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1
作为一种通俗文化，网络语言是多元民意诉求的另类表达，当其以幽默、活泼的语态出现在传统媒体中时，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大部分网络语言存在语音失范、语义曲解、语法混乱等问题，将其运用在传统媒体中，无疑是对语言文明的解构和颠覆，不仅降低了媒体格调，也会使媒体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缴械投降”。那么，当“传统之雅”遇上“网语之魅”，会产生哪些问题？传统媒体究竟该说“新话”还是讲“老话”？
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的借用存在偏差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网络语言的诞生和风靡有合理性。随着媒体融合的推进，愈来愈多网络语言被传统媒体所吸收，但笔者经仔细梳理发现，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的借用存在以下三点偏差：
首先，传统媒体借用粗俗戏谑的网络热词削减了媒体公信力
网络热词按词义性质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粗俗戏谑的逗乐，如“逼格”、“酱紫”等；另一种是含讽刺意味的隐喻，如“躲猫猫”、“楼歪歪”。为最大限度追求利益，越来越多传统媒体用粗俗戏谑的网络词汇制造轰动的公众话题。例如苏州的《城市商报》采用《Duang！又是一个“苏州智造”》作为新闻标题，“Duang”这个由成龙洗发水广告恶搞而来的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赫然出王见在传统媒体中，纯粹是为了博人眼球，让不熟悉网络语言的受众不知所云。类似的新闻标题还有
其次，对网络热词“拿来主义”的态度解构着传统媒体内容为王、深度取胜的优劳
2010年11月1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江苏给力“文化强省”》一文，中央党报对网络语言“给力”恰当的运用引来一片赞誉。一夜之间，传统媒体一片“给力”的喧嚣。此后，不少传统媒体更是绞尽脑汁“拿来”网络热词。这种盲目跟风的做法，并不一定契合读者的口味，也未必符合使用环境，相反会导敛传统媒体注意力转移到追求新奇形式上，逐渐忽视了深度和内容这两条生命线。
最后，借用词不迭意的网络词汇对语言结构规范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网络语言是凭借新奇、幽默走红的，缺乏历史文化积淀。如“稀饭”、“鸭梨”等只重音意和娱乐性，全然不重词义，还有“喜人普奔”、“股往金来”等成语拼凑、篡改而来的词汇，破坏了传统语言的严谨，更违背了传统媒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有数据显示，网络流行语的“走红期”平均仪为47天，山此可见，网络热词是缺乏生命力的，传统媒体若不顾传播语境和传统语言规范，盲目在传媒公共产品中使用网络热词，不仪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也会对大众文化发展和繁荣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网络语言渗透传统媒体新闻话语体系的原因
网络语言渗透传统媒体新闻话语体系，实质上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与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之问的较量。遇到社会热点话题.两个舆论场之问存在互动与交融，但是两者在立场、内容与语境上都存在差异。网络语言显然是“民问舆论场”的产物，除了纯粹戏谑与逗乐，不少网络词汇针砭讽寓，是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抨击和批判，例如用“楼歪歪”讽刺渣工程，考问我国楼房工程质量监管制度。这些词寄托着网民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反思，使“民问舆论场”获得更多的肯定和赞誉，传统媒体为避免丧失舆沦影响力的尴尬，不得不迎合受众的口味，将网络语言“收入囊中”。
此外，娱乐至死的时代受众猎奇、求异的心理需求，也是网络语言渗透传统媒体强有力的推手。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将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网络语言人多出自年轻人，他们用活跃的思维方式颠覆传统，创造出的词汇含有恶搞、插科打诨等成分，无法说清生存前景有多么广阔，却随心所欲地戳中了人们的笑神经，使权威被蔑视，身份被消解，给人们带来“纵情的话语狂欢”。传统媒体迫于日益加重的生存压力，为迎合受众心理需求大范围使用网络语言也是无奈之举。
由此可见，网络语言在传统媒体新闻话语体系中的渗透存在必然性，既释放了普通民众的话语权，也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但这种渗透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小觑，传统媒体应当以理性、谨慎的态度对待网络语言。
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应取舍有道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统之雅”与“网语之魅”的交互融合是必然趋势。笔者认为，传统媒体不是小能借用汇聚着草根智慧的网络语言，而应该取合有道，择优而用。
对此，传统媒体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不盲目跟风，要坚决抵制语音失范、语义曲解、语法混乱的网络语言，避免传统的语言结构规范遭受冲击。例如数字加符号的词以及“nozuonodie”、“十动拒然”等。二是要借用公众认知度高的词汇。网络语言体现着语言的通俗化流变，其中语义明确的词汇甚至被收录进汉语词典，是能登人雅之堂的，相反，那些局限在“小众”范围的词汇则应摒弃，如“aCG”、“去菜一下”等令人费解的语言。三是传统媒体要考虑网络语言在大众传播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发挥好喉舌作用，坚守社会责任，将违背社会道德的低俗词汇拒之门外，如“日狗大法”、“绿茶婊”等。
2014年11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相关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应严格按照规范写法和标准含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字、词、短语、成语等，不得随意更换文字、变动结构或曲解内涵，小得在成语中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小得使用或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词语，如“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等。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2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媒体的身份认同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从2000年开始在我国被学界关注和探讨，一时间成为新闻研究的热点。新闻专业主义有很强的实践性，不同时期其范畴不断被消解和重构。在自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也面临着改变和重构，生态变化导致的专业主义的转变值得学界和业界关注和思考。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是舶来品，概念来自于美国。传到中国以后与我们的不同时期的办报经验相结合，产生不同的含义。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有三个传统渊源：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要求；源自西方但被“本土化”了的独立商业媒体的传统[1]。而目前关于我国新闻媒体的专业主义的主流观点有：陆晔、潘忠党的“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控制模式”三层次论[1]、黄旦的“传播新闻、独立性质、自主发言、服务公众、自负盈亏、法律和道德自律”五层次论[2]、芮必峰的“一套基本信念、一套操作原则”双层论[3]、樊昌志、童斌“一种话语被呈现[4]”等。抛开意识形态和控制，我们仅从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为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来衡量，其特征主要有：客观与中立、新闻自由、媒介社会责任、职业化教育与操作。
二、自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现状
在自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的盛行，给传统媒体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与新媒体结合，是促进传统媒体转型的不多良机。新闻专业主义在自媒体时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宏观方面是新闻机构开设的官方微博，微观方面是著名新闻记者开设的个人微博。
在官方微博方面，新闻专业主义的现状表现在：
其一，新闻来源多样化。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不仅依靠母体提供大量新闻同时又为母体搜集新闻，新闻来源除了母体供给外还有同类媒体的官方微博、网友提供等。但是，很多传统媒体在利用自媒体便利的同时却很不重视交代新闻来源，不仅不在末尾标准来源或者给出新闻原文链接，甚至对来自网友提供的新闻常常直接篡改使用，连@有时都没有，更不用谈支付提供线索的费用了。
表1
@央视新闻调查日期非转发微博新闻类微博给出新闻
链接文末标明
出处
数量2014/3/2660561411
从表1可以看出，如果把给出新闻链接算入新闻来源的话，@央视新闻总共给出新闻来源的25条微博，在56条总新闻中仅占44.6%。不给出新闻来源不仅是对原创新闻作者是一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伤害，而且也是对读者知情权的践踏，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还需要完善和努力。
其二，新闻报道贴近性加强，选材实用，文风朴实，注重受众的感知和体验，注重受众接受和引导。往往新闻和评论结合，指导性和趣味性兼而有之，同时由于接触容易，用户感知易用性和感知可用性都较高，因而更具亲和力，更能发挥社会引导和教育功能。另外，官微常常会和网民进行互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媒单向性，使得受众能参与到新闻构建中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媒体的呆板形象。
其三，新闻自由被认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尽管最近部分媒体一直在强调“网络/微博不是法外之地”，但由于网络的及时性、草根性和渠道广泛性，网络中的新闻自由毕竟要大于现实生活，自媒体中自我把关和政府监管相比传统媒体较为宽松。自媒体使得新闻专业主义外化成为某种可能，新闻的产生过程更多的为人所认识和知晓。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自由权扩大是自媒体新环境下传统媒体对抗宣传机构和盈利机构割裂的尝试、是对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的不满和试图重构的努力。
其四，自媒体中，由于信源的增多使得把关难度增大，加之时效性的考量，失实报道比例上升。自媒体要求记者专业性更高，能更快判断真伪，更快预判出传播效果，更迅速的回复、跟进、深度报道，既要追求时效性又要追求准确度，不能顾时效而失真实。近年来，微博传谣不断，既有社会热点事件如金庸被死亡、南京排队生喝鹿血事件等，也有生活常识问题如购物小票会致癌、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等，很多假新闻的背后都有一些官方微博不认真求证的影子。自媒体记者面对大量混杂的真伪信息，独立求证的态度也成为其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
在新闻记者个人微博方面，新闻专业主义的现状表现在：
一方面，部分个人微博已经具有官方化色彩，如@丹丹说天气已经成为类似栏目组的官方微博，内容主要是工作，即天气信息，@杨锦麟虽然是个人微博，但已经成为凤凰卫视的很好的宣传工具，再比如说@纠纠、@蒋方舟、@肖锋都或多或少的会被人们和《新周刊》划归同类。其新闻专业主义更多体现在作为传统媒体的补充和修缮，使得新闻媒体更多的深入受众。
另一方面，部分新闻记者微博成为反抗传统媒体的限制、发挥自己新闻理想的圣地。诸如@简光洲、@王克勤等。新闻记者通过开微博来补偿和平衡现实生活中的专业主义不足，这种方式展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更加不受宣传和经济利益的控制，但也会有失控的危险。
此外，部分新闻记者通过开微博只是一种娱乐，通过娱乐来压制现实工作中的冲突。这种微博基本无新闻专业主义可言。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媒体新闻专业主义在自媒体中的体现更加弱化、范围更加狭隘。如果说我国传统媒体新闻专业主义是“碎片和局域的呈现[1]”，那么传统媒体新闻专业主义在自媒体中的体现就只能是泡沫化和孤岛式存在：
所谓泡沫化呈现，传统媒体在传统平台上所展现的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在自媒体中也难以实现，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常常连标明新闻出处、辨别信息真伪等最基本的操作技能都很难保证，随意性较大，更多的是一种存在态而非健康态，官方微博很难受到传统媒体重视。由于微博的及时性，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只有在不涉及政治负面的政策性硬新闻和社会新闻、生活服务等软新闻方面占有微弱优势，生活性和服务性较强。
所谓孤岛式呈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在新闻业务领域表现状态不稳定，表现时好时坏，假新闻频出，伪职业行为更让人叹息。第二，对于媒体应付的社会责任，尤其是担负监督政府、伸张正义等方面，传统媒体官方微博更是唯唯诺诺，甚至退化到只有在部分怀有新闻理想的新闻记者身上零星的表现，新闻媒体即使是出来说话，更多的是出于自身政治或者经济目的。部分及新闻记者曝光一些丑闻，更多的不是怀着为社会负责，而是一种对自己生存境遇不满、利用公权力反抗现实来取得适当的经济补偿、生存地位和社会认同。
三、自媒体新闻专业主义重构的可能
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压力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政府的制约、市场的诱惑、专业服务形象的维护。由于政府监管着传统媒体这一母体，自媒体的空间势必会受到影响；利益的诱惑、媒体和记者生存的压力，也挑战者自媒体的专业主义素养；另外，整个行业的形象维护也需要记者和媒体兢兢业业、小心恪守。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媒体新闻专业主义“救赎的希望”：网络相对传统媒体管制力度要小；传统媒体广告遭遇天花板，而新媒体的广告市场正井喷式发展，对传统媒体的诱惑力大；另外，随着网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对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也会提高，专业主义将会成为传媒行业主的考虑对象。为此，个人认为传统媒体在自媒体上构建新闻专业主义还需努力：
首先，要重视自媒体，把自媒体当做是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来对待，依托母体，团队运作，权力下放，规则明确。加强与母体沟通，这是延展母体权威性、表现自媒体专业性的好途径；团队运作有效避免自媒体信息的过于个人化倾向，群策群力也可以把失误降到最低；权力下放是指自媒体团队有非重大新闻自行裁决权，这样更加有利于自媒体更好生存下去；规则明确是指新闻筛选要求规则明确，有计划、有目的选择素材，有步骤的验证信息真伪等。
其次，在新闻业务方面，传统媒体的自媒体应该加强新闻信息真伪辨别、注意标明信息出处、新闻选材要么贴近生活要么具有娱乐性，注意语言的通俗和接近性等。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3
【关键词】新媒体；文化；建构
新媒体文化作为基于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性文化现象，它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革命。在这种新媒体文化的“裹胁”下，人类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也许，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好契合了新媒体文化的特殊历史机遇，以极其敏锐和十分积极的态度拥抱了新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是一种以技术发明为起点进而被形塑的文化；新媒体文化是一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创新型文化。这种新型的文化在构成要素、基本特点、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等方面均不同于传统的媒体文化，它是对人类文化的全新建构。
