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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2:28:01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1

关键词: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

中图分类号:F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2

从整体上来看,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条件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贸易条件变动情况研究、影响我国贸易条件的综合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条件比较研究。本文经过梳理将这些研究主题划分为以下四类:1.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分析;2.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3.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贫困化增长研究;4.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途径。现综述如下:

一、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分析

国内关于贸易条件的研究比较集中在我国长期的贸易条件发展趋势方面。从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总体趋势是不断恶化的(王如忠1999;赵玉敏2002;朱锦娟2008;黄满盈2008等),收入贸易条件不断改善(陈飞翔2005);单要素贸易条件长期以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关于双要素贸易条件,多数学者计算了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得出90年代以后,我国与美国、日本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日益改善,我国与韩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不容乐观(胡靖2008汪素芹2008张烨2004王晓婷2008)。很多学者从贸易条件构成、产业机构、FDi、技术进步等不同的角度对贸易条件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不同的原因。

1.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分析

几乎所有的文献中我们都能找到我国总体的价格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这一结论。具体到我国的分类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分析,我国的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有所改善,但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长期以来趋持续下降(张海波2006;黄满盈2002;朱锦娟2008;李汉君2009等),而制成品目前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因而我国总体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中国属于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可以视为无穷大,出口企业主要依靠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得自身的竞争优势,产品附加值低,价格弹性低。目前我国在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我国的生产位于下游,外贸方式也多以简单的加工贸易为主,所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造成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难以快速上涨;而我国进口以高技术的机电产品为主,国外掌握了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高,导致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价格只上不下,从而导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

都晓岩等(2004)从制度层面分析了我国nBtt恶化的原因,认为旧有的贸易制度和贸易体制是制约我国nBtt改善的根本因素。孙慧(2006)以贸易战略为立足点,理论上分析了我国80年代以后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转移情况,认为基于比较优势下的完全自由贸易战略是导致我国nBtt恶化的基本原因。

外资企业出口也是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初级产品进口是随工业制品的出口而影响贸易条件的,而外资企业出口对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效应大于其对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效应(韩青,2006)。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导致我国进口品的价格相对提高;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我国通过利用企业内贸易,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以达到转移价格、减少税负、转移资金与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口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2.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原因

近二十年来收入贸易条件长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出口贸易数量的激增,尤其在我国加入wto以后,itt指数更是加速上升(陈飞翔,2005)。出口数量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我国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产业,其次是我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崔津渡2006;朱锦娟2008)。世界经济的全面增长和各类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性的提高也是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程敏,2006)。可见,出口数量激增和出口鼓励政策在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同时,也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产生了深深远影响。

3.我国要素贸易条件变动原因

早期的文献研究里,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一些学者仅仅研究了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刘志永(2009)在此基础上,主观估算了我国的要素贸易条件后,确定我国的贸易条件整体情况。显然这些分析方法在从整体上来看是片面和不完善的。一方面,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能说明我国的贸易利益受损。例如,如果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是由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致,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促进我国出口产品供给的同时,虽然恶化了价格贸易条件,但只要其单位出口产品价值的下降幅度低于出口产品数量的增加幅度,我国的出口收入水平仍是会改善的;另一方面,在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全球的国际贸易量不断增长,与伙伴贸易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都是处于上升趋势。从贸易双方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贸易利益受损的事实。因为它并不能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实际竞争能力。只有进一步考虑到双要素贸易条件,我们才能更深入且全面地研究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变动。

我国单要素贸易条件的长期增长毫无疑问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对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上,产生了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具体包括: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工业制成品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劳动效益系数(张烨2004)以及要素产出率(王晓婷2009)。无论运用哪种标准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其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攀升都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恶化。

从双要素贸易条件看,中国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基本上是趋于改善的,但是与韩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波动则比较大(胡靖2008),甚至处于恶化趋势(汪素芹2006)。黄勇峰、任若恩(2002)对中美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进行了实际测度,建立起1985年双国比较的标准,以表明中国与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差距和我国价格竞争优势形成的本质原因。结果显示,虽然在中美两国间存在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但由于劳动小时工资率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却大大低于美国的水平,这使我国的产品获得价格的优势,相比之下,资本生产率与资本服务价格水平与美国却大致相当。这其实从侧面说明了我们不能对我国与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日趋上升的现状盲目乐观。

总体来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供给丰裕所导致的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和出口价格的持续偏低引起的;其次,我国的进口产品大多数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并且这些进口产品富有价格弹性。再次,我国的出口加工行业的技术附加值低导致制成品出口价格持续走低;而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提高了进口中间产品成本的上升而且压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并且抬高了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的价格,人为恶化了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最后,我国近十多年来鼓励出口的政策,导致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在这一过程中汇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出口产品的结构优化,导致出口价格一直上涨持续低迷。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主要在于劳动供给的丰富导致的出口数量的激增。单要素贸易条件在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

二、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

在梳理所参考的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中,笔者把影响贸易条件的主要因素归纳为经济增长、汇率、关税、劳动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贸易结构、技术进步和贸易战略等因素。

事实上,早在1999年,王如忠教授就较早地对我国的贸易条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他从理论上分析了最优关税、关税同盟、货币贬值、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作用,并且指出:大国征收最优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关税同盟内部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对各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一国货币贬值只有跟本国的进、出口供给弹性结合起来,才能确定本国货币贬值是否会引起本国货币同比例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同型态的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效应也不同的。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方面,谢建国(1999)认为汇率的波动不仅通过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改善或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而且还通过贬值后的数量效应、结构效应和成本效应对贸易条件产生滞后影响。姚旦杰(2008)、杨娉(2009)认为,汇率变动能够改善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使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汇率变动对各行业进出口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低于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但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张学忠(2007)认为长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在短期内,实际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影响,而贸易条件对实际汇率的修正作用并不显著。

与汇率不同的是,所有学者都肯定了技术进步在贸易条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武海峰等,2004;陶旺生,2008);除此之外,贸易结构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阻碍了我国贸易条件的健康发展(王允贵2004;曾铮、胡小环2005;李汉君、孙旭2009等)。张建华和刘庆玉(2004)将贸易条件变化的大部分原因归结为产业结构的变化。

黄满盈(2005)对1980-2004年中国贸易条件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为负,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关税及FDi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为正。并且通过对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分解的结果,指出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确实呈长期恶化趋势,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呈递减的趋势,这种波动性主要是由“国别价格效应”引起的。

三、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贫困化增长

尽管贸易条件一直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利益的指示器,价格贸易条件长期处于恶化趋势,我国的贸易利益是否因此受损?我国是否进入了贫困化增长阶段?长期以来,这些疑问也一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张先锋、刘厚俊(2006)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我国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短期内,经济增长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长期来看,我国贸易条件会不断改善;总体来看,贸易条件可能会呈“U形”变化。单纯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不能充分说明我国福利水平的降低。我国目前需要纠正因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林桂军、张玉芹(2007)通过Sawada(2006)的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作为经济福利的指标,运用显示偏好弱公理来研究经济福利的变动方向,并通过计算我国年度贸易条件、GDp年损失率、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得出我国的贫困化增长系数,发现尽管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但我国并没有出现贫困化增长;谢飞(2003)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利用Cypher&Dietz(1998)模型分析了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动态贸易利益,据此认为当存在技术进步效应时,贸易条件恶化并不一定会产生“贫困化增长”;刘志永(2009)测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估算了我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发现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不断改善,而价格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呈不断恶化趋势,据此认为我国虽然目前没有出现绝对的贫困化增长,但我国有“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可能。

四、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途径

无论我国是否进入贫困化增长阶段,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是个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也根据自己所研究的不同的影响因素对症下药,探讨了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途径。首先,运用外贸政策、产业政策、外资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改善中国贸易条件(李蕊,2007;于刃刚等,2008);其次,提高技术水平,加快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加强产业链的联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赵玉敏等,2002;张宏建,2008;陶旺生,2008;武海峰,2004;张先锋,2006等),引导外资合理流入我国新型产品的开发中,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朱廷2007;姚旦杰,2008等)。再次,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欧、南美洲、非洲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等)的贸易往来,使我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变化带来的冲击(孔庆峰等,2007)。

五、存在的问题

首先,国外学术界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开始,贸易条件方面的理论研究就一直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但这些理论基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例如,目前国内外学者仅限于对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进行孤立的研究,未能理清各种贸易条件变动之间存在着的种种内在的联动机制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贸易利益的变动情况。

其次,实证方面大多数学者采用了单一的时间序列的处理方法,这样就会造成样本数据比较少,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尤其存在众多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里,这一弊端显得尤为明显。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较短,样本数据的选取比较有限,这也就成为我国在实证方面的缺陷不可避免。

最后,我们认为对贸易利益的研究,贸易条件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外贸易更多地通过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提高进出口企业生产率方面获得贸易利益。因此若研究贸易利益方面的问题,应更多关注后者。

注释:

①朱廷.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07.01.

