和不足
我国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对于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保障人民基本权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其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宪法作了四次修正，重点在于从宪法上承认和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改变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季卫东，1999)，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个人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具体来说，1982年宪法及其后来的四次修改中有关经济宪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体现在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第7条中。该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修正奠定了我国公民基本经济权利保护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宪法经济基础，意味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和国家应该和能够调控的领域。它构成了我国经济宪法的基础。
二是规定了公民等个主体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自由，依宪法规定主要有：个体经营权(宪法第11条)；私营经济权(宪法修正案第1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独立经营权(宪法修正案第8条、第9条)；合法财产受保护权(宪法第13条)；公民的劳动权(宪法第42条)；获得物质帮助权(宪法第45条)。
三是规定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权，这也体现在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宪法修正案第7条接着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一规定一方面意味着宪法明确赋予了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权，一方面则意味着国家要通过立法手段完善宏观调控。同时，宪法还在其他条款里规定了国家和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如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行使的职权中规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等。
四是进一步加大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这主要体现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该修正案第22条规定，将原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尽管我国现行宪法在经济宏观调控架构方面的规定有很大的进步，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情况下，其不足已明显地暴露出来。
首先，政府的宏观调控权过大。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的经济行政权力非常大，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深入而在有意无意地缩小，但现行宪法对此并没有及时的反映。如财政权，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立宪权，即由立法机关或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国家和政府的财政问题，但在我国它仍然属于行政权，也就是由政府决定。财政权在宏观调控调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和政府有多大财力进行调控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广大公民负担的问题。正因如此，近代各国宪法对于财政比一般立法和行政要多少有些不同的对待。惯例是把它置于强大的国会监督之下(宫泽俊义，1990)。但我国现行宪法对此规定的只是由国务院编制和执行国家预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只有对此的审查批准权。
其次，相应宪法监督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我国不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但仍存在相应权力分立框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尽管如此，我国宪法中对宪法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依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但对宪法监督的日常机制、监督对象和方式并无相应规定，从而使其规定流于形式。
(二)其他宪法性经济立法现状与不足
我国目前能够称得上宪法性的经济立法有1994年的《预算法》和2007年的《反垄断法》。但严格来讲，《预算法》还不是经济宪法，充其量是经济行政法性质的法律。因为1994年的预算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国家预算的监督和审查，但其最终决定权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
(三)我国经济宪法内容和体系的完善
综合以上有关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宪法的内容和体系应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首先是宪法典方面。一是将财政权确立为宪法的基本内容，将其置于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之下；二是完善立法授权制度及其监督审查机制，加强最高权力机关对政府经济行政立法权的监督；三是确立具有操作意义的宪法监督机制，使政府行为能够受到有效且强有力的宪法监督和审查，保护公民基本的经济权利。四是确立宪法的司法化，即公民和企业能够通过法院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制度。wto规则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保障司法审查原则，即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其实是宪法监督机制的延伸。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5
伴随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体系的不断进步，社会相关职能部门越来越关注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宏观调控。因此，本次研究从我国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基本特征角度进行收入进行分析，在掌握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法体系相关规章制度的探讨与研究，促进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完善发展，促进房地产行业的长足进步。
关键词:
经济法;视域;房地产;宏观调控;行为透析
一、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行为特征分析
(一)遵循法律规定下进行宏观调控具体行为我国房地产工作的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众多特点，根据其工作的性质进行判断不难发现，宏观调控的制度行为必须遵循严谨的法律和法规制度，在良好的制度体系框架下实现对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在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之下进行相关工作的运作，所有的运作权利和职能，以及程序中涉及的具体内容和措施都是需要遵循一定制度执行的。
(二)遵守市场监管法则基础下进行房地产宏观调控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工作还需要遵循市场的基本原则，服从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制度，在良好的法则规范条件下进行制度的运作和执行。社会的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认识到市场运营的重要性，以及法律、法规监督管理的重要性，希望能够通过良好的宏观调控制度在遵循市场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工作的执行。
(三)房地产开发需要重视土地资源维护我国房地产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宏观调控特征，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还涉及到房地产开发时设计的土地资源维护工作内容。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土地资源工作不单单涉及到环境的因素，还存在财政、税务等众多内容。
(四)房价调控政策不能脱离经济法原则市场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房价调控工作内容，也需要在良好的制度监督下完成，并且不能够脱离实际的经济法规则和内容，需要进行相关工作的宏观调控，具体工作设计到对实际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有偿的服务，另外就是在行政法规和制度的内容下进行调节与完善，进而实现对制度的调整。
二、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法规章制度
(一)房地产宏观调控需要坚持合法性本质原则需求从整体角度进行观察，我国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制度存在一定的行为约束，需要在经济法的基础下进行相关工作的执行，要求在规章制度监督的条件下完成众多的工作内容。只有完善相关的工作职能和效果，才能够合理的进行市场行为的推进和拓展。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需要在经济决策和法律规制紧密联系下执行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工作需要在良好的经济法规和秩序下进行，只有将决策的内容与法律的规则进行融合，才能够保证相关部门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需求，也实现对国家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以此实现国家权力和制度的进一步执行与完善。构建宏观的职能体系对于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实现政府与行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脱离经济法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会导致行政专权一旦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工作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实际的经济法规监督和管理工作出现偏差和缺失，导致社会体系发展的单一性和不规则形。行政专权的局面影响了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在不符合经济法范畴的管理制度监督下影响了房地产宏观调控制度的缺失。
三、经济法视域下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对策
(一)构建良好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构建良好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监督体系，对于完善房地产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政策的实施具有非凡的意义，是改革开放政策不断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关注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发展的基本需求而进行调整的重要工作内容。关注到国家发展的基本情况，以良好的法律监督体系实现对房地产工作体系的进一步巩固，以此实现对经济视域下房地产行业的长足发展。
(二)体现经济法利益观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房地产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一政策的实施实现了经济法的利益观念完善，也体现出经济法视野发展下的社会需求，对于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调控工作具有良好的影响力。
(三)以制度创新促进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革新房地产行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宏观局面，需要以良好的制度进行管理和控制，实现全面的制度监督是完善整体市场经济发展环境在重要措施和发展对策。体现出宏观调控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权益上的保护，才能够满足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目标。
(四)以科学的市场调节手段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利益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市场经济的调节，才是满足社会发展重要需求的关键。房地产行业在运营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遇到新的问题，采取宏观调控的制度能够解决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保护社会民众经济利益的重要举措。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通过了解和掌握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相关内容，并具体分析其中涉及的特征和内容，希望能够在掌握相关工作细节的基础上，积极的与我国经济法律和法规进行配合，以此实现经济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邱格磊．我国房地产临时性调控政策的经济法反思———以“限购令”为视角［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2，02:72－79．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6
关键词:政府;宏观调控;问题;建议
一、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尽管目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宏观调控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否顺畅,经济总体目标能否达到,宏观调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形态下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场经济从产生到现在都是在国家干预下运行的。自16世纪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任何国家的实践模式都是在国家干预中进行,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历史上各国先后实行过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后凯恩斯主义政策,都是政府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的结果,区别只在于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力度而已。市场经济运行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国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阶段,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绝对排除国家必要的直接干预。斯密认为君主需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并且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同样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场经济如足球场,竞争的微观主体是足球队般的企业,宏观调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国家政府。市场经济运行的态势优劣和成效高下,与宏观调控的能力和艺术有直接关系。
国家除了提供宏观调控,同时还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和地区层次发挥着重要影响。产业政策是指一国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促进与限制某项产业,规范产业组织,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现代化主动干预产业经济活动的各种政策的集合。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能够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口地区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重点分析一个地区三大产业在地区GDp中的比重,以及进出口金额的比例。