一、新媒体文化的构成要素
一种全新文化的出现，最主要的是它的构成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纵观媒介（媒体）与人类文明史，人类文明的巨大变革无疑与新的媒介（媒体）的出现有关，而这些新的媒介（媒体）均存在着构成要素的变化，如：文字的出现、印刷机的发明、电子在传播中的应用等，均构成传统媒介（媒体）文化的要素。
（一）技术
新媒体文化是基于数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显而易见，技术是新媒体文化中最重要的要素。在新媒体世界，谁把握了数字世界图像传播的奥秘，谁就赢得了先机。“windows”系统替代“DoS”系统证明的也是这个道理。此后，新媒体软件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从拓展人类既有的欲望和需求开始的。从e-mail到各种社交软件，其背后是人类交往的需求――从满足功利的目的到满足情感的渴望；从ebay到淘宝网，其背后是人类便捷购物的需求，进而，是人类消费和占有“物质”的欲求；从网络视频网站到各种手机视频app，其背后既是人们观看想象世界和理念的欲求，也是人们好奇和消遣等娱乐欲求的体现。从本质上看，所有的新媒体技术都可以还原成信息传播技术，这类技术有两方面的功能：第一，它们能改变或优化人们的交往结构和交往模式，进而形塑全新的共同体。第二，所有的信息传播技术又是所谓的符号生产和消费技术，作为符号，它们既能表征一个真实的世界，又能建构一个虚拟的世界，既能帮助人们认知客观现实，又能给他们真实世界所没有的虚拟体验。换言之，新媒体技术一方面让人类的联系方式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给人们的视听带来越来越多的新鲜体验，这种体验有两条路径，一条通向真实世界，即帮助人们理解客观真实世界的运作逻辑，满足人们“认知”的需求；另一条则是通往一个理念的、想象的世界，激发人们的梦想，拓展他们的想象空间。
（二）信息主体
文化的核心元素是相应性质的主体的出现，就新媒体文化来说，就是相应的新媒体信息主体的出现。
在新媒体文化中，作为互联网节点的人，本身就是信息及意义的载体，无处不连接，时时在表达其数字化生存状态。人一方面接受信息，享受信息给自己带来的诸多益处――知识增益、感情润泽、社交面变宽等，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会反过来被信息的传播逻辑所重新塑造，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主体的出现。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人类社会出现过电视主体、广播主体、言情小说主体等一系列信息主体，而新媒体主体是人类社会最新出现的，也是当下社会最具普遍意义的主体。相对于电视主体等之前的信息主体，新媒体主体有如下特性：
第一，新媒体主体和自己面对的信息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传播/接收”的关系，而是“主体施为/客体承受”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文化中主体的塑造遵循的机制是“youareyourdoing”，是两个世界信息乃至能量彼此交换的中介在新媒体的界面上，所有的信息所激发的主体反应都是“互动”，即有所作为（doing），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解”或“接受”。如果说，新媒体世界是一个“询唤”（interpellation）结构，那么，相对于之前人类所有视觉文本所形塑的主体，它询唤的主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主动性极强的主体，新媒体的主体总是意欲向新媒体世界做出一些事情，与之互动，或者改变这个世界。换言之，信息主体的主动性是新媒体世界对人类主体性改变的最大功绩。
第二，新媒体主体在处理信息的时候，其面对的是一个真实而非虚拟的世界，这大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欲望。自现代媒介技术诞生以来，信息世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虚拟世界。新媒体技术诞生之初，人们认为新媒体世界（刚开始的电脑世界，后来的互联网世界）也是一个超真实的世界，进而还是用“真/假”这样的逻辑去判断评估这个世界。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化，这一世界越发体现出真实世界的逻辑。这首先表现在无所不在的“互动性”方面。其次，这还体现在新媒体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强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典型的就是网络购物：网络购物不再仅是符号的交流和交换，而是依托庞大的生产性产业以及顺畅的物流服务，网络购物平台和实体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样，微信中的人际交流不再是与虚拟的符号的交流，而是与真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的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受新媒体技术所赐，主体的身体、神经、情感、精神等全方位地得到了“延伸”。这是人作为“主体”的一次本质的革命，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千年未见之变局。
（三）文本
新媒体平台上所有产品、呈现、结构、行为等也都最终可被还原成文本，也就是可被解读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文化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信息文化。与传统媒体的文体不同，新媒体文化的载体――文本是数字化的，它可以被快速复制，不断丰富和完善，再生产再传播，是一个不断分享创造的过程。从总体上来看，新媒体文化的文本可被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表征性文本。所谓的新媒体的表征性文本是指在新媒体世界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或信息系统，它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在新媒体世界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媒体技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兼容性”特色，故而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在新媒体技术的平台上被实现。
第二，行为性文本。所谓行为性文本，是新媒体技术独有的一种文本形态。即人们在新媒体平台上会制造或生产某一类型的文本，但他们生产或使用这类文本的目的不是（或不仅是）读解文本背后的含义，而是他们要用这些文本去和别的主体或社群互动，这类文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其表征含义（或者说，其表征含义是稳定甚至恒定的），重要的是用户对它的使用行为。
第三，结构性文本。所谓结构性文本，是指某一种新媒体行为得以施展和运作的新媒体的结构性空间。网站、论坛、app等是典型的新媒体文化的结构性文本，它们是新媒体文化得以有效运作的基本平台和空间。结构性文本决定某种新媒体文化的类型、功能，以及用户使用相关新媒体技术的行为模式和习惯。设计结构是新媒体文化的创业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任务。而几乎所有新媒体文化的革新都是结构性文本革新的开始。新媒体文化最极端的革新是发明结构性的新媒体技术装置，苹果产品就是典型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一台苹果手机当成一个结构性文本，它拥有特定的系统操作性平台，在这些平台上，有一些特定的app软件的组合，进而形成相应的软件系统。这类文本最典型的是聊天软件中的各种表情符号，他们是典型的行为性文本。
二、新媒体文化的基本特征
新媒体文化的最显著特点，是互动性。传统媒体的传播关系中，传统媒体与受众是僵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很少有互动交流的环节。而在新媒体中，信息的传播者与消费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一个给定的传播交流中，它不但一定程度上联系着更早的信息传播与交流，而且也不是这个信息传播的终点，这个信息还将被复制、评论、再生产再创造，进入下一节的交流中。这种互动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生产者对于消费者的简单回馈，而是强调一种变化，强调信息多大程度上在传播过程中改变或者被改变。这种新型的信息传播过程，也塑造了全新的传播关系，人在新媒体中不再作为沉默的大众，而是被赋予更多的主体性，集信息生产、传播、接受、再生产、再创造于一体。新媒体互动的维度是从多方面展开的，如：信息技术推动传播反馈机制的形成、反应的速度和即时性加强、交互的程度加深等，这开启了人类全新的“对话时代”。这种互动性意味着“意义”的互通互联，是文化的再生产与再传播。
新媒体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去中心化。第一，是文化生产的去中心化。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构造了一种全新的传播关系，传统的由点到面的传播模式被点对点、多点对多点等自由传播方式所替代，被称之为“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已经颠覆了刚兴起不久的所谓“大众传播时代”。它使得信息表达的草根性和平民化成为普遍可能，它消解了传统媒体在信息生产中的权力中心地位。新媒体赋予了个体“自主性”，开创了个体传播的新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提供者，人人皆有表达的权利，每个人都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如果工业社会的核心要求是“效率”，要求整体系统的配合，它的媒体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核都是宏大的、系统的、整体的，而人本身则被淹没于这种系统与整体之中。以新媒体为标志的信息社会的核心要求就是“信息”，人生活的全部内容皆有可能成为信息，每个人都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它的精神文化内核是生活的、个性的或者是碎片化的。这种精神文化与宏大无关，它关注人类的日常生活，每个人在新媒体中都能找到“存在感”，即人因意义互联而存在。第二，是文化价值的去中心化。由于文化生产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其所代表的价值中心地位同样受到挑战。新媒体给沉默的大众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媒体负责人”，传播的主体纷呈，使得个体意识和感性表达得到张扬，“众声喧哗”的背后是多元价值的呈现。第三，是文化疆界的去中心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及新媒体的发展，人类的交往冲破国家地域的限制，促使人类更大规模的跨界交流，这就冲破了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化疆界。“网络空间”“网络”等全新的概念，不只是见诸理论探讨，而且正在逐渐成为全新的“现代国家意识”“国际法律规范”。
新媒体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创新性。随着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新的媒体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媒体与人连接更加紧密，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得到充分彰显，新的互动方式及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因此，媒体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文化。
文化生产主体的变化，创造文化产品文化符号不再是掌控知识、资本及政治资源的社会精英或媒体组织，而是网络大众。新技术创造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往互动的可能性，互动性的背后是人的能动性，人人皆在网中，人人皆参与文化的创造和分享。并且，这种文化的创新还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时刻在线处处连接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各种碎片化的时间也被充分利用，用于阅读、听音乐、看视频、刷微博、刷微信，这也意味着文化消费和生产不断刷新。从内容上看，新媒体文化信息传播的载体不再是单一的文字，而是图像、声音等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在此过程中，这种文化载体不断被复制、创造、转发，不断处于创新之中。新媒体文化内容创新，还表现在各种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在此过程中，新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文化产品得以产生。它加快了与世界文化的接轨，新的文化价值符号得以呈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得以交流、碰撞和整合。新媒体还激活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以新的方式呈现，如互联网对于文化习俗的激活――“微信拜年”“网上祭祀”等。新媒体文化，似乎正在不断绘制出属于自己的“文明地图”。
三、新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
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生产机制。这种新的生产机制，与新媒体的文化生产的环境，或者文化生产的体制也有很大关系。
新媒体文化的体制并非是由技术给定的，而是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比如，美国实施的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纯粹的商业体制必然成为新媒体文化技术机制的核心构成因素。在这种制度下，资本的力量最为强大，任何技术的创意都必须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才可以获得社会认可，进而在民众中得到普及。
微软、谷歌、脸书等新媒体世界中的巨头们，其发迹轨迹有一点类似中国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体制内涵中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因此在资本层面，中国的新媒体文化运作机制和美国也是能够对接的。比如百度公司的崛起和美国诸多新媒体巨头的崛起并无二致，即都和美国华尔街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百度总裁李彦宏先是获得了华尔街投资大家蒂姆的青睐，他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且互联网领域遭遇寒冬的2002年为百度注资。而百度发展起来之后，又来到华尔街上市，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但我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在新媒体文化建设中也一定会得到体现。
比如，各级政府官方微博、微信的开通，为民众的“网络问政”提供了崭新的通道。“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网站也是主流媒体，其的新闻、评论等信息也代表官方立场，这些网络机构及其相应的网络文本具有相应的权威性，因此也担负着相应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这形成了我国社会独特的新媒体主流文化，或者叫主导性文化（dominantculture）。当然，新媒体世界的日新月异，也不断会对主导性文化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时候甚至敦促新媒体主流文化必须调整和变革。
比如，面对以“滴滴打车”为代表的网络打车软件，相关政府部门的制度变革同时也就是新媒体文化变革的决定性机制。
综合以上新媒体文化要素分析，我们不难归纳新媒体文化的生产运作机制，即这种机制是新媒体文化构成诸要素互动运作的结果（见图1）。任何新媒体文化的诞生之地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一个既有的文明生态中，我们称之为“旧文明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技术发明和革新是新媒体文化建构的起点和发动引擎，而一旦技术得到社会认可进而有普及的前景之后，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就会来规训或干预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这二者构成了新媒体文化的约束机制，成为技术逻辑之外的、新媒体文化发展必须遵循的约束性力量。然后，新媒体文化会蓬勃发展，其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地生产各种文本，先是表征性文本和行为性文本，进而诸多文本构成结构性文本，此时，新媒体文化形成了自身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具有主体询唤功能，进而形塑相应的新媒体主体。“主体性”是文化塑造的核心因素，这导致“新人”的出现，“新人”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明生态出现的标志，至此，新媒体文化进化成新媒体文明。