②王如忠.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徐建斌,尹祥朔.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J].世界经济,2002(01).

[2]王如忠.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刘渝琳,杨小玲.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条件与政策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7(07).

[4]王允贵.贸易条件持续恶化[J].国际贸易,2004(06).

[5]韩青.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

[6]姚旦杰.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协整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10.

[7]曾利飞.南北贸易模式与中国贸易条件决定模型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05).

[8]刘志永.对外贸易中“贫困化增长”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贸易条件变动趋势的角度[J].国际经济合作,2009(02).

[9]庄芮.质疑“普雷维什-辛格命题”[J].世界经济研究,2006(09).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2

关键词: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国际经济秩序

一、引言

探讨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合理、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使世界各国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交流,缩小各国的经济差距,实现共同繁荣。但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背景下,这一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国际贸易是影响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审视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未来的发展。贸易条件是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各国贸易利益及世界贸易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从贸易条件视角看国际经济秩序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分析现今的国际经济秩序。

“贸易条件的概念可理解为一揽子商品和另一揽子商品之间的价值交换比率。”多年来,贸易条件的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其最常用和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是贸易条件的最基本概念,是指出口平均价格指数与进口平均价格指数的比值;收入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指数;要素贸易条件可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双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指数和本国进口产品在贸易对象国的生产率指数的比值。贸易条件的基本经济含义在于衡量一国在出口基础上的进口能力。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平均每单位出口商品所能取得的进口能力,收入贸易条件衡量的是总出口意义上的进口能力,而要素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的长期进口能力。贸易条件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指数,影响一国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秩序的最重要特征则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位置如何变动。因此,贸易条件通过贸易利益和经济增长影响着一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位置。

二、贸易条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贸易条件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对抗性

贸易条件不仅反映了一国的进口能力,更反映了不同国家在贸易利益分割上的份额问题。无论是从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出发,还是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各国总是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份额却不一定相等。在两国开展贸易的条件下,一国的出口正好等于另一国的进口,一国出口价格指数的提高意味着另一国进口价格指数的提高,在该国进口价格和另一国出口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另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一个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其在贸易利益分割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大,另一国所占的份额必然减少。要素贸易条件同样能反映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性。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验证了以上规律。以价格贸易条件为例,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从长期看是不断恶化的,发达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是不断改善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其价格贸易条件处于总体恶化的趋势。《世界统计年鉴》最新的数据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延续(见表1)。这说明,两大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

实际上,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对抗性,任意的两个贸易国之间都存在这种贸易利益的对抗性。因为在总体贸易利益既定的条件下,无论多少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一国的贸易利益份额增加,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贸易利益份额的减少。当总体贸易利益变动时,这种份额分割问题仍在。徐建斌和尹翔硕的理论模型也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存在着“合成谬误”效应,即当个别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专业分工优势时,可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但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时,各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来越少,进而使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作用受到限制。转贴于

(二)贸易条件影响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当世界贸易的规模有限时,贸易条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此时的贸易条件变动所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反映到GDp中只是很小的份额: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进展,各国的贸易额都在迅速增加,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也越来越重,贸易条件变动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在GDp中的比重也随之增加,贸易条件开始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也必然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由表2和表3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贸易条件变动而引发的贸易利益变动占GDp的比例已相当高,特别是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三国,2005年由于贸易条件恶化(相比于2000年),损失的贸易利益分别达到38.5%、55.7%和60.7%。由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损失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短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总贸易利益中获取的份额越来越少,从而影响着其长期的经济利益。

从世界经济格局的角度看,由于贸易条件的作用,现今的贸易条件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只能是越拉越大,从而加速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中位置越高的国家,其贸易条件和贸易份额越容易处于有利位置,进而通过国际贸易推动其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中位置越低的国家,贸易条件越难改善,其获得的贸易利益份额越变越小。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3

【关键词】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

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

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199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俄林在书中的分析选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他选用了自然要素禀赋而非生产商品的时间,从新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产生的原因。生产要他在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中各个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各种商品的生产所需要各种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以本国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为要素的商品并在际市场上出售以获取贸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对丰富的资源为生产要素必然使得该国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生产的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利用价格优势获取比国内市场的贸易中更多的利益。

显然,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相对优势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两地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生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差异,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俄林不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作出分析,而且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由于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使用丰裕生产要素的资源并获得高于国内市场的利益,必然使得该种要素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国相对缺少的资源生产的商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从而使该类商品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近而使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会从此类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不断尝试把新的理论应用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逐渐形成新贸易理论。其中,对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与俄林选择自然资源禀赋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克鲁格曼改变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他假定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仇递增的,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两个条件。首先,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选择在边际利润为零的点上进行生产,在该点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利润为零。其次,厂商可自由进入或推出一个行业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进入生产的厂商数量等于退出生产的厂商数量,即生产规模实现均衡。新贸易理论通过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瓶颈而把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前进。

新贸易理论相比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现实适用性的提高,它能够揭示经济中更普遍的现象,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在要素禀赋相差极大的国家之间。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商品的多样性及其随经济、科技、市场需求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所以国际间的贸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产商品的分工中哪个国家生产哪些商品则由资源占有状况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确定。

新贸易理论当然也是不尽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厂商的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假设所有的厂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个厂商之间所存在的领导者才能、资本及技术条件的差异,无法解释行业中厂商数量及规模的变动,或者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步步为营,规模和收益不断提高,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者,而另一些厂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退出竞争。对前人无法解释的难题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里昂惕夫之谜及相关难题,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不相吻合。针对这一问题,新贸易理提出了贸易障碍这一概念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变量或参数在模型中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这一问题至此并没有得出系统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理论的局限之处都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对这一难题的解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得到了拓展。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创立者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即使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每个个人、厂商或者国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产,因此生产者之间存在分工,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进行贸易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时,贸易产生。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该论证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同样适用。由于该理论对分工的论证主要基于内生优势,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被成为内生优势理论。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是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时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也会在后天的分工选择中形成各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促使贸易的产生,贸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费用,当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经济的时候贸易产生的条件消失,各国又会发展封闭式经济,取消国际贸易。所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是贸易产生的必须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在不断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断下降,分工经济的优势更加突出,又会返而促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越活跃,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杨小凯教授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深层次完善和补充。他从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即贸易的产生出发,对贸易的起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对在此基础发生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及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运行做详尽的阐述,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在围观和宏观层面上对贸易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总结。

