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原因篇1
【关键词】经济区域划分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构建原则，主要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以及能源优势四个方面，通过12个单项指标构建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数=（运输线路总长度/地区土地面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②资源综合优势度=（资源数-地区数-资源排名之和）/（资源数?鄢地区数-地区数）；资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气。）
三、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案设计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是国内地区间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和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部沿海省市在全国所占比重过半，并且增长速率也比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约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经济区域划分的原则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地域相邻。在空间上应互相毗邻，自然条件相近。保持行政区域的完整，同时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2）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成员在经济上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每个经济区至少应给有一个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4）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3、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具体方案设计
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个层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离聚类的方法遵循以上划分的原则得出经济区域划分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采用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出综合得分的方法是因为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分的时候，由于像GDp这样的因子在诸成分分析计算时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种计算方式会忽略所占比重较小的因子如：自然资源的对衡量省市实力的影响，但是这个因子在衡量省市实力的时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层次计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的得分。
本部分共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作为样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对原始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14.0软件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最常用有两种方法，一是平均数法，一是中位数法。这里就截面数据而言，采用平均数法，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表二所描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综合竞争力评价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个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对照该表，我们建立了由两个层次的因素所构成的综合评价因素集，即第一层次的因素集为U=｛U1,U2,U3,U4｝，第二层次共有4个子因素集，它们分别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对上述指标的数据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获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贡献率和正交因子旋转矩阵（详见附录），样本数据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层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离聚类方法，根据以上划分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弊端，我将中国大陆分为如下七个区域：
第一组：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西，青海，宁夏
第二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
第三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组：广东，福建，海南
第六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
第七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
以上各组的中心城市分别为：西安、重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沈阳。这里有如下几点说明：一是由于内蒙古省东西绵延距离较远，结果把该省分划为东西二部分，分别与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为一组；二是传统观念上认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将该省与西北部的省份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三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河北省理论上的结果应与湖南、湖北等省份划分在一个区域，但考虑在现实发展中，中部地区的区域面积过大，不利于其发展且河北省本身就与北京、天津二个直辖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确定最后结果时将该省与北京、天津组合成一个新的区域，以北京为中心城市。
四、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国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金融角度，对我国经济区划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建立了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并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
[2]安虎森：《区域经济通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9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2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市场的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化计划（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市场化
由于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3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渡的历史阶段，计划任务带有明显的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期的临时性色彩，不是经济调整的最终目标。同时，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地方经济发展不能独立于一体化的经济外，这对双轨制运行本身就相当复杂和混乱的经济活动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研究的经济问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主要侧重研究单个“实体问题”，现在要重点研究“实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准确预测经济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困难，这不仅客观上影响到计划的制定，而且增加了计划的审批监督的难度。
难点之二：计划任务和范围的复杂性
计划的性质是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即解决在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重点以及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的要素配置。经济和社会所涵盖的范围很广，而且会延伸到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如制度、人口等因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时，计划就要反映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部署，这也是“十五”计划把体制创新作为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原因。但是，计划不能解决经济、社会、思想、体制、法律、民主等各方面的所有问题，往往偏重经济和忽视其他问题，特别是当前人口、资源、环境、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以及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等社会性矛盾日益突出，计划则难以顾及。很显然，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的定位同大量实质性问题的解决如何在计划中有机结合，使计划既突出方向、重点，又不空洞、琐碎，不但是计划编制，也是计划审查监督的难点。
难点之三：计划监督角度和尺度的变化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编制的计划一般是既有宏观调控方面的政策措施，又有指令性的、微观的、具体的指标，而且是必须完成的，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计划的审查监督也是刚性的、具体的。如果计划完不成，政府必须向代表大会作出说明；如果计划执行中有部分变更，则需报常委会会议决定。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职能也在转变，对计划的管理也由指令性的、微观性的、具体性的变为指导性的、宏观性的和预测性的。与之相适应，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计划监督的切入点、角度和尺度也应变化，但难点在于这种变化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体现，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来开展计划监督工作。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这种转变将会加快，并已成为人大财经工作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难点问题之
难点之四：计划执行中变更的不确定性
对计划执行情况，特别是对计划变更的监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的是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中“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变更”的决定。但是，什么情况和内容、多大幅度的变更属于计划的部分变更难以确定。另外，政府是变更前还是变更后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变更建议，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等都是计划监督工作中有待明确和规范的内容。
难点之五：审查依据和标准的模糊性
造成模糊的原因是国家没有出台专门的计划及其监督法，计划及其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审查、监督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计划审查的范围、内容、程序，审查的效力、责任等均不明确。由此，地方人大对计划审查监督多处于怎样审查监督，按什么程序审查监督的探索之中，工作不够规范、深入，这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计划审查监督职权难以到位的重要原因。