四、新媒体文化的传播方式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基本上是以内容为中心导向，通过新闻、节目内容、广告来吸引受众并吸引商机，因此大众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内容来服务观众，一旦观众群建立，市场、品牌也随之建立。而新媒体文化，基本上是以交流平台为中心，通过不同的交流平台，让一群熟悉程度相对较低的使用者集结为网络的社群。新媒体时代，消费者要求免费且个性化的内容而且也同样要求资讯取得便利性的管道，所追求的是即时性和无所不在的资讯体验。以微博、微信、手机app等各种新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技术发展所建构的新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传播范式。具体来讲，就是新媒体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突出情感性、社交性、扁平化。
新媒体传播的显著特点是传播的个性化、分众化和多元化。新媒体文化基本上是以交流平台为中心，通过不同的交流平台，让一群熟悉程度相对较低的使用者集结为网络的社群，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相互连接、彼此分享。新媒体用户不用再关注信息的者是谁（因为他们自己每天都可以扮演信息生产者、者和接受者的角色），而是更注重成员间信息的分享与交流，因此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另外，新媒体使用者在不断的群体交互过程中，也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拟交往的真实感。在网络空间中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性地参与交流，都能够发表观点并得到响应或批评，也就是说，网络传播的传受双方对信息交流过程拥有平等的控制权。
信息传播的多向性也是新媒体文化传播的重要特点。新媒体文化，通常不遵循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而是非线性的传播方式。在网上大量的信息源传播着或真或假、代表各种立场的信息。受众不再处于统一传播口径的某一种或某一系传媒的影响之下，他们可以听到来自多方面的声音，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利益来进行评判，甚至完全忽略。受众所接受的关于某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无论是在事实还是在态度上都不再是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的线性状态；受众面临信息超量情况下的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受众也不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分散状态下各新闻者争夺的对象。传播者自由度的提高，以及网络的非线性传播方式更可能强化网络受众的“个人主义”倾向。
另外，新媒体传播还具有保护机制，使得受众在文化传播中具有足够的安全感。从新媒体方式的传播技术来看，在固定的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新媒体拥有不实名的特点，所以能够从根本上破除传统人员身份的束缚，在不暴露自身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和陌生人进行沟通交流。在隐私通常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受众更倾向于吐露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想法，进行自我信息披露，从而有效率地进行互动交流，文化传播在质量上和效率上都会有所提升，能够不断地增强文化传播者之间的凝聚力。
从传播效应来讲，网络传播中文化信息量的内容形式会引发传播效应，既有正比效应又有反比效应。网络文化信息的传递内容与表达方式，越是符合受众所事先预想的，通常对受众的信息量就越小，传播效应与信息传播量成反比关系；反之，的网络文化信息给予受众富有奇特变化且意想不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越多，受众接受的信息量就越大，文化信息传播的效应也就越大，此刻的传播效应与信息传播量就构成正比关系。在网络文化信息传播中，原创性的文化信息创意往往是奇异新颖而引人入胜的，它凭借自身独特的吸引力和最有差异性的冲击力来激发受众的兴趣，往往能产生比较好的传播效应。
五、结语
新媒体文化正以迅不可挡之势袭向人类的日常生活，它是关于人类个体“生活”的文化，它反映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远离宏大与超验，使文化回归于人本身，使个体价值得以体现，人人皆在网中，人人都是织网者；人人皆是媒体，人人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即，新媒体使每个人的存在意义化，“我”就是存在，存在就有意义，符号不断被创造、新的话语不断流行，新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可以说，新媒体文化正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建构着一种新型的文化。当然，面对人类一种崭新文化的建构，也必须呈现一个完善的过程，也必然会存在某些误区。诸如，这种新媒体文化能够安顿好人类的精神世界吗？它会不会使人类陷入亲手所织的网中并为之所困？人们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不会使这种新媒体文化缺乏“韧性”、缺乏“纵深”？如果是，我们如何来加以弥补、加以重构？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深入地思考、好好地去探究。
[本文为“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研究课题成果（批准号：11&ZD0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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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87.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4
责任与利益的博弈
在孔子“义利观”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孔子的“先义后利”。在企业经营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与“义”“利”相对应的两个重要概念。而对于传媒业来说，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更是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媒企业，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义”的目标，也就是“双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效益目标。相对于媒介经营的第二个目标――经济效益目标来说，媒介企业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要以“义”为重，而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这是因为，新闻业承担着为社会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任务，它具有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要求它首先必须通过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符合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将之作以舆论工具的需要，以保证自身的生存得到适宜的土壤。否则，作为具有公众事业性质的媒介，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就根本谈不上生存和继续发展了。
在孔子“义利观”中，“利”虽被置于“义”之下，但“利”的重要价值也并未被抹杀。同样，在企业经营中，“利”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传媒企业的经营，靠的是其产品――具有商品属性的新闻的开发，所以它同样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效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媒介，包括党报党刊，都实行的是“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如何赢取市场、适应经济规律，以最大化地实现经济效益，就是摆在传媒企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对媒介经营来说，经济效益如何，是传媒企业能否获得持续生存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前提。
义利双赢与两种效益的统筹
在孔子的心目中，“义”与“利”是应当并存而且相互作用的。在媒介企业经营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媒介效益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补充、相互制约。
一方面，媒体必须通过提高新闻信息服务质量，以满足受众需要、增加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树立企业的良好信誉；另一方面，媒体亦需要通过精心的经营、努力开发新闻产品的经济价值，以实现企业利润上的丰收。其中，社会效益决定着媒介产品能否被公众所接受，没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媒介的存在就会毫无意义；反过来，经济效益又是媒介持续发挥社会功用的物质保障，忽视了企业的业务经营效果，又会危及企业的成长壮大，甚至会导致企业经济实体的无力生存，这样，再谈媒介的社会作用也会变成一句空话。对于传媒业来说，基于新闻产品的观念性与商品性的双重属性，使得在媒介经营中，必须遵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统筹兼顾的规律，否则，传媒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导致衰亡。
在追求义利双赢的目标下，传媒企业的经营一定要坚守孔子所倡导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观点。这是由传媒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绝对不能颠倒二者的关系。
防止义利倒置，摆脱传媒经营误区
孔子的“义利观”对于中华民族的商业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社会责任较之其他产业更为重大的传媒产业来说，义利的轻重权衡似乎也没有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新闻界不断爆出有关责任丧失、新闻失范的事例和相关的讨论和批评便说明了这个问题。传媒企业如果经常地陷入经营误区，将义利倒置，置广大公众利益于不顾，定会损害作为国家公共事业的媒介产业的形象，最终带来媒介自身经营的尴尬局面。
义，是经营立足的根本。传媒企业要想获得经营立足的根本，必须得了解义利统一的重要性，处理好义利的辩证统一关系。将孔子的“义利论”引入商业活动当中，其实质就是强调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循局部服从全局、个体服从集体的理念。首先，在企业制定的目标上，必须明确国家、社会利益的首要地位；其次，在企业管理中，须制定严明的职业纪律，以制度规范新闻从业者的行为，时刻提醒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再次，在经营活动过程中，要从每一个细节严加防范，不得做任何欺人之举，并保证交易的公平。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5
[关键词]融合；传媒价值；让渡；调适。
[作者简介]魏正聪，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发展。
罗杰・菲德勒说：“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用自己的需求和智慧创造了形态各异的传播媒介，不断拓宽信息交流的时空疆域；与此同时，新媒介不断涌现，打破即有的传播格局，从而形成多元媒介共生共存的融合大观。
从传媒的发展历程看，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虽然会对旧媒介造成巨大冲击，但它并没有直接导致传统媒介的消亡，“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媒介的演进是“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在融合背景下考察新旧媒介的价值生态，我们会发现价值让渡和价值调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媒介共生的核心机制。
一、传媒价值的界定
李凯尔特认为：“一切纯粹存在的问题都必然仅仅涉及现实的某些部分……哲学开始于价值问题开始的地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价值理论存在某种联系。但具体到传媒，如何界定其价值，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传媒产品属性的复杂性使然。传媒产品是一种以智力劳动投入为主的劳动产品。智力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它既生产出作为商品的传媒产品的使用价值，又生产出作为商品的传媒产品的价值。“严格来说，传媒信息产品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即处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中间的产品或服务，兼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性质”。
另一方面，传媒实践中活跃着多个价值主体。传播者与受众各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从而在传播活动中生成不同的价值关系。新闻价值的主体是受众，客体是新闻信息，其价值本质是信息价值、精神价值；传播价值的主体是传播者，客体是传播结果，其价值内涵既包括精神价值，也包括经济价值。
第三，媒介的传播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多少活动领域，就有多少种价值。从传播的不同时点来观察，传媒信息处于不同的状态，如信源信息、信道信息和信宿信息，相应地传媒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的构成。当传媒信息产品处于其原始形态――信源信息状态时，信息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信源信息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从而进入传播系统的特质，如重要性、新颖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等；当传媒信息产品处于其传播形态――信道信息(传播文本)状态时，信息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劳动价值、使用价值、宣传价值和公益价值的统一体，后三者可以统称为潜在的传播价值。当传媒信息产品经过传播进入其实现形态――信宿信息状态时，信息价值也进入了实现阶段。信息价值实现后的形态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价值与传播价值的统一体，后者具体包括狭义的传播价值、舆论价值和公益价值。
基于已上原因，从目前学术界对于“传媒价值”这一概念的界定来看，很多表述其实都是从具体的传媒形态入手，而进行地具象的或者说偏表象的分析；尚且缺乏一种着眼于整个大众传播宏观视野的、能真正揭示所有传媒价值之核心和实质的科学的、完整的表述。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价值”这一基本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对之理解与运用的差别。根据我们所搜集的资料，国内外关于价值概念的表述至少有二十多种。其中尤以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给学术界带来的争议最大。一种是主观价值论，强调价值就是主体需要、情感、欲望和兴趣。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说：“……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另一种可称为客观价值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价值是独立于价值对象和评价主体之外的一种先验的性质，是客体与生俱来的某种功能和属性。前者片面夸大了价值主体的作用，忽视了价值客体的作用；后者只从客体的角度来界定价值的意义，又容易把价值凝固化，带有一定的机械性。基于这两种观点的缺陷，有学者主张价值的“中间说”。认为真正的价值，既不存在于客体之中，也不存在于主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价值是从人们对待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供需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功能属性，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功能相媾和的产物。因而它既不是单纯的主体属性，也不是单纯的客体的属性，并且诸多价值一旦产生，也并是所有的价值全部依附于主体而不依附于客体，或者全部依附于客体而不依附于主体的”。