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与古典贸易理论的外生比较优势形成对比,但又以之为基础。相比静态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对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和市场的相关问题做了动态分析。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静态分析却只能描述在某一时点上经济的状态。因此,为了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需要对经济的动态运行进行分析,内生优势的变化就是动态分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增加了对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现实化的理论,它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为衡量标准现实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管理者对贸易选择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以在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使经济的运行更加稳定和高效。而且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经济分工的均衡状态,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做了统一分析。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贸易就符合人类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产生。它突破了新贸易理论的局限,即虽然说明国际贸易的益处,却无法论证为什么国际贸易要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而不是在贸易产生的时候就被所有的国家所承认并采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起源的统一是该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不仅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把经济运行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来,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认知和解释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意义。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无法指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选择出口和进口商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举均能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生产商品的比较成本的高低来确定要出口或进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对贸易模式问题也给出了明确说明,一国应出口较多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利益。在新兴国际国际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指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是国内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对具体应选择哪些产品用于出口或哪些产品需要进口做出具体说明。只能说明一国应出口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带来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时需要进口那些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弱,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商品。至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三大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兴古典Q易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欠缺。该理论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无法顾及对经济运行细节的说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宏观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对细微现象的解释。为了构建严密的逻辑框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该理论中所涉及的数据无法从现有资料中获取,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或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状况进行预测。此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适用于解释长期中的经济现象,而对短期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所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之处极其有限,它在理论上对以往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以后贸易理论的启示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解释和对经济发展的预示。即理论意义大于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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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4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主流的经济理论都把对外贸易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福利提高的“加速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也为此提供了实践上的支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在最初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静态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借此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同时也提高了经济增长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资源配置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发展中国家的静态优势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等竞争优势交换中,逐渐失去了在贸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2期易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降低国内劳动报酬、限制能源价格等扭曲来维系自己的静态优势,从而保持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与此同时,资源流失扩大,贸易利益在相对的减少,形成对国外的间接补贴,陷入“在资源、福利流失的同时,不得不依靠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来维持经济表面增长”的困境。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对外贸易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推动着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参与国际经济和分工的加深。无庸置疑,对外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负面效应具有隐蔽性,会对经济中存在着扭曲的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中国在发展国际贸易时迟迟不能摆脱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处于利益链分配的末端等不利处境,那么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贫困化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分析

贫困化增长是指一个正处于经济增长的开放型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出口所带来的收益,以致该国国内出口能力越扩大,国家福利损失就越大,进而最终导致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现象,这种现象更可能出现在出口产品单一的“小国”,对大国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警惕意义。该理论最初是从价格贸易条件的角度提出来的,外在的表现是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但是价格贸易条件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利益,更准确的衡量应该扩展为用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三个指标来反应。

(一)价格贸易条件变动

价格贸易条件在考察期间走势是在波折中向下明显倾斜的,体现着制成品贸易条件的特征,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是总体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在考察期间,从进出口商品指数来看,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是急剧下降的,这种下降原因不单纯是因为出口额的扩大和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可能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从进出口价格指数来看,是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本高新技术产品强烈需求以及跨国公司的价格控制导致进口价格指数上升过高所致。从长期来看,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能源类产品价格上升幅度快于制成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单位能源消耗率较高,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会放大,因此,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在长期中会继续恶化,从而导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二)收入贸易条件变动

从表1来看,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与价格贸易条件走势截然相反,总体走势出现波动中的大幅上升。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在考察期间是明显改善的,考察期间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对中国而言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应该看到改善主要的原因是:出口额的提高幅度快于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幅度,即主要靠劳动、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的扩张来实现,这说明我国是在出口“效率”低下(价值流失)的状况下通过出口额的增加取得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在以标准化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制成品的出口产品结构的相对改善并没有适应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的情况下取得的,这种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路径是单纯依靠出口额扩大来实现的,在长期中是乏力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出口竞争加剧和贸易壁垒兴起等国际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出口额扩大幅度的相对减弱,另一方面是价格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因此,可以预测长期中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出现相对的恶化。

(三)要素贸易条件变动

产品贸易是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载体,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要素的生产率上。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要素贸易条件尤其是双要素贸易条件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

从表2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2002年的生产率比1993年提高5.85倍,2006年是2002年的1.2倍,由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快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幅度,单要素贸易条件在考察期间是一路改善的。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诸如自动化设备、数控机床等资本密集型进口品,这些发生在出口部门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在提高要素的生产率的同时使得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恶化。

从双要素贸易条件来看,考察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有了大幅的提升,但由于发达国家专业化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快于中国专业化从事低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故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较快,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比率(zx/zm)在考察期间的改善是缓慢的,考虑到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可以合理地推测,长期来看中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是趋于恶化的。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说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然较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是趋于恶化的,恶化程度较大,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是改善的,并没有出现前文所总结的贫困化增长实质的情形: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都出现恶化。因此本文从贸易条件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在考察期间中国没有出现贫困化增长。但从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动趋势来看,三种贸易条件有恶化或者相对恶化的趋势,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存在着扭曲,如果不加以纠正,有可能在长期中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出现贫困化增长,更为准确的说是出现“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可能。

三、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着使得贸易条件有可能会出现全面恶化的诱因,从动态来看,中国有出现贫困化增长或者“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可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是一国对外贸易、经济状况的客观反映,因此,本文在考察了中国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基础上,试图在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思路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改变、消除对外贸易中的扭曲。

(一)基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相机而择的贸易战略

从贸易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目前是利用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出口导向战略,这种贸易战略的形成符合我国现阶段现实情况。虽然中国现阶段的低层次制成品出口结构基本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出口结构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同时也不意味着中国可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从各种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动趋势来看,中国经济有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危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国际分工、贸易利益的分配中较低的地位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提升,而且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双重效应会强化这一国际分工格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虽然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能作为改变贸易战略的理由,但至少说明目前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贸易战略的选择是由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国际经济环境、国内问题等决定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基础,技术水平,就业压力等条件决定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这种贸易战略已不是中国经济长期有效发展的最优选择。但如果违背中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过早地或偏向于全面发展不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不仅会丧失贸易利益,而且带来经济扭曲和资源浪费,危害经济发展。因此,在目前彻底抛弃比较优势战略是不可取的,应该在利用外生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研发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等来提高我国的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我国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改善。

(二)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国际分工地位

从现阶段的国际分工来看,凭借出口产品的类别来判断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已经很不准确,一国出口什么产品已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技术来生产或者处于什么生产环节,国际贸易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竞争,贸易利益取决于依靠技术在产业链中占据的地位。因此加快技术进步是改善贸易条件、提高贸易利益的重要途径。在技术进步中,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技术进步的主体、技术进步的路径、技术的类型。

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的主体来看,承担技术进步的主体是具有法人性质的企业,企业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先期的投入和风险非常高,技术要素获取报酬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企业的积极主动性不是很高,而且跨国公司因利益垄断的需求对中国处于产业链中企业的技术提升处于一种不支持的态度,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并没有对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生质的影响。因此在提高技术水平的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市场的手段,比如重大技术科研招标,入股企业技术创新,支持创建科研基金,保护知识产权,理顺技术市场化体系等手段主动参与到技术提升的过程中。

从技术进步的技术类型选择和投入的产业来看,不仅需要低技术、标准化技术产业的要素节约型技术尤其是能源节约型技术,而且需要高新产业的创新型技术。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结构是以低技术、标准化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为主,处于产品技术的标准化、成熟阶段,难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而且产品中能源的消耗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又抵消了部分原本就微小的贸易利益,因此要加强要素节约型技术尤其是能源型技术进步,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能源消耗和保护环境。创新型技术可以有效地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分工地位,使产品处于产品周期理论中的创新阶段,从而在国际交换中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单纯选择创新型技术或要素节约型技术的发展都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仅仅推动创新型技术的发展,目前缺乏必要的经济环境支持,难以获得实质型发展,而且低技术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仅仅推动低技术产业的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不利于获得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推动现有的低技术产业的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时,更多的注意力应放在培育高素质要素、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型技术进步。