难点之六：具体实施计划审查监督主体的多样性
目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计划的初审及日常监督由人大财经委具体组织实施，虽然人大会议期间成立专门的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但仍以财经委为主。然而，计划内容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民主、法制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不属于财经委审查监督工作范围之内，涉及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其他有关工作部门。因此，具体组织实施计划审查监督的主体也不仅仅由财经委来承担，而应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工作部门来协力配合、共同承担，这样才能有效提高计划审查质量。但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难点之七：审查时间的短暂性
计划审查监督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会议时间通常只有几天，会议的程序、议题、内容很多，计划（草案）审查和执行情况的监督只是其中的一项，而且计划的范围很大，内容丰富，仅靠短暂的会议期间的审查监督，难以深入、全面，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因而也会影响计划审查监督的质量和实施。
难点之八：重大经济事项的难以界定性
计划的内容涉及面广、量多，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列入人大财经监督的范围。有效的做法是紧紧抓住重大经济事项进行监督，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困难的是，重大经济事项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监督起来不好操作。如果将其理解为重点建设项目，其投资规模、渠道、影响等也没有统一规定。这无疑又增加了计划执行情况监督的难度。
有效克服和解决计划审查监督中的困难和问题，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行使职权，审查监督的工作要扎实到位，审查监督的方式和理念要不断创新。尤其是要切实做好以下几个环节和方面的工作：
1.全面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如听取部门和企业汇报，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召开经济形式分析会等，掌握经济发展状况和运行态势，做到在高度上能充分审时度势，在深度上能剖析计划。
2.建立科学规范的动态监督系统。人大的计划审查监督工作要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与时俱进，运用先进的手段，超前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准确地预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使计划突出重点，又能解决实质问题。
3.写好背景材料和计划修正案。这是搞好计划审查监督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短时间内搞好对计划（草案）审查和执行情况监督的重要条件。
4.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只有培养出一支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审查监督队伍，才能切实搞好地方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4
论文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内生增长模型
一、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概述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破解经济增长之谜一直是众多经济学家们不断研究的重点。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意味着制度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国在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党的正确领到下，我国经济建设硕果累累。回顾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经济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认为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经济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西方世界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德姆塞茨指出，制度引起了经济绩效的改变，并且这一判断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
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围绕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进行的,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多元化经济向一元化经济的变迁,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原始积累,这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市场化到计划化的过程,包括原始积累体制的形成(1953—1956)与运行(1956—1978)两大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迁。这是一个从集中到分散、从计划化到市场化的过程,它标志着传统原始积累体制的终结。如表所示：
表1：中国制度变迁过程
年份
制度变迁
1949-1952
新民主主义制度
1953-1956
社会主义改造及其过渡制度
1957-1977
中央集权及计划经济缺席
1978-1992
价格体制改革及有计划的商品制度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5
“一五”计划：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大教训
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同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主要由于缺乏经验，“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教训诸如：在投资总规模方面偏大，形成紧张的平衡。在投资分配方面，重工业偏多，农业和轻工业偏少；制造业偏多，煤电运等基础产业偏少；内地偏多，沿海偏少；军用偏多，民用偏少。在贯彻勤俭建国和自力更生方针方面，利用原有生产能力不够，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规模偏大，标准偏高：非生产性建设和城市建设规划也存在偏多和标准偏高的问题。在计划体制方面，中央集权偏多，地方权限偏小。在生产建设方面，发生了1953年的“小冒”和1956年的“大冒”；在改造方面，1955年下半年后出现过快。
“二五”～“五五”计划：
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进一步强化时期的
三大教训
“二五”、“三五”、“四五”的共同特点是只有一个纲要式的文件，没有形成完整的计划，更没有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所以从完整和法律的意义上说，三者均不能构成国家的五年计划。
第一，党的讨论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的建议是一个好文件。就“--~il”计划建议的内容特别是指导思想来说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但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从1958年一开始就把这个好文件完全抛开。结果是三年“”，再加上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撕毁合同的影响，使得1961年中国经济陷入了深重危机。接着在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搞了个五年调整(1961年一1965年)才又恢复和发展了经济。
第二，1964~5月，《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的初步设想》提出的“三五”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等。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也由于对国际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三五”计划的任务重新规定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1970年8月～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提出：
“四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
可见，“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有区别，但从他们的根本指导思想都是“左”的路线来说有共同点，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第三，由于“”更趋严重的干扰，“五五”时期连个独立的纲要式五年计划都没有。只是在1975年编制了一个包括“五五”和“六五”时期在内的1976年一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千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直到1978年才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因为这个纲要是在“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制定的，所以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到1980年，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农业方面，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二五”到“五五”
(准确地说，是从1958年到1978年，但不包括其中的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左”的路线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特别是由于“”和“”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上述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直接相关的原因上说，首先是同计划编制中存在的诸多错误相联系的。主要是：1、盲目推行强速战略，以致造成经济多次大起大落。2、长期片面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多年严重失衡。3、长期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忽视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缓慢，经济效益低下。4、缺乏稳定而又科学的经济地区布局战略。从“一五”前期的重点建设内地，跳到“”中工业布局的遍地开花，再到1964年以后又集中力量大搞三线建设。5、盲目推行自给自足的封闭战略企业搞“大而全”和“小而全”，地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外在很大程度上搞闭关锁国。6、严重忽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7、根本缺乏社会发展的观念，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计划，致使就业、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积累成山。8、根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致人口增长失去控制，环境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9、在财政方面，除了总规模过大和过多向重工业倾斜等问题以外，国防战略费和对外援助费也都超过了国力。10、缺乏完整、稳定、科学的五年计划，加剧了发展的盲目性。11．法制不健全。没有制定有关编制五年计划的法律，这方面没有什么约束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使党规和国法破坏殆尽，使得包括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在内的一切经济工作都会受“左”的路线支配。
“六五”～“十一五”计划：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的