从本质上看，价值实质上就是客体的主体化，它表达的是一定客体对于社会主体人的生存、发展、活动及其结果的意义。对于传媒来说，传媒价值的产生也必须有主体、客体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主体有某种需要，媒介作为客体具有相应的属性、结构；这种属性和结构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并对主体的发展有积极的肯定意义。所谓“传媒价值”，指的就是传播媒介作为客体，对个人、群体、社会或国家的需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一定的满足。
二、价值满足――传媒发展的核心动力
德国哲学家舍勒指出：人是一种趋向的动物。人类对价值的追求，总是面向未来的，这决定了价值是一种生成性存在，具有内在否定性，它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促使人类不断地变革历史客体，不断地认识改造自己，推动着人类历史的演进。传媒的发展亦是如此。社会环境不同，受众的需求会相应发生改变，这使得任何一种媒介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价值的变迁和演进。可以说，对受众需求的满足，就是传媒的价值要义，也是其发展的核心动力。
“人类活动的动力就在于其活动的内部，也就是主体不断增长的需要与客体不能满足需要的矛盾”。正如马斯洛所认为，人类需求有若干层次，低级需求满足了就会产生高级需求。从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的最基本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价值生活中，“现在永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的手段，唯有未来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在希望中生活”。主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转化为价值追求，通过实践去发现、创造客体对自身需要的积极属性和有利功用，从而形成现实的价值关系，创造和实现价值。
大众传播媒体作为社会传播系统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的基本功能问题很早就受到学者的关注。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
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概括出传播的三大功能：一是监测环境。二是协调社会关系。三是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承。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功能说”，其实可归结为一个核心命题：传播就是传播者将信息传递给受者的过程；传媒价值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信息价值。
从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看，人们创造传媒、接触传媒、使用传媒的原因和重要，也是为了强化对周围环境及事物的认知，减少不确定性。借用麦克卢汉“媒介即人体的延伸”这一说法，媒介必然与人的身体和神经系统有关，其目的皆是为了借助此感官的延伸来适应环境。文字的发明让人类的传播活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弥补了语言传播不能保存的弊端；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强化了此功能；而报纸的诞生，更是直指信息传播。美国人李・德弗雷斯特(LeeDeForest)研制无线电广播，是基于当时信息只能点对点进行传播的限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安装在大都市剧院舞台上的传播器和屋顶的无线电话，大歌剧音乐可以被传送到几乎所有居住在大纽约市区和邻近地区的居民家中……对其他大城市也会如此。教堂音乐、讲座等，通过无线电话可以传送到国外去”。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沃尔森和弥尔顿-沙普起初的想法也只不过是希望向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发送更加清晰的信号，最终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有线电视的巨人。
可以说，一部媒介和社会发展史，就是人对信息不懈追求的历史。人类不满足于仅仅借助他人之口、一纸之言了解这个世界，而是希望能够更深入、更全面、更真切的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些需求推动传媒从口口传播、文字传播、视像传播一步步迈入今天的多媒体传播时代。
在社会机体的价值实现过程中，主体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就意味着人将怎样选择、设计和创造客体形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这种矛盾推动人们进行价值的创造活动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证明和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着自身的价值。对于传媒而言，以受众为中心，不断强化信息传送的能力，真正做好受众的耳目，将客观世界真实呈现在受众面前，是其发展的核心动力和要义。随着人类对信息的不懈追求、努力实现和不断升华，传媒价值也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强大。
三、价值让渡与调适――传媒融合的关键话语
由于“人类传播的历史是传播系统的附加过程，而不是简单地由一种系统转向另一种系统”，经历了多次传播革命的累积和沉淀，当今的传媒形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多。为什么新媒介的诞生并没有直接导致传统媒介的消亡，而是能够和传统媒介互相借鉴，最终握手言和，和平共处?透过多元传媒共生、融合的表象分析其深层次原因，我们可以剥离出新旧媒介之间价值让渡与价值调适的机理。
在社会学中，“让渡”是指某一社会行动者将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责任和功能等转让给另一社会行动者的过程。在本质意义上，让渡就是转让。价值生态中的让渡，特指在文明有机体和社会发展的特定情境中，为了追求和达到社会文明的整体合理性，某些价值必须部分和适度地让渡自己。对于传媒而言，价值让渡，意味着媒介功能或影响力的弱化，或活动领域的萎缩；而接受者则获得在此领域活动的权力。
“调适”，亦即调整、修正，使之与环境适应。调适本身具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个是面向过去，实现对其原有价值领域的回归和重申；一个是指向未来，强调对社会变迁中新生领域的占据。怀特海认为，“低级”机体只是一味地重复同一个样式，仅仅具有样式的“稳定”，而很少对样式进行“修正”的情况应该是，机体在体现过程中应该达成一种样式的“稳定”和“修正”的协调，既要立足过去和现在，也要面向未来。由此，调适是一个复杂的理性行动集合。从本质意义上看，调适是行动者积极的活动，是其采取一定方法扩大自己活动空间以有利于自己生存的行动。它既反映了行动者能动性，又反映了行动者的理性。
纵览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在每次新媒介诞生并与旧媒介并列的交叠关头，价值让渡就会发生。在广播诞生之前，报纸是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以《纽约太阳报》为代表的大众化报纸，将排除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主流圈之外的公众，纳入到报业价值体系，并实现了它的格言：“太阳光照耀到所有的人。”但是，如何远距离地将信息以声音的方式向人数众多的公众传送，是报纸媒体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个有关将无线电发展成为一种类似钢琴或留声机的‘家庭设备’的计划”始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无线电逐渐从一个单纯的技术观念，演变为一种娱乐和商业兼行的庞大实体；热情的公众由此迎来一个更加先进的媒介――广播媒体。人们因留声机的出现，已适应了家庭音乐的环境；而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得到即时的、内容广泛的新闻和信息。到1922年中期，美国家庭收音机拥有量从前一年的5万台上升到了100万台。当电视挟裹着声画合一的特点在40年代末登上历史舞台时，广播新闻传播的即时性、现场感和感染力的优势又被让渡，一同让渡的还有广播的娱乐杂耍功能。
报纸作为媒介的下一个价值变迁，是由电视引起的。1910年，美国有2600种日报，这是空前绝后的。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初期，日报的订阅量翻了一番，广告收入涨了三倍。但电视的出现，带来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不变化。缩短的工作时间、更多的空闲、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及女性进入工作领域，都改变着报纸的阅读方式。1945年至1970年间，总的报纸发行量从4800万份上升到6200万份，但是人们对报纸的阅读时间却下降了。人们只阅读了20％故事，每天不到30分钟的阅读时间，只有15分钟留给了报纸，大城市的报纸订阅率下降使得许多印刷所倒闭。
价值让渡成为所有新媒介得以存在的和发展的契机，但是传媒的价值让渡并不是无限度的、无止境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交锋和碰撞，新媒介的传播优势逐渐彰显，价值形态趋于稳定；旧媒介则在此过程中反思、修正，不断实现价值的调适，从而迈入新的发展进程。以报纸为例，面对广播的强势登录，报纸并没有束手待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30年代解释性报道在报纸中的率先崛起。20世纪90年代，面对电视娱乐本位的价值取向，报纸转向公民新闻的尝试，把大量资源投入到有深度、长期的关键性社区事物的报道活动中，突出强调媒介的社会责任，以此拓展新的价值空间。
世纪之交，互联网这一新的传播媒介异军突起，成为传媒发展新的里程碑。由于兼容性远胜于其他媒介，互联网成为媒介融合的理想平台；传统媒体对于互联网的价值让渡更是成为传媒融合的重要特征。通过页面的无限链接，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使报纸的信息传播优势在弱化；它的互动参与和交互特征，使得电视媒介引以为傲的娱乐性相形见绌；三网融合的背景下，互联网移动终端的多样化、个人化、伴随性和移动传播，也在进一步挤占广播媒体的生存空间。可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对我们熟知的传统媒介实行全面包围和占领。在此背景下，传统媒体的价值空间已被分拆和转移；如何进行价值修正，探寻合理化的生存路径，已成为所有传统媒体必须面对的深刻命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价值让渡与价值调适是新旧媒介共生的重要机制。所有新媒介的出现，都暗含着人们的心理因素；预期和满意贯穿于整个传媒发展。一旦获得了这种满意，传媒的价值调适便得以圆满实现。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6
【关键词】新媒体恐怖事件传播新闻专业主义
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发生多起因“砍人谣言”而引发群众集体狂奔的闹剧。这一现象说明，事件的传播给民众制造了媒介恐慌。当“恐怖事件”进入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中，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并非拘囿于小众的朋友交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
一、困境描述：“共生”迷局及其新闻专业主义质疑
1、恐怖事件传播的争辩：“共生论”与“工具论”
“恐怖事件”有特指含义，即由制造的针对民众社会或公共设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一直以来，学界对与媒体之关系有“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倾向，“共生论”将媒体与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恐怖事件为媒体报道输送广为关注的话题，恐怖事件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民众对媒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为提供了信息输送网络。在西方社会，持“共生论”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鲍耶・贝尔认为，“就像媒体无法抵制恐怖事件那样，也离不开媒体。他们俩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①“共生论”持有者在“需要媒体来帮助传递信息”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工具论”则认为媒体是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可以宣传反恐力度，疏导民众心理，管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恐怖事件风险。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繁荣，“共生论”与“工具论”进入一个全新视野。由于恐怖话题的敏感性，社交网络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扩散的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更多的现实依据。而“工具论”也在新媒体的土壤中生出新枝，特别是随着媒体“官微”的开启，以及媒体人和社会精英的网络参与，不仅抑制了社会恐惧感，而且对自救常识、防暴策略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二论”争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是在20世纪初西方媒体煽情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两种理解维度：“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②实际上，这两种维度规划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其一是媒体作为独立行业所引申出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伦理话语，即专业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或政治为了呼应这一独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所实施规训的权力话语，促使其合理履行社会角色分工。“共生论”和“工具论”可看作是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方式的矛盾外化。“共生论”的潜在思维是媒体作为一种中立的社会公器，既可为反恐阵营所用，也可为所用，任何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争夺处于公平关系；“工具论”的潜在思维在于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拥有绝对权力，媒体应该具备社会责任、行业道德和公共追求。
但是，以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交平台却让“工具论”陷入悖论：一方面，社会个体话语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使权力对媒体的规训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因而社交媒体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网络互议不仅在“规训”传统媒体自律，而且在各个领域督导政府行为，这种“反规训”颠覆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功能。