二、现实的经济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又一次机遇和挑战,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将宏观调控政策迅速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随后相机推出以四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应用使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走上复苏之路。
不可否认,本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动摇了支撑中国经济的外部基础,显现了中国经济的痼疾。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两个利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很大冲击,使得出口急剧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变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想,结合目前的经济状况,现行中国经济的运行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经济结构调整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用弱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依赖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资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场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的市场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边际效率的弱化。
其次,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中国曾经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是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在世界共同面临困境时仍然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显然是靠不住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国际贸易明显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专著《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中就指出“中国将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口的数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2000-2030年将是高速老龄化时期。2030-2050年将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阶段,到2050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为3.3亿-4.7亿,是现在的5倍,其比例将在23%-27%。此外,高龄老人增长迅速,1997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8.8%,2050年将增加到20%左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将大幅提升国民储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劳动力低廉这个传统比较优势。
三、当前宏观调控的原则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调整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将其明确为保经济增长和保发展方式转变两个目标。为了保证这个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坚持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要坚持调控目标长短相结合的原则。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复苏的因素,这些变化对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应该是有利的,同时外需不足,又使宏观经济面临严重下行的风险,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必然有所调整,保增长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目前最重要的调控目标。中国正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中长期看,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从短期看,这些转变也会给保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压力,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对长期发展有利,还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的形势,宏观调控必然采用不对称发展原则,从区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发展重点;从产业角度看,所有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都应该是发展重点。
第二,要坚持调控过程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近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迅速,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相当高的灵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经济现实保持一致;同时,重大政策的执行还要保持稳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稳定性,都会使得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坚持调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结合的原则。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政府集权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仅凭中央政府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很难作出能适应各个地区的通行的有效调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权力和财力允许的限度内努力促进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并在要素供给方面给予企业尽量多的支持。具体说来,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调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税收减免和地方性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的综合运用能有效辅助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
四、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当前,国内外经济的迅速变动使得中国宏观调控面临许多新形势。结合以上对中国宏观调控的现状分析,想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国内创新能力,是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前提。为此,应该继续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新型产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还应该继续坚持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大科技领域的投资,增强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扩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应该成为拉动内需的消费主力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在分配过程中更好的体现积极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的思路。具体执行过程中,加快中小城镇建设规模和发展中小企业是扩大中产阶级的两大法宝。城镇化是未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内需能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中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伤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业是培育中产阶级的重要土壤,中小企业如果得不到发展,中产阶级比重就很难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保障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目标必须要得到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中国积极推进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经济危机时期政府职能的转变成本远小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应该充分把握本次机遇,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机遇,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目前,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公共财政体制重点在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财政支出领域集权和分权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从税种上进行规范,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同时赋予居民对地方政府预算更大的投票权,以地方居民满意度为标准,加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公共财政的完善。
第四,加强宏观调控中法律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从行政规范式调控方式逐步转变为以法律规范的调控方式。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确定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特别是要加强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领域的立法活动,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在法律规范内进行。
第五,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效能。宏观调控效能发挥的程度与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宏观调控效能,首先要强化预警机制,采用各领域、各学科先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作出事前的准确判断,实现宏观从被动式调控向主动式调控转变;其次要强化协调机制,通过政府宏观统筹,构建完备的信息支撑体系,使宏观调控信息传送准确及时,有效地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最后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检查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和检查政策的实施过程,可以及时有效地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保证宏观调控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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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7
对于周期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已有所涉猎。如化学元素排列的周期 问题、经济运行的周期问题，(注：化学和经济学领域对周期律所作的众所周知的重要 研究表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都要关注周期变易的问题。其中，与经济 法关系密切的经济周期问题，被认为是困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参见吴易风等 著：《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9。)等等。但本文主要探讨的 论题，既非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周期问题，也非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所探 讨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等问题，而是从法学的角度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 实质上是探讨一种“法律周期”问题。
鉴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性以及主要影 响因素；2.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现实表现，以及存在的问题；3.周期研究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以及对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启示。通过上述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图说明：基于 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亦客观存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 对传统的、“静态”的法学理论和法制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周期变易，并不构成 对以往法学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传统法律某些特质的前提下而发生的“变异” 或“扬弃”，(注：各种“变易”都会对最终的“变异”产生影响，在法律领域也是如 此。例如，原有法律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相关功能的变易、法律规范性质的变易，都会为 整个法律系统的变异奠定基础。特别是具有变易性的经济法系统，通过不断的成长和积 累，今天已经变异为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子系统的新系统。)它有助于增进对法律，特别 是对经济法的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一、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存在及其影响因素
何谓周期?如果宏观调控法的变易存在周期性，则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只有对这些问 题予以回答，才能初步说明宏观调控法是否存在周期变易及其主要成因，从而有助于进 一步说明宏观调控法的现代性和特殊性。