六大教训
从19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相继制定了从“六五”至“十一五”的五年计划。
由于多种原因，“六五”至“十五”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中也存在不少教训。
第一，“六五”计划提出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沿袭了1956年党的的提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此有了重大发展，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但在“八五”计划中又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上述的1982年和1984年的提法。直到1992年才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其突出表现就是：早在“六五”计划就针对改革前由于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经济增速，忽视经济效益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但在此后1984年、1988年和1993年还发生了三次经济过热。特别是1993年将“八五”计划的年经济增长率6％提高到8％～9％，尽管有道理，并仍处于我们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约为7％～9．5％)，但在1992年经济已经明显过热，而地方政府
对计划指标层层加码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疑对这一轮经济过热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当然，这三次经济过热与改革前发生的多次经济过热相比较，其发生机制、严重性和后果都有重大区别。但就急于求成这点来说又有某些共同点。
第二，伴随改革的进展，部门和地区的局部利益得到了强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利益就成为阻滞改革和发展计划实施的严重力量。前者如垄断行业改革进展迟缓．这固然同垄断行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关，但同这些行业的局部利益的阻滞作用也有联系。后者如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经济局部过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地方局部利益的投资冲动。
第三，渐进式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尽管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发展空间，而无疑又是实施计划极严重的破坏力量。
第四，由于对某些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将它放到应有的战略地位，因而需要提高战略地位。比如要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地位。
这是针对我国“九五”计划特别是“十五”计划对这个问题的某种忽视而提出的。在改革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中，“基本任务和综合指标”就有积累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七五”的“主要任务和经济发展目标”及在“八五”的“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但在“九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中却仅有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的规定，而在“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部分才有投资指标的规定。在“十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规划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各项预期目标，其中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目标”唯独没有投资调控的预期目标。但在论述宏观调控政策时，不仅提出了消费率预期指标，同时也提出了投资率的预期目标。可见，“七五”到“十五”，投资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有每况愈下之势。这是值得推敲的。
就实践上来说，改革前后我国多次发生投资膨帐，都成为每一次经济过热的带头羊。因此，很有必要将投资率与消费率一起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预期目标。
第五，由于众多因素的作用，计划科学性欠佳，需要提高其科学性。比如要提高确定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科学规划。在改革以来制定的五年计划中，有关投资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只有“九五”计划比较切合实际。与计划规定预期目标相比较，其实际结果，城镇居民年均消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年均增速只高0.8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均增速只低0.9个百分点。其余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或预期目标)与实际执行结果部相距甚远。即以早巳结束的“十五”计划纲要而论，依据2005年上半年情况判断，居民消费率指标实际执行结果要低5个百分点以上，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要高10个百分点以上。
第六，促进计划实现的保证体系还很不健全，影响到计划的实现。因而要进一步建立这种保证体系。比如要建立实现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保证体系。一是要建立长效实现机制。可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约型经济来形成这种机制。二是要建立预警机制。为此，要制定预警指标体系，还要依法授予国家有关单位(如国家统计局)定期预警信息。三是要强化监督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是财政委员会要着力加强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有关投资率和消费率规定执行状况的监督。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6
关键词：农业园区；规划；原则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045-04
农业园区的合理建设和理性发展已成为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增加农业整体收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农业园区需要认真予以规划设计。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是事先必须明确的若干游戏规则。规划方案选择与项目的设置，必须受所选择的原则之制约。
一、为何需要确定规划设计的原则
所谓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园区规划的原则是指在进行园区规划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法则，体现园区规划设计的基本理念和方法。通常是在具体规划开始之前根据园区的性质、目标而制定的，从宏观上体现整个规划的定位，确定规划的方法和思路。在具体规划中作为行动指南，在规划完成之后成为衡量规划是否合理，是否完善的尺度。制定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的作用如下：
1.为园区规划确定基本思路。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是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工作的行动指南。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往往能够反映园区规划者在规划中要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思路，以及处理事情的法则。它将贯穿在整个规划设计工作的始终。
2.体现园区规划的定位。在通常情况下，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要体现园区的定位，要从生态、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展示规划的基本思想和园区发展方向，明确表达农业园区的定位。例如“起点要高，立意要深远”这一原则，就简明地阐述了该园区建设的“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的定位目标。
3.评价规划的尺度。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准则，在规划过程中，为规划设计工作指明方向，而在规划完成之后，该原则又可以作为衡量该规划是否合理、是否完善、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尺度。如原则明确了要“因地制宜”，那么在规划评审中就要检查一下，规划方案是否真的做到了因地制宜？如没有做到，则规划本身就需要改进。
二、怎样确定农业园区规划设计的原则
1.体现时代动态。农业园区规划原则是在农业园区规划过程中赖以遵循的法则，这种法则是与时俱进的。社会在不断发展，观念在不断更新，需求也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法律和政策等准则会有所不同，那么，农业园区规划的原则也要随着变化着的社会而不断调整，体现时事性和动态性。
2.适应性。在制定农业园区规划原则时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社会、文化、历史等条件，原则的制定要与之相适应，做到因地制宜。另外，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是我们制定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的重要依据，所以，在制定原则时还要充分考虑国家以及当地的政策法规，使之与相关政策法规相适应。
3.协调性。规划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规划的规划原则也多种多样，这些规划原则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在进行农业园区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其他相关规划，制定规划原则时要保持与其他规划原则的协调。如，农村土地总体规划原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原则等，作为农业园区规划原则应当与相关原则协调一致。
4.效益观念。农业园区是推动农村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潮中，如何提高农业园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农业园区规划的重要目的，所以在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的制定过程中要树立讲究效益的观念。
5.可操作性。农业园区规划原则必须是实际的，切实可行的，符合当地经济社会条件的，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能够有效指导农业园区规划工作的。尽量避免不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抽象化、形式化的原则表述。
6.经验性。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要有行之有效的现实基础，在制定原则时要充分吸收其他地区、其他类型的规划项目在规划过程中行之有效的规划准则，吸取其最具普遍意义因素，加以变通运用。
三、不同园区规划设计原则的经典表述
一个完整的农业园区规划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工程，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至少要从科技含量、功能需要、经济效益、社会影响、环境保护、投资风险、开发难度、政策支持、地方投资、招商引资等十个方面考虑问题。原则的不同表述，反映考虑的重点不同。
目前，中国大量的现代农业园区规划方案中的规划设计原则的表述虽各不相同，但大部分本质含义相同。通过对30多个农业园区规划文本中对规划设计原则的表述进行筛选，初步合并出十五种较有代表性的表述如下：
1.生态优先原则。农业园区规划设计中应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妥善解决在农业园区建设和运营后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在具体的规划与开发中务必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技术，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把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放在首位，创造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产、生活、休闲环境景观和空间，确保农业园区生态可持续发展，功能区的设计和项目的取舍，要以此为据。