3、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在恐怖事件传播中的存疑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刨除了西方新闻理念中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存留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现行制度的成份，“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③也可以说，“客观、独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恐怖事件传播中，这三种专业秉性均受质疑。
客观性原则要求传播中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态度上不带有主观情绪。在恐怖事件中，情感指向性异常明显，以昆明事件为例，大部分伤亡者为农民工及家眷，现场视觉冲击力无法让传播者完全处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理性客观之中；新闻独立性原则要求传播者处于被传播事件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之外。在恐怖势力与普通民众对峙的格局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传播者无法处身事外；真实性原则要求被传播事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是符合实际的。在恐怖事件中，具体真实受到道德质疑，比如行凶时的残暴镜头和行凶后的血腥画面可能点燃社会复仇情绪，引起潜在恐怖势力竞相模仿，关于警方侦查计划的真实传播也将扰乱反恐布局。
二、案例分析：昆明事件中的媒介恐慌与新闻专业主义
1、新媒体与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其思想脉络承袭了“共生论”主要理论，承认了媒体对民众恐慌心理的制造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信息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恐慌的传播速度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昆明事件发生之时，最早通过网络对外消息的是网名为“我要存钱买药”（9点25分）的网友：“为什么警察救护车还没来！”，这条微博引起了恐怖消息的井喷式爆发，信息中的恐惧信号也明显上升，9点31分网友“黄Y3欣-Dione”：“在餐厅吃饭，突然冲进一大堆人，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全身黑的，拿着两把长刀追着人砍，太恐怖。”当信息渐趋清晰之后，网络中的形象从“疯子”变为“维族人”。类似恐惧性信息之后，全民陷入恐慌。这种社会情绪蛰伏期很长，乃至事发半个月之后，全国多地发生了因“砍人谣言”而造成的大规模人群逃散。
2、昆明事件的媒介传播过程与专业主义演进
通过对昆明事件新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舆论场，形成信息递进推力，给恐怖事件制造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
在第一阶段，网友报料信息较为零散，散布的信息中蕴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的第一感觉是“疯子”，镇定之后的目击网友甚至开始对进行文学性描写：黑色蒙面人、统一的侠客着装、秘密组织的图腾、身手不凡的女杀手。这种信息刻画具有文学叙事情结，客观性和真实性元素稀缺；第二阶段，当晚10点钟之后，当地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并公布了一些眼见或耳闻的表面信息，多数只追求“现象真实”。这一阶段的媒体尚处于兴奋期，传播血腥画面是一种媒介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体现了专业精神，快速、权威地传递了有效信息；第三阶段，媒体传递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在现场的指示和表态，将事件升级至仪式化的政治高度；第四阶段，“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官微”开始对歹徒动机、警方进展、伤者救治、死者人数等信息进行定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第五阶段，随着网络互议话题方向的多元化，专业主义出现分歧。
3、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介修正
随着事态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五阶段”循环中逐渐苏醒，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共生”和“工具”之间拉锯。在昆明事件中，媒体官微的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理谣言，阻止媒介恐慌的蔓延。
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专业主义理念：第一，时效性。现场的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通过网络随时、随地、随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解释性。新闻记者不可能精通包括政治、经济、刑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所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恐怖事件传播中“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所需的背景或因果，网络互议平台足以吸聚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精英，参与事件评价，并对事件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这比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栏目邀请一两个专家现场解说更具有知识广泛性、深邃性和互动性。
三、路径研究：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与应用规范
1、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
伦理和权力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前者要求传播具备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职业理念，后者则暗指政治对媒体的权力规训。在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着诸多悖论，阻滞了恐怖事件的正常报道和理性传播。因此，在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理应有所突破。新闻专业主义应积极强调媒体的公共属性，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与社会公众共同面对恐怖袭击这一巨大的现实，传播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非借机争夺眼球、讨好政治或资本权力。
在伦理话语中，传播者无法逃离伤害、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语境和恐惧性阴霾，传播者让受众读懂了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悲伤；传播者更无法享受超脱的独立性，在传播之时，不仅需要受到来自法律的管制，同时需要承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比如针对某一民族或宗教的挑战性、亵渎性传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制裁。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本身处于反恐阵营，立场鲜明；真实性是一个逐渐显形的过程，上述的传播五阶段实际是现象真实向整体真实，具体真实向本质真实的转换过程。
2、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规范
在新旧媒体交替时代，对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需要进行规范：1、对整体真实与本质真实的不舍追求，是传统媒体得以存在的优势之一。这就需要传统媒体发出权威声音，挖掘深度信息。2、与官方保持“可视距离”，即互相在视线范围之内，能够及时获得权威信息或官方指示，但也避免个别官员利用权力对具体报道的无理操纵，妨碍受众知情权。3、谨慎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标明消息来源，同时做出理性鉴别。4、不策划、不煽情，维护社会情绪稳定和公众心理健康，促进事态往良性方向发展。5、不采访，不以客观性为借口为其提供话语平台，不擅自宣传其政治主张和谈判条件。6、不公布官方不愿公布，或者认为暂时不适宜公布的信息。7、避免将与民族、宗教等概念混同，在新闻叙事和传播修辞中，避免民族歧视或宗教亵渎性质的话语或画面。8、不传播血腥画面和残忍镜头，避免以真实性为借口对恐怖细节进行描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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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3）
③李岩，《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与变异》[J].《当代传播》，2011（1）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7
【关键词】媒介；速度；维利里奥；知觉后勤学
保罗•维利里奥（paulVirilio）属法国激进派文化理论家之一，发明了许多诸如“大光学”“竞速学”“消失美学”“极惰性”等概念。他关注技术发展带给人感官上的变化，知觉逐渐让位于各种媒介机器，“知觉后勤”成为信息时代媒介的基本属性。
一、技术义肢：媒介的存在方式
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这里的媒介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介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物质，而逐渐成为人身体，甚至是心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媒介作用于人的感官，逐渐成为人感知世界的工具，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技术义肢。双腿的技术义肢是汽车、高铁、轮船、飞机……不用行走便可以游遍世界，不同时速的技术义肢决定了我们的能力与状态。不同时代，同类型的技术义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例如眼睛这一器官，技术义肢的发展从望远镜到影像，这样飞跃的变化使眼睛不出家门便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景象。一定程度上，人已习惯广阔的技术视野，难以回到感官所触及的狭小世界。我们把感知交给机器，“所有技术假体都试图消除人类的自然感官”，人类感知功能在机器的日益发展中逐渐衰退，虽然人作为物质存在的“物质性”不会完全消失，但其主体性随着越来越难以触摸到真实的世界并引起相应的生理感官反应而逐渐被消解，技术义肢将替代感官去感受世界。“文明史就是媒介史”。在维利里奥看来，西方艺术理论的发展史很贴切这一论断。西方艺术理论从古典时期到后现代，与世界关系的本质依旧是“模仿”，艺术一直是“再现”世界的观念。随着视频通信、全息摄影和计算机制图的发明开启了新的时代。艺术发展到此阶段，从“再现”世界到“呈现”世界，从“辩证逻辑时代”到“反常逻辑时代”，由速度/光主导的秩序模糊了虚拟与现实。实时影像压缩了空间，不需要人的主体性目光便可以获得视觉，视觉逐渐失去人的主观性转向机器化特性，人的个体性逐渐让位于机械共性。如今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反常逻辑时代”，“逻辑的反常，这最终还是控制再现物的这个实时图像的反常，而这个真实时间如今已经压倒了真实空间……反常图像这样获得了可与突然抓取的地位相比拟的地位”。换句话说，反常图像本身获得了与瞬时性现实图像相当可比拟的地位，此时虚拟与真实的边界模糊，真实难以判别。反常逻辑时代中的技术是借助于“光”的力量遍布世界。从光缆到卫星，媒介作为物质载体发生变化，“光”依旧无差别地、无空间地传播，依旧是世界存在的基础。“一切可见的事物都是在光线之中对我们显形”。一切影像都是光的反射，光使世界变成四维度，消解了传统的时空观念，除却时间、空间，光作为新加入的维度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光消解了距离，所有的距离转变为虚拟的在场，“远程在场的此时解构了存在论上的此处”，时间与空间断裂；“远程在场中真实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分裂”，此处的空间与彼处空间的分离；“远程在场导致双重显现结构”，同时间的不同空间的重叠。实时远程在场用同一时间叠加多重空间，感知逐渐弱化，进而被技术义肢所取代。在反常逻辑时代，真实与虚拟混淆，时间与空间断裂，媒介成为人与世界的联结工具，以技术义肢为其存在方式在人类社会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知觉后勤”：媒介的特性
媒介以技术义肢作用于人的感官，影响人类社会，其所依靠的就是“知觉后勤”。维利里奥把知觉的后勤学看作“景象机”，或者“20世纪冲突中对电影技术的系统性运用”，他以电影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来阐释“知觉后勤学”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脱离了原始兵刃相接的模式，转而延伸出更贴合时代的辅助工具，电影便是其选择之一。电影最初的出现与战争并无干系，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囊括众多科技于其中，“速度”“视觉”等极大提升了战争威慑力，“电影”作为“知觉”成为战争的有力助手。一方面战争需要影像提前探知敌方的军事部署，延长的视觉便于制作出利于己方的军事安排，于是空中侦察成为交战方争夺的势力范围。捕捉敌方影像的空中侦察手段五花八门，连续拍摄照片或摄影术的运用让再现敌方场景状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影像增加了战争的威慑力与杀伤力。二战时的容克（Junker）87轰炸机，它“在向目标投弹的同时，会发出尖利刺耳的鸣声，以此来恐吓敌人”，利用对人感官的施压从而增加武器的威慑力，以取得战争优势。于战争来说，“影像的补给变得等同于弹药一类军需品的补给”，电影成为战争的“知觉后勤”。“军事后勤”是指“战争中组织者运用各种手段把武器、物资和人员实现获取、调动、流通维持战事的需要，维持前线持久资源的保障”，战争中的“知觉后勤”“军事后勤”之一，在战争中“与弹药、粮食的后勤补给一样，也成了战争取胜的重要保障”。“知觉后勤”是作用于知觉的力量，是一种非物质性的补给方式。电影与战争的本质相同，都作用于人的感官。维利里奥认为电影技术的系统运用已幻化为形态各异的技术义肢，其作为“知觉后勤”深入各媒介之中，成为媒介的基本属性。人类社会除战争外的其他场域早已离不开知觉的供应，即人们需要依靠媒介技术提供的拟像、仿真和超真实，活在拟态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人的个体知觉感受被消解，进而替代的是情感共产主义。这就从战争与电影的关系转变到现实、媒介和人的关系。当代社会，媒介不再扮演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具，它以其“知觉后勤”属性作用于人的感知，从而悄无声息地控制人的身心。在技术飞速发展，光/速度主导着人类生产生活的今天，时空观念转变，技术义肢代替感官，我们依赖于媒介去感知世界，这样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否客观，答案是否定的。《纪录片新闻通讯》写道：“通过宣传，我们能够给公民提供对想象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我们的民主教育方式所缺乏的东西；我们能够借助广播、电影和五六种其他的媒介达到这个目的”。媒介延展了我们的视觉、听觉……拓宽了我们的认知、体验……它带给我们的是不经历世事却能感受百味。我们所见的世界，是被建构出来的世界，是通过媒介的“知觉后勤”属性用一种看似客观的方式影响人的感知，从而使人去认同先验主体，进而“自由地”构建自我意识形态。阿尔杜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写道：“意识形态存在于物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而意识形态机器规定了由物质的仪式所支配的物质的实践，实践则是存在于全心全意按照其信仰行事的主体的物质行动之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要义在于其本身即具有意识形态性，作为统治阶级实行“软暴力”控制的媒介与载体，它能在发挥审美教化与陶冶心灵的功能的同时向受众有效且生动地渗透、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受众则在貌似审美、超功利地运用媒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套主流的价值体系。“知觉”是一项有力的武器，媒介的“知觉后勤”属性让其拥有了社会力量。“可见”与“不可见”，“在场”与“缺席”，都可以作为媒介利用的方式对事件进行向导，“媒介即讯息”。
三、速度：媒介消失后的存在样式