周期，作为事物经过一定时期而做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动的现象，其存在本是较为普遍 的。但在许多法律研究者看来，法律的特点应是稳定，不宜变动，更不应“循环变动” ，这样才能使法律具备应有的保守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从某些角 度，如从传统法律的角度，或者从封闭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 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律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察今》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事实上 ，古今中外难以计数的“变法”活动，都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律变易。由 于“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类似的片段往往被一再“重演”，因而某些法 律精神甚至法律制度虽然在不断变易，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循环往复，从而在较大 的时空领域形成周期变易。这种法律的周期变易，可能产生于多种原因，例如，类似“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法实践，以及对经济规律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等，(注 ：例如，我国过去也曾有过旨在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商法等，但是，由于后来曾 经试图取消商品经济，因此民商法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只是在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 后，基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民商法才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法 律的周期变易。)都可能产生法律的周期变易，并由此产生“法律周期”问题，这在宏 观调控法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
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特别是某些调控规范的多变，因其显见而易察；但对于其立法 或执法上的变动是否具有“周期性”，则缺少揭示，并因而可能影响经济法理论和制度 的成熟。其实，如果稍加细究，即不难发现，宏观调控法变易的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经济的周期波动，现代国家往往要采取“反周期”措施，即针对经济的周期波动， 确立相应的防止或化解波动的经济政策，通过进行逆向调控，来使调控效果与经济周期 的状态在松紧、张弛等方面呈反向变化，从而使其反周期的具体目标和手段也体现出周 期性的变化。由于上述的宏观调控关乎国计民生，关涉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必须 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以使调控行为能够依法进行，这就需要具有周期性变化的调控目 标、手段等都尽在法网约束之中，从而使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也体现出周期性。
可见，从较为广阔的时空来审视，或者至少从宏观调控法领域来看，应当承认“法律 周期”或者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存在。此外，由于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其形成 和发展乃“多因之果”，因此，法律周期也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到经济 周期、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影响。其中，就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法律而言，经济周期的 影响是更大的。因此，在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时，有必要着重研究经济周期的影响。
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核心是研究经济的周 期波动问题。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 涨与衰退的现象，在广义上包括了周期波动、季节波动和随机波动，而在狭义上则仅是 指周期波动。通常，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注：郑家亨等著：《 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页4、182。)因为只有研究经济 的周期波动才更有意义。无论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Cycles)，还是 朱格拉周期(JuglarCycles)和基软周期(KitchinCycles)等，(注：对于这三个周期， 学者普遍较为重视，因而其具体含义在许多著述均有概括。可参见胡代光主编：《西方 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88—498。此外，平均20年 为一个周期的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Cecle)，或称建筑周期，有时也被与上述三个周 期相并列。参见董文泉等著：《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53。)都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例如，至今仍令欧美的一些人士不寒而栗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被认为是上述三个周期的谷底的重合点。正是为了化解“大危机”这样的周期波动，许多现代国家都接受并走上了“干预市场”的道路。在凯恩斯理论得宠的岁月里，经济周期问题甚至几乎被认为“不成问题”，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各类反周期政策去“熨平”周期；但随着凯恩斯理论在一段时期的失势和金融危机等各类危机的不断爆发，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注：虽然凯恩斯理论的缺陷被不断强调和突出，但自由主义理论仅仅只是在理论界较为受重视，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形成，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近年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也体现了人们对周期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了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如不当的经济政策、政府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波动；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因素。(注：经济周期可分为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和不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前者如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个体的预期等所产生的周期，它导因于系统的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由外生力量所导致的，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的。为此，可以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如分叉理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等，来揭示周期波动问题。因为仅是静态的、确定性的经济理论，已经很难揭示经济中出现的许多突发波动问题。如“黑色星期一”，等等。其实，每次大规模的波动往往都与一定的突发事件有关。参见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通论》，薛玉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译者的话。)这两类不同的“波动观”，不仅直接影响到具体应对政策的采行，而且也会影响到相关的经济立法。
尽管人类的理性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经济的周 期波动，人们还是力图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的运用，来实现反周期的目标，从而 使那些为反周期而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及其周期变化的研究价值也随之增加。即使要研 究“政策周期”和“法律周期”所构成的广义上的“制度周期”，也仍然需要研究经济 周期，因为它是引发制度周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经济的冷热变化是其内在规律。由于供需总会出现失衡，因而经济运行的“ 非均衡”才是常态，相应地，经济的冷热变化规律也就要发生作用。为此，如何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经济患上“重感冒”，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发生波及 深广的“流感”，便非常重要。晚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昭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是“非均衡”的，波动总是存在的；在纷繁的波动中，周期性的波动更应关注，因为研 究有规律的周期波动的成因和解决方法，才是更有意义的。对此，弗里德曼、熊彼特、 庇古、杰文斯第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做过研究，(注：对于经济波动的成因， 弗里德曼认为取决于银行货币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熊彼特则归因于重要的发明创造的 影响；庇古则认为是人们悲观或乐观的心理预期；杰文斯则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 带来的气候周期变化而对农业，并进而对工商业带来了周期波动的影响等。参见前引郑 家亨等著，页184。)其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成因，也有一定的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过程在“时间断面”上的体现，是客观存 在的，但其幅度和频率是可以调控的。(注：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被认为是经济过程中 的两个断面。经济过程以空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运行；以时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波 动。)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影响经济波动的各个要素，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使经济得以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注：郑家亨等著：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 992年版，页74。)为此，在近几十年来，各国尤其注意动用各类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应 的法律制度，来抑制或缓解周期波动，以使其给经济运行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尽管有 些学者怀疑政府调控的效果，但仍有许多学者强调政府在反萧条或反周期方面进行适度 调控的必要性，并认为可以取得缓解周期波动的幅度、缩短萧条时间的“调控收益”。 (注：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4—28。)
经济周期的存在，会影响到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飘摇，这不仅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 已有过例证，而且在当代也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的经济波动 ，仅是在1949年以后，就出现了50年代末的“”与60年代初的“”；10年 停滞后与其后的整顿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过热与持续整顿、通货膨胀与通货 紧缩等多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注：对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学者的总结 未尽一致。如温铁军认为，中国大陆曾发生过四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次经济危机的 周期分别是1958年—1968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4年，以及1994—1995年。 参见温铁军：《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cn,2 001/6/12.，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其他的划分方法。如有的学者认为，自1956年以来， 中国已经发生过9次经济危机，等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实际上会直接影 响到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形成。(注：由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也可将其合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曾 经作出过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命题是：经济活动往往围绕大选日期波动 ，政府一般在大选之前寻求有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把不利的经济结果拖延到大选之后。 参见杰克逊(p.m.Jackson)主编：《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郭庆旺等译，中国 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页184；以及前引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 通论》，页81—89。)而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对立法的影响，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上体 现得更为明显。同时，经济周期还会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周期变化，从而会对宏观调 控法产生影响。美国30年代的宏观调控立法，德国战后的宏观调控立法，中国90年代的 宏观调控立法等，都说明了经济周期、社会周期、政治周期对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的重 要影响。(注：例如，美国在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在逐渐接受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 ，大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立法，使宏观调控法实质上成为其法律中的一种重要形态。这是 经济周期的影响的体现。而战后德国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宏观调控的 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政治周期、经济周期的体现。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 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形成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周期，因此，宏观调 控法的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经济周期和社会周期影响立法的体现。)
由于经济周期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都使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和执法 等受到影响，并形成其法制层面的周期变易，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周期以及与此相 联系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是影响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最主要因素，这可以从宏观 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具体体现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
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从总体上说，体现为宏观调控法在制度形成和调整侧重点上 的周期波动，体现为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周期波动的逆向调整。具体说来，宏观调控法 的变易周期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法制环节上可以表现为立法周期、执法周期等 ；在制度构建方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调控手段、调控目标上的工具周期、目标周期；在 调控状态或效果上可以表现为松紧周期或张驰周期，等等。
上述不同类型的周期，都是宏观调控法变易周期的体现，因而其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和具体的互动。例如，针对经济周期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必然也会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而其立法周期又会直接带来执法周期；同时，由于立法和执法都会受到 立法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影响，因此，立法周期与执法周期也与其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 变动周期等有关。通常，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周期变动，会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等 方面，从而使立法和执法等也体现为周期变动。