2.效益综合性原则。农业园区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以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原则，把农业看成既是一种基础产业，又是一种战略性产业，不仅要提供物质产品，而且要提供精神产品，使农业由单一经济转向综合经济，由弱质产业变成具有强大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园区建设尽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注重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带动周边乃至全省、全国农业结构的调整，达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3.自身发展和示范带动相结合原则。现代农业园区是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形式，肩负着带动周边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使命。现代农业园区一方面要注重自身发展，不断提高园区经济效益，同时园区内产业结构的设置，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管理经营模式的设计都要具有示范推广价值，要把推动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增强带动农民致富的能力。
4.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进行农业园区规划时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合理规划，稳步推进。一方面走低碳、节能、环保道路，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严格保护生态资源，防止环境被污染和破坏，同时改善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园区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农业园区内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项目设计上逐步形成具有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良性机制，使农业园区能够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5.发挥地域优势、突出特色原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特色取胜，是农业园区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农业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农业观光园区还是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在资源、人力资本、核心技术等方面并无突出优势的情况下，不宜正面参与市场竞争，应与周边的现代农业园区进行错位竞争，结合当地地方特色，发挥地域优势，实施差别经营，刻意培育个性，避免雷同，营造本园区鲜明的特色。
6.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相结合原则。农业园区建设，涉及到招商引资、土地流转，农民的组织，完全靠业主或企业实施，往往难度较大。只有发挥行政引导作用，由政府在招商引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组建上给予牵头引导，才能真正地实现土地适度集约经营，才能使农业园区建设顺利实施。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政府调控的同时，任何农业园区规划都要以市场为导向，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考虑市场细分和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以适应市场、满足市场需求为规划原则。不同类型的农业园区的目标市场往往有所差别，要根据自身性质来确定目标市场。
7.前瞻性与可操作性原则结合。项目选择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及市场未来发展前景，项目设置在技术和理念上要具有前瞻性。通过规划的实施，不仅对园区本身的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起促进作用，而且对周边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起示范带动作用和提供经验借鉴。在生产方式组织上和技术选择上要遵循先进实用和适度超前的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与前瞻性原则是相对应的，规划要有前瞻性，要考虑未来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同时也要考虑规划方案的可操作性，要考虑当地财力、物力、科技与人力资源条件约束的客观性。要面向未来，立足现状，研究和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在生产方式组织上和技术选择上要注重规划方案的现实可操作性，使先进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
8.因地制宜原则。因地制宜是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相适宜的措施”。这里的具体情况是指农业园区拟规划地块本身以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土壤性状、气候条件、水源条件、现有排灌条件、农业耕作制度和植被情况、交通条件、能源供给条件等。这些条件，有些是容易改变的，有些是难以改变的甚至不可改变的。改变条件（无论难易）都要花费建设成本，都要增加建设投资。因此根据因地制宜的规划法则所制定的方案，应是建设成本较低、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案。
9.因人成事原则。因人成事的本意是指“依靠别人把事情办好”。用作农业园区规划的法则，要求重视农业园区的建设和运营主体，要求在规划中明确组织管理体系和运营机制。规划要明确项目的关系人以及哪些人应承担怎样的职责，要明确项目运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应用因人成事的规划法则，要求在农业园区规划过程中，研究规划实施主体及其内外关系、相互关系。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分析，通过反复征求项目实施主体对规划方案的意见，甚至把规划实施的主要关系人纳入规划团队之中，使规划方案变成他们自己的决策选择。
10.因势利导原则。因势利导是指“顺着事物本身的发展趋势，使之导向正确的轨道”。园区规划其实是规划设计系统内在结构，使系统内因与外因和谐一致，顺势而为。无数事实证明，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园区规划，实施起来事半功倍。应用因势利导的规划法则，要求我们在进行农业园区规划的过程中，要上循国情，下通民意，研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变化的大趋势，研究国内外相关行业发展的总趋势，研究政府的意志和百姓的意愿，对园区进行战略设计和目标定位。在此前提下，再对园区进行功能设计和项目安排。如此，可保证园区发展在一定时期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保证园区发展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方针政策及鼓励发展方向。
11.因难见巧原则。因难见巧成语的本意是指“由于难而更显出技艺的巧妙”。一项成功的农业园区规划成果，应该能为解决项目区的发展难题提供一个可行之方案。应用因难见巧的规划法则，要求园区规划工作团队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设计园区的目标和功能，要分析项目区的发展难题和主要矛盾，通过园区的建设能是项目区的主要难题得以解决，使园区成为项目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亮点，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增长极。从这个角度看，因难见巧，又是我们农业园区规划设计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
12.开发多元化原则。农业园区的建设形式要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发展农业园区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农业项目、农业科技的多样化需求。本着多渠道建设、多形式开发、全方位辐射的原则，统筹规划、协调布点、灵活运作，不断探索园区建设的新路子。要创新投融资模式，在政府少量引导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要广泛吸引国营、民营、外资等多方面的资金投入，实现投入的多元化，探索有利于园区健康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利益分配上，应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把有关的扶持激励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13.主导性和功能多样性相结合原则。很多农业科技园区本身肩负的使命就是多元的，特别是政府主办的园区。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产品主导性和多样性相结合原则，园区内的每一个具体项目必须有明确的主营方向，通过若干个独立的、目标几乎单一但又彼此不同的项目，来实现园区的多目标使命。首先，打造园区主导产品（功能），突出园区特色，不同类型的农业园可分别打造主打旅游功能、特色农产品的种植或倾力打造某种主要服务功能。其次，注重园区功能多样性，丰富园区内容，增强园区吸引力，提高经济效益。在经济功能开发的基础上，增加生态、文化等功能的开发，即在提供鲜活、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和加工原料，以满足都市消费和某些工业发展需求的同时，为城市提供新鲜空气，营造优美宜人的绿色景观，改善自然环境，缓解城市污染，充分体现其生态功能。
14.“农游”结合原则。休闲农业资源规划与开发要加强农业与旅游业有效结合，发展“农游合一”的新型产业。休闲农业通过旅游的带动而走向市场，建立自己的市场地位，提高了农业的价值，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同时，休闲农业又为旅游业的发展开拓新领域，丰富了旅游的内涵，促进了现代旅游业的延伸和发展。
15.系统开发原则。在农业园区规划中要用系统思想指导规划过程。首先要把农业园区看成地方国民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要跳出第一产业看农业，把农业放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定位；其次要把地方农业看成区域农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把地方农业放在全省、全国和国际大市场中定位；最后要考虑系统内部结构的关联性，通过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来确保农业系统实现其最大功能。
四、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选择建议
以上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的十五种表述，来自实际规划案例。不同的表述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园区。我们把农业园区分为农业观光园、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四大类，其对应的规划原则表述（如表1所示）。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以上大部分规划设计原则对于四种类型的农业园区是通用的，而不同园区由于自身性质的不同，在确定规划设计原则时又有所侧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根据当地政策、环境、资源等背景选择性的确定农业园区规划原则。而且，对于一个具体园区而言，所选择的原则表述不宜过多，一般3～7项就可以，多了工作人员难以记忆和执行，反而起不到指导作用。
五、结束语
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的研究，是农业园区规划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规划设计原则的确定，对于实现园区战略目标和定位，指导园区发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确定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原则要结合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政策、经济、地理环境、园区目标等综合因素来确定，这样才能使所确定的原则发挥作用。本文对此的研究尚很肤浅，希望能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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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ontheplanningprincipleofagriculturepark