“媒介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媒介不断地向受众下沉的历史。媒介下沉得越充分，传播的受众面就越广，媒介的可及性就越高”。媒介下沉表现为受众的范围变大，科技进步使受众对于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因此科技是媒介下沉的主要推动力。科技的本质是“速度”，传播速度的提升是主流媒介新旧更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速度主导的世界。维利里奥在时空中加入“光”的维度，提出“大光学”（opticsonagrandscale）概念。我们进入“光”的世界，新的时间体系由“光”来主导，“光”这一维度的加入使我们多了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在这个“大光学”的世界里，我们既拥有无处不在的虚拟，又拥有可知可感的肉身，生活在这种双重性的混乱之中成为信息时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维利里奥认为世界在“光速”（Realtime/time-light/immedi⁃ateaction）的范围内运转。“光”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光速”是一种限制性速度，我们所看所感的世界存在于光速范围内，人眼所见的空间物质是“光”的形态效果。“光速”是瞬时的，没有空间性，甚至会消解时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空间是静止的，有了时间维度后周围世界才动了起来，时间与空间有一个临界点，即光速，一旦达到这个速度，时空便处在一个永恒状态。同样，当媒介传播的速度到达一个临界点，即光速，媒介的物质性将不复存在。维利里奥常以战争视角看待世界，他的理论构基于战争。“影像开始取代实体，以同样的方式，速度开始取代空间”，空间不再成为建构世界的物质基础，时间也不再是建构世界的尺度。空间-距离，时间-绵延，柏格森的时间延展观，亦打破了由静态物体和空间组成视界的传统视觉观。“光”受到速度的限制，从“不可见”到“可见”，所有的距离转变为虚拟的在场，此时媒介作为真实世界可感知的物质样式，媒介所传递的是超真实的虚拟在场，但“此在”是缺失的。当媒介传播速度达到光速，“光”由“可见”到“不可见”，其物质性存在样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速度”衡量体系。彼时的媒介也将下沉到临界点，辐射范围将达到最大值，拥有感知便会成为受众。“西方文化经历了3次媒介革命：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媒介革命并不是新媒介替代旧媒介，而是在主流媒介的位置上进行新旧替换，“相比于旧媒介，新媒介的‘新’一定是因为它比旧媒介下沉得更充分”，其传播速度也更快。“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它使传播范围从口口相传的局限中释放出来，不仅打破了空间的束缚，还突破了时间的禁锢。机器印刷极大地提高了传播速度，在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得到更大的延展。“电子媒介是意识的延伸”，瞬时性的传播速度、可操作的传播方式在感知上影响人，使受众产生共情以达到目的。媒介在“光”的维度中展现了其的主观性，当“光”达到一定速度，超过时间与空间的临界点，其媒介的物质性随之消失，即技术义肢的存在方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速度。四、结语人类社会除战争外的其他场域早已离不开知觉的供应，即人们需要依靠媒介技术提供的拟像、仿真和超真实，活在拟态环境中。当传统的时空观发生变化，媒介提供的一切在“光”不可见的维度下，感知依旧存在，“知觉后勤”依旧存在，但媒介的物质性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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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8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思潮；引领；新媒体
就其内涵而言，新媒体是指20世纪后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领域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新型媒体。就其外延而言，新媒体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电子计算机通信网、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等。[1]
社会思潮离不开传播，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正在以其独有的方式改变今天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环境，对大学生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追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介的影响效能和话语权威在减少、下降；另一方面，新兴媒介则呈现快速的势头，传播渠道增多，海量信息堆积，意见表达多元。[2]
一、新媒体对社会思潮内容的改变和传播效果的影响
只有将思想理论、观点通过传播媒介传播给广大受众，经过讨论、辨别逐渐内化到受众的内心，才能形成社会思潮。在传统媒介的传播过程中，一般知识界是思潮核心思想的“加工者”和“传播者”，普通大众知识社会思潮的被动接受者，对于信息没有选择和质疑的权利，是一种单向流动过程。传播媒介的新生与多元发展，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传播媒介突破了传统媒介的传播速度慢、信息承载有限、受时空地域等条件限制的缺陷，在微电子技术为主的当代信息科学与互联网、卫星电视等传媒的不断耦合过程中，为传播受众提供了更为宽广的信息获取空间，普通大众可以利用电子邮件、聊天软件、网络论坛等方式实现媒体传播主体间平等的交流互动，能够就社会价值自由讨论、充分交流，并实现传播者和受众者身份上的自由转换。因此，普通大众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对社会思潮内容丰富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关注信息的即时性和时代特征，对于社会思潮也一样。社会思潮的内容必须要紧跟时代的脚步，传播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更新和丰富，将其平民化和通俗化，使社会大众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思潮的讨论中来，发表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使社会思潮不断完善，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新媒体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传媒数量、规模的变化方面，它更多地体现在传媒影响力方面。传统的大众媒体即主流媒体影响力下降，“小众媒体”、“个性媒体”与大众媒体并存并日渐活跃。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在北京地区的调查显示，自2004年以来北京消费者收看比列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3]web2.0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更加具有竞争力，异质化的自由在博客中随处可见，传统的大众传媒的影响份额不断萎缩，同时还存在着社会教育价值“贬值”的趋势。
新媒体所独具的“零时差”和“零成本”的传播特点，使社会思潮的传播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新媒体海量信息的传播，有可能导致社会大众无所适从，不能正确辨别各种思潮核心内容的区别，使得一些急急的、进步的社会思潮无法深入人心。同时，这种海量信息带来的可能是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如果受众群体缺乏足够的判断力，不能正确区分优劣，势必会对误入歧途，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价值追求的影响
新传媒大量进入校园，在带来新鲜活泼和积极的文化元素之外，改变和淡化了传统媒介的主流影响力，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冲击，这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大学生价值观的形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新媒体对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影响
（1）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为形成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提供了可能。新媒体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能够吸引世界各地赞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人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各项活动中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更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出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以吸引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层次的人群来参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传播提供了可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全球化认同提供了机遇。
（2）给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为提高大学生自身素质、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打开了新的窗口。新媒体向所有的人开放，所有的人在这个平台上都拥有平等的地位，所有的人只能以民主的方式通过协商达成一致，进入新媒体平台和空间的个体可以通过其获取大量公共参与的知识，通过交往学习和实践公共参与的规范，在公共参与中学会思考、辨别和判断，提升自身的理性、自律精神，形成正义、民主的思想以及养育真诚、宽容、文明的行为习惯。
（3）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途径，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提供了新阵地、新工具。新媒体具有天然的信息传播功能，可以成为优秀文化教育资源的集散地，真善美诉求的风向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效果的放大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和阵地。新媒体科技含量高、技术更新快，教育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更具感染力，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更先进的手段。
2.新媒体对大学生价值追求的负面影响
（1）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趋向模糊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重点在大学生个体成长的社会价值，使其成为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肩负着维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但是，信息化时代的新媒体管道众多，信息泛滥，自我意识浓厚的“小众媒体”、“个性媒体”为了迎合需求，极尽所能张扬个性。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的与个体价值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自由主义、即时享乐主义、小资情调的生活主义、以当下或眼前的感受取性选择的价值思潮泛滥，并且彼此以近乎包容的态度相互交叉感染，从而淡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旨。许多学生在新传媒世界里有一种新鲜的超然解脱，甚至有忘乎所以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价值选择迁移，进而在整体上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偷换。
（2）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多元化。
新媒体要存活就必须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就意味着它要有自己的市场。媒介市场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谁的话语空间大，谁就有市场。主流媒介、大众媒介的话语强势是历史的存在，他们更加关注社会教育的价值，关注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共选择，他们已经有了相对习惯的话语传统。新媒体的出现导致话语环境呈现不同于传统话语的多元化趋势，它总是以富有个性特质的多样化的语言有别于传统媒介，从而避开传统媒介的话语影响。所以，从形式上我们总能体会到新传媒对生活多元的表达方式。博客、播客、微博等词语主宰话语空间，充诉校园和社会，它们以零散的、碎片化的语言表达现实生活，在大学生群体中极易产生共鸣。这种感性的、生活化的语言形式对年轻的学生而言，富有吸引力、诱惑力，多元的、碎片化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比之单一的现实生活，更具有亲和力，它们的语言更加具有生活化的气质。在这样种多元的“碎片化”的语境中，对与错、说是与非，都不显得特别重要了，对许多年轻的学生来说，重要的是一种当下的、即时的享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的价值、公共理性、民主信念等，都极易被感染异化。然而，恰恰是这种是非被淡化的话语环境，使学生容易产生不关心或淡漠是非的价值，当年轻的学生沉浸于多样化的话语世界中，并享受其中快乐的时候，甚至以此肤浅地理解和体验生活、体验教育，真理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求解社会价值的形塑，是非常困难的，这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削弱，进而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无奈的感觉
（3）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收。新媒体的出现引起话语主体的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然遭遇多种文化价值选择，主体关系较之以往更为复杂。国际国内多元思潮的介入，学生个体思想的自主意识和自主空间或将进一步扩大，传统的教育与受教育的主客关系，无疑会出现更多的主体元素，与此相应，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关系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变化。“在网上更多的是呈现出‘自我’隐秘的一面，原来在社会规范制约下的‘本我’在网络上露出了冰山一角”[4]，真实世界所遵循的交往规则、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在网络中随着身份的隐匿而隐匿，现实世界中的意义系统在网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现实世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上被嘲讽、异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和沉浸在虚拟化的空间过程中，由于不能很好地把握自我在现实和虚拟两个空间中的角色转换，出现心理失调、网络依赖等问题，拒绝接受现实社会赋予自身的责任，忽视甚至回避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拒绝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过程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绝缘体”。
三、新媒体的运用需要改变引导策略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价值领域，有其确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它具有塑造合格公民的道义性担当的义务。因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更加注重人的培养，以人为本，做出积极的回应。
1.提高新媒体传播主流思想的能力