上述宏观调控法的各类周期，在我国现实中均有实例体现。例如，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的周期变化来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法的调整目标从遏制经济过热向化 解经济过冷的转变，从抑制通货膨胀向消释通货紧缩的转变，相应地，宏观调控法中规 定的调控手段，也发生了周期变化。特别是税率、利率、汇率、举债率、价格等主要的 经济杠杆，一直在试图与总体上的调控目标的转变保持一致。例如，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拉动内需，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了预算支出，提高了 举债率，并适时地调低了利率；(注：例如，截止到2002年2月21日，我国已经连续降息 八次，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已经被发挥到了极点。这同美联储的多次降低利息不仅有密 切联系，而且也是对世界性经济周期试图实施外部干预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样，国家不 断提高举债率，也试图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投资的目标。)为了刺激出口，大面积地提 高了出口退税率，同时，为了用好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履行入世承诺，我国还 大幅度地调低了关税税率，(注：从2002年元旦起，我国又开始了在加入wto以后的降低 关税税率的进程。尽管关税的总水平将逐渐下降，但关税作为税收，其本身所具有的宏 观调控以及相应的反周期的职能，并未消失殆尽。)等等。上述宏观调控措施的变化， 更为具体地体现了我国近年来促进经济由冷转热，推进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注：类 似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号称经济高度自由的美国也大量存在。例如，近些年来，预算、 税率、利率的调控作用凸显，不仅由长期的赤字预算转为年度平衡，而且还出现了大量 的财政赢余，从而为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采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小布什的大规 模减税措施以及格林斯潘的多次调低利率，都是阻止美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调控措施。这 些措施都在实质上影响着其宏观调控法的变易。)
调整目标的变化，在导致调整手段的变化的同时，也必将进一步带来相应立法和执法 的变化。依据经济法的法理，宏观调控法关乎国计民生和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应 实行“法定原则”，(注：调控法定原则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中 包括上述的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领域的多个“法定原则”，这也是宏观调控法的 合法性的基础。但目前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以外，其他各项法定原则的研究还很欠缺。参 见拙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并分别 确立具体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等，(注：通 过人大的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的有效实施，以及权力机关的审批权的行使，上述 各项法定原则已基本上或事实上得到了确立。但是，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从而使调整目标和手段的变化，也都将体现在立法上。由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做相应的变化，因而在立法上的相应规范或制度的侧重点 上，也必然会体现出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立法上的周期变易。
例如，中国大陆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税法框架，是与当时的解决经济过热、抑制通货 膨胀的调整目标相适应的，因而在具体的税法规定中有诸多规范，如关于固定资产、不 动产的购置或买卖等方面的消极的税收规定，都体现了该调整目标。这也是宏观调控法 配置资源职能的体现。而在90年代末的经济过冷、通货紧缩的形势下，税法的一些规范 不得不作出或准备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停征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改“生产型增值税” 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都是其具体体现。(注：当然，在宏观调控法中所作出的 政策性考虑是多方面的。有时除了经济政策的考虑以外，还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政 策考虑。例如，在加入wto以后，本来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的税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但 是，国家基于稳定等多方面的考虑，作出了暂时稳定税制的决策，这对于本来要进行税 法变革的一些领域，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因此要再延后。 )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预算、国债、税收等的确定和变动，本来都应贯彻“法定原 则”(但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够，恰恰是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因而 其目标和手段的周期变化，都涉及立法问题，并形成立法上的周期，这是需要从一个较 长时段来考察的问题。在现实中，只是由于法定原则贯彻得很不够，行政权过于膨胀， 因而才使人们容易把这些变动等同于行政行为，等同于行政的职能，从而也进一步混淆 了行政法与经济法的区别，这已经影响到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此外，在关注上述具体调控手段的周期变化的同时，还应注意总体上的国家预算、国 家计划领域的周期问题，(注：其实，预算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计划。此外，即使是通 常所理解的计划，其周期性也更为突出。例如国家的计划，特别是五年计划，里面就有 对经济周期的考虑，同时，在计划中，要把经济的冷热变化包容和体现进去。可参见莫 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4，17。)这也 是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同时也是经济法领域久已存在但却易被忽视的问题。例 如，年度预算不仅其自身存在周期问题，而且还要体现出经济本身的周期，特别是“冷热周期”；同时，还要反映政府为反周期和实现周期内的预算平衡所做的努力。其实，在经济学中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发挥反经济周期作用的“周期预算理论”，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问题而提出的。(注：周期预算平衡理论，被认为是大危机的产物，它主要强调，政府即要发挥财政手段在反周期方面的作用，同时也要实现在控制周期波动情况下的预算平衡。参见王传纶、高培勇著《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182—183。)由于预算本身涉及到立法和执法，因而预算的周期变化和调整，也体现了政治的周期和经济的周期。此外，与预算直接相关的国债增减的周期变化，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例如，在90年代末，我国政府本欲逐步实现预算收支的平衡(注：近些年来，美国、俄罗斯等许多主要国家，都已经或正在全力推进预算的收支平衡，这对于我国的财政管理，当然也会产生影响。基于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我国也必须尽快压缩财政赤字，逐步实现预算的平衡。)但却因1998年大洪水，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等困扰，而不得不大量增发国债，这本身就是回应经济波动的体现。
在上述宏观调控法的诸多形态的变易周期中，最易于理解的，可能是调控目标和调控 状态上的“冷热周期”或称“松紧周期”，因为它与经济绩效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 说，宏观调控法所体现的周期，主要是广义上的规制周期，(注：学者对“规制”的理 解不尽相同，可参见拙著《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0— 71；以及拙文“略论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即法律调整 上的介于自由与约束、放松与紧缩的周期。例如，在强调经济自由(如坚持“里根主义 ”)时期，是强调减税，放松银根等，反之则可能相反。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 调整。中国也有“双松”或“双紧”的政策组合等提法，力图通过各类政策的“协整” (Cointegration)，(注：“协整”是20世纪80年代，由Granger提出的处理非平稳时间 序列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概念和方法，是经济计量学的前沿领域，对于研究各类经济政策 之间的协调整合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参见王雪标等著《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协整分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4。)来应对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但是，调控政 策一经法律化，就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法律的基本框架要“基本稳定”，同时又 要有一定的“应对弹性”，以使调控性规范能够适时适度地作出变化。这样，在“变法 ”时，主要对“变量规范”做调整就可以了，而一般无须做全盘变动。这种技术，不仅 在税率的调整方面，而且在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利率、汇率、债务依存度、物 价总水平等“变量规范”的调整方面，都有应用价值。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产生以前，经济性法律的周期变易就已有过体 现。如在重商主义时期与自由放任时期，在大危机时期与高增长时期，相应的经济性法 律都存在着与经济波动相适应的周期变易。如果把现代意义的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定位在 大危机时期或其以后，则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便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随着 政府所奉行的经济理论的周期变化，宏观调控法亦发生相应变易。如在盛倡凯恩斯理论 时期，以及在货币学派、供给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等理论“得势”的时期，宏观调控法 的调整随之亦有紧缩或放松的不同变化。通常，由于官方的经济学会发生周期变易，因 此，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也就会呈“递减性跟随”。
此外，宏观调控法的变易既然主要受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因此，一些重要的经济危 机，如能源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粮食危机等的发生，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宏观 调控法的周期波动。例如，对相关重要商品价格水平的管制和调整，对出口退税率的调 整等，都是宏观调控法随经济周期而变易的体现。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对全 球性经济周期加强法律防范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为此，Gatt/wto、imF等重要的国际组 织，都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它们往往会转化为一国宏观调控法的重要内容，从而直接 或间接地使宏观调控法的某些规范产生变易。(注：例如，中国为加入wto而在多个财年 大幅度降低关税的税率，为防范金融危机，贯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对资本充足 率进行调整等，都会对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产生影响。)而这些变易，归根结底，还是要 受前述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周期变易的影响。
三、相关的法律问题与启示
对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研究，涉及到宏观调控法乃至整个经济法领域的一系列理 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现择要列示如下：
1.法律的形成机制问题。透过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可以再次看到，宏观调控法乃 至整个经济法制度的形成，受经济活动、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是直接而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同时，也离不开相应的经 济法和社会法的调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变化而作出 相应的调整；同样，经济法和社会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调 整和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相对缓慢的。在这方面，不仅涉及到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法律的形成机制，特别是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等问题。
2.法律的规范构成问题。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的规范构成，其突出特点就是既包 括稳定的“内核性规范”，又包括易变的“边缘性规范”，从而既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 “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注：拙文“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中外法学》2 001年第5期。)也涉及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稳定性与变易性等问题。上述的内核性规范 ，作为基本规范，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框架，应是相对稳定的；而边缘性规范，则主要是 调控性规范或称变量规范，是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的，且同样 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正如水库对蓄水量的调节，关键在于有效地 、适度地吞吐、收放，因而其某些规范就必须具有变易性。这对于研究经济法的普适性 理论和周期理论是很重要的。
3.法律的职能实现问题。任何法律，都有其自身的重要职能，其职能实现是法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宏观调控法的重要职能是反周期，保障对经济周期的“熨平”，因而 需要在边缘性规范中安排“调控性规范”，并使各类规范相协调。(注：要反周期，需 要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综合协调，同样，也需要相关宏观调控法规范的协调。事实上， 德国的《经济稳定增长法》与我国经济法学者一直在推进的《宏观调控法》的立法，都 是在为此而努力。关于政策的协调问题，可参见桂世镛等主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协 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页19。)从稳定性来说，边缘性规范的离心力强 ，是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的部分。尽管如此，从重要性来说，无论在经济政策 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调控性的规范都是重要的，这是从质上而言的。同时，调控性 规范作为开放的政策体系或法律体系中的变量，应具有与开放性要求相适应的适度的变 易性。
通常，宏观调控法的职能，可以比作稳压器、减震器、调制解调器，(注：参见拙文“ 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其核心制度是可以“以 不变应万变”的，它们体现为各类宏观调控制度都有的一些基本的实体与程序制度。此 外，宏观调控制度中还必须同时包括一些易变的边缘性规范，用以进行应急性、强制性 的调节。如前所述，在宏观调控法规范中，应当预先留出松紧变化的空间，这样就能在 不变动核心制度，保持法律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类参数、指标等变量的调节，或 者通过对宏观调控部门的适度授权，来实现法律的“自动调整”或“模糊控制”，从而 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法的职能。