wanGShu-jin，wanGJin-hu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in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7
关键词：发电企业；经济运行分析；综合计划管理
1.引言
经济运行分析是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以及经营成果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系统研究，反映出来的是这些指标的实际情况、规模水平、变化趋势以及成因，进而为企业提供经营决策的依据，同时也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效益的有力手段。目前，国内电力市场实行的是政企分开、网厂分开、竞价上网，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但随着国家近年煤炭、电力市场的放开，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的生存发展遭遇严峻形势，因此做好发电企业经济运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理当成为当电企业大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2.发电企业经济运行分析的四大特征
①系统性。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方方面面进行了解和掌握，抓住影响发电企业生产经营的一切内外因素，从而系统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真实情况。同时，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侧重点和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②目的性。经济运行分析是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和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要选择客观地判断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提出的分析课题要符合企业的发展阶段。
③科学性。经济运行分析的科学性保障企业决策的正确性，其中就包括采集资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评价的客观性等等，换句话来说，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收集资料，客观分析和总结，进而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④制度性。企业生产经营随时间、阶段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发电企业经济运行也要形成制度化，并通过经济运行分析会、定期编制企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生产经营专题调研等形式，连续不断地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监控，根据变化进行经济运行分析，进而不断调整企业经营方向，适应市场变化和发展要求。
3.发电企业经济运行分析内容
经济运行分析主要针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面分析，从中归纳总结出企业的的营运能力、创利能力、偿债能力等。结合发电企业的特点，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①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分析：发电量、售电量、产值、销售收入、利润、厂用电率、发电煤耗、供电煤耗、产品成本、设备利用率、材料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等。
②所有者权益分析：总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股东权益收益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率等。
③债权人权益分析：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等。
④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分析：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发电量、装机容量、区域竞争对手状况、煤炭供需形势和运力、上网率等。
4.发电企业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和具体做法
要切实做到经济运行分析的实效性，关键在于根据内容、目的及要求的差异性选择相适应的分析方法，根据长期实践证明，主要有定性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动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等，旨在做到客观分析各项指标的形成原因，总结对指标的影响因素，预测指标发展趋势以及可能达到的规模和水平。
具体做法表现如下：①通过与历史同期、各种计划及各类单位的比较、分析，揭示指标差异程度，分析其差异原因和提出建议。②客观分析各种因素对指标的影响程度大小，总结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③通过电力市场环境分析，将同类指标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对比，预测指标发展趋势。④以先进企业为标杆，分析比较先进企业和本企业各要素的差异和好坏，发现不足并分析不足的形成原因，及时改进。⑥将各种复杂的数据统计结果绘制成形象明了的曲线、饼图、柱形图等统计图像，从而更容易得出结论和采取措施。
5.发电企业经济运行分析和综合计划管理的有机结合
综合计划是发电企业高效的管理方法和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全面地、细化地安排企业安全生产和生产经营活动。总的来说，综合计划对发电企业的管理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有效运用综合计划管理手段对提高发电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合计划和经济运行分析都是发电企业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段，两者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企业的发展战略为指导，全面覆盖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共同承担着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光荣使命，基于两者的相关性，以实现效果最大化为目的，可进一步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①充分利用经济运行分析成果，全面掌握企业内外各种因素变化、各种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等重要情报，为企业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②通过经济运行分析发现的本企业不足的地方和产生不足的原因等相关因素，进而不断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确保指标任务的完成；③结合经济运行分析，实行精细化管理，增强发电企业综合计划管理实施的成效；④通过经济运行分析，实现对检查综合计划的完成情况的定期跟踪、动态管理，督促各部门完成各自的任务，形成上下一心，目标一致，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良好氛围；⑤通过经济运行分析，进一步整合综合计划的数据信息，进一步深化综合计划的全过程管控，进一步确立综合计划规范性。
6.结语
发电企业要实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通过科学的经济运行分析的实施，加上经济运行分析和综合计划管理的有机结合，更能进一步为发电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发电企业管理水平，进而奠定了发电企业发展壮大的坚固基础，促进企业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孙冠中.发电企业经济活动分析[D].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10.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8
计划赶不上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成为定论，理所当然的要学习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而效仿其建立发展计划经济“配套设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顺势被提上了日程。1952年11月，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简称计委）正式成立，负责经济的综合规划，地位与政务院等同。到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宪法》公布，才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的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等13部划归其领导。
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一个工具，制定五年计划是其首要任务。按照苏联的管理模式，“计划就是法律”，一五计划基本是在边制定、边执行、边修改的情况下进行的。制定计划前，在管理的300种产品中，产需情况真正被了解的只有几十种。执行过程中，各地发现计划有错，要求修改，必须经计委批准。有些部门和地区，直到当年12月，还在修改当年的计划，被戏称为“一年四季编计划，春夏秋冬定指标”。
这边“一五计划”还没收官，计委就开始了关于15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研究。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让计委逐渐丧失了正常运行的能力。1956年后，一度工作效率极低，处于停滞状态。到制定“三五计划”，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经历了“”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时任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推崇“八字方针”的做法让很不满意。以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要求的“三五计划”，更是在一提出，就受到了的批评。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1964年4月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上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这份报告不仅引起了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也促使下定决心将“吃穿用计划”改为加强三线建设的“备战计划”，并表态“你们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之内改变。如不改变，就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对于当时计委的办事效率，越来越没有耐心，随即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在国家计委之外成立一个“小计委”，调任石油部长余秋里到计委来主管。“小计委”开始负责大的战略问题和规划制定，由直接领导，并规定各副总理不得干预工作。而“大计委”开始抓小放大，处理日常事务。一大一小，一实一虚，成为了当时国务院计划工作的独特现象。
经过8个月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余秋里主持编制的“三五计划”终于水落石出，他本人也出任计委主任。“三五计划”虽然未能“按计划”提交人大批准，但依旧对之后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指导。“”十年，国家计委依旧履行着自己经济规划的使命，但形式大于内容。期间，计委的大部分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或送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曾经最多时拥有超过5000名工作人员的国家计委，一下子减到600人。人才的流失，让计委的工作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五五计划”制定之后，1977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上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但此时计委所认识到的目标、任务，严重脱离国情、国力，指标规定过于偏高，自1978年下半年开始，进一步扩大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们开始意识到计划经济的问题所在，而主管计划经济的计委也在一次次偏离现实与尴尬生存中走向了迷茫。