从技术进步的路径来看,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外生因素,偏重于技术扩散和技术引进。因此,我国应该以技术引进为主,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新技术创新。引进先进技术是加快提高我国技术进步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式,更是突破“贫困陷阱”和实现技术“跳跃式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技术引进中应该侧重管理等软性的技术,轻设备等硬性技术。跨国公司对技术垄断的本能使得难以通过技术引进方式来获得我国的技术进步,而且外生因素也难以形成对技术进步的有效推动,容易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要加强吸收消化,加大对教育、研发的投入,从而提高创新能力。

(三)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外贸市场多元化的目标

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与美国、日本、欧洲的贸易额几乎占了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半左右,这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较强。一方面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低需求使得中国贸易条件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会进一步恶化,贸易利益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强化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和不确定因素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条件的影响。为了避免这种外在的影响,中国应积极地加强和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等国家的合作。从目前的贸易状况看,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的贸易额较小,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为服装、轻工产品、机电产品,进口产品主要是原油、铁矿等各类资源矿产品,双方间存在着较强的贸易潜力,产业间的互补性强,这种贸易结构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通过外贸市场的多元化,既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分散中国对发达国家过度依赖和出口市场单一造成的风险。

(四)改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和贸易方式,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比重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出口商品附加价值很低,主要还是以低价位和大批量来取胜,当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时,企业往往会选择“价格战”而非“质量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出口生产要素(包括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定价和政策存在扭曲,出口企业缺乏提升技术的内部动力,这也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难以彻底改变,国际贸易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另外,出口结构的优化和贸易顺差、贸易额扩大主要是依靠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实现的,外资不仅看上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更看上除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源、环境、劳动力等)价格低,中国的加工贸易产业只是被动地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在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安排中,中国只处于提供低价格资源和劳动力增值环节,结果是外资企业不仅依靠技术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而且也获得资源的差价,留给中国的仅仅是靠劳动力获得的微薄收益和资源流失、环境污染。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理顺要素的定价体系,培育转变增长方式和贸易方式的内在动力。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和出口鼓励政策,主动地去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开发培育中国自己的优势产业,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中国成为一个主动参与资源和要素全球化配置的贸易强国。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

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6

在wto相关协议达成广泛一致的情况下,原来的许多影响贸易的因素的作用在持续不断弱化,而进口国以维护消费者消费安全为目标制定的质量技术标准的作用却不断强化,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药物残留超标等质量安全问题已是制约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首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出口日、美、欧盟等市场的水产品遭遇严重的质量危机,已经成为国务院2007年6月最关注的四件大事之一。《中国农产品出口“十一五”发展规划》当中,明确指出要提高以质量安全为核心的出口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2004年至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多次强调了农产食品的质量检测认证等相关工作。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食品安全与实用营养中心主任RobertBrackett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现有的、表明食品供应全球化的这一系统”。2006年5月29日,作为中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大幅度提高了其进口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据海关统计,2006年6月份,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1.31亿美元,同比下降18%[1]。2007年4月1日,日本开始实施《2007年进口食品监视指导计划》,对中国34种产品实施42项命令检查措施,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和全面深化。欧盟从2007年3月1日起实施关于食品污染物最高限量的新法规,即eC1881/2006号条例,对各类进口食品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水产品、罐头食品、蔬菜、水果等各类食品几乎都在新法规的监控范围内。2007年6月28日,美国FDa在全美国范围内对中国鲶鱼、鲮鱼、虾和鳗鱼实施自动扣留并禁止入境。理由是以上水产品的检验结果中有15%受到药物污染,该禁令涉及中国350亿美元的水产养殖业[2]。这是对中国企业及有关部门实施的质量检验不信任的充分表现。随美国之后,欧盟也启动了对自中国进口的人工养殖海产品的审查。

庄芮(2006)提出完整的贸易条件概念应该全面包含价格贸易条件(nBtt)、收入贸易条件(itt)和要素贸易条件(Ftt),认为在学界对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长期趋势所作的判断方面,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更适用于长期或一般分析,而“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则更适用于短期或局部分析[3]。罗忠洲(2005)建立了一个汇率影响贸易条件的理论模型,指出当汇率波动时,贸易条件会以汇率波动的一定比例发生变动。汇率波动的贸易条件效应除了与原来的贸易条件和汇率有关外,还与进出口供给和需求弹性有关[4]。董国辉(2001)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贸易条件恶化论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和包含更多的内容[5]。张建华、刘庆玉(2004)将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归结为:①进出口商品的需求状况;②进出口商品的市场组织状况;③汇率;④进出口商品的构成状况[6]。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只是由于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落后于经济增长,落后于世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andressen(2001)用3000多种加拿大-美国之间贸易产品的一种加权平均水平表示加拿大的质量贸易条件,分析对比了有质量条件和没有质量条件的贸易[7]。本文以农产食品贸易为研究对象,依据风险管理理论,应用贝叶斯统计,定义了质量贸易条件和其构成要件,揭示了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口国提高自身质量检验水平,引进第三方认证和采用进口国的质量管理体系等,对改善其质量贸易条件的作用机理,以及出口国的这种努力带来的福利,可供有关部门建立农产食品质量风险管理体系时参考。

2质量贸易条件及其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文献中大多将贸易条件通常分为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也有人把价格贸易条件称作贸易价格指数,是一国一定时期的出口价格指数与同期进口价格指数的比例,又称进出换比价、净实物贸易条件。即n=pXpm×100%,其中pX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m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用来反映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进口或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及影响程度的动态相对数。具体分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与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对外贸易价格指数是根据预先选定的进出口商品的样本进行计算,作为计算价格指数的样本要求能够代表和反映进口或出口全部商品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动。联合国统计组织采用的方法是:按某一年的固定价格进行折算,取得按固定价格计算加总形成的世界总进口量和总出口量,再与以现行价格计算的总进口量或总出口量相对比,其结果即为世界年度进口价格指数或出口价格指数。n下降,则表示一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该国在贸易中获益减少。贸易价格指数的含义是每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因此,贸易价格指数是衡量一国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的重要指标。在价格贸易条件基础上,如果乘以出口商品数量指数QX,得到收入贸易条件i;如果考虑到进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X和Zm的变化,得到要素贸易条件D.这样更全面地反映了贸易状况。请注意贸易条件(termsoftrade)的中国用语是有问题的,容易产生误导,该词英文的意思原是贸易期限或术语,即指一段时期内的贸易状况,是一个陈述而不是一个条件。可能更准确的中文应该是期间贸易状况,因此,以往的所谓贸易条件恶化,实质意思是指期间贸易状况恶化。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国际贸易学术界尽早改正这一用语。贸易条件是指两国间进行贸易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因素,如果这些因素达到一定的水平,两国间的贸易就可以正常进行,反之则不可能正常进行。贸易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品的成本,反映在产品的市场价格上。不论是由于资源禀赋还是比较优势的原因,只有一国的生产成本加上运输费用之后,仍比目的地的生产成本低,才可能出口到目的地。这样,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是围绕贸易条件展开的,而在中国使用的所谓贸易条件仅仅是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人普雷维什提出并使用的期间贸易状况,反映的主要是多方面贸易努力的绩效。