4.法律的调整方式问题。从制度实践来看，我国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多次实施的税率、 利率、汇率的调整，体现的是经济法独特的“调控、规制”的调整方式，从而使经济法 规范的周期性与规制性密切相关。透过经济法的规制性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宏观调控 法的周期性；反之，对于宏观调控法或整个经济法的周期性的揭示，(注：除了本文论 述的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以外，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同样存在周期变易问题。一 方面，市场规制法的政策性较强，受政府加强规制或放松规制的政策的影响较大，从而 会体现出一定的周期变易；另一方面，经济周期等周期因素对市场规制法本身也有一定 的影响，如在反垄断法中，就有对危机卡特尔、出口卡特尔等方面的“除外规定”。) 也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经济法的规制性。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都是时而放松规制，时而 加强规制。对于这里的放松或加强“规制”，人们一般是从狭义的“管制”来理解的。 而经济法上的“规制”，则是广义上的，它并非仅是国家干预，也并非仅是管制，而是 依据需要来鼓励促进或限制禁止，是全面的“调制”。这样理解，也许有助于避免或扭 转对经济法较为普遍的误解。从历史上和总体上来看，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做的偏向于自 由或约束的取舍，自然会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变迁，以及调制的宽严、张弛产生一定 的影响，但未必妨碍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框架的稳定，因为受到影响和发生影响的，主要 是那些调控变量。由此可见，大量的“变量规范”的存在，是经济法与传统法的重要差 别；而正是靠这些变量规范，经济法才能很好地对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进行调控。因为从 根本上说，经济法所面对的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已经同传统的法律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及相关的上述法律问题，还能够给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带 来一些新的启示。现仅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角度略做说明如下：
首先，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既然宏观调控法中存在周期变易的往往是边缘性的、调控 性的规范，那么，在进行宏观调控法的框架设计时，就应使基本结构相对稳定，同时， 预留出调控性规范的调整空间，这样对于兼顾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变动性， 都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增进执法效益。特别是在给执法主体一定的授权性的“调控 空间”的情况下，有助于调控主体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 地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解决实践中变动不居的相关问题。(注：由于周期具有总体 的规律性和具体的不规则性，有许多问题可能超出立法预期，因而留出适当的“调整空 间”，可能更有效率。与此相关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如经济周期及相应的宏观 调控的传导机制问题、调控的逆向选择以及调控时滞问题、调控的法律责任问题，等等 。但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对这些问题不做探讨。)
这样，通过在设计变量规范时预留“调控空间”，来充分实现调控杠杆的机能，就能 够在立法上更好地廓清一个问题，即如何兼顾法律基本结构的稳定与调控要素易变的问 题。为此，对于调控杠杆所涉及到的变量规范，只要经过议会的同意或批准，即可认为 符合“法定原则”，一般无须对整个法律再做重复审查，这样与宏观调控所需要的效率 也能够协调起来，从而会大大降低立法成本和奉行费用。同时，在执法上，也有利于更 好地树立依法办事的意识，避免调控主体借口“宏观调控”而随意变动相关变量规范的 做法。
其实，强调变量规范的调整需要经过议会批准，是因为批准后的变量规范同样是法律 的一部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由于这些杠杆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各类主体的切身利益， 因此必须慎重，要尽量贯彻“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原则”，同时要贯彻“比例原则 ”，这对于立法和执法都是很重要的。而惟有坚持上述原则，才能更好地贯彻诚实信用 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兼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确保市场主体的利益，避免目前在实 践中容易产生的因宏观调控而客观上侵害国民信赖利益或财产权利的情况。
此外，从法制的技术层面来看，把针对周期的调控性规范与其他基本规范分开，也有 利于推动立法上的标准化、指数化和模型化。例如，如果有一些经济指标可以量化，当 发生波动的时候，允许政府在多大的幅度内采取相应的行为，或者某些指标应如何做应 对性调整，都需要赋予政府一定的宏观调控权。通过授权性规范，允许宏观调控机关适 时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对于保持法律本身的总体稳定，避免频繁“变法”，是很重要 的。这样，既兼顾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又考虑了法律调整和立法的效率，因而比 许多传统的法律要更有灵活性。
其次，从理论上看，研究周期变易问题，对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如 前所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周期直接相关的——正是30年代大危机这个重要 周期的出现，才更有力地催生了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制度；而经济法制度，也在反周期的 过程中变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它并非仅在发生危机或萧条时才起作用，而是要 在周期的各个阶段，经常地、持久地起到广泛的规制作用，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 识。而这种共识，对于完整地理解经济法，发展经济法理论中的本体论，无疑很重要。
与上述共识相联系，对于周期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规 律，特别是有利于认识其产生和发展与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或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认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认识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 和社会基础，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周期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法与传统法的不同之处，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现代 性特征。
此外，在经济法理论中探讨周期问题，还有利于认识制度发展与特定事件之间的关联 ，以及不同的体制对解决周期问题的价值。例如，资本主义的大危机，被公认为是同时 陷入了三个经济周期的谷底，但其导火索却是银行挤兑这一特定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 生与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体制如何发生关联，是偶然的还是必发的?与此相关，究竟是 自由市场体制，还是政府管制会带来危机?这些在经济法理论中都甚值研究。从某种意 义上说，很难说自由的制度或干预的制度哪个更好。因为从历史上看，确实是自由放任 带来了西方的繁荣；但同时，也确实是自由放任带来了不能自拔的空前危机，而恰恰使 国家干预缓解了危机。因此，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用处，关键是要物尽其用，扬长避短 。从理论走向上看，整个学界和实务界之所以一直存在两种思潮的斗争，与论者的价值 观、方法论有关，也与不同的制度确实各有其利弊和功用有关。其实，人们都知道良药 苦口，且可能会有副作用，但为了拯救某个肌体或生命，往往就必须“用药”。尽管“ 凡药三分毒”，各种“有为”的对策都会不同程度地有其副作用，但人们在取舍时，总 会有其理性的考虑，总会权衡利弊得失。这些考虑，无论是倾向于哪类利益，都与人们 的认识和利益追求上的周期有关，并进而会影响经济法的周期变易。
上述两类思潮的长期存在表明，对于各类周期问题的解决，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这 同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之分野同样相关。其实，既应看到自然演进的价值 ，也要看到特定事件对于特定国度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的推动作用(如特定事件对于中国 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如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特定事件，对于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 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实现其“后发 优势”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建立法律制度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 ，就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形成而言，自然演进与国家推进，都不可缺少，而且后者在宏观 调控法领域可能客观上更为重要。
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论，都应与宏观调控法本身的特点相联系。宏观调控法不仅具 有经济法一般的经济性和规制性(或称调制性)，而且还具有宏观性。为此，必须研究宏 观的问题(其中包括在较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来研究周期问题)，必须改变对法律体系的 静态的、封闭的看法，而代之以对法律系统的动态、开放的研究。从法律规范或制度的 周期变易出发，动态地看待经济法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对于更新传统 的法学观念，无疑甚有裨益。
四、结论
以上针对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探讨了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其 在现实制度中的体现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研究周期变易方面所涉及到的若干法律问题 和相关启示。这些讨论所力图说明的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周期的出现，与之密 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法也存在着周期变易，但这并非对法律稳定性、普适性原理的全盘否 定，而恰恰是现代法调整方式的一种体现；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不仅具体影响到其 规范构成、职能实现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整个经济法的理解，因而是一个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如此，仍不应仅以周期变易为由，来完全否定法的安定性、可预见 性等特质，尤其不能通过立法或执法手段，以“合法”的名义，公然侵害相关主体的权 益。因此，对于其中的核心规范，还必须保持其稳定，即使对于其中易变的调控性规范 或称“变量规范”，也要强调坚持“法定原则”，以确保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都在法治 的秩序下行事。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8
论文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权监督
一、宏观调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
（一）宏观调控权运行机制
有学者把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概括为：决策集权原则、执行分权原则和权力法定原则。
对于宏观调控的立法，笔者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引导作用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废除法律，从法的本质来看，法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而现状是，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已趋向于模糊了与法律的界限。现行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是在国务院计划部门编制后报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同时国务院事实上也拥有着极大的“授权立法权”。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这无疑是不科学的，它的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很大。这一环节在现实宏观调控权运行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因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必须予以重视和完善。
然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依法授予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宏观调控权，并监督其实施。但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常设机构，则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该监督义务。根据我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如下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行使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行使对国家生活中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组织视察，领导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其中，大量的立法工作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以及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由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毫无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如此之多的职权，很可能无法充分行使其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权，换句话说，现行法律机制下，不利于宏观调控权的实施。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
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假定宏观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并且该宏观调控行为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现行法律只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宏观调控行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局面：行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某涉及宏观调控的文件，做出实质上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的行为并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予以改变和撤销，这就造成了受损利益主体无“法”寻求救济。那么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该损害行为会持续进行，直到其危害严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是全国人大去改变、撤销。