计委、经委的分分合合
1956年5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定位为“全国综合性宏观调控工交系统主管部门”，由薄一波担任第一任主任，主管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统一负责经济活动中需要组织协调的事项。经委与计委，前者负责经济工作的执行面，后者负责宏观经济的政策面，成为了当时中共经济决策体系的“两只手”。1967年薄一波被，经委也处于半瘫痪状况，到1970年干脆被撤销，与国务院工交办公室、全国物价委员会、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等机构一起并入计委。直到1976年，经委才重新复活。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国家计量总局、国家专利局等八个国务院机构合并，成立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经委重新回到了宏观调控的前线。此时，计委和经委是宏观经济的两大支柱，曾有“国家计委制定经济计划，国家经委执行经济计划”的说法。两者在经济管理中侧重不同，计委管国民经济中长期计划，而经委负责年度计划。
1988年，根据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首次提出了按照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转变职能”的要求：撤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当时的设想，撤消经委，将其职、责、权归于计委，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以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这与当时经济发展方向的整体调整思路是吻合的，化零为整，既是为国家机构瘦身，也是为国家职能减负。时任计委主任的宋平说明机构改革方案时强调：“现在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在职能上重复交叉比较严重，而且承担了许多应该由其他部门管理，甚至企业经营的具体事务。”
1989年，邹家华出任国家计委主任。据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的郑新立回忆：“邹家华任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时期，改革的幅度最大。”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下放”。将对企业的监管，从“控制”转为“调控”。在这之前，所有的扩大再生产都是由国家计委来管，包括地方政府都没有投资权限，小到工厂里的机器设备的更新、车间的改造，大到地方政府投资权限，全都要报批审核。用郑新立的话说：“甚至工厂里面修个厕所也要报上来审批”。审批流程繁琐至极，工作效率低下，不符合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
改革职能期间，计委将惯性的“指令性计划”逐渐变成“指导性计划”，原材料供应不断降低规模，一批批、不断地下放行政审批权限。最初是下放投资总额较小的项目，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不等，逐渐将审批权下放给省级部门，最后放权放到只审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和骨干项目上，其余项目的审批基本都下放到省和计划单列市。
1991年，国务院成立生产办公室，一批老经委人纷纷归队，生产办后改为经贸办，1993年经贸办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委员会，重新成为国务院组成机构，相当于第二次复活。
为改革而生的体改委
除了计委和经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务院还有一个组成部门站在主导宏观经济运行的制高点上，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
改革开放后，国家意识到“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1980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第一任体改办主任由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任，当时这体改办更像是国务院总理的幕僚机构，而高层很快发现，它在推动改革举措落实上权威不够。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决定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专门机构，推动体制转轨，任何部门不得越过它而制定方针策略，一时间成为了事实上的改革中枢。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某种角度上看也是体改委的一个升级版。
与其他两个调控部门相比，体改委的“议事”职能更为突出，拥有四个职能：理论研究、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基本上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的特征也让它有统领全局的形象。到1990年8月，除1987年至1988年由李铁映担任主任外，一直是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1990年至1993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曾指出当时对这一新部门予“高配”的原因：“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
在改革的作用上，体改委能做的是建议如何改，但怎么改、改得好不好就不归它管了。体改委先后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随后各个部门学者型官员集中到这两个部门，包括吴敬琏、杨启先、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等，这些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物。体改委那时更像是一个“智库”，在许多改革思想层面的突破，起到了关键作用。
1990年，陈锦华担任体改委主任。当时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在改革被质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风口浪尖上，陈锦华组织编写了名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内部材料。当时由于情况特殊，通过机要渠道，直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各送了2份，没敢送给别人。材料中隐含的结论是：“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199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若干决定》，原型其实来自于体改委的一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初稿。接受这份来自于十四大决议的“初稿”任务的，是时任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还没等上报，陈锦华便离开体改委到了计委工作。当时的计委副主任曾培炎知道体改委有过这么一份文件，把它应用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中，历时半年，形成了著名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图。
在体改委的历史上，提倡企业改革搞股份制，是一个突出的贡献；而被赋予中央企业上市资格的部分审批权，则是它对自身权限的重要突破。不过，这也让这个原来“只说不做”看似地位超然的机构有了自己的部门利益，也就和其他部委区别不大了。
1998年3月，朱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刚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对于经济体制和国务院机构改革。他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机构精简，将40个部委减为29个，体改委就是其中之一。朱基明言体改委存在“一些方向性缺点”，将体改委撤销，降格为体改办，将体改委制定企业性法规和审批央企改制的权力交给经贸委，将股份制公司上市审批的权力移交给新组建的证监会。体改办成为纯粹的调研和建议机构。体改办一成立，就收到了来自上级“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的指示，除了对接国务院的一些调研项目，没有其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的三重唱，体改委的声音大幅减弱，留下了计委和经贸委继续表演。同时，成立了一个虚设的“国家体改委”作为国务院的议事机构，退出了政府组成序列。
至于体改委被撤销的原因，陈锦华回忆：“我曾听别人说，体改委有的同志有点儿放不下架子，不大愿意去找人，去请示，去汇报。这样，体改委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面各省体改委的工作也就很难做了。后来，体改委被撤掉，我不知道是否与上下沟通不顺有关系。”《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分析：既有偶然因素――据说体改委的人都比较傲，不善跟领导打交道，但更多是一种必然性。有种说法是体改委的改革走得太快，栽在“产权”改革上。
三大部门合体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成立之初，面临着四项转变：从微观干预到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把局限于国有经济的管理转到引导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上来；从过多的行政审批，转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来。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国内贸易部、轻工总会和纺织总会等10个原部级经济部门分别改组为国家局，交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经贸委再次被称为“小国务院”，规模攀至巅峰。
然而经贸委的辉煌时间不长，到了2003年，它又被撤销，其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经济运行调节等职能并入发展与计划委员会，后者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个“巨无霸”式的宏观调控部门成立，“计划”二字彻底从国家宏观调控部门淡出。此外，国务院体改办的职能亦并入国家发改委。这样，经贸委的并入，使发改委有了微观管理权，而体改委的并入，再使发改委具有了宏观调控和部门协调权。
2008年3月，发改委将工业行业部分管理职能和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划入新成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被撤销，部分战略性职责划入发改委。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9
关键词:施工企业；会计纳税；风险控制
一、新会计准则的特点
(一)多元化如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企业发展过程中，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会计问题。若坚持延用原有的会计管理模式，必然会限制会计工作水平的有效提升。可见，实施新会计准则至关重要。新会计准则是在原有会计准则基础上，不断补充和完善的。相对于原有会计准则，内容更加具体全面，能够有效解决会计发展中很多问题。
(二)标准化在经济市场持续健全完善下，企业税制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同时正向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和迈进。新会计准确在完善和健全我国会计制度时，结合了我国当前国情，符合国际普通债务法。换言之，我国新会计准则不断缩小了与国际会计计量方法之间的差距，这也是我国企业走向开放和开展的必要前提。
二、施工企业在税务筹划中存在问题和风险
(一)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变化对建筑企业影响自实施“营改增”后，国家税收变化直接关系到施工企业变化，施工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经营特点，选择合理的计税方式。最近几年，部分税率逐年下降，企业不断优化调整生产经营业务，重新核算了采购材料和项目。所以，施工企业特别是在采购环节，不但要实时调整商品税率，而且还要不断优化税务筹划。
(二)施工企业操作风险意识淡薄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大部门企业都盲目追求企业利润创造，而忽略生产经营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只有有效预防事前风险，提高风险预警，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合理规划和控制施工企业成本费用，降低企业资金风险，促进财务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不断提高企业抵御经济风险能力和企业税收筹划能力。