新媒体要成为主流思想舆论的宣传阵地和社会思潮探讨的平台，“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城市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5]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凝聚力量，进一步提供媒体传播主流思想舆论的能力。在大学生价值追求的引导中，应当大张旗鼓地弘扬自身的社会价值，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意义，将其长远的发展规划与当下的现实任务有机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保持自己前进的正确方向，在循环往复的不断升华中实现思想教育的价值信念。
2.加强新媒体的科学监管
新媒体的使用促进了社会思潮的发展和传播，新的思想、思潮不但涌现，旧的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多样性成为当今时代社会思潮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由于当今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各种传播方式和手段日新月异，因此，在社会思潮的宣传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引导新媒体发展机制，并辅以控制的科学监管方式。高校应该积极引导社会大众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出现的社会思潮要科学分析、理性判断，从中汲取有益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方式，以大学生发展、成长、成才为目的，通过辨别、吸收和借鉴来实现社会思潮的引领。
3.建设高素质的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队伍
在新媒体大肆流行于广大大学生之时，使得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许多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者还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挑战。一方面，他们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思想教育的意识淡漠，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掌握一定的新信息知识和技能，对相关法规、道德伦理缺乏了解。因此，为了有效的改变和提高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效果，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队伍，树立现代科技和创新意识，自觉加强自身的知识技能学习，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支持，采用图、文、声并茂的综合表现方式来表达教育内容，增加教育信息容量，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以提高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与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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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9
一、共生理论的由来和主要观点
“共生”一词源于希腊语，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提出。共生的概念首先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deBary）在1879年提出的，因而作为一种生物学的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德贝里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据国外的一些共生生物学家观点：共生是一起生活，它暗示了生物体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的物质联系。共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
共生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中叶以来开始应用于社会领域，主要是医学领域、农业领域和经济领域。医学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在已不把药物治疗放在绝对的位置，把精神、心理的调治作为一种共进的医疗手段。共生理论后来在农业方面的应用更加广泛。
共生方法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首先为西方社会学者们所提出。他们认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具有高度知识的人与生产工具的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已经结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种“共生方法”的理论来设计社会生产体系，强调社会生产体系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与关系。
1998年，我国管理工程学博士袁纯清运用共生理论研究小型经济，提出：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状态；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袁纯清通过创新和界定一系列重要概念，运用数理分析，进行哲学抽象，构建了共生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必须的概念工具体系、基本逻辑框架和基本分析方法，从而将作为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我国学界前辈萧灼基对袁纯清所提出的共生理论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作者把共生理论研究与解决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运用共生理论研究我国小型经济，为我国小型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同时认为他在共生分析中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诸如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共生的本质是协同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对称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等等，将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自然、社会现象认识的新的境界、新的思维和的新的方法。我们运用共生现象普遍性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中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关系，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其向进化、优化转变。
通过对共生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和规律、共生关系与共生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共生关系对共生单元进化与创新的作用等共生理论多方面的研究，袁纯清归纳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共生理论分析基本结论：1．共生现象是一种自组织现象，共生过程是一种自组织过程，它是共生单元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使之结成共生体，并按内在的要求形成共生模式，产生新的共生能量，推进共同进化发展。2．合作是共生现象的本质特征之一。共生并不排除竞争。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有所不同的是，共生无论是同类单元之间还是异类单元之间，首先不是单元之间的相互排斥和相互厮杀，而是单元之间的相互吸引和相互合作；不是共生单元自身性质和状态的丧失，而是单元自身性质和状态的继承和保留；不是共生单元的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3．共生过程是共生单元的共同进化过程，也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必然进化过程。共同激活、共同适应、共同发展是共生的深刻本质。共生为共生单元提供理想的进化路径，这种进化路径使单元之间在相互激励中进化。4．共生进化过程中，共生单元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共生进化过程可能产生新的单元形态，以及产生新的共生形态。5．共生关系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关系，共生关系的发展实质是共生体物质、信息和能量的有效产生、交换和配置。6．共生关系不仅影响共生单元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影响环境中同类单元的存在与发展。7．共生关系的本质还表现在共生过程将产生共生能量，这种能量是共生关系增加的净能量，不产生共生能量的共生关系是不存在的。8．进化是共生系统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
二、媒体的竞争和共生
辩证看媒体竞争，媒体竞争是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内部矛盾，既有对立性，又有同一性。同类媒体，读者订了这几份报刊，就不订其他报刊；听众、观众收听、收看了这家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就不可能要同一时间收听、收看另一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这样，对受众的争取，就形成了媒体竞争的对立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运用共生理论来作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媒体的共生现象无处不在。
首先是同一种类媒体的共生。如你想让人们收听你这家电台的节目，首先必须要让他们有打开收音机的欲望和意识。只有当他打开收音机成其为“听众”，你这家电台也才有被选择接收的可能。从这一点上来看，你要吸引受众的注意，首先必须要让他们注意到你这一类的媒体。在这里同类媒体相互依存的共生性是体现得相当明显的。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互相联结的整体，形成了第一层面的共生界面。
在杭州，笔者曾亲眼看见出租车司机到一定时间准时接收某电台的某档节目。经过攀谈，笔者了解到，出租车司机对浙江电台综合台、经济台、文艺台和杭州电台综合台、经济台、西湖之声电台乃至属于周边县市的萧山电台等各家电台的节目都非常熟悉，脑子里基本上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节目时间表”，到什么时间，准时转换频率收听某家电台的名牌节目。由此可见，正是各广播电台积极参与竞争创设的一系列名牌节目，形成了杭城广播的群体优势，把听众紧紧地吸引在收音机旁边。而这一点是单家电台所无法达到的，也反映了杭城广播良性竞争带来的广播媒体的整体突破。从这一实例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正是通过同一共生界面下单元（单家电台）之间的相互竞争，不仅提高了积极参与竞争的电台的声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三大媒体中间，提高了广播的整体声誉。而这种整体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单家电台的突破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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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报纸、广播、电视在竞争中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三大传统媒体同样形成了一个共生系统。这一共生系统既是竞争型共生系统，又是互补型共生系统。我们先来作竞争性共生体系的分析。每一种类媒体作为这一共生系统中的一个共生单元，相互之间就是通过竞争产生相互的作用，获得共同的发展的。羊城晚报原总编辑、专栏作家微音在谈到报纸竞争的时候曾指出：“你的报纸办得很好，读者欢迎你；我们落后了，只好自认窝囊，拜你做大哥，向你学习，然后，我又努力超过你。又然后，你再超过我，我又继续往前赶，这样循环不已，你追我赶。这样的竞争，彼此不是都进步了么？”从竞争中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从竞争对立面的联系中探索自身的发展，这就是媒体竞争的同一性，形成了媒体竞争性的共生环境。这也充分说明，竞争型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的竞争，不是通过简单的相互厮杀，而是通过共生单元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创新促进其竞争能力的提高，这种竞争促进了各方的进化创新。
而另一方面，我们进一步分析传统媒体共生体系下的每一共生单元，我们同样也不难发现，三大传统媒体之间所具有的鲜明的互补性。历史最悠久的传统媒体自然当数报纸。19世纪20年代广播诞生，曾经使报界产生过前所未有的恐慌，然而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广播并不能取代报纸，相反，报业一直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
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即使当今电视媒体如日中天，但报业的成长依然没有萎缩的迹象。据悉，1999年度，国内三大传统媒体，发展最快的依然是报纸业。事实再一次以确凿的证据表明，即使是电视，也无法遏制报业的继续生长。作为传统的纸质传播媒体，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能够替代它保存性的特点，这也是报纸历久而不败的根本原因。所以，尽管广播先声夺人、尽管电视声画兼备，最后，受众还是要找一张报纸来“核对”事实，并且作为资料长期保存。而反过来，报纸虽然具有“保存和记录历史”的资料性长处，却不具电子媒体迅速、“传真”的特点，如广播不仅时效直逼事件发生的同步状态，还能传播新闻现场的音响效果，使人产生亲临其境之感，电视更是声画兼具，把受众直接带到了“新闻现场”。正是因为三大传统媒体作为同一共生体系中的共生单元，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才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共生关系。近年来，媒体合作作为更进一步的媒体竞争手段，呈现出了日渐频繁的迹象，成为媒体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一种必然趋势，这也正好应和了共生理论中关于互补型共生体系易于采用一体化共生模式的结论。正是三大传统媒体竞争和互补兼具的特点，形成了媒体合作所必须具备的3个条件：1．各自独立，互相抗衡；2．传媒之间互相对对方优势的认识和肯定，从而认识到这种优势对自身劣势的补偿性；3．传媒竞争的特殊性——即受众对传媒兼容的特征，使传媒的合作成为可能。
而目前网络作为“第四媒体”迅速崛起，当可以认定为是传媒共生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单元形态，是传媒共生过程中的“物种创新”。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确实还称不上是一种真正的媒体，只能说，因为众多媒体的纷纷上网，使网络成为了众多媒体的另一共生界面。在国内出现真正的网络媒体之前，只能说，众多媒体的上网，在网上形成了新的媒体共生形态。就目前而言，如果没有一定数量、规模的传统媒体上网，网络还不可能一下子火爆起来。但就在我们谈论“在国内出现真正的网络媒体之前”的时候，在新千年的发端，传来了北京和上海通过几大传统媒体的通力合作，组建了真正的网络媒体——“千龙网”和“东方网”的消息，这两大网络媒体还准备招聘真正属于网络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在网上属于自己的独家新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预见，“第四媒体”将真正成为传媒共生系统中的新单元。而在这一新媒体当中，传统的三大媒体的功能将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化共生的模式，形成更紧密的共生体。
三、研究媒体竞争和共生的实践意义
用共生理论来指导媒体竞争和合作的具体实践，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让更多的新闻单位领导和从业人员能够树立正确的媒体竞争观。不能把媒体竞争绝对化，只看到竞争着的媒体对立性的一面，看不到竞争着的媒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性，从而避免在媒体竞争的指导思想上引向形而上学的误区，在媒体竞争的具体操作上趋向恶性竞争的歧途。