因而，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不可诉，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来说，其影响是退步大于前进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包含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权运行各个环节中的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监督行为，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即人民有权利在宏观调控行为实质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时对其实行现时的监督和纠错，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违宪审查，进行全面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
二、宏观调控权行使问题研究
（一）宏观调控权滥用行为
宏观调控权是自由裁量非常大的权力，但缺乏法律的有效设计，再加之没有专业权威的外部监督机关和内部高度的敬业伦理，对它的滥用也就很容易产生。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主体模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界限。比如，政府借经济管理之名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其次，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追求政府利益最大化而滥用宏观调控权。笔者认为，利益主体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而如果宏观调控主体利用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契约授权而进行“剪羊毛”，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众人的合法利益而满足权力者本身，则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违宪实施该宏观调控行为的组织和负责人必须予以处分，并且国家机关对其违宪调控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二）宏观调控权越权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有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两方面，依照权限法定原则，任何主体应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因此宏观调控越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纵向越权，地方主体因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它只能在中央宏观调控主体作出宏观调控决策后依法予以执行；其次是横向越权，对于特别重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决策权应交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从事经济计划、财税、货币、内外贸易等国家核心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等行使其它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权。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则无权制订宏观调控决策。
（三）宏观调控不作为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不作为，即为行政不作为。宏观调控主体不作为是一种行政上的渎职行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承担的一项经济职能，也是宏观调控主体必须对其他利益主体应尽的义务。
三、对造成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及其危害分析
（一）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分析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国传统上是一个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官高于法”的潜意识。
1.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不完备，重叠现象和法律空白大量存在。比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计划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等三大机关，但未对其进行法律规定的具体和细化；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权”，造成的现状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
2.从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角度分析，正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发展，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笔者认为，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趋势会削弱宏观调控权的活力，也容易混淆行政职权与宏观调控权的界限。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权非常容易被僭越，被滥用。
3.从市场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入手，利益主体在博弈中，趋向己方利益最大化。宏观调控主体有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的倾向。
4.从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分析，长期以来，宏观调控权的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现实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监督基本流于形式，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而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作为监督主体，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向有权国家机关反映，监督者的权利缺乏保障机制，致使其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尚无司法审查制度，司法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二）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造成的危害
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宏观调控效果遭到损害。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宏观调控权在法律上规定不清，造成很多宏观调控主体重叠调控，其调控效果可想而知，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必然随之下降，随之很多社会问题便衍生出来。其次，量变造成质变。长期的违法调控行为除了损害社会利益、民众利益外，还会滋生对法治的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造成破坏。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国家，法治遭到破坏会促成官本位的形成，而官本位的社会必然会破坏法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恶性循环。
四、宏观调控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加强宏观调控主体自身监督
现行体制下，宏观调控主体中有不少是从事宏观经济监察、监督的，如国家的财务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物价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必须从主体上、内容上、方式上遵守法定化的要求。总之，任何宏观调控权的行使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督，任何违法环节也应由相应机构进行制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二）建议成立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
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越权行使、滥用宏观调控权以及不行使宏观调控权等行为是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最大危险，为了保证调控主体正确和有效地行使宏观调控权，就必须对之予以监督。有学者便提出，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问题，首先必须使调控主体的权力观回归到其本来意义，调控主体还要树立法治观念。对人民监督应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应当在人大常委会新设受理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专门机构。
笔者十分同意该观点，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强调了其相对独立性，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的宏观调控主体领导，而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有一点笔者认为很重要，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人事任免权应借鉴美国的法官终身制度。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笔者认为，人事任免权制度采取终身制可以保障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独立”。
（三）明确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前文已有探讨，因此，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公民、组织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提出的违宪审查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应该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公民、组织亦可向办事处提交违宪审查申请，地方办事机构经初审后应当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依法行使监督权，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该制度可以从实质上保障国民监督宏观调控行为的权利，可以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合法利益遭受宏观调控行为侵害时提供救济途径。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9
一、住房价格上涨的成因分析及国家相关政策
在房地产领域，支撑房价持续上涨的因素复杂，不仅仅是由供需关系所影响，还有其他众多的因素，通过对房地产业的分析，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导致我国房地产业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有：刚性需求旺盛，巨大的人口基数，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资本和劳动力向中心城市流动，收入水平与经济规模不相称。长期以廉价劳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使当前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导致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资金可获得性高且成本低，而土地资源稀缺，推动房价和地价轮番上涨。近年来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外资本市场的不景气，使这一棘手问题继续恶化。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决定政府必将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就房地产而言，政府应该起到的是一个监管和保障的作用，监管开发商，防止其利用不对称优势牟取暴利。现在，房地产市场虚火过旺，为保证经济和金融安全，政府适时进场干预是非常必要的。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推出八条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下称“新国八条”）规定：一是强化规划调控，改善商品房结构。二是加大土地供应调控力度，严格土地管理。三是加强对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调控，保证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有效供应。四是完善城镇廉租住房制度，保障最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五是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特别要加大对房地产交易行为的调节力度。六是加强金融监管。七是切实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八是加强市场监测，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舆论引导，增强政策透明度［1］。
二、行政法视角下政府干预房价的权力边界
政府作为行政机关的一般职责：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促进文化进步，健全和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保护和改善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2］124。行政机关的主要管理手段是：制定规范和命令、禁令，编制和执行计划、规划，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征收税费、财政资助和征收、征用财产，调查统计和经济、社会信息，处理和裁决争议、纠纷，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制裁，缔结行政合同，提供行政指导［2］129。
从“新国八条”看出，政府是在通过制定规范和命令、禁令，编制和执行计划、规划，征收税费的手段进行行政指导以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由此也引发了政府有没有权力进行干预房价，干预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行政法的实体性基本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越权无效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越权无效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为，一切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无效，不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2］68。《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六种违法情形，越权只是其中之一。经济职能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政府有权针对市场机制缺陷进行经济干预，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房地产行业仅仅靠“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已经遏制不了其过热发展和畸形发展，必须依靠“看得见的手”予以弥补，否则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将陷入瘫痪和崩溃。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综合体，要建立这样的理想政府，政府就必须明确自己在权力、职能和责任方面的边界［3］。权力是权利的集中和让渡，具有公共性。政府权力是政府组织在接受所辖民众委托的基础上，正常履行行政职权以维护、统一和协调全体民众利益的手段或工具。政府既然接受了民众的委托，处理所辖领域内的公共事务，就负有积极履行行政职权，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谨慎义务。政府正常执行职权，规范运行权力，既是其神圣权力，也是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权力界定上，政府权力次于公民权利。责任政府的首要问题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是行政权力之源［3］。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民权力的让渡，因此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上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人民政府应当始终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衣食住行是人民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住”所涉及的房地产市场关乎基本民生问题，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国家执行行政权力的基础。