(三)施工企业相关人员专业能力不足一部分企业缺少专业技术人员，对于总管财务方面的工作人员，往往只掌握了财务方面内容，而不具备财务税收解决问题的能力，导致企业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和潜在的风险，最终使企业陷入经济危机。对于施工企业而言，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清晰地认识自身岗位职责，同时合理规划自身，不断努力学习，同时不断提高自身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从而整体提升企业工作效率和质量。
三、如何加强施工企业税收筹划与风险控制
(一)建立风险意识税收筹划通常在纳税人采取经济行动之前进行。由于企业的业务环境复杂多变，并且经常发生非人为事件，因此可以看出税收筹划风险随时可能发生。企业经营者和纳税筹划人都需要全面考量，考虑风险的存在，同时，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税务相关事务中，必须时刻保持对风险的规划。纳税筹划实施之后，必须要时刻留意纳税筹划风险，从而做出正确决定。
(二)财务人员应及时了解财税政策的变化，并根据最新政策动向进行会计核算随着新政策、新税收规定的推出，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需要管理人员时刻关注最新动态和紧张，结合最新会计准则制定切实可行的会计制度，同时结合最新指导方针处理相关问题。企业管理者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税务管理水平开展相应会计核算。施工企业应当谨慎、负责地选择适当的会计处理方法。
(三)综合衡量筹划方案，降低风险首先，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需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考量，权衡利弊，绝不能为计划做计划。有必要充分考虑企业的经营策略和整体投资，严格遵循“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原则，不应局限于个人税收。一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计划，总体利益最大化计划就是最佳选择，而不是最低的税收负担。第二，必须贯彻成本效益原则，在实施计划时要充分考虑有关管理费用。一个好的计划应该是合理的，合法的，并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但是，税收筹划的实施通常是“一把手、全身而退”，这不仅为实施税收筹划付出了额外的费用，而且由于选择了税收筹划方案而产生了机会成本。因此，税收筹划应考虑企业面临的各种因素，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低的双赢目标。因此，税收筹划必须充分考虑企业面临的各种干扰因素，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四)保持税收筹划的灵活性由于纳税人的经济环境大不相同，税收政策和税收筹划的主客观条件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纳税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税收筹划，并灵活规划。为了适应国家税制，税法，相关政策和预期经济活动的变化，随时调整项目投资，审查税收筹划计划，及时更新计划内容，并采取措施分散风险，奔向有利的一面,而避开有害的一面，确保税收筹划目标尽快实现。
(五)加强与税务机关的联系因纳税筹划的运作很多都是徘徊在法律边缘，纳税筹划策划人难以精准地把控实际界限，同时一部概念定义界限含糊不清，每个地方税务征收都存在一定地域差异，因此，施工企业必须与当地税务主管机关单位联系，详细了解当地税务征收税收的特点及相应要求，及时了解和掌握纳税筹划和避税不通电，避免因各地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造成不确定性。实际上，一旦纳税筹划方案不符合当地税务机关管理特点，此方案将不能充分体现它的作用价值。因此，纳税筹划人员需要重视与税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取得税务部门的肯定，税收筹划方案的制定，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而且得到了当地税务部门的批准，实现了企业效益和税务部门效益的“双赢”，避免了税收筹划方案无法实施或适得其反的风险。
计划经济的原因篇10
关键词：公共供给取向；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整体视角；历史评价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60年的经济发展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对后一发展时期，人们的评价比较一致，而对前一发展时期人们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甚至长期存在一种非历史主义化倾向。其实，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简单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这种条件下，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惟一的选择。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强化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前提条件，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才有强大的动力和后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很少过早地将市场化改革引入公共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领域。一方面基于政治考虑，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部效应理论决定了公共产品的投资应由政府来承担。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模式曾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缺陷。1978年，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但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本文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历史评价。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适应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相当落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这不仅要以公共供给为取向，而且必须借助计划经济手段，选择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很低。农业总产值占70％，工业总产值占20％，而现代性工业产值仅占10％。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1949年，全国平均亩产粮食仅为71公斤，棉花1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o.8公斤，油料4.73公斤。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农田基本建设设施落后，长期失修，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严重，整个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在工业经济方面，从总量看，中国工业产量与当时先进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1949年，现代工业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1949年，现代工业的产值为人民币79.1亿元，工场手工业为28.7亿元，个体手工业为32.4亿元，农业为325.9亿元。因此，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合计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3.1％。该统计不包括农家副业和自给性手工业。在教育方面，中国的教育状况极其落后，1946年，平均每千人口中高等学校学生仅为o.3人、中等学校学生4人、小学生50人。1928年至1947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仅为18.5万人，其中，工科3.2万人，财经科1.9万人。在人民生活方面，严重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是人民生活的极度恶化，城镇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46年，上海失业工人30万，占产业工人的40％；北京失业工人10余万人；重庆失业工人6万人；昆明失业工人5万人。许多市民家中无隔宿之粮，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的旧中国，通过一般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很难快速改变经济状况的。对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显然，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惟一选择。
(二)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适应性
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要性，而且表现出其历史适应性。这是由当时中国的落后经济条件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不仅落后而且简单。落后经济与简单经济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关系必然简单，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消费和需求结构必然是低级、简单的，从而导致产品和产业结构简单，进而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残缺。可见，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与当时低级、简单的需求和消费结构、产品和产业结构、国民经济结构和体系是一致的。
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是与发达经济相对应的，而且还必须有发达的信息技术条件做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可能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实际上，当时中国选择的是计划经济的功能，而不是计划经济。因此，不能因为实施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严格的前提条件而否认其相关功能在简单经济条件下的发挥。计划机制不仅能高度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重点产业，而且因集权体制领导使指令性计划容易贯彻执行，保证国计民生公共品、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实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合理化。