实际上不同国家的生产的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质量风险是影响贸易的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不能达到进口国的技术标准和质量风险控制标准的商品和服务根本就不能出口到该国。而且由于对方的国家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就此申诉到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国际法不能调整其国内行为。即使在出口产品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和地区设置的质量标准的改变也会改变贸易条件。为了更恰当的反映贸易的质量风险状况,根据现代风险管理理论,我们把质量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定时期内的某类出口商品在出口国和进口国两者之间各自认为具有的平均质量风险水平的一种综合效用。其中质量风险(qualityrisk)是失效后果(theconsequenceoffailure)和失效概率(thelikelihoodoffailure)结合的二维函数,R=f(C,L),R′C>0,R′L>0,L∈(0,1)。等风险曲线如图1所示。例如,基于风险的检查(RiskBasedinspection,RBi)制度,认为R=CL.失效后果和失效概率的计算根据资料的详略和要求的精度可以是定性、半定量和定量的三种方法,定性的方法主要依靠专家判断,定量方法需要前期积累大量的数据。图1(a)显示的是两国质量风险标准没有交点。R1比R2国具有绝对质量风险优势,两国之间的贸易一定是从国1向国2的单方向进行。图1(b)显示的是两国质量风险曲线有相交的区域。两国各有控制质量风险比较优势的领域。其中,R1国控制失效概率L的效率高,同样的失效后果事件发生的概率较低,而R2国控制失效后果L的效率高,同样的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较低。如果商品质量风险属于区域2,两国都拒绝进口;如果属于区域4,两国都能接受,两国商品既有进口也有出口;如果属于区域1,R1国可以接受,但会被R2国拒绝,即商品贸易单向流动,R1国进口R2国的商品;如果属于区域3,与区域1的情况恰好相反。由此我们建立了基于质量贸易条件的两国贸易模型。a、D两个国家进行农产食品贸易。假设它们依据该国可以接受的质量风险水平,制定国内最低市场准入质量标准(minimumQualityStandards,mQS)。①危害的后果Ca和CD,即一种商品进口检验结果显示,某项指标没有达到本国制定的mQS,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口该商品,会对本国造成的危害程度。可以依靠专家判断,用定性的方法确定危害等级。以进口牛肉为例,如果猪、牛养殖业又被进口国看作是的重点产业,那么,该带有该疾病的牛肉,将被进口国认定是具有高失效后果的商品。例如,2001年,欧洲口蹄疫蔓延,美国和加拿大禁止进口欧盟牛肉。②针对某一特定商品进出,其统计数据可以看作小样本,那么通过失效概率由贝叶斯统计可以计算出这种商品的平均失效概率。

假设进口国认为出口国产品整体失效类型有两种:G——失效概率低;B——失效概率高。凭借进口监管部门的历史检测合格率记录或者出口国食品安全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a(D)国认为D(a)国商品质量存在缺陷的概率(先验概率)为γa(γD)。进口国依据本次抽检的结果——合格率S,修正出口国整体的质量类型为B型的可能性(后验概率)。进口国通过信号S判断出口国该行业的失效类型属于G型和B型的条件概率分别为μ(SB)和μ(SG)。以a作为研究对象,进口D国产品,根据贝叶斯法则:下面以具体的数值算例说明模型和分析方法。假设进口抽检结果S,表明这是一件坏事情,μa(SB)=μD(SB)=1。a国内市场标准高于D国:μa(SG)=0.2,μB(SG)=0.5。R=kCL.结果贸易风险曲线无交点。中国出口的人工养殖鱼虾,过去的几个月中,在美国接连检测出禁用药物:硝基呋喃、孔雀石绿和氟喹诺酮的残留,被美国列入不符合美国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名单。2007年6月28日,FDa规定必须检测中国供应商的每批货物,以证明其出口商品不含任何抗生素。而澳大利亚只在边境对其中的一种禁用抗生素硝基呋喃进行检测。同样的中国水产品,在澳大利亚被划为“低风险”等级,抽检的比例只有5%。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认为这是“符合标准的问题,并不构成健康问题”[8]。

3提高质量检验与认证的水平对贸易的影响

既然质量贸易条件成为贸易的基础性条件,进口国提高质量贸易条件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那么出口国的质量检验的水平的可信度也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因为可信任的出口检验是一种最低成本的经济制度安排。但是出口国的质量检验水平是否能达到进口国的要求呢?分析和解决此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解决利益的激励机制。因为提高质量检验水平是需要增加检验成本的,必须是在增加的检验成本可以提升其较高水平检验后的收益的斯宾塞-莫里斯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我们另有行文。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进口国提高了质量检验水平之后,贸易会发生哪些变化?

(1)需求抑制和贸易转移进口国单方面提高市场准入标准,出口商由于严格生产管理、重复检测等增加的额外费用,最终将由进口国消费者承担。这一方面,满足了高收入消费群体对低风险食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抑制了中、低层消费者的需求。例如,据东京青果物情报中心的调查显示,受到《肯定列表制度》影响,2006年6月上旬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豌豆、胡萝卜等中国产蔬菜价格大幅上升,分别为去年同期的3倍和1.8倍。由于中国大葱进口数量下降近40%,价格比2005年同期高出3成[1]。另外,由于检测通关费用大幅上升,中国生产工厂已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而且进口商担心存在残留农药的风险,导致部分中小日本企业订单向东南亚转移。在中国,由于职能部门加大了检验检疫力度,部分公司产品如果不能顺利出关,只能内销或者进行转口贸易。

(2)推动了第三方国际认证当进口国认为出口国的职能部门不能保证提供充分的食品质量监控的时候,往往采用公认的第三国认证和进口国在进口国直接设置机构进行检验和认证。例如,2007年6月28日,美国FDa对中国水产品实施禁令之后,中国鲶鱼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我们已经认识到美国市场不相信中国政府的检验结果,因此,还是选择第三方认证比较好”。广西的水产品出口企业协会计划评选出10家从未被美国FDa查出过问题的出口商。这些公司的产品经瑞士日内瓦通用鉴定公司(SGS)认证后,将被贴上特别标签。受到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宣传力度等因素影响,消费者对质量风险标准的要求存在层次差异。尤其在人口众多、贫富差异大、风险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出现国家、行业、企业国际等标准共存的局面。这种需求导向,使企业有激励采用更高的认证标准,目的是实现产品差异化,满足高收入消费者的需求。食品质量安全控制需要从生产源头抓起,从流通末端驱动。消费者在推动供应链质量安全控制机制的运行上起到关键作用。在与消费者重复交易的情况下,零售商有维护质量声誉、积极监督上游企业的动力。因为零售商一旦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往往波及同类产品及整个连锁经营集团的所有连锁商店,往往导致消费者对零售商整体的信任大幅降低。从这个角度看,进口国严格市场准入,可以促进出口国质量控制水平的提升。

(3)提高市场准入壁垒,有效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假设认证技术不会拒绝合格率大于qH的产品,即当q∈(qH,1]时,该批次产品一定会通过认证,标记为优质产品G,pr(Gq≥qH)=1,如图3和图4。但是,由于质量信号的不确定性,以及认证技术的精确度影响,会使q∈(qL,qH]的产品通过认证的概率为:pr(GqL

(4)出口国质量检验水平具有正向的外部性进口国的贸易政策直接针对出口国的整体质量风险,表明出口国质量检验水平的信誉具有外部性。国家信誉提高带来的利益,由该国全体出口企业所共享。相反,个别企业的假冒伪劣行为,不仅败坏了企业名誉,而且由于标记着某国制造的印记进入国际市场,破坏了该国政府和全体出口企业为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和产品形象所作的辛勤努力,对整个出口行业造成负的外部性。所以,出口国质量检验水平的信誉具有正向的外部性。而且,经验表明,一旦市场信誉受损,要想重新塑造消费者信心,困难很大。2006年,中国农产品出口310.3亿美元,供应着全球大约一半的蔬菜和16%的水果。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许多来自农村的小生产者。而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出口驱动,2006年的出口贸易对GDp贡献率超过30%。如果中国农产食品失去国际市场,将对农业人口的就业率和农村繁荣带来的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应该有强烈的愿望维护“中国制造”的名誉,从2006年12月到今年5月,相关部门在专项行动中,关闭了180家食品工厂,2007年7月13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42家出口食品违规企业名单,对它们采取了禁止出口等措施。