政府职能是有限职能，市场职能是无限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一种有限权力政府。凡是市场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和自我管理的，政府不必越俎代庖［3］，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市场都可以自由进入，凡是法律没有明文准许的政府绝对不能逾越法律的规定而进入，使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如果仅仅靠市场自身的职能是不能够进行有效调控的，如果政府不适时针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将加剧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激化矛盾，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荡。在法律界定上，政府应当是守法政府。因为要实现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政府就必须被约束，最好的约束制度就是法律，既依法治国。法治理念下的政府，法律高于一切［3］，法律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基石，政府必须受制于法，否则会出现政府用权力换取利益的情形。法治社会中，政府与经济应“保持距离”，政府与法律是一种用权与制权的关系。政府对房价的调控是严格依照行政法、房地产法、税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的，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经济法视角下政府干预房价的权力边界
现代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的影响，会产生周期波动，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从而威胁社会资源的配置及生产力的发展。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和控制［4］119。政府在“新国八条”中通过土地出让管理机制、财政税收机制、信贷政策机制、住房保障机制等政策影响房地产行业的运行机制，达到房地产行业资源配置的优化，保障房地产市场的有序运行。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遵循宏观调控的原则，在合理的权力范围内进行调控。宏观调控的原则包括：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原则、政府调控法定原则、政府调控适度原则和注重调控效益原则。
政府调控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调控主体资格法定；各类不同宏观调控主体所享有的宏观调控权力法定，严格要求宏观调控主体在法律赋予的调控权范围内活动，禁止假借调控之名侵害受控主体的权益，保障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和市场经济秩序；政府调控方式与程序法定，这是保证宏观调控法和宏观调控权能够实现的基本要求［4］124。从现阶段的房价调控来看，国务院、发改委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的规定，皆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进行调控，通过房价的调控来保障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市场经济秩序，符合政府调控法定的原则。政府调控适度原则，其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政府调控不得冲击和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应当促进和保护市场调节的充分发挥；二是政府的调控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依法进行干预；三是政府一般不得直接干预经济组织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4］125。“新国八条”中政府并没有否认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强化规划调控，加大土地供应调控力度，是加强对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调控，完善城镇廉租住房制度，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加强金融监管等措施来干预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干预经济增长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可以认为政府对房价的控制没有超出必要的限度。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机制，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试图以强有力的政策去取代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就会导致市场的混乱，经济发展的畸形，政府也会随之受到影响［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可以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政手段。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尚不健全，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行政调控还是有必要的。“新国八条”的出台不可忽视其中有一些是政府依靠额度控制和审批控制来抑制房地产行业的过热，以调控房价使人民能够买得起房子，居有所居，对房克服地产的过热有着显著的效果。公布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有利于地方政府调控房价。“加强对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调控，保证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有效供应”，经济适用住房价格要严格实行政府指导价，这些调整住房结构的措施突显了政府的监督指导作用。现阶段，若调控不使用价格管制，不采取措施对房地产行业和房价进行监督指导，房价则将长期超出理性范围。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篇10
1．通过动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利益而达到调控目的的手段是（）
a．行政手段
B．法律手段
C．思想教育手段
D．经济手段
2．消费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
a．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
B．吃、穿、用、住、烧
C．红色消费、白色消费、灰色消费和黑色消费
D．个人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
3．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是（）
a．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目标
B．总量平衡目标
C．结构优化目标
D．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目标
4．对于经济预警来说，最具根本意义同时也比较重要的是（）
a．分析警兆
B．寻找警源
C．确定各类警限
D．定量描述警情
5．在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成要素中，作为战略灵魂的是（）
a．战略目标
B．战略重点
C．战略对策
D．战略步骤
6．下列因素中，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关系的是（）
a．生产资料数量的增加
B．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数量的增加
C．单位产品生产基金占用量的增加
D．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7．投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叫（）
a．投资系数
B十生产能力形成率
C．在建总投资规模
D．投资率
8．我国国际收支的主要项目是（）
a．劳务收支
B．贸易收支
C．转移收支
D．国际组织收支
9．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之间的关系是（）
a．总量平衡了，结构一定不平衡
B．总量平衡了，结构一定平衡
C．结构平衡了，总量必定平衡
D．结构平衡，总量必定不平衡
10．按照我国三次产业划分方法，第一产业指（）
a．农业
B．工业
C．建筑业
D．商业
11．经济效益好，意味着（）
a．投入量大于产出量
B．投入少而产出多
C．投入多而产出少
D．劳动占用多而产出少
12．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管理组织机构的基本原则是（）
a．统一的原则
B．民主集中制原则
C．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
D．精简的原则
13．在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消费结构必然是（）
a．以吃、穿为主的结构
B．以文化用品消费为主的结构
C．以服务消费为主的结构
D．以穿、用为主的结构
14．承担统一协调任务的最综合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是（）
a．财政部
B．国家统计局
C．国家计划委员会
D．中央银行
15．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关键问题是（）
a．生产要素价格的确定
B．企业留利的确定
C．工资总额的确定
D．利润分配
16．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是（）
a．因素分析法
B．综合平衡法
C．系数法
D．定额法
17．由于管理机构工作效率不高，组织实施不力以及管理客体抵触而造成的管理活动的失效称之为（）
a．实施性失效
B．自动性失效
C．环境性失效
D．规模性失效
18．凡是大于国力承受能力的投资规模，叫做（）
a．适度投资规模
B．在建投资规模
C．投资需求膨胀
D．投资需求萎缩
19．信贷杠杆的特点之一是（）
a．具有强制性
B．具有固定性
C．具有转嫁性
D．具有偿还性
20．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等于（）
a．国民生产总值
B．国内生产总值
C．国民生产净值
D．社会总产值二、多项选择题（下面每题的各选答案中，至少有两个正确，请将所选答案的字用填写在括号内，每题1．5分，共30分）
l．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表现在（）
a．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和外在条件
B．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实现条件
C．二者没有矛盾，完全一致
D．二者有相互矛盾的一面
e．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外在条件
2．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表现在（）
a．能够促使生产适应市场需要
B．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节约
C．可以保证宏观层次上优化资源配置
D．能使社会经济效益提高
e．可以在微观层次上优化资源配置
3．行政手段具有以下特点（）
a．灵活性
B．统一性
C．强制性
D．纵向性
e．持久性
4.我国基尼系数的特点是（）
a．农村基尼系数高于城市
B．农村基尼系数低于城市
C．城市基尼系数有提高的趋势
D．城市基尼系数有降低的趋势
e．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从以下方面考察社会总供求是否平衡（）
a．通货膨胀率
B．资金利税率
C．商品供求差率
D．经济增长率
e．居民储蓄余额增长率
6．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中间环节的是（）
a．交换
B．积累
C．生产
D．消费
e．分配
7．乙类警情的指标有（）
a．投资率
B．能源原材料生产增长率
C．通货膨胀率
D．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8．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三大支柱是（）
a．价格
B．财政
C．金融
D．法律
e．计划
9．产业政策具有以下特色（）
a．开放性
B．预见性
C．连贯性
D．诱导性
e．强制性
10．中外合资经营方式具有以下优点（）
a．能引进一些先进技术
B．经营管理简单
C．比较灵活，风险较小
D．适用范围广
e．可利用外商的名牌商标和市场
11．投资结构有（）之分。
a．投资类别结构
B．投资来源结构
C．投资额结构
D．投资使用结构
12．管理方法现代化就是按照（）的客观要求，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
a．现代生产技术
B．生产经营管理
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D．消费者
13．现代管理体制由（）构成。
a．以利润为目标的激励体制
B．以经理负责制为核心的决策体制
C．以经济责任制为中心的动力体制
D．以经济核算制为主的监控体制
14．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概念包含着（）。
a．质与量的规定性
B．时间规定性
C．目的性
D．方法规定性
15．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内容包括（）。
a．管理人才现代化
B．管理思想现代化
C．管理组织现代化
D．管理方法与手段现代化
16．宏观经济管理组织机构建立的具体原则包括有（）。
a．统一的原则
B．效能的原则
C．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D．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
e．精简的原则
17．社会总供给包括（）。
a．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
B．国内生产的服务
C．商品出口
D．商品进口
e．服务进口
18．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因素有（）。
a．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和使用
B．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
C．财政政策
D．货币政策
e．价格水平
19．最集中最概括地反映社会经济活动总成果的综合性指标是（）。
a．财政收入总额
B．出口总额
C．社会总供给
D．社会总需求
e．投资总额
20．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三大支往是（）。
a．计划
B．价格
C．财政
D．金融采集者退散
e．法律三、判断题（正确的在同后括号内划“√”，错误的划“×”。每题1分，共10分）
1．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生产结构现代化是相互矛盾的。
2．一般认为，引进硬件，引进成套设备，属于比较低级的引进方式。
3．属于宏观层次的经济管理只是计划管理，财政管理、信贷管理等属于微观管理
4．我国的“”发展战略大体属于协作型战略模式。
5．一定时期内在建未完工程的数量越大，则投资需要量就越少；反之亦然。
6．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最灵敏的调节手段。
7．消费结构是生产结构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
8．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就是按比例发展。
9．重置投资是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投资。
10．政策性投资也叫竞争性投资。
四、计算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1．设某年各常住单位的营业盈余为8300亿元，劳动者报酬为15200亿元，提取固定资产折旧为2998亿元，生产税净额为3100亿元。试计算该年国内生产总值。
2．已知：×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上期为6000亿元。在本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中有75％是由实现投资而带来的，本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000亿元。
求：该年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五、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20分）
l．消费水平2．国际储备
3．需求弹性4．法律手段
六、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40分）
1．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应遵循什么原则？
2．我国应该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3．我国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包括哪些内容？
4．我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哪些社会经济管理职能？
七、论述题（16分）
试论述宏观调控政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经济调节手段的分析，依题意所得正确选项是D.