新中国选择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是出于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愿望。当时同志反对私有经济应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观点，认为尽快在城乡实现国有化既符合社会主义特征，更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和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将简单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管理系统，不仅没有出现不适应，相反，在计划经济的调节下，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因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计划，粗放经济也需要计划经济功能的发挥。这种成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赖。所以，在我国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后，计划经济模式仍具有较强的管理经济的能力。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大量的资本，不仅需要一般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需要通过极不寻常的方式来进行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家力量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二、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必须依据一定载体来实现，这就是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不仅选择了公有制度，更为重要的是选择了公共生产方式。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会周期性地发生。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的微调方面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但这种资源配置会带来宏观经济上的浪费，最终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从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公有制度，实行有计划的公共生产。公共生产是对私人生产的否定，是指以政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生产方式。公共生产本来是马克思设想的、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生产方式。但现实中选择全面或大规模公共生产方式的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落后国家选择有计划公共生产方式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生产方式能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公有制度与有计划的公共生产方式一经确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迅速实现其目标，显然，重工业化是当时惟一选择。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资金十分短缺、经济剩余少等困难状况下，必须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这种制度安排为不断提升的公共供给提供了工业基础。不过，这样做是以成长型经济的产品结构和要素价格全面扭曲为代价的。
公有制度、公共生产方式及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选择，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运行的载体和基本内容。不过，简单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运行不是现实经济逻辑的自然展开，还必须借助外生因素的支持与推动，这就是行政权力与意识形态。首先，政治权力的支持。落后经济或简单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政治权力的推动。因此，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形态。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是指令性计划机制和“大一统”的公有制。从经济体制方面说，作为新兴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力往往超越经济基础并控制着经济体制；从经济运行方式看，经济运行方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当然，中国的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有着自己特有的历史基础，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家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政府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大幅度提高公共供给的比较优势。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看，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权力支配公共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当然，计划经济运行的核心在于信息中枢的存在，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技术支持不足时，行政权力的支持就代替信息中枢的作用。这是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其次，意识形态的支持。意识形态在经济运行过程具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意识形态能改变信奉者对行为结果的预期，意识形态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关世界合理性问题的导向，而且包括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导向，后一个导向可有力地影响信仰者对未来的预期，并进一步影响其社会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提出之前，计划经济“理念”一直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核。这一“理念”与公有制“理念”、公共供给优先于私人供给“理念”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部内核。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反对剥削，提倡平均主义，坚持自我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意识形态是与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一致的。当然，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需要有必要的经济基础。在社会收入状况整体偏低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计划经济，这是选择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社会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标是消灭贫富差别，而在刚刚取得政权时，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决定人们在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取向、在消费结构上的低水平的无差异化趋势。计划经济理论在体系化后，已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三、公共供给的历史演化分析
我们对新中国60年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同时，选择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年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数据平均值进行比较。目的是对我国公共供给有一个整体的、直观的认识。
(一)财政支出的结构分析
按照我国财政支出主要项目的定义和分类标准，我们将财政支出中具有较强公共品性质的项目大体归为以下几类：基本建设支出、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卫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如：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补贴等)并不具有较强的公共品支出性质。因此，排除在外。根据历年统计数据整理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中具有公共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在1978年以后逐渐降低，直至近年趋于平稳。表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意愿明显减弱。而在公共品性质的支出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显著减小，行政管理费明显增大，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变化极小，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比例有了一定提高。
(二)财政支出的总量分析与国际比较
首先，对我国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明显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尽管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上升，但比例仍较小。与1978年之前相比，财政的公共支出能力显著下降。
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均值是比较高的，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典达60，73％。与世界各国相比，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远低于各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等)。
根据分析可知：首先，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下降过快。其次，支持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较低，且态势改变不大。第三，行政管理支出不断攀升，维持性支出不断膨胀，财政消耗过多。第四，科教文卫的支出比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比重仍偏低。1992年以来，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几乎都是从一般消费品市场或竞争品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在不断地进行公共投入，但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仍不足甚至缺失。市场不是万能的，在中国这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应将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得推到市场上，试图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加以解决，须知市场也有很多无法或解决不好的问题。
四、基本结论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阶段性成功的历史惯性导致其“异化”
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政府掌握了财政资源，在短时间内政府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公共供给。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完成历史使命后，必须进行适时的转型，否则就会发生变异，出现“异化”现象。“异化”的具体表现是：首先，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生产形式的常态化。其次，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供给方式的短缺化。最后，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固态化。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异化”背后的实质是，长期的公共供给高投入导致公共品供给和私人品供给比例的扭曲和消费品短缺的加剧，最终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二)成长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效能是有限的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比较优势。从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政治权力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杠杆直接撬动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典型的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定价的权力。政府成为无所不能的惟一经济主体，而且“越位”于竞争性供给市场，参与其中的具体生产和分配过程。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其长期结果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供给的低效率。成长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效能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也可能存在于市场经济。至今，尽管我们已进行30年之久的经济转型，但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