4结语

2006年,中国大蒜、花生、烤鳗、蘑菇罐头、苹果汁、香菇、蜂蜜等农产品出口量已位居世界第一。由于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相对低,低价竞销严重,导致价格贸易状况恶化。同时,因为农药、添加剂等的滥用,进口国市场又不断提高其质量技术标准,双向作用之下,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贸易条件处在持续下降的过程中。正是质量风险的增加,限制了出口,制约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的发挥;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努力,无疑会增加制造成本,提高价格,在提高贸易价格状况的同时减少了出口数量;两方面的单独/共同作用,加速了收入贸易状况的恶化。

(1)加强技术创新,低成本的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中国的农产品生产应从单纯追求产量转向更加重视产品的质量,只有低生产成本同时高质量的产品才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这不仅是贸易的需要,也是满足国内消费者不断提高的质量要求的需要,乃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7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online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中国1980年至200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进行评价。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出口价格指数在大幅度波动中降低,而进口价格指数则是在小幅度波动中提高,并且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波动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度波动提高和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这27年问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趋势是有较大波动的下降,与1980年相比,中国贸易条件除1981年都处于恶化之中。这说明中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所能获得的单位进口商品是减少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幅度看,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收敛性,用每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做一次移动标准差分析,所得到的标准差变动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是在减轻的。

中国出口增长指数快速持续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数达到了115.70。虽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所下降,但幅度仅为17.57%,远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数量增长的强大推动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是持续上升的,即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减轻,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恶化程度明显下降,使得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近几年的改善幅度相当大。

二、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103.5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由15.04亿美元增长到了3,214.7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国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企业进出口比重由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据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一般原理,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吸收FDi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易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依赖。二是FDi形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执行“转移价格”,影响了中国进出口价格。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进口产品的高价位;同时,即使不考虑国家出口退税等支持措施,而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考虑在内,外企的出口价格水平也明显偏低。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在FDi企业进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四)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三、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对策

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看,中国近30年参与国际贸易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损失一定的公平获得了更高的效率。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发展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并没有成为贸易强国。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能否即提高公平程度又能获得效率呢?针对上述原因,通过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损失程度,保持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获得水平。

(一)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中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制成品。通过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识向高新技术的转化,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财税支持、资助和信息服务,提高研究高新技术方向的市场性;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使高等院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能较快投入到产业中去,拉近技术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距离。

(二)鼓励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

鼓励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通过加工贸易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结合起来,消除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的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引导加工贸易向关联度大的产业和经济的纵深环节拓展。发挥内资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使加工贸易通过贸易和投资行为从下游装配业到中间产品需求再向上游原材料工业的逐步延伸,提高原材料工业水平,延长国内产业链,推动中国上游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促使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促进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各种财政金融措施,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政策范畴,实行加工贸易的产业评估制度,提高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鼓励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如东欧、南美洲、非洲、中亚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偏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需求相似说,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不仅出口商品价格不容易下降,还有利于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根据引力模型,周边国家具有地缘优势,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中国相对而具有较高的发展程度,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比较容易。

(四)有选择地继续鼓励引进FDi

大跨国公司和效率寻求型的FDi能带来的溢出效应更显著,能迅速扩大中间贸易品的出口,使中国比较容易地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使中国的贸易政策倾向更稳定。建立包括FDi来源、目的和溢出效果等内容的FDi引进项目评估体系。通过对FDi投资主体的整体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通过对FDi引进项目性质的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来华投资是为了巨大的市场还是为比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通过项目预期结果的评估,说明FDi对出口贸易、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等溢出效果如何。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通过与目录相适应的进出口政策和生产税收政策,引导FDi投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部门,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借鉴浙江一些行业协会在协调同类商品出口方面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由于国内厂商问的恶性竞争,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极低,由此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国内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剧了贸易摩擦。国内厂商的单打独斗不但表现在产品的出口上,也表现在对原料的进口上。在国际原料价格大幅提高、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内厂商应该联合起来面对国际原料供应商,增加自身的谈判砝码。

(六)明确关税政策的目标

在加wto之后,关税水平调整的余地不大,但可进行关税结构的调整。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wto要求的关税水平,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处理好进口关税梯度结构和降低关税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适当缩小关税的有效保护率与名义关税率之间的差距,尽量减少关税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对进口需求弹性较高的产品征收相对较低的税率,而对进口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则征收相对较高的税率。弱化关税在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适当考虑关税保护就业的作用。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8

一、跨国公司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行为分析

1.1跨国公司贸易投资一体化产生的内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要素全球化流动的障碍减少,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安排生产和贸易的交易成本的不断减低、市场规模急剧扩大,国际分工日益细化。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环节之间或相同产品内部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各国的生产与贸易经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的一部分,零部件与中间产品贸易不仅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成为产品价值增值过程得以最终完成的必要条件。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就此演变成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跨国公司为全球生产而进行投资与贸易,成为完整生产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两个环节,贸易与投资在此完全一体化了。1

1.2跨国公司贸易投资一体化产生的影响

要素分工下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经营活动,要素国际流动性的增强使一国企业无法独享基于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一国的比较优势已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经济资源,究竟谁能够对其加以“整合”,取决于哪国拥有更多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转变为一国跨国企业借助贸易投资一体化整合全球资源创造的竞争优势。www.133229.Com

同时,国际贸易格局也发生了深远变化,服务业成为发展最快速的产业,外包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方式。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利润最大化,各跨国公司将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服务业局限于一国国内的格局被打破,旨在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的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向外转移,国际产业转移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延伸,服务外包已经成为成长最快的服务业跨国转移方式之一。

1.3跨国公司贸易投资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总结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验可得,贸易投资一体化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果一国或地区要素禀赋的供求状况、要素价格发生变化、国际市场竞争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劳动密集产业领域中的贸易摩擦必然加剧。具体表现为:贸易投资地区高级生产要素短缺、要素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特征明显、外向配套处于较低水平、服务业投资偏少、生产服务业发展滞后、趋于独资化,出于核心资产保全跨国公司加强技术封锁,fdi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

就利益分配角度而言,贸易分工总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并且各国参与利益分配的方式也复杂多样。虽然从某种程度可以减少贸易条件所带来的经济波动,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之间的矛盾。总福利虽有所改善,但也可能从存在某一利益集团得益较多,其他利益集团得益较少,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集团收益,另一些利益集团受损的局面。

二、跨国公司进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对策分析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在跨国公司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得益于跨国公司由产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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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行业内贸易向公司内贸易2转移,其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减少成本,规避风险,巩固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跨国公司成为国际贸易的产品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地位也由此不断加强,因此加强跨国公司产业贸易向公司内贸易过渡,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加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决策的关联性势在必行。

首先,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各国贸易壁垒。当下各跨国公司面临的对外贸易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复杂的贸易壁垒。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世界分工中来,对国外反倾销成为各跨国公司对外贸易的重要障碍,必须积极应对。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9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布兰德、斯宾塞、迪克西特、兰开斯特和诺曼等分析和论述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格局及其成因,提出了战略贸易政策理论模型,开拓了贸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贸易壁垒来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即贸易干预能够增进国家福利。

虽然这类政策主张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理论,但是给当前风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辩护。毕竟,人们看到,诸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和指导性产业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而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其自由贸易政策遭受了损失。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wto这样一个趋向于对贸易干预持否定态度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的影响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战略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另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透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和政策效应能够得到什么有裨益的启示?