2.C[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消费性质的分析，依题意所得正确选项是C.
3.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宏观经济管理基本目标的分析，依题意所得正确选项是D.
4.C[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经济预警种类的分析，依题意所得正确选项是C.
5.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经济发展战略最核心要素的分析，依题意所得正确选项是a.
6.C[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经济增长率成反比关系各种要素的分析，依题意所得正确选项是C.
7.D[解析]投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叫投资率。考试大论坛
8.B[解析]根据我国国际贸易的有关情况，我国国际收支主要是贸易收支。
9.C[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结构平衡了，总量必定平衡，这是经济结构中各种关系平衡的基点。
10.a[解析]第一产业指农业。
11.B[解析]根据经济效益与投入的反比例关系经济效益好，意味着投入少而产出多。
12.B[解析]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管理组织机构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
13.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消费结构的分析。在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消费结构必然是以吃、穿为主的结构。
14.C[解析]承担统一协调任务的最综合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是国家计划委员会
15.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分析，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关键问题是利润分配。
16.B[解析]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是综合平衡法。
17.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管理活动的失效的分析。由于管理机构工作效率不高，组织实施不力以及管理客体抵触而造成的管理活动的失效是实施性失效。
18.C[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投资规模的分析。凡是大于国力承受能力的投资规模是投资需求膨胀。
19.D[解析]信贷杠杆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偿还性。
20.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
二、多项选择题
1．BDe[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的分析。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实现条件，二者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外在条件。
2．aBDe[解析]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表现在能够促使生产适应市场需要，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节约，能使社会经济效益提高，可以在微观层次上优化资源配置。但无法保证宏观层次上优化资源配置。
3．BCD[解析]行政手段的特点主要有统一性、强制性、纵向性。
4．aCe[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我国基尼系数特点的分析。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的特点是农村基尼系数高于城市，城市基尼系数有提高的趋势，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5．aCe[解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从通货膨胀率、商品供求差率、居民储蓄余额增长率等方面考察社会总供求是否平衡。
6．ae[解析]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中间环节的是交换和分配
7．aC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乙类警情各种指标的分类。乙类警情的指标有投资率、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8．BCe[解析]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三大支柱是财政、金融和计划。来源：考试大
9．aBC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产业政策具有以下特色的分析。产业政策具有的特色是开放性、预见性、连贯性、诱导性
10．aDe[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中外合资经营方优点的分析。中外合资经营方式的优点是能引进一些先进技术，适用范围广，可利用外商的名牌商标和市场。
11．B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投资结构的分析。投资结构有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使用结构。
12．CD[解析]管理方法现代化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消费者的客观要求，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
13．aBCD[解析]现代管理体制由以利润为目标的激励体制、以经理负责制为核心的决策体制、以经济责任制为中心的动力体制和以经济核算制为主的监控体制四部分构成。
i4．aBC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概念的分析。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概念包质与量的规定性、时间规定性、目的性和方法规定性四种特性。
15．CD[解析]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内容管理组织现代化和管理方法与手段现代化。
16．aBDe[解析]宏观经济管理组织机构建立的具体原则有统一的原则、效能的原则、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精简的原则。
17．aBDe[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社会总供给各种构成要素的分析。社会总供给包括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国内生产的服务、商品进口和服务进口。
18．aBCDe[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因素。依题意所得正确选项是aBCDe.
19．BCDe[解析]最集中最概括地反映社会经济活动总成果的综合性指标是出口总额、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和投资总额四项指标。
20．aCD[解析]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三大支往是计划、财政和金融。
三、判断题
正确有：2，6，8。其余错。
1、[解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生产结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两者并不矛盾。
3、[解析]属于宏观层次的经济管理是计划管理、财政管理、信贷管理。财政管理、信贷管理等也属于微观管理
4、[解析]我国的“”发展战略大体不属于协作型战略模式。
5、[解析]一定时期内在建未完工程的数量越大，则投资需要量就越大；反之亦然。
7、[解析]生产结构是消费结构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
9、[解析]重置投资不是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是重新开始进行新的投资。
10、[解析]政策性投资不叫竞争性投资。政策性投资一般不具有商业性质，不具有竞争性。
四、计算题
1．国内生产总值=2998＋8300＋15200＋3100＝29598（亿元）
2．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6000×10％×75％／1000＝0．45
五、名词解释
1．消费水平：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社会每个成员平均消费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它着重从平均水平方面反映人们的消费状况及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衡量消费水平的主要指标有：人均实物消费量、人均服务消费量、人均消费额等。
2．国际储备：一国中央政府直接或通过金融管理机构间接拥有的对外金融资产。包括：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的特别提款权和其它提款权等。若一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加长期资本项目出现不平衡，均可通过国际储备的增减达到平衡。
3．需求弹性：需求价格弹性的简称。指在产品价格变动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变动和引起这个变动的价格水平变动之比率。用来衡量价格水平变化引起需求量的变化程度。由于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弹性取负值。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不同。
4．法律手段：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等来规范经济行为，维护经济秩序，以调控经济活动的手段。其主要工具是全国人大颁布并贯彻执行的各种经济法以及政府法令、条例、规定、规章制度等。具有规范性、强制性、责任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
六、简答题
1．答案要点：为了正确确定宏观收入分配政策，保证宏观收人分配的顺利运行，在我国条件下，须遵循以下原则：
（1）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
（2）坚持总收入和总支出之间基本平衡、略有节余，不搞超分配的原则。
（3）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4）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
（5）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帮未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答案要求：经济增长模式转换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其逐渐实现。我国当前的主要措施是：
（1）加速科学技术进步。
（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3）加快企业制度改革。
3．宏观调控目标是政府最高层次的组织协调全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政府制定各种宏观政策和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的依据。一般来说，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有：保持经济总量即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保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快速地增长；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等。
4．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可以归纳为：统筹规划、制定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我国政府这方面职能的任务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消除导致市场机制扭曲的体制原因，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地发展。这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现实相适应。具体来说，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承担以下社会经济管理职能：（1）调控国民经济总量。（2）制定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区域政策。（3）提供公共服务。（4）培育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5）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6）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七、论述题
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一方面是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我国特殊国情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l）“市场失灵”需要宏观调控。
市场机制虽然能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它并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弱点和不足的方面，即“市场失灵”。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是导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和其他社会经济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这些国家逐渐实行和完善政府干预的重要原因。市场的这些缺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必须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法律的指导来解决。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反对垄断和保护公平竞争，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经济发展中保护自然与社会环境等。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加强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