正是通过对媒体共生的认知，使我们更充分地领会新闻单位必须在“讲政治”的高度上走到一起来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把媒体竞争限制在“业务竞争”的范畴。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中曾指出：“各新闻单位要加强协调，形成强大的合力，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协调”、“形成强大的合力”，用辩证的竞争观来理解，不是否认新闻竞争，而是指要从对立中把握新闻竞争的同一性，竞争要服务并服从于“形成强大的合力”，因为所有的新闻传媒同属于一个共生的舆论环境。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一总体要求同样是着眼于新闻竞争的对立与统一，着眼于包容了新闻媒体竞争的新闻宣传事业整体，从“讲政治”的高度强调了新闻媒体的共生性。“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既是新闻媒体竞争必须强调的原则、规则和出发点，也是媒体竞争的最终归宿和统一点。树立媒体竞争的辩证观、用共生理论指导媒体竞争，把媒体竞争统一到“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和“正确的舆论导向”的总原则上来，其意义就是在于反对恶性竞争倾向，弘扬主旋律，形成大合唱。如果摒弃了媒体共生的认知这一前提，把媒体竞争绝对化，那么媒体必然会把竞争的目标建立在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上面，无视共生环境，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煽情、媚俗乃至违法经营等流弊泛滥，大家只要自身的经济利益，不要新闻宣传的社会效益，不仅新闻事业同唱主旋律的统一体将四分五裂，社会舆论污染也将成为一大公害，造成全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观的混乱。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篇10
无论从何种层面来看，博客空间和博客写作都成为了当今互联网络中的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形式和方式。为了充分理解这种独特的生存和写作方式，我们借助于解释学的理论武器，从博客空间的意义结构、博客空间的时间结构和逻辑、博客空间的空间结构等几个方面，来拆解和剖析博客这种独特的传播形式在现代生存中的结构特征及其独特的传播学意义。
一、博客空间的意义结构分析
如果抽离其具体的适用境域，任何交流沟通和传播信息的工具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媒介。在这一层面上,不论是简单的图画、文字，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还是当今时代兴起的Blog（博客）、podcasting（播客）、tag（标签、开放式分类）、SnS（社会化网络服务）、wiki（维基）等都可以称之为媒介。这些媒介的兴起和演替，都代表着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传播交流方式上的当下化和特殊化。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媒介物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交流沟通的方式和样态。
在中国当今的互联网领域中，博客和博客写作作为一种互联网人群中路人皆知的媒介方式，在整个互联网空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资料，截至2007年11月底，中国共有网民1.8亿，依据此数据推算，中国博客作者（Blogger）规模将达到4698.2万人。而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博客空间和博客写作的出现与发展的时间和历程并不长，直至2002年，博客的概念才被引入并得到快速发展，至2005年，博客得到规模性的整体增长，至2006年，中国国内网民注册的博客空间超过了3300万个。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7年12月26日公布的《2007年中国博客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11月底，中国博客空间达到7282万个；博客作者规模已达到470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30个中国人、每4个网民中就有一个博客作者。其中，活跃博客作者数量占博客作者总数的36%，近1700万人；活跃博客用户的有效博客空间数为2875万个。①
博客空间及博客写作在传播媒介领域中的兴起及其在中国互联网领域的迅猛发展，并不只是一种单一的技术革新现象。事实上，当今时代人类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的许多代表性变革，大都发生和出现于互联网络环境之中。与传统传播媒介和方式相比，当今的人类传播媒介和方式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互联网络服务中的“分散中心”或“无中心”式的多层服务结构的出现及其迅猛的发展,就是这种变化的明证。
网络服务从传统的集中统一的“中心化服务”转变为以互联对等式的“分散中心”或“无中心”式的多层服务结构,这是当今发生在互联网和人类虚拟世界中的一种本质性变革。互联网领域的这种转变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或科学上的进步,从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世界和生活领域的巨大影响来看,它更应当被看作是人类在自身生存的时间-空间结构上的一种本质性的拓展,就此而言，互联网领域客空间和博客写作的产生与迅猛发展，可以说是人类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变革。
与传统媒介强调内容提供者作为唯一中心的传播方式相比，以博客(Blog)为代表的互联网领域新媒体的“无中心”或“分散中心”的传播模式，更加强调将主动性与能动性回归和返还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自身。这也就意味着，媒介能够更多地触及和展示传播结构中相互交流沟通的传播者（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自身的生存及世界，能够更进一步地使他们成为传播网络中的真正的自我决定者和自我控制者。
作为这种新媒体的重要表现方式，博客是网络新媒体时代的一种核心的、本质性的运用。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它所代表的不只是一种网络媒体交流沟通方式上的便利，更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一种传播媒介的更新。相反，博客代表的是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网络生存和行为方式，表达的是一种全新的对待世界和生存空间的观点与看法。在互联网及人们的生存生活领域，博客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新闻和信息传播形式与格局,而且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与内容分发和定制的特定空间与技术平台。
博客空间不只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实在写作空间的一个虚拟空间，博客写作也决不能被看作是传统写作方式的一种简单位移。相反，从实在空间到博客空间，从实体创作到博客写作，完全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意味着对事物和世界的一种全新的观点和视域。
二、博客内容的时间结构分析
博客空间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介形式，自身蕴含着传播沟通所需的各种结构质素。这其中，博客写作的具体“内容”构成了博客空间能够成为新型传播媒介的重要因素。一个博客空间能否向他者（博客空间的阅览者和接受者）提供必要的相关信息、提供何种信息、如何提供信息等，都可以从博客空间的具体内容中获得其动力支撑。
有关于博客空间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博客写作者自身所提供的个体性素材去加以具体分析，这样的内容可以是无所不包的：从国家大事到家庭琐事、从银河系探究到地质深层空间的发掘、从个人的牢骚到群体的控诉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需要从千头万绪浩如烟海的具体博客内容中剖析出博客空间在内容方面的结构因素和构成形式，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博客空间与当下个体生活世界的必然相关性。
从现今网络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博客服务来看，任何一个博客自身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存储空间（这取决于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存储空间的大小），这使得一个博客的非当前内容（或所谓的“过期”内容）能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内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供阅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分类中加以阅读。从对数据的存储这种物理－机械的角度来看，存储空间只有在涉及到对数据容纳的多少时对博客而言才具有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博客的存储空间却不仅仅只是一个容纳大小的“空间”，相反，由于博客日志内容的不断更新和叠加，存储空间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时间”特性。
从存在论角度来看，人类此在的整个生存本就是奠基于“时间性”之上的，这种时间性与个体自身的整个生存世界和生存样式密切相关，而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在世界中生存的个体的“时间性”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样式，它是唯一的和不可复制的。这种独特和唯一的时间性完全不同于以钟表计时的所谓“时间”，因为后者从根本上说只可能源出于个体生存的“时间性”。这种以钟表计时的时间是一种可以“公度”的自然时间，也就是说，它是任何人借助某种特殊器具（如日晷、沙漏、钟表等）都可以加以测量的东西。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操劳于时间的此在可以丧失的时间愈少，时间就愈‘珍贵’，钟表就愈须称手。不仅应能‘更准确地’排定时间，而且规定时间的活动也应尽可能地少费时间，而同时又应得与他人对时间的排定相一致。”
就其表面而言，博客空间在内容方面所具有的“时间”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事物一样，同样遵循以钟表计时所确立的时间，但在其本质上，博客空间由于更多地涉及博客写作者自身的生存与生活，因而它必然具有完全不同于自然时间的独特“时间性”。
从表面现象来看，博客写作者几乎都是按照“自然时间”顺序来创作自己的日志内容（今天写这些，明天写那些……），这似乎使得日志内容的存在完全依循于自然物理时间的变化结构。但如果我们从日志内容与博客写作者及其所生存于其间的这个世界的关系来分析，这种日志内容所蕴含的“时间”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生存的物质世界之中的客观物理时间，它不遵循任何机械装置对时间的平均切分（时、分、秒……等的机械分割），也不服从自然时间的种种演替规律（昨天、今天、明天……等的先后演替），而是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自身独特的“时间性－生存论”逻辑。
博客写作者作为一个创作主体，身处于他的生存世界之中，并在这个世界中展开自己与他人、他物的传播沟通行为，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产生自身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这些信息、感受或体验作为博客写作者的创作素材和内容，以文字、声音、图片或影像等方式呈现在他的博客空间当中。这些内容、素材的获得以及在博客中的呈现，与博客写作者自身的生存和存在具有本质性的关联。一个长期沉湎于失恋痛苦之中的博客写作者，其日志内容的时间结构必然不同于“正常人”（特指非失恋者）的时间逻辑。当失恋者将自己的痛苦、愤怒或是软弱等按照自然时间顺序呈现在自己的博客之中以后，这些痛苦、愤怒或软弱就获得了自身独立的“时间性”存在：它们构成了失恋者的一个独特的生存世界，并按照非自然时间的方式发展和演替。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之中，过去的东西并不意味着绝对过期或是毫无用处，过去的东西必然牵连着失恋者现在的情绪和感受，并与现在一起指向和影响着失恋者的未来生存和生活，人们常说的“过去的一场悲剧似的爱情毁了某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意思。而这必然意味着，从博客空间的内在时间结构来看，博客写作者的任何日志内容都没有“过期的”或是“无用的”东西，对于博客写作者或是进入博客写作者的生存世界之中的阅读者来说，所有的日志内容（甚至可以包括当前并没有写而将来有可能写出来的那些东西）都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永不过期的“时间性”特性，并进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因此，那些我们习惯认为是完全按照自然物理时间的先后顺序加以统一存放的日志内容，在本质上就构成了一个以博客空间自身独有的“时间性”结构为基本线索的历史踪迹，那些之前的日志内容并不是成为了绝对的过去，相反，它们的存在构成现今日志内容的潜在背景和视域。今天的最新的日志内容不断的汇入这一历史踪迹之中，从而重新“构成”一个更大的、全新的空间和视域。正是在这种视域的不断转换和拓展的过程中，博客写作者对自己所拥有的博客空间的维护与更新，才具有了不断超出自身已有体验和世界的时间性、历史性的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个博客日志的存在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永远需要被充实的、未完成的时间性事件。
三、博客空间的空间结构分析
博客空间的内容结构（时间性特征）决定了博客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媒介所必然具有的个体生存相关性，从而也决定了博客媒介传播活动中的信息要素。在后一点上，博客作为传播媒介并没有凌驾于其他传播媒介的独有权力。如果单从博客空间的具体内容来分析，博客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甚至有可能比不过传统的传播方式（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但博客空间所具有的另一个独有特征使得它可以超脱出传统媒介方式的藩篱，从而进入真正“新”媒体的广阔世界。这就是博客内容的具体安排形式和结构布局。也就是说，博客空间安排博客内容的具体方式和手法，博客空间的结构布局等“空间要素”（形式特征）构成了博客空间的另一个本质性特征，从而也使得博客空间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媒介。由于博客空间在“空间”（形式）方面的构成要素极其繁杂和多样（如色彩、框架版式、内容分布等等），并根据具体服务提供商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变化，我们只抓住构成博客空间最具有本质性和代表性的特征即“tag”来加以分析。
博客日志内容在形式方面安排的独特模式就是tag（标签聚合式阅读）。在博客空间中，tag不只有唯一的一个，一个博客空间可以具有各种不同的tag分类，这完全可以根据服务提供商和博客写作者自身的意愿来决定。而在广阔的互联网领域，这种tag更可以说是无限多的，因此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tags”。“tags”不以历时性时间顺序为存在依据，而注重从共时性角度入手来安排杂多的日志内容。在这种共时性的存在模态中，各种日志内容构成一个没有绝对中心的结构模式，每一种内容的存在都具有其自身的二重身份：当某一个tag被点击阅读时，它是其自身，并向接受者传递自身蕴含的独特信息；而就其作为tags的一部分而言，它又是漂浮和不固定的，它的存在只是作为众多tags其中的一个而有其意义，也就说，对一个tag的点击，必然被指向它自身之外的其他的相近似或相关的内容。
博客内容在形式结构方面的这种独有特征，使得整个博客内容构成了一个相互指涉、互相关联的“结构链”，对这个链条上的任何一个tag的点击和阅读，都必然要关涉到之前和之后的相关内容，从而使得整个博客空间具有了“符号学”的意义。从符号学角度来分析，“从长远的观点看，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无限地倒退的。关系本身就在产生意义，而不是它所指的在它之外的任何‘现实’世界产生意义”。[3]这就意味着任意一个作为“能指”的tag，其自身都是在整个“能指链”（也就是无限多的tags）中不断滑动和漂移着的，要想达到唯一的“所指”或最终本质，这整个过程都是遥遥无期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tag的这种无最终所指和无固定本质的存在特性，决定了它总是在指引向别的tags，在不断的相互指涉中才获得其存在价值。因此，在博客空间以tags模式安排日志内容的结构中，任何一个单独的tag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不完满的，它的存在有赖于别的tags的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