一、重新审视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上,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贸易战略时顺理成章的行为就是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换取他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然而,这一理论本身的完美却因其在指导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中目标的战略选择时的不适应性而面临挑战。由一系列“完美”假设而推导出的“自由”必须要放入现实重新加以审视。

(一)自由的代价

在人们的观念中,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优势。因此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基本上是这种格局,但是问题在于,我国的这种贸易结构能否长期化,这种低附加值的出口战略是否会使我国的所谓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

曾就不平衡发展进行研究的部分学者发现国际贸易有一种内在的不平衡机制在起作用。世界上总是只有一部分国家率先开始工业化的,不管是由于国家历史、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因素,还是由于诸如个别伟人的偶然因素,也不管工业化的资本是来自“清教徒”式的节俭还是来自圈地运动、奴隶贸易的残酷的掠夺。不平衡发展在工业国出现即开始。工业品的投资利益率高,导致资本向工业聚积,其规模经济发展空间远大于农业,导致工业增长速度高于农业,再加上工业的外部效应远非农业可比,所以工业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实力迅速改变,并挤占了农业国独立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工业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一部分资本将流向少数相对比较具有发展条件的国家,但是不会流向更穷的国家,从而形成一定比例的“中产阶级”国家(如“四小龙”等)。这样以来,工业国、新兴工业国和穷国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但新兴工业国和工业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小。这个推导与90年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相吻合。在没有外在因素的时候,这种专业化分工将持续不变,相对的生产率分别按照工业的高速和农业的相对低速不断地深化发展下去。

并且,由于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工业品收入需求背景性大,农业国对工业国的产品需求增加,而工业国对农业国的产品需求不变或变化相对要小,则贸易条件恶化,农业国不得不用更多的农产品换取同样多的工业品。虽然随着两国的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农业国在国际交换中还是能够得益,但是,第一,它的得益的增加小于工业国得益的增加,长期看来,差距会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第二,农业国因片面出口农产品可能导致对外贸易引起的有效需求增加大部分都流向工业国了;第三,农业国的得益是静态的(与本国既生产工业品又生产农业品相比),但若动态来看,如果放弃暂时的静态得益,发展本国的工业品,努力降低成本,从长远来看可提升本国的贸易条件。

(二)自由的挑战

按一般分类,我们可将产业由低位到高位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划分依据主要在于各类产业产品的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收入弹性分别由低到高,进而决定了各类产品的竞争能力由低到高。产业高度化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有竞争优势的国家)的贸易条件越来越优,其维持固有贸易格局的意愿就越来越强。如果现实按照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运行,那么产业低位化国家的福利日相对缩短小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可是,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一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二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

于是,经济学家们日益重视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他们以此为出发点,结合产业组织理论和搏弈论探讨对国际贸易格局的解释。他们的研究是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贸易各方的政策及行为对国际市场竞争、贸易获益、贸易量的影响入手,结合对国内种种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相互关系以及旨在提高市场绩效的各种管制政策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是,一国采取在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第二是,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是,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性产业的发展。这意味着,如果国内厂商行为及其后果不能令人满意,则要求设法纠正即产生了政策干预的可能性,一些产业和压力集团要求保护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的贸易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与别国是冲突的。总之,这类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完全竞争这一最优境界而言,不完全竞争的次优境界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理论上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运行的结果,一种贸易政策新思路似乎产生了。

至此,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

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联合体要么通过资源转换在高位产业中拥有与发达国家同享贸易利益的竞争优势(“四小龙”的发展轨迹是一个例子),要么形成对低位产业的垄断优势(欧佩克组织因为输出石油而获得贸易顺差,但国家竞争力并不强),才不致于使贸易条件恶化。

(三)再定义自由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自由贸易的目标应该是全球各利益集团(以国家或国家联合体为单位)致力于尽量“公平”地分享国际贸易得益而达成的使贸易自由度最大化的激励与约束相交织的贸易制度的形成。这里提到的自由隐含“公平”的前提,已非主流贸易理论中的绝对“自由”。在这种“自由”目标下的国际贸易制度存在一个使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实施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边际区域。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等保护性理论应服务于这一边际区域。各国只能在这一区域内实施贸易干预,并且通过干预尽快改善市场运行的结果,否则就要落后于自由化的趋势而陷入被动,自由化的进程是主流。在这样一个多边体制下,发达国(工业国与新兴工业国)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加入自由化进程的条件。另外,实现这种“自由”的结果也与主流贸易理论的“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的论断矛盾,因为即使这种贸易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使得“自由”的程度越来越大,那也是各国政府作为“谨慎的干预者”(克鲁格曼)合力的结果,是努力创造“自由”条件、减少“不自由”的产物。

二、新贸易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在确定我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时,需要明确我国发展开放经济的目标定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国家贸易依存度与发展中小国不可同日而语。发展中小国的国内市场狭小,其经济的发展要依赖出口的扩大。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和资源条件为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那么,为了创造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位资源换取高位资源,引进技术和资金或使两者结合的机制,有重点地培植一批高位产业,如目前比较切合我国市场需求的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建筑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对国外资源及国外产业建立一定进入壁垒,鼓励高位资源和高位产业进入我国。确定目标后,我们可根据我国的市场结构、发展水平的实际并运用战略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政策效应得到一些启示。

(一)我国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贸易干预

我国虽然在世界上属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但我国疆域辽阔、人口庞大、目前经济增长较快,显示了市场容量潜力巨大的前景,我们是完全有可能依托国内市场需求发展规模经济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已建立的部门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是在国家的高度保护下建立起来的,有着规模小、生产效率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特点,行政区划导致的地方主义和国内交通运输通讯的落后从主客观造成市场的分割,在高额关税保护下,厂商所获得的高额利润驱使国内重复建设(如汽车、医药行业)。所以尽管从全国来说,市场潜力很大,但无论是在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方面,还是在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通常高位产业由于拥有巨大的外部效应而产生聚集经济,由于规模经济而要求最小有效规模,在我国却因为国内市场分割和过高的保护而导致现实的反差。并且,信息失灵、地方割据、要素流动不畅使得我国的不完全竞争也大大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同类行业的不完全竞争。因此,相应的对策是:对目标发展行业实施行业进入壁垒,对行业的关税保护要适度,使国内厂商由于高关税壁垒的存在而仅凭小规模就能享有地方市场的垄断租金减小到刚好能使外国厂商放弃阻止我国厂商进入该行业。否则,高度保护导致的垄断租金会扭曲厂商的行为,盲目进入该行业,导致该行业持续处于需要高度保护的幼稚状态。另外,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封锁,促进企业联合兼并,成立大型企业集团,保持行业内竞争活力,并规范市场行为,给行业施加竞争压力,使企业通过自发的市场行为和竞争实现最优生产规模。

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篇10

产业间贸易也称部门间贸易,是指贸易国进出口现象发生于国内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贸易现象,属于不同产业之间完全不同产品的交换。产业间贸易常发生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国家之间,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单位规模的贸易量所获得报酬水平相对稳定,反映了贸易国之间的不同的生产要素优势倾向。产业间贸易的产品不存在规格、型号、质量的差异,消费者在产品同质条件下一般不存在偏好差异,且其在贸易所涉及的各个行业产业中不存在规模经济。

(一)产业间贸易的成因

产业间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比较优势,适用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分工理论。在产业间贸易中,相同产业的产品基本为单项流动,主要包括发达国家第二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之间的贸易以及工业国之间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相互贸易。产业间贸易形成的基础是不同行业产业之间的生产分工,然因各国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会因各自的资源禀赋、技术专长、劳动力优势等生产要素差异而出现成本优势,进而形成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构成了世界市场上各个国家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协作。显然,从根本上来说,产业间贸易的产生得益于各国在生产某种产品时形成的比较优势,而此种比较优势的产生得益于各自的自然禀赋或技术差异等生产要素差异。例如,我国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故而能在国际贸易中凭借廉价劳动力而产生的产品价格优势形成成本比较优势,进而在产业间贸易中赢得广阔的世界市场。

(二)产业间贸易的基本理论

产业间贸易属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研究范畴,在发展中主要形成了绝对成本理论、相对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三种理论。绝对成本理论主要是指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的原则在于绝对优势或绝对利益,其基础在于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其观点拥有科学成分,然局限性也很明显。随后,李嘉图为修正亚当·斯密的观点,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各国无需专门生产成本最低的产品,只需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便可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获得利益。该理论显然更全面、深刻,然其劳动价值论并不彻底,且难以经受动态分析的考验。此后,俄林对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做了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往往出口其在生产中大量使用自身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产品,而进口其在生产中大量使用然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产品。

(三)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的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活动的基础主要源于生产效率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和产品产别与规模经济两个方面,比较优势催生的是产业间贸易,而规模经济催生的则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又称行业内贸易,是相对于产业间贸易或行业间贸易提出的现代贸易理论,权威经济学界对其解释为同一产业内具有较为严密的生产替代或消费替代关系的产品的双向贸易活动。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国家之间,故其反映了更高形式的生产力水平,其贸易结果也比产业间贸易更有利可图,其规模报酬也呈现出递增现象,是消费者异质偏好的结果,贸易利润来源于产品的差异性及其递增报酬。产业内贸易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是一种互利共赢和可持续的贸易模式。与产业内贸易相比,产业间贸易属于较低层次的贸易模式,不具有规模优势,但随着产业间贸易的深入发展,也会向产业内贸易转型。

二、中俄农产品产业间贸易的现状、优势与问题

俄罗斯与中国是世界上紧密相邻的两个大国,具有不同的农业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农产品需求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俄罗斯地广人稀,土地广阔,农业资源非常丰富,但受严寒等自然条件所限,农业生产波动性很强。从国际贸易模式来看,中俄农产品贸易主要得益于双边在各自农业产业领域中所具有的要素禀赋及其比较优势,即俄罗斯农业资源优势突出,拥有广阔的耕地、众多的水体和庞大的森林储备等得天独厚的农业自然资源,而我国则具有丰富的劳动力优势以及相对俄罗斯来说维度较低的自然条件优势。因而,中俄农产品贸易双边比较优势突出,要素禀赋差异明显,在需求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是一种拥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的产业间贸易。当前,中俄农产品产业间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中俄农产品贸易现状

从贸易结构上看,当前我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农产品主要为蔬菜和水果等产品,并从俄罗斯进口木材和水产品及其制品。我国还在俄罗斯境内发展果蔬产品加工产业,生产果汁、罐头和各种深加工产品,以提高对俄农产品出口的附加值。据统计,我国目前已在俄远东地区建立4个农贸市场及超过10个果蔬加工企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销售渠道。另外,我国还充分发挥丰富的劳动力优势,组织农村务工人员到俄从事乡镇企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及相关产品生产,还尝试在俄建立境外农业综合开发区,既充分利用了俄罗斯的农业技术和农业资源条件,也极大活跃了俄罗斯地方经济。从贸易规模上看,新世纪以来,中俄贸易连续8年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30%,且于2014年底突破900亿美元大观。在此背景下,中俄农产品贸易额于2006年达到21.8亿美元,2014年底有望突破50亿美元大观,占中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将超过5%。

(二)中俄农产品进行产业间贸易的优势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的工业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普遍存在,而在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不同的国家之间,往往出现产业间贸易。中俄两国虽同为世界大国,但俄国地广人稀,技术相对发达,农业资源非常丰富,中国虽地大物博,却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处于向工业化中后期迅速转型的关键阶段。总体来看,中俄农产品贸易虽然存在产业内贸易形态,但产业间贸易才是主要形态。中俄两国都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如俄罗斯的农业资源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充分利用wto提供的自由贸易平台,减少相关贸易壁垒,进行充分的产业间贸易。以中国为例,得益于地缘和自然条件优势,在对俄农产品出口中,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较多,所占贸易份额较大,且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蔬和肉类等,而俄罗斯在对华出口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则主要为土地或资源密集型产品,如木材和水产等。

(三)中俄农产品贸易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俄农产品贸易虽然在中俄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贸易水平层次不高,贸易方式单一,中国对俄出口主要以纺织等轻工产品为主,农产品所占比重不高。贸易结构也较单一。中国主要从俄罗斯进口海产品,向其出口蔬菜、水果及肉类等农产品。从中俄两国的农业资源条件、市场需求和生产潜力来看,许多农产品贸易的潜力未予充分挖掘。贸易秩序也不规范,主要表现为中俄农产品贸易受市场波动影响很大,且俄罗斯的经贸法规不健全,政策随意性很强,缺乏透明度,导致贸易风险提高,令诸多中方企业不敢在俄投资。同时,中俄两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水平也不高,如存在诸多检疫限制。此外,俄罗斯投资软环境不佳,民间贸易存在大量灰色清关,如俄执法部门近年来多次以灰色清关等位借口查抄中国商品。另外,中俄两国在农产品贸易中业缺乏足够的信息沟通,尚未建立畅通的交流平台。

三、推进中俄农产品产业间贸易的发展对策

中俄两国同为世界大国,地缘相接,文化迥异,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且有长期战略伙伴协作关系。可以说,中俄贸易现状良好,前景广阔,双方不仅存在产业间贸易的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而且存在基于地缘政治的国家意愿。从产业间贸易理论来看,中俄农产品存在普遍的产业间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此项传统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逐渐缩小。对中俄两国来说,农产品贸易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项,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完善双边农产品贸易机制,寻求在wto框架内减少相关贸易壁垒,采取切实措施全面挖掘双边农产品产业间贸易的巨大潜力,将中俄农产品贸易培养为双边贸易的新增长点,打造稳定、有序、规范和可持续的农产品贸易模式。

(一)制定中俄农产品贸易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近年来,俄罗斯致力于推进国内经济体制转型,尤其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背景下,其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农业生产能力也显著提升,扩大具有资源禀赋的农产品出口将是俄主要的农业外贸措施之一。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且与俄地缘相接,必然成为俄罗斯农产品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两国农业经济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将在中俄农产品贸易中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为此,中俄两国应当致力于依据两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去制定双边农业及贸易合作的中长期合作规划,促进一些大型农业合作项目和长期合作项目的对接实现,将双边农业贸易合作构建在长期稳定的框架基础之上。在双边农业贸易合作中,要充分发挥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协作平台,在不断深化双边国际政治协同的基础上推进两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为中俄农产品贸易中长期战略的制定提供保证。

(二)积极推进中俄农产品自贸区建设

近年来,俄罗斯逐渐重视其远东地区开发,中国也着力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战略”。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一大优势便是地缘相接,交通运输方便,而此种优势最明显的地区便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与我国的东北地区,尤其是俄罗斯的滨海边疆省与我国的黑龙江省等省份。中俄两国都有意愿以农产品自贸区建设推进双边农产品贸易。为此,两国应创造条件,积极推进黑龙江流域内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包括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州、阿穆尔州及我国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在内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区。在农产品自贸区基础上,还可进行深层次的产业配合,推进中俄农产品贸易由产业间向产业内转型,如俄罗斯可充分发挥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放宽我国农民到俄远东地区租地经营的诸多限制。双边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沟通,为我国在俄远东地区建设大型农产品生产基地提供条件。

(三)在wto框架协议内减少农产品贸易壁垒

2011年,俄罗斯经过多年入世谈判也成为wto成员国。中俄两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两国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之前,在中俄农产品贸易中,俄罗斯经贸秩序不规范、政策摇摆性强的缺陷也将逐渐得以更正,其灰色清关等不规范操作也将逐步消除。尤其是中俄农产品贸易中的诸多壁垒,如过于苛刻的农产品检疫等也将因纳入世贸规则而减轻。在经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还要大力推进中俄文化交流,增强wto框架协议之内的文化认同。为此,中俄两国都应积极利用加入wto的契机,推进本国外贸体制与国际接轨,严格执行世贸组织关于农产品海关检疫、物流包装、关税水平等的相关规定,将中俄农产品贸易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框架之内,灵活运用wto相关条款,对俄方提出的技术壁垒,要积极改进自身存在的问题,对不合理之处,也要予以积极应对。

(四)适时推进中俄农产品贸易由产业间向产业